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停止的那一天-4

“请等一下，”我对父亲说，然后放下话筒，像游魂一样走到护士站，敲敲玻璃窗，对值班的人员说，“能不能麻烦你跟我父亲说一下?”她从值班的小房间出来，跑去接电话。我在一旁听她交代我父亲如何办“夏诺”的出院手续。讲完之后，她把话筒交给我。　　“夏诺是谁?”我父亲问道。　　“这事说来话长，”我说了之后又补上一句，“这是长途电话。”我还是知道该怎样应付我父亲的。　　“说的也是。”他回道，然后说他会尽力把我接出去。我嘴巴上道谢，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大声地阻止我。在我心底，我知道这么做是错的，我不该再回去。不过这个消息让我的声音大乐。“肯恩要回去见他的小弟了，”他们开心地叫道，“噢，多温馨啊。我们就要见到乔伊，那个乖宝宝。真是叫人等不及了……”我将回家的事让声音这样开心，只增加了我的不安。　　科罗拉多州政府知道有人愿意承担照顾我的责任，高兴到提供从丹佛到康乃迪克州的免费单程机票。不过，首先他们得把我打理到能见人才行。他们把我住院期间留长的头发剪到合宜的长度，但对于我长期住院而苍白的脸孔，则无能为力。不过，我很意外，当初我临时出走，留在洛根堡中途之家的那一箱衣物，竟然被他们找了回来。出发那一天，我挑了一件褐色的衬衫和同色的长裤，配上棕色的领带——卡尔特别中意的一条。他们用医院的救护车把我送到机场，两名看护随侍，一直到我登机为止。那班飞机中途不停，我父母则会在终点接机。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2)　　“他们终于把你赶走了，”声音如此对我说，“不过，至少把你打扮得风风光光的。”　　我不知道我父母认不认得出我，因为这十年来，我外表变化不少。不过，显然变得还不够多，因此在入境室我父亲迎上来时，我们一眼就认出彼此。外人也看得出来我们有血缘关系。　　父亲陪着我去领行李，并坚持要替我拎到停车场。他那辆绿色的日本轿车就停在那儿，我母亲坐在车子里等我们。我乍看到她，吃了一惊，她竟然长得那么像外婆。　　我们沿着八十四号公路往丰富镇驶去。在一小时又二十五分钟的车程里，为了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默，大家勉强聊着怪异的话题。我父亲大谈他支持的匹兹堡队最新的状况，我母亲则说乔伊迫不及待想见到我。我请他们多告诉我有关乔伊的事情。显然他们很欢迎这个话题，开始热烈地赞美他的好性情，说他喜欢运动，橄榄球、棒球方面都很出色等等。没有人问我的状况，我也没有问起外婆出殡那天的事。大家都保持在安全界线里。　　老房子比我印象中要小，里面的摆设也变了样。原本是外婆住的那个房间，现在成了我父母的主卧室，他们原先的房间则改成贮藏室。乔伊睡我的房间，地下室改成起居厅，里面放了沙发、电视、运动器材和一台电唱机，那是多年前我收到的圣诞节礼物。这个地下室，他们说暂时充当我的房间。　　然后，乔伊出现了。我第一眼看到他，就像见到过去的我。乔伊腼腆地跟我打声招呼，问我晚饭之后要不要跟他一块玩橄榄球版的电子游乐器。我说我有一点累，能不能明天再跟他玩。他随即问起我搭的那架飞机，但我不记得是哪个机型，这让他有点失望。他问我有没有看最近的球赛，他知道每一个球员的成绩。他把他们一一说给我听，显然试图赢得我的好感。　　我一面听，一面对这个少年——我父母理想中的我——感到无比着迷。餐桌上，他也说个不停。不过，最后他被我父亲赶上床，毕竟，他明天还要上学。　　我问母亲能不能看外婆的相簿，她说要陪我一块看。我们翻着相簿，看到外婆由一个宾州小姑娘，成为果园主人的美丽新娘，最后怀里抱着我四岁大的母亲。母亲突然转头，以不同寻常的温柔对我说：“你一直是她最宠爱的孙子。她总是叫你‘我的心肝宝贝’。”接着又说：“你外婆是你最好的朋友。”这我知道。回到和家人一起生活的地方，手里捧着外婆生前的记录，强烈的失落感蓦然从心中升起。　　这时已经入秋，凉风从加拿大冰原一路吹来。我突然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我想，到外面散散步，也许能重新振作我的精神。　　“我要出去一会儿。”我说。我父亲看我一眼，把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我还在他监管之下，能不能自由行动，由我的表现来决定。　　“好吧，”他生硬地说，“不过，十五分钟后得回来。”　　我走到附近的社区活动场地，在橄榄球场的看台坐下来，开始哭泣。毫无疑问，回家是一个错误。这里是声音首度造访的地方，而他们仍盘踞在这儿，不过力量更强大了。他们持续操控着我的生活，再次要将我引上毁灭之途。恐惧之情充满我内心，但我不想在家人面前崩溃。或许，我就只住几天，然后谢谢他们的招待，和小弟握握手，自己安安静静地离开。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命运自有他的安排，事情转向了不同的方向。　　在我回家住的头几天，声音安分许多——就像周末购物中心的人潮，听得到声音，但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在我离开布伯罗州立医院时，院方开给我两周的药量(他们认为到时候我应该就能找到一位新医生)，不过，我一颗也没吃。我把它们存起来，打算用来自杀。这年早先的时候，我就在构思这个计划。因为在医院时，我听到工作人员说，有一个东部的女孩子把抗精神病的药物混着酒精一块吃下去，结果虽然保住性命，但陷入脑死的昏迷状态。我喜欢这个主意，杀死我的脑，还有从脑部跑出来的幻听。　　为了知道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跑到镇上的图书馆去。(事前，我母亲还打电话到我父亲上班的地方，问他我是否能出门。“告诉他不要太晚回来。”我父亲这样交代。)图书馆的柜台已经换了服务员。我问她知不知道有一个少女，因服用药物不当而陷入昏迷的新闻。　　“噢，你指的一定是凯伦·安·昆兰(KarenAnnQuinlan)，”她马上回道，“真是令人遗憾的事。”然后她叫我去找一找一九七五年三月到五月份的报纸，还指给我看存放旧报纸的地方。我很快找到我要的资料，原来她服用的是抗焦虑的药。我把药名记下来。　　我回到家时，天色已经暗了，我母亲显得很担心。“对不起，”我说，“你也知道，我一到图书馆就忘了时间。”我申请了一张借书证，打算过几天把肯恩·凯西(KenKesey)的作品《飞越杜鹃窝》(OneFlewovertheCuckoo’sNest)借回来。这本书后来改编成一部得奖影片，由杰克·尼克逊(JackNicholson)主演。不过，我从这本书上没有得到什么新的资料，里面所谈的都是我已经熟悉的事情。　　母亲正要准备晚餐，我表示要帮忙，还把我以前曾做过厨师的事告诉她。我想她认为我又在编故事。她说：“我一个人做比较顺手。”我于是退回到我的地下室，翻看一沓唱片打发时间。当我翻到离家前买的最后一张唱片《停止运转世界，我要下站》(StoptheWorld,IWanttoGetoff)时，我为之一震。显然那时我已经有预感，因为唱片的主题正符合我此刻的心情。我把它放到唱盘上，静静地聆听。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3)　　乔伊已经放学，正在他房里做功课，我母亲则在厨房煮饭。过了七点，我听到我父亲的车子开上车道。乔伊一听到他进门，立刻从楼上飞奔而下，把他今天在橄榄球场练习，以及教练还无法决定他要打哪个位置的事，一古脑儿全都告诉我父亲。　　“四分卫，”我父亲说道，“叫教练让你打四分卫，否则就叫他来跟我谈。”到了晚餐的时候，话题从橄榄球转到学业成绩。乔伊是班上的优等生，但我父亲要求他下一张成绩单上只能有甲，不能出现乙等。“我要你做一个品学兼优的运动员。”我父亲对乔伊说道。乔伊严肃地点头。　　晚餐结束后，父亲把我找到后院，坐在台阶上谈话。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不知道他是不是决定要把父爱延伸到我身上。我还没坐定，他就说已经替我找到一份工作。“是制造医疗器材的工厂，他们需要质检员，”他说，“工厂就位于华特贝里市区，所以早上我可以顺道载你一块过去，晚上你自己搭公车回来。星期一就开始上班。”说着他带上一句祝福的话：“这份工作很容易，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　　“谢谢!”我说，快速地报告一遍过去几年我曾在庇护工厂做过的事。他听了点头表示赞同。　　“我希望你和你弟弟相互熟悉，”他说，“但我要警告你，只要让我看到你出现怪异的举动，我马上叫你离开。你明白吗?”“是的。”我接着问他我是否要再继续接受治疗。　　“院方的人是说你需要看心理医生，”他回道，“我会去四处打听一下。不过，我不准许因为你的关系，惹得外界对我们家闲言闲语。一旦你有收入之后，我希望医疗费由你自己负担。至于食宿，我会和你妈商量出一个合理的数目。”　　谈话就此结束。　　