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可看到妹妹死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仅仅在上海就找了两个女人的荒唐男人！” 孙中山为人敦厚善良，不忍把夫人的原话转告给蒋介石，怕的是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他只是委婉地劝告蒋介石：“先等一等吧。”蒋介石也明白是得“等一等”，他从此耐心等待，一有机会就重提此事，直到孙中山去世之前，他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再等一等吧”。 据章微寒辑录的有关蒋宋联姻的材料，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经过大致如下： 蒋、宋之间最初见面，是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宋美龄才23岁，与蒋初遇于上海香山路“国父宅中”。那时宋美龄有如盛开的玫瑰，使蒋介石“一见倾心”。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中说：蒋“及与宋女士相捻，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后五年问，蒋致全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犊往还”，“仍申前情。” 这里所说的“宋女士函犊往还”，可稽考者，有一则《情书》，见于1927年10月19日天津的《盖世报》，这个见报日子是他们结婚前1个月又11天，写信的日子还要早些。这个报纸记载最近才被发现，1987年5月9日台湾《民主政治周刊》所载龙中天写的一篇题为《蒋夫人的秘密》的文章提到了它。 在该报发掘出来这件资料中，蒋致书宋美龄说：“余令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次绝，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这封信上所说的。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成了。举世所弃”的“下野武人”，很明显是指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在南京第一次“下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的这段经历。这封《情书》就是这时发的。 同年9月28日，蒋偕张群去日本，乘日轮“上海丸”抵达日本长崎，再转云仙，探视宋母，登堂求婚。 有关求婚的经过，根据上海《晨报》的报导：“蒋介石于10月某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允可者。相约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大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办妥，毫无其它问题杂处其间，遂尤其所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同年的10月14日《交通日报》刊登一则宋美龄的专访，有四句回答： 问：“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为女士为其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 答：（女士微笑）“此乃五年前事，前时余未注意及之。” 问：“结婚问题，起于何故？” 答：“半年前，然最近始有成协。” 这里所说的“半年前”，正是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底定东南，京、沪、苏、浙、赣、阅尽入北伐军掌握，蒋叱咤风云之际。 据说，在上海“4．12清党”之役后的4月底、5月初之间，蒋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访晤宋美龄，向宋“仍申前请”，两人定情当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在日本，住在吴启鼎家。直到1927年11月，由月，由日本回国，同年12月1 日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这时蒋41岁，宋美龄28岁。蒋在上海，住在拉都路吴忠信的公馆里，原来想借用宁波巨商叶琢堂环龙路的公馆内房屋，作为新房，因为宋太夫人不肯让爱女骤离膝下，乃改在西摩路家公馆内辟新房。因为宋美龄是基督教徒，因此在上海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原请江长川牧师证婚，蒋停妻再娶，有违基督教义，为江长川所拒绝，乃改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证婚。又请蔡元培先生作证婚人，何香凝、李德全、谭延阎、王正廷也参加证婚。男方主婚人为蒋的同父异母哥哥蒋锡候；女方主婚人为宋子文（这里却费一场周折，蒋宋婚事，原来宋子文是坚决反对的，几乎导致兄妹决裂，宋太夫人劝说无效，宋蔼龄乃商请谭延闯出面调停，再四劝解宋子文，才勉强同意，出面为之婚）。先在上海四藏路慕尔堂举行宗教婚礼，再到戈登路大华舞厅，补行新式婚礼。当时上海《时报》的采访主任金雄白，对蒋宋婚礼有如下追忆： “蒋宋结婚的日子，我是记不起了。礼堂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一家西式大饭店。当时米价还是每担3元的时候，大华饭店一碟牛排，就取价4元了。 “因为蒋夫人是虔信的基督教徒，因此先在西藏路慕尔堂由牧师余日章，为他们先主持了宗教式的婚礼，观礼者限于近亲寥寥数人，连新闻记者，也被拒绝参加，宗教婚礼完成后，才同车至大华饭店，再补行另一次的公开仪式。 “那天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次婚礼的另一特点，是证婚人，却有五位之多，记得有谭延阎、吴稚晖、蔡元培、何香凝等人。记得那天，蒋氏穿得是一套长礼服，蒋夫人则为白缎旗袍，他们沿袭西方的礼俗，交换婚戒，那时还不很多见的。”在蒋、宋联姻之前，经过几度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宋美龄与原来的情人刘纪文断绝关系；蒋介石与元配夫人毛福梅离婚。 上述的有关资料，有些是史实，有些是传闻，但基本脉络大致就是这样。但是，读者必须考虑到这样的情况：章微寒辑录的报刊文章都是蒋家王朝统治大陆时期刊行于世的，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许多细节都被漏掉，许多“有损领袖形象”的情节都被虚饰过了。因此，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经过，远非前述引文中描写的那样简单，这件事的背后，是有着权势与金钱、政治和军事的交易的。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攀结宋家之心不但未死，欲望反而更其强烈，其欲望强烈的程度竟至情迷智昏。由此可知，蒋介石之疯狂追求宋美龄，并不是他很爱宋三小姐，而是急切地想通过与宋家结亲而达到其政治目的。对这一点，宋庆龄是看得最明白的，她曾明确指出：“你这是政治，不是婚姻！” 蒋介石在长达5年的求婚历程中，奇迹般地从一个普通的军事将领升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北伐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他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成为“总理的继承人”，名扬世界。当时，英美的一些报刊称蒋介石为一位“最年轻的革命领袖”，美国《时代》周刊也曾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在此伐战争中捞足了政治资本，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一时权倾天下，成为万众瞩目的风云人物，全世界许多国家从此开始建立“蒋介石档案”。 在这5年当中，蒋介石一直未曾忘记求婚的事。他在北伐之前，就曾由宋蔼龄搭桥牵线与宋美龄见过面；此伐军攻到武昌后，又曾电请宋蔼龄到九江船上秘商。蒋介石深知，自己要想攀上权力的顶峰，非有宋家的财与势的支持不可。所幸宋蔼龄这个工于心计的女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腾达之象”，她坚定地认为，未来中国的领袖非蒋介石莫属，如果能与蒋介石结为姻亲，就意味着宋氏家族在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自古“英雄爱美人，美人配英雄”，这种千载难逢的良机，宋家绝不可轻易错过。 在宋蔼龄的支持和劝说下，宋美龄芳心初动，蒋介石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7年5月，在宋蔼龄的积极撮合下，蒋介石邀宋美龄到镇江焦山游。有关细节，叙熙介绍说： 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封信，派我到上海去面交孔夫人。上 次我在宋宅，还不知道那位宋子文的姐姐，就是孔祥熙的夫人，这次到了孔宅见孔夫人，一位大姑娘叫我上楼去见。见面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孔夫人就是宋蔼龄。于是我交上蒋介石的亲笔信，她含笑看信，看了之后，高兴地对我说：“知道了！总司令约三妹在十五日到焦山去玩，好吧！你就住在我这里，等到十五号走罢！这一天正是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北火车站，打算预购明天的车票，见着站长，说明来意。他问我：“你是来接蒋总司令的朋友去镇江的吗？”我说：“是的。”他说：“不用买票了，我已经预备好了一辆蒋总司令上次坐过的花车，挂在明天上午八点钟开南京的特别快车的车头后面。”并笑容可掬地问：“你看好不好？”“当然好啦！”我高兴地答道。随后就回来告知孔夫人，她也很高兴，坐在她一旁同时听到我说话的三小姐--宋美龄，也嫣然一笑。孔夫人接着说：“你辛苦了，这里有一张戏票，你今晚去看戏，明天早晨七点半钟上车！”我怀着满意的心情，下楼门门房老头：“孔夫人叫人我今晚去看戏，我不知道去哪里看？”老头把戏票拿过来一看；说：“这是天赡舞台的票子；天赡舞台在四马路转角，今天的京戏可好呵，是梅兰芳的‘天女散花’，你好眼福呵！” 我去看了戏，不大懂，只是觉得娓娓动听，使人心旷神恰。散戏后，已经深夜，缓步回到了孔宅。 一觉醒来，已经六点，吃过早点，等候夫人下楼。七点半，孔夫人。三小姐和另外一位中年妈妈，一同下楼，上了汽车。7点50分到达车站，一进站就望见那辆花车，站长来打招呼，我们一行登上花车。孔夫人宋蔼龄一个人回去了。一声汽笛，我们离开了上海北火车站。 下午三时许，火车驶入镇江东站，车站上有警察警戒，蒋介石已等候在车站上，他不穿军装，换一套华贵笔挺的西装，戴一顶高级草帽，足登白皮鞋，精神奕奕，背后有一排卫士和公安局长俞子厚。车站站长站在月台上，指挥火车停下。正好花车停在蒋介石的面前，他即走上花车，同宋美龄见面。握手既毕，他即忙把宋的手提包抢在自己手里，缓步下车，改乘一辆新式轿车开到江边，换乘小汽艇，直驶焦山。焦山位于长江之中，来往必须乘船。山上有个大庙，和尚并不多，游人也不很多，环境非常幽静。 这次历时10天的旅游，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旅游之后，过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即宣布下野。他带着卫队回到溪口，一方面遥控政局，一方面抓紧办理与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彻底脱离关系的手续，并在奉化地方政府备案，以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独身未婚”之人。 同年8月，当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时，蒋介石继续向宋美龄发动“进攻”，写了一封“情挚意切”的情书：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如女士才华荣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当初肯于与这个“武人”同游焦山，芳心所属已然昭示于人，接到蒋介石的信后，她当即向朋友们放出口风，说是要同蒋介石结婚。 但是，蒋、宋的婚姻到这时为止至少还有两大障碍，其一，宋母倪桂珍一直未曾答允这门亲事。她认为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而且蒋介石又曾娶妻纳妾，与自家的千金小姐极不般配。此外，蒋介石一介武夫，不是基督徒，这信仰的差异也是宋母不允这门亲事的重要原因。其二，宋美龄当时虽未结婚，但名义上已是“名花有主”--她在美国学习时，已经同一位名叫刘纪文的中国留学生订了婚，并且，宋美龄对刘纪文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挚的，要她一下舍弃刘纪文，理智上固然不难办到、而感情上的熬煎与自责却让她受不了。 然而，宋美龄毕竟是宋氏家族的三小姐，她的血管中流淌着的是乃父宋嘉树坚韧、理智、不甘落寞的热血。她不想过平庸的生活，她渴望至高无上的权势，渴望“第一夫人、母仪天下”的荣辉，渴望金堂玉马烈烈轰轰的人生。而这一切从刘纪文那里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只有蒋介石才会给她。 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与感情折磨之后，宋美龄决心斩断既往的情丝。同蒋介石结为终身之好。但在正式答允婚事之前，她郑重地向蒋介石提出：第一，她的丈夫必须一辈子忠于她，并且只属于她一个人。第二，她与刘纪文曾经真心相爱，她不愿过分伤害刘纪文的感情。因此，蒋介石必须提供一百万元美金，以使刘纪文在美国安身立业。这两个条件，蒋介石都是一口应承。在他看来，只要宋美龄答应嫁给自己，那么所有的“附加条件”都将不成其为障碍了。 至于宋母的态度，蒋介石也有充分的信心能使老人家回心转意。虽然宋美龄曾不无忧虑地告诉他：“自从二姐私奔日本，嫁给了结过婚的男人之后，家母对有过婚史的男人就十分厌憎，而且尤其看不上军人。如今，你是两条都占了，所以，家母那里还有一关呐。”蒋介石晒然一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想，这千难万险的“美龄关”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关能挡住我呢！ 2．宋氏家族渊源 1899年，宋家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村给这个最小的女儿取名为“美龄”。 辛慕轩著《传奇与真相》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众所周知，蒋夫人是宋家三姐妹中的幼妹，这三姐妹不但各有非凡的特色，而且分别嫁给中国现代史上三位影响深远的人物。宋庆龄嫁给肇建民国、领袖群伦的孙中山先生，宋蔼龄嫁给代表江浙财团的财阀巨子孔祥熙，宋美龄则在蒋公率师北伐、首次下野的时期，成为这位军政要人的妻子。” 这被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性”的父亲，便是出身贫寒、遭际坎坷神奇，靠印刷生意和做买办而发了财的宋嘉树。 宋家祖籍广东省文昌县（即今海南省文昌县），宋嘉树字耀如，1866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窘迫的小商贩家庭。海南孤悬一岛，经济落后，岛上居民素有出洋谋生的传统。宋嘉树9岁那年，父母为生活所迫，将他送给当时在美国波士顿开茶店的舅父收养。这样，9岁的宋嘉树开始了他的小店学徒生涯。学徒期满后，宋嘉树因不满于舅父家的生活环境，遂不告而别，跑到一艘名为“斯凯勒·考尔法克斯”号的轮船上，当闻迅追赶而至的舅父发现他时，他已经上了船，并且这艘船已然启航了。 