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回答：“通知了。” “他能回来吗？” “他没说能来也没说不能来。” “小妹，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让他一定回来。”宋子文下命令似的。 于是宋美龄再一次拨通蒋介石的军用专线电话，恰巧蒋介石正因连吃败仗而上火牙疼呢。当即宋美龄咬钢嚼铁地说道： “大令，我不管你牙痛不牙痛，你一定要回来。” 听蒋介石在电话里犹豫，宋美龄又紧叮一句说： “还记得当年吗？你为了我到日本，向老太太求情。要不是老太太，能有我们今天吗？……你也可以不来，我并不非要求你。”宋美龄一下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电话里蒋介石顿时缓下了口气说：“子文、祥熙都到了吧？” “他们都在等你哩！就缺你这个孝顺的女婿了。”宋美龄又激将道。 “庆龄从莫斯科回来了吗？”蒋介石问。 “电报已经来了，很快都要回来了。”宋美龄回答。 “好，我回去。”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 “这还差不多。”宋美龄道：“你什么时间回来？” 蒋介石回答：“最迟明天下午。” 宋美龄放下电话就找其兄通报情况，宋子文听罢十分高兴。 因为宋老夫人病逝时，宋庆龄尚在国外，故葬礼不得不延期举行。8月13日，宋庆龄自欧洲回到上海。于是宋老夫人的治丧委员会决定：8月17日“开吊”，18日“出殡”。 1931年8月17日，为宋母倪大夫人开吊之期。灵堂即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外客厅中，厅外悬挂着南京政府颁给的“精忠报国”四宇横匾一方，灵堂内满置花圈挽联，备极庄严。宋老夫人躺在万花丛中，面目安详，接受着四方客人的凭吊。当日上午8时至下午6时，中外宾客往来凭吊者，络绎不绝。当时的来宾中包括：赵晋卿、张群、王晓籁、王一亭、杜月笙和日本公使重光葵及各国领事等，可谓尽是各界名流。 当日12时30分，公祭开始。 南京政府特派参军杨啸天、田沛卿二人主祭，就见彼二人分立两旁。然后由上海市长张群代表南京政府，致祭于宋母倪太夫人之灵，其辞曰： 呜呼，奇惟贤母，系出汉儒，箔灵珠浦，钟秀罗浮；幼著柔嘉，长称淑慎，别葛知勤，采寂识敬；相其夫子，经营四方，比翼万里，联壁一堂；教有义方，既周且至，封的敦廉，丸熊励志；令仪今誉，遐尔闻名，鱼轩就养，鸠杖看山；九点烟青，二陵峰碧，一旦仙游，速归公宅；人怀裁范，国褒女宗，陇罔纪德，彤史扬风；一代哀荣，始终有则，醉酒陈词，灵其教格。 当场张群极尽溢美之辞，且亦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对宋母的最高评价。试问现代中国社会还有哪一位母亲可以与之相比！宋母养育的三姐妹又三兄弟，个个天生丽质，聪明过人；且个个皆是当时的国家栋梁。如此伟大的母亲，身后哀荣殊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第3天亦即8月18日，是为宋母倪太夫人举行葬礼的日子。 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故当日清晨6时先举行了宗教仪式--宋氏家人及亲友齐集宋宅花园草坪上，当时按照儿女的年龄大小依次排列的顺序是：宋蔼龄、孔祥熙、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等。仪式开始后，先听牧师讲述倪太夫人的生前恩德和为人。 当时就见牧师开头引了几句《圣经》中的话，接着就以倪太夫人的口气说： “我现在坐在一片草地上，天空飘着云彩，周围开着鲜花，环境是这样优美，空气是这样清新，我感到非常愉快 那声音，那话语，竟像倪太夫人快乐地和大家告别似的。 于是在牧师的带领下，宋家儿女们齐唱赞美诗，顿使悲伤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让老夫人的灵魂，在我们的祈祷下升人天堂吧！”随着牧师的一声祈祷，出殡开始了。 蒋介石带领他的政府代表团，此际亦如期赶来。并且，其声势之大，人员之多，前呼后拥，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那天蒋介石抵沪时，身着青色长衫，头戴草帽和墨镜。待他抵宋宅后，旋即改换黑布衣袍，黑袜黑鞋，以示哀悼。 宋母的灵枢原定那日清晨5时由西摩路宋宅出发，故参加的政府部长及亲友，均于晨4时30分前就在宋宅集合。后因蒋介石来沪奔丧，当晨5时40分才赶到宋宅，故出殡改迟至6时30分出发。 于是军乐队鸣锣开道，宋子文等三兄弟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三个女儿来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女婿孔样熙、蒋介石依次相随前行。宋家三姐妹等，均全身“衣黑纱旗袍、布履。黑色纱袜，面罩黑纱，垂首饮泣。蒋、孔两氏亦衣黑纱长衫以克尽半子之礼。” 随着一声“灵起”，当场就见宋庆龄哭声尤烈。大概因为联想到政治把亲情分开，她犹如一只离家的孤雁，故更加悲痛不已。 当时参加和保卫葬礼的部队，有上海警备司令部宪兵一个营和军乐队、海军部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和军乐队、公安局警察第一大队全队包括车队和军乐队，以及英法两租界中西巡捕和各军警机关侦缉员等，总数不下千余人。 送葬队伍从西摩路出发，至万国公墓。十里长街，警备森严。 整个送葬队伍由公安局车队及捕房探捕为先导，沿途巡视；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为总指挥。而现场来宾有何成浚、贺耀组、连声海、杨杏佛、虞洽卿、张群、马福祥、朱培德。王正廷、杜月笙、黄金荣、陈绍宽、王柏龄、蔡元培等。此外，于风至女士、于右任夫人、戴季陶夫人等，亦亲自前往送殡。 当日上午9时许，灵车至万国公墓中央礼堂，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及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还有蒋介石、孔祥熙等人恭站灵前；由江长川牧师主礼，举行了一次约5分钟的小小仪式。而当灵枢伴着牧师的祈祷送人墓穴时；宋家姊妹的泣声遂变成了嚎陶大哭。 宋子文悲痛地哭道：“我们没有妈咪了！” 宋庆龄扶着小妹哭喊：“妈咪，我在此，你在哪里？” 哭声顿时传染了姊妹们，他（她）们拥在一起悲伤地哭泣着。此时，众人目光投向蒋介石，只见他亦频频以巾拭目。 接着，10名身着蓝色长衫的彪形大汉，在棺上覆盖以党旗和国旗两面，并对灵枢加封。 当日9时50分，葬礼完毕。 宋母倪太夫人墓穴在礼堂前左首亦即宋子文父亲宋耀如先生墓西侧，穴深5尺，穴内铺以水泥，墓外四周铺以青草。宋子文等依次在墓前最后行三鞠躬礼，以向母亲告别。 宋母的葬礼后，宋家的兄妹姐弟重又回到母亲的住宅。但在对母亲的故宅如何处理上，姊妹几个又发生了分歧。宋蔼龄坚持把旧宅交给教堂，因为母亲一生信仰基督；宋美龄则坚持保留下来，作为宋家兄弟姐妹连结感情的纽带。当时宋庆龄首先站起来支持小妹美龄。最后，大家也同意了美龄和庆龄的意见，于是事情才算了结。 然而，当时在宋家姊妹中，亲情使他们团聚，政治又把他们分开。就在倪太夫人的葬礼后，宋家兄弟妹妹由于不同的政见，致使他们很快地分离了。宋庆龄因不满蒋介石对中外进步人士的镇压，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的旗帜，并着手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美龄则支持丈夫转返江西，指挥“剿共”军事；而宋子文、孔祥熙二位，亦返回南京，应急水灾救济事宜……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时光悠悠，沧海桑田。我们不禁想起宋老夫人生前的遗嘱，待将来其子女们辞世后，都要安葬在她们老夫妇俩的墓周围--生前是骨肉，死后是魂归。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天只有宋老夫人的二女儿宋庆龄女士归孝了；而其他已故的子女如大女儿、大儿子和小儿子却仍然落葬异国他乡，未能回到父母的身旁。至于迄今仍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宋美龄女士，我们想，迄至今日她或许该有落叶归根之意吧。 5．子文遇刺之谜 事情无独有隅，亦言祸不单行。 如果说1931年是南京政府“天灾人祸”的一年，那么这一年的7月23日，则是宋子文“祸不单行”的一天了。 这一天，宋母倪大夫人在青岛溢然去世。亦是这一天，宋子文又在上海北站遇刺。所幸的是，此次行刺结果未遂。 这件事情的起因，还需从头说起。 早在1930年下半年，一世枭雄蒋介石逐鹿中原，当时的几个有力的对手接连败北，结果蒋介石大体上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对此，蒋介石暗感“上帝恩赐”，情不自禁竟做起“总统”梦来。当时他也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而上帝在哪里？先前在他向宋美龄求婚时，岳母曾给他讲过《圣经》和基督的故事，并劝他人教；当时，求婚心切的蒋介石也满口答应下来。转瞬几年过去，如今炮火停止，硝烟已散，南北大同，似乎真有一只基督的神手在暗中助他成功似的。如果说当初蒋介石对基督教还半信半疑的话，此时他已彻底由疑转信，并称基督为上帝以为他普降甘露了。所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向宋美龄提出人教之事。于是，在宋美龄的安排下，1930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携手回到上海。然后在宋家老宅，由美籍传教士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为蒋介石洗礼人教。 当时蒋介石人教，并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为结好宋家以及欧美各国。因宋家与美国交情甚笃，眼下日本靠不住，靠近美国就必须亲近宋家，这是其一；其二，此前蒋介石与宋子文在抗日问题上已有不同政见，致使二人关系有些紧张，人教也为缓解这种矛盾；其二，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和其姐夫孔祥熙当年是其红娘，人教更能取得他们政治上的信任和支持，以便为蒋荣登“总统”宝座更加奔走卖命。正因有这三条，蒋介石才铁下了皈依之心。 蒋介石入教后，常向下属炫耀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大讲基督的“博爱仁义”以及西方信教的文明史。而实际上是为他这个“上海十里洋行”出身的投机者搽油抹粉，正名镶金，以为来日其荣登“总统”宝座创造条件。 在这个渡人耳目的幌子下，当时蒋介石的权力欲极度膨胀。比如他提出早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这实际就是他想登上所谓“总统”宝座的第一步。因此早在1930年，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然不敢明言……拟收买云贵及长江以南之各省猪仔代表，于开国民会议时临时提出修改约法，加入总统。” 而胡汉民这位在国民党中有资格的要员、当时的立法院院长，也与孙科看法略同。对于蒋介石欲谋总统之企图，当时他亦竭力抵制。同时蒋氏的独裁，更早使胡汉民不满。蒋、胡之争可说由来已久。 一次胡汉民公开发牢骚说： “有一次，在中央党部会议，议决了什么案。这案议决了，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这时蒋介石在前方。我听见立夫这么说，先站起身说话……大家也忍不住了，慨然说：‘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又何必提出来？’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告诉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 当年胡汉民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目的就是要遏制和反对蒋介石权位欲的无限膨胀。 但不久有人就把胡汉民上述的一番话传给了“剿共”前线的蒋介石。据说当时蒋介石雷霆大发： “娘希匹，你胡汉民不就是立法院长吗？不行我撤了你！” 随即又有人把此话传给胡汉民。胡汉民当即伤心泪下： “我胡汉民出以公心，以党国利益为重，好像我这个立法院长是哪个封的！独裁！最大的独裁！他不仁我也不义！” 于是待后来蒋介石从江西回到南京后，二人为“约法”之事动了肝火。当时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介石甩掉了帽子，胡汉民拍红了巴掌。后来多亏宋子文等人出面相劝，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可是蒋介石对此却耿耿于怀，记恨心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又发生了后来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极其痛心的事情。 1931年2月28日，夜黑如墨，天狗吞吃了月亮一般。 胡汉民正在家中看报，突然撞进两名膀大腰围的军人，声称蒋总司令邀胡赴宴议事，并呈蒋介石的手书。家人情知凶多吉少，力劝胡汉民不要去。胡正犹豫呢。可那两个军人却连推带拉地把胡汉民带到了门外，塞进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送到了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作战室内。 “你们不是说蒋总司令宴请我吗？”胡汉民当即愤怒质问。 “是的，蒋总司令宴请你。这是菜单，你看看吧？”一位军人随即呈上一封指控胡的信件。信上已加了蒋介石的许多红笔批注，并就此构成了胡的所谓罪状。其中包括： 一是勾结汝为（许崇智）； 二是运动军队； 三是包庇陈（群）、温（建刚）； 四是反对约法； 五是破坏行政； 胡汉民一看几乎昏了过去，连声大骂：“这是栽赃，无中生有！” “什么栽脏？”