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艘英国战舰把国父和他的同志接载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小住后，即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 在这炮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折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作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惟有在 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作实际的判断。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蒋介石却正在溪口老家优哉游哉地闲居漫游呢。当然，远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当天就知道广州发生的事。6月14日是蒋母王氏逝世一周年的祭日，蒋介石为此搞了一个颇为隆重的纪念典礼。他也算是地方名人了。母亲的周年祭日一定要纪念，他是个孝子嘛！ 孙中山在陈炯明炮击中安然逸出总统府，在众卫兵的护持下，大模大样地混出了陈炯明叛乱部队的包围圈，转移到海军永丰舰上。 6月18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拍发了密电： “事紧急盼速来！”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启程，于29日抵达粤海，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对蒋介石这种“间关赴难”的勇气和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蒋介石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在其后42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要随时指挥作战，又能时常深人到士兵们当中鼓舞士气。舰上食品短缺时，蒋介石还自告奋勇亲自上岸采购所需食品。对此，孙中山曾非常担心地予以劝止：“我很感激你对我这样作，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去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由于北伐军已于5月6日誓师出发，孙中山蒙难后，北伐军回师靖难受阻，再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孙中山遂于8月9日与蒋介石等人一起登上英国“摩轩号”炮舰，直驶香港，隔一日，再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 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后能及时赶到孙中山的身边，陪伴他度过这一难关，着实令孙中山感动了好一阵子。事后，孙中山曾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人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在此后给蒋的亲笔信中再一次强调蒋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蒋介石取信于孙中山，当然不是因为“间关赴难”这一件事。但是，至少是通过这件事，使孙中山更加信任并且倚重蒋介石了。 4．黄埔起家，东征奠基 广州蒙难，蒋介石“间关赴难”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即建立一支忠实于国民党，且由自己所最信任的党员直接控制指挥的军队；二是认识到，蒋介石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 公允地说，孙中山先生这两条经验，头一条是很正确的--无论是什么党，要想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就必须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理论上讲，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论述，所以这是真理，不容怀疑；而后一条则是孙中山先生的失误了。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孙中山并没有看透。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孙中山先生没有料到蒋介石日后会变质，会叛变革命又背叛了自己。如果孙中山先生预知身后发生的事，那么他是绝不会信任蒋介石，依赖蒋介石，甚至把军队的摇篮也交给蒋介石去编织的。 正确的决定交给了一个不该信任的人去执行，正确也就难免变成错误了。 1924年5月，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军校校址在黄埔，故又称黄埔军校。 关于办军校，创建自己的军队这件事，其实早就开始酝酿了。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桂林曾与当时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来协助工作的代表马林进行会谈，那时，马林就建议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创办军官学校，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培养干部。1921年末，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建议孙中山组建军队，并对孙中山的“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提出不同意见。经过这些前期酝酿，孙中山于1924年初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最初，孙中山是想委派许崇智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国民党前上将刘峙曾撰文介绍过这段史实：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 蒋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委派许崇智为校长，应当是1923年底的事。许崇智“力不从心”，陈翰誉又“骄纵自私”，用今天话说，“都不是办事的衙役”。所以，孙中山于1924年1月24日委派了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下辖委员七人，许崇智此时已经连委员都不是了。这七个人是：邓演达、沈应时、王柏龄、张家瑞、俞飞鹏、林振雄、宋荣昌。 当时的蒋介石，可能还没意识到当上军校校长将对自己有多么大的实惠。所以，开始时他对这件事并不怎么热心，相反还曾在筹备工作进行当中闹过一次“辞职风波”。关于蒋介石这一次辞职的经过，叶剑英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冶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受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蒋因为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别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1924年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正式分配各省区招生的名额，可是，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又于2月21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蒋介石这一举动，实在是不可理喻。 当时，孙中山和廖仲恺真正是“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对待蒋介石的突然辞职的，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蒋介石复函，说是奉孙中山之批复，对蒋介石辞职的请求“碍难照准”。2月29日，孙中山又致电蒋介石，批评他“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3月2日，蒋介石复电，向孙中山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并表示立即返粤，收回辞呈。此期间，廖仲消也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催他返回。在孙中山与廖仲他的教育、挽留下，蒋介石才又回到任上。 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黄埔军校共办了七期，从第五期起，由于北伐战争的需要，一部分学员先期随军参战，于武汉毕业。其余学员后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式，并集体宣誓反共。黄埔军校这一国共携手合作的产物，最终成为蒋介石培养反共军事干部的基地。蒋介石的发迹，也正是从办军校才算正式开始的，利用当校长的机会，蒋介石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诚然，蒋介石在办军校最初的几年中，的确也表现出十足的干劲和励精图治的精神。他提出的“黄埔精神”，其精髓是“杀身成仁”。他自己则严以律己，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不蓄发，还经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之后，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对睡懒觉的人予以严厉训斥。 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表现最激进的时期。他在公开的讲话中经常带头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俨然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 1924年中秋节，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全体师生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弱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 “五卅”运动后，广州发生“沙基惨案”蒋介石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已到了和帝国主义者决斗的最后五分钟”。 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这些表现，使他在黄埔师生和公众心目中有了一个“左派”的形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当时的言论并不代表他的思想。就任黄埔军校长以前，蒋介石曾奉派直苏联考察，考察归来，他的心底已经扎下了反共的祸根。所以，他当时的形象也不过只是“形象”而已。 政治形象的树立，使蒋介石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声威日隆。而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恰恰给了蒋介石一个崭露军事才华的机会。 为了巩固当时的胜利果实，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以期彻底打垮陈炯明的部队。 东征之前的1924年10月，广州发生了商团叛乱，当时，蒋介石奉孙中山的命令，参加了平定这次叛乱的行动。10月14日，孙中山发出大元帅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在未平靖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广东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团叛乱之后，尚未及喘息，又值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先生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虎视眈眈，准备大举进攻广州，恢复他在广东的军事统治。在这种情势下，广东革命政府遂于1925年1月15日做出决定，由粤军、滇军和桂军组成东征联军，兵分三路--以粤军许崇智为右翼军，滇军杨希问为左翼军，桂军刘震寰为惠州攻城军，挥师东进，征讨陈炯明。这次东征中，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由两个教导团加上军校第二期学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作为粤军的先锋队参加作战。1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本部下达命令：“一、东江敌情及友军状况如贵官所知（即联军作战计划及训令）。二、本校全部决于二月三日在虎门寨附近集结，待命出发。三、教导第一团（欠第一营），务于二月一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沙角前进。到沙角后，会同第一营限于二日在大怀德、北栅一带集结完毕。四、教导第二团务于二月二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太平圩前进，限当日到达白沙附近集结完毕。五、学生队炮兵第一营、校本部，于二月三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到虎门寨、太平圩一带集结。六、给养由各团自办。七、余现在本校，二月三日率同校本部向虎门前进。” 此次东征，自2月1日至3月23日，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三万余人，联军占领了潮州、梅县等地，迫使陈炯明部队退到了江西和闽南。此次东征的胜利，决定因素有二。其一，东征军的主力部队黄埔学生军内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们作战勇敢，成为全军的榜样，起到了骨干作用；其二，海陆丰一带的农民在中共党员彭湃的领导下积极配合革命军作战，担任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军、给革命军当向导和后方运输等工作，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的军事行动。除前述两种因素外，也不能否认蒋介石本人的作用。当时作为黄埔学生军统帅的蒋介石，在许多重要战斗中都是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先后共发出各种作战命令、手谕、电话、训示、告诫及临时紧急处置计60多次。下面，分别就蒋介石在东征历次战斗中所下的命令及处置作一简述： （1）肃清广九路的战斗。 根据蒋介石1月31日的命令，黄埔学生军按期到达指定地点，并集结完毕，2月3日，蒋介石在虎门校本部下达了攻击东芜的命令；“敌军袁暇九部约五六百人，散在东范城附近及常平圩。茶山一带，其前进部，在黄旗峰附近。我桂军林树巍师，于今（三）晨七时击退霄边之敌，并占领溪头，敌向黄圩败退，我军现继续渡河追击中。我粤军拟复收石龙、东芜后，再协同滇、桂各友军攻击前进。二。本校军拟明（四）日占领下山门、龙旺埠、石鼓之线，五日向东范之敌攻击。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四）日，由大怀德，北山前进到达下山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四）日，由白沙出发，到达龙旺埠、赤岭一带。五、粤军张我东团，明（四）日务须到达石鼓附近。六、以上三团务于后（五）日午前九时三十分，开始向东弟之敌攻击，但各团须确保联络……八、王指挥官体端所部，留在厚街担任警戒。九、炮兵官务于四日到达嘉岭附近候命。十、学生队为总预备队，位于涌口附近。十一、给养各部自行办理。十二、余现在虎门太平街方家调校本部，后（五）日经厚街向嘉岭前进”。 2月5日，东征军占领东芜。当天夜里，蒋介石在东芜下达了追击敌军的命令：“一、败退之敌，分向三江圩及常平圩窜逃。二。本军以歼灭常平圩敌之目的，拟于明（六）日经索步向常平圩前进。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六）日午前九时由现地出发，经横坑。龙泄圩向察步前进。到达索步后，对于常平圩及横沥方面，秘密侦察，待命行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乌石岗、横坑、龙沙圩向两头塘前进，到两头塘后，对石步村方面绵密侦察后，方可撤收跟进。五、粤军张我东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八时由城内出发，经狗牙岭、大头塘、桑围、温塘向增步前进，到达增步后，向茶山绵密侦察，均按前令暂在原地待命。七、王体端指挥所部（欠张团），仍维持后步连络线。八、给养如前令。九、通信由校本部派员于六日下午以前，将东芜至朗基湖之电话架设完毕，各团报告经送该处由电话转达。十、余于明（六）日暂在县公署校本部。” 2月6日，蒋介石所属各部队依令行动，教导第一团进军索步，第二团到达两头塘。7日，教导第一团又进至常平圩，同时，任教导第一团团长的何应钦向蒋介石做了报告。根据何应钦的报告，蒋介石于2月8日又在常平车站下达了命令：“一、据常平圩乡团长报告：老虎坳一带尚有敌人，昨（七）午后七时似有增加模样。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刻尚在横沥附近。二、本军拟于本（八）日仍在常本圩附近宿营。三、教导第一团位于常平圩附近，警戒铁路以西地区，其警戒线须在鸡公岭一带高地，但右翼警戒线须特别严密，左翼须与教导第二团保持连络。四、教导第二团位千上坑附近，警戒铁路线（含）以东地区，其警戒线须与教导经一团衔接，但对于左翼警戒务须严密。五、学生队及炮兵营在常平车站宿营，但对于战备不得弛懈，紧急集合场在车站月台。步兵学生队昨（七）日所派之警戒部队，须俟第二团配置完竣后，方可撤回。六、给养仍由各部队自行采办。七、校本部与各团通信暂由各团派遣递步哨，俟电话架设完竣再行撤收。八、余在常平站校本部。” 其后的2月9日、2月10日蒋介石又先后下达有关作战命令。至2月11日，广九路沿线地区全部掌握在东征联军手中，陈炯明部退至淡水一带。 （2）攻克淡水的战斗。 广九路战斗告一段落后，东征军右翼部队遂分成三路军向淡水疾进。2月13日，蒋介石所辖教导第一、第二两团由龙网墟向淡水城南进击，粤军第七旅由约场圩向淡水东北进击，粤军第二师由新围向淡水西北进击。三路大军齐进，合围淡水城。 蒋介石在平湖车站下达新的作战命令：“一、敌情如贵官所知（前已通知）。