船长查理·琼斯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他收留了宋嘉树，并让他在船上做伙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几次航行，宋嘉树的机敏和勤快赢得了琼斯船长的喜爱，有一次，当轮船停泊在威尔明顿港口时，琼期便把宋嘉树带到一座教堂里接受了洗礼，并改名为“查理·琼斯·宋”。 宋查理勤奋、温和，很快就成为一个颇受当地人欢迎的“外国人”，同时他也引起了北卡罗来纳州达姆市一位名叫朱利安·卡尔的将军的注意。卡尔认为宋查理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将他送到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一年以后，宋查理又转入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6年，20岁的宋查理被派回中国，在上海的一所教堂里任牧师。在这里，他备受一些美国教友的歧视和冷落，他被讥笑为“一个失去了国籍的中国佬”。 这种歧视反而帮助了宋查理--因为传教布道时屡屡被排挤，未查理索性去搞些经营活动，他先是为教会印刷圣经，并由此发了财，创办了华美印书馆。做印刷生意的同时，他又兼做进口机械产品的代理商。成为上海滩上人市较早的买办商人。这样，到了本世纪，宋查理已经成了富商，拥有了五六十万两白银的资产。 1887年，也就是蒋介石坠地的那一年，宋查理与倪桂珍举行了婚礼，此后，随着他的生意日渐昌隆，宋家的下一代也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人间。宋查理在埋头发财的同时，精心培育自己的6个子女--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教育。1918年5月，当宋查理撒手人寰的时候，他的财富与声望已成为儿女们事业发达的坚强基础。宋家大女儿来蔼龄在给孙中山当秘书期间结识了山西太谷的大财阀孔祥熙。孔祥熙也是一位基督徒，他曾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留学，并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孔家原为山西的名门望族，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孔祥熙的父亲曾在北京从事经营活动，积累了财富之后，又回到老家太谷开设银行，由于经营有方，孔家的财富迅速扩大，放贷业务远及华北。广东，甚至到了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最显赫也最富有的家庭，并成为财团领袖。 宋蔼龄与孔祥熙结识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有为青年。宋蔼龄从父亲宋嘉树的成功经历中悟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金钱是不行的。她明白，正是金钱的作用，才使自己的父亲成为上海滩商界和政界的名流。出于对金钱与权势的渴慕，也出于对孔祥熙的好感，宋蔼龄与孔祥熙结识不久便订了婚。他们当时都不会料到，孔宋两家的亲事会直接造就“四大家族”中重要的两支，会对中国的政局、社会的动荡与安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宋庆龄在姐姐蔼龄与孔祥熙结婚后，主动提出由自己接替姐姐的位置，做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孙中山与宋嘉树是朋友也是同志，宋嘉树曾以自己的财产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两人结识于1894年，因为同是广东省籍的老乡，同是基督教徒，又都在国外受过教育，所以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孙中山在上海时，经常是住在宋家的，所以宋氏三姐妹很尊重很喜欢这位温文尔雅的叔叔并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工作。对于孙中山来说，宋庆龄不仅仅是一位女秘书，而是一位最可信任的同志和助手。因为宋庆龄同她的姐姐和妹妹一样，也曾接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教育，而且。从民族性和民族感情的角度上讲，宋庆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突出的一个。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宋嘉树给正在美国求学的女儿们寄去了一面象征民族联合的五色旗，并告诉他们国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们也分享民族胜利的喜悦。接到这面旗子后，宋庆龄的激烈反应使同学们大感吃惊。当时，她兴奋得满脸通红，伸手扯下悬挂在女生宿舍墙上的旧国旗，踩在脚下，大声喊着“打倒满清政府！高举共和旗帜！” 宋庆龄自幼受到父母激进思想的影响，对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的这种激烈的举动，并不是一时兴奋所由，而是一种深厚浓郁的情感的喷发。对于辛亥革命成功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很早就有所认识。1912年4月，辛亥革命成功尚不足半年的时候，她就在美国《威斯里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署名文章。她说： “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满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五个月以前，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共和国。对一些人来说，即使许诺尽早成立一个立宪政府，他们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无论是一个政治家或是一个劳动者，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反清精神。 一切苦难，如饥荒、水灾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于清朝暴政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这场惊人革命的起因，它看来是一场灾难，实际是造福于人的一大幸事……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每个人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权利，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博爱仍然有待争取。……一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定居在地球上最大版图的民族，他们的文明如此光辉灿烂，不可能不对提高人类美德产生影响。” 宋庆龄充满激情地预言：“人口众多、热爱和平的中国，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在世界的前列。” 一位具有如此先进和成熟思想的青年知识女性，对于孙中山先生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理想的助手。 有一天，宋庆龄突然对她的父母说：“我要和孙中山结婚”。父母大吃一惊，以为这个一向温顺贤静的二小姐在说疯话。因为孙中山的年龄与宋嘉树相仿，早已有妻室并有了三个孩子的，年龄的差异姑且勿论，从孙中山的角度来看，他根本没有理由停妻另娶，这既不合乎中国的传统礼教，也更有悖于基督的信条。然而，父母的激烈反对已经丝毫不能动摇宋庆龄的决心了。她深信，自己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是没有任何杂念的两情相悦。她需要孙中山，孙中山也需要她。 宋嘉树无法说服女儿，只好采取了“管制”措施，把宋庆龄软禁在卧室里，防止她私自前往日本与孙中山会面--当时孙中山正流亡日本。 但宋庆龄在幽禁中仍然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将要赶去与他成婚。她把信交给一个女佣人，偷偷寄了出去。孙中山接信后，立即复信，表示自己现在正需要她前去。 宋庆龄立即悄悄打点行装，乘着夜色正浓，从窗户爬出连夜赶往横滨。抵达横滨的第二天，宋庆龄便与孙中山举行了婚礼。 宋庆龄的私奔，大大激怒了宋嘉树，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发誓要同他的党断绝一切来往，并宣布与宋庆龄断绝父女关系。 从此以后，宋庆龄和家庭的关系虽然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她还是经常去看望父母。宋嘉树激愤之下说了那些绝情话，实际上并未真的实施，他与孙中山仍是政治上的同志，只不过因为突然成为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感情上觉得别扭而已。 宋庆龄同孙中山结为夫妇后，生活一直动荡不定。她追随在孙中山左右，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辅佐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成为孙中山生活上的忠诚伴侣和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将他奉为“国父”，宋庆龄也被一些人尊为“国母”。但宋庆龄并没有因为人们对她的逢迎而改变其政治主张。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她曾多次公开指责蒋的行为是背叛了孙中山。当她移居苏联和德国两年之后，曾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仪式。但是，在回国之前，她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她本人与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她在声明中指出： “必须十分明确，我参加葬礼决不是，也决不能被解释为我要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因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 在失去孙中山以后，宋庆龄始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成为一名坚强的民主斗士和妇女领袖，并因此受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宋美龄的性格与她的两个姐姐完全不同。如果说宋蔼龄“醉心权势、狡诈灵活”、宋庆龄雍容大度、意志坚强的话，那么，宋美龄则是温文尔雅，机智精明了。 宋家是个艺术气氛很浓的现代家庭，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一方面又保持着中国传统书香门第的遗风。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先祖徐光启是明代宰相，也是著名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徐家在上海根基深厚，上海有名的“徐家汇”，当年即是“徐家中心”的意思。倪佳珍毕业于女子高等学堂，会弹钢琴、懂乐理，喜唱歌，宋美龄自幼受到家庭中浓郁的艺术氛围熏陶，活泼灵俐，聪明可爱，5岁时就吵嚷着要跟大姐去学校读书。父母拗不过她，遂同意让她到麦克泰尔女校作为寄宿生试读一下。5岁的美龄离开父母，住进了宿舍，因为年龄太小，又是头一次离开父母，所以，美龄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不着觉，窗外树影晃晃，宿舍里一片漆黑，把美龄吓得高声喊叫，弄得别的学生也无法入睡。这一时期，美龄非常容易冲动，每次情绪过分激动或受到恐吓时，她的全身就会出现蜂窝状的红点。所以，家里人上至父母、下至兄弟姐妹使女佣人，都不敢惹她生气。 1907年夏天，宋美龄跟随二姐庆龄搭乘“满洲里”号邮轮到美国威斯里扬女子学院读书。最初几年，因为她年龄小，故尔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15岁时转为该校正式学生，开始了大学生活。经过4年的正规学习，宋美龄以优等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扬女子学院。从她们岁时到美国，到大学毕业时，已经由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了。她在美国读书期间，受到了全体教师和同学们的喜爱。据威斯里扬女子学院的一份关于宋美龄的备忘录记载： “大家都喜欢她，把她看作我们的当然成员，完全忘记了她是一个外国人。当然，她受到人们那么多的称赞，不是因为她像两位姐姐一样漂亮，而是因为她热情、真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她显然喜欢交际，而且相当出风头，但她总保持那么一点距离观望着我们，时而怀疑挑剔，时而乐意赞同，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外国人的味道。 在美求学期间，正是宋美龄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和性格的成熟，她已经从生活方式到思维习惯“全盘西化”了，正如宋美龄自己所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宋美龄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时，已是19岁了。虽然她在美国已同刘纪文订了婚，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分散她的精力，她下决心首先掌握流利的汉语和中文书写能力，并向一位私塾先生学习古文。 1918年5月3日，宋嘉树病逝。宋美龄和她的两个姐姐都陪伴在母亲身边，直到丧事办完，两个姐姐分别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只留下美龄与母亲朝夕相守。对于父亲的去世，美龄这个唯一“没出阁”的女儿感到格外的悲伤。居丧期间，她曾拒绝了上海好几所学校请她前去任教的邀请。为了排遣悲伤情怀，她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上，闲暇时则去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渐渐地，她从悲哀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涉足上海的社会交际圈，并以她的美貌、学识和教养，很快成为上流社会社交圈内众多男士们追求的目标，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宋美龄结识了不少风流惆位或老成持重的世家子弟、巨商富贾之流，这些人频频向她发动攻势，公开求婚，但宋美龄不为所动，总是坦率地表示自己不准备结婚。 实际上，宋美龄只是不愿轻易许身于一个只有钱财却无作为的阔佬而已。诚然，她与刘纪文的爱情是真挚的，但在她内心深处，她的理想的伴侣却似乎还不是刘纪文。隐隐地，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大事应当与中国的命运有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第六感觉”终于在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时候被她抓住和应验了。 她觉得，嫁给蒋介石是她命运的归宿。 3．江山、美人皆我所欲也 宋美龄终于放出了口风：要嫁给已经下野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 9月16日，蒋来联姻的主要策划者宋蔼龄召开记者招待会，把蒋介石与宋美龄弄到一起，在新闻界亮相，并正式宣布：“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结婚。” 