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5

二次北伐，以张学良易帜并巩固了东北政权为最后的胜利标志，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凭着他的权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大业”。　　2．两只“火药桶”　　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说是“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　　7月6日上午，蒋介石率众在北京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枢的大典。对于蒋介石玩的这一手，四个集团军的首领谁也不敢怠慢，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上午8点20分，以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典开始，一应仪式后，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蒋介石在祭文中强调“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明显是以统帅自居，俨然凌驾于各路集团军之上的“总总司令”了。祭文宣罢，开棺瞻仰中山先生遗容。棺盖一开，蒋介石当即扶棺大哭。冯玉祥上前相劝，不料他哭得反而更伤心了。参加祭典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就各怀鬼胎，见蒋介石如些造作，都觉可笑。有悄声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蒋介石耳朵尖，一闻此言，马上就不哭了。于是盖棺散会。　　7月11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钟麟、商震、吴稚晖等军政员在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在会上，蒋介石主张在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意在精兵简政，减少军费开支用于经济建设。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因其冠冕堂皇，冯玉祥和阎、李、白等都无法公开反对。但蒋介石的用心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无非是想借此“削藩”，壮大蒋家嫡系第一集团军的实力，削弱另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以便伺机各个击破。与会各都是在官场和战场上征讨杀伐久经历练的老手，因此，他们表面上同意蒋介石的主张，但心里都在各自打着如意算盘，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多争些地盘，多保存些实力，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其中尤其是冯玉祥和李宗仁，他们原则上不反对编遣，但又对地盘的分配感到不满，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调整。所以，当蒋介石提出编遣主张后，冯玉祥等都“积极发言”，乘机发泄不满。座中惟有阎锡山不说话，而且对蒋介石的意见唯唯诺诺，表现出十分恭顺的样子。这诚然是阎锡山多年养成的一贯作风--先观风头，再做主张。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北伐后的地盘分配中已由山西发展势力到了冀、察。绥三省和京、津两市，感到十分满意。此外，他也看出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觉得与其参与反对，不如坐观成败，以收渔之利。这样，众意见未能统一，汤山之议遂告不了了之。　　在编遣会开张前，国民党于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致《开会词》。他说：“回想自从民国13年1月1日至17年8月8日之今日，总理交付我们的军事时期才告一段落。不过从今天起，也就是从这第五次中央全会开会之日起，我们要继续为国民革命，开始去作训政时期的工作。”全会通过了《政治问题案》，提出“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即决定实行“五院制”，还通过《整理军事案》，规定：（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队之组织，更必须十分完备，才能使全国军队成为真正之国军；逐渐实行征兵制，以收内安外攘之效；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有效收缩。（三）军事教育必须统一，为完成国军之基础。……各军各地方，不得自设军官学校及类似军官教育之学校。（四）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五）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设，均为重要。全会还决定：“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会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间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这三个长期住在南京。这实际上是蒋介石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削藩”之举。以达削弱其在军队中的权势和影响之目的。　　根据汤山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军队编遣的决定，在南京非正式的讨论过几次军队编遣问题，和其他军队整肃方面的问题。　　在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编遣的几项标准，说什么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造；有作战功劳者编，无作战功劳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而他的第二集团军，这四项标准中应编的条件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只占少数。当下何应钦就向：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说：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军团里总应该占第一位吧。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　　在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到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了。主张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　　以后又开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大家话不投机，离题越来越远几乎成了僵局。　　阎锡山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南京。何应钦就来见阎，谈了关于编遣会议的方针，特别谈到冯玉祥所提的方案，最后何应钦表示：“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　　何应钦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锡山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这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之后，阎锡山就搞了一个方案，五十个师不变，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成八个师，其他非正式的队伍编成六个到八个师，其余六个到八个师则由中央处理。阎锡山的这个方案事先写成了书面，交给了何应钦，转交给蒋介石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参加了会议。全体与会者在正式开会前先对着孙中山遗像宣誓：“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谨誓。”　　在这个颇为隆重的编遣会议成立典礼上，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词，接着是蒋介石致答词，他说：“统一后军惟有编遣始能自救救国。否则拥兵自相残杀，徒取其辱而已……”　　在会议上，蒋介石发布了《国民编遣委员会开会宣言》，明确规定了这次编遣的四项原则：一、不偏私，“国军裁留之标准，乃认为全国所有之军队为一整个不可分之单位，整个的国军之下，不认再有其他之单位；二、不欺饰，“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不欺、不隐、不夸、不诬”；三、不假借，“为厉行精兵主义而裁兵，誓当一秉救国之本怀”；四、不中辍，“十七年来纷如乱丝之军事现象应使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丽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这个宣言是全体与会员宣誓誓辞的具体阐释，是深恐各路将领不释兵权而预先制订的一个“约法”。蒋介石在致答词时还假惺惺地表示：“这个编遣委员会是集合忠实军领袖与党的领袖成立的，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并不是像从前的把戏，专权集中在一个手中。”说的真是比唱的还好听！　　成立典礼之后，连续开了一个月的编遣会议，具体商议编遣问题。　　当时各集团军的数，李宗仁回忆说：“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　　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即蒋介石冯玉祥，就成为编遣会议中争斗的主要两家。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规定。在1月5日的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会议规则》，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说：“九点，赴第一次编遣会议开会，宣言中有一不偏私，二不欺饰，三不中辍数语，观与会之精神，我国前途，询有无限之希望也。”8日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临时秘书处组织规程》。11日的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确定军费总额实行统一财政办法提案》，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谈及：“下午三点，开编遣会议第三次大会，讨论全国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草案并编遣进行大纲。……余以此事极关重要，遂毅然赴会。开会时，蒋主席主张付审查，无异议，并推定余为审查委员长。”14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又说：“开国军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审查会议。决议事项：（一）兵额不得过六十师八二）编遣办法会同农矿工商财政各种提案，分别规定；（三）编遣程序先行调查各集团军实在状况，编制各项精密统计，然后决定。”17日的第四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部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外，其余应分为左列六个国军编遣区，实行编遣：第一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一集团之各部队；第二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二集团之各部队；第三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三集团之各部队；第四区，专管编遣原第四集团之各部队；第五区，专管编遣原隶山东省之各部队，第六区，专管编遣原隶川、康、滇、黔各部队。”还规定：“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六十五师，骑兵八旅，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80万，空军、海军另定），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总额之比例，务必缩减军费至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为止。依此定额，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亿9200万元，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个师。”22日的第五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决定在全国设立八个办事处：中央直辖各部队编遣办事处（南京），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办事处（上海），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南京），第二编遣区办事处（开封），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北平），第四编遣区办事处（汉口），第五编遣区办事处（沈阳）及第六编遣区办事处。同时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服务规程》。　　在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即各集团军怎么个编遣时，蒋介石对准第二集团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冯玉祥也不买帐，立即提出一个裁兵原则八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并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应该首先是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而要裁北伐中有功的正规部队，实在有些不公平。”结果在议过来论过去的过程中，多数赞同阎锡山的提案。很显然，阎的提案对蒋介石有利，虽然蒋的力量同冯相等，但蒋介石另外可以支配中央编遣区，也就是说有六个至八个师可以再归他指挥。李宗仁看到阎锡山的方案带有离间蒋、冯的性质，所以也倾向于阎的方案。这样一来，冯玉祥就称病请假，不到军部来办公，编遣会议也不来出席，只派个代表参力D。　　蒋介石为了掌握冯玉祥的情况，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当孔走到院里，就听到了冯玉祥正大声和许多说话，但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回忆说：“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倒卧在床上，盖了两床锦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又说：“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视冯氏，并安慰他要好好静养。”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生诊治说，是神经衰弱症。”　　1月25日，编委会议暂且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时说：“本会历次议决各案，不仅议决后就算了事，还要-一实行起来，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责任。”胡汉民也致词说：“所有本会各种决议案，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要如何的努力把他实行起来，并且要把他作好，就要看大家的实际行动了，我们不愿意夸夸其谈的说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漂亮而又动听的名词，我们要有实行的条理和好的方案。”　　当时部队编遣的结果，何应钦在《全国军缩经过》的报告中说：“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师、两个独立旅、两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兵团、一个骑兵师，每师有三个旅，共约24万余；第二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二师，约22万；第三集团军亦编为十二师，约20万左右；第四集团军已缩编为九团制之师十三个，约23万。正在缩编中者，有张贞师、卢兴邦师、陈耀汉师及陈调元、方振武。高桂滋、岳维峻、任应读、徐源泉、刘珍年、刘志陆、谢文炳、刘桂堂、顾震等所部共约22万。此外奉天现缩为步兵十五旅、一个独立团、两个骑兵队、八炮兵团、工兵五营、辎重五队、通信一大队、特种车队，共计约12万；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六个旅、约4万余；云南现有六师约3万；四川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杨森、赖心辉、刘存厚各部共约18万；两广有陈济棠、徐景唐、陈铭枢、黄绍访、范石生等五军及许克祥师，共约12万；贵州约2万；海军陆战队约8000。总计全国军队数目，共约百六十余万，现已改编成师者已逾五十个以上，裁遣官兵又达百万。”　　何应钦又说：根据缩编后的数字，“额数仍多，核与国家收入比例不符。惟从兹收束军事，暂告一段落，筹备国防，此其噶矢。他日再由国军编遣委员会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国兵额不超过50万，以符五中全会之宣言。”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开始是不表态，任由们针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两个不同的编遣方案进行争吵。当他采取种种手段争得们多数支持阎锡山的方案（即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加一个中央区）之后，他才以仲裁者的面目表态，不但同意阎的方案，且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感思不尽。这样，蒋介石不仅在编的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了自己一边。增加了“蒋家军”的实力。　　最后，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及海军司令部。各部队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同时还规定，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至此，与会的各路诸侯们才明白自己是上了蒋介石的当--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指挥权、调动权、任免军官权，甚至连司令部都被“取消”了，这些号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顷刻间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规定”自然是谁也不肯接受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的态度因之骤变，由原来的相互攻击、勾心斗角转为同病相怜。他们联合起来，以各种托词抵制编遣会议，冯玉祥和阎锡山索性主张“休会”。蒋介石知道一时难以使各路诸侯就范，一纸空文也不可能把家的兵权释去，于是采取缓兵之计，宣布以后再开一个“编遣实施会议”。这样，到1月25日，编遣会议草草收场了。　　这次编遣会议，蒋介石不但没能实现其全国军权尽归己手的目的，反而把自己摆到了与各派军事力量尖锐对立的位置上，激化了矛盾。各路新军阀识破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知道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他们纷纷离开南京，回到自己的领地上，积极准备力量，要与蒋介石一争雌雄。　　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编遣会议的闹剧，无异于在自己脚下安放了一只巨大的火药桶；紧接其后，他又匆匆忙忙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等于又在自己脚边安放了另一只火药桶。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改组派”数最多，成份复杂，以汪精卫为领袖，不断掀起反蒋风潮；“再造派”拉孙科为大旗，主张立胡汉民为党的领袖，反对改组派；此外还有国民党内数不多却实力不凡的元老集团--西山会议派。这些派别的共同特点是：拥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明白，要想独揽政权和军权，必先独揽党权。他对争夺党权是很有实践经验的。为了操纵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预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拢嫡系，排除异己，扫除障碍。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各派政治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是桂系与蒋介石闹翻了，李宗仁潜回广西，白崇禧电请辞职，于右任也不肯赴宁开会。冯玉祥则不仅不来开会，反而发表通电，公开辞去军政部长一职。汪精卫一派的中央委员更乘机鼓噪，公开策动“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运动。一时间，反蒋活动日益扩大，各派军事力量军心不稳，桂系更在调兵遣将，摆出了大战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要利用这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时机，抓紧把党权独揽在手，以便“正名”用“中央”的名义镇压和消灭各反对派。