说话间，蒋介石进了屋。 “姓蒋的，你们……你们这样不择手段地整人，不是栽赃是什么！我胡汉民还能干下去吗？”胡汉民怒火中烧也出言不逊。 蒋介石冷笑一声，顺势说道：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蒋介石一面说着，一面拍着胸脯。 但从此胡汉民这位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主席”，并且是蒋介石“最尊敬”的政治家，便被幽禁于南京汤山，犹如笼中鸟一样失去了行动自由。 胡汉民无故被囚，一时党内要员哗然。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最后其所谓的“约法”议案无一人反对，竟顺利通过了。 但当时的天下尚不完全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国民党内也并不从此太平无事，党内各派反蒋势力又抬头了。当时胡汉民派和孙科派的中委，先后相率南下；并且新任立法院长林森也弃职离京；原司法院长王宠惠远走国外；桂系、汪派、西山派以及唐生智、李烈钧、唐绍仪和陈友仁等一些受蒋打击或对蒋不满的人，当时都相继起来活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一到广州，因为陈济棠自代李济深主政广东以后，手握重兵，便为他们提供了反蒋的物质基础。 当初，胡汉民被扣押的消息传到胡的家中，真急死了人一般。胡夫人为营救丈夫，当即被头散发地找到了老亲家--林焕庭商量。本来林焕庭对老蒋也早有成见，听到此事更使他怒火满腔，旋即一个不仁的计划就在林焕庭心中孕育。于是林连夜邀请好友李少川并暗中疏通王亚樵。林要借刀除掉蒋独裁，以解救胡汉民。 这时，因“约法”之争，导致国民党内部分裂，孙科等人在广州举旗设营，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闻听林焕庭的计划后，孙科暗下极力支持。因为暗杀可使南京失主断梁，变成无首之龙，而“广州政府”便可乘虚而入，并取而代之。 再说王亚樵自从北伐结束后，便与蒋介石闹翻，后来还险遭老蒋的暗算。为报一箭之仇，暗杀蒋介石也是他早有的主意；只是势单力薄，没有实施罢了。眼下闻听林焕庭筹划此事，王亚樵便一口应允下来，并秘密接受了“广州政府”的20万元巨款。于是一手立据一手交钱，这笔“买卖”便成交了。 当时王亚樵手下有两员得力大将，皆是非常能干。一是郑抱真，一是华克之。由他们组成“铁血锄奸团”，王自任总指挥并且总部设在大上海。根据当时蒋介石的行迹和他经常穿梭于南京和庐山两地，王亚樵向南京派去郑抱真，庐山派去华克之；先侦探行踪，以便下手。 说干就干。这天傍晚郑抱真带着他的“铁哥们”乘车去了南京。旋即通过关系探知，蒋介石近日乘军舰沿长江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这个消息报给工亚樵后，王好生喜欢，他连夜又派华克之去了庐山。 华克之走后，王亚樵生怕枪支子弹不够用。经与助手一番密谋，他派人又买了一只金华火腿并用刀将其挖空，把两支手枪和子弹封装里面；旋即火速派人送上庐山。 这天蒋介石一行正好亦赶到庐山。 夕阳西下，蒋介石吃过晚饭，便到太乙峰前的竹林里散步。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青翠的竹林，被夕阳的余辉穿透，在庐山的浓雾里发出紫红色的光环，放射出千万道金针银线，一时令蒋介石心恰神往。蒋介石每次到这里时，总免不了兴致盎然地感叹一番。 殊不知今天的竹林已今非昔比，似乎显得格外的沉寂，连鸟的叫声也听不到了。因为那竹林的后面已露出了黑色的枪口，目标正对着吟诗作兴的蒋介石。 “叭--”一声枪响，倏地打破了竹林的沉寂。 “谁？”蒋的侍从官刷地拔出枪来，警惕地巡视着四周。 同时又有侍从扑在蒋介石身上。 这一枪是陈成打的，但慌忙之中，他其后连发两枪均未命中目标。随即陈成被发现了，蒋的侍从立刻扣响了扳击，子弹射中了陈成的头部。结果，陈成倒地身亡，而蒋介石安然无恙。 事情败露后，华克之等急忙撤回上海。 蒋介石虽然大难不死，却着实虚惊一场。而后他便更加强了防备，每到一地警戒森严，前挤后拥。一时使郑、华二人无法下手。 而王亚樵觉得花了人家的钱，事情不成也无法向人交待。经与出资方商量并征得同意后，王亚樵决定改换目标：刺杀宋子文，以期杀鸡吓猴。宋子文当时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亦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亦可以断绝蒋介石的财源，逼蒋下台；同时宋的戒备又不如蒋介石，行刺易于得手。 于是王亚樵在上海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针对宋子文经常往来南京、上海一线，决定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下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并为此制定周密计划，秘密布置。接着郑抱真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仙鹤街余立奎家，上海行动组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幢三层楼房作为据点。同时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再次侦探，得知宋子文家住上海西摩路141号，每逢星期五宋自南京返沪，再于下周一返南京办公。 就这样，又一场密谋中的行刺在悄悄进行之中。 当时上海的八仙桥处有一和平米店，这是王亚樵的另一据点，以专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大米为掩护，赚了钱作为“铁血锄奸团”的活动经费。米店里郑抱真为老板，郑手下有几名伙计，其中有一绰号为“小泥鳅”的人，极为活跃神通。当时，他已利用各种关系钻进了虹口安清帮中，并与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 在这次行动中，郑抱真便派他去秘密购置烟幕弹。 很快，小泥鳅在安清帮首领常玉清徒弟的协助下，用高价从日本浪人手中弄来一枚秘制的烟幕弹。 但在购烟幕弹时，小泥鳅发现库房还有二枚，经他巧妙套话得知，这二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亦拟23日那天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小泥鳅听后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那么，日本军人为何要谋刺其驻华公使呢？50年后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披露了此一事件，其实，当时这是日本策划侵华战争中的一大阴谋。当时的内幕是，田中隆吉拟在上海暗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然后栽诬中国，并以此挑起军事冲突。此外，因重光葵执行的是“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及扩大在华的权益，并且反对使用武力，所以当时日本军人把他作为暗杀目标。 事情竟是这样巧合，两组暗杀竟掺合在了一起。 再说那郑抱真坐车到了南京。他在南京夫子庙找地方住下来，当晚便与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亦是朋友接上了头。 朋友相邀无话不谈，再加上郑抱真诱人的大额现金相送，果真是没有不上钩的鱼，很快那会计便实情相告说： “不瞒小弟说，我虽然官不大，宋部长也得听我的。他每天到哪儿去，都向我招呼一声。而我每天都要向宋部长汇报外汇市场行情。所以他的行动我清楚……” 接着，二人又相约接头地点，事情就这样搞定了。 7月22日下午。宋子文对其属下的那个主办会计说：“顷接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 很快，郑抱真便得到了报告。他看了看时间不早，便立即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 那天，郑抱真发完电报，松了口气刚到旅馆躺下，就听“咚咚咚”有人敲门。 “谁呀？”郑抱真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免吓得魂不守体。 “是我。大哥。” “啊，小泥鳅！” 郑抱真上前开了门，急问：“你怎么跑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呢！” 小泥鳅气喘吁吁地说：“大哥，不好啦！” “怎么不好，坐下来慢慢地说。” “我在买到烟幕弹后，探知田中已收买常玉清在北站同时刺杀重光葵，然后嫁祸中国人，以便在上海实施战争。” 郑抱真听一惊“他们什么时间动手？” 小泥鳅道：“常玉清也已知道宋子文23日到北站，届时也趁宋子文和重光葵走出贵宾门时行刺。” 这里重光葵为何与宋子文同时到上海呢？原来重光葵的基地也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因每周一他到南京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的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虽然重光葵在南京主要与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交道，但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并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日本刺客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并拟行刺得手后也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前身名称）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在车站内外，以制造栽赃王亚樵的证据。而这样一来，中国就必须承担责任。” “你来前，找到王亚樵吗？”郑抱真急问。 “我到处找他不在，所以特赶来向你禀报。” 郑抱真一拍大腿道：“坏事了，时间来不及了，我已向王亚樵发了电报。迫也追不回来了！” “那可怎么办呢？”小泥鳅也感到问题严重。 “明天王亚樵行刺宋子文，常玉清暗杀重光葵，届时二人必死无疑。但结果，王亚樵正好为常玉清作了掩护，日本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一旦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成了民族的罪人。” 说话间华克之赶到，他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 “好是好，只怕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道。 当时3人急得团团转，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来。 万般无奈之中，他们毅然决定，3人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出站之前对空鸣枪警报，以便提醒他们别出车厢，从而破坏常玉清的计划；同时，他们3人估计王亚樵见情况突变，也会停止行动。 且说王亚樵接到郑抱真的密码电报后，便马不停蹄地在上海北站作了周密布置，手下人员分三组以旅客打扮，设成了三道阻击线。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猎物入网。 与此同时，另组杀手--常玉清也亲率门徒来到了北站现场。 双方人马安排就绪后，只等重光葵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车站，然后动手。然而常玉清根本不知道王亚樵的人马也在这里作了布置，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密谋策划的“刺杀混战”在不知不觉的错位中等着开场了。 此时，一辆满载旅客的火车正在沪宁线上疾驶。 日本公使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着6名贴身卫士和机要秘书唐腴，乘坐在最后一节花车上。此时，他们万万没有意识到大祸就要临头，一边交谈一边欣赏着已渐清晰的大上海的万家灯火…… 进站时，列车减慢了速度。 列车停稳后，日本公使重光葵和宋子文这边的一行人，下车后方待向车站出口处走去，猛听“叭叭--”两声枪响，旋即车站内外枪声大作，弹如飞蝗。一时间；旅客们争相奔逃。 那边重光葵和宋子文等人，一见情形不好，也慌忙躲避。 原来，前面说到的郑抱真和华克之二人，方才见宋子文和重光葵下车后已经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王亚樵和常玉清的伏击圈内了。情急之下，二人不顾一切地紧急对空鸣枪，以示报警。 于是慌乱之中，那边常玉清一干人马不及细辨，只捡一个手持黑色皮包的人当成日本公使重光葵，一阵乱枪射击，那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而这边王亚樵等人，也把宋子文的贴身秘书唐腴错当成了宋子文。当时枪声一响，那位唐秘书方待躲避，不料一下竟数弹中身，脚下一软扑倒地上。当时走在唐腴肿身后的宋子文，一见唐中弹倒地，不免心下慌张也跌倒在地上。后经卫士抢救，旋又躲进站长室，最后宋子文竟一根毫毛未伤。 混战过后，众人方知此次暗杀中，替重光葵和宋子文冤死的，分别是日本公使的贴身保缥和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肿。那位唐腴当时年仅32岁，刚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且刚刚新婚不久，不想竟这样没头没脑地替人送了命。 