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责问伯纳德为什么他竟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CBE，[9]大臣。”他闷闷不乐地回答。 我吃不准他的意思，莫非我该荣获CBE？——抑或是他？他解释道：“是Can’t Be Everywhere（我一个人不可能到处都照顾得到）。”这是文官的又一个愚蠢的缩略语。“在正常情况下……”他逐渐平静下来。不管怎样，我们俩都明白这一悲剧是怎么发生的。 伯纳德向我提醒今天的所有约见。办公室里的圣诞聚会，一些会议——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会议。我整天都避开报纸。我想跟汉弗莱爵士讨论眼下的局面，可他整天不见人影。 安妮和我被邀请出席晚上8时在法国大使馆举行的圣诞宴会。我叫伯纳德给我备车——刚一开口马上就意识到没有司机。 于是我请他打电话给安妮，让她把我们自己的车开来接我。 伯纳德早就想到这点了，但是我们的车看来整天老是有毛病，安妮想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我和她通上了话，对她说这车可以慢点修——汽车可以把我们从白厅送到肯辛顿，这一路不至于出问题。 安妮来接我。我们穿着夜礼服一齐出发。 可是我又失算了。这该死的汽车在骑士桥发生了故障，正是交通高峰期间，加上倾盆大雨。我试图把车修一下。当时我穿的是无尾礼服。我向安妮要把伞，她说伞在我这儿，可我知道伞在她那儿。我们相互大声叫喊了起来，她走出汽车，砰地一下关上车门便自顾自地走开了。我同汽车被丢在马路中，把海洛兹街上圣诞节交通繁忙时刻的车流给堵住了，汽车喇叭嘟嘟地响，开车的人朝我大声咒骂。 我晚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了法国大使馆，全身湿透，礼服沾满了油污。我立刻喝下了三四杯香槟酒——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这么个喝法呢？我需要香槟！ 当我离开时，还不算太醉，不过我得承认，已经十分疲倦了。我把一串钥匙掉在汽车旁边的一个排水沟里，接着钥匙又从格栅眼里往下掉进去，于是我不得不趴下身子伸手去摸钥匙。凑巧几个报馆里的狗杂种也在旁边。 早晨醒来，宿醉仍然发作得很厉害，感到疲惫难受。报纸对我所谓的醉倒在地真的大肆渲染。其不负责任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节约先生昨夜参加香槟酒会以后醉倒在阴沟边另一份报纸的标题是：“哈克参加大使馆招待会以后疲惫不堪，情绪激动”。 汉弗莱爵士大声朗读着，同时评论道，这写得比第一篇要好些。 “好些？”我问道。 “唔……至少有点区别。”汉弗莱爵士说。 我问是否有人说过“疲惫不堪，情绪激动”以外的话。伯纳德告诉我，威廉·希基说我“过度兴奋”。对此我并不很介意，可是后来汉弗莱爵士——为了进一步说明——又加了一句话：“这其实是说过度兴奋得真像个笨蛋。” 现在我才感到事情没有再比这更糟的了。然而，我又错了。伯纳德让我看今天的《每日电讯报》的头条新闻，其中说我正为行政事务部招募额外雇员，这真是令人震惊而害怕的消息。 哈克新招聘了四百名文官 本报政治编辑部 在所谓的“节约运动期间”，行政事务部大臣詹姆斯·哈克又招聘了四百名新的文官。 我要求汉弗莱爵士对此作出解释。他当然早有准备。 “大臣，是您吩咐过要配备这些额外人员的。您要求我们进行一次彻底的研究，进行一次调查，要收集事实和数据。这些措施非得有人手才行。如果您再想出额外的工作来，就得雇用更多的人来干。这是个常识问题。” 当我下巴挨上这一拳时，他又朝我头部来一个钩拳。“要是您还坚持不撤您那个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的话，至少还要再聘用四百名新手。” 我完全垮了。头痛得厉害，想呕吐，我的事业看来毁了。我成了报纸的嘲笑对象。自从我来这儿以后我尚能推行的唯一主张现在也不得不放弃了。 不过从我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所有的常任官员们似乎都在尽一切可能地极力帮助我。难道他们完全都是无能之辈吗？或者是我自己无能？难道他们是装出帮忙的样子而暗地里却在阻挠我的每一个行动吗？或者是他们不能理解处理本部门工作的新方式？他们是否试图帮助我，使我向本部门的政策靠拢？大臣的政策和本部门的政策之间是否有什么不同？我为什么要提出那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呢？海有多深？天有多高？〔欧文·伯林语——编者。〕办公室里悄无声息。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处置那四百名监督我们节约运动的新人或是另外四百名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的新人，或是其他什么事情！我只顾坐着，等着，但愿我的脑袋不再砰砰作响，但愿有人很快就会提出个建议来。 汉弗莱爵士终于开了恩。“大臣……如果我们要结束节约运动并且关闭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的话，我们就可以立即向新闻界发布一个通告，说您砍掉了八百个职位。”他显然事先已经仔细考虑过这次裁员了，因为他此刻就从腋下取出了一只薄薄的文件夹。 “如果您同意这个草案……” 我无法相信这个建议有多荒唐。砍掉八百个职位？