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下，大会发表宣言，彻底抛弃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公开指责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共产党列为北伐革命的对象。这次大会，第一次把蒋介石树为全党的最高领袖，从而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工具。　　两只火药桶放在了蒋介石的脚边，并且已经点燃了导火索，新军阀大战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3．蒋、桂开战，冯、阎结盟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桂系达到了全盛时期。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站等桂系骁将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南北呼应，摆成一字长蛇阵，兵强马壮，虎视耽耽。按当时的兵力对比情况来看，蒋、桂实力相当，真打起来的话，鹿死谁手还很难逆料。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实力比蒋、桂都大一些。所以大战未开，冯玉祥先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　　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去劝冯玉祥与蒋合作。蒋介石许愿：让冯担任行政院院长；委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并任由冯玉祥在湖北和安徽两省中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交换条件是冯玉祥通电讨桂，兵发湖北。但冯玉祥却不作正面答复，千方百计拖延时间，想先看一看事态如何发展，待机而动。　　李宗仁则派温乔生为代表，到河南辉县去见冯玉祥，邀冯一起动作，发动讨蒋。冯玉祥口头上答应得很痛快，但又借口布署军队需要时间，表示希望李、白发动战争之后能够撑持两周，到时候他兵力部署完毕，一定响应。其实这也是冯玉祥的手腕，意在坐山观虎斗。一则可以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实力；二则可以利用蒋、桂交战，乘势夺取湖北。因此，他派遣部将韩复第带兵进驻武胜关，坐观成败，相机而动。　　蒋、桂之争，早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后就开始了。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夕，桂系利用“武汉政治分会”的权力，派兵占据了两湖地区，接通了广西，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态势。这时的蒋介石一心要把三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以便夺取党权，所以他没有立即与桂系兵戎相见，而是暗地里精心策划了一个消灭桂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旨是：瓦解白崇禧部、拆散桂粤联盟，然后发兵征讨之。　　蒋介石的谋略之术的确胜一筹，他一贯采用的办法是拉一派打一派，抑此扬彼，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次对付白崇禧，他故伎重施，利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当时驻扎河北，他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系唐生智的部队，兵员多是湖南籍，乡土观念极重。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欲向西北扩展，这就引起部下的不满情绪。蒋介石抓住这一矛盾，许以军权厚赏，收买唐生智，促其北上收回旧部于制下。唐生智立即表示竭诚拥护蒋介石，并由上海启程北上。这时，白崇禧已率部南下浦口，拟配合李宗仁攻蒋。但此时唐生智复职的消息已广为传播，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甚至到处出现“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的标语。白崇禧自知大势已去，遂化妆逃走。3月20日，唐生智抵达塘沽，重新统率旧部，次日即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也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至此，蒋介石扶唐倒白成功，桂系未曾开战就先失一旅，受到重创。　　同是3月21日这天，蒋介石在南京突然下令软禁了粤系将领李济深，关押于汤山俱乐部。同时他又派粤籍将领陈铭枢和陈济棠越广东游说粤军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不辱使命，粤军脱离桂系，桂系又失一翼，顿时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从此成为“广东王”。　　作为军事指挥官，蒋介石最推崇“不战而屈之兵”。他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敌方内部矛盾，以重金和高官收买叛将。他用此法成功瓦解了湖南湖北，桂军不战自退，蒋介石于4月5日到了武汉，宣称“兵不血刃而定武汉”。还在武汉单独召见了冯玉祥派驻武胜关“相机而动”的部将韩复菜，蒋介石夫妇一齐出马，对韩“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并赠以数十万元的巨款，做起了瓦解冯玉祥部队的工作。　　5月5日，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同一天，李宗仁在梧州打起了“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和黄绍站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军，试图打开新局面。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泥血战，桂军败走广西。这时，蒋介石又以四面八方调来大军讨伐桂军，6月2日，白崇禧和黄绍站自知败势难挽，双双逃到越南，蒋、桂战争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倒桂得手后，蒋介石开始拉拢阎锡山，前伎重施，还是拉一个打一个。这次拉的是阎，打的是冯。　　蒋介石在与桂系的争斗中，没有得到冯玉祥的支持，相反，冯玉祥假意支持蒋介石倒桂，却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量“讨逆公告”，这个“公告”印制得十分特别，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一类的罪名，却不印所“讨”之“逆”究为何。冯玉祥的用意很清楚：他说是出兵14万助蒋伐桂，实际上仍然是“出声不出力”，他是在等待最后的结局，蒋、桂无论谁打败了，他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宇。这种做法看似聪明，实则愚蠢，不仅把桂系害了，冯玉祥自己也得罪了蒋介石，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所以，蒋、桂战事一停，蒋介石就开始算计这位“如胞兄”的冯玉祥了。他在武汉已收买了冯玉祥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接着又派到襄樊，用几十万元把石友三也“买”了过来。其后，又如法泡制，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将领。　　收买冯玉祥部将的同时，蒋介石又广泛散布谣言，说冯玉祥意欲与苏联勾结，要打蒋介石，然后向山西发展，攻打阎锡山，以此挑拨冯、阎之间的关系。阎锡山虽然不相信冯玉祥要打自己，但毕竟“三成虎”到处都在传播这个说法，弄得他也疑虑重重。　　在这样的情势下，蒋介石又使出第三招：连连电请冯玉祥南京供职，企图使西北军陷群龙无首的境地。而冯玉祥到了这种时候当然是断断不会上当的，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去南京是“恐为李济深第二”。拒绝京之后，冯玉祥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并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所属各部从山东、河南等地撤至憧关集结，准备迎击蒋军。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决议案，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下令查办。至此，蒋、冯矛盾公开化。在国民党中央发布的各项文告中，冯玉祥被称为“统一之梗”，成了“阴险成性、反复无常”之徒。　　在此期间，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突然通电维持和平，表示拥护中央、拥护蒋介石。两名部将的公开叛变，使冯玉祥痛心疾首，他在华阴日夜哭泣，咒骂自己，甚至打自己的嘴巴。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失去了迎战信心，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他以此种方式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保存西北军的实力，然后设法联合阎锡山反蒋。这一招果然有效，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成了无名之师，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冯玉祥宣布下野后，一口恶气出不来，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他派邓哲熙和曹浩森到太原找阎锡山，表示希望与阎联手反蒋。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左右逢源反复其手，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使自己处在蒋、冯都要竭力拉拢的有利位置上。蒋介石自己就是玩弄这一套手法的大行家，岂能识不出阎锡山的把戏，只是以他当时的力量，无法一口吞下冯、阎两支实力军队，只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笼络阎锡山，先把冯玉祥弄垮，回过头来再收拾晋军。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他为北路军总司令，要他帮助进攻冯玉祥。阎锡山则回电表示不愿内战，扬言他要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井派专程赴日本安排住处，还在天津订购了船票，摆出一副真的要引退的架式。在此之前，阎还让冯派来的特使邓哲熙和曹浩森捎话给冯玉祥，请冯玉祥赴太原共商反蒋大计。当时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赴晋。后见阎真的是要出洋的架式了，加上阎锡山又派了一向受冯玉祥敬重的老朋友李书城前往华阴劝冯也一起出洋，遂打消了顾虑，于6月ZI日启程赴太原。24日晨，在运城住了3天，备受晋军将领优礼相侍的冯玉祥乘车前往太原，当晚与阎锡山在介休见面，25日一起到了太原。　　冯玉祥一到山西，阎锡山自以为“奇货可居”，遂以冯玉祥为政治资本，暗中同蒋介石谈起交易来，蒋介石明白他的居心，便投其所好，亲赴北平约阎面谈。阎锡山在太原与冯玉祥虚以委蛇，却又偷偷跑以北平与蒋密谈。经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锡山则答应尽快解决西北军。“协议”达成后，阎锡山回到太原，先是“称病”住了医院，后又退掉了赴日的船票，并寻个借口将冯玉祥骗到五台县建安村软禁起来。　　冯玉祥上了阎锡山的当，当然既怒又急。但他身处晋军之中，只能不露声色，暗地里却在寻找出路，设法拆散蒋、阎联盟。他在建安村里动弹不得，便暗中授意留在陕西主持西北军军务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联系，向蒋介石靠拢。冯的部下们痛恨阎锡山趁火打劫，又苦于冯玉祥被软禁，西北军军饷无法解决。得到冯玉祥的密令后，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算是找到了一条出路。当时，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在南京政府住军政部长，宋哲元便派参谋长陈琢如赴南京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补给军饷。蒋介石闻言大喜，以为西北军已然不战自降，瓦解冯系不再需要借助晋军了。于是，他委派于右任和贺耀祖到西安宣抚点编西北军，安抚冯军部将，并供应军饷。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缓和，转而成为“亲密”了。　　阎锡山见此情形，深恐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军。为了摆脱困境，他于中秋之夜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罪，并提出联合反蒋的建议。冯玉祥见折散蒋、阎的目的已经实现，遂表示愿与间捐弃前嫌，联手反蒋。经商议，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居于幕后，以留回旋余地，由西北军将领首先举事，并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首领，共同讨蒋，然后再由晋军起而响应。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名发表拥戴冯玉祥、阎锡山，讨伐蒋介石的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　　一、“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威权，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之党，中央成一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天下为私”。　　二、“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政府委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三、“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各省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蒋氏对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发一晌，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者无一食。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泊享帝王之奉。军民交瘁，漠不关心。自蒋氏到南京。不足三年，前后发行公债四亿二千万元”。“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凡此黑暗贪污，即榨取民脂民膏民血”。　　四、“蒋氏狡悍阴整”，“毫无政治道德、权术自民诡谋百出”“行帝王专制之淫威”，使“兄弟骨肉自相残杀。今年湘、鄂、粤。桂川卜滇、黔等省，战祸连绵，蒋氏一实为之涌。”　　五、“蒋氏假借编遣为名，一面令竭力灭缩，一面自己加大招募。两度会议，皆属欺骗阴谋。近更向德国大购军械，暗扩军额。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统一之实。”　　六、“蒋氏自知多行不义，为国所不谅，乃更异想天开，学拿破仑三世之所为，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的目标”。“此次中东路事件发生愈月。和平交涉，既无把握，武力抵抗更不准备，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边民数百万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以数万万计，丧权辱国，薄海痛心。”　　通电最后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万死不恤”。　　宋哲元等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指陈蒋的几条罪状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有一定的号召力。通电发出后，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是，这一次西北军又上了阎锡山的当。通电讨蒋后，西北军进展很快，连战连捷，但晋军却按兵不动，迟迟不予响应，致使西北军后继乏力，士气大受影响，战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变化。　　28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司令的名义，发表了《讨冯誓师词》，大骂冯玉祥说：“冯逆反复，好乱成性，勾结暴俄，祸国殃民，既召外侮，又图称兵，内战国本，外失威信，举国同仇，疾首痛心，全军愤激，师出正名，为党讨逆，为国牺牲，党亡与亡，国存与存，身为后死，誓不偷生，义无反顾，勇往急进，军法连坐，敌代同心，内奸不除，国无幸存，叛徒不灭，民难安宁，歼除内奸，固我国本，肃清反叛，安我国民。”　　由于蒋军兵多将广，弹药、粮食充足，而西北军孤军深入，兼以宋哲元和孙良诚因争夺指挥权而发生矛盾，孙良诚意气用事，竟擅自率部脱离战场，导致全线溃乱，全军退回到潼关以内。因此，仅仅一个多月，蒋介石就打败了西北军。冯玉祥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所幸这一次冯玉祥身在幕后，从表面上看，蒋介石打败的是宋哲元和孙良诚部下的西北军，并未与冯玉祥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西北军战败后，冯玉祥的处境至少没有变得比开战以前更糟糕，蒋介石也不敢逼冯过甚，给他指了两条出路：或者到中央供职，或者出洋考察。　　冯玉祥处境如此，阎锡山的日子也不好过。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1月5日，阎锡山也喜洋洋地宣布就任此职。然而，就在阎锡山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的时候，11月26日蒋介石突然规定：“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按照这个规定，阎锡山将不得不离开太原到南京去当官，这实际上等于被蒋介石“削了藩”，等干将晋军拱手送给了蒋介石。接着，蒋介石又派宋子文到平、津两市，把平、津税收尽数归为国有，使盘踞平、津实地的阎锡山从此无税可收，空守着个水中月、镜里花。阎锡山几年来帮蒋介石绞杀其他派系，出力甚多，到头来落得这样的结局，连连吃了蒋介石几个“哑巴亏”。而且，眼看蒋介石将嫡系部队大批北调，明摆着是冲着晋军和冯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善于投机钻营的阎锡山也不得不考虑出路问题了。出路只有两个，或者拥蒋，任其宰割，弄个有名无实的闲官当；或者反蒋，拼个鱼死网破。若果然扳倒老蒋，前景自是妙不可言。在两条出路的抉择中，阎锡山还没拿定主意，蒋介石却又来逼他了。1930年1月16日，吴铁诚奉蒋介石委派来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这不是个仪式的问题，而是蒋介石逼间表态的一种形式。阎锡山被挤到绝路上，遂借机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演说，公开指责蒋介石独裁。并要求蒋介石下台，“在野负责”。蒋介石则一面反唇相讥，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同时授意何应钦提出也叫阎锡山下野。　　蒋、阎的争吵，使冯玉祥看到了转机。他虽被困建安村，但与西北军将领仍保持联系。这一次，冯玉祥重施故伎，密令鹿钟麟派与蒋介石联系，并故意使阎知道。阎锡山果然上当，认为蒋、冯意欲联合对付晋军了。他审时度势，认为冯玉祥反蒋是一向坚决不馁的，现在冯处于逆境，自己若能主动与他修和，共同反蒋，冯玉祥多半会同意，何况他与冯是拜把子兄弟，冯又是个粗放豪爽之，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不怕冯玉祥不尽释前嫌，联手发动新的反蒋战争。于是，阎锡山决定联冯打蒋。他自任首领，请冯玉祥回陕指挥西北军。在冯玉祥临走的前一天，阎锡山又来到了建安村，极其诚恳地对冯玉祥说：　　“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未哲元出兵反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反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我心耿耿，唯天可表。”为了表示诚意，阎锡山当场交给冯玉祥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关枪200支面粉2000袋，于 1930年3月9日送冯玉祥回到陕西。　　冯阎结盟后，阎锡山一边积极进行战前部署，一边制造假象，发出“下野”通电。3月10日，西北军将领23发电挽留，并表示愿追随阎锡山奋斗到底。13日和14日，晋军将领和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将领共计57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的罪状，要蒋还政于民，一面公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推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推刘骥为总参谋长。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分别就任副总司令。阎锡山就职时发表通电，指斥蒋介石“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以致“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至此，中原大战爆发。　　4．