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子里一心想着下一次我在下院回答质询时反对党会如何拿这事来逗乐一番。“这位骄傲的父亲是否打算就此事发表一个声明？”“大臣的家属是否暴露得太多了点？”“大臣是否曾试图掩盖真相？”甚至还有“大臣有没有把行政事务部管理得比自己的家庭更好一些？” 我把后一个问题对伯纳德说了，因为那是我的致命弱点。我还忿忿地补充说，我想你会希望我告诉全体公众：是汉弗莱在管理行政事务部。 伯纳德听了我这话似乎真的十分震惊。 “绝对不会，大臣，我不是这种人，”他气愤地说，“我是您的私人秘书。” “你是说，”我疑地问道，“在关键时刻，你要站在我这边，而不是站在汉弗莱那边？” 伯纳德的回答很干脆：“大臣，我的任务就是要维持局势。” 〔这实际上是私人秘书职责的一个精确定义——编者。〕正在这时，露茜的电话来了。她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我一把抓起电话筒。我先试着去哄她一下。“我收到了你那张小小的便条，”我边说边笑，想用笑声了结此事，“你知道，我差一点上当了，我还以为你是当真的呢。”这笑声连我自己听上去也觉得不自然。 “我是认真的，”她冷冷地回答道，“彼得和我正要给电讯交换所和报业协会打电话呢，打好电话我们就去灌木丛。” 我只好苦苦哀求了。我求她想一想它对我会多么不利。她回答说，要被消灭的不是我，而是獾。 她真是大错特错了。这可能会毁了我的有前途的事业。 她显然就要把她可怕的计划付诸实施了，因为我不能为了她去改变我的政策。正在这时，汉弗莱急急忙忙奔进门来，手里挥舞着一份卷宗。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奔跑。他咕哝着说出现了新情况，并且问，他是不是可以跟露茜说几句话。 他拿起电话，打开卷宗，开始说明他的新发现。“我刚找到政府野生动物督察员的新报告。报告使人对整个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继续解释道，很明显，在海沃德的灌木丛根本没有什么獾聚居地。报告的措词是这样的：“獾在此栖息的后证据——粪便、新近翻动过的泥土等等——是十一年前被记入档案的。” 露茜显然跟伯纳德和我一样吃惊。我在另一只电话机上听着，伯纳德也在他的电话上听着。她问报上怎么会说那里有獾。汉弗莱解释道，是当地一个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不真实地向报界透露了关于那可怜的獾的消息。 露茜立即表示愿意相信汉弗莱的话。对托派分子来说，房地产投资开发商就是魔鬼撒旦派往地球的代表。她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 “地方当局计划在灌木丛建造一座新的继续教育学院，但那位投资开发商想把灌木丛买下来造办公楼和豪华公寓。” “但是，”露茜插嘴说，“要是灌木丛享有受保护的地位，那位开发商就不能建造房子了。” “是的，”汉弗莱同意道，“可是当地市政委员会也不能建房了。那个开发商知道，要是市政委员会不能建房，他们就会把钱花在别的地方。这样，几个月以后，他就可以卷土重来，证明那里根本没有獾，设法取消对它们的特殊保护，然后大兴土木盖起办公楼。”从对方的完全沉默中，我知道露茜准是大大地吃了一惊。汉弗莱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房地产投资开发商的惯技。真叫人吃惊，不是吗？”我想不到汉弗莱对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会有这种看法。我原先还以为他挺喜欢他们呢。 露茜问汉弗莱，灌木丛里到底有没有野生动物。 “有倒是有一些，”汉弗莱说，一边查看档案，“伯明翰来的人显然把这里当作一个垃圾堆了，所以那里有不少耗子。” “耗子。”她轻轻说，露茜厌恶耗子。 “是的，有好几千只呢，”汉弗莱说，接着又宽宏大量地加上一句，“不过我想它们也可以说是野生动物，”他顿了顿又说，“要是让那个开发商占了便宜，那才可惜呢，是吗？” “我想是这样。”她答道。很清楚，“拯救獾”不眠抗议集会算是取消了！ 汉弗莱后异常热情而又极端虚伪地补上一句：“不过，请允许我为了你的观点和责任向你表示极大的敬意。” 她没要求再跟我说话就挂断了电话。危机的结束就像它的开始一样突然。由于邻近地区——当然是除新闻界以外的——大量老鼠，她无法去领导一次裸体调情聚会了。 我对汉弗莱说了许多祝贺的话。“没什么，大臣，”他谦逊地说，“这一切都写在档案里了。” 整个事件使我惊诧不已，那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一定是个狡猾透顶的家伙，我请汉弗莱把报告让我看一看。 突然，他又恢复了原来躲躲闪闪的老样子。他告诉我报告并不怎么有趣。我再次要求看一看。他把报告放在背后，就像是犯了错误的小学生那样。 于是我突然省悟。我问他关于獾的那个报告是不是真的。他声称他不懂我问的问题。因此我再次清楚地问他方才讲给露茜听的那个惊人的、适合需要的故事中有没有一句真话。 他望着我，然后慢慢而谨慎地问道：“您真的要我回答那个问题吗？别匆忙回答我。” 这是个好问题。一个很好的问题，即使我的猜疑是对的话，知道真相对我毫无好处。并且是极大的不利——我将不得不对露茜不诚实，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做过，今后也永远不会做。 “不，”我考虑片刻说，“嗯，汉弗莱，别为回答而操心了。” “对呀，”他说，就像平时看到的那样沾沾自喜，“也许您会注意到，有些事情对一位大臣来说还是不知道为好。” * * * [1]国民托管组织，靠私人捐款保护名胜古迹的民间组织——译者。 [2]迈克尔·富特是英国工党领袖——译者。 [3]这是一行印错的、含义不清的句子——译者。 [4]骚罗（1817—1862）美国作家，主张回归自然，其姓氏Thoreau同sorrow（忧伤）谐音。伯纳德在此说了一句双关俏皮话——译者[5]见上——译者。 [6]尤赖亚·希普是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阴险、伪善、谄媚者的典型——译者。 [7]Grauniad是错字，应改为Guardian（《卫报》）——译者。 [8]原文with the trots（腹泻）中的trots与Trots（托派分子简称）读音相同，造成哈克的误解——译者。 [9]原文Exhibitionist（爱表现者）和Exhibit（表现、暴露）是同一词根的词，在这里起了双关语的作用——译者。 7．施舍给喽罗的闲缺 〔三月初，吉姆·哈克几乎卷入一件丑闻，这会动摇本届政府，并且会不体面地、过早地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克竟然发现自己得为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事负责——不过作为一位大臣，他对此是有责任的——编者。〕3月2日 我今天到达办公室时，心情相当舒畅。我把红盒子里的文件全部阅毕，感到自己完全能胜任工作。昨天我把议会质询都处理得相当好，昨天晚上还在一次正式宴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而且正期待着明天预约好的一次广播讨论会。这一切都是极好的宣传机会。我发现，由于我近设法树立自己的令人瞩目的形象，人们终于开始知道我是了。 我问伯纳德，这次广播讨论会是什么内容，我以为涉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伯纳德说，事实上这次讨论会是有关与企业合作的问题。 我知道大致就是那么一回事。总而言之是某种形式的合作。 这次讨论会的参加者像往常一样将由英国广播公司组织，其必要的组成者为：一位政治家，一位雇主和一位工会工作者。 我注意到上述的工会工作者是乔·摩根，他曾经是索利赫尔工程项目中的职工大会代表。我说这很好，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广播中可以谈论这项工程。 使我奇怪的是，汉弗莱爵士对这句话完全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话却表示出极大的焦虑。 “大臣，您不打算在广播中提到索利赫尔工程吧？” “我当然会的，”我说，“这是政府和私营企业成功合作的光辉范围。” “您为什么那么讲呢？”