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为《子弹没有击中宋》，其中登载了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 我正往车站外面走，在我离出站口大约15英尺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意识到我是射击的目标，立即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入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整个车站很快被刺客们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乱枪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卫兵们则开枪还击。整整过了5分钟，车站的烟雾才消散。我的卫兵们看见至少有4名刺容在开枪，可刺客的人数也许还要多些。当烟雾消散的时候，我们发现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肚子、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他的帽子和公文包弹痕累累。我比他高好多，可是我哪儿也没有伤着，简直是个奇迹。 当时究竟是宋子文命大，还是谋划他的人只是想吓吓他，提醒他小心；别跟蒋介石做坏事！这里已无从考证，只能作为悬案了。 不过，从宋子文遇刺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政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动荡不安；甚而没过多久，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第十章 蒋氏独裁 1．争取美援--财政部长的苦差 1933年4月18日。 一艘豪华型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缓缓驶离蒙蒙细雨的上海港。客轮发出深沉的笛声，旋即披波斩浪向大海深处驶去。 宋子文一行立在船头，迎着海风和细雨，频频向岸边送行的朋友和家人挥手告别。此时，岸边站满了打着伞具的黑压压的人群。 他们是：江海关盐督唐海安、法驻沪总领事梅礼蔼、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尔高、交通部长朱家骅夫妇、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财政部次长邹琳、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南京政府顾问何东爵士、银行界代表李馥苏、商界代表闻兰亭。商界要人杜月笙和虞洽卿、宋子文夫人张乐。冶，及弟宋子良。宋子安等。当时前往送行的不下三四百人，光是各界赠送花篮就达100多个。这些花篮，此刻均放在他们身后的船舱里。 尤其是那欢送人群上空悬挂的大幅标语更引人注目，上书“欢送宋部长出席华府经济会议”字样，并随着欢送人群的口号和锣鼓声在长风中猎猎抖动……那场面、那声势，令宋子文一行激动。一时，宋子文禁不住地默吟起李白的诗句来：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渐渐地客轮也加快了速度。宋子文停止挥手，收起方才在码头上发表的书面讲稿，并向码头上的欢送人员行注目礼。 此刻站在宋子文身边与他一起前往美国的有：中国银行行长贝淞苏、财政部顾问杨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秦汾、前驻美使馆秘书魏文彬、秘书黄纯道等人，此外还有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科员蔡寿生随同赴美并担任宋的译员。 海涛涌起山一般的巨浪扑向客轮，客轮迎风斗浪般地艰难前进。 宋子文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迄今共有7个年头了。这7年间，那政治风浪并不亚于眼前这大海的自然风浪，此际联想起来，不免令人感慨万端。 宋子文坐在头等舱口凝望着咆哮的大海。远方的海是深深的，并看不出是蓝色，而近处的海水太浅淡，又成了无色。巨浪则像一匹精力充沛的野马，无休无止地追随着“总统号”巨轮。“总统号”每前进一步，仿佛都要付出全部艰辛似的。 一时宋子文陷入了沉思之中。 出访欧美，在普通人的眼里无疑是一趟异国观光的美差，机不可失。可是在宋子文眼里，因肩负着重任，与其说是美差倒不如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说实在的，最初宋子文并没想争取这趟所谓的美差。 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英、法、德、意、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先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再由施肇基将美国政府的邀请转致南京政府外交部。当时施电云：“美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美之意系：一、观察各国对经济会议所讨论各事项之态度；二、交换对世界经济复兴问题之意见，以示美国政府打开不景气局面之决心。至美政府与各国代表间交换意见，系个别举行，并无会议形式。” 当时赴美代表要求规格颇高，原则上是各国内阁总理一级以上。而当时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是汪精卫，故汪应是赴美的最佳人选。但因汪精卫自知不懂经济，且也一向跟英美疏远，所以此次会议他开始便推辞不去。 于是，尚有自知之明的汪精卫便竭力推荐宋子文。而当汪找到宋子文商量时，宋一口咬定：“我不够规格，你们的会我无权代授。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可没有这个野心啊！” 汪精卫则问道：“那你说除我之外，谁合适？” “立法院长孙科。”宋子文顺水推舟。 “究竟咱们三人谁去，请蒋先生拍板定音吧。不过你也要有思想准备。万一呢？我说的是万一。” 为此事，汪精卫又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当时想了想说：“你不去的这两条原因，都是实情。你说吧，谁懂经济，谁是美英势力代表？” “除子文莫属。” “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规格也不低。就这样定了！”蒋介石果然一锤定音。 于是汪精卫又东下上海，请宋子文出山。当日谈话至深夜2点，二人莫不推心置腹。汪精卫道：“此次来沪，完全是为敦促宋部长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谈话会。因此次会晤关系极大，世界各国莫不派遣第一流人物参加，如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法国为前总理赫礼欧。故我国人选，自应特别慎重。中央本预定你和孙科中择一人出席，但孙氏近期工作特忙。立法院近期要完成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均要于7月1日前完成，故不能脱身。中央决定由你前往，主要是你熟悉世界经济形势，出席更有针对性。” “既然你们已经确定了，我就去吧。”原来宋子文推荐孙科，也并非是出于内心，经汪精卫这么一说，他便应允下来。 当时，宋子文是位办事认真的政府要员，他的这种作风，包括政府其他要员和他的部属当时都有口皆碑。赴美一事既然应允下来，就要开始工作，工作就要有工作的样子。于是宋子文开始了出发前的一系列紧张准备工作。 据史料记载： 4月15日，上午和下午，宋子文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赴美出席会议的主要事宜。当时出席座谈会的有在上海的要员如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井由秘书形成了书面材料。 4月16日，宋子文前往蒲石路汪精卫住处，与汪商讨其赴美后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安排，及出席华盛顿谈话会的总体意见。当时二人达成以下共识： 在宋子文出国期间，部务由次长李调生、邹琳负责，张寿氛孔样熙从中协助；最重要事务，则随时用无线电向宋请示；华盛顿谈话会因无预定议程，一时难以确定具体意见。当时汪、宋认为，此会大致将讨论关税银价问题、中国战债问题及远东问题等等。 4月16日晚，当时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代表官方，在上海私邸为宋子文出国举办饯行晚宴。当时出席晚宴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当晚王晓籁在欢送词中首先对宋子文进行了一番吹捧： 宋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于时局紧急声中，奉政府之命，离国赴美，参与华盛顿召开之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宋部长于各友邦之信誉，自然应该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达到经济制裁日本之目的……宋子文致的答谢词则犹如一篇优美的散文。他说： 兄弟蒙各位欢送，非常感激。惟当美国柬邀中国时，余国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本不预备前去出席，嗣经各方之催促，及详加考虑后，觉此世界经济会议，虽非直接与远东问题有关，然因相互的关系，及有关世界整个经济问题之故，当即决定参加。并为迅速赴美起见，即决定于近日启程。以中国现在之经济而言，农村破产，商业凋敝，通货咸流入都市；尤其是上海，生产力日益衰弱。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为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及日本经济侵略我市场、武力强占我东三省。凡兹三点，皆中国因是而发生之特殊困难情形。然经济不景气，为全世界普遍现象，不仅中国如是，即以号称富有之美国，亦难免于此。故欲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决非各国力量所能办到。中央此次派兄弟前往出席，亦即欲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必须与全世界共同解决之意。但此去决不是去求于人，因为中国有广大之土地，有四万万人口，为世界最广大市场，于挽救解决经济危机，将有极大之贡献于世界。故可与各国开诚相见，互相交换意见，讨论解决办法。 4月17日上午，宋子文又往蒲石路与汪精卫再度洽商。最后向汪辞行时，汪精卫对宋子文说：“我建议你最好走前，到江西与蒋先生一谈，听听他的意见。” 宋子文说：“只是明天的船票怕来不及了。不行的话，我就电告一下吧。具体事情，回头请你代转吧。” 汪精卫当即点头同意了。 “总统”号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日夜航行，于1933年5月4日抵达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宋子文一行稍作休息，然后从西雅图转乘火车去了华盛顿。 在华盛顿作为异国宾客的宋子文，受到了美国政府方面热情的接待和欢迎。 当时在车站，宋子文发表了简短而精彩的讲话，表明参加此次会议的诚心与态度。面对着前来欢迎的美国公众，他说： 华盛顿是美利坚共和国的首都，也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我预祝各国首脑会晤在这里成功。中国朋友怀着真诚而来，将就最大之可能范围从事合作，借此增进世界和平，从而谋世界之福利。为了世界也为了中国…… 宋子文一行到达华盛顿的当日中午，十分好客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白宫为宋子文一行举行了接风宴会，并且气氛祥和友好。 席间罗斯福总统说：“宋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同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同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没错，不过我学的是经济管理学，比阁下低两届。在校时，我还对总统阁下有印象呢！比如阁下的口才真是令人叫绝。有一次演讲会，阁下一口气讲了2个小时，十分精彩。” “真想不到，您还对母校的印象居然还是这样深啊。” 翌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方与宋子文的中方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首先罗斯福总统说道：“中国的安全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并想以提高银价为前提条件，本着双方互利互惠的原则，推进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 宋子文说：“中国也处在特殊的困难时期，中国要发展，也必须实行门户开放。平等互利应是我们双方的原则。” 当时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项目与措施。 会谈期间，宋子文心血来潮，自作主张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金，合中国当时流通货币2亿元；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合同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5项统税收人作为担保。