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主要原因，是戴笠沾了浙江籍的光。蒋介石是极重家乡关系的人。他用人原则首先不仅要有才干，而且必须是亲信和忠实可靠。蒋介石的大原则是：凡亲信、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就必须是这些人中的浙江籍人去掌握。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忠心耿耿说一不二，又都是黄埔老大哥中的出色人材，但籍贯都不是浙江人。如果把他们和戴笠的籍贯一比较就清楚了： 邓文仪：湖南人，黄埔一期。 桂永清：江西人，黄埔一期。 郑介民：海南人，黄埔二期。 康泽：四川人，黄埔三期。 戴笠：浙江人，黄埔六期（未毕业）。 由上列表可以看出，戴笠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其他人抗衡，只有浙江籍这一项占了最大的便宜。很多黄埔系学生认为蒋介石此举出乎意料，其实蒋介石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认定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倒是一个好处。正因为资历浅，难以形成势力，对蒋介石不会构成威胁。也正因为资历浅，除了效忠蒋介石外，没有别的出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是，对特务的使用，权力可以很大，但地位、职务。官衔不能太高，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客为主，可能随时予以抑制。所以，与其他人相比，只有戴笠是最适合的人选。蒋介石的这些想法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戴笠后来确实对蒋介石死心蹋地、感恩戴德。忠贞不二。但蒋介石直到戴笠死去，也仍然只给他少将官阶的军统局副局长一职（中统徐恩曾临撤职前也只是个副局长）。尽管戴笠、徐恩曾的权力大得吓人，但地位、官职始终不高。 另外，蒋介石极重视特务工作，他一直强调：“担任这项工作领导职务的人，对特工活动要有非凡的悟性，对领袖的心理要善于揣摸和体会，执行任务要坚决、不讲价、服从指挥、没有杂念，而且还要发挥主动性。不仅要精明强干，还要忠诚、驯服，易于驾驭，更要对异己残酷打击，不能手软，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对三教九流都熟悉，这些品质，蒋介石经过多年考察，也认为戴笠体现的最明显。 蒋介石的这一选择，使得戴笠开始崭露头角，使军统超过了中统，成为一个异常庞大的为蒋介石统治服务的特工王国。戴笠也大展身手，充分发挥他的潜质和特工才干。其实，就是瞧不起戴笠、想与他竞争的人如邓文仪，也不得不佩服戴笠。他曾感叹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的字）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邓文仪做特务调查科长时，戴笠还真是一个“小瘪三”，以邓的资格发这样的感慨，可见蒋介石并没有选错人。 4．境外追杀汪精卫 抗战初汪精卫叛国附逆后，蒋介石在制裁暗杀汪精卫的密令中指示的很具体： 一、立即对怀疑与汪精卫出逃的人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等人，由军统审查控制。 二、对怀疑协助汪精卫出逃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监视。 三、立即制订制裁计划，迅速布置，必须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至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四、做好准备之后，等候蒋介石本人下达具体行动时间。 戴笠奉蒋介石密令之后，马上采取了行动。 前两项好办，分别派军统所属各站、组对彭学沛、张道藩等人予以监视。 后面制裁的汪精卫的计划就不太好办。戴笠深感棘手，尽管他和军统对于暗杀轻车熟路，在布置、策划、行动各方面有积累已久的丰富经验。但这次不同，出国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仍没有把握。 而且更令戴笠棘手的是，汪精卫虽然逃到河内，并发表响应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的第三次招降声明的“艳电”，尽管汪精卫一直组织“低调俱乐部”，热衷和平运动，但人们大多不相信位居中国第二把交椅的国民党副总裁，会舍此甘当汉奸。所以蒋介石虽然命令戴笠予以制裁，但尚需最后由蒋介石亲自下命令才可实行。蒋介石还同时抱最后一线希望，在未公开开除汪精卫党籍和职务之前，只说汪精卫去河内治病，并派外交部长王宠惠、汪精卫的挚友陈布雷等亲往河内劝其归国。所以汪精卫尚未公开宣布投敌，戴笠也不能公然从事，万分谨慎，分寸不好掌握，万一又重蹈暗杀唐绍仪的覆辙，导致重大后果，戴笠是无法交待的。 但戴笠又不能不做准备，他只能全力以赴，不计困难。 在蒋介石劝说汪精卫无效，下定制裁决心后，戴笠更只能拼死一击。 原先蒋介石下达任务和命令时，曾考虑由郑介民亲自去河内指挥这次行动。但戴笠却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因这次行动是蒋介石交办军统局的历来不曾有过的重大行动，郑介民虽为军统局副手，但多年来奉蒋介石之命主政军令部二厅，分管军统负责的谍参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对军统局本身业务不太过问和负责，如由郑介民赴河内负责，还要先熟悉军统暗杀行动情况，恐怕对这次重大行动不利。另外，戴笠还有一个不便对蒋介石说明的原因，即郑介民在军统局内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是有了名的，郑介民也很惜命，遇事往往不敢向前。戴笠怕郑介民在河内胆小惜命，误了大事。所以，戴笠主动自荐于蒋介石，希望蒋介石同意自己亲自出境，担任这次暗杀汪精卫行动的总指挥。 蒋介石经过考虑，同意了戴笠的请求。 整体计划确定之后，戴笠开始考虑具体布置。 首先，他先成立了军统赴越暗刺汪行动组。自己担任总指挥，并与郑介民制定了具体方案。和以往暗杀行动不同，在行动组人选上，戴笠慎之又慎。首先挑选了特工技术专家余乐醒。 余乐醒是早期中共党员，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叶挺独立团政委。“四·一二”事变后脱党，加入军统，是军统元老，还介绍沈醉等20多名亲属加入军统。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精明强干，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行动十分适合。但余乐醒虽堪称专家，但缺乏独立指挥重大行动和组织工作经验。所以戴笠又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考虑和与郑介民商议，最后确定调天津站站长陈恭澎担任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澎也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的数次重大暗杀活动，如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几乎都获得成功；经验丰富，又有实践锻炼，最后被确定担任行动组组长。而由余乐醒负责特种技术如使用毒气、定时炸弹等手段的运用。 除行动组负责人确定以外，组员也全部经过严格挑选。从军统局特务总队选定了4位各有专长的老行动员张逢义、余鉴声、陈步云、陈邦国。另外，为了确保成功系数，戴笠还不惜血本，将他的贴身警卫王鲁翘和军统局武术训练班教官唐杰英也调入行动组。王鲁翘毕业于杭州特训班，一直跟随戴笠做贴身警卫，并练就了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的好枪法。唐英杰自幼习武，在军统局内是有名的武功高手，据说还能飞檐走壁，极受戴笠垂青，每每尊之为“江湖异人”。从这些行动队员的组成，也可看出戴笠不惜死战的决心。这些行动队员，戴笠都予以亲自接见，暗示蒋介石下达任务的重要性。 人员选定后，分批分期从各个途径潜往河内集中。 随后，戴笠又反复考虑行动指挥设于何地的问题。 预定的指挥中心地点有三：昆明、香港、河内。昆明设指挥中心比较安全，但距河内较远，不太方便。河内指挥近便，但不安全，一旦出事，会导致全军覆没。因为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对汪精卫等人严于保护，尤其严防刺客杀人行刺。所以指挥中心设在河内极不保险。最后经过反复斟酌，将指挥中心地点选在了香港。 1939年1月，戴笠携带秘书毛万里及工作人员乘飞机赴香港，行动组已先期分批潜入河内。 戴笠原本在香港购有一幢洋房，但为保密和隐蔽行踪，戴笠又分别在香港、九龙租下公寓，分别轮流居住，以防不测。这是戴笠的谨慎致微之处。 行动指挥中心设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同时在香港高街6号设联络站，由毛万里充任联络之职，同时设电台两座，昼夜不停轮流值班，一刻不间断与重庆、河内联系。 全部布置安排妥当以后，戴笠为了更加稳妥，又亲自决定去河内，具体布置行动计划。 戴笠化名何永年办下护照，秘密飞到河内。首先拜会国民党驻河内总领事，请求协助。随后在总领事馆内设立刺汪行动指挥所和联络点，架设电台，与香港直接联络，同时利用领事馆人员名义掩护杀手活动。又利用总领事馆秘书、军统情报员方炳西，解决行动人员住宿、用车。还指示潜伏在河内的军统直属通讯员与河内法国警方疏通关系，以保有备无患，并掌握汪精卫的行踪，以利行刺。 对行动组所有人员，具体交代布置任务。余乐醒负责投毒、炸弹行刺工作，陈恭澎负责狙击暗杀。戴笠一再指出：所有行动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计划，精心准备，井严厉警告部下：“这是一次难得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成绩，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由此看出，戴笠心领神会蒋介石交与的任务，他对这次任务也是不遗余力，动了最大的脑筋。 两天之后，戴笠返回香港。 现在剩下最关键的就是暗杀武器的问题了。在河内当地无法买到暗杀所需枪支，而且也容易引起注意。经过研究，先从滇越铁路运一批手枪至越南海防港口，再由河内行动组偷运进河内。各种关口运输都是军统人员完成的。后来又由美国购得新式左轮手枪，由法国援华志愿军大队中方联络官（其妻是法国人）曹师昂将手枪藏于行李中，偷运至河内。至此，所有布置方案均一一完成。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等蒋介石下达密杀令。 在刺杀汪精卫时机还未成熟之前，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愿，准备先期对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予以打击，以期对汪精卫发出警告，使其有所悔悟。 汪精卫到河内以后，追随汪精卫的国民党委员一时先后纷纷到香港，观测风向，互相串连，这些人原先大部分就是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亡国论”和“速败论”的鼓吹者。戴笠经过侦察、监视，不禁吃了一惊，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一般人物，而且这一时期纷纷到达香港，决不是偶然巧合，皆与汪精卫出逃有关，并大都深居不出，行踪诡密。本在香港的汪精卫追随者也不断大造舆论。 戴笠注视着这份名单上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职务： 陈公博：四川省党部主任 顾孟余：铁道部部长。 周佛海：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陶希圣：艺文社主任。 陈壁君：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之妻） 林柏生：中央立法委员、《南华日报》社长。 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周隆库：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 梅思平：江宁县县长。 肖同兹：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 戴笠反复思忖究竟拿谁开刀，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后果，不光不能“体谅领袖苦心”，也不能起到威慑汪精卫的目的。因为此时汪精卫还未公开投敌，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予以制裁。 此时，汪精卫集团气焰很高，活动也很频繁。尽管大部分人深居不出，但也有少数人很活跃。经过监视发现，陈壁君在香港、河内之间来回穿行充当联络人，起了传递情报的作用；高宗武、梅思平则负责在香港与日本人秘密接触。而林柏生则公开利用控制的《南华日报》大造舆论，抨击蒋介石；肖同兹也公开写文章拥护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实则投降的主张。林柏生不仅在报上公开发表汪精卫的“艳电”，还积极参预投敌活动，是汪精卫团集团的马前卒。但他的地位、声望并不高，戴笠决定先拿他开刀，以敲山震虎，抑制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活动。 经过一番侦察和布置，已明了林柏生的行踪，在暗杀之前．戴笠先派人捎话给林柏生，约其会谈。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他又亲自打电话给林柏生与肖同兹，谴责二人不该大造汉奸舆论，并严重予以警告。但林柏生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发表文章，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戴笠忍无可忍，命令军统香港区书记刘云雄指挥杀手于1939年1月13日晚施实刺杀，但却错杀了一个与林柏生长相差不多的人，使林柏生侥幸免于一死。实际林柏生在报馆因事未归。戴笠只得另寻机会。 l月17日中午陈壁君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小聚密谋。饭后，香港警方约林柏生谈1月13日暗杀事件情况，并再三叮嘱林柏生小心。谈话后，因林柏生约好梅思平等饮茶谈事，因地方不远，遂步行前往。监视、跟踪的刘云雄和两名行动员，再次行刺林柏生。因不便带枪，行动员用袖藏铁棍猛击林柏生头部，但不幸被当场捕获一名行动员。初以为林柏生已死，但实际未击中要害，后由香港警方秘密保护起来住进医院。 暗杀林柏生虽未获成功，但确威慑了在香港的汪精卫集团成员，气焰有所收敛，再也不敢公开活动。但却使汪精卫提高了警惕，一再更换住址，并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这些迹象及其它情报，均被戴笠分析得知：汪精卫确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戴笠迅速上报蒋介石请其定夺，并报告布置情况，同时附上一封截获的汪精卫致龙云的信，信中暴露了汪的叛国之心。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批准戴笠的行动计划，于3月19日电令行动组：“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尽管汪精卫比较狡猾，但他所更换的住址还是被军统潜伏人员不断发现，并且随时随地有军统人员监视。在军统人员两个月的监视下，汪精卫后来搬进高朗街27号朱培德夫人宅寓中。此时，余乐醒一直主张用毒药暗杀汪精卫，但绞尽脑汁，却无结果。试验了诸如在面包中注射毒液、在浴池中施放毒气等办法，但都困难重重。此时正好接到戴笠“予以严厉制裁”的急电，只好放弃用毒药的计划，准备实弹狙击暗杀。于是，二人拟定3月22日的午夜袭击汪宅，强行杀死汪精卫。 但3月20日上午监视汪宅人员报告；汪精卫正打点行装，似有全家离开河内迹象。实际是汪精卫等要到距河内市区数十公里外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也不排除汪精卫已有试探之意。但陈恭澎等真以为汪精卫要逃往西贡再赴日本。所以他当机立断，率领行动员追踪而去。 在河内市区达莫桥头发现了汪精卫等人乘坐的两辆黑色轿车，但等靠近之后，却引起怀疑。两辆车掉头回原路疾弛而去，等陈恭澎掉头追赶时，因过桥车辆很多，被夹在中间。这时其实有个机会，就是可以下车去枪击也正停车等待过桥的汪精卫。但陈恭澎担心无法逃离被捕，便决定过桥后再行动。谁知汪精卫车过桥后，陈恭澎的车却赶上红灯。等再过桥时，汪的车早已不见踪影。 后来，戴笠很不满意，但其实大家都明白，机会的丢失是行动人员不敢放手干。在国内杀人，即便被捕也会相安无事，因为戴笠总有办法将人保释出来。但在河内戴笠根本无能为力，所以行动员们也唯恐失手被捕。 当大下午，其实还有一次机会。汪精卫回家后，大概因此事与陈壁君发生争吵或争论，就在门前草坪上。但等陈恭澎率行动员疾驰而至时，汪氏夫妇早已回房。这又是布置的失误。原来殖民当局规定任何人不准携带枪支，所以为避免麻烦，监视汪精卫的军统人员都不带枪支，只负责报告情况。这样一天之内丧失了两次机会。不过，这也表明了军统人员没有境外暗杀经验，也不适应境外环境，再加总是心惊胆战，所以屡屡失手。 但是，军部内部的制裁纪律也是异常严厉的，完不成任务尤其是这次重大任务，放跑了汪精卫，按军统纪律，很可能“殉法”而死。所以，陈恭澎见汪精卫已发现异常，决定提前于当日（21日）夜间行动，强行行刺。 汪精卫所住的高朗街27号，位于河内哥伦比亚路，是一栋三层楼房，外面有一人多高的围墙。三楼正面有两间房间，一大一小。大间里面有床铺，汪精卫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行动组经过长时间观察，断定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其实，汪精卫为人狡猾，他白天在大间睡觉，其实夜间则去小间睡觉，这样就给行动组造成了错觉。 当晚N点半，陈恭澎等6名行动组成员按预定计划来到汪宅。按原定计划，王鲁翘、唐英杰、余鉴声、陈邦国四人从后门越墙人宅上楼至汪的卧室行刺。陈恭澎二人在外巡哨接应。本来有翻墙走壁之功的唐英杰翻人墙内，但却打不开后门，只好让墙外三人搭人梯，一个一个爬人墙内。上楼后，门踢不开，只好用斧砸开缺口，用手电看见有人，便以为是汪精卫，连开三枪。这时河内警方警车来到，唐英杰携王鲁翘越墙逃跑，而陈、余二人因无法翻墙，被河内警方捕获。 陈恭澎等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兴奋异常。谁知天亮后探听得知死者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呜。 原来上午行动组追踪汪精卫的汽车，一场虚惊，曾仲鸣前来探询情况，当夜便留宿于大间室内。其实如果不是曾仲鸣来访，行动组发现大间无人，必然会到小间搜寻，汪精卫仍不免一死。所以说，巧合之中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暗杀事件之后，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 陈恭澎等已知道再也不能有机会行刺汪精卫了，只好向戴笠发电告知，并派王鲁翘急赴香港当面向戴笠汇报行动全部过程。 戴笠在了解了全部细节之后，也感到再不可能天赐良机。他只好下令撤回河内行动组，香港指挥中心也撤回国内。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是戴笠以往暗杀行动中最费心血的一次，其竭尽全力、耗尽脑汁的程度简直是空前。而且耗费精力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几乎日夜坚守香港调度指挥，连春节也未归与家人团聚。因为这次行动，不仅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一件任务，而且戴笠早就明白，如果让汪精卫活下来出逃，肯定要投敌组织伪政府，其政治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事实证明了戴笠的预计。就在汪精卫被刺后，日本马上作出反映，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制订营救汪精卫的计划，并专派轮船，在越南当局配合下，将汪精卫接到上海。 多年以后，戴笠一想起这次失败便极度伤心，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1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了。” 刺汪行动失败，蒋介石未如愿以尝，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则认为行动人员如王鲁翘等是英勇的值得表扬，而具体负责人因贻误战机是有责任的，如余乐醒被撤职，下放到军统炼油厂挂职。陈恭澎则一直闲置听候处理。