他问道。 我一时想不出为什么。后来我记起来了。“因为你是这么说的，”我指出，“怎么？你改变了你的想法？” “不，”他谨慎地说，“但是……如果您在广播中不提这事，我会感到愉快得多。” “为什么？”我问。 他说为时过早。我指出这项工程六个月前就开始施工了，因此这件事不能说为时过早。 “精确地说，”他说，“事实上完全过时了。”既为时过早又过时。 汉弗莱立刻更正他的蠢话。他声明，他只是想说“不是时候”而已。因此我再一次问他为什么？ “我的意思是，您不认为广大公众对此不太感兴趣吗？”他嘀咕着说。 我不能理解。这是与企业合作的实例，目前人们对此正抱着极大的兴趣。我就这样说了。 汉弗莱似乎变得绝望了。“的确如此，大臣，”他说道，“其实这件事过于令人感兴趣，以致存在着一危险：反而会把您在广播中所阐述的要点冲掉了。” “我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我问道，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汉弗莱看来也变得茫然。“伯纳德，大臣的主要论点是什么？”伯纳德提醒了我们：“使用政府资金的私人工程项目对社会会负有更大的责任，使用私人资金的政府工程项目会更有效率。”这的确是我的主要论点。提到索利赫尔工程显然就会强调这一点。汉弗莱真是一个令人扫兴的人。他光会到处掀起冷漠的气氛。 但是他仍然不满意。“大臣，”他坚持说，“我必须非常严肃地以极大的诚意劝告您，您明天千万不要在广播中提到索利赫尔工程。” 我又问他为什么？他又避而不谈。但是，我此刻已经猜到了。 “你会不会是，”我冷冷地问，“打算在下月的欧洲政府行政会议上把这工程记在自己的功劳薄上？” 汉弗莱说：“请原谅，您说什么？”——换句话说，他没有否认。 因此我知道我猜对了，于是就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顿。 “报纸会好好报道你的主要演讲，是不是？好吧，汉弗莱，让我说明一些生活上的事实吧。政治家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人，得到声誉的是我们而不是文官。” 汉弗莱插话进来。他向我保证，只要不是在明天，他一定会为我由于这次工程而赢得的声誉感到非常高兴。说谎话！ 我把这个拖延手法撇在一边。“汉弗莱，”我坚定地对他说，“我不会上这个当。我将从索利赫尔工程中尽量赢得政治资本——当我看到东西时，我是识货的。” 〔哈克完全错了。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只字不提索利赫尔工程计划是有原因的。 那天晚些时候，伯纳德·伍利认识到这里还有更多为哈克所不知的情况，便设法与汉弗莱爵士会面——编者。〕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的谈话中）回忆道：我明白，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正掩盖某件事。但是我坚决主张自己有了解这事的全部情况的必要，因为似乎不可能把一项地处我国大城市的中心区，一个占地九英亩，价值七千四百万的建筑工程项目掩盖起来，即使是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亲自出马，也难以掩人耳目。 汉弗莱爵士告诉我，他打算使用公务机密法案的规定。我评论说，由于这项工程太大了，我看无法做到保密。 “这是一个大秘密。”汉弗莱爵士回答。 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这项工程的情况下，我看也没有办法乞灵于公务机密法案。我当时还年轻不懂事，还不完全知道公务机密法案不是保护秘密的，而是保护官员的。 汉弗莱爵士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说话躲躲闪闪，说是由于大臣没有问起索利赫尔工程的背景情况，可见他并不想了解。不将大臣不欲了解的情况去打扰大臣，这是文官合乎标准的惯常做法。 我鼓足勇气表示，我可向大臣暗示说，我相信有一件丑闻与索利赫尔工程有关。我自然也跟汉弗莱爵士讲清楚，如果对我告知详情的话，我可以不这么做。 汉弗莱爵士这才相当勉强地讲清了情况。我获悉索利赫尔工程是由汉弗莱爵士代表行政事务部与斯隆企业公司的迈克尔·布拉德利合作搞起来的。这事是早在我晋升到私人办公室以前就发生了。 后来，索利赫尔工程项目报告送来了，其中有一段话，对斯隆企业公司和布拉德利先生的财务状况表示疑。 〔“对财务状况表示怀疑”，意指布拉德利或许快要破产了——编者。〕可是，报告出来时，汉弗莱爵士已把自己押在布拉德利身上，以致对他来说，坚持到底看来风险还比较小些。 由于我知道全部事实真相，我就处于受人诽谤中伤的地位。我当然不能把常任秘书暗地告诉我的情况告知大臣。我又有义务尽可能阻止大臣把自己卷入这件事里去。看来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汉弗莱爵士进行规劝。我解释说，如果大臣知道全部事情，他肯定不会笨到把这些事实都广播出去。但是汉弗莱爵士坚持说，作为一个原则，大臣们从来不应当知道他们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就像特工人员，可能被抓起来并受到严刑拷打。 “被恐怖分子抓起来了吗？”我问道。 “被英国广播公司。”他回答说，他又解释说，局势还不是无可挽回。银行对是否要取消抵押人的赎回权——一场潜在的灾难——还在犹豫不决。那星期，他将与银行董事长德斯蒙·格莱兹鲁克爵士共进午餐。所以在此同时，在广播中或报纸上都千万不可提起索利赫尔工程。 我对自己在这件看来是掩盖丑闻的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极端忧虑。我同常任秘书谈了这点，但是他坚持说这不是掩盖丑闻，这是为了国家利益所采取的负责任的谨慎度，以防止不必要暴露那些显然无可非议的办事手续，而过早地暴露，将会严重损害公众的信心。 这听起来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就像水门事件！然则，汉弗莱爵士对我解释说，水门事件完全是另一码事。水门事件发生在美国。 3月4日 今天，我就索利赫尔工程的事发表了广播谈话，并对它开始感到有些不安。 我和BW〔伯纳德·伍利——编者〕驱车到BH〔广播大楼——编者〕。我问伯纳德，我是否已经正确找出了汉弗莱爵士不要我在广播中提到索利赫尔工程计划的理由。这个问题看来使伯纳德感到极大的痛苦，但他只是慢慢而悲痛地摇摇头。 因此我对他说：“汉弗莱不要我提到这种事，其真正原因是什么？” 伯纳德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不回答问题——“您有没有认为他提出了六七条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呀，大臣？” “不，”我说道，“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他又避开那个问题。“我肯定，”他躲躲闪闪地说，“汉弗莱爵士知道该怎么办。”我确信他知道。我但愿知道汉弗莱爵士正在干什么！ 我决定用另一方法来处理此事。我感到伯纳德对我有几分忠诚，而且认为自己没有估计错。因此我就问他，他想劝告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他惊恐万状。“唔，”他惊慌失措地说。“不该由我来劝您，大臣，但是万一得由我来劝您的话，我不得不劝您好还是遵照汉弗莱爵士的劝告去做。” “为什么？”我问道。 “唔，”他迟疑地说，“是这样，唔，嗯，有些工程计划的某些方面，如果小心予以处理，合理地谨慎从事，一当情况允许，就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说为什么通过适当协商，如果一切顺利，在预定的时候，嗯，当时机成熟之际，嗯，嗯……” “伯纳德，”我打断了他，“你在胡言乱语，伯纳德。” “是，大臣。”他痛苦地表示同意。 “你为什么要胡言乱语，伯纳德？”我问道。 “这是我的任务，大臣。”他回答说，并垂下了头。 他显然要瞒住什么事情。