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出这样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这事跟汉弗莱·阿普尔比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又怎么可能对那些藏画抱有任何看法呢？他几乎从未到过波特沙洲以北的地区。 我采取了一个原则立场，我提醒他这是选区的事，是市政务委员会和我——作为代表选区的国会议员，而不是作为大臣——的事，这事跟他或白厅都毫无关系。 他噘起了嘴唇不作声。因此我问他为什么对这事感到兴趣。没想到他告诉我说，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 这真使我感到惊讶。在我们就炸弹引爆器问题而进行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以宗教徒般的热忱坚持说他根本不管原则不原则。我提醒他不要忘记这一点。“是的，大臣，”他承认这一点，“可是您老是对我说搞政治就是要讲原则。” 我感到迷惑不解。“那么现在是什么原则成了问题呢？” “把用于艺术的钱拿来补贴诸如足球队的这个原则出了问题，足球俱乐部是商业性质的，即使它没有钱，也没有理由给予补贴。”他似乎认为他讲的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为什么不呢？”我问。 “什么为什么不？” “为什么说没有理由？补贴足球和补贴艺术没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更多的人对足球感兴趣。” “资助的目的，”他答道，“是为了使我们的文化传统得以保持下去。” 但是为了？为了的利益？为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换句话说，是为了像汉弗莱那样的人。补贴意味着他们观看歌剧、聆听音乐会和欣赏莎士比亚戏剧所付费用要比通过票房收入来回收全部成本的票价低。他认为，少数中产阶级人士需要观看歌剧和芭蕾舞，国内其他各阶层应当资助他们行乐。 “文艺补贴，”我干脆对他说，“是中间阶级的剥削行为。治理国家的中产阶级把补贴用于自己的娱乐。” 他很震惊，我想也许是真的震惊了。“您怎么能说这种话？补贴是为了教育，为了保留我们文明的精华。怎么，您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曾注意到？”他狠狠地补充说。 我命令他不要对我神气活现。我提醒他说，我同样相信教育——事实上我本人是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 “我很高兴地听说连伦敦经济学院也不完全反对教育。”他说。我不理睬他那可怜的牛津剑桥式玩笑。并且说资助体育事业是不可能加以反对的。其实人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体育事业加以资助了，而且体育也具有教育性质。 汉弗莱爵士使出浑身解数来挖苦我。“教育还不是全部问题所在，”他说，不到两分钟前他刚说过教育是全部问题所在。“我们还有性教育呢——难道我们也该资助两性关系吗？” “我们能这么做吗？”伯纳德问道，像是一只突然从梦中醒进来的睡鼠。汉弗莱绷着脸瞪了他一眼。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我特别是因为自己似乎主要处于攻势而感到挺有趣味。 我同汉弗莱建议，我们实际上可以根据公众要求的程序来确定该资助什么。我的确看不出我这个想法有什么不对头。至少这么做是民主的。 除非我的重大决策处于危急关头，汉弗莱在我惹怒他的时候通常总是对我置之不理。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似乎认为说服我改变想法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大臣，”他说，他是在恳求我理解他那精英人士的观点，“难道您看不出来，这可能是引起大乱子的开端吗？照这样下去皇家歌剧院会怎么样？歌剧院是我们文化成就的顶峰啊。” 其实我并不认为皇家歌剧院是我们文化成就的顶峰。这个事例来得正好——皇家歌剧院演出的都是瓦格纳、莫扎特、凡尔第和普契尼的作品，不是德国人就是意大利人的作品。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为什么要资助轴心国家的文化呢？ “皇家歌剧院，”我解释道，“每年得到九百五十万镑公家的钱。为了什么？公众是买不起五十镑或四十镑一张的入场券来度过一个欢乐之夜的——即使他们买得起，他们也买不到票，因为没有这么多票。观众几乎全是大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入场券早由银行、石油公司和跨国公司——还有像你汉弗莱那样的人集体预定好了，皇家歌剧院是为权势人物行乐而设立的。坐在楼厅的工人为什么该为完全付得起前厅票价的老爷们出钱呢？” 他两眼直瞪着我，好像我是什么罕见的怪物似的。我等着他的反应。伯纳德正全神贯注端详着他那本空白的笔记本。 汉弗莱爵士终于开腔了，声音很轻。“大臣，我真的感到震惊！这是愚昧野蛮的话！简直鄙俗不堪！竟然出之于王国政府大臣之口——这在我们看来，就是文明的终结。再说，这完全歪曲了事实。”汉弗莱讲起气话来了！他真的不高兴了。我可一点也不气恼，而且还挺开心呢。 “嗯，是歪曲吗？”我高兴地答道。 “当然是歪曲。没有政府资助，艺术就无法存在。” 我还要火上加油，气气他，“莎士比亚有过资助吗？” “当然有。” “不，他没有得到过资助，他只有过赞助。但这是两回事。赞助是富人自己出钱，不是某个委员会动用别人的钱。戏剧界为什么不能依靠自己动脑筋来过日子呢？艺术依赖官员们和政府委员会好不好呢？完全没有必要！” 汉弗莱的喉咙因情绪激动只能发出不连贯的声音来。我威严地抬起手来制止他。 “既然你坚持认为补贴是有道理的，那么电影呢？电影也是艺术，也有教育作用。电影——但愿不是这样——很受公众欢迎。无论如何比歌剧更受欢迎。为什么权势集团不愿补助电影事业呢？” 他想要回答我的诘问，但是我正说得高兴，不让他插话，“告诉你吧，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更喜欢歌剧。” 汉弗莱终于发怒了。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大喊大叫把我的声音压下去。他从来不曾这样过。“大臣，电影是商业性质的！”他极尽轻蔑地说，那神情俨然是一位住在公家出资建造的象牙塔里的高高在上的人物。 接着，他站了起来。显然不准备按照正常礼仪等我宣布会晤结束以后再走。他已经受够了，马上就要离开。 “请原谅，大臣，今晚我得早点走。这种不像样的讨论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说完就快步向门口走去。 我问他要赶到哪里去。 他立刻放慢了脚步，眼珠子骨碌碌地从这边转到那边，回答我说，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需要他去。 我不喜欢他这样冲着我中途退席，我告诉他，我坚持要把事情讲个透。除了把他刺激得坐定不安使我感到其乐无穷外，我还要他明白，我选区里的事务跟他毫不相干。