对有功人员如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则后来援手推荐他为驻埃及公使。 戴笠是一个记耻的人，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继续筹划刺杀汪精卫。就在刺汪失败后，他立即派王鲁翘潜往上海，继续跟踪行刺汪精卫。但事泄被捕，以后坐了六年监狱，五十年代后任台北市警察局长，1947年死于车祸。 在河内损失两员干将（一直被殖民当局关押）、在上海损失王鲁翘之后，戴笠愈加愤怒。他从此始终把暗杀汪精卫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不惜以极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投进去，使自己能在蒋介石面前失去面子找回来。 1939年5月，戴笠派军统特务戴星炳伪装投靠汪精卫，密谋行刺。但一因戴星炳地位不高，无法与汪精卫接近；二因汪精卫河内遇刺以后，警惕性极高，也无法下手。戴笠却决心不惜代价，增派最受戴笠器重、凶悍无比的老资格特务、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领10名行动员到上海，配合戴星炳密谋继续暗杀汪精卫。 因戴星炳事机不密，被江伯特工逮捕，后被处决。戴笠闻讯继续电令吴赓恕继续寻找机会刺汪。吴在临来上海前，曾向戴笠发誓，不杀汪精卫决不回重庆。因而吴积极活动，找到一位在伪政府任职的老同学预谋用炸弹暗杀汪精卫。不料此人向江精卫告密，致使吴赓恕被捕惨遭杀害。 吴赓恕之死使戴笠极为伤心，也更加愤怒。他不甘失败，再一次布置新的行动。这次他起用了河内刺汪行动失败而闲置的陈恭澎，接任上海区区长，统筹加强暗杀汪精卫行动的领导力量。并成立北极冰箱公司，做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站，由军统行动人员陈三才担任指挥，配备穿甲枪，计划阻击汪精卫的汽车。但由于内部人员出卖，陈三才被捕，密点被搜查，所有材料、枪弹均被查抄。这次行动计划时间长，也极机密，戴笠本来寄予极大的希望。但仍然付之东流。 但是戴笠百折不挠，仍然绞尽脑汁、不达目的不罢休。他总结多次经验，认为刺汪行动要长期准备，却经常在过程中出问题而导致失败。他决定简化步骤，减少在长期计划、筹备过程中暴露的风险。经过考虑，他决定采用侠客行刺的办法，不用枪械之类，只凭拳脚功夫致汪于死地。 经过物色，找到一名大力士黄逸光，曾徒手打死过老虎，抗战前曾任童子军徒步旅行团团长，在南京受到过汪精卫的接见。黄逸光愿意以民族大义为重，舍身除奸。黄逸光到南京后，拿着当年与汪精卫合影的照片求见。但汪精卫很狡猾，在接见之前，先派特务搜查黄逸光的住房，搜出小型电台、密码本等物，于是黄逸光亦被捕，立即被枪决。汪精卫在批示枪决黄逸光后，也批示枪决了上次刺江被捕的军统行动员陈三才。 蒋介石在此期间一直关注着军统局的刺汪行动，对戴笠组织暗杀行动，每每失败而深感失望。戴笠也运筹无措，因为在1939年至1940年的近一年时间内，戴笠在河内失败以后，连续五次组织刺江行动，不光投人极大精力与财力，而且连损干将，未获寸功。戴笠承认这是他们遇到的最难对付的老狐狸，他不得不暂时放置，开始策动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江伪集团，获得成功。使蒋介石稍感满意，对协助有功的杜月笙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发给军统局有关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刺汪虽然失败，戴笠却并没有停止对其它汉奸的追杀。在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人员，共暗杀了数百名汉奸（包括投降 日伪的军统特务）。对整体暗杀活动来说，除刺汪一案，蒋介石总体上还是很满意的。相比较而言，蒋介石对中统除奸活动不得力是不太满意的。 当然，在暗杀汉奸的同时，戴笠奉蒋之命，也不忘反共任务，绑架、逮捕、破坏、暗杀过中共地下党员。 但总的来说，蒋介石、戴笠的除奸活动应该说是抗日行动，而汉奸被严惩，也是罪有应得的。 5．戴笠之死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实力，蒋介石虽然很满意，但是蒋介石同时也感觉到，戴笠的军统组织发展得太快，势力也越来越大。军统远远超过中统，军统的力量已由原来的纯粹特工组织渗透进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财政、税务、外交、邮检、水路航运等各个要害部门，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交通警察部队，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由军统掌握的武装有几十万人，而且大都是美械装备。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其调动灵活迅速，火力装备之强，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戴笠在国民党中上下左右关系无所不至，还要问鼎海军，连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也由戴笠控制。这已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 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他的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一生最重视特工和军事，也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其次是军事和财政，但后者他还能轮流交给别人掌管。但对于特工，他从来不交给别人，从不让给别人过问，只能自己去掌握。由此可见他对特工的控制。 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问题。 一是灌输忠诚思想。他后来极力学习德、意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军统头目都梯、唐纵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但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位高权大，蒋介石又想出办法，那就是对特工头目可以给权，但决不给高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崛起，威胁自己。 而且，特工的一切重要事情、任命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定，以防止擅权坐大。以戴笠而论，干了10年军统头目，论职不过副局长，论街不过少将，而且始终是内部任命，直到1945年3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可见蒋介石的工于心计。 戴笠一开始就被蒋介石牢牢控制住。十余年来，蒋介石也明白，他与戴笠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作为戴笠靠蒋发家，报蒋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忠实于蒋的。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所以，戴笠住院期间，蒋介石委派来美龄去看望，表明蒋介石对戴的器重和关心。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另外，戴笠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资历、水平、能力绝对斗不过蒋介石，一是没有这样的胜望，二也跳不出蒋的手心。戴笠曾经看过多少与蒋介石抗衡的英雄豪杰们，还不是一个个败在蒋的手下？既便军阀们集体联合起来，也还是被蒋-一击破。所以，戴笠早就看透了，他惟一的出路只能必须得到蒋的信任，否则没有任何出路。戴笠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思想、行动、心理、好恶、性格等无不研究透彻，揣摩迎合，所以一直得到蒋的欣赏；也在所有的特务组织中，最得蒋介石的信任。 戴对蒋的忠诚也是无可挑剔的，“西安事变”后冒死进入西安就是一个证明，这连蒋介石也不否认。 戴笠确实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曾与胡宗南计划，将来接蒋介石的班。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敢推翻老蒋。他还要依靠蒋去发展势力。 但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 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的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借口抗战胜利，撤去戴笠的兼职，如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继续渗透。在军统与中统其它派系的斗争中也稍稍抑制一下军统，如枪毙活埋中统人员的戴笠亲信赵理君等。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的猜忌，不由得产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以求醒悟。每有余暇便让秘书、他的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阅读讲解仁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尤其讲到武则天时代有名的酷吏。特务首脑周兴、来俊臣为武则天忠诚效力、杀戮异己，终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隐私而被武氏所杀的这一段历史时，戴笠更有毛骨惊然之感。以古鉴今，他更加惶恐和惧怕。他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可见戴笠已明白看出蒋介石对他的猜忌。 当然，蒋介石现在还并不想除掉戴笠，他只是有所猜忌和戒备，只是先从抑制下手。戴笠也看透了蒋的心理，也开始防患于未然。对蒋介石更加忠心耿耿，极力与宋美龄、宋子文进一步密切关系；与胡宗南、顾祝同等实力派将领盟誓以为后盾，同时挟洋人以自重，向海军发展，免得被蒋介石借口只是个特务而被铲除。拉拢蒋介石周围各色人等包括唐纵的关系，使他们为自己说好话，继续巩固军统局内部，培养毛人凤，以为退路。戴笠也开始整肃内部，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口实。 蒋介石因在抗战时期，有用戴笠之处，故一直没有大动作。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订《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国民党迅速结束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尤其明确规定“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并指出应“释放政治犯”。这些条款主要是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中统等提出来的。 作为蒋介石来说，他是靠特务起家的，何曾想到要“取消”？他决不会放弃特务统治这一宝贝。从内心来说，签订纪要只是虚伪应付，他还是从骨子里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和谈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是，他要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应付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同时他觉得正好赶上时机有了借口，就是可以抑制一下戴笠和他的军统，使其不能再继续膨胀发展。 蒋介石随即向戴笠秘密发出指示，要求他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的口实。 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很高明： 一、撤销军统，使他有履行“双十协定”的信誉，应付了舆论。 二、抑制了戴笠，使军统再也不能构成对自己的潜在威协。 三、化整为零，并不是取消，等于加强，将来可以东山再起。 四、打着履行“双十协定”的旗号，戴笠无话可说。 五、将戴笠捏在手里，将来撤销军统局对戴笠用与不用，都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蒋介石的这一步棋确实非常高明。 但戴笠看到蒋介石的命令，心情却极为恐慌。戴笠心里很清楚，他不可能抗拒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终于要开始动手了。 戴笠也明白，如果真的化整为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本钱了。戴笠考虑，先将军令部二厅、内政部警政司掌握起来，将军统控制的军事情报、稽查和国民党军队各级谍报参谋人员划归进二厅，将特工警察划归进警政司。另外加快成立交警总局，将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军统特务团、军委会别动军、交警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及税警部队，加上接受投降的汪伪税警团和汉奸部队共7个多师，全部编成18个交警总队（相当于陆军加强团）和4个教导总队，全部美式装备，机械化程度也很高。戴笠极重视这些军统掌握的武装部队，认为是最重要的本钱。1946年3月1日，交警总局正式成立。另外，戴笠计划将军统局本部及外勤机关划拨到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调查室。 但是，尽管化整为零保住了大部分实力，但军统局一旦撤消，尽被分割，自己将无处可去。关健还是要夺得海军司令的职位，这只能依靠美国人。 于是戴笠以视察为名飞赴青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加紧联系，并达成他为戴笠活动的许诺。随后，戴又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登陆事宜。戴笠立即与美驻津司令、海军陆战第三师师长拉上关系，并设立机构居间联系。 这使得蒋介石有些犹豫，因为蒋极重视美国在华军事部队。蒋要打内战，一再请求美国部队登陆替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至1946年，美军在天津登陆就近五万人。蒋介石明白戴笠与美国人的关系的能量，所以还觉得戴笠尚有作用。 戴笠也抓紧时间，加紧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部门合法安置军统特务。仅军统举办的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生就达15万人，这都让戴笠绞尽脑汁。所以，戴笠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来回奔走，研讨对策。 戴笠还认为，只有寄希望于反共，军统才有出路。他也认为军统的牌子由于反共太臭名昭著，但决不会真正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否由他来继续执掌。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时，各党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正在筹备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受国共和谈、政治协商会议影响，也准备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议案。 戴笠的对立面和政敌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270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国民党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会议期间，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这一口号的质问得到大多数人出于不同目的赞成，这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其实，这是很多人对蒋介石特务统治的不满。因为这27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蒋介石，但却极端仇视军统。至于其它与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陈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军统特务为不耻。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一致倒戴，其阵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务统治的始作诵集大成和保护者蒋介石居然并不反对，甚至也持赞成态度。 其实，这不奇怪。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蒋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宣铁吾是戴笠的死对头，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责监视戴的使命。钱大钧是蒋的亲信，胡宗南虽与戴为密友，但蒋正为了分化戴与胡，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信任，让胡汇报戴的行动。胡衡量他与戴与蒋之关系利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5人小组的成立，是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控制和削弱戴笠，并对他全面监视，准备彻底解决对自己的威胁。 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正好顺应形势，准备干脆“一锅端”。在会议中，马上亲自下手令，在原来监视戴笠的5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皆为特工、谍参、警界等机构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拿出对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军统的方案。8人小组虽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组的另外7个人却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个“一锅端”的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 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亲自数次电谕在平、津一带滞留的戴笠赶回重庆，参加准备向他发难的8人小组会议。 而且，这几次会议传来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使戴笠寝食不安。戴笠权力很大，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那种气势戴笠还是感到了。 1946年2月，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为唐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作了准备。唐纵不仅从职务上超过戴笠，而蒋介石的真目的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分而治之。 蒋介石指定的对付戴笠的8人小组就有唐纵，其他人分别是宣铁吾、陈悼、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郑介民和戴笠。 这8人中宣铁吾、陈悼、黄珍吾分别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长和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这四人代表了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特工警察化。宣。李等人均与戴笠有矛盾。