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踌躇半晌终于道：“重拟也好，可您一定不能变卦啊？” “那您也应该通知蒋介石本人，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美国政府的本意。” “好好好。”宋子文答应。 可是就在宋子文重新拟好名单的时候，大洋彼岸通过电波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苏联等国承认新中国的消息。于是宋子文等人的梦想再次破灭。 那天，宋子文痛心疾首地哭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后，最初一段日子里虽然并没有什么职衔，但他仍在为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奔走呼号，竭尽全力。 1949年5月8日，逃离南京的李宗仁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从桂林赴穗任职。然而他既无军权亦无财权，有的只是困难重重。而蒋介石彼时则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躲在幕后操纵广州政府。 当时宋子文基于国民党的根本利益，从大局出发进行调节，力图使蒋、李团结合作以共撑危局。 当时为了调节矛盾，宋子文先后会晤了蒋、李在美的代表，拉他们吃饭并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尤其是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初到美国时，宋子文使出浑身解数，告诉甘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说句公道话，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不能只忠于哪个人，亲蒋派和亲李派都应该齐心协力，以大局为重。” “你是老蒋的人，当然要这样讲话了。”甘介侯的话戳痛了宋子文的要害。 当时甘介侯明确表示不听宋子文那一套，自己私下活动，以寻求美援。而蒋介石的代表当时在美亦我行我素，与李代总统分庭抗礼。他们都把美国奉为自己的上帝。可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却不愿再为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权再施舍半点了。结果是两败俱伤，谁也没捞到美国的一根稻草。 因为此事，宋子文也伤透了心。 当时不仅在国外是这样，在国内更是这样。 1949年9月，香港的一些报纸专门报道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矛盾的情况。当时有消息说，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国民党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的总司令，却被李宗仁当场否决。而李宗仁推荐的另外人选，亦被蒋介石否决云云。· 闻听这些消息，宋子文不禁彻夜难眠。他不甘心于国民党这样的失败，于是又多次会同顾维钧、吴国桢和胡适等人，联名给蒋、李致电，力劝双方以国民党前途大计着想，通力合作。 然而这些电报当时能起多少作用，迄今不得而知。 后来不久，又传来李宗仁从桂林转赴香港，并宣布彻底与蒋介石决裂的消息，更使宋子文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 再后来，宋子文的幻梦随着国民党的痛失大陆，彻底破灭了。而留给他自己的将是什么呢？宋子文恶梦醒来才明白：那就是自身难保。 宋子文很快发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美国当朝官员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宋子文从他们言谈话语中，或从他们的眼神的某种暗示中，感到了空前的难堪。 那段时间宋子文下决心足不出户。 可是，如此亦并不能阻止外界的传闻，尤其是报纸上那些对宋子文丑闻的揭露，一天几大张，不看也得看，更令他心烦。 也许战后的美国，反思和回顾成了他们文化中的时髦；也许美国国体的高度新闻自由的缘故，反正他们净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光宋子文，连同“四大家族”的丑闻，也一件件地往外“拎”，一时在美国成了热门话题。 当时，坐在白宫里的杜鲁门总统，也时常与他的要员们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某日，当说到宋家与孔家在美国银行存款高达20亿美元时，杜鲁门突然严肃下来，并立即拨通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以命令的口气说： “迅速查清来氏家族和孔氏家族在美的资产以及存储地点，向政府报告。” 接到命令，顿时忙坏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大小官员和职员。尽管当时多数美国银行拒绝为联邦调查局提供线索，但是联邦调查局仍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他们发现，宋子文的流动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旧金山广东银行里，宋氏家族的许多成员（指宋子文、宋蔼龄和宋美龄等），在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美国城市里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一些公司被发现是宋家拥有或控制的，其中包括孚中国际公司、芝诺化学公司等。而据已经获得的材料分析，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时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而宋蔼龄在美国一家银行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美国的两家银行里，则存了1．5亿美元。 当时，联邦调查局的这些调查结果还没待上报杜鲁门总统，就已变成消息和文章充斥于美国国内的报端和出版物上，一时引起美国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当时一大批公民愤怒谴责政府的无能，并跑到白宫的台阶前聚众请愿，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首脑人物拿出解释，要求了解宋孔两家的家底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美援的成分？甚至要求给以冻结等。 当时杜鲁门总统并没有出面接见示威者，而英国的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却出面为美国示威者说了话。 在一次自助餐宴会上，他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说，那些美国人指的是蒋委员长的家族，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弟弟们，这些人都发了大财。当时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宋子文现在到美国来，名义上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利益，实际上仍是为了谋取他个人的利益。蒋委员长的亲信如宋子文在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行为，实在已经达到了罪恶昭彰的地步。 由于不断有关于前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的消息见诸报端，不少文章又直接牵涉宋子文本人，致使宋子文在那段时间里，内心一直忐忑不安。 后来经过一番策划，宋子文提出公布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和纽约的银行审计员之间的信件，表明中国银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转帐行为。但是，宋子文的一些亲信又反对这样做，他们怕欲盖弥彰。他们说，中国银行的信件并不足为证，因为从政府机构的帐户中，另有一些是通过其它银行转给私人帐户的。如果中国银行公布了信件之后，一些美国的消息来源或各家银行随之也将公款转给几个私人户头的内幕披露的话，只会使情况更趋严重。于是，宋子文幻想由国民党政府来发表声明，辟谣说美国报刊登载的此类消息是没有根据的。可惜的是，当时业已被中国人民彻底推翻的国民党政府，此际亦已经完全没可能来为宋子文发表声明了。 一时间，宋子文陷入美国朝野的攻击之中。 5．“回台主政”的梦呓 俗话说，人若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 就在宋子文受到美国朝野的攻击的同时，他也受到了来自台湾的指责--当然亦是经济问题。 本来，风波初始于孔氏夫妇的经济问题，发展到后来，宋子文也被卷了进去。 虽然宋子文掌权时并不像孔祥熙那样贪婪，但反对派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民党痛失大陆，关键是官员腐败。贪官不治民心不平，何以“兴国”又何以“反攻大陆”！最后竟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旋被蒋压了下去，于是风波不平自息。 应该说，在国民党痛失大陆后的最初一二年内，其内部矛盾重重。后来被人们称作“美国的航空母舰”的台湾，当时也并不安定。它就像一艘漏水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1950年2月，正值宋子文受到美国朝野攻击的时候。 一天清晨，宋子文刚刚起床洗漱，还没有来得及吃早点，秘书便把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他手里。因为宋子文在那段风波迭起的日子里，神经高度紧张。他给秘书作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遇有什么情况，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都要马上告诉他。 电报是台湾方面发来的，要他立即返回台湾。 事后宋子文才知道，国民党当时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在外的国民党员返回台湾，否则就注销护照。 于是何去何从，着实令这位前行政院长紧张了一阵子。 太太张乐怡吵着说：“要回去，你自己走。反正我和孩子是不会走的。” “我不是说我想回去，这是他们的意见。当然，我也是不愿意回去的。”宋子文道。 “你不回去就好。看老蒋能把你怎么样，还能把你吃了？” “不回去也要有不回去的理由，我想把事情做到圆滑一些。怕--我倒是不怕！” 于是宋子文又找到顾维钧商量，提出他不想回台的三点看法：一是台湾“政府”已在他心目中丧失了信誉；二是他同蒋介石手下的许多元老都有矛盾；三是台湾小岛并不安全，随时都可能受到大陆的威胁。 