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已达新围约场圩附近。二。我校军决攻淡水之敌，拟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向坪山圩前进，并占领之。左翼与第二团确保连络，右民办对葵涌方向严密警戒。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新浦前进，占领松子坑、牛鼻湖之线；右翼与第一团确保联络，左翼拟于许旅未达东边月以前，应严密警戒。五、校本部及学生队本日移龙风墟，余或进至新浦。” 2月13日，蒋介石再一次下达训令：“一、本军深入敌境，须知非奋勇前进剿灭叛逆，不能求生。二、东江作战须照前在虎门所发之训令（略）遵行，切不可疏忽散漫，总要团结兵力，步步为营。三、如闻侧面或后方枪声及见敌之帜，切不可惊慌，须知逆敌惯技，抵在扰乱后方，使我耳目眩晕，如我镇静持久，则彼技自穷。四、本军作战须利用夜间袭击与敌白刃相见，以练士兵胆气。五。各团须置预备队，至少须留一营，非至最后决战时不可轻用，尤须注意侧翼配置。六、初次战斗首重沉着，又要各部列阵稳定，待敌来冲，仍能不动如山，然后乘其弱点瑕隙或气竭之时，起而攻之，即无不致胜也。七、本日出发须带二日之粮为要。” 随着战斗的进行和军事行动的推进，蒋介石每天都发布指令。2月中旬，鉴于陈炯明部固守淡水城垣，蒋介石又下令说：“陈贼余孽，久稽天诛，本校长、校党代表率师申讨，经于本月十四日兵临淡水，胆敢据城抵抗。本校长、校党代表不忍我将士卒旷日相持，爱特挑选奋勇队誓于最短时期，攻破淡水。尔等务体此意，共矢为党为国之决心，奋勇无前，可进不可退，则克城在转瞬间也。” 淡水攻克后，蒋介石立即将这一战况电告已经北上正在患病的孙中山。电报中说：“职此次率师讨贼，连日转战新墟、淡水间，幸托威福，敌人逃遁”。又说：“尤念我大元帅为利国福民，只身入京，现在病势缠绵，我国军事羁绊，不克赴京随侍，抱疚良多。惟有鼓励三军，奋勇杀贼，聊报我大元帅于万一耳。”对此，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分别代孙中山先生复电蒋介石，对他表示赞赏。 （3）平山及海陆丰战斗。 2月19日，蒋介石主持制订了进攻平山的军事计划，指示说：“在淡水被我军击退之逆军洪兆以部约三千人，目下似已退据平山，又练演雄部约四五百人退守稳山，逆军杨坤如等部似仍据惠州。我军以歼灭逆军主力之目的，拟先向王大塘、永湖之线前进，搜索白芒花、马鞍一带敌情，再向竹头坝、白芒花、上下坦湖一带前进，以期围击敌军于平山墟。” 应当说，蒋介石在指挥东征历次战斗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才华，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气魄和识见。就在他下达进攻平山的军事指令（计划）的同一天，他召集了黄埔军校的各部首长开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题为《于艰苦中磨练才能志气》和《致胜的要件》的训词。他在训词中说：“我们做事，须要同舟共济的决心，同心同德的精神。大家要明白，我们并不是为个人做事，是为求主义的实现，是为求人民的幸福。所以要耐劳耐怨，百折不回，静如泰山，动如霹雳，完成我们革命的非常事业。”2月21日，粤军第二师进占平山墟，23日，军校第一团接防平山。这时，左右两翼的战局发展并不平衡，许崇智和蒋介石遂在白芒花召开军事会议，商议下一步的战作方案。此次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转攻惠州，认为“惠州为东江之支撑点，惠州一下，东江不难迎刃而解；以我军攻淡水之精神，惠州虽险，亦可一鼓而下，若进攻海陆丰，则孤军深入，未免有后顾之忧”。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挥师陆、海丰，进捣潮、梅，认为“惠州天险，我军力薄，万一受重大之牺牲，则恐蹈一蹶不振之危险，若趋海、陆丰，则乘战胜之感，追遁逃之敌，事半功倍，且潮、汕为敌人之根据地，潮、汕既克，则敌失根据地，而我得地盘，万一左翼不上，或后方有变，亦得有展布之余地，可以回师西指，为次第扫平计”。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形成决议，决定采取第二种意见，分两路向海、陆丰前进。2月25日，蒋介石又发出了向吉隆圩前进的命令，命令说：“本军深入重地，环境险恶，只有向前冲锋，灭此朝食，以求生路。如退后一步，不死于敌手，必死于匪盗。望各将士深晓以意，努力前进，直捣贼巢，共歼厥凶，以成伟绩，而行主义。” 历次战斗中，蒋介石指挥得当，用兵得体，加上周恩来、何应钦等人的全力协助，使战斗进展顺利，屡屡奏捷。2月27日，收复海丰，蒋介石又致电北京汪精卫译呈孙中山，说：“智督率所部，经两日穷追，遂于沁日占领海丰城。中正部亦长驱猛进，于同日到达……本晚当可收复陆丰城也”。又说：“我军所至，人民皆诚心倾向。盖东江人民数年以来，受敌人种种苦抽压迫，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以战时敌军到处奸淫抢掠，痛苦更深，其望救之切，自不待言，故对于运输军实，采买米粮等事，皆极力帮助，而海丰人民并为出力，使军行无阻，用能造奏肤功，其力甚伟也。”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思想上趋于革命，在实际作战中也亲见亲历了人民群众民心所向对战争的实际影响，他据此报告孙中山，说得头头是道，明明白白，可惜，他没有注意总结经验，最终还是忽略了“民心所向”施于战争的影响。20多年后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不知他是否曾经意识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他早已替陈炯明总结过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望救心切。”民心的向背，有时可以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蒋介石明知道这一点，却没能重视起来，以至自己终于也重蹈了陈炯明的覆辙。 （4）平定潮、汕的战斗和五华、兴宁的战斗 东征军采取直击海、陆丰，进而攻取潮州、汕头的。自3月1日至5日，蒋介石每天都亲自发布作战命令，指挥部队乘部前进。3月7日，东征军占领潮、汕。3月10日，东征军在棉湖与敌遭遇，激战持续数日。此次遭遇战十分激烈，蒋介石和廖仲偿以及苏联顾问加伦等人都曾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终于击退陈炯明的部队，使其受到重创。 五华、兴宁是陈炯明的根据地，又是林虎的巢穴。潮、汕平定后，林虎将残部收拢，退守以图喘息巩固，企图复收潮汕。3月15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其后又于16日下达两次、17日下达三次作战令，在战斗中，蒋介石“乃用迂回攻击之法，由左纵队改走小道，直趋五华，乘敌不意，先占五华，以“兴宁之背”。接着，蒋介石又下达了攻打兴宁的手谕：“教导第一团于城外部署完毕后，务须即速进城，对城内之搜索警戒完全由第一团担任。对于东门外兴宁大道三叉路附近之前哨兵队，即时派击。教导第二团本晚不必进城，对于通河口大道塔冈及通黄埔之桥梁，对于西门老隆大道，须即特酌派一小部队前赴警戒。” 3月19日，蒋介石又一次下令说：“（一）五华城内之敌已为我教导第一团击退，向东北门兴宁、江西逃去，逐渐向梅县退却。闻林逆司令部尚在兴宁城中，河口方面之敌逐渐向会坑、梅县方向移动。总计各方情报，敌军在兴宁、河口一带构筑阵地，有掩护其本队退却模样。（二）本军已占领五华城，于今日向兴宁、河口方向进攻。（三）教导第一团派步兵一营，在城内搜索，其余集合南门外候命。（四）粤军第一旅于本（十九）日午前七时由现地出发，协同教导第二团向兴宁攻击前进。（五）教导第二团与第一旅离隔五百公尺，向兴宁道路继续前进，协同第一旅攻击兴宁之敌。（六）余预定本日午前九时由五华击发，向兴宁道路前进。” 3月20日，经过激烈战斗，东征军攻占了兴宁。3月23日，蒋介石下令粤军陈铭枢旅及教导第二团钱大钧部向梅县进攻。至此，第一次东征宣告结束。 事实上，这第一次东征的结束是迫不得已的。蒋介石在东征中的表现自有其不俗的一面，但他所指挥的部队也不过只有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合起来只有2500人。而东征右翼军总司令许崇智麾下却有7500人之众，其中包括粤军的精锐、张民达的第二师和许济的第七旅等。而且，攻克东江门户淡水域一役，是蒋介石与许崇智共同指挥的。许崇智是蒋介石的结拜“二哥”，蒋介石长期在许崇智手下工作，深得许的信任和宠爱。关于蒋介石与许崇智之间的关系，我们下文另叙。这一次东征之所以“被迫宣告结束”，主要是因为外忧内患。所谓“内患”，即东征军的中路军（刘震寰的桂军）和左翼军（杨希阔的滇军）按兵不动，而且还在暗中勾结叛军陈炯明部。3月下旬，东征军进占梅县之后，刘震震和杨希阔却率桂、滇军从东江撤回，并与英国和北洋军阀勾结，于6月初在广州发起叛乱，这便是所谓“忧”--后院起火。为平定广州叛乱，东征军只好回师，在广九路沿线和广州龙眼洞、石牌郊区发动攻击，在当地工农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和援助下，歼灭滇、桂叛军两万多人，一举平定了叛乱。 5．锋芒所指--权力的宝座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当时，蒋介石正在东征军中指挥战事，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是3月21日才传到东征前线的。22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部队中举行望祭大礼。27日，他在兴宁对黄埔军校的全体官兵发表训词，题为《如何上慰总理在天之灵》，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以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5月中旬，滇军杨希阔部开始在广州集中，并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阵，桂军刘震寰部也驱赴北江，意在颠覆广州革命政府。ZI日，蒋介石率部回师广州，行前发表了《誓死夺回革命的根据地》的训词。他说，假使革命政府根据地--广州--给反革命派夺去了，那我们的总理白白地奋斗了一生，许多已死的同志、弟兄也是冤枉死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总理的遗志，就先要保持革命政府的根据地”。又说：“这次班师回省的战争，比前次来打东江更要利害，我们不问他任何强悍的敌人，非争回我们的根据地，不能称是革命军。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就应当改革政治，统一财政，整顿军队，就可以实行主义。所以大家从今以后，与革命政府共生死，不达到收回广州的目的，死也不休。”29日，第二纵队到达海丰，蒋介石又对粤军第一旅及第六旅官兵发表了《此次班师回省的重大意义》的讲话，他说：“我们这次回去，是个生死关头，本党的成败，广东的存亡，和中国的大局，都有很大关系。如这次回去不成，我们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环境是非常险恶的。不但我你无路可走，并且广东全省的人民，都得不到一点幸福，我们的主义完全是要失败。所以现在我们革命军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前冲锋，不能退后一步，不然就是要走死路。”此后，蒋介石在回返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的征途中，又先后发表了《夺回广州的必要》和《党存与存，党亡与亡》的讲话，说：“这次回省，不独是政府的存亡和党的成败，也就是我们各个人的生死关头。如果不能打倒滇桂军，我们个人就不能生存，党与政府与根据地就不能恢复，三民主义也就不能实行了。” 应当说，蒋介石的演讲才能是非常出色的，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煽动性。6月13日，东征军回师黄埔军校的部队及被许崇智调来的湘军、建国军和粤军从不同方向齐攻广州，滇、桂军抵挡不住，杨希阔和刘震寰遂潜逃至沙面租界隐匿不出。6月14日，广州叛乱被彻底平定。 1925年7月1日，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行使职权，许崇智和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阎、林森等5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还任国民政府当时所属的惟一省份--广东省的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 许崇智在东征中的巨大贡献使他在当时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至为显赫。而蒋介石虽然因为主持黄埔军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东征作战中也有不俗表现，但他在党内仍然没有一席之地。孙中山临终前，曾谈到过接班人的事，意由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负责，而蒋介石只负责军事。这也只是孙中山谈话的意思，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手续或文件。因此，孙中山逝世后，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的中华民国政府中，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仅担任国民政府下设的军事委员会8委员之一，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由汪精卫兼任的。此外，委员中还有胡汉民和许崇智。 由此可见，当时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乃至军中，声威不扬，地位不显。在军事上，许崇智是他的顶头上司，军权在握；在政治上，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地位和职务都比他高。许、胡、汪三人，成了蒋介石登上权力金字塔塔尖的三大障碍。为了排除这些障碍，蒋介石开始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 真是皇天不负，一个绝好的机会终于鬼使神差般地落在了蒋介石手里。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应付时局，遂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共同组成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廖仲悄被刺案。 9月24日，蒋介石在故意拖延了一个月之后，终于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正式到广州卫戍区就任卫戍司令之职。到任后，蒋介石立即宣传广州全城戒严，并派何应钦率领黄埔学生军担任市区警戒任务，进驻市区北面的制高点观音山，并担任长洲岛和广州沿海的警戒。-一布置妥当后，全广州立即落入了蒋介石的严密控制之下。他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布置追缉廖案的嫌疑人员，但他更多的精力则用于兼并军队，扩充自己的实力，意在打击竞争对手。他心目中的目标，直指许崇智。 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实际上已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主力，而粤军的指挥权则完全在许崇智的掌握之中。但是，粤军的一些将领沉缅于享乐，并意图承袭滇军和桂军在广州时拥有的包娼、包赌、截关扣税的特权。对此，身为国民政府财务部长的廖仲恺曾多次表示不满，军方与政府时有争执。此外，许崇智本人的行为也不够检点。他本来就体弱多病，又好酒色宴乐，嗜吸鸦片。因为蒋介石长期在许崇智手下，又是许的结义“三弟”，所以，许对蒋也过分宠信，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许崇智在这方面表现了他的“不智”，他明知蒋介石与粤军将领不和，却仍坚持要部下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和调遣。1925年4月，许崇智在汕头时，曾对部下请将领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许总司令就是蒋参谋长，蒋参谋长就是许总司令。以后由许崇智名义签署的命令，下面盖的是许崇智的图章或是蒋介石的图章，一样有效”。当时，粤军的许多将领对许崇智如此宠信蒋介石颇感不满。 蒋介石在缉拿廖案嫌疑人员的过程中，发现有一名参与杀害廖仲恺的暴徒，名叫陈顺。此人所用的枪，其执照是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签发的。这一线索的发现使蒋介石如获至宝，廖仲恺曾因粤军将领腐化享乐和企图承袭滇桂军的特权等事多次指责粤军，与许崇智本人的争执、嫌隙也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暴徒中有一人与粤军有关系，这就使许崇智陷入了百口莫辩的境地中。蒋介石抓住这天赐良机、借口廖案涉及粤军将领，坚持主张剪除“谋叛军队”，并说服汪精卫同他一起去见许崇智，当面要求许崇智表态。许崇智无奈，只好下令将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警备司梁士择等先后逮捕，他们所属的部队则被蒋介石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即原黄埔军校教导团）包围缴械。对此，许崇智既感到难堪、恼火，又无可奈何。他在《悼廖仲恺同志并告国人及本军同志》一文中，对军方涉嫌廖案一事表示引咎自责，同时表示要追查到底。这时，蒋介石挟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之威，进一步指责许崇智一手把持财政，克扣军粮军饷，还指出粤军很多将领与廖仲恺案有过深牵连，整个粤军已不可靠，为国民政府和许崇智本人的安全计，他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工作。许崇智直到这时才省悟到，这个与自己义结金兰、被自己一手提拔并百般宠信的参谋长蒋介石，竟然要求夺取自己的军权了。当许崇智察觉到自己实际上已被软禁之后，既羞又恼，立即电调驻防在东芜、增城、宝安一带的许济（许崇智的堂弟）、莫雄两师精锐粤军争赴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汪精卫闻讯后，恐生意外，立即授予蒋介石处理广东局势的全权。汪精卫当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他这么一授权，实际上等于把控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军权拱手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以许济、莫雄等人串通梁鸿楷“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将许、莫所部包围缴械。