我妹妹与我-14

是人类的一种现状，所以它应该归于国家，而不是归于私人资本家。基于今日世界的情况，人们讥笑这整个要点，完全不去考虑它。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很难通过征税的过程而获得战争所需要的财源，譬如说，如果美国的财富集中在华盛顿，而不是集中在一百个不同的大城市，那么，美国人今日就会建十艘船与二十尊大炮，而不是像现在仅须建一艘船与一尊大炮。所有其他民主国家也是如此。49如果一个人了解以下的事实，那么他选择一种意识形态，处理他在一种新的社会学架构上的事务，就更能抵挡煽动家及其诡计的影响。这事实即：一个新政府为了获得权力而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从所有的人民中征收财富，以创造一种新的权威中心与权力；一旦这个新政府变得足够稳定，比起任何个人或个别群体来，显得势不可挡，能够提供恩惠，那么此时已经有一群利益团体者存在，并受到有支配力的领袖坚强的保护。利益团体比一般公民，即使他们恢复原来的捐奉，机会也更大。在新政府统治下，其理至明，一般公民会比在旧政府统制下更贫穷。50有些人指望共产主义的生活状态，就像指望科学与艺术可能成为营养物一样(科学与艺术大大改善了资本主义下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如此指望的人应该自问：共产主义状态的保护性，如何可能不同于以下这种统治形式的破坏性：统治者一个人的万能，导致他支配下的所有个人的才赋，变得枯燥无味。如此指望的人应该自问：我们从普罗阶级的独裁中所能期望的，何以会多于我们从墨西哥和秘鲁的皇帝身上所得到的?会多于法国人在路易十四的仁慈专制下所得到的?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仅由于不满他欺骗与纵溺的特权，所有的艺术与科学都停顿了，而在北方的英国，思想与行动独立的人却继续前进，超越他们整整一个世纪..5l对真理的追求，仍然是最伟大(以及惟一明智)的反叛形式。52只有当财产显得很安全，免于政府的侵犯时，财产才是神圣的。53文明，比起所有的一切，更是各式各样记忆之间的奋战。10.jpg尼采在西尔斯·玛利来的写作室1凡是无法经由信仰得到的东西，我们将通过神奇的方法去获得：因此我已经献身于魔术!我表现出浮士德的激进精神，努力要攻进“放荡生活”的王国，在怀中抱着裸体的海伦，像浮士德强暴那女人后一样喊出来：感觉是一切!在陶腾堡，我就是环绕着这种象征“无限色欲”的浮土德主轴旋转着，结果让伊莉莎自和那群反犹太人的伙伴感到很惊恐，他们叫嚣着要喝犹太人的血，但是却把婚姻关系外的爱，视为违背圣灵，在天堂或地狱中都不可原谅。我的重罪并不在于非常放纵地爱着那位斯拉夫族的海伦，而是在于屈服于歌德对肉体的恐瞑。由于这种对肉体的恐惧，一个女人那悸动着的裸体就被智力化与精神化了，一直到只剩下一种“文艺复兴”文化的象征，流浪者和他的阴影!歌德的梅菲斯特那种辩证的怀疑护住了我：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地狱。我们必定永远在地狱所在的地方——甚至在陶腾堡的伊甸园中跟我裸体的夏娃在一起时也是如此。2在获致最终的苏格拉底智慧后，我献身于魔鬼，为的是获得启迪：我知道我一无所知。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与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是被钉在我所爱的弟子的肉体十字架上，但是我选择后者，因为那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种幸福的痛苦。我以一种浮土德似的机敏去对抗我妹妹那种路德教派的愚蠢。在我所使用于《瞧!这个人》的那种影像中，我吞下了一瓶果酱，以便去除一种酸味。但是，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放弃海伦那悸动着的身体，去追求浮士德挖掘沟渠的举动，去追求我的人道主义努力，将它伪装在我的“超人”哲学之中，而社会主义者已经接收了我的这种哲学，以引进集体的“超人”、共产主义社会、“群众”的胜利。我这样做，得到了什么呢?我探测我那潮水似的内心，结果像卢克雷丢斯(Lu—cretius)用铅锤线探测宇宙一样，我发现了无底的深渊，于是我经由查拉斯图拉叫出来：可怕的不是高度。