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胜利　　1930年4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卜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并历数了阎锡山的罪恶：　　“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权位”；二、“残害同志，劝袁称帝”；三、“假名村治搜括民财”；四、“摧残教育实行愚民”；五、“破坏交通扰乱金融”；六、“煽动冯唐破坏统一”；七、“妄发主张藉端倡乱”；八、“勾结反动倾危党国”；九、“封闭党部拘捕党员”；十、“阳唱出洋阴行南犯”；十一、“勾结外卖国求助”。“总之，阎逆为背叛中央，满足野心之故，不惜以华北民众为牺牲，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其卖国求助之罪，较冯逆之勾结苏俄，断送蒙古新疆，实有过之无不及。”同时历数的冯玉祥的罪恶有：“甲、勾结苏俄，招纳共党；乙、破坏交通，图碍奉安；丙、拥兵割据，反抗中央；丁、感使桂系，称兵叛变；戊、吞没赈款，霸占赈粮；已、苛征暴敛，强迫种烟；庚、惨杀民众，摧残舆论；以上七端，特就其大者而言，有此七罪，已属死有余辜；况冯述种种劣迹，尤有笔所难宣者，虽欲以细行欺世，谁其信之。”　　蒋介石还亲自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及《阎锡山扰乱党叛迹昭彰》、《北方反动势力的丑态》、《阎冯勾结反动余孽捣乱情形》。其中说：“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举动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剧之野心，和平将消挥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扰乱和平而后快。”说阎锡山“狡诈为心，阴险成性，常欲以别供牺牲而立于不败之地，对中央虽貌示服从，对地方则使叛变，纵横排阎，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说冯玉祥“迭次谋叛，幸逃显戮，缉榜犹悬，野性复炽，此次受阎逆庇护，又图死灰复燃，啸聚渲关，进犯郑洛，与阎逆共肆披猖，作反革命之大团结。”蒋介石表示要坚决“讨伐”阎冯，认为“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此外，蒋介石还策动了两湖、两广州、苏、皖、赣、闽等省及上海、天津、武汉等市的党部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讨伐阎锡山。在大造讨伐阎冯舆论的同时，蒋介石亲自在武汉召开京汉线作战各部队将领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对各将领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兵员的杀伤。只有对敌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以重大的杀伤。”　　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有60万，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杂牌军。反蒋的军队总计集中了70万，兵力上稍占优势。这个反蒋阵营共分为八个方面军，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率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原驻新乡地区后又倒戈投归西北军的石友三部被编为第四方面军；因张学良被内定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所以东北军被定为第五方面军；其余几个方面军则分别由四川刘文辉部、湖南何键部及樊钟秀部编组。这样，双方共计投130万，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区为主战场，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新军阀中原大战。　　蒋介石对这场战争早有应变准备。他明白，这些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不听差遣，不诉诸武力是断难使其俯首贴耳的。因此，早在冯、阎公开联盟之前，蒋介石就有计划地将其嫡系部队调到徐州、蚌埠一带集结，随时准备应付冯、阎两部的异动。　　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讨阎誓师词》。11日蒋冯间中原混战正式打响。陇海线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双方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进行较量。初战，蒋军来势甚猛，并且有空军配合，激战数日，联军遭到了极大的挫折。蒋介石亲自到归德督战，想一举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打垮。但在此时，联军重新作了部署，全线发动攻势。　　阎锡山集中了九个炮兵团324门大炮的火力，实行墙壁射击，蒋军损失惨重。冯玉祥派去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增援晋军，孙吉二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且又是刚刚加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就把蒋介石的精锐陈诚部几度包围，杀伤很大；郑大章的骑兵奔袭归德，差一点生擒蒋介石。在周佛海写的《往矣集》上有这样一段叙述：“冯玉祥的骑兵郑大章部来袭击飞机场，他们的任务是烧了飞机就回去，谁知我们车上只有200多卫兵，（当时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车站上又没有其它军队，如果骑兵到达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这时反蒋的波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上又打了败仗，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就问蒋：“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介石忿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经过几次激烈的战役，冯部消耗很大。阎锡山对冯部的补给，开始时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仅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在津浦线上，蒋介石军队于7月中旬开始反攻，晋军节节后退，蒋介石在7月24日给中央的呈文中说：联军“万选才就俘，樊钟秀炸毙，孙殿英被围，土匪行将次弟消灭。而阎冯寇部屡次冒死来犯，迄不得逞，徒自伤亡其精锐。最近闻我方增加部队将到，其恐慌愈甚，其为困兽之斗亦愈烈。本月11日起至20日止，此10日中，逆军竭全力兵攻我陇海正面，攻我平汉各军，攻我围毫部队，而皆自取覆灭。今其全力竟皆丧失已尽，解决不难立待也。”阎锡山“急来抱佛脚”，特派周观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赶到郑州见冯玉祥，请冯救援。冯为了顾全大局，自不能对津浦线紧急情况袖手旁观。于8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了全面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这时蒋介石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就分电各路将领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和毫州各城，且明码标价：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二级，赏洋5万元。而同时，由于连日大雨不停，冯部的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这样，蒋介石的颓势有了扭转，冯部没有起到支援晋军的作用。晋军于8月15日放弃济南，撤往黄河以北，数万大军纷乱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铁桥上被蒋部的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其状其惨。蒋介石在8月16日给中央的战报中说：“我右翼军蒋师已于15日下午二时确实占领济南，并因我军先绕道占领黄家庄等地，逆敌只一小部分渡河北窜，其余全数被擒，是役俘虏官长无数，获步枪2万余支，大炮230门，其他辎重弹药极多。逆敌仅有之飞机2架，亦不及运回。其狼狈窜逃情状，概可想见。查阎逆据济南以后，自诩胜利，号召各派反动分子妄思组织伪政府，且冯逆玉祥积极攻击陇海平汉两路，幸赖各将士忠勇奋发，一致努力，卒能克复济南，击溃晋逆主力军。现津浦路我军正分路渡河追击，胶济路各军亦早协同前进，晋逆必可完全歼灭，冯逆残部闻风胆落，而日来向我各部作最后之猛烈攻击者，昨晚完全沉寂。此据报告，且已呈溃退之象，我军部署追击，就不难一鼓荡平。”22日蒋介石发表训令，争取冯阎的部将。训令说：“阎锡山冯玉祥倡乱魁率，法无可有，至其所部将士，皆曾为革命尽力，徒以冯阎胁制，乃至误歧路。其情实有可原，其愚尤为可悯。现拟重行传檄，明白告诫各该部将士，果能大义灭亲，擒解祸首，听候中央惩治，自当特予赏，但使自拨来归，迫令其祸首阎冯卸除兵柄，驱逐于其所谓防地者之外，杜绝割据弄兵扰乱党国之野心，则各部本为中央军队，就必仍与中央各军享受一律待遇，决不稍有歧视，并以各军反正附义时期之先后，以为论功行赏次第之表率。”24日蒋介石下令各军，再次明码标价，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9月6日，蒋部发动对冯部的总攻。　　就在这时，张学良不再袖手旁观，他于9月18日发表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加入蒋军集团。　　张学良在两派争相拉他联盟的情况下一直不表态，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一开始，他想置身事外，避免东北军卷入战火。因为当时张作霖去世不久，东北大局未能得到巩固，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东北事务的企图严重威胁着东北的政局。这种时候，如果东北军贸然加入内战，难免给日本以可趁之机。所以，张学良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呼吁通过会商解决纷争。但是，大战前及大战开始后，张学良成了双方决定胜负的筹码，一时说客盈门，各方代表你来我往，纷纷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在双方对张学良的“开价”上，蒋介石自然处于优势地位，他的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轮着班盯在张学良身边。张到哪里，蒋介石的就跟到哪里。蒋介石先是委任张学良为副总指挥，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委任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么一来，等于把平、津两市和整个河北省送给了张学良。如此巨大的“实惠”，对张学良当然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与蒋介石比较，反蒋派拉拢张学良的手段就不值一提了。联军57位将领于3月14日联合发出讨蒋通电后，阎锡山先后派行营主任梁汝舟、军械处长张维清和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赴沈阳，冯玉祥也派了邓哲熙、门致中等先后到沈阳劝说张学良加盟。但他们都拿不出什么“实惠”的东西来拉拢张学良，又因为职衔与张学良相比太低了些，所以除了一般性的交谈之外，在态度上很难表现反蒋派拉张学良的“坚决”与“诚恳”。这样，使张学良认为阎、冯二对自己不够尊重，也就虚与委蛇，不肯表态。而蒋介石则不同，他一方面对张学良诱以重利，一方面又采取老一套的分化瓦解手段，以高官厚禄收买东北军的将领。这就使张学良感到很担心，因为他知道蒋介石手腕的“高明”，更知道蒋介石的不择手段的性情。初掌东北大权的张学良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决定倒向蒋介石。这一天，是1930年的9月18日。恰好一年以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两个“九·一八”联系起来，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一东北军入关，在军事上使日本有了可趁之机，张学良加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在政治上成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作交易的筹码。可以说，这是张学良所犯的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张学良加盟蒋介石集团之前，冯、阎部队在中原战场上已呈败势。东北军一入关，蒋介石集团如虎添翼，在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双管齐下的攻势下，先是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其后晋军和西北军将领也纷纷自寻门路投靠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其它杂牌军更是忙不迭地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在蒋介石集团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阎锡山命晋军迅速北撤，回到山西老窝，企图保住这块赖以起家的根据地。而冯玉祥对此并不知情，仍集结部队于郑州外围，准备与晋军协力对付气势汹汹的蒋军。及至知晓实情，冯部将领已各奔东西，冯玉祥只身陷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被蒋介石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击溃了。　　在击败反蒋军事联盟的同时，以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为主组成的反蒋政治联盟也宣告瓦解了。当中原大战的序幕刚刚拉开时，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也开始了一场既要统一又互不相让的大争吵。说“统一”，是因为两派都是反蒋的，因为同受蒋介石的政治压迫而走到一起来的。但是，改组派与西山派的誓不两立是源自国共合作时期的，在党统问题上都十分敏感而且各不相让。在反蒋军事联盟业已实现的情况下，政治上也急需组成一个国民党中央，用以对抗蒋介石的那个“中央”。在此之前，为了对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三届中央表示反对，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另立过中央。现在，双方都坚持以自己的二届中央为合法的党中央，因此争执不休，反蒋的中央政权在中原战火的炮声中酝酿了5个月，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大战开始时，汪精卫正在香港。虽然为了建立反蒋中央的事，改组派与西山派都想让汪精卫尽快北上主持局面调解争执，但是汪精卫却迟迟不动身。他是想等桂系和张发奎北上战胜蒋军后在两广建立中央，不愿到北平去。一直等到桂系和张发奎被蒋军击败，汪精卫的如意算盘落空，他才寄希望于北平，遂于1930年7月23日转道日本来到北平。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会议选举了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并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阎锡山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于9月9日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反蒋的政治大联盟总算在组织形式上形成了。可惜，阎锡山在“国家元首”的宝座上只坐了9天，张学良突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反对扩大会议。9月19日泰军大举关，“国民政府”也跟着垮台了。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议如何收场。但蒋介石挟军事胜利之感，根本不给阎、冯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早在10月3日的“大赦通电”中，就已把阎锡山和冯玉祥列了不可赦兔的名单中。随后又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　　11月4日，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不依不饶，逼迫他们出洋，并发布了通缉令。在这种情势下，阎锡山不得不离开太原，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则秘密潜入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冯玉祥也迁居到晋西汾阳县内的峪道河。在这里，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上是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开办了一所小型的军官学校，训练军事斗争骨干。峪道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玉祥住在这里，为的是防备万一，倘若蒋介石逼迫过甚，他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入陕北。　　蒋介石以权谋加上金钱的力量，击败并摧毁了以阎、冯、桂系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力量，同时瓦解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党内反蒋政治集团。但是，这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却并没有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蒋介石仍然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日子并不好过。　　第九章“经儿可教”　　1．“复印”蒋介石　　蒋介石叱咤一生，雄踞中国政坛几十年，然而他退出大陆政治舞台时留下了什么？惟有破碎的山河、行将崩溃的经济、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和郁结于人民心头的怨愤而已。　　蒋介石一生当中“明煤正娶”的老婆就有4个，除开“第一夫人”宋美龄婚前有约，不愿生养孩子之外，其余三位夫人总共只为他生了一个孩子。这“千亩良田一根苗”，就是蒋介石的大公子。曾在台湾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的蒋经国。　　世所共知，蒋介石名下有两个儿子，长为经国，次为纬国。但纬国的身世至今仍是难解之谜，“官方身份”，他是蒋介石的二公子，但私下里，蒋纬国却又自称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长戴传贤之子，真正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洲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只是他的“义父”。　　依据这个说法，所以只能说蒋介石有一个儿子--蒋经国。据1988年1月14日香港《大公报》的新闻资料，蒋经国的生平概略如下：　　蒋经国乳名建丰，1910年4月27日生，浙江省奉化县人。　　蒋经国为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小学、中学阶段分别在奉化、上海、北京三地完成。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在苏联期间，曾加入共青团、共产党。1935年在苏联结婚，妻原名芬娜，后经蒋介石改名为方良，俄罗斯人。　　蒋于1937年返国，此后数年一直在江西省活动。1937年 8月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1938年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1940年创办的“干部训练班”自任主任，并兼任赣县县长。1943年底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1945年曾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同年底出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　　蒋经国到台湾后，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委。1950年到1954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52年至1973年6月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1954年至1967年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56年至1964年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至1969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4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1月升任“国防部”部长。1967年2月兼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8月兼任“行政院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978年5月起任“总统”，并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　　在国民党内，蒋经国于1950年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自1952年“七大”起，他一直当选历届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在 28日举行的十届中委临时全会上，通过由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6年11月国民党“十一大”当上国民党主席。