接着，蒋介石又于9月18日深夜派出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抢占要地，全面控制了广州城。第二天，在广东财政会议召开的会场上，蒋介石又拘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大员；当夜，黄埔学生军严密包围了粤军总部和许崇智在东山公馆的宅邸，解除了许崇智贴身卫兵的武装。 在汪精卫的支持和配合下，蒋介石步步得逞，变本加利，于9月20日凌晨派人把一封早已写好了的信送给许崇智，这封信措词严厉、咄咄逼人、历数了许崇智的过错，说他“回师广州后百无一举”，致使“军队之散漫如故”；说他侵没税收和粤军饷额、“饱私囊图利己”，说他图谋推倒中央银行“而谋自立银行以图私利”；说他“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致使“害党叛国者均在粤军所部”；更“怂恿所部强捐、勒租、截税、包烟”，而“害国殃民”。历数罪状后，蒋介石又在信中恫吓许崇智：“今不惟诸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若仍倒行逆施、固执不化，则吾兄所部已为衣食所窘，势必哗变；而各友军亦将难保”。他进而威逼许崇智“毅然独断、保全名节”，“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为达到驱逐许崇智的目的，蒋介石又软硬兼施，在信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如有一毫违心之论、不忠之意，皇天后上当共顾之”。 许崇智读了这封信，即惊又惧，立即打电话向汪精卫询问，汪精卫只淡淡地回答说：“知道其事”。许崇智眼看大势已去，又幻想蒋介石能够遵守诺言，三个月后真能让自己复职，于是，当天夜里，在蒋介石派来的由陈铭枢率领的一支队伍的“护送”下，拿了两万元，悄然搭上轮船，离开了广州到上海去了。 许崇智被蒋介石逼走后，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即由谭延阎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则由蒋介石一手收束，所属各部均被改编或遣散。自此，许崇智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军队中的权位悉数被蒋介石取代，造成了“蒋氏以一身控制军政全局，其军威之盛、声势之壮，允称一时无匹”的局面。 驱走许崇智，是蒋介石登上权力宝座的第一个台阶，驱许成功后，蒋介石继续“扩大战果”，连续打出“廖案”这张牌，穷追不舍，又发现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及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等有重大嫌疑。其中，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朱卓文和林直勉则是公认的胡汉民的亲信。蒋介石紧抓不放，由此向胡汉民发难。于是，胡汉民也被卷人“廖案”。这对胡汉民来说，是再度爬上政治舞台最高层的致命伤。为了躲避政治风暴的冲击，胡汉民被迫出访苏联，用他自己的说法，这叫作“被逐”。 至此，孙中山逝世后，有资格和力量获得最高职位的胡、汪、廖、蒋、许五人，就只剩下汪、蒋二人了。 6．“二次东征”--进入领导核心 被击败但尚未消亡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如同芒刺在背，蒋介石执掌军权后，决意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革命军调回广州讨平杨刘叛乱时，陈炯明部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同时勾结北路之川军熊克武，并由江北进至通州；勾结南路之邓本殷，由西南进攻肇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形势。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革命军决定第二次东征。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将革命军各部统编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8月26日，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同时，将湘军改为第二军，以谭延闿为军长；将建国军改为第三军，以朱培德为军长；将粤军改为第四军，以李济深为军长；将福建闽军改为第五军，以李福林为军长；其余赣、鄂、豫各部之名称，暂仍其旧。9月28日，国民政府颁发了征讨方略：“一、东江方面：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从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即日出功，讨伐叛军。……二、北路方面：任命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肃清附逆之川军。三、南路方面：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所属第八及第十二师（欠第三十四团）警卫河南，防堵广南之邓部。四、广州方面：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率所属第二师（欠第四团）、警卫军之第一团及黄埔学生军，负广州警备之责。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待命出动。”蒋介石根据这一总的征讨方略，具体策定了东征军之作战计划。计划规定了第二次东征的方针是：“东征军以消灭东江叛军之目的，拟集中东征部队于正果，增城，石龙，石滩一带，向潮惠各属之敌进攻。”将东征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应钦，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规定了各纵队集中的日期及地点，并规定了作战地区与前进路线。同日，蒋介石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发出了《准备出发令》，提出了这次东征分三期出发：“第一期为十月一日，第三师全部及第二师第四团出发。第二期为十月五日，第一师全部及军部出发，第二师第五团第一、二营开驻省城警戒，第三营留住守虎门。第三期为十月九日，其它各部队出发。”同时，对其它具体的十七项问题都-一作了规定，如“出征时，每连带斧头三把，每兵带麻绳一丈”等等事项都作了明确指示。30日，蒋介石发表了《东征军总指挥通电》：“本月二十一日奉国民政府令开：‘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此令。’……中正戎行，材轻任重，于外侮纷乘之会，当百粤多难之秋，急浪孤舟，罔知所届，论才固不敢就，论义复不容辞。兹于九月三十日就职，本护国卫民这精神，尽革命军人之责任，先清内奸继御外侮，尚望时赐南针，免贻陨越，临电屏营，宁候明教。”在东征出发前，蒋介石又与汪精卫一道，搞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简明地提出了十条要求，即：“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团结精神）。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不怕冻，4．不怕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五、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挠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退却是革命军人无上之耻辱。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五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来的。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的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10月5日和6日，蒋介石又同汪精卫一道，以总指挥和党代表的名义，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东征布告》和《东征军安民布告》。 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和文电来往频繁。 ①在进攻惠州的战斗中，1925年10月8日，蒋介石命令第一纵队派出有力部队围攻惠州城，主力集结于响水，博罗附近，以备进攻河源，紫金方面之敌，并具体制定了攻城计划：（一）攻城部队任务之区分：1．第四团担任惠州城北门、西门之攻城，并任野炬连之掩护。2．第三师先行占领上下马庄、飞鹅岭，担任攻击惠州府城南门及惠阳城。3．野炮兵应在梅湖与下角之间地区占领阵地。（二）第一纵队其系各部，在情罗策应，并准备敌人由水北窜出时随时堵截。（三）第二纵队对于平山增援惠城之敌，相击迎击，并策应我攻城部队。（四）攻城的材料由副官处准备分配。（五）炮火集中如左：1．野炮连之火力，集中于腐城北门城内之敌，第四团应准备爬城部队，以待炮火奏效时，立即冲到城根脚下，勇敢登城。2．山炮之火力，应集中于南门城内之敌，第三师应准备登城的部队，以待炮火奏效之时，立即冲追城脚，勇敢登城。（六）登城队宜携带武器较多，配合携事短枪及手榴弹士兵。（七）登城奖金。1．首先登城者得奖一百元。2．其余奖二十元，但不在敌人的火力下登城者，不得请奖。（八）飞机队应准备多量炸弹，协同炮兵攻城。（九）参加攻城的炮兵。概归炮兵营长蔡忠奋指挥。（十）第一师二兵队，准备材料，协助攻城。（十一）第四团通讯队，应速构成通信网。（十M）攻城指挥官，本总指挥并任之。10月，蒋介石到了博罗，将三个纵队的兵力作了布署，并下达了进攻惠州的要领，对攻城部队的选出，编组攻城的指挥及动作，炮兵目的，其他部队的配合以及联络等都作了明确而又详细的具体规定。13日，进攻惠州。“开始与敌作战，十一时各处山炮亦相继攻击，发射出一排排炮弹。主下午二时，北门城垣之垛口，被我炮火击毁甚多，我第四炮团在炮火掩护之下，迅速通过北门桥，并徒涉护城河，战斗激烈。下午四时，我军所运竹梯已达城脚，第四团刘团长尧寰在桥上指挥攻城受伤，我官兵死伤甚众，十三日下午二时半，我第三军方面亦向城西南处攻击前进，战斗到傍晚，敌仍顽抗。十月十四日，我军继续攻击，蒋总指挥在飞鹅岭炮兵阵地，何纵队长应钦亦在北门督战，并派第八团加入战斗，此门炮火亦集中该处，战斗至午后三时半，我第四团首先登城，北城之敌纷纷退走。其他各攻城部队和相继冲人城中，何纵队长应钦率总预备队人城，杨坤如已随残部向水东门逃窜，我军即行追击，并乘机占领惠阳，蒋总指挥亦移节惠城，策尔后之作战”。〔以上见《北伐战史》〕 与此同时，蒋介石给汪精卫打了一份《攻惠州城告捷电》。16日，蒋介石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祭攻惠州阵亡将士文》，并在追悼攻惠州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②在潮梅战斗中，蒋介石随军指挥，攻占惠州后，蒋介石重新部署部队东进，以第一纵队为右路军，第二纵队为中路军，第三纵队为左路军。10月22日，东征部队进占海丰、河源。28日，占领五华。31日，东征军攻克兴宁。11月4日收复潮、汕。至此，东江完全收复。 11月6日，蒋介石发出了《收复东江通电》，认为：“自上月六日出师，迄本日适为匝月，经将逆军主力完全击溃。”“此次师经六百余里，四民簇拥而观，簞食壶浆以进。”表示“尚翼政府暨各界同志，示以周行、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之实现。”7日，正逢苏联十月革命节，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苏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他充分肯定了国共合作时提出的联俄政策的效果。他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他批判了当时“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的指挥”的种种攻击苏俄政策的谬论。他说：“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的指挥，但我才敢老实讲，叫革命先进国的苏联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蒋介石还向与会者讲了孙中山在联俄问题上对他的面谕，他说：“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就是‘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子才好。”最后，他一再说：“我们实现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实现遗嘱，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在潮、汕时，蒋介石还搞了不少活动。11月10日，他在潮州公园对第一师第二、三两团官员发表了《见大胜利成果改进部队缺点》的训词。首先，他肯定了第一师官兵“通通能够忍耐劳苦”，“真真不愧为孙大元帅的部下”，一再表示：“本军这次能够在短少时间，克复了东江，打败了多数的敌人，能够不搔扰百姓，算是实行了孙大元帅的三民主义”。进而他指出，“这次虽是打了胜仗，缺点仍然很多”，“现在小小胜利，算不得什么，大家不要骄傲起来，以为天下无敌了。骄兵”是必败的，本军上下总要戒惧，总要学本事”。13日，他参观潮州中学，并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的讲话。16日，他在汕头各团体祝捷大会又发表了讲话，着重解释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句民生主义的话。ZI日，写信给当时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谈了关于发挥部队中党的作用以及关心士兵的问题。他说：“本军各团党部，实在是有名无实，所谓党的活动，是很少有精神的。近来士兵告发的困难苦痛太多了，而且亲眼看见的也不少，甚至有排长的粪便塞士兵之口，或痛打毒骂，而士兵之饥冻不管，更属视为常事，甚至有开除士兵，不发清薪饷，为其连长中饱。此等恶弊，不一而足。根本上说，还是各团党部活动不力，徒有形式而无一些精神。”而且要求：“赶紧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及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如此，则士兵经济与生活或为经费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精神及环境决不致如此之暗无天日也。”蒋介石在信中向周恩来提议，可将这封信在报上公开发表。12月11日该信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全文刊出。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革命军又征讨粤南军阀邓本殷。蒋介石在指挥潮、梅战斗时，得知粤南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均已被占，情势急迫，于是即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到了第二次东征将北江平定后，蒋介石马上增兵南路，重新部署兵力，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兵分四路，（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伯部为第四路）会攻南阳，以期一举将敌歼灭。11月7日，攻占阳江。23日，攻占廉江。邓本殷率残部退到琼州。这时，蒋介石又命李济深率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1926年1月5日，李部开始渡海，至2月间，琼州大定，邓本殷残部基本上消灭。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这样，两广实现了统一。在征讨邓本殷的过程中，蒋介石在 1925年12月15日，向军事委员会呈上一份《军政改革计划》。他认为：“统一广东，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仍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规定，全国人士之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要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以幸致，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练，军实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积极刷新，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也。”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即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顿、改编军队应加限制等等，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东征奏捷，彻底拔除了陈炯明这根“刺”，蒋介石班师回穗，俨然成了大英雄。在1926年元旦广州30万民众的庆祝集会上，他身披拿破仑式斗篷登上主席台，接受群众的欢呼。接着，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概述了两次东征的胜利和军事方面的其他业绩。在大会选举中，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此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在向权力金字塔尖攀登的路上，蒋介石又前进了一大步--进入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核心。 孙中山评价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些话是孙中山先生为蒋母去世所写的祭文中说的，时在1921年6月。当时的蒋介石，大权尚未在握，思想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运用自如地大耍其政治手腕的程度。他那时给人的印象是革命热情高，意志坚定，勇气过人，但又不时耍点儿小脾气。这样的一个“革命青年”，在孙中山眼里自然是“可造之才”，诩以“昂昂千里之资”。是鼓励多于评价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中的表现大大辜负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期许与鼓励，倒是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表现了其“昂昂千里、永不回头”之资。 