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臣——一位内阁大臣的日记》-9

伯纳德点点头。　　“他是哪个学院的？”我随便问问。　　“英皇学院。”伯纳德说，“怎么啦？”　　我不想再去谈它了。“好奇罢了——想知道一下是不是我过去学习的学院。”　　“不对！您过去不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吗？”他问道。　　“是呀，我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我觉得自己在骂自己软弱无能！我实在应该坚持点！　　我要伯纳德把他的档案拿来给我看，还要了一本剑桥的电话簿。　　伯纳德鼓起勇气说，“大臣……”他紧张地开始说话，“您肯定意识到……当然并不是说您有这种目的……但是，唔，要想对这种性质的独立调查报告施加影响会是非常不适当的。”　　我完全同意这会是非常不正当的。事实上，这是不可思议的。　　“不过我刚才正在想，我们是否去和我的老朋友，英皇学院的院长克赖顿一起喝茶。”我要伯纳德打电话给他。　　伯纳德照办了。　　“再说，”我又说道，“有知道？汉德逊教授也许很可能顺便来和他的院长一起喝杯茶。这就成了一次令人愉快的巧合。不是吗？”　　伯纳德只考虑了一刹那，也认为如果他们两人在同一学院工作，这事是十分自然的。　　“巧合没有什么不正当，不是吗，伯纳德？”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巧合怎么会是不正当呢，大臣？不正当要有意图，而巧合则没有。”　　备忘：我必须学会用较长的词语。　　6月18日　　我在剑桥过了非常满意的一天。　　我和在英皇学院的老朋友克赖顿一起喝茶。他现在是贵族了。　　在学术界过着很轻松的生活。　　我问他从下院转到上院是什么滋味。　　“就像从动物界走到了植物界。”他回答道。　　由于一种奇妙的巧合，汉德逊教授在事先已被邀请来喝茶。克赖顿为我们进行介绍。　　汉德逊看来有点吃惊。“我得说，我没有预料会见到大臣。”他说道。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出奇的巧合。　　克赖顿显得很吃惊，问我们彼此是否相识。我说明我们从未见过面。不过汉德逊正在为我的部写一份报告。　　克赖顿说这倒是十分凑巧。汉德逊和我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惊讶的巧合。　　接着我们都定下心来。后来谈到格雷侯爵[8]时，汉德逊说，我一定对他的报告草稿感到非常高兴。　　我向他保证我很高兴，确实很高兴，我也赞扬了他的艰苦工作。他谦虚地——而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大部份的艰苦工作是由华盛顿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做的。　　我问他以前写过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他说他没有写过。于是我对他说，他的名字将永远和报告联在一起，叫做“汉德逊报告”。　　“真是流芳百世。”我说道。　　他看来很高兴。他笑了笑，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然后我直攻要害。“可是，”我漫不经心地说，“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便停下来不语。　　他立即心慌意乱起来，“出差错？”他眨眨他那藏在学者的角质大眼镜架背后的带书生气的小眼睛。　　“我的意思是，”我严肃地说，“万一介二氧芑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安全咋办？这是你的职业——你倒是挺有胆量的。”　　汉德逊教授现在变得十分担心。他显然决不要当勇士。他还因为不大领会我的要旨而感到迷惑不解。“我不明白，”他说道，“对介二氧芑所做的规范检验没有一项显示它是有毒的。”　　我迟疑不语，以便提高效果。然后说道，“没有一项规范检验显示有毒，不错！”　　我又不说话了。而他却在默默地惊慌失措。　　“您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种高度窒息似的声音说话，那声音听起来完全不像是这位个子高大、宽额大脚的人发出来的。　　我拿出我的小笔记本来帮助记忆，“有趣得很，”我说，“我刚才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做了一点笔记。当然，你知道我并不是生物化学家，但据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报告上剩下几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他琢磨这事，“唔……”他后说了，但又停住不说下去。　　我继续说下去，“有些证据没有结论，有些调查结果有问题，而数字则可作别的解释。”　　汉德逊想搞懂所有这些话的意思。然后他说道，“但是所有的数字都……”　　我打断他。“一点不错！不同的结果要在较长的期间，从更广泛的和更详细的研究中才能获得。”　　“唔，很显然……”他开始说话。　　“是的，”我坚定地说，“你知道，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即使是在十年后的一种延迟效应——唔，新闻界会立即指出你的报告，如果发现你为一家跨国药物公司做过实验室试验……”他吓坏了。“但那是十五年前的事。”　　“十四年，”我指正他。（这条非常有用的信息是在他的档案中找到的。）“你知道新闻界是怎么回事——无风不起浪呗。即使没有真凭实据，这也可能是套在你的腕子上的沉重负担。”我看得出来，汉德逊动摇了，所以加大压力。　　如果的确出了任何差错，通俗报刊就会毫不留情地刊登出这样的标题：“汉德逊报告的牺牲者的死亡痛苦。”　　汉德逊双脚颤抖，他正处于恐怖状。“是，是，唔，我，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意思是，我无法改变证据。介二氧芑是一种安全的药物，报告必须这么说。”　　他绝望地看着我。我小心翼翼地避免掉入陷阱。我不打算告诉他在他那份独立的报告中该怎么写，以致于犯根本性的错误。　　“的确如此，”我附和道，“的确如此，我看得出你别无选择。”