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意思是去操纵它？”汉弗莱爵士冷冷地问道。 这个人的双重标准继续使我惊奇不已。 “嗯……是的！” “大臣！”他说，显得似乎深为震惊的样子。真是十足的伪君子。 “我倒想知道一下，如果你能操纵一次内部调查，那来操纵一次独立调查又有什么问题呢？”不过我早就知道答案了——你要操纵独立调查可能被人家抓住把柄。 “不，大臣，在独立调查中一切取决于是主席。这个人必须绝对靠得住。” “如果他靠得住，”我评论说，“那就肯定存在着他会把一切事都抖出来的危险。” 汉弗莱爵士又为难起来。“不，如果他靠得住就不会这样，”他解释说，“一个靠得住的人会懂得该怎么办。他会理解各种含义。他会对整个问题有一种敏感的、富有同情心的洞察力。” 事实上，他在建议我们去操纵它。它就是喜欢把它说得隐蔽一点。 “啊，”我说，“所以，靠得住实际是指‘手臂朝里弯的’？” “当然不是！”他否认得太快了。我认为汉弗莱爵士的确为自己辩护得太多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又试图解释道，“一位具有广泛理解力的人……”我决定提出一些建议来缩短这过程。“那么，一位退休的政治家怎么样？” “……并且须是绝对正直的。”汉弗莱补充说。 “噢，我懂了，”我停下来想一想，“一位学者或者一位企业家怎么样？” 汉弗莱爵士摇摇头。 “好吧，”我说道，知道他心中已经有了对象，“说出来吧，是？” “嗯，大臣，我想或许……一位退休的公务员。” 我懂得他的意思。“好主意，汉弗莱。”多年的训练给人带来的好处多大呀！ “莫里斯·威廉斯爵士可以作为人选。”他继续说。 我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你不认为他可能会过于独立自主吗？” “他正希望得到贵族头衔。”汉弗莱爵士轻轻地说，面带笑容。他显然认为自己正从衣袖中拿出一张王牌来。 我感到惊奇。“这件事是不会使他得到贵族头衔的，是吗？” “不会的，但是正确发现问题将给他增加几个积分。” 积分。这对我是一个新概念。汉弗莱解释说这些积分都加起来，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得到一枚徽章。这看来有道理。 “好，”我断然说，“就请莫里斯爵士吧。”谢天谢地，我发现作出决定真容易。 “谢谢您，大臣。”汉弗莱笑着说，便离去了。当他称心如意时，他确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或许他的主意会使我们摆脱一次真的会揭露什么情况的独立调查的尴尬局面——不论所揭露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不知道但却是应该知道的事，或者是一些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但却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对此已有所了解的事。 当然，思考之余我认识到还有第三个而且更现实的可能性——即，一次独立调查会揭出汉弗莱知道但我却不知道而他又不要我知道的某些事情，于是，我的毫不知情就会使我显得像个傻瓜。 换句话说，像昨天发生的那样。 因此，或许不妨就照他的办法去做吧，要一直做到我获悉他所不知道的某种令人尴尬的消息之日为止。 3月17日 今天我和伯纳德·伍利开了一次长会。 首先，他关心古巴难民。我自然也是关心他们的。议会和新闻界正对政府拒绝帮助他们酝酿一场大风波。 我试图指出，财政部不肯给我们钱，这不是我的错误。 我无法挫败财政部。没有能挫败财政部。 我已决定不管难民的事，因为我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关于新设立的圣爱德华医院，伯纳德和我却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和揭露性的谈话，有关医院的消息是罗伊昨天透露给我的。开始时，罗伊的消息似乎靠不大住。 “您要我去了解有关伦敦北部的一所医院的情况。”伯纳德开始说。 我点点头。 “唔，正像我提醒过您的那样，司机的信息网络不完全可靠。罗伊弄错了。” 我感到很宽慰。“你怎样听到这好消息？”我问道。 “通过私人秘书的信息网络。” 这话给我很深的印象。虽然私人秘书的信息网络有时比司机的信息网络要慢一点，但是它要可靠得多了——事实上几乎是百分之一百准确。 “还有什么情况？”伯纳德解释说，在这所医院里只有三百四十二位行政人员。其余的一百七十位是搬运工、清洁工、洗衣工、花匠、厨师等等。 这看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数字。因此，我问有多少医务人员。 “啊，一个也没有。”伯纳德若无其事的回答。似乎这种情况不管怎样都是不问自明的。 我拿的不准自己是否听错了。“一个也没有？”我小心地问了一下。 “一个也没有。” 我决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我们是在谈论圣爱德华医院，是不是，伯纳德？” “是呀，”他高兴地回答，“它是崭新的，这您知道。”他补充一句，好像这就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怎么新法？” “嗯，”他说道，“它是八个月前完成的，工作人员都配备好了，但是不幸的是，那时政府开支有所削减，结果就没有钱可用于医疗服务。” 我越来越感到无法接受。“一座崭新的医院，”我轻轻地重复说一遍，为了弄清自己的确没有听错，“有五百名行政人员但却没有病人，是吗？”我坐着，静静地想了一会。 接着，伯纳德大有帮助地说：“唔，实际上有一位病人，大臣。” “有一位吗？”我说道。 “是的——副总行政官员在脚手架上绊了一跤，摔断了腿。”我开始恢复过来。“我天啊，”我说道，“如果我在下院，人家问到这件事可怎么办？”伯纳德显得局促不安。“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呀！”“你为什么不知道？到底知道呢？这件事怎么一点也没有泄露出去？” 伯纳德解释说，在卫生和社会保险部有一两个人显然是知情的。他们还告诉过他，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事实上有好几家这样的医院分布于全国各地。 看来存在着一套规范做法以防止这类事情泄漏出去。“显然，他们设法把医院装扮成一个建筑工地，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这医院是可以使用的。您知道，脚手架、箕斗、其他东西仍在那里。这是正常的事情。” 我没有话说。“正常的事情？”我气喘吁吁地说。〔显然并不是完全不说话——编者。〕“我想……”我又断然下起决心说，“……我认为在反对党抓住这个把柄之前，我好亲自去看一下。” “是，”伯纳德说，“到目前为止，新闻界还没有发现它，您说奇怪不奇怪？” 我告诉伯纳德，我们的绝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是外行，他们甚至很难知道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实际上是星期三呀，大臣。”