叶秀峰是中统局长，中统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郑介民、唐纵虽然属于军统，但是被蒋介石笼络，两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军政界发展。 1946年3月初，蒋介石再次给戴笠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这期间，宣、黄、李等人已开始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搞垮。毛人风等已获得这些人的捣鬼计划，在蒋介石通过军统发给戴笠的电谕纸背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土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的警告。 戴笠见到蒋的电谕和毛人凤的警告后，十分气愤。但戴也明白，宣、李、黄三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蒋在利用他们整掉自己。戴笠遂回复了一封有愤激之词的电报，但毛人风以为用词不妥，压下未回复，来电请示修改。但戴尚未收到，已经飞机失事了。 戴笠明白，与蒋对着干不是上策，开始考虑“以进为退”，始有出国避风的打算。 就在蒋、戴之间斗法的关键时刻，一场事故使戴笠突然死亡，蒋、戴之间的矛盾自然化解，云消雾散了。 戴笠的死使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戴笠的死实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他在北平正在处理有关肃奸事宜。这时，蒋介石已知悉美国人建议、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但蒋介石没有答应，对海军进行改组，撤换海军领导人，任命陈诚兼海军署长。戴笠仍不死心，邀请柯克到北平，作最后努力。 偶然中，戴笠在提审日本间谍、汉奸金壁辉时，知悉军统布置处负责人马汉三曾叛变投日，还从金壁辉处搜去了一柄乾隆龙泉宝剑。当时这把剑是孙殿英赠给戴笠转交蒋介石的，戴当时交马汉三保管。马汉三叛变时，剑又为日本特务田中所得，田中将此剑又交金壁辉保管。 马汉三叛变后，因献剑免去一死，被释放。以后侥幸过关，仍在军统工作，爬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马汉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会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亡国外。 戴笠在发现马汉三匿剑、投敌之事后，又发现他还有贪污的劣迹，非常气愤。但戴当时焦头烂额，要应付蒋介石的“端锅”方案，又要赴青岛再次与柯克会晤，还要赶往上海与胡蝶办理结婚事宜，最后还要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8人小组会议，实在无暇分身。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 戴笠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先索回了宝剑，又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马汉三已看出戴笠在放烟幕弹，马汉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军统纪律，他自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戴笠在离开北平前，已经充分预料“一锅端”方案给他将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在1946年3月10日于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记念周，在讲话时说了一番深有含意的话：“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作为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从戴笠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已做好应付“端锅”的准备，并也做好引退的准备。 3月12日，戴笠约见郑介民（当时在北平执行军调处负责），把军统家底和善后工作作了交待。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处理军统特务贪污等案件。同时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谈有关军统在东北地区工作配合问题。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又于当日到达青岛。 3月17日，戴笠决定 11时起飞，赴上海与柯克会面。 此时刘玉珠已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借口登机检查“安全”，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上午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 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戴山。机上人员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难。 3月18日，蒋介石获悉戴笠失踪，非常恐惧与紧张，马上令各有关单位寻找。 3月19日清晨，戴笠失事被证实。军统人员为戴笠等收尸。 3月21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专程去戴山勘查，找到了那把古剑，为以后查清戴笠之死找到了线索。 同时，各报刊载戴笠遇难消息，以飞机失事定调。 戴笠之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片混乱，有人欢喜有人愁。 蒋介石刚开始如释重负，因为他再不必费尽心思抑制其人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又逐渐产生了痛惜内疚和若有所失的感情。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戴笠是个特工奇才，蒋介石的江山稳固，戴笠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而且戴笠非常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人才加奴才。他的才干在蒋的心中比任何一个国民党内的官僚都不逊色。而且他能了解、揣摩、执行蒋介石的任何企图，防患于未然。他已成为与蒋默契之极的心腹，军统也成为蒋介石须臾不能离开的工具。 戴笠一死，军统的接班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不能与戴笠相比，工作处处被动，不仅不能开拓发展，稳固蒋的统治，反而连维持现状都颇困难。戴笠死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各大中城市频繁的学潮，民主党派的活动，都使蒋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军统接班人不具备戴笠那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所致。因而每逢遇到棘手的麻烦时，蒋介石总想起戴笠，想起他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思考周全不给蒋带来政治后果、处处秉承旨意、时时体念自己苦心、双方默契协调几乎天衣无缝的种种长处。愈到后来，蒋介石愈感到戴笠的才干无人可以取代，蒋因而不时后悔把戴逼得太急，那时蒋介石还不知马汉三谋害内幕，总以为自己逼戴前来开会，才使他在恶劣气候中丧身的。 蒋介石的后悔心清转为了他对戴笠的悼念活动的态度上。 戴笠的悼念活动，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其规模、声势，大的吓人。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并在讲话中流下眼泪。在祭礼完成后。蒋介石开慰问军统烈士家属，大概是想起戴笠又再次含泪以泣。蒋介石很少流眼泪，这很可以反映他的心情。 随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为戴笠举行公祭。 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全国各省的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公祭。北平、济南、贵州、重庆、成都、昆明、南昌、上海、合肥、无锡。兰州、广州、福州、厦门、长沙、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纷纷举行了数千人乃至5万人的悼念祭礼。各地主祭人均为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北平是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山东是省府主席何思源，贵州是省府主席杨森，四川分别由卫戍总司令王缢绪（上将）和军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张群在两地主祭。江西是省府主席第七绥靖区司令王陵基（上将），安徽是省主席兼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上将），江苏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 因为蒋介石有旨意，所以这些要员心中明白蒋介石是有意把戴笠的追悼活动办得隆重些。 6月1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任戴笠为陆军中将。 第二天，蒋介石亲率数百名军政大员为戴笠送葬。陪同蒋出席葬礼的有宋子文、陈诚、白崇禧、陈立夫、邵力子等。蒋介石亲送了题为“碧血千秋”的花圈，还亲笔写下了“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子心”，这很可窥见蒋介石失去戴笠的痛悔心情。 蒋介石着特级上将制服，亲至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戴笠灵堂吊唁，又亲自护送戴笠灵枢至钟山灵谷守志公殿。送葬队伍除数百名军政要员外，还有数万人参加葬礼。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蒋介石在葬礼上亲自致读长篇祭文，哀叹：“唯君之死不可补偿”。在朗读祭文时，蒋介石又一次流下眼泪。 两个月后，内战开始爆发。蒋介石却专门抽出时间，与宋美龄专程到灵谷寺凭吊戴笠，据说蒋介石一直面对戴笠遗像长时间凝视，也一直没有说一句话。 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有一次对人慨叹：戴笠“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因为蒋介石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每每依靠戴笠化险为夷，每当风云变幻之际，戴笠也会以自己的政治敏感，为蒋提供情报，出谋划策。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愈发感到了失去戴笠的重要性。因此蒋介石每每歉疚，也每每怀念戴笠。 凭吊之后，蒋介石决定亲自为戴笠选择风水绝佳的安葬地。毛人凤。沈醉等陪同蒋介石走向灵谷寺后山选址。但因宋美龄穿高跟鞋不适崎岖山路，蒋介石表示以后再来。 半个月之后，蒋介石在毛、沈陪同下，再到灵谷寺后山选址，走来走去，直到满头大汗。 1947年3月17日，戴笠灵枢正式安葬。蒋介石派陈布雷为代表致祭。戴笠棺木人穴后，毛人风与沈醉商定，怕人破坏，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整个墓穴与棺木凝结为一体。 1949年，毛人凤觉得戴笠生前与共产党作对，罪恶太重，怕解放后掘尸毁墓，便计划迁葬到台湾。但因水泥灌注大结实，无法可想，只好放弃。其实，戴笠墓穴在解放后并未遭破坏，一直完好，沈醉在解放后被关押11年以后特赦出狱，曾数次去探视，至今无损。 戴笠的老母一直不知道戴笠已死，由毛人凤一直模仿戴笠口气逢年过节发电报祝贺，以造成戴笠留在人间的假像。戴母在五十年代初期死于大陆，她一直以为戴笠无恙。戴笠之子戴藏宜因与戴笠之弟戴春榜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华春荣等罪行，解放后被政府镇压。戴笠儿媳郑锡英及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回衢州娘家，不久隐居上海。孙女在回衢州之前送人。 1953年初，一直不能忘怀于戴笠的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开始寻找戴笠遗属，命令毛人凤不惜代价将戴笠遗属和后裔从大陆接到台湾。 毛人凤奉蒋的指示，派保密局特工从台湾潜至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接上关系，找到了郑锡英一家，并为四人办好了去香港的出境证。1954年初，因前来接应的特工必须带领她们出境赴台，郑锡英只好将次子送给别人，让特工顶替次子之名，带她和另外二个儿子。同至香港，再至台湾定居。 蒋、戴之间的恩怨至此结束。 1948年，马汉三、刘玉珠等谋杀戴笠内幕被发现，蒋介石怕公布有损于军统和国民党声誉，便只以贪污罪等将马、刘等三人处决。 6．树倒猢狲散 戴笠死后，军统局撤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1946年国防部各厅局正式于7月1日成立，但军统局直到10月1日才宣告撤销结束，正式改称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手今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风任副局长。 蒋介石离不开特工组织，所以他准备对戴笠“一锅端”也并不是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对戴猜忌，嫌他权力过重、势力过大而已。所以呼吁取消特务机关日渐高涨之时，蒋也并不是真心要取消，只是表面应付而已。 本来，中统、陈诚等派系均想打倒军统，进而瓜分。但由于宋子文、胡宗南等实力人物的保护，加上蒋介石觉得，打内战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军统还是有作用的，因而主张保留下来。但是，他考虑军统的招牌已经臭了，所以很有必要改头换面，换个招牌，以遮人耳目。 当时，国防部成立时，各厅局名称、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等都已决定，唯独军统划归国防部起什么名称，大费脑筋。经过反复研究，蒋介石才批准使用保密局这一名称。 蒋介石最为关心、最费神的问题，是军统局的接班人能不能象戴笠那样，把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一特工机构很好的领导起来，继续运转起来，以便继续为他效力。他一直认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比不上戴笠，也不能使他完全放心，他也只能挫子里拔将军了。 另一个使他头疼的问题是军统开支问题，战时可以由他开特别费，再一个是戴笠很有办法，靠自筹维持。但战后不能再随便开特别费，毛人风也没有戴笠那样的神通。蒋介石多次找毛人风研究，最后决定军统接收的日伪敌产和现金不上交国库。自己开办企业，将盈利作为经费。但蒋介石煞费苦心研究出的这条计策，却由于军统经营不善，利润越来越少。所以只好实行“汰弱留强”的缩编方针，大量裁员，仅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的特务就达两万多人。机构也有的合并，有的裁撤，军统再也没有戴笠时期的鼎盛辉煌了。 蒋介石在保密局成立不久，便招集全局高级干部训话，除大力赞扬戴笠并强调要向他学习外，更着重强调保密局以后的工作任务。 蒋介石认为以后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他强调同共产党的斗争比过去同日寇和汉奸作斗争要困难的多，每个人必须全力以赴，如果稍为松懈，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反复要求保密局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与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这是蒋介石为保密局工作任务定的基调。 但是，军统局在戴笠生前，由戴笠一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他的权威无人敢与之匹称。故尔他的号令一下，雷厉风行，效率很快。但戴死后，群龙无首，军统内马上分三派开始争权夺利，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风为首的浙江派和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斗争颇为激烈。最后由毛人凤派获得胜利，独掌保密局大权。 但毛人凤的资历比戴笠还要低，原先只不过是县政府的小职员，被戴笠吸收进军统。由于他是戴笠的小学同学，后来逐渐加以培养，做看家工作。他也没有戴笠与国民党内部广泛的社会关系，与蒋介石也不亲密，也不具备戴笠那种才干。因而他只能守成基业，而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和发展。这也是蒋介石不满意的地方。 但毛人凤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比戴笠有过之而无不极，这也受到蒋介石的欣赏。 蒋介石尽管仍然保留了军统，但吸取戴笠生前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势力膨胀的弊端，使保密局缩编后，在体制和权力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另外，蒋介石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原来由军统控制和掌握的公开机关都予以撤消，如货运局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经济检查队等。军统所控制的两个最大机关--警察系统和军队谍报系统，也由蒋介石划出去，由警察总署和军令部二厅管辖（后期厅长由与军统毫无关系的侯腾任厅长）。 加上军统内部三派的斗争，一直争执不休，使军统实力大为消耗，从此一蹶不振。 解放前夕，军统面临崩溃，不少军统老人感于蒋家王朝即将溃灭，纷纷自谋出路，脱离军统。有一部分人与中共早就联系，一旦解放马上弃暗投明。一部分人参加起义投诚。也有军统老人如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企图调部队擒获蒋介石，投向人民，被毛人民发现密捕枪杀。另外一大批军统高级干部被解放军俘虏。 毛人凤在解放前夕制造了多起屠杀事件后，率一部浙江派军统骨干逃往台湾。 毛人凤在临逃往台湾前，奉蒋介石命令，在大陆布置了不少潜伏组织和特务武装，建立所谓“反共基地”，但终被扫清。 解放后，保密局又多次组织特务骚扰大陆，都未获成功。 由蒋介石所授意、戴笠一手创建的在中国大陆纵横了十八年的庞大特务王国，终于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彻底垮台，被彻底赶出了中国大陆。 军统的后期领导人毛人凤、唐纵、郑介民到台湾去以后，逐渐被蒋介石排挤，由蒋经国主持特务工作。不过台湾后来的特工单位，很多骨干仍然是军统分子，证明这一特务组织确实是蒋家王朝最得力的保卫者，在蒋介石的统治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其它手段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所以，蒋介石到台湾后，仍然强化特务统治，只不过他将所有特工单位都由他的儿子蒋经国来主管，以防止危及他的统治。 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曾布置了一系列暗杀活动，交毛人凤执行。毛人凤秉承了蒋的旨意，策划过暗杀李宗仁、傅作义阴谋，还暗杀了陆大校长杨杰、北平市长何思源和参加起义的军统老人、湖南警察局长刘人爵等活动。 他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更加疯狂的破坏共产党组织，1947年夏，他指挥保密局特工破坏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电台，致使保定、沈阳、西安、兰州等地党组织被破坏，一百多名地下党员被逮捕杀害，只有极个别党员如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等被保释。