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美国后，美国主事对宋美龄的接待同5年前大不相同。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举行欢迎仪式，没有请她在白宫逗留，更没有请她向国会发表演说。宋美龄对此感到很难过，就连一些美国朋友也感到很难堪，他们看这位当年才貌出众的贵妇人，如今变得如此狼狈，心里十分不安。为此，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设法把宋美龄安顿在维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在官方的场合，宋美龄更显得十分尴尬，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少数同意帮助中国的人，对她的要求表示同情。 继罗斯福之后就任总统的杜鲁门，在一次茶话会上约见了宋美龄，看上去杜鲁门对她很客气，但茶会进行半小时后，杜鲁门便显得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走进他的书房，又给她半小时进行申辩的时间，然后说，中美友谊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他感到抱歉，因为美国人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4亿美元，这项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用完为止，但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茶会以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追述说： 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喜欢住在白官，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龄的这次求助，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提供援助的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货款，在纽约列人中国人的银行户头。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太保守了。 1949年5月，即在宋美龄访问美国以后的几个月，杜鲁门听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地了解钱数和储存地点。这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机密，直到1983年--35年以后才销密（即在蒋介石去世的8年之后），而且仍然有所保留。因为在当时，联邦调查局认定，如果再进一步调查并全部公开这个数字，在政治上是有危险的。 尽管如此，还是惹得杜鲁门破口大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曾骂道： 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亿5千万美元。 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 对于宋美龄的这次访问，美国新闻界也很苛刻。为了对国民党进行斥责，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说国民党军队在一次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一仗未打就交出了23万支步枪，l万4千多挺机关枪和两万多支冲锋枪。 随后，当宋美龄还未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又发表了指责中国政府及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白皮书》。宋美龄愤而离开华盛顿，隐居在里弗代尔的孔家别墅，从此再未回到大陆，直到国民党逃台，她才跟着到了台湾。 在国内，蒋介石则面临军政大员们纷纷请他“下野”的尴尬处境。 12月24日，白崇禧自武汉蒋介石发出：“亥敬”电，内容是：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竟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20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披肝沥胆，上读钧听，并贡刍莫：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的通电语气尚属和缓，但其驱蒋的态势已是咄咄逼人了。白氏通电之后，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畛等人更直言要求“总统毅然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说：“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军事一败涂地，经济濒临崩溃，民怨沸腾，四面楚歌，时局艰危如此，蒋介石真正是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了。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求和文告。文告最后说：“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等于说蒋介石准备再一次下野了。1月3日，中共方面由新华社发表了评论，题为《评战犯求和》，揭露了蒋介石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其反革命实力。 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全胜而告结束，国民党第二、第十三两个兵团被全歼，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至此，淮海战役全部结束，蒋军精锐部队55万余人被歼，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被解放，南京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l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8项和平条件。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后通碟，遂决定正式下野。 1月16日，蒋介石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 l月18日，蒋介石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从上述人事安排上看，蒋介石重点放在经营台湾，为大陆不能存身时，退路只有逃亡去海岛。 l月21日，蒋介石于正午约宴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下午二时，又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易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愤，与他平时训话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众人之中，已有人黯然流泪或失声痛哭人C少壮分子谷正纲忽含泪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完起身宣布散会。 李宗仁忙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就往门外走。 这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 蒋介石稍停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甩说：“你找德邻办去！”说罢，便加快脚步走了。 拖着一大把胡须的70老人于右任，在众日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尴尬地慢慢地走了。大家也黯然地离开了总统官邸。 蒋介石让于右任去找李宗仁办理释放张、杨的事，不过是个托词罢了。事实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的看押概由军统局负责，没有蒋介石的手谕，任何人出面都无法使两位将军获得自由的。杨虎城将军后被杀害于重庆，张学良则被蒋介石裹挟到了台湾，一直幽禁。直到最近几年，张学良才得自由露面。 离开中常委员会，蒋介石驱车先奔中山陵拜谒。他面孔严肃地站在中山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抗战胜利还都3年不到，江山易手，他怎能不悲愤懊丧！ 1949年1月21日午后4时10分，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蒋介石吩咐驾驶员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两次下野，蒋介石都抱有重新出山的信心，今日他心中清楚，再难有还都“登报”之日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引退”下野，第二天就回到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直至4月25日离开该镇。这是他第三次下野，也是他最后一次逗留家乡。第一次下野是 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其间9月28日至11月10日去日本40余天，12月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共度蜜月，在家乡仅住了10余天。第二次下野是 I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于12月22日回溪口，在家乡停留时间也不长。这第三次下野，情况与前两次不同，一是在家乡的时间最长；二是虽然离开了总统位置的宝座，但仍然是国民党的总裁，名为引退，实则随时可以遥控；三是下野后离乡出走，从此一去不返，行前遍访当地祖坟宗族豪绅名人，足迹遍及宁波、奉化许多地方。 蒋介石发迹后，每年都要回到家乡奉化小住，而这一次来，却不只是游览，而颇有“仓惶辞庙”的味道了。 l月21日下午，蒋介石由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从南京明朝的故宫机场起飞，抵达杭州。当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西湖楼外楼菜馆设宴招待，夜宿览桥航空学校天健北楼。第二天，仍由陈诚等原班人马护送，回到故里溪口镇。往昔蒋介石每次回乡，溪口镇的乡绅和蒋介石自兼校长时的武岭学校师生，都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可是这次却冷冷清清，既没有组织欢迎的仪式，也没有夹道相迎的人群，甚至连消息都未传播，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忙忙碌碌地为他的到来布置一切。蒋介石的车子穿过三里长街，直驶离镇三华里的蒋母墓道，当晚即宿于墓庐“慈庵”。随从和一些客人们则分别住进了武岭学校的礼堂楼上或学校斜对面刻溪之滨的“小洋房”。 据一位当时伺候蒋介石的人员描述蒋介石的那天的心情说：“先生这次回来，火气特别大，处处不顺眼。”他一进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连个衣架都没有，就大声地训斥随从们说：“怎么连个衣架都没有？你们是于什么吃的？”侍从人员只好慌慌忙忙地跑到武岭学校拿来一个衣架。吃饭的时候，看到送上来的是由机器加工的白米饭，立时将脸一沉，下令退回去，要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伺候的人只好又到山下的白岩村换米重做。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来了两只大甲鱼，烧好了给蒋介石送上佐餐。 不料当甲鱼端到餐桌上时，又使蒋介石触景生情，怒不可遏的大声申斥施季言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弄得施季言进退两难。 行将去国离乡，心清当然不会好。至于衣架、大米、甲鱼之类，不过是蒋介石借以排遣愁怀的由头而已。 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节，溪口镇上凡是能演戏的地方，都有上海、宁波著名剧团轮流上演节目，可粉饰太平，安定人心。初一的晚上，蒋介石还到武岭学校礼堂看了戏。那天晚演出的是京剧《苏三起解》，他排坐在舞台对面楼上的走廊中间，但只看了几分钟，即索然离座而去。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在其表弟王震南的“洋房”里住宿一夜，还给村内每户人家分了一双宁波大有南货店定做的“对开”馒头。 蒋介石这次到葛竹，和其舅舅一家相叙时，似有无限依恋之情，多次嘱咐他的表弟、亲舅王贤钜之次子、葛竹武岭分校副校长王良穆说：“良穆，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直到临别上轿的时候，他又叮嘱了一遍。事后王良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以前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这样邀请过我。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到台湾去啊。” 去葛竹后不久，蒋经国也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他在村外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毛武宝妻子）并且在她家吃了中午饭。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鸡，一包长寿面，还有一些鸡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了，这些东西表示舅母的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舅母送的生日品，交给挑祭品同来的长工苗劳茂，然后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您老人家是否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去呀？”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放心不下自己的家，最终还是没跟蒋经国去，直到1984年病故岩头。 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哺哺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蒋介石门到一旁，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国妻子方良却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接着，又命堂弟蒋周峰和绰号“朱癫头”的族人挑了祭品，找了供桌，到桃坑山祭扫父亲之墓。 清明过后，蒋介石自知在家乡余日无多，特地带了蒋经国等到附近祭祖联宗，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及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沙探头村、葛秦村等地。 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巷，蒋介石祭扫了柳亭庵边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五百元钱，委托他管理好坟墓。之后，去宁波东方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宗霸（即摩河太公），给弥陀寺当家果如和尚白米五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当晚住于附近的天童寺。第二天，回宁波下汽船至勤县横溪，换轿至金峨寺，住一夜，次日乘轿至奉化后琅乡的楼隘林。据楼隘林村民的回忆，那天许多人正在掘笋，弄秧田，上午九时左右，三顶轿子，一队卫士进村，乡绅和族长端香烛欢迎，先到蒋家庙，后进蒋家祠堂，有一蒋姓老头不顾卫士拦阻，大声喊叫“要看看蒋介石”，蒋当即迎上去说：“蒋介石就是我。”蒋介石在祠堂叩拜祖宗神位后即上轿启程。据目睹者辨认，这次与蒋介石同行的有张群、蒋经国、俞济时等人。 奉化山岭（三岭），离县城不到10里，与溪口蒋姓血统最近。据《武岭蒋氏宗谱》记载，元代的蒋仕杰，从三岭迁居武岭，才繁衍了溪口蒋姓。因此，蒋介石对山岭感情更深，去的次数也最多。清明过后几天，他派人前来通知，第二天上午约八时许，带了蒋经国夫妇、孙子孙女全家到达山岭村，拜了祖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还到摩河庵小坐喝茶。对旅长颇有礼貌，因为旅长比蒋介石大一辈，蒋叫他阿叔，族长直呼其小名“瑞元”，蒋也不见怪。对村民也显得亲密无间，当卫士拦阻围上来的蒋姓族人时，蒋介石连连摇手说：“不要拦，不要拦，都是自家。”族长提出：“摩河庵已破旧，是否可以修修好？”蒋介石满口答应，但最后终因匆匆离开而未成事实。 沙头在城南35华里处，附近有奉化三大名刹之一青莲寺。蒋介石一行于上午到达该村，先到青莲寺朝拜了如来佛，在寺内吃了中饭，饭后进村，到蒋氏宗祠拜了同姓祖宗，和旅长。房长、管帐三人一起合影留念。蒋介石-一问了名字，当其中一个回答叫“蒋兴宝”时，蒋介石接口说：“你把你起的这个名字掉个头，叫蒋包兴就好了。” 大凡人生际遇不畅的时候，对什么事都很敏感，尤其是像蒋介石这种本来就很迷信的人。到葛村时，蒋介石进村就下轿步行。路边有一老人，蒋上前问他姓什么？老人答道：“姓王。”蒋听后感到吉利，十分高兴，脱帽点头。到蒋家祠堂，一姓谢的乡绅想挨近陪同。蒋介石问他：“你姓什么？答曰：“我姓谢”。蒋介石一听感到不吉利，板起了面孔，要他“走开”。蒋介石进蒋家祠堂，同样脱帽行礼，并找族内长辈叙了话。这次到沙谏头、葛泰，共五顶轿子，同行的有蒋经国、俞济时和其长孙孝文。孙女孝章。 奉化县城虽无蒋姓聚居，却是蒋介石幼时常来之处，并曾就读于城内的龙津、凤麓学堂，而且他与宋美龄还挂着奉化孤儿院正副董事长的头衔，因引也曾于二月二专程往访。奉化孤儿院负责人的当天日记写下了蒋介石此行的详细经过： “傍晚公共体育场已人满，五时公暨随从人员等自月岭来，进北门至县府，余于县前遇见频点头，施即向中山公园行，……出公园即向孤儿院，由西屏兄（即刘汉祖）引导，余等于议会路欢迎入院，周围巡视，询问房屋被拆情形，念堂何人建造，经费现状，余-一作答。