他说道。 我指向门口。 〔这星期五，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蓓尔美尔的改革俱乐部遇到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常任秘书伊恩·惠特丘奇爵士。他们讨论了圣爱德华医院的问题。幸而，汉弗莱爵士在一张特备的长条备忘录纸上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汉弗莱爵士喜欢尽可能把字写在纸边的空白处，但是如果不可能，类似纸边空白的长条纸也会使他感到非常舒服——编者。〕哈克突然对圣爱德华医院感兴趣，使得伊恩感到紧张，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可以从这记录推断——当时的——伯纳德·伍利先生把圣爱德华医院的事告诉了汉弗莱爵士，尽管当我们就此询问——现在的——伯纳德爵士时，他却说已经记不清自己这么做过——编者。〕我解释说，我的大臣对这医院里没有病人十分关注。在这点上，我们都感到有趣。我的大臣正使自己略为有点可笑，一家医院没有护理人员时，怎么会有病人呢？ 伊恩很正确地指出，他们卫生和社会保险部在管理医院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一步是使这地方顺利运转。在有病人的情况下会于事无补——他们会碍手碍脚。因此，伊恩劝告我告诉哈克说，这是圣爱德华医院的试运行阶段。 但是，我估计政界会发生不该有的更不安定的情况。我催促伊恩对下面的问题作一解答：试运行阶段要持续多久？我被迫谈到我的大臣已同意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 伊恩反复说了他听到独立调查后所感到的震惊。的确，我毫不疑，他的震惊正反映了整个白厅的反应。 然而，我不得不进一步督促他。我要求有一个表示，说我们最终把一些病人送进圣爱德华医院去。 伊恩爵士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这样做的。他证实他目前正打算让一些病人住进医院，就是说，可能在一两年以后当财政情况不那么紧张时。 据我看来，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我看不出他怎能在关闭别的医院的同时，在圣爱德华医院开辟四十间新病房。财政部不会接受，内阁也不会接受。 但是我是了解我的大臣的，他可能不以同样的眼光看事物。可能仅仅因为医院不医治病人而试图关掉整个医院。 我把这个可能性向伊恩提了，他说这种想法是办不到的。工会会加以拦阻的。在我看来，工会还不可能在圣爱德华医院开展活动，但是伊恩对此已经有了答案——他向我提及索斯沃克医院里狂热的鼓动者比尔·弗雷泽，一个可怕的人物。他可能有用处。 我想伊恩将去鼓动他。〔阿普尔比文件19/spz/116〕〔或许我们应该指出，哈克是不会听到上述谈话的，因为汉弗莱爵士的备忘录纯粹是私人性质的备忘录——编者。〕3月22日 今天我就公共医疗卫生管理机构一事与汉弗莱爵士摊牌了。 我请人在中央大厦〔哈克的党的总部——编者。〕为我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因为我不能从我自己的部里取得清楚的统计数字。真是骇人听闻！ 他们每年不断地改变可比数字的基数，这样就无从核实哪一类机关人员正在增加。 “汉弗莱，”我开始说，其实已完全掌握确切的证据了，“国民保健部门是官僚机构大膨胀的先进典型。” 汉弗莱看来漠不关心。“当然不是，”他回答说，“并没有大膨胀。多只是缓缓增加而已。” 我告诉他说，有关愚蠢的官僚机构膨胀的事例每天像潮水一样涌来。 “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议员们，”我说，“还有选民、医生和护士们。再有公众。”汉弗莱不感兴趣。“捣乱分子。”他说。 我吃了一惊。“那么公众呢？” “他们是一些坏的人。”他评论说。 我决定给他看一些我研究的结果。首先，我给他看有关听诊器的备忘录。〔真是交上好运，哈克保留下他在日记中提到的所有备忘录的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使我们对国民保健部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管理情况了如指掌——编者。〕皇家联合医院 听诊器申请领取单 鉴于目前供应情况，我们不可能供应你所申请的额外听诊器。 然而，我们现在可以供应更长的像皮管，以供你现在听诊器使用。 采购部 汉弗莱爵士对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并且评论说，如果有更长的橡皮管可供应的话，作这样一个答复是完全正确和正当的。 接着伯纳德更进一步指出，这事可以减少医生体力的大量损耗——他说，听诊器有了足够长的橡皮管，他们就可以站在一个地方听到病房中所有病人的心脏跳动。 我希望并祈祷他是在开玩笑。 然后我把来自圣斯蒂芬医院关于卫生卷纸和停尸间的备忘录给汉弗莱看。 发自：院长 发给：所有医务人员 圣斯蒂芬医院将在圣诞节期间关闭停尸间。在节日期间要求医务人员合作，不对这部门施加压力。 发自：社会服务员 发给：全院人员请注意：软的卫生卷纸只供病人，不供工作人员使用。近几个月来，看来医院员工以这个或那个理由一直在使用软的卫生卷纸。 汉弗莱爵士不理会这些备忘录。他争辩说，卫生机构正如政府所要求的那样有效而节约地工作。 因此我给他看一份来自地区卫生局制服监制中心的令人瞩目的文件：地区卫生局 护士制服问题 近交付的护士服装显然都是用透明衣料制成的。领到这些服装的护士应向制服监制中心主任报告，他将对这问题的性质予以评估。 制服监制中心负责人 汉弗莱通情达理地承认他为这篇胡说八道的文字而感到惊讶。“如果您能找到它就算不错了。”他笑着说。 我把我的王牌放到后才用。于是连汉弗莱也对圣诞晚餐的备忘录表示忧虑了。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医院 伙食安排变更 节日安排 请注意：星期二的甜食将在星期五作为第一道菜，星期五的第一道菜将在星期四作为主菜。圣诞晚餐将在新年除夕供应，而新年联欢会将在节礼日[4]举行。这就是说员工们将在1月7日自带午餐。 今年的耶稣受难日宴会将在4月13日，星期二举行。 伙食科长 12月13日 汉弗莱至少承认，如果我们的国民保健部门出钱让人去制造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那就可能是出了一点小小的乱子了。而我今天早晨才得知，在十年里，卫生部门的行政人员已经增加了四万人。而医院床位数却减少了六万张。这些数字本身就够说明问题了。 再有，卫生部门每年的费用已经高达十五亿英镑。这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汉弗莱爵士在看这些数字时，似乎很满意。“啊，”他沾沾自喜地说，“要是英国的工业能与这个增长记录并驾齐驱就好了。” 