我于是开始上下班的制式生活，我父母很少来过问我的事情。而乔伊，就像在运动场上力求表现一样，继续努力争取我的认同，试着让我投入他感兴趣或热衷的事情上。我虽然欣赏他努力打破隔阂的决心，但看到他在生活上样样顺心，不免产生妒意。我没有对他说出这一点，但却保持疏远的态度。我感觉到他似乎知道我在嫉妒。　　父亲替我找来的那份工作倒不坏。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穿着白夹克，戴着白帽子，透过显微镜头，检查医疗器材上某一段线路的两端是否接在正确的位置上。跟以前一样，我发现重复性的工作能带给我特别的慰藉，降低我幻听的程度。很快地，我开始增加工作时间，因此工资变得更多。虽然因为加班不能按时回家吃饭，但父亲对我这样的表现却很欣慰。乔伊对父亲减少对我的批评这一点感到高兴。表面上，我们的生活似乎很平静。　　只是，我还没有放弃杀死我大脑的计划。　　主宰者对这一点很满意。他对我说：“长久以来，这是你第一个明智的主意。”我看见他满意地用尖细的舌头舔舔他单薄的唇瓣，露出锐利的牙齿和犀利的目光。“只要把药丸吞下去，让自己沉睡，永远沉睡，就这么简单。凯伦·安·昆兰已经体验到这个滋味，你很快也会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开始接受华特贝里一名精神科医师的治疗。他开了两种药给我，一种治疗幻听，一种治疗焦虑(我向他抱怨我有焦虑的状况)。但我两种药都没吃，把它们存起来作为日后之用。我在工作地点附近发现一家酒吧，下班的时候，我有时会到那儿喝两杯。我告诉酒保我有焦虑症。“但我宁可吃药，不想用酒精来镇定神经。”我说，“不过，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弄到那些药。”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有办法用不错的价格弄到一种抗焦虑的药。翌日，他卖给我一整瓶，正是凯伦·安服用的其中一种(另一种我的精神科医师已经开给我了)。声音和我一块举杯庆贺：“这一次你终于可以完成任务，成功地了结你的生命。”　　加班的日子，我常带着酒味回家。我父亲嘴巴上叫我停止喝酒，但既然我没有(还没有)引起任何麻烦，他也就没真的制止，因此我就当他是默许了。　　不过，即使喝了酒，我还是不断听到咒骂我的声音。但我知道摆脱他们的日子就快到了，这个世界也终于能摆脱我，皆大欢喜。　　一天早上，我在上班之前把所有的药和积蓄(扣掉医药费和食宿费，所剩不多)带在身上。父亲像往常一样在工厂前让我下车，不过，下了车之后，我没有走进工厂，而是等到他把车开走之后，再掉头走向酒吧，在那儿等着它开门。我是第一个顾客。我冷静地把一些抗精神病的药和大量抗焦虑的药放进嘴里(我计划在这一天吃完所有的分量)，配着加冰块的烈酒送服。就这样一口药，一口酒。　　然后……我不省人事。　　接着发生的事都是由片断扭曲的记忆和别人的陈述中拼凑出来的。好像我是被酒吧的人给扔出去，然后竟然自己走到了车站。我不知道为什么到那儿去，也许我想离开华特贝里。不过，我确实记得后来我被两个巡逻警员追赶，一路追出车站；我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追到之后痛揍了我一顿。接着我记得的是自己进了监狱。我两颗大门牙被打掉，另一颗牙齿被打断，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眼睛肿得只剩下一道缝，脑袋、身体全部作痛。我被提起讼诉。　　一定是有人打电话到我家，因为我父亲当晚就来保我出去。回家的一路上，我们之间一句话都没说。他尽管处在盛怒中，也明白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比我自己和外人已经加诸的伤害更大。我母亲看到我的模样大吃一惊，不过，之后没多久，她愤怒的情绪更大过于此。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4)　　“肯恩，你现在就给我上来!”隔天早上她冲着地下室大叫。我母亲很少提高嗓门。　　我从沙发上跳起来，整个人滚到地板上。　　“肯恩，我是说真的!”我忍着痛，靠着扶手，一步一步设法爬上楼，整个楼梯似乎都在动。　　我母亲气呼呼地站着，手里拿着《华特贝里公报》(WaterburyRepublican)，这是一份地区性的报刊，几乎邻近城镇家家户户都订有一份。“你自己看。”她说着把报纸塞给我，用气得发抖的手指指着报纸上的《普通诉讼法院》(TheCommonPleasCourt)专栏。一列遭警方逮捕、被起诉者的名单上，我的名字赫然印在上面，还印了我父母家的地址，起诉的罪名：猥亵，拒捕，行为不当，扰乱治安。　　猥亵?我愣在那儿。为什么上面对酒醉和药物过量的事只字未提?他们不知道我是厌世吗?对我的幻听感到厌倦，对自己、对这一切都感到厌倦。我只是想让世界暂停运转，好离开这个地方。可是，我又失败了。　　一整天，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亲友邻居纷纷打来询问我母亲，有的表示慰问之意，有的只是想多打听一些精彩的内幕。我父亲一下班，立刻把我叫到外面：我们俩坐在车里谈话。　　他以冷冷的语调说：“你知道吗，《普通诉讼法院》专栏是这份报纸第三个热门的版面?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讣文，第三就是这个专栏。你干脆上头条新闻算了。”他说他这一天不知道应付了多少人，有的是他的下属，有的是他的顶头上司，还有人把那一栏的新闻剪下来，贴在他们的员工布告栏上。“我真是犯了大错，竟然让你回来。”我父亲直视前方说道，并提醒我不要忘了，乔伊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亲想必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我父亲木然地说：“等到起诉撤销，我希望你马上离开这个地方，永远不要再回来。”　　我的案子很快就开庭，法院指定了一位辩护律师给我。他告诉我，我被起诉的罪名是：在火车站的公共厕所暴露下体。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对这件事完全没有记忆，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举动，它根本和我的本性不合。即使在街头流浪的时候，我也一直设法把自己打理得像个样。我把当时因为喝酒、用药以致神志不清的状况告诉律师，他听了很惊讶，表示要找酒保谈一谈。他向法官提出要求，庭上准许延期开庭。在案子结束之前，我以假释的身份待在家里。　　我的最后一份工资刚好勉强够支付看牙医的费用。两颗断掉的门牙必须拔掉，另外一颗暂时套上牙套。虽然选美比赛我已上不了榜，不过至少牙齿不再那样隐隐作痛。可是我对我的未来感到忧心。布伯罗州立医院的“斗室”是我挥之不去的噩梦，一想到我可能入狱，我就怕得要命。除此之外，我又增加了另一个恐惧的对象——警察，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厉害。而对日日盼望我离开的父母，我对他们的疏远感更甚以往。我在家的时候，乔伊待在他自己房间的时间愈来愈长。我没有人可以谈话，没有人能帮助我处理内心的恐惧……也没有药物来压制日夜折磨我的幻听。以前，他们只是声称我是失败者，现在他们拿到了确凿的证据。“肯恩，你终于上报了……不是作者，却是以罪犯的身份。猥亵……行为不当。蠢猪!真是蠢透了!你根本是个畜牲啊，肯恩。现在连我们都不能确定，地狱还会不会要你。”　　责备的声音一句接着一句，把我一步一步逼上绝路——最后，我犯下另一件案子，是在我意识完全清楚的状态之下。糟的是，这次我伤害的人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至亲。我偷了我父亲的支票簿，假造他的签名，提了两百五十美元。然后回家收拾行李，从后院悄悄地离开。　　我打算到北边的缅因州。　　天色和我的心情一样暗淡，天气如同我的泪水一样湿润，雨雪交加。我想，在这样的夜晚，那个让我搭便车的司机大概连流浪狗也不忍心拒绝。他要去哈特福特，我说到哪儿都可以。　　不一会儿，他觉得这不是开夜车的好天气，就在一个小镇停下来，我则自己找了一家廉价旅馆过夜。　　当晚，由于良心不安，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父母，试图向他们解释我一走了之的原因，并且承诺将来会把提出来的那笔钱还给他们(几年后，我确实履行了诺言)。在里面我还附了一封给律师和法官的信，表明我是在我父母不知情的状况下，擅自离开。本来我也想写一封信给乔伊，但不知道要对他说什么才好：要怎样告诉自己的小弟，说你爱他，你很抱歉发生这些事情，你希望他的球队能赢球，但没有你，他的生活会更好?第二天，我跟旅馆收发信件的工作人员买了一张邮票，托他代我把信寄出去。　　在哈特福特下车之后，我直奔酒吧。但一杯才下肚，我就决定要再度住院，接受治疗。