朱执信遇难后，孙中山曾有一封信给蒋介石，说：“执信忽然组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这种评语，还算比较客观。正因为“不可多得”--军事干才的极度缺乏，才使孙中山不得不对蒋介石这个常耍小脾气的“干才”一再姑息迁就，使他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第五章“英雄”气短 1．蒋介石少年时代的一桩“风化案” 蒋介石原名叫“瑞元”，前文已经交待过。因为现在要说的是蒋介石小时候的事。所以，我们暂且“恢复”其原名。 蒋瑞元幼时读书，虽然十分“顽梗”，但毕竟他是6岁就开蒙读书的，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四书五经之类的典籍差不多都已涉猎过了，从这些古代精典著作中，蒋瑞元也学到了一点身为人子应当尽孝，身为男人应当求取功名的“道理”。十几岁的少年，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多多少少也懂得了一点做人的规矩和处世的道理，幼时的“顽梗”习气收敛了不少，也知道求学上进，为家族争光，为母亲争光了。 蒋母王采玉望子成龙心切，见儿子好学求进，当然是巴不得的，于是遍访四乡名师，托亲求友，为儿子的功名前程不遗余力地奔走。短短几年时间，蒋瑞元先后换了几位老师。14岁那年，母亲打听得榆林村有岩头毛凤美设塾，专授《易经》，恰好蒋瑞元的一位表舅父是榆林村人，遂征得其同意，把蒋瑞元送到了榆林村，师从毛凤美学《易经》。 没想到，蒋瑞元到榆林不久，从岩头方面竟传来了风言风语，说是14岁的蒋瑞元居然要娶蒋父的堂表妹的女儿毛阿春为妻！ 听到这种传言，蒋母十分伤心。王采玉先后嫁了两个丈夫，都先她而去，本来就认为自己命不好，因此长期吃斋念佛，把一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宝贝儿子蒋瑞元的身上。如今孤寡一门，没事还常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呢，如今若是真有这种事，那可真是家门不幸。自己原指望儿子为蒋氏一门增光添彩呢，谁知也是这么个不争气的纨绔子辈，才14岁就弄出这种伤风败俗有辱门风的丑事来！叫自己如何面对蒋氏家庭的列祖列宗呢！想着想着，不由伤心落泪起来。 瑞元的外祖母姚氏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特意把女儿采工找到葛竹来，面授机宜：既然口风已经传到外面去了，倒不如假戏真唱，索性找个媒人到毛家去正式提亲，把毛阿春明媒正娶到蒋家来，一来可以堵住乡邻们的嘴，二来也就此给瑞元这匹野马驹子套上个笼头，省得一天到晚惹事生非。 王采玉左思右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于是遣了个媒人到岩头毛阿春家去提亲。 毛阿春的母亲叫蒋赛凤，是蒋瑞元的堂姑，蒋肇聪的堂妹。蒋赛风早年嫁给岩头毛凤扬为妻，毛凤扬因病去世，遗下一个女儿，名毛阿春。蒋赛凤自从丈夫病故后，因为家境凄凉，便经常带着女儿毛阿春回到溪口娘家居住。同是中年丧夫，王采王与蒋赛凤虽是堂姑嫂的关系，但也经常往来叙语。因此，蒋瑞元自幼便常能见到毛阿春，彼时两小无猜，在一起玩得颇为开心。这毛阿春生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活泼，年岁也与瑞元相仿，两个孩子青梅竹马，彼此的印象都很好。有了这么一层关系，当蒋瑞元来到榆林读书后，便经常利用私塾放学的闲暇时间到岩头去看望堂姑，顺便找阿春玩。最初，蒋赛凤见堂侄能来看望自己，心下高兴，面子上也觉得光彩，所以还能热情款待。后来，风言风语的传到了蒋赛凤耳朵里，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没有是非还难免有人捕风捉影说三道四呢，如今出了这种有伤体统伤风败俗的儿女情事，蒋赛凤焉能不火冒三丈？她把女儿关在房里训斥了一顿，严令她今后再不准同瑞元来往。训斥了女儿，蒋赛风仍然觉得余怒未消，有心找到榆林去再骂瑞元一顿，转念一想，这样岂不是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了吗？于是，她打消了兴师问罪的念头，决定闭门在家坐等蒋瑞元这个混小子上门，只要他敢来，看不把他骂个狗血淋头！ 两位母亲一个伤心，一个生气，殊不知这风言风语实际上只是一句戏言引出来的。那蒋瑞元到堂姑母家去得勤了些，发现毛阿春已经出落成一个姣美可人的“大姑娘”。十几岁的男孩，对男女情事似懂非懂，言谈之间也不知避讳什么。恰好瑞元的表舅父陈春泉的孙子陈远离也同蒋瑞元一起读书，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叔侄，年龄也都差不多，平时关系非常亲密，陈远离见瑞元常跑去看阿春，平时嘴里也常念叨阿春长阿春短的，便打趣道：“阿元叔，你讲阿春这样好，那样也好，干脆把她娶过来当老婆不好吗？”蒋瑞元毕竟还是个孩子，所谓“童口无忌”，当即便不加掩饰地说：“讨老婆不能没有媒人呀，你来做我们的媒人好不好？”陈远离也是个半大孩子，对这种少年男女相互爱悦的事情只知有趣，不知深浅，他见瑞元如此“不知羞”，遂大叫大嚷，当作一件了不得的新闻，把瑞元要娶毛阿春当老婆的事添枝加叶地给传了出去。这些传到王采玉和蒋赛风耳朵里时，早已经过了大量的民间“艺术加工”，甚至连蒋瑞元与毛阿春桑前月下偷偷约会、海誓山盟拥抱接吻的“细节”都被传扬得活灵活现。这也就难怪蒋母伤心、毛母生气了。 正在毛阿春被母亲关在房里闭门思过，蒋赛凤独自坐在堂前生闷气的时候，无巧不巧，王采玉请来的媒人也上门了。媒人满面堆笑，刚把蒋家提亲的事说了个开头，蒋赛风的一张脸就沉了下来，没容媒人把话说完，她已站起身来下逐客令了：“行啦行啦！溪口蒋家我还不清楚，我还和他们是一族的呐，他家的事我还不清楚？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媒人正说在兴头上，被蒋赛凤冷言冷语给顶了回来，张口结舌，只好万分尴尬地告辞出来。蒋赛凤又追到门口，对媒人说：“我们那位阿嫂也真没眼色，养下这种惹祸讨嫌的歪胚不知道管教，还好意思给他提亲！请你告诉瑞元那个混小子，我有十个女儿也不会嫁给他这种败家子的！” 媒人讨了个没趣，只得返回溪口向王采玉如实禀报。王采玉听了媒人添油加醋地形容和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传话，登时窘得无地自容，当场垂泪无语。回想自己当初与蒋赛凤同病相怜，互诉苦情的交谊，王采王又不由得气愤难平，她暗暗发誓：“你蒋赛凤不过也是孤女寡母凄凄惶惶过日子的小户人家，居然也敢看不起我家瑞元！好好歹歹，我家瑞元还是个读书人呢，我家蒋上两代在溪口也是响当当的大户人家，我死也要为蒋家先人争这口气，非要在你蒋赛凤的眼皮子底下挑个好媳妇！”这时，王采玉怨恨儿子不争气的情绪已经完全转移了，她要为这不争气的儿子“争气”了。 王采玉赌了一口气，要和蒋赛凤较个高低。她特意赶到榆林去拜访表兄陈春泉，说：“赛凤把我家阿元看成一只虫，我这次一定要给瑞元说一房好媳妇，而且非岩头村的姑娘不娶！”这个条件，把陈春泉难为得直皱眉。可他又实在无法开口拒绝，只得硬起头皮答应去试一试。 陈春泉之所以为难，确是有原因的：蒋赛凤家在岩头村虽然不是什么大户望族，可也算得上是不愁衣食的小康之家，偏偏是这个毛阿春，又是百里挑一的姑娘，在岩头村里，要找个胜过毛阿春的姑娘还真的不是件容易事。可是，表妹素来性情柔顺，不惯于人争执结怨的，这一次看来是真的生了气，她提出的条件尽管苛刻，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没奈何，只有舍下一张老脸，到岩头村去碰碰运气了。 岩头村位于溪口镇迪南约十五公里处，座落在天台山余脉的狭谷之中，四面环山，村子中间是一条穿村而过的溪水，将这古老的村庄一分为二，小溪上有三座平桥，一座拱桥，沟通着“一村两岸”村民们的往来，岩头村口，狮山、象山左右分列，旧时曾有牌楼，门额上还有南宋的大学问家朱幕所题的“岩溪书屋”真迹。岩头村因为地处山脚狭谷之中，交通不便，一向较为闭塞，村民们多以伐薪贩竹为生。当然，拥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岩头村，自然也会有几个从事工商业的富庶人家，例如毛鼎和，在岩头村就算得上是个经商大户。 陈春泉所在的榆林村，离岩头村只有一公里。陈春泉出身于诗礼世家，是左右方圆无人不知的乡绅。他“舍下老脸”要去试一试运气的，正是岩头村毛氏长辈、人称“鼎和大公”的毛鼎和。毛鼎和家与陈春泉家的上一代交情就很好，到了陈春泉这一代，两家也经常走动，算是通家世交。陈春泉答应了表妹王采玉的请求后，左思右想、反复比较，才选定了毛鼎和家。论财产、论地位，毛鼎和家在岩头村是数得着的，远非蒋赛凤家可比。论到姑娘的相貌，毛鼎和二女儿毛福梅也是眉清目秀，身材匀称，皮肤白皙，颇有点“福象”。陈春泉相中了毛家，认为只有毛福梅能与毛阿春相匹，虽不敢说毛福梅比阿春姑娘漂亮，但至少是不会被阿春比下去，正好满足王采玉的条件。 舍着一张老脸来到毛鼎和家，陈春泉的心里还打鼓：毛鼎和家资殷实，在下街开了一间“祥丰南货店”，不但是岩头村的望族，在乡里也称得起给绅大户；而表妹王采玉寡母孤儿，蒋家自肇聪过世、兄弟析产之后，家道中落得已快不成样子了。这种明摆着门也不当、户也不对的亲事可怎么开口呢？万一说了出来，被毛鼎和一口回绝，自己这张老脸往哪儿放？表妹那一头又该如何交待？这一番踌躇，脸上便挂出相来。毛鼎和是个精明人，一眼看出陈春泉登门拜访必是有事，二人寒喧了一阵子，看茶、落座，陈春泉正不知该从何说起，毛鼎和倒先开了口：“陈先生馆业繁忙，今日造访必是有事吧？”说罢，笑吟吟地用嘴含住烟袋，盯住了陈春泉那闪烁不定的双眼。 陈春泉自从一进门，已经觉得此行未免唐突了，眼下被毛鼎和一问，心一慌，毕竟是诗礼世家子弟，不会扯谎，不由得脱口而出：“哦，我是来给你家二小姐提亲的。”一语既出，不知怎么了，心里反而踏实下来了。他直视着毛鼎和，观察他的反应。心想，就算你不同意，凭咱们两家世代交好的面子，总也不该让我下不来台吧！ “哦？陈先生亲自为小女作伐，那可是我家阿梅的福气呀！只不知是哪一家的公子？”毛鼎和眉开眼笑，饶有兴致地问。 毛鼎和的态度鼓舞了陈春泉。于是，他索性开门见山，把瑞元与自己的关系、瑞元的家庭情况和学业成绩等等一口气说了个明明白白。最后申明：自己是受表妹王采玉之托，情无可却，不得已才登门求亲的。那言外之意很明白，你毛鼎和纵使不同意这门亲事，也总须卖我一个老面子，因为我也是受人之托，“情不可却”，并不是我自己老糊涂生闲事啊。 没想到，毛鼎和听完陈春泉的介绍，竟仰起脸来哈哈大笑：“陈先生，您可是过虑了！像溪口蒋家这样的名门世家，我们还怕人家嫌弃呢！那蒋瑞元小小年纪就能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这样的诗句，日后前程必是不可限量啊！” 陈春泉一听，心里乐开了花，疾忙双手一揖：“这么说，我这杯喜酒是吃定了？” “吃定了，吃定了！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这大媒人呢！”毛鼎和笑着还了一揖。 按庸常事理，陈春泉的担心并非多余。但是，毛鼎和毕竟多年经商，经多见广，不似一般乡民那样目光短浅、只顾眼前。毛鼎和的经历和阅历，决定了他在儿女婚姻上自有一套异于常人的标准。首先，择亲不如择媒，有陈春泉这样德高望重的乡绅来提亲，是给足了自己面子，可使门婚生辉的好事，只凭这一点，他也不能说出拒绝二字来。其次，溪口蒋斯千。蒋肇聪父子名闻三乡五里，也曾是亦农亦商，世代诗书传家的缙绅，眼下虽然家道中落不振，那也是蒋斯千父子早逝，遗孤尚未成人之故。似这种人家，只须后代努力，重振门风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再说到蒋瑞元本人，据陈春泉介绍，6岁就开蒙读书，几任教师都夸他聪颖好学、心智敏捷、可堪造就，说不定蒋家光宗耀祖的大业就着落在这孩子身上了呢。蒋母王采玉被看相先生断定“必出贵子”的传言，毛鼎和自然也有耳闻，他想，这个“贵子”说不定就应在蒋瑞元名下了。这么一想二想连三想，脑子里飞快地进行了一番读书人的“推理”和商家的“演算”。当下抚掌笑道：“请陈先生传话给蒋夫人，若是不嫌弃小女阿梅不懂事，蒋毛两家的亲事就算敲定了!" “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在封建礼教下的少女毛福梅的终生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2．娶妻毛氏，生子经国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19岁的毛福梅嫁给了只有14岁的蒋瑞元。 自从这门亲事定下来，蒋母王采玉的一脸愁怨烟消云散。与蒋赛凤赌的这一口气总算赌赢了，媳妇马上就要进门，孤儿寡母的凄惶即将成为过去；儿子“疲顽难改、轻浮暴戾”的顽劣习性也将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自己含辛茹苦十几年，如今总算熬到了当婆婆的这一天。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编居多年的女人，她急切地想“当婆婆”的心情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这其中，蕴含着一种骄傲--我终于把儿子拉扯成人了，又蕴含着一种欣慰--九泉之下的先夫，我总算对得起你了！ 兴奋、激动、热烈的情绪感染了蒋瑞元，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洋溢着的一派喜庆气氛使他也有点儿忘乎所以了。虽然与毛阿春的一段股俄的初恋还在心中投影出一阵阵酸楚的印痕，可他毕竟才只有14岁，失恋的苦果还未及认真品尝就被囫囵吞到肚子里去了。趁着全家上下都在为自己“娶老婆”的事大忙而特忙，小小的蒋瑞元又跑到街上混闹去了。可是，街上的小伙伴好像提前商量过了，都不肯和瑞元一起玩了。原来，小伙伴们听说瑞元要结婚，而结了婚就算是大人了，大人怎么能和小孩子们一起玩呢？所以，大家见了瑞元都躲躲闪闪，瑞元与他们搭讪，他们也不理睬。蒋瑞元心中纳闷，偏偏他又不是那种脸皮薄、知进退的孩子，相反，大家越是冷淡他，他那“顽劣”的习性发作得也就越厉害。小伙伴们躲到哪里，蒋瑞元就跟到哪里，还弄来许多棍棒，硬要小伙伴分成两个陈营，由他统一指挥，列队开仗。这一“开仗”直打得昏天黑地，小伙伴们一个个鼻青脸肿，蒋瑞元倒也“身先士卒”，弄得灰头土脸一身泥水。蒋母见他如此，不免严加训斥，把他管束得比平时更严了。后来见训斥无用，索性把小瑞元关在家里不准上街，要“收一收他的性子”省得他到处惹事。 不料，即使如此严加管束，到婚礼大典那天，蒋瑞元还是闹出了笑话。 蒋母为筹措儿子的新婚大典，动员了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蒋介卿是大哥，蒋瑞春是大姐，自然当仁不让，蒋瑞春还把自己的丈夫宋周运也叫了来，帮助操办庆典、迎亲送友。介卿、瑞春兄妹俩都是“过来人”办这种事自然得心应手。一时间，丰镐房热闹非凡，喜气洋洋。 岩头村毛家对二小姐出阁也是极尽铺张，全家上下备贺礼。办嫁妆、做嫁衣，通知内外亲戚、旧友新朋，忙了个不亦乐乎。 毛家在岩头村算是大户，毛福梅出生时，曾请了一位相士算命，那相士开口便说毛福梅是一颗“福星”，将来“贵不可言，福寿无双”。其实，这也是算命先生为讨主家欢心而随口胡说而已。实际上，毛福梅日后“贵”则贵矣--虽被蒋介石“休”掉，但仍未离开蒋家，也仍然是蒋家王朝的“太子”蒋经国的母亲。若说“贵”也还沾一点边，但“福寿”二字可就无从谈起了。毛氏与蒋介石的婚姻，几乎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毛氏于1939年死于日机轰炸，卒年57岁，这一个“寿”字也算不得“无双”。但这些都是后话。在当时，毛家的人对相士的“铁口真言”可是笃信不疑的，因此，毛福梅自幼就深得父母宠爱，及至长大成人后，这位毛家二小姐也出落得一副“福像”宽眉大耳、气度娴雅，性格也极柔顺。毛鼎和是个极爱脸面的人。他知道，以女儿的这种条件，嫁到蒋家自然不算辱没了她。但毛家在岩头村算大户，出了村就不见得有人认你是大户。何况与溪口相比，岩头毕竟是小地方，说是穷乡僻壤也不为过。所以，女儿的婚事，他看得至为重要，千方百计要弄出个排场来，体体面面地把女儿嫁过去。 蒋、毛两家心同此想，都要把婚礼庆典办得既热闹又排场，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庆典的主角，14岁的蒋瑞元根本还是个孩子，他从一开始就没把这件事当成什么大事，相反，婚前被母亲“禁闭”在屋里，早就把他憋得筋骨都发痒了，好不容易熬到了婚礼大典这一天，不弄出点儿“故事”来，还能叫蒋瑞元吗！ 婚礼庆典的日子终于到了。在爆竹声声、鼓乐喧天的气氛中，毛家送亲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蒋家祠堂门前，花轿落地，伴娘趋前将凤冠霞披红布遮面的新娘子毛福梅搀下轿来，小心翼翼步入喜堂。新郎蒋瑞元一袭长袍马褂，身披吉祥如意红花，由伴郎陪同也进了喜堂。在两位傧相的挟持下，蒋瑞元强打精神，随着主婚人的指令一次次下跪，昏头昏脑也不知都拜了些什么。好不容易行完了大礼，听到一声“新郎新娘进入洞房”，两边搀扶着的傧相也同时撤开，蒋瑞元霎那间仿佛听到了特赦令，猛然一窜，伸手扯下头上的红缨瓜皮帽往空中一抛，一声欢呼，旋即奔出门去，加入到门外看热闹、抢爆竹头的顽童们当中去了。这一“突发事件”是在场的亲友们始料未及的，一个个都怔在那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可怜的是新娘子毛福梅，自从父母为她定婚后，她一直在猜想着自己将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儿、什么样子品性。为这件事，她一直忐忑不安。好不容易花轿落地、新人拜堂，她又总想透过红布盖头偷眼打量一下丈夫的模样。可惜，盼了半天，却只听见那一声纯粹孩子气的欢呼，只从红盖头下面隐约看到了丈夫的那条油光发亮、系着鲜红的头绳的大辫子。 几天来忙里忙外手脚不得闲的王采玉，最担心的就是瑞元这孩子不知深浅高低，在众亲友面前出乖露丑丢了她的脸面。现在，最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直把王采玉气得手脚冰凉，面色发紫。当着众人的面，又是大喜的日子，她既不能发作，又不能出声喝止瑞元，只得悄悄躲进自己房里饮泣吞声。蒋瑞春见状，知道这种时候劝也没用，于是急忙跑到外面找到瑞元，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训斥：“你也太不懂事啦，把咱们一家人的脸都丢尽了！还不快回家去！”蒋瑞元正在兴头上，颇不以为然地顶撞姐姐：“你们丢什么脸？我才丢脸呢广说着伸手指着小伙伴们：“他们说我当了新郎信，将来要被老婆管着，都不愿跟我玩了。”说罢，用力挣开姐姐的手，又一头扎到孩子堆里好笑打闹去了。后来，还是大哥蒋介卿赶来，一把拖住了瑞元：“你这么不争气，母亲气得在房里哭呢！” 蒋瑞元生性顽皮，天不怕、地不怕，却最怕母亲哭无抹泪。听大哥这么一说，吓得他当即跑回母亲房里，跪在母亲面前连声认错。 一场婚礼风波总算过去，蒋瑞元不觉怎样，毛福梅却一颗心凉到了底，她晚上蒙被流泪，可是天明起床后却还得收起泪水强作欢颜。毕竟毛福梅已经19岁了，有委屈也只能憋在心里。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的命运，就是系在丈夫身上的。她想，也许丈夫是年龄尚小，还有些孩子气，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这样一想，心气渐渐平和下来，遂打起精神侍奉婆婆、伺候丈夫，家里内外大事小情，都被料理得井井有条。蒋母见媳妇如此孝顺，心中自然欢喜，也就把拜堂那天瑞元在众亲友面前出乖过丑的事情忘到了脑后。 可是没想到，“按倒了葫芦浮起了瓢”，那蒋瑞元是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顽劣坯子月，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就又闹出了一场风波，以至导致翁婿失和，几十年未能和好。 事情是这样的：按奉化的风俗，新女婿要在第一个新年的大年初二到丈人家去拜年，当地人称“生头女婿上门”。新女婿到岳家去拜年，岳家照例要请生头女婿吃饭，俗称“拨食”。