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妹与我-12

经》的每一段、每一行。我是在莱比锡的一间妓院中第一次遇见了那种针对“伯爵夫人”的暗黑“平衡力量”，那是一个半印度血统的女孩，是一位欧亚混血儿，那涂油的芬芳身体透露出远东的气息。那身体经过好几世纪的熏陶，经历了所有的热情，一直到色欲本身变成灵魂的一种姿态，不知有欲望，只知道情欲的实现。像“伯爵夫人”一样，这朵东方的暗黑之花让她的肉体成为世界的欢悦中心。但是她的狂喜没有受到良心的不安所污染，她自由地献出自己，没有罪恶感，就像伊德蒙的女孩们在一种符合大自然节奏的自我放纵仪式中，把自己献给以色列人。但是，啊呀，迦南的女孩们染上了文明的疾病，将自己的腐烂传染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们，造成他们的毁灭。我把自己骨头的腐烂与脑部的腐烂，归罪于莱比锡妓院中这位美丽的欧亚混血儿，她的巨大的大腿包含了毒素，毒死了海涅与我，因为我自认已经死去，沉迷于对自己的身体、心智与灵魂的验尸，如此让未来的验尸者感到为难——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偏见来判断我，会从我的内脏中抽取枯燥无味的道德演讲与寓言。床垫坟墓上的海涅，以及置身在精神病院坟墓中的我，都能够欣赏那种称之为“耶和华”的宇宙性“反讽”。耶和华把我们投进一个暗黑、肉欲的维纳斯的怀中，然后以梅毒的闪电摧残我们，粉碎我们的身体、心智与灵魂，因为我们胆敢犯下最大的罪——爱的罪。我的很多同学法兰克尼亚人都被这种疾病所袭，但他们都及时治愈。而我，由于表现出普罗米修斯的自傲以及致命的疏忽态度，所以让毒素在我体内累积，一直到我像一道阴沟，充满了贫民窟的腐烂废物为止——贫民窟的女孩去当妓女，在一个把穷人推向贫穷与淫猥境地的城市上施加报复。梅毒是穷人对抗富人的武器，我的疾庸也许传染给了“伯爵夫人”，因为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一个患了蒙古症的白痴，那无疑是我们通奸所造成的恶果。虽然我以一种解脱的心情从普佛达奔往莱比锡，好像黎奇特(Richter)的最后时辰的天使终于放弃，没有用她黑色的翅膀把我带走，但是，我却无法把“伯爵夫人”与那位欧亚混血儿从自己的血中驱走。她们是亮光与阴影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我看到一只白鸟从精神病院的窗口飞过时，我就想起“伯爵夫人”与那位欧亚混血儿，她们把我的宇宙分成白色与黑色，一直到它们在我们这个死去的、溶解中的时代的模糊灰色中融合在—起为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愚行，提尔克(Tieek)在写给柯普克(Kopke)的信中这样说。具有宇宙性反讽感的提尔克会欣赏我的生命困境，欣赏我对爱的恐惧。这种对爱的恐惧与一种对恐惧的爱结合——恐惧憎恶的滋味会被根植在我心中——强迫我离开乱伦之乐的恐怖，进入患梅毒的妓女以及高级娼妓的怀中。上了釉的尸体，散发麝香的骷髅，洒了香水的头颅在我所属精神病院的窗子上疯狂地嘎嘎作响——这些是我生病的脑中所想像的可怕影像，坚硬的幽灵在裸体四周旋转，“伯爵夫人”的白色身体，为自己的裸体所惊，把自己的恐惧转变成对残酷性爱的崇拜。然后，作为对“伯爵夫人”的陪衬，那位欧亚混血儿的黝黑、肉桂色身躯，厚颜地展示着裸体，欣喜于男人会被裸体所吸引，就像苍蝇被蜂蜜所吸引一样。我致命的弱点、缺陷或愚行(提尔克喜欢这样说)就是‘吖白爵夫人”，她在我的心中象征了人性的脆弱，而人性的脆弱以后迫使我完全放弃人类，把陷入危险的信，亡、转向未来的“超人”。