而且，我本能地对他感到疑。 “这事我不能再谈下去了，”他看了看手表，神情有点紧张地说，“我得换上礼服……我的意思是……”他期期艾艾地说首，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看看我。 真巧极了。我懒洋洋地微微一笑。“换礼服？”我尽可能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到哪儿去？” 他站直了身体，又挺了挺胸。 “既然您一定要问——我是去皇家歌剧院。” “是特别演出吗？” “既然您要问——是的。” “有不少常任秘书也要去吧？” “当然有些人是要去的。” 我挥了挥手叫他走，“那你去吧，”我和蔼可亲地说，“我可不想妨碍你在工作时间出游呢。” 他瞪了我一下，那又狭又小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我则报之以微笑。“好吧，就是这么回事，不是吗？顺便问一问，今晚演什么节目？” “《鬼船的荷兰水手》。” “哎呀，又一个欧洲盟友。” 他转身快步走了出去。我感到一生中要算今天的会谈有趣了。我想伯纳德肯定没有领略过比这更没趣的谈话了。 〔当晚上皇家歌剧院，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环境保护部常任秘书伊恩·惠特沃斯爵士在剧院的小吃部里对酌。我们从阿普尔比的私人日记中找到了他们的谈话记录——编者。〕在小吃部同伊恩·惠闲谈，喝了两大杯杜松子补酒，还尝了些可口的熏鲑鱼三明治。 他和他的一位大臣之间产生了麻烦。不是国务大臣，那是容易对付的，而是级别较低的一位大臣：政务次官贾尔斯·弗里曼。 讨论了即将开始的对市政规划的调查。是调查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场地的变卖和重新开发的事。我提醒他说，取得正确的结果对我们是相当重要的。 伊恩向我提到他的市政规划督察员是绝对独立的，不存在受到任何不适当影响的问题。这话很不错。 从另一方面来看，要是由他来确定某些非正式指导方针，把调查置于正确的角度，并阐明背景情况，以利于人们明白地认识问题及其含义，那也将是可取的。他表示同意说，这样的行动方针可视为完全适当的。 接着他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确切地说，我要他如何安排。我解释道，此事涉及由地方政府拆除一个二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议。起先他误解了我的意图。他说他很乐于为此作出安排，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们一直在各处拆除保护单位。 我解释道，拆除的建议不能接受。他吃了一惊，这也难怪。他要求我把情况说清楚。我被迫向他透露，如果美术馆被卖掉，所得款项将用于挽救一个当地的足球俱乐部，使其免于破产。 他明显地感到震惊。铃响了，幕间休息时间已到。我们无法再多谈了，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而鸣——丧钟为艺术理事会而鸣。[2] 〔阿普尔比文件jAL/REL14041〕〔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于次日收到了一封由专人送来的急件，写信人是伊恩·惠特沃爵士，见下——编者。〕亲爱的汉弗莱： 我无法想像那可怕的主意来自何处。如果你同意这样一个原则，即把用于艺术的钱交给普通百姓使其得到乐趣，那么事情将会发展到何等地步呢？ 你的主子也许很热衷于为浑身汗臭的大众张罗些什么，但我要敦请你尽大的努力来设法制止这种胡闹。 谁也无法预见会导致何种局面。今天米德兰的一处美术馆要卖掉，以便维持一个地方足球俱乐部——明天皇家歌剧院的补助金就会被人拿去装修温布利体育场，使它变得更现代化。 就我而言，我肯定要特别关注对市政规划的调查工作。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不能对督导员施加影响，但如果我任命一个将要获得晋升的人来担任此职，那将会是有帮助的。 我将负责使他充分了解情况，这样指导方针就会清楚表明这个问题其实是一场文明和野蛮的斗争。 你的伊恩 9月30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复信： 亲爱的伊恩：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完全同意你对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所持的看法。高兴地获悉你正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让艺术经费用来搞群众性体育活动。这是资助自我放纵。迟于下周在特拉维亚塔见面。 你的汉弗莱 9月30日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10月3日 今天早上我同伯纳德之间的日常性工作日程会议开得挺有意思。虽然我今天很忙，他仍坚持在开始干其他工作之前同我作一次简短的谈话。 “有一件事情我要不揣冒昧向您提一提，大臣。”我叫他尽管大胆说出来。 他说在他看来，我不应该卷入美术馆和足球俱乐部那件事情中去。我对他说，你真够大胆。 “与其让您为难，不如让我大胆些为好，大臣。”我喜欢伯纳德。他在白厅真是浪费人才。 他接着告诉我说，作为一员国会议员，我无论如何不能介入自己选区里的市政规划调查，这在白厅是一条不言自明的不成文规则（这对我该说是条新闻）。 显然，地方上的争议通常总是巧妙地弄得相持不下。因此你必然会得罪许多选民。不管你偏向哪一方，你总会引起众人的非议。实际上就像全国综合交通政策碰到的问题一样。伯纳德强调指出，如果有强大的“光国”机构在幕后操纵，那么介入调查就格外危险。 从理论上说，这些话确实都很有道理，我心里很感谢伯纳德对我的支持和关心。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还不能肯定地方上的各种观点是否相持不下。我告诉伯纳德，除了极少数多愁善感、邋里邋遢、留长发的艺术爱好者以外，大家都会一边倒的。伯纳德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建议我们立刻研究一下上午的工作日程。在仔细研究工作日程之前，我一直还以为他认为我言之有理呢。 10时15分 接见艺术理事会（大的“光国”机构）秘书长。 10时45分 接见历史遗迹协会。 11时 接见全国信托公司。 11时15分 接见乡村土地持有者协会。 11时30分 接见英格兰乡村保护理事会。 11时45分 接见乡村手工艺及民俗理事会。 我大惑不解地望着伯纳德。 “英格兰乡村？”我问道，随手拿起一份会见单。 “对，”伯纳德边说边随手指指窗口。“外面等着不少那里的人呢。” “这些人来找我干什么？” “是为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而来的。”他耐心地解释道，“它是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帮会组织。” “那什么是乡村手工艺及民俗理事会？” “酒椰纤维编织物帮会，”看来他不是在开玩笑，“都是有势力的人。