地下电台的最高领导已潜人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的第一处处长谢士炎等人，也同被破获被捕，同时已打人沈阳城防司令部和东北行辕大本营的地下党员也均被逮捕。 在上海，毛人凤共指挥逮捕了各类进步人士包括中共党员3万多人，有1万3千多人被害。 在云南昆明，制造过数次血案，镇压学潮，屠杀共产党员。 在重庆军统监狱进行血腥屠杀，并杀害了杨虎城等知名人士。毛人风嗜杀成性，竟连关在监狱里犯了错误的军统特务们也一并杀掉，可见毛人凤的狠毒。在白公馆监狱杀死一百多人，而杀人的特务才只有2块银元的奖金！渣滓洞监狱进行了两次屠杀，共杀害300多人，新世界看守所活埋了200多人，这里的犯人都是不久前逮捕的，大部分是嫌疑犯。但清理时不分是否是共产党，一律杀害。总的来说，这三处被害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这种血腥屠杀连军统的较高级干部也看不下去。当时执行屠杀任务的负责人之一，保密局二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事后感慨不已说：“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因为怕被敌人打死，开机关枪时越打越起劲；在渣滓洞用机枪扫射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在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他们扫射，这个玩意儿真不好干啊！我们这样杀人，如果共产党捉了我们，对我们还会饶恕吗？” 但是，毛人凤的疯狂却一再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蒋介石一再指示要大开杀戒。他多次指示：我们那样有势力的时候，共产党都不投降，现在更不行了，只能大杀。 但是，再杀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蒋介石最终逃往了海岛一隅。 早在大陆解放前夕，毛人凤就随蒋介石去过台湾，去寻找退路。蒋介石带毛人风同去的目的，还决定在台湾全面推行特务工作。当时，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这次核心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把蒋经国安插在特务系，以加强控制，为将来蒋经国的接班打好基础。 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去的还有后来成为复兴社和军统头子的康泽、郑介民等），在上学期间由董必武的通讯员李绍鹏介绍加入中共。“四·一二”政变时，蒋经国曾公开谴责蒋介石，宣布断绝关系。后来回国，逐渐受蒋介石的影响，开始做接班的准备。 在去台湾前，蒋介石已有意让他进行锻炼，并开始接触特务工作。 这次核心会议蒋经国也参加了。8月，“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式在台北圆山成立，蒋经国被蒋介石指定为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并立即听取毛人凤的保密局前期在大陆的“潜伏计划”、“应变措施”及台湾的“保安防谍”工作。 蒋介石是靠特工起家的，所以他有意让蒋经国也从特工方面起家，以此为基础，全面接班。 之后，蒋介石又飞重庆，妄图最后一搏。12月底，在彻底绝望之后，又飞回台湾。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复职文告”，恢复“总统”职权，并开始对党政军各部门整肃，同时命令蒋经国全面控制特务机关，树立权威。 以后，蒋介石又公开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政、军、警、宪、特各个机构，但蒋同时又不放心，又将原来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改名为‘“总统府资料室”，原空军司令周至柔任主任，但周只不过挂名而已，实际由蒋经国负全责。周至柔也很清楚蒋的用意，除了一年一度工作检讨会上，象征露面而外，其余事情概不过问，统由蒋经国大权独揽。 不久，蒋介石正式任命蒋经国为“总统府资料室”主任。不久，又在蒋介石的帮助下，接管“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掌握由军统班底组成的“国防部保密局”、由原中统班底组成的“内务部”调查局，以及“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警备、警察等情报机构的权力。这样，在蒋介石的帮助下，“总统府资料室“成了台湾所有国民党特工情报机构的总领导机构，蒋经国已成了所有特工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蒋经国等于控制了台湾的各个特务情报机关。 起初，为加强控制，蒋经国规定所有机构搜集到的情报一率送“资料室”处理。为便于指挥，蒋经国又将这些机构的工作范围大致划分：保密局以大陆情报收集和建立情报网为主，“内政部调查局”以岛内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漏税为主；其它机构以岛内“防共”与“防暴”为主。 蒋经国因受蒋介石影响，也非常重视特工的特殊力量。对于特务机构稳定和巩固统治的作用看的十分清楚。但过去他基本没有领导、指挥过特务机构，原来的系统各自为政，也不便于领导。因此他主持情报工作以后，为了更好的发挥特务机构的重要作用，便打乱以前特务机构的固定系统，建立以他为核心的新的特工系统。 蒋介石在负责全面整肃党、政、军机构的同时，命令蒋经国负责整顿清理特工情报机构。 不久，蒋经国便初见成效，建立了特工系统的新格局，基本恢复了特工系统在国民党溃败后失去的一些功能。蒋经国初步成立了以“国防部保密局”、“内务部调查局”、保安司令部、宪警、台湾警务处、“国防部政治部”、“国防部二厅”等七大特工系统。 这其中，保密局很受蒋介石的重视。这与毛人凤与蒋经国私交很好有关。因此，对大陆的特工活动，主要依靠保密局去行动。 在保密局撤到台湾以后，毛人凤继续参预破坏“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活动，逮捕了“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人并予以枪决，受到蒋氏父子的赞许。对新生的新中国，毛人凤也奉蒋氏父子之命，多次搞破坏活动。 1950年，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炸毁“泽生”号商船。 1949年12月，又密谋炸毁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为斯大林祝寿的专列，但因在北京的潜伏特务被我破获而未得逞。负责炸毁专列的“保密局东北技术纵队”也悉被逮捕。 保密局还密谋过“萤火虫”行动，主要行动是暗杀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党政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陈毅、朱学范、荣毅仁、张承宗等人。在华南密谋暗杀叶剑英等广州市领导，但其杀手都被我捕获，无一成功。 1955年，保密局又密谋暗杀周恩来，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因周恩来临时改道幸免于难。 同年，保密局利用周恩来出席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之机，训练警犬，妄图利用狗携带炸弹暗杀周恩来。因中国和印尼两国有关方面严加防范，终未得逞。这条狗熟悉周恩来的气味，保密局在毛人凤死后仍保留这条狗。 1955年3月1日，“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专门负责对大陆的破坏活动。由于毛人凤向蒋氏父子建议，原中统对中共搞破坏的特工组织，包括原设港、澳和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的人和组织，全部移交给“国防部情报局”。 中统由“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只专门从事台湾岛内“保安防谍”；“国防部保密局”的秘密保防组织也移交给“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从此职责划清，蒋经国领导特工活动也加快了效率。 但蒋介石此时仍不放心，怕老特务们妨碍蒋经国对特工机构的领导，据说郑介民后来受蒋猜忌，因吃了蒋介石送的一块西瓜而一命呜呼。唐纵一直小心谨慎，后来又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书记长，一直相安无事。1955年，毛人凤患肝癌住院，宋美龄受蒋介石委托探望，后送美国治疗，医治无效回到台湾死去。毛人凤生前推荐张炎元接任情报局长，张炎元也是军统早期骨干，经蒋介石同意，继毛人凤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1960年，张炎元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由叶‘翔之接任情报局长，叶翔之也是军统老人，在戴笠手下曾任行动部门负责人。叶翔之的一件大杰作就是暗杀江南，当时曾鼓动世界。 中统特工系统在大陆未解放以前，已不受用于蒋介石。蒋介石一直认为中统不得力，主要领导人不务正业。所以一怒之下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继任者叶秀峰还不如徐恩曾。 蒋介石后曾与陈立夫发生矛盾，因选票问题导致蒋的大怒。 蒋介石到台湾后，为蒋经国出山，开始排挤元老派人物。对陈氏兄弟的态度也发生变化。而国民党内三青团派系（为蒋经国掌握）、陈诚派系和毛人凤军统局派等对陈立夫群起攻之。就连“C·C”系派内部，也对陈立夫表示不满。 1949年5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举行校庆，有人当着陈立夫的面指责：“由于C·C集团上层顽固腐败，把国事党务弄得一败涂地，臭名昭彰，遭到人民的唾弃”。弄得陈立夫下不了台。蒋介石赴台后，暗示失败由陈氏兄弟承担责任，陈立夫被迫赴美闲居。临行前，宋美龄送他一本《圣经》说：“你在政治上负这么大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送你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感到无限凄凉，望着墙上的蒋介石像回答说：“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26日宣布改造国民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原来的中执会、中监会被撤销，改以25人组成的中央评议会所替代。原来在国民党中常委和党务上握有大权的陈氏兄弟被彻底抛弃，评议委员、中央改造委员均无陈立夫。虽然有陈果夫，但陈果夫实已卧床不起，所以只是虚名而已。 蒋经国的三青团派系和陈诚的派系双面夹攻，也在彻底扫清C·C势力。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了：就是要赶陈立夫下台，为“太子”上台扫清阻力。 蒋经国对于陈立夫原领导的中统特工机构，也一再加以改造。大陆解放后，中统在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都潜伏组织，尤其港、澳、台地区更为强大。蒋介石、蒋经国觉得应限制中统活动。中统在抗战结束后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后又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蒋介石以划清界限、提高效率为名，主张限制中统的权限。毛人凤也多次建议对中统实行削权。 蒋经国便采纳毛人风的建议，并按蒋介石的指示，命令中统原来所有反共业务、组织、人员一律移交军统的“国防部”情报局。而中统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负责台湾地区的“保安防谍”业务，专门对内。 这一方面体现了多年来中统与军统的斗争划上了个句号，以毛人凤为代表的军统局派系取得胜利，并大大加强实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蒋介石、蒋经国对陈立夫派系包括属于他领导过的中统组织的排挤。 中统原来专以镇压、破坏共产党为业务专长，这项业务全部移交给军统系，表明中统也从此彻底走向了末路，彻底结束它作为一个特工组织的从发达走向衰亡的过程。 中统、军统均是蒋介石赖以发家的重要支柱。但为了使“太子”从容登基，蒋介石也不惜另起炉灶，大加改造、排斥，这一点证明蒋介石对特工机构的控制简直到了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地步。 总的来看，军统、中统的历史到此成了一曲“海岛余音”。蒋氏父子所领导的特工活动，对外在屡次受到中国共产党挫败之后，“配合反攻大陆”的高调越来越弱，基本上偏安一隅，再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蒋介石一手培植的特务王国从聚到散，随着蒋氏父子的相继死去，终于成为历史上翻过去的一页。 第十四章 王朝末路 1．难得的和平橄榄枝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与他的情妇一起自杀，当天下午，苏联红军占领了德国国会大厦。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雪峰山展开会战，相继收复了福州、南宁、桂林，在中国国民党军队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寇已经开始呈现大溃败的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私下里与斯大林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仍坚持此协定有效。 蒋介石是事后才了解到这一切的，当时，为了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只好忍气吞声予以承认，并于此后不久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赴苏联进行谈判。 有人形容蒋经国在大陆时期，不过是他父亲蒋介石身边的一根“手杖”，但这不仅是支撑走路的一根“手杖”，而且是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作用的一根指挥棒--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一位秉承“父皇”意旨办事的“钦差大臣”。蒋介石首次使用这根指挥棒，是在蒋太子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的后期，把他派到西北的“国防前哨”去作所谓的“西北之旅”。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蒋经国又一次充当他“父皇”的“钦差大臣”--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去苏联完成一项外交使命。蒋经国、宋子文等人多次出关，往返苏联与中国间，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之所以让儿子蒋经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赴苏谈判自有他的考虑：其一，对斯大林作出一种亲善的姿态；其二，蒋经国有过10余年的留苏经历，了解俄情，通晓俄文，并与斯大林有过数面之缘，加之蒋经国返国以后的抗战8年间，从地方到中央，从三青团到青年军，经过多方锻炼，业已开始羽翼丰满且锋芒毕露，这样可借蒋经国之长补团长宋子文之不足。另外，中国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地理位置重要，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在这块中外瞩目的政治舞台上，在政坛上不甘寂寞的蒋经国当然想经营自己的地盘，以为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再捞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本。然而，由于蒋氏父子坚持的反苏反共立场与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企图发生矛盾。同时，抗战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审时度势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先行控制了东北要地。所以，蒋经国的这次东北之行--无论是与苏联交涉，抑或是同中共争锋--都像肥皂泡样地破灭了。无怪江南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为蒋经国所负的这次使命作了一个总结。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互相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100余万苏联红军在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使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此，日本的崩溃已成定局。8月10日晚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就此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能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计较的……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到今天一贯地认识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干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平时文章、讲稿等，都是由陈布雷代笔。这一次的广播稿却是亲自执笔的，可见对于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抗战胜利，蒋介石也是兴奋难抑的。这一天深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独吞抗日的胜利果实，并准备打内战了。 早在8月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即下达命令：一，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他的嫡亲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抵抗人民军队受降。12日，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布命令，要他们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由此，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阴谋消灭人民武装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了。正如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所说，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其实，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必愈纷至沓来，我们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发挥我们总理垂训的大无畏精神，在任何危疑震撼的环境之中，坚忍奋斗，不撼不摇，遵循我们主义与政纲所指示的坦途而迈进。”而且叫嚷：“三民主义战胜一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呜呼！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9月29日，蒋介石写了一篇《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捏造了所谓中共十条“罪恶”，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仇恨之心和盘托出。 