而是斜坡!在斜坡的地方．眼光向下投射，手向上把捉。在那儿。心在整个双重意志中变得晕眩。啊，朋友们。你们也推测我的心的双重意志吗?这就是。这就是我的斜坡与我的危险。我的眼光投向顶端。我的手宁愿抓住并靠在——深处13藉着我的“超人”与我的“金发野兽”，我努力要在“绝对”之中建立一座“巴别塔”(Babel’STower)，但是，就像巴斯噶警告同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一样，一座塔必须建在坚固的基础上，否则根基会出现很大的裂缝，对着可怕的无底深渊张口，对着象征“疯狂的失望”的陡峭深处张口。如果我的内心正在裂开，那是因为我感觉到基础在裂开，感觉到我的整个智力生命在内心之中自我毁灭，而我为了我的整个智力生命而牺牲了一切，甚至牺牲瓦格纳的友谊——他的友谊对我而言比海伦本身更珍贵。像耶稣一样，我告诉我的弟子“不要焦虑”，要善用你自己的碎裂片断，让它们成为通到“超人”境地的吊桥。但是，这座吊桥却吼叫着，发出雷鸣声，掉落在可怕的。‘虚无”中，留下了我，没有上帝，没有人类，只有一点点颤动着的证据，证明我还活着。但是，我带着那个惟恐人类很懦弱的“巨人”的恐惧心情，匆匆去防卫我的宿命，我的“反基督”神性，如此保护自己，免于基督徒女巫的伤害——她们是吸血鬼，藉着拉玛与妈妈，已经在吮吸我的血。酒神的巨魔呼唤着查拉斯图拉，反抗圣保罗的那个吸血基督让人沦入虚无——完全的枯竭——之中！4基督教和我的反基督教都诞生自憎恶的心境，但是基督徒憎恶生命，而我只憎恶死亡，憎恶“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无力的吻。因此，我的内心反弹，回归到中庸之道——就像巴斯噶所坦承的，如果没有中庸之道，我们就会放弃人性，坠人巴斯噶式的“自我嫌恶”的深渊之中。我拒绝最后的浮士德式的遁词：人道主义、对海市蜃楼无止尽的追求；歌德的托辞——伪装成普罗米修斯的热情。我拒绝这些遁询，为了追求“绝对”，结果，我剩下了什么呢?然后我的心灵与身体陷入黑暗之中，我跟垂死的歌德一样叫出来：更多的亮光!更多的亮光!我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再度肯定我对我的海伦的身体之爱，她那内在的神祗随着酒神醉酒的叫声——对生命本身的欲求——而摇动。在我的梦中，我拥抱着她那裸体的美，像一个“失乐园”中的片断，而这个片断会在热情之爱的表现中，奇妙地变得完整而又广大无边。她是我最后的偶像，我用那种从我们破碎时代废墟中所出现的神奇灵魂去诠释她。她的吻把我引向她。5这位善良的医生，抱持着英国小贩似的现实观点，永远不会了解我对海伦的需求——除了就“性爱满足”的粗野意义而言。就像那位笨人约翰·史都亚·弥尔(John Stu．art MilI)，他混淆了值得欲求的东西，忘记康德式的应该，忘记了“群众的热情”与“超人的高尚渴望”之间的差异——后者为决定性的宇宙本质所支配。他把灵魂的内在世界变成了一种涉及痛苦与快乐的客观逻辑，努力要基于他的“猪仔快感”原则，基于“理性享乐”教条，去治疗生病的心灵。这些医生在我四周徘徊，就像是狐狼在一只垂死的狮子四周徘徊。他们永远不会了解我的致命疾病，因为真实的情况主要是心灵方面的，而他们只会用理论去说明他们那种涉及外在感觉的猪仔世界，不曾进入阿拉丁那座涉及内心恐瞑的洞穴，里面活动着恶鬼、仙女、独角兽、人头马身怪物、恶龙，以及人类灵魂里所有充满活力又活跃的东西。他们排斥所有这些由创造性的想像力所创造出来的超自然事物，把它们视之为病态。对他们而言，宇宙树(tree of Yggdrasil)的根部不是在天空，而是在中产阶级的猪圈中——这种想法激起卡莱奇公正的怒气。6这儿的医生认为我疯了，因为我敲击桌子，大声叫着要更多的女人、更多的酒，以及更多的歌，表现出一种酒神的狂热，他们误以为这是淫乱症与色情狂。这些医生永远不会了解：我靠着无限的想像力量支撑着我的生命，将赫鸠勒斯(Hercules)与所罗门王结合在—起。这些医生永远不会了解t如果我想要的话，我能够清除中产阶级工业主义的肮脏马厩，同时还有时间与精力跟一千个女人睡在一起，满足她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些医生而言，我并不是上帝曾经待过的那个“拿破仑中心”，甚至不是置身在平凡的存在边缘，而是被赶进“空虚之境”，在那儿，患梅毒的放逐者在灵魂的“酒宴狂欢之夜”发出疯狂的叫声。