至此“蒋宋联姻”的惟一障碍就是宋氏姐妹的母亲倪桂珍了。这位被人称为宋家“余太君”的老夫人不但始终反对这门婚事，而且极力回避同蒋介石当面谈论这个问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与蒋介石见面。为了躲开蒋介石的死缠烂磨，宋母决定携小女美龄远走日本，避开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对宋美龄是志在必得，现在大事已定，又岂肯功败垂成？于是，他决定亲赴日本，当面向宋母求允婚事。 行前，蒋介石声称： “此种婚姻，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并非同派。且家姓尚未允许，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户。余拟即前往问候，并向乞婚，以外并无其他任务。是否成行，尚待神户消息，视家夫人病体何如。” 实际上，蒋介石此次赴日是另有目的的。 当时，中日关系已经相当紧张。1927年5月北伐军进入山东，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悍然出兵。后来，蒋军因在苏北兵败被迫后撤，蒋日军队的正面冲突才得到暂时避免。接着在6月底至7月初，田中内阁又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侵华的所谓“积极政策”。蒋介石感到，要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必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和谅解。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赴日访问，争取日本的声援。蒋介石本人曾私下对张群说过：“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是和田中会谈。”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和张群一起东渡日本，到达长崎后，他又放出烟雾，说：“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13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并愿藉此与日本名流晋接”。在国内时说是“赴日求婚”，到了日本又说是来“观察及研究，可知他赴日是别有居心。 由于蒋介石这次访问是打着“考察”的幌子进行的，为掩世人耳目，蒋介石没有直奔东京，而是先到长崎，然后去东京，并在长崎至东京之间，一路走一路游山玩水，直到10月23日才到达东京。 蒋介石到达东京后，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借孙中山之名，鼓吹中日亲善，希望日本抛弃张作霖等军阀转而支持他自己。并表示：“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本着这个意图，11月5日，蒋介石与田中首相举行了会谈。据台湾保存的谈话记录记载，会谈情况如下： 蒋：中日两国将来之关系，可为决定东亚前途之祸福，阁下以为如何？ 田中：愿先闻阁下来日之抱负。 蒋：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正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背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余此次来贵国，对于中日两国之合作政策甚愿与阁下交换意见，且希望获得一结果，希有以明教之。 田中：阁下金不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为？ 蒋：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太平天国之覆辙，其可再蹈乎？故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此因为中国人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蒋介石说中国如不能统一对日本也不是好事，而实际上田中内阁所怕的正是中国的统一。他要求日本内阁支持他北伐，无异于与虎谋皮。由于双方意见相去甚远，这次会谈没能达成任何协议。 蒋介石对日本内阁的态度曾评价说：“综合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 蒋介石爱美人，更爱江山。他此次赴日，若说是为了向宋母求请，也不过是目的之一。他虽然是下野之身，而时时刻刻念兹在兹的却仍然是“军国大事”。他是暴君，却不能说是“昏君”，他知道江山杜稷的重要性远胜于“儿女情事。” 蒋介石以“赴日求亲”为由，到日本与田中首相进行会谈，意在掩人耳目--他毕竟是下野之身，东渡日本商议国事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何况那个“幌子”是景自天成，“求亲”也未尝不是重要目的，如此一石二鸟，蒋介石何乐而不为？ 到达长崎后，蒋介石即去探望未母倪氏，可是宋老太太执拗得很，她得知蒋介石抵达日本的消息后，立即“转移？到了镰仓，与蒋介石玩起了“游击”把戏，你西我东，避免“正面交战”。 蒋介石穷追不舍，立即奔到镰仓。他打听得宋老太太的住址，当即提了礼品前往拜访。宋老夫人见蒋介石这么快就追了上来，恼怒无奈之余，心里也隐然有了一些感动--这个蒋介石倒也痴情得很啊！她望着满脸堆笑的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叹道：“唉！你也算得上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了，怎么这样快就跟来了！” 蒋介石何等精明，一听这种口气不像是拒人千里的意思，慌忙上前恭恭敬敬地深鞠一躬：“晚辈多有打扰，请您原谅！” 宋母见他执礼甚恭，心中火气消了一点，为“速战速决”她索性开门见山，直人主题：“你要娶我家三小姐，我且问问你，你不是已经有3个老婆了吗？” “是曾经有，而不是现在有，”蒋介石温和地微笑着纠正宋母的话，“第一个妻子是我14岁时由父母包办的，她大我5岁，我俩根本就没有感情；后来我长期在外面奔走革命，内室空虚，曾经纳过一个妾，叫姚怡诚；这两个人与我脱离关系后，我又曾与陈洁如小姐共同生活，但我们并没有办理正式结婚的手续，现在我已经送她到美国去读书了，她并且答应永远在美国定居，我同她们都已经断绝了关系。”说着，蒋介石双手奉上一份离婚协议书。 宋老太太挥挥手：“我不看这些，我再问你，你那些情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完全是造谣！”蒋介石急切地辩白，“我投身革命多年，自然有不少政敌，他们看到我追随孙中山先生，取得了一些胜利，没法子打败我，就用这种恶毒的人身攻击中伤我！” 宋老夫人沉吟有顷，又出了个难题：“你是个军人，是征伐杀戮的，这与基督教教义水火不相容。” “老夫人，战争不一定都是罪恶”，蒋介石一边察颜观色，一边小心应付，“比如大卫击毙歌利亚的战争，耶和华焚毁了两座城池，都是罪恶之城……” 话没说完，宋老夫人已诧讶地抬起头来，上下打量着蒋介石：“怎么？你读过《圣经》？” “是的，只是我太忙了，偶而翻一翻。”蒋介石故作谦虚地回答。 “那么，你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基督徒呢？”宋老夫人面色和善的问。 蒋介石挺直了身子，正色答道：“我可以试一试，我先得认真研读一下《圣经》，弄清楚基督教的教义内容，如果我未经研读就冒冒失失地答应了老夫人，恐怕老夫人也不会相信我的。” 宋老夫人闻言，目光里闪现出一丝欣悦，她觉得这个年已四十的“青年人”心地十分坦诚，没在自己面前说假话。她点点头，转身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圣经》，递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慌忙双手接过，面色庄重而虔诚地望着宋母。 宋老夫人缓缓地说道：“年轻人，基督教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宗教。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她看了看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面前的蒋介石，又说：“这部《圣经》是美龄父亲的遗物，他临终时曾经嘱咐我，将这部《圣经》送给未来的三女婿。” 喜从天降！一直心中惴惴的蒋介石如闻天外纶音！他强自压抑着火头的狂喜，把那部《圣经》小心翼翼地捧在怀里，用着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谢谢您！晚辈一定谨遵教诲，认真研读《圣经》，不负老夫人殷殷厚望！” 蒋介石的这一番表白，固然使宋老夫人的极感满意。但是，这也就同时为蒋介石自己“拴了一个套儿”。作为与宋美龄结婚的条件之一，蒋介石必须加人基督教，这是他当着宋老夫人的面答应了的，但实际上，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后的近3年时间里，一直未曾实现他的诺言。1930年，蒋介石做好了荣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一切前期准备工作，然后踌躇满志地偕夫人宋美龄到上海、奉化旅游。他们在溪口省亲祭祖，赏风吟月，悠哉游哉，伊然就是天下归一的中华民国总统及其夫人在“巡幸”了。 蒋介石想当中华民国总统的企图，得到了美国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们看中了蒋介石，深知要想长期统治中国并操纵中国的政局，就必须扶植一个独裁头子作为代理人。 就在这次与宋美龄旅游到上海时，蒋介石在美国牧师江长门的主持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仪，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后所以拖了三年才接受洗礼的内幕，江长川曾回忆说： “民国十七年之某日，我接到蒋夫人的一封急电，要我立即来南京。我于次日清晨到达。获知蒋夫人要我以其家庭老友的资格，劝请蒋先生接受基督教，若有可能，则为担任洗礼。由于蒋先生公事甚忙，故迟至下午四时始能晤谈。甚至彼时仍恐为诸事打断谈话，于是蒋夫人提议驱车出游，且行且谈。随即备了三辆汽车，前后两辆为卫队所乘，居中一辆则由我们三人乘坐。 当我上车时，蒋先生坚邀我坐在中间，蒋夫人在我左方，蒋先生则在右方。车行中，蒋夫人力劝蒋先生接受基督教，并正式受洗礼。她说：‘我们的老友江牧师不久将赴美国，此行将逗留许多月。’蒋先生则不愿受洗礼过。免 他答你：‘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我们继续谈了一些时，我后来赞同蒋先生的意见，建议他在我出国的时候再熟读圣经，我极愿意能在回国时为他举行洗礼。 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与中央政府问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因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因使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蒋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 当我从美国回来，我送被邀请为这位中国领袖施行洗礼。” 关于开封被困、天降大雪使蒋脱困的事是确有的，但谁都明白这只是偶然碰巧的事。至于蒋介石在被困时许下宏愿月，那也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蒋介石耍了个花招，把婚前必须履行的“洗礼”仪式硬是拖到了结婚三年以后，这期间，虽然宋美龄一直穷逼不舍，但蒋介石一直扭扭捏捏不情愿。其中隐情，蒋介石本人未曾流露过，后世史家也未曾考据出原因。据笔者推断，多半因为蒋介石潜意识中的“宗教隔膜”所致--他是非常迷信的，信风水、信星相学（关于他的迷信，将另立一节举证），尤其是他的母亲和发妻都笃信佛学，而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蒋介石，是很明白“异教徒”是一种什么声名的。对于人他内心深处笃信不疑的风水、星相等来说，对于他的生母及发妻所信奉的佛学来说，他一旦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岂不成了一个“异教徒”？将以何颜面拜谒蒋氏祠堂里的列祖列宗？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宋美龄结婚时，以及结婚后的头几年中，他的权力宝座并没有真正坐稳，各路诸侯也还没有收服，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牢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旦被指为“异教徒”或多或少会影响他的政治生涯的畅顺，政敌们也许会问他：你蒋中正口口声声自称是孙中山的学生，怎么忽然变成了“上帝”的子民？你口口声声实行三民主义救中国，怎么忽然自己信奉起基督来了？为了自家“政治形象”的“完美”，所以他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履行婚前对宋老夫人的承诺。到了1930年，情况不同了，经一番大战，蒋介石收服或打败了桂系军阀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政权、党权、军权都得到了巩固，来自国内的对他的“政治形象”的攻汗已不足为虑，相反，他倒是应当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了。他想当总统，就必须在国内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在国际上取得美国大老板的支持。而江浙财团的领袖如孔祥熙、宋子文者流，既是他的亲戚，又都是基督徒；美国人对基督教的尊崇与信任更是举世皆知的，因此，为了取悦于美国大老板、取悦于江浙财团和孔、宋两家，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才挑了个想当总统又还没当上的“最佳时机”正式接受了洗礼，并且从此日日祈祷礼拜，不问国事多么繁忙，这一“课”是绝不间断的。 因此，可以认为，蒋介石所谓“受困开封，向上帝许愿”的情节多半是他编出来哄人的，目的是给自己突然同意洗礼找一个垫步的台阶，他的实际用心是：尽量与美国大老板贴近、尽量与江浙财团贴近，以保证自己的总统梦顺利实现。 同意宋老夫人条件，决心“研究《圣经矿成为基督徒，在当时是为了娶宋美龄；时过境迁，“江山美人”一齐到手了，那个承诺也就不值一提了。若不是为了当上大总统，恐怕蒋介石即使最终被逼无奈而接受洗礼池至少得再推迟几年。 这也是蒋介石性格特征的一面--没有实际利益的事，他是不会去做的。 4．婚礼进行曲中的不和谐乐章 1927年11月26日，上海各大报均刊登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启事，说：“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退家室之私……兹定十二日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分两次举行，第一次是在下午，在上海西姆路宋家的宅础内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这个婚礼原是请南方卫理公会的牧师江长川主持的，但江长川牧师非常认真，他亲自做了一番调查后，认为蒋介石不是自由再婚，不符合“圣节”，因此拒绝了宋家的请求，不同意主持蒋、宋的婚礼。宋家笃信基督，婚礼没有牧师主持是不行的，万般无奈，他们只好请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助会总干事余日章临时充当主持人。余日章虽然不是被正式委任的牧事，但他肯定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这第一次婚礼并不热闹，只充满了宗教气息，既庄严肃穆，又显得有几分沉闷寂寥。 