1945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整军会议，实际上是积极备战，准备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两次讲话，含沙射影地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甚至说：“我们今天要惩办汉奸，就不应该放过破坏抗战最大的汉奸，要惩办在抗战期间勾通敌人、袭击国军、出卖民族、叛国内乱的汉奸。对于这些汉奸们的惩办，应该不亚于伪组织下的汉奸。”16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蒋介石把他要打内战的方针和盘托出。他以东北战场在漳河以北马头镇的失败为例，重弹他的《剿匪手本》，叫嚷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使命”，“我们回想这20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2月底，蒋介石电令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赴任前，蒋介石对王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的部队变成国家的军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望。”又对王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授华北及东北，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王耀武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去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想摸摸蒋介石的整个方针。俞对王耀武直言不讳地说：“委员长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是劲敌，不消灭他们，他是不甘心的。现在我们不断地向华东、东北调动部队，还发了《剿匪手本》，把对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改为对内作战的军事指挥名称，这些措施都是准备与共产党打的。我看国共两党的问题，最后还是以武力来解决，和谈不会有好的结果。”最后俞又对王说：“你准备作战吧！”“ 1946年1月下旬，王耀武再一次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议，因军风太坏要整顿，老百姓非常厌战加上共产党不肯放弃根据地，“如能争取到二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那时一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话当即就对王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老百姓不得过太平日子，官兵不得休息，这都是共产党给予的。要随时对各界及你们所带部队的官兵说明，使他们有所认识。”蒋又说：“你们不要因和谈放弃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又对王说了一番抢占山东的战略意义。26日，王耀武离重庆到南京见了何应钦，何对王说：“委员长已下了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委员长积极调动军队办理受降及接收，伺时也就占领各大城市。现在大城市除东北还有一部分没有占领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占领了。”当王问何，国共两党会不会就要大打起来时，何对王说：“委员长决心要打，白健生、陈辞修都积极地主张打，尤其陈辞修对打共军看的太容易，将来会吃亏的。白、陈二人主张打，正适合委员长的心理，大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国共两党的问题非武力不能解决，但打共产党不是容易的事，战事也绝非短期间可以结束的，要作长期打算”。 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立即发动内战，吞并解放区，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但是，日本投降之初，蒋介石急于下山摘桃子，其所作所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感。遭受了8年战乱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一致强烈要求民主与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了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为了免遭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于是勉强举起了“和平的橄榄枝”，一再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当时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有些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把这些部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二是蒋介石主观上认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来与他谈判，这样，他就可以把日后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因此，他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架式，大造舆论；同时，却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抓紧调兵遣将，为将来的内战作积极的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不动，蒋介石于8月14日、20和23日连续三次致电给毛泽东，请他“赴渝共商国事”。第一份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第二份电报在解释一番关于“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之外，又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爱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第三封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特再驰电速驾！”第二天，毛泽东即回电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三催四请，非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他谈判，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8月28日、29日的日记中说：“此次洽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的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对于具体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蒋介石的三份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他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时间，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散布了国民党要和平解决国事的空气；而内心他则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错误地看待了形势，妄想一口气把中国共产党解决掉。 在蒋介石连连发电邀请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4日给蒋介石复电表示赴渝。毛泽东虽通知蒋介石说他“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派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待了解蒋介石对和谈的诚意如何之后再赴重庆。当时，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赴渝之事非常担心，因为蒋介石软禁张学良、扣押李济深和胡汉民的卑劣行径是人所共知的，这次他如此急迫地电邀毛泽东赴渝，谁能保证不是一场新的“鸿门宴”？举国皆知，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做梦都想着消灭共产党呢。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清蒋介石此番目的不在诱捕他，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同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中共的这一要求是必要的，如果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在途中“失事”，那蒋介石是可以脱卸责任的。 8月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乘专机抵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28日下午5时，迎接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中共另两名和谈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也同机到达。 毛泽东亲临重庆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毛泽东的专机降临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长会议，应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间，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18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见面。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8月29日下午四时许，蒋介石亲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这次会见了大约20分钟，双方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蒋介石委派的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毛泽东委派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随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因为他没想到毛泽东能来重庆，临到谈判，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邵力子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于会谈的进行”。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对需要谈判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同一天，蒋介石与毛泽东二人也单独进行了会谈，对军队、解放区、政治、国民大会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9日4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人去见蒋介石，将中共所提的《谈话要点》文件交给他。蒋介石见到这个文件、加之昨天他与毛泽东的谈话，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脑筋深受刺激。”因为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中共则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当天，蒋介石将他自己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四位代表，在蒋介石所拟定的谈判要点中，把中共的方案说成“实无一驳之价值”。关于全国军队缩编，蒋介石只允许中共整编为14个师。至于“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 9月12日与17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重庆谈判历经43天，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避免内战的爆发，一再提出积极的建议：人民军队可缩编为24个师以至20个师，并同意退出八个解放区，表明了和谈的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在此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会见和访晤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妇女、青年、文化界、工商业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及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介绍了谈判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 10月10日午后，在张治中家的客厅里，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上签字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签字时毛泽东在场。签字后蒋介石才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坐了大约十分钟，算是为中共代表团送行。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专机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对《双十协定》有如下几点看法：“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毛泽东不避危险，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是出自真心的，此举博得了各界的钦佩。冯玉祥曾撰文说：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在1936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也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注重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10年共产党。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部在场。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的。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就当说是你的努力。”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约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人画和作我的丘人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枷杠。”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 冯玉祥的文章，把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表面拥护、内心反对的嘴脸揭露无遗。而张治中将军的话则比较委婉：“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2．执意与人民兵戎相见 可惜，蒋介石却恰恰是个没有远见的人。不惟如此，他更缺乏国共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的诚意。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内战密令，并向各战区散发了他于1933年“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连续取得了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1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除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决心保卫胜利果实、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之外，国统区内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也迅速掀起了一个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评论或声明，呼吁停止内战，撤退美军，立即召开《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12月1日，昆明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内战而罢课，遭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一二·一”惨案。各地人民群众也纷纷集会，号召国统区人民以罢工、罢课、罢市和拒绝纳税等行动来制止内战，一时间，国内反内战运动形成了高潮。军事进攻的失利和国统区人民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使蒋介石发现他还没有做好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看出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境不是靠军事冒进能够解决的，鉴于此，杜鲁门总统于12月16日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同时，杜鲁门派马歇尔以美国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处”内战。同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也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公报还申明三国坚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面对这种国内外舆论，蒋介石“就坡下驴”，遂表示同意谈判停战。12月27日，在马歇尔参加下，国共和谈再度开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在1月13日晚12时以前一律停战。这次和谈还产生了一个“三人军事小组”，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共同组成。 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而国际形势也日益朝着引发中国内战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希望出现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以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坚决排斥美国在华的特权。