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按商定的使用办法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帐订购美国棉、麦；而自货物启运时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物的10％，以后于90天内再支付15％，余额在3年内分期偿还，给息5厘。 这就是当年人们所说的宋子文“棉麦大借款”。 白宫会谈后也发表了新闻公告称：罗斯福总统与中国财政部宋子文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并在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 然而随着电波，此一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大哗。一时间，反对的有之，赞成的亦有之。众说纷坛，沸沸扬扬。 由于宋子文在南京主政7年，树敌不少。因此当时有人攻击说，政府并没有授予他此项使命啊！名日借款，实为借粮。借粮还要付利息，况且那粮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呀。还有人说，这不是美援，而是援美，宋子文是上当受骗！也有人说，应该立即停止这种损国损民的作法。没有立法院认可，一切协议都是无效的等等。 当时胡汉民则致电孙科，反对此项借款，谓“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凡一国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有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二、政府成立22年，从无预算案。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需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三、谷贱伤农，今此巨量棉麦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 于是赞成者在这种强大的反对声势中，一时显得十分被动。南京政府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实业部准备召集各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赞成者有赞成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棉麦借款可以补救我们农业的原料不足局面，有了实物也就等于有了钱。中国应该开放，借开放来发展自己。宋子文眼光高，没有错。不过，在当时全国一片的反对声中，赞成者的这种说法显得无力也显得苍白。 而蒋介石在当时舆论面前，当然是支持妻兄宋子文了。于是为了平息种种舆论并安定人心，南京政府采取了3项措施。南京政府当时认为，借款既然已成事实，当慎重使用，且只能用以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其它等等。 当时南京政府公布的3项措施是： 一、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后来由孙科出面说明，“此项动机，完全根据党的主张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总统要求中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财长子文先生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财长提出一些与罗斯福会谈的方针。而此次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 二、紧急补行法律手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追认此项借款并提交立法院审议。当年6月14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15日，两委员会组成9人小组，审理完竣。16日立法院召开第22次大会讨论通过，于是借款案合法化。 三、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决不挪作他用。 就这样，宋子文的美国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的一番安排，便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1933年5月19日，宋子文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宋子文此次访问的最后成果。《宣言》中称：“双方之间对于解决世界当今大问题所必采之一切方案，具有同意”；双方认为“非有政治之安宁，不能达到经济之安定”；双方“完全赞同目下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去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双方还认为，“东方贸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关于远东问题双方认为，“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目下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和平之努力，得底子成。” 1933年6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并采银本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中日纠纷中倾向中国，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一来，宋子文此次访美，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933年4月，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当时各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恳谈，以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实际上此亦是为旋后于同年6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作准备。 宋子文出国时，南京政府已拟由宋参加华盛顿谈话会后，继续去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但尚未最后确定。同年5月13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临时会议，决定派宋子文。郭泰棋为正式代表，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于是当年5月27日，宋子文一行自美国纽约启程赴伦敦。 当时世界经济会议的发起，出于1932年洛桑战绩会议的决议。关于会务进行，是交由国际联合会负责办理的。国联自接受此项任务后，即着手准备，并确定会议主要纲领为： 1．安定物价问题； 2．关税体战问题； 3．安定币制问题； 4．国际贸易问题； 5．疏通汇兑问题； 6．改善生产问题。 谋求解决这6项问题，就是此次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 1933年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当时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其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超过8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亦各有代表8人，排列其次；中国代表3人，与其他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当时代表席次上，即可显示各国间地位的不平等。 大会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主持，英皇首先致祝辞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由译员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退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首相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之时所未见。” 从以上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足可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中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3次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宋子文认为：“大会失败，不独将处长期憔悴景象，且将使现有管理之责者，丧失信用；而大会成功，则将导成更大更稳定之繁荣时代。”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给，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000（英）里，而美国则有300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甚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磅者，而中国则每户仅7先令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且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市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生利之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白银问题时又说：“西方现在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金类物，然银价在其对金币与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渠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相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渠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请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渠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 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还阐述了中国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咸信亚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取此种主义。”“中国欲设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及其能力性质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经济自给之空谈。”他还指出：“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人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在会上宋子文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目的。” 宋子文当时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亦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3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专门机构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于是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二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推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有4项：一、以国联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秘书长。三、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应转达联合国提供援助。四、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而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有关部门，每3个月至少须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样一来，就等于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了。 