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停止的那一天-声音停止的那一天

声音停止的那一天第一篇　　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一个夜晚，那些声音毫无预警地出现了。当时我十四岁。“去自杀……烧了自己。”他们说。精神病患的故事《声音停止的那一天》　　14岁那年，肯恩.史迪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的征兆，17岁那年他离开家到了纽约去流浪，此后疾病一直纠缠着他，并且越来越重，以致几度住院治疗。　　此后的32年，肯恩.史迪开始不断地奋起反抗，与病魔作斗争，与心中那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斗争。最终在医生的协助下战胜了病魔，并创办了著名的心理健康杂志《纽约之声》，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回归社会后，肯恩.史迪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以浓厚的兴趣致力于通过社区活动，帮助那些面临精神疾病的患者，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以促使国家制定更好的有关心理卫生方面的政策。《纽约时报》在1999年曾在头版报道过他的故事。　　肯恩.史迪的积极人生精神和对社会的杰出贡献，使得他获得极高的荣誉。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组织将1999年的克利福奖颁给了他。　　在中肯恩向我们坦露了他的隐私世界，别人对抗的是外在的挑战和困顿，而他对抗的却是内在的敌人。他的坚强和脆弱，他的愤怒和勇气，以及顽强不屈的精神，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正视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声音停止的那一天》不同于其他心理咨询类型书籍的是：此书是一本传记小说，一本回忆录，作者肯恩毫无保留让读者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去了解它。我想肯恩的最终目的不是让读者同情他、可怜他，而是让人们正视快速发展的社会，愈加激烈的竞争,生活节奏加快的“e时代”所带来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而产生的精神紧张、失眠、焦虑、困惑、抑郁造成的心理疾病，让我们必须要以良好的心态去对待纷繁复杂的世界。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对肯恩.史迪的抗争也大加赞赏：“大无畏的毅力......因为他，精神病患的故事被世人得知。”并对此书大力推荐。　　《声音停止的那一天》作者：［美］肯恩.史迪克莱尔.柏曼2004年9月第1版桂林漓江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策划漓江出版社出版序　　我在一九八一年初识肯恩·史迪，当时他在旧金山街头流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已经记不得了——那时我每天面对上百名类似的病患，对我而言，他只是那些邋遢、气味难闻、有精神困扰的男男女女中的一个。他们多数因为妄想和幻听被迫流浪街头。身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尽力帮助他们，但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他们多数的人将会在疗养院终其一生，或者，更糟糕的，重新流浪街头。　　数年后，我在纽约协助制作一部关于精神病复健的录影带，肯恩也参与其中，我们因而再次碰面。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聪明异常、思虑周到，所以，当我得知他曾因为精神分裂症住院十几年，简直不能相信，怀疑他可能被误诊。眼前这个人聪明、风趣又健谈，一点精神分裂症的迹象都没有。　　但肯恩随即说他认识我，并开始描述我们一块走在旧金山街头的往事。我这才猛然想起，他真的是我治疗过的流浪汉中的一位。对我过去的帮助，他大表感谢。就一名精神科医生而言，这样的谢礼极为难得，尤其是它不但出自一位人生巨大悲剧幸存者之口，这幸存者更将余生心力投注在帮助其他有共同遭遇的人身上。　　由于肯恩的贡献，美国社会逐渐转变对精神病患的看法。他创办并担任总编辑的报纸《纽约之声》(NewYorkCityVoices:AConsumerJournalforMentalHealth)，在他才智和识见的领导下，广为流通，是那些和肯恩一样受心理疾病折磨的人的一份强而有力的教育性刊物。　　肯恩最惊人的成就之一在于提倡罹患心理疾病者的参政权，他呼吁正视那些因心理疾病而失去参政权、远离政治光环的人。靠着两万八千名罹患精神疾病的选民的联署，肯恩促使政治人物不得不注意心理卫生的议题，将它们变成可见的公共政策，或引发大家讨论和关切。肯恩的努力确实得到回应。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参议员期间，便将政见中有关心理卫生的内容归功于《纽约之声》，她盛赞肯恩“大无畏的毅力”，因为他，“精神疾病第一手的资料首度被世人得知”。比较不为大家所知的是，她同时还恳请将他提供的资料纳入心理健康的议案之中。　　除了推动这些，肯恩投入大量心力帮助其他受心理疾病之苦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他旅行全美各地，以他自己过去的痛苦经验为例，对那些尽力支持罹患精神疾病家人的家庭演说。肯恩以一名咨商者、支持团体的领导者及辅导者的角色，影响了几千人的生活。……。　　肯恩·史迪彰显出非凡的人格和成就，但我期望像他这样的复元案例很快就不再是罕见的事实。抗精神病药物使肯恩终于摆脱幻听，这些药物的疗效确实惊人，但不是只会在他一个人身上奏效。过去治疗分裂症的药物虽有相当的效果，但对许多患者来说，药效极微，或完全无效。最近新一代抗精神病药物的出现，为全世界数以百万的患者带来了新希望。这些新药不但具有旧药所没有的疗效，副作用也比较小，这会提高患者确实服药的比例。现在我们看到更多像肯恩这种“李伯大梦”(RipVanWinkle)的例子：脱离社会数十年后，又重回社会。　　肯恩对“声音停止的那一天”那个重大日子的描写，是我读过的文章中最深刻的。这本动人的惊奇回忆录里，肯恩·史迪揭露了他的世界——重度精神疾病的世界——其中的隐私和力量我们鲜少有人有权分享。肯恩是美国传统的英雄人物，只不过他对抗的敌人在他的内在。他的坚强和脆弱，他的愤怒和勇气，以及最后他的顽强不屈和全心奉献的精神，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以新的同情心，正视我们自己和我们这个世界。这本令人难忘的书将丰富所有读过此书的人的生命。　　丽塔·赛顿(RitaSeiden)是他最后一位治疗师，协助他从黑暗走进光明的人生的人，她在肯恩过世后没多久，在《纽约之声》刊出追悼文，她写道：“你的身材，你的智慧，你的人格，你想大干一场、弥补被疾病蹉跎的岁月的那分渴望，你恫吓和激怒人的本领，你说服别人与你为理想共同努力的能力——一切和你有关的，都是巨大的。”　　肯恩，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还有那些爱你、敬佩你的人的支持，我们得以开始实现你的理想。　　史蒂夫·马克·葛芬博士　　二一年一月于纽约前言　　“他因为大力推动美国心理健康运动，带头改写世人对心理疾病的看法而声名大噪……他出版报刊，由心理健康单位撰稿，提供消费者这方面的讯息。他努力提高心理疾病者的参政权，创立了一个极为成功的推动方案。他们将迈向复健的第一步归功于肯恩，这些人或是读过他的文章，在电台上收听过他的演讲，或在电视上看过他本人……人们向他求援，他便予以回应。由于这些和其他的成就，国家心理健康组织将一九九九年的克利福奖(theCliffordW.BeersAward)，我们最高的荣誉，颁给肯恩·史迪。”　　