顾维钧听后也表示，宋子文以不回去为好，但又提醒他说： “老蒋为人你知道，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你要提防。” 宋子文点点头：“我不怕。说心里话，老蒋也怕得罪我，他对美国寄予希望，但他的关系没我熟。这些你都知道的。他有几个事还要让我办……看起来，我就是能办也不办了。” 顾维钧此刻突然心血来潮，开玩笑地说：“子文兄，老蒋现在要是给你个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职衔，你干不干？” “我不会干，而且他也不会给。” “要是真给呢？” 宋子文幽默地说：“我太太早说了，她不回台湾，也不让我回台湾。我得听她的。” 后来，顾维钧返台后真向蒋介石建议，让宋子文回来主政。当时蒋介石一听瞪大了眼睛；“你有什么高见？” 顾维钧一本正经地说：“高见倒没有。国民政府眼下最困难的是财政。宋子文兜里有钱，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据我了解他还是愿出的。再者，他在美国政界有关系，由他出面做工作，10个顾维钧都比不了。” 蒋介石点点头：“有道理。只是他与下面的人矛盾不少。不管怎样，让他先回来再说。” 后来，蒋介石再次发电邀请宋子文回台就任政府的正式职务，但什么职务并没有说明。于是宋子文也就没理睬。待蒋介石再次邀请时，口气就生硬多了，意即否则就将未开除国民党的核心集团。但宋子文仍然拒绝了。 就当宋子文顶住蒋介石诱惑并准备与国民党一刀两断之时，台湾国民党那边，又召开了“七大”。在当时部分代表提出的“党内重大整肃案”中，所列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名单上宋子文位居第二，仅次于孔祥熙。 就在那一天晚上，宋夫人张乐怡把三个女儿召来，做了一大桌菜，全家其乐融融地饱餐了一顿。当时宋子文也特别高兴，还破例喝了几盅酒。 席间宋子文说：“我跟蒋介石倒霉了一辈子。共产党通缉，国民党开除。这回该辞旧迎新了。” 不久，宋子文一家由曼哈顿公园大街1133号迁到了长岛的一幢豪华别墅里。 如此真可谓是新人新房，从新起步了。 长岛是美国纽约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当时宋子文尽量把屋内装饰得和风景区协调起来，以避开人群的喧嚣而走向平静，走向自然--这便是宋子文彼时的心态。 于是他的会客厅里，出现了这样的条幅，内容为《佛学警世语人生20最》： 一、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二、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 三、人生最大的罪过是杀生； 四、人生最大的愚蠢是欺骗； 五、人生最可恶的是淫乱； 六、人生最可怜的是嫉妒； 七、人生最痛苦的是痴迷； 八、人生最羞辱的是献媚； 九、人生最危险的境地是贪婪； 十、人生最烦恼的是争名利； 十一、人生最善良的行为是奉献； 十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放得下； 十三、人生最大的债务是受恩； 十四、人生最大的欣慰是布施； 十五、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 十六、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 十七、人生最可佩服的是精进； 十八、人生最缺欠的是智慧； 十九、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学佛； 二十、人生最快乐的是念佛。 当时胡适听说宋子文乔迁新居，特来拜访。进门后他一眼望见了墙上的《佛学警世语人生20最》，遂惊叹不已道：“老兄又对佛学产生了兴趣？” 宋子文当即答说：“当年你我是‘对头’，如今一笑泯恩仇。我虽是基督教徒，也兼收百家之精华啊。” 胡适一听也笑了：“人生如梦，当年我们之间所以冲突，就因为没学好这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人类最大的悲惨也就在这里。” “现在学好了，恐怕一切又都迟了。”宋子文叹道。 “不迟不迟。关键在坚持。应该再加一条，即是人生最大的毅力是贵在坚持。”胡适建议道。 这回轮到宋子文笑了：“胡夫子怕我坚持不了？” “世事如此纷繁，金钱如此耀眼，你能坚持得住？” “绝对能！”宋子文下了保证似的。但实际上，他的确只是三分热血。就在那条幅上的墨汁尚未干之时，经他人狂热鼓动，他便又做起了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等生意。 俗话讲，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亲朋。 当宋子文后来手中有了更多的钱后，包括当年曾开除宋子文党籍的台湾政界，一时也如蚂蚁行雨般地涌向宋子文的长岛住宅请求施舍；甚至连当初反对他的人，也厚着脸皮向宋子文乞求。彼时，宋子文真正地笑了：当年我在蒋介石手下当差，你们说我无本事靠关系，论才能充其量也就当个团后勤处长。可今天，没有了蒋介石，你们看我宋子文照样挣大钱吧。 而且，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宋子文亦不时看到当年那些竭力攻击他的元老们，一个个结局都不怎么样，且都走向了历史的终点。 --先是戴笠，这个一生没做好事的混蛋，战后不久即乘飞机摔死在山上，葬无全尸。 --还有那个最大的政敌陈果夫，结果亦被蒋介石革职；1951年迁居台北不久，即病死在台湾，终年不到60岁。 --再有一个政敌陈立夫，虽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却又很快被蒋介石骂出台湾，先去欧洲，后来美国，听说混得也挺惨。 不过，宋子文虽然有钱，精神却难免空虚。 尤其是晚年的宋子文，回忆往事是他的一大毛病。特别是想起当年的辉煌时，他眉飞色舞；想起痛失大陆的事情，他又扼腕叫痛；而当他想起骨肉亲情的分离时，更加心里不安。特别是每每当他想起家父家母临终的遗言--“我死后就葬在上海，希望日后孩子们也都回到我的身边。”可是如今，自己流浪异国无所归依；虽然美国再好，可毕竟不是自己的祖国啊。 家父的遗言还能实现吗？每念及此，作为宋家长子的宋子文心里便忐忑不安。此种不安，后来竟导致了他严重的“失眠症”。 1958年12月11日，据说这一天是宋子文的家父宋耀如老先生的诞辰之日。那天早上一起床，宋子文突然提出要到香港走走，换换空气。 太太张乐怡出来挡驾说：“你最近身体不好，等过了年我和女儿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宋子文埋怨道；“本来杜月笙故去时，该让我去的。可那时你偏让秘书代祭，我听了你的。这次我不能再听你的了。” 于是，宋子文当即决定出发赴香港。 这是宋子文在海外居住9年后，第一次香港之行。 陪他一同赴香港的，有其太太和三个女儿。 当下，一架被宋子文包下的国际航班专机，把宋子文全家从大洋那一边送到了大洋的这一边，抵港后全家住在了香港般含道余东璇的私邸。 来到香港的第2天，宋子文就驱车前往九龙等地，去眺望大海和大海那边的大陆。在海的那一方，有他父母大人的基地--上海万国公墓。已有多少年了，宋子文没有为长眠于地下的父母进香火了。父母太寂寞了！而他也太寂寞了！还有此时留在大陆的二姐宋庆龄，向来是他最敬重的。想起当初在美国留学时，其姐弟之间的手足情谊，宋子文更加想念二姐了--二姐眼下怎么样呢？宋子文无言地惦念着。 大海涨潮了。 大海起风了。 那天宋子文久久地站在海边，任凭海风吹拂着他满头花白的头发，一动也不动。 “爸爸，这里风挺凉的，咱们走吧？”最心爱的小女儿宋瑞颐过来劝他。 “不，让爸爸再呆一会。”宋子文凝望很久，后来竟掏出手绢揩眼睛。 太太张乐怡理解丈夫，此时也掏出手绢揩自己的眼睛。 同年12月18日，宋子文又作出一个令太太不解的决定--他要召开一次驻港记者的招待会，宣布自己已来到香港这块中国的土地，从而让世人承认他的存在。 这一次，太太张乐怡没有拦他。 于是20多名中外记者应邀到会。 招待会在能容纳200多人的大客厅里进行。 那天，宋子文精神焕发。他身穿西服，颜色是咖啡色的。在随身携带的十几件行装中，他认为只有咖啡色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情。当年，他在重庆出任行政院长时，主持记者招待会穿的都是咖啡色西服。 当宋子文在太太张乐。冶陪同下，步人客厅并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记者们鼓起一阵掌声。 宋子文打了个手势说：“我已离开香港9年，今天在这里会面，我很高兴，也感谢诸位的光临。” 有一记者首先问：“宋先生这次来港有何任务？” 宋子文道：“此次来港无目的，只是看望一下朋友。如果非要说任务的话，看朋友也可称之为任务。” 又有记者问：“先生对时局有何评论和见解？” 宋子文道：“我已是在野之人，对此很少考虑，因无考虑也就无所见解。” 有记者问：“您和蒋介石有无来往？” 宋子文道：“交往是有的，不过是一般的交往。” 有记者问：“这次香港之行后，还去台湾吗？” 宋子文道：“至少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计划。” 有记者问：“台湾如果邀请宋先生去呢？” 宋子文道：“我可考虑，去不去还要和夫人商定。” 宋子文说到这里，全场都笑了，并把目光投向宋夫人张乐怡。张乐怡莞尔一笑道：“子文身体不好，我管得紧些。不过我声明，大事还是他定。” 有记者问：“在美国，您能经常与蒋夫人见面吗？” 宋子文点点头：“她是我的妹妹，亲情胜于政治嘛！怎么不可见面？” 有记者问：“她元旦前回不回台北？” 宋子文道：“我主张私事尽量少关心人家。不过据我了解，她很忙，想必短时间内是不会回去的。” 有记者又问：“北京的孙夫人与您家人有无联系？” 宋子文道：“至少两岸没有和解之前，这个问题我不会公开，请理解。我担心给别人找麻烦。” 当时港台普遍认为，宋子文突来香港是个谜，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也是个谜。据香港《华侨晚报》的一位记者透露：宋先生来港确是寻根看朋友的。而召开记者招待会，则是放风，让台湾当局知晓：如邀请他去，顺理成章；而不邀请他自去，作为被国民党除名的人，面子上过不去。 后来香港《自由日报》又作了详细的报道： 原来家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之洽商是宋氏主持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金1亿元，辅导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年来救总由谷正纲氏主持，外间颇有烦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滑推进。因家民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内幕的报道并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氏赴台为其铺路，即是如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某巨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 使宋子安氏感到犹如冷水浇背的是，某巨公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的。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氏遂不得不知难而退。 宋子文此次香港之行，台湾官方始终没作任何反应。看来，宋子文夫妇只好在美国久居了。 第十七章 劫波度尽 1．宋子文、宋蔼龄相继辞世 1963年2月，宋子文终于接到蒋介石的邀请。 