出门后，经体育场环城路而至中学。参观毕，驱车返溪口，已昏黑矣。” 蒋介石这一次回乡，留连了三个多月，凡能去、想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其依依惜别之情不难想见。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24日中午蒋介石下令：“把船只准备好，明天离开溪口。” 据原在武岭学校工作的一位教师回忆，4月21日晚上，蒋介石、蒋经国等在学校礼堂观看京剧，突然有人来报，南京有长途电话，蒋经国即离座外出，接电话回来，同蒋介石耳语几句，蒋介石立即匆匆退席。顿时会场秩序混乱，锣鼓亦停，中途散场。 有人目睹4月25日临走之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乘坐判溪渡船，到达溪南，在溪南新砌的石梯上缓缓步行，遥望对岸祖居，似有无限惜别之情。嗣后即从武岭门坐车启程。 蒋经国4月25日的日记，写下了临行前的离别情绪：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定。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 蒋介石于1949年4月25日下午二时，到达宁海县西庐乡团埃村，下海出走，从此永远离别了家乡。 团埃，位于宁海东北角，和奉化县的吉奇村相邻，南濒象山港。埃，是小土山的意思，其它东西北三面环山，因而得名。该地离奉化县城 20余公里，离溪口镇40余公里。1949年即有公路通西店，团埃离西店仅5公里，当时无公路。从溪口出发，坐车再换轿，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 蒋介石要从团埃下海出走，早有打算。据该村村民戴永昌说：“蒋介石坐的兵舰，船头号有‘泰康’二字。这艘兵舰早在1949年阴历过年之前，就到我们村前海面来过，不久，我去宁波，又见它停在江北岸，一看就认得，所以对它印象特别深。以后，蒋介石走前一星期，这只兵舰又停到了我们村前海面上，舰上士兵经常到村里来买菜。起初不知道这只兵舰开来开去干什么，后来才明白是为蒋介石在这里出海探路、准备。”戴永昌今年65岁，当时任国民党的甲长。他又说：“蒋介石走的前一天，保长戴森庚通知我，上头告诉，明天有一大官到这里，所有甲长都要到海塘等候，撑排送他下海。当时团埃有四个保，一保十甲，共四十名甲长，第二天都到了。反正这里的壮年都会撑排，所以在村的一个不漏。 蒋介石走前，村里学校也接到了通知。据当时任团埃小学教师的戴章琏说：蒋介石下海前，他曾接到宁海县教育局的通知，内容还清楚地记得：“最近三日，有一大员过境，学校准备迎送。”戴章琏又说：“当时我们有怕麻烦思想，正好原来已安排了春游，那天借此机会带着学生外出了。师生们快到西店时，见有侍卫迎面来了，我们连忙避开，从岔路走了。回来后，保长戴森庚埋怨我：蒋总统来了，你们故意走掉，我说话听不懂，麻烦死了。蒋介石进过学校，因无人接待，一进去就又退出来了。戴章琏今年71岁，曾任团埃学校校长和西店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据几位村民回忆，蒋介石出走的日子，从潮水判断，只能是阴历三月十二或二十七。这个时间潮比较大，竹排可从村前岸边直放。撑蒋介石乘坐那张竹排的戴扬土说：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是阴历三月二十七（注：这个日子比蒋经国日记上的说的早一天）。 蒋介石走的情景，戴扬土说：“我与戴愈茂二人撑蒋介石坐的那张排，愈茂在头里，我在排尾，他的椅子是从汽艇上搬过来的。其它四个人，一个是蒋经国，矮矮胖胖身体结实，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麻子。一个是俞济时。还有两个可能是卫士，他们都穿着黑色呢制服。蒋介石登上竹排坐定后，即摊开地图，不时查问地名。他指着东北方向的栖凤村问：“这是长河头吗？”我回答：“不是长河头，是栖凤。他说：“是桐照栖凤的那个栖凤吗？”我回答：这是加爵科，土名喜鹊窝。蒋介石高兴地点点头，大概这名字也吉利。 竹排约行半公里，即靠近事先准备好的汽艇。排上的人弃筏登艇，再由汽艇到太康号兵舰。汽艇与兵舰相隔约一公里半。戴扬土说：“我的排还未撑到岸边，顺风传来了太康兵舰上士兵欢迎的口号声。 蒋介石赏给每个撑排的甲长一元银元，但大部分都落到了保长的腰包。有的根本未发到，有的拿到了手，不敢要，退给了保长。 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等人下海的地方，就是团埃村前的头江口，头江口外是铁江，又名清江，蒋氏父子乘的国民党海军泰康号兵舰就停候在铁江，向外出狮子口就是大海了。 5．忽喇喇王朝将倾 蒋介石虽然下野退居溪口，实际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仍通过溪口小洋房上的天线，发射电波，对江南半壁继续发号施令。南京李宗仁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下；京沪杭一带庞大的军队，还在蒋介石亲信掌握之中，听候他的指挥。各方面的信息，通过电波川流不息地传到这个小小的山镇--溪口，溪口实际上取代了南京成为新的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神经中枢。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就道。李宗仁空有头衔，而无实权。 李宗仁既然是代总统，为何又被架空？还是借用蒋介石自己的话为说明吧：“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 1月25日，也就是回到了溪口的第四天，蒋介石在奉化会见了何应钦、顾祝词、汤恩伯等，开了一次小型的军事会议，计议在军事上限制桂系。 蒋介石部署了长江防线的作战计划。他把该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他们去管，其兵力大约有40个师；湖口以东归汤恩伯管，大概75个师，45万人。蒋介石讲完作战方案后，接着命令顾祝同：“会后你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但是湖口以东作战计划不用告诉他们。” 顾祝同点点头，心照不宣。蒋介石继续说下去道：“南京沪抗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从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蒋介石又示意汤恩伯，秘密将江宁要塞大炮拆运上海，不让李宗仁知道。同时，蒋介石还要求汤恩伯在南京孝陵卫总指挥所经常控制100至200辆卡车，随时备用。并将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确保沪杭。 在政治上，蒋介石支持行政院长孙科与李宗仁闹矛盾。1月26日，行政院开始迁往广州，2月5日在广州正式办公，府院之争再度重演。2月1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孙科托病不理。当孙科气愤之下挂职而去后，行政院长一职竟无人问津。李宗仁请求何应钦组阁，但何应钦说没有蒋介石首肯，不敢做任何事情。最后还是李宗仁派张治中、吴忠信到溪口面见蒋介石，得到蒋的应允后，何应钦方于3月11日开始组阁。 坐在南京总统府的李宗仁，职权完全被架空，无可奈何地必须听命于蒋介石的意旨行事。 2月12日夜，蒋介石在溪口接到电报：戴传贤自杀于广州国民党省政府东园招待所，自杀方法与陈布雷一样！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 又一个挚友离他而去，蒋介石又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 在饱尝分崩离析之苦，痛定思痛之后，蒋介石似乎意识到：那些门生宠臣并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可以推心置腹，蒋经国的手杖作用，愈益明显。他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未去就任。在蒋家王朝的大陆的统治已呈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际，蒋经国则随侍蒋介石，形影不离。并以蒋介石全权代表的身份，全面介人国民党军政要务。 于是，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无论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由他包办。一些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属。 蒋经国为父效忠的最为重大使命，便是奉父命转移中央银行的黄金前往台湾、厦门。这一行动极为机密，甚至连代总统李宗仁也毫不知情。运送工作至2月16日全部完成。这次行动的成功，使蒋介石免去了后顾之忧，他露出了下野以来第一次开心的微笑。 那第二件事，也是蒋介石引退后交蒋经国办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军总部迅速将定海机场建筑起来。蒋经国在溪口，对蒋介石的一言一语，却能心领神会，唯独对这件事却大感不解。可蒋介石却老谋深算，知道江南半壁难保，早早为自己留下退路。果然，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方能经舟山逃至台湾。 此时的蒋家王朝真是兵败如山倒。2月25日，从上海又传来消息：“重庆号”巡洋舰在舰长邓兆祥的率领下，在吴淞口外起义。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巡洋舰是由英国政府赠送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是当时国党海军中装备精良、火力最强、航速最快、排水量最大的一艘军舰。 时隔整整一个月，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一封急电突然传到小镇溪口，“蒋总裁：驻京四十五军九十七师过江投向共军。” 蒋介石大吃一惊。这一打击此一个月前“重庆号”巡洋舰北上投共更为严重。因为这个九十七师非同一般，它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该师前身是首都的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其中二九零团，前身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部长时的警卫团，负责陈诚的警卫工作；二九一团，前身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警卫团。蒋介石把三团编在一起，组成首都警卫师，共有3000余人。该师士兵个个身强力壮、装备精良、配有美式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短枪都是一色的二十响驳壳枪。此外，还配有重迫击炮、火箭筒、防坦克炮。士兵的生活待遇也相当宽裕。 后来因为华北失利，兵力不足，首都防务捉襟见肘，蒋介石才不得已把这支部队和一零二师合编成四十五军，名义上属国防部，实则仍旧负责南京城内和近郊的警备任务，归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蒋介石下野离南京前，还特别关照汤恩伯和张耀明，要重视这支部队，在南京城既可阻止共军南渡，又可对桂系起到威胁作用。蒋介石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该师师长王晏清还是由蒋经国举荐，由蒋介石亲自召见审察之后才任命的。这样一支“御林军”现在居然也背叛了自己，不能不说对蒋介石是个沉重的打击。这时的蒋介石，真可说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陷入绝境之中。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于1949年3月24日正式组成。桂系逼蒋下野后，原计划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但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一切，而且桂系也根本不想接受中共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因此，桂系在这一点上和蒋介石一样，对和谈都不抱诚意。 4月13日，国共和谈在北平故宫正式举行。15日，和谈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以4月20日为协定的最后签字日期。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会议，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4月21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日拂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南京国民政府苦心经营了3个多月的长江防线只20多分钟便被彻底地摧毁。 此时此刻，蒋介石因患有小恙而在妙高台别墅静养。这时的雪窦山上，正是山花烂漫季节，姹紫嫣红，遍地若锦。 在往常，他于叱咤风云之暇，来此观赏，总是兴致勃勃，登妙高台，步千丈岩，寄情于山水之中。此刻却再也没有昔日那股纵情山水之豪兴。尤其听到共军渡江的消息，更是如五雷轰顶。 蒋介石迅速下山，一辆小汽车把他接到陈社机场，飞机立刻起飞，在杭州览桥机场降落。 此时的杭州也一改昔日游人如织的景象。天下着绵绵细雨，给人平添了几分凄凉之感。望着雨中的西湖，不知什么缘故，这时的蒋介石，心头突然浮现南唐后主那凄婉哀凉的慨叹：“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蒋介石这次来杭，是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进行紧急磋商，研讨应付时局之策。 杭州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命令把南京城下关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统统炸毁，并令所有部队分路撤至上海、杭州，要在浙赣以北山区建立第二道防线，确保沪杭。 但是，蒋介石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现，23日，那个曾经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就插上了人民解放军的旗帜。 25日，蒋氏父子悄然辞却家乡，登上“泰康号”军舰，驶往上海--蒋介石要去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26日，“泰康舰”抵达吴淞口，28日，蒋介石脚一踏上上海街头，一连串的“不幸”消息又充塞耳鼓。先是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三团“光荣起义”的事。 蒋介石闻后一惊，这一惊当然也不在“御林军”反戈之下。因为自从王晏清的首都警卫师倒戈之后，他有将伞兵三团调作自己卫戌部队的意图。想着想着，蒋介石心头一阵寒栗。 接着便是杭州失守。第二道防线发发可危。 蒋介石惊魂未定，上海已经听到了隆隆炮声。 为了保住上海，蒋介石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蒋介石的偏爱上海，是有诸多因素。首先是有历史的渊源：上海是蒋介石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是靠着江浙财阀，尤其是上海财团所培植。再从现实利益来说，上海的战略物资还没有抢运完。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有其战略的考虑：英、美等国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利害相同，渴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 为了保住大上海，蒋介石曾导演了一出上海“国际化”的闹剧。原来1948年12月间，蒋介石曾召见杜月笙和潘公展。杜、潘回沪后，立即在中汇大楼宴请英、美巨商及各界领袖，提出上海“国际化”--不设防城市--的设想。终因英、美等国反应冷淡，上海“国际化”的美梦遂告破灭。 上海“国际化”此举不行，蒋介石即命令在上海构筑防御工事。从1948年12月初开始，历时4个月。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防线。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00000多座。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的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蒋经国说它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汤恩伯则说：“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从种种迹象上来看，蒋介石要倾全力守卫上海，他要把上海作为来日反攻的桥头堡。但是，蒋介石的如意计划又落空了。在上海防御工事投入使用还不到一个月，人民解放军象两把尖刀，插进浦东和吴淞口。汤恩伯的30余万大军也成瓮中之鳖。迫使他慌忙从上海撤走。5月27日上海失守。耗尽民脂民膏的所谓“马其诺防线”，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并没有起到丝毫拦阻作用。保卫大上海的精锐“国军”几乎全军覆没，侥幸脱逃的只有7万人。 当初为了布置保卫大上海和抢运物资等，蒋介石父子在上海住了10多天，于5月7日改乘“江静号”由复兴岛启航，离沪驶向马公岛。此时因为杭州已经失守，无法再回溪口，父子俩开始在海上飘泊了。在此乱世之秋，蒋介石又一次寄情神明，曾四次专访普济寺，并与该寺住持倾心长谈。 军事上一败涂地，国民党上层的权力争斗却一刻也未曾停止。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后，李宗仁却不到国府主政，飞到桂林去了。 虽然李宗仁视事之初的府院之争以孙科内阁总辞职、何应钦组阁而告平息。但是，在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所进行的权力之争却根本无法解决。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下的几道重要命令俱告碰壁。李令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解除南京上海地区的戒严令；将所辖最精锐之部队由上海撤往江西及皖南，以与武汉白崇禧部相配合。但汤恩伯只听命蒋介石，拒绝李宗仁指挥。