国联的行动当即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同年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敌对日本的目的。当时，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取适当手段予以阻挡。 宋子文在结束世界经济会议后，于1933年8月9日回到上海，并受到各界的欢迎。不管当时有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宋子文此次出访在民国历史上毕竟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后来不久宋子文之所以辞职，应该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2．耳光风波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 在上海孔祥熙的寓所里，刚刚随同丈夫孔祥熙访欧归来的宋蔼龄正打开留声机，一边欣赏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一边等待丈夫的归来。 当天早晨6点半，孔祥熙就被蒋介石紧急召去，说有要事要谈。但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孔祥熙回来，宋蔼龄不免有些着急。 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 “出什么事了？”宋蔼龄边给丈夫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兴奋？”宋蔼龄愈加不解地问。 “咱们边喝边谈，边喝边谈。”孔样熙把手一扬说。 在宴席厅里，孔祥熙饮了半杯白兰地后，方对夫人说道：“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哟--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蔼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字咬得很重，一字一顿，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你当总裁，把大弟往哪儿摆？”宋蔼龄顿时惊讶。 “大概老蒋另有安排吧。” “介石是不是对子文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另有什么缘故？”宋蔼龄忍不住地追根刨底。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的确，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时，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 首先，“定都之争”是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的。 1926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事宜。当月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同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之前，先由徐谦为主席，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鲍罗廷为委员的联席会议执行党政领导职能。1927年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国民党中央党部驻汉口。 就当此时，时任北伐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开始闹事了。迁中央机构于武汉，他本是同意的，并曾在1926年11月19日的一则电文中认为：为了提高党政威信，有必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穗迁汉。但后来，因准备绕过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领导的联席会议，另组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故1927年1月7日，他在南昌召开非法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与武汉方面相反的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居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当时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被他相中的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和南京当时还未到手。1927年3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指挥的白崇禧部和何应钦部相继占领上海和南京。随即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反革命政变，并于18日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于是宁汉两个“政府”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合流过程。在合流过程中，“定都何处”后来得以解决，从而金陵古城--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所在地。当时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的理由是，南京位于东南财富之地，是六朝古都，又是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首定之都。 当时，宁汉合流中争论最多的问题还有“法统之争”。“法统之争”与“定都之争”同样，即一方主张以武汉为首都，实质上是把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视为正统。而另一方的蒋介石则反对以武汉为首都，实际上也是否认已迁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蒋介石当时自信既能让南京压过武汉三镇，且在法统上也会有办法让对方屈服。他一是自诩为总理信徒；二是攻击武汉政府已经赤化；三是掌握实力和数量都超过当时武汉政府军事支柱的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四是联合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右派，其中不少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 这其中的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正统的资格。于是，当时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开始动摇，本来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他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法统之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1927年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也暴露给了历史。“7·15”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此后武汉、南京双方即开始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 当时；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不适应的彷徨后，很快倒向了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而宋子文当时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 当时，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本是赞成的。而且二姐宋庆龄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最初宋子文也有同感。不过，当时对于宋庆龄主张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的态度，宋子文却又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工农运动，他更是横加指责。 结果，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都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却对国共合作失去昔日热情。最初，蒋介石怀疑宋子文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并且倾向宋庆龄。这期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子文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就记恨于心，并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还擅自指派财政官员。更有甚者，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还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蒋氏的这些霸道举动，当时宋子文是气得要命的。只是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到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中来，并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当时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大姐和小妹；尽管他对蒋有气，可思来想去却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 当时可以说，宋子文确是有本事的，而蒋介石挖墙角也是有心计的。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介石的人，便开始为蒋效劳。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最初，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而这样一未，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拴在一起。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于是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当即博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旋即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9·18”事变之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了“1·28”淞沪事变。当时，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于是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后，蒋介石就准备动用浩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而宋子文对此则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认为抗日应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蒋之间为筹措“剿共”军费发生矛盾。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急需费用，这又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还要发行新公债。与此同时，宋子文亦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的安排，并坚决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宋子文当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已开始提出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其通电所述主要是防止内战。