此时，我已身心俱疲。没有多久，我被救护车送到康乃狄克东南部的诺瑞奇州立医院(NorwichStateHospital)，在那里一待就是两年。让我非常感激的一点是，他们在我一入院之后，就替我把牙齿补好。我的身体正渐渐复元。　　那家医院和其他的疗养院没有多大差别。现在我已经熟悉医院的规矩：惹麻烦就要吃苦头；循规蹈矩，则受奖励。我并不想引起更多不快。　　隔了一段时间，我转到另一家中途之家，并在一个护理中心担任勤务工作。我努力工作，一点一滴把薪水积存起来。为了多存一点钱，我甚至从每天抽三包烟减到只抽一包(抽烟是我在住院的那段时间养成的习惯)。我的新目标——幻听设想出来的——是存够买康乃狄克到旧金山的车票，再留一些够食宿的费用，不必太多，因为要不了多久时间，我就打算从金门大桥的桥头跳下去，完成我最后的自杀计划。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5)　　往旧金山的巴士车程是四天。同行的旅客形形色色，差异颇大：有爱谈往事的老太太，认定你就该耐心地听她说话；有一家人同行的(多半是妇女带着幼儿)；也有单独旅行的男性；后者我知道要尽量保持距离。在外面飘泊的这些年，我已经学到不错的识人本领。　　一路上我提心吊胆，担心“这些人”加害我，破坏了我的大计。我把钱藏在袜子里，牢牢地系好运动鞋带，到了休息站才躲到厕所里，把门关好，偷偷地拿出一二十块，以备不时之需。我买了几本书带上车，用看书的方式降低幻听的程度，还带着出院时医生开给我的抗精神病药物。　　犹他、内华达、撒克拉门图……到了旅程的最后一段，长时间阅读再加上药物的影响，我已经疲惫不堪，连我脑子里的声音说得都沙哑了。我感到很讶异，其他旅客竟然没有受到他们——或我的干扰。　　车子驶进旧金山，只看到连绵的山峦、蓝色的峡谷，以及架在峡谷上一座壮观的大桥，就像进入一座翡翠般的城市。晴朗的清晨，触目所及的事物似乎都发着亮光。那座我打算从上面跳下去的大桥，压根不是金色，而是红色的。不过，我并没有上当的感觉。旧金山成为仅次于曼哈顿，我第二个喜爱的城市。　　公车站所位于的区域，附近通常有便宜的旅舍或租屋。在旧金山，就是坦德洛伊区。我把行李寄放在公车站的寄物柜里，然后去寻找落脚处。可是走遍这个地区，找到的多半是只供单身男性住的廉价房间。我想一定有比这更理想的地方。　　于是我买了一份《旧金山新闻报》(SanFranciscoChronicle)，坐到咖啡店里，一面喝咖啡，一面看报纸上的租屋广告，上面有好几栏都是坦德洛伊区的租屋情报。吧台的服务生叫我到波克街去找找看。我在那儿很快找到一个比先前看过的都要理想的住处，房租按周计算，浴厕设备和其他人共用。我决定租下来，便到车站把行李取出来，立刻搬了进去。　　我住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地洗了一个澡。半个钟头之后，我从浴室走出来，看到在狭窄的走道上，已经有两个人不耐烦地等着，并且向我大为抱怨。我摆出在布伯罗州立医院的流氓架势，对方马上闭嘴。我那时已经有九十五公斤，看上去威吓力十足。不过，接下来几天要去找工作，我想我大概会瘦一点吧。　　我没多久就得到一个坏消息。原来在加州做看护之类的工作，必须受过专业训练，并且备有证照才行。我不符合这些资格。这样一来，我的专长就只剩下烹饪一项。可是我当厨师的经验并不丰富，也从来没有做过串烧(加州这个地方好像特别要求厨师要具备这项本事)。　　找工作的第三天，我在街上碰到那天等在浴室外面的其中一个房客。我向他解释那天洗那么久的原因，他笑笑说没关系，他能理解。他说他叫查克，问我要不要跟他一道去喝一杯咖啡。　　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快餐店，坐定之后，我告诉查克，我正在找工作，过去曾在一些机构做过厨师。“等一下，”他说，“也许我能帮上忙。”原来查克有一个从内布拉斯加州来的同乡，他在一家提供住宿的俱乐部当厨师。“我记得他提过想找一名帮手。”他把俱乐部和他朋友的名字(罗伯)，以及电话号码写给我。“你去试看看，看他们还有没有缺，”他说，“报上我的名字。”　　我打电话过去，和对方约好第二天见面。　　我一下就找到那家俱乐部，和罗伯见到面，告诉他我在中途之家和几个护理中心做厨师的经验。我也让他大概了解一下我的病史，让他心里有一个底。他说欣赏我的诚实，决定试用我一个月。　　那是个高雅的俱乐部，有六十四名房客，包含各个年龄层的男男女女。房间有附浴厕或不附浴厕的套房，还有双人房，早晚餐包括在租金里。我的工作是协助罗伯一周六天准备这两餐，外加星期天准备一顿自助餐。“如果试用合格，你就搬过来，俱乐部会拨给你一间房间使用。”一个月试用期还没满，我就搬进去了。　　“够了，肯恩，”我的声音对我发出严重的警告，“你来这里是为了要结束生命，不是重新出发。你这个人讲话怎么一点信用都没有?别忘了，你已经伤害了多少人，你不会希望这些好人也被你所伤吧?你得开始执行你的计划了。大桥在哪儿，你清楚得很，赶快采取行动吧!”声音说得没错，我被旧金山的友善和朝气吸引住了。如果环境能治疗人，这里确实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平静。我的老板罗伯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俱乐部的房客亲切有礼。我又找了一位精神科医生，想借用药物控制我的幻听，尽力保持正常。尽管我刻意减少药量，但我确实乖乖服用，不像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把药含在舌头下面，再找机会吐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进入三十岁的那一年，发生了两件骇人的大事，对旧金山许多人都造成重大的影响。首先是琼斯城的悲惨事件。琼斯城是吉姆·琼斯(JimJones)牧师在盖亚那所建立的城镇，也就是旧金山的前身。当时加州的国会议员李欧·莱恩(LeoJ.Ryan)和四名随从人员要到盖亚那参观他们的“人民殿堂”(琼斯社区的人如此称呼它)，却在旅程途中遭人暗杀。而在同时，九百一十名琼斯牧师的追随者，被人发现因饮了掺氰化钾的饮料，集体死亡。(我的声音对我说：“你真是彻底的失败者，自己这样悲惨的生命都结束不了，但看看别人，九百多个人这样有勇气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琼斯牧师头部中弹死亡(无法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许多我认识的朋友，包括同事在内，都有亲友在这场悲剧中丧生。我和他们同感悲伤。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6)　　九天之后，十一月二十七日，旧金山的市民乔治·莫斯孔(GeorgeMoscone)和当时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团体负责人哈维·谬克(HarveyMilk)，被一位叫丹·怀特(DanWhite)的前任城市监察官所枪杀。全美国的老百姓守在电视前面，听代理市长黛安·芬斯坦(DianneFeinstein)宣布他们的死讯。那一晚，我和上千名旧金山的市民一道从市场和卡斯楚大街出发，游行到市政府前面。很多人手里拿着蜡烛，大家神情哀凄，一路上只有脚步声，没有人说话。　　然后民谣歌手琼·拜雅(JoanBaez)以清亮甜美的声音唱出《奇妙的恩典》(AmazingGrace)时，周围的人都开始流泪。　　我难以抑制那种事件是因我而起的深沉而复杂情绪。朋友和陌生人的悲痛从四面八方涌来，叫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开始陷入迷惘的情绪之中。声音叫我把整瓶药配着强烈的工业用清洁剂吞下去。他们怂恿我：“现在就动手，一饮而尽吧。”　　那是我第一次向朋友招认我这样的状况。我把我想自杀的企图告诉了罗伯。他认真地听完之后说：“夏诺，我想我们该去寻求协助。”　　“拜托，不要把我刚才告诉你的事情，告诉其他人。”我说，“请你告诉他们，我是因为失去爱人卡尔，所以才陷入低潮。”与其被人视为疯子，我宁可让别人以为我为爱所苦。一旦被冠上精神分裂症的污名，以后就难以洗刷。　　“你放心，这件事就只有你我知道。”罗伯向我保证道。他请人暂时负责厨房的事，开车带我到附近的医院就诊。我很意外，他们没有把我送到疗养院，反而带我到旧金山一家私立浸信会医院，那里有专门提供给低收入者的病床。我被安置在那里的精神医疗区。　　那家私人医院和我先前在州立医院就诊的经验大不相同，犹如四星级饭店和流浪收容所之间的差别。虽然病患也是安置在隔离的房间里，但时时会有人来照料，而不是不予理会地隔离起来。他们为我做了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这是以前我在州立医院就诊的时候从没发生过的事。他们还针对我成立一个专业团队，包括一名精神科医生、一名住院的实习医生、一名社工和一名专业护士，他们真的关切我的状况。