李宗仁又令台湾省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运回蒋介石从上海中央银行国库中运到台湾的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白银，陈诚也同样置之不理。接着李宗仁想，有蒋介石在幕后，自己所采取的重大决策，均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于是他派人劝蒋介石出国，谁知蒋介石竟充耳不闻。 招招失败，李宗仁牢骚满腹，意志消沉，只有激流勇退之一途。后因得到蒋介石交出一切权力且在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的承诺，李宗仁遂于5月8日飞抵广州，主持“中枢大政”。 当然，上层的纷争并未因此而结束。5月30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愿做有职无权的李宗仁第二，愤而辞职。何从上台到下台，其时不到80天，可谓“短命内阁”。 何应钦去职后，李宗仁本想推出国民党元老居正为行政院长，希望借此与蒋介石略作抗衡。孰料，蒋授意CC系的立法委员不支持居正出任，结果在立法院投票表决时，仅以一票之差，居正未获当选。忍气吞声的李宗仁不得已，只好改提蒋介石同意的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成“战斗内阁”。 再说，在海上飘泊的蒋介石，一面继续左右国民党上层的争斗，一面却正如江南所说，在心底里筹划“打消遗迹远隐之意，决计去台湾了。” 另一退计乃是寻求国际援助。7月10日，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飞赴菲律宾，在碧瑶会晤菲总统季里诺。蒋介石此行是希望通过季里诺间接向白宫寻救援助。当然兼有为自己 日后退路投石问路的作用。8月6日，蒋介石又由台北飞往韩国，与李承晚总统会晤于镇海，借他的“东亚反共同盟计划”，以“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然而，这个计划最后以无结果而告终。 外交的局面打不开，还是以守土为要务。7月14日，蒋介石由台飞粤。16日蒋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以取代中政会，自任主席，非常委员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8月1日，蒋介石又设总裁办公室于台北草山。至此，蒋介石完全由幕后转至台前，直接出面控制政府。 幕后也好，台前也罢，无奈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回天无术了！此时此际，国民党的统治，政坛上众叛亲离，尔虞我诈；战场上“军心涣散，损兵折将”；经济“物资匮乏，金融紊乱”，彼此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败象亡征，江河溃决”的惨景图。 蒋介石的登台并没有扭转乾坤。相反，他为挽救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所做的种种努力相继成为泡影。 蒋介石先将守土重心放在东南。7月23日，蒋飞抵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守住福州，巩固台湾。同时决定建立台湾为中心的东南长官公署，以陈诚为长官。长官公署8月15日方正式成立，尚未来得及正式运转，陈诚部便于8月17日败退福州。 东南沿海失守后，蒋介石便把目光移向西南，准备将四川成为“复兴”基地，企望创造奇迹。但蒋介石等到的并不是奇迹出现，而是来自两方面的沉重打击。 一方面来自新华社的消息：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9月26日新疆和平解放。尤令蒋介石震惊的是，毛泽东于10月1日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至此国共两党历史彻底改写。 蒋介石惊魂未定，人民解放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从江西直捣广东韶关，广州危急。10月12日，李宗仁宣布“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办公。半年前，当南京政府宣布南迁时，尚有不少国家驻华使馆随同迁往广州，现在竟无一国使馆同意再迁渝地。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 当“国民政府”在重庆立足未稳之际，重庆郊外就响起了隆隆炮声。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继11月15日贵阳失守，23日桂林失守后，30日重庆又失。29日，“国民政府”只得被迫迁往成都办公。40天内，从广州到重庆再到成都，已三易其地了，“政府”办公人员始终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局势愈发不可收拾，这时，党内一部分人要求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处境十分尴尬，只好借口出外“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宁；不久又飞往香港。12月15日，李宗仁以治病就医为名，由香港飞往美国。李宗仁的不辞而别使蒋介石大为光火，因为李走时并未声明辞职或引退，一时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难堪。 重庆既失，成都又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之中，唤，危在旦夕。12月8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台北。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以作最后的挣扎。“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等在会议一结束，即匆忙赶往机场，飞赴台北。旋即人民解放军兵进成都，击溃胡宗南兵团。 互2月9日，“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遂告和平解放。10日，成都市内大乱。这时，卢汉致电在成都的刘文辉，要刘文辉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这样便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功臣”。此电被蒋介石截获，侍卫人员也发现蒋介石的住所周围“有可疑人物行踪，”立即告诉蒋介石从后门出走。 蒋介石到这时仍不忘自己是个什么身份，断然拒绝了侍卫人员的劝告，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虽然表面上强撑着一个虎死不倒威的架子，但蒋介石毕竟感到成都乃一待燃的火药库，遂决定下午离开这一是非之地。 据《蒋总统秘录》所记，蒋介石和蒋经国二人在离开中央军校之际，边走边唱“中华民国国歌”。“国歌”在欢庆的时刻，高歌一曲，雄壮激奋；此时此刻，蒋氏父子的歌声，却不免有几分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之感。 12月10日下午2时，蒋氏父子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起飞，向台湾飞去。 6时30分，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徐徐降落。蒋家王朝在大陆时代画上了句号。 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的22年间，虽然蒋介石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但他曾是左右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曾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现在，这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坐在飞机上仓惶南去的蒋介石，不知心中作何感想。 第十五章 偏安东南一隅 1．反动·反思·反攻 1950年元旦，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一生当中最为惨淡的一个新年。江山易手，众叛亲离，耳畔是中国共产党庄严而又冷峻的声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眼前一派南国冬日黄昏的凄凉，愁云散淡、残阳如血。蒋介石无心过年，在蒋经国的陪伴下来到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老人孤舟，秋水独钓。忽然，蒋介石手中的鱼竿一颤，他连忙收竿，一条长约5尺的大鱼跃出水面。“‘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陪侍的船夫恭维地说：“好！好！”蒋介石愁眉微展、欢颜顿现，他一向迷信得很，如今岁末年初得此好兆，是不是预示着“党国”命运的“否极泰来”？ 当时，谁也不相信蒋介石会在台湾安营扎寨。新年伊始，台岛便陷入了失败的恐怖气氛中，富商大贾纷纷逃离台湾。军事上初遭惨败，使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如惊弓之鸟，海、空军徒有虚名，亦不足以为恃。昔日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坐拥江山，兵多将广，如今只剩老蒋一家，独木难撑，风雨飘摇了。 宋子文没有陪妹夫在大陆坚持到底。中共公布的重要战犯名单，宋子文赫然在列，国民党内的政敌又说他侵吞巨款，要他交出全部财产的一半。在大陆呆不住了，他便于1949年1月24 日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偕夫人张乐恰，经香港转赴巴黎“治病”。6月10日，他又去了美国。但他声称，这次完全是为了“家庭事务”，这当然，因为宋子文在美国确有大量家财要料理。从此便一去不复返。 孔祥熙这位山西票号商的后代，蒋介石的连襟，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第一号聚敛之臣，早被宋子文联合CC派而挤下了财政部长的位置，从1948年起，就在纽约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里过流亡生活，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 孙中山长子、前行政院长孙科辞去所任职务后，举家迁往香港，后又曾到法国寄居，尔后才定居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镇。做过东北方面的“封疆大吏”的熊式辉和后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以及非嫡系的国民党要员张发奎、龙云均滞留香港；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被陈诚取而代之后，举家寄居巴西。另有许多党政要人逃得不知去向。 至于掌握国民党党权权柄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两人，随国民党党部一起迁来台湾。此时的陈果夫因患肺病，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病。其弟陈立夫精力仍颇旺盛，还想继续操纵国民党中央权力，这次，陈立夫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不得不倚重“陈家党”来对付其他林林种种的派系，以维系“蒋家天下”。而如今台湾岛上下只剩下蒋氏父子，卧榻之侧，岂容得老谋深算的陈氏兄弟酣睡。于是，蒋介石决意将CC系从国民党中连根拔掉，而把党权交给自己的骨肉至亲蒋经国。1950年8月，陈立夫便离台赴美，在纽约长岛聊度残年。左右国民党中央权力长达20多年的CC派至此销声匿迹。 蒋介石独自支撑危局，举步维艰。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的态度，蒋介石心中已有所料，而他至为关注的是美国将如何对待台湾，这才是他心目中视为生死存亡大计的关键。他望穿秋水，等待美国表态。不料，1950年1月4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不插手台湾事务。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于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看来，美国是存心坐视蒋介石政权自生自灭了。 在大陆时代，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中国政局，到了“台湾时代”，便只剩下“老蒋”一家了。为了确保最后赖以偏安的“一席之地”，蒋介石重新开始粉墨登台了。 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虽在年前12月8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上是“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当时，李宗仁赴美就医，“医病”为其名，滞美不返为其实，使“总统”的位置虚悬。蒋介石虽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但究竟“名不正言不顺”。 为了重登“大宝”，蒋介石一面指使亲信上“劝进表”，一面又开始逼李宗仁退位了。1950年1月13日，“国民大会”召开会议宣布：“国危至此，中枢不可一日无主”，故请蒋复“总统”职。同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向李宗仁发出通电，令其迅速返台。1月20日“监察院”也电催李宗仁返台。 在台方的再催促下，李宗仁复电台湾“监察院”，以生病为由拒绝返台。 李宗仁拒不返台，正中蒋介石下怀。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限李三日内返台，否则便算其放弃“总统”职权。由于李宗仁未能遵守蒋介石的时间表--23日尚未到台。当日，国民党中常会诀议：请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24日，“立法院”召开会议，33名“立法委员”也一致通过了请蒋介石恢复“总统”职的决议。 至此，蒋介石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又有“法律程序”，再无推托之必要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在美国新泽西州做寓公的“代总统”李宗仁立即通电，斥其荒谬。李宗仁援引“宪法”第49条的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李宗仁指责蒋介石的要害之处是：即使我“代总统”缺位，也该由“国民大会”来补选“总统”你蒋介石“复职”是根据哪条宪法？ 李宗仁说：“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他之所以要通电斥责，原因是作为“代总统”的身份，“我至少亦应作诛除叛逆的表示，得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蒋介石得职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更换李宗仁主政时期的人事安排，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记”独家经营。要论忠实可靠，当然莫过于他的儿子蒋经国。但是，蒋介石此时却不便一下子把儿子摆在太显眼的位子上。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选中陈诚自然有蒋介石的道理：陈诚是蒋的心腹爱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资望甚高；他对老蒋和小蒋都忠诚不二，既能帮助蒋介石支撑眼前的局面，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当然，还有别一层关系，那就是陈诚不仅深得蒋介石宠信，同时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处得好，同宋美龄的关系也非同寻常。陈诚的妻子谭祥，是曾当过国府主席、素有“药中甘草”之誉的谭延阎的女儿。陈、谭二人结为秦晋之好，是蒋夫人宋美龄亲手撮合而成，谭祥并拜宋美龄为干妈。这样看来，陈诚也是自家人。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长”一职，自然就非陈诚莫属了。 陈诚出组内阁，陈的台湾省主席位子由吴国帧递补。 陆军总司令一职，用了非嫡系的孙立人。 “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提任。周至柔不仅仍掌“空军总司令”兵符，还兼“参谋总长”一职。 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则纷纷打人冷宫。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宿怨是路人皆知的，他在台湾后的处境如同软禁，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位时，白崇禧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票，以表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处境，不免令台湾的同仁们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 何应钦也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在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其他如顾祝同、汤恩伯也靠边站了。 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人事布局安排既定，于是，蒋氏一家便拼命要力挽狂澜。喊出的口号是“保卫大台湾”。 蒋介石虽然重新打出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但蒋氏父子的“生存危机警报”并未解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危殆中的台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竟降临了转机。这个转机到来的是如此的及时、那般的突然，致使惶恐中的蒋介石如久旱逢甘霖。这个转机便是来自朝鲜半岛上的炮声。 