他们错得多么离谱——这些文化市侩，这些穿着白制服的野蛮人，他们把死亡的苍白丢掷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透露出辉煌的精力与惊人的欢乐的酒神世界，他们在这个精神病院中，只专心地像猴子一样模仿墙外的疯狂世界。他们还没有经历“除智力化”的过程，而卢梭认为“除智力化”是健全的心智努力，是逃避所谓的文明的疯狂状态的第一个要求。这些博学的犬马以其普通的犬马水平，不会知道我正在努力要实现我的知识，正在像犬儒学派的狄奥根尼(Diogenes)一样，借着我的狂野恶作剧(horse—play)证明我的新福音——实行我的信仰。投进经验的溪流中，纵使水流淹没了我，湍流般的疯狂心智粉碎了我内心的梁木，把灵魂投进愚痴的状态中。7我的俄国海伦引导我进入女性的本质，进入苏菲亚，进入直觉、神秘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科学家与实证论者所无法捉摸的，因为这种知识位于他们下方，又因此位于他们上方。他们的视力有限，他们戴着“普通常识”的眼罩看待生活，并没有添加一种形而上，结果他们的心受制于感性、理性、情绪、知识的力量以及力量的知识。在我还未进入这间精神病院之前，我是经由一间精神病院的窗子看待生活的——像一位职业精神病医生——但是，现在我已经被急速安置进这间精神病院，所以我已经变成危险的心智健全者，努力要以萝那种洞识“未知”与“神秘”事物的女性能力，来平衡我的男性高傲。我第一次接触到生殖之神爱喜丝的女祭司仪式是在陶腾堡。爱喜丝在性爱热情的狂欢中消除了各种矛盾，包括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理智与感情之间的矛盾、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矛盾、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天堂与尘世之间的矛盾，’将它们全都融合在波伊姆(Boehm)的有机洞识力之中，像是一种巴赫的赋格或贝多芬的交响乐——灵魂中的正面与负面能量。在我还未遇见萝之前，我无法逃避统计与量化的科学领域，与瓦格纳和瓦格纳的信徒陕速进入音乐的内在避难所。但是我发现，瓦格纳的信徒是音乐的魔术家，他们把“我”和“你”，把男性与女性的两极溶进野蛮的血之崇拜中，而这种血之崇拜表达在脱莱契凯(Treitschke)的反犹太人历史中，以及我的妹婿佛斯特的雅利安人胡言乱语中。8难道是因为伊莉莎自感觉到我表现出充满活力的自省，向拉·罗契佛考德(La Roehfoueauld)与笛卡尔的榜样学习，所以她才扮演女性的伊阿果(Iago)角色，强迫我f云j死我的德丝德蒙娜(Desdemona)?——她的身体是一种备用大锚，是“瓦格纳大海”中的一只救生圈，因为“瓦格纳大海”把像我自己这样一位浪漫的水手抛向“爱之死”和“阴险的虚无主义”的岩石边。我已经说过，德国人是智力的骗子，费希特、谢林、叔本华、黑格尔、康德、莱伯尼兹以及席雷尔马契其实都是面罩的制造者。而我的妹妹努力要把我隐藏在玛雅人的面罩后面，隐藏在迷惑人的“瓦格纳梦魇”的面罩后面，所以我无法逃避她的盲目、乱伦的捕捉。于是我只有紧抓住我的俄国海伦的身体，才能够保持我对人类与超人的把握，才能够在她直率激情的奇迹中超越自己，重新把我的生命编织在“我”和“你”的经线与纬线之中，处于对立的两极的矛盾结合之中，所以她的爱的力量和我的结合成为一团象征狂喜与欢乐的明亮火焰。9现在我与“生命”的身体割离了，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让我的死愤怒地抗议我的生命被分割”。因此，我叫着要女人——更多的女人!——汶对我而言并不是背离“理性”，而是回归一种更健全的逻辑，回归耆那教徒的生命本质，回归阿尼坎塔华达的多面性，回归那悄悄进入“外部”的“内部”，以及那进入“内部”的“外部”，听从情欲的节奏，听从男性与女性的两极张力。我对萝的爱把我极化成隐形的宇宙力量。本来是边缘的我变成了中心，我的混乱状态变成一颗舞动的星星。现在，我被同化，被夺去个性，被溶解一而死亡吗?死亡吗?不，复活!我是酒神狄奥尼索斯！10那些敢爱、但不是以明智的方式去爱的人，对爱的力量感到失望。当我跟我的俄国海伦在—起时，她以那种微妙的斯拉夫人方式把我拉进爱的神奇圈子中，在那儿，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准备好剪刀要修剪我的爪子——我是一只猛禽，被投进基督徒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之中，他们正在质问预言者有关千禧年的事!