不过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或许出于怨恨，我愚蠢地决定在广播中谈到这项工程，把这事情——管它是什么事情——公之于众。 可是现在我却拿不准这究竟是不是一个错误。 不管怎样，我们把这次播音记录了下来，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以相当热情谈到了索利赫尔工程。 〔我们已经得到这次广播讨论会的文字记录，并把有关的部分复印出来。参加者有哈克、乔·摩根——商业和行政工作者工会总书记——和国际建筑公司董事长乔治·康韦爵士——编者。〕哈克：（继续说）我要指出，现在有一个完全的范例来说明我们可以怎么做。它正发生在索利赫尔工程项目中。是政府资金和私人投资的真正结合。 摩根：这是哗众取宠。 哈克：不，不，它……嗯，请原谅，乔，我觉得它似乎象征本届政府正在为之工作的一切。我个人对索利赫尔工程很感兴趣。 康韦：空话连篇。 哈克：不，它不是空话，它已经以砖和灰浆具体地在那里建立起来了。这是具体的证明，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它证明我们的政策在实践中是的确行得通的。而且，还有…… 节目主持人：谢谢你，大臣。后还要说什么吗？乔治爵士？ 康韦：我主是要重复说一句，合作原则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国家或工会不来干扰管理决策就好了。 节目主持人：谢谢你，乔治爵士。乔·摩根呢？ 摩根：（继续说）哎呀，哎呀。我们都明白，乔治·康韦爵士正在说过时的资本家的哗众取宠的空话。如果要使合作具有意义的话，它必须是工会、政府和企业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就是照我说的这个顺序来合作。 节目主持人：大臣，后还要说什么吗？ 哈克：是的，唔，我想，我们有很多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对吗？我们都认识到，只要我们能一起努力，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新的英国。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同两位主要……主要参加者讨论这个问题。 节目主持人：谢谢你。方才是行政事务大臣，尊敬的吉姆·哈克议员和国际建筑公司董事长乔治·康韦爵士以及商业和行政工作者工会总书记乔·摩根的谈话。 后来我没有时间去“敌对室”喝一杯。但是当我要离开时，乔· 摩根把我叫住了。 “啊，”他似乎很自然地说，“我希望提起这件事你不会介意吧，哈克先生，不过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为我的工会会员们要求得到伯明翰特别津贴说句话？” 我很自然地向他指出，我不能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室里与工会进行谈判。再有，这是劳动就业部的事。 于是他说了一句古怪的话，“我方才在想，”他说，“在这次广播之后，人们可能开始提出有关索利赫尔工程的问题，人们要知道更多有关它的事，你懂吗？” “我希望他们会的。”我固执地说道。唔，我也想知道呢！ 他接着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眨眨眼，“……有些事情 ……”他又眨眨眼，“……好不要被发觉，”然后他用食指在自己的鼻子上轻轻弹了一下，又眨眨眼，“我确信我们彼此心中有数。”他咧开嘴笑笑，又眨眨眼。我开始疑他是否打算告诉我什么事情。但会是什么事呢？要不——我心中突然闪出一个可能性更大的解释——他知道了什么事情，而且认为我也知道。可是不管这是什么事，我可不知道呀！ 我为争取时间而拖延着。我看他又眨眨眼，就问他眼睛里是否有什么东西。[1]“只是一点微光而已。”[2]他高兴地回答。 我一定是显得茫然无所知。而他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玩扑克牌的好手。他接下去说：“别再装蒜了，哈克，你已经完全处在我们掌握之中了。我的要求比伦敦津贴低10%，我们将以低于它30%的标准了结。我们要让你因杀价而记上一功。” “不会有伯明翰津贴，”我心不在焉地说。我心中在翻腾。“你好把那事放弃了吧。”[3] “如果有人不得不放弃职位的话。”摩根反驳说，“那决不会是我。” 放弃职位？这个人在暗示什么？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当然是索利赫尔工程啰。你在广播中把功劳全归自己，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当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勇气——这个可怕的词怎么会同这次讨论有关呢？“到底是什么使你鬼迷心窍？”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高兴地念起诗来：“右边是大炮，左边也是大炮。 哈克先生进入了死谷。” 我想不起他当时在谈些什么。我现在真的感到担心了。 〔看来，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哈克作广播谈话的同一天，在蓓尔美尔的一家俱乐部里与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共进午餐。最不寻常的是汉弗莱会后没有作笔记，也不作备忘录。这项遗漏——它打破了在白厅养成的终身习惯和训练——表明汉弗莱爵士极其害怕这次会面中所讨论的问题会被公众所知道。 幸而在许多年后出现了一封信，这是德斯蒙德爵士在第二天，即3月5日寄给他妻子的。她那时正在巴巴多斯过冬——编者。〕亲爱的史努坎斯： 〔格莱兹布鲁克夫人——编者。〕 希望你正在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人变得可爱，皮肤晒得黝黑，别喝太多朗姆潘趣酒。 这里事情进行得很好。我昨天和行政事务部常任秘书汉弗莱·阿普尔比共进午餐时，为我退休后在一两个不错的“光国”机构里谋到职位取得了一点进展。 〔“光国”——半自治的非政府机构的英文字母缩写字——编者。〕他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解决一下。他在索利赫尔工程项目中与一个名叫布拉德利的白痴神童金融家搞在一起。看来这个神童已经卷款逃之夭夭，留下老汉弗莱背黑锅。我不能听清所有的细节，因为我红葡萄酒喝得太多了。总之长话短说，由于布拉德利不能清偿债务，汉弗莱要我们的银行接过这项合同。他许愿说，女王政府会使它成为一项成功而有利可图的企业。他难道以为我是昨天刚生出来的吗？ 自然，我会十分乐意帮助老好人汉弗莱跳出困境的——这事当然不会要我破费什么，因为明年我就要退休了。不过我告诉他这事得由董事会决定，并且有两种可能。总之，我想他相信了，或者他假装相信了我的话。我自然选择这时机说我正希望听到部里新的合作委员会的消息。我在谋求主席职务——八千英镑年金，只工作半天——正好用来补充我那微薄的养老金收入。你想是吗，史努坎斯？ 使我惊讶的是，他告诉我，我的名字已列在一两家“光国”机构的准备录用者名单上。准备录用者名单，你听听！存心侮辱人。“光国”机构不可以突然告缺，政府从来不在关闭“光国”机构的同时不立即开设其他机构来代替它们。 〔当时在“光国”机构约有八千个有报酬的职位可由大臣赏赐。每年要纳税人负担五百万英镑——编者。〕当然汉弗莱假装很难为我谋到一个“光国”机构的职位，何况我假装银行很难借款给他呢。 他列举了一大串不寻常的正常性工作。他提到齿科医院顾问委员会，并问我懂不懂齿科的事情？我向他指出，我是一位银行家。由于我不懂齿科，他就排除了牛奶市场管理委员会。我自己看不清楚这里的关系。 他建议在海上倾倒废物抗议小组谋个职位，问我的住处是否离海不远。我问骑士桥算不算近——显然不算近。这样看来，我也无法争取查莱德河净化管理委员会的职位了。 后来汉弗莱在吃饭时又有了一个新主意。牛排使他想起肉类市场管理委员会，但是我对肉类一窍不通。我吃肉的事实和这个机构之间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从而肉类和家畜管理委员会也被排除了。我点了箬鳎鱼这道菜，这使汉弗莱想起那个白鱼管理局。