这种差异性令我感到惊讶。　　他们也比其他医院的医生更重视病患的意见。我告诉他们哪一种药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哪一种药比较有效、安全，他们认真地听着，然后针对我的情况调药。有一种药，它虽然能减轻幻听，但是却有令人坐立不安的后遗症。他们听了我的话之后，便把这种药的药量减少。　　那次入院对我最重要的经验是，我每天都有访客，有时甚至一天两次。他们带书本给我看，并且带来他们的友谊，帮助我克服负面的声音。真的有人关心我，希望我好起来。正因为如此，我才住了五个星期就能出院，而且有朋友、有工作和住所可以投靠。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们这样关心我，也许我也可以多关心自己一点，以对抗那些声音和幻听。　　我想为社会做些有用的事情。所以，当黛安·芬斯坦要竞选旧金山市长的时候，我决定利用空余的时间为她助选，帮忙处理信件，作电话访问，到超级市场等公共场所作民意调查。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性的活动，它使我充满成就感。日后，当我出现夸大妄想的病症时，这段经验倒成了我夸大的素材。(夸大妄想是精神分裂症常见的病症之一，所以有些患者会认为自己是耶稣，是救世主、总统或猫王。)我告诉别人自己“参加”市长竞选活动，上过哈佛大学、哈佛研究所——我把卡尔的学历套用在自己身上。因为说的次数太频繁了，最后连我自己都相信确有其事。　　那时，我白天还是在俱乐部上班。有一天，有个黑头发、眼睛湛蓝的英俊男士穿着一身海军制服来看罗伯。“船队休假了。”他对罗伯开心地说，然后问他俱乐部还有没有空房间。　　“抱歉，客满了。”罗伯说，“不过，晚上留下来吃饭，我请客。”罗伯说着转头对我说，“这位小军官叫小李·洛伊斯特，朋友都叫他小李。你能不能替他在餐厅找个位子?”我带他入座。餐厅里的客人看到他，纷纷窃窃私语起来。“他是……”“会不会是……。　　”因为小李长得像“爱之船”影集里的一位明星，所以经常被人误认。　　进餐的时候，我不时留意他那一桌。毕竟，他是罗伯的朋友。“一切都很好。”他对我说，“只不过我在这座城市是个外地人，今晚没有人做伴，没有节目。你下班之后能不能跟我一块去喝一杯?”“当然可以，”我说，“这附近有一家酒吧，等这里一收拾好，我和罗伯就过去和你碰面。　　”结果罗伯那晚另有约会，所以我单独去找小李。我很想听听他说说海军的生活，到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世面，这些我都感兴趣。我期待的是一个好听的故事，结果却和我的预期大不相同。小李几乎立刻邀请我上他住的旅馆去——原来他对我感兴趣的是那种事。我觉得深受侮辱。“你找错人了。”我说，“我不是男妓。”说完，我马上起身离开。　　一路上，我试着平息怒气，但声音对我说：“肯恩，你本来就是男妓，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摆明就是干这行的，谁不知道呢?你下贱病态的生活早就透过卫星传遍全世界了。”声音大声嘲笑，仿佛在说，多蠢的人，你真的以为自己能改变?真的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些负面的声音像破唱片一样，不断在我耳中重复着。为了让它们平静下来，当我又经过另一家酒吧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就走进去，喝到不省人事为止。等我惭愧地回到住所，罗伯看到我的样子，认为我有酗酒的问题，建议我参加匿名戒酒协会，把酒瘾戒掉，我的住处附近刚好有他们聚会的场所。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7)　　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聚会时，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士谈起他的生命故事，我全神贯注地聆听。他跟我一样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且同样受着心魔折磨。我那时心想，嘿，也许我不是精神分裂，只是一个有妄想症的酗酒者。一想到这些年来我可能被误诊，我整个人乐观起来。　　因为酗酒的状况能改善，愈后效果好，可是精神分裂症，根据我那时得到的资料，似乎是一种终生无法摆脱的疾病。(我全忘了自己是在十四岁就发病，发病之前从来没有喝过酒，是到二十多岁才碰酒精。我那时之所以会起那样的念头，和理性无关，完全是太过绝望，所以看到一点疑似亮光的影像便紧抓不放。)我等到聚会结束，便去找刚才说话的那个人，他叫乔伊·布莱纳(JoeBrennan)。他邀请我到附近一家戒酒协会会员常出入的餐厅喝一杯咖啡。原来戒酒协会设有中途之家，专门收容有酒瘾和药瘾、正在接受戒断的会员，他就是在那儿担任顾问。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只是酗酒，而非精神分裂症。他仔细听我说完，表示或许有那个可能。　　他跟我说了一些有关协会的事。我对他们的做法大感兴趣。首先，他们要求会员承认自己对酒精没有抵抗能力。缺乏抵抗力这一点倒是没错，只不过我的对象是幻听和幻觉。戒酒协会还强调宗教的力量，要求会员和自己的信仰达成和解。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相信药物治疗。他们的信条之一是，药物和酒精一样会使人上瘾，不是根治之道。　　乔伊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协会，并自愿当我的支持者——类似监督的角色，以协助我通过他们十二阶段的戒断过程。我同意参加九十次聚会——这是成为会员的基本时数。　　每一次聚会我都仔细聆听学习。最后，我也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我是肯·夏诺·史迪，”我说，“我是个有妄想症的酗酒者。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有精神分裂症，现在我知道我是个酗酒者。”我告诉他们我的故事，其中掺杂我编出来的谎言(我不只是酗酒，还是个顶着哈佛毕业生头衔的酗酒者)。我的故事令他们流泪。　　乔伊建议我搬到中途之家。本来我不想放弃我在俱乐部的工作，但那时我和同事正好起冲突，原因是罗伯和其他真正关心我的人不认为我真正的问题在酗酒，可是我执意不理；我迫切想相信这个念头。于是我放弃我的工作和朋友，搬到中途之家。之前，乔伊承诺要让我担任那里的厨师。后来证明他的话并不可信，他真正的目的只是要置我于他的控制之下。我在街头流浪时磨练来的识人本领全都跑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点迹象都没看出来?我不光觉得自己受骗，更觉得自己愚不可及，蠢到不值得再活下去。　　在声音的怂恿下，我再度爬到大楼的顶层，考虑结束我的生命。上帝派来另一位天使。有人看到我，打电话到警察局。我像以前一样，被人五花大绑地架离现场。这一次他们把我送到纳巴谷州立医院(NapaValleyStateHospital)，一个对待精神病患比布伯罗更不人道的地方。他们给我服了大量的镇定剂，和一群病情严重的病患关在一个用玻璃隔离开的病房区。　　我在意识不清的状况下，无法分辨四周的情形，只觉得病友们像隐伏在暗处的野兽，不断发出威胁性的怒吼，而我必须保持警戒。等到我意识恢复，院方把我转到一般病房区，但情况并没有改善多少。为了不受欺负，我时时对周围的人保持敌对的态度。　　我在绝望之余，打了一通电话给罗伯。我实在不想承认自己的愚昧，但离开“蛇洞”的渴望战胜了我的自尊心。虽然我不配，但罗伯给了我积极温暖的回应。他没有说一句“我早就告诉你”这样的话，也没有多加追问。他很高兴我打电话给他，说大伙都很担心我的状况，他并且答应尽力把我弄出去，我的工作和住处一切照旧。我挂上电话，激动地哭出来。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俱乐部我原先的住所时，又大哭一顿。能再回到这个地方，我内心充满感激。　　市府监督单位的一位官员李·杜森(LeeDolson)先生在这时打了一通电话找我。我怕是诱我回纳巴谷州立医院的陷阱，迟迟不敢回电。过了好几天，我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的一位秘书。原来杜森先生想见我一面，看我什么时候有空过去一趟。声音在我耳边警告：“肯恩，政府在注意你?，这一回你做得太过火了。”我不理会他们，同意到市政府见他。　　到了约定的日子，杜森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他身高中等，略微发福，五六十岁年纪。他请我入座，自己随即回到办公桌前坐定。他以前在海军当司令官退伍下来的纪念品摆满了一桌子。　　