我大吃一惊！“增长？”我说，“增长？”我重复说了一遍。是否我的耳朵听错了？“增长？”我喊了起来。他点点头。“你是否说，医治越来越少的病人使我们能雇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这是使用由国会批准、纳税人提供的经费的正当方式？” “当然。”他又点点头。 我设法向他说明，批准这些钱只是为了要使病人健康好转的。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他干脆不同意这个意见。 “相反，大臣，它使每个人都好过些——为已经表达出自己的关心和同情而感到好过些。当钱分配给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门时，国会和全国都感到净化了。赎罪了。清白了。这是一种牺牲。”这当然是纯粹的诡辩。“这钱应该用于护理病人，是吗？”汉弗莱爵士显然认为我的评论与本题毫无关系。他继续进行他的愚蠢的牵强附会。“当人们作出一项奉献时，没有一个人会问牧师‘在宗教仪式之后这笔奉献的钱放在什么用场？’” 汉弗莱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在我看来，如果这笔钱被滥用了，全国人民是要过问的，而我在这里作为国民的代表，就要看到它不被滥用。“尊敬的大臣，[5]”汉弗莱开始使用他各种解数中特别喜用的侮辱手法之一，“人们关心的仅是不亲眼看到这笔钱被滥用。”我驳斥了那种说法。我提醒他关于精神病医院丑闻所引起的争吵。 他就像平时那样玩世不恭，声称这一场吵闹恰恰证明了他的观点。“那些弊病已经很幸运地延续了几十年，”他说，“没有稍微留心一下，去弄清自己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事实上，这是他们的奉献。使他们愤怒的是人们把情况告诉了他们。” 我理解了这一整套巧妙的理论，不管它是真是假，正被汉弗莱用来当作烟幕。我决定问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我们是否同意为了职工的好处开一所医院是没有意义的？”汉弗莱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大臣，”他告诫说，“我是不会那样提问题的。”然后他就不作声了。 我指出，我就是那样提问题的。 “的确。”他说道。 然后等待着。 显然，他不打算回答任何直截了当的问题，除非这问题是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接受的词句来提的。 我让了步。“好吧，”我厉声说，“你要怎么提法呢？” “到头来，”他开始说，“医院的首要功能之一是照看病人。”“功能之一吗？”我说，“功能之一？还有什么其他功能？”他不理会我打断他的话，并且继续以极度平静的口气讲话，好像我没有讲过一句话似的。“但是，在我们为护理人员和医务人员弄到钱之前，我们还是无法发挥那个功能。或许要在大约十八个月以后才能够……” “十八个月？”我吓坏了。 “是的，或许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开一两间病房。”他说道，终于承认我说过话了。 我认为这是废话。我指示他立刻去开辟几间病房——并且要开放两间以上的病房。 作为反建议，他提出组成一个部际委员会来考察监测早日接受病人建议的可行性。 我问他要多长时间来打报告。 “不长，大臣。” “多少时间？” 在他回答以前，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十八个月。”我们同声一起说话。 “真可怕！”我以讽刺的口气补充了这句话。 “谢谢您。”他回答说，显出讨人喜欢的毫不在乎的度。事情确是没有希望了。 因此我提了一个新建议。“我建议我们把医院里新雇用的人都辞掉，并把这钱用来开放在其他医院里关掉的病房。” 〔正如汉弗莱爵士所预言的那样，哈克准备关闭整个医院——编者。〕“而当我们能负担得起时，”我又以讽刺的口气加了一句，“我们才开办有医务人员的圣爱德华医院！如果你发发慈悲的话。”于是汉弗莱辩解说，如果我们现在关闭这医院，我们会使开办有病人的医院的事推迟多年。他谴责说，“您的话好像是说员工们无事可做就是因为医院里没有病人。” “他们做什么呢？”我问道。 汉弗莱显然正盼望着这个问题。他立刻给我一份目录。是一份包括所有行政部门及其工作的目录（不论有没有病人），真是离奇！ 圣爱德华医院各部门目录 （1月1日起有效） 制定这份部门目录的目的是方便部门之间的联系人事部 1．意外事故计划科 罢工、空袭、核战争、火灾蔓延、食物或饮水中毒等意外事故。在这种危机中，你们的当地综合性医院将成为事故幸存者的主要中心。 2．数据及研究科 目前本科室正在进行受托区全面人口普查工作。为的是使医院为妇产科、小儿科、老年病科以及男女性平衡等未来的需要作好准备。 3．财务科 根据入院等级、通货膨胀、地方和全国性基金筹集等变数来设计帐目、资产负债表、估算现金流动。 4．采购科 采购药品及其他物品，取得估价单，复审现有和将来的药品目录和价格表。 5．技术科 估算所有提出的设备请购单，并比较费用效益。 6．土建科 处理第三期建造计划，计算成本，联系施工以及在1994年完成医院后一期工程所必须的所有其他工作。 7．维修科 医院建筑物本身以及院内高度复杂的、昂贵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设备的维修工作。作为一项节约措施，该部门还包括清洁科。 8．伙食科 该部门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9．人事科 这是一个工作忙碌的部门。处理休假、全国健康保险以及工资等事。很自然，这部门当然包括若干员工福利官员，他们需要照顾五百多名雇员。 10．行政科 负责打字、文书、文具、办公室家具以及各种设备，负责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批准日常工作程序等。 当我读这份材料时，我说不准（直到今晚我仍然说不准）汉弗莱是否在开玩笑。第10科有管理其他行政人员的行政人员。 我仔细地审阅，然后端详他的脸。他显得很严肃。 “汉弗莱，”我说得很慢，很谨慎，“其中没有提到病人！治病才是开办医院的目的！病人！生病的人们！医治病人！” 汉弗莱爵士无动于衷。“我同意，大臣，”他说，“但是所有在此列出的这些重要工作都必须继续下去。不管有没有病人。” “为什么？”我问道。 他显得茫然。“为什么？” “是呀，为什么呢？”我重复说道。 “我不明白。”他说。 我搜肠索肚，想怎样以别的字眼来表达。但终于不得不放弃这个尝试。 “为什么？”我重复又问道。 “大臣，”他说，“难道您会因为没有战争而取消军队吗？”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论点。我就这样对他说了。他要我对“似是而非”下定义。我避开那问题，急忙指出医院的情况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医院必须出成果！ 我终于似乎使他震动了。他完全动摇了，以至于失去了沾沾自喜的样子。