《大公报》的这个“生平概略”的确也“略”得太多了些，甚至把他1978年2月当选“总统”的事也略去了。其实，蒋经国一生无论做了多少事，建立过何等“丰功伟业”，也都比不上他荣登“中华民国总统”宝座那般“辉煌灿烂”。从政治上说，蒋经国的地位和意义不可轻忽；从家族遗脉的角度上说，他登上“总统”宝座，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父业子承，使蒋家王朝的“香火”得以延续。蒋介石若是“在天之灵”有知，得知此讯也该瞑目了，因为他的长公子终于不违父愿，成功地“复制”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1910年春季的一天，江南大地一片柳绿花红。在溪口丰镐房蒋家祖宅内，降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蒋介石与其发妻毛福梅所生的蒋家嫡传之子--蒋经国。　　蒋经国出世时，蒋介石还在日本，丰镐房内只有蒋介石的高堂老母和发妻毛福梅，婆媳二人形影相吊，每日以诵经礼佛打发岁月，蒋经国的出生，自然使婆媳俩欣喜欲狂。从此，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这个延续蒋家香火的“命根子”。　　蒋经国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悉心照料下，平安而又幸福地度过了懵懂无知的童年，1916年3月，他6岁时，始人奉化武山学校接受启蒙教育，他的第一位开蒙老师是当地的乡贤周东。1917年，蒋介石延请自己幼年时代的老师顾清廉为经国授业，正式拜顾清廉为业师。顾清廉后来对蒋经国的评语是：“天资虽然不高，然颇好诵读”。　　就在蒋经国入学开蒙的那一年，他忽然又有了一个弟弟，这就是蒋纬国。蒋纬国乳名建镐，与乃兄的乳名“建丰”搭配，正是蒋氏祖室“丰镐房”的名称，这丰镐的称谓源于西周时期两个皇帝的都城：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由此可知，蒋介石对这两个儿子是寄予了厚望的。至于“经国”、“纬国”则更深有寓意。许敬宗的《宗庙乐仪》中说：“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蒋介石以“经、纬”二字命名其子，寄望于他们将来成为“经天纬地”的杰出人才，其望子成龙之心昭然于世。　　既是“经文纬武”，前贤之言不可不遵，蒋介石在培养两个儿子时，也是刻意遵循着“一文一武”的路线的。　　“生子肖父”这是每个为人父者本能的愿望。蒋介石自也未能免俗。蒋经国幼时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乃父当年的翻版，甚至连所读书目都大抵相同。江南所著的《蒋经国传》中曾说：“蒋先生当年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蒋经国本人也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是我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录提示出来。”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塑造”蒋经国的方面的确用心良苦，他要求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中国之政治家”。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蒋介石脑子里的“嫡传”思想在无形中左右着他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方式和培养方向，对于“嫡传亲子”的蒋经国，他要将其培养成“政治家”，也就是项羽所说的“万人敌”式的人物；而对蒋纬国，显见因为并非“嫡出”，则只须将他培养成“一人敌”式的人物可也。所谓“文治武功”，最终还是要以“文”。以政治手段“治天下”的。　　1921年，蒋经国转入奉化县锦溪学校就读。当时他只有8岁，其母毛福梅放心不下，曾特意搬到县城陪儿子读书。转年，蒋介石又不顾毛氏的激烈反对，把经国接到上海，先人万竹小学，后又考入浦东中学。至此，蒋经国算是结束了旧式的传统国学熏陶，开始接受新的正规学校教育，逐步走出传统教育模式的巢臼。这时，蒋介石因为在广州“干革命”，所以只好委托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负起经国在上海的临护与督导之责。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而放松对经国的培养，几乎每个月都至少给经国写两封家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经国写去的信中偶尔出现的错别字也要评点纠正，其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除了经常修书“示儿”之外，蒋介石还要求蒋经国勤于写信，他在给经国的信中叮嘱：　　“你每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也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走出课堂，参加上海全市各阶层人的反帝示威游行，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同年6月，蒋介石把他送到北京吴稚晖主持的外语学校补习。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2周。　　蒋经国结束了旧式传统文化教育的培养，进入上海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各种新思潮冲击着人们封闭、禁锢着的旧传统、旧道德；而正处于求知欲十分旺盛。思想可塑极强时期的少年蒋经国，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两次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大游行，虽然不能说明他已具备了先进的革命思想，但至少可以说他是追求进步、向往新生活的。　　蒋介石对儿子的“不轨”行为并未加以训斥，相反，他心里认为儿子是对的。蒋介石自己在求学时期也曾闹过“学潮”，曾被同学们称为“红脸将军”。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蒋介石还曾当堂反驳日本教官，这种行为，在蒋介石求学的那个年代也是一种被视为“不轨”的行为。因此，蒋经国的“过激”行为，非但不是“不逆不道”，相反倒是对乃父的一种“继承”，是蒋介石青少年时期的“原版复制。”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正处在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为了对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表示纪念，特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专门为国共两党培养青年革命干部，在大革命思潮的冲击下，当时的进步学生无不以赴苏留学为荣。蒋经国自然也不例外，他被父亲送往北京学习俄语，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留学苏联。　　蒋经国从北京警察局释放后，来到广州，向父亲提出了赴苏留学的要求。当时，蒋介石正在黄埔军校任校长，与苏联代表鲍罗廷关系密切，他标榜“以俄为师”，以“革命左派”自居，对儿子赴苏学习的请求自然不便拒绝，他只能同意让蒋经国与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学习锻炼了。　　1925年10月19日，一艘载着22名中国留学生的苏联巨型客轮驶离广州黄埔港，从此，蒋经国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这批总计22名的留学生中，有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还有冯玉祥的公子冯洪国、女儿冯丽芬等。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和另外21名同学编成了一个班。学校为每一位中国留学生取了一个俄罗斯姓名，蒋经国被命名为“尼古拉”。　　当时的课程设置是：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冻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此外还有经济地理、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科学等。　　苏联在莫斯科开办的中山大学，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的共产党干部培养基地。因此，这所大学与一般高等学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会议第一、授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的教学方法，主要的课目不是文化科技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及思想改造--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　　蒋经国一入校，立即和其他同学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按实际年龄计算，这时的蒋经国只有15周岁，还是个孩子。启程赴苏后，因轮船在上海有几天的停留时间，蒋经国曾抽空赶回溪口与母亲毛氏作别。毛福梅见小小年纪的经国就要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去学习，自然流了不少眼泪。蒋经国对她百般安慰，同时表示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回国报效国家，也好侍母尽孝。　　在第一期的学生中，蒋经国的年龄最轻，对共产主义学说接受较快。开会发言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常常写文章、出墙报，长篇大论地谈革命道理。所以，在他抵达莫斯科后的第8个星期，便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多后又正式参加了共产党。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他一起的中国同学，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共两党的要人。如在国民党中任职的谷正纲、邓文仪、皮以书、白瑜、韦永成、卜道明等；在共产党中任职的有廖承志、杨尚昆、乌兰夫等。此外还有生前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的屈武。和蒋经国同坐一张凳子的同学是乌兰夫。　　正当蒋经国狂热地投入学习、不断地追求进步的时候，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发生了！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情哗然，并一致通过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在学校发起的声讨大会上，蒋经国慷慨陈词：“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并义正辞严地宣布：“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塔斯社当时曾将声明全文予以发表，传达到世界各地。　　蒋经国的声明原文如下：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晓喻天下后，他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如是说：　　“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那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　　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　　不久，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苏联政府对中国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留学生离境。然而，苏联及共产国际并没有因蒋经国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而迁怒于他，反而安排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就读。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被拒绝，他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参观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蒋经国此行，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　　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给母亲的信》，于1935年1月发表于列宁格勒的《真理报》上：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像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已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相当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以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蒋介石买了许多田产、企业和商店，究竟用谁的钱买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种办法从穷人的手中抢来的钱吗？以前说必须拥护工农的利益、和共产党握手的是谁？那不是现在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吗？从前说苏联是中国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拥护苏联不可的是谁？那不是现在东方反苏联盟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吗？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借款、出卖中国领土的是谁？那不是蒋介石吗？蒋介石是卖国、辱国的政府领袖，他屠杀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争取解放中国民族的英雄。　　这是嘴说“礼义廉耻”的他自己的真面目。我在写这几行文句时，不但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能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　　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人饿死的事吗？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从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奖励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　　也许您不会没有听过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的事？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血--我亲爱的人民的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其耶克、邓尼金、乌兰克尔等所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斗争和交战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每一个有人格的中国人都应站在革命的一边，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跟国民党和蒋介石作无情的斗争，向神圣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中国苏维埃。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中国的工农也沿着俄国工农的道路前进着，在中国已经建立、真正建立了与我住着的国家同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10年间苏联这个国家有极大地改变，现在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工人和集体农庄人员的生活已经比以前的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广阔、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厂是在一片广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时间建成的，现在这工厂有4万名工人工作着。这些工作建设了最好的社会主义城市。他们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去年是220卢布，今年增加到310卢布。1930年以前，我上过各种学校，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权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我对自己的祖国--苏联--在各方面、各部门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记录，感到非常光荣，不胜高兴。我的祖国--苏联--天天在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和消灭一切敌人。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国就特别成了仇敌的眼中钉。仇敌用各种方法和谣言诬蔑苏维埃政权。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阵营，巩固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您能出国，不管那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祝您　　您的儿子蒋经国　　1935年1月23日　　这封公开信曾被苏联的媒体广为传播，轰动一时。此后，西方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曾转发或摘发了这封公开信。蒋氏父子从断绝关系到反目成仇，表明了这10年间父子二人所走的完全是两条路。蒋经国写了这封公开信，抒发了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父亲的“仇恨”，在世人面前树起了一个“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形象。可是，这封公开信的发表，都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相反，他在工厂里担任的副厂长职务被解除了，党员的资格也被莫名其妙的取消。在“反蒋公开信”发表之后，蒋经国又曾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可是，有关部门却未予答复。蒋经国感到沮丧，更觉得难堪--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公开把生身之父臭骂了一顿，结果好心没得好报，反而遭到“无产阶级当局”的冷遇。然而，对这封公开信最感难堪的还是蒋介石。蒋介石早年曾对蒋经国和蒋纬国这小哥俩有过评语，谓日：“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寄予了无限希望。结果，正是这个被赞为“可教”的“经儿”居然公开写信与乃父绝裂，而且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从政治立场到人品道德，把生身之父说得一无是处，这怎能不令为人父的蒋介石难堪！　　当然，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跌扑翻滚了近20年的蒋介石也明白儿子这封信完全是一种政治手段，并不一定代表儿子的真情实感。他更明白的是，经国毕竟是自己的骨血，当年把他送到苏联，为的是让他学点本领回来辅佐自己的“革命大业”。虽然儿子已经娶了个苏联老婆，而且有了孩子，但他的根在中国，他必须得回来，回到自己的身边。　　2．夫人·情人·后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经国仍然留在苏联。6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助理指导。　　蒋经国初到列宁格勒时，还曾有过一个巧遇：邂逅了苏联作家、大文豪高尔基。　　那是1927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蒋经国独自一个人在涅瓦河畔散步，正当他一边散步一边低头想心事的时候，冷不防撞在一位老人身上，老人一个趔趄，蒋经国慌忙伸手扶住。他抬起头来正准备道歉，却一下子愣住了，这老人清瘦儒雅，又有几分威严，个子高高的，背有些驼，颔下一部大胡子，这不是高尔基吗！大概高尔基刚才也是在一边踱步一边构思作品，没有看见低头行走的蒋经国，两个人才撞了个满怀。　　蒋经国读过不少高尔基的作品，对这位无产阶级的大作家。列宁的好朋友，充满了钦敬之情。他局促不安地望着高尔基，用流利的俄语向他表示歉意。　　高尔基地笑着，安慰蒋经国：“不要紧，不要紧！”又亲切地问他：“看来你似乎有什么心事，需要我帮忙吗？”蒋经国当时正是满腹心事，在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面前，他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于是，他把老人扶到路旁一张石凳上坐下，把自己的身世、经历以及隐藏在心底从未示人的肺腑之言尽数向高尔基倾吐了一番。说到动情处，他情不自禁地落了泪。　　高尔基一边听一边亲切地抚摸着蒋经国的肩膀，像个的长辈，又像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热情地鼓励蒋经国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并且充满信心地告诉蒋经国，中国的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　　这一老一小谈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高尔基才起身离去。　　