但接受不接受邀请且去不去台湾？年近古稀高龄的宋子文，当时颇费了一番脑筋。 5年前他去香港时，说实在的确想顺便赴台看一看。那里虽有敌手，但也还有朋友。毕竟，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有感情。可在香港那场记者招待会算是白开了，当时台湾没有一点反应。如今5年过去了，宋子文也没有当初那个欲望了，而蒋介石却又作出邀请，岂不强人所难了吗？ 于是宋子文征求家人的意见。 大女儿宋琼颐首先站出来反对：“你在政时，蒋介石没有把您当人看。您想去台湾时，他又不发邀请。我看这一次蒋介石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二女儿来曼颐也随声附和：“前天我看了一份报纸，说台湾正要反攻大陆，火药味很浓。以我看法，怕爸爸去台湾当了他们的炮灰呀！” 张乐怡瞪了女儿说：“你就不讲一句好话。” 女儿不服气地说：“爸爸让征求意见，我要不说又不好，说了您又瞪眼睛。都叫我不知道怎样做人了。” 这时宋子文道：“爸爸不会做炮灰的。爸爸命大，炮弹当年落在我的防护所门上，就是不会爆炸，你们说是为什么？这叫基督的保佑。” 三女儿宋端颐是宋子文最喜欢的小女儿，比其两个姐姐来，因能看父亲的眼色行事，故很少受到批评。遇到爸爸高兴的时候，她便嚷着叫着地来了；遇到爸爸不高兴的时候，她就悄没声地飞走了。因为她去的地方尽是叫人高兴的地方，因此宋子文称她“小喜鹊”。这时宋端颐却站起来说话了，显然她的观点是不同于两个姐姐的。也许是她受了“爸爸不会做炮灰的”启示，心里猜测爸爸想去而又犹豫，便说： “爸爸年老了，不去怕机会也不多了。再说姑父有邀请，去散散心未必不是好事。再说爸爸曾有去台湾看朋友的想法，这次顺便捎带吧。” “太太，你也谈谈吧？”宋子文最后点将了。 张乐怡理了理花白的头发道：“我吗--孩子们说的都有道理，都是为你好。我就随你个人的意了。你说去咱们就去，你说不去就不去。” “容我再考虑一下。两天后再告诉你们。”宋子文作了总结。不过，经过两天的考虑，宋子文还是接受了访问台湾的邀请。也许，是对祖国故土的深情太吸引他了。 就这样，宋子文在太太张乐情的陪同下，当即乘机飞到了台北，开始对台湾为期半月的访问。 在台湾，他首先同蒋介石进行了会晤，并对当时世界局势进行了探讨。宋子文特别对老蒋反攻大陆的计划感兴趣。大概这中间，也包括了宋子文“落叶归根”的个人因素。 自从1960年6月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台北访问，双方并达成“长期友好”的协议后，蒋介石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大陆的反攻和宣传，当时也局部地发生了一些空战和海战。在这些战斗中，拥有美国装备的国民党部队时而也对大陆领土发动空袭，时而又向大陆投放所谓的“游击队”和破坏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在广东沿海。但始终没有重大突破。 北京则经常公布国民党特务被处死的消息。而台湾国民党政府却又常宣布其“游击军”的成功，但有时也承认失败。例如 1963年1月1日，国民党情报机关承认，中共在各次小规模冲突中共打死国民党“游击军”172人。几天后，北京又宣布5名国民党特务被处死，另有10名被关押在广州和广东省其他城市的监狱里。 宋子文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回到台湾的。 当蒋介石其乐陶陶地谈论他的反攻大陆计划时，宋子文插言道：“来前我女儿提醒我，不要当了炮灰。” 蒋介石笑了：“当炮灰的应是共产党。现在大陆天灾人祸，地里不打粮，苏联又逼债，反攻时机成熟了。” 宋子文听着一个劲地点头。 可是宋子文并没有提出钱支持的事，蒋介石也不便张口，于是会谈虽热烈却无收获。 自国民党退出大陆后，宋子文是第一次来台湾，亦是最后一次来台湾。 此后来子文在美国的日子应该说是相当安稳的。 晚年的宋子文，寂寞和孤独常常困扰着他。在他看来，那些在官场上混迹的人一个都不能结交，都是些狼心狗肺、无情无义的东西。包括他的姐夫孔祥熙。而且近墨者黑，他感到连其姐姐宋蔼龄也渐渐变坏了。在当时的亲人中，只有宋子良、宋子安和宋美龄与宋子文经常保持着联系。 小弟宋子安，是母亲去世时吩咐他和姐姐要照顾好的，因为当时他还没成家。宋子安在1950年以后，即被哈佛大学列人“下落不明的人”。实际上，宋子安一直隐居在旧金山，是那里资金雄厚的广州银行董事长。 然而，1969年2月下旬的一天，噩耗突然传来--宋子安在香港不幸病逝。 宋子文万分吃惊，想不到小弟竟“走”到了他的头里。 亲情驱使着宋子文，赴港为小弟子安送葬。 在出席小弟子安的送葬会上，宋子文收到了二姐宋庆龄从北京发来的唁电。当时宋子文老泪纵横：“二姐，你为何不来啊？”紧接着，宋子文急盼二姐来港，又给北京回复了一封电报。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宋子文离开香港时，也没见回音。 带着遗憾，宋子文又回到了美国纽约长岛，回到那幢虽豪华却令他孤独的高级别墅。 就在宋子安去世两年后的1971年4月，宋子文已经77岁的高寿了。4月24日晚上，宋子文与太太张乐怡应邀去旧金山老朋友爱德华·尤家里做客。 这天宋子文十分高兴，一大早他就提醒太太晚上有人请客，别误了时间。晚年的宋子文因为惧怕孤独，已经把友情放在至高无尚的地位。 当晚，老朋友爱德华·尤着实做了一桌全部合宋子文口味的菜。但是万没料想到的是，这位老朋友的好心，最后倒成就了宋子文的送终席。那天，席间高兴的宋子文又说又笑，一连吃了十几道菜。宋子文赞不绝口，大有食胃不饱之意。 陪他吃饭的太太张乐怡也感到惊奇，因为她十分清楚平时丈夫的饭量。 直到最后一道菜“清炖龟鱼”上来时，按一般常规，宋子文只喝点汤就可以了，没想他又夹了一块。殊不知就是这一块，咽下后顿时使他喘不过气来，旋即面露惊恐之色地倒在地上。当时没容送医院抢救，宋子文便已命归黄泉。 随后的尸体解剖证明，就是那块小食物卡在宋子文的气管里。尽管当时他那颈部的神经向周身亮出紧急红灯，可终因年事已高，心脏太弱，不能承受这突来的压力了。 宋子文的猝然去世，立即惊动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电报发到北京孙夫人那里，宋庆龄很快作出了准备赴美奔丧的回音。 孰料此时在台湾的宋美龄竟以中共将派宋庆龄赴美为由，拒不参加哥哥宋子文的丧礼，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个字的匾额。 基辛格博士知道此事，大打抱不平。在他的斡旋下，尼克松总统又给台湾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一封追加唁电。言下之意提醒二人，此举未免失体： “……他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尼克松在电报中高度赞扬了宋子文。 1971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在纽约市中心的教堂举行。宋子文的太太张乐信及其三个女儿，还有宋子良、顾维钧包括当时的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参加了此次礼拜。 宋子文的大姐宋蔼龄因丈夫去世时宋子文不到而拒绝出席葬礼。由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最终也未能出席宋子文的葬礼。 由于该出席的人物没能出席，致使宋子文的葬礼过于简单和逊色了。就这样，一位一生不甘寂寞的人，终于寂寞了。 宋子文病故后，其夫人张乐怡孤守独处，又在美国生活了17年，于1988年在纽约病逝，享年79岁。 宋子文和张乐信一共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宋琼颐，丈夫冯彦达；二女儿宋曼颐，丈夫余经鹏；三女儿宋瑞颐，丈夫杨成竹。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定居在美国。 1993年初，美国举办中国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曾向大陆借了一批溥仪用过的文物。当时，在幕后促成此项特展的人，便是宋子文和张乐信夫妇的大女儿宋琼颐女士。 就在宋子文病逝的第3年--1973年的10月19日，宋子文的大姐--继其父宋耀如先生之后的宋氏家族的实际掌门人宋蔼龄，也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院故去了。 宋蔼龄在临终弥留之际，总算又见上了小妹宋美龄一面。但彼时的宋家大姐已然是万语千言在心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可以说，宋蔼龄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宋蔼龄临终前的遗憾，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宋家的6姊妹中，最早辞世的便是小弟弟宋子安，他于1969年2月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紧随其后的便是宋子文，1971年4月24日故于美国旧金山，终年77岁。旋后1973年10月宋蔼龄病故于美国纽约，终年85岁。8年后，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团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再其后，宋氏姐妹的二弟宋子良--当年亦是著名的金融家也在美国病故了。 迄今宋氏姊妹中唯一尚健在的，便是近百高龄的蒋老夫人宋美龄了。 可以说，伴随着宋家两位老大宋蔼龄、宋子文以及小弟宋子安的先后谢世，宋氏姊妹间几乎心照不宣的一个共同心愿--团聚，就像在抗战中那样济济一堂、相逢一笑般的团聚，但已经没有可能了。 2．“国之瑰宝”宋庆龄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一年，也是宋庆龄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1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使宋庆龄陷入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精神几乎崩溃。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其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也被粉碎。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闻讯大喜，高兴的和工作人员举杯相庆。 当时厨师特意备了一道菜--螃蟹。盘中放着四只螃蟹。一只圆脐的母蟹，三只尖脐的公蟹。宋庆龄一反常态，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饮而尽。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剥着、吃着，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给罗叔章的信中说的：“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 一个多月后，宋庆龄会见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索。