“大臣，”他诚恳地说，“我们并不以成果而是以活动来衡量成就。而且有相当多的活动呢，其成果也并不少。这五百名工作人员正严重地超负荷工作——整个编制原来应该有六百五十人，”他打开了公文包，“我可以请您看一下来自圣爱德华医院的文件吗？” 我是决不愿意去看那些东西的。 “不，你不必让我看，”我坚定地回答说，“适可而止吧。把他们全部都解雇掉。” 他直截了当拒绝了。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重复说，如果我们失去我们的行政人员，这医院将永远开不成。所以我告诉他，只要把辅助工人解雇就行了。他说工会是不会接受的。 我妥协了。我指示他解雇一半行政人员一半辅助工人。我要他用医务人员来代替他们并且开放一两间病房。我还告诉他，这是我在这问题上的后决定。 他想继续讨论下去。我不让他这么干。他看来对整个情况尚感满意但不无忧虑，并在离去时说，他会跟卫生部门工会谈一下。 他对这种解决的可能性不抱多大希望。 我开始感到自己就像艾丽丝梦游仙境似的。 〔那星期稍晚时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与行政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布赖恩·贝克有一次会晤。看来是私下进行的，两人边喝雪利酒边谈。这次会晤是在汉弗莱爵士办公室里举行的另一次见面以后进行的。极不寻常的是，汉弗莱爵士对这次见面看来没有写笔记、备忘录或者提到它，甚至他私人日记中也一点没有记载。这说明他认为这次讨论可能是非常令人难堪的。幸而布赖恩·贝克在下一届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到这次秘密讨论，而其内容见于会议记录——编者。〕行政工会联合会 其他事项： 贝克先生向执行委员会汇报一次高度机密的会晤情况。他与行政事务部常任秘书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进行过一次谈话，双方同意对此次谈话应该绝对保密，不可让第三人知道。汉弗莱爵士提到圣爱德华医院的事。贝克先生表明他准备在这些谈判中采取温和路线：他感到我们在这问题上理由不充足。硬要政府在一家空的医院里无限期地保留辅助员工可能是困难的。 汉弗莱爵士谴责贝克先生的失败主义，并命令他为其工会会员坚持下去。贝克先生报告说，他起先听到这建议时感到惊讶，后来汉弗莱爵士指出，三百四十二位行政人员总得要有些工人供他们管理才行——否则他们自己也要去领失业救济金的，他这才明白过来。 汉弗莱爵士表示他可能被迫去解雇一些公务人员，贝克先生对此感到惊奇。但是正如汉弗莱爵士对他说过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生活在奇怪而动乱的时代。” 贝克先生问，如果我们采取劳工行动，汉弗莱爵士是否会支持工会？汉弗莱爵士指出，他的责任是保持政府机器的运转，而不大可能支持显示团结的示威。 不过，他暗示他不会对我们工会会员的广泛而有效的反对行动加以严厉的斥责。 贝克先生希望了解在这事上大臣站在哪一边。汉弗莱爵士解释说，大臣根本不知道咨询调解和仲裁局与全国和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之间有何区别。 贝克先生然后表示，如果要有效地造成混乱，他将需要汉弗莱爵士某些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他告诉汉弗莱爵士，由于医院空关了十五个月而且在一两年内没有希望开办任何业务，我们的工会会员情绪消极而冷漠。 汉弗莱爵士问比利·弗雷泽否也情绪消极而冷漠。开始时，贝克先生认为汉弗莱爵士不知道弗雷泽是在索恩沃克医院工作的。但是汉弗莱爵士指出他可能不久被调到圣爱德华医院去。 助理总书记评论说，这是好消息。如果有真正的有战斗精神的职工可以依靠，我们可以在圣爱德华医院做很多事情来提高我们会员的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后贝克先生报告说，汉弗莱爵士陪他走出门外，并对他的兄弟般的同志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并唱起《我们将克服过来》的歌曲。 执行委员会督促贝克先生在将来一切谈判中对汉弗莱爵士要多加注意，因为他既有可能是他本阶级的叛徒，也有可能是怪癖。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3月25日 今天我正式访问圣爱德华医院。这真是大开眼界。 欢迎委员会——我是以广义的意思使用这个字眼的，因为我简直不能想象一群不那么欢迎我的人们——列队站在门前石阶上。 我见到总行政官员罗杰斯夫人，和一个可怕的名字叫比利·弗雷泽的格拉斯威吉人，他享有工会联合谈判委员会主席的有趣头衔。罗杰斯夫人大约四十五岁，很瘦长，黑头发带点灰白——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汉普斯台德女士，她说话含糊不清。 “见到你多愉快呀。”我对弗雷泽说，伸出手要与他握手。 “我可不在乎这个。”他咆哮说。 他们让我看了几间空病房，几处行政办公室，确是一派忙碌的景象，而后看了一套宽敞但空无一人的、满是灰尘的手术室。我询问它的造价。罗杰斯夫人告诉我，它和放射治疗室以及重病特别护理室一共耗费了二百二十五万英镑。 我问她对这地方不曾使用过是否感到吃惊。 “不，”她高兴地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件好事。这样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节约管理费用。” “但是没有病人。”我提醒她说。 她同意。“然而，”她接下去说，“医院的基本工作是使其维持下去。” “我想治病是医院的基本工作。” “管理一个五百人的机构是一项大工作，大臣。”罗杰斯夫人说，她的语气开始显得对我不耐烦了。 “是呀，”我气急败坏地说，“但是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他们就不会呆在这里了。” “什么？”她显然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她的头脑实在闭塞。 我认为这正是下决心的时刻了。我告诉她，这种情况决不能继续下去了。要么她把病人请到医院来，要么我把医院关掉。 她开始啰嗦地说，“是呀，唔，大臣，总有一天我肯定……” “不是等到哪一天，”我说道，“就是现在。我们将解雇三百名你手下的人而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支付医生和护士的工资，以便我们能接受一些病人进来。” 接着比利·弗雷泽开始插入他的屁话。 “哎，”他开始说，“没有那三百人，这医院就无法运转。” “你认为现在它在运转吗？”我问道。 罗杰斯夫人对她自以为是的道理毫不动摇。“它是国内管理得好的医院之一，”她说，“它够得上领取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奖。” 