当蔬菜上来时，他提出马铃薯市场管理委员会、全国蔬菜研究站、全国生物标准管理委员会或者可耕谷类和饲料管理委员会的理事职务。 端起酒杯时，他提出食物和饲料培训委员会。当我要芥末时，他提到食物添加剂和污染物委员会。当我们看到邻桌上的狄安娜牛排正在浇酒点燃时，他提出消防部门考试委员会，英国安全委员会和圣约翰流动医院等。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也正在要求一种交换物。不过这是相当丢脸的，因为后他以埋怨的口气问我：如果我对这些“光国”机构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我知道些什么呀？我不得不说明我对它们都不太清楚——我毕竟是一位银行家呀。我不需要知道这些。 于是他问我，是否有我可以代表的少数派组织，我就提出银行家。我们肯定是少数派。看来，他并不认为这是个回答。 他对我解释说，理想的“光国”机构的任命对象是一位黑人、威尔士人、残疾的女工会工作人员。他问我是否认得他们中间的一个，但是我可不认识。 我说女人们不是少数派，工会工作人员也不是，汉弗莱同意，但是他解释说他们都患有同样的偏执狂病，这毕竟是一切少数派的明显特点。 所以在这次废话连篇的谈话结束时，他基本上是说，我要到“光国”机构去任职，其实就是到他那个部的企业合作委员会去，该委员会的主席职务是由他的大臣授予的。 这听起来的确很理想。文件很多，不过老汉弗莱明白地说，没有必要去看；事实上，如果我不费神去看，他会很高兴的，这样在每月的例会上我就不会有很多话要说。 因此，这事看来像是我们互相捧场。我将在我的董事会里讲句话，而他则在大臣面前讲句话，下星期我将在海滩上见到你。 你的亲爱的 德西·普[4] 3月5日 今天与我的汽车司机罗伊谈了一次话，情况令人担忧。昨天录制广播以后，没有见到他，来接我的是一个顶班司机。 罗伊问我录音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我说很顺利。我谈了政府和企业界合作的事情，并谈到在米德兰地区正在进行的一次令人感兴趣的工程。 我想他不会听到过此事。但我错了。 “您不是指索利赫尔工程吧，先生？”我吃了一惊，“是的，”我说道，“你听到过这事？”罗伊抿着嘴轻声地笑。 我等着他说下去，但是他什么也不说。“你在笑什么？”我问。 “没有什么，先生。”他说。接着又格格地笑了。 显然，他听到了什么。 “你已经听到过什么？”我问。 “真的没有什么。” 在后视镜中我可以看到他的脸。他在笑。我可不喜欢这个样子。 他显然在笑索利赫尔工程项目的某个方面。到底是哪方面呢？为了某种原因，我感到有必要为它辩护。向我的司机声辩？我准是疯了。不过我还是说了：“我们认为这项工程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成功合作的光辉事例。” 罗伊又格格地笑了。他真的使我心烦。 “罗伊，什么事这么好笑？”我问道。“你对这件事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不会比你在行政事务部和迈克尔·布拉德利先生办公室之间，也就是在法林顿街四十四号和索利赫尔市伯明翰路一百二十九号之间来回三十次途中所听到的更多。”他回答说。 “来回三十次？”我吃了一惊。“同？” “啊，”罗伊高兴地说，“您的前任，先生，还有汉弗莱爵士，主要是他。”他又格格地笑。我恨不得把他杀了。有什么好笑的？我倒想了解一下。“开头几次去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他们不停地谈论成功合作的光辉事例等等。后来……”他停了一下，为了加深印象，“……后来情绪开始低落，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先生？”情绪低落？他是指什么？“情绪低落？” “唔，不，准确地说，不是情绪低落，”罗伊说，这话使我一下子心宽了，“其实，更像是绝望。” 我自己的心情也只得随之从情绪低落变成绝望了。“绝望？”我问道。 “唔，”罗伊说，“您是了解内幕的人，是不是，先生？” 我点点头。“是的，我了解。”我猜想我的口气一定有点儿不那么肯定，因为我那该死的司机又格格地笑了。 “您方才是不是……嗯……想到某一个……呃……某一个具体的内幕情况？”我设法用一种若无其事的方式问道，脑子里仍然一片混乱。“不，”罗伊坚定地说，“我的意思是说，可疑的事就是那么点可疑，不是吗？您就不知道这气味是从哪个具体地方来的？” “可疑吗？”他知道的情况是不是比他讲出来的更多一些？是什么事情可疑呢？ “唔，”罗伊帮忙地说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真正知道，是吗？据我所知，布拉德利先生可能是很干净的，尽管汉弗莱爵士说了他许多坏话。不过这事情您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先生。我只是一名司机罢了。” 是呀，我忿忿地想。我知道什么呢？我仅仅是一个他妈的大臣罢了。 3月7日 整个周末我都在想，怎样才能从罗伊嘴中套出更多的消息。他是否知道更多的情况，还是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呢？他或许还能从司机的信息网络中打听到更多的消息。消息在司机之间传来传去，他们在到处散布。可是在另一方面，或许他会把我对索利赫尔工程一无所知的消息做交易——这会不会对我非常不利？ 不过问题在于，如何去摸清罗伊是否知道更多的情况而又不失我的面子。（或者不如说不再失面子。）我听说，可以用一枚帝国勋章使司机保持沉默——我是否可以暗示或者答应给他一枚帝国勋章而获得更多的消息呢？但我将怎样暗示他呢？ 这些都是既笨拙又发急的想法。首先，我将设法从我的常任秘书那里了解真相。然后，我将设法试探我的私人秘书。以后我才向我的司机打听消息。 在全面考虑我在过去六个月中所碰到的许多问题时，我想到只要文官能完全控制其新成员的吸收工作，我就不可能当好大臣，也许现在还不可能制止文官委任何类似他们的人，但是我们政治家们应该设法制止它像弗兰肯斯泰因那样成长起来。[5] 索利赫尔工程这桩事情——我决心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使我知道自己对部里的活动了解得多么不全面。我们政治家几乎不知道是否有情况被隐瞒起来，因为连隐瞒这个事实的本身也被隐瞒起来。人们只向我们提供各种选择，所有这些选择都是合乎常任官员们的口味的。总而言之，他们就像魔术师们在玩三张牌戏法时把纸牌强加给观众一样，把各项决定强加给我们。“选择任一张牌都等于选择我的牌。”不知怎么的，我们总是选择他们要我们选择的牌。我们似乎从未采取过文官没有批准的行动，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太忙，无法亲自起草任何文件，而起草文件就胜利。 事实上，我对这事想得越多，这个部越显得像一座冰山，十分之九的部分在水面以下，眼睛看不见，情况也难以了解，并且非常危险。而我被迫终身修剪这座冰山的顶端。 我的部有一个伟大的目的——就是把行政、官僚主义和官样文章控制起来。然而，我手下的官员所做的一切却不但要确保行政事务部不能达到其目的，而且要确保它去达到相反的目的。 不幸，绝大多数政府部门都是在完成与它们目的截然相反的事：联邦事务部使我们失去了联邦，工业部使工业萎缩，运输部主持了公共运输系统的解体，财政部使我们失去钱财——我可以一直列举下去。 而他们了不起的伎俩就是他们的低姿。这些所谓的公仆丝毫不受生活实际的影响。生活的一舰规则都不适用于文官；他们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不会遭到失业痛苦，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荣誉。 饭碗永远不会丢掉——唯一的削减体现于新成员的吸收计划。我发现1975年把收入增加限定在5%的强制性收入政策中有两项豁免规定——逐年增加的收入和专业人员业务收入不在此限；把逐年增加的收入作为例外是因为文官是这样增加收入的；而把业务收入作为例外则是由于议会顾问团——起草这项法案的律师们——坚持的结果。否则根本就不会起草这项法律。 这样，我上任将近六个月后了解到了什么呢？唯一了解到的是，在强大而不要脸的官僚主义面前，我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我能认识到这一点也是极好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驯服不了我。