1950年6月25日，战争的炮火打破了朝鲜半岛上的宁静，也震动了全世界。 美国立即对朝鲜半岛的事态作出反应，杜鲁门政府宣布武装干预朝鲜战争，并下令第七舰队进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时，华盛顿又宣布任命蓝钦为驻台使节，翌年将驻台湾“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 朝鲜战争的爆发，确实使蒋介石喜出望外，台湾终于投入了美国的怀抱。尽管蒋介石所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爆发，但蒋介石仍然是朝鲜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台关系也从此由冷转热，到艾森豪威尔时期，总算迎来了双方关系的“蜜月期”。从此以后，步人“山重水复”的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保护下，开始有了几分“柳暗花明”之色。 风雨飘摇的局势既已初步稳定，政治焦点便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终于出台，到1952年10月“双十”节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时落下帷幕，历时2年零2个月。2年多的‘？改造运动”，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改造运动”的第一成就便是，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组织，稳定了国民党的内部，并相对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 其次，通过“改造运动”蒋介石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建立了其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共抗俄、把台湾建立成为“复兴基地”的思想体系。退台初期弥漫全党上下的失败主义情绪已渐渐烟消云散。并初步确定了台湾今后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然而，对蒋介石来说，国民党“改造运动”最主要的成果，却是削弱了国民党内几大老派别的政治力量，取而代之的蒋的一批较为年轻的心腹嫡系，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蒋介石连任总裁，陈诚、蒋经国、张其购等32人为中央委员，陈诚、蒋经国等10人为中央常委。一批失去权势的党国元老如何应钦、于右任、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人则被安排进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 元老派没落的同时，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却在滋生，以蒋经国为首的“太子系”乘“改造运动”逐渐崛起，成为台湾政坛上最具有潜力的政治集团，这也是国民党“改造运动”的最大成果。它为日后蒋经国的上任并实现蒋介石的“家天下”，铺平了道路。 在紧锣密鼓地布置台湾“防务”、开展“改造运动”的同时，蒋介石有鉴于在大陆的失败，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军事崩溃的原因有以下七点： （1）军队纪纲败坏是军事崩溃的首要因素。 “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 “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 “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2）对三民主义的动摇是军队崩溃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 蒋介石当面指责受训的高级军官说： “你们平时口头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你们在行动上，究竟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呢？对于三民主义是不是只有形式的信仰，把三民主义当做了一个口头禅而已？” （3）军事崩溃，是由于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蒋介石非常沉痛地说： “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 蒋介石在《军队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演说中，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8大缺点： 1 “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汗，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 2 “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 3 “消极被动，推倭责任”； 4 “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5 “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6 “因循守旧，得过且过”； 7 “迟疑犹豫用E徊却顾”； 8 “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蒋介石还提出： “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以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败、不崩溃呢？” 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 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面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这里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 造成上述状况的另一原因是： “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知识。原因是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蒋介石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 如何克服上述缺点呢？蒋介石说： “今天我们要彻底改革过来，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选，通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4）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另一原因。蒋介石指出： “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你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在军民关系方面“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针对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提出必须予以“纠正”。如何“纠正”呢？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介石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 （5）军事失败的原因，乃是由于战略的错误。蒋介石将战略上失败的错误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 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6）历史定律失败论。在蒋介石头脑中有一失败的定律，即： “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一个特定的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 蒋介石还列举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军，但却不能征讨捻军的例子来说明。 蒋介石还认为： “抗战胜利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一股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 （7）国事崩溃是“失败在外交上”。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 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欲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的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无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进一步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以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剿共’事业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 第二、蒋介石认为“勘乱最后一步就是党的失败”。他在《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中说： “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 “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致命伤”，就是因为党的“一般干部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 第三、蒋介石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原因。他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时称： “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的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制度还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第四、蒋介石在多种场合讲话时称： “组织不严”是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50年1月5日阳明山演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时说： “军队腐败、政治贪污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军民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上为什么有人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 第五、“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蒋介石认为，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农村凋敝”，“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36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趋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多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经济方面又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为克服这一危机，解决生存问题，并奠定“反共复国”基础，蒋介石今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土地制度等。蒋介石还提出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 第六、蒋介石认为，“国际外交上的失败”是与苏俄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美国的妥协主义分不开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用较大篇幅总结外交失败的教训时说： 斯大林利用雅尔塔会议，以恢复“日本 1904年对俄背信攻击所取得的俄国前有权利”作为他对日作战的条件。苏俄无权提出这一要求。蒋还认为美国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立场是错误的。美国的妥协立场助长了苏俄的侵略行动，同时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向苏俄妥协。 国民党之所以在外蒙古问题上对苏妥协，蒋介石认为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的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 蒋介石还说：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成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20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承认外蒙独立还由于外蒙已为苏俄所控制，中国对外蒙领土已名存实亡”。且“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蒋说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实在是一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 蒋介石还认为：在外交方针上过分信赖美国导致了“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个大错”。然而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蒋介石则又能立即捐弃“前嫌”，仍倒向美国的怀抱。 第七、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大失败，就是在“教育和文化”。并且认为：政治、军事、经济等项的失败，其影响无非是一面和一时的，只有教育的失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他指责说：“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大专院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或“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尽”，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遭致“讽刺讥笑”和“破坏反对”，学校做了“中共‘城工’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和“消灭我民众精神的手法。”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党国离开学校，中共乘机而人。当时在学校的青年教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了“共匪”的工具了。 为防止重蹈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当时，蒋介石提出： “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使治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一致的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八、蒋介石认为他的下野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虽然强调他个人“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要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负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是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如果他不下野，就可以驻守南京云云。鉴于他下野的教训，蒋于1950年3月1日以“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为由，在台复“总统”职，以“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 以上八个方面是蒋介石返台前后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所做的“反省”。他的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蒋介石到台后提出5项努力目标，即：“稳定经济”、“整顿军纪”、“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 蒋介石的“反思”，只不过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表象的原因，却根本不知他的反动立场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失败的原因。