客人和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惊奇地发现，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气色非常之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枚纪念真纳诞生10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会谈时，宋庆龄用英语问客人：“你们知道中国 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法索介绍粉碎“四人帮”后，很多群众把“横行霸道的”三只公蟹和一只母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间几乎卖光了的盛况，并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 当时宋庆龄在欢笑，也在反思。建国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指出：奔腾的江河总还有险滩暗礁。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航船几乎被险滩暗礁所倾覆。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权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劫，我们的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20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庆龄在文中强调：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养我们革命的接班人，把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宋庆龄能够提出这些一语中的的意见，充分表现出了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当即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虽已进入体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伴着春风，她又来到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当时的团长、剧作家任德耀和许多演员亲热地围住他们日夜思念的宋庆龄，兴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苦乐恩怨。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采取的办法是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门，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很快，“孙夫人来看儿童艺术剧院的牌子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艺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深为焦虑，她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上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出于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使她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 她在信中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宋庆龄的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由此更加坚定了剧院为儿童服务的方向。 就在这一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优秀儿童剧《童心》来北京参加调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时87岁高龄的宋庆龄竟去观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她兴致勃勃，坚持看到了剧终，而且，还让人搀扶着走上舞台，送给了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祝贺他们演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当时演职员们看到宋庆龄慈祥和蔼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 几天之后，他们又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宋庆龄撰写的文章《我看（童心）》。文章中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当年，宋庆龄的心总是和祖国的孩子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她的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童心”！ 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洞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小客厅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只见宋庆龄正与一位客人亲切地交谈，旁边坐着的是来客的夫人。这位客人就是当时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邓小平。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但体肩宽阔，看上去刚毅有力。这次复出以后，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来看望德高望重的宋庆龄。他们庆幸终于熬过了恶梦般的10年，并一起展望着祖国的美好未来。当时邓小平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起着其他任何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就在这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第3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成国共第3次合作而奔走呼吁。 1978年3月，宋庆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常委会运行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人民解放军从当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单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而重大的建议。而在此一过程中，宋庆龄又多次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这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到： 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宋庆龄是当年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见证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国共和作的瞬间记录。 --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和宋庆龄肃立在主席台中央，旁边站立的是戎装的蒋介石和廖仲恺，背景是当时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而旁白呢？宋庆龄认为应当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造革命军，将来挽中国的危亡”。这张照片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4年6月16日。 --在宋庆龄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的合影中，除国民党中央委员外，还有当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和恽代英等人。 --还有两张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照片。一张是宋庆龄前往上清寺张治中公馆会见毛泽东；另一张是毛泽东送宋庆龄步出住所。从这两张照片上宋庆龄穿着不同颜色、式样的服装来判断，宋庆龄在重庆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过毛泽东。 往事如烟，却难以忘却。 1949年国共大决战后，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友大部分去了台湾或美国。由于政治主张和立场不同，彼此难念手足之情。现在，为了促成第3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千方百计通过第三者打听海外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属，并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大陆旅游探亲的人获得了签证。这些人回来后，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见过面还是未见过面，有的还是很小的晚辈，当时宋庆龄都一视同仁，极其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他们，分手后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1979年，一次宋庆龄在给其友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蔼龄和孔祥熙夫妇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我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已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瞻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勃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同她最喜欢的小弟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淬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进入80年代，一次廖承志向宋庆龄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 有趣的是知道您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 这给晚年的宋庆龄带来莫大欣慰和期望。