为此，斯大林曾于1945年12月邀请蒋经国访苏，指出：“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但是，蒋介石根本不理会斯大林的警告，一头扎进了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元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内战前线者，已达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 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约54万余人。”从而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大量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和铁路交通线。仅驻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到1946年2月就有45000人。同时，美军还直接帮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国民党打内战。 1945年11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据美国陆军部的记录，到1945年供给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所需的军用物质“已经足以供给完成39个师计划的需要，其它的租借物资中，包括大量的车辆及军需用品”。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在马歇尔“调处”期间已达40亿美元。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军事援华法案》，它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国民党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下达停战今的同时，即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备要点”。1945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蒋介石在致开幕词时，也提出要实施“人民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普选”、“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但很快就证实这又是虚伪的应付关注政协会议的全国广大人民。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反复的激烈斗争，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五项决议，国民党是被迫签字。蒋介石认为在政协会上最大的损失，就是确定了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于是蒋介石立即进行对政协决议的破坏。1月26日，政协民盟代表黄炎培的住宅遭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对庆祝政协成功的万人大会进行捣乱，打伤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郭沫若等多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重庆校场口事件。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国民党顽固分子占了优势，他们把政协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所通过的宪法原则，进行“就其牵牵大端，妥善补救”。这样，该会通过了反对政协协议的五项决议。其中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委任命厂这仍然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又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报告”的中心是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东北三省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在日寇的铁蹄下被蹂躏了14年之久。苏联对日宣战时，蒋介石的军队远在川滇边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了失地，并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府。这个时期，苏联所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且，斯大林也没有设想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取全国政权。为了争取蒋介石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局势中至少保持中立，苏联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表示决不单独援助中共；并于1945年9月从延安召回了它派驻中共领导机关的三名代表，甚至连电台都一起带走了。斯大林还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争取中国站在自己一边，成为美苏争霸中的焦点，而蒋介石本人的反共本性，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企望国民党政府在美苏之争中保持中立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方针政策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科学地预见光明的出路，对任何人也不存幻想，随时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中外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条约”，“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全部从中国的东北三省“撤完”。这样，到1945年12月3日，就是苏联红军从东北完全撤出之期。可是，苏联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撤军。苏联的用意有二：其一，以“战利品”为幌子，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和各种物资等；其二，有鉴于美国日益加紧运送蒋介石的部队和物资，企图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于是一改过去不支持中共的方针，帮助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为其撤军创造方便条件。 1946年5月3日，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时的蒋介石可谓春风得意、不可一世。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的 160万大军已调至内战前线，并先后攻克了四平、公主岭、长春等战略要地。然而，在中共的反击下，“国军”却不断被歼灭。蒋介石气急败坏，指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颠倒黑白，污蔑中共“破坏和平”。6月6日又向中共代表提出停战半个月，以为缓兵之计。经中共同意，停战自6月7日起生效。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至7月10日，蒋介石调集了160多万人的正规军，向各解放区进犯。 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0月，杜聿明所属16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153座。这时，陈诚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共军，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在上述表面的、虚假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在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要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蒋介石吹嘘这次大会“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决定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结果。” 就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过程中，他的有生力量被我军消灭了二十五个旅（20万人），对于中共以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蒋介石在后来也意识到了，而且提醒他的将领们“须先了解共产党对我们国军的作战方针如何”。他说：“共产党现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方扰乱的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要，主要的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虽然如此，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实力。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草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 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战斗力的错误认识，是蒋介石政权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心而论，这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错误，而应当是他所代表的那个腐朽没落阶级的错误。这个错误本身，是阶级本性所由，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3．腐败·兵败·一败涂地 被军事上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急于在匆忙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一部“宪法”，使其独裁政治和他所挑起的内战“合法”化。因此，这次会议又称“制宪会议”。蒋介石为了利用这次会议孤立共产党，不惜以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收买和拉拢民主党派及中间人士。但追随他的却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及其所制定的“宪法”。 1947年2月27日和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就此宣布了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与此同时，由于在前8个月中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蒋介石占领的地盘迅速扩大，战线随之拉长，加上我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使蒋介石越来越感到机动兵力的缺乏。因此，蒋介石只得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锋芒直指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并给蒋介石发去报捷电报称：“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闻报大喜，立即复电嘉勉，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家和居民接到命令，一律悬挂国旗、燃放鞭炮，以示庆祝“陕北大捷。” 实际上，中共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正以“蘑菇战术”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着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 1947年5月，国民党的王牌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被歼灭。至此，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也告失败。 1947年7月以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反攻下，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开始面临“全面防御”的被动局面了。 军事上被动，政治上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国内反蒋的政治力量在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加深，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鍇、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利用各种关系做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工作，动员他们不参加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在军事失利、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也濒临总崩溃。物价上涨了6万倍，产业工人的失业率达到空前的高度，农村经济也由于赋税、兵役的增加而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各地区农民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只得吃草根。树皮等物，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到了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饥民已达1亿人以上。 造成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首先是蒋介石为了换得美援来打内战，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如1946年11月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明文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实际上等于把美国摆到了国民政府的头顶上，成了“太上皇”。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规模，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被排挤，人民的血汗被吸尽。其次，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贸易，大搞投机活动，在内战中大发横财，致使官僚资本迅速集中、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使军费开支激增，更使国统区经济雪上加霜，走向崩溃。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想出了一个“对共匪重大之打击”的好办法。 194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毛泽东下一道“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方案”，19日向全国公布。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不仅军心一振，而民言亦得一致矣。”可惜的是，一纸“通缉令”与一纸“总动员令”既没有挽回战场上的败局，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仍是愈演愈烈。 1947年5月，国统区爱国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惊惶失措，指斥学生“形同暴徒”，威胁说要“采取断然措施”。于是，国民党政府制造了“5·20”南京惨案，军警宪特对学生大打出手，500名以上的学生被打伤。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规模巨大的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与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成相互呼应之势，强烈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自1947年1月起，全国有14个省、300多个县发生农民有组织地抗租、抗捐风潮，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出30万大军进行弹压。 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了一篇“反省录”，全文如下：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康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不像他在公开场合演讲时那样色厉内茬。在这篇“自省录”中，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蒋家王朝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险处境。从这时起，他已经在考虑日后退逃台湾的事了。可惜，台湾也不是一片静土，蒋介石对台湾人民也欠下了血债。 被日寇侵占50年之久的我国领土台湾，在国民党接管之后，其处境与大陆的国统区同样，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与美货的倾销市场。台湾省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士地以及其他财产被国民党集团所劫收。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台湾通货膨胀，物价暴涨，8万多工人失业，300万农民陷于绝境，广大市民破产。1946年间，台湾也出现了“抢米”风潮和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抗暴”斗争。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击毙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的暴行。国民党军队又向游行请愿的民众开枪，当场死3人、伤3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武装起义，几天之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3月3日，蒋介石电令驻江苏的21军全部开台；限3月8日前到达，镇压“台湾乱民暴动”。3月8日起，国民党军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群众被杀达3万余人，3月13日起义失败。3月 16日，蒋介石说：这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如其短，而唯虚骄粉饰是尚，笔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为太息痛恨也。”蒋介石还给陈仪发去一封电令，全文是：“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中正。”