说完，我离他而去。　　就在我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再去倒茶的时候，我看到亲爱的老克赖顿悄悄移到我的座位上，递给汉德逊一块奶油松饼。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对汉德逊说：你得担心的只是结论部分的措词。新闻界从来只看这一部分。　　当时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就现有证据而言，委员会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进行下去。”　　我确信克赖顿会提出某种绝妙的措辞来取代它。我也同样确信汉德逊会采纳他的建议。　　6月22日　　胜利了。　　今天我拿到了汉德逊报告的定稿。除了对后一段作了极其轻微的变动外，一切都照旧。　　虽然委员会就现有证据还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进行下去，但应该着重指出，介二氧芑是一种比较新的化合物。进一步的研究可能发现此种物质会危及健康。如果否认这一点就是不负责任的。　　我立即打电话给伯纳德，叫他向新闻界发布这份报告。　　接着我取消了今天所有的约见，坐火车到利物浦去。那里有一次新的抗议活动即将举行。新闻处通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就在这光荣的一刻，电视显示我在会上对一批兴高采烈的欢呼的群众宣布，我不会批准英国化学公司生产丙醇。　　在下届大选中，我们在这四个边缘选区中算是赢定了。　　今晚回到家中，我看见沃利爵士在《新闻之夜》节目中露面。他没有提辞职的事——他当然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完全中计了。　　他简单地发表了一项声明，如果汉德逊报告对介二氧芑的安全表示疑是正确的，显然就不可能考虑在墨西塞德生产了。　　6月23日　　我从来不曾见到过汉弗莱爵士像今天那样对我发火。　　“您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吗？”他问道。　　“是的，”我答道，“十号会高兴的。”　　“恐怕这是我见到过的糟的政府决策之一。”他咆哮道。我对他这种公然无礼的度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这也许是我作出的出色的政治决策之一。”我信心十足地回答道。　　伯纳德沉默不语。　　“你是怎么认为的，伯纳德？”我问道，存心叫他不好受。　　伯纳德显出绝望的样子。“我想……把一切都记在心里……而且，啊……经过适当考虑，还有，唔……嗯……换句话说，事实上我一定会说……您在电视上的风采好极了，大臣。”　　欣赏过伯纳德局促不安的样子之后，我转向汉弗莱。“啊，顺便提一下，”我问道，“我们能否给汉德逊安排一个高级英帝国勋爵士或者大学副校长职位或者别的什么吗？”　　汉弗莱大吃一惊。“当然不行！他完全不可信任，也完全缺少判断力。我仍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在结尾一段对整个报告表示疑。”　　“因为，”我不加思索地回答道，“他有卓越的判断力、高大的身材[9]和巨大的魅力。”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　　汉弗莱也意识到了。“我原想您说过您以前从未见过他。”我一闪念回答道，“高水平的知识。”　　汉弗莱没有受骗，“还有魅力呢？”他尖刻地问道。　　我几乎被他难住。“他……呃……他写得很有魅力，”我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道，“不是吗，伯纳德？”“是，大臣。”伯纳德顺从地回答道。　　汉弗莱爵士的面色耐人寻味。　　* * *　　[1]原文为Baby-kissing，指政客为获取选票而笼络人心——译者。　　[2]二氧芑（qǐ），即二恶英（dioxins），是一组高毒性化合物的总称——Ken777注。　　[3]“地球之友”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一个组织——译者。　　[4]议会私人秘书，指协助大臣尤指在大臣与后座议员间起联络作用的后座议员——译者。　　[5]英语中“化合物”和“复”字是同一个词——译者。　　[6]宝训：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是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话。——译者[7]原话是当时哈罗德·威尔逊先生说的。哈罗德·威尔逊（1916－ ）英国工党领袖，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964－1970，1974－1976——译者。　　[8]Charles Gray， and Earl（1764－1845）辉格党的领袖，著名的英国政治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译者。　　[9]原文stature本义为“身材”，也含有“水平”的意思——译者。　　12．你认识的恶魔　　7月1日　　同欧共体打交道真难，实在叫人受不了。几个月来，我一直协同行政事务部设法使所有行政部门集中订购一大批文字处理机。这样可以改变目前白厅各部门零敲碎打地订购各式各样文字处理机的无谓做法。　　如果我们在行政事务部为所有部门集中大量订购，这笔钱就大得足以使联合王国的制造厂商在系统开发上进行适当的投资。　　近日来，我们已经成功在望，几个月来耐心的谈判即将得到报偿了。我已经准备好，要向新闻界发表重大新闻。我似乎可以看到这样的大字标题了：“哈克对现代技术的巨额投资”，“吉姆对英国工业所投的信任票”，“吉姆说：英国有能力制造”。　　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又接到设在讨厌的布鲁塞尔的混账欧共体的混账指令，说是一切欧共体成员国务必死扣某些麻烦的欧洲文字处理标准。因此我们必须把一切事情暂时搁下，以便在即将于布鲁塞尔召开的欧洲文字处理会议上，在规划方面同一大批欧洲文字处理委员会进行协调。　　我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一切。