据中国福利会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她觉得住她家不方便，可以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沈粹缜认为，宋庆龄确实渴望宋美龄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 不久，宋庆龄与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很快便回到中国探亲，并受到了宋庆龄的厚待。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孙女拍尔·孙（孙惠英）带着她的儿子（引发）和女儿（28岁）来看我。”此后，她的侄孙女孙霞专程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任曾孙孙必达，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来中国经营合资旅游饭店。 毫无疑问，当时在宋庆龄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支促进国共第3次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 在熟悉宋庆龄的朋友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几次宋庆龄在家中宴客，用鸡血和豆腐制成清淡可口的酸辣汤，她风趣地笑着用英语说：“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1980年下半年以来，宋庆龄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高烧，甚至终于卧床不起。1981年2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 李燕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年仅16岁的李燕娥，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 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后来这位纯朴的农家女子果真实现了她的诺言。几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外，还替她传递文件，陪她外出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宋庆龄也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仆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为“李姐”。5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当时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划上横线以示强调。 李燕娥的骨灰迁送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李的骨灰盒，一边念叨着：“李姐，李姐！”一边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久久不愿离去。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4月2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赠送了花圈，墓碑上写着： 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 一个普通保姆与共和国国副主席之间长达50多年的忠心与至爱的对话，就这样永恒地载人了人间最美好的乐章。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其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认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4月底，宋庆龄多次出现高热、呼吸困难和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初，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来华，代表该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有关部门建议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代表宋庆龄接受学位证书。不料宋庆龄坚决不同意，她说：“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这是维多利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我必须亲自出场。”为此，她请医护人员采取特殊措施，靠大剂量药物稳定了她的病情，于8日下午准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授赠仪式。 仪式开始时，乐团先后奏中国国歌和加拿大国歌。穿着黑色大礼服的佩奇校长主持了仪式，在他面前放置着权杖。当佩奇把荣誉学位证书亲手交给宋庆龄时，出席仪式的200多位中外人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束鲜花，祝贺她获此殊荣。 佩奇在致词中说：“这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荣誉学位，所以今天的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颂扬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他说，宋庆龄“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他还强调：“我们今天公认她个人的成就，也是表示我们对她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友谊和尊敬。” 宋庆龄身披荣誉博士的礼服，坐在轮椅上，示意工作人员不要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她的录音讲话。她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英语发表了近20分钟的讲话。她说： 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是把它看作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当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也应邀讲了话。他说出了在场的所有人的共同心声：“宋庆龄女士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领袖，她的一生经历同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响起了独特的作用”。“宋庆龄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一切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宋庆龄病重后，政治局常委委托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去看望她。 邓颖超匆匆来到宋庆龄的家里。以前她常来这里，和宋庆龄一起在花园漫步，看来庆龄安详地饲喂鸽子。现在，她却无心观景赏鸽，径直走进宋庆龄的卧室。 非常了解宋庆龄的邓颖超知道，宋庆龄心头还压着一个多年未了的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整整60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人党。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就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我相信共产党。”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当有人问她营救了多少中共地下党员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所以我的心情特别愉快。”1937年，她与在她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云谈工作时，突然把声音放低问道：“我算不算共产党员？”后来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她满意地点点头。1957年4月，她又正式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达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去看望宋庆龄，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人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人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当时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和服从，但她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事实上，中共中央确实对她从不见外。1956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党中央决定宋庆龄作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凡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为什么这样做呢？刘少奇有一个权威的解释：“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切负责同志。” 邓颖超坐在宋庆龄的床前，拉着她的手，两人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邓颖超真诚地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副委员长，你现在还想提出人党申请吗？” 