“反思”之余，蒋介石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如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谷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首’运动。本来，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优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首’四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苦’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成立了“反共救国联盟”，并在岛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其“反攻大陆”筹措经费，甚至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 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中共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时最先问到“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棋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龙心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同意，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1／3。 与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台湾人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神话”。不惟台湾人不相信，连蒋介石赖以支撑台湾的盟友美国，也压根不相信他果真能“光复大陆”。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态度的冷淡和中国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2．父业子承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至此，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却在秘施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的战略布署：“父业子承，培养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纷纷打人冷宫，把台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他让既能够帮助自己支撑眼前残局，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的陈诚任阁。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权坛上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角色，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军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这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牢牢抓着枪杆子的精心安排。这一职务，官衔虽说不算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他主管的政治部，是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及对去大陆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自然有不少人为之喝采，当然也免不了妒嫉的眼光。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任命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上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他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服的照片，只有一张，那是他在政工干校与王永树（第二任校长）、王升（当时的教育长）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总政治部主任”的官衔虽非极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只是蒋经国苦于在军中资历太浅，素无军功，深感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此，在“政治部主任”的金色招牌下，蒋经国开始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兵，网罗自己的势力。 来台初期，蒋经国的班底，世人习惯地称之为“三干一俄”。“三干”是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战干团”的学生，以及后来开办政工干校时的干部；“一俄’则指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如严灵峰、王新衡等。第一、第二“两干”虽然都是蒋经国旧时的嫡系亲信，但大多官卑名微，在老将云聚的台湾，这些人自然排不上号，还得经过培养之后方可成器。因此，在后来政工干校开办后，蒋经国也将这两“干”安置在干校中养望待时。“一俄”虽多干才，但为自己效忠的知己也为数寥寥，更何况它为蒋介石所忌讳，因此，“一俄”并无积极贡献。蒋经国于是致力于培养“第三干”。 1952年11月，经过一翻筹划后，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他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于校宗旨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紧，从不容他人染指。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复兴岗作为“龙飞之地”，干校的学生便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脱下军服进入党政军各界，便是他掌权的班底。王升接掌干校，先为教育长，后升为校长，以培养学生忠于“青年导师蒋主任”为己任，“太子门生”无不出身于此。 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也交由蒋经国一手包办，它虽说是一个“组”却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 此前，台湾最权势灸手的特务头子是彭盂缉。在台湾“2·28”事件之后，彭盂缉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1950年蒋介石在重新当上“总统”当天亲笔所书的三道手令，就有一道是下给彭孟缉的，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的工作。 彭孟缉得此一令人耳热眼红的“任命状”后，可谓忧喜参半。说喜是因为，在此“将星如云”、百人之中有九十五人投闲置散于台岛一筹莫展的时候，彭孟缉这一位中将在蒋“总统”复行视事的第一天就得到上述的手令，可知青云有路，朱紫可拾，自然是大喜了！讲忧是由于，他彭孟缉虽出身黄埔，但班辈不高，战功也没有可陈之处。在芸芸将星中，他一位中将未免显得官卑职小，在军中阶级森严的制度下，如何去“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在台之工作”？他是有所顾忌的。 但是，彭孟缉深知官场上的奥妙，居安思危，知道“势威震主”非万全之道。既然蒋经国已涉足情报系统，他彭盂缉就来一个顺水推舟--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到1954年，彭孟缉更是急流勇退，把自己已掌握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双手奉上向蒋经国输诚，使得蒋经国的政治领导迈进“统一情报的时代”。 蒋经国把“台情会”置于他兼任主任的“总统府资料室”之下管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来指挥，自比彭孟缉更加得心应手。他掌握了各门各派情报权力之后，才是他真正掌权的开始。 蒋经国接管了“台情会”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消除情报系统中的异己力量，统一情报系统。有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输诚”的彭孟缉当然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地位；“不买帐”的军统“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人近赋闲，时值壮年，竞抑郁而死。 蒋经国经过一番整顿清理后，就全面的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内控外防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力之上，成为台湾时期的“戴老板”。同时，蒋经国也完全掌握了台湾的特务情况系统，一个“唯我独尊”的特务王国至此已完全形成。 如果说，蒋经国通过对政治部和情报特务机构的控制，扩大了实力，成为台湾政局中灸手可热人物的话；那么，从1950年7月开始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则为蒋经国在国民党党内地位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 当时若论党内资历，蒋经国只有12年党龄，过去一直以三青团为工作据点，党务系统为C·C所掌握，没有他插手的机会，可是培植蒋经国的势力，自是蒋介石的不言之秘。于是在改造之初，蒋介石便委任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在改造时期有类似于中央常务委员会。蒋经国要进入国民党组织的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重要阶梯。 “改造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蒋经国在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蒋经国从此进入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决策圈。 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第二届“总统”选举迫在眉睫。蒋介石不能让“总统”宝座易主，又不想因此丢掉“民主”的招牌，为了使其“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合法”化，蒋介石援引宪法中的“紧急条例”，行使“紧急处理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到下一届国民大会召开之日。由于“反攻大陆”梦圆之无期，因此，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就成了“终身制”，台湾人讥为“万年国代”。又由于走台代表远不够法定人数，蒋介石又指示大法官们修改选举法，依此“法”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并由蒋介石批准为薪给制。 在紧锣密鼓声中，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终于1954年2月19日上午10时在台北拉开帷幕。这天，台北中山堂张灯结彩，当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的闹剧，搬来台北重演”。 这幕闹剧的最精彩的片断当然是正、副“总统”的选举。至于正、副“总统”候选人早已内定：蒋介石与陈诚。但民主这一脚“过场戏”也还是要走一走的。于是，3月门日，莫德惠、徐傅霖宣布竞选“总统”，王云五、石志泉宣布竞选“副总统”。 20日“国大”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蒋介石得1387票，徐傅霖得172票，莫德惠未参加竞选，因二人均未得满应当选票，21日再次投票，蒋介石得1507票，徐傅霖得48票，蒋介石当选“总统”。24日，陈诚以1417张票“击败”石志泉，当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陈诚宣誓就任正、副“总统”职。至此，选举“总统”的闹剧落下帷幕。 21日，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俞鸿钧接任，此人为太子的“亲密战友”。另一位“太子系”的主将唐纵，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这是当年陈立夫的位置。 蒋经国则被调离台湾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蒋介石给他安排的新职为“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这个机构，非同一般，它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化的“大上特务机构”，其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这样蒋经国更上一层楼，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首脑。 蒋介石就任台湾国民党第二届“总统”后，一项例行公事他是不会忘记的，那便是每逢新年、青年节、双十节，都要发表一次公告，重弹“今年是反攻大陆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但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 总的说来，在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内，台湾的情况是平静的。虽然前有吴国桢隔海骂战，后有“孙立人兵变案”的麻烦，但对蒋台政权来说，只不过是微起波澜。然而随蒋家父子在台湾一步步地建立起他们的专制统治，由于蒋介石大权独揽，并想做终身“总统”，所以60年代初又演出了一幕类似袁世凯第二修“宪”改“制”的闹剧。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总统”任期6年，连选连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蒋介石1948年出任“行宪”以来第一任“总统”，到1954年届满。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又用非法手段，获取了“总统”的职位。1960年3月，每6年一次的政治季风，又在台岛吹拂。此时，年逾古稀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再度连任“总统”呢？一向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当然是选择后者。理由冠冕堂皇：“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问题是蒋介石已连任了一届，再连任将有违背“宪法”的嫌疑。蒋则立即声称：‘宪法’不能修改，我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去。”如不修“宪”，蒋介石又怎能当选连任呢？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做到不修“宪”，又使蒋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 1960年2月20日，一届三次“国民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3月21日，又轮到“万年国代”们费点小神的时候了--到投票厅去履行一下手续。蒋介石在1509票中以1481票的高票数当选第三任“总统”。22日，陈诚在1509票中得1381票当选“副总统”。蒋介石连选连任，终于算是坐稳了终身“总统”的位子。 蒋介石坐稳了“总统”宝座，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让蒋经国准备接班的问题了。为了保证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大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立即开始排挤元老重臣，为儿子接班辅平道路。如排挤吴国桢一事便是典型例证。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熏陶，后获普林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王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侦，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因为他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吴国桢做外交部次长时的部下何凤山回忆说：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194年）时，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自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进来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不仅不结党营私，而且非常崇尚资产阶级作风，办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挡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后来回忆说：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般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闲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便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氏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市的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位不久前，陈诚曾约谈吴氏，邀吴屈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吴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则毫不隐讳地回答：“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由于一切以争取美援为中心，故而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侦，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选。 