我详细谈了到目前为止的整个情况。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仅仅坐在那里，每隔一会儿说道：“是，大臣。”和“是这样，大臣。”一点也帮不了忙。　　最后，我听厌了自己的嗓音。〔难道这仅是头一回吗？——编者。〕我便要求汉弗莱在讨论中起点作用。　　他叹了口气说道：“好吧，大臣。恐怕这是我们假装欧洲人而免不了的惩罚吧。说真的，我充分理解您对欧洲所怀的敌意。”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汉弗莱完全不得要领。我又作了一番解释。　　“汉弗莱，”我慢吞吞而且耐心地说道，“我可不像你那样，我是亲欧洲的，我只不过是反对布鲁塞尔罢了。看来你倒似乎是反对欧洲而亲布鲁塞尔的。”　　他回避这个问题，假装自己对欧共体没有意见。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人。他说道：“大臣，我不亲也不反对。本人无非是让大臣把他们考虑的结果倾倒进去的‘恭顺的容器’而已。不过，无疑可能讨论的是：考虑到整个欧洲理想之荒谬，事实上布鲁塞尔是在尽力为无法为之辩护的事进行辩护，并去推行无法进行的工作。”　　我告诉汉弗莱他是在胡说八道，虽然我不想使人听来感到浮夸，欧洲理想其实是克服狭隘的民族自身利益的莫大希望。　　他对我说我的话听起来毫不虚夸，只不过略欠确切罢了。　　于是我再次向“恭顺的容器”解释道，欧洲是由一个不同国家为了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共同体。　　他格格地笑了。我问他是否能让我和伯纳德分享他的乐趣。　　他是在嘲笑共同体是联合一致的这种想法。“请客观地看一下吧，”他说道，“这是一场为国家利益而玩的游戏，过去也一直是这样玩的。”　　我不表示同意，我提醒他，我们是为了增强自由国家之间的国际兄弟般的关系而加入共同体的。汉弗莱又格格地笑了。这实在使人感到非常困窘。接着他开始告诉我，他自己对此的理解——它使人更为困窘了。　　“我们加入，”他说道，“是为了压法国人，使他们和德国人疏远。法国人加入是为了保护他们效率低下的农民不在商业竞争中吃亏。德国人加入是为了洗刷他们灭绝种族大屠杀的罪行并申请重新加入人类的行列。”　　我对汉弗莱说他那骇人听闻的挖苦话使我大为震惊。我无法对他说的话真正加以驳斥，因为我有点不自在地感到他的话不无道理。我说道，“至少小国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才加入的。”　　“啊，不错，”他回答道，“卢森堡是为了赏钱才加入的——所有的外国钱财都滚滚流入了这个欧共体的首都。”　　“尽管如此，它的地理位置作为首都十分合理。”我争辩道。　　他笑笑。“把政府设在布鲁塞尔，国会设在斯特拉斯堡吗？这就像把首都设在伦敦，把下院设在斯温登，把行政部门设在凯特林一样。”　　“如果情况是这样，”我固执地说道，“其他国家也就不会想要加入了。”　　“比如说？”　　“唔，就拿希腊人来说吧。”　　汉弗莱爵士靠在椅背上，一副沉思的神。“其实，”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觉得很难理解希腊人，尽管我对于外国人的态度很开明，这是你知道的。（他丝毫没有自知之明，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希腊人想从中得到什么呢？——一座橄榄山和希腊葡萄酒湖？”他望着我的脸，不无歉意地说道，“对不起，大概您有一些好的朋友是希腊人吧。”　　这种挖苦的废话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设法扩大讨论范围，看一看共同体的真正问题所在。“布鲁塞尔的问题，”我开始发言，“不在于国际主义，而是官僚主义太严重。”　　汉弗莱再一次打断我，我说不下去了。　　“可是您难道看不出，”他坚持己见，“官僚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的后果吗？否则为什么一名英国专员会有一名法国局长成为他的直接下级。而法国人下面又有一名意大利科长得向他汇报工作。如此等等，一路下去。”　　我被迫附和他。“我同意。”我说。　　“这是巴别通天塔[1]。”他说道。　　我再次被迫附和他。　　“我同意。”我说。　　“事实上，情况比这更糟——就像联合国一样。”他补充了一句。　　我别无选择，只能第三次附和他。“我同意。”我说。　　我们两人都不说话了，彼此瞧着。我们谈到哪里了？作出什么决定了？接下来谈什么？　　伯纳德出来解围了。“这么说，也许——如果允许我插句话——也许事实上你们二位意见是一致的。”　　“不，我们并不一致！”我们异口同声说道。　　这一点是肯定的。　　“布鲁塞尔真是一团糟，”我说，继续发挥我关于官僚主义如何破坏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论题。我提醒汉弗莱说，典型的共同市场官员据说要具备意大利人的组织能力，德国人的灵活性和法国人的谦和。他在这上面还加上比利时人的想象力、荷兰人的宽厚以及爱尔兰人的智慧。后，他还另外加上安东尼·威奇伍德·贝恩先生的欧洲精神。[2]　　“现在，”我作结论说，“他们都想搞糟我们出色的文字处理计划，而这计划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以及我的利益。”　　“当然，”汉弗莱补充说道，“这完全是同一回事。”　　我盯着他看，问他是否有意讽刺我。他不承认，我接受了他的否认（尽管不太相信）并继续探讨我关于布鲁塞尔的问题出在哪里的理论。　　布鲁塞尔的官僚如此无可救药不仅是因为他们管理一个国际组织有困难——而且因为这是一份美差。　　“一份什么？”伯纳德问道。　　“一份美差，”我重复一遍，同时对自己的话题谈得越来越起劲，“他们全都吃法国红酒和鱼子酱过日子。每个办公室里都放着成箱的酒。乘坐有空调的梅塞特斯高级轿车，还有私人飞机。每个官僚都把他们的猪嘴伸进饲料槽，大多数人连前蹄也伸了进去。”汉弗莱跟往常一样赶紧为官僚辩护。“请允许我持不同看法，大臣。”他以责难的口气说道，“在布鲁塞尔有的是努力工作的公务员。他们得忍受无数次筋疲力尽的旅行和冗长乏味的接待。”　　我心想，干掉那么多烟熏大马哈鱼和硬灌下那么多香槟酒，的确是冗长乏味得可怕。　　“无论怎么说，大臣，”汉弗莱继续说道，“您错怪了人。”他在说些什么？我摸不着头脑。　　