该同盟认为，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于是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决定，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同盟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当时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却仍旧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宋子文一共向蒋介石提出过三次辞职，而这是第一次。 这时，孔祥熙在欧美出访尚未归国。蒋介石感到宋子文此时尚不能撂挑子，便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于是双方达成妥协，宋子文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人支付蒋介石“剿共”的一部分军费。 然而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百般阻挠；而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竟一仗未打。尤其是当时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并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于是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这是宋子文第二次辞职。尔后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夫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但到此时，出于已然话不投机，蒋介石已不再挽留宋子文了。 也就当此时，孔祥熙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启用。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是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且地位显赫等。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曾有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他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并且他对蒋介石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子文与蒋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宋子文则常常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介石甚至也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忿忿讲道：“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需要孔祥照这样殷勤驯顺的属下。 由于切身利害关系，所以对政坛每一变动，当时宋蔼龄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此时她的心情更是复杂：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是十分同情的。想到这里，宋蔼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打算要出国几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答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蔼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快12点了。孔祥熙提醒他。 “那我明天去。我要为他设宴送行。”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蔼龄给大弟宋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电话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宋子文官邱驶去。 可是事不凑巧，宋子文亦驱车刚刚离去。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在中央银行走马上任后，便大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老蒋要“剿共”，他凭经商的精明才干，鞍前马后奔走，很快就为主子筹备了充足的经费。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亦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赤字已将近1200万元了。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再发行1亿元新公债。 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专门打内战的军火，结果很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而这些钱旋即都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 当时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即便当时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亦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利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于是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围剿”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 当时一位有识之士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于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没多久，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当时正巧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且这股萧条之风也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国家矿业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当时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亦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一时间，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此时，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更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南京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立即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此项禁令却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当即颁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就此，白银外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孔祥熙此时已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而作为交换，蒋则让中央银行享受多种特权，如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以供兑付关税之用等，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虽然当时孔祥熙已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并赚了一大笔钱。同时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样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们不得不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且就此存人中央银行特设帐户作为储备之用。 这个《储蓄银行法》当即遭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储蓄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于是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亦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则更是生气。终于，宋、蒋矛盾加剧，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来临了。 那天，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实行国家预算，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多少年来，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事历代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 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所以到后来，宋子文便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一日，宋子文竟为此与蒋争吵起来，蒋一怒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耳光。 “你敢打人？”宋子文当即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片刻后待他反应过来，方欲向老蒋扑去时，被侍从们急忙进来拦住了。 那天，宋子文被送回自己的官邸后，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此刻为那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 守在旁边的太太张乐恰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也只能暗暗地落泪不止。 张乐恰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在前面我们讲过，当年宋子文娶张乐恰为妻，曾经还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插曲呢。 当初，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后感触颇深，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和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并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再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年轻时就已属罕有的决策能力和远见，所以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里，宋子文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在财力上更是一国巨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个还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呢！ 当年离开盛谨如后，宋子文遂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虽然张家不如盛家，可彼时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再需要把妻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了。 当天夜里，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二人闻讯后，相继赶到宋子文家里。在张乐怡的陪伴下，姐妹二人当即来到了宋子文的卧室看望。 “子文啊。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宋蔼龄走在前面，心疼地问道。 宋子文躺在床上，默然无语。