上述这段话出自纽约心理健康组织的主席兼执行长，约瑟夫·葛雷泽(JosephGlazer)。我听说，那场在六月天下午于华盛顿特区的L'EnfantPlaza饭店举行的年度大会上，在我起身受奖时，出席的四百位贵宾站起来为我鼓掌。这些事我都不记得……也不记得自己怎么从座位走上台……甚至不记得上台之后说的话。我整个人都在发抖，心跳得那么地快，以至我很担心自己还没走到台上就昏倒了。“肯恩，你必须办到，”我对自己说，“没问题的，你在这里很安全。”　　部分的我仍然难以接受自己目前的状况——面对真实的人，确实听见他们说话，谈论我，而且赞美我。因为过去三十二年来，我的世界完全被恶意、轻蔑的声音主宰，不断被评论，不断被贬抑。三十二年的岁月，那些破坏性的声音禁锢了我失序的心灵……嘲笑我，愚弄我，消耗我的时光，将我一再逼上生命的绝壁……激发我跨出最后一步。第一章失序(1)　　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一个夜晚，那些声音毫无预警地出现了。当时我十四岁。“去自杀……烧了自己。”他们说。　　我的床头上搁着一台小收音机，几分钟前，我还在听着一个叫法兰奇·维利(FrankieValli)及四季的乐团唱着：“像个男子汉一样迈步，加快你的脚步……”但接着所听到的就不是歌词了。我吓了一大跳，以为自己在做噩梦，但我没有睡着啊；而且那个声音继续不断地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低沉、嘲弄、滑稽，对我说：“吊死你自己，没有你世界会更好。你是个坏小孩，坏到骨子里。”　　我害怕得把收音机关掉，跳下床，光着脚跑出去，满月的月光照着我的路。声音没有随着收音机关掉而消失，他们继续紧跟着我不放。“你该死掉，”一个声音说。“你压根不该生下来。”另一个声音表示。他们说有人、有某个东西希望“我”死掉。说话的人到底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我推开父母卧室的门，想向他们寻求庇护，但他们熟睡着，我不敢叫醒他们。　　我知道他们明早还要工作。我父母莎拉和肯恩斯·史迪，他们都在康乃迪克华特贝里市的一家工厂上班，离我们住的小镇不远。但即使我把他们叫醒，能对他们说什么呢?那些声音替我回答这个问题：“去找你爸啊，告诉他你怕黑，告诉他我们的事，这样就更能证明他原先的想法——你的确是个怪胎，一个令他失望的孩子。”　　我父亲名叫肯恩斯，但大家都管他叫巴特。他想要个会打棒球的儿子，而我却是个爱看书的男孩。我第一次上场，是拖着父亲先前交给我的球棒。我记得，在那场小联盟赛上，我上场没多久就尿湿了裤子，因此不想继续打，可是我爸强迫我穿着被尿湿的制服回到球场上。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对我的教育是软硬兼施，但只是让我更加明白自己如何辜负他的期望。“他不会相信你的话。”声音说得没有错，这件事我没法跟他说。　　我沿着我们整齐的传统美式建筑的房子的楼梯，下到我外婆的房间。我外婆叫艾玛·梅·魏德怀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说，而她对我的疼爱却依然不会改变。就在我要转动她的卧室门把时，脑袋里的声音大作，让我觉得即将被淹没。“死，死，死，你一无是处，没一块好料。现在就去死，不要再拖延了。”我跌跌撞撞跑进起居室，随后就昏倒在地板上。　　第二天一早，我母亲发现我躺在那里。　　“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她问道，摇着我的肩膀。我含糊地说了几句她能接受的理由。我记得当时心想：我母亲赶来了，像守护者一样来拯救我，我安全了。但这个念头没能持续多久。　　那些声音还在，低沉作响着，就像孩子取笑别人时那样唱念着：“错，错，错/我们还在/你以为能摆脱我们/没这么容易。”　　我妈站在依然暗黑的屋子里，低头俯视我说：“肯恩，你怎么穿着睡衣就跑到楼下来?你刷牙了没?别让你父亲看到你这个样子。”因为同时有两波声浪袭过来，我觉得头脑快爆炸了。我非常害怕，竟然会发生这种怪事。“镇定一点。”我对自己这么说。　　我匆匆忙忙地梳洗更衣。当我对着浴室的镜子时，那个取笑的声音说：“看看你，多么丑啊，看那个可笑的黑脑袋。”熟悉的脸孔瞪着我：棕色的鬈发，介于棕色和淡褐色之间的眼珠，在别人眼里还算好看的长脸。就跟多数的青少年一样，我对自己的外表很在意。但那个声音变得更恶意。“丑八怪，”他们大叫，“你怎么受得了自己这个样子?”我下楼去，勉强自己吃早餐。我父母很快就出门工作，然后外婆让我看《今天》，我最喜欢的新闻节目；每天上学之前，她都这么做。(我们家就在中学的正对面，只要几分钟时间就能到校。)那一阵子，《今天》的主播是芭芭拉·华特斯(BarbaraWalters)和胡佛·唐兹(HughDowns)，还有一个叫茱迪丝·克利斯特(JudithCrist)的评论员，我很欣赏她，以及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新闻播报员。我坐在电视机前面，那群人开始谈论起我，声音听来就像看外国片时那种配音效果。“今天，肯恩·史迪要自杀。”新闻播报员的语气就像在警告观众有飓风正在快速接近。我全身为之一震。我没听错吧?没多久，胡佛·唐兹用较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肯恩，不要自杀，不要放弃，努力克制自己。”芭芭拉·华特斯则对我进行一场死亡后的专访。“为什么要自杀?”她问道。“你是真心想这么做的吗?”轮到茱迪丝·克利斯特的时候，她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自己的死真可以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那些声音高亢清晰，我完全无法动弹地钉在电视机前面。然后那些声音逐渐放低，开始窃窃私语地谈论着我。“他在听着呢。”一个说。“我就是希望他这么做。”另一个回答。第三个声音加入。“离开家。”那个声音严厉而急切地下令。“这些人对你没有好处，马上离开这里。”　　我夺门而出，那些声音对着我尖叫。“跑啊，跑啊，胆小鬼。”我往右转，跑过学校，没有进去，反而一直往学校旁边的树林跑过去。我期望躲进浓密的林子之后就能摆脱那些声音，但他们找到了我，继续激烈地评论。“没用的东西……你父母不要你了……离家出走吧……。　　离家吧……最好去死……对，就是这么做，这就是答案……去死吧。”高大的树木变成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是谁在说话?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可怕的事?我不知道自己那天在树林里待了多久，但我记得当我回到家时，外婆非常担心地看着我，她摸摸我的额头，然后说：“肯恩，你发烧了。”我高烧到华氏一百零二度，母亲第二天不得不请假——这是少有的事，因为请假要扣薪水。几天后，我的烧退了，继续回学校上课，但声音就此跟着我，我开始每天挣扎过日子的生活。第一章失序(2)　　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我父亲兴奋异常地回到家。“总统今晚要就古巴导弹危机发表演说，我希望你听听他对共产党的看法。”我跟着父亲到客厅去，他打开电视。但当肯尼迪总统对着全美观众说话的同时，我脑袋里的声音也对我说着话。我父亲非常关心这个议题，但我根本听不清楚总统对导弹危机的看法。　　演说结束后，父亲开始发问，我续续断断地听到下面这些话。　　学校老师是怎么教关于“别理他，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关于卡斯特罗、古巴以及关于那些“别回答他的问题……”共产党……以及他们颠覆世界的阴谋?“别理他……马上掉头离开。”　　父亲很担忧古巴导弹危机，希望确定我学到了正确的观念；可是那时我脑子完全被那些声音所淹没，根本无法作答。我觉得全身乏力，无法将自己拉到一个安全的处所，于是我勉强应付着。“什么?”“我不知道。”父亲晓得我并非一无所知，所以他认为我是故意在跟他作对。接下来我的行为更肯定了他这样的想法。　　每当我接近电视或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的声音就会变得更为大声，更为强烈，更无所不在。