他先请我自我介绍。我把自己曾在爱塞特读书，拥有哈佛企管学士和硕士学位那一套说辞搬出来，然后说自己有酗酒的问题，现在住在当地一家俱乐部，正试图让生活回到常轨。　　“今天之所以请你过来，是因为我有一个顾问是匿名戒酒协会的会员，他在聚会时听过你演讲，他推荐你担任市政府戒酒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不同，是有实权的。　　会员要负责审核议案，决定预算分配等事宜。”他说着倾身向前，“我的顾问向我推荐你，不知道你意下如何?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委员会?”他们到底期望我做什么，我能不能胜任，这些我一概不知，但我还是同意加入他们。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8)　　推荐我入会的人事案毫无异议就通过。没有多久，我糊里糊涂就坐上委员会的议事桌，审核、否决、通过各种和药物及酒精滥用有关的预算案。当我看到政府补助救世军组织大笔金钱时，我大为光火，激动地跳出来说话。我告诉委员会成员，就我的经验，救世军利用他们的个案当免费劳工，而在我无家可归、向他们寻求协助的时候，他们没有给我衣物等任何的救助。我的激动促使委员会的主席决定调查救世军的运作情况。在审查戒酒协会中途之家的预算案时，我又跳出来为老人说话，促使委员们注意到他们将老者排除在协助计划外的状况。　　因为我的热心参与，市政府颁给我荣誉市民的奖励。可是这并不能提升我的自尊心，反而使我更加厌恶自己。　　声音对我说：“他们是把奖颁给夏诺，不是颁给你。如果那些善良的市民知道你是个冒牌货，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到时候没有哪个组织或哪个人救得了你。”我的成就愈高，我愈担心他们发现我真正的身份：一个高中被退学而不是哈佛毕业、住过无数医院和中途之家、一个无药可救的精神分裂症者。每一天我都活在谎言被拆穿的恐惧之中。　　终于，我再也无法承受这样巨大的压力。我没有给任何解释，就辞掉委员会的工作。那时罗伯已经离开俱乐部，自己开了一家专门给外国留学生住的招待所。他走了之后，我升级成为主厨，但我把这份工作也辞了。许多因素使我无法承担更多的责任，一则是因为幻听，一则是身边没有信任的人可以吐露心事。罗伯走了，我成了老板，大家都仰赖我的领导，但我却日渐趋于崩溃的边缘。　　因为无法承受留下来的压力，我再度流浪街头。我渴望重拾无家可归的那种隐匿性。我回到旧金山的贫民区坦德洛伊区，期望那里有一个比我更疯狂的家伙能给我致命的一击。(我这样向上帝祷告：“求求你，上帝，派一个人来结束我悲惨的生命。”)为了怕被以前的同事认出来，我跑到理发店，请他们把我的头发染成金色。(结果他们染成鲜黄色，就像洋娃娃的头发。我永远忘不了头上顶着染发剂，被热灯照上几个小时的痛苦。)我相信委员会的人见到我这副样子，一定认不出我来。即使我自己的亲生母亲，我想她也认不出——也不愿认出。　　接着几周，我睡在公园或别人家的大门口。格莱德纪念教堂(GlideMemorialChurch)不时会提供三餐给流浪汉，因此我常到那儿去吃饭。他们的负责人塞西尔·威廉(CecilWilliams)牧师是个慷慨心慈的人，流浪汉乃至社会上处于重要地位的人，都经常向他寻求心灵的指引。　　(事实上，我在委员会的时候，曾和他匆匆见过一面，只不过那时我没在街头流浪，也没顶着这样一头怪异的头发。)他真诚地待我，让我在教堂里打杂，换取住宿和零用金。　　我仍然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我的家就是市区里的一处巷弄，两三个游民和我们身上上千个你想象得出的生物和我们共享那个地方。有一天晚上，跑来一个小个子大眼睛的家伙。“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他才是那里的主人，我们无权待在那里。“警方今晚要扫荡街头，你们想进去吃牢饭吗?”我大为光火，从来没有人如此侵犯过我的地盘，就是其他那些流浪汉也不至于这样过分。“你以为你是谁——耶稣基督吗?”我朝他吼道。　　“不，我不是。”他说着友善地伸出手来，“我叫史蒂夫·葛芬(SteveGoldfinger)，是个医生。我能送你去医院，帮助你清醒过来。否则，至少也能给你一张床、吃两天热食。”　　“还附带吃药是不是?”我讽刺地说，医院那一套我再了解不过。　　“没错，但我不会逼你吃药。”他回道，完全了解我担忧什么。　　“告诉你，我是这里的名人，”我压低声量对他说，“如果我同意跟你走，你能不能不惊动任何人?”“我保证守口如瓶，”他说，“那你愿意让我帮你办自愿入院吗?”那就是我第一次和史蒂夫·葛芬医生碰面的情况。现在，我们既是朋友也是盟友，一块为精神病患的福祉而努力。一九八一年我们首次见面的时候，他受雇于旧金山健康中心(SanFranciscoHealthCare)，负责照顾游民的心理健康状况，那个中心附属于旧金山大众医院(SanFranciscoGeneralHospital)。现在他是纽约大学精神系的教授和副主任。他说他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葛芬医生的安排下，我住进大众医院的精神病房，一个不开放的区域。情况和以前相似，被用了重药的病人在病房区四处闲逛，像游魂一样，地毯上到处都是随地乱丢的烟蒂烧出的破洞。一进来，我就被一个奇怪的二人组抢白了一顿：他们一个是个小个子，会拉手风琴；一个个头高，头发染得很糟(我早该知道)，是玩响板的。　　“你离我们的听众远一点。”小个头警告我说。　　“你臭死了，公园的鸽子都会被你的臭气熏跑的。”他高个头的朋友在一旁帮腔。　　我摇摇头，要确定一下他们是不是我幻想出来的人物。不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们说得一点也没错，我身体不只是发出味道而已，根本是臭气熏天。　　医院把我清理了一番，之后，给我服了药，送到病房的东北区，那里提供了一天的课程，帮助病患从医院再回到社会。立意良善，可惜他们的课程对五岁以上的人都缺乏吸引力。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报名参加一个以西班牙语进行的课程，不过，我很怀疑它的实用性。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9)　　医院确实很努力协助我们重返社会，他们安排我们由院方人员随行或是两人或单独(视他们对你负责能力的评估而定)去参观博物馆、去公园、去看电影。那个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和小个子搭档演出的大个头是我的室友，其实是个不错的家伙，有时我们会一块出去走一走。　　有一天下午，院方准我两个小时的外出假，于是我到渔人码头看他们表演。小个子除了拉手风琴之外，也吹口琴和长笛，我那个金发的朋友则负责打响板，并拿着帽子向观众收钱。他们的表演真的很精彩。　　我的室友很快告诉我另一个赚钱的门路。病患告假出院，回来之后必须接受尿液检查，看看是否呈毒品反应。当然，不少人之所以要请假出去，就是要去增加他们血液中的毒品浓度。　　所以高个子建议我把我没有毒品成分的尿液卖给其他人，好让他们通过检查。我的室友就是我第一位顾客，因为他吸食古柯碱。在我出院的时候，我已经累积了十二名顾客。不过，女病房区的珊蒂生意比我更好，向她买尿的客人男女都有。直到有一天，男病房区进行例行的尿液检查时，竟然有好几个出现受孕反应，我们的把戏才被拆穿。院方和珊蒂自己都不知道她已经怀了四个月的身孕。　　有一次院方带我们去海边旅行，那里是个热门景点，可以从悬崖上俯视太平洋，下面还有沙滩和岩洞。我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无聊，还有想进行我的自杀计划，于是擅自脱队，沿着一条危险的滨海公路，想搭别人的便车离开。那条公路弯道很险，汽车迎面开过来，很难及时看到路上的行人。我心想，就算因此被车撞到也无所谓。　　结果，我搭上了一辆吉普车，车上两人要先去旧金山，然后去棕榈泉。我跟着他们一道去。　　一路上他们大谈附近沙漠区的危险，说有眼镜蛇和毒蝎子出没，最近还有小孩和成人被成群的土狼攻击。有了，这就是我最新的自杀计划。所以一到棕榈泉，我立刻朝沙漠区出发。我的自杀大计差一点在那儿完成。　　首先，我碰到一条眼镜蛇。它盘踞在一块岩石上，四周的环境和它身上花纹的颜色配合得天衣无缝，我根本没有察觉到，几乎是一屁股坐在它头上。我的举动让它大吃一惊，它立刻反应，连续攻击了我两次，一次咬在背上，一次咬在小腿附近，然后迅速离开。我的声音大声欢呼：“肯恩要死了，肯恩要死了，肯恩要死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我们胜利了。”　　炙热的阳光在我头顶照着。我在意识模糊之下，看到自己躺在被咬的那块岩石上，一条七到八英尺长的大眼镜蛇从我身边滑过，直接对我说话：“我是你的终结者。打声音第一次造访你，叫你自尽的那一天起，你就一直在寻找我。