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张乐怡打着圆场。 “小妹，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帐不可！”宋蔼龄此话虽是说给小妹宋美龄听的，不过更多的是说给宋子文听的。 但到了客厅里，宋蔼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生气，保重身体为要。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话说过来，介石是委员长，子文才是财政部长啊！要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但若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我现在怕的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宋蔼龄讲到这里，把目光投向了宋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宋美龄软中带刚，仍很生气的样子。 “有小妹保证，我就放心了。”其实，宋蔼龄心里也很复杂，因为此前蒋介石已放出风来，让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这样一来，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一边又是自己的亲兄弟，搞得宋蔼龄左右为难，既喜且悲。想着想着，宋蔼龄不禁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复杂啊！ 再说当夜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直闹得老蒋不能入睡。她非要蒋介石说个清楚不行。蒋介石只好一个劲儿地向宋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怪我火气太大，我不该拍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认错就完啦？没这么便宜的事！你得保证，今后不能加害于我哥，也不能对我哥抱有成见！”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奶同胞。我姓蒋的是疯了还是傻啊？！”蒋介石再三申辩道。 “那就立字为据！”宋美龄抓住不放，仍不依不饶。 “好好好，立字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只好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倒果然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自己的妻兄宋子文可以说一直留有情面。 当时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但两个人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和决裂。当年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批准。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了一通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其离职只是工作的需要，且另有要职安排；并表示两人将继续合作云云。宋子文当下听着，也就心平气和了。 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下降，而是更加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他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 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旋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从而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最后的辉煌。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蒋介石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早已被人们渐渐淡忘。 3．“哈哈孔”乘虚而入 当年“耳光”风波之后，宋子文决心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于是蒋介石急忙请出孔祥熙，并对孔说：“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就这样，孔样熙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3年11月初，就任了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当时，从维护蒋、孔、宋三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孔样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以谋求改善蒋、宋之间的关系。最后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宋子文继续当他的私人金融家，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可以找他商量。 面对“耳光风波”后的新形势和新格局，宋蔼龄不免有些悲喜交加。不过，她很快平静下来，并且心中的天平倾向了丈夫一方。她给孔祥熙暗中鼓劲，把所有的家事都包揽下来，以支持丈夫对官场的全心投入。在此之外，宋蔼龄还开办了“三秦公司”，又称“三不公司”。依靠她那特殊的渠道，大把大把地为孔家捞钱。 孔祥熙掌握财政大权以后，10年之间他利用手中职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者，对内利用江浙财阀、流氓集团和特务组织，首先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旋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来局，从而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并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等等。因为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在握，一时间孔祥熙简直为所欲为。他或明或暗地用白银国有、发行法币、公债投机、外汇管理、购买军火和出售黄金等手段，搜刮民脂民膏，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当时孔样熙上台的第一步棋，就是垄断银行。 在孔祥熙最初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当时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就是一位不肯听命的强硬派。当年他曾公开演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并大讲日本人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指责国民党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以及南京债券不值钱，不要受骗云云。他还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政府债券，致使政府债券一落千丈。当时这位张嘉傲还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再为孔祥熙提供资金。 于是，这位张嘉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当年根本不把孔祥熙之流放在眼里。 因此双方便尖锐地对立起来。 孔祥熙自然有自己的心计。他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一次在家中他忍不住地骂道：“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我一定要叫他滚蛋！” 那段时间里，孔祥熙闭门不出，细谋深算策划于秘室。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从而他的垄断地位就会建立。 在此期间，他又去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孔祥熙对中国和交通两家银行采取行动。 主子有令，更增加了孔样熙的信心。 孔祥熙首先对中国和交通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当时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造成的。眼下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 而在这方面，宋蔼龄则更是专家了。于是孔祥熙和宋蔼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那些忧心忡仲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以制造对立情绪。 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样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面貌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当时正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了。他们认为，政府尤其是银行家们并不同情他们的困难，不愿更多地扶植他们发展生产。于是，当时上海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并且要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同时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以期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就这样，火被点起来了。那些企业家的要求，旋即被孔祥熙用来作为压迫银行家的工具。孔祥熙作为政府官员，抓住时机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银行家又开了一次会。而且无论是在会内还是在会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孔祥熙用尽各种方式，敦促银行家贷款给实业界。 到底胳膊拧不过大腿。当时在上海的银行家们最后不得不答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商界银行组成银行财团，提供500万元应急借款。 这样一来，在孔祥熙的唆使挑拨下，上海的银行家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一时间，孔样熙把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业受困窘的状况上，并把责任都推给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小银行身上。而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则似乎与此毫无关联。而此时上海的银行家们则一再妥协退让，十分谨慎地响应孔祥熙的号召，力图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之流的所作所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很难预料的。妥协和退让，并不能满足蒋介石和孔祥熙的贪婪欲望。终于，厄运降临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头上。 1935年3月20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且该二行均须增资，而且必须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时，由孔祥熙签署的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上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2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而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的命令，除资本额外，其它内容均与上文内容大体相同。就这样，不拨一分一文现金，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孔祥熙就控制了中国和交通两个银行’。 孔祥熙到底胜利了，但其手段实在并不高明。 孔祥熙对中国、交通银行加入官股的办法，纯系巧取豪夺。因为拨付的官股并不是现银，而是靠政府权利发行的公债券。所以，银行帐面上资金虽然增高，但库存的现银则依然如故。 