如果我是被驯服了，我现在就会相信：1．我拥有无比的权力；2．我手下的官员个个都是惟命是从。 因此希望还是有的。我决心明天在把笼罩在索利赫尔工程上的秘密彻底弄清楚以前决不离开办公室，肯定有办法去弄清事情真相的。 3月8日 今天是真正大开眼界的日子。 我有几天没有看到汉弗莱爵士了。在我要求之下，我们碰头讨论索利赫尔工程项目。我解释说，我在广播中很热情地谈到过这项工程，可是我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汉弗莱爵士很有礼貌地问。 我毫不转弯抹角。“汉弗莱，”我说道，“索利赫尔工程进行得一切顺利吗？” “我相信基建进行得相当令人满意，大臣。”他对答如流。 我耐心地解释说那不是我的意思。“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我问道。 “施工正在进行，[6]大臣。”他回答。 “是的，”我说道，一面试图抑制自己的火气，“不过……出了事，[7]是不是？” “是的，的确如此。”他回答说。我终于问出一些情况了，我想。我心里宽松了一下。 “出了什么事？”我问道。 “第一层楼造起来了，”汉弗莱爵士说，“第二层楼几乎也要造起来了。” 我开始显示出不耐烦。“汉弗莱，请你注意！我在谈这个工程计划的整个基础。” “噢，”我的常任秘书严肃地回答，“我明白了。” “关于这个，你能告诉我些什么？” “好吧，就我所知，大臣……”我想，真情终于说出来了。“…… 基础是砾石和水泥的混凝料浇在六英尺上好的建筑碎石上。”他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大笨蛋吗？ “汉弗莱，”我严厉地说，“我想，你明白我正在谈财务方面的事情。” 于是他立即扯到与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和通常的分期付款办法上去，以及各种无用的废话。我打断他的话：“有什么我不了解的事情吗？”我问。 “具体地说，您指什么？”他闪烁其词地回答。 在一种越来越激动的心下，我设法解释说，“我可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的事，而我所以不知道是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问题来问你，因为我不知道要问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汉弗莱爵士假装自己是清白的样子。 “大臣，”他说道，“我不知道您不知道什么。它可能涉及任何事情。” “但是，”我坚持说，“你正把事情隐瞒起来不让我知道，是吗？”他点点头。 “什么事情？”此刻，我几乎怒到极点。他以屈尊俯就的样子对着我微笑。我简直受不了。他解释说部里的职责是要保护大臣不受日复一日冲击我们部门的大量无关的信息的干扰。 这不是我在寻找的答案。我站了起来，作后一次努力来解释我的问题——以防万一他不理解。“瞧，汉弗莱，”我开始说，“索利赫尔工程有问题，我明白自己毫不知情，而我却知道你是知情的。我知道伯纳德知道这事，乔·摩根也知道这件事。天晓得，连我的司机也知道了。只有这里的可怜的乔·索普老头儿不得不站起来，在毫不知情的英国老百姓面前谈论这件事。” 汉弗莱只是把眼睛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所以我试图代替他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汉弗莱，”我说道，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扯自己的头发，或是扯他的头发。“是否请你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然可以，大臣，”他说道，“是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我咆哮说，“只要你告诉我，我就会提出问题来！” 3月10日 今天时间似乎过得真慢。我正面临毁灭。 这是自从和汉弗莱再次会面时开始的。气氛显然是冷冰冰的——弗兰克·韦塞尔也在场，要讨论他的有关“光国”机构的新文章。 今天我对讨论“光国”机构的事一点也不感兴趣。它们似乎对我目前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文章充满“终止大臣的恩赐”和“施舍给喽罗的闲缺”之类的话。汉弗莱把它说成“富于想象力的事”，弗兰克把这话理解为赞同。弗兰克还不曾知道“原始的”和“富于想象力的”这两个词是汉弗莱厉害的批评呢。 弗兰克的方案是把所有涉及“光国”机构的任命交给议会的特别委员会。“为这些职位挑选佳人选，而不是那些老朋友，党的驯服工具，你捧我，我捧你的人们。”他以常有的那种魅力进行解释。 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很好的计划，我还建议提出来以便进行立法。 “这肯定是一项新鲜的建议。”汉弗莱评论说。“新鲜！”——又是一个贬义词！ 不过汉弗莱又继续说明他的观点，认为当现行制度正顺利起作用时，把它们打乱是没有意思的。 顺利吗？我从未听到过这种胡话。就在今天早晨，我就收到一份有关近设立的“光国”机构——新的企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职位的建议。被推荐的是呢？竟然是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他从未在工业系统中工作过，”我对汉弗莱说，“他从未和工会工作者见过面，而且他对本届政府说了一大套不堪入耳的话——这难道就是一个顺利起作用的制度提出的建议吗？” “但是他会是一位出色的主席。”汉弗莱爵士说。 “他是一个无知的小丑。”我谨慎地解释说。 “然而，”汉弗莱爵士说，“他是一位出色的主席。”我对汉弗莱说，我就反对任命格莱兹布鲁克，我绝对拒绝委任他。我宣布，除非我死了才会任命他。 办公室里一时鸦雀无声。接着汉弗莱爵士说，“大臣，在您作出后决定之前，我想有件东西您该看一下。” 他拿出部里一份档案，档案封面上写着“索利赫尔工程项目——绝密”。为什么是绝密呢？我把它打开。我看到，嘿，我们部的合作者布拉德利欠了七百五十万镑，行将破产，整个工程项目正处于即将崩溃的危险状态。 我惊呆了，完全惊呆了。我问汉弗莱为什么一点也不曾把这事情告诉过我，而他则愚蠢地唠叨着他如何深深意识到我的沉重的职责。我感到，在近几天里他已使这些职责变得更加沉重了。 “如果这事泄漏出去，”我有气无力地说，“它将出现在所有报纸的第一版上。一桩政府丑闻。一场灾难。” “真是骇人听闻。”伯纳德加了一句。他真会安慰人！ 一时间弗兰克却给了我一线希望。“坚持下去，吉姆。”他抓住案卷说，“看，这个报告的日期是在选举之前。你是清白无辜的。” “非常不幸，”汉弗莱低声地说，“按照大臣的职责惯例，责任必然落在……” 弗兰克打断了他，“但是大家都会知道这不是吉姆的责任。” “的确如此。”汉弗莱爵士忧伤地摇摇头，“但是民主负责的原则偶尔需要人们作出牺牲——如克里契尔·唐事件等等。[8]当人家要你命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大臣？” 我说不出话来了。 弗兰克没有被吓住。“肯定的，他只要指明日期就可以了。” “好吧，”汉弗莱爵士装出虔诚的样子，“即使一位次要人物也会想法脱身的。不过这里还剩下唯一的体面办法。大臣知道得很清楚。”他悲伤地盯着我，又摇摇头。我感到我完了。 “你是否认为弗兰克可能有点办法？”我问道，决心战斗到底。 “是的，”伯纳德说，“除非那个就要广播出去的……” “今天。”我突然插嘴说。 “……今天，”伯纳德继续说，“您公开证明您自己与这工程的成功有关。事实上，这事随时就会广播的” 我们都目瞪口呆地互相看着。接着伯纳德就冲到收音机旁边去。我大声叫道：“伯纳德，同英国广播公司联系，制止广播。”汉弗莱说：“我祝您好运，大臣，但是——唔，您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是怎么样的。” “是的，”我同意地说，“不过处在像现在这种情况下———场危机，一桩紧急事件，一件丑闻……” “是的，”他点点头说，“如果您对这事是这样提法，他们可能把广播安排到黄金时间去，并且还要重播，还要为《时事大观》节目进行录像。” “我要命令他们取消它。”