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给蒋经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曾在回忆录《留苏十三年》中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这也是蒋经国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931年，斯大林开始全国清党，政治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加上农业歉收，苏联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各地灾荒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势下，蒋经国也受到影响，过了一段下放劳动的苦日子。这期间，他当过集体农庄的农民，在一个小火车站当过搬运工人，还曾到阿尔塔金矿厂当过一阵子矿工。1933年，他又回到那个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工人。由于他在工作中不怕吃苦，积极肯干，不久便被提升为技师，并代表工厂领导参与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在党内还担任过支部书记。1934年，蒋经国被提升为副厂长，并兼工厂报纸的主编。　　1934年春的一天夜里，蒋经国因为加班，忙到夜里门点多才下班。回宿舍的路上，他突然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去路，图谋不轨。蒋经国见此情景，即上前阻拦，救出了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就是后来同“尼古拉”同志缔结姻缘并白头到老的蒋方良女士。蒋经国“英雄救美人”，一下子得到这位异国少女的青睐。　　从此以后，蒋经国与这位俄国少女的感情日渐深厚。由于两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又同是共青团员，加上志趣相投，双方很快”就一同坠入了爱河。　　蒋方良女士原名芬娜，是个孤儿。他父亲原是俄国的有产阶级，十月革命后变成了小康之家，靠劳动收人维持生活。芬娜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使蒋经国为之倾倒。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这一对异国情侣结下了白首之盟。证婚人是后来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新衡。　　芬娜与蒋经国结婚以后，在苏联的两年中，夫妇二人一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那时蒋经国的月收入为700卢布，算是上中等水平。同年年底，他们生下长子，俄名爱伦，（即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个女儿，俄名爱理（即蒋孝章）。那时的芬娜小姐，是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的。　　就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事变，可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给蒋经国夫妇的个人生活带来戏剧性的变化。　　因为蒋经国赴苏已十余年，除开始两年还给家里写过几次信之外，自1927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国内联系过。遭蒋介石遗弃但“离婚不离家”的毛福梅曾多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探儿子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出什么结果来。“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曾与蒋介石共叙同事之宜。闲谈问，蒋介石流露出念子之情，说“经儿赴苏十余年，现在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早日回家。唉！12年不见面了！”父子之情，非干政治，周恩来基于人道主义，当时就答应尽力帮助打听经国的下落。力争促成他回国与家人团聚。另外“西安事变”之前，即1936年初，蒋廷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当时蒋介石也曾委托宋美龄转告这位新任大使，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时隔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遂接见了蒋经国，并同意放他回国。　　1937年3月，蒋经国27岁生日的前几天，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延敝突然会见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已决定把蒋经国夫妇送回中国，并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宴会。几天以后，3月25日，蒋经国带着自己的妻子踏上了归途。12年半的异国生活，从此结束了。　　1925年到1937年，12年的时间，蒋经国在异国他邦度过了人生最绚丽的青春年华。往事历历如昨，不堪回首。然而，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想到父亲当时在国内的地位，隐然间，“太子”的美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几许快慰、几许依恋、几分憧憬、几分苦涩与甘甜……蒋经国百感交集、五内沸腾，他从心底深处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唤：祖国，我终于要回来了！　　对于蒋经国的妻子芬娜来说，中国是一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土地，出于对丈夫至诚的爱意，她是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踏上去国离乡的旅途的。　　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一路所见所闻，芬娜无不感到新奇。这位俄罗斯女人初次离国，一心只憧憬一个新的天地，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语言和习俗都有许多障碍，在宗教方面难处更多。俄罗斯民族大都信仰东正教，在礼拜仪式和信仰心态上都与基督教不同，而蒋家信仰的正是基督教。为了宗教问题，芬娜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逐渐调整过来。　　更不习惯的是饮食。上海、浙江一带的中国厨师，善于做腊味很重的江浙菜，芬娜嫌菜的味道太成，常常吩咐煮淡一点。在苏联国内，吃乳酪、夹一片黑麦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够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有时筵席一桌竟上来几十道菜。　　也许是由于这诸多方面的原因，芬娜来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直到蒋经国就任“总统”，芬娜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内“第一夫人”，民众对她仍相当陌生，除了知道她是俄国人外，其他所知甚少。而她也很少抛头露面，是一位相当神秘的女人。　　1937年4月28日，是蒋经国还乡省亲的日子，奉化溪口镇的主要街道挂满了横幅标语：“热烈迎接蒋经国先生还乡！”离家时，蒋经国还是个15岁的少年，如今却是携妻眷、带家小的青壮年了。一念及此，蒋经国怎不感慨万端！　　当蒋经国一家乘坐的汽车驶进溪口镇时，手执彩旗的武岭学校师生一拥而上，鞭炮声、欢笑声把溪口古镇都震动了。车到丰镐房大门口，蒋经国敏捷地跳下了汽车，向迎候在门口的亲朋好友依次行礼，并将爱妻及孩子介绍给大家。然而在欢笑的人群中，独不见朝思暮想的母亲，蒋经国的笑容渐渐凝住：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妈妈？莫非是她老人家生气了？　　毛福梅的确有几分气。她认为，儿子回来应当先看看娘。一别12载，娘想儿都想出病来了，哪怕早一分钟见到也是好的啊！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到了上海都不急着回乡，而是住在那里忙着与那些不相干的人周旋，害得老娘熬了星星又熬月亮地苦等。　　其时，毛氏有所不知，蒋经国也是身不由己。　　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乘船抵达上海后，才知道父亲已另娶了宋美龄为妻。他一下船，立即陷入了父亲精心布置的包围圈。陈果夫、陈立夫、张静江、杜月笙等人轮番给这位“太子”做思想工作，劝他说“认下”蒋介石这个父亲，再认下宋美龄这个“妈妈”，然后再回溪口去探望生身之母。在众人的劝说下，蒋经国总算“想通了”，他决定先去向10年来一直被自己视为“敌人”的父亲请安、告罪、赔情。他之所以如此决定，并不仅仅是出于骨肉亲情的考虑。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决定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被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所掩盖，呈现“转变”的迹象。父亲可以变，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变呢？于是，蒋经国决定求得父亲对自己的宽容，他以先行开口称呼宋美龄为“妈妈”的良好表现，获得了蒋介石的宽容。父子相认之后，蒋经国表示愿意在国内工业建设上略尽绵薄。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先到溪口去“补习国文”，其他的事放一放再说。这样，蒋经国才如蒙大赦，急忙打点行装，奔回家乡来看望阔别12载的高堂老母。　　毛福梅的心里埋怨儿子失礼，不由得犯起了女人家的“小性子”，她想考验一下儿子，看看他究竟还认不认得亲娘。于是，她事先把她的亲姐妹、义姐妹、兄嫂、小姑、大姑等等都请到佛堂里来，团团坐下，只等经国过来，要考较他还认不认识亲娘。可惜，她设计得挺好，到头来却是白费了心思，因为当她一眼见到门外那个方面大耳、被自己朝思幕想的亲骨肉时，她心中的怨愤、气恼，所有的精神防线立即就崩溃了。当下毛福梅热泪如泉，蒙住了双眼，只觉得一个热呼呼的人影扑了上来，跪倒在自己膝前，并听见一声便噎着喊出的“娘--”旋即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时举座皆啼泣有声，屋子里溢满了浓浓的亲情。芬娜与经国长相厮守，已经学会了不少常用汉语，遂泪眼上前盈盈一拜，叫了声“婆母”，又代儿子叫了声：“拜见阿娘。”　　毛福梅这才止住了哭声，慌忙把跪在地上的芬娜母子拉了起来问：“这孩子叫啥名字？”经国在一旁答道：“在国外叫爱伦，阿爹说，回到祖国要按中国的习惯取名，阿爹替他取名叫孝文。”　　毛氏又问儿媳名字，经国代答：“她在苏联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方良，蒋方良。”　　毛福梅熬了12年，终于苦尽甘来，把宝贝儿子盼了回来。按奉化风俗，游子携卷来归，必须补办婚礼，否则族众不承认这桩婚姻，子孙就没法进宗谱了。蒋经国为讨母亲欢悦，欣然同意补办喜宴、重做新郎。于是择定黄道吉日，经国与方良按中国传统习俗补行婚礼仪式，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愿。　　经国携妻挚子返回溪口，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住进了武岭崖侧的一幢名为“小洋房”的别墅式建筑。这是蒋介石为了清除经国旅苏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而替他安排的修身养性之所，老蒋不论初衷，他要按照自己既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以便将来有一天能够“子承父业”，替他们蒋家王朝坐江山。　　蒋介石聘请徐道邻做经国补习国文的教师，并把当年顾清廉亲自圈点过又送给自己的一套《曾文正公集》和朱子《通鉴纲”目》、《阳明全书》等送给经国，让他潜心研读。此外又请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师，专门负责教授蒋方良学习中文。　　小洋房周围环境极为幽雅，依山傍水，古木参天，的确是一处上好的修身养性之所。蒋经国读书之余，常常偕妻子游山玩水，领略家乡的大好河山。有时还骑马到葛竹、萧王庙和岩头等地去拜望长辈。　　奉化溪口以南十五公里的岩头友称岩溪，千载古村，钟灵流秀。旧有“岩溪书屋”四字的门额，款署“晦庵”，是南宗朱熹（号晦庵）为浙东儒学提举出巡过境时所题。宋元间隐居邻村榆林的著名文学家戴表元诗云：　　“已扫轩前壁如练，　　待宾醉墨照岩溪。”　　林首的西峰寺，是创建于唐代的十方禅刹，明代名士罗抱灵曾在此隐居讲学。村口有“狮象守门”的形胜，狮山、象山分峙左右。晚清时善作的大字、“名冠两浙”（翰林孙镪的评话）的书法家毛玉佩所作“石泉”两个大字，凿于象山临溪的石壁上，笔锋苍劲。由此而人，便是蒋经国的外婆家--毛姓世居的岩头。　　岩头是在山峦重叠间的一个长谷，一弯溪水，岩上奔流，破村而出。居民分居两岸，村首到村口，石版砌成的平桥有三，拱桥有一，往来便利；上村的街道在溪之东，下村的街道在溪之西。昔时就有钱庄、南北杂货、绸布、粮食、糕饼、中药、鱼、肉、烟、酒等大小店铺二三十家，是附近数十个山村的供销集镇。货物运输，全靠肩挑和竹筏载运。　　岩头和附近的石门等山村的居民，毛姓居多，都是同宗。宋时迁自江山石门乡，后裔繁衍，秀士名宦，代不乏人，有一“父子登科”的扁额，至今犹悬于岁时祭祖先合族共有的大厅堂上。出身于此地毛氏族内的近代人物有：毛思诚，是蒋介石十六岁在岩头读书时的塾师，在蒋介石得势后，历任至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撰有《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卜书。毛景除毛景彪昆仲，都毕业于陆军大学。毛景麟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军长和军参谋长；毛景彪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毛邦初、毛流初昆季，毛邦初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曾任杭州览桥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副总司令；毛流初，毕业于金陵大学、船空军校二期、美国空军参谋大学，曾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长、空军第四军区副司令，去台后任“空军作战署”署长，“空军学校”校长、“国防大学”教育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联勤”副总司令，现任“民航局”局长。毛景彪的长子毛高文，也在台湾，现任台湾“教育部”长。他们都是蒋经国外婆家的同宗本家。蒋经国初回家乡，就常常到岩头去与这些亲旧们叙谈。同他的父亲一样，蒋经国的乡土观念和亲情观念也很重，回国后，他每次回到溪口都不忘到岩头去走访一遭，有时还带着妻子蒋方良一起前往，以示重视。　　蒋方良初到中国，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她跟随丈夫拜见公爹蒋介石的时候，内心是十分忐忑不安的，生怕因为语言交流的不便而遭歧视。蒋介石初见这位异国儿媳时，也对她的高大身材，金发碧眼的相貌感到别扭，但相处几个月后，蒋介石才发现这位外国儿媳的性情十分温柔婉约，又很会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关心儿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标准。于是，老蒋心满意足，为儿媳赐名“方良”，对她所生的两个孩子，老蒋也允准“认祖归宗”，分别取名蒋孝文、蒋孝章。　　由于有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加上聪颖好学，蒋方良的中文学习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年之后，她就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国语同人交谈了。　　蒋方良来到中国后的另一大难关就是对中国的气候不适应。尤其是1949年随夫迁到台湾后，因为台湾属于亚热带，四季不分，使自幼在苏联长大的蒋方良感到极为不适。但是，每当她感到与丈夫的恩恩爱爱，想起丈夫在西伯利亚荒原上所曾承受的冻馁和熬煎，就觉得自己眼下的处境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善良的蒋方良就是这样一个人，善于为别人着想，会体贴别人的苦楚，从不给丈夫制造麻烦。在蒋经国任职赣南专员期间，蒋方良因为没去随任，夫妻间相见的机会很少，但她都绝不因此而对夫君提什么要求，而是默默地承爱着孤独寂寞的折磨。除了每日孝敬婆母外，她还开始学习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艺术，用以排遣孤寂、打发时日。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举家从重庆迁到上海，夫妻二人相聚的时间才多了起来，这一时期，蒋方良又为蒋经国生了第二个儿子--蒋孝武。1948年，蒋家王朝崩溃在即，军事上连连失利，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也濒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上海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物价飞涨，蒋经国这时正在“打老虎”，试图挽救行将崩溃的经济形势，为了“以身作则”，他的家庭生活一度也很清苦，蒋方良这时已怀了孕，一日三餐不丰，身体大受影响。分娩时，因失血过多，蒋方良一度昏迷不醒，后经输血才抢救过来。这个诞生于王朝末日的蒋氏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就是蒋孝勇。据说，蒋家王朝败走台湾之后，在蒋孝勇10岁生日的那天，蒋经国曾特意买了一个三层大蛋糕送给这位三公子，说：“这是我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　　蒋方良随丈夫初到台湾时，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房子并不算宽敞，是一幢旧式建筑，住家附近都是些寻常百姓。到了60年代末期，台湾经济有了起色，他们才搬到一处比较宽敞的别墅里。　　在台湾的几十年，可说是蒋方良嫁给经国之后所度过的最平和安定的时期。所谓“平和安定”，非特指政治方面和“国事”，而是指他们夫妇间情感的危机而言的。蒋经国在赣南任职期间曾移情别恋，这一风流韵事被当时居住在陪都重庆的方良知晓后，对爱情一向执著专一的蒋方良气得几乎晕过去，她不敢以这种私情琐事去搅扰担负着“党国大任”的公公蒋介石，只好去见宋美龄，向她哭诉自己相夫教子、贤良淑慧却换来如此报应的委屈，并表示要亲赴赣南同蒋经国理论一番。宋美龄当即劝止她说：“一切我都知道了，我一定代你转告，自有处理。”蒋方良当然不敢不听，她也不敢把这件事扩大到满城风雨的地步，只好默默而退。　　这场感情的风波使经国与方良之间的关系出现裂隙，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赴台后，这裂隙才逐渐弥合。蒋方良平时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家里却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的事业，她默默地奉献着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夫妻俩风雨同舟数十载，老来岁月，感情却是愈见深厚了。　　有一件事，足见方良对蒋经国的感情之诚挚与深厚。　　1970年4月的一天深夜，蒋方良突然被卫士从睡梦中唤醒，卫士惶急地报告说：刚接到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蒋经国在访美途中，在纽约普莱兹大饭店门前遇刺，所幸子弹射偏，打中了饭店大堂的玻璃旋转门。蒋方良闻言，立即向纽约打电话，对饱受惊吓的丈夫进行慰问，并再三嘱他今后要特别小心，还表示：等丈夫结束访问返回台湾时，她一定要亲赴机场迎接。不久，蒋经国归来，蒋方良果然不负前约，亲往欢迎，在欢迎的人潮中，她上前与蒋经国热烈拥抱。据当时在场的人估计，两人拥抱的时间至少长达20秒钟！　　人们曾把蒋氏两代夫人作过比较，说：“婆婆本事高，媳妇本质好。媳妇比婆婆可喜得多。因为蒋老夫人以一个中国人而醉心于西化；而方良夫人是个西方妇女，却一意把自己投入东方的染缸，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的确，蒋方良虽为异国妇女，都处处表现出传统的中国妇女的贤淑美德，相夫教子，淳良和善，从不张扬自己的“夫人”身份，却由此而得到人们的尊重。尽管方良不惯于社交场合的往还，更不愿卷入政治风浪的漩涡，但她晚年已贵为“总统”夫人，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她不得不出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配合丈夫进行各种各样必须的“表演”。　　作为一个母亲，蒋方良对膝下三儿一女也是极尽了爱护与养育之责的。女儿蒋孝章是经国夫妇的掌上明珠，深得他们的喜爱。1960年，23岁的蒋孝章出嫁，结婚那天，蒋方良紧紧抱着蒋孝章，母女俩相拥而泣，哭成了一团。长子蒋孝文长年卧病，则是蒋方良的一块心病。如果说蒋方良也有愁眉深锁的时候，那么她一定是在为孝文而发愁了。时常出入蒋家的台湾国民党政要来时选曾对方良作如此评价：“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　　1988年，蒋经国病重期间，蒋方良随侍照拂，不离左右。由于紧张和劳累过度，致使她心脏病发作。1988年1月13日下午，与方良风雨同舟半个多世纪的蒋经国与世长辞，那一时刻，蒋方良却因为心脏不好，正在隔壁房间内吸氧，因此未能与丈夫诀别。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良都无法从哀痛中解脱出来。她常常独自前往慈湖，在丈夫灵前孤坐哀悼，以寻求心灵的慰藉。　　1989年和1991年，方良的两个爱子蒋孝文、蒋孝武又相继病逝，蒋方良尚未从亡夫之痛中解脱出来，却又一次再次地陷入了亡子之痛的巨大悲哀之中。　　然而，蒋方良这位来自异域的“标准的中国妇女”却没有被接踵而来的巨大的感情创伤所击倒。也许，正是俄罗斯民族的坚强与中华民族的坚韧给了她双倍于普通妇女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她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蒋氏豪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994年11月14日，正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的台湾海基会董事。