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职的第3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陈诚“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听了蒋的发誓后，吴飘飘然了。他又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吴国桢既然如此受宠，为何又遭蒋介石的排斥呢？据吴国桢自己称：是蒋先生为了经国的缘故。这的确是吴氏被逐原因之一。 吴国帧与蒋经国的矛盾始自上海。当然，吴氏与小蒋之间完全不同的背景、思想与训练，也是使双方裂痕扩大的原因。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当时经国手持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除了不同意蒋经国的做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吴颇为不悦。蒋经国与吴的矛盾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再也不能丢失台湾，否则死无葬身之处。故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蒋经国就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虽然职位不很高，但这只是蒋在台面上的官衔而已，他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躲在幕后行使“法律”以外的特权，指挥手下狠狠打击异已和政敌。 吴国桢任职台湾省主席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的横行和猖狂。当时吴对老蒋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由于吴国桢的主张与蒋经国的做法形同水火，故小蒋与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吴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还有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应付这样大的开销，难免捉襟见肘。吴身为省府主席，自然要压缩开支。他当时曾和蒋介石约法三章： （1）省府负担“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饷的流弊； （2）严惩走私； （3）防止商人逃税。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才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住往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江南对吴国侦此举评论说：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涂之流，奉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以消于形”。“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份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吴国桢恢遭蒋排斥也有他恃宠而骄，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对他信任的成份在内。他后来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 “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蒋介石当然听不进这种逆耳忠言，甚至由此产生了除掉吴国帧的念头。1953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邀吴国桢夫妇到台北郊外草山吃晚饭，并留宿。翌日，吴氏夫妇返归时，竟找不到来时开车的司机了。无奈，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适逢吴妻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百姓家寻方便之所。待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这辆汽车的四个轮子中有三个车轮的固定螺栓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飞速下山，到拐弯处时必定车轮飞脱，吴氏夫妇也必将死于“车祸”。 吴国恢死里逃生之后，方始明白蒋介石因为美台关系业已修好，要“卸磨杀驴”为蒋经国扫除仕途障碍了。鉴于此，吴国桢决定离台赴美定居。1953年4月，吴国桢向蒋介石请辞台湾省主席一职，5月，吴国恢夫妇接到美国邀请，欲赴美留居，蒋氏父子曾想阻止，但宋美龄积极从中周旋，最终放行。但是，吴国桢年近80的老父和尚在读书的次子吴修却不准同行，这等于是留下了“人质”。 吴国桢赴美后，一直谨言慎行，其公开对蒋氏父子的发难，乃在王世杰免职案发后，据潘公展说： 当去年十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桢的。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所戒慎’。‘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夜芭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渎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五史之重演。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幼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 “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板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板恳请贵报勿逼桢大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校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帧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恢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秘书长转呈总裁请份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带，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 吴国桢的这一声明，对蒋氏父子并无攻击，刊出来原也无妨。但张其却将这份启事交给在台的吴父，吴父奔走数日，竟无一家报纸敢于刊登。后来，启事转到蒋介石处，始于2月7日刊出。吴的启事见报后，由于吴国桢在美国发表了“不同政见”，台湾方面以张道藩和陶希圣为主，开始隔海“骂战”。直至美国政界人士出面干预，这场隔海骂战才告平息。 排挤吴国桢后，蒋介石便改任蒋经国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当起了特务头子。1956年，台湾当局成立“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涂任主任，蒋经国副之，但主持实际工作。1957年又任命蒋经国为主任。蒋经国在这个“辅导会”当主任一干就是8年，为他赢得了较好的政声，改变了他“特务头子”的不良形象，为日后升迁奠定了“民意”基础。 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届一中全会后，陈诚揣度老蒋心理，坚辞所兼“行政院长”一职，以便“提携新进”。蒋介石遂任命“政治新秀”严家涂为“行政院长”。严家涂明知自己是个过渡性角色，只是在为“太子接班”作陪衬而已。因此，他投桃报李，立即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这是蒋经国步人权力核心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国防部”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在当部长，蒋经国一上任，俞大维便将部务悉交小蒋处理，第二年，又自动让贤，力荐小蒋为部长。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下令，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长”。这一下，老蒋心里踏实了--儿子手握兵权，还怕登不上“总统”的宝座？！1966年3月，严家金当上了“副总统”。至此，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1969年 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送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一批“新生代”的中央委员，这些“新生代”大多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同年的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内阁中，“国防部长”黄杰、“教育部长”钟皎光、台湾省“主席”陈大庆均是蒋经国的嫡系。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中，担任过无数次副职，这正是蒋介石一套老练的政治权术的表现。正副只是名义，权力才是实质。其实，蒋经国工作的单位，正副手总是颠倒过来：他在哪个位置就任，权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里。现在，蒋经国任“副院长”，又名正言顺地掌管一切了。身兼“行政院长”的严家徐，也乐意只亮招牌，不问实事，清闲自得。 1972年3月，蒋介石当选第五任“总统”。严家涂连任“副总统”，为了报蒋介石“知遇之恩”，严氏立即请辞“行政院长”职，并向国民党中常会递交提案，吁请征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严家涂指出：“蒋副院长坚韧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年，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肆应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职与蒋副院长共事已久。于其谋国之忠，任事之勇，爱民之勤，接物之诚，知之最审。” 此可谓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可以“举亲不避嫌”了。于是蒋介石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阁首，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 “行政院院长严家金，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慈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韧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使任命。此咨立法院。” 蒋经国入主“行政院”，标志着台湾全面进入了“蒋经国时代”。蒋经国“接班”之旅仅有一步遥了。 3．“蒋后主”主台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曲范”（台湾《中央日报》语）。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三次亲笔信《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是父亲一心培养的政治继承人。4月15 日，他又把蒋介石病中给他写的题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交台湾各报纸影印发表，并亲笔撰文说他在父亲故去之后如何如何地“每日恭读”。 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蒋经国声称“居丧请假”而未出席。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全会决议还坦承：“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其实，在“国民大会”选举前的几个月，台北议会决定敦请蒋经国出马竞选时，蒋经国本人并未表明意愿，而且故意回避去了金门。后来还是严家金出面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荐，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2月19日国民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也同时提名。在3月21、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以总投票数的绝对优势当选，5月20日正式就任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所有这一切，确胜乃父一筹。但蒋经国对父亲的作为是始终表示钦服的。 1975年4月21日，蒋介石病逝半月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深夜坐于灵堂，想起父亲侍儿慈而亦严，爱之教之无微不至。尤其25年前撤离大陆之时，日夜相处，共冒危险，出生入死，同受毁谤，遭受侮辱攻击，父亲为贯彻反共救国之职志，一心一意为挽回危局而东奔西走，对种种污蔑视若无睹。” “父亲一生之中，受过多少怨恨，遭遇多少误解，经过多少凶险，所以父亲常谓：‘自顾一生，实无时不在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出生入死之中’。但是从未为自己出而辩护，对于美国政府于38年所发表之白皮书亦是如此。父亲常日：‘天下事总可水落石出’。今日一切是非皆已大白于天下，此正父亲所言‘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之愿得偿。今日世人皆知，无私无我，爱民爱物，乃我父亲为人处世之基本精神也”。蒋经国在日记中还记述了他父亲与蒋方良之间的关系： “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将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宝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也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与家中病妻为念。吾父慈祥为怀，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惟为儿者知之最深”。 1976年3月8日，将经国在《梅台思亲》一文中，将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并称为“两位时代革命伟人”。他说：“从历史看，国父和领袖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这一时代而生的承先启后的革命伟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以毕生之力，谋求国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伟大的革命人格，引领着照耀着我们，来创造理想的人生”。“‘国父思想可说突破时代的，而领袖革命的反共的远见睿智和坚毅，尤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及”。 1977年4月4日，蒋介石逝世2周年之际，蒋经国又发表了《其介如山》的纪念文章。文中称： “父亲故去之后，虽然没有留下物质的遗产，却有着其影响无可估量、其价值无可比拟的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见之于几十年来的演讲。著述、接谈、会议、教育训练之中，特别是永远留存于许许多多人们的印象记忆之中。这些精神遗产都是父亲为国家复兴、为世界和平奋斗一生的血汗所凝成，也都是父亲的思想、精神、睿智所累积”。“父亲一生，事亲以孝，报国以忠，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律己以严；而在我的有知之年，都承受父亲的训诲，庭前责教，手谕督勉，以及思想、精神、行事的潜移默化，时时刻刻，我都在慈晖教泽之中。” 由此不难看出，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新的施政措施，但他从思想上、感情上还是忠实地继承了乃父的衣钵，是彻底的“子承父业”了。 