“我了解，”他往下说，“是您的一位内阁同僚把您的整批购买文字处理机的计划预先捅给了布鲁塞尔，所以这道指令才来得这么快。”　　无怪乎我不知所云。原来他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了。跟他说话真会把人搞糊涂了。　　难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吗？又被出卖了？而且是被一名内阁同僚所出卖！〔还会是谁？——编者。〕不必悬赏就能猜到是——巴兹尔·科伯特！我一想起巴兹尔·科伯特，就真的对犹大·伊斯卡里沃感到热乎乎的。〔巴兹尔·科伯特是另一个个子高大，出身名门，目光凝视，口齿不清的政治家。常常在嘴里叼着烟斗，这样人们就会感到他“可靠”——编者。〕“是科伯特吗？”我问道，虽然我心中有数。　　汉弗莱稍微点点头，以表示的确是被这位负责贸易与工业的国务大臣狠狠地踢了一脚。　　我无法抑制怒火。“他是个大逆不道、不忠不义、骄傲自大、顽固不化、爱出风头的小人。”汉弗莱盯着我瞧，一言不发。我误解了他的度，“汉弗莱，要是这话听起来太粗暴，我感到抱歉。”我补充说。　　“正相反，大臣，”汉弗莱回答道，“您的话跟他的常任秘书的话相比之下，这可算是一曲宽宏大量的颂歌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科伯特要这样对我下毒手——好吧，毫无疑问，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7月2日　　我不必久等就得到了答案。今天的《旗帜报》刊登了重要而可能令人担忧的消息。　　内 阁 改 组　　本报政治编辑部　　据说在本届会议结束前，首相将宣布重要的内阁变动。据传巴兹尔·科伯特将……　　又是巴兹尔·科伯特。只要那个人出现在靠近我的任何地方，我就会感到如芒刺背。　　我怎么会对这次即将到来的改组一无所知？而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问汉弗莱这事是否确实。　　他当然避而不谈。“大臣，我不过是一名卑下的文官。我不会在诸如内阁大臣和报界人士这样的上层圈子里活动。”我坚持问：“传说可靠吗？”　　“可靠。”　　他直言不讳！我有点吃惊。“你不在这样的上层圈子里活动怎么知道的？”我问道。　　“我的意思是，”他解释道，“的确有这样的传说。”　　我感到焦灼不安。至今仍然如此。一次改组。这里面充满了弦外之音。我执掌行政事务部时打算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还没有着手呢。　　我开始向汉弗莱解释这一点。他指出在改组中我应该是不会动的。我想他这样说是要我放心。不过也许他是想说我的事业没有进展——而事业应该是有所进展的。　　我问他是否讲心里话，他再次闪烁其词。“至少不会倒退。”他说道。　　倒退？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倒退呢！也许他此刻根本没有在闪烁其词吧。　　“呃，”我小心翼翼地冒昧问道，“请告诉我——我的意思是说——我干得还可以吗？”　　“是，确实不错，大臣，”他圆滑地回答道，“您干得不错。”我不能用他的话来和他争论——唔，其实这就是我要讲的话！不过他说这话口气之中似乎有些迟疑。　　于是我朝向伯纳德，更加肯定地说道，“我们干得不错，不是吗，伯纳德？”　　“是，大臣。”就这么三个字。看来不像再有什么其他鼓励的话了。　　我觉得只有靠自己来辩护了。天晓得为什么！“是的，”我说，“是的，我的意思是，也许我算不上政府中取得出色成就的一员，可是我并没有失败，不是吗？”　　“没有，大臣。”伯纳德说道。我觉得他的话中有一点恭敬之意。我等待着。要是我等待着他说恭维话，我就不是人。伯纳德终于开口了，“嗯——您干得……不错。”这是真话吗？如果是，他指的是什么呢？　　我好像处于别人口诛笔伐的痛苦之中。“毕竟，”我说道，“我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如果马丁到财政部去，我就有了执掌外交部的微弱希望。”　　我歇口气。没有人开腔。过了好久，汉弗莱才明白无误地说道，“也许有可能。”　　“你的口气不那么肯定。”我指责他道。　　他值得赞扬地为自己辩解道：“我并没有把握，大臣。”盯着我的眼睛瞧着。　　我心慌意乱了。“为什么没有把握？你听到什么了？”　　他和平时一样镇定。“没有，大臣。我向您保证。所以我才没有把握。”　　我拣起那张讨厌的报纸，盯着它再看了一眼，然后把它扔在地上。　　“那么，”我忿忿地问道，“《旗帜报》的鲍勃·卡弗怎么对这次改组会都知道，而我们却一无所知？”　　“也许，”汉弗莱猜测道，“他得到首相的耳朵。”[3]　　这是明摆着的——我被迫附和。“不错，”我说，“大家都知道他是首相口袋里的人物。”[4]　　伯纳德来劲了，“这样说来，首相的耳朵一定是很大的了。”他说道。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决定不再为这事担心，我也不再提起这事了。　　为这事担心是杞人忧天。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　　于是我简单地谈了一下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文字处理会议的事。汉弗莱希望我们去参加，但这次会议也许是在内阁改组之前举行的。　　我问汉弗莱，他是否知道什么时候改组。这件事毕竟对我计划要做的事有相当的影响。　　汉弗莱的回答就像平时那样毫无用处。他说些这样的话：“我没有参与首相筹划改组内阁的机密，就算确有改组内阁这回事的话。因此我也不知道改组的预定日期，假如确有那么个日期的话。从而我认为您必须在假定没有改组这回事的情况下行事。并据此为自己或者为继任者作出安排，假如确有人来接替您的话。当然，可能不会有人来接替您的。”　　我决定不为所动，以防万一。这种事我以前见过。现在不是傻乎乎地出国游山玩水的时候。你一天不在其位，第二天就被炒鱿鱼了。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的谈话中）回忆道：我对那次相当紧张的讨论记得很清楚，哈克何止六七次对我们说他不为改组的事担心。为这担心是忋人忧天。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　　然后他大啃指甲。　　在他离开办公室去下院的路上，我劝他不要老牵挂着改组的事。　　