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因脑溢血被送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救。其正在美国的胞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接到从台湾打去的电话，闻知此讯悲痛欲绝，即与各方联系，终于获得“个案”处理的待遇，于11月16日飞抵北京，赶赴医院探望。　　章孝严望着昏迷中的弟弟，轻声呼唤着孝慈的名字，然而孝慈却安卧病榻，没有丝毫反应。章孝严心里十分难过，他们兄弟俩的出生时间仅相隔几分钟，可以说是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对孪生兄弟自幼命运坎坷，几十年来一直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挚，如今，弟弟却倒下了，章孝严怎能不悲痛莫名，思绪万千。　　11月18日，章孝严抽空离开弟弟的病榻，飞赴桂林，来到其生母章亚若墓前。他献上花圈，点燃了九柱香，以表他与孝慈两家共计九口人的心意。随后，章孝严鞠躬如仪，焚烧纸钱。这时，一直竭力控制感情的章孝严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失声痛哭，倒在母亲章亚若的墓前叩首连连，边哭边诉：“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弟弟孝慈平安度过难关。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思念！”　　章孝严在母亲墓前长跪不起，上苍为之动容，山河为之饮泣，墓地长风忽起，被焚化了的纸钱随风飘舞，漫天挥洒，消失在山石树木之间。望首那飘忽远去的纸灰，如烟往事又浮现在章孝严的心头。　　1942年农历正月27日晨，一对男婴降生在广西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这两个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生下来时体形十分瘦弱。　　这一对双胞胎的生身之母就是章亚若，而他们的父亲便是蒋经国。　　关于章亚若生子的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妇产科专家李瑞麟曾以“接生婆”的身份予以详述。李瑞麟早在30年代即以医名显于一时，她所著《我的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四二年初，时任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的李瑞麟，接待了一位手持蒋经国名片、自我介绍为新闻记者、操着江西口音的青年孕妇。她来自江西赣州，表示要在省立医院生产。经李瑞麟检查为双胞胎后，她就不时到医院来作检查。孕妇自称在江西已与蒋经国结婚，但她从不夸耀，很朴实也很节俭。约三星期后，她在省立医院产下了不足月的双胎男孩。因她客居桂林狸狮路，故为孩子分别取乳名“狸”和“狮”　　事隔几十年，李教授对孕妇的姓名已毫无印象，但对狸、狮这双胎男孩却是记挂心中。因为出院后一个多月，该孕妇曾带着两个孩子来作过检查，这也就是李教授与狸、狮的最后一面。孩子的妈妈当年秋季因发烧入院不久即去世。以后在衡阳、上海等地，李教授与蒋经国多有接触，但始终没有听到过蒋经国谈起此事。　　那当年在广西省立医院的孕妇难道就是章亚若？狸、狮就是当今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章孝严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章孝慈吗？我追根寻源，访问了居住在上海浦东新式工房中的74岁老人桂辉女士。　　操一口江西普通语、身体健朗的桂辉老人，谈起狸狮兄弟俩，不禁老泪纵横，心情激动。她说，当年那持名片求医的女子，正是由她陪同前往的义妹章亚若。她们由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亲如姐妹。以后到了江西，在蒋经国办的三青团干训班一期时，又为同期同队同室的知交。章亚若这然而逝时，桂辉相伴在侧。蒋经国在接到噩耗的电报后，迅即委派了时任职于盐务处的王制刚协同桂辉料理后事。事毕后，狸狮二儿即由桂辉及章亚若胞妹章亚梅送到江西万安的外婆家。　　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官邻里，蒋经国正因持续的高烧而昏迷沉睡，他的家人和“国府”要员们陪侍在侧，眼看着蒋经国被病痛折磨，只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紧张忙碌着的医务人员们。突然，蒋经国的嘴唇蠕动着，吐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字句，人们趋前俯身敛声屏气侧耳细听，渐渐分辨出他是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凡是听清了这个字眼的人，无不相顾失色，心中暗暗称奇。想不到时隔近半个世纪，这位“民国总统”居然还惦记着那位早已香销玉殒的南国佳人！　　提到这位南国佳人--章亚若，不得不先交待一下蒋经国赴行南昌的经过。　　蒋经国携妻挚子归国之初，蒋介石安排他在溪口小洋房读书“洗脑”。然而时隔不久，抗战烽火燃起，正在蒋介石思谋着如何安排儿子的职务时，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的政学系首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电请示：“委座与中共五年净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正是三伏天送来个凉西瓜，熊式辉这一下“马屁”正好拍到了点子上。不久，蒋经国就以“太子”身份步人了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他特意写了个报告向父亲表示：“我有很先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1937年8月，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最初担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不久，熊式辉又任命蒋经国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少将总队长，后又让他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蒋经国又被委任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赣州县长。他初出茅庐，工作热情很高，薛汕曾专门撰文介绍了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工作片断：　　这个时期，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越范--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人物，像许德暧、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做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先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悻悻地出来。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了，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现。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从容不迫地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地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在台上写上了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普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头：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把腰上的风纪带也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肖的玻璃窗，闪着闪着。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破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从这段回忆文章不难看出，当时的蒋经国不但工作热情高，而且很愿意同青年学生们交往，对青年们的激进、大胆、热情也很理解并且尽力支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态度，蒋经国在江西开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　　在这个“青干班”上，满腔热情，精力旺盛的蒋经国在工作之余，演出了一场短暂而又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爱情悲剧。所“悲”者，因为这场恋爱的女主角章亚若实在是“红颜薄命”，在产下一对“爱情的结晶”--蒋（章）孝严兄弟俩之后--即“香魂一缕归天去”留下了一笔感情的“孽债”，竟使蒋经国这个“男主角”在昏迷之中仍念兹在兹。　　章亚若是当时“青干班”中的一名女学员，关于她的身世，有必要交待一下。　　章亚若原应姓黄。她的祖父黄伯昌原籍浙江。太平太国起义时，黄伯昌尚在雄褓之中就随父母加人起义军。义军转战至江西南昌时，黄伯昌的父母病故，幼小的黄伯昌遂被关城镇间家村的一户章姓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当地陶氏女儿为妻，生子，名章贡涛，即亚若的父亲。　　章亚若生于1913年，幼时乖巧伶俐，活泼可爱，从三四岁起，就随父亲习诗练字，乃至上中学时，已成为当时南昌女中出名的才女。　　亚若中学毕业后，遵父母之命，亲上作亲，嫁给了远房表哥唐英刚，这一年，亚若只有15岁。亚若的确是“红颜薄命”，这一点从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就不难看出。丈夫唐英刚是一个守旧思想极为浓郁的青年，在当时风雷激荡的大环境中，固守传统儒生风范，沉迷诗画砚墨。而章亚若是个接受过现代教育原想趋于激进的女性，个性上的严重歧异，使小夫妻间的感情日渐疏远，甚至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的唐英刚终于以自杀结束了这场不幸的婚姻--章亚若23岁，就成了一位“未亡人”。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亚若此时孀居娘家，她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瀚若及子侄们逃亡南下到了赣州。为了生计，她决定在赣州谋职。　　当时，蒋经国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他手下的保安副司令吴驻与章亚若有姻亲关系（亚若大弟媳的哥哥），经吴驻介绍，亚若进入专员公署工作。亚若参加工作，是以未婚女青年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倒不是她有着隐瞒什么，而是她的母亲认为，一位寡居的青年女性在外奔波会有诸多不便。　　章亚若担任公职后，工作态度非常积极，经常参加义务救护队，帮助救护因日军空袭受伤的民众。对于她的这种表现，蒋经国曾在会上专门予以表扬。　　蒋经国在赣南一方面致力于地方政治，一面也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班底。1940年，他在赣州西郊赤殊岭办起了“干训班”，计有学员150余人。　　这一批学员中，除章亚若之外，还有一位“大名人”--王升。王升为了报效蒋经国，在青年学员中结交了10位比较贴心知己的朋友，并在赤殊岭的松林里为盟、祭拜天地，结为“金兰之好”。这结拜的10名“兄弟”中，年龄居长、被称为“大哥”的居然是一位红粉佳人--章亚若。女人当“大哥”，原也是遵从蒋经国的教导：女同学要有男人气概。因此，当时的训练班学员中，男女同学彼此间都称兄道弟。　　王升与蒋经国交厚，与章亚若又有结拜之情，为了讨蒋经国的欢心，遂处处制造机会，让章亚若与蒋经国接近以便从中撮合。　　章亚若自从认识了蒋经国，便从心底产生了爱慕之情，可说是一见倾心。而此时的蒋经国虽已有妻室，但毕竟离家几年，内心里时常感到孤独寂寞。章亚若的出现，恰好使他如久旱逢甘霖，因此两人很快坠人情网。章亚若固然算不上倾城倾国的美人，但她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年龄又与蒋经国差不多，正处在一个女人最具魁力的年龄段，加上她生性大方，冰肌玉肤，正是蒋经国这种有权有势的男子所需要的女伴。所以，在王升的一力成全下，两个人很快就难舍难分了。　　关于蒋、章的这一段恋情，亚若的初中同学、后又与她同事过的桂辉曾回忆说：“在赤殊岭受训期间的某一天黄昏，亚若曾失魂落魄地向她诉说：她担心自己的日记已被一些同学偷阅，怕她与蒋专员的恋情被这些不知深浅的同学公开。　　青干班结业后，章亚若被分配到专员公署担任秘书从此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如影随形地随侍在他身边。蒋经国有一个时期经常到辖下各地去出差，名曰“探察民间隐情”，章亚若则每每以秘书身份随他到各地察访，两人日夜相处，几成公开的秘密。　　章亚若是当时的专员公署里唱戏唱得好的几位女士之一，她的京戏功底虽不能与科班出身的名伶们相双，但一出《玉堂春》也常常令人击手称赞。据说，蒋经国的夫人方良还时常向亚若请教，亚若也一度认真地当过蒋方良的京剧家庭教师。　　章亚若以她的多才多艺博得了蒋经国的青睐，尤其以她的温柔聪慧、善解人意一步步占领了蒋经国的感情世界。蒋经国沉醉于亚若的柔情之中，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捧给这位温婉可人的佳丽。他将自己世袭珍藏、从来不曾示人的留苏日记手稿交给亚若阅览，让自己的心上人步入他昔日的苦难世界，分尝他所经历过的人生百味。当蒋经国的生母不幸遇难后，他又将毛夫人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其用心之良苦，是令章亚若为之心醉的。　　蒋、章之间的恋情迅速发展，超越了师生界线和上下级的界线，两人以“慧风”、“慧云”的呢称取代了彼此的呼名唤姓。不久，爱情的种子发了芽，章亚若怀上了蒋家的后代。至此，蒋、章恋情完全公开，专员公署上上下下到处传扬，以至远在重庆的蒋方良及蒋介石夫妇也得到了这一“喜讯”。蒋方良以夫人之尊，自然不依不饶，曾去找宋美龄哭诉，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醋海波涛”。蒋介石闻讯后，虽然没对儿子严加训斥--毕竟儿子肖父，这小蒋的风流较之老蒋的风流还差得远呢--但也发了一封密电，限蒋经国立即处理此事。　　老蒋令小蒋限期处理这桩风流公案，实在也是为小蒋的前程考虑。毕竟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无名无份，若是传扬开去，势必授蒋经国的政敌以口实。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树敌过多，积怨不浅，若是因此事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势必直接累及蒋经国的形象与政治前程。蒋经国接到父训之后，也早想通了这一节，他考虑到章亚若在此次风流案中最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甚至连她的安全都成问题。于是，他决定将章亚若送到环境相对安定的大后方去待产。　　章亚若对此时分手极不情愿，怎奈蒋经国苦口婆心一番规劝，遂勉强答应了。1941年底，蒋经国假座张万顺酒店设宴为章亚若饯行，陪席的有章亚若在青干班的结拜兄弟王升、倪豪、桂辉等，此外还有桂辉的哥哥、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同事桂昌宗。　　据桂昌宗回忆，当时同席者是否都明白此次宴会的目的，他不太了解，但他和妹妹桂辉是完全知情的。因为早在1941年8--9月间，亚若即来找桂昌宗，告知已怀有专员后代的秘密，并央求昌宗尽快找到其妹桂辉，请桂辉陪她一起到桂林去待产。亚若还透露；公署里有刻意拉关系的人主动表示愿意同行，但亚若怕这些人靠不住，均未予同意。　　桂辉接到哥哥的电话后，立即回到赣州，准备陪亚若同赴桂林。　　蒋经国让亚若到桂林生产，除了考虑桂林天然岩洞较多，躲避日军空袭较为方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尚未沦入日军铁蹄之下的地区中，只有省立桂林医院的设备最好，水平最高，对亚若母子的安全能有保障。可惜造化弄人，章亚若恰恰就是在这“有保障”的地方魂归天国的。　　章亚若一行到了桂林后，由广西民政厅长邱昌渭出面，代她们租下了狸狮路的一幢房。在章亚若隐居桂林待产期间，蒋经国多次以“公事出差”为由，到桂林去探望。章亚若生下一对双胞胎后，他更来得勤了，为了力求保密，蒋经国还曾利用化妆手法改变容颜，以掩饰自己的身份。　　章亚若的双生子是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大约两个月左右。据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回忆说，1942年春节后的一天，她从赣州专程赶到桂林，一到狸狮路，即听说姐姐已住进医院，于是章亚梅立即赶往医院，照料产后的三姐。章亚梅说：“两个小侄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保温箱中。”　　章亚梅称蒋经国为“阿哥”，此后一直延用这个称呼。章亚梅还清楚地记得，当三姐亚若出院时，蒋经国专程来到桂林，在狸狮路等待着亚若母子三人回家。当时，亚若还叮嘱妹妹不要告诉“阿哥”哪个孩子是老大，说是让他猜一猜。这“阿哥”居然经住了“考验”，他满面笑容地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之后，立即毫无差错地指出了谁大谁小。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喜爱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当时一边开玩笑地指着婴儿的小脑瓜说：“看你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猫咪？”蒋经国笑了起来，他低头对怀中的两个儿子喊道：“大猫！小猫！”　　从此，蒋（章）孝严、孝慈两兄弟的乳名就唤作“大毛、小毛”。　　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满月时，蒋经国又一次赶到桂林，这次他还带来了两兄弟的学名：孝严、孝慈。蒋经国不仅依从蒋家第三代的“孝”字为双生子命名，而且告诉亚若，虽然没有正式的婚姻，但儿子仍应姓蒋。据章孝严于90年代撰文回忆，直到他们兄弟俩的生母章亚若去世后，这对小兄弟交由外婆周锦华照管，为了安全起见，到他们3岁多人托儿所前，才改为章姓，而且这改姓之举是在争得了蒋经国的同意后施行的。据说，当时达成的协议是：一旦形势安定后，再将孝严与孝慈兄弟俩的姓氏还原的。　　章亚若生子后，章亚梅及桂辉一直在她身边照护。章亚若死前的几个月时间中，蒋经国频频来探望，表现了他对章亚若及两个儿子的一往情深。桂辉回忆说：有一次大伙在门外纳凉，章亚若双手环抱着两个儿子，无限神往地述说着他们长大后的各种计划与安排，脸上充满了期待与憧憬。　　然而直到这时，章亚若在蒋家的地位与身份问题一直未能明朗化，亚若对两个儿子的名份问题尤其关心，她开始趁蒋经国来桂林的机会，用柔情和泪水催促他了。她要尽早使两人的关系合法化，以保证儿子们的地位的合法化。她不肯长期躲在“妾身不明”的阴影中。　　也就是这一时期，蒋经国的政敌们开始频繁向老蒋告状，经国在私生活和官场上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　　就在这时，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突然死亡。章亚梅和桂辉在这突然的变故面前茫然无措，至感困惑。　　她们全都记得，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还活蹦乱跳，浑身充满了活力。头一天的傍晚，她应邀赴了一场晚宴，至深夜回家后，感觉腹痛难忍，第二天早上进入医院治疗，却从此一去不复返，死在了医院里。　　章亚梅和桂辉都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她们怀疑她是遭人谋害致死的。　　章亚梅说，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桂辉来了，两人聊了一会儿天，章亚若告诉亚梅，说她要去朋友家赴宴，嘱咐章亚梅照看好大毛和小毛，然后就走了。　　直到夜很深了，章亚梅才听见三姊章亚若回家的声音。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章亚若面色苍白且东摇西晃，连说话都非常困难，她勉强挣扎着走进房屋，躺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大姊和章亚梅急忙找急救的药品，要章亚若服用。　　折腾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章亚若又痛得双手抽筋，紧抓着床单。章亚梅忙前忙后地照料双胞胎，不记得章亚若是怎么被送往医院的。　　桂辉证实，章亚若是在外出赴宴归家后，才开始上吐下泄的。那天，桂辉并没随同赴宴。　　桂辉还说，章亚若去医院是她陪着去的，并且以电话通知了当时来桂林出差的哥哥昌宗。　　那天上午，桂辉在医院的走廊上等着，大约10点或11点的时候，突然听说章亚若在医生打针后病情恶化，而陪在章亚若身边的昌宗听医生吩咐去街上买医疗要用的冰块，不到半小时，章亚若就死了。　　桂辉怀疑给亚若打针的医生有问题。她满怀恐惧地和哥哥一起回到狸狮路，由于章亚梅年纪小，怕她受到惊吓，因此没把医院的事告诉她。　　桂辉和昌宗二人，从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也为自己的安危担心，他们远离赣州和桂林，数十年来，一直在恐惧中度日，桂昌德之所以改名桂辉，主要也是因为这件事。她说，曾经听说当年那位在桂林医院给章亚若打针的医生试图打听她的下落，有寻她灭口的意思。直到数年前，桂辉得到那位医生去世的消息，才放了心。　　那天上午陪着章亚若在病床旁的桂昌宗有更明确的记忆。他说，接到妹妹的消息，赶到医院时，章亚若已完全恢复了。她躺在床上，见到桂昌宗，还请他坐下谈天。　　桂昌宗还记得，章亚若说着说着提到她的“地位”未定，禁不住神色悲伤，满眼泪痕。　　一会儿，一位姓王的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胳膊，没插进血管，然后绕过病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　　亚若用手揉着胳膊上被针扎过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一声尖叫：“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即昏迷过去。　　桂昌宗当时吓呆了，她跑出去赶忙找医生，护士听到他的呼喊都来了，一时间房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有位医生说要使用冰块，吩咐桂昌宗去买。　　