我说道。 “‘大臣企图审查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汉弗莱又忧郁地设想出一条新闻标题来。 我当然懂得他的意思，这事显然没有希望了。我正要建议非常非常友好地请他们帮忙的时候，伯纳德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我的声音，说这是政府的钱和私人投资的真正合作，说我对索利赫尔工程如何感到很大的兴趣，说这象征本届政府正在为之工作的一切——具体证明我们的政策实实在在是行得通的等等可怕的话。 我把它关掉。这广播实在使我受不了。我们默默地、忧郁地互相呆视着。 我等待着。可没有人说话。 最后，我说了。 “汉弗莱，”我轻轻地问，“你为什么让我讲这些？” “大臣，”他以仅仅是一个恭顺的文官的样子说话，“我只能提出劝告。我的确提出过劝告。我强烈地提出忠告。但是当一位顾问的忠告不受重视的时候……” 他的话渐渐说完了，他心中完全明白自己还保留一些不让我知道的相当重要的信息。 “现在向我建议吧 。”我冷冷地说。 “当然，大臣。”他想了一会儿，“现在巴特利茨银行可能会把斯隆企业接管过来，那就会万事大吉。” 这家银行！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这简直好得难以相信！ “不过……”汉弗莱说。 这显然是好得难以置信的。 “不过……这家银行犹豫不决。但是负责的董事明年就要退休了，并急于获得某种委任，比如说‘光国’机构的主席什么的。”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那就给他一个位子吧，”我立刻说道，“就把建议让那笨蛋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担任的职位给他吧。到底是负责的董事？” “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汉弗莱解释道。 事情突然完全清楚了。 我感到自己在说出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坏之前，必须庄重地保持片刻的沉默。 弗兰克的领会慢得异乎寻常。“他总是在攻击政府。”他怒气冲冲地说。 我对弗兰克解释说，偶尔委任我们的对手对我们有好处。这是民主——政治家的风度。 这观点似乎打不动弗兰克，他争个没完，直到后我简单地叫他闭嘴为止。 我问汉弗莱，还有知道关于这项倒霉的索利赫尔工程？只有乔·摩根，汉弗莱告诉我——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为什么满信心地要取得伯明翰津贴。敲诈！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可能还需要一位副主席，一位具有实际工业经验的人。也许是一位工会工作者。我对汉弗莱提起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并且立即建议让乔·摩根来当。我想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光国’机构需要两个人，大臣。”汉弗莱微笑着说。于是我们立刻打电话给他们两个人。 弗兰克默默地看着我们，当我们和德斯蒙德和乔进行简短谈话时，他令人惊讶地叫喊起来——“这正是我已经谈到的，”他高喊道，甚至喊得比平时更响，“这便是这个制度的问题所在。施舍给喽罗们的闲缺。这是一种交易。贿赂腐化。”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弗兰克控诉我行贿。想到哪里去了！他显然是发疯了。 “我那份取消‘光国’机构的文章怎么办？”他高声叫道，脸也叫红了。 “很好，弗兰克，”我平静地说，“有想像力，有创见。” “新奇。”汉弗莱加了一句。 接着，弗兰克宣布他不会让我把它压下去，好像我真会这么做似的！我会去压制文章吗？我是一位民主派，开放性政治的信奉者。弗兰克一定是胡言乱语，发疯了。 “我会通过别人把它捅到内阁里去，”他的嗓音本来就大，此刻更放开喉咙高声说话了，“我会使它被采纳为党的政策。你们会看到的。” 他向门口大步走去。然后停下来，转过身来。脸上挂着乐极的微笑。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样子。只要弗兰克一微笑，你知道就要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了。“新闻界，”他轻声说，“新闻界，要是新闻界掌握这桩事情的话……” 我突然灵机一动。“弗兰克，”我轻轻地说，“我一直在想。当然我完全改变了话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到‘光国’机构去工作？” “当然不，”他回答说，露出他那令人不快的笑容，“你腐蚀不了我！” 我耐心地向他解释我别无他意。我的意见是，一个比废除“光国”体制还要好的办法就是使它工作。如果我们设置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和报道所有“光国”机构的组成和活动，那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可能包含非常高级的人士，绝大部分是枢密院官员。我知道弗兰克总是暗暗地希望自己与枢密院官员接近。我说明这种组织将需要一些真正能干的人、研究“光国”机构的人、了解其弊端的人，“鉴于你的学识和关注，”我后说，“汉弗莱建议提出你的名字。” “枢密院官员们？”弗兰克神往地说。 “当然，这事由你决定，”我加了一句，“但是这对公众是一项很了不起的贡献，你意下如何？” “你知道，你是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的，”弗兰克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因为世上还有正直这回事。” 汉弗莱和我两人急忙附和弗兰克，说正直是重要的。并且指出实际上正是他的正直才使他成为这个“光国”机构的如此优秀的人员。 “听着，”汉弗莱说，他直觉地意识到弗兰克的巨大的负罪感需要不断的洗刷，也意识到他深深信奉清教徒的工作道德准则，“这将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我确信在这超级‘光国’机构中工作，需要作许多艰苦的海外旅行，去视察它们是怎样在其他重要管理中心——日本、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西印度群岛……管理这些事务的。” “塔希提岛。”[9]我帮他加了一句。 “塔希提岛。”汉弗莱爵士表示同意。 “是的，”弗兰克说，脸上带着极度痛苦的表情，“它会是很艰苦的，是吗？” “非常艰苦。”我们两人都说，而且说了好几遍。 “不过它完全是为公众服务的，是吗？”弗兰克满希望地问道。 汉弗莱和我轻轻地说：“正是公众服务的。”而且说了两遍。 接着弗兰克说：“我涉及‘光国’机构的文章可怎么办？”我告诉他这将是无价之宝，并告诉他随身带着。 汉弗莱还建议在档案中保留一份副本——同索利赫尔工程计划放在一起。 * * * [1]意为“在考虑什么？”——译者。 [2]原文为Gleam，也可理解为“期望中的事物”——译者。 [3]原文为resign，在这里是双关语，即指“罢手”，又指“辞职”——译者。 [4]即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译者。 [5]弗兰肯斯泰因，一个创造怪物而自己却被它毁灭的医学研究者，是英国女作家玛丽·W·雪莱于1818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 [6]原文Going在这里带有“发生”和“进行”的含义。这里是一个双关语——译者。 [7]原文up兼有“发生事情”与“升起”的含义——译者。 [8]克里契尔·唐事件发生在1954年，可能是一位大臣为他部里发生丑闻而负完全责任的后一个事例。关于这丑闻，他毫不知情。并且不可能知道。然而当时的农业与渔业大臣托马斯·达格代尔认为，根据宪法，他作为大臣应因手下官员渎职而对议会承担责任，尽管他们的渎职行为不是他下令去干的或者根本也不可能得到他的批准。