他大光其火，“我心里并没有牵挂它，”他说，“我已经不去想这件事了。”　　他离开时，欲行又止，转过身来对我说，“伯纳德，6点钟我们在洗牌室——呃，纸牌——喔，下院碰头。”　　〔到了下星期，汉弗莱爵士和阿诺德·罗宾逊爵士（内阁秘书）在文学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会晤，后来伯纳德·伍利也参加了。汉弗莱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份材料后来在瓦尔塞姆斯托的行政事务部人事档案中找到了——编者。〕我和阿诺德开了一次会。他声称他无法把即将实行的改组详情告诉我。他说他只不过是一名内阁秘书，不是《旗帜报》的政治编辑。　　不过他透露布鲁塞尔问起过哈克是否有意担任下一任的专员。似乎他想当就可以由他来当，他是亲欧洲派。　　B.W.[5]和我们一起喝咖啡，阿诺德问他，要是来一位新大臣，他意下如何。使我吃惊的是B.W说他将感到很遗憾。　　当然，私人秘书常常对大臣们表示十分忠心。但这种感情必须严格控制。对阿诺德爵士承认自己有这种感情不利于B.W.的事业。　　接着，他错上加错，说我们都应怀念哈克的。因为他开始抓得起工作了。　　我立即打发他回家。　　后来我私下就改组这个问题的原则要点对他作了解释。我要他牢牢记住。　　1）大臣能抓得起工作是件麻烦事。因为：　　（甲）他们会有主张；　　（乙）他们开始明白事实真相了；　　（丙）他们会问你六个月之前他们指示你去做的事完成了没有；（丁）如果你对他们说某件事是办不到的，他们会找出你先前写的请示报告，在其中你说过这事好办。　　2）大臣们离任后，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事忘掉。重新开始在新学生身上用功夫。　　3）首相们喜欢改组——使每个人措手不及。　　4）大臣是唯一害怕改组的人。　　B.W.说，如果大臣们固定不变而常任秘书们轮流换班那才有趣呢。我想他这样说只不过是气气我。他必须意识到这样的安排会从根本上破坏使英国能有今天的体制。为了稳妥，我指示B.W.牢记下列三点：1）权力与居官时间成正比例；　　2）不久居于位使人无能为力；　　3）轮流（上台）等于（权力）阉割。　　谈到这些，我认为也许伯纳德不久应被调任新职。　　〔次日，汉弗莱爵士从阿诺德爵士那里收到一张便条，其中包含一条关键的信息——编者。〕亲爱的汉弗莱：　　不要过早取出香槟酒，如果哈克接受布鲁塞尔的职位，我遗憾地告诉你，你可能会得到B.C.[6]　　永远是你的，　　阿　　7月8日　　〔哈克自然对上述信息一无所知。再下去仍是他的日记——编者。〕7月9日　　仍然没有改组的消息。　　我一直坐到很晚，审阅红盒子里的文件。今晚共有三个盒子。　　报上仍然连篇累牍报道有关改组的传言。今晚安妮问我这些传言是否可靠。　　我对她说，我不知道。　　她感到吃惊。她认为我是阁员，一定知道情况。而我们却是后知道情况的人——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　　安妮提议我去问首相，可是显然我不能去——这样会使我显得自己地位不稳。　　我向安妮解释道，麻烦就在于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好消息。我不知道自己会升官还是降职。　　“或者就像往常一样转来转去兜圈子。”她说道。　　我相当一本正经地问，她认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她说：“我认为你干得不错。”　　“但是否干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她答道，“你说呢？”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你说呢？”　　我们坐着相互对视。多难说呀。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也许首相会认为我过于成功了，已对他的领导权构成一种隐患。”　　安妮本来在看书，此刻抬起头来，眨眨眼。“你？”她问道。　　我本来并没有真正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不过她如此吃惊的样子使我不太愉快。　　“不，”我解释道，“是马丁。但他有我支持。所以，如果首相要排斥硬挤进来的人，如果马丁不能有把握地被撵走——他是撵不走的——外交大臣是撵不走的——那末……显然我就是要被降职的人了。你明白吗？要孤立马丁。”她问我可能被派到哪里去？“那好办。枢密院长、掌玺大臣、艺术部长、体育部长、负责干旱水涝的事——毫无用处的、有名无实的职务有的是。而巴兹尔·科伯特一心要坑害我。”我提醒安妮。　　“他存心要坑害所有的人。”她指出。这话不错。　　“他是个花言巧语、目光冷酷、顽固不化的两面派小人。”我说道，亟力想把话说得公正。　　她迷惑不解了，“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得意？”　　“因为，”我解释道，“他是个花言巧语、目光冷酷、顽固不化的两面派小人。”　　他的电视形象也不错，又得到基层党的支持。（虽然所有的下院议员都讨厌他。）他不知怎么地居然哄得公众相信他是诚恳的。　　他的强大、管用的武器是双肘。我必须把科伯特挤掉，否则他就会把我挤掉。我向安妮解释说，双肘是政治家军械库中重要的武器。　　“而不是正直。”她说道。　　我担心自己会一直笑得哭出来。滚滚热泪流在我脸上。我过了五分钟才喘过气来——更令人觉得滑稽可笑的是，安妮困惑地瞧着我，好像我已经发了疯。　　我还没有真正喘过气来，电话铃就响了。使我大为惊奇的是，电话是加斯通·拉罗西——从布鲁塞尔打来的。　　“晚上好，commissionaire（专员——法语，看门人——英语），”我说。也许我应该称他为commissioner（专员）才对。　　他来电话问我要不要让人家把我提名为欧共体的专员。我对他说，我感到荣幸，但我还得考虑一下。谢谢他想到我，等等。我问他十号是否知道此事，他闪烁其辞。但终还是说他们知道。　　〔多年以后在加斯通·拉罗西的文件中找到的这次电话记录表明：他并非故意闪烁其辞。哈克想炫耀自己通晓各国语言，问他Numero Dix是否知道这个建议。而开头拉罗西却没有把Numero Dix作为唐宁街十号来理解——编者。〕这是什么意思？　　我和安妮讨论这件事，显然，正如安妮指出的那样，这意味要到布鲁塞尔去过日子了。