桂昌宗在街头转了二三十分钟，好容易买了一袋冰块，赶紧回到医院，只见床边都是人，他踮起脚也看不见床上的章亚若。正着急的时候，他早先熟识的省立医院院长走到身边，给了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他还记得，单子上写得是“血中毒”。　　院长没做进一步解释，桂昌宗也慌了手脚，几分钟后，人群散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死，尸体要送太平间冰存。　　之后的一个下午，都是在混乱中度过，当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桂昌宗兄妹及章亚若的大姐懋兰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谋杀。　　章亚若的死，根据桂氏兄妹与章亚梅的推断，应与她死前所赴晚宴有关。章亚若在赣州的同事对此也很表怀疑，只是出于对蒋经国的尊重，大家都保持沉默而已。　　无论死因如何，客观上讲，章亚若的暴亡使蒋经国的仕途之虞顿消，同时，蒋经国也难免对已故的红颜知己生出几分相思之情。噩耗传到赣州，蒋经国不知何故，未能亲往奔丧，而是派了他的好友王制刚前往处理丧葬事宜。据知情人推测，他是不愿再给政敌们制造攻击自己的口实，所以才强忍悲痛未去奔丧。　　章亚若的遗体葬在桂林郊区凤凰岭，碑文正中写“蒋门章夫人讳亚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儿、狮儿敬立”。这“狸儿”与“狮儿”即章亚若的遗孤孝严、孝慈兄弟俩。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如果从桂氏兄妹的回忆来看，似乎确有蹊跷。有人认为是蒋介石派戴笠布置杀手所杀，有人认为是蒋经国手下的情报人员，为了维护“主子”的官声，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还有人认为：蒋经国之与章亚若私通，完全是一时之兴，那一对双胞胎也是“失误”才降临于世的。据说，蒋经国曾当面告诉章亚若，不得怀有蒋家的后代。但章氏既多情又工于心计，很想用孩子套住蒋经国的身与心。结果自己却先送了命。直到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辞世4周年前夕，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著名主持人凌峰的采访，才对章亚若之死因做了澄清，说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抗生素，不治而亡。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只有蒋经国自己才能解释清楚。现在，这唯一的持有“底牌”的人也已经长逝，则章亚若的死亡原因恐怕就是个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与乃父相比，蒋经国在个人感情生活上要严肃得多了，有关他的私生活的传闻也一直并不多见。自章亚若暴卒之后，蒋经国不久即回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在父亲和夫人蒋方良的眼皮子底下，蒋经国纵使有心，也断断不敢再闹出第二个“章亚若风波”来。而且，公允地说，蒋经国对章亚若始终是以真情相系的，绝不是“一时之兴”。当初章亚若的丧事办完，桂辉身携章亚若的遗物及遗书赴赣州面呈蒋经国。蒋经国捧读遗书、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发一语。可见他对章亚若的感情之真挚，与乃父蒋介石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终蒋经国一生，除蒋方良之外，即使把章亚若墓碑上“蒋门章夫人”的文字视为蒋家对章亚若身份的一种“追认”的话，则蒋经国也不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与蒋介石相比，就大为逊色了，蒋介石想把儿子塑造成自己的“复制品”，至少在婚恋、家庭方面是没有实现目的，不知老蒋九泉之下肯瞑目否？　　3．经文纬武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初，曾在溪口隐居静读。蒋介石如此安排，实是用心良若：一则可以避免经国与后母宋美龄之间因合不来而产生矛盾，二则可让他在生母毛氏身边多住些时日，以慰毛氏孤寂凄凉之苦。除此之外，老蒋还有更深的用意，那便是通过“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使经国从12年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熏陶中“清醒”过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图后进致用，继承蒋家王朝的“万年基业”。静读修养之余，蒋经国还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期以对12年的留苏生活来一个重新认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据说，蒋经国这份旅俄报告书数易其稿，曾被老蒋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这一点，可以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激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　　蒋经国谨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毕竟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绝不可能因为一份《旅俄报告》就彻底消除干净。反从他这份《旅俄报告》“被蒋介石打回来几次”这一点来看，已足可见蒋经国所受“熏染”之深。至于他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份报告，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则多半是在作“官样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欢心与放心。12年的“毒化”，一份报告消解不得，几个月的“读书静养”也难以奏效。毛宁邵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3月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便回到他多年离开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那时，蒋经国就任在溪口镇的文昌阁小洋房里。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秀丽，而且很安静，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鸟语。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身边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还有三个便衣卫士。这三个便衣卫士直到后来还一直跟着他，可以说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一个叫曹激，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由南京侍从室待卫长派来的。由于蒋经国回来，小小的溪口镇一时增添了热闹。　　年轻时的蒋经国性情活泼好动。蒋家门前是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平时做完功课后经常到那里去玩，有时光着脚下溪捉鱼，有时在水较深的地方游游泳。他家的后面有一座山，蒋经国有时也去爬爬山。虽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多采的。蒋经国对母亲很孝顺，母亲的话唯命是听。有一次蒋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很耽心，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结果只让别人陪蒋方良一个人去了。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当蒋经国在溪口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还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了。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到溪口来看过蒋经国。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来看他，弄得蒋经国既要学习，又要应酬这些达官贵人，送往迎来，实在是忙个不亦乐乎。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于是蒋介石就要蒋经国赶快离开溪口到后方去。那时江西还比较安全，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力邀蒋经国到江西去，以讨好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便决定让蒋经国去了江西。　　9月重阳过后，蒋经国在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向江西进发。同行的有蒋方良和他的儿子爱伦。还带了两个保姆和专门烧饭做菜的厨师张小品。到南昌后，蒋经国开始住在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很清静的地方。因为“励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蒋经国不久就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住。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了二纬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辉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很少在办公室，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行动很难使人捉摸，从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卫人员感到头疼。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的卫兵和司机们都认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散步，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这些人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接门上的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商量派一个人爬进墙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蒋经国也站在了大门外，原来他又出去了。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人群众”，不摆官架子。这些，都与当时国民党官僚政客的作风大不相同，也就证明了当时的蒋经国并没有真正、完全地“洗心革面”。　　据毛宁邵回忆说：　　有一年的元宵（节），蒋经国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到了景德镇，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经国就有办法了。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晚上我和蒋经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待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征服了，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当时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我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六个月的班房。”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还有一次，我们到大庆视察回南昌，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渡口，正碰上伤兵们闹事，拦截来往车辆。当我开车离渡口，突然一个伤兵站在跳板上强行要搭车，我们没有理会，伤兵一铁棍打过来，正好打在车顶上，坐在车上的蒋经国也给吓了一跳。随从侍卫想开枪，却被蒋经国制止了。　　蒋经国一到赣州，真是马不停蹄，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在短期内就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　　当时，蒋经国年近30，血气方刚，加上从苏联回国才两年，“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习气；同时有其父蒋介石为后盾，因而能雷厉风行地烧起“三把火”。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嚣张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其次，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再次，他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并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通过这些措施，政令基本得以通行，社会风气趋向好转，蒋经国本人也渐渐赢得了声誉。　　蒋经国在赣州确实有过雄心壮志，想把赣州治理成一个“理想王国”。他有许多新的主张，其实施办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完全异于国民党行政官员的一套老办法。他当时很年轻，精力也十分旺盛，因此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显得作风特殊、思想活跃，也特别喜欢接近和结交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老报人徐铸成曾评论蒋经国，说他“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一时有‘新赣南’之称。”这一时期，徐铸成同蒋经国有过一段交往，他曾撰文追述：　　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拜访。通名之下，才知道就是“蒋公子”。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照例寒暄以后，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我看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饶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的一批大公报社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因为连日“鞍马劳顿”，第二天“日上三竿”时才醒来。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了。”我惶惑的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只是路过，不敢打扰。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放行的。”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同营”新村。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不到四十，年轻豪饮，但一经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亚那几年逼出来的。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熬过那彻骨的严寒！”　　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第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托朋友代为致意。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依然盛意殷殷。　　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待人以诚”，不像是故意摆个样子给人看的。他的“礼贤下士”也完全是出自真心。据在赣州与蒋经国同事过的人们回忆，一致认为他十分“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和耍“太子”威风。常常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一个赛马场上的骑士。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说是那样称呼就让他什么也不会做了。因此，当时的青年人都呼他为“小蒋”，以示亲近而又有几分崇敬的意思。　　在执任保安处副处长和督练处处长期间油于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对于在苏联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有关政治和军事知识，仍然在头脑中产生影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与当地的官吏则有着明显的不同。据史料记载，蒋经国在当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过如下的论述：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而军事政治工作的对象则是非党员。对于党的两个机关的政治工作，有必要相互发生关系，而执行的政治路线也必须一致。　　共产党是军队中的唯一指导者，军、师团、旅团、团队中均有共产党的代表，而这个代表的权力，和军官是同等的；军部的命令，如果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就无法生效。此外，在部队中还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们的任务和党代表是大同小异的。在国内发生战争时，党代表除了负责宣传训练工作之外，还负有检查军官命令是否正确及监视的任务。　　蒋经国利用在苏联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决心把赣南治理好。他经常和士兵、下属共食共寝，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这种作风，在当时真是前所未有的，使许多人瞠目结舌。　　赣州官场上，多半是贪官污吏。他们和土豪劣绅同流合污，使得民主制度疲惫，鸦片、赌徒、私娼横行猖撅。这里的前几任县长，没有一个人能够铲除私弊，而只有包庇作恶，饱肥私囊，成为土豪劣绅的代理人。面对这一切，蒋经国果断地下了禁止鸦片。禁止赌博、取缔私娼等恶业的命令。对于明知故犯的高官及其亲属，他主张不予宽容；对抗拒法令、为首作恶者，处以极刑。这一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地痞、流氓、赌棍、私娼以及形形色色的顽劣势力销声匿迹，横行赣县的一个叫刘甲方的劣绅和一个叫余某某的军阀，也伏首帖耳，服法听命。　　当时蒋经国，虽为一县之尊，后来又升任专员，却不奢侈挥霍。平时，他不使用公用的三轮车，经常身穿简朴的衬衫，脚着粗陋的草鞋到农村去巡视。有记载说，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一年中，他步行约1500多公里的路程，走遍赣南的十三个县，对于全地区桥梁的铺设和水利设施，都了如指掌。　　1940年夏季，蒋经国提出“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之后，又改为“五年计划”，准备在赣县郊外的中华新村设立现在建筑的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再设立贫民食堂，以收容孤儿、弃婴，取缔私娼、烟馆、赌博场，帮助犯罪者重新做人，还反对浪费的恶习，鼓励集体婚礼。又准备开设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以统治米、食油、盐等日用品，并把原来四十余种赋税简化为一种，以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官差从中盘剥的机会。　　赣南过去的征兵制度，是以没有能力或不愿进行贿赂的贫民子弟为对象；新计划法令规定，即使是要人之子，也无法避开兵役的责任。　　对于文教政策，相继出版发行《正令日报》和期刊《中国青年》，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刊印了一份《青年日报》。　　与此同时，对管区内5万余名三青团员进行指导教育以使他们大部份成为东南战区的骨干分子。　　新计划严格区分公与私，规定公职人员私用长途电话费，自己掏腰包支付；每星期一下午，打开公署的大门，听取民众的申诉。　　蒋经国这般作为，使得政府高级官员望而生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时被人们称之为“全面政治建设的模范”。只因1943年12月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离开江西到重庆赴任，没有看到“五年计划”的成果，但他的设计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目的是要在赣南这块试验区内搞出一个国民党行政规范的样板来。他经常将所谓“新赣南”同当时享誉中外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地区相比，并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的确，原本是“烂摊子”的赣南，经蒋经国的治理整顿后，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蒋青天”的称号也成为一时之誉，经国民党传媒的大力渲染，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许多外国记者也纷至沓来。　　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职，虽然名义上仍兼任赣州专员，但实际上从此离开了赣南。