基督教式的婚礼完毕之后，一千多人等又来到“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了‘中国传统味道’的婚礼。翌日，上海的报纸曾报道说：“这是近年来一个壮举，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仪式……“仪式举行时，大华饭店的舞厅里足足有一千三百人。” 同下午在宋宅举行的婚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华饭店张灯结彩，花团锦簇，热闹异常。大舞厅正墙上是一片绿白相间的叶子，两旁是鲜花组成的巨大影壁，上面用红色花朵组成“长寿”和“幸福”字样。演歌台的中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两旁分挂党旗和国旗--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婚礼由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持。本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想请何香凝当证婚人，企图利用廖夫人的威望和声名来显示自己的不凡。但何香凝因为早就不满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因此不但不同意当证婚人，甚至连婚礼都不肯出席，蒋介石无奈，只得另请一位女士证婚。 此外，宋家的一位重要成员也没有出席蒋、宋的婚礼大典，这就是一直坚决反对蒋宋联姻，当时已远赴苏联的宋庆龄女士。 在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乐声中，蒋介石与宋美龄携手步人大厅。在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这一对新婚夫妇退席了，他们将按计划到杭州和莫干山去度蜜月。 具有深远意义的“蒋宋联姻”的“大戏”，就此落下了帷幕。新婚后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到杭州的莫干山度蜜月，但就在他们抵杭的第一天，蒋介石收到了一份密电，这位貌似“超凡脱俗、爱情至上”的新郎并没有堕人情网之中，他十分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和政局的动向，他当收到密电后，就再也顾不上什么儿女私情了。蒋介石抛开还在回味新婚燕尔飘然欲仙的感觉的妻子宋美龄，即刻与张静江等密谋对策，决定立即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争夺军政大权。 会议开了一整天。晚上八点多钟，蒋介石才匆匆回到杭州的下榻之处。他一进卧室就对宋美龄说：“美龄，快收拾行李，我们要立即返回上海。 “回去？”宋美龄既诧异而又惊讶地说：“大令，今日是我们新婚后的第一天啊！” “我有要事！必须马上回上海！”蒋介石边整理文件边说道。 “那也不必这样急呀，我们在度蜜月哪！” “不，我要让你很快当上第一夫人，你懂吗？” “他们要请你出山了？” “对了，亲爱的夫人我的政敌请我复职！”。”蒋介石很得意地说。” 12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回到了上海。当天，他就在自己的住所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 11·22”事件受到打击的西山会议派，再也不能以反共“先觉”自居。预备会议变成了桂系与江派的一场斗争，桂系借第四军在广州发动事变一事攻击汪精卫，甚至说汪本人就是“共党分子”。蒋介石见汪精卫众望所失势单力薄就假惺，惺地袒护汪精卫，以达到他坐山观虎斗的目的。可是宋美龄对蒋介石的伎俩，不甚理解，她问到：“大令，你为什么要替任精卫说话呀？他曾逼你下台，此人不除必有后患。” “夫人，你说的不错，汪精卫肚子里有什么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他现在对我有用！” “你的意思是……”宋美龄疑惑不解的问。 “我要让他们都来有求于我，并听任我的指挥。” 果然不出蒋介石之所料，汪精卫为一了摆脱自己孤立地位，于12月10日在会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军务问题的当务之急。”桂系看到汪精卫极力主张请蒋介石复职，一时都慌了手脚，李宗仁、李济深等立即商讨对策。 当天晚上，蒋介石兴致勃勃地走进卧室对宋美龄说：“夫人，我说汪精卫对我是有用的，是会为我出力讲话的，”说完，蒋介石拿出一张会议公报：“你看，他果然请我当总司令了。” 宋美龄终于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从心里佩服这个善用心计，而又会耍弄政治手腕的丈夫。 侍卫官进来报告说：“李宗仁将军来访！”蒋介石眼睛一亮，对宋美龄使了个眼色，并轻声地说：“又来了一个请我复职的人。”蒋介石对侍卫挥挥手说：“快请李将军进来。” 李宗仁穿笔挺军装，外披一件黄呢军大衣，来到蒋介石的居室。宋美龄以女主人的身份连忙打招呼说：“李将军真是稀客啊，怎么，夫人没一起来呀？”说罢赶紧倒茶摆点心，招呼说李将军用茶点，又主动上前替他将外衣挂在衣架上，室内气氛顿时轻松多了。 “嫂夫人您别客气，我和蒋兄是老朋友了。”李宗仁说着坐到沙发上。 “德公，你今天到寒舍有何见教啊？”蒋介石不冷不热地说。 “蒋兄，你我之间，谈何见教二字。不过我看眼下之局面，非你出山不可了，我看大家都有这个意思，今天我就是为此事来和你商量”。 “我看，还是你来主持吧！”蒋介石表面假装谦让，心里在想，我是当仁不让的，这个宝座是非我莫属的，边想边揣摸这位桂系首领的真正用心。 “介石兄，到现在这紧急关头，你就不必谦让了。汪精卫这个人很不可靠，他是个口是心非，心怀叵测的人，不争众望，看来只有你，才是执掌党国大事之人。” 蒋介石一听心想，正合我意，于是哈哈大笑说：“德公过奖了！南京特委会干得不错嘛，我刚结婚，还想带夫人去度蜜月呢！” “看来要委屈嫂夫人了，我想夫人是个深明大义之人，定会以党国大计为重吧！你说是吗，我的好嫂子。”李宗仁半是玩笑半正经的对着宋美龄说。 接着又对蒋介石说：“介石兄，你是党国的顶梁柱，现在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须要你主持大计，难道你会舍此而去度蜜月吗？” 李宗仁一下道出了蒋介石的真实心里所想。 还没等宋美龄回答，蒋介石很快披上外衣，说道：“我们新婚的第一天就不得安宁，看来这也是我的命运所定，我这辈子是注定不能享受新婚蜜月的美妙佳境了。” 宋美龄没有回答李宗仁的话，只是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蒋介石，似乎在责备丈夫，又似乎在回答李宗仁的问话。她帮助蒋介石穿好外衣，虽然始终没说话，但给人一种感觉，她是同意了蒋介石“出山的”。她何尝不希望她的丈夫一步登天，成为一个一呼百应的人上之人呢？所谓“夫贵妻荣”嘛！她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 和蒋介石谈话后，李宗仁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拥蒋又反蒋是个反复无常之人，只有他（李宗仁）一贯拥护蒋介石。这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顶着张作霖的压力，也电请蒋介石尽快出山复职。 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扫清了自己出山上台的一切障碍。在预备会议上终于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案。 最初，蒋介石搞到了军队上的大权后，其野心并没有满足，这时他又施一计，一面负责筹备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一面将汪精卫、胡汉民等赶跑了。此时，蒋介石才实现了他的政治野心，当上了国民党的“领袖”。 蒋介石成为当时中国的党政军总头目之后，夫贵妻荣的宋美龄，就是当然的“第一夫人”了。她为自己嫁了一个好丈夫而骄傲，为自己的身份提高而感到自豪，在待人接物时，流露出一些使人难以驾驭和随心所欲的骄横性格。 在旧时的上海，一个初涉大都市的人是难以立足的。要想在这里求生计，特别是一心要发迹和野心的人，就得找一个“地头蛇”作为靠山，就得找“山门”人“帮会”也就是“拜老头子”。当时上海滩上有三个最有实力和影响的帮会头子，一个叫黄金荣、一个叫杜月笙、一个叫张啸林，谁要是拜其中一人作为“老头子”靠山，就没人敢欺侮了。蒋介石当年初到上海时，就到处打听这三个人，他曾于1922年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因此，得到了各方面（各帮派政客）的照顾，当然，这些地头蛇也不会白白地照顾你，为你劳心劳力。这些老头子是要向其门徒们收取“保护费的，”蒋介石当然不能例外，他一直向他的帮会头子杜月笙交纳保护费，一直混到他当上总司令之后也未间断过。 蒋介石当上总司令后还向青帮头子“杜月笙”交纳所谓“保护费”这件事，宋美龄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想，丈夫现在是中国的军政首领，为什么要向这些“草头王”交纳什么人身保险费？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丈夫是领导着数百万大军的总司令，掌握着中国数亿万人的生杀大权，是他保护了这些地头蛇，交纳人身保险金的不应是丈夫蒋介石，而应该是这些“地头蛇、乌龟王八蛋！” 不行！我得阻止这件事继续下去，于是宋美龄极力劝说蒋介石停止交付这笔所谓保护费。 蒋介石毕竟在上海混过很长的时间，他知道帮会里的一些情况，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些帮会头子是不好惹的，他们至少能左右上海地区的社会局面，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弄不好会出麻烦，甚至发生骚乱。蒋介石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说：“这笔费用已交了好长时间了，反正数目也不大，我看还是交吧！钱是取之于民，任我所用吧。不取消也无损于我”。 宋美龄说：“大令，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是你从前刚混事时的情况了，你现在是全军的总司令，只几个钱的事当然算不了什么大事，但以你现在的身份再这样做，会遭人议论的，会造成不良之影响的，我这也是为你的仕途和声誉的啊！” 蒋介石听后若有所思地说：“夫人言之有理，不过……” 宋美龄又说：“不过什么，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你现在是手握军权，能调动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呀！做事要有魄力，要果断，绝不能优柔寡断！从现在起，就是不交纳保险费了，看他们能把你这个总司令怎么样？他们还能把你抓起来不成！” 经宋美龄这么一说，蒋介石心想，夫人果然女中豪杰，有巾帼英雄气概；蒋介石刚当上总司令，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又经夫人这么一说，就有些飘飘然起来。从此以后，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仪，出人则前呼后拥，随从一大帮，偕夫人大模大样地在上海街市上出现。他想，谅他杜月笙也不敢怎么样？ 但杜月笙看到蒋介石这样耀武杨威，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当然并不在乎那几个小钱，他受不了的是蒋介石这种冰冷的态度，也最恨得势扬威过河拆桥不讲义气的人，决计要教训一下这位总司令。 有一天，蒋介石有个重要约会，回公馆晚了些，他到家后，发现夫人不在，于是便向佣人打听夫人上那去了，一个男佣人告诉说：“夫人到她姐姐家中去了，中午有一个小姐来接她的。” 蒋介石立即打电话给她的姐姐宋蔼龄询问，当得知宋美龄没有到她姐姐处时，蒋介石意识到事情不妙，要出麻烦事，再问那个男佣是否认识那个接宋美龄的人时，男佣说不认识。但说夫人是和蔡妈一起出去的，是一辆豪华轿车，牌子叫罗尔斯一罗伊斯。并说来接的那位小姐很漂亮，还跟夫人在花园里说了会话后坐车走了。 蒋介石一时急得六神无主，满屋乱转，口里不断地念叨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他想，上海有这种豪华轿车的人家不多，想了一会心中有点路数了，于是，他马上给宋子文打电话。但宋不在，只好懊丧地挂了电话。 宋美龄和蔡妈是被杜月笙骗上汽车接走了，这是杜月笙在对蒋介石实施报复。 那天，他用汽车将来美龄和蔡妈一直接到了西摩路的杜公馆！ 一下汽车宋美龄就意识到情况有变，于是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蒋夫人，实在对不起，这里是杜公馆，我是奉我们老板之命把你接来的，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道。”说完，那位女士就走开了。 宋美龄对这些帮会人物一向很反感，现在这个胆大包天的杜月笙竟然将她堂堂总司令夫人骗到这里，心里怒火冲天。 这时杜月笙笑容可掬地从门口迎了出来。宋美龄强压怒火，问道：“杜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 “蒋夫人，别误会，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怕你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派人将夫人接来玩玩，高攀高攀你这位总司令夫人，对你的安全我会负全部责任的。”杜月笙露出了狡黠的笑容。他不待宋美龄的分辩，转身对妻子张小妹说：“夫人，快陪蒋夫人消遣消遣！” 宋美龄被杜公馆的一群女眷请到屋里，被按在早已准备好的牌桌上。这时，站在宋美龄身后的蔡妈一声不吭地观察着事态变化。 别小看了这个蔡妈，她虽然是个佣人，但有时连宋美龄也要让她三分，她的权威甚至超过了侍卫长，除蒋介石之外，她对谁都敢发威使性，她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威慑力和这样大的神通呢？其实很简单，她是宋家的老佣人，一向为人忠厚老实，坦率直爽，能帮助人，有求必应，只要自己能做得到的，尽力去帮助别人，勤勤恳恳地为宋家干活，因此博得了宋家上下所有人的欢心和尊敬。尤其是宋老夫人特别喜欢她。宋家的三个少爷和三个小姐都是她照料看着长大的，对她都有很深的感情。哪个少爷、小姐淘气了，她都敢当面“教训”。她有天生的泼辣脾性，有话就说，有气必出，心直口快，从不存私，心胸犹如一潭清水，清澈见底。宋家人都知道，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是发脾气，也是为了维护宋家的利益。因此，有时她的粗野之举，大家也都让她三分不去计较，等气一消了，她很快就会喜笑颜开。 蔡妈就是跟随宋美龄出来到了蒋介石身边的。 蔡妈见杜月笙竟敢如此对待宋家三小姐，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她大喝一声：“杜老板，你给我出来！”说着，将刚刚放到桌上的茶点等等，用力掀翻。桌子上的东西哗啦一声撒满地上。 “杜月笙，你放我们出去，我们要回去。”杜公馆的一些女眷们吓得目瞪口呆，她们从未见过有谁敢在这里发脾气。蔡妈不管女眷们怎么劝解，真真假假地撒起泼来。 此时的杜月笙正在他的房间里，为自己的“杰作”而沾沾自喜，听到蔡妈的一声呼叫，顿时怒火上升，刚想发作，瞬即又克制住了，随即嘴角边又撇出一丝奸笑。他本想不理睬蔡妈的叫喊，但那不停的叫闹声，又使他坐卧不安。他正考虑是否给蒋介石打电话说一下，恰好宋子文打来电话。 在电话里宋子文听懂了杜月笙的弦外之音，是为交纳“保险费”的事。 宋子文放下话筒，驾车直驶社公馆，将宋美龄主仆二人接回。从此之后，宋子文暗中一直替蒋介石支付“保险费”。而杜月笙目的达到了，气也总算出了，一场“蒋杜争斗的把戏”收场了。但宋美龄始终没明白是她哥哥从中摆平了这场事件，还以为是蒋介石的威风使这群青帮大亨们屈服了呢。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 3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早已“梦寐以求”的野心，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龄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了。 “美人”到手，“江山”重坐，然而蒋介石的心情却并没有因此而轻松愉快起来。婚礼前后，各种“不和谐”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杂音”一直萦绕在蒋介石的心头。令他感到头疼的倒还不是这种种“杂音”本身，而是“杂音”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潜在的危险信号--他的权力的宝座还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随时有被人“拉下马”的危险。国内、党内的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山头纷立，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行其事，根本不买他蒋中正的帐。蒋介石要的是一统天下，不想坐在架空了的权力宝座上眼巴巴地望着诸侯雄踞四方。 北伐战争“伐”的是旧军阀，不料旧军阀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北伐中发展起来的“新军阀”们又成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拦路虎。这些新军阀都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崛起，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暗中却又相互争权夺利，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地盘。倘若任其发展，坐视其大，蒋介石的天下是连一天也坐不稳的。 这种种“不和谐音”，搅了蒋介石新婚燕尔的好心情。 5．内助则柔，外助则刚 蒋介石所追求的“完善无缺的婚姻”，似乎在宋美龄身上得以实现。论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财产、相貌、个人学识、修养等等，宋美龄都可算是当时中国无以匹敌的第一小姐”，这样一位小姐成为蒋介石的夫人，很快就成为蒋介石处理国内外日常事务的有力助手。 就大事而论，宋美龄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中积极争取美国援助等方面均有过大的贡献。 宋美龄受过正统的西方文化教育，思想比较开明、作风也比较民主，思维方式趋于西化，不拘泥古板，她有较强的事业心，热衷于妇女儿童事业和公益事业，因为她是基督徒，所以对宗教事务也颇关心。在成为蒋介石夫人之后，宋美龄的政治立场始终与蒋介石保持一致，从这一点上说，她也成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 作为蒋家王朝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之一的宋美龄，她的千秋功罪自有史家评说。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妇女，一位基督徒，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感的中国人，宋美龄也确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公众的事。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更做过大量有助于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好事。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宋美龄婚后“相夫”的日常生活，一向鲜有人知，今录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的一段回忆，以见点滴： 宋美龄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她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南道上都是轻步走过，我每次碰见，她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每每不觉得她突然出现，不觉得有骄矜盛气，和她谈话不觉得拘谨。她言谈委婉适度，声音从不放重，六年中我未见闻过她和蒋有过口角。她和别人谈话，总是只让对方可以听清楚就是，从不大声，颐指气使。 宋美龄经常随蒋出访各地，在外地他们所住房子一般总是三间，包括卧室、办公室、秘书室。宋美龄和蒋介石经常在一块儿吃饭，宋喜吃烤鸡、猪排，蒋则喜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烤肉、咸菜大黄鱼。宋美龄很讲究卫生，即使在庐山时也有人从山下捎去蒸溜水应用，1935年暑期在峨嵋山时，还以瓶装矿泉水犒赏侍从室高级职员。蒋宋夫妻间感情深厚，有时说些闲话也不避人。有一次我随他俩由镇海飞机场坐黑色特长轿车去溪口，在80分钟行程中，他们谈笑风声，宋美龄还和蒋打赌说：“谁先见到江口塔，谁就赢。”不一会儿蒋说：“哦，我先见到了。”宋接着说：“我老早就看见了”。不认输。在溪口时往往手拉手徒步于妙高台、相量岗之间，此地群峰环抱，曲径通幽，风景独美。他们在千丈岩欣赏胜景，蒋称宋为Darling，但我一直没听到过宋称蒋为什么，即使出门散步时，便衣警卫跟随很近，也没听到怎样呼唤（依煦外国习惯，远远喊人是不礼貌的）。 待从室人员对侍从室称“公馆”，对蒋介石称先生，对宋美龄称夫人，都不带姓，不带官衔。先生方面的内务副官是蒋孝镇，是他侄孙辈，（从中尉升到少校级）；夫人的内务副官叫斯绍凯，平时穿蓝色长衫，没有军衔。还有两个下手，客来送茶点。有中、西厨师各一人，不对外。有一个40多岁的健壮外国保姆料理房间、保管衣物以及诸如给小客厅换透明纱窗帘布等，但不做洗衣服之类的下手事。 宋也有私人秘书，所以她也有秘书室。女秘书的能力和学识素质都好，但外表都是其貌不扬的，这或许是做妻子特有的心理。1933年的女秘书叫钱用和，30多岁，嘴唇动过手术还看得出，后来调到中山门外贵族学校当校务主任，宋美龄常常去视察，关心备至。继任的忘其名，个子很小长得不顺眼；后来换了一个身体健壮、穿着时髦但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女秘书；随后又换成一个男秘书，叫吉兆鹏，广东人，40多岁，秃顶，带着妻子，是宋子文介绍的，专做与美国教会、华侨方面的通讯交流工作，包括宣传和捐赠、救济事宜。宋美龄的秘书主要是代她做些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宋氏三姐妹都热衷于这个工作，他们相互联系，经常碰面，共同商讨，感情非常融洽。1938年3月，宋美龄辞了航委会职务后，即去香港，三姐妹在一起，微服去一家豪华的饭店察看民情，看到那些富商、经理、贵妇、小姐们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便设法动员这些人有钱出钱，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1940年，三姐妹在重庆时也是共同在做救济工作。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这时当然有些感到拘束的原因，但与不丰盛有关。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新鲜所配的。 蒋介石在用度方面也较节省，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问明价格，择合意的地方去买。但对教会方面较慷慨，每一个省、县若有耶稣教会，必邀集教友特别是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举行茶话会或聚餐，以联络感情。1933年底和 1934年初在浦城、延平，都住在教会房子里。 1933年4月，宋随蒋在江西抚州，住在抚州中学隔河的木结构三间小屋里。有一天深夜，忽闻枪声，由疏而密，间有机枪扫射，延续约两小时，宋闻声后不惊慌，即持自卫手枪准备抵抗，后查明为外来部队过境，事先未联系好而发生误会。以后侍从室文职官员每人发给手枪。 宋美龄处事仔细，也注意小节。有一次，外收发送一封从美国寄给她的信，见信封上一张邮票被扯去，她立即查询，经外收发胡某承认为集邮而犯下错误，送上原物，也就未予处罚。他俩的私人信件，都经各自的侍从秘书（又称随从秘书）拆阅送呈，一般批件也由侍从秘书加封，若密件、急件均另打记号加火漆印，外收发有所疏忽立即能查出。 宋对蒋的公务之外所谓“家务”内助也很悉心，处理得体。如1933年、1934年间公务繁忙，人少事多，侍从人员常由漏夜工作至天明。办公室离蒋送住处很近，宋往往亲自做糕点派人送给电务员谢耿民、邵恩手、孙德庆等人当半夜餐；对少数侍从人员，在年终时各送一套长袍马褂以资笼络。如我因事忙不易分身，中午回去吃饭多不方便，经王世和提了报告，宋就叫她的中国厨师每天中午多开一客，每次都是两菜一汤，很可口。当时我从早到晚都在“公馆”里，随时能遇上宋美龄，她总是微微点头微笑有礼，毫无做作。她作为第一夫人，许多内外事情都得兼顾，所以每日作息时间安排有序，不浪费分秒。她有许多外国寄来的刊物，每日必看书报。对文学、音乐造诣较深，对美国历史及世界名人传记都注意研究。她的中文也相当好，毛笔字体颇似蒋介石，但较秀柔。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也讲普通话。 宋美龄对蒋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午休时间均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片子皆是小提琴独奏曲，都由宋美龄亲自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门外，直至开门时才停止放片。宋美龄不在时，蒋也有这个习惯。宋对基督教的几个节日非常重视，按西方风俗过圣诞节，即使是在军务前线时也不忘节。1933年12月，蒋和家及侍卫人同机飞往福建浦城前线，我在随后一架波音发动机塞可斯基水陆两用机上，还搭乘有德国警卫顾问斯太乃司、电务员三人、宋美龄的女秘书一人、厨师二人，带有为宋美龄烤好的一只火鸡。不料一小时后，我坐的这架飞机一个发动机失灵，迫降在景德镇20里外的小河上。那正是圣诞节前夕，又因为有两个外国人（另一个是美籍飞行师斯密司），厨师不得已只好将那只原是宋美龄用来过节的火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以后我们赶到蒲城，因为文件由我携带着，蒋一整天办不了公，宋美龄要我以后都同机出发。 蒋的私人飞机里有一睡榻，因宋美龄有晕机病，在飞机上总横卧在睡榻上，但一下飞机改乘汽车就没事了。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总想把自已的小家庭安排得宽敞舒适，宋美龄也不例外，而是更讲条件。除了出去在外地临时住上三间平房或楼房将就一下外，她自然想要一个永久性的象样的公馆。 宋美龄有幢陪嫁房子，在上海贾尔业爱路，正房约四开间，纵深颇长，楼下有一个大容厅，四十人不挤，也可放电影。这幢房子本是外国人的花园洋房，是宋家买过来的，在上海并不算是最好的，是法租界住宅区里靠马路的两层楼洋房，小抽木条拼嵌的地板。向西延伸一排二层楼十多间下房，花园面积大于建筑面积三倍，有小溪行贯过草坪，溪阔3米，东侧安放小石块，可徒步跳跃而过。灌木丛中，间以假山，取自然园林式布局，散步其间并不觉得身处闹市。由一个40多岁麻脸男管家看管。 室内布置除应有的大小沙发、大茶几桌椅外，墙上挂的颇精致，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大山人画的春、夏、秋、冬四花鸟条幅，意境逼真，确是神品。这座房子终蒋之身总共住过六、七次，最长一次也住不上两个月，无论蒋去南昌、重庆、昆明、贵阳……宋美龄有时是稍后赶来，有时先期回来，这种时候宋总是单独在这里住上一个时期，并和两个姐姐叙叙天伦。 抗战前在南京曾住在中央军校校长公馆，楼下有客厅。饭厅、秘书室、副官室，还有一个狭长的小会客室。宋会客就在一排玻璃窗到底的圆形书房，墙上挂着意大利人画的风景画，我见过她在这里接见过卫生署长刘瑞恒。上海税务局长吴启鼎。楼上的房间全部都是他们俩受用。室内布置平常，墙上也不挂画。 这个公馆并不中宋美龄的意，她在1931年起就看好了中山门外小红山的一个山坡；在树木丛中从未有过建筑物，四周围都是空旷地。她就计划在这里盖一所房顶是我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有地下室，有平台，作为长久居住的地方。从这里朝东北方向可望见中山陵，正北方能看到明孝陵。建房的任务交给南京市工务局长赵志游，由陈品善为主的好几个人设计了多种建筑图案，作为房子主妇的宋美龄一再提修改意见，单就室内装饰、浴室颜色就进行了多次变换拆建，阳台也修整好几次。市长魏道明和赵志游为了讨好宋美龄，还特请杭州西湖艺专校长林风眠亲自画室内墙壁的装饰花样：有千姿百态的鸟群嬉戏在嫩绿翠柏林中。屋内几间卧室、大小餐厅、两间办公室（他们各人一间）以及其它众多的大小房间设计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逐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决定施工又常加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绿、黄间色，后又改为一律淡蓝色，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于是这座房子长期不能竣工，抗战前夕只好停止建筑，抗战胜利后方才完工，但事过境迁，也就不以为好了，宋美龄把它改作耶稣教堂，每逢礼拜日准时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 1934年在庐山观音桥旁，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蒋、宋盖起三开间的小木屋，在水泥平台，坐在靠椅上静听桥下泉水叮咯，远眺五老峰雄峙众山，颇心旷神信。但他们只小住几天，就废置了，改买了一所外国人的旧房子，即枯岭路十二号；那所房子起先叫十三号，我提醒庐山管理局长蒋志澄：“基督徒忌讳十三这个数字。”他改为十二号。这所房子傍依山脚，门前低，后面渐高，有个大平台，他们常常围坐在那里打桥牌，谈笑自若。张学良的美籍犹太顾问瑞纳常来作客，宋借以练习英语，这对以后她介入外交活动有很大的用处。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南岸黄山，蒋、宋有一所别墅作为主要住处，就近也为二姐宋庆龄修一幢别墅，姐妹俩时常过往，骨肉情殷，始终如一。 因为性格及学识修养的关系，宋美龄对待“下人”和平民百姓一般是比较友善的，也比较富有同情心。抗战初期，她六眼看到被日机炸死的孩子时，曾情不自禁地一掬同情之泪，这是她作为一个女人所特有的天性使然吧。对待下级，宋美龄多半比较宽容，例如她曾陪“励志社”的青年军官跳舞，一时传为美谈。甚至对下级军官的“轻浮”举动，她也能处之泰然，如“军校蒙羞”就是一例。 1949年8月16日，美国艺术家协会公布了一条消息。宋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并且名列榜首。 消息写道：据美国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柯纳宣称：“此项选举系由会员投票产生。美人遍布世界各地。宋美龄之鼻与面部其他各协调、匀称，乃世界最美之鼻，名列十大美人榜首。名列其后的有：杜鲁门总统之公主而德耳朵最美；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的眼睛最美；温沙公爵夫人的额头最美；美国电影明星伊索丽丝的大腿最美；美国电影明星列达·布赫芙的嘴唇最美；美国电影明星莲达丹妮的小腿最美；意大利女影星阿丽达·娃丽的臀部最美；意大利电影皇后秀娜·洛罗勃丽季达的乳房最美；埃及舞蹈明星塔赫亚的腰最美。” 蒋介石得知自己的夫人名列全世界十大美人之首，心中喜悦之情自是难以言状，这说明他当初休弃前妻，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毅然与宋美龄结成秦晋之好是颇有眼力的。在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之时，这则消息多少给他沮丧的心情带来些许安慰。 