这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先当刽子手，后充慈善家，一纸电文，把杀人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按照“国民大会”的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当时，美国的意思是让胡适当总统，为的是消弥民怨，挽救蒋介石的垂危政局，在公众面前显示国民党的“民主”风范。蒋介石为了敷衍美国人，口头上宣布不作总统候选人，实际上却指使手下的“中常委”们在开会时大吵大闹，叫嚣一定要由党的“领袖”任总统。蒋介石则欲擒故纵，仍旧“坚辞”以示“诚意”。这一番“诚意”，一是给美国人看，二是争权的一种手段。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宪法中，还缺一条“总统紧急处置权”，这意味着即使当了总统，其权力也受到“宪法”的限制。于是，4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增加临时条款，授予总统有“紧急处置权”。这时，蒋介石才粉墨登场，宣称：“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于是，蒋介石与居正同时成为总统候选人。关于副总统人选，原内定为孙科，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宗仁却横空出世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副总统。究其原委，白崇禧如是说： （一）广西建设的声誉：广西被誉为模范省，李为广西的领袖，这是他在政治上的资本。 （二）北伐时第七军的声誉：第七军战功彪炳，被誉为钢军，李为第七军军长，后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对北伐有特殊贡献，使他名声远播。 （三）抗战时主持第五战区军事的功勋：从二十年九·一八起，经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役，我国都遭受挫败，损失很大，上海会战，多于敌人多少倍也败了，好像注定国军要打败仗的。可是台儿庄一役我军竟打胜仗，一时士气提高人心奋发，乃至于全世界另眼看待。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此役，此后，一直担任斯职，对抗战贡献至钜，声望极高。 （四）待人接物的态度：李待人接物态度谦恭，能倾听别人讲话，你对他说话，他让你说，听一点钟不会不耐烦，人情味很浓，这是他个人方面获得友谊与同情的条件。 以上是李的四个基本条件。再就竞选时情况来分析，孙科虽然得党团全力支持，但反而引起一些反作用；李的票源甚多，广西全体都帮他助选，西北（新疆、宁夏、青海）、东北、华北等地区很支持，民青两党支持，同情票很多，因此能幸获多数。 白崇禧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李宗仁的人望较高，政声也不错，这是他当选为副总统的重要原因。另外，李宗仁是桂系的一号代表人物，而桂系历史上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从未停止过的。因此，李的当选，也说明当时国内反蒋政治势力是不可低估的。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才坚决反对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他认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李若当选，对蒋的危胁是很大的。蒋介石把李宗仁竞选一事说成“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因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试图阻止李宗仁参加竞选，两个人唇枪舌剑，竟当面争吵起来。蒋介石说：“我不支持你，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则反驳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这种当面反驳的口吻，直把蒋介石气得嘴里吐长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李宗仁之所以成竹在胸，是因为他背后也有美国在暗中支持。何况既已决定竞选，弓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了。李宗仁自己曾回忆说： 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194年）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主席，常在桂林；介候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做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不吃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至于监察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见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做将来副总统候选的各项推测。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由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耋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项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4月29日，进行副总统决选，李宗仁以多得1438票的微弱优势淘汰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当时在官邸里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消息，当得知李宗仁获胜时，蒋介石气得一脚把收音机蹋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待从备车。上车后，蒋介石如发疯一般，让汽车忽尔驶往陵园，忽而又掉头开往汤山，其疯狂之态，竟使侍卫们以为他要自杀。 5月1日，国民大会收场，蒋介石到会作了《闭幕致词》，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创造光明之前途”。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并致词表示：“进一步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勘平叛乱。” 1948年6月1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蒋介石“显著地衰老下来……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迅速做出决断来；他越来越不能察看他的指示是否得到贯彻，越来越健忘了。”又指出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形容蒋介石身体状况和视事能力的语言，恰可用来形容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及政治形势。当时，国民党在华北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城市作为军事依托，在东北也只剩下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据点，其余的广大地区均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这种军事态势加上日益高涨的反蒋浪潮，已经预示蒋家王朝的灭亡。 1948年8月3日至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负责人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蒋介石还特地叫时任装甲兵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参加会议，任务是观察会场气氛，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及时向他汇报。这是蒋介石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面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战局危机”，对战事做一次全面的部署。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召集如此规模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发言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上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9月24日，济南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为之震惊，这证明共军有攻坚大城市的力量，动摇了蒋军依赖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这时，在整个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也出现了有利于“共党”而不利于“党国”的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万增加到280万，用缴获“国军”的大量武器改善了装备，并在两年作战中获得作战经验。在部队的政治质量方面，“国军”更不能与解放军相比。 与此相反，国民党在军事上连打败仗，军队数量已减到360万人，其中能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7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由于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大约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内广泛而坚决地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更加积极热情地自愿参军参战，为保卫他们分得的土改胜利果实而投身到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中去。而一贯自诩“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却不但不执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遗愿，反而一味在国统区内大抓壮丁，用以补充其日渐枯竭的兵源，并以横征暴敛来维持其浩大的军费开支。两相对比，国、共两军优劣立判，难怪连一向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政府也对他失去了信心。 正当蒋介石在制定“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中举棋不定的时候，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蒋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2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由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这一方针，集中了主力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53个师，（7多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一举发起了辽沈战役。 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蒋介石慌了手脚，在东北数易主帅，从熊式辉换成陈诚，再把陈诚换成卫立煌。卫立煌又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在战略上采取的是消极的守势，主力部队不出沈阳一步。卫立煌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蒋军守备部队如何告急，任凭蒋介石一再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按兵不动，并振振有词地解释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蒋介石始终不同意卫立煌的打法，曾一再主张要卫立煌把沈阳的主力撤到锦州去，可是，东北部队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蒋介石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几次想物色新人来代替卫立煌，第一个人物是廖耀湘（第九兵团司令），蒋介石想要廖耀湘将将军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军全权交给廖耀湘，但廖受卫立煌的牵制，不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第二个人选人物是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然而，范汉杰在南京军事检讨会后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遂带着夫人去上海、杭州旅游，后来给蒋介石发现，马上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派飞机把他送走。 这时，蒋介石想要范汉杰打通沈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给范汉杰。总之，在辽沈战役发生前，东北的国民党将领是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此，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方针，一直拖到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时尚无决策。 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连结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宛似一根扁担，可切断东北蒋军南窜人关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所以，打锦州就成了辽沈战役的关键。1948年8月底，范汉杰回到锦州，立即发现解放军的战略意图，遂建议迅速征集三个军的兵力集结锦州，确保出关通道。可是卫立煌却认为解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援助。迟疑问，义县被解放军攻克，义锦之间的交通从此断绝。 锦州吃紧，蒋介石迫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赌咒发誓地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押！”顾祝同与卫立煌多次争吵，“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立煌为了免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对出兵辽西的命令是绝对不执行的。卫立煌的打算是将主力撤至营口从海上逃走，让蒋介石从关内派兵去救锦州之急。顾祝同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听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亲飞北平，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命傅作义出两个军的兵力救援锦州。蒋介石在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傅作义等十余名高级将领训话，大意说：革命发生了困难是长期的，他预料几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傅作义回忆说：蒋介石“那次讲话整个泄气，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不是打气，尤其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作义这位以晋奉大战时守琢州而一举成名的晋绥军名将接着说：“这是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10月2日，蒋介石又飞临沈阳，当天下午在沈阳“剿总”对师以上人员讲话。他说：“我这次亲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都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作战，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同、后勤的补给，郭总司令和周总司令已给你们计划准备好了。我经常要住在沈阳、葫芦岛，你们有什么情况，要多联络，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到会的人听到蒋介石最后一句话很不满意，认为是“不祥之兆”，但也表明蒋介石要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决战，连他自己都已经是没有把握的。 10月3日，蒋介石对辽西作战方案亲自作了详细的部署，给各部队下达了命令，即于当日下午飞返北平。5日，蒋介石飞天津视察塘沽新港，遂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锦州湾的葫芦岛部署。6日，蒋介石给驻守葫芦岛的将领开会，训话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和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到锦州。各将士的责任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蒋介石指定第三舰队以最大口径的24门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当时还向守卫锦州的“冀辽热边区司令”范汉杰通电话慰问。 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于10月7日乘重庆号军舰返塘沽。途中，蒋介石在重庆号军舰上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于是当海军司令桂永清陪蒋介石吃饭时，蒋介石大骂桂永清说：“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广一直骂到吃完饭，吓得各将领再不敢陪蒋介石一起吃饭了。此后的几天，蒋介石接连收到锦州告急的电报。锦州若失守，在东北的40余万军队将成为瓮中之鳖。于是，蒋介石于10月15日偕宋美龄再度飞临沈阳，亲自督战指挥，“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清泉等忠勇将士”。蒋介石到沈阳的当天，就用飞机给锦州的范汉杰空投一封‘“手谕”，叫范“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同时也给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空投一封“手谕”，命令郑赶快突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但是，就在蒋介石空投手谕的当天夜里，锦州被解放军攻克。10月16日，当蒋介石得知锦州失守，“七万精锐国军”被全歼的消息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偕宋美龄飞回北平。10月18日，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再次飞到沈阳，召集卫立煌、杜幸明、赵家壤等将领开会，命令“集中部队，一举收复锦州”。