我请教她得的是什么奖。 她骄傲地对我说，“是作为本地区卫生的医院而得奖的。” 我默默地求上帝给我力量。然后，我告诉她我已经作出后决定，三百名员工必须解职，医生、护士必须请来，病人必须收进来。 “你的意思是要失去三百份工作吗？”比利·弗雷泽机警的头脑终于弄懂了。 罗杰斯夫人早就懂了。不过罗杰斯夫人清楚地感到这家医院不需要病人。她说，只有几个基本的医务人员，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进行任何大手术。我告诉她我不管她是否要做重大手术——我才不管她只能做静脉曲张，疝气和痔疮等手术。但是总得做点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要失去三百份工作吗？”比利·弗雷泽愤怒地说，他显然仍旧要求对别人早在十分钟前懂得的简单问题加以解释。 我清清楚楚地对他说了。“是的，我是这个意思。弗雷泽先生。”我回答说，“医院不是一个就业的地方，它是一个医治病人的地方。” 他脸色铁青。当他开始对我大声辱骂时，他那一小撮可怕的胡须上满是唾沫，他的小小的红眼睛闪着阶级仇恨和酒精引起的凶光。“它是我工会会员就业的地方，”他叫嚷道，“你要使他们失业，是不是？你这个杂种，”他尖叫道，“这就是你所说的有同情心的社会吗？” 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保持镇静。“是的，”我冷静地回答，“我宁可对病人有同情心，而不对你的工会会员有同情心。” “我们会出去举行罢工！”他叫嚷着。 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或者耳朵。我对这个威胁非常高兴。我当面笑他。 “好啊，”我高兴地说，“罢工吧。那有什么关系呢？你能损害呢？请举行罢工吧，越快越好。并且把所有那些行政人员都带走，”我加了一句，朝那位罗杰斯夫人的方向挥挥手，“这样，我们就不必向你们付工资了。”伯纳德和我离开了圣爱德华医院这个战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这场战斗中无可争辩的胜利者。 一个人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愉快心情，在政治上是非常难的。这是一种舒服的感觉。 3月26日 看来我并没有完全打败对手。整个情况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发生变化。 伯纳德和我今天下午很晚时还坐在办公室里，庆祝我们昨天的胜利。我想自己还在相当沾沾自喜地说比利·弗雷泽的罢工威胁来得正好呢。 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起初有一则报道说英国政府又一次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接受更多的古巴难民。接着是一桩爆炸性事件！比利·弗雷泽出现在屏幕上，他威胁说，如果我们解雇圣爱德华医院的工人，在伦敦的整个国民保健部门将于今天午夜举行罢工。我被彻底打垮了。 〔我们很幸运，取得了有关电视新闻节目的文字记录，并复制如下——编者。〕新闻广播员：在大伦敦地区的国民保健系统各医院员工将从星期五半夜起举行罢工，打算在圣爱德华医院解雇一百七十名工人的事引起了争议。我们同工会活动家比利·弗雷泽进行了谈话。 比利·弗雷泽：我们正举行罢工，抗议失业。我们要使伦敦所有的医院实际上完全瘫痪。它们将完全停下来，不能输血，不能动手术，不能进行癌症治疗，什么活动也没有！一直要等到我们拥有同情心的社会恢复过来为止。 记者：但是你怎么能这样对待病人呢？ 比利·弗雷泽：不是我们在这么做，是哈克先生在这么做。 记者：在把这些可怕的制裁强加于无辜公众之前，你是否该三思而行？ 比利·弗雷泽：我能向你保证，并且我想借此机会向社会公众保证，我们将千方百计谋求解决。 就在这一时刻汉弗莱进来了。 “啊，”他说道，“你们正在看这节目。” “是的，”我咬牙切齿地说，“汉弗莱，你告诉过我你要同工会谈谈。” “我去过，”他回答说，“可是，咳，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耸耸肩，显出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确信他已尽力与工会打过交道了。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难住了呢？我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但是汉弗莱显然是为了另一件同样急迫的事而来的——事实上另一桩爆炸性事件！ “看来莫里斯·威廉斯爵士的独立调查将对我们不利。”他开始说。 我大吃一惊。汉弗莱本来满口答应我说威廉斯是靠得住的。他告诉过我这个人只要个贵族头衔。 “很不幸，”汉弗莱爵士咕哝地说，显得有些尴尬，眼睛盯着自己的脚，“他作为难民重新安置联合委员会主席也正在设法取得贵族头衔。” 我问难民工作是否比政府调查工作能赢得更多积分。 他点点头。我指出，我们简直没有钱来为更多的难民提供住所了。 接着又来了第三件爆炸性事件！电话铃响了，是唐宁街十号打来的。 我接了电话。高级政策顾问很严厉地告诉我，唐宁街十号已在6时的电视新闻上看到比利·弗雷泽。他把首相叫做唐宁街十号。他说唐宁街十号希望很快找到一项和平解决方案。 当我在仔细考虑这来自唐宁街的委婉而严重的威胁时，汉弗莱仍然喋喋不休地谈论令人厌烦的古巴难民问题。他说，只要我们能安置一千人，莫里斯爵士也就满意了。 正当我要再次解释我们没有时间或金钱来开办一千张床位的接待所……我突然明白了！我想出一项漂亮的解决办法。 一千名难民没有去处。而恰好有一千张床位的医院，人员也配备齐全。好运毕竟在我们这一边。十分吻合称，真是妙不可言。 汉弗莱当然明白我在想什么，并且似乎决心予以抵制。“大臣，”他开始说，“那医院拥有价值几百万英镑的高技术设备。它是为患病的英国人，而不为健康的外国人而建造的，卫生部门有很有病人正等待病床。这将是极其可怕的财务上不负责的行为，会浪费所有投资……” 我打断了这滔滔不绝的假仁假义的沙文主义废话。 “不过……”我小心地说，“那独立调查可怎么办？让他们调查到我们部里吗？你不是说过莫里斯爵士的调查会对我们不利吗？这难道是你们希望的吗？” 他歇了一下不说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大臣。”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我吩咐伯纳德立即让圣爱德华医院的人员复职，再去告诉莫里斯爵士，我们可提供一所崭新的医院来安置一千名难民，并且告诉新闻界，这是我的决定。这样，大家都会感到高兴的！伯纳德要我说句话供新闻界引用。是个好主意。 “告诉他们。”我说道，“哈克先生说这是一项困难但又不得不作出的决定，如果我们在英国的人要使自己够得上……有同情心的社会的名声的话。” 我问汉弗莱他是否同意这一切。 “是，大臣。”他说。我想我觉察到他的语调中有一点钦佩之意。 * * * [1]这里是指副秘书以上的八百名文官。 [2]这标志着哈克在这方面日益增强的意识。 [3]注：英国有远见者联合会（英国大的私人健康保险组织）的英文缩写，全称为British United Provident Association——译者。 [4]注：节礼日，圣诞节的次日——译者。 [5]真正的意思是：毫不尊敬。 9．死亡名单 3月28日 当我像以往的周日晚间那样坐下来回顾和思考一些问题时，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罗伊（我的司机）对白厅内的活动所知道比我了解的要多得多。 方圆一英里的白厅是世界上保密严的地方。强调避免出差错（这是文官的职责，因为它是他们唯一的工作动机）也意味着同样有必要避免发布信息。 正如阿诺德爵士据说在几个月前讲过的那样：“假如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也就没有人会知道你在干错事。” 〔这也许正说明为什么政府公式化语句总是那样难懂。写公式化语句是为了保护公务员的——编者。〕因此，提供情报——或者说掩盖情报——的方式是顺利管理政府的关键。 对避免差错的关注必然使人们有必要把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文官把一切内容都抄写下来，并把抄本分送给他们的同僚。 （正如伯纳德有一次跟我解释的那样，这又是因为“人们不愿忽视其他人”。）在复印机发明之前，财政部的工作比现在更得力，因为当时它的官员所需阅读的文件要少得多（因此使他们困惑的事也较少）。文官对文件的渴望是永不满足的。他们要求一切可能得到的情报都送给他们，也把一切可能取得的情报送给他们的同僚。他们跟上别人的文书工作之余还有时间做其他事，这使我惊叹不已——要是他们真的那样做的话。 同样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汗牛充栋的打印文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曾经被泄露出去——真得归功于白厅的保密才能。因为文官恪守的信条是：情报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披露给他们的政治“主子”，并在无法避免时才披露给公众。 不过我现在明白自己可以从他们的办法中学到一些有益的教训。首先，我必须更加注意伯纳德和罗伊。我决心从今天起不让虚假的优越感成为罗伊同我之间的隔阂——换言之，我将不再假装自己比司机对情况了解得更多。明天，当他到尤斯顿来接我时，我将叫他把听到的信息告诉我，我还将告诉他，他决不可认为大臣比司机知道更多的秘密。 再次考虑后，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说这些——他早已明白这一点了！ 说到私人秘书的小道消息，极有趣的是，听说上星期汉弗莱爵士受到阿诺德爵士一顿训斥。这将使汉弗莱深深地不安，因为他重视同僚的意见。 有一条小道消息渠道比私人秘书或司机的更灵通，也更有影响——那就是常任秘书们的小道消息渠道。（当然，内阁同僚之间几乎无小道可言，因为他们之没有私交，彼此不那么熟悉，而且除了在内阁和投票厅碰头外很少见面。） 我猜想，这次训斥也会影响他在阿诺德退休后成为内阁秘书的机会，或者毁了他在布鲁塞尔谋得一个舒适工作的可能性。 幸而，这不是我的问题——而当我对我的密探伯纳德和罗伊谈及此事时，他俩都（分别地）认为汉弗莱爵士不会因此陷入困境。除了有跟指数一样浮动的丰厚退休金外，一位前常任秘书要是愿意的话，总是可以安排工作的——在运河部门及航运部门或其他什么部门。 至于伯纳德，近来我对他的忠诚深有感触。看来他是在不危及他自身前途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为我效劳。事实上，我对存在于我俩之间的亲善、礼貌和善意程度几乎变得极为关注——如果他更多地表露出这些品质，他将几乎肯定会被调职。届时部里会感到，他越对我有用处，对他们就越无用处。 3月29日 下午我坐在办公桌旁阅读信件时，伯纳德侧着身子走进来，手放在背后，拿着一份东西。 “对不起，大臣，”他说，“报上有些关于您的报道，我想您该瞧瞧。” 我感到高兴。“有关我的吗？好极了。” 伯纳德神情阴沉。“嗯……”他欲言又止，“恐怕这是登在《私人侦探报》上的。” 我颤抖着接过那份令人厌恶的小报，用食指和拇指捏着它，使它离我远远的。我没有勇气将它打开。通常是由新闻官把你所需要的剪报送给你。假如他把这任务交给伯纳德，那肯定是可怕的消息。要对《私人侦探报》上登载的内容去作猜测，往往是徒劳无益的。 “他们……唔……揭发了一些事情。”伯纳德说。 惊恐的念头从我脑海里一闪而过。一瞬间，我的一生在我眼前闪过。会不会涉及国际标准化组织顾问职位的事？我猜测着。或者涉及我给萨冯德拉博士写的品德评语？或者是关于在约翰·波尔森家开的那次糟糕的晚会？我甚至不敢向伯纳德说出这些情况，所以我故作镇静。“唔，”我抬起头说道，“他们给我胡编了什么，去登在他们的烂污小报上？” “您还是自己看吧。”他答道。 于是我看起来了。 那内容确实令人极为难堪。 涉及安全措施的格思里绝密报告一事已于上星期向《私人侦探报》读者披露过了；其内容仍继续使大臣们深感不安。看来在野时被电话窃听、被窃听器监听以及受24小时监视的现内阁大臣之一的Egregious 的吉姆·哈克，他的行政事务部管辖着其他二万三千位行政人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Egregious的吉姆的那个部，目前负责供应政府所需的一切计算机控制的窃听装置。这大概使他成了政府的头号窃听者。 我立刻派人去把汉弗莱叫来。我得去确定这一消息是否真实。 这一小则卑劣的报道中有一点特别使我困惑——“egregious一词是什么含义？”我问伯纳德。 “我想这多半……含有‘杰出’的意思吧。”他解释道。 如果是这个意思那就好，不过对《私人侦探报》来说，似乎有点过于宽宏大量了。我务必记住改日把这个词查个明白。 汉弗莱来了，给他了那篇报道；他竟然有胆量对有关窃听的话付诸一笑。 “这是真的吗？”我问道。 “啊，绝对不是，大臣。”他断然回答。我一时感到宽慰，但他接着说，“这不过是他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我想没有人会当真把您看作一个窃……我是指……那是……” 我勃然大怒。“汉弗莱，我不是谈那无聊的小小玩笑。我是问你这篇报道的主旨是否真实——我是否遭到过监视，我是否在主管窃听装置？” “当然……”汉弗莱躲躲闪闪；我现在是多么清楚地看透了那个伎俩！“您当然不相信那烂污小报刊登的报道啰？” 〔“烂污小报”显然是当时白厅对《私人侦探报》的通俗叫法——编者。〕我再次问他：“它的内容确实吗？” 汉弗莱爵士再次拒绝作直截了当的回答。“我认为我们不应对此太认真，大臣。”他圆滑地回答。 我发火了。我对他说，我认为这是对我隐私权的粗暴而又难以容忍的干涉。假如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我可是在意的。而且我极其认真地对待此事。我提醒汉弗莱说，那篇文章声称：我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而且是国会议员，却一直受到彻底监视。