对于蒋夫人当选世界十大美人之首，蒋家王朝上上下下无不纷纷祝贺，拍马赞誉之辞充耳，惟独宋美龄办公室主任韩诚烈没有凑这个热闹，而且还有意回避。 因为发现宋美龄真正具有超凡脱俗美的人，除了蒋介石，应首推这个韩诚烈。甚至可以说，蒋介石当初选择宋美龄，除欣赏她的气质、学识外，更多的还是从经济上、政治上考虑的。而韩诚烈对宋美龄的认识，则完全是从人体美这个角度发现的。 那是1931年7月的一天，黄埔军校第13期学员即将毕业。当时任校长的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到军校视察。在看过学员各种战术指挥考核后，蒋校长和夫人在一群教官的簇拥下，走下看台，来到学员们中间。 时值炎热的夏季，尽管有人撑着布伞，为蒋氏夫妇遮挡灼人的阳光，蒋校长特别是蒋夫人美龄仍然香汗淋漓。那天宋美龄穿一件无袖的黑绿色软缎旗袍、肩披一块雪白的纱巾。也许那软缎旗袍柔和贴身，因此恰到好处地把她那凸凹分明的身段展现了出来。丰臀、高胸、细腰、柔臂、长腿，在一双乌亮的半高跟鞋支撑下，走起路来停停玉立，楚楚动人。她使这些天天在训练场上摔打，成天与男人打交道、很少见到女人而又偏偏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子的目光，没有对准他们尊敬的校长，却一致齐刷刷地投向了她高贵、美丽的身躯。 说也凑巧，学员中有一名“优等生”，竟抑制不住对美的渴望，趁蒋夫人与其握手之机，抓住她白嫩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呢地抚摸几下。 这种完全西化的表情方式，对宋美龄来说不足为怪，但在那个时刻，她也觉得太过火了，羞得不敢正眼看他；但对于视中国传统文化奉若神明的蒋校长来讲，则感到异常吃惊。此举没有伤风败俗，也亵读了他的尊严。只是碍于场面，蒋校长没有当场龙颜大怒。事后，蒋介石很快派人把这个缺乏教养的“优等生”抓了起来，并交给宋美龄，让她对这个有失体统的家伙予以制裁。 “优等生”被带到宋美龄面前。宋美龄审视着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见他眉清目秀，身材魁伟，英俊漂亮，特别是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十分有神。本来想劈头盖脑臭骂他一通，但不知为什么，宋美龄与他单独在一起，心肠竟然软了一半：你叫什么名字！” “优等生”双脚一碰，举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夫人，学生韩诚烈。” “韩诚烈？”宋美龄抱着双肘，踱着碎步，瞪着一对黑萄葡般的大眼，突然厉声问道：“你为什么要当场羞辱我？” 韩诚烈面无怯色，举目对视，“学生不敢！” “还说不敢呢！”宋美龄抬起玉臂，指着自己雪白的手说：“我这又不是钢琴，你在上面弹什么？” “我……”韩城烈的脸红了，“我发现……” “说呀！你发现了什么？” 韩诚烈目光闪烁，脸越来越红，终于，他鼓足了勇气，抬起头来：“我……我发现夫人实在太美丽了、太动人了！简直像圣母一般，我实在抑制不住……” “胡说八道！”宋美龄愠怒地喝斥道。 “夫人，我韩诚烈从来不说假话，若有半句不实之词，您可以打断我的双腿。” “我才没那么狠心呢！”宋美龄缓和了口气，说：“你想过没有，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对我如此放肆，会有什么结果？” “我当时确实发现夫人美得像圣母，像一尊天使，我才情不自禁，如果我想到了结果，我也不至于……” “好了，别说了！你今年多大年龄？” “学生刚满23岁。” “你读过圣经吗？” “读过，我信奉上帝。” 宋美龄笑了，指着对面的沙发说：“你坐下吧。” “谢谢夫人！”韩诚烈双唇往上一翘，眼睛出神地望着宋美龄说：“学生如有冒犯之处，请夫人原谅！” “世界上有千罪万罪，唯独没有崇拜罪。今后你注意点场合就是了。” “学生明白，谢谢夫人！” “你不用谢我，应该感谢上帝。” 也许是上帝在无形中帮了韩诚烈的忙，韩诚烈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从此备受重用。黄埔毕业后，韩诚烈当上了大尉营长，几年后又提升为少将代理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宋美龄认为韩诚烈在前线部队当指挥官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遂将韩诚烈调到国防部机关工作，后又干脆调到了自己身边，委任他为自己办公室的主任，军衔为中将。 蒋介石身边的人，都知道来美龄待下级比较宽和、民主，不怎么摆“第一夫人”的架子，这自然与宋美龄自幼受美国文化教育的经历有关，但总观其性格特点，不能不说是家庭遗范的功劳。宋氏家庭的人，多数待人友善、处事从容公允，较少蛮霸习气。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后，虽然位极人臣，妇随夫贵，却仍是不矜骄自持，这是性格使然，与所受教育程度似无大关涉，因为历史上曾有无数“夫人”一旦“显贵”起来，就摆足了架子，骄横霸道，为人所不齿，而她们所受到过的“教育程度”也不可能谓不高，这方面的例子是史不绝书的。 蒋介石脾气暴躁，斥骂下级将领是家常便饭，骂得不解气时，还施之以老拳老腿，他身边的侍卫们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而且挨了骂不准分辨，挨打时只能硬挺着，不敢问避。有一次，蒋介石又在发脾气打人，一拳一脚，打得颇有“章法”，正好宋美龄从外面回来，见此情景急忙劝止，并对被打的侍卫说：“你怎么这么傻？他打你，你为什么不跑呢？”有了宋美龄这句话，此后每当蒋介石再要动手打人的时候，被打者总是相机逃逸，能溜则溜，不再那么老老实实站着挨打了。 宋美龄一力辅佐蒋介石的“家务内政”，用的是“柔”的方法，与蒋介石“刚柔相济”，确实是个好内助，帮丈夫化解了不少矛盾。而在帮助蒋介石料理军国大事以及外交方面，宋美龄则处处以“女强人”的面目出现，辅佐蒋介石内政外交，卓有建树。 抗战期间，宋美龄积极参加救亡运动，表现一直十分活跃。“八·一三”日寇进犯上海后，宋美龄于9月12日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直接用英语向美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状况，呼吁美国给予援助。此后，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经常利用无线电广播和报刊等传媒向美国及世界各国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寻求各国的舆论及物质支援。 在保卫武汉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她亲任指导长。这个委员会在武汉举办了一期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当时帮助训练妇女干部的有邓颖超、吴贻芳等著名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 1940年，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重庆后，宋美龄特对美国国会议员广播说： “我不知你们国会议员是否想到过，如果中国屈服于日本，那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无疑，日本将利用中国的资源转向美国进军，美国也将受到自食其果的惩罚。支持野蛮的日本军的侵略战争，本身就是不义的。” 为了组建一支空军部队以抗击日寇，宋美龄在抗战初期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并广泛发动民众，掀起募捐活动，筹集购买飞机的款项。宋美龄之所以对组建空军，购买飞机有如此大的热情，主要是因为她曾亲眼目睹了日机肆虐横行给中国军民的生命财产所造成的巨大的伤害。 那是淞沪抗战期间，日军空军的飞机首次袭击上海，我军的地面防空火力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数以千计的中国军民却已经在轰炸中丧生了。轰炸停止后，宋美龄来到被日机炸得一片狼藉的废墟边上，她一个人围着七零八落的尸体转来转去，负责保护她的卫兵们则站在远处观望着。 这时，第九集团军飞行大队长程烈也赶到了，他问宋美龄的卫兵们：“你们为什么离得这么远？” 一位侍从副官回答：“夫人说要一个人冷静地想一想，她不让我们靠近。” 程烈听罢，遂快步走到宋美龄身旁：“第九集团军飞行大队长程烈向夫人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立正站在宋美龄面前，行了一个军礼。 “你是这里的飞行官？”宋美龄抬头盯住程烈，她的眼睛已被一次又一次溢出的泪水浸得发红。程烈一挺胸脯：“是的。”“啪！”平时极少发火更从不打人的宋美龄突然扬手打了程烈一个耳光：“你还有脸说你是飞行官，日本飞机一架都没打下来，中国人民却让人家炸得这样惨不忍睹，我要是航空司令，立即枪毙你！” 红颜一怒，比男人发威更具有震慑力。程烈羞惭地垂下了头，却仍在分辩：“夫人，我们没有驱逐机和战斗机，连空军都还没有，只是每个集团军里有那么几架飞机。” 望着眼前这个汉子垂首喃喃的样子，宋美龄知道自己是打错了人。从此，她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开始不遗余力地为组建空军而奔走呼号。这位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道德教育的弱女子，开始阅读有关航空理论、飞机构造方面的刊物，并用筹集得来的两千万美元从国外购买了大批飞机。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事委员会决定正式组建一支独立建制的空军部队，并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就在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之后不久，大约是1938年5月，美国援华部队总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到华上任，他给中国带来了40个陆军师的美式装备和50架最先进的美国BU-l型轰炸机。史迪威来华后，与宋美龄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这位热烈的奔放的美国将军会讲汉语，而宋美龄则“只有一张脸像中国人”她的流利的韦尔斯利英语很快拉近了她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感情，以致史迪威曾在他的日记中真诚地赞美宋美龄： 今天我又见到了美龄夫人，她比我以前所见到的更美，苗条、雅致、动人，白白的瓜子脸像木兰花瓣那样白晰。卷曲的黑发，松软地从前额梳向后颈，在那打成一个光滑的发型。 同夫人讨论了一下战术。我觉得蒋夫人焕发着引人的美丽，在那罕见的美貌后面，蕴藏着魄力、才能和力量。同她相比，蒋介石将军和他的同僚们都显得顽固、不老实，为了鸡毛蒜皮的面子问题耿耿于怀，只关心权力，其军事战略毫无章法，同西方大相径庭。对于蒋介石腐败军队挽救的方法，也许就是由蒋夫人担任国防部长。 美国伦的想法既自由又大胆，居然想到了由宋美龄出任国防部长。而实际上，宋美龄非但没当部长，连她那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差事也交了出去。她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指挥军队，而是唤醒军队的觉悟。她日夜奔波在前线各部队，到处发表演说，慰问伤兵、筹建医院，在此期间，她还险些丢了性命： 一次，宋美龄在美国朋友端纳及一名副官的陪同下到前线视察。汽车在高速前进中突然被公路上的一个大弹坑颠起，失去控制的汽车翻出了路面，强大的冲击力使司机的头部猛撞在车前玻璃上，当即殒命；端纳的腿受了伤，宋美龄则飞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一个泥潭里，当场昏迷过去。随行的军医官紧急施救，忙了半天，宋美龄的心率才有所加强，微微挣扎了一个，发出一声呻吟。锥心刺骨的疼痛使她喘不过气来，她对关切地望着自己的端纳说：“我不能呼吸，一呼吸就钻心地疼。” 端纳安慰她：“夫人，我们马上送你回武汉，到了医院就好办了。” 可是宋美龄却强自支撑着说：“不，我继续上前线！我是一个人，人家是成千上万的人，不能为一个人而误了成千上万人的事！ 当晚10点，宋美龄忍着极度的痛苦给一支即将开往前线的部队发表了演说，剧烈的疼痛使她好几次险些昏死过去，幸被端纳从旁扶住，并不时用湿毛巾替她揩干额上的汗水--因为她的手不能动。这种场景，令官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士气大受鼓舞。演讲到高潮时，宋美龄叫出一位少尉排长问道：“在战场上，你是怎样指挥士兵的？” 那位排长立正敬礼：“报告夫人，我喊‘弟兄们，往前冲啊’！” 宋美龄微笑着摇摇头：“不，你应该喊：弟兄们，跟我来！” “弟兄们，跟我来！”宋美龄提出的战斗口号在官兵们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宋美龄在官兵们的掌声和欢声中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她的眼前荡过一片金星，无力地倒了下去，恍惚间只听到了端纳的呼喊声…… 当宋美龄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端纳告诉她，她的四肢筋骨严重扭伤合并挫伤，颅脑受到震荡，大夫刚刚为她动了手术。 端纳凝视着她：“上帝保佑，我真怕……” “你怕什么？” “我怕你受不了，因为您是一个女人。” “女人一定要比男人差吗？” “不，夫人，你是一个强人！一个中国的女强人！” 一位美国作家曾就此事评价宋美龄：“只有像宋家造就的具有健全的头脑、健康的体质，又在幼时受到新教的自立和自制思想培养的妇女，才能像她那样长久地坚持。” 主内则柔，主外则刚，这就是宋美龄。 第八章 中原逐鹿 1．“统一大业”赖权谋 蒋介石下野后，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为主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争取了过来，所以很快就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唐生智宣布下野，到日本“休息”去了。1927年门月15日，南京政府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汪精卫此时跑到广州，拼命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并召开了同汪精卫、李济深、陈树等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这样，宁、汉对立刚刚结束，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审时度势，认为他夺回权力的首要问题是应当先解决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因为这个“特委会”的成员大都是西山会议的元老，加上桂系的军队，成为蒋介石复职的最大障碍。所以蒋介石一回上海，立即请汪精卫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与蒋合作。蒋介石的策略很明显，他是抓住了主要矛盾，首先联合汪精卫打击南京的特委会。 南京方面也怕蒋、汪联手对付他们，于是提出建议，意欲由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5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并力劝李济深与他同行。实际上这是汪精卫施的“调虎离山”计。汪精卫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到广东后，总想伺机将执掌广州军政大权的李济深赶走，以便占领两广，只是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这次蒋介石电邀请，汪精卫赴沪开会，南京方面的谭延阎、孙科等也致电邀请，汪精卫遂与张发奎密谋，计划将李济深诱出广州，然后实行政变。果然，汪、李二还未到达上海，就传来了张发奎发动政变的消息。 宁、粤双方都争先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南京方面虽然表面上是由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共同执掌权柄，但实际上是桂系代表物李宗仁、白崇禧在操纵大局，谭延阎、李烈钧。