她的坟场魅力，像维纳斯的那种解体的美一样，对我产生了一种无可抗拒的诱惑力，以后我努力要克服它，投入到瓦格纳的音乐之中，投入到他的情妇柯希玛一我所梦想的布露恩希尔德(Brunhilde)——的怀中，但是，让我深感忧伤的是，我发现瓦格纳与柯希玛都是我努力要逃避的颓废、市侩世界的一部分，而瓦格纳主义只是西方衰落的另一个征象。瓦格纳就像波德莱尔一样，只是创造了一种新的颤抖，就像雨果所说的，而我感觉到，这种颤抖已困在金发的“伯爵夫人”的冰冷拥抱之中。“伯爵夫人”来自想像的世界，它就是“永恒”的世界，因此跟随着我，一直到生命结束。如果我们接受柏拉图的命题，即人的心灵是不朽的，她也许会超越坟墓而纠缠我。我有时怀疑：她是可见的世界的人吗?还是由我内心的需求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幽灵?即我的内心需要把我们野蛮本性的乖僻行为在肉身之中具体化。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跟法兰克尼亚人大步前进，因前夜的狂欢而显得很兴奋，叫着又唱着，但却痛苦地意识到，我那套阅兵制服的裤子在臀部裂开，露出一片羊毛内裤。然后，她那快乐又冒失的笑声，闯入我不自在的情绪之中，我知道“伯爵夫人”已经永远跟随她的猎物了，她决心要追捕我，让我屈服于她的意志之下。在学生常去的一间意大利餐馆中，她透露出一件事：她是一位寡妇，伯爵厌倦了她的放荡行为，把自己锁在马厩中，烧毁马厩，饮弹自尽。我清楚地记得她的丈夫：留着胡子，衣着讲究，看起来像一位东方官员，很庄严地坐在一张位于高座上的天篷椅子上，跟我讨论哲学、语言学、神学、政治与军事科学——是我正在探究而他却一无所知的题目。一旦他发现自己所仰慕的美丽又年轻的妻子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将自己皇后似的血统与像我这样的平民混杂在一起，他那种贵族的高傲就遭受到致命的冲击，而报复这种侮辱的惟一方法是自杀——就像东方人在不共戴天的敌人的门阶上自刺身亡一样。她使用一种珍奇的香水，而我吸进这种香水，便存活在她的白皙身体的芬芳之中。她那白皙的身体遮蔽在白丝绸之中，终结在一个假髻之上，假髻上飘动着一根羽毛，象征我心灵的挫败。我溺死在她的身体之中，溺死在一阵白色的叫声之中，同时我四周的世界在诸神的微光中变成灰色。她在床上伸展着裸露的身体，要我跨过她的身体，而她画着十字，并且对自己这个谜样的动作爆出狂喜的笑声。然后，她告诉我说，她有一位情人是一名主教，在床上颠踬跨过她的身体时总是画着十字。在她那乖僻的想法中，我是一位路德教派的牧师，如要享有我，只有将自己的欲望混合以禁忌感，就像孟特丝班夫人那样的人，进行亵渎神圣的“黑弥撒”仪式，享受着裸体的狂喜，享受着遭天谴的挑逗性的颤抖。6我对宗教的轻蔑，是那位男性的伪君子和那位女性的伪君子——即“伯爵夫人”与她的主教——所造成的。他们两人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基督教由于否认身体而导致了对身体可能的病态沉迷，而虔诚导致了假正经，假正经又导致了乖僻的行为。基督教的上帝实际上是撒旦的一个面具；因此，“魔鬼”在教堂中发现了最热心的崇拜者。虽然我那时已经到达十八岁的成熟年纪，但她仍然对我做爱的方式吹毛求疵，然而我却十分成熟，足以迁就她，并且说道：你不能总是拥有胜过任何观念的一切。在文学或爱情的领域中，情况就是如此。我挡开“伯爵夫人”的短剑刺戳，是藉着观念，不是藉着侮辱，而她比以前更依恋我，在我身上发现性爱的崭新一面，即智力的热情可能跟肉体的狂喜一样具有肉欲与销魂的成分。我跟“伯爵夫人”讨论神学、哲学与音乐，而她似乎以一种直觉的了解掌握我的观念，时常让我觉得，女人的心智胜过男人，因为她们更接近大自然的宇宙性智慧。我带她去音乐会与戏院(或者毋宁说她带我去，因为她买票)。