他辞职了，并被安置到上院去。一位很有前途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从此以后，没有一位大臣再像他这样认真或者这么傻了——这得根据你的观点下结论了！ [9]该岛在南太平洋——译者。 8．有同情心的社会 3月13日 我有效地制止了涉及索利赫尔工程的可怕的流言蜚语，而且同弗兰克·韦塞尔就他建议的“光国”机构改革这件小事做了一笔交易，作为使我从汉弗莱为我造成的糟糕境地中摆脱出来的代价。 在此之后，我决定在本周末考虑我的各种抉择。 首先弗兰克得离开，这一点是清楚的了。尽管当我还是反对派时他对我极有价值，他这个人其实十分笨拙，我看出他缺乏作为我的专职顾问应经常表现出的那种精细、巧妙和谨慎。 〔这两段话中的内在矛盾表明，哈克进白厅五个月以后，发现自己对汉弗莱爵士的看法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编者。〕前天打发走那个自以为正直的、不可腐蚀的弗兰克去进行他那艰巨的调查任务——去考察那些重要的管理中心：加利福尼亚、牙买加和塔希提岛——以后，我已经感到我心中落了一块石头，因为我身上去掉了一个重大的压力。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感到自由自在，似乎我昨天才真正赢得了时间。 现在我可以对一般文官，特别是汉弗莱爵士作出一些结论。我开始看到，在公开机构中的高级文官，[1]令人惊奇地具有几乎如他们所说的那种才华。然而由于文官本人实际上没有目的或目标可以去完成，他的高智商通常用来避免犯错误。 文官每三年左右调任新的职位。据说其目的在于使他们向高级别的升迁过程中获得全面的工作经验，实际上，这仅仅保证使他们个人对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不产生任何兴趣：一项稍微复杂的政策从开始到结束需要三年多时间去贯彻，所以一位文官要么在这过程完成以前不得不离开它，要么在它开始很久以后才接手。这也意味着你永远无法把政策失败归咎于任何个人：在结束时的负责人会说这政策一开始就错了，而在开始时的负责人会说这政策收尾时有错误。 令人奇怪的是，文官看来同意这一制度。他们不喜欢文官在情感上卷入政策的成败。政策是大臣们的事。大臣们或历届政府都是由于政策而上台或下台。文官把他们自己视为一心为公、公正无私的顾问，试图以完全大公无私的精神来贯彻执行大臣或政府认为合适的任何政策。 其实他们并不是这么看待问题的，难道不是吗？难就难在这里。 因为常任秘书总是设法把所有党派的大臣们引向“共同立场”。〔换句话说，就是部里的政策——这是他们希望能连续不断地贯彻执行的政策，不管哪一个党派掌权——编者。〕补记：既然避免犯错误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主要问题，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犯了多少错误呀！ 3月14日 今天是星期天，我把时间完全用于审阅红盒子中的文件，并为明天的PQ〔议会质询——编者。〕拼命地作准备。 我十分认真地对待PQ。所有具有理智的大臣都这么干。虽然选民们主要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一位大臣的各种活动，但是他的真正的权力和影响来自下议院。一位大臣不可以让自己在下议院里像个白痴。如果他不学会在那里充分履行职责的话，他的位子就坐不长。 这种可怕的事每月发生一次。PQ相当于把基督徒掷向狮子，或者相当于中世纪的格斗。如果某一次我列于第一轮受质询，而别部的大臣则列于第二轮，下次就把次序倒过来。〔还有第三轮，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派什么用场的，因为从来无人列入第三轮——编者。〕我被列入第一轮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天和星期一真是痛苦极了。我想这些日子对文官来说也是痛苦的。伯纳德有一位全天工作的助理私人秘书，专门为各种可能提出的补充问题收集答案。聚集在白厅的大批文官，他们充分发挥想像力，设法预料后座议员们可能会提出的补充问题。一般说来，我当然比手下的文官更善于猜测议会质询的政治含义。 当这可怕的时刻来临时，你就得在下院站起来，由于质询在午饭后进行，下院通常是挤满人，而且质询被认为是很有趣的事，因为大臣经常会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 尽管如此，今天晚上我还是相当有理由地感到轻松，因为我十分清楚，自己像往常一样，已为明天的议会质询作好充分准备了。有一件使我感到自豪的事是：不管汉弗莱爵士在处理行政事务方面如何胜过我，[2]我一直为自己能够熟练控制下院而感到骄傲。 3月15日 我简直不能相信。今天的议会质询竟是一场灾难！一场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大祸。尽管我的确设法从失败之中，以很大的代价取得某种胜利。我一大早就来了，并且——自以为——重温了所有可能提出的补充问题，还利用中午吃饭时间接受伯纳德的预先测试。 第一个问题是由伯明翰西南区的吉姆·劳福特提出来的，他就政府保证减少公共医疗卫生部门行政人员一事向我提出质询。 我把准备好的回答说了一下，话是说得有点儿自我吹嘘性质的——当然是为写这份材料的文官而不是为我自己而吹嘘的！ 〔我们在议会纪录中找到了有关的对话，并把它复印出来——编者。〕行政事务大臣（吉姆·哈克先生）：政府已经减少了11.3%的行政人员和办事员，并且实际上正在进一步节省开支。鉴于薪水低、精神不振，以及卫生部门行政人员一直受到抨击的事实，我想借此机会对他们为卫生部门有条不紊的工作所作的贡献表示祝贺。 劳福特先生：我肯定下院会欢迎大臣所说的表扬话。我知道这份材料实际上是他的卫生行政人员为他写的，但是不管怎样，他把这份材料念得很流利。〔反对党大笑〕但是大臣是否可以解释一下，他对下院的保证如何才能同他的部所写的这份摘要保持一致。让我引用其中几句话：“我们对行政人员和办事人员增加7%深感关切。不过，如果把数据处理人员从‘行政人员’划归到‘技术人员’类，〔议员们：“啊！”〕如果医院中的秘书人员改称为‘辅助工人’，〔议员们：“啊！”〕再如果把比较基数从财政年度改为日历年度，那么，这些数字就会表明下降11.3%。”大臣是否愿意对这卑鄙的欺骗手法评论一下？ 议员们：回答！回答！ 有人把这份该死的文件捅给了劳福特，他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它，他那胖胖的脸上充满激动情绪。大家都喊着要我回答。汉弗莱——或者什么人——又在搞他的老花招，简单地用改变名称的办法来掩盖行政和秘书人员的增加数目。但是正如沃兹沃斯所说的那样，不管怎么称呼它，玫瑰花还是玫瑰花。〔事实上，莎士比亚说过：“不管怎么称呼，玫瑰花嗅起来总是香的。”然而哈克过去却是新闻记者和工业大学讲师——编者。〕这件事看来会成为一件真正的政治丑闻。而丑闻不管它另外有什么叫法，仍然是丑闻。〔而不管怎么称呼它，丑闻也同样会臭气冲天？——编者。〕如果能继续保密，把工作人员人数增加7%假冒为减少11.3%，却会被认为是一个漂亮手法——但是一旦被泄漏出去，它就一下子变成卑鄙的欺骗手法。而且是一次不成功的卑鄙的欺骗手法——是糟得无以复加的欺骗！ 在这情况中，我支吾得相当好。 议员们：回答！回答！ 吉姆·哈克先生：对于尊敬的议员正在挥舞的那份文件，我一点不知道。〔反对党大声嘲笑并高声叫：“为什么不知道？”〕劳福特先生：我将很乐于把日期和证人告诉大臣来换取他将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的保证。 〔反对党为之欢呼。〕 哈克先生：我会很高兴调查这件事。〔反对党大声高叫“掩盖真相！”“辞职！”“掩饰！”〕感谢上帝，我自己方面的一位后座议员出来给我解围。格里· 钱德勒问我是否可以向我的朋友保证，这次调查不是由我的部进行，而是由一位独立的、得到下院尊敬的调查人员来执行，以使我们放心？我被迫说我很高兴作出那个保证。 所以，在那个问题上我仅仅勉强满足了下院的要求。不过我将不得不在明天和汉弗莱与伯纳德就整个事件进行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我对这类欺骗一点不介意，但是让我在质询时被人家看笑话那简直是不能同意的！ 