全来自木工行当，《泰晤士报》会登上他们的信，星期版上还会登上他们杀气腾腾的文章指控您破坏文物。他们肯定还会在您的选区里精心策划许多对立面。” 他可能说得对，这使我很难受。可是我决心继续斗争。这一回我输不了。 我责备了伯纳德：“我没要你安排会见这些人，伯纳德，你在想些什么啊？” “我在想汉弗莱爵士，大臣，是他叫我安排的。”我告诉伯纳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已打定主意要把我那个绝妙的方案进行下去。 今天其余的时间都用于没完没了的、令人厌烦透顶的会晤，听取那些压力集团的申诉，今晚我感到完全精疲力尽了。 10月4日 伯纳德今天表现得甚至更加机灵而顽强。他认识倒我拆除美术馆的计划已经无法变更，因此今天早上我一上班，他就拿出一份文件供我审阅。 实际上他是要我同意这个文件。他说这是《地方政府津贴第二修正案》，是针对本年度的有关条例的，“是什么内容？”我问道。 他已为我写好了一份综述文件意图的概要，这是一份准备提交下院的法令性文件。“由于您是负责治理地方的大臣，我们需要您批准：《1971年第二号条例》中已经修改过的第五项于明年3月18日开始生效，同时取消《1954年（乙）地方政府津贴修正案条例》中的第七项。” 我一边看概要，一边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指给我看一条注释中的补充说明：“上述条例为确定应付给地方政府成员的会议津贴及经济损失补助金额提供依据。” 由于文件本身已经把我搞得昏头昏脑，我没法全神贯注地倾听伯纳德的介绍。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复本。 注释： 在《1971年地方政府津贴修正案条例》（即《1971年条例》）的第三项条例中，一项新条例取代了《1954年条例》的第三项条例。《1972年地方政府津贴修正案》（即《1972年条例》）的第三项条例进一步修正了《1954年条例》中的第三项条例，提高了会议津贴及经济损失补助的高限额。 《1982年条例》中的第七项条例取消了《1971年条例》中的第三项和第五项条例，其中第五项条例是一条旨在废除先前已经失效的条例，该条例定于明年4月1日起生效。 上述条例废除了《1972年条例》中的第七项条例，从而保留了《1971年条例》中的第三项及第五项条例。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把这样的不朽奇文称为“注释”，这不是咄咄怪事吗？我看完了注释，望着伯纳德。 “我想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对吗？”他说。 “我为什么非得为这种毫无价值的官样文章伤脑筋呢？” 他稍微有点不高兴。“哎呀，对不起，大臣。我本想您能够以大臣的身份，花点力气为地方上的市政委员增加一点出席市政会议津贴。现在正是办妥这事的大好时机。”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又看了看伯纳德的摘要，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地方政府成员会议津贴及经济损失补助的金额。”原来这便是这一套话的真意！ 他干得真棒。这正是向地方政府人士大慷其慨的大好时机。 他问我是否能够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大臣，我偶然了解到汉弗莱爵士和伊恩·惠特沃斯爵士在讨论这件事。” “伊恩·惠特沃斯？” 伯纳德点了点头。“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是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要由他的一位市政规划督导员来进行调查。汉弗莱爵士和伊恩爵士要为他定出一些‘非正式’的指导方针。” 我感到疑。非正式的指导方针？这意味什么呢？ 伯纳德谨慎地解释道：“搞指导方针没有什么不妥当。办事都得有指导方针。”可是我觉得这不大妥当。“我还以为市政规划督导员都是公正无私的呢。”我说。 伯纳德嘻嘻地笑了。“哎，真的，大臣，他们是公正的！火车不也是公正的吗？但是如果您给火车规定一条路线，它就得按着路线走了。” “可是这不公平。”我喊道，一下子倒退了四十多年。 “这是政治，大臣。” “可是汉弗莱不应该插手政治，他是公务员。我才是搞政治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脱口而出的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伯纳德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我的意思。他显然准备好而且愿意向我解释我应采取什么政治行动。我问他，汉弗莱和伊恩会怎样向市政规划督导员施加压力。 “市政规划督导员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等级体系。要利用他们弱点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找一个急于获得晋升的人。” “一个大臣能不能干预这种事？” “大臣们都是我们的主子。” 办法有了。环境保护部的政务次官贾尔斯·弗里曼是我的老朋友。我决定把情况向他讲清楚，然后请他插手此事。他可以，比方说吧，为我们找一个快要退休、不在乎晋升的市政规划督导员。 这样的人说不定还能作出有利于社会的裁定呢。 我考虑定当，便对伯纳德说，“替我挂个电话给贾尔斯·弗里曼吧。” 伯纳德的回答使我吃了一惊，“他的私人秘书说，他今晚投票结束后，可以在议会休息室同您见面。” 我该承认自己的确大为惊讶。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要跻身政界。 他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唔，大臣，我在《分类词典》里查过‘政治’这个词的含义。” “词典里是怎么说的？” “‘操纵、阴谋、幕后策划、回避事实、煽动、贪赃枉法……’我认为我不具备这些素质。” 我告诉他不要过低估计自己。 〔三天后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又收到伊恩·惠特沃斯爵士发来的一封信——编者。〕亲爱的汉弗莱： 又是坏消息，看来你的大臣已经买通了贾尔斯·弗里曼，我们部里的那个坏透的政务次官。他不同意我提出的人选，当着我的面坚持另找个市政规划督导员。他是想找个同情哈克方案的人。 至少可以说，这事相当令人担忧。现在情况很危险，市政规划督导员可能会作出自己的决定。 看来这方案很可能在地方上赢得广泛支持。 有何对策？ 伊恩 10月7日 〔我们没有找到对这封求援信的任何书面答复，但次日上午汉弗莱爵士和伊恩爵士同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共进午餐。以下记录见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中，洋洋自得之情跃然纸上——编者。〕今天同阿诺德和伊恩共进午餐时，我使了一个很成功的招数。 