就好像由他们在编写及指挥着我生活的故事，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没有我置喙的余地。而那天傍晚，那些声音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当父亲针对电视的内容询问我的想法，测验我到底了解多少时，我竟照着声音的指示去做：捂住耳朵，背过身去。　　父亲火大了。“立刻回房间去，不准吃晚饭。”他命令道，然后气呼呼地离开客厅。他很少这样严厉地处罚我。“不知感激的孩子，看你做的好事。”脑子里的声音指责我说。“你又再次让你父亲失望，你不配做他们的孩子。”　　但他们就快有另一个孩子。就在那些声音突然造访我之后没多久，我父母告诉我，我们家就快有小宝宝了。为了要再生一个孩子，他们努力了好多年，好几次以为已经怀孕，但最后都落了空；可是这一回是真的。但我却没像他们那样雀跃。当了十五年的独生子，我并不希望多一个来分散他们注意力和关爱的竞争对手。我暗自祈祷，如果一定要生，就生个妹妹吧。　　可是我脑子里的声音似乎比我知道得更多，他们认为会是个男孩。恐怖的是，他们多次以“他”的声音对我说话。“我要来了，我就要诞生了。”我未来的弟弟从我母亲凸出的肚子对我发出威胁的低语。“你必须离开。”接着全体声音加入，震天价响地齐声指示我离开之道：“带着收音机到浴室去把自己电死……半夜到六十九号公路上，跳到汽车前面去……把打火机的油洒在身上，把自己烧死……去林子里上吊。”他们详细地指导我自杀的步骤，我情不自禁地竖起耳朵听着，那些声音和他们描述的画面蛊惑着我——到了那时，我脑中还出现过奇怪的影像：模糊难辨的影像在我眼前晃动着。　　那些影像有时候很清晰，但一闪而过，像照相机的快门，所以分辨不出到底是什么东西。影像来来去去，但那些声音却长伴左右——有时在我耳边大叫，有时退到背景里窃窃私语。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照他们的命令行事。　　我弟弟乔瑟夫·罗勃·史迪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出生。他们正确预测到他的性别，使得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威慑力大大提升。“他来了，”他们邪恶地大笑着说，“乔才是好孩子……。　　他才是你父母期望的孩子……等着瞧吧，他会成为职业棒球选手(长大之后，乔果真差一点成了职业棒球选手)。你父亲会愈来愈疼爱他，他也值得人疼爱……你该走了……别再拖延了。”　　只有两件事能压制那些声音：阅读和写作。当我看书的时候，我便进入《块肉余生录》或《汤姆历险记》的世界，心情随着主角的经历起伏。这个时候，声音便退到背景里，变得模糊不清。所以我拼命地看书，凡是能到手的书我都看，但那些声音守在一旁，等着我看完最后一页，便一跃上台。我们家有一套《世界百科全书》，我把全套都看完，其中有的还看过两三遍。中学最后一年，我在狂读中度过，而且拼命地写，一页接着一页，努力在声音再度掌控我之前完成家庭作业。想不到，我竟因此以优异的成绩自中学毕业。　　但是，一毕了业，我便和大部分的朋友失去联络。“瞧，连你的朋友也不再喜欢你了，”声音这么对我说，“现在明白他们是怎么看你了吧?怪胎……看看强尼，你以前最要好的朋友，现在人家也不来找你了。”　　渐渐地，我待在家里的时间愈来愈长，害怕骑脚踏车到街道上。谁知道会突然冒出什么样危险的事情。不过，我尽量瞒着家人自己的状况，至少当时我以为自己隐瞒得很好。头三年，有时我能在现实世界(起床，上学，帮忙照顾小宝宝)及幻觉世界两者之间维持正常运作，但是很辛苦，像走在高空绳索上。外婆有时听到我大声回答那些声音的要求，以为我是在跟朋友讲电话。显然她没有发现我的朋友都已经不再打电话来，或到家里来找我。“肯恩，不要占着电话，你知道你父母不喜欢你这样。”外婆在厨房喊道，提醒我家庭的规矩。我被她的声音拉回现实。“对不起，外婆。”我会这么回答，然后走到她正准备着晚餐的厨房，试着保持冷静，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第一章失序(3)　　可是我的问题才不是若无其事，要我自毁的声音步步进逼。“你的死不是刀子一抹这样简易的死法，你得死得血肉模糊，肠流满地……得那样结束你的生命。”他们有时小声地交谈，像要算计我什么，逼得我好奇地竖着耳朵听，但他们又模仿起天主教教士，操着做弥撒时才用的拉丁话。然后他们警告我：“别忘了，肯恩，上帝不会原谅自杀的人。”他们要传递的讯息很简单：我必须死，但不得善终。　　日复一日，这些声浪淹没了我，最后我发现自己竟然和他们谈起条件来。“好，我去死。”　　我这么对他们说。什么都好……只要能让我静一静。我就像一个永远不能离开舞会的客人，为了图个清静，不惜用任何条件来交换。“好，我自焚……我上吊。好，好，好，我自杀。　　”事情发生在八月，我是直到听见我母亲在大叫，感到我父亲使劲想摇醒我时，才发现我竟然在客厅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出这些话。那些声音接下来指示我该怎么办。“你再也无法隐瞒了，全家人都知道了。你必须逃走……跑出去……跑，跑，跑，你必须去死。”　　于是我夺门而出，一路跑到树林里，也就是那些声音第一次造访时我寻求庇护的那座林子。　　白桦、枫树和松树将林子里遮蔽得一片漆黑，横伸的枝条就像我内心的恐惧一样无光。我完全被那些声音控制住，但是，很奇怪地，他们似乎同时又带着一股温柔和慰人的力量。“那实在不是你的错，会到这样的地步，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不过，他们传出的讯息还是不变：“你必须死。”　　近几个月以来，这个讯息变得愈来愈具影响力，因为他们主动提供协助，甚至给予明确的指示。“先去买一条绳索，”他们命令我说，“十二英尺长，两英寸粗。”我到五金店把绳子买来。“打一个水手结，要结得牢靠。”声音说，但没告诉我怎么打结。有一天，我在学校看到有个童子军在练习结绳，便向他请教。“我怎样才能学会打水手结?”我问他。他告诉我一本指导手册的名称。那是一本老旧的手册，上面画着大船和一个一个打结的步骤，教导怎样估计绳结的大小，怎样确定它不会松开。我在图书馆找到这本册子，照着上面的教法练习。　　我同时还照着指示，从地下室搬了一张小凳子到林子里藏起来，把一罐煤油和一盒火柴装在袋子里，藏在同一个地点。一切准备就绪，我的表现让他们很满意。“很好，你自杀的准备工作完成了。”他们说。　　所以，就在我从家里跑出来的那一晚，我试了三种方法企图结束我的生命。我先站在凳子上，用绳结套住脖子，但我怎么也无法把凳子踢翻。我没有弄成，那些声音把我臭骂一顿。“连这点小事也办不好，你根本不是男子汉。”他们嘲笑我娘娘腔，骂我“笨猪”、“蠢货”。当我从凳子上下来的时候，詈骂声排山倒海一样奔来，简直想将我淹没。我泪流满面，一瞧见那罐煤油就往头上倒，但我无法划亮火柴。　　高速公路!这念头一出现，我便半跑半拖着那时已神志不清的躯壳，奔往一英里外的六十九号公路，也就是联络华特贝里市和新天堂康乃迪克州之间的康庄大道。我在路边等着，打算一有车子来就冲上前去。“车子头灯灯光射来了，”我对自己说，“就是现在。”但我突然注意到那辆车子顶上的灯光。警车吗?如果他们是来找我的怎么办?我心一慌，赶紧跑回路边，然后一路跑回夜色中孤零零的校舍，蹲在建筑物旁边，靠着粗糙的水泥墙有一个世纪那么久。之后，我回到树林里，倒头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起身回家。我父母的车子还停在车道上。我心想：“今天一定是周末还是什么例假日。”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是因为我昨晚逃家才没去上班的。在我们家大门前面还停了两辆警车，我爸站在院子前面，正激动地跟警察谈话。“他们会射杀你的。看到他们腰上的枪没有?你爸计划派人杀你。”我僵在那儿，这时我父亲正好回头看见我。　　因为我昨晚逃家，又有自杀的意图，所以他们向警方报了案。现在警察打算护送我去医院接受检查，但我爸说服他们让他先带我去看我们的家庭医生苏利文(Sullivian)。一通电话后，苏利文医生答应晚上为我检查。　　我们驱车赴约时，天色已暗，还下着雨。苏利文医生的办公室在一栋三层楼的建筑里，前面的走廊几乎延伸到整个建筑物的长度。