正当蒋经国的声望在台湾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上传来了和谈之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至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公开信全文如下：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勿勿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世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7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请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以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迂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居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息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芸。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乡，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谬。“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说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仕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再次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蒋经国始终未作正面接触。但是，蒋经国也历来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论调。他的旗帜非常鲜明：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必须统一。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19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他主持制订了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开放政策等等。可惜，由于身体原因，蒋经国来不及再办更多的事。他晚年坐着轮椅治理台湾，单只是台湾岛内的事就足够他伤透脑筋了。正如有关人士的述评那样： 蒋经国上台后，经过一系列“革新”，使其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得以建立，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相对稳定。蒋经国提拔一大批新人上台，也必然后有一批“旧人”下台，并将继续威胁到尚保留在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核心中“旧人”的既得利益。不仅如此，在蒋经国提拔的“新人”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李焕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新派人物，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党工”工作，与下层接触较多，自然认为国民党开放政权是适应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以王升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派人士，由于长期从事军政和情治系统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且“与世隔绝”，所以主张不能放权。国民党内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逐渐形成了“革新派”（也叫开明派）和“保守派”，到80年代初，两派的斗争因蒋经国身体康健欠佳而围绕“接班”问题日愈激烈。 70年末，年逾古稀的蒋经国身体状况渐呈衰弱。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主持“春祭”，当他下车后步入“忠烈祠”大门，通过仪仗队登上台阶不到100米的路程时，身体已支撑不住，到了主祭位置时更是站立不稳，只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仪仗队将花圈抬到他面前，他也没照惯例鞠躬，只是用手触摸了一下便草草了事。这一过程的摄像新闻播出后，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纷纷猜测。大家虽不知蒋经国得了什么病，但其“政躬违和”已是众人皆知。同年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蒋经国本想亲往主持仪式，可在他上数十级台阶来到蒋介石铜像前的时候，又感身体不支，改由“行政院长”孙运主持。蒋经国身体如此糟糕，自然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于是“开明派”与“保守派”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双方的分歧主要是由谁来接班。若由刚刚崛起的“新生代”承袭“大位”，则关系到国民党的前途，因为这些人没有大陆经验；若由“元老”接班，“新生代”岂肯罢休？国民党内出现了“继承危机”。正当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之际，1983年双十节前，长期不露面的蒋经国奇迹般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过去那张像吹满空气气球、闪闪发光的浮肿的脸不见。此后，蒋经国又到金门和澎湖各一次，并在金门铲土植树。据说，蒋经国病情好转得力于俞大维。俞从美国请来一名老中医，经过“望”、“闻”、“问”、“切”之后，认为蒋经国因患有糖尿病，长期服用“胰岛素”造成皮下积水，以致压迫肢体各部的末梢神经，影响行动。然后开了一剂药方，三剂药下肚，蒋经国果然浮肿渐消，继之，腿脚也灵便多了。无论蒋经国身体如何好转，他毕竟还是过了古稀之年，“权力继承”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内两派的斗争并未由此稍减，以致原定于1982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迟迟不能举行。在这期间，国民党宣传工具则为蒋经国连任“总统”大造舆论。尤其是权倾一时的国民党“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突然被免职，说明尽管蒋经国“健康欠佳”，但国民党内的任何派系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蒋经国虽然在口头上否认“传位于子”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却使人很难相信他的说法。蒋经国膝下三子一女，此外还有庶出章氏兄弟二人。蒋经国为延续蒋家香火，曾放开手脚让蒋家第三代抓权。只是由于“江南命案”的突发，才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传位部署。 江南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因写《蒋经国传》揭蒋家隐私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于美国住所。此案涉及蒋孝武，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在江南命案冲击下，蒋经国明确表态说：“台湾下届‘总统’的选举经由宪法选举产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在传子部署受阻后，蒋经国开始安排集体接班。他将追随他多年的爱将李焕纳入中常会，后接管中央党部。同时任命其弟蒋纬国为“国安会”秘书长，掌握了军特实权。至此，一个“一蒋二李”（蒋经国、李焕、李登辉）为首的集体接班的班底已基本形成。 江南命案的余波尚未消失，整个台岛又遭到十信弊案引发的金融风暴的冲击，广大民众怨声载道。蒋经国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及统治。深刻反省在政治上的做法，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1986年3月底，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蒋经国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基调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案。该案提出了“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动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三中全会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必须革新才能与时代潮流结会。同时，他还把调整和改善同党外势力的关系作为改革的重点，说国民党应多交朋友，多听取各方意见，尊重法治，共同为启导社会样和、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而努力。 为了推动政治革新的开展，蒋经国首先从组织上做了安排。他提拔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4个进入国民党中常会，使决策机构年轻化。蒋经国还从31名中常委中选出12人，以严家为召集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问题。他反复叮咛：“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要选择最主要的事做，而要快做，不要拖。”在他的不断督促下，常委研究确定政治革新要项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治化、党务革新与调整大陆政策。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上述举动被称为“向历史交待”。蒋何以在其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呢？探究蒋经国晚年的心路历程，是以下几因导致他非如此做而别无选择。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民众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是他晚年“向历史交待”的社会经济原因；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与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是他晚年革新的内在因素；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极大的威胁，是他晚年举措的外部因素；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压力，是他变被动为主动的另一外部原因；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不断维新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蒋经国在台倡导维新的国际原因；谋求身后政权稳定，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是蒋经国“向历史交待”的主观原因。 在台湾政坛沉寂多年的蒋纬国，于1986年6月被蒋经国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是由于何种目的？同台湾的“接班”问题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台湾“接班”问题，一直给以密云不雨的感觉。蒋经国在 1985年12月25日继答台湾《时代》杂志问世以后，明确宣布了两个“不能也不会”。一个是由蒋家人的接任；一个 是实行军事统治。这二者都是既“不能”也“不会”。而且说到做到，外放其子蒋孝武到新加坡，以证明决不搞家族承传的诚意。但是不搞军事统治，比起前者就要复杂一些。因为不搞家传，主观即可以定夺，而不搞军统，则牵连到客观因素。现任台湾“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已成为台湾近二十年来最有实权的“军事强人”。“枪杆了里面出政权”原本就是东方政治的特征之一，又加上国民党极右派针对蒋经国的两个较开明的决定（一为批准华航货机事件与中航直接谈判；一为同意国民党与党外直接沟通）大吵大闹，如丧考批，为此不惜搞“效忠转移”，另立具有枪杆子实力的郝柏村为他们的“新强人”。蒋经国在这种情况下，棋高一着，发表汪道渊继宋长志任“国防部长”，其弟蒋纬国继汪道渊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决不是简单的人事任命。根据蒋经国近年来所走的政治棋势看，“本土化”是他的“金边”，而“民主化”则是他的“银角”（围棋有金边。银角、草肚皮之说）。他要取得这盘棋的全胜，必须有一着可以“着眼”的事，而蒋纬国就是在必要时可以点眼的子。 蒋纬国在台湾军队中的分量是应该肯定的。他身为“战争学院”院长、“三军大学”校长，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必要时登高一呼，自有响应者。 蒋经国任文人为“国防部长”，固然可以大大淡化军事统治的趋势，而任命在台湾被公认为具有民主作风的蒋纬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更是出于此心。 香港《明报》1988年1月17日报道：“在蒋纬国被委任接掌“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他一度被认为是蒋经国‘总统’职位的继承者。” 这种分析显然理由不充分。事实上，随着蒋经国的逝世，“蒋家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在台湾这个“权力过渡时期”中，蒋纬国的作用只不过是力足防止军人干政而已。 1988年1月13日晚8点45分，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台北市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画面中断，市民们先是懊恼，继之则是悲哀，原来荧屏上出现了肃穆的字幕： “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下午15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悼。”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药经国病逝的经过： “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庆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医师检查，血压110／7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次，体温36摄氏度。由于未进早餐，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于下午1时55分，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随经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木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崩逝。 下午7时，在“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紧急常会。俞国华向与会人员报告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宣布：依据“宪法”，由李登辉“副总统”继任“总统”。晚8时O8分，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宣誓就任“总统”。接着，“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 30天，军方同时命令“全军从1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取消假日和休假以加强戒备。” 1月30日上午，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举行蒋经国丧礼，“总统”李登辉主持仪式。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没有参力口。 仪式完毕，蒋经国的灵车在三军乐队和仪仗队的引导下，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缓缓开出“忠烈饲”向大溪镇方向驶去。沿途，很多人按传统习惯在人行道上磕头。很多和尚身着袈裟在马路两旁念经。沿途约有100万人观看送葬队伍。灵车经过上百个祭坛，于下午13时达大溪陵寝。 陵寝用黑色大理石筑成，蒋经国静静地躺在那里。离他不远的地方，是他父亲蒋介石的“奉后”地。 蒋经国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去唁电，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吊唁。 中共中央的唁电，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赵紫阳的谈话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作出了努力。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事，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被称为国共两党“四十年来第一电”的中共中央唁电和赵紫阳谈话，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合众国际社评论说，中国“对一度曾是自己敌人的台湾“总统”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哀悼，异乎寻常地对他加以赞扬。”