伊恩想要讨论一下关于市政规划的问题，我邀请了阿诺德，因为我知道他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先把迄今为止的情况向他作了简单介绍，然后把话题转到了下周开始的政府部门改组问题上。我建议阿诺德让哈克出任负责文艺的内阁大臣。 阿诺德不同意，理由是哈克对文艺一窍不通。我没料到阿诺德竟然如此不领会我的意思。说到底，工业大臣是伦敦城里游手好闲的人，教育大臣大字识不了几个，而劳动就业大臣其实不该就业。 问题的要害在于哈克如果担任负责文艺的大臣，他就无法一上台就封掉一所美术馆。 至于伊恩，他不是感到迷惑就是妒忌，我说不准是为什么。他提出反对，说政府部门改组不能搞成内阁改组。我解释道，我并没有提出要改组内阁，只不过是把文艺和电视纳入行政事务部的权限之内罢了。 我这个办法只有一个毛病，或者说是不协调。那就是把文艺和电视搞到了一块。它们互不相关。实际上它们是完全对立的。 可是阿诺德跟伊恩一样，更关注的是将赋予我的那些权势。他直率地问我，我们会不会建立一个过于庞大的新部。他提醒我说，我还要管行政事务和地方治理呢。 我回答说艺术和地方治理能很好地配合——欺诈的艺术。他在听了我的警句微微一笑，因为他们俩也想不出什么应急办法使哈克就范。阿诺德同意我的计划。 “你自己就有点像个艺术家，不是吗？”他说，一边向我举起酒杯。 〔阿普尔比文件 NG/NDB/FXGOP〕10月11日 今天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总的说来还是吉多于凶。不过还有几个小小的危机得解决一下。 我预定要会见选区地方委员会人士，商谈艾斯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和美术馆的事。 可是汉弗莱出乎意料地赶来，说有急事同我商议，我坚定地告诉他，我已经打定主意。唔，的确下定决心了——不过只是在那阶段下的决心！ “即使如此，大臣，您对新的情况也许会感兴趣的，是政府改组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起内阁改组，两星期前他还说仅仅是政府部门的改组呢。 “不仅仅是部门改组而已，大臣。是货真价实的改组。我很乐于告诉您，您已经取得了新的荣誉和地位，除了您现有的职务以外，您还要担任负责文艺的内阁大臣。” 这倒真是好消息。我觉得奇怪，他竟比我先知道这事。不过他似乎在决定作出后不久就见到了内阁秘书。 我感谢他告诉我好消息，并且提议以后稍微喝上一杯以示庆祝，接着我告诉他，我马上就要举行一次会议。 “可不是嘛，”他说，“我希望您已经考虑过您的新职责对您要讨论的计划所具有的含议。” 起先我看不出挽救一个足球俱乐部跟我的新职责有什么关系，但我马上就明白了，文艺大臣上台伊始，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拆除一家美术馆，人家对此事会有什么看法呢呀！ 我吩咐伯纳德去向市政委员们打个招呼，就说我有事给耽搁了，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需要时间来好好想一想！ 于是汉弗莱和我就讨论了美术馆的事。我告诉他，我一直在考虑此事，这是一座不错的小小美术馆，建筑也很使人感兴趣，而且是二级文物保护单位。毫无疑问，为保全它而斗争当然是我的职责所在。 他同情地点点头，并且也认为我的处境有点尴尬。伯纳德把市政委员们领了进来——代表团团长布莱恩·威尔金森和另外两个人——诺布尔委员和格林史密斯委员。 说句老实话，我实在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我命令汉弗莱留在我身边，帮我出点子。 “这位是我的常任秘书。”我说。布莱恩·威尔金森指着伯纳德问我：“您是说，他只是个临时秘书吗？”伯纳德看上去不大高兴。我说不准布莱恩是不是在取笑他。 我正打算来几句措词谨慎的开场白，布莱恩先开了腔，他起劲地告诉我说，事情非常顺利。所有的党派都支持我们的计划，连郡政务委员会都支持我们。此事已经无法阻挡。现在他只等我的行政事务部批准，把变卖美术馆的收益作为贷款借给足球俱乐部。我支吾其词，“是的，”我说，“唔，——嗯……出了点麻烦。”威尔金森吃了一惊，“您说过没有麻烦了。” “可是现在出了麻烦。”我就说了这么一句简短生硬的话，没法再进一步发挥，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话了。 “是什么麻烦？”他问道。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彻底给难住了。我只能说：“很明显…… 看来……麻烦已经出现。”我只有把这事推给别人了。“我想汉弗莱爵士能说得比我更清楚。”我绝望地说。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汉弗莱爵士。 “嗯……好吧。这事就是不好办，你们知道，”他说。他好像说不下去了，真叫人提心吊胆——可是，谢天谢地，灵感来了。“因为这美术馆是代管产业。涉及原来的遗赠等等。”他勉勉强强地说完了。我急忙接下去说，一点不敢放松地胡乱说着，“正是这样，”我以强调的语气表示同意他的话，“是代替产业。我们只得另外找个可以拆除的房子。学校、教堂或是医院。肯定会有要拆除的地方的。”我乐观地加上一句。 市政委员会布莱恩·威尔金森大失所望。“我们是不是该告诉大家，你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这个主意一开始就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这涉及法律，”我诉苦道，“不是我食言。”“哎，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知道呢？” 我无言以对，不知从何说起。浑身直冒冷汗。我意识到这可能会使我在下次选举中落选。幸亏亲爱的伯纳德给我解了围。 他偷偷地指了指我写字台上的一只文件夹，我瞥了一眼——原来就是什么调整《1066号修正法案条例》的《条例法案修正案》的第七项条例等等捞什子的官样文章。 可是它讲些什么呢？是让市政委员们拿到钱吗？对了，当然是这个意思。 我恢复了信心。我对布莱恩·威尔金森笑着说，“实话实说，实际上我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方案，可是这得花很多时间。” 威尔金森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好吧，你去花你的时间吧。我们为这事情花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 “好，”我和颜悦色地答道，“不过另外有件事情只好搁在一边了。目前我正忙于进行的另一桩事便是争取增加市政务委员的业务费用和津贴。我没法同时对两个方案施加个人影响。” 我等待反应。但大家都不吱声。我就继续说下去，“我的意思是，我想可以不管增加市政务委员津贴的事，集中力量去克服变卖美术馆的法律障碍。”还是没人吱声。这一次我可要等别人先开腔了。 威尔金森终于说话了。“麻烦事——法律障碍。”他表示了意见，我立刻就看出他已经理解我的困难了。 汉弗莱也明白了。“这事特别棘手。”他急切地补充了这句话。 “到头来你还是可能会失败的，是不是？”威尔金森问道。 “完全有可能。”我悲伤地答道。 威尔金森对他的两位市政务委员同僚扫了一眼。