这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我不能为本部门辩护，不是吗？ 3月16日 今天早晨一开始就不太好。 罗伊〔哈克的司机，像所有的司机一样，在白厅中是消息最灵通者之一——编者。〕照常在大约八点半来接我，我叫他把我送到部里去，因为我得把整个上午花在卫生部门的行政问题上。 他立刻开始刺激我。 “有人正在广播里谈论这件事，”他漫不经心地说，“说卫生、教育和运输部门的问题在于政府中所有的头头都到私人医院看病，把他们的孩子们送进私立学校……” 我一笑置之，但是我怕自己的笑声听上去并不显得那么快活。 “很好嘛，是喜剧节目吗？” 这个平均主义的东西，虽然愚蠢，但如果不小心提防，总是有点危险性的。 “而且他们坐着有司机驾驶的汽车上班。”我的司机说。 我对此不屑回答。所以他坚持说下去。 “您是否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和汉弗莱爵士坐一辆27路公共汽车去上班的话……” 我打断了他的话。“一点儿也不实际，”我以坚定口气解释说，“事实上，我们整天长时间工作，哪有工夫每天花一小时额外时间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子？” “是呀，”罗伊说，“可您得让公共汽车大大提高服务效率，不是吗？” “我们当然会的。”我说道，试图赶快结束这话题。 “是呀，”罗伊说，“那正是他在谈的问题，知道吗？”这个人该成为一名电视采访记者。 “卫生部门也是这个情况，”罗伊毫不放松地继续说，“您是不是BUPA的成员，[3]先生？” 这关他屁事，但是我没有这么说。相反，我亲切地笑笑，并问他收音机里还谈些什么。 “我想是昨天议会里的事先生。”他回答说，要伸手打开收音机。 “不，不，不，别费心了。”我漫不经心地尖声叫起来，但是已经太迟了。他已把收音机打开了，我被迫听我自己讲的话。 罗伊饶有兴趣地听着。广播到第二轮质询时，他把收音机关掉了。接下去是有点尴尬的沉默。 “我滑过去了，是吗？”我满希望地问道。 罗伊格格地笑了起来。“您很幸运，他们没有问您关于新造的圣爱德华医院。”他快活地说。 “为什么？” “唔……”他咂咂嘴唇，“十五个月以前，他们已经把这医院造好了——而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病人。” “我想，”我说道，“大概是卫生与社会保险部没有筹足经费来配备人员。” “啊，它已经有工作人员，”罗伊说，“五百个管理人员。就是没有病人。” 这会是真的吗？这话听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告诉你的？”我小心地问道。 “嘴唇。” “嘴唇？” 〔这是司机用的俚语，来形容消息最灵通的人——编者。〕“我的同伴查利，”他解释道，“他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卫生大臣的司机。” 我一到办公室就立刻召见汉弗莱。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被昨天的辩论吓坏了。 “我也是，大臣。”汉弗莱说。他如此热烈地表示同意，使我感到有些惊奇。 “其愚蠢……工作能力之差。”我继续说道。 “我同意，”汉弗莱说，“我不能想象当时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对他眨眨眼，说：“请原谅，再说一遍？” “您竟然同意作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 原来是这回事。他的话刚说一半，我突然命令他停下来。“汉弗莱！”我威严地说，“那不是我在谈的问题。” 汉弗莱爵士似乎迷惑不解。“但是您刚才还提到愚蠢和无能的话。” “是你的愚蠢和无能，汉弗莱！”我怒吼道，“是你的！” 现在看来轮到他感到吃惊了。“是我的，大臣？”他不相信。 “是的。是你的。你怎么能让我陷进这样的困境中去呢？”讲句公道话，他本人并没有让我陷进去。但那是他那宝贝部门搞的。然而，汉弗莱看来并不表示歉意。 “这是摘要中的一个小小漏洞。我们不可能预见每件事呀。”然后他的脸上重新显出完全恐惧之情，“可是同意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这话我听够了。“我也不一定非搞一次调查不可，”我向他指出道，“但是如果你正要淹死时有人投给你一根绳子，你就要抓住它。” “这不是一根绳子，”汉弗莱爵士说，“这是一根绞索。您应该为本部门站出来说话——那是您的职责。” 那可能是汉弗莱认为的我的职责。事实上，了解到他认为我在这里还有点职责倒是不错的事。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制止他，他还会给我上一堂有关大臣职责问题的课呢。 有关大臣职责的原则是文官发明的一项方便的小玩意儿，目的是让大臣陷入困境，而使文官保持清白。实际上，它的含义是：文官管理一切并作出一切决定，但是出了问题时，就由大臣来顶罪。 “不，汉弗莱，这不行，”我在他继续往下讲之前坚持插话，“昨天我为了质询曾作了充分准备。我对所有的问题甚至包括几十条补充问题都做好了准备。我在星期天准备到半夜。昨天中饭也不吃。我完全准备好了，”我决定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完全准备好了！”我说，“但是在我的摘要中没有任何显示你已经篡改这些数字的迹象，以便我对下院作出使人误解的答话。” “大臣，”汉弗莱以受委屈的口气说道，“您说过您要减少行政人员人数，是吗？” “是的。”我同意。 “所以，我们就把人数减少了。” 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懂得他正在说的话。“但是……你仅仅减少了数字而没有实际减少行政人员人数！” 汉弗莱爵士皱起他的眉毛，说：“当然。” “唔，”我耐心地解释，“那可不是我的意思。”汉弗莱爵士感到痛苦。“嗯，说实在的，大臣，我们怎么知道您心里真正的意思呢，您说减少数字，所以我们就减少了数字。”这显然是胡说八道。他完全知道我的意思，但是他故意按字面意思理解我的指示。正是由于文官这种愚蠢和不可救药，才使这个国家实际上快要流血至死。 〔我们假定哈克并没有按“实际上”这一词的字面意义来使用这个词——编者。〕“这事怎么会传出去的？”我问道，“又是一次泄露消息。这不是一个部，而是过滤器。”我对这小小的讽刺很满意。当然，汉弗莱爵士不予理会。我继续说，“如果后座议员能获悉所有这些事实，我们又怎样才能负责地进行管理呢？”又一次沉默。这是很自然的。对那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不管怎样，”我下结论说，“去进行一次调查至少会给我们一点时间。” “一颗定时炸弹也会给我们时间的。”我常任秘书评论道。 所以我等待着，看他是否有排除定时炸弹的本事。显然没有。 “只要您说我们会进行部内调查，”他抱怨说，“那么，我们就能把它拖上十八个月，到头来，说它揭露了若干不正常情况，现在已经纠正，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存心使人误解的证据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我让自己的注意力暂时转移一下。“但是的确有令人误解的意图。” “我从来不曾说过没有，”汉弗莱爵士不耐烦地回答说，“我只说没有这种证据。” 我想自己当时显得有点茫然若失。他解释道：“一次专业性的内部调查是要去发掘一大堆无根无据的事。如果您说其中没有意图，其结果可能证明您是错的，但是如果您说调查结果没有发现别有意图的证据，那就不可能证明您是错的了。”这是我对文官喜用的手段的一次有趣的了解。我以后就知道，部内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即使整个部的内部调查也是这样。这大概意味着在调查中发现了甚至更多没有证据的事实。 但是我还得处理手头的事情，换言之，就是我已同意去进行一次独立的调查了。“我们能不能，”我深思熟虑后提出：“作一次独立的调查而找不到证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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