执行你的死刑是我的任务。现在我要去找到那只咬你的眼镜蛇，把它吃掉，免得它跑去向魔鬼吹嘘它的功劳。它不是执行者，你的死是我的责任。”　　终结者说着在我的颈动脉上咬了一大口，血液如水柱般从我颈部喷出来。眼镜蛇说：“这样就没有人能怀疑谁才是胜利者。我会咬着你的头去见魔鬼，向他宣告我已完成任务。不过在这之前，我会叫这些土狼来看守着你，好让我去解决掉那只眼镜蛇。”我往四周张望了一下。三只凶狠的土狼露出牙齿，发出狺狺的声音注视着我。巨蛇从我身边滑过去，临走之前回头对我说：“你应该向我道谢才对。你在这个世界上悲惨的一生在此即将结束。现在你也可以成为魔鬼，像你的魔鬼那样去引导其他的人。”　　“史迪先生!”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叫唤，但我不想理会。“史迪先生!”叫唤变得更急切。我紧紧闭着眼睛，紧到眼珠似乎都快蹦出来。“史迪先生!”这一次除了叫唤之外，还有人在摇晃我的身体。如果我真的死了，能感到别人的碰触吗?这是另一个幻觉吗?是不是声音伪装成女人了?如果这是幻觉，这个女魔鬼到底想要干什么?如果我真的……真的还活着，我愿意再回去面对永远挥之不去的幻听，以及我如地狱般的生活吗?我睁开眼睛，看到一名护士和一位医生站在我前方。“史迪先生，你熬过来了。”那名医生说，“你被一条眼镜蛇咬了三次。”我怀疑第三次是不是终结者的杰作。我问到关于颈动脉的状况时，医生说：“不对，如果你被咬在那个位置，当场就会丧命。”他说，我还被一只土狼攻击，有几个猎人正好在追捕那只土狼，就是他们发现我一息尚存地躺在那块岩石上。　　“幸好那些人知道怎么处理。”医生说，“他们做了正确的急救，然后把你迅速送到医院来。你要感谢这些人，还要感谢上帝让你活着。”　　声音说：“你该诅咒那些人。该死的好事者，该死的医生，咒他们全都下地狱。”我的声音火冒三丈。　　我往病房外面望去，看到有个警卫站在那儿。“他为什么要站在那儿?”“史迪先生，”医生说，他自我介绍道，“我是温斯洛(Winslow)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　　你在高烧昏迷的时候，一直表达自杀的想法。那些猎人发现你的时候，你也跟他们说你想死，叫他们不要理你。所以我们派警卫守在外面，免得你做傻事。我已经帮你办了手续，要送你到洛玛·琳达精神中心(LomaLinda)接受观察，他们那儿有第一流的精神医疗团队。我想日后你会感激我这么做的。”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10)　　“感激你!你凭什么管人家的闲事?”我朝他大吼，“滚出去，别再回来!”他们把我的四肢固定在床上，第二天派救护车送我到洛玛·琳达，那是一所教学医院，我在那儿的费用全由州政府支付，可以终身得到他们的医疗照顾，这是加州对低收入者的一个重要的医疗照顾措施。　　我首先被安排住在隔离病房，房门开着，且有一名指派的人员时时刻刻跟着我。我很快获准在病房区自由走动，那里有很多房间可以任你闲逛，是个不错的地方。就像医院有他们的常规一样，我也有我的模式。我开始陷入沉默，不跟工作人员、病友及其他任何人说话。这是我处在极度忧郁时的正常反应：自我封闭，一言不发。要不是他们有我在沙漠区医院的病例资料，八成会以为我是哑巴。我同时拒绝进食，因此在三周半掉了三十磅。我也拒绝吃任何药物。　　不过，到了晚上，他们会把我固定在床上，为我注射点滴。我不知道他们把药物也加在里面。医生最后对我说，由于药物无法产生效果，他们别无选择，只好进行电疗(我最恐惧、一直想避免的结果)。我仍然不予理会，但我的声音则否。　　他们开心极了。“做啊，做啊，电击吧!免得为时太晚。”主宰者的声音这时出现，他说：“接受吧，否则住院和流浪街头带给你的痛苦，只会让你更活不下去。”这番话让我更加沮丧，濒临崩溃边缘。　　我一共接受了九次电疗，之后又再度开始进食和说话，但对那段时间发生的事记忆模糊。幻听的情况很快又恢复——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这证明电疗对治疗我的幻听没有帮助。通常那些声音会叫你做一些事情，小到要穿什么样的衬衫，大到叫你自杀。大半的幻听内容和自杀有关，我的声音就不断促使我要那么做。也有少数的案例会接到叫他们伤害别人的讯息。(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不过，我的忧郁状况改善了，不再无时无刻想着要自杀。　　医院把我转到长期住院病房。那里以前是护理之家，现在我们两到四个人住同一间房间，有点类似收容所。我从那里逃出去之后，又被逮进另一家医院。就这样，我进进出出的，最后到了圣地亚哥，出了州政府免费医疗服务的范围，他们自动让我出院。我不用再逃，因为我被流放到街头。　　我在一个小巷子找到一家漆黑狭窄的酒吧，走了进去，期望能在其他客人留下来的碟子里发现剩下来的花生或小点心。通常，会有人请我喝一杯，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弄到一个汉堡和一包炸薯条。我往柜台那儿张望，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对方抬起头，冲着我笑着说：“嘿，夏诺，你怎么会在这儿?”原来是小李，他没穿海军制服，而且醉得非常厉害，不过，你还是会误认他是电影明星。　　我想找个地方洗个澡、好好睡上一觉的需要更甚于找吃喝的东西，因此我问他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待上一两晚，他说：“没问题。”看他醉得那么厉害，我想任谁问他话，他都会这么说的。　　我把他扶起来，招了一辆计程车，一路开到一处私人寓所，就在圣地亚哥城郊。我暗忖这大概就是海军基地放假的时候，他回来住的地方。我把他弄上床，自己去冲个澡，然后往沙发上一躺，一直睡到隔天中午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小李已经出门，不过他留了一张字条，说他六点回来。傍晚他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退伍，现在在圣地亚哥码头担任下水道清洁工。　　我在小李那儿待了两周。他不是卡尔，我对他酗酒的状况没有那么关心。我待了一阵子之后，又想出去走动。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小李。“去过夏威夷没有?”他问我。我没去过，所以同意跟他一块去一趟。但到了那儿，在欧胡岛的旅馆才住了两天，我就受不了他酒醉闹事和私下对我需索无度的情形。我一走了之，跑到夏威夷街头流浪。　　夏威夷的天空常出现彩虹，但我对彩虹另一端的金罐子兴趣缺缺，我需要的是大醉一场。我口袋里还有五十块钱，足够我再买醉一场……。　　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过来，有人把我扛回他家。不过，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我的身体出了状况，像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他们把我紧急送到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哮喘发作。因为我行为怪异，所以院方又送我接受精神科医生的检查。截至这时候为止，我刚好可以出一本书：《全国精神疗养院及中途之家导览》。　　等到我状况稍微好转(我从来没有真正痊愈过，只是改善到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程度)，再度被他们列入中途之家的候选名单上，不久即成为其中一员。那所中途之家位于檀香山一处风景绝佳之地，每天都可以看到彩虹。我在夏威夷住了三年，因为我的健康情况逐渐恶化，所以那三年里，对病情控制能力愈来愈差。　　自从哮喘发作，我每天必须服用特定的药物，连续服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我的脸浮肿到看不到脖子，就像一个吹胀的气球。为了预防万一，院方还在我的房间装设急救设备。哮喘药使我心浮气躁，同时也使我的体重由二百三十磅一下子爆增到四百磅，经常因为肺炎被送去急救。不断生病、吃药令我感到极度疲惫(当时我三十五岁左右，感觉上却像个老头子)，无法再胜任厨师或看护的工作。我每天在病房区闲晃，但院方不允许我这样做，要求我必须找件事情来打发时间。第六章关闭其他的门(11)　　因此，一天，我跑到社区的心理健康中心，问他们有没有事情可以让我做。我的本意是到柜台当接待，或帮忙写写寄件地址，找个能坐在桌子前面的工作。我在那儿当了一阵子义工之后，有一天，一名社工来找我。“我想成立一个自助性的团体，主要针对这个地区多元化的种族。”她说。类似的团体在那个时候的夏威夷很少见。“你能不能帮我找找资料，看美国本土有没有类似这方面的设计方案?”这听起来似乎是个很有趣的任务。　　