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真正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是十号把我悄悄打发走的阴谋吗？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是不是一种暗示？是不是首相给我一条保全面子的出路？如果是这样，唐宁街十号为什么不曾对我说过？要不然，难道首相同这事毫无关系吗？总而言之，难道是冒出了这么个空缺吗？这是一种殊荣——不是吗？为什么我的一生中总是充满无法解答的问题呢？接着安妮想起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差使好不好？”　　我摇摇头。“这是个可怕的差使。就英国政治而言，意味着我快完蛋了。比封为贵族还糟。我彻底失败了。迫使你去组织新党，设法卷土重来。”安妮问道，这个差使是干些什么的。　　我开始把工作内容一一罗列出来，“唔，”我对她说，“你置身于极可怕的欧洲官僚主义之中。这是一份大肥缺。年薪五万镑。可以报销二万镑。香槟酒和龙虾、宴会、出国访问、豪华旅馆。大型高级轿车和司机还有私人飞机……及午休。周末到克诺克—累—苏特海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真是奇怪，你怎么会说了许多话而自己却一点也听不到——听不见你话中的含意。　　“也许，”我作结语道，“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看一下。”　　安妮看来抱着很大的希望。“为什么不？”她说道，“有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有点失败。”　　7月12日　　今天早上我和罗伊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当然，他对于内阁改组的事一清二楚。　　我以为他也像我一样，是从《旗帜报》上看来的——其实不然。他两星期前就听到这消息了。（他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他知道我是完全依靠他来通风报信的。）　　但是他似乎以为我已经听说过了。所有的司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是从首相的司机和内阁秘书的司机那里获悉的——这显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我随便问，他听到过什么——想通过这话暗示自己也听到过一些消息。当然，我是一无所闻的。　　“同往常一样，先生，”他回答道，“科伯特很像要升官了。首相不可能忽视他，而老弗雷德——可怜的家伙，我是指劳动就业大臣——他显然会丢官——被明升暗降。”　　看来他对这消息深信不疑。我问他，他是怎么知道的。　　“人家重新派定了他的司机。”　　“那么，有什么关于我的闲话吗？”　　“没有什么，先生。”　　没有什么？他是在说实话吗？肯定是有一些关于我的闲话的。我是该死的内阁一员，看在上帝的份上罢。　　“不是很好笑吗？”罗伊说，“我的同伴们和我还不知道怎么来理解那种情况。”他从后视镜中狡猾地瞟了我一眼。“当然啰，您会知道自己遇上了什么事，不是吗，先生？”　　他心里很明白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要不，他就是想探听一下，以便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在车队里进行交换。　　“当然是这样。”我含糊地回答道。我本该到此为止，但是就像剥痂疮一样，不肯停下来。“当然啰，有时候一个人对自己的事不大有把握——这你知道，是成功还是……”他没有帮我一把，我再试一试，“你的伙计们，呃……”他打断我的话，有点赏脸地说，“他们都认为您干得不错，先生。”又来了！　　7月14日　　昨天排满了会议。内阁会议、内阁委员会会议以及要求出席下院会议的紧急通知——我没有什么时间和伯纳德呆在一起，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一次真正的谈话。　　可是伯纳德总是忠诚地支持我。他是个聪明人，我决定征求他的意见。　　今天下午我们喝茶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有点进退两难。　　“内阁有可能改组。”我开始说话。　　他格格地笑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笑。接着他道歉说，“我非常抱歉，大臣。我还以为您是在做……请说下去吧。”　　“伯纳德，我是对你私下说的，有人同我接触，要我到布鲁塞尔去当英国派驻欧共体的专员，这就使得情况复杂化了。”　　“真是太好了，”伯纳德说道，“在内阁改组中有应急的王牌可打总是有好处的。”　　“但这真的是好事吗？”我抓住他这句话问道，“那便是我的难处了。”他不说话。我问他，我作为行政事务部的大臣，他是否真的认为我干得不错。　　我大概是希望得到高度的赞扬的。“极好”该是适当的回答。而事实上伯纳德只点点头说道，“是的，您干得不错。”　　看来没有人准备在我的工作表现上作比这句话更进一步的表了。真是相当令人泄气。我没有取得辉煌的成就不是我的过错。汉弗莱在那么多问题上一直在阻挠我。他从来没有真正站在我一边。“喂，别说假话，”我对伯纳德说，“不错，不等于‘非常好’，不是吗？”　　“唔……不错。”他小心翼翼地回答。　　所以我问他有没有从小道听到有关我的谣言。　　他回答说，“真的，没有，”接着他说道，“只有英国驻欧洲专员发来一份电报给FCO〔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编者。〕以及有关欧洲事务的内阁委员会，说要您去当专员的主意是来自布鲁塞尔的。不过——到头来——还得由首相来任命。事实上首相已与外交大臣和内阁秘书广泛讨论过这事，并为试探您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扫清了道路。因为十号认为您会接受这样的荣誉，人们已经就您的一位同事来这儿担任行政事务部大臣试探过他本人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不无歉意地补充道，“恐怕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没有别的吗？”