有一次，我们听巴提在《胡格诺教徒》中的演唱，结果她惹我生气，因为她说那种音乐具有犹太人的成分且又很猥亵，理由是作瞌者为梅耶比尔。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文化的势利眼，试图把艺术限制在民族的界线之内，好像创造性想像力的产物——灵魂的永叵气息能够被压制在时间与空间的泥泞的四壁中。以后，瓦格纳指出梅耶比尔与其他希伯莱艺术家透露出犹太人的威胁，于是，我就认定瓦格纳是—位没有教养的人、一位市侩，特别是因为梅耶比尔曾帮助他，使他的颓废音乐迅速获得大众的赏识——虽然这种音乐回响着一个现金①世纪的野蛮成分，而这个世纪的文化胜利是在股票市场之中。“伯爵夫人”对犹太艺术的不喜欢并没有伸延到犹太金钱(犹太金钱是国际性的)，她毫不犹疑地与一位巴黎的犹太银行家私通，当时这个银行家正在莱比锡拜访朋友。我置身在一种不受人羡慕的情势中——地位不如一位犹太亿万富翁，这位亿万富翁是一个真正的贵族，血统与教养都是如此，让我感觉到自己地位卑低，只是贫穷的中产阶级父母的一个儿子。此时，我就幻想自己是—位波兰伯爵的后代，这位伯爵的马厩中满是纯种马，骑着野马，技巧胜过“伯爵夫人”的丈夫。这种幻想一直持续到我成为一名骑兵军官，骑上一匹战马，导致极不幸的结果为止，因为我所受的伤深入我的生命之中：我是马背上的一名乞丐，奔向灾难性的失败，奔向身体、心智与心灵的完全崩溃。有一次，我带“伯爵夫人”去参加古龙地方的音乐节庆，管弦乐队演奏韩德尔的《埃及的以色列人》。这种旷野的音乐会，经常让我感动的情况是以下两种人之间的明显对照：第一种人是戴着珠宝和过度打扮的听众，自命不凡地坐在座位中，接触音乐的充分影响力；第二种人是置身在旷野外缘的下等人民——乞丐、赶牲畜的人、做苦工的人以及退休的妓女，他们伸展着手臂，失散的片片音符飘过他们上方，好像他们是无法被捕捉到的祈祷者，乘着交响乐的翅膀奔向那象征人类希望的“幸福岛屿”。可真是凑巧，那位巴黎的犹太银行家在音乐会上出现了。他的财势比我对韩德尔的音乐之美的动人研究还有力，因为不久后他就被安顿在我的位置上，而我则慢慢移到外圈——那群穿破衣、年纪大、遭受天谴的人之申、，在一个破碎的、解体的世界中捕捉破碎音乐的失散音符。我感觉到希伯莱人的痛苦——他们在埃及流血，没有获得韩德尔的帮助。但是，我没有憎限这位巴黎的犹太银行家夺去我所爱的“伯爵夫人”，对这位富有的犹太人反而心中充满赞赏感觉。他像一位男巫一样，能够驯服那象征世界的憎意与轻蔑的狂野浪潮，把他的金块的黄色魔咒施加在浪潮上。8当这位巴黎的犹太银行家跟“伯爵夫人”置身在“应许之地”时，我在那群穿破衣的人之中瞥见一位欧亚混血儿在聆听韩德尔，她看起来像那位在普佛达妓院的黑肤妓女的孪生姐妹。她不像一些妓女退休时那般威望与荣誉加身——如杜·芭莉在英国退休时的情况。这位混血儿一生奉献给维纳斯的惟一成果就是眼睛四周那不体面的黑眼眶、一张化脓的嘴儿、一个流脓的脸颊，让我感到惊吓，也让我感到好奇，因为这是解体为疾病与死亡的维纳斯，是波德莱尔的爱神，是中产阶级的妓女，在腐烂时显得得意洋洋——左拉在《娜娜》中所描述的妓女。那一夜，在一阵自卑与屈辱的心情中，我跟这位生了恶病的丑女人睡觉。现在，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在每日呈给主治医生的报告中，正计算着我的病理结果。这位主治医生像耶和华一样在善与恶的可怕天平中衡量着我。我已经写过，并没有道德现象这种东西，只有对于现象的道德诠释。伪善的医生们把我视为“天才发疯”的可怕例子，因为我蔑视“十诫”。他们是以平庸者的身份对有才能又杰出的人进行寻常的报复，而有才能又杰出的人只能由他们自身的标准来判断，不能由那些为群众而设定的标准来判断。9“命运”惩罚我，不是因为我的恶德，而是因为我的美德，也就是我的道德抑制。