一楼只有几扇窗子亮着灯，其他办公室的医生都已经下班回家了。　　苏利文医生开门让我们进去，然后要求和我单独谈话。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过，当我父母被他叫进去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们脸上困惑且担忧的表情。我父亲一向坚强，那时却露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神情，那是彻底被击倒的表情。　　稍晚，回到家，我听到他在讲电话，谈我的事。他跟电话那头的人说我得了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病名是一长串的字母。我记得我那时很想知道那个名称的拼法，如果我知道，就可以到图书馆去查——就像我学打水手结一样——就可以知道怎样对付它，怎样摆脱那些声音，摆脱那些一直在我脑中打转的疯狂主意和想法。　　于是我走上前，问我父亲能不能把苏利文医生说的那个病名拼给我看。他考虑了一下，然后把一直抓在右手手心里的一张小纸片递给我。我看到纸片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一行字：精——神——分——裂——症。第二章步入深渊(1)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巴不得赶快天亮。我不时瞧一眼床头的时钟。五点钟距离图书馆上班时间还有五个小时。六点钟，再挨四个钟头……除非确知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否则我无法安眠。七点钟，我起床，像平常一样准备着，例行性地梳洗、更衣、吃饭，可是我到底吃了什么，穿了什么，我完全没概念。我对家人随便编一个借口，说是去看朋友，便跑出去，一路奔往图书馆。　　昨天父亲交给我的小纸片依然塞在我裤子后面的口袋里。等着图书馆开门时，我把纸片掏出来展平，读着上面写的字母，再把它放回口袋，然后再次把它掏出来。时间似乎过得特别缓慢。终于，图书馆的大门开了。我一进去就问管理员维奇妮亚医学字典放的位置。她要我到后面放参考书的架子上找。我急急忙忙地赶过去，把一本厚厚的黑皮书抱下来，快速地翻到我要找的那一页。　　精神分裂症：一种精神疾病，特点是，脱离现实，妄想，幻觉，自我感消失。有些会出现怪异的举动和早发性痴呆的症状。　　怪异的举动!我回到柜台，小声地请维奇妮亚帮我把所有相关的资料找来。　　我不安地站在柜台前面等着，脑子里走马灯似的一一掠过妄想、幻觉这些字眼。我整个胃部纠结在一起。这算不算是怪异的举动呢?维奇妮亚帮我找来一大堆厚厚的参考书，我迫不及待地翻着。但没有好消息。本来我希望能找到什么科学的研究结果或指引——一条对付这种疾病的明路，但我得到的只是困惑和一些臆测性的说法。　　目前病因不明，这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情报。而紧邻精神分裂症的形容词“无法治疗”、“终生不愈”重重地打进我心头。资料里面还提到暴力、杀人的案例，以及在幻听怂恿下自杀的例子，看得我怵目惊心。有关自杀那一段，感觉上就像那些声音在读给我听——那样挨近我，那样紧追不放。我想象自己垂死，而亲人来参加我的葬礼的景象，一时之间胸口紧得喘不过气，汗水从额头不断冒出来。但如果我活下来呢?上面说，他们把精神分裂症患者关起来，然后把钥匙扔掉。我把书本推得远远的，我突然需要和这个可怕的讯息保持一段距离。　　现在我会以不同的角度来定义精神分裂症：它是一种因脑部病变所造成的疾病，借由适当的药物、心理治疗，以及亲友的支持，可以得到良好的控制效果。我认为这种疾病对别人暴力相向的机率不高，不到百分之一，但患者自戕的可能性则高得多。虽然关于精神分裂症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但像我和其他亲身经历过这种疾病的人，还有从事心理卫生行业的人员，都对它抱持乐观的看法。现在大家已经知道，精神分裂症不但可以治愈，而且能像我一样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不过，四十年前，我一个人处在我们镇上的小图书馆里，接收到的不是希望，却是绝望的讯息。　　我一停下来，那些声音又开始作怪。他们嘲讽我：“你根本是个错误，你父母希望你离开他们的生活，你外婆也不希望见到你。”声音毫不留情。我在图书馆呆坐了好几个钟头，尽量拖延回家的时间。如果他们说的可信，那么我在那个家已经不受欢迎。　　倘若家不安全，外面的世界更危险。　　我开始相信那些声音所传递的讯息：大家都希望我离开——所有的人，除了我外婆。虽然声音把她也列在名单上，但这一点我倒不糊涂。要是真有人能帮助我脱离苦海，那人就是外婆了。　　一九六三年八月的一个下午，外婆坐在餐桌前缝补东西，在她身后，她饲养的金丝雀正在笼子里唱歌。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着她柔软的白发，一绺小小的发髻挽在她脑后，细细的发丝托着她脸庞。一幅宁静的画面，但很快被打破。我鼓起勇气对她说出我的状况。　　“外婆，”我说，“有人在议论我。”　　“谁?”她头也不抬地问道，继续手边的活。　　“邻居。”我说，打算逐步说出真相。　　“邻居都是这样，”外婆平静地说，一针不落。“就是爱嚼舌根。”　　接着，我怀着不安和尴尬，结结巴巴地说出幻听的事——关于他们第一次怎么造访，如何嘲弄我，怎样不断指使我结束生命。最后，我惭愧地说出我在树林里试图自杀的经过。　　外婆放下针线，定定地注视我良久。最后她起身回房，捧着她的《圣经》回来——那本《圣经》已经成为我家的圣坛。她翻开边缘已经起毛的扉页，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的内容念给我听：“务要谨守，敬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外婆在信教的家庭里长大，对她而言，那些声音显然是魔鬼在我身体作祟的结果。　　这个想法令人恐惧，但我相信外婆的话。她的解释让我重新定义精神分裂症：它是恶魔在我体内运作。此刻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子民，这种关系让我害怕。我无法入睡，日复一日和那些声音对抗着。既然我已经知道他们是魔鬼的使者，受命来凌虐我的灵魂，我就要跟他们战斗。在那段很久以前的夏夜时光里，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战斗竟持续了数十年。　　我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庇护之所。镇上的教堂不够隐秘，所以两天后，我搭便车到七英里外的华特贝里市，参加当地市区一座天主教堂的早晨弥撒。我拾级而上，进入教堂，抬头仰望顶上高大的拱形天花板——镶着金叶子的彩色玻璃——然后在教堂前面的位子坐下；我从来没有那样靠近圣坛。那天早上来参加仪式的不到十个人。穿着圣袍的神父很快就出现，直接走到圣坛前面跪下来，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开始用拉丁文祈祷：“InnominePatris,etFilii,etSpiritussancti...Amen.”我脑中的声音立即加入，跟着神父的祷词唱念着。“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肯恩以为他能摆脱我们，”他们邪恶地说，“你永远摆脱不了，肯恩，永远永远永远摆脱不了。”第二章步入深渊(2)　　“愿全能慈悲的上帝荣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宽恕我们。”但我罪无可赦，因为我受命自杀——犯了不可饶恕的罪。“罪无可赦。”一个声音说。“不可宽恕。”另一个声音表示。　　“永远不得安息。”第三个声音加入。　　原本来礼拜的只有十名男女，在幻觉的作用下，我的家人、同学、朋友，甚至连陌生人都出席了，他们全都用鄙弃、愤怒和仇视的眼光瞪着我。“瞪回去，”声音说，“看，四周都是你的敌人，他们知道你已经受到诅咒。如他们所愿，离开吧。去死吧。”我困难地起身，拖着步子走出教堂——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办到的——竟然平安地回到家。