我以十分挖苦的口气问他。　　接着我问是向哪位同事试探，要他来接替我在行政事务部的职位。而伯纳德却不知道。　　可是我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仍然没有解决。那就是，如果我不到欧洲去，我会被往上推还是向下推——或者干脆被撵出去呢？　　7月15日　　谣传内阁改组迫在眉睫。报上全是这类消息。还是没有提到我。这意味着采访议会的记者还没有听说过有关我的进退的消息。　　真令人心烦意乱，我简直无法去考虑自己的大臣职责。我被自己的前程——或者说失去前程的事缠住了。我必须赶快决定是接受还是谢绝在欧洲的职务。　　今天我和汉弗莱爵士开了一次会，旨在讨论于布鲁塞尔召开的文字处理会议的问题。　　我一开头就向汉弗莱说我已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到布鲁塞尔去。”我说。就像我同安妮商定的那样，想去看看。但汉弗莱误解了我的意思。　　“您不是要辞去行政事务部的职务吧？”他问道，似乎很吃惊。　　我颇为高兴，也许他对我的看法比我料想的要好些吧。　　我消除他的苦恼，“当然不是，我是说这次文字处理会议。”看得出他放下了心。然后我补充道，“但是我要独自到布鲁塞尔去看看。”　　“为什么？”他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问他。　　“真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他问我，“可这是为什么呢？”我对他说，我有好奇心。他同意了我的话。　　然后，为自己可能离开英国，长期在海峡那一边工作留后路，我就对他说，我经过考虑，觉得自己对布鲁塞尔的批评中有点轻率，而却发现汉弗莱对它的辩解十分令人信服。　　我这样说，并没像我期望的那样使他高兴。他对我说，他考虑过我的看法，他发现我对布鲁塞尔的批评很实在，也很有见识。　　（果真是这个汉弗莱在说话吗？我不得不捏自己一把，以使自己确信不是在做梦。）　　“您暗示过布鲁塞尔腐败，您确实使我开了眼界。”他说道。　　“不，不，不。”我赶紧说。　　“是的，是的。”他一口咬定。　　我决不能让汉弗莱认为我说过布鲁塞尔腐败。我是说过的，确实说过。但是现在我却不那么肯定了。〔我们不能肯定哈克是无法肯定自己要不要别人引用他的话呢，还是无法肯定布鲁塞尔到底是否腐败——编者。〕我对汉弗莱说他已经说服了我。现在我看到了，相当清楚地看到了布鲁塞尔全是些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肩负着旅行和接待的重担——需要所有这一切奢侈并且喝一点酒。　　“还有香槟和鱼子酱？”汉弗莱爵士问道，“私人飞机，有空调的梅塞特斯牌轿车？”　　我提醒汉弗莱，正是这些小小的奢侈品润滑了外交齿轮。　　“还有伸进饲料槽的猪嘴。”汉弗莱说道，他说时并不针对谁。　　我责备了他。“那并不是有吸引力的词语。”我冷冷地说。　　“我非常抱歉，”他说道，“我想不起这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说我们将按照他原来的请示，于下周一起到布鲁塞尔去参加这次会议，从而结束了这次讨论。　　当汉弗莱站起身子要走的时候，他问，我改变了对布鲁塞尔的看法是否完全由于他的论点起作用了。　　我当然对他说是的。　　他不相信我的话。“这同谣传说已向您建议到布鲁塞尔去任职一事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不能让他知道他说对了。“你不该有这种想法，汉弗莱。”我说道。我想起安妮并且强忍住不笑出来。我庄重地说道：“世上还有正直这回事呢。”　　看上去汉弗莱给搞糊涂了。　　〔那天晚些时候，汉弗莱爵士与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共进午餐。他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录——编者。〕我对阿诺德说，我担心的是放手让科伯特到行政事务部工作。我会把这看作极大的灾难。　　阿诺德说他无法制止这一行动，内阁成员是由首相任命的。我拒绝接受这种解释——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改组是内阁秘书安排的。我就是这样说的。　　阿诺德承认这一事实，但坚称如果首相真的坚持某一具体任命事项，内阁秘书只好勉强默认。　　我依然深信阿诺德有权作出决定。　　〔这件事一直搁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收到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一张备忘录为止。见下——编者。〕亲爱的汉弗莱：　　我一直在进一步考虑你的问题。我认为解决你的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让吉·哈去拒绝布鲁塞尔。　　阿　　7月19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回复：　　亲爱的阿诺德：　　我认为他会去接受布鲁塞尔的职务。他说他相信欧洲理想！很奇特，不是吗？我担心他上了自己的当。　　此外，我担心他认为自己在行政事务部没有取得十分成功。　　汉·阿　　7月19日　　阿诺德的回复：　　亲爱的汉弗莱：　　他并没有那么热衷于布鲁塞尔，有些地方要怪你。即使在符合良好政治利益的情况下，你也一直在阻挠他。　　依我看，哈克在今后一二天内会有巨大成就。　　阿　　7月20日　　汉弗莱爵士的回复：　　阿诺德：　　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两天内？什么样的成就？　　汉·阿　　7月20日　　阿诺德的回复：　　汉弗莱：　　任何性质的成就，我的好伙计。随便给我提供一些情况以便呈报首相，好把哈克留在行政事务部。　　另有一个机会给科伯特，那便是劳动就业部。弗雷德肯定要走了，因为他不断在内阁里睡觉——我知道他们全都这样。可是弗雷德却形成了一种习惯，一边还在说话一边就睡着了。　　7月22日　　今天一开始我还因犹豫不决而陷入瘫痪状。上午同汉弗莱开会时，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消息，他不承认有。我知道上星期的某一天他和内阁秘书共进午餐——阿诺德·鲁宾逊竟会什么也没有告诉他，这可能吗？　　