也许命运注定让伊莉莎白的叛逆成为让我逃离耶路撒冷的一种方法，躲藏在罗马七山后面，如果有一种情况出现，那对我的生命任务而言会是多大的侮辱啊!我是说，如果我最后成为圣者的候选人——圣尼采，文化市侩的保护者，就像瓦格纳，他亲吻那象征谎言与欺骗的大脚趾!既然我是一种必死的命运——所有的文明前进的目标一所以很明显的，伊莉莎白对我的邪恶行为，就历史的观点而言是正确的，因为在历史中，善会变恶，恶会变善，就像斯宾诺莎与黑格尔的观念体系中所显示的——黑格尔只不过是斯宾诺莎在迎合我们那快速移动的工业时代的速度而已。伊莉莎白注定是要将她的生命与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就像拜伦注定要将他的生命与姐姐奥格丝妲纠缠在一起一样。11这种启示的闪光出现在我心中时，我正好跟彼德．力口斯特在精神病院庭院外面散步。加斯特告诉我说，我康复的情况很明显，同时又暗示说，我也许是假装疯狂，诉诸波德莱尔的主题：保持心智健全的惟一方式是逃避中产阶级文明，把自己锁在一间精神病院中。加斯特首先提到被社会唾弃的拜伦式人物，于是我撕开我的思想的面具，让他看到被社会唾弃的尼采式人物，他不禁感到很惊奇。可怜的加斯特只有此时才认为我是疯了，并且我也帮他培养这种错觉：我踢着一位无辜的旁观者的胫部。我时常表达一种观点，认为“真理”这位莎乐美舞女，不应丢下她的第七层面纱，因为裸露的、不害羞的“真理”会变成一位食人嗜血的野蛮人，要求圣者的头——并且把人头放在一个盘子上拿给她。最好的情况是，世人并不知道——至少在伊莉莎白的有生之年——伊莉莎白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就像奥格丝妲在拜伦生命中的角色。像奥格丝妲一样，伊莉莎自是一种缓冲器和一种盾牌，防止母性的暴君以那象征嘲笑与愚蠢的标枪投向她的反嘲讽，一直到伊莉莎自在我开始对女性发生兴趣时；自己也扮演起母性暴君的角色。为了保护她对我的支配力量，她引诱我去犯埃及人的罪，如此使我可能挣脱我那令人恶心的路德教派良知，因为她将撒旦本身与我的罪过相比。拜伦也感觉到自己等同于撒旦，他的喀尔文教徒的良知撞击在那块象征他自信的岩石上——他自信自己已经超越最大的罪人曼弗雷与开殷，达到终极的邪恶状态。经由奥格丝妲，他能够坐在“撒旦阁下”的宝座旁边，也就是叔本华安置在天堂中的“撒旦阁下”。但是，伊莉莎白更加膨胀了我的自傲：我无法忍受撒旦般的妥协，允许“统治者”在我上方，所以我就倒立着，成为“超人”——“宇宙的君主”。就像我已经写下来的：“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怎么可能忍受没有上帝，因此。并没有上帝。”12萝所反抗的就是我这种撒旦般的自傲；她贬低我，让我符合她的爱与热情的标准，而她的爱与热情是人类的，太人类了。萝是我的好天使，与坏天使伊莉莎白作战，因为伊莉莎白藉着我们所共有的对于重罪的意识，而激起我心中的魔鬼成分。她使用各种地狱策略，把我从我的俄国海伦身边拉开，而由于我自己是斯拉夫人，一个源于高贵祖先的波兰人，所以伊莉莎白的胜利，就我们斯拉夫民族而言是一种双重的挫败。我以悲伤的心情透露这一切，是因为我仍然跟基督教西方的其余部分，一起承担着同情的重轭，而我已说过，有一种重大的危险存在，那就是，人类将因他们所认识到的真理而流血至死。悲伤的知识已经缓和，成为知识的悲伤；我们意识到拜伦的抱怨：“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由于我不认为我这种自白会公开——除非当妈妈、拉玛、萝以及我自己都投进了亚伯拉罕(或撒旦)的怀抱一所以，我可以冒险说出这个惊人的事实，所根据的是斯宾诺莎的格言：宽恕即是遗忘。所有的账都会在“永J叵”中结清，不会对那些不敢承认事实——甚至对后代子孙亦然——的知识骗子表示恶意，也不会对他们表示尊敬。我死后的五十年，‘当我成为一种神话，当西方世界隐没于黑暗时，我的星星将闪亮在苍穹中，并且藉着我所发出的亮光，我的“权力哲学”将被重新检视——不是作为一种权力，而是作为“上帝”。13这儿的一位愚钝的管理员引来人们强烈的笑声，因为他自称是圣彼德，告诉他的医生说，上帝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