监视是对民主的攻击。我问汉弗莱，他是否知道这有悖于欧洲人权公约。 他不动声色。他说：“监视是同有组织的犯罪作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武器。” 这简直不可置信。那不是对我，对一位政治家进行窃听的理由。“汉弗莱，”我问道，“你是否把政治家描写成一种有组织的犯罪？” 他笑了笑。“唔……也是无组织的犯罪。”他开玩笑地说。可我并不感到有趣。他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头了。于是赶紧进行弥补，“严肃地说，不是，大臣……” 我打断了他。我向他提醒了我自己的活动成绩记录，正是这一记录使我对当前情况特别感到尴尬。 “当我还是《改革》杂志的编辑时，我曾撰写过一篇社论，批评这类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且我还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请愿行动反对爱管闲事的官僚分子到处窥探和电话窃听。可现在我却获悉，”我继续愤怒地说，“——请注意，是从《私人侦探报》那里而不是从你那里获悉——偏偏是我在这里主管整个窃听的具体方面。”这是极其令人难堪的。 汉弗莱爵士只点了点头。 我问了一个必然要问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 “因为您没有问。”这也是意料中的回答。 “嗯，”我说，“我为新闻自由感谢上帝。我为在这个国家里至少有了一份勇敢的、直言不讳的、无所畏惧的日报而感谢上帝。”伯纳德插话提醒我，说我先前对它有不同的提法，但我打断了他。我乘机向他解释说，他极需要提高政治嗅觉，他需要学会更灵活地适应形势的发展。 他明白了我的观点，我是这么想——这么希望的！ 这些情况的披露必然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涉及我被窃听的谈话的录音带和（或者）文字材料，这些录音带和材料肯定是有的，它们在哪里？ “我想，”汉弗莱毫不在乎地说，好像这事并不那么重要，“很可能已经被编写成一份报告。” “那么得到这类报告？”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我猜想内务大臣一直得到……得到过这些材料。”他迅速修正他的纰漏，但已经迟了。 “一直得到这些材料？”我嘶喊着，“你是说，这事还在进行着？” 他试图使我安静下来，但没有成功。“不，大臣，不是对您，也不是现在。现在他将获得有关女王陛下政府反对党成员的报告。”我仍然不明白其中的具体做法，“把这份报告交给内务大臣？”我问道。 他耸了耸肩。“大概是MI5吧。”[1] “看来你对这一切泰然处之。” 他微笑了。他真叫我心烦，这个自负的…… 〔赘语从略——编者〕 我当然不会泰然处之。我真的大发火了。我谴责这种行径。 “真令人害怕，”我坚持说，“一个英国公民——就我来说，还是一位有声望的英国公民，一位为其同胞献身的公民……而这些幸灾乐祸、厚颜无耻的官僚却无时不刻在窃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所有私人通话、他和妻子的口角、他和女儿的吵吵嚷嚷、他和他的会计师的私人安排。”也许我说过头了——说不定这房间也正遭窃听呢！“这并不是由于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一生的言行完全可以公开。”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汉弗莱和伯纳德异口同声地说。 “但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停下来，等待着。现在该是汉弗莱爵士说话了，他肯定有话要说。但他既不解释也不争辩。 汉弗莱爵士仅仅坐在那里，头侧向一边，同情地倾听着。完全像一位弗洛依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家坐在卧榻一端，静听一位神经病人的梦呓。 由于他久久不语，我意识到他并不理解现在该是他答话的时候。 我问道：“为什么？” 汉弗莱爵士跳了起来，两眼直视着我。“您问的是哪个为什么？”他答道，“为什么要监视？还是为什么监视您？” “两个问题都要问。”他和蔼地笑道：“反正答案是一样的。”我的血沸腾了，狠狠地说：“那你为什么把问题一分为二呢？”他避而不答。 〔汉弗莱爵士无法向哈克说明他不想去回答后者没有提出的问题，他不想冒这个风险——编者。〕然后汉弗莱开始作一般性的解释。“我本该想到这事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大选前谣传你有可能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假如首相考虑让您主管国防部，您肯定能理解，让MI5来确认您对安全并无威胁，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吧？”我指出，“但我的隐私权受到了侵犯。”他极得意地笑了一笑，“但总比国家受到侵略要好些，大臣。”我得承认我能理解这一点，其中不无道理。 不过，我肯定汉弗莱从来没有感受过我当时的情绪，而且民主就是涉及个人的感情和权利——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就在于此。 我问他，“汉弗莱，你曾受到过监视吗？”他吃了一惊，“我？” “你，你自己，汉弗莱。” 他得意洋洋。“我是一位文官。”他答道，好像这一声明就能完全结束这场讨论。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还有菲尔比也都曾经是文官。”我说道。 他乱了阵脚，但他很快进行反击。“他们不是常任秘书。只有一生为人负责、可靠、诚实，才能成为一位常任秘书，只有正直、忠诚、谨慎的公务人员，才能通过严格的筛选。” 我注意到他特别强调“谨慎”二字，又是那秘密勾当，在这里算是公开承认了。我也注意到，他对常任秘书热烈赞扬时，其实是在表扬自己。我也注意到他是在回避我所提问题的实质：就算常任秘书从来不对安全构成威胁，而汉弗莱说他从未被人监听过，他不见得一生下来就是一位常任秘书吧？ 由于汉弗莱是以这种方式描述了常任秘书们的种种品德，论证这些人是用不着受监视的，于是我不禁要问，他是怎样看待大臣的？他的回答不出所料。 他说：“大臣们的美德不可胜数，其中包括……嗯……唔，包括值得羡慕的随机应变的才智和纵横捭阖的德性。”我请他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人们不能依赖大臣们。”他直率地说。我对他的粗暴感到惊骇。“我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还补充了一句没有必要的话。我得把这叫做无礼之极。“顺便说一下，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信赖您，大臣——我们当然能信赖您。