但第二天……第三天，我还是照旧去了。　　那年秋季，我进入华特贝里市的威比高中，和天主堂只有几步之遥。早晨参加弥撒成为我例行的仪式，而每一次都和第一回的经验一样。那些声音迫使我违背自己的意愿，拖着我到其他黑暗、罪恶、禁忌的处所——那些无可救药的人才出没的地方。　　我迫切需要救赎。一天，我提早到教堂，点亮圣母像前的蜡烛，并祈求获得拯救。自从脑中开始出现声音，我便不肯接受圣礼。一年前，我受坚信礼为一名天主教徒，但却违反了上帝的旨意，没能接受圣礼和宝血。如果我为我所犯下的罪忏悔，是否能取悦上帝?它是否会令那些声音离我远去?在我点亮蜡烛，静静祈祷的时候，那些声音仍然不放松地嘲笑我。我们就像置身在古老法庭的一群，而他们是陪审团——交头接耳，阴谋置我于死地。为了打击他们的阴谋，我忽然鲁莽起来，四处张望，寻找神父的踪影。　　我的勇气获得回报，一名神父跪到我身边来。当我转头面向神父，脑中声音立即大作。“不要!”“神父，你能不能听我告解?”神父同意在弥撒后见我。　　在我向忏悔室走去时，那些声音大得令人难以忍受。在我脑海开设的法庭上，他们一致地谴责我——“他以为自己是谁?圣父圣子圣灵会听他告解?”——然后詈骂之声不断在我脑中回荡。突然，喧闹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低沉威严的声音，它以极其失望的口吻对我说：“看看你做了什么好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特殊的声音，却不是最后一次。后来我称呼它为魔鬼法庭上的主宰者，只有在那些陪审团对我都起不了作用的时候，这个声音才会跑出来。有时候他还会叱责陪审团。我不常听到主宰者发言，但只要他出现，我一定能认出他的声音。有时候，只有他一人陪上我好几天。在我失序的那段岁月，他以命令、权威者的态度要求我服从；要我自杀的就是他。在步入忏悔室之际，我听见他洪钟般的声音严正地质询我：“你以为你能得到宽恕吗?”然后一道判决下来：“你无法获得宽恕。”　　我振作起最后一丝气力，向布鲁斯·伯本克(BruceBurbank)神父原原本本道出我的秘密：魔鬼如何嘲弄上帝，如何责备我一无是处，如何说我父母不想要我，邻居朋友怎么阴谋除去我，以及如何一再要我上吊、自焚、电击……以结束我的生命。在我告解的同时，那些声音仍然不断对我说着可怕的话，这一点我也告诉了他。　　在脑中一片喧嚣声中，我听到神父问我是否希望得到赦免，是否愿意接受有益的赎罪方式。　　我诚心地接受他的建议。接着我听到他用拉丁文念起祈祷词：“愿全能的上帝眷顾你，宽恕你的罪，带你进入永恒的国度。阿门。”　　神父跟我一块从忏悔室出来，和我随意聊起来：你多大年纪啦?上哪所学校?最喜欢哪个科目?原来他是故意拖延时间，好等警方抵达。因为怕我会自杀，趁我告解的时候，神父已经差人去通知警方。不一会儿，两名警官走进教堂。他们提议送我去圣玛丽医院接受检查。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威胁性，所以我乖乖地跟他们一道离开。　　那是我第一次和精神科医生打照面。　　华特贝里市的圣玛丽医院是我出生的地方，过去我也来过好几次，在家人探望某个生病的亲戚时，在儿童室等候着。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从回程车上的气氛就能得知。如果濒临死亡，车内必须一片死寂，不过多半的时候都是抱怨声，怪那个叔叔或婶婶太不懂得照顾自己，还得听他们一再唠叨自己的病痛之类的话。　　我这次造访，情形则不同以往，坐的是警车，而不是我们家那辆藏青色的汽车；到了医院，随侍在旁的不是护士，而是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我们直奔急诊室，没有去候诊室。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一处用白布隔出来的床位区，外面则有两个人留守。　　有人递给我一件罩袍。“把衣服脱光，换上这件。”我照着吩咐去做。罩袍后面开口，我的臀部露在外面。我把换下来的衣服搁在一张椅子上，继续保持站姿，靠着检查台，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状况。“你啊，真是可羞。”主宰者低沉的声音说道。我把他带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我担心他会报复。　　一名高大但年纪不大的男子走了进来。“这位是布莱克史东(Blackstone)医生。”护士把这位临时找来见我的精神科医生介绍给我认识。他开始询问我一连串问题：“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吗……你能说出美国现任总统的名字吗?……能不能解释滚石不生苔的含意?……投鼠忌器是什么意思?”我瞪着他，并没有回答。对我而言，这些都是毫无道理可说的问题，真是太可笑了。我紧靠着检查台，抓着袍子后面的开口，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些都是愚蠢的问题。那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反抗权威，而以后又发生无数次类似的状况。第二章步入深渊(3)　　这个时候，我听到父亲在外面喊我的名字。“肯恩!”“爸，我在这儿。”　　我跳下台子，从医生身边跑过去，一把拉开布帘，放眼寻去；我急于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告诉他，但我脑中的声音也有他们的话要说。“肯恩小子，你老爸知道你不是好东西……什么好管闲事的神父、警员、医生，别寄望他们哪一个能救得了你……他们也知道你没救了。　　帮大家一个忙，死掉算了。就死在这座医院里。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是吗?”到底我父亲听到哪一方的说词——是我的，还是他的声音?不过，现在忙着说话的人是他。“这是我儿子，你们没有权利把他留在这里。”我父亲对我身边的那些人，包括警方、医生和后来才赶来的伯本克神父说道。　　我父亲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但伯本克神父试着向他说明状况。“你儿子有自杀的意图。他说他脑子里有奇怪的声音命令他伤害自己，他需要到医院接受检查。”　　“够了!”我父亲打断神父的话，转向警方说，“我需要在什么地方签字吗?”两名警员先面面相觑，然后一块望向医生。　　“不用，你儿子并没有犯什么法，”布莱克史东医生说道，接着又补充说，“史迪先生，我们希望能送肯恩到康乃狄克州立医院的青少年门诊中心接受检查。”　　“没这个必要!”我父亲一口回绝。　　“肯恩向伯本克神父透露了一些非常令人困扰的想法，”医生说道，“如果你能保证会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我很乐意把他交给你。”　　“我会带他去。”我听得出来，父亲根本不打算那么做。接着他命令道，“谁把我儿子的衣服拿来让他换上，我们要离开这里。”护士急忙照着他的吩咐去做。　　但伯本克神父不肯轻易放弃。“难道你不用叫史迪先生签一份同意书?要是他没带他儿子去医院检查，圣玛丽医院不是难辞其咎?”他这么对医生说。　　“神父，你这在指控说我是个骗子吗?”我父亲反问道。我差一点以为他会拉着我立刻离开。　　“不不不不，史迪先生，”布莱克史东医生连忙出来打圆场，“院方不会要你签任何文件。　　伯本克神父只是跟你一样关心你儿子的状况。来，我写一份名单给你，这些都是青少年精神疾病的专家，你可以打电话和他们联络。”他很快把名单写好交给我父亲，父亲把名单塞进口袋里。　　我随着父亲离开医院时，太阳正西沉。回程中，没有人说半句话。我想到以往探病的情形：亲友垂死时的沉默，这让我更确信自己得了无可救药的绝症。想必我父亲也正在为此事发愁，所以无暇理我，我则完全被那些声音——不断指责非难的低语所淹没。这一回让他们说中了，毫无疑问的，我把事情搞砸了。　　那天晚上，我父亲把车子停妥，我们父子一块拾级而上进到客厅时，我意识到一件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否认我罹患致命精神疾病的心理历程已然展开。