赣南的6年，可以说是蒋经国日后发迹的起点。赣南的6年也是蒋经国的辉煌时期。于公，他赢得了好的政声，为他由地方至中央、由赣南走向全国赢得了政治资本；于私，他开办了江西青干班，为自己培植亲信和嫡系干部，由此他还结下了一段风流姻缘。　　1940年6月，蒋经国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取得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7月，被任命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这实质上是江西支团的首脑“第一把手”。但当时的三青团首领康泽却不买这位“太子”的帐洗使个杀手铜，在江西三青团支部安置了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是架空蒋经国，使其成为空头主任。蒋经国当然不甘示弱，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扶植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在赣州赤殊岭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在“青干班”的生活和训练中，蒋经国强调要“同心同德、患难与共”。要求不分男女，都以“兄弟”相称，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主任”（蒋经国）。以后故有“赤殊岭精神”一说。“青干班”第一期是在1940年1月1日开训的，3月结业，为期三个月。赣州“青干班”共办了万期，训练学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　　1942年，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旨意”作了一次短暂的“西北之旅”。蒋介石也曾一度设想让蒋经国涉足新疆，掌握新疆大权。蒋经国本人也觉得新疆这块地方靠的苏联，他对苏联情况最熟，何况在赣南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加上在赣南的政绩还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首肯。现在要换一块更大、更重要的“用武之地”让他大显身手，那更能在父亲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才干”。因此，他从内心里是感到高兴的、跃跃欲试的，有好一阵子他的脑子里经常浮现出清朝“钦差大臣”左宗棠的影子，越想越觉得去收拾和整理盛世才留下的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了。　　然而，蒋经国出任新疆主席的美梦却最终难圆。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嫉妒蒋经国，认为他年轻、资历浅，不堪担任“封疆大吏”的重任，让他去新疆独挡一面未兔太锋芒毕露了；其二，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怀疑蒋经国，认为他从苏联回国后，在赣南的所作所为正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如果再让他把这一模式带到新疆去推广，“岂不比盛世才还盛世才”？这样，蒋经国治理新疆的“雄心大志”终于成了黄梁一梦。　　“新疆王之梦”既已成泡影，蒋经国不得不重新设计他的前程。蒋经国深知政治斗争之险恶，深刻地领悟到，没有党派组织做强有力的后盾月B么再高明的“行政官”也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蒋经国决定还是寻其父蒋介石的“旧梦”--走黄埔军校起家的道路。蒋经国首先选定的学校是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中央政治学校。他认为控制了这所学校，就能逐步控制全国的县长、县党部书记这一级干部、一改“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岂料，一向控制国民党党校的陈果夫、陈立夫哪能容忍蒋经国涉足“陈家党”。这样，蒋经国染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一职的企图又泡了汤。蒋经国只得另谋出路，把希望寄托在三青团上了。　　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中央干事。会议期间，蒋经国提议，将原“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升格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作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团校”，以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一决雌雄。蒋经国这个提案很快获得通过。　　19M年元月，蒋介石改派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这是蒋介石精心培植蒋经国取康泽而代之，以真正控制三青团的一个绝招。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起于江西，抓党组团，同是发动于江西。这次走马上任，率领一批来自赣州的嫡系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陪都”重庆“复兴关”，进驻“青干校”。很快就把持了“青干校”的实权，将康泽排挤出局。　　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1946年初，蒋经国将原“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学员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期学员，换发毕业证书，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青干校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原“青干班”已毕业的一至五期学员，实际上已掌握着三青团各支、区、分团的大权，现在这批骨干已为蒋经国所控制，大大强化了他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和影响。此外，在“青干校”内还附设了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专门招收一些具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为蒋经国培养幕僚以及亲信骨干。1946年9月，在庐山举行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最后“圈选”的72名中央干事中，蒋经国仅次于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位居第二。不久，又进行了中央团部的人事调整，蒋经国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之职，直接把持三青团组织训练、干部培养等大权。所以，当时在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里，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中央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的干部”。　　在牢牢掌握三青团实权之后，蒋经国又把目光转向国民党的军队。后来，等到蒋经国把青年军的政工系统全部抓到手的时候，他在重庆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为他日后继承“父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时，以他为首的“新太子派”业已形成，他的组织力量和干部力量足可以同CC系、黄埔系等几个大的派别并驾齐驱了。　　但是，蒋经国以在赣南“推行新政”起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却也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政敌。一些人攻击他，说他是“左派共产党的代理”。而当时，蒋经国的思想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抗战时期，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很少。而蒋经国居然能得到它，不但得到，而且看得非常仔细。甚至吩咐当时在他领导下的抗敌委员会所办的《动员旬刊》将延安方面的一些政治文章加以文字改动后转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抗日的作用。　　薛汕在回忆蒋经国时曾说：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是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辩》，登在《新赣南》上。我认为，辩与不辩，为无补于事，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境况而已。　　一天，蒋经国问我：“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么反应？”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指责也就绝不会少。　　“推行新政”之举，固然反映了蒋经国初涉政治舞台、踌躇满志的欲以“政绩卓著”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欲望，多少有些“想出风头”意味。但是，就工作实绩而论，他也的确颇有建树，这一点是后世史家所共认的。当时的蒋经国，年轻、有朝气，政治上比较开明，思想上也比较左倾，对于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的确做了一些“体恤下情”的好事。为了推行新政，他甚至不惜微服私访，化妆成小商贩去抓赌禁娼。再如禁烟，蒋经国更是不遗余力，顶着巨大的压力强行查禁，表现了一个青年政治家的胆识与魄力。　　30年代至40年的赣州，由于远离首府、地近广东沿海，所以烟馆林立，贩卖鸦片的人很多，抽大烟的人更多。蒋经国先是下令禁烟，接着下令动手抓人，以至抓的人太多，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对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关又关不下，放又放不得。于是，蒋经国又开办了“强民工厂”强迫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做工。1940年，张治中将军由广东韶关到江西，蒋经国还专门陪他参观“强民工厂”，受到张治中的赞扬。　　蒋经国的“平民思想”和家乡观念也很郁厚。从苏联归国后，也许是长达12年的乡恋积郁过久过深的缘故，他在溪口“静读”期间，就曾有过不少关心桑样的善举，也曾多次到家乡的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日，动员家乡人民奋起抗战。就在这时，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安排到江西工作。　　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避祸。为使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向军校把他调来做帮手。　　蒋经国到江西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县长，成了一个执掌实权的“父母官”。这时，蒋经国又把溪口武岭学校的张凯、邓士萍、徐恒赢（都曾任武岭学校的教务主任）、胡乐天、黄寄慈（都是武岭学校的教员）等人调至赣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战争的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匾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请求毛太君设法救荒。毛福梅想到儿子，遂派帐房先生唐瑞福去赣南找经国商量。　　经国见到母亲的特使，备了丰盛的酒菜为瑞福哥接风。唐家与蒋家原无亲眷关系，只因为当年蒋介石出生时，蒋母王采玉奶水不足，刚好唐瑞福的祖母也养了个孩子，蒋介石吃的头口奶就是唐老太太的，所以毛氏一向把这位老太太当婆婆看待，这层关系蒋经国是知道的，所以他称唐瑞福为兄，相见特别亲热。　　唐瑞福说明来意，经国略一沉思，随即爽朗地说：“这里大米有的是，但运输困难。不过瑞福哥，你放心在这里住，玩几天再回去，我会设法将米运过去的。”　　唐瑞福有事挂心，急于回家，只住了两天，就赶回了溪口。回到溪口，只见满街都是背着米袋的人，原来从江西运来的米已先运到了。大家正在抢购呢。唐瑞福自己家里也缺粮，赶紧去买，但已卖完了，不免有点懊丧。毛氏安慰他说：　　“这次经儿运来八百石米，被地方上插手，好处都让手长的人捞了去，有许多缺粮户向我告状。你再辛苦一趟，让经儿再运批米来，我们丰镐房自己掌秤，别让老实人吃亏了。”　　第二次，经国又从江西送了1200石大米到溪口。这一来，溪口缺粮少钱的人暂时都渡过了难关，受惠人千恩万谢，都夸毛氏养了个好儿子。　　报效桑梓的思想，并没有因为从政既久而淡化。张国祁先生曾撰文披露过有关细节：　　在蒋经国的家乡--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家家户户忙着腌腊肉、磨年糕、办年货，洋溢着一片丰年兴旺的情景。春节前几天，我们走访了唐瑞福老人。　　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和蒋经国是三代世交，曾经是蒋家丰镐房的账房先生。谈到他在蒋家管账的经历史，他说：“我两度给蒋家当账房；第一次是在1939年，那年蒋经国从江西赣州回到家乡，他对我说，瑞福哥，我同几个长辈商量过，请你当帐房，托你做好几件事：一是给祖宗上坟作忌；二是同亲友人情往来；三是帮我家管管帐。第二次在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那时我在宁波经商，蒋经国从重庆派侍卫官蒋恒祥到宁波来找我，请我回到丰镐房当账房。以后，蒋经国从南京回溪口，都由我安排他的生活，还陪他去看望长辈，上祖坟。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乡亲挺和气。”　　唐瑞福老人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丰镐房的今昔。丰镐房是蒋介石的祖宅，在1930年前后进行扩建，蒋经国在这里度过了童年。这位老人还清晰地记得，抗战初期，蒋经国偕同他的俄籍夫人方良女士从苏联回到溪口老家时，在他毛氏母亲的支持下，按照家乡的风俗，蒋经国夫妇就在丰镐房补办了结婚仪式。1949年春，蒋介石和蒋经国又住了一段时日。从此，他们就离开家乡了，一直没有回来过。而今，我们看到的丰镐房，屋顶保留着双龙戏珠、三星高照的装饰；壁上的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的图案，栩栩如生；走廊上镌刻的丹凤朝阳、桃园结义，神彩飞扬；当年蒋介石为蒋经国40岁生日所题的“寓理帅气”四字横匾，依然高挂原处。　　唐老先生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48年农历除夕，蒋经国邀我同饮送年老酒，我们边谈边喝，猜拳行令，把我灌得大醉，最后，还是他派了长子爱伦把我扶回家的。三十多年了，每逢春节，我都想起这件事。”　　在恭敬桑梓方面，蒋经国倒是继承了蒋介石的衣钵，父子俩一“君”一“臣”，同朝为政，身边的人以及手下主要党羽多为亲朋故友或邻里乡亲。　　蒋经国之所以对故乡一往情深，对家乡父老们关怀备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生母的眷顾之情。这一点，倒也与乃父蒋介石一脉相承--事母至孝。　　蒋经国到江西上任的初期，曾接母亲到任所去住过几天。当时蒋经国新官上任，忙得食睡无时，很少有时间陪陪母亲，毛福梅住了几天，感到孤单乏味，又惦念着丰镐房老家，于是坚决要儿子送她回家。后来，蒋经国回乡探望母亲时，又曾请求母亲随他到江西去，而毛氏则感到“故土难离”，不愿背井离乡，婉拒了。有一次，蒋经国为了动员母亲去江西，特命儿女们跪在毛氏面前，说是祖母如不肯去江西，他们就长跪不起，毛福梅既感动又无奈，只好答应了。可是，一家人将要启程赴赣的那天，丰镐房大门内外忽然被一大群乡邻围了个水泄不通，原来是乡邻们得知毛氏要离开溪口，一齐前来挽留，说毛福梅是溪口的“女菩萨”，她若是走了，恐怕连溪口的风水也都要带走了。众人一起向蒋经国恳求，请他不要把母亲带走。蒋经国尚未表态，毛氏早已被众乡邻的一片真情感动了，她当即表示：什么地方都不去，这辈子就留在溪口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大家的恳切挽留，致使毛氏命丧溪口，使蒋经国遗恨终生。　　4．“以血洗血”　　1939年12月12日下午，武岭头天气晴和，刘溪如练，远山如黛。溪口镇一片祥和宁静。午后二时，忽然从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声，人们举头仰望，见是6架飞机隆隆而来，却都未以为意，更不曾想到这是从宁波方向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群。在此之前，溪口人对飞机是有过一次绝无仅有的“见识”的。那是1936年秋天，溪口上空一下子飞临了16架飞机。这些飞机在溪口上空盘旋表演，以机后喷出的尾烟排成“大寿”二字，极为壮观--那是为蒋介石庆贺50大寿而举行的“献机祝寿”活动。对飞机的认识，溪口人仅此而已。　　今天这飞机又是来干什么呢？人们不知道，于是一齐仰头观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6架飞机在天上歪一歪翅膀，下了一连串的“蛋”。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响，一霎时，溪口古镇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人们晕头转向，惊惶失措，这才明白是日本人的飞机在扔炸弹。毫无防空知识的乡亲们乱了阵脚，在家里的人拼命往街上跑，在外面的人则拼命往家里逃，溪口古镇人喊马嘶，哭声一片，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之中。　　日机轰炸持续了大约15分钟，溪口镇成了一片火海，文昌阁被炸塌，丰镐房周围的民居在燃烧，到处都有不幸受伤的人在呻吟、挣扎……　　蒋家祖宅也许真的如风水先生所言，是一块“风水宝地”，也许日军轰炸是有选择的--只炸溪口，算是对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政治立场变化的一点威吓式的惩戒；但不炸蒋家，也为日后万一出现日蒋合流的政治局势预留一点回旋余地。总之，不知何故，在溪口镇一片火海、满目疮痍的惨况中，唯独丰镐房毫发未伤。蒋经国在溪口时，已经命人修筑了防空洞，日机临空投弹时，只要丰镐房的人及时躲进防空洞，至少是不会有人员伤亡的。可惜，未曾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在日机盘旋寻找投弹目标时，都吓得魂飞天外，早把家里有防空洞的事忘记了，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毛福梅上了点年纪，腿脚有病，行动已经极不方便。就因为有腿疾，早在几年前她就把卧室安排在丰镐房后院的平房里，平时根本不走楼梯。当敌机投掷炸弹，大家出逃时，她忽然想起忘记拿房门的钥匙，又急急回身去取。取回钥匙，在教授方良国文的董姓女教师的搀扶下再次逃出后门，刚走到后墙夹道处，炸弹便在她们的附近落地开花了。　　一场历时15分钟的疯狂轰炸，日本帝国主义在溪口镇欠下了一笔世世代代也还不完的血债。单只是丰镐房内，就有一男一女两名仆佣当场被炸死；帐房宋涨生头部负了重伤，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含恨而死；还有一名女佣被炸断了一条腿。　　轰炸过后，乡邻们到处都找不到毛福梅和董老师，大家以为她们被轰炸吓昏了头，也许是躲到亲戚家去了。于是乡邻们立即分头寻找。找了两天，附近所有的亲戚家都找遍了，仍找不到这两个女人的影子。人们慌了手脚，只好报告县政府，又由县里转报省政府。　　日机轰炸溪口的当天，远在江西的蒋经国突然收到一份从溪口打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使蒋经国如五雷轰顶。蒋经国的司机毛宁邵回忆当时情景时是这样描述的：　　当时，蒋经国恨不得长翅飞回老家。他立即告诉我说：明天就走。还要我事先通知渡口，免得耽误行程。同时，他把专署秘书周灵钧和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马骏找来，交代了一下工作。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赶到了抚州温泉督练处，晚上继续开车赶路。上弦的月夜，寒星寥落，然而，汽车的速度，有如风驰电掣，像闪电般地前进。我们一路上飞过了河口、上饶、行县、龙游、金华五个渡口，烧掉了十一瓶汽油，仅一天多一点时问，行程一千多公里，很快就到了溪口镇。　　汽车一停，蒋经国连打招呼也来不及，就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他几次晕了过去。　　当初得到毛氏失踪的报告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立即派秘书曹仲鳞驱车奔赴溪口。曹赶到时，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已经在丰镐房查勘多时了。三人见面，立即碰头了解情况，商议办法。经分析，有人认为后墙夹道倒塌处的瓦砾隆起异常，怀疑有人被压在下面。三人决定雇请12个民工进行挖掘，并点上汽灯，连夜工作。瓦砾被挖开了，终于发现了两具尸体：董老师血肉模糊、一条大腿被炸得不知去向，另一具尸体即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多半是被瓦砾压破的。有人认为，以毛氏的伤情来看，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她被压在里面，多半还是可以救活的。　　毛福梅的尸体被停放在殿内。按当地民俗，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内停尸，否则便是犯了族中规矩，即使贤德如毛氏、权贵如蒋某，也不得违规。所幸毛福梅生前信佛，与佛殿结有不解之缘，所以尸体就放进了这里。关于毛氏被炸死的经过，唐瑞福的回忆似更详尽一些：　　令我悲痛的是，1939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二）上午，日机六架飞到溪口滥施轰炸，毛太君不幸罹难了。那天，我正在蒋家老祠堂为蒋国如娶媳妇帮忙做帐房，上午九日左右警报响了，我就把收到的贺仪一百二十元封好，交给主人后离开，想到街上自已店里去看看，走到墙弄时，看见飞机上有炸弹投下来，连忙往外逃，与从任家上来的蒋连生儿子章行互撞，都跌倒在地上。我爬起后，向外急去锁门，以后就不知怎样了。有人说看到毛太君坐轿子到肖王庙去了，也有人说到岩头去了，还有说到石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