宋庆龄欣喜地点头表示同意，同时又明确地对邓颖超说：“不要再称呼我副委员长。” 邓颖超笑着说：“称您庆龄同志好吗？” 宋庆龄内心充满喜悦，含笑频频点头。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经过紧急抢救，第二天早晨体温开始下降并神志清醒。她再次向前来看望她的邓颖超、彭真和王光美提出入党要求，并且接连重复了三遍。邓颖超等人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即报告了党中央。 15日上午10时许，宋庆龄的人党要求直接报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16日上午，邓小平专程来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衷心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宋庆龄望着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 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一结束，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廖承志便驱车直奔宋庆龄家里，告诉她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既是她个人的骄傲，也是党和国家的光荣。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宋庆龄副委员长病情的公告第一号。这一举动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公告全文如下： 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14 日晚，突发寒战高热，热度达摄氏40．2度，伴随严重心力衰竭。目前病情危急，正在积极抢救治疗。 尽管人们对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已有预感，但公告还是使各界人士极为震惊。于是，寄往宋庆龄家里的慰问信件每天少则百封，多则数百封。曾被宋庆龄营救和资助过的老作家丁玲，当即写了一篇动人的散文诗《诗人应该歌颂您》--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天的花曲；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诗人写过做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洁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听到您病重，我们心痛、神痴。我们深深后悔，为什么不早早把您歌颂？未来还长，您的高风亮节，永远给诗人留下浓郁的芬芳。诗人都会歌颂您的，您会使诗情更加深重，诗意更加隽美，诗文永放异彩；您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我们共产党员，善良的人民，优秀的诗人、作家，天真的儿童，都为您虔诚祝福，祈愿您永离病魔，恢复健康，永远长寿！ 20日上午9时，宋庆龄同一直守护在她病榻旁边的廖承志作了一次相当长的谈话。这已经是她病情非常危急的时候了。当时，她顽强地战胜病魔的冲击，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了足足20分钟。 廖承志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于是他们只好用英文来交谈了。 “叔婆，”廖承志叫她。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以来，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尊称宋庆龄的专用语。 宋庆龄睁开眼睛，一直不停地望着他。 “您觉得怎样？” 她开口讲话了，虽然舌头已有些僵硬，但是还可以听得很清楚：“您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宋庆龄指的是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和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跟着，她喘了几口气，又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 廖承志很紧张地俯下耳朵去听。可是她喘了一阵后，又重复了两遍：“如果我发生问题……”她在急喘中挣扎着想再说下去。 廖承志感到不能再让她痛苦地勉强讲了，便忍住心清的激荡，向她说：“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宋庆龄点头了。因高度体温烧得通红的面颊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影，并且还一再点了头。那以后，她就处于半昏睡状态，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讲话了。 廖承志后来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解释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意思是什么：“原来，她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大姐再三说过，并且把同样的内容也向她的小保姆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同宋主席同甘共苦50多年的李姐的墓旁。并且还向沈大姐说了墓地应如何安置，还划了简单的图样。” 22日，当时宋庆龄惟一健在的弟弟宋子良从美国发来慰问电。电文如下： 廖承志先生转孙逸仙夫人： 获悉您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 宋子良 同一天，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和她的丈夫张家恭，专程从旧金山赶来北京，看望了她们病中的祖母宋庆龄。25日，她们再一次看望祖母。孙穗英、孙穗华轻声叫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从旧金山来看您了。”这时，宋庆龄睁开双眼看着她们，微微颔首。孙穗英姐妹又连连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多爱您啊！希望您早日痊愈。”宋庆龄听后，面露激动之色，并再三颔首。 尽管人们都在心中默祷着使人心灵窒息的噩耗不要闯来，但人的生命毕竟是有止境的。大限终于来了。 1981年5月28日晚上11点许，宋庆龄已经恶化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当即卫生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了紧急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20多个小时，终于无效。5月29日晚20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外孙女戴成功和其他亲属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昂、黄寿珍、陈燕，在抢救期间都守候在她的病榻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 当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赶往宋庆龄的住宅，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宋庆龄的遗体致哀。 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当晚分别打电报给宋庆龄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亲属，告知他们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并表示沉痛的哀悼。当时这些亲属分别是：宋美龄、孙科的夫人陈淑英、宋子良和夫人、宋子文的夫人、宋子安夫人，及侄孙满。孙乾，还有蒋经国、蒋纬国，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仪、孔令俊等，此外亦包括长孙孙治平、次孙孙治强。同时发表公告，欢迎宋庆龄在台湾的亲属和好友前来参加葬礼，其所乘专机可到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一切费用由治丧委员会支付。 遗憾的是，同年6月1日，台北电报局给北京长途电信局发来“加紧业务公电”，表示“拒绝收受”。 6月2日下午，首都近百万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目送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遗体移位八宝山火化。 6月3日首都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宋庆龄名誉主席。追悼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对宋庆龄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 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逝世后，世界各国领导人、政党、友好人士和团体的唁电、唁函像雪片般飞来，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吊唁活动。 6月4日晨，宋庆龄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当天上午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了安葬仪式。在哀乐声中，宋庆龄的骨灰安然放人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穴。墓碑上镌刻着：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亲密战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却不愿进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分享孙中山先生的光辉，而真正心甘情愿地同她的父母和“李姐”同葬在一起。她是人民的女儿，堪称万代楷模。 于是，诗人留下了这样的篇章-- 巴黎有一座圣母院， 纽约有一尊“自由’‘一女神， 但那些都是装饰品， 带点宗教迷信。 在我们首都北京， 却有一个真正的圣母和女神。 --我们尊敬的名誉主席 亲爱的同志宋庆龄！ 3．