这种道德抑制使得我无法充分实现我的哲学，就像歌德与乔洽桑把他们的罗曼史转变成文字出版，弥补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裂痕一样。正如罗贝尔，我努力要把生活与创造性的想像力放置在分开的范畴中，为了哲学而消灭哲学家，忘记存在与思想之间存有一种活生生的关联性，一旦这种关联性中断，艺术家或哲学家就会投入病态与疯狂之中。这是脑科医生所不了解的：他们就像我的妹妹那样天真，我的妹妹举起双手，表示庄严的恐惧，因为她发现我在陶腾堡实行我的哲学。在陶腾堡，萝·莎乐美这位俄国的女犹太人，她的智慧与性欲的热情媲美乔治·桑，提供自己的身体，作为对我那追求“整体”与“明智”的意志的献祭。萝·莎乐美不像‘‘f白爵夫人”，因为“伯爵夫人”的爱是一种野蛮复仇的形式，是一种根绝我的生命的淫荡。萝?莎乐美则消除了我对不朽所感到的羞愧，如此以恢复我对男性气概的自傲，因为圣保罗对于肉体的恐惧正在暗中破坏了我的男性气概。这是要让脑科医生沉思的事情：并不是我的恶德，而是我的美德，引起了我的生理、道德与心灵的崩溃。我大学时代被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比我的医生和朋友认识到的更能说明我的情况。在古龙地方，在与“伯爵夫人”和那位欧亚?昆lfrIJ D的经验之后，我要—位男士指引我到一间饭店，但他却把我引到一间声名狼藉的妓院。妓院的女孩脱衣的各个阶段，都在我面前炫耀她们精心设计的裸体，试图以淫荡的姿态、色情的目光以及猥亵的笑话刺激我。全裸与半裸的肉体散发出妓院炎热、淫猥的气息，我挣脱那气息形成的紧密的圈子，冲到远处角落的一台满布灰尘的钢琴旁，敲出一个狂野的和弦——是针对一个妓院化的宇宙的怒吼，因为这个妓院化的宇宙所发出的压迫性气味，像棺木盖一样压在我们的商业文明上。由于我恐瞑社会的妓院，所以我才听从妹妹的请求，放弃萝‘莎乐美，因为我的妹妹知道我在青春期沉迷于“伯爵夫人”与那位欧亚混血儿，并且她也强迫我相信，萝是冷感、乖僻的金发女孩与阴暗、肉欲的黑发女孩的结合。我在性爱方面被钉在十字架上，位于两个小偷——黑一白——之间，而拉玛把我从十字架上救下来，却把我钉在一种更可怕的命运上，藉着乱伦的渴望要求在我那受折磨的生命核心，进行一次秘密的圆房。10基督徒的无能之爱，导致我的妹妹不顾一切努力要在一种秘密与禁忌的性爱领域中自我完成。我的母亲训练她要抑制自己的自然性感情，结果她发现了一个事实，但已经太迟了，那就是，她努力要压抑自己的性欲，但却只是释放出一股秘密的、变态的激情湍流，形成一股丰沛的洪水，猛烈冲击她自己的生命，一直到她变成一种破坏性的自然力量，冲破所有的道德与文明篱障为止。她开始去爱自己最不渴欲的，而我却投身进入的她那非法激情所形成的危险暗流中，这种激情把我们吸进其潮水般的意图中。歌德式的德国人抱怨说，啊呀．两个灵魂栖息在我的胸中，其实他们是在欺骗自己，因为我们是欺诈的民族，想像我们是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变换方向，而其实我们本能上是野蛮人——像拉玛以及像我自己那样不知悔改的野蛮人。但是，我虽然憎恨德国人，却仍然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圣奥古斯丁比斐拉吉斯的信徒和卢梭的弟子更接近事实：人性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野兽的污点。达尔文只是确定了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的想法：我们全都受到原罪的诅咒，所谓原罪就是我们在亚当之前的原始兽性的罪。德国人的野蛮，他们的条顿民族的狂暴，只是人类的非人性的一种强化。