他们都不表示异议。我已经击中他们的要害——他们的钱包。 “嗯，既然如此，那好吧。”威尔金森表示同意把美术馆的事搁起来。不过他仍然期望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我们的方案，因为他高兴地补充说：“我们可能需要在年底关掉边山路小学。那块地方估计能卖到两百万镑左右。” 会见结束了。危机也过去了。我们大家都互相表示不会为此心存芥蒂。布莱恩和他的同僚答应在地方上作解释工作，说明我们无法逾越法律障碍。 布莱恩离开时要我继续把好事干下去。 汉弗莱对我赞不绝口。“这就叫艺术作品，大臣。好啦，大臣，您得去唐宁街十号面见首相了，他要正式通知您担任新职的事。请原谅，我得去换礼服了。” “又是工作时间出游吗？” “的确是的。”他说，一点也不表歉意。 我明白，自己作为负责文艺工作的大臣，皇家歌剧院已归我管辖，可是我还不曾到过那里呢。 “嗯……我也可以去吗？”我试探地问。 “是的，大臣。”他非常热情地答道。 我们高高兴兴地玩了一个晚上——优美的音乐、出色的歌唱、衣着考究的观众，以及小吃部里味道鲜美的熏鲑鱼三明治。 也许我错了。中产阶级是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不是吗？ * * * [1]原文peanuts本意为花生米，但又可为“微不足道”解——译者。 [2]英语中Bell一词包含“铃”和“钟”的意思，汉弗莱因听到铃声有所感触，故作此语——译者。 21．家丑不可外扬 11月6日 今天在我的老朋友卡特赖特博士参加的另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挺有趣的场面。 开始时，这只是一次气氛相当沉闷的日常性会议，讨论的都是地方政府的行政问题。正如汉弗莱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的部在规模、人员编制和预算这几个方面都有不断扩大。他显然十分来劲。但是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在决策方面还没有多大牵涉，而决策则是我的份内事。 我们已经讨论到第七项议程了，一切还都平平常常。唯一令人感到有趣的事情是伯纳德迂夫子式的咬文嚼字、吹毛求疵，他对此已经着了迷。 “现在是第七项议程，”我问道，“讨论的是什么内容？” “还是由我来扼要复述一下吧。”汉弗莱爵士开腔道。 伯纳德做了个小小的手势并引起了我的注意。 “什么事，伯纳德？” “嗯——要是一项议程连谈也不曾谈起过，其实也就说不上加以复述了。”他主动提出意见说。 汉弗莱爵士一向不喜欢任何人来纠正他的话，更不用说是一名小小的私人秘书了。他冷冷地向伯纳德说了声谢谢，就径自把原来要说的话说完，这等于是向伯纳德表明他的纠正既不恰当，更无必要。 “谢谢你，伯纳德，要是没有你，我们真不知道会怎样呢。大臣，我这就扼要复述一下我们上次会议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呈文好吗，您肯定已经收到了放在盒子里的呈文了……” 我着实给伯纳德逗乐了，没有十分注意汉弗莱的话。“肯定收到了。”我高兴地插话说，但却立刻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搞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反正他们差不多每天都要把成堆的文件塞给我，我哪里记得住这么多！ “是哪一次会议记录？”我问。 “是关于建议对西南德比郡郡政委员会采取纪律措施的记录。” 我还是搞不清是哪个建议。不过我不想承认自己不知道，因为让他们以为我对事情一清二楚总是比较有利的。因此我漫不经心地请伯纳德提醒我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刚才谈到的那个郡政委员会未能完成法定报表并向我们提供行政事务部所要求的统计资料。 我就问我们打算怎么办。这事显然需要我来决策了。汉弗莱爵士向我提出了好几个可供选择的处理办法。“由大臣出面加以训斥，向报界声明该委员会无能，扣发各种拨款和补贴，最后或者正如您毫无疑问地完全了解的那样……” “对，对。”我煞有介事地插话说。 “好吧。”他说完便不作声了。 这一下我又为难了。我根本不知道他本来接下去要说什么，可是他显然在等着听我的意见呢。 “我完全了解……什么？”我恿他继续说下去。 “什么？” “我完全了解什么？”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这话不妥当，因为他赶紧补充道，“我是说，我想不出您要……” “你刚才说，”我解释道，并同时感到有点发窘了（毕竟有七名不同年龄和级别的官员正在默默地注视着我那糊涂而且不称职的表现），“你刚才说，‘后，正如我完全了解的那样’。” “是呀，大臣，”现在他又全神贯注了，“最后的办法是向法院控告郡政府。”我问他完不成报表是不是有那么严重。 在座的官员全都显得十分震惊！他们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这事岂止严重而已，简直是灾难性的！ 我希望了解其中的道理。汉弗莱爵士立刻向我作了解释。 “如果地方政府不把我们所要求的统计数字交给我们，中央政府的数字就等于是胡说八道，就不可能完整。” 我指出中央政府的统计数字本来就是胡说八道。在场的人没有否认这一点，不过伯纳德却暗示，汉弗莱爵士务必要使中央政府的统计数字成为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他的上司又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算是给他的奖赏。 我对拿西南德比郡开刀以儆效尤的做法感到担忧，因为我碰巧了解到这个郡属于我党所控制的选区。汉弗莱明白我的心事，并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为回答，我建议我们不如找一个由反对党控制的郡政委员会来动手。 我这个建议得不到支持。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究竟希望怎么搞呢？总之，汉弗莱爵士对我的建议大为不满，而所有其他在场的人都低头看着他们的记事本。 因此我就问大家，西南德比郡是否真的那么糟。大家听我这么一问，都突然打开了话盒子。其中一位副秘书告诉我，他们不肯把蓝表格（管它叫什么表格，我想反正同财务有关）交上来。一位助理秘书告诉我，他们用普通书写体填写行政事务部分发的“少数民族人员情况统计分析征询表”，而且是写在一份部里通知书的背面。一位漂亮的女助理秘书则表示震惊，因为他们至今仍未把上两个季度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修订办案量分析表”交给她。而且，“分布式信息处理占用情况表”也没有交上来。“他们真叫人难以相信，”她说，“真恶劣。”这就叫恶劣吗？没把蓝色表格交回来就算是恶劣？“是呀，”我用极其讽刺的口气说，“我不明白人们在西南德比郡怎么还能过日子呀。” 汉弗莱爵士不知道我是在挖苦，只从字面上来理解我这句话。 “一点不错，大臣。他们真是无能透顶了。” 我仍然为我的党担心，因此就问西南德比郡是否没有可取之处。