部下们却对委员长说：“目前敌我兵力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蒋介石见部下不迎合他的主张，虽怏怏不乐，但未做硬性的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当日又急忙飞回北平。 10月17日，长春守将曾泽生将军率所部六十军2万6千人起义。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率部放下武器，长春遂告和平解放。 锦州、长春失守之后，只剩下沈阳最后一个据点“孤悬关外”了。蒋介石明知东北“战局业已绝望”，却仍梦想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联系。 10月20日，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北平。他对杜聿明说：“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该研p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蒋介石遂任命杜幸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接替卫立煌的指挥权；因卫立煌始终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不把由廖耀湘指挥的美械装备的五个军调去反攻锦州。可是，杜聿明也说：共军“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的。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杜章明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蒋介石大发雷霆，举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晌，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呢？”最后蒋介石面红耳赤地站起来骂道：“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怕匪，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杜聿明不敢去沈阳，蒋介石只好命杜去葫芦岛，但他严令杜幸明越过总司令卫立煌，直接给廖耀湘兵团下命令反攻锦州。10月22日，杜聿明到沈阳代替蒋介石向廖兵团下达了命令。10月27日，解放军于辽河以西地区会歼了美机械化的廖兵团10万余众，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10月30日，蒋介石由北平飞回南京，因为东北再没有军队需由他指挥了。11月2日沈阳解放。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和参谋长赵家壤乘飞机逃到葫芦岛，与杜幸明相会。这三个人在一起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弄胡涂了，只要他到哪里指挥，他就是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蒋介石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合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是骂人”。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11月30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误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但这更可见蒋的为人。辽沈战役蒋介石“御驾亲征”，是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结果是47万“国军精锐”应了蒋介石的话：“来生再见！”但他却把责任推给部下。李宗仁在回忆中说：“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煌释放”。 至此，人民解放军全面反功的第一次大战役--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冻北全境解放。蒋介石放在东北的卫立煌集团共47万人，除第五十二军的几千人乘招商局的一艘登陆艇逃脱之外，全部被人民解放军解决。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蒋军在这个地区集结了80万兵力，人民解放军参加的兵力为60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决战，在世界各国战争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罕见的。 蒋介石的初衷是不愿在徐州附近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他曾决定不守徐州，退守淮河来确保南京外围，并决定在门月上旬转移完毕。 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确定之后，蒋介石在最后改变主意了，原因是蒋军刚在东北遭到全面的失败，如今又放弃徐州，蒋介石怕影响军心。这时他又得到“共军南下较缓”的情报。于是，蒋介石又决定守徐州。而这样临战改变作战计划，又一次贻误了战机。 在统帅人选问题上，由于派系作崇，予盾重重。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战略上说，应该由白崇禧的华中“剿总”统一指挥，但蒋介石对白崇禧不放心，另设徐州“剿总”，任命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崇禧之兵权。如今“徐蚌会战”，蒋介石则感到兵力不足，需要调华中的兵力。于是，蒋介石委任给白崇禧一个“国防部指挥所主任”的名义，以便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白先同意，后又变卦。他是安心拆蒋介石的台，准备会战失败，逼蒋下野，桂系取而代之。刘峙是有名的“福将”。蒋介石又任命杜章明为副总司令，负责实际指挥，刘峙挂名总司令。蒋介石独裁成性，不论大小战役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他的亲自决定指示。而蒋介石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专事军事上的指挥，无法全面掌握战况，每天仅仅凭所谓的“官邸会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灵机”一动，乱下手谕，主观武断，焉能不败。。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蒋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国民党内部如此混乱、勾心斗角、贪污腐败，面对战斗意志旺盛。战术机动灵活的人民解放军，就难逃失败的命运了。 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8年11月6日到22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被歼灭，兵团司令黄百韬负伤后自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两万三千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这一阶段，蒋军被歼达十七万八千多人。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国民党军第12兵团的12万余人，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被全歼，兵团司令黄维被俘。这时，蒋介石见徐州大势已去，急令杜幸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西逃，却又被解放军合围于永城东北地区。孙元良部妄想突围，结果被全歼。 杜聿明率领的三个兵团共30万人，乃是蒋军之精锐，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部队，杜幸明等又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也是蒋介石所剩下的最后一点军事本钱，如今被解放军包围在永城东北以陈官庄为中心的一个不到二十华里的框子里，危在旦夕。蒋介石心急调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宋杀濂部前往徐州地区增援，但又遭到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力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他亲自给白崇禧打电话。蒋、白二人在电话里吵了半个多小时，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将电话摔在桌子上，用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 白崇禧不惜采取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力阻第14兵团东调，其目的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追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 杜幸明集团军30万人被围在淮海战场的同时；以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剿总”拥有的60万军队，由于华北广大地区早已被解放军占领，仅仅是维持平、津、保、唐、张家口、承德等几个大的孤立的据点中。got情景，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他还要作最后挣扎。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安排宋美龄再次访问华盛顿，他希望宋美龄仍能像在罗斯福时期那样，受到欢迎并得到美国的紧急军事和财政援助，救党国于千钧一发之危。当时蒋介石的处境，用“千钧一发”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可说是四面楚歌、内外交困。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由于当时尚在执政的杜鲁门总统属于民主党，民主党又以中间偏左为号召，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持批评态度。因此，蒋介石寄希望于杜鲁门不再连任，而由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的杜威接任总统。为了保证杜威的当选，蒋介石特派陈立夫亲往美国，以大量现金支援杜威竞选，并指使孔祥熙和孔令杰父子二人在美国四处活动。杜鲁门描述孔氏父子帮助杜威竞选的情形时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可惜，1948年11月3日，美国大选的结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杜威落选，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蒋介石既失望又尴尬，只得乞求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自己的宣言，用以维持士气与民心；但这一点微末要求也被拒绝了。 4．仓皇辞庙日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 陈布雷出身于富庶家庭。祖父陈克介、父亲陈依仁两代经营茶业及钱庄典当事业，家道殷实。由于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陈布雷少年时代即显示出过人的聪颖。清光绪二十九年，14岁的陈布雷在宁波府科考中名列第一，由此名扬宁波。 此一时期，少年陈布雷受其同乡董子咸的革命思想影响，大量接触了《时务报》、《警钟报》、《浙江潮》等新书杂志，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萌芽。他在宁波应试期间，即与同学组织了“覆满同志社”。声言：“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匹夫有责，当竟此志”。他们辟密室，挂黄帝像，站在凳子上学讲演，思想活动十分活跃。与此同时，陈布雷还鼓动表妹学习俄国革命女杰苏菲娅，并说服他的姑父同意表妹进了上海进步女校。 1906年，陈布雷门岁，由堂兄陈怀介绍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宁波距沪校较近，风气开通，学校可任学生自由选课，陈布雷受一位教史地的老师影响，“多习史地、政治、泽以文字”，每逢开会必登台练习演说，初时艰涩，后在校园内外竟颇具辩名。 在府中期间，陈布雷在学生中倡导新科学新道德，反对旧式学校生活和腐化学风，常常引起学生中的新旧势力之争。一次以新道德为题的演讲会，陈布雷言辞过激，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因校方有意偏袒对方，处置失公，陈布雷拂然退学，离校而去。 1907年，陈布雷由慈溪县中学考取了浙江省高等学堂哲史政法科。浙高注重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陈布雷眼界大开，然而他仍不满足，经常约几个相知同学去国文教师沈士远先生处借“禁书”。他追鉴《复报》、《民报》、《新世纪》等进步刊物，并大发议论，有时竟毫无顾忌地把“光复汉物、驱逐胡虏”写进作文。沈士远先生说他“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1909年，邮传部长汪大文主张沪杭市铁路借英款修筑。浙省人民竭力反对，以力保主权为号召。杭州士绅、学界、商界纷纷组织团体，参加统一组织“浙路拒款会”。陈布雷被浙高推为学生代表之一，不但参加了集体请愿，还为“铁道国有”亲自至信杨度。此信寄上海《天锋报》发表后起了进一步动员沪杭各界民众的重要作用，将铁路拒款运动推向了高潮。 浙高毕业后，陈布雷因当年《天锋报》发表了他致杨度的一封信，从而开始了他16年的办报生涯。 陈布雷在接受反清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路中深刻认识到欲行革命必先唤醒国民，而达此目的，报纸就是最好工具。《天择报》总编辑戴季陶从当初发表陈布雷致杨度的信中知其思想活跃，立论凿凿，文笔犀利，力邀陈布雷人社办报。双方一拍即合，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入了《天择报》做编辑。 在《天择报》期间，陈布雷每日摆短论两则。使用“布雷”笔名即由此时开始。据他自己说：“布雷”二字是他在浙高时，同学戏呼之称。同学见他面颊圆满，戏以“面包孩”相呼。“面包”英文为bread，译者为布雷。总之他好撰文投报馆，常以布鼓自拟，故自取布雷笑名，后有人赠诗云：“迷津唤不醒，清作布雷鸣”，确是他当年在报界为反清革命疾声呼吁、奋张挞伐的写照。 陈布雷在《天择报》期间，与职业革命家、国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宋教仁过从甚密。当时宋教仁自日本归国策划革命，利用于右任《民立报》任主笔做掩护。他们之间颇多往来，宋佩服他思想敏锐，见解深新，当然更看重这个青年朋友的反清革命倾向。宋教仁留日时，对国际时势颇有研究，并经常在《民立报》上发表国际时事评论与专文。陈布雷也争先在《天锋报》为文论之，与《民立报》互相呼应配合，颇为默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立即撰拟专文意欲为之欢呼。总编见各报称武昌起义者为“逆军”居多，力主慎重，不同意称武昌起义者为“义军”。陈布雷力排此议，绝不愿附和各报，乃称武昌“革军”。以《谈鄂》专题，连发10篇评论。从此陈布雷大名更加响彻京沪杭。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第一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用英文撰写。外交总长王宠惠自京到沪寻人翻译。有人荐举陈布雷。王宠惠本人留洋多年，中英文俱佳，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他了解到陈布雷并未进过大学，颇不以为然，只让陈试译一段。岂料，陈布雷一挥而就： “……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请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索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悦，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听由正式发表者也。” 王宠惠阅毕，连声喝彩。第二天陈布雷又以《天择报》率先全文发表。然而，总编李怀霜对陈的“不慎”却大为不满，不久陈的论说栏总编辑被撤换。后又降低月薪，迫陈离去。1912年，陈布雷回宁波效实中学教学9年。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新闻事业，此间仍然兼任了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还为上海《申报》译寄稿件；但他在报界重振声威，是在1921年7月以后。 1921年元旦，陈布雷的堂兄陈屹怀在上海创办《商报》，请陈布雷任编辑主任，仍旧负责撰写评论。陈不胜欢欣。同时开始使用“畏垒”笔名，一如既往直刺时弊。 1926年，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赠给陈布雷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片，上附蒋的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陈布雷反对军阀，对北伐军统帅蒋介石当然很有好感，不禁心向往之。而当时的蒋介石也非常需要一位幕僚长，在陈布雷的族兄陈悄怀（此人曾为蒋的私人秘书）及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一力推荐下，蒋介石决定邀陈布雷一见。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见到陈布雷，动员他加入国民党，陈难拂盛意，遂由陈果夫与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蒋提出要他留在北伐军总部，他言称“只愿办报，不愿为官”，执意返回了上海。此后，蒋介石又数次坚请陈布雷为官，甚至表示：“愿任何种职务，可由自己选择。”然而陈终不肯就，恳切直言：“我之初愿在以办报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只愿任先生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实非所胜。” “而蒋介石却不肯让陈屈就私人秘书，此后一段时期内，几乎是“连哄带骗”地让陈布雷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其后又身不由已地提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 陈布雷是个正直的文人，他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几乎等同于一部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重要文告、文章，大多出自这位“文胆”之手。陈布雷才华横溢，曾在反清革命、北伐战争中奋张挞伐，笔扫千军；在抗日战争中抨击日寇，讨伐汪伪，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陈布雷作为一个文化人，却摆脱不掉“知遇之恩”，便硬着头皮去为行将倒坍的蒋家王朝作无谓的修补。最后，在难以排解的思想矛盾中，终于走上了绝路。陈布雷之死，说明在蒋介石身边的最亲信的人也已意识到蒋家王朝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哪怕只是一根稻草，他也要捞一把了。 1948年12月初，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乘飞机前往华盛顿寻求美援。 这次出访，是宋美龄诀别大陆的最后一次旅行，从此，她再也没回到到这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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