我的家人采取顽强否认的态度。　　我的病对这个家而言，就像一个巨大的幽灵——无所不在，却被完全忽视。　　有一段时间，我也加入这种假装游戏。起床，上学，回家，甚至试着完成作业，装作若无其事，取悦其他只想看到表面平静景象的人。但从初中升到高中，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小变动，而是翻天覆地的巨变。　　“看到她没有?你认识那个女孩的……她是你的敌人。”我在我的新班级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个叫凯丝的女孩时，我的声音对我发出这样的警告。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一直是学业上互相较劲的对手，但是友善且互相敬重的竞争。“她在看你，她希望你死掉。”所以我开始避着凯丝……避开所有以前的朋友。　　最初，声音从收音机和电视、那些我从来不认识的人口中发出来；现在，他们却借着我身边真实的人物发言。“肯恩·史迪，你为什么还不自杀?”我们的班导每天早上点名的时候，我都听到他这样对我说。“试试到男厕所吊死，这方法很简单。”　　“你还没死?大家都在等着呢。”副校长在走廊和我擦身而过时，这样讽刺地说。于是我挨着墙边，小心翼翼地在教室与教室之间闪躲着前进。　　在我幻觉的世界里，自然老师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向我和其他同学解释解剖我的利益：“他的死是件好事……这个可怜的家伙活该死去。想想看，解剖了这个邪恶的躯体，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多少宝贵的知识。”在她示范如何解剖肯恩·史迪的那一天，我夺门而出，撞倒一个站在门口的同学，使得书撒得满地都是。那次意外让我重新回到圣玛丽医院的检查室；我父亲再度赶来，说服他们相信他能处理我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次在沉默中驱车回家。　　当天晚上，我在我房间里听到我父亲大骂。“那不是我们的错。”他愤怒地对我母亲说，我几乎可以想象他来回踱步的样子。　　“他们说是我们没有把他教养好!”我母亲说。　　“他们知道个屁!”我父亲生气地说，“只要我们不再听那些胡说八道就没事了。”　　我知道我父母非常关心我的病因——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三十多年前，孩子要是出现不正常的行为，人们都倾向于责怪父母，何况我的不正常是那样明显。一个孩子得的要是肺病或糖尿病，没有人会指着他们父母的鼻子说：“这是你的错，是你造成的。”但是，当小孩得的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时，人们就开始窃窃私语了：“一定是家庭问题。”“我早就觉得这一家人怪怪的。”第二章步入深渊(4)　　我第一次在图书馆所看到的资料——后来也陆续见到类似的说法——多半把这种事怪罪到父母头上，尤其是母亲一方。我记得曾看过“冰箱型母亲”这样的名词，它是用来形容那些对孩子冷淡的妇女。我母亲并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冷漠。她每天到工厂上班，下班回来照顾我父亲的需要，把抚养我的工作交给我外婆。她出嫁时十八岁，我父亲则是十九，两个都是半大的孩子，年纪太轻，根本负担不起照顾另一个小孩的责任。虽然我是他们的孩子，但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的母亲。现在依然如此。　　我真希望，数十年后我所学到的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也能看到：没有人该为这种疾病负责。我倾向相信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所造成的。得病后数年，我曾问过我母亲，家族中有没有人得过精神疾病。她说：“没有吧。”然后想了一下，提起一位“老跟上帝说话”的婶婆。之后，一个，两个，从家族的秘室中，那些作古的幽灵一个一个跑出来。但是，即使精神分裂症有遗传因素，那也像是冻结在石缝里的冰水，一旦石头被冰撑破，裂成碎片，也没有人该为此负责；我的情形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是我的父母，但他们只是我的一部分。尽管我常常希望他们能更接纳我，更温暖一些，但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状况是他们的教养方式造成的。　　不管病因何在，我逐渐在大家面前崩溃。　　以前我是学校的模范生，现在我的功课开始一落千丈。我经常逃学，到声音指示我去的地方。一天，我同学凯丝在教室门口堵住我，扣着我的肩膀猛力地摇。“肯恩，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质问我。“为什么你每门功课都在落后?你根本没在读书。”她为我不及格的成绩生气着。“你的气色糟透了，身上还有味道，”她接着说，“你不是我一年前认识的那个人。　　”凯丝曾去找过那些已经放弃我、把我归类为坏学生的老师，为我向他们求情。她试图要帮助我，但我一把将她推开，对我来说，她那样抓着我，只会让我对她更心生畏惧。她就跟其他人一样，想把我除掉。　　现在我明白，学业起大变化——从好到大坏——就是孩子有问题发生的前兆，但如果能及时介入，便会有转机。可是我的父母和老师，那时的决定是把我转到另一所学校。那么做一点好处也没有，地域因素并无益于治疗那样的疾病。　　“他的心智已经崩溃到无法挽救的地步，”最先诊断出我患精神分裂症的苏利文医生再次对我父母这么说，“治疗这个病惟一的办法是长期住疗养院。”我父母对这些话的回应是换医生。长久以来，苏利文医生一直是我们的家庭医生，现在只剩下外婆会去找他看病。　　我满十六岁以后，我父母允许我休学。他们希望我报名参加高中函授课程，但我只是整天跟外婆和那时还是小婴儿的弟弟待在家里。大部分的时间，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或收听广播。(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孤立是这种疾病最典型的症状之一，大家要留意这一点。)我没有理由走出我的房间，我有一脑袋的声音，光是应付他们就够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了。　　病发的前几年，我还能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现实的世界：我的房间，外婆，我父母；另一个，对我来说更逼真……更具压迫性的世界。我就像一只水底生物，但仍有余力偶尔浮到水面上。但我待在水底的时间愈久——每天停留在幻觉中愈长——愈难在水面上生活。　　我往地狱愈陷愈深，全被那些声音所宰割。　　后来有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幻觉，我连到外面信箱取信都不敢。只要一想到要跨出大门，我就心跳加快，汗水直流。我常常躲在房间里，从百叶窗的缝隙紧张地盯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和车，脑子里想象出各种可怕的画面，幻想他们冲进来，绑架我，虐待我，或谋杀我。　　有时候，就着黑暗的夜色，我冒险坐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呼吸一下夜晚的空气。但只要一出现车灯，树叶稍微振动一下，我马上挨向墙边；等确定没有人之后，我便躲回屋子里。可是，就是在屋子里我也不觉得安全。我的声音不断告诉我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群魔四处横行。　　在囚禁我的水底世界里，我父亲被视为头号魔鬼，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不能共处一室的地步。我愈来愈常跟我的声音对话，但我怕被他撞见。我相信他一直认为我是故意做出奇怪的举动，好迫使他接受我生病的事实——他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点。