我的老朋友卡特赖特博士高兴地大声开始说道：“唔，有趣的是……” 汉弗莱爵士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大臣，我们就可以采取适当的强制行动了？”卡特赖特博士又一次试图发表意见：“除非大臣可能……”汉弗莱爵士再次打断了他的话：“这么说，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您已经同意？”事情开始显得相当蹊跷了。 我决定暂不予以答复。“这是件麻烦事。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但他们绝对不是良好行政管理的朋友。” 我拒绝向压力屈服。“给我二十四小时，我还得协调一下党组织的意见。请党主席到唐宁街十号来参加一次酒会，或者什么的，以减轻打击。” 我坚持马上谈下一项议程。 会议结束时我注意到卡特赖特博士徘徊不去，好像要私下跟我谈几句话。可是汉弗莱爵士一把抓住他的臂膀，有礼貌地把他引走。“狄克，假如你能抽出点时间的话，我需要听你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走开了。 晚上我考虑了这件事，打算明天更仔细地盘问一下伯纳德。 11月17日 今天是个很有意思的日子。 我一到办公室就向伯纳德提起这事。我对他说，我本能地感到有充分理由不对西南德比郡进行纪律制裁。 “还有，卡特赖特博士似乎想告诉我什么事情。我想我得去看看他。” “喔，我如果是您的话才不会这么干呢，大臣。”他说得太匆忙了。 “为什么不？” 他犹豫了一会。“唔，据认为，呃，凡是大臣们需要了解的事情，自会有人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出去打听消息，他们就会，呃，他们就会……” “会打听到的？” “是的。”他看上去有点窘迫。 我说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的，但我可不苟同。 伯纳德显然认为他好把话说得更清楚些。“汉弗莱爵士不太喜欢大臣们去串门。他把这叫做‘露面散步’。”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头。我提醒他，女王也是这么做的。 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她不会去看副秘书。她是不会来汉弗莱爵士的部门看这些人的。” 我采取了强硬度。我要伯纳德告诉我卡特赖特博士办公室的房间号码。他差不多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我必须正式劝告您不要这样，大臣。”他说。 “注意到了你的劝告。”我说，“他的房间是几号？” “4017室。往下面走一段楼梯，左面第二条走廊便是。” 我吩咐他要是四十八小时之内我不回来，他可以派一个搜索队来找我。 以下是伯纳德·伍利爵士（同编者谈话时）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哈克去“露面散步”那天的情况，它突出地显示了一个大臣的私人秘书所处的困难境地。一方面，我应当忠于大臣，任何不忠的迹象都意味着我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另一方面，汉弗爵士是常任秘书，我的事业要求我在今后三十年内留在行政部，因此我也必须对之忠诚。 这便是为什么前程远大的年轻人通常都要当一段时期的私人秘书。如果你能熟练地走钢丝，并且在发生冲突时能够判断怎样做是恰当的，那么你就有可能像我这样飞黄腾达。 〔“走钢丝”是伯纳德爵士的一句暗语，意思是向双方透露机密而不被觉察——编者。〕大臣离开办公室后，我就打电话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私人秘书格莱厄姆·琼斯。我通知他，大臣已出去“露面散步”。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汉弗爵士已明确指示要对此事加以劝阻。 〔即“防止”——编者。〕 我对汉弗莱爵士办公室和大臣办公室之间的距离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我一放下电话就看看手表，从一秒开始数起，当我数到第十秒时他走进了办公室。 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故意轻描淡写，只告诉他，大臣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别的什么也没说。 汉弗莱爵士看来非常不高兴，按照他的说法，哈克是在大楼里“到处乱跑”。他问我为什么不阻止他。为我的大臣辩解是我的职责所在，哪怕得罪我自己工作部门的顶头上司我也在所不惜，因此我告诉汉弗莱爵士，（甲）我已经加以劝阻了，但是（乙）他是大臣，没有任何法令禁止大臣同他自己的工作人员谈话。 他问我，大臣找谁谈话去了，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的本份——大臣显然不希望汉弗莱爵士知道。“也许他只是心神不定。”我想我当时就是这样回答的。 我记得汉弗莱爵士当时恼火地说：“如果他心神不定，他可以去圣詹姆斯公署喂鸭子。” 他再次问我大臣在跟谁谈话，我设法肯定大臣喜欢跟谁谈话就可以跟谁谈话，从而——在更大的压力下——又一次回避了他的问题。 汉弗莱爵士的回答清楚地表明他把这个问题看成是部里的一件极端重要的事。“我正忙着写关于你工作情况的年度报告，”他对我说，“这是一项我们两人也不希望我处于心绪不佳的情况下去履行的职责。”接着他又一次问我，大臣在跟谁谈话。 我意识到，在不危及自身安全情况下，我已尽力维护了大臣的利益。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我仍必须表现出自己是在支持他的。 我只能求助于我的行之有效的老办法了。我要求汉弗莱爵士配合我。于是我说：“我十分清楚，如果大臣是去找某个外界的人，我就应该告诉你，这人是。但举一个纯粹假设的例子来说吧，如果他只是要去找比如卡特赖特博士这样的人去核实某个问题，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告诉你不可……” 他立刻打断了我的话，道了声谢，就走出了房间。我赶紧打了个电话给4017室。哎，为什么不打呢？ 我旗开得胜，通过了这场考验。我已经设法让汉弗莱爵士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事，但却没有真正告诉他。 假设性例子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处理这类问题的绝妙办法。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我来到卡特赖特的办公室后的确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卡特赖特见到我很高兴，他坦率地告诉我，昨天开会时他们蒙蔽了我。这话使我感到兴趣。 “但是他们告诉我的所有关于西南德比郡的情况是否确有其事？” “据我所知，也许确有其事。” 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直言不讳地回答了我，这使我很是惊讶。