为夫送终在台北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宋美龄虽然没有在台湾担任什么正式职务，却仍和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尽可能地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蒋介石接见美国官员时，仍由宋美龄担任翻译。蒋介石咕咕哝哝讲几句话，接着宋美龄要讲上5分钟，然后蒋介石又咕咕哝哝几句，接着宋美龄又作长篇发言。当时给人们的印象是，蒋介石只是个“模特儿”，大权掌握在夫人手里。 实际上，宋美龄的权威却比在大陆时差多了，只是当出现“政治高压空气”压迫台湾的时候，蒋才求助夫人赶紧到美国活动。 1954年，朝鲜半岛战争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英、法、意等国相继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则大声呼吁，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其过硬理由有二：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6．5亿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台湾却只有2000万人；连共和国的零头都不如；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台湾仅有3万多一点的土地。 苏联等国家的连连呼吁，使原来很多处在中间立场上的国家也回到现实中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就连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时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也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于是消息传到台湾。 “娘希匹！娘希匹！”蒋介石气得骂娘。在蒋介石眼里，此事非同一般，这不是要开除他的球籍还是什么？他简直不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埃莉诺，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要这样置我们于死地！”他知道宋美龄与埃莉诺有特殊关系，于是他连忙打电话到基隆找劳军的宋美龄，要她连夜赶回台北，然后赴美去说服那个发了疯的埃莉诺。 灾难当头，往往也成了蒋氏夫妇团结的凝聚力。宋美龄从基隆赶回的第2天，征尘未抖，便登上了赴美的专机。宋美龄在登机前，紧握丈夫的手说：“请相信我，我会说服埃莉诺--我的好朋友，我也会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静候我的佳音。” “夫人有你这句话垫底，我没有什么要说的！祝你凯旋！”蒋介石把信任的目光投向妻子。夫人不但是他肉体生命的卫士，也是他政治生命的寄托。 飞机升入了蓝天，把宋美龄从大洋这岸送到大洋的那岸。 在客机的圆形舷窗中，首先出现的是高矗的华盛顿纪念碑，它像一柄白色的长剑直插云霄。波托马克河畔停泊着好多艘漂亮的汽船，岸边行驶的汽车，看上去像是一只只小甲虫。接着浮现在眼前的是方格棋盘般的大街，具有多种民族文化交融的建筑群令人目不暇给--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最高法院也-一在眼前闪现。 在联合国办公楼的会客厅里，宋美龄会见了67岁的埃莉诺，她是已故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十二届总统、民主党领袖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虽是一位高龄老人，仍保持着女性体态和服饰美。带有斗篷领式的黑色风衣，露出欧洲古典式的衣裙。胸口多扣眼结带和饰花边裙摆，具有迷人的风韵。 “啊，蒋夫人来了，您好！”埃莉诺首先伸出手来，高兴地说。 宋美龄觉得有些刺耳，以前她们总是以“总统夫人”互称，现在却称自己为“蒋夫人”，难道她不承认我是总统夫人了！隔膜、客套一下子拉长了人际和国籍间的距离，她们无法像老朋友似的畅谈了。宋美龄此时多么怀念从前她们姐妹间的直抒胸臆啊。 埃莉诺的秘书小姐，穿着金黄色的衣裙，宽垫肩，系装饰细腰带，整体线条柔滑流畅，体现女性的俏丽、浪漫的风度，此时端来了调好的马提尼酒，放在两位夫人中间的茶几上。 酒的力量使宋美龄产生了许多感慨：“老了，总统夫人也添白发了。我们彼此都老了，看来您很忙吧？”宋美龄呷了一口酒说。 “是啊，我们老了，可是越老越闲不住了！”埃莉诺说到这里，又把联合国一个有关人权会议的邀请函递到宋美龄手里：“这不，后天我还得去联合国参加这个会，讨论人权问题。” “看来，您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宋美龄接过那信函，稍稍看了一眼，便放到了案头。 “人权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尊重人的生存权利问题。各国政府对此认识不尽一致，因此处理的也不一样。比如对待群众自由结社和游行问题，各国的法律也不一样。相对来说，美国是自由民主的。怎样来处理？我看还是法制为好。通过讨论，达成共识，让它法定下来。”埃莉诺侃侃而谈。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中华民国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可是……”宋美龄叹口气。 “是不是你们也想参加？”埃莉诺马上插言。 “可是，我们没有接到那个邀请啊。”宋美龄话里有话。 “驱除你们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我个人是举双手不赞成的。可是双手比不上千手啊！”埃莉诺说到这里看上去亦有难言之苦。“目下，大陆外交攻势比较凶猛，不少国家相继承认它为中国合法政府，并要求驱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无疑也给美国政府出了难题。再说大陆和台湾，无论是人口还是地盘都是巴掌和指头的问题。虽然制度不同，但都有个自身利益选择问题。” 说到这里，宋美龄再呷口酒的时候，那酒已经变了味道：昔日的朋友也说起了客套话。她不想再坐下去了，也不想再张口让老朋友帮什么忙了。 宋美龄决定直接去找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她一向是征服男性世界的能手。 建于1800年的白宫，是除华盛顿总统外其余历届总统的官邸，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象征。白宫主楼的顶端，终年飘扬着一面星条旗，表明了它那显赫的权力中心的地位。 在白宫的圆形会议旧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见了宋美龄。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宋美龄丝毫没有拘束，她先向总统汇报了她会见罗斯福夫人的感受。 “那是夫人一家之言，您不必介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劝慰道，“赤色大陆能否进入联合国大家庭，最终的结果还不是我们美国人说了算。” 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时没把话说破，实际上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一点宋美龄已心领其意。她也知道，当年联合国共有60多个会员国，美国能控制的就达40多个。这是世人皆知的。 “谢谢总统阁下。”此时宋美龄已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后来，果然像艾森豪威尔说的那样，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以多数票拒绝了许多国家的正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努力再度被搁浅。 宋美龄晚年外交活动的成功，再度提高了她在台湾军、政界的影响力。 但当蒋介石77岁寿辰的庆典以后，宋美龄便深居简出，一直住在台北北郊的私邸里。她不像蒋介石那样研究儒家哲学和程朱理学，而是画她的中国画。 70年代的台湾上空，阴云四起，浓雾不散。 1970年1月，宋美龄做了胆结石手术后，又被确诊为乳腺癌，并做了第一次乳房切除手术；不久又匆匆做了第二次手术。此时她已74岁高寿。这一年的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了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了毛泽东；且在与周恩来共同发表的《上海公报》里，提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意向。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数月间，又有20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每个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于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台。一时，台北外交部被人讽刺为“绝交部”。 当时蒋介石的困窘、惶恐以及气愤，可想而知。世界局势的变化，对台湾如同“大地震”。“世界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不能面对现实，拿不出确实可行的应付办法，只是对“国民”空发一纸公告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重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这种空洞的说教式的政治口号，立即被坊间引为笑柄。 蒋介石当时惟一能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在1972年3月，第五次“当选”为“总统”后，5月即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总统蒋中正。” 蒋经国组阁，“总统”是他自己的父亲，“副总统”则可视为可有可无。于是，一个蒋经国统治台湾的时代开始了。 1972年3月，蒋介石做了前列腺手术，但其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人说是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颓势，如当头一棒，将当年那个86岁的老人一下子打倒了。这也不是牵强附会，谁能说没有那个因素呢。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染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长达一年4个月之久。 生、死、病、老，实乃人生的规律。无论多么显赫一时的人，最终都逃不脱这个自然规律。历史进入70年代以后，蒋氏夫妇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冬天。 