但一般说来，大臣们跟文官不一样，他们完全是——由首相的心血来潮——随意挑选出来的。有时是为了报答得到过的可疑的恩惠，有时是为了避免任命一位日后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真正有才干的人——当然不是指您，大臣。您当然是可信赖的。您本人几乎可以成为一位文官了。” 〔汉弗莱爵士肯定把这作为一种恭维。这的确是最大的恭维。而哈克却肯定该把这话当作一种暗示：即，他本人是可以驯服的。但遗憾的是，他被这番恭维迷惑住了——编者。〕我的怒气平息了。我想他并非胡说八道。 我让他继续说下去，“大臣，您能相信您的每个内阁同僚能不泄漏知心话吗？” 我若不显示出对我的同僚的不忠诚，便无法对他的问题作出回答。 他问道：“那么您觉得反对党后座议员又怎样呢？” 这问题不难回答。“当然不能信赖那伙人。”我大声说道。 “可不是吗，”他说，着实地将了我一军，“您当时正是反对党后座议员之一啊！” 跟汉弗莱争论这类问题总是不容易取胜的，不过他力求争论中取胜，而我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我终止了辩论，作出自己的决定，那就是停止各种监视。这是个原则问题。 他反对说，这事属于内务部管辖，无论如何不在我们权限之内。 但这点我并不担心。我肯定能使今后的监视更加难以执行。假如我负责窃听装置，我打算（在装置使用之前）负责为我们大家提供一些适当的保障民主的措施。 他挖苦地提问：“您是否打算建议，等到人们在表格上签名表示同意接受监视之后才能对之进行监视？” 我的计划远比这高明。“不，”我语调温和而又坚定，“我提议由两院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上院高级法官任主席，以批准每一个进行监视的申请，未经重新申请者，每次监听不得超过两星期。” 接着，我要他立即着手经办。 他不再争辩，非常冷漠地向我告别。 今天我脑子里满是各种主意。汉弗莱大步走之后，我吩咐伯纳德给内阁每个成员送一份备忘录。 我还考虑到让一个后座议员向内务大臣提出质询，诸如：内务大臣能否向下院保证他的同僚从未受到过政府监视？这将会使他震惊，并将使事情公开化。且看这究竟是否仅仅是内务部的事！我可不这么认为！ 最后，我吩咐伯纳德在本周晚些时候约《快报》的沃尔特·福勒在下院安妮酒吧间跟我见面，一起喝一杯。 “谈什么？”伯纳德想知道。 “政治上出言不慎的第一定律，”我答道，“酒后吐真言。” 〔沃尔特·福勒是《快报》采访议员的记者。这意味他可能曾经是该报的政治编辑或政治编辑部的主任。下院接待厅是独具特色的英国政治制度，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迄今用来驯服和钳制新闻界的最佳手段。 因为倘若新闻界要求自由，就很难加以检查删改，但若他们主动放弃自由则容易办了。 八十年代有一百五十个采访议会的记者。他们享有特权，能在两院后面的接待厅内混迹于议员和大臣们之间。然而，作为记者，他们不允许坐在皮面席位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既不许报道他们在那里见到的一切——例如议员们互相打架，也不许报道他们无意中听到的话。 你可能会问：是谁规定不许他们做的事？谁制订出这些禁令？回答是：记者自己。 作为对自由接近议员和大臣的回报，他们实行了最惊人最严密的自我新闻审查制度。 接待厅接到唐宁街十号的首相新闻秘书每天发布一次的简报以及下院领袖和反对党领袖每周发布一次的简报。引用这些简报都不能指明其来源。 采访议会的记者们争辩说，由于他们的自我克制，他们会更多地获悉关于政府及其意向、计划的信息。政治家喜欢接待厅制度是因为他们能泄漏任何一种过时的废料，而通常记者们则照单全收。由于他们是从私底下听到这些废话的，他们因此深信不疑。 回顾往事，自然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相信，接待厅制度只不过是英国当局处理潜在危险或潜在批评的一种典型手法——拥抱这种危险，而后卡死它。 接待厅制度自然防止了政治记者们到外面去寻找新闻材料，因为他们只须坐在安妮酒吧的椅子上，消息就会“泄漏”给他们。（安妮酒吧是专为新闻界提供的，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十三家酒吧中，它的酒类销售量首屈一指——这足以说明问题了！） 最后，还要就泄漏秘密的情况再说上一句。因为没有人能随便获得自白厅的情报，人人都在泄密。大家知道为了使轮子转动，别无良策。 同样，人人都假装说泄密是“不对的”，是“鬼鬼祟祟的”、是“不光明磊落的”，也就等于说是卑鄙的。这是因为在白厅，谨慎是最被推崇的，甚至被置于“可靠”之上。也许谨慎是一个人“可靠”的根本标志吧！ 只要一发生“泄密”的事，大家都义愤填膺，于是首相就会成立调查组，但由于害怕造成难堪的后果，这类调查总是有始无终，很少提出什么报告——泄密多半来自“十号”（一种委婉说法）；有关预算的泄密多半来自“十一号”（又是一种委婉说法）——编者。〕3月30日 照原来安排跟沃尔特·福勒在安妮酒吧会了面，并把我限制监视的计划向他透了点风。 沃尔特似乎有点疑虑。他说这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但我无法干到底。这使我更加坚定。我告诉他我打算干到底，并在适当的时候就这一问题推动内务部。我问他这事会不会成为新闻题材——我知道会的，不过记者们都喜欢别人尊重他们的意见。 沃尔特作了肯定的回答。“大臣为反对电话窃听而斗争”——不错，有份量，他大声地喘着气说。然后喝掉三分之二品脱的特制苦啤酒。 我问他准备在哪一版上发表。他打算放在国内消息版的显著地位。我有点失望。 “不在头版？”“嗯……”他犹豫地说，“我能不能说出消息来源？比如，‘大臣说话了’？” 我立即加以否定。 “那我又是从哪里获得消息的呢？”沃尔特忧郁地说，“我想我总不能说‘官方公布的’或者是‘消息来自政府发言人’吧？”我告诉他，这想法对了。 我俩默默地思索其他可以采用的措辞。 “‘来自接近大臣的消息来源’，怎么样？”两三分钟后他问道。 “不行，”我指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把这个消息捅给你的。你能不能写，‘威斯敏斯特宫中声浪越来越大的猜测’？”沃尔特忧伤地摇摇头。“不够有力，”他说着，又喘息起来，像一架破旧的手风琴。他从肮脏的口袋里掏出一只样子极其难看的烟斗，用粗短的食指将烟丝装入烟筒，指甲下面有一道又粗又黑的污垢。 我望着他出神。就在第一股烟围住我之前我提议说，“用‘非官方发言人’行不行？” “本星期我已经用过两次了。”沃尔特回答说，若无其事地污染着伦敦市中心的空气。我默默地忍受烟味。 这是真话，我已经注意到他本星期已两次用过这句子了。“内阁像筛子一样泄漏消息，对吗？” 他点点头。“是——嗯……”他把更多的苦啤酒，通过他那被烟薰黄的牙齿灌进他冒烟的口腔。“……可以不可以说消息来自筛子的一位领导人？”我朝他望着。“呃……内阁？”他赶紧纠正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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