无怪乎他得不到提拔了。 “我是说，尽管有人说了这样那样的话，联合王国内效率高的地方政府就是西南德比郡郡政府。”他的眼睛在半月形老光眼镜后面愉快地对我眨着。 我着实吃了一惊。“效率高？可是人家还指望我把他们作为工作效率低的单位训斥一番呢。”于是他给我看了几个数字。 这就怪了，因为分明听说过他们不给我们提供数字，不给数字是真的——可就没有人告诉过我说，他们保存着此刻我们能看到的极为完整的涉及自己的记录。 那些数字很了不起。在整个英格兰中部地区，玩忽职守的情况他们次数少，他们的市政委员会的平均行政费用低，他们的地方政务委员会工作人员数与政府不动产税收的比例在全英国也是低的，公共卫生工作完全合格，但环卫工作人员编制却小。 这还不算，虽然他们的教师实施了进步教育法，[1]但是，“看来那里的儿童基本上个个能读会写，”卡特赖特后说，“在整个联合王国，他们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人员编制小。” 从他汇报这一事实的口气来看，我想他大概认为这是件好事，于是我进一步向他了解情况。 “是呀，是很好的事情，这说明他们工作效率高。您知道，这是帕金森关于社会福利工作的定律。[2]都知道，社会问题增加了，就要求全体社会福利工作者都出动去处理问题。”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汉弗莱爵士突然闯进了卡特赖特的办公室。我相信他这时闯进来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很别扭地交谈来。 “哎呀，大臣！天哪！” “喔，你好，汉弗莱！” “您好，大臣。” “真巧。” “是的，真想不到。” “是呀。” “是呀。” 不知为什么，他使我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不知不觉地为自己的在场辩解起来。 “我碰巧，呃，经过这里。” “经过？” “对，经过。” “是经过这里。我明白了，”他考虑一下我的解释，“您打算到哪儿去？” 我中了他的圈套。我根本不知道卡特赖特这个楼面上还有哪些办公室。我只好闪烁其词。 “喔，”我随口说道，“我只是到……经过而已。”我把“经过”这个词说得就像是某个地方似的。接着我又补充说，“经过这门口。”我心里明白自己的话无法使人相信，可是我继续笨头笨脑地说下去。“卡特赖特的——理查德的门口。狄克的门口。[3]所以我想进去招呼他一下。” “那您有没有想到其他的事？”他毫不留情地问下去。 “当然。我想我为什么过门不入呢？我满可以……开门看一看的。” “很好的想法，大臣。门的用处就在这里。” “对呀，”我鼓起勇气，终于把话说到了正题上，“我想起了有一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好哇。什么问题？”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非得告诉他不可。为什么我不该在卡特赖特的办公室里。为什么他竟能使我觉得心虚胆怯。他又为什么竟敢认为行政事务部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每一件事情都得经他批准——似乎他们都是他的部下，而不是我的部下。〔他们的确是他的部下——编者。〕不过我实在没法不回答他。 “噢，不过是些零星小问题罢了。”我终于回答了他，一边打了个适当的含糊手势。 他等着我说下去，可是我默不作声，于是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话。“不过是些零星小问题罢了。” “对。”我说。 “零星到什么程度？”他问。 “唔，可也并非那么怪，”[4]我有心误解他的意思，以争辩的口气对他说，“昨天我们不是开了个会吗？” 汉弗莱爵士对这躲躲闪闪的谈话开始不耐烦了。 “大臣，我可以跟您谈谈吗？” “当然，”我说，“等理查德和我谈完了，马上……” 他打断了我的话。“我想现在就谈。” 现在轮到我来窘他一下。“行，你说吧。”我明知他不愿当着一个下级的面跟我谈。 “到楼上去吧，大臣，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到您办公室去。” “不过我想我们在这里谈话，理查德一定是不会介意的。” “还是上楼吧，大臣。我肯定卡特赖特博士一定能让您走开几分钟的。” 卡特赖特根本没听出他话中充满讥讽之意。“当然啰。”他客气地笑着说。 汉弗莱爵士拉开了房门。我被他摆弄得像个不听话的淘气小学生那样，以重重的步伐走出了卡特赖特的办公室。 我心中暗自纳闷：他是怎么知道我在卡特赖特的办公室的？我知道伯纳德是不会告诉他的，这么看来，一定是有人看见了我，报告给汉弗莱听。我就好比是在苏联那样。我总该有自己的行动自由——可是要这样就必须打赢这一场对汉弗莱的心理战。不知怎么的，他总能使我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使我对自己一点没有把握。 但愿我能抓住他的某一个弱点。要是我做到这一点，他就要吃苦头了！ 不管怎么样，在卡特赖特办公室里发生的这场紧张的小小争吵并没有使事情告一段落。我们乘上电梯，经过了数不清的走廊，一路上冷冰冰地沉默不语。过了几分钟，回到了我的办公室后，这场争吵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他对我说，我不该到处溜跶，去和部里的人谈这谈那，并且恳切地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命令他把话说清楚些。 “大臣，如果我不知道什么人跟讲了什么，我怎么能向您提供适当的建议呢？我必须掌握情况。您压根儿不该单独与人密谈。 要是人家告诉您的情况不实，那可怎么办？” “如果情况不实，你可以向我指正嘛。” “可是谈的也可能是真实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意洋洋地说起来。他打断了我的话，急忙改了口。 “我的意思是，不完全是虚假的情况。但却会把您引入歧途。 容易造成误解。” 我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你在瞒着我什么，是不是，汉弗莱？” 他很气愤。“绝对没有，大臣。我们必须留下记录。您不会永远耽在这里的，我们也不会。在今后的岁月里，要了解人家跟您谈了些什么可能是很重要的。如果明天卡特赖特给调走，我们怎么来核实您所获得的信息呢？” 显然，这种论调乍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其实不值一驳。“卡特赖特明天不会给调走的。”我说。 “哦，是这样吗？”他傲慢无礼地问道。 伯纳德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说《邮报》的爱利克斯·安德鲁斯要求明天来采访我。我当然表示同意。我吩咐伯纳德明天留在我身边作记录。汉弗莱已经对我私下会见卡特赖特发表了他的见解。 现在他将听听我的见解了。 我先把卡特赖特告诉我的情况重复了一遍。换句话说，在他看来——而且在任何对地方政治稍有了解的人看来——西南德比郡郡政务委员会是国内办事效率高的地方政府机构。“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效率低的，大臣。” “他们是有效率的，汉弗莱。