“你一定了解到了一些事情啰？”我肯定地说。　　他迟疑片刻。　　“大臣，我所知道的只是内阁改组肯定将于下周一宣布。您有什么消息吗？”　　我想不出他是什么意思。　　“关于布鲁塞尔，”他说道，“您是否要接受专员的职务？”　　我试图说明我的感情矛盾。“从议员的立场来说，这个主意并不好。另一方面，从内阁阁员的立场来看，我看得出这可能是很不错的想法。但是再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我可以看出两方面的看法都有道理。”我无法相信自己所说的废话。汉弗莱和伯纳德可能搞不清我此刻究竟是从哪一个立场说话的。　　他们只是盯着我看，沉默而又困惑。　　汉弗莱随即要求我澄清一下。　　“大臣，您是不是已经决定到布鲁塞尔去了？”　　“唔……”我回答道，“即是又不是。”我发觉这是我多日来第一次感到快活。　　汉弗莱设法帮助我清理思路。　　他要我列举出利弊。　　这又使我立即糊涂起来。我对他说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以往的想法，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向汉弗莱提起过这一点，我想可能提起过——这全得取决于我是否干得不错。所以我问汉弗莱，他认为我干得怎样。　　汉弗莱说他认为我干得不错。　　我再也深入不下去了。我在绕圈子。如果我干得不错，我的意思是真的不错，那么我就留下，因我以后也会不错的。但如果我仅仅干得不错，我的意思只是恰好不错，那么我认为呆在这里就不对了——那就错了，对吗？　　然后汉弗莱似乎提出一个积极的建议，“大臣，”他自告奋勇地说，“我认为，从安全着想，您需要一个个人的伟大成就。”好主意！的确不错。　　“实际上是一种凯旋。”汉弗莱说道。　　“类似什么呢？”我问道。　　“我的意思是，”汉弗莱说道，“为了巨大的个人和政治上的成就而大大出名。”　　我相当激动。殷切地等待他再说下去，但是汉弗莱突然沉默下来。　　“唔……”我又问道，“你在想什么？”　　“没有什么，”他说，“我正想考虑一些事情。”真是帮了大忙！我问他这种假设的胜利的目的是什么？　　他对我说，阿诺德爵士指出，如果我在内阁改组之前大奏凯歌，首相就不能降我的职。　　那是显而易见的。使人更加担心的是：这话意味着首相不可能提升我。　　我提出了这一点。汉弗莱回答说，唉！人就该讲现实。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他此刻的话多么无礼。　　我对汉弗莱说，我要接受布鲁塞尔的职位，并结束了会议。我决定今晚和布鲁塞尔通电话，并接受任命。这样便比首相先走一着，免受在内阁中被迫降职的羞辱。　　我对汉弗莱说他可以告退了，并指示伯纳德把欧洲文字处理标准化计划的细则给我拿来。这将是眼下全力以赴的工作。　　这时，汉弗莱想出一个主意来。　　他激动地站起身来。　　“等一等，”他说道，“我有一个主意，假定您不理会欧共体而发表您自己的文字处理设备计划，并立即于今天，明天，好吧，星期一之前，与英国制造商签订金额巨大的合同，从而确保英国国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出口订单……”他看着我。　　我设法重新调整我的思路。我们不是回到老路上去了吗？这正是两星期前我们接到布鲁塞尔发来的指令之前差不多就要做的事，而汉弗莱却对我说，我们必须服从布鲁塞尔的指令。　　“这不是指令，”他现在才解答道，“没有经会议批准过，这仅仅是请求。”我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我们是否可以在我们的伙伴背上插一刀再把唾液吐在他们脸上呢。　　伯纳德出来调解，“您无法在人家背上插一刀的同时把唾液吐在他们脸上。”我想他有意要助我一臂之力。　　我越想到这件事就越看出汉弗莱的计谋是有其真正的才气的。在这个国家里和布鲁塞尔对着干是很得人心的。这会成为一篇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报道，并证明我有双肘为武器。　　我对汉弗莱说这是个好主意。　　“您要这样干吗？”他问道。　　我不想仓促行事，“让我想想看，”我说道，“这毕竟意味着放弃……”我不知道该怎么措词。　　“饲料槽？”他提议说。　　“不，那不是我的意思。”我冷冷地回答道，尽管这确实是我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他知道是这回事。因为他说道：“事到临头，大臣，必须把自己的国家放在首位。”总的来说，我想我是同意这一点的。　　7月23日　　吉姆惩罚了他们　　大大激励了英国　　行政事务部高领导吉姆·哈克今天拒绝了共同市场。他在一次将在全国大得人心的计划中对欧洲伙伴说，英国要在信息技术上单独干。　　我拒绝欧共体的请求真的成为一条大新闻了。事实上是一次胜利。尤其是我还为之配上了一篇充满沙文主义味道的反布鲁塞尔演说。畅销报刊喜欢它。不过我担心我已破釜沉舟无法挽回了——我想人家再也不会匆匆忙忙邀请我去当专员了。　　但愿这会起作用。　　7月28日　　今天内阁宣布改组。弗雷德果真被踢到上院去，巴兹尔·科伯特到劳动就业部去，我原地不动，留在行政事务部。　　汉弗莱第一个闯进来对我说继续留任，他多么高兴。　　“我明白也许自己不该这么说，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会因为失去您而深深感到难过的。”他告诉我这是他的由衷之言。　　“是呀，”我和蔼地说，“我们真的变得像恐怖分子和人质那样要好了，不是吗？”他点点头。　　“你们两位哪一位是恐怖分子？”伯纳德问道。　　“是他。”汉弗莱和我异口同声说，彼此指着对方。　　接着我们都笑了起来。　　“顺便问一下，”我问道，“如果我到布鲁塞尔去，来接替我？”　　“我一无所知。”汉弗莱说道。　　但伯纳德却说：“汉弗莱爵士，您不是对我说过将由巴兹尔· 科伯特接任吗？”　　我们暂时的友好情绪被泼上了一盆冷水。汉弗莱爵士显得十分窘迫。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过。无怪乎他会因失去我而感到那么难过呢。　　我望着他，要他证实。　　“巴兹尔·科伯特？”我问道。　　“是的，大臣。”汉弗莱爵士说，他的脸红了起来。　　* * *　　[1]《圣经》中没有建成的通天塔，比喻搁置的计划——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