奉化当地民俗，对这一礼节看得十分重要，届时男方必须带去许多礼物，送给女方的长辈，岳父母一家则须隆重接待，并借此机会考较新女婿的智力，待人接物的礼节等。 对于一般的新女婿来说，这是一件必须认真对待的大事。然而，蒋瑞元却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大年初二的早晨，他吃罢早饭，不耐烦地听完了母亲和老婆的千叮咛万嘱咐，便带着一个为他挑着礼物的佃户上了路。刚走出村口，正赶上蒋氏家族的花灯会也要出村去“串演”。蒋瑞元本就是个好热闹的人，一见本族的花灯会，当即嚷嚷着也要参加。奉化地区民间盛行春节期间串花灯，参与这一活动的多是穷苦农民，趁着过年，集体串演，走乡串户，每到一地，当地人管吃管喝，还能赚些铜钱、大米、年糕等等，补贴家用。按蒋瑞元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家庭地位，他是没有资格参加演出的，因为他家虽已中落，但毕竟还是温饱有余的小康之家，用不着去干这种营生。可是，蒋瑞元一心只是图玩乐热闹，从来不考虑其它，当下他便把那个替他挑着礼品红包的佃户打发回去，将准备送给老丈人的礼物一股脑充了“公”。大家见他如此慷慨，也就心甘情愿地让他加入到队伍中来，并且公推他当了总指挥，花灯会或唱或跳，或行或止，悉听瑞元一声吩咐。蒋瑞元玩得高兴，早把到岳家拜年，当“生头女婿”的事抛到脑后去了。 再说岩头村毛鼎和一家，为了迎接新女婿上门，早早就作了准备。可是左等不见人影，右等没有消息，看看天已近正午，不见人来，又等了半天，直到太阳偏西了，仍然不见女婿上门。正在这时，被派出去打听消息的毛福梅的堂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报告：姐夫来了，现正在毛家祠堂里串花灯呢！ 乍听之下，毛鼎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读了九年诗书的学子，一个刚刚结婚、肩负“生头女婿”的重任的人，怎么会去“串花灯”呢！可是，转念一想，自家这个小女婿在婚礼上能干出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来，谁敢担保他不会再弄这种恶作剧的事呢？想到这里，毛鼎和急忙命令身旁的儿子毛武宝：“你快去看看，真有你姐夫的话，马上叫他回去，今天不要来了！” 可惜，迟了一步。毛武宝刚刚出门，蒋瑞元已经率领着花灯队迎面而来。毛鼎和听到锣鼓声响，情知不妙，急忙迎出门去，在大门口与风尘仆仆兴高彩烈的“生头女婿”蒋瑞元走了个面对面头碰头。毛鼎和一见蒋瑞元这副模样气得吹胡子瞪眼，当即伸手指着女婿大骂起来：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还敢闹到我家门前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叫你给败光了！” 正闹在兴头上的蒋瑞元骤然间挨了老丈人的一顿辱骂，直气得呆立当场，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愣头愣脑地站在那里与岳父对望着，猛然转身，抛下众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此，蒋瑞元与岳父毛鼎和失睦，这个怨结几十年都没解开。后来，蒋介石发迹了，有一次回到奉化，在妙高台别墅休养，毛鼎和曾坐着轿子去见这个当了大官的女婿。但蒋介石却托故不见，只送了岳父两千块银元，算是表达一点晚辈的心意--毛福梅出身于闭塞山村的旧式家庭，闺阁妇道、烹妇女红都是无可挑剔的。她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纵然丈夫每每行为乖张，常生祸端，她最多不过背地生几天闲气罢了，从未对丈夫假以辞色，更不敢在婆母面前有丝毫表露。 王采玉自媳妇过门后，婆媳俩朝夕相守，渐渐察知了儿媳妇的性情，知道她为了丈夫忍受了不少屈辱。婆媳俩的关系从此亲近起来，每每联合起来对付蒋瑞元的乖张暴戾。在蒋母的督导教训下，蒋瑞元与毛福梅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好转，蒋瑞元还曾两次携同毛福梅到奉化城里和宁波城里读书。尤其是伴读的那个时期，是毛福梅有生以来所享受到的唯一一次和美甜蜜的夫妻生活。 假如蒋介石安稳度日，走读书致仕或经商守业的生活道路的话，那么，抱定了“相夫教子”的观念、把伺候丈夫当作终生唯一大事的毛福梅会是蒋介石最好的妻子，两个人多半会厮守终生、白头偕老的。可惜，蒋介石自幼就不是肯于安分守己的人，以他的“雄心大志”而论，毛福梅就半点忙也帮不上了。 宁波伴读的短暂幸福生活结束后，蒋介石那颗本来就不安分的心变得更“野”了。他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其间还考入了保定“通国陆军学校”，四方奔走，长期在外，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1909年夏天，毛福梅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望着的丈夫总算回到了丰镐房，可惜，还没容她把积蓄了很长时间的脉脉温情奉献给丈夫，丈夫却又说上海还有急事，只在丰镐房逗留了一夜，便又启程奔赴上海了。 蒋介石赴上海后，毛福梅继续在丰镐房蒋氏祖宅里与婆母过着影形相吊、孤寂冷清的日子。在蒋介石长年离家的日子里，毛福梅一方面由于寂寞难耐，另一方面也真心期望丈夫事业有成，早日还家，所以，她也随婆母王采玉皈依佛门，每日陪婆母诵经念佛，聊遣岁月。 溪口西北方周坑有个尼姑庵，名叫法华庵，是蒋母常去参拜上香的地方。因为常来常住，庵内尼姑与蒋母私谊甚好。有一天，一位人称“王大人”的尼姑来到丰镐房，与蒋家婆媳二人叙家常。这“王大人”平时喜欢给人看相，这一日聊到兴头上，便拉着毛福梅的手反反复复仔细揣摩起来。看了一阵子，“王大人”突然大叫起来：“哎呀大奶奶，你可真是个少有的福人啊！你看这手相，你命中一定会有大富大贵的儿子！” 这个尼姑可能是为了恭维毛福梅才信口雌黄的，可是王采玉和毛福梅听了却深信不疑。当初有一位风水先生也曾说过：丰镐房面对笔架山，“门对笔架山，代代儿孙会做官”，丰镐房是块风水宝地，藏龙卧虎，蒋家日后必有贵子出生。王采玉又联想到自己当年在金竹庵带发修行时，那位神秘的算命先生对自己说过的“必出贵子”的话，心里想，一个相士胡说，两个相士胡说，难道天下的相士都只会用“必出贵子”来恭维人吗？不可能的，既然所有的相士不约而同地说我们蒋家必出贵子，看来这风水是真的流转过来了。从此，“蒋家必出贵子”的预言就日夜缠绕着王采玉的心，想到儿子结婚八九年了，却至今没有子嗣，她终于忍不住对儿媳妇说：“我们不是有阿元在上海的地址吗？明天咱们一起找他去。” 这话也只有婆婆说得，身为人妇的毛福梅是不好说出口的。她听了，当即打点起行装，婆媳二人于次日便启程赶赴上海了。 蒋母携儿媳毛福梅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找到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朋友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的安排下安置了住处。 母亲和老婆来到了上海，可真叫蒋介石为了难。当时蒋介石正跟随陈其美等人奔走革命，应酬较多，而毛福梅别说出人交际场所，就是在陌生男人面前站一站都会羞得抬不起头来。蒋介石感到这个土里土气的老婆实在太坍自己的“台面”，便赌气将婆媳二人安置好后，一连几天连毛福梅的房门都未曾跨入一步。 蒋介石的神态举止，当然逃不过母亲的眼睛。老太太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这一天，蒋介石来给母亲请安，刚一进门，就被母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带着你的老婆到上海来干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吗？我看蒋家要在你手里断子绝孙了，你几天不露面，阿梅的眼睛都哭肿了，你难道想要我们婆媳俩的命吗？你听着，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去跳黄埔江！” 这一下，蒋介石慌了神，急忙向母亲赔罪认错，表示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婆。劝了半天，才把老太太的火气平息下去。 恰在这时，蒋介石留学时期的同学林绍楷也察知了蒋氏婆媳来沪的目的，便侧面劝说蒋介石：“你平时最孝顺母亲，岂未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么？你结婚许多年了，至今还没有孩子，蒋家香火难以为继，就不怕你母亲难过么？” 在蒋母的训斥和朋友们的劝说下，蒋介石勉强与妻子和好了，两人同床共枕了一段时日。夏末秋初，当蒋介石再度返回日本学习时，终于绿竹生春、红梅结子--毛福梅有身孕了。 王采玉喜不自胜，这趟上海总算没有白来。送走儿子之后，她也带着儿媳离开上海，返回溪口家乡，等待着蒋家新一代的出生。 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一个男婴在溪口丰镐房蒋氏祖室内呱呱坠地。这一年，蒋介石23岁，妻子毛福梅28岁。 这个孩子就是蒋介石的长子蒋建丰（经国）。 3．妻不如妾--蒋介石的婚外恋 1912年，蒋介石因为刺杀革命党人陶成章而避祸逃往日本，躲过风头之后，他又悄悄潜回了上海，并准备回溪口去看望自己的宝贝儿子经国。行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即将回家省亲的事告诉给母亲及毛福梅。信未，他故作轻描淡写地附了一笔： “不孝儿要携一新妇侍奉母亲大人。” 这轻描淡写的一笔附言，才是蒋介石省亲之前先写这封信的要旨所在。他深知自己在外纳妾会使母亲和发妻毛氏大受刺激，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自己纳了这个小妾，不能一辈子储之金屋，所以，他采取了先写一封家书下点“毛毛雨”的办法，让丰镐房的两位女主人先有个精神准备，心理上有个“缓冲过程”，以免自己突然携一小妾回家，使母亲和毛氏在。骤然临之。的情况下做出些失态的举动来，到那时“后院失火，醋海狂澜”自己怎么应付得了呢！ 毛福梅乍一听说丈夫在外面纳了妾，而且还要带回家来，霎时间只觉天旋地转，如临末日。她一把抱起尚不足3岁的经国，忍不住涕泪交流、失声痛哭。 蒋母对儿子在外面做出这等辱没门风、累及妻儿的丑事也是深感痛心。几天来，街面上已是议论纷纷，大家都为平日温良贤惠的毛氏遭此奇辱而忿忿不平。蒋母是个爱面子的人，经过权衡，她觉得既然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是晚了，俗话说“儿大不由娘”，毕竟当时男人纳妾并不是太大的新鲜事，身为丰镐房的长一辈女主人，蒋母痛定思痛，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丑不可外扬”，万一毛氏不依不饶，闹将起来，岂不是让别人看蒋家的笑话么？两害相权取其轻，老太太决定先把媳妇这一头安定下来再说。思谋妥当，她来到了毛氏屋里，对犹自饮泣不止的毛福梅说：“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蒋家明媒正娶的媳妇，经国是我们蒋家的嫡长孙，这是谁也改不了的。任他什么样的人，就算进了我蒋家的门，也不过是闲花野草，你不要管他！如果你觉得看不惯，趁着他们还没来，就先回娘家住几天，省得心烦。” 婆母的一番话，对毛福梅是个莫大的安慰。她抬起泪眼望着婆婆说：“我回娘家，谁来照顾经儿和你老人家？再说，那个女人来了如果住着不走，难道我就一辈子住在娘家？” “那……”蒋母被问住了，迟疑地看着毛氏。 “你老人家放心，我不会让外人看笑话的。”毛氏轻轻一句，把蒋母胸中那个难解的结一下子解开了。王采玉轻舒一口气，心中感叹：这是个多么好的媳妇啊！ 蒋介石在外面新纳的这个小妾名叫姚怡诚，小名阿巧，又名怡琴。关于姚怡诚的身世，据民国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天津《益世报》载文介绍：“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偕往，恰琴在法租界集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 介绍过于简约，实际情况却十分复杂。 姚怡诚出生在苏州冶长径河北岸一个名叫南桥的小镇上，乳名阿巧。阿巧红颜薄命，幼时父母双亡，她只好随叔父姚小宝过活。 阿巧十几岁时，叔父姚小宝招乡人沈天生入赘，与阿巧成婚。因为是“倒插门”的女婿，男随女性，沈天生就成了姚天生。 这位姚天生有两个叔父，当时在上海西藏路八仙桥一带做工，主要干一些力气活，比如，堂子（妓院）里的妓女要出门应酬，他们便抬了轿子负责接送；谁家里有了丧事，一应殡殓事宜也由他们来做。阿巧结婚后，也随姚天生来到上海，姚天生跟着叔父们干力气活，阿巧则被介绍到堂子里去当佣人（上海人称“娘姨”）。 不料来沪不久，姚天生就染上了毒瘾和酗酒恶习。本来温饱之外还略有盈余的小日子渐渐入不敷出，越过越艰难了。贫困加上陋习，破坏了小家庭的和睦。姚天生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毒瘾发作时还经常对阿巧大打出手。阿巧不堪凌辱，遂自己在上海五马路一家名叫“群玉芳”的堂子里谋了一份差事，从此不再回家了。 阿巧到“群玉芳”后，仍做一些侍候高级妓女的工作，被称为“细做娘姨”，负责高级妓女的起居照应、送往迎来等。在这里，她有了个花名，唤作“恰琴”。 当时，陈其美是“群玉芳”的常客，蒋介石经常随陈其美出入，时日渐久，认识了这位在堂子里当女佣的姚怡诚。 蒋介石幼读诗书、数度出洋，见过一些世面。十里洋场的风光，灯红酒绿的繁华，早已很对他的胃口。香风熏染之下，他越来越觉得乡下那个土里土气的老婆与自己这“革命青年”的身份不相称。何况这时的蒋介石不单单是革命青年，而是早已做了“革命军官”了呢。结识了姚怡诚之后，他很快为姚恰诚撩人的芳姿和善解风情的妩媚所倾倒。从相识到相熟，两个人很快堕入了情网，频繁幽会，如胶似漆。 蒋介石与姚怡诚明来暗往的热恋，一开始是瞒着陈其美的。因为蒋介石毕竟心存顾忌，姚怡诚是陈其美长期包下来的那位高级妓女的娘姨，这种偷香窍玉的事搞到自己“义兄”的内室里，好说不好听。可是，陈其美是个风月老手，虽然蒋、姚二人偷偷摸摸，又怎能瞒过他的眼睛。到底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彼此的性情都很熟悉，一天，陈其美同蒋介石一起到堂子里打牌，趁着大家玩得高兴，陈其美点破了这层“窗户纸”： “义弟，你觉得怡琴这姑娘怎么样？”陈其美望一眼刚刚上过茶转身出去的姚怡诚，意味深长地问蒋介石。 蒋介石一惊，以为陈其美已经知道了什么，只好老老实实回答：“很好呀，既聪明又漂亮。” “还很风流，对不对？”陈其美含笑着看蒋介石，见他有点发窘，遂又大度地一笑，拍拍他的肩膀，小声问：“你喜欢她吗？” “这个，”蒋介石面色微红，迟疑道：“大哥身边的人，小弟怎敢。” “你就说喜欢不喜欢吧，只要你喜欢，大哥我愿意成人之美。” “多谢大哥！”蒋介石大喜过望，直挺挺地站在陈其美面前。“啪”地一声，敬了一个礼。 事情挑明了，蒋介石花了一笔钱把姚怡诚从堂里接了出来，又在外边找了一间房子，两个人开始了不是新婚胜似新婚的同居生活。 比起溪口家乡的毛氏夫人来，蒋介石觉得姚怡诚是自己平生所遇最好的女子。她虽然结过婚，却更具成熟少妇的温柔体贴与风流韵味；虽然出身寒微，却因为久居上海而陶冶出一种现代女性的雍娴典雅的气度。姚怡诚长期混迹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既见过大世面，又懂得怎样才能讨男人欢心。因此，两人同居后，着实过了一段云雨兴会、鱼水相欢的甜美日月。直到蒋介石因杀陶一案余波未平，自己又想念儿子，提出回家乡躲避一阵时，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与姚怡诚之间还隔着一座大山，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毛福梅和宝贝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与姚怡诚热恋时，不敢向她说明自己是个有妻有子的人；公开同居后，他又不忍道出实情使姚怡诚伤心。如此一再隐瞒拖延，苟且度日，直到回乡之日迫近，才意识到问题的确有点不好解决：不带姚怡诚回乡吧，自己毕竟与她补办过婚礼，是妻、是妾，都可以日后再定名位，反正不是露水夫妻，说一声“散”就可以各奔东西的。再说，以当时蒋姚二人的感情而论，蒋介石也不忍把这如花似玉、温婉可人的姚怡诚一脚踢开啊；若是带着姚怡诚回乡，麻烦就来了。先不说母亲大人和毛福梅会怎么样，就是眼前这位姚小姐，一旦踏进丰镐房，骤然得知自己原来已是娶妻生子之人，闹将起来，自己也是绝难处置。思来想去，蒋介石的蛮性上来了，想逮狐狸不怕骚，想吃蒸芋不怕烫，男子汉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话挑明了，凭着自己这三寸不烂之舌，凭着对姚怡诚的了解，先把这一头“摆平”了再说。 横下一条心，蒋介石把实情合盘端出。原以为姚怡诚虽然性情柔顺，乍听了这种事也会大哭大闹一场的。没想到她只是怔了一怔，旋即默默地低了头，轻咬下唇，什么也没说。 一股难以言说的内疚之情涌上心头，蒋介石不由得双手抱住姚恰诚：“我们是老派的方式结合的，结婚后，我跟她很少一起生活，徒然有个名分罢了，没什么感情的。这个这个……今后……” “你不用解释了”，姚怡诚打断了蒋介石表白，“说什么也都晚了。反正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以前你做过什么，我不管；今后我只有一条：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是决计不离开你的！” “当然当然，这个不用你说”。蒋介石连连答应，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微笑--他果然把准了姚恰诚的脉：姚氏在同蒋介石结婚之前，自己也是有丈夫的，在这方面，他俩是“豁嘴骂豁嘴--谁也说不了谁”。 蒋介石三言五语“摆平”了如夫人姚氏，遂于第二天带着姚怡诚踏上了归乡之路。 现在，他要拿出全副的精力来对付自己的母亲和元配毛福梅了。 蒋介石踌躇满志地出现在溪口镇那惟一的一条大街上，他的身边跟着一位仪态万方、香艳绝伦的年轻女人。古老的溪口镇，人们世代比邻而居，谁家吃饭时摔破了一只碗，第二天差不多全镇的人都能知道了。蒋介石在外面纳了妾，要带着回到丰镐房来，这消息自从蒋母收到了儿子的信之后，早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左邻右舍。现在，蒋介石果然大模大样地携着小妾回来拜见婆婆了。一时间，远远近近的乡邻们蜂拥而至，都等着看蒋家内宅的热闹。 临近家门，蒋介石心里也有点紧张。以往，家里人知道他回来了，都是提前就站在大门外迎候的，这一次却连一个人影也不见。蒋介石只好把姚怡诚领到报本堂，让她在那里暂候，他自己一个人先去拜见母亲，试探一下再作道理。 蒋介石知道，这个时辰，母亲一定在经堂里念经呢。他径直来到经堂，见母亲果然正在那里诵经，夫人毛氏带着儿子也随侍在一旁。 “阿妈，不孝儿瑞元回来看你了。”蒋介石硬着头皮走上前去打招呼。 毛福梅眼看着丈夫大步走进经堂，心里一阵酸楚，几乎就要落下泪来。见婆婆没有理睬蒋介石，毛氏又生怕节外生枝，慌忙咽下一口酸水，牵起经国的手迎上去：“你回来了？”又低头对儿子说：“经儿，这是你阿爸，叫啊，叫阿爸！” 蒋介石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点点头，伸手想把儿子抱起来。不料孩子认生，抽身一躲，直往王采玉身边扑了过去。 蒋介石失望地直起腰来，垂手而立，再一次恭恭敬敬地同母亲打招呼：“阿妈，这次我回来，带了怡诚来行礼，她等在外面呢。” “什么怡诚？怡诚是谁？站在外面，莫非等人抬了大轿去接？” 蒋母的话，乍听起来火药味十足，可是蒋介石听了却如闻纶音，乐得差点儿蹦起来。他是何等聪明，怎么会听不出弦外之音来呢？“莫非等人抬了大轿去接”，言外之意就等于说“来了什么还不进来？”这就意味着：母亲尽管对自己私自纳妾的事感到不悦，但她毕竟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蒋介石按捺住喜悦的心情，又向发妻毛氏投去了含义复杂的一瞥。