孙科等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也有不少矛盾；而广东方面又“后院起火”，汪精卫虽然成攻地策动了张发奎的政变，但宁、沪两方却又攻击他“勾结共产党”在广州发动武装叛变。因为在此之前，因为张发奎的部队里共产党员很多，所以共产党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所以，这一次又是张发奎的部队发动政变，就很容易给宁、沪两方攻击汪精卫制造口实。蒋介石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心中窃喜。他现在正好处于超然物外的地位，宁、粤双方都向他求援，他大可坐收渔利了。此时期内，张作霖乘国民党内部你争我夺的混战之机，曾大举进攻冯玉祥和阎锡山，冯、阎二吃不住劲，也通电请蒋介石复职。局势的发展对蒋介石越发有利了。 l月22日，南京方面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会上有发表演说，提出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会后游行，当游行队伍至复成桥时，突然间枪声大作，当场击毙4，伤20余，凶手逃逸无踪。事后，们纷纷指控这次惨案是西山派成员葛建时一手制造的，由此发起“征讨”西山会议派的浪潮。其实，这一惨案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他利用这一事件使西山会议派变成众矢之的，搞得他们声名狼藉，威信扫地，从此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由于蒋介石制造的“ 11·22”惨案使西山会议派失去了发言权，所以，会方中心成为汪派与反汪派的一场混战。桂系的南京政府以张发奎在广州兵变为口实，攻击汪精卫勾结共产党，赏了他一顶红帽子；汪精卫为了摆脱孤立地位，急于讨好蒋介石，抢先在会议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也不甘落后，立即向报界发表声明，指责汪精卫反复无常，而自己一贯是拥护蒋介石的。宁、粤双方尽管鸡吵鹅斗，却又一致公推蒋介石复职，于是，这次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间的重重矛盾，为自己复职扫除了障碍。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到了南京。7日他发表了《总司令复职时致国民政府电》，称：“中正叠受各级党部及各军将士之敦促，政府与民众之督责，以北伐大业急待完成，仍令出负艰巨，爱于支日驰抵首都，继续执行中央所赋予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专司军令，藉戎利机，谨电奉陈，唯冀垂察。”9日又发表了《致各军全体武装同志电》、《致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电》和《致冯阎杨三总司令电》，表示这次重新上台后，将“以全力完成北伐，肃清共逆，以安后方，巩固中央。” 蒋介石宣布复职之前的1927年12月11日，中央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乘粤桂阀混战、粤军主力离穗之机，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可惜，由于起义部队未能及时转入农村，在敌优势兵力的猖狂反扑下，起义归于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部分武装转移到海丰、广西等地农村。 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继续把“红帽子”往汪精卫头上扣，说他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举行暴动，吴稚晖还大骂汪精卫是“准共产党”。汪精卫弄巧成拙，原以为同蒋介石合作能捞到一点实惠，没想到一下子处于内外夹攻的孤立境地，甚至面临被桂系暗杀的危险。这时，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便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离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得再次亡命法国。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立即竭力袒护和拉拢汪精卫派系的粤方委员，以此抗衡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胡汉民等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遂宣称不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到海外远游去了。 驱汪逐胡成功，蒋介石的两名主要政治对手被赶走之后，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蒋介石一手操纵的会议。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宣言中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 l月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他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至此，党政军大权又一次集中在蒋介石手中。 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避免“军事独裁”之嫌，特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四个政治分会，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政治分会主席。由于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吁请蒋介石复职，在政治上他们已倒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在长江流域及西北和华北的河南、山西等省统一了政令，只剩下奉系张作霖控制的地盘尚未归青天白日旗下。 鉴于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集中力量，限期完成北伐大业，以消灭奉、鲁军阀为目的，意欲肃清直、鲁、热、察、绥等省区内的军阀武装，彻底实现所谓的“全国统一。” 为了进一步笼络新归麾下的诸侯，蒋介石又祭起了惯用的法宝--结义。他委托部力子向冯玉祥表示想同冯“义结金兰”的意思，冯玉祥则答说：“只要对革命有利就行。” 邵力子将冯玉祥的态度立即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高兴，急忙亲笔写了兰谱，送交冯玉祥，那帖子上写着的是： 籍贯：浙江奉化武岭 年岁：四十二，生于丁亥年九月十五日 父讳：肇聪 母王氏 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 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谱弟 蒋中正谨订 冯玉祥亲笔写了兰谱送与蒋介石，兰谱写道： 藉贯：安徽巢县竹柯村 年岁：四十七，生于壬午年九月二十六日 父讳 有茂 母谢氏 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谱兄 冯玉祥谨订 两换了贴，相互拜了几拜，从此就算是“兄弟”手足了。蒋介石为了让冯、阎等在战场上多出力，遂将冯玉祥的西北军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将阎锡山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阎任总司令。 1928年3月31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4月7日，蒋介石发表《渡江北伐誓师通电》，声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 4月中旬，北伐各路集团军发起总攻。在北伐部队的强大攻势下，孙传芳于6月3日宣布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国民革命军投诚。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但是，索绕在蒋介石心头的，还有一块乌云，这就是山海关外的“胡子”出身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其统治了几十年之久的东北地区。 孔传芳下野后的第二天，张作霖也不敢留居北京了，他带领一批文官武将出关返回奉天。不料日本已决心除掉这个不肯继续为其效力的傀儡，预先在皇姑屯埋下炸药，将张作霖炸死在火车上。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系核心内部一直隐瞒死讯。当时张学良正率部在邯郸与阎锡山交战，直到他秘密潜回沈阳，才正式宣布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同时，张学良宣布担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 张作霖一死，日本当局和南京政府都派到东北进行活动。日本方面在鼓动张学良宣布独立，南京方面则积极争取张学良，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张学良面对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诱，表现了一个中国军的气节。在同日方代表的谈判中，张学良说：“我是中国，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民所渴望的事。”他拒绝了日本的条件，派邢士廉为代表，由海路赴北平，向蒋介石表示“愿输诚归降，并请商统一办法。” 蒋介石闻报大喜，东北一定，统一大业就算完成了！可惜，事情远非他想的那样乐观。当北伐节节胜利、克复北京后，蒋介石就曾忧虑各派新军阀在北伐中坐大，主张“裁兵善后，”此议一出，冯玉祥、阎锡山等都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因此，蒋介石很快就从张学良归降的喜悦中冷静下来，旋即昔日那些担心的隐患又扑心头。他一边踱步，一边小声自语：“张学良易帜的结果是喜还忧？甚至是喜忧参半？” 在蒋介石未来的棋盘上，张学良这颗棋子可是举足轻重的。张学良若是真的臣服于他的麾下，这时于他的军事实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扩充。一旦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华北兴兵，都不能不考虑东北军摔然出兵关；然而，张学良万一失败了呢？这后果又是明摆着的……如何保证张学良顺利完成易帜，这正是他急切要和谋士张群相商的。 张群不负蒋介石所望，很快扫去了布在蒋介石心头的疑云，并提出了如下行之有效的计划：1．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易帜决心，以及易帜后臣服于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在．蒋介石亲自派出高级代表携带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和总理遗嘱赴奉天，举行隆重的易帜典礼；3．为巩固张学良易帜后的政权，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身边的亲日势力。 蒋介石喜不自禁地微笑着，望着稳坐钓鱼台的张群，热情地说：“岳军兄，你看谁能担此任呢？” 张群懂得蒋介石的话的意思，所以一改平素那直言相陈的性格，故作谦虚地说：“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选，你心中早就选定了，何必再征询我的意见呢！” “那好，我就说吧！”蒋介石有意沉吟了片刻，“我思之良久，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选，非岳军兄莫属！” “那我只好从命了！”张群欣然应允，但一想到此行责任重大，复又为难地说，“为了确保主席的宏图得以实现，我建议再增加两位德高望重的同志前往，遇事尚可临机协商处置。” “此话有理！”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你看谁和你同行为好啊？” “方本仁和吴铁城。” “我看还可以增派一位元老李石曾，他和奉系的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群赞同地点了点头。 一岳军兄广蒋介石格外深沉地说，“此行易帜不难，重要的是完成计划中的第三条：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左右的亲日势力。 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张学良一如所诺，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了杨宇霆的干扰，一俟张群所率领的南京代表团抵达奉天以后，毅然决定于1928年12月29日易职。他双手接过青天白日旗，亲自率领东北的文武百官列队站在帅府门前，目视悬挂多年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徐徐降下，又目送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为加强张学良的势力，张群私下会晤这位大权在握的少师，几经密商，决定任命张作相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张学良在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典礼上，首次穿上定做的中山装，率部走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在方本仁和刘光的监督下向总理遗像宣誓。在庄重的氛围中实现了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然而，令张群疑虑不安的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杨宇霆的脸上密布着一层浓云，没有一丝一毫喜庆的表示。当天晚上，张学良设宴庆祝易帜大典，杨宇霆又借口有事，偕同常荫槐中途退场。张群唯恐有变，连夜请何成浚、何千里等到自己的下榻处密商对策。 何成浚先介绍说：杨宇霆坚持亲日的路线，曾数次阻止张学良易帜。据说在一次双方摊牌的会议中，杨宇霆耻高气扬地对张学良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不是很好吗？张学良为之愕然，当即反问：“如果是你的那一宝押中了呢？”对此，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事后，他又对常荫槐等愤愤地说：“小六子这个阿斗羽毛未丰，就想冲天，我看他能飞到那里去？” 何千里接着又介绍说：“杨宇霆为了发泄对张学良的将军的不满，决定于明年元月7日为其父庆祝70岁生日。他的法库同乡好友李友兰知道此举易遭嫉，于杨不利，主动地对杨说：“老太爷办寿，可以回法库去办，你如同意，由我主持一切。”杨坚决不允，并发出狂言：“我要大张旗鼓地办，请全国各路诸侯来沈阳为父作寿，让这个阿斗看看，是谁的声望高！”何千里说罢，与何成浚都取出了应邀为杨的父亲祝寿的大红请柬。 何成浚又报告说：张学良愿意让杨宇霆当黑龙江省主席，以为疏远之计；但杨宇霆拒绝，只好改换了常荫槐。此二为加强自己力量，借设立“黑省山林警备队”之名，扩编数万部队。据说端纳细心查访，获悉杨宇霆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步枪。