并说：“中国领导人代表官方最初作出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们犹如失去了亲人，对在晚年曾设法弥合近40年分离状况的这样一位疏远了的亲戚的死表示哀悼。”共同社会记者伊藤还把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时中国新闻界的反映与此次蒋经国逝世的报道相对照。那时新华社发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而对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却是“收音机和电视新闻都在头条报道了这条消息，不仅向台湾新领导机构表示了新的和解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向国内外强烈表明了要实现祖国统一。” 蒋经国逝世后，久居美国的陈香梅给蒋夫人方良女士写一封信，信中说： 中国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近年来虽大有进步，但千百年来的东方传统仍不易去除。我读到许多追悼经国先生的文字，也听过不少人在追悼会上的哀思，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牺牲最大、奉献也不少的人--你，经国先生五十年来同甘苦的伴侣，因为你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奉献者。 我和你相识不深，和你见面大概也不到十次，但每次见到你时我对你有无限的同情，也附带些不知该不该有的不平。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自由中国”的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五十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随你的丈夫，你离开了你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或许近百年来东方对于强人治国。家族执政等事过于执着，虽然妻随夫贵，而你，有意无意间却被一般人忽略。 国际间的第一夫人我领教过的为数不少。美国的第一夫人从艾森豪威尔夫人、肯尼迪夫人、约翰逊夫人、尼克松夫人，我和他们都同桌吃过饭，福特夫人和里根夫人也曾驾临寒舍，这几位第一夫人都是新闻人物，出出进进都有大批随员前呼后拥。……如今我看到你含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我有一份无限凄怆的同情，你看来如此孤单如此落寞。 你的出生地苏联我去过，莫斯科的红色广场，四周古老的建筑，纯朴的老百姓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斯大林的女儿我也见过，她来美国后，宣布放弃苏联国籍，结婚生女，但后来又突然回到苏联去，最近又请求在英国定居，我想她的情绪一定是很矛盾而复杂的。韩国第一任大总统李承晚的夫人是奥地利人，……李承晚病故后，她曾回奥地利定居，但后来还是回到汉城去，把他乡认作故乡，她的一生也是奉献给了南韩，奉献给了李承晚。 你呢？你的一生也是完全奉献给了你的丈夫与儿女。当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民航公司尚在台湾作业时，民航公司有几位机长的太太是从东北来的苏联沙皇时代的遗族，她们会说俄语，她们常说你有自由而不自由，因为你的丈夫将是“总统”的继承人。虽然你学会了说宁波话，虽然你已五十年没有再踏上自己生长的土地，但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接受你，恐怕是不太可能的，我相信这是你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地做这件事。如今这长跑已到终点，不管你是输家与赢家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该从今日开始珍惜自己。远适异国是要有绝大的勇气、无尽的忍耐的，我知道，我是过来人。我初来美国时年纪轻，我的丈夫虽然爱我，但他是美国人，无论如何无法了解一个中国少女异乡异客的心情，虽然我曾随着陈纳德将军领略了很多民众对英雄的崇拜与喝采，但我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影子，阳光西落时，影子也不知飘落何处。 我的最大领悟是在异国寻得了自己。我年青失侣，要在异国立足，我不再追求那份要众人都接受我的情怀，我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自喜、而珍惜。我看尽了国际间的沧海桑田，人际间的冷暖悲欢。人多时候不一定热闹，人少的时候也不一定孤单。 你的一生已做了无时无刻的奉献，现在该在悲痛之余多爱惜自己，多做一些你自已喜欢做的事情。 我珍惜我们早年在理发店中的闲聊，统一饭店的理发师仍在，你以后也可以再出来看看，许多地方你大概只是似曾相识。年前赵聚夫人陪着你参加一个台北的晚会，你还是那么的和蔼可亲。 ……前埃及总统萨达特夫人在丈夫被刺后，而今在美国谋生，瑞典皇的皇后是德国人，约旦皇的第三任妻子是美国人。这几位女性都是要在不同的环境中寻求自己，不是易事。但她们是在近年来迎着新的挑战。你到中国来的时候，其处境当然是非常不简单，而你所要承担的挑战一定一言难尽。在你有生之年，希望你在空余时间回述一下你五十年来在中国的大小事，一定会是一本有历史性的可读课本。 蒋经国死后，不但其遗嘱的真伪成为人们一时议论纷纷的话题，而且他的死因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台湾《民进周刊》刊登了吴祥辉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蒋经国猝死，有人悲拗逾恒，有人幸灾乐祸，而大部分人无非是抱着“死是他在死，活是我在活”的态度，顶多是自我解嘲。在“国殇”期间，不要笑得太自然，如此这般，聊表心意罢了，而这才是传播媒体蓄意营造“举国同悲”背后的真正实情。 蒋经国的死亡，由于他缠病多年，因此，他的死很容易就被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对许多医学界人士而言，蒋经国死得太奇怪了，死得太冤枉。太不明不白。 蒋经国的特别医疗小组是由荣总内科副院长姜必宁担任召集人，然而，荣总许多医师虽然不敢明目张胆表示意见，但在私底下却议论纷纷，而荣总除外的台大、长庚、国泰的一些名医师更是咽不下一口气，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堂堂一“国”之尊，就被荣总这样莫名其妙弄死了。 有人说姜必宁应该为此下台，以谢国人。还有人因为无法寻得合理的专业解释，而做了政治上的揣测。其中最敏感的是，是不是有人故意谋害蒋经国？那么这个幕后指使者是谁？这种揣测虽然并无具体证据，但几千年来中国宫廷的可怕斗争经验，使得这种揣测逐渐成为一种传言。 几位医师同时指出，以蒋经国当天早上发生恶心、呕吐、血压下降的情形来说，内出血的症状已非常可疑，应该立刻进行诊断、急救，而医疗小组非但没有明确诊断，没有输血补充流失之血液，还以静脉点滴注射，冲淡血液浓度，岂不是要加速蒋经国的死亡。 一位肠胃科权威指出，在当今医学发达的现况下，一位住院的病人，一旦导致内出血死亡，医院应该负有失职之责。他表示，除非病人突然遭枪击、刀或其他重大伤害，大量出血不治，否则一个住院病人，一旦内出血，通常可经由排便、血压等现象发现。严重内出血也可经由插胃管及输血急救。一般病人尚可如此，何况一国之“总统”，竟然死在消化道大量出血、引发休克、乃至心脏呼吸衰竭而死，这种状况简直是不可思议，贻笑国际！ 医学界指出，输血是内出血必然急救的过程，但不论是新闻局或是姜必宁对外谈话中，均未提及曾为蒋经国输血，显然极不合常理。 在许多医界人士看来，蒋经国固然长年积疾，但是元月13日的猝逝，实在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们认为，即使是一个普通病人，有妥当的医护照料，都不致于出现这种内出血的惨死模样，何况一个堂堂“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 关于蒋经国的猝死，外间流传着各种说法。但是，身为死者亲属的蒋纬国面对台湾《新闻》周刊记者的访问时却说：“我想这件事有必要做些说明，虽然蒋氏家族没有任何人要我怎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从没有听到家族里有任何人对医疗小组有什么怨言。” 关于遗嘱问题，蒋纬国说：“我觉得这件事没有追究的必要。但我可以明白地说，我在4点多到达经国先生的住所时，大家正在看遗嘱以及签名。至于遗嘱是用一张不相干的纸写，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事后造假的话，反倒会找张正式些的纸来写才对。……这件事实在没有追究的必要，何况遗嘱的内容，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些的的确确是他想要说的话。我觉得用的纸即使比那张更差，也足为奇……”蒋纬国还曾于蒋经国去世后的2月12日发表了一篇《悼兄念父文》，悼文说： 宝岛冬日，寒流阵阵，阴晴交错，冷暖时变。在这满怀哀伤的时光中，你唯一的弟弟和您亲爱的家人，强忍怀念追思的伤痛，度过这漫长、沉重的国丧家哀的日子。 哥哥，您安息已一个月了。 人所期待之事，往往会比所望之时，来得慢些！但人们所最不愿见之事，却往往来得太快！但这次来的实在太快了。虽然您的健康已有一段时日令人关注，但您坚持的毅力始终胜过一切，一直保持正常的作息，元月十二日还在“总统”府处理要公。次日上午我们大家还在中常会中等您来主持会议，后来宣布您因故不能来会，我们就习惯地按时在九点开始由轮代者主持开会。下午我正在与友邦人士作学术与时事的座谈讨论，忽接电话，急忙赶至寓所。哥哥！您已经走了！您因大量呕血、不支而逝，真可以“五内俱裂”来形容！怎不令亲者心痛、情酸！但您留下的最后容态却又如此安祥，因为您已尽了您能做的一切。…… 在知您离世的一刹，知你因大量咯血而逝时，真是悲愤异常，恨那些无知与不义的一群！上帝啊！请原谅我这一时间的气恼和激动！哥哥！这绝不是你想到的。您一定会说：“原谅他们的无知！”您一定知道，他们自己会慢慢地反悔！直到想过来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并肩携手，完成救国救世、救人救己之大业的！ 没有人不为国家的前途着想的，除非他是卧底的卖国贼！没有人愿意自掘坟墓自毁前途的，除非他另有阴谋！……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之立国，自古即以“中道”相结合，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同，则虽为碧眼黄发亦中国之。…… 爹爹！哥哥！您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今后，我们全国上下，必仍追随党国继此政统，奋力以赴，以报列祖列宗与国人。你们安息吧！ 蒋经国晚年锐意于政治革新，同时决意向“政治禁区”突飞猛进。可惜天不假年，蒋经国的政治宏图尚未最后实现，就过早地撒手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4．老去情怀及其他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称居总裁、“总统”，位极人臣，我行我素。到了台湾之后，他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但作为一个自然意义上的人来说，他也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习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蒋介石在大陆期间，饮食起居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安排是非常有规律的。抵台之初，则因在大陆战败，整日间坐于日月潭的涵碧楼中，反省其失败原因，并制定“反攻”计划。重登“总统”宝座后，即全力投入稳定台湾、准备“反攻”的行动中。此时他虽已60多岁，但出于反共使命的需要，仍到处奔走、演说、打气、安抚，精力旺盛，超过一般的同龄人。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的生活也算比较有规律。办公之余，他有时养花、种草、逗狗等，晚饭后喜欢看电影，一般情况下都有人在旁边为他解说。晚10时入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澡。浴毕写日记。晚间写日记已成为习惯，数十年毫无间断。 蒋介石平日饮食很简单，以青菜、豆腐等植物性食物为主，只求营养，不求奢侈。不但烟酒不沾，而且连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蒋介石素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如台湾淘汰人力车的议案，就是他亲自督办的，此举虽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又经常使下级处于被动地位，引起诸多不便。 国民党最基层组织为小组，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为加强对党员的控制，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藉方为有效。小组会议每月举行一次。蒋介石的规定，他自己不能不遵守，他参加的那个小组，是由“总统政府”或顾问等党员组成，属政要阶层。在每次召开小组会时，组员之间互称同志，惟独对蒋介石称“总统”。小组成员中一位湖南常德籍的张炯曾提一建议：“我们在小组会议上都互称同志，更亲切些，我建议以后称呼‘总统’为蒋同志或蒋中正同志”。蒋当时含笑点头说：“好！好！”实则心中不悦。也有人问张炯，“蒋介石是喜欢别人恭维的，你这个建议，恐怕引起他的不高兴”。张炯为人比较正直，答道：“这是合理的建议，我可没有想到这些”。由此事可看出蒋介石是个多么虚伪的人。他“领袖”自居，喜欢标榜“民主”、“平等”，可是一旦事到临头，又常常暴露其刚愎、孤傲的性格弱点。 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经蒋介石亲自核定。当他深思熟虑之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告纸上发表，使有些调动工作者颇为被动。有一次，一个宪兵团长出缺，“宪兵司令部”推选该部第二处上校处长盛先熙出任。蒋介石亲自如见盛。当他走进“总统”办公室时，蒋介石看到他的仪表不错后颇有好感。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最后问到盛的家眷在何处时，盛答在大陆湖南湘潭故乡。蒋听后告盛先回去，最后任命迟迟未能发表。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盛先熙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盛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盛氏的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蒋介石这个人素喜疑心，逃台后尤甚。他在大陆被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打败，心胸狭隘的他，从此对毛泽东的一切都恨之人骨，连毛泽东的同乡竟也难辞其咎。 到了晚年，蒋介石也特别喜欢和孙子、曾孙一起戏耍，宣享天年之乐。同时，他对戏剧也颇有兴致。1956年蒋介石70岁寿诞时，适有香港粤剧界艺人白玉堂组团来台“祝寿”。蒋早年在广州多日，对粤语比较了解。当白玉堂等上演剧目时，白饰演薛仁贵，演得非常卖力。但白玉堂怕蒋介石听不懂粤语，改用普通话，但稍不留意又走了腔。有人到后台传话说：“蒋公对粤语能听懂百分之百，不必用普通话，以免弄巧成拙”。白玉堂听后如释重负，拿出平生所学为蒋介石表演，深受蒋介石的赞许。 蒋介石不仅喜欢粤剧，更喜欢听评剧。但据蒋的部下说，蒋到台湾从来没有听过评剧，蒋介石曾说：“不回大陆，不看评剧”。 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心目中；是个“伟大”的父亲，没有人比他更“伟大”。蒋介石生前及死后，蒋经国发表了大量文章，肉麻地吹捧他的父亲。在蒋经国的笔下，蒋介石的作为和“贡献”超过了历代有作为的君主。 进入七十年代后，台岛愈发陷入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孤独与凄凉境况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人联合国，蒋家小“朝廷”的“外交”急剧走人困境；美、日等大国领导相继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好。在一连串沉重打击之下，86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被打倒了。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身体机能从此减退，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这次手术起，蒋介石的身体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3年7月，台湾报刊发表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儿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意在向公众表示蒋介石身体尚健。1974年8月，台湾当局再也瞒不住事实真相，只好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肺炎，再度人院。1975年2月下旬，蒋病情渐危。3月下旬，蒋自感来日无多，遂召“五院”院长来听他口授遗嘱。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当局明令从四月六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膝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的场面十分冷落。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居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阉。蒋介石在这里筑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枢暂借此地。 1975年 4月 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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