随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孔样熙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他宣布免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及董事长李铭的现职，并由宋子文兼任两职；并任命张嘉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当时，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因为中央银行一直为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所把持，“第二副总裁”必须听命于孔样熙和陈行。这当然是张嘉傲所无法接受的。于是张就以“疲惫”为由，请求辞去“第二副总裁”职务，并向交通银行董事会亦提出其所任的常务董事之职的请假。 接着，孔祥熙采取高压和恐吓手段，向中国银行的股东们施加压力。于是，中国银行于1935年4月1日由财政部派了官股董事，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等人跻身其中。同年4月20日，交通银行亦召开股东大会，会上孔祥熙的一些亲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官股常务董事。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商业银行突然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信誉垮台了”，没有能力兑现其发行的钞票。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状况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为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中国和交通三个银行，囤积了以上三家商业银行的大量钞票后；为了整垮这三家商业银行，他便突然下令在一段时间要求三家银行全部兑现，这当然是三家商业银行无法应付的。 这样，南京政府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强迫这三家商业银行的经理们辞职。于是孔祥熙乘机在三家商业银行中安插亲信，培植势力，从而控制了三家银行新的董事会。同时，他还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向三家商业银行各拨款500万元。这样一来，孔又把三家商业银行完全控制了。 当年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竟步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从而逐步形成了南京政权在全国的金融垄断网。与宋子文一样，孔祥熙当年也被毛泽东称之为“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代表之一。而其私家的巨额财富，则是其直接运用政治权力、以超经济的掠夺方式积蓄起来的。可以说，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进行的反革命内战，对于以上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亦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实现金融垄断后不久推行的法币政策，则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又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一举措最先是宋子文提出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竟没能坚持下来。 首先，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孔样熙上台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就连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加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实施币制改革。然而，当时美国政府亦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可能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一再冷淡处理。当时在这一点上，孔样熙亦感到自己没有宋子文的本事大。 那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显得十分关心，几次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的是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中国要雇请日本军事顾问，并且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求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如此苛刻的条件，以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为交换，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由于蒋介石及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所以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时的南京政府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当时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事宜。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人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之中。 1935年11月3日，孔祥熙以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25日又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文件。 当时《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当年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就是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而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属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 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因为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即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因而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当时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南京政府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当时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于是美国利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且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金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国有”名义，进行白银集中。当时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栈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者等，从 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而蒋、宋、孔等几大家族却由此发了一笔横财。可以说从当时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了一层皮。 当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为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两国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也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1％存在美国，近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等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孔祥熙当时却不知羞耻地说：“美国对中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稗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这真是孔祥熙丑陋嘴脸之大暴露。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此之前，中国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和农业四家银行手中，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准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三大家族当时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当时币制的统一和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一时间因有蒋介石倍加信任，孔祥熙不免更加春风得意。1935年11月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被选为中央常委、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再加上已有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他实际上已成为南京政府“执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接着，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并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还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并掌握业务用人大权，从而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一个为孔氏家族走私贪污、搜刮外汇以及剥削劳动人民的重要机构。 总之，孔祥熙当家理财，虽没有宋子文的才干，但由于能顺从蒋介石的旨意，因而深得蒋的青睐和重用。只是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经济更加走向崩溃的边缘。当年有道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应该是对孔祥熙的最大讽刺吧。 4．宋子文“绝处逢生” 其实，人生如万花筒一般变化莫测。一个人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帝王，一夜之间亦可沦为平民，甚至奴隶。1933年9月，宋子文出访美欧回国后不到一个月，便被蒋介石撤销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是在以往的鲜花和荣誉衬托下，宋子文仿佛一下跌进了万丈深渊，从而心态也极度失去了平衡。当时宋子文痛恨蒋介石，也恨孔祥熙，然而这二位恰恰又是自己的姐夫和妹夫。在外人眼里，这几乎是不可能之事。然而不可能之事却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且发生得这么突然，以至宋子文起初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宋子文开始反省自己--究竟是自己不对呢，还是政治太无情了？最后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想来全是老蒋的心黑和“哈哈孔”的阴损拆台。以前，他宋子文错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财富和：荣耀，而今天他终于发现，蒋和孔实际上全是他自己的敌人。 既然一切已成不可挽回的现实，宋子文也就只好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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