进门之前，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受母亲的责骂，面对地毛氏的哭闹。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并没有责骂，虽然老人家的态度是明显的不悦，甚至冰冷如霜，但毕竟还是接受了现实，而且，毛氏也没有像传统的元配夫人那样，对自己的丈夫在外纳妾表示激烈的反对。母亲和毛氏的态度，使蒋介石大感诧异之外，不禁暗自感到深深的愧疚，因此，他投向毛氏的一瞥，就饱含着歉疚。感激和赞许。 毛氏没有理会蒋介石那寓意复杂的眼光，她默默转过身去，走向婆母和儿子。 蒋介石情知此处不可久留，疾转身，奔到报本堂，把姚怡诚领了过来。 姚怡诚是在大上海的风月场中混过饭吃的，对于蒋介石现在的处境和苦衷颇能理解。何况蒋姚结合，责任也不全在蒋介石一方，她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基于这种原因，她也觉得有愧于蒋母和毛氏。于是，她调整好情绪，来到了经堂门口，用着温婉亲切又怯生生的口吻喊了一声：“阿妈”，然后款款走到端坐不动的蒋母面前，春风微敛、玉柳弯腰，轻轻跪在蒋母膝前：“阿妈，孩儿姚怡诚，给您请安了！” 这一下，王采玉再也绷不住劲了，她面色一宽，笑靥顿展，急忙伸手把姚怡诚搀了起来。再定睛细看，只见这小妇人春风桃面，乖巧伶珑，老太太顿时对她产生了好印象，正待开口说点什么，只见姚怡诚已转身子，面对毛福梅深深一躬：“你就是阿姐吧？小妹向你陪罪了！”说着又要跪下去。毛氏为人敦厚，从来笃信“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古训，如今见婆母的脸色由阴转晴，明摆着是接受了姚氏，知道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于是她慌忙拦住了盈盈欲拜的姚怡诚：“小妹，别这样多礼，进了蒋家门，就是一家人了嘛！” 站在一旁的蒋介石见此情状，暗暗地出了一口长气。围在蒋家门外的众乡邻原以为今天会有一场“好戏”看的，没想到蒋母慈祥、毛氏大度，化解了一场风波。众乡邻失望之余，齐声礼赞毛福梅的贤淑识体，从此，毛福梅落了个“雅量夫人”的美名。 蒋介石闯过了家事风波这一关，把姚怡诚带回了丰镐房，陪她在溪口闲居半年之久。这一段日子，是蒋姚之间感情最为融洽的时期。姚氏对蒋母十分孝敬，对毛氏极为尊重，对蒋经国也视如己出，爱抚备至，一家人和睦相处，十分美满。这一时期，姚怡诚与蒋介石鱼水欢爱，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4．葬母出妻--追求“完美无缺的婚姻” 在溪口闲居，是因为刺杀陶成章的事情还没有过去，蒋介石一方面侍奉老母、陪姚怡诚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一方面竖起耳朵打听外面的局势，随时准备复出--他不是一个甘于无所事事的人。 1913年6月，“杀陶”事件已经无人提起，避祸闲居的蒋介石又一次来到上海，安顿了姚怡诚之后，他就来到陈其美麾下，参加了“二次革命”。短暂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再次逃亡到了日本。 1914年夏，蒋介石奉召返回上海，参与讨袁的军事行动，不幸事败，蒋介石被袁世凯通缉。此一期间，他还经常到姚怡诚的住处与姚幽会。后来，通缉蒋介石的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再一次东渡日本避祸。 几年时间内，蒋介石奔走革命，到处躲藏，往来于上海、杭州、溪口、日本等地。这一时期，他很少顾及妻儿老小，也就更无暇照顾蜇居上海的姚怡诚了。姚怡诚与毛福梅不同。毛氏自从与蒋介石结婚的头一天开始，即已习惯于丈夫不在身边的生活，在蒋母的影响下，毛氏也笃信佛事，整天陪婆母诵经上香，打发孤独寂寞的岁月，久而久之，也不觉怎样了，后来又有了经国，婆媳俩每天侍弄孩子，念经拜佛，即使蒋介石不在家里，她们也并不感到寂寞了。而姚怡诚则不同了，她一个人住在上海，经常是一年半载都得不到蒋介石的一点音信，还要一天到晚为蒋介石的安危担心。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使她备感孤独无聊、烦恼苦闷，为了打发日子，她染上了赌博恶习，整天到邻居家里打牌，有时通宵达旦。 姚氏闲居，没有收入，靠蒋介石养着她。但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是忙于革命，以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养活姚恰诚。那么，蒋姚二人靠什么生活呢？ 原来，蒋介石在上海结识了张静江，张家是浙江湖州南行镇的豪富之家，资产雄厚，张静江本人也十分豪爽，因此，蒋介石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和个人开销，都靠张静江的资助。为了报答张静江，蒋介石命姚怡诚拜张静江为过房爷，从此，蒋姚二人在上海的开支用度就都包在了张静江的身上，据说这笔钱曾达10万之巨，但张静江当了姚怡诚的过房爷，这笔钱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1916年，蒋介石随张静江等人在交易所做投机股票的生意，得以同姚怡诚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发现姚怡诚染上赌博恶习，他屡屡出言劝止，但姚怡诚已经养成打牌度日的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掉？这就酿至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对姚怡诚的嗜赌恶习的种种不满： “1919年10月18日： 冶诚赌博不休，恶甚、恼甚。 1920年1月1日： 早上起床时，瞟见楼下电灯尚明。甚恨怡诚不知家法，痛骂一场。娶妻之为害实不胜言。 1920年5月16日： 近日以怡诚嗜赌而不待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 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虽然在孙中山组建军政府后，他曾因上书言兵而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被召至广州委以军职，但蒋介石心高气傲，约束部队极严，因此每每与地方势力发生磨擦，经常是干着干着就辞职返回上海。回到上海赋闲，又因为无所作为而心生“怀才不遇”之感，心情非常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他对姚怡诚的赌博恶习“恶甚、恼甚”了。 1919年秋，蒋介石到日本去了一趟，返回时，他带回来一个3岁多的小孩，说是自己的儿子。蒋介石为这个儿子取名为蒋纬国，谱名建镐。这样的名字，与他的长子经国相配，正好是一“经”一“纬” 一“丰”一“镐” 关于蒋纬国身世的问题，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政治圈内流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悬赏缉捕“乱党”，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日本避祸，在日本3年期间，蒋介石和戴传贤共租一屋居住，房东为他们介绍一位下女，三年共处下来，多出两个小壮丁。长的归戴传贤所有，就是戴安国，小的属蒋介石，就蒋纬国。第二，传说蒋纬国就是蒋介石的儿子，是蒋介石与一日本女士同居所生的。除生了蒋纬国之外，还生了戴安国。后来，戴安国过继给戴氏元配钮有恒抚养。所以，蒋纬国、戴安国都是蒋介石的儿子。第三、根据《蒋纬国报到卜书中所说，蒋纬国和戴安国都是戴传贤所生，戴怕老婆，不敢将纬国带回，故交给蒋介石抚养。 据蒋纬国先生说，有一次他在蒋介石的办公室，看到一本美国作家约翰·根宝所写的《亚洲内幕》，里面有一段写到：蒋介石元帅二子蒋纬国少尉，是国民党元老戴传贤的儿子，以后为了某个原因过继给蒋公。后来，他问戴传贤先生，戴拿出一面镜子，让蒋纬国自己照自己侧面，问他：是这边像蒋公呢？还是那边像蒋公？蒋纬国说，对于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做谁的儿子都愿意。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又说到：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传贤，“作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关于蒋纬国到底是谁所出，时至今日仍是个天大的不解之谜。蒋介石把蒋纬国带回到姚怡诚住处，嘱她代为抚养，以“义子”视之。 姚怡诚自己从未生育，这一时期又经常与蒋介石闹纠纷，自感夫妻关系日趋紧张，又怕蒋介石“休”掉她，因此，她欣然接受了纬国这个“义子”，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纬国身上，备加钟爱，视如己出。 在上海过了一段日子，姚怡诚又携纬国回到奉化溪口丰镐房，三个女人共同扶养两个孩子，上上下下相处十分和睦。 蒋纬国来到溪口，给丰镐房又增添了一股新鲜活力。更重要的是，蒋经国从此又有了一个小伙伴，小兄弟俩每天在一起嬉戏玩耍，快活异常。对蒋纬国，姚怡诚确是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纬国到溪口后，进入奉化幼稚园。姚怡诚为了照顾纬国，特意从溪口迁出，到奉化城里周家借居，以便每天亲自接送纬国。1922年，纬国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哥哥经国一起进入宁波小学就读。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姚怡诚又迁居宁波。这一时期，毛福梅也经常从溪口赶到宁波看望这小兄弟俩。第二年，经国和纬国转入上海万竹小学学习，姚怡诚再度迁回上海，照顾他俩的起居饮食。 毛福梅和姚怡诚虽然不辞辛劳尽力地照顾抚养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但蒋介石对此却毫不领情。对这一妻一妾，他早已心存异念。概括起来，他对姚怡诚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她的嗜赌、不会体贴丈夫等。还有，姚怡诚没有什么文化，虽然与蒋共同生活后，曾在蒋的安排下跟随奉化县新作女校的毕业生陈志坚学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知识，但那种“速成”式的短期教育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素养，蒋介石之所以厌弃姚怡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毛福梅，蒋介石从来就没动过真情。毛福梅生性宽和厚道，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然而蒋介石需要的不是这种“贤妻良母”式的夫人。他的择偶标准随境遇而变化，随需要而变化，是从来不以情感的好恶为转移的。 在如此处置姚怡诚的问题上，蒋介石至感头疼，一时无法决断。这里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旦离弃姚怡诚，肯定会伤害小儿纬国的感情”。此外，即使对纬国的感情毫无伤害，也得考虑日后纬国由谁抚养的问题。正如他在日记中说的： “盖因弃去，一则纬儿无人抚养，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则藕断丝连，虑其终结不解之缘。” 1921年春，毛福梅因为思念儿子，就把蒋经国从奉化小学接回了溪口。蒋介石闻讯后，认为此举“实属不成体统”，是要耽误儿子的前程的，因此对毛福梅大加训斥，一语不合，甚至动手殴打毛氏。第二天，蒋介石就写了一封信给毛懋卿，“缕诉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并将毛氏逐回娘家。 蒋母王采玉与儿媳妇相处日久，感情很好。对于毛氏擅自将经国接回家里，她虽也表示不满，但蒋介石对发妻大打出手，甚至将其逐回娘家，也引起王采玉的愤怒。在她的坚持下，毛福梅又回到了溪口。当时王采玉已是重病缠身，蒋介石对毛氏返回丰镐房虽然极度反感，却也不敢公然与母亲作对，故尔苦恼异常，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心情： “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 蒋介石和毛福梅的关系经这一场风波，已经破裂到无可挽回的程度了，同时，他与姚怡诚的关系也日益紧张。1920年春，蒋介石目疾才愈，又不幸染上伤寒，病倒在上海波崎医院的病床上。王采玉闻讯，吓得不顾自己也有病在身，急速带着儿媳毛福梅赶到上海，婆媳二人没日没夜地守在医院里，悉心照料生命垂危的蒋介石。两个月后，蒋介石死里逃生。但经此一劫，蒋介石如脱胎换骨，整个变了样，他瘦得皮包骨头，齿发皆脱，心情也非常恶劣。就在蒋介石生病住院、与死神殊死抗争的时候，姚怡诚依然不改嗜赌恶习，不但不关心蒋介石的安危，反而经常到医院去为庸常琐事与蒋介石纠缠不休。对此，蒋介石耿耿于怀，至为伤心。 毛、姚二人，一妻一妾，都不称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离弃之意日渐坚决，只是因为母亲的病日益危重．他无暇分心罢了。 1921年夏天，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 蒋介石悲痛欲绝，每日在灵前大哭数次。蒋母于当年11月21日下葬，孙中山特派陈果夫为代表，到灵前祭奠，戴季陶、林业明、居正等要员亲来送葬。 将近半年的时间内，丰镐房内吊客川流不息。蒋介石听凭毛福梅以女主人的身份支应内外，自己则专意陪同方士为母亲选择墓地。直到葬礼已毕，母亲大人人土为安之后，他才突然作出了“出妻”的决定。 11月28日晚，蒋介石坐在母亲生前的佛堂里，埋头在写什么文字，过了一会儿写好了，他便把蒋经国、蒋纬国、毛福梅和姚怡诚叫到跟前，手捧写好的文书，泪流满面地，颤声宣布：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他读道：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思，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余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毛福梅听到“离异”二字，耳朵里顿时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丈夫要说的是什么了。毛福梅想，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竟又增添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老母在堂需要我，老母一死，尸骨未寒，就不要我了，还倒成了“报母恩”的“大义”之举”，真是怎么也无法理解。一时间，她只觉得天昏地暗，怔怔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指责蒋介石恩将仇报，丧尽天良。因为事出突然，怨结于心，毛福梅激愤过甚，一时也顾不上斟词酌句，顾不得经国就在身旁，把什么话都骂出来了。 蒋介石把“出妻条示”宣读完毕，正想解释几句。不料毛福梅倒先哭骂起来，而且越骂越不着边际，骂得蒋介石心头火起，随手拿起一根皮带，兜头盖脸就往毛福梅身上打了下去。毛福梅气怨交集，又挨了打，顿时失去了理智，她冲上去抓住蒋介石，与他拼命扭打起来。 蒋介石生性暴戾，哪会吃毛福梅这一套？他当即扭住毛福梅，拳脚并施，没头没脑地乱打起来。在旁的亲友们一拥上前，把毛福梅拉到楼上躲了起来，蒋介石仍是余怒不消，他冲开亲友们的阻拦，跑到楼上，抓住毛福梅继续痛打，又揪住毛福梅的头发，将她从楼上拖到楼梯口，直到儿子经国流着眼泪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他别再打母亲了，蒋介石才在亲友们的劝说下停止施暴，走出了房门。 姚怡诚听罢蒋介石宣读的“条示”，本来也想当众与蒋介石大闹一场的，可是没等她发作，毛福梅已哭闹起来了。姚怡诚眼看蒋介石对发妻大打出手，知道以自己的身份，闹将起来也不会比毛氏有更好的下场。于是，她乘丰镐房内正吵闹得天翻地覆时，一个人带着蒋纬国离开了蒋家祖宅。 蒋介石与姚怡诚脱离了关系，但纬国怎么办呢？无论怎么说，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总不能就此不明不白地归了姚怡诚。于是，蒋介石把纬国的抚养留给自己的留日同学吴忠信，让纬国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干娘”。而实际上，姚怡诚仍然带着纬国一起生活，因为这时候的蒋纬国已经离不开姚氏了。 此后，蒋纬国就一直跟在姚氏身边，以生母之礼待之。蒋纬国也算继承了乃父风范，事母极孝。1949年国民党被逐出大陆，姚怡诚在纬国的安排下也迁往台湾，于1966年病逝。 蒋纬国曾就姚氏葬礼的规格请示蒋介石。蒋介石闻听姚氏死讯，默然良久，最后告诉蒋纬国：“你负责把你义母的后事办好，但要顾全咱们蒋家的声誉，万万不可大肆声张！” 于是，姚怡诚的葬礼在外界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悄悄举行。 这种规模、这种方式的葬礼，实在对不起将自己抚养成人的义母，蒋纬国始终为这件事闷闷不乐，每一想起，便觉得有一件大事未了。直到1990年，蒋介石与蒋经国均已去世，蒋纬国终于得到了一个补报的机会，在台北的善导寺为姚怡诚举行了百岁冥诞纪念追悼会，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至于毛福梅，虽惨遭蒋介石的毒打，却仍然坚持不同意离婚。蒋介石在亲朋故旧的激烈反对下，只得允许毛福梅继续留在丰镐房老宅里，那个“离婚”的“条示”也只是成了一种形式的象征。 从此，毛福梅成为丰镐房里地位特殊的女主人，她不承认离婚的“形式”，却默认了离婚的事实，独自操持丰镐房的家务，将全部情感寄托于诵经拜佛和儿子经国身上。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决绝地与妻妾同时“离异”，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之外，他还有一个在当时不能说出口的理由--他的感情世界里，已出现了另一个追求对象，这个人就是陈浩如。 实际上，早在蒋姚同居时期，陈洁如就已出现在蒋介石的情感世界中，当蒋介石挑剔姚氏“嗜赌”、“不知体贴人”的时候，他已在狂热地追求着陈浩如了。 蒋介石一生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一生追求完美无缺的婚姻。他的这两个欲望，一个使他成为独夫民贼，茶毒了千百万人民；另一个使他成为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害苦了3个无辜的女人。 5．海誓山盟终成梦魇 关于蒋介石第三位夫人陈洁如女士的身世，多年来众说纷经，莫衷一是。陈清如在世时，蒋家王朝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始终对陈洁如的出身及其在1920-1927年间的行藏讳莫如深。蒋介石本人以及他周围的官僚政客们，宁肯听任人们在各种传言中对陈洁如百般诋毁，也从来不肯站出来澄清事实。直到几年前，陈洁如于6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在尘封30年后冲破禁锢，得以正式出版发行，人们在“著者前言”中仍可看到晚年的陈洁如对社会上的种种传言所表示的愤怒： “甚至到了今天，有虚构成习的新闻人员仍然将我描绘成一个欧亚混血儿、一个前歌妓、一位传妾、一位女护士、一位女教师、一位俄文翻译、一个广东人、一个女冒险家，甚至是一个女骗子。” 