冬天是寒冷的。 冬天也是无情的。 1970年底，74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因乳腺癌做完第二次手术，身体恢复后便搬进了曼哈顿以东35英里的长岛拉丁敦别墅中。这里环境优美，漫长、迷人的峡谷，装饰着四时各异的色彩，峡谷里贯穿着一条淡蓝色的小溪，在满是洞窟的岩石中潜行。几个晚辈亲属轮流来陪姨妈散步…… 但1971年4月间，不幸又传来77岁的子文哥哥去世的消息。 尼克松总统当时为此向蒋夫人发出了这样的唁电：“他在美国的朋友将长久怀念他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辉煌的一生，特别是他和我们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并肩战斗的伟大业绩。我们同你们一样痛惜他逝世造成的损失。” 当时据说是由于健康的缘故，宋美龄没有参加哥哥的追悼会。但第二天早晨散步时，孔令俊发现姨妈戴起一副墨镜，以免人们发现她哭肿了的眼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久宋美龄又接到来自台北的加急电报：“蒋中正病重速回。”当即，望着满天飘落的雪花，宋美龄潸然泪下。虽然晚年她和丈夫分居，但夫妻一场的感情却使她牵肠挂肚。虽然电报上没说“病危”，但这“病重”与“病危”在她的眼中并没有两样。时间不容她犹豫，当天她便草草收拾一下，登上了回台北的“中美号”班机。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随侍在侧。她详细地询问了丈夫的全部病情。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不久，台湾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蒋再度病发；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时期使用的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物性能增强，治疗颇为费事；接着，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大夫，你认为他的病情怎么样？”宋美龄当时着急地问。 “夫人，请您不要着急。总统的自身抵抗力起码坚持半年无问题。”大夫宽慰宋美龄道。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太谢谢你了。”几天来，宋美龄紧张的神经稍微有点松弛。 年老事多。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又传来大姐蔼龄病危的消息。宋美龄简直是自顾不暇了。在台北她匆匆做了些安排，星夜乘专机就往美国赶。 85岁高龄的大姐来蔼龄此际正在弥留阶段，4个儿女都聚集在她身边。她仍不愿合眼，双眼失神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音来。 当时大家心里都知道：妈妈这最后一口气不能咽，是在等待小姨的到来。 宋美龄终于赶来了：“大姐，我来了，我是小妹！” “妈妈，小姨真的来了！您快瞧瞧！”儿女们也尽力帮助小姨呼喊。 “大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宋美龄紧紧握住大姐的手，生怕离去。 宋蔼龄扩散的瞳孔里终于映出了小妹的面容，她也抓住了宋美龄的手，感觉到了亲人的温暖。她有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感。 宋美龄这时看到大姐手在空中一阵抓挠，嘴角现出一丝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一盏长明灯熄灭了。宋美龄没有哭，她没有过分悲伤。大姐似乎不是永别，而是和自己相约到一个地方去，只是大姐先走了一步。她不久也会去的，到那时又可以见面了。 宋美龄参加完大姐的葬礼之后，又从美国乘机匆匆返回了台北，因为那里还有一位和她也要分手的丈夫。 宋美龄回台北，尽夫人之道，侍候了蒋介石2年。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官邸病逝，终年89岁。 蒋介石在第一次被医生紧急抢救过来时，宋美龄知道丈夫难留人世了，就要侍卫通知总统府党政要员严家淦、倪文亚等人赶到草山官邸。当时就见宋美龄伏下身去，对丈夫说道：“老头子，有什么要交待的你就说吧，大家都来了。” 于是蒋介石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口授了遗嘱：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当时他从三民主义的实践，讲到光复大陆国土，一口气讲了 300余字，却心不如口，脸色越来越苍白，呼吸越来越急迫，最后终于闭目离去…… 当即在宋美龄主持下，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姐”，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台湾当局又命令从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葬期”，全“国”下半旗致哀。蒋介石的遗体停放在台北市“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后经台湾再三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可见当时葬礼的场面是十分冷落的。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停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慈湖，是蒋介石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块主地。这里的风景酷像他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当时便在这里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介石生前常来此小住。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当年“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当时，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79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也很明智，认为在台湾再呆下去可能要碍孩子们（指经国等）的手脚，便推说要治病疗养并动身去了美国。 一年之后，她为了追念蒋公逝世一周年，重返台北。宋美龄是于4月2日下午2时1刻，搭乘“中美号”专机回到台北的。当时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到机场迎接。宋美龄身穿黑色旗袍，神情肃穆，在蒋经国搀扶下，步下飞机扶梯。当时严家淦夫妇以及倪文亚、谷正纲、张群等党政要员都到机场迎接。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又再度束装赴美，自此长居她当年读书、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 虽长年居美，宋美龄对岛内的关心却未减，岛内每有灾难她都会解囊相助，历年辅仁大学毕业典礼，蒋夫人亦会从美国寄来致勉贺词，而“国民大会”也经常与蒋夫人驰电往返。 1978年蒋经国先生就位第六任“总统”前，一直期待蒋夫人能返台参加就职大典，并祭悼蒋公。但当时宋美龄以身体不善未能成行。此前，她曾从纽约致电蒋经国“院长”，叙述了半世纪以来与先总统蒋公相依为命的情感与追思。 根据电文了解，蒋夫人1978年4月5日未能成行返台，主要是“深恐睹景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已”。 当时那封电报的内容是： 经国览： 3月27日、29日来电均悉。父亲去世三年之期将届，在此三年中，余每倏而悲从中来，上年返回士林，陈设依旧，令我有紧紧人去楼空之感，以往惯常之言音足声皆冥冥肃然，不禁啼嘘。余与父亲除数次负任去美，其他时日相伴近半百年岁，尤以诸多问题，有细有巨均不惮有商有量，使彼此精神上有所寄托，二人相勉，所得安慰非可形诸笔墨。自忖余对我之生父，相处总共仅短短九年余。因我八岁即离家来美术学。返回国年余彼即弃养；与余母亲相与总共只十七年，即与父亲结，可谓自此龄启蒙，最亲近最长久伴侣，兼相依为命者，乃父亲耳。此种扣心怀情性，只有如汝与方媳结合四十余年者，可能体会之。余幼承庭训，均授以对大悲伤、大灾祸以坚强镇静为，余虽不能谓事事做到，但时以之自律自勉。在母子之份，又汝29日电深为关切，能体会余三年之情绪，乃馨心言之。母，4月1日。 蒋夫人宋美龄在美10余年，曾发表几篇颇具历史意义的文告性宣言。1965年10月底在纽约她公开一篇《与鲍罗延谈话的回忆》。此后1982年8月中旬，为了回应廖承志于7月4日致函蒋经国，也函致廖承志，以所谓春秋大义规劝廖承志“做总统信徒，幡然醒悟”。另外，她又于1984年2月致函前中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亦不无荒唐地劝其“信服三民主义，以免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当时，这些文告函件实质上并不具任何说服效应，但却表明了宋美龄誓死与大陆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和观点。 此外，198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病危之时，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后扶着光滑的桌沿站了起来，慢慢抬起双手压了压太阳穴。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三姊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的合影。大姐宋蔼龄坐在中间，两只手搭在一起，神态恰然地凝视着远方。那时她只有20来岁，正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二姐宋庆龄坐在右边，一只手搭在大姐的身上，一只手搭在小妹的身上，文静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水灵灵的；宋美龄则调皮地斜倚在大姐身上，丰腴洁白的脸上一双眼睛神采飞扬。当年三姊妹是那样亲，那样纯真，那时她们谁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的今天会天各一方：一位在中国大陆，一位已然故去，第三位则是眼下正在美国的宋美龄。也许，上帝在她们出生时就为她们安排了这样的命运！ 一切都已成了昨日黄花，而今大姐先她而去，二姐又要和她分手。现在她有心在二姐宋庆龄还弥留人世之时，去北京和二姐见上一面，可是当她提笔给北京去信时，却又拒绝了中国政府的邀请。平心而论，这又何尝不是政治意识冲突下牺牲了亲情的人间悲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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