她先教我怎样搜集资料，调出有关匿名戒酒协会和其他同侪团体的设计方案。一开始，这些东西并没有花费我多大工夫。我想，中心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喜欢阅读，有意让我在查阅这些自助团体的过程中，也学到自助之道。但我愈是深入那些资料，对要如何帮助像我这样的心理健康消费者愈有概念。这是个合理的新说法，我们不只是被动接受治疗的病患，而是使用心理健康服务的消费者，所以，我们有权利参与我们自己的治疗计划，有权利监督那些负责我们福祉的体系。毕竟，有谁比我们更关心这些问题?担任戒酒委员会会员的那段经历让我体验到，一个计划方案有消费者参与，结果会大不相同。但精神疾病和上瘾毕竟不同，拥有更大的决策参与权并不能消除我们的疾病。我们需要不同的服务。　　我把这些资料汇整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报告。我同时还在病房区成立一个小社团，名为“活欧马卡·呼”(HoomakaHou)，就是新生的意思，让成员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和心情，寻找他们自己的人生方向。(讽刺的是，我没有因为它而新生。)后来我发现夏威夷还有其他类似的团体，我觉得如果把它们整合起来，会发挥更大的力量。有人支持我的想法，并建议我向州政府和议会递上一份陈情书。在社工和其他热心人士的奔走之下，议会同意拨给我们一笔庞大的经费(大约六万美元)，以及提供我们设立办公室的场所，联合自助办事处(theOfficeofUnitedSelfHelp)于是成立，而且到现在都还在运作。　　我的举动引起夏威夷州长乔治·艾利尤许(GeorgeAriyoshi)的注意，他指派我为州政府心理健康委员会服务，我是第一个以心理健康消费者的身份担任这个工作的人。一九八四年七月，州长并派我代表夏威夷去马里兰州，出席第一届心理健康大会。当然，我的幻听也随同我一起前往。　　然而，那段时期，见到我、和我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我幻听的程度已濒临失控，我逐渐生活在幻觉的世界里。对外，我仍然以肯·夏诺·史迪自居，是哈佛研究所的毕业生、黛安·芬斯坦竞选州长时的主要幕僚。一路下来，我又增加了好几个显赫的事迹。我从来没有告诉我的精神科医生以及任何人我真正的身份，以及我真正罹患的疾病名称。我继续宣称自己是孤儿，因为失去爱人，所以有忧郁症。我继续否认我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部分的我也相信自己对外人所编的这些说词：在我心里，黛安·芬斯坦是我过去的好友，哈佛是个优秀的学府，但并没有像外界所想的那样难念。我在公众场合能侃侃而谈，让听众为之动容而采取行动。私底下，我的声音对我一清二楚，他们的指控令我畏惧：“黛安·芬斯坦?干吗不再夸大一点?就说里根总统是你的知交，南西还替你倒过茶不更好?”他们对我大叫：“骗子，骗子，世人终究会戳穿你的谎言。”　　我的健康状况和心理的罪恶感终于形成难以承受的重担。我在外的声名愈好，我愈担心被人发现真相。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我知道我必须尽量远离夏威夷——这表示我该回纽约。所以，我飞回那个熟悉的领域，再度流浪街头，再度在恍惚中登上大厦顶层，试图以跳楼结束一生，仿佛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对我的病情毫无帮助。　　八十年代尾声，我又回到原点，住进沃斯岛上的精神病院。　　我再度在斗室里踱着方步。第三篇　　前一秒幻听还在我脑子叨叨不休，次一秒他们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客厅空调器单调的声音。我心想，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把狄瓦抱在一边，然后迅速起身把空调关掉……结果鱼缸的唧筒声取代了先前的声音，它们像打鼓一样有规律，伴随着鱼缸上荧光灯管发生的滋滋声。第七章绝处逢生(1)　　位于曼哈顿沃斯岛上的曼哈顿州立医院，为了能更清楚地界定它服务的范围，在一九七年改名为曼哈顿精神病中心。我虽然完全符合他们服务的条件，但是因为纽约政府正计划性地减少精神病患的床位，我发现要再申请入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先在罗斯福医院的精神病部门待了八周，一次一次接受晤谈，确定我是否真的会对自己造成危害。要不是罗斯福医院的主治医生极力慰留，我早在几周前就跑回街头，独自在那个丛林一般危险的世界求生。　　其他人就没有我这样幸运。愈来愈多的精神病患在接受三到四周的治疗、医药费超过健保给付的范围后，就被院方强制办理出院手续。(许多还带着自杀或伤害别人的倾向。)院方开给他们十天的药量，并且交给他们一份收容所的名单。但就是疯子也知道，那些收容所并不是友善之地。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睡在骑楼或地下道，人们只视他们为妨碍市容的讨厌鬼(就像那些在马路上突然跑出来替你清洗车窗、寄望你给几个小钱的乞丐)，惟有在他们做出什么暴力举动，成为头条新闻的时候，才会得到片刻注意。所以，曼哈顿精神病中心愿意让我入院，我应该心怀感激了。　　很快我就发现，他们改变的不光是医院的名字。我住的病房区是一幢新建的大楼，男女病房竟然在同一层!不过，最初让我关心的事是，怎样才能不叫我的裤子掉下来。这并不是因为同一层有女病友的缘故，是因为院方没有符合我尺度的衣服，惟一的两套，它们原先的主人比我更胖，而我因为有自杀倾向，仍在监控中，院方不能发给我皮带或吊带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只能用手拎着裤头到处走。我的声音为此将我大加嘲讽一顿：“瞧瞧你，现在成了个大肥猪。肥猪是要剁了头送进屠宰房的!”为了就近监视，他们把我的病房安排在护理站旁边。这里设计当然比把你绑在床上，一个人关在隔离室人道多了。但是，有一个维持一年半的措施，却令人相当困扰。原来我们病房区也有种族冲突的问题，可是工作人员非但不加以制止，还变相鼓励这种冲突。在报纸上刊登的头条新闻，于是就在我们这里真枪实弹上演。　　我尽可能不卷入其中。我从来不会因为肤色而预设立场。只有在幻听作祟的情况下，才会变得疑神疑鬼。“小心角落那个家伙，他手上有刀。”(事实上他只是伸出一根手指)“小心那个护士，她要喂你吃毒药。”(其实是抗精神病药)病房愈是“热闹”，我愈得努力和外界保持距离。即使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依然觉得隔着一层布幕在跟别人沟通；那层布幕把真实世界和我以及我的幻听分隔开来。当外面情势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就把窗帘放下来，埋头看书，借此控制我的幻听。没多久，我发现医院的工作人员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想尽量把我们留在医院里。　　“我们家世代都在这里工作，”我偶然听一位灰头发的老资历看护对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这么说，“现在不同了，除非有人退休、不能胜任工作，或突然暴毙，出现缺额，才能递补，否则我儿子就不能来这里上班。”她接着解释，纽约和其他各州现在都在推行一项运动，要关闭精神疗养院，让“疯子”尽量回到社会上。“我们必须让他们继续待在这里。”她以坚定的语气这么说。　　我们这个病房区住的都是急性病患，长期性的病患安置在隔壁大楼。她对长期性病患的说法是，他们都是一些精神分裂症者，治疗对他们已经不见效。他们就是这样，经常在病患听力范围以内，随便发表这些负面的看法。就算我们勉强建立起一点自信心，也会在这种论调的伤害下，被破坏殆尽。那些年，在我出入这些医疗组织的过程中，就不时被贴上各种标签，让我对治愈完全失去信心。　　我慢慢习惯医院制式的生活。因为单调无聊，我反而觉得幻听是个不错的调剂。(他们有时很大声，但多半时间只是在背景里窃窃私语。)从早上六点起床到傍晚六点洗澡上床为止，我们除了玩牌、下棋、胡思乱想、闲晃和看电视之外，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医院里的书少得可怜，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每一家都有威帘·夏伊勒(WilliamShirer)的《第三帝国兴亡史》(TheRiseandFalloftheThirdReich)，我把它从头到尾大概看过五六遍。另一个明显的改变是，电视不再放在大厅整日开着，而是放在一间房间里，想看的人可以去那里看，其他像我这种不看的人，就能免受干扰。不过，院方在星期六会在大厅播放一套摇滚乐节目。　　