在这个前言里，沉默了几十年的陈洁如忿然指出：“这绝对都不是我！” 陈洁如生于1906年，原籍浙江宁波，乳名阿凤。陈洁如是一位纸商的女儿，家境小康。她13岁时进入女子学校上学，因为她自幼聪敏好学，所以进入女子学校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喜爱。那时候，陈洁如结识了一位女友--长她5岁的朱逸民小姐。陈洁如经常到朱逸民小姐家里去求问功课，两个女孩子在频繁的交往中建立了友谊。 不久，朱逸民嫁给了上海大亨张静江。其时张静江已是44岁的中年人，他的夫人姚惠在美国因一次意外事故而去世了。张静江为了自己的5个女儿不致于过早失去母亲，也为了自己身边有个异性的伴侣，经人牵线遂娶朱逸民小姐为续弦。 朱逸民嫁入张家后，张的5个女儿都从美国回到上海来了。张静江为给这5个女儿补习中文，特别聘请了一位姓杨的先生为家庭教师，辅导女儿们。朱逸民则把陈洁如也请到家里来当“陪读”，因为陈洁如的中文水平当然比张家的5位“洋”小姐高得多。 1919年的某一天，蒋介石陪同孙中山和戴季陶来到张静江家中，见到客厅里正有一群女孩子在读书，其中一位皮肤白晰、高挑个子、身材匀称的女孩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张静江遂将女孩子们逐一介绍给来客。从张静江口中，蒋介石了解到那个容貌出众的女孩子名叫陈洁如，他为陈洁如的端庄秀丽和青春魁力所倾倒，当即就寻找话题与陈洁如樊谈起来。 陈洁如毕竟是个女孩子，对蒋介石的过分的热情感到既惶恐又害羞。可是这种窘迫无状的纯真模样反而更使蒋介石觉得可爱，从此，久惯风月的蒋介石对陈洁如一见倾心，开始了肆无忌惮、近乎疯狂的追求。 就在蒋介石陪同孙中山和戴季陶二人访晤张静江的当天晚上，当陈浩如告别了朱逸民走出张府时，忽然发现蒋介石独自一人仁立在张家大门外面，见她走出来，蒋介石满面笑容地迎上前去打招呼：“陈小姐，你要到哪儿去？” 陈洁如被问愣了。虽然蒋介石白天在张府时曾多次找借口与她搭话，其热情近于殷勤的态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与蒋毕竟只是一面之缘，而且是在特殊的场合下礼节性地见面，现在出了张府的大门，在她眼里，蒋介石就与一个陌生人无异了。出于少女的腼腆，陈清如略低了头，勉强地应付了一句： “我……要回家了。 蒋介石趋前一步，用了更加热情的语调再问： “陈小姐府上何处？” 这样的问题就显突兀了，陈洁如不禁诧异地抬起头来打量了一下蒋介石。在陈洁如这样一个小姑娘的眼里，面前的蒋介石已经是一个岁数很“大”的大人了，他中等个子，瘦瘦的，但并不显得赢弱，头顶略秃，下巴比一般人嫌宽了一些，长着一双深沉锐利咄咄逼人的眼睛，这双眼睛正热切地盯住自己，仿佛长了刺一样，直刺得陈浩如粉面微红，急忙又垂下了头。她咬了咬嘴唇，对蒋介石提出的问题感到不可理解，便摇了摇头。 蒋介石笑了，笑声很轻，略带浊音：“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你家住在哪里？啊呀呀，那么你这位小姐怕不是迷路了吧？” 这种拙劣的调情伎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的，他打趣地继续盯住陈清如。这种小伎俩施之于天真无邪的陈洁如却是立见奇效，只见她略一歪头，露出一个笑靥，却仍是只摇头不说话。 “告诉我，你住在哪里？”蒋介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紧追不放。 “西藏路88号”，陈洁如朱唇轻启，报了一个假地址。她自幼受到“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传统的熏陶，从6岁起就与父兄一类的“男人”坐不同席、居不同室。而且，她的母亲一直在向她灌输处女保持贞操的重要性，提醒她要对男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思想教育下，陈洁如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了男人向女人献殷勤必是有所企图的道理，她当然不能让这个男人轻易得逞。所以，陈洁如在脱身无计的情况下，灵机一动，报了一个假地址。 “那我送你回家。”蒋介石见陈洁如终于说出了地址，立即展开第二轮攻势。 “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陈洁如像一只受了惊的羔羊，急切地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蒋介石却横跨一步拦在陈清如面前：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 陈洁如惶恐地瞪大了眼睛，觉得这个纠缠不休的男人简直是不可理喻。现在她想起了妈妈说过的话，眼前这个殷勤得过火的男人肯定是居心叵测，于是她沉住了气，一字一板地对蒋介石说： “我的父母是非常严厉的人，他们绝对不允许我同任何陌生人在一起走。否则，他们会骂我的。所以，你一定不可以同我一道走的！” “可是我们已经并不陌生了呀！”蒋介石毫不气馁，继续咬字眼作文章，纠缠不放。 “不不，绝对不行！”陈洁如这一次真的有些惶惊了，她下决心不再理会蒋介石，遂紧闭了嘴唇，低了头，拔脚便走。 蒋介石终于无计可施了，眼巴巴地看着陈洁如从自己身边冲了过去。 可惜，陈洁如毕竟还是年龄太小，不会撒谎。她报给蒋介石的假地址不全是假的，只是故意把“33号”说成了“88”号，而“西藏路”这个大方向并没有错报。这也是陈洁如“经验”不足，心地诚实的一个表现。她自己则深受这一点“诚实”之喜，致使蒋介石终于找上门来。 那一天，陈清如一个人在家里做功课，突然，蒋介石满面通红地冲了进来，一见面就大念苦经： “哎呀陈小姐，你可把我害苦了！自从你给了我那个错了的门牌号码，我就一直在这条街上转，像一个贼一样朝每一间房子里探头探脑，幸亏今天从外面看到了你。你为什么骗我？” “因为我不想让你到这里来！”陈洁如被这突如奇来的造访吓坏了，不加思索地冲口说出了一句大实话。 蒋介石却笑了起来：“你想也罢，不想也罢，反正我终于把你找到了，你再也逃不脱了！”见陈洁如低头不语，他进一步表白心迹：“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从咱们在张家初次相见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我已经注定没法子再喜欢别的女孩子了。这几天，我朝思暮想，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一心只想着要见到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每天都会梦见你！” 这种露骨示爱的言辞并未激起一个年轻如孩子心灵上的震颤，反而使她觉得羞赧无地。有生以来，还从来没人对她说过这样肉麻的话。 正当陈洁如窘迫万状不知所措的时候，陈清如的母亲恰好回家来了。她看见女儿羞龈的神色和蒋介石笑着的脸，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在问过蒋介石的姓名之后，这位母亲示意女儿进入内室，然后以平静得似乎冷峻的语调对蒋介石说： “我女儿今年才只有13岁，只是她长得高一些，发育得早一些，其实她还是个小孩子，你如果有什么事，请去找她的父亲说吧，我不希望有什么事情使她在学习上过于分心。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蒋介石恭敬地笑着，点点头：“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很喜欢阿凤小姐，我爱她，我想要她作我的女朋友。”蒋介石的笑容非常谦恭，可是他说话的口气却是十分坚定。 陈清如的母亲当即委婉而又更加坚决地驳斥了蒋介石的念头。但是，这并没有使蒋放弃对陈洁如的追求。此后不久，他又委托张静江，由张夫人朱逸民向陈洁如再次转达了爱慕之情。朱逸民毕竟是陈清如童年时代的好朋友，陈洁如在她面前倒是肯于吐露心声：“我不喜欢他，我很害怕。怕他的粗鲁，怕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在看我的时候好像有一股火！” 朱逸民笑着向她解释：“男人恋爱时都是这样，热烈得让人觉得可怕，但那正可以说明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你不要太守旧了。你应当学会应付各种男人的追求，了解他们。否则，难道你一辈子都不接触男人吗？”朱逸民温和地望着她。 朱逸民的话起了一点作用，至少使陈洁如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男人面前，大可不必太过羞赧局促。 这以后，蒋介石虽然不敢再到陈家去找陈洁如，但他仍不放过任何接近陈浩如的机会。俗话说：“烈女怕磨郎”，在蒋介石的死缠烂打式的追逐下，陈洁如终于与蒋介石约会并一起吃饭了。但这次约会无论对于蒋介石还是陈洁如来说，都是一次失败的约会。因为，蒋介石在请陈清如吃过饭、喝过咖啡之后，又借口看望他的“姐姐”而把陈浩如骗到一间旅馆的房间里。蒋的用意很明显，可惜被陈清如及时识破了他的不良居心，大声呼喊，蒋介石只好悻悻地放走了陈洁如。蒋介石错在操之过急，错在急于求成，结果适得其反，把陈洁如这只“小鸟”吓坏了，吓得再也不肯见蒋介石的面，甚至连他的电话也不敢接了。 那个时候，陈洁如还不满14岁，她对已经30多岁的蒋介石当然不会产生爱慕之情。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格局持续了很长时间，蒋介石老着脸皮，盯梢、路截、追踪到家里，甚至把一个女孩子骗进预先开好的旅馆房间里，采取种种文明的和迹近流氓的野蛮手段接近陈浩如，虽屡遭挫折，仍是换而不舍，“斗”志弥坚。 1921年秋，陈浩如的父亲突然病逝，这就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再次接近陈洁如并求得她原谅的绝好机会。蒋介石闻知丧讯后，竟也穿了孝服前来往吊唁，并留下来帮助料理丧事，里里外外照应得十分周到，殷勤备至、体贴有加。由此博得了陈浩如的好感，陈母也从此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 丧事完毕后，蒋介石再次请张静江夫妇代为说项。朱逸民对陈洁如，张静江对陈母，都曾讲过这样的话：“如果到了这一步仍坚持不同意的话，那就是不给张静江夫妇面子了。”这种话在陈洁如听来还不觉什么，但对于她的母亲，就是很大的压力了，张静江是上海滩上的大人物，是孙中山的红人，是财大势大的工商业巨子，这个“面子”陈洁如的母亲是不好不给的。 陈母一面对张氏夫妇亲自出面作媒表示感谢，一面出于慎重的考虑，用了长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蒋家进行了调查，包括蒋介石的家庭成员、个人履历、家境等等，调查的结果令陈母大失所望--原来蒋介石不仅已有一妻一妾，而且当时尚无正当的职业，对这样一个人，把女儿嫁给他怎么能放心呢？陈母有些后悔了，后悔不该在张氏夫妇那里松口。 张静江闻讯后，竟亲自来到了陈家，当面向陈母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性格、业绩及其可以预料的“远大前程”。在张静江的“金面”压迫之下，张母同意了这门婚事。 但陈母和陈清如都坚持一条，那就是蒋介石必须与妻妾离婚，正式娶陈洁如为妻子。蒋介石一口答应，并划破手指，在白手绢上写下了“血书”，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陈洁如终于被感动了，她同意了嫁给蒋介石。 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礼在上海举行，证婚人为张静江，戴季陶主持婚礼。这一年，陈洁如只有15岁。 洞房花烛夜，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对陈洁如说：“除你之外，我永远不会爱上别的女人了！” 同是新婚之夜，蒋介石于心满意足之余，向陈洁如吐露了他这一生中的三个愿望： 第一，娶陈清如为妻；第二，得到孙中山的赏识；第三，将全国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之下。 新婚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和陈洁如依旧俗去拜见陈母，然后启程返回奉化溪口。在从上海到宁波的海轮上，陈洁如作了一场恶梦，梦见海上狂风大作、巨浪翻涌，船上只有她一个人，到处都找不到蒋介石的影子，终于，一个巨浪将陈清如卷人无底的深渊…… 这个不祥之兆，她没敢对蒋介石提起，直到日后蒋介石逼她离婚，她仍然认为是早有预兆的。 蒋介石婚前必须与原来的妻妾离婚，这是他亲口答应了的。但是，事实上蒋介石与毛福梅的离婚只是走了个形式，陈洁如在随蒋介石回乡之前即已知道毛氏仍居住在丰镐房蒋家祖宅内。因此，陈清如一直念念于心，暗中想象蒋介石的这位前妻会是个什么样子，会不会妒嫉挑剔自己等等。出于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善良心愿，陈洁如一路上暗下决心：尽可能与这位毛氏夫人和睦相处。 一见到毛福梅，陈洁如的心里就踏实下来了，这是个性情温顺、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她谦恭地向毛福梅行了一个礼，打了招呼，毛福梅急忙还礼，并真诚地对陈洁如表示了欢迎。 毛福梅仍以主妇的身份料理着丰镐房的内外家务。她谦和有礼地安顿了陈洁如之后，又到神坛前点燃蜡烛和香火，安排蒋介石携同陈洁如跪拜蒋氏祖先和蒋母遗像。接着，按照蒋介石的授意，陈洁如把毛氏请到上座，行了鞠躬礼，并奉茶一杯。这个仪式实际上意味着这样的事实：蒋介石并没有彻底抛弃发妻毛氏。在公众社会中，在交际场合，陈洁如以蒋介石惟一合法的妻子的名义出现，而在蒋介石的家乡，人们仍然奉毛氏为蒋的夫人，陈洁如在他们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妾而已。 陈洁如对毛氏的善良和宽厚的性格颇有好感，真正实现了她要与毛氏“和睦相处”的意愿，此后，陈洁如也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与毛氏办理离婚手续的要求，她觉得，毛氏的存在并不影响她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而且，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呆在溪口，他只要对自己真心实意也就够了，又何必计较毛氏的存在与否呢？ 在与毛氏相处的日子里，毛福梅曾经对陈洁如讲了心里话，她说：“我已经年近四十，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了，我只希望经国将来能有出息，这是我此生惟一的愿望了。” 毛福梅的肺腑之言使陈洁如大受感动，她欣然接受了毛氏的委托，答应帮助改变蒋介石的“怪脾气”。 在“希望经国有出息”这一点上，蒋介石与毛福梅是一致的，只不过方式不同，方法各异而已。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后，认为以陈的教养程度和学识水平，让她来抚养经国多半会好一点，毛氏固然是亲生母亲，但她毕竟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爱护孩子，却不懂得如何教育和培养孩子。但是，陈清如的年龄只比蒋经国大4岁，新婚燕尔，就提出这种问题来，蒋介石有点没把握。因此，虽然当时蒋经国已被父亲接到上海读书，但一直是跟在蒋介石的妹夫竺芝珊身边的。蒋陈结婚、返乡拜祖等一系列活动，蒋介石都没让儿子露面。 作为母亲，毛福梅当然时刻不忘她那远在上海读书的宝贝儿子，一天，当屋子里只有毛福梅和陈洁如两个人的时候，毛氏突然问道：“你见过经国了吗？” “没有。”陈清如坦诚作答，“不过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是一定要见他的。” 毛福梅怔怔地望着年轻的陈洁如，良久，她才叹了一口气：“他是个好孩子，最怕他的父亲。我现在总是担心，他那么小，又是孤零零一个人呆在上海……”说着，毛福梅已是泪流满面。 陈清如被这种深挚的母爱感动了，她诚恳地拉住毛福梅手，告诉她：“请你放心，我回到上海以后，一定尽一切可能照顾他、帮助他，你不必再为他担心了。” “谢谢你！”毛福梅硬咽着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肯照顾经国，我就放心了，我这下辈子都会感激你！” 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多岁的女人执手相望泪眼，无语凝噎。 蒋介石回到家乡，心无旁骛地陪着陈洁如游山玩水，日子过得好不惬意。正玩得高兴时，忽然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命他速赴广州，到陈炯明指挥的粤军中任职。蒋介石只好结束了新婚旅行，携陈洁如匆匆返回了上海。 一到上海，她就在蒋介石的引见下面会了当时只有11岁的蒋经国。陈洁如想到自己在毛氏面前的承诺，对经国十分关怀体贴，一下子赢得了经国的好感。从此，蒋经国一直唤陈洁如为“上海姆妈。” 这一时期，陈浩如一直感到身体不适，而且皮肤上出现了不少疮疹。经查，她被蒋介石传染上了淋病，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这一场病，差一点导致了陈浩如与蒋介石婚姻关系的破裂。后来，还是蒋介石在陈洁如面前设誓：终生不饮酒、不喝咖啡和茶，只饮白开水，以此作为自我处罚。这样，陈洁如才原谅了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是个经常设誓而不守，经常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人，但在这一点上倒是真正信守了诺言：一生不再沾酒和茶，只喝白开水。这次淋病的暴发，使蒋陈二人同时受到了一个严厉的惩罚：他们两人都不能生育了。 不久，蒋介石携陈洁如到广州赴任，几个月后，蒋介石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孙中山所采纳，遂辞职回乡，一住就是两个多月。至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避难到永丰舰上，发急电请蒋赴穗护驾。蒋介石认为这是他取得孙中山信任的极好时机，遂决立即启程。在决定陈洁如是否随蒋赴穗的问题时，蒋介石与陈母发生了争执。最终，蒋介石故态复萌，又发起了脾气，陈洁如生怕母亲与蒋介石正面冲突起来，只好劝慰母亲，让她不必为女儿赴穗后的安全担心。陈母无奈，女儿已经嫁出去了，由不得自己，她只好作了让步。 此后一般时间内；陈洁如陪伴蒋介石频繁往返于沪、穗之间，有时还回到溪口小住。在奔波往返的日子里，陈洁如并没有忘记她在毛氏面前许下的诺言，主动承担起对蒋经国的抚养和监护责任。每到上海，陈清如都必定抽出时间来看一看经国，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和学业，给他买些食物和生活用品。这样，蒋经国开始与这位年轻的“上海姆妈”亲近起来。 陈洁如对蒋经国的关爱之举，深得蒋介石的赞许。蒋介石原先一直担心蒋经国的出现会引起陈洁如的反感，现在这种担心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蒋介石由此更认为选对了妻子，觉得陈洁如有修养、有见识，比毛氏和姚氏都强得多。在陈洁如的关怀照顾下，蒋经国也变得懂事多了，每到假期，经国都要回到溪口看望生母毛氏，还把蒋介石和陈洁如平时给他的零用钱积赞起来孝敬给母亲。毛福梅在孤独清冷的生活中得到儿子的关怀和孝敬，又从儿子口中得知“上海姆妈”温婉可亲，不由极感欣慰，每日礼佛祈祷时，在祈求佛祖保佑蒋介石父子的同时，也加进了陈洁如的名字。 1924年，蒋介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他与陈洁如迁入军校校舍，在这里安了一个家。