他将来往的电报，以及常荫槐自铁路收入中付款的凭据一并交给了张学良。 张群听后一怔，觉得这条消息非同寻常，他暗自沉思了片刻，严肃地问：“对此，张学良作何反应？” “他当即找了杨宇霆，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的是步枪吗？”何成浚知道。 “杨宇霆又是怎样回答的呢？”张群追问。“他承认其事，并说没有家的好啊！”何成浚又答道。 张群感到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先下手谁就是胜利者，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为了推动和促使张学良早下决心除掉杨宇霆，他们又把突破口选在了杨宇霆正在准备为其父办七十大寿这件事上……。 杨宇霆的公馆，位于小河沿附近的青云寺胡同。为了借助排排场场的祝寿活动来发泄其夺权的野心，杨宇霆沿街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声乐齐鸣，真可谓是各路英雄好汉齐聚会，孙传芳、锗玉等前来祝寿送礼不足为奇，令注目的是，白崇禧的代表叶棋、唐生智的代表叶开台，以及前来庆典易帜的张群、李石曾、吴铁城、方本仁、何成浚、何千里等也携带重礼来凑热闹；至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文武百官几乎无一不到……这无疑又在张学良沉重而愤激的心上捅了一刀！ 1月7日上午，张学良起床后，在院内散步回到屋内刚刚用过早点，正准备更换礼服、准备彩礼，为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去，他的副官谭海一步闯了进来，没头没脑地报告说：“总司令！您还要去为他祝寿！您如果再不发火，弟兄们就都造反了！”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塌不下来，有话慢慢地说嘛。你们听到了什么？弟兄们有什么议论。”张学良不慌不忙地说。 “您可真沉得住气！”接着谭海讲了杨公馆达官贵纷纷前来祝寿，真是贺客盈门，大元帅府无问津，以及听来的有关杨宇霆，常荫槐图谋不轨，大有取张学良而代之的风声说了一遍，最后，谭海又非常气愤地说：“家都把屠刀架在我们脖子上，可您总司令还说什么仇家是好，不会有异心的！” 张学良听了后，一言没发，只是在屋子走来走去，看得出来他的脸色沉重，张学良的内心何尝不矛盾，心情何尝不激动痛苦！但真的要动手除掉心头之患即有异心的杨宇霆、常荫槐这些父执辈的老将，而且又是一起戎马多年的同事，决心也不是轻意那么好下的。况且还有一位善良的夫于风至扯后腿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懂得这种事绝不能扩散，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不能叫旁看出任何点滴破绽，假如一时不慎，万一传到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些的耳朵里，事情就会起变化。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甚至不堪设想的后果。 张学良沉思后极其严厉地说：“你这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再胡说我就关你的禁闭！你赶快传我的命令，如果再有议论此事者，杀无赦！” 谭海听了完全惊呆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张学良向他走近一步，并又语意双关地说：“告诉弟兄们从现在起，你们都要只听从我一个的命令。要记牢，快些下去吧！” 谭海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转身退了下去。过了一会，他又走进来报告说：“总司令！辅帅到了。” 所谓辅帅，就是张学良的老把叔张作相。他对张作霖最忠心耿耿，对张学良也最尊敬，他毫无当官弄权的欲望，一心只想辅佐张学良承继大业，发扬光大，对得起死去的盟兄张作霖。但是，今天张学良有些疑惑，心想，老把叔今天理应到杨公馆去祝寿，为什么来这里看望我呢！难道他得到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密大事相告吗？张学良急忙换上礼服，和于凤至一起迎出门楼，他们夫妇一挽着张作相的一只胳膊，显得极为亲热地将张作相挽进了客厅。落座后，于凤至敬上香茗以后，张学良谦恭地说： “辅帅莅临，一定有大事指教侄儿。” “汉卿啊！”张作相呼嘘长叹了一声，旋即讲出他和常荫槐等一起去杨公馆拜寿，杨宇霆在闲谈之中直呼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并恶意中伤，称之为阿斗。更有甚者是其高谈东北前途，实堪忧虑。他再次愤慨地叹了口气：“司马昭之心哟--路皆知！他的用意，还不清清楚楚吗？” 东北的高级将领，无不知晓张学良重礼仪，彼此的称谓是很有说道的。 张学良称夫于凤至为“老大姐”，于夫称他为“小爷”。他要求部属只称他不同时期的职务；而父执辈的重臣叫他汉卿，直呼他乳名“小六子”的只张作霖一个，其他谁也不敢。今天，杨宇霆不仅当众叫他“小六子”，而且还以“阿斗”视之，他怎能不顿生怒火呢！时代不愧是造就才的学校。半年多来，他已经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军，自我陶冶成一位善于控制情感的政治家了。他清楚地知道，时下的主要矛盾，不是称谓这类的小事，而是有没有和杨宇霆呼应，甚至兴风作浪。他低沉地问：“常荫槐这些，当时又作何表现呢？” “他毫无顾忌地说：‘依我之见，咱们明天都捧杨宇霆吧！”’ 张作相扫了一眼张学良那震怒不已的表情，“我听后大惊，应付了几句，就驱车赶到你这儿来了。” 张学良习惯地背剪起双手，眉宇紧整地凝视前方，许久没有说一句话。 张作相毕竟是戎马半生的老军，他走到张学良的面前，低声说：害之心不可有，防之心不可无啊！” 张学良深沉地点了点头。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于凤至那颗善良的心犹如被捅了一刀，自知其痛，却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时，院外传来了春节前夕孩子们放鞭炮的响声，她想到了杨公馆祝寿的热闹的场面，犹豫不决地问：“小爷！我们还去杨府拜寿吗？” “要去！”张学良的脸上突然闪现出了冷漠的笑颜，“而且还要备一份厚礼！” 张学良为探明虚实，偕夫于风至来到杨公馆拜寿。正如当事记述的那样：“小河沿车水马龙，盛况为沈阳向所未有。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都派有代表来沈阳祝贺。日本政界要也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主官吏不消说了。庆寿之日，张学良前往祝寿。杨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们，对杨亦恭维备至，谈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能所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颌，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或许是触景生情的缘故吧，他再次想起了林汉男爵说的这段话：“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事后，张学良曾向友讲：“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汉说的就是这种情景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 下午张群等又赶往大帅府，经一番谋划，正式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把张学良推上了主席的宝座。但这并没有给张学良带来丝毫的欢欣。除去杨宇霆、常荫槐等凯觎他手中的军政大权之外，日本也不甘心阻止“易帜”的失败，以强硬的外交手段，要张学良承担其父生前签署的一切密约，尤其是由杨宇霆私自秘密签署的所谓修建满蒙新五路的要求。对此，张学良大伤脑筋。翌日深夜，端纳悄悄地走进大帅府，诡秘地问：“汉卿！”听说野武马顾问到了奉天，他来拜会过你吗？” 张学良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 “他在杨公馆可是整整地呆了一天啦，这你都清楚吧？”张学良分外沉重地点了点头。 “你晓得叶野顾问此行的目的吗？” “估计是为满蒙新五条路线的修建而来。” “这样重大的外交问题，谁授权杨宇霆代表贵国政府和叶野谈判的？” “据我所知，他满口答应了叶野的要求。”端纳望着沉默不语的毫无表情的张学良，愤慨地质问：“他为何敢于如此大胆公然越权行事？” 张学良对端纳的所谓忠诚感到非常欣慰，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端纳接连数次来告密的目的。经过了多年之后，台岛的历史小说大家高扬先生曾经撰文披露了真像，端纳告密的原因有两个：一则他在职务上应该忠于张学良，二则是端纳虽然是澳洲，但是，他是为英国服务的高级情报员，而英国与日本在华利益，早就有利害冲突，杨宇霆一向和日本勾结，走的是日本的路线，对于美国有不利的因素，而英美在华利益是有某种默契的，所以端纳必须跟他作对。” l月10日上午，叶野武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帅的府邸，见到张学良后就先为主地说：“汉卿！邻葛已经同意履行建设满蒙新五路的许诺，你看怎么样？你有什么高见？” 张学良听罢后，火气不打一处来，为了给这个盛气凌的叶野武马一点颜色看看，他神态严肃地站起身来，背剪双手，颇有风度地踱着方步，走来走去，许久没有回答叶野武马的问话。 “汉卿！”叶野武马不知张学良的心思，有点沉不着气了，“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没有？”张不良猝然止步，又加重口气地补充说，“一点也没有！” “那你……” “我不明白，你叶野顾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话。”张学良瞥了一眼叶野武马，“你是一位老外交家了，应该清楚平常的外交手续吧？” 叶野武马误以为张学良在挑他的礼--为何不先来拜访他，遂佯作笑态地说：“汉卿！原来这件事情是邻葛经手办理的，我想先探问一下他的态度，也就明白了你的意向。” “你全然想错了！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能代表我！而我也没想也无权和你谈判。”张学良态度平和而又大义凛然地说。 “那……”叶野武马很快从惊恐中醒来，“请直言相告：我的谈判对手是谁？” 张学良义正词严地说：“是南京国民政府！” “啊……？” “请你看看这份国府的文告广张学良转身取来备放好的文件，“上边写的清楚，中央主持外事，一切协定合同，非有国府参加，不能生效。我已宣布易帜，无权和贵国洽谈这类大事了。” 叶野武马气得鼓鼓的，歇斯底里地说了一句：“我找邻葛去！”转身拂袖而去。 当时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不仅为修建所谓满蒙新五路一事兴师问罪，而且还强硬地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行事，须从长计议。杨、常则坚持即刻决定，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要张签字。张最后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作决定，并留杨、常共进晚餐。杨表示临来之时，已告诉家里回去用饭，还是回去吃过饭再来吧。于是杨、常辞去。张学良痴痴地位立室中，久久不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仰脸大笑，然后命谭海找来了亲信高纪毅、王以哲、刘多筌，首次公开提出了处决杨、常的想法。谭海等早就气得跃跃欲试了，因则一拍即合。其中高纪毅说：“杀的事，说办就办，说办不办，必有后患。”因此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他当即果断地命令：“就定在今天晚上。下边，再研究一下具体的措施，以及善后事宜的处理。” 关于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据当事高纪毅的回忆，当时情形是这样的： 他们走后，张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二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象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6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来，不许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常。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查官由我署名。我率彻夜工作，通宵未眠。翌晨天还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我严肃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 与此同时，张学良为慑服杨宇霆的派系势力，运用恩威并济的策略，除优抚家属之外，还亲自写了一副挽联：“瞩目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霖雨，终怜管叔误流言。”上联比之于诸葛亮挥泪斩马俊，下联引用周公旦诛叔之典故，借以表达其复杂的情感。 翌日，张学良领衔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通电，全文如下：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共事最久，倚界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肿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13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纵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退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被二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概置不理，使中外士，对于我方不怀好感。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和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私利之渊教，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通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即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皆知，吾东省皆知之，而世或未尽知也。学良黍膺疆寄，并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轨道，同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易胜隐痛，学良与同等再四筹商，金谓非去此二，东省大局，非待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调察内情，共明真相，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 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巩固东北政权的大事，也初步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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