效果好，办事省钱。只是他们不太喜欢给白厅送蓝色报表。” 汉弗莱于是说了一些我还弄不大懂的道理，他认为他们显然必须把那些该死的蓝色表格送回来，因为法律要求这么办。 而且我们知道为什么得这么办。我们也知道是规定该这么办的。 即使如此，法律要求有时也可以忽略一下嘛。人们可以斟酌情况决定如何行事。因此我问汉弗莱要是他们不把蓝色表格送上来又会怎么样呢？西南德比郡照样干下去，看来还相当不错呢。 “可是，”汉弗莱根本不明白我的话，“如果他们不把信息、计划以及请求批准的呈文送交我们，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我立刻告诉他这问题问得好。接着我又立刻问他，“你倒说说看，要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 “核实信息，审查计划，批准或者拒绝批准计划。” “要是我们不干这些呢？” 他目不转睛地仔细地端详我，尽管我对他说了这一番道理，在他听来，好像我是在说古代中国话似的。 “对不起，大臣，我不懂您的意思。” 我毫不放松，“要是我们不干，要是我们不在这里，也不干这事——那又怎样呢？” “对不起，大臣，您真叫我弄不懂。” 汉弗莱又一次表明，他的问题在于他所关心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有不少文官轻佻地声称，行政管理的唯一目的就是管理零星琐事，一句俏皮话就歪曲了人们就目的和手段所提出的批评。如果孤立地来看行政管理，这话当然不错。行政管理就其自身而言可能是没有目的，从而是永恒的。[5]永世长存，阿门——编者。〕〔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争论到后，我拒绝对英国行政效率高的地方政府采取纪律措施，其理由是，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会像个傻瓜。 汉弗莱爵士告诉我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想他的意思是要对西南德比郡采取纪律措施，而不要表现得像个傻瓜，但我不能肯定。他说我别无其他选择，也不能斟酌情况自行其是，而且财政部和内阁办公室都坚持要这么做。 〔汉弗莱爵士提到内阁办公室，他显然是指内阁秘书，而不是指首相本人。可是他不可能这样明说——统治英国的是向文官发号施令的大臣，而不是向大臣发号施令的文官，这个虚构事实必须保持下去——编者。〕我还是拒绝合作。 “大臣。您看来不明白，这事由不得你我，这是法律。” 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上。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拒绝去溜溜腿的狗——一面蹲下拼命用爪子抓着地面，一面屁股着地被人沿着人行道硬拖过去。 但总得找出一个办法来。我越想越不愿意对那个郡政务委员会采取纪律制裁，除非实在无法可想。 我越想越觉得伯纳德一定对汉弗莱说过我去找卡特赖特谈话了。 11月18日 昨天我没空找伯纳德单独谈话。 但今天早上我在处理信件时，第一桩事就是同伯纳德进行严肃的谈话。我问他，汉弗莱昨天是怎么打听到我和卡特赖特在一起的。 “上帝是难以捉摸的。”他恳切地说。 “让我把事情说说清楚，”我说，“汉弗莱爵士不是上帝，你说对吗？” 伯纳德点了点头。“这话您来跟他说呢，还是我来？”他回答道。 挺有趣。不过我再次问他汉弗莱怎么会找到我的。 算我运气好，当时我的口述录音机碰巧开着。我是几分钟后才注意到这情况的。这使我能为子孙后代在日记里记下他的回答。 “大臣，您对我说的话都是绝对机密的，我确信您也同样重视这一点。我说‘重视’其实并不是指“重视”，而是指‘理解’。汉弗莱爵士对我说的话也是绝对机密的。正如我……” “那又怎样呢？”我问。 “因此，我要绝对机密地告诉您，我深信您会理解，我为汉弗莱爵士保密以及为您保密就意味着我的谈话必须是绝对机密的，就像您和我之间的谈话那样机密。爱利克斯·安德鲁斯正等着要见您，大臣，我这就请他进来吧。” 这就是他原话的逐字逐句的记录。我该从中理解到什么内容呢？当然什么也没有搞懂。 会见《邮报》的爱利克斯·安德鲁斯就定在今天，我一直急于尽早安排时间会见他。我早就希望有人能为我写一篇人物侧记之类的东西，可是运气不好，始终未能如愿。但我今天还是为他做了件好事，虽然这事跟我毫不相干。也许有朝一日他会回报我的。 他碰巧了解到一件极为吸引人的情况，想请我来帮个忙。“您是否知道您的政府打算把价值四千万镑的建筑物、港口设施和一个简易机场白白奉送给一个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我以为他是在作弄我。“四千万镑？” “凭我童子军的荣誉作担保。” “为什么要来问我呢？”我说，同时突然感到一阵惊慌，“这不是我干的，对吗？” 〔你也许会认为，如果这是哈克干的，他自己当然不会不知道。但是有许多事情是以大臣的名义干的。而这位大臣可能不大知道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编者。〕爱利克斯笑了笑，请我放心。谢天谢地！ 接着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差不多三十年前，国防部在苏格兰租下了一个岛屿，他们在岛上建造了兵营、已婚军人居住区、司令部建筑、港口和简易机场。现在租期已满，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原土地持有人的财产。目前他正把岛屿改成一个短期度假营。度假小别墅、游艇码头、工作人员住宿区——一应俱全。他就要大发其财了。 我听着他说，吃惊得嘴巴张得大大的，“但这是不允许的呀，”我开始说道，“法律规定……” 安德鲁斯打断我的话说：“你说的是英格兰法律，但合同是根据苏格兰法律拟订的。不知哪个白痴没看出两者的差别。” 至少我是清白的，这使我放了心。即使是《邮报》也不能把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件糟糕事情推到我身上来呀，不过我确信，只要能够，他们是会这么干的。起先我不明白他想从我这里搞到什么，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情况。消息迟了三十年，传播之快一如往常——舰队街真是不错呀！ 他们明天就要刊登报道，但显然他们不愿到此为止。主编要求爱利克斯继续写一篇专题调查报道。还要求他查阅档案，把具体经过搞个水落石出。 我不明白其中道理，至今也还不明白。 “唔，”他解释道，“也许能从中汲收一些供今天借鉴的教训吧。再说我们可能会查出在当时负责此事。” 我问他这事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不管怎么说，当年处理这件事情的肯定是个级别很低的官员。 他点了点头。“不错，不过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现在可能已身居要职了，甚至还可能当上领导某个庞大部门的常任秘书，负责数以几十亿英镑的政府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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