对那些不能外出的病患来说，一天的大事是三餐：早餐七点，午餐十一点，晚餐四点。尽管食物煮得又老又烂，叫人难以下咽，但是餐厅开门之前，大家早就排着长队等着了。我在走廊排队，看护我的人守在旁边，炖牛肉的味道老远就传过来。但我不是因为食物，而是因为药物作用才流口水的。那些牛肉尝起来毫无肉味，包心菜咬起来就像纸一样，叫人食不知味。尽管如此，供餐时间要是迟了，大家就开始焦虑，绕着圈子踱步的速度愈来愈快，只因为我们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了。　　同样地，我们一天要排两三次队领药。除了心理方面的药物，院外另外还开给我一粒降低血压的药丸，我想是利尿剂，因为我上厕所的次数在服用之后明显增加许多。派药的人不时会叫我们张开嘴巴给他检查，要是发现你藏药，他们就会把药片改成注射剂。在我离开那家医院之前，多数的病人都接受注射。第七章绝处逢生(2)　　一周会举行几次团体治疗。我为了打发时间，就晃过去参加。八到十个病人由一个医生带领。我不时针对发言者的内容批评一两句。　　医生问团体里一名妇人：“你对家人来访有什么感受?”“嗯，我很担心我的女儿。”妇人回答。　　我就对旁边的人说：“哈!她以为她的小孩还记得她。”后来，大家知道我这个毛病，就对我说，表达意见的方式很多，未必一定要用说的，你可以以笑声或其他方法来传达，所以我就掩着嘴巴喃喃自语，就像我声音对我说话的方式。可是这样一来，又引起其他成员的不安，以为我在议论他们什么。所以，最后他们要求我退出团体。我待不待在里面其实无关紧要，反正我们全都困在相同的游戏之中，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有人大笑或大哭。　　我入院时，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病友是保罗，他三十出头，个头和我一样高，体重只有我的一半。事实上，他只是告诉我他的名字，然后一屁股在我身边的座位坐下来，然后就一言不发。两个钟头之后，他突然又站起来，说：“很高兴和你聊天。”然后就走了。　　他的出现和离开，两次都吓了我一跳，因为那时我正专心听我脑子里的声音。他们不断告诉我必须自杀，告诉我如何在这个地方了结我的生命。他们骂我是胆小鬼、懦夫，没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分成二部轮唱，一部唱道：“谁不敢自杀?谁不敢自杀?谁不敢自杀?”一部和道：“就是肥猪肯恩，肥猪肯恩，肥猪肯恩。”许久以来，我发现自己第一次公然反驳他们。“你们说谁是胆小鬼?”我大声迎战，“有种你们就现身，我们来看看谁才是强者，谁比较勇敢?”我说着跳起来，摆出打架的姿势，对空中连连挥拳，攻击这些看不见的敌人，其气势就像一个想赢得拳击宝座的少年。　　我只知道下一秒钟我的脸上就挨了一拳。是个大块头的黑人，他以为我在说他，冷不防就给了我一拳。“这是为尤赛夫打的。”他一面吼着，一面朝我鼻子又是一拳，把我鼻子给打歪了。(尤赛夫·霍金斯YusefHawkins，是个黑人少年，那时才在布鲁克林区被一群白人打死。)我奋力回击，示意重新开始，其他在场的人——包括负责看管我的看护，全都袖手旁观。后来不少人也加进来打我，事情愈闹愈大。　　一定是有人给我注射了什么，等我醒过来，人已经躺在隔离室。隔离室四面墙壁都加装柔软的填充物，里面只有一张光秃秃的床垫，我就躺在上头。我突然坐起来，身体一歪，就拿头去撞冰冷的大理石地板。这种事不是头一次发生。我相信，我这个举动，还有睡觉时会突然喘不过气的现象，都出自声音的杰作。他们想把我撞死。院方的人认为这只是我自杀的企图，就像有些人会在手腕上划些浅浅的痕迹，但不会真正切到血管。结果，我们两方都想错了。　　为了以防万一，院方在晚上就把我的四肢固定在床上。好几回，我半夜醒过来，发现自己呼吸困难，无法动弹，好像有人坐在我的胸口上。我愈是挣扎着想坐起来，手脚上的皮带勒得愈紧。我大声呼救：“我不能呼吸了!”我对姗姗来迟的看护说。　　“那只是你想象出来的。”他不以为意地回答道。(不光是曼哈顿医院，其他的精神病医院对病患的抱怨多半也是采取忽视的态度。)从实习人员那里也得不到更好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这只是完成他们学业过程中一个不甚愉快的经验，他们才不会在乎我是不是会去撞地板。但我确实日复一日重复这样的举动。　　“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怎么办?”我自问。我知道真的有病人在一夜之间“消失”，再也没有音讯。你如果跑去问工作人员，只会得到沉默的回应。这样冷淡的态度更加深了病人妄想的程度。我虽然想死，但并不想莫名其妙地消失——而每晚，我挣扎着想喘口气的时候，一想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内心便恐惧不已。我没有访客，没有家人，要是我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人会在意。有一天早上，我们排队领这天的营养品鸡蛋粉时，我对保罗说：“保罗，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如果哪一天早上，我突然不见了，你能不能打电话去报警，告诉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阴谋害死我。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保罗认真地点头。“我一定办到。”他说。　　耶诞节和新年来了，我们的病房区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我的状况也依旧。那时时间是一九九年初，院方依然不允许我自由行动。所以我不能在院区申请工作，无法赚取买咖啡和香烟的零用金。我转而采取其他生财之道：贩卖尿液。通常大家告假出去，就是要过海到市区一三街买酒或毒品。同样地，回院之后，他们要接受尿液检查，看有没有吸毒的反应。我的尿液绝对不含毒品，所以是抢手货。我以每人五块的价格出售。　　隔年春天，我终于获得解禁，可以出去活动。我在附近的医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助手的工作，书籍和期刊就围绕在我四周。我开始学习操作电脑。起初，我面对着键盘，呆呆地瞪着电脑好几个钟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有人给了我一本操作手册，我不断练习，终于学会操作的方法。我还学会如何建立和储存档案，这和那些通常给我们这样的人做的收盘子、叠餐巾的工作相比，不但有趣得多，而且能让我们学到负责的态度。第七章绝处逢生(3)　　工作之余，我大部分时间都跟保罗在一起，他就像我的影子一样粘着我。“我是奉约翰·葛提(JohnGotti)之命来这监视黑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悄悄对我这么说。(我们的病房区只有三个白人。)“他派你来监督我的，是不是?”“约翰是什么人?”我说。我从来没听过这号人物，不过，保罗很快就告诉我这个下界主宰恶名昭彰的事迹，以及他通天的本领。　　“我是葛提的左右手，所以这里的人都怕我。”他小声地对我说。　　但我一点也不怕他，而且事实证明保罗是个和蔼可亲的同伴，我第一次告假上街，他不但为我领路，还不时为我打气。我们一块去看了一场电影：《猎杀红色十月》(TheHuntforRedOctober)，又去吃披萨……就跟正常人一样。然后，我们回医院，把尿液送去检查。　　“我妈这个周末要带我出去吃饭，”一天，保罗对我说，“星期天你请个假，跟我们一道去。”　　我犹豫起来。我不想破坏人家的家庭聚会，但保罗很坚持。“只此一次。”我说。结果，以后每个星期我都跟着去。我们会到曼哈顿东区吃那种几元吃到饱的餐厅。保罗的母亲把我当成她第二个儿子，甚至每周还要给我零用钱。我婉拒了她的好意。那些年我虽然一直为妄想所苦，认为世界绕着我打转，但我不允许自己把保罗和他母亲视为家人。家人这个念头令我痛苦。我可以对外人假装我父母已死，但我心里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和我弟弟都好好地活在康乃狄克。我也清楚我只能靠自己。　　我想转到中途之家，但在这之前，我必须去申请一份补助金。这是离开医院的第一步。没有补助，回院复诊、拿药、接受心理治疗时，我也不能享受健保给付。　　要完成申请手续，我还需要找一位社工来协助，可是我一直碰不到那位社工，这让我非常沮丧。每次我依照约定的时间前去，他都不在办公室。事后他向我道歉的说词是，他那时若不是刚好有事离开一下办公室，就是度假去了。我们约定好的时间一改再改。这不是一个阴谋?除了我的声音之外，那个灰头发的老看护的话一再在我耳边响起：“我们必须把这些疯子留在医院。”难道这就是那个社工的目的——把我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