陈洁如从此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函件往来和一般文件的保管。 陈洁如自度身为军校校长夫人，应当顺应潮流，辅佐丈夫参加革命活动。蒋介石也深以为然，经常携陈洁如参加一些集会，介绍她认识了廖俐岂及其夫人何香凝、汪精卫夫妇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同时，她还结识了风华正茂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当时的陈洁如绝对不会想到结识周恩来对自己的晚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事实上，陈洁如于六十年代得以从大陆到香港去，乃完全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准。 1925年初，第一次东征开始，蒋介石忙于军务，把陈洁如安排到东山区居住，与廖仲恺夫妇为邻。 这年秋天，远在苏州替蒋介石抚养次子纬国的姚怡诚草拟了一封信，命纬国抄写在信纸上，说：“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亲爱的爸爸了，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去探望我的爸爸……”信中还附了一张纬国的照片，邮往广州。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立即拍电报让纬国速到广州。姚恰诚巧计奏效，欣喜若狂，当即带着蒋纬国直奔广州而来。其时，蒋介石正带着陈洁如在汕头前线指挥作战，忽听侍卫官来报，说是姚怡诚带着蒋纬国已抵汕头港，蒋介石到这时才感到贸然叫姚氏携纬国来广东是有些唐突了，他当时的心情，诚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说：“心殊怦怦，恐洁如不悦也。” 可是姚氏来粤，是奉召而来，蒋介石纵使为难，也只有硬起头皮去接了。他接了姚氏母子，即安排他们赶赴广州，暂时没告诉陈洁如。 事情到底还是败露了。陈洁如知道姚氏母子来穗后，感到非常恼火。她对蒋介石的一些行事方式颇感不满，即如当初与纬国初见时也是这样，在事前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突然把纬国领来相见，还打趣说陈浩如结婚就拥有了两个儿子，问陈洁如“有何感想”。当时，陈与蒋燕尔新婚，不想因此与他闹翻，何况蒋纬国的当时只有五六岁，既单薄又瘦小，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陈浩如心地善良，一腔怨愤很快转为对纬国的疼惜与怜爱，此事就此揭过。可是，现在蒋介石又瞒着自己把姚氏母子从苏州召至广东，这是陈洁如所无法忍受的：在蒋介石花言巧语的哄骗和“解释”下，她强压怒火，独自返回了上海。 1926年，蒋介石通过种种政治手腕而攫取了政务和军队的统治权，俨然以“领袖”自居，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颗“政治新星”和“军事权贵”。 政治地位的变化和权力欲的膨胀，使蒋介石的择妻标准又有了新的变化。陈洁如尽管有修养有学识，大大胜过了毛氏和姚氏，但她出身于一般的市民家庭，缺乏高贵的社会地位和名门望族的家庭背景，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就更无从谈起了。蒋介石的择妻标准经常变化是实，但有一点却是从来没有改变的，这就是，他的妻子必须有助于他的“事业”。所以，当陈清如在他夺取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无助于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谋划着抛弃陈洁如，而把目光盯在新的“助手”身上。现在，他心目中最好的“助手”就是宋氏三姐妹中的老三，孙中山先生的妻妹宋美龄小姐。 蒋介石结识宋美龄始于1922年。他对宋美龄一见倾心，很快就向孙中山提出想娶宋美龄为妻。而这时，距他以血书向陈浩如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才不过半年的时间。 孙中山对蒋的请求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当时宋美龄已经订了婚。 宋美龄的姐姐宋庆龄也表示坚决反对，她说：“我宁愿看到小妹死掉，也不愿她嫁给一个光是在上海就搞了两个女人的男人！” 除了孙夫人宋庆龄之外，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和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也表示反对。在如此强大的阻力和宋美龄已然订了婚的事实面前，换了任何一个男人也会就此放手的。倘若从一个已婚--并且是已经结过三次婚--的男人的角度来考虑，那么，任何一个这样的男人都根本就不该有那种欲念。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无论蒋介石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单单是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换而不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性格，就足以令人钦佩！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的确是其束有渐，自幼年起一点一点逐渐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述。 蒋介石认定了的事，就一定要实现。哪怕希望极其渺茫，哪怕根本就没有希望，他也一样竭尽全力去争取。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蒋介石未尝有一日忘记他的“远大目标”--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宋美龄为妻。而这时，正是他与新婚的妻子的陈洁如双飞双栖，鱼水欢悦，如胶似漆的时候。 1926年，蒋介石终于从一个普通军事将领成长为一颗“政治明星”，脐身于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当中，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蒋介石炙手可热了，权倾一时了，他终于引起了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宋蔼龄的注意，这位被外国人评价为“意志坚强，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精明强干、狡猾奸诈、野心勃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人之一”的宋家大姐大，对蒋介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料定蒋介石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就想方设法笼络他。这位宋家大姐大不愧为理财圣手孔祥熙的“贤内助”，她对政治的理解，似乎完全依附于“生意经”，她以生意场上的逻辑思维方式来考虑和预测蒋介石这个政治人物的“行情”的涨落，断定“有得赚”，于是就“买进”，把她的三妹作为惟一的“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身上。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蒋介石突然以兴奋的口吻对陈浩如说：“明天孔夫人请我们吃晚饭。” 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蒋介石当时的情状： 他边说边在室内来回踱着，好像兴奋。他的喉咙似乎因为紧张而收缩了。“请客！”他自言自语，“我从来想不到会有这件事。而现在，这么久了，你我终于有缘跟这位大人物同席共进晚餐了。这真是太妙了，妙得难以置信。” 他像一只孔雀一样，在地板上昂首阔步，趾高气扬，不肯坐下。他很少这样举止失常。 “何必这么兴奋？”我轻松地问，“只是一餐晚饭。天气这么热，我还真不想出门呢！你何不一个人去放怀开心一下？你可以为我设词婉谢。” 我从热水瓶中倒了一杯开水给他，他将杯子放在桌上，没有喝。 “你怎么还没有搞懂？”他一下子就责备起我来，“你必须要体会了解，对我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更接近宋家。你应该知道这几年来我都未能如我所愿地接近我们的总理，而这次吃饭就是一个机会，可以更接近总理的亲戚，这--你懂了吗？” 当然，我不能否认他说的是事实。 “你同我一样了解”，他耐心地再说，“广州的军事专才多的是，可是，我完全是因为走了点运，才当上军校校长。我有了地位，但缺少声望。因此，我要走的路线是培养与总理身边的亲人间的友谊。我要把孙、宋、蒋三家紧密地连接起来，要越来越紧密。” 介石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满面爱意地牢牢握着它，以哄劝的口吻对我说： “我们就要跨过重大成就的门槛，在我们革命事业方面和在培养友谊关系方面，你都必须同我站在一起，争取成功。你知道这对我是何等重要。你千万不要不肯去参加晚宴。” 蒋介石所说的这个“重大成就的门槛”，不过是宋蔼龄刻意安排的一次“鸽子宴”--吃鸽子而已。然而，正是这次的鸽子宴，成为了陈洁如与蒋介石婚姻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门槛”，蒋介石从这个“门槛”跨了过去，从此对陈洁如的“柔情蜜意”就一去不复返了。这个鸽子宴，纯粹如陈洁如后来所说，是一次“夺夫宴”。这是蒋介石和宋蔼龄这两个权欲熏心的人精心策划的一个“计谋”，是宋蔼龄摸准了“行情”，下决心“吃进”蒋介石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 这次晚宴的参加者，除了蔼龄、美龄两姐妹之外，还有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及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宋蔼龄要求客人们下午三点钟赴席，可是蒋介石声称要下午五点以后才能到。这样一个“时间差”，使陈洁如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她不得不枯坐在客厅里，听那些贵族们大侃生意经，什么流通货币的价位、证券股票、盈利额度、不动产，还有数达几千几万元的红利等等。这样把陈清如“晾”了一会儿之后，宋蔼龄便指使陈友仁陪陈洁如去“参观一下这房子。” 陈友仁十分乐于听命，当即起身陪同陈洁如离开了客厅。陈浩如是这样回忆以后发生的令人难堪的一幕的： 当我们走到房子旁边的时候，客厅中的快活笑声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宋蔼龄高亢的声音，我听到她说： “她只能做一个中等人家的主妇，怎么配做一位新兴领袖的妻子？一定要想个法子。” “是的”，宋美龄表示同意，“她就象象征我们国家生活中一个宽阔的社会鸿沟。”然后，她带点讽刺意味，又说：“不过，我必须说她也有好的地方，她可以做一个宁波乡下人或农人的好主妇。”我可以意识到这些话所蕴含的尖刻轻蔑之意。 可以设想，当时的陈浩如，“偷听”到这样的谈话之后会作何感想！ 直到这场刻意安排的“夺夫宴”结束之后，陈洁如才终于品出了一点“味道”： 我从介石的神态上，看出一项重要的事实。他此来孔夫人家中作客，心花怒放得无法以文字形容，而孔夫人则不时将她妹妹捧到天上。她说宋美龄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对于这次“夺夫宴”，廖仲恺先生的遗孀何香凝女士是一眼就看穿了的，她第二天就特意提醒陈洁如：“你必须小心，不可太轻信别人！’并且要她“离开那个女人（指宋蔼龄）远远的，不要让介石落入她的圈套。” 对于何香凝的话，陈洁如开始时只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她始终记得蒋介石写血书盟誓的情节，这样忠诚的丈夫，难道还怕被别的女人抢走吗？ 事实上，正如何香凝所说：“陈洁如还是个孩子”。陈洁如对蒋介石表面上的“痴情”大当真了。她不知道，蒋介石当初的所有“海誓山盟”都不过是因为一时之需而开出的“空头支票”而已；她更不会明白，政治是不对誓言负责的。蒋介石在与陈洁如结婚尚不足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决心要抛弃她了。那时候，蒋介石“及与宋女士相捻，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所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只是由于宋母的反对，蒋介石未能得手。这一切，陈洁如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1926年底，蒋介石与汉口政府的矛盾加剧，同时，追求宋美龄的计划也开始进人“政治谈判”的阶段。蒋介石写信邀宋蔼龄到九江晤谈，两个人在船上长谈肥金钱、政治、婚姻这三件事巧妙地联系到一起，达成了一个“协议”：宋蔼龄负责把她的胞弟宋子文从汉口政府中“分化”出来，然后姐弟联手，向江浙财团筹措大笔军费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所要做的就是同宋美龄结婚，并保证一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即任命宋家大姑爷孔祥熙为阁首，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 金钱美女一手兼得，同时还可以摆脱政治上的四面楚歌的困境，蒋介石当时乐得就差蹦起来了。他当即向陈浩如摊了牌，提出：“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并且假惺惺地开导陈洁如说：“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你先到美国去攻读5年，你返国时，南京政府将已成立，那时我们恢复共同生活，我们的爱情将始终如一，我可以发誓……” 陈洁如抬起头来望着蒋介石，一脸讥讽之色。蒋介石打住了话头，情知再发什么誓也是没用了，便又换了另一种口气：“我的处境不稳，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能干下去，中国就会有救，我自己也可以存活下去；否则，我将因为失败或失望而死去。你不愿看到我这样吧？现在正是我实践愿望的大好时机，我必须把握这个时机。我有野心，我要登峰造极，而且留在颠峰！不如此的话，我宁愿死去！” 陈浩如无话可说了，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忿忿地只身返回了上海。 蒋介石去陈娶宋之意已决，遂亲赴上海做陈氏母女的工作。陈清如对此曾有详尽的记述： 1927年8月1日，烈日当空，暑气逼人。这天早晨，蒋介石驾临上海母亲家中。他单独进宅内，将卫士和蓝衣侦探留在院中位候。在正常情形下，一位大人物惠临家中，当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事已至此，我竟然不屑请这位不速之客就坐。这种情形，无论如何，都显得有违待客之道。我望着他，以讥讽的口气说： “大驾光临，有何贵干？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你今天突然来，一定是有所求？” “你猜对了，我亲爱的洁如，”他以关爱的神态说，“我是来同你谈谈赴美之行。我已跟张家的黛瑞莎和海伦谈好，请她们两人一路陪伴照料你。你只要离开五年。这是你的船票。” 我没有理他那双伸出的手，答道： “我已经让开，让你去实现你的雄心，你还要怎样？你常说我容易受别人的左右！你是存心要逼我流亡吗？” “别这么说！”他走近我，作恳求状，这次出国旅行对你自身有益。我要你去进修，增加你的知识。以后，你回国之时，可为政府工作。你曾经答应与我并肩工作，记得吗？” “过去已成过去”。我意兴阑珊地说，“我同母亲一起住在此地，已很心满意足了。”我望着他，感觉好笑。而今这位伟人蒋介石又来求我出国去，我知道其中缘由。我在政治圈中已小有名气，只要我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住在上海，宋美龄必然寝食难安。她要于成婚前，把我撵走。我的自尊心，叫我不可轻易同意。我就无精打采地说： “我不想听你那些花言巧语，好像什么事都是为了我好。我已经为了你的方便，默然让贤了，因为你说过，‘爱情是要以一个人所愿承担的牺牲之大小来衡量’，我之如此做，是一心为了中国的统一。换了别个女人，会把宋美龄的眼睛都给挖出来。” “但是，你不了解，”他紧张兮兮地恳诉，“你之必须远走美国，是宋美龄的条件之一。洁如，我明知请你这样做，是过分了，但我也是完完全全为了中国之统一，才敢请你拿出你的爱国心来帮助国家。你如留在上海，这全盘交易就会告吹。你还不了解我的苦楚吗？” 我轻蔑地望着他，心中对他却油然生出测隐之情。他脸色非常苍白、紧张、憔悴。气色既坏，表情也狼狈不堪。这样熬了阵子，我不理睬他，走到神坛那边，在悬挂佛像前面的灯中，加些灯油，点燃几柱香，插在香炉中。此时，阿本采买归来，看见来客，不免一惊。 母亲请他坐下，阿本端给他一杯茶，阿本另拿了一壶茶和几个杯子到院中，请卫士和蓝衣队员们饮用。 介石和母亲礼貌地谈了几分钟，谈及全国形势的复杂情形。然后，他鼓起勇气，向母亲解释说，要我出国5年，研究政治学和公共行政，以便回国后，可以为南京政府服务。 这里有三张船票，一张是洁如的，另两张是给张家姊妹的。他一边看船票，一边这样说。他那拿着船票的双手好像有点畏缩不稳，然后将票递给母亲。预订的船是杰克逊总统号，是一艘四万吨级的巨大豪华客轮。 母亲望着我，问道： “女儿呀，你有意出国吗？” “我不要去。”我急急地说，“为什么要我去那么远？那就像是流亡异域似的！” “只要5年。”他轻快地大声说。 “你所有的承诺都一文不值！”我也大声说，“你还记得你要切断手指头，以使我相信你对我之爱吗？而现在呢，竟连这种事都会发生！你怎可期待我再相信你的任何话！” 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她坐着倾听，很明白我的处境，认为我应对得宜。她也了解介石的困境。她转身向他，一语道破地问道： “你说5年，是真心话呢？还是说来骗我女儿的？” “我当然讲的真心话！”他恳切地说。 “不要口是心非，”我以严肃的声调说，“我们不习惯你那套搞政治的敷衍说词。” “我发誓！”他急急地说，“我说5年，就是5年！” “你知不知道，发誓就是祈求神明见证你的誓词？但是，如果你故意说谎，那就当心天打雷劈！”母亲说。 “当然，我心口如一，我可以为此发誓！你还不相信我吗？”他争辩似地问。 “好，那么我们听你在佛前立誓！”母亲说，同时走向佛坛，她拿起三炫香、一对蜡烛，点燃它们，插在香炉中。香炉发出闪亮的光。介石毫不犹豫，走往佛坛，在佛像前立正站着，起誓说： “我发誓：自今日起，5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之外，永不许回来。”誓毕，他看着母亲问道： “您现在相信我了吗？” “好”，母亲凄怆地叹一声气，“我相信你”。 然后，他从桌上拿起那三张船票，交给母亲，又说道： “洁如不会感觉孤独的。她的一切费用都将由政府给付。她有两位同伴，会照料她。您必须切记；她此行出国，是为了增广她的知识，使她更趋成熟，而不是如她所说的去流亡。所以，请不要为此事如此伤感。” 介石离开我家之后，我那股悲楚之感仍然绵延下去，一股椎心刺痛袭上的心头。我哭泣起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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