当欧洲人陶醉于卢梭的梦，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之树”四周跳舞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那种灼热的浪漫主义会撞毁在拿破仑的巨石上，就像在今日，我们认为人性是可能完美的想法撞毁在我们猿猴遗传的石墙上。我说过，诗是人类最高的形而上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诗的热情已经遮蔽了一个严酷的事情：我们其实很接近老虎与大猩猩，而“天使般”的女性很接近最佳的丛林，所以我连人类是否可以变成人类都怀疑，更不用说变成超人了。11我年轻时存有歌德式的想法，认为“永J叵的女性”可以把人类提升到象征“完整”与“健全”的天堂，其实，这只是一种乖僻的努力，也就是说，在我把上帝丢出窗外之后，又努力要让他经由我生命的后门进来：无神论是一种苦酒，需要强有力的胃来容纳。但是，我与“伯爵夫人”、那位欧亚混血儿、我的妹妹及很多其他同样类型女性的经验，却导致我获致—个可悲的结论：女人并不是比男人更高贵的生命，只是我们对于神{氏以及半神{氏的需求导致我们把“永恒的女性”奉为神{氏，就像我们赞美普罗米修斯式的“超人”，或者对天才屈膝，一如我对我自己的“伟大”鞠躬一样。在大学的日子，我和其他法兰克尼亚人向女演员荷薇格‘蕾贝欢呼，或者疯狂地爱上佛蕾德丽·格罗斯曼的轻快顽皮的幽默，我们唱她的歌，在喝啤酒时为她敬酒，但是这些舞台上的美丽女人，只不过是我们性爱或审美想像的虚构对象。男人的悲剧是：他将戏院的舞台与人生的舞台混为一谈，女人在客厅以及卧室中比她们在舞台脚灯之前演得更高明。她们为自己裸露的身体穿上了“魅力”，像尔丝色(Esther)—样在香料中把皮肤泡软，浸在棕榈油中六个月，又浸在肉桂中六个月，然后在皮肤上洒香水，出现在君王那被迷惑的眼前。如果亚哈苏鲁斯(Aha．suerus)都被愚弄了——而他曾和数以百计的女人交往——那么，读者也许会原谅可怜的佛利兹·尼采这位小牧师将“伯爵夫人”与那位欧亚混血儿跟上帝本身混为一谈，认为她们的身体是进入天堂的门径，是进入永恒幸福的大门。12就像波德莱尔所说的，每个人都是自身的幻想吐火兽。我们被怪异的幻想所压扁，而这种怪异的幻想就是我们自己。但是，女人尤其是被她们的“性”所出卖，以至于相信自己是不朽的女神，能够把情人从私人的地狱提升到性爱欢悦的天堂。像“伯爵夫人”、柯希玛·瓦格纳或甚至萝．莎乐美等女人，只不过是甜言蜜语的性感猫儿。那柔软的身体与丝绒似的爪子永远潜进男人的灵魂，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造成道德与心灵的大破坏。如果歌德能够稍微深入探究女性的本质，他就会描述第二位维特——不是因为爱情受挫而被迫自杀，而是因为爱情在肉欲上获得实现而被迫自杀。数以千计的维特在精神上自杀了，撞击在色欲之轮上，但只有一位维特因为某位愚蠢的女仆拒绝对他的性爱热情张开大腿而自杀。像萧里尔(Schoreel)①一样，我将为我的艺术而活 (如果我能够活的话)；女性已经丧失对我的所有权利。一个民族的生命在于其艺术家，也就是在于那些具有创造性智慧的人之上。如果你杀死艺术家，你就杀死了—个国家的生命。我已经自认是—位艺术家而不是—位思想家，已经把诗视为形而上的最高圆满状态。但是，就算女人已经导致我生理与道德的毁灭，她们也只是善讽的耶和华所使用的一种盲目工具——耶和华把我们推进痛苦的境地中，让我们由此探究生命的真正意义。我确实能够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说道：我爱过，我也受苦过；但尤其是。我能够很真实地说。我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