我们父子之间关系紧张，我知道我终究必须离开。　　阅读和写作依旧是我生活里惟一可以帮助我隔绝那些声音的活动。当我全神贯注于书本中的情节，或专心写着日记的时候，声音便消弱，甚至得到片刻安静。有一天，我在纽约艺文杂志上看到一则曼哈顿戏剧学校培养青年剧作家的广告。我一时冲动，寄了一封热情的应征信去。没多久(或是我的错觉，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时间感)，我收到回信，上面说我有才华，他们决定录取我。　　当时我十七岁，如果没有升学的话，正是该找份工作、自谋生路的时候。我父亲也不时警告我：“等你到了十八岁，我和你妈对你就算责任已了。”我如果继续待在家里，顶多是到他们那家工厂或其他类似的场所上班——我可不愿意如此。但搬到纽约去，他们恐怕高兴都来不及。我知道，我能离开家，会让他们大大松一口气。第二章步入深渊(5)　　不过，他们要我待到耶诞假期结束后再走。所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我强忍着泪，向外婆、母亲和襁褓中的弟弟乔伊道别，拎着他们送给我的耶诞节礼物——一只名牌皮箱上车，我父亲则提着另一件行李——布鲁斯叔叔送给我的旧皮箱。布鲁斯叔叔把皮箱交给我的时候说：“从现在起，你要开始走不同的路了。不同凡响的人，像你这样，都是如此。”我想他是好意祝福我，但那时处在妄想状态的我，想的是：“他说不同凡响是什么意思?他看出什么端倪吗?他知道我的情况吗?”因为如此，使那只皮箱蒙上一层色彩。　　我们从繁华镇出发，沿着六十九号公路往纽哈芬驶去，我要在那里换乘开往纽约的火车。一个小时沉闷的车程里，我父亲不时喃喃地说：“既然你不愿在这里的学校就读(胡扯，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又不想去工厂上班，那你迟早还是得离家，很可能是去越南参战。”　　他不如说去月球算了。因为那些声音持续从电视节目里跑出来对我说话，我索性不看新闻节目，所以，对发生在越南这个遥远国度的战事一无所知。它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每天、每小时、每分钟，我都在进行我自己的私人战争：肯恩·史迪与群魔之战。　　我听着我父亲说话，但他似乎主要在说给他自己听——像要说服自己相信，他们让我离开是正确的决定。为了卸去身为父母的责任，他把预先替我存的基金兑成现钞，先交给我一部分，其余按月寄给我当零用金。“如果你能自己负担生活费和学费也没关系，反正这笔钱就是你的。”临别前他这么对我说。　　就这样，带着这句临别赠言，我登上了火车。　　从第一天造访一直到此刻，那些声音终于完成他们的任务——让我离开我的家人。第三章大城市(1)　　“现在，除了我们之外，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家里没有人希望你回去。肯恩，对你家人而言，你已经死了。在大城市里，你尽可以从高耸入云的建筑物跳下来。想想看，当你撞击到地面的那一刻，能引起多大的骚动。肯恩，找一栋高楼爬上去，然后纵身跳下去。飞翔吧，迎向死亡吧。我们会助你一臂之力……助你一臂之力……助你一臂之力……没有谁在乎你，但我们会帮你的忙。”　　火车上，我在位子上蜷起身体，对那些声音所说的话深信不疑：我正投向一个未知的死亡之地。从纽哈芬搭火车到纽约，只有两小时的车程，但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一九六四年夏天，纽约举行万国博览会的时候，我们家曾讨论过一阵子，那时我心中充满憧憬——想去，但不敢表示——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却改去匹兹堡，替我爸喜欢的海盗队加油。随着车身的摇晃，我很快地被带到一个神奇之地，一个我衷心祈望能获得庇护的处所，但我的幻听却在这时候再次勾起我的恐惧。他们说：“我们是你仅有的一切。迟早你会照我们的话去做的，索性早点痛下决心吧。”　　临行前，我父亲买了一份纽约地区的报纸给我。我开始专心看上面的征人启事。上面有各种和出版业有关的工作，有的甚至不需要经验。我在上面圈了几家，打算明天一早就去应征。　　突然我意识到一个奇特的状态：虽然我还是被幻听困扰着，但长久以来，我第一次升起一丝希望。拟定计划能帮助我掌控自己，更有勇气面对眼前的挑战。　　但是，在中央车站等着我的，是一团混乱的世界。中央车站的月台有一百二十英尺宽，三百七十五英尺长，是美国最大的月台，在它拱形的屋顶上装饰着闪闪发亮的耶诞节灯泡，一面墙壁上，柯达胶片的广告上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他在家人的围绕下，开心地庆祝佳节。多么温馨的画面，和我们家例行公事般、假装关心没事的气氛完全不同。　　扩音器传出广播声，旅客们不是匆匆忙忙登上就要出站的列车，就是赶来接送亲友。帮我拎行李的脚夫问我要不要招计程车。“我没有钱坐计程车。”我说。他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认为没希望从我这收到小费。“小伙子，你看到报纸上的标题没有?罢工。现在纽约正在闹大罢工，地铁和公车全面停驶。你要去的地方有多远?”我在YMCA事先订了房间，它距离中央车站有八条街远。脚夫听了说：“你不可能一个人拎着这么多行李走过去。”于是，我接受他的建议，投了足够到明天下午的钱，把皮箱搁在寄物柜里。为了盖过闹哄哄的人声、车声和广播声，我脑子里的声音也提高了音量。“小男孩被大城市吞没了，迷失了。肯恩，你迷失在大城市里了。这里就是你葬身之地。你将死在这里。”恐惧和困惑令我无法动弹。我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不知何去何从。　　一个六英尺高，一百五十磅重的青少年，穿着有点嫌短的裤子，手里拎着一只旧皮箱，一副孤单脆弱的模样，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名男子走了过来。他让我联想起中学一位老师，高高瘦瘦的个子，三十出头。他开口了，语调温和。“你看起来好像迷路了，”他说，露出迷人的笑容，“你在等人吗?”我说不是。于是他问我要不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我说我已经在YMCA订了房间，他听了笑意减了一分，但随即表示他对那地方很熟，他刚到纽约的时候，也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他说他叫泰德，现在和人分租一栋公寓。“改天你一定要过来坐坐。”泰德说，并自愿陪我过去，以免我迷路。我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竟然碰到这样热心的陌生人。我们一块走出车站，进入正下着毛毛雨的纽约市大街。　　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上人潮汹涌，车子呼啸而过，喇叭声不绝于耳。到处是人、车和噪音，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竟然一点也不害怕。在家的时候，我连走到信箱取信都不敢，现在却堂而皇之走在这座大城市里，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城市提供的隐匿性让我感到安全。我迈着轻松的步伐往前走。　　到了YMCA，柜台的工作人员像见到老友似的和泰德打起招呼。登记之后，我拿着钥匙把行李拎到房间去。那房间不比一座衣橱大多少，里面摆了一张小床、一个柜子、一面镜子和一个洗手台。(很快我就决定不用它，因为它有一股尿骚味，是以前房客懒得去公共厕所的杰作。)房间里面很闷热，窗子都涂上不透明的漆料。不过我不以为意。我已经有一个容身之所，一位朋友，还有一份找工作的期待。　　泰德说要请我到附近吃饭，庆祝我第一天到纽约。我把行李放下，很快回大厅去，他在那儿等着我。我们叫了一杯咖啡和一份上面涂着奶油起士的甜甜圈，对我这种从乡下来的孩子而言，这不异于一顿美味的大餐。我告诉泰德，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找工作，但我和他约好下午一块去中央车站取行李。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脑子里的声音已经在这个新环境安顿好，开始拟定我的新自杀计划：上吊的方式到了这个大城市，很快被跳楼取而代之。为了平息我混乱的思绪，我重新检查明天的行事历：起床，梳洗，换装准备面试。我要向所有人——包括我父母和我脑子里的声音证明，我有办法闯出一片天空。　　星期一早上，地下铁和公车依旧停驶，我步行到头三家职业介绍所去应征。因为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第一家那个柜台小姐一口就回绝了我。到了第二家，我虚报一岁，自称高中毕业。“骗子，”声音指责我，“你真是丢脸，知不知道说谎是犯罪的?”但它有效。一家出版公司正要征一名小弟，那家介绍所的人愿意安排我几天后去面试。第三章大城市(2)　　“为什么不能今天去?”我问。　　“你要是今天去面试，得一路走到第十五街第五大道，”她说，“足足有好几英里远。”　　“没关系，我不介意走路。”我说。　　我到了出版公司，找到他们的人事部，填好应征表格。之后一位穿蓝色套装的女士跟我面谈，并派了另一位小弟带我参观那间迷宫似的办公室。那些工作人员有的在打电话，有的打字，有的喝杯咖啡小歇片刻。我的工作是负责收发信件。回到人事部，那位和气的女主管对我表示，我愿意走两英里路来应征，令她印象深刻。她当下决定雇用我，周薪六十五美元，算是很优厚的。她要我第二天就开始来上班。　　我兴奋极了，迫不及待想跟我的新朋友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在火车站的寄物柜前面和泰德碰了面。“你迟到了。”　　“对不起，”我说，“不过，我是有原因的。我找到工作了。刚才我就是从工作的地方一路走过来的!”他听了不发一言地看着我好一会儿，似乎并不为我感到高兴。最后他说：“好吧，我们先把你的皮箱搬回去，然后你可以跟我一块去吃午饭。”我倒真的是迫不及待想回租屋的地方，更新我的房客资料，把我的新身份加上去。　　我们到了餐馆后，有另一名男子加入。“这位是尼克，是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泰德说。　　尼克年纪比泰德轻，看起来二十多岁的样子，但一脸疲惫的神情。他皮肤黝黑，头发浓密，眼睛一圈黑眶。尼克微笑着朝我伸出手，露出一口黄板牙和一股腐败的气味。　　“对不起，”我结结巴巴地对泰德编了一个借口，“我忘了要回介绍所交中介费。也许我们改天再聚。”说完，我匆匆忙忙离开餐馆。要回介绍所交钱是确实的事，但我那么匆忙离开的原因却是，我不想和那个叫尼克的男人有任何关系。他让我产生一种威胁感。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直觉有多准。　　在纽约的头一个月，我过得异常顺利。那家戏剧学校——原先促使我离家的主要原因——我只去了一两回就发现它们根本是个幌子，什么动词练习作业，全是骗人的玩意儿，幸好我还没傻到把学费交上去。所以我没去上课，而把周末的时间全花在纽约市立图书馆；这个美妙的地方虽然在那时只是一个能让我暂时离开斗室，并且逃避声音的处所，日后却成为我的避难所。　　但是，我的工作却没法提供这样的作用。“肯恩，到外面走走吧，找个适合的大楼跳下去，你现在有的是时间，我们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理想的大厦。”在收发室做小弟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到处乱晃也不会有人察觉。所以，有时候我会跑到办公室附近转角一家餐厅去消磨时间。那家叫谢乐福的餐厅铺着大理石地板，餐桌上铺着漂亮的桌巾，还有华丽的柜台，以及展示巧克力的玻璃橱；女服务生穿着笔挺的制服，头戴浆白的帽子，给人冷静专业的形象。　　我不时会在那儿碰到泰德。他的解释是，他在那儿有生意要做。不过，他表示还是有时间陪我聊天。我也乐于见到他。不知道为什么，声音从来没有为难过他，从来没有说他有多邪恶，会怎样伤害我这一类的话，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安全。　　通常我们会点一杯汽水和一份三明治，然后随便聊一聊——谈谈我工作的近况，或我晚上打算做什么(待在我自己的房间，或是上图书馆)。最后，我便回公司，在发行人桌上丢几封信或几份评论杂志，算是交差。我这份工作和办公室里其他的人没有什么互动，所以我半天不见人影也没人会说话。　　没想到，这份工作才做两个月，他们就派我去另一个部门当编辑助理。那份新工作要负责撰写文案(这一点我还有一点天分)，还要协助校对和排版(这我就完全做不来了)。重点是，我必须投注全部心力在工作上。“肯恩，人家迟早会发现你这个冒牌货，”声音嘲笑我说，“你光是坐在这里假装忙碌也不行，人家等着验收成果。人家要看像样的成绩，可是你却交不出来。你趁早消失吧。”　　我照办了。身体待在办公桌前面，心思却到处漫游，一游就是几个钟头。我的思绪飘来飘去，无法捕捉，一会儿想着自杀，一会儿想象别人哀悼我的样子，否则就是想象自己如何和幻听战斗，把他们摧毁。堆在我桌上的工作无法像阅读一样帮助我对抗幻听，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往往发现编辑就站在我面前，不是抱怨说：“你还没有把这份工作做完?”就是拿着活字版责备我：“你根本没把这校对好。”我出的纰漏愈来愈多，编辑警告了我好几回，但我的状况让我力不从心。他是外面世界的人，而我逐渐进驻到我内在魔鬼的世界。我发现自己愈来愈难以专心，编辑助理这份工作很快就被我弄丢了。我在真实世界里总共工作了六个多月，之后公司把我解雇了。他们很大方，给了我四个星期的资遣费。　　丢掉工作意味着我也丢掉了好不容易建立的生活秩序。而且，没有了薪水，光凭我父亲每个月寄来的零用金，根本不足以负担房租和伙食费。我没办法打电话告诉家人这样的状况。我带着我的幻听开始在大街上闲晃，自杀的念头变得愈来愈具吸引力。“跳到公车前面吧!”声音说。在失神的状况下，我果真跨出去，但及时清醒过来，连忙又回到人行道上。“小心点，”有路人对我吼道，“小伙子，走路要看路。”我不断想着要不要跳楼。第三章大城市(3)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还能好好活着，我相信是因为我身体里面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存在着。十几岁就得精神分裂症的小孩，通常都会照幻听的指示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样的状况我不知道碰到多少回，但总能在最后关头收手，或被人出面阻止。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我身上只剩下最后几块钱，正担心着会因为付不出房租被赶出来。我走到街上，很巧地——我当时是那么认为——我又和泰德不期而遇。“你看起来状况很差。”　　他说道。那时我可能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换衣服，衬衫的扣子也掉了，长裤松垮垮地挂在骨架子上。上顿饭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已经不记得。　　“我没钱把衣服送洗。”说得好像那是惟一值得困扰的大事。我们一块吃了一顿午饭(又是泰德请客，我狼吞虎咽)，然后他给了我一把零钱，叫我去把衣服洗一洗。“小子，把自己弄清爽一点，”他说，“晚上我们一块吃饭。穿那套我喜欢的牛仔装来——就是白色，有一点紧身那一件，然后把头发也梳一梳。”　　我照他的吩咐去做。晚上七点钟，我到“我们的餐厅”和泰德碰面。现在我已经认得餐馆里的一些常客，他们都不是星期天上过教堂之后带家人上馆子那型。泰德见到我，招手叫我过去。尼克也在，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觉得意外，也没像上次那样落荒而逃。我就像行走在噩梦中一般，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进。　　泰德跟我打过招呼之后，尼克随即切入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