“可是本来就没有人担任这些职位呀，”我满腹狐疑地向他指出，“还不曾任命过任何人呢。”“这样的节约就更为可观了，”他立即回答说，“我们还节省了八百份裁员费。” “可是……”我试图去作解释，“……那是假的，是不诚实的，是在玩弄数字把戏，蒙蔽他人的耳目而已。” “其实只是政府发布的新闻稿。”汉弗莱说。我年轻时曾见过一些玩世不恭的政客，但这话竟出自我的常任秘书之口，真让我开了眼界。 我无力地点了点头。很显然，假使我想避免这一场灾难，不雇用四百名新人去推行节约，那么，我就得放弃雇用去充实我所珍爱的监察办公室的四百名新人。非此即彼。别无选择。不管怎样，政治嘛，说到底就是“可能”的艺术。〔人们普遍认为这是 R.A.巴特勒的话，而实际上它是俾斯麦（1815—1898）1867年和迈耶·冯· 瓦尔德克的一次谈话中的一句名言——编者。〕但是，一个关键的中心问题，即这次惨败的核心问题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可是，汉弗莱，”我说，“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真正精简行政部门呢？” 大家沉默了一会。然后他说：“唔……我想我们不妨辞退一二名端茶小姐吧。” * * * [1]指白厅——译者。 [2]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是哈克的一项革新措施。公众被邀请来举报他们个人见到的政府部门任何严重官僚主义现象，该部门成立了四个月就被解散了。 [3]刚毛衬衣是指苦行者或忏悔者贴身穿的衬衣。此处意思是让这位大臣亲身尝尝节约的味道使他日子不好过——译者。 [4]MI6是英国情报局——译者。 [5]原文为Ferrets。这词作为动词时意为窥探——译者。 [6]英语“白象”意指沉重的负担，硕大而无用的东西，此处指楼房——译者。 [7]着火，原文为inflamed，另一含义为冒火——译者。 [8]“必要时”原文为You knowwhat，另一含义是“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你？”——译者。 [9]哈克误以为这个CBE是指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ce（高级英帝国爵士）的缩写——译者。 4．老大哥[1] 1月4日 圣诞节过得平淡无奇。我在选区中度过了一周。我参加了通常为选区党组织举行的圣诞舞会，视察了养老院、综合性医院，出席了其他各种各样聚会。一切进行得很好——我的照片在当地报上登载了四五次，我还避免说任何使自己背上责任的话。 但是，我感觉到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气氛，并且已经感觉到自己处于双重压迫的困难情况中。当地的党组织、选民、我的家属，他们都为我进入内阁而感到骄傲——但是他们又都因为我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少了而忿忿不平，他们还迫切希望提醒我，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仅仅是他们地区的下院议员而已，要我千万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他们设法既对我卑躬屈膝，又对我以恩人自居。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处理这件事。 只要我能把白厅的生活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就会了解，绝对不会出现我会自以为了不起的危险。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会保证这一点的。 今天我回到伦敦，为的是同罗伯特·麦肯齐在名为《话题》的节目里进行电视谈话，他向我提出许多有关全国信息库的难弄的问题。 在该节目进行录音之前，我们在会客室碰头，我设法找出他的观点。当然，我们之间关系有点紧张。〔麦肯齐惯常把会客室称作敌对室——编者〕“我们将讨论削减政府铺张浪费的开支以及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是？”我问道，并且立即意识到我的措词不佳。 罗伯特·麦肯齐感到很有趣。“你要讨论政府的铺张浪费吗？”他说着，眼睛闪闪发光。 “我的意思是说，要谈我削减它的方法。”我坚定地说。 “在讨论全国信息库之后，如果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会讨论这问题的。”他说。 我试图使他相信，人们对信息库问题不感兴趣，这太琐碎了。他说他认为人们对它很感兴趣，并为“老大哥”担心。这使我很恼火，我告诉他，他不可能以这种耸人听闻的方法来使全国信息库显得琐碎。罗伯特回答说，为什么不可能？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它已经足够琐碎的了。 我们离开会客室。在播音室里，我们等待节目开始，一个女孩子拿了一只粉扑不断跑来跑去并且在我脸上轻轻地搽粉，使我无法好好思索。她说我的脸有点红。“我们不会脸红，”罗伯特愉快地说，“否则《每日电讯报》会怎么说呢？” 就在我们开始录音之前，我说我可以用不着那老一套的问题，如“我们是否正在创建一个警察国家？”等等。 回想起来，这或许是一个错误。 〔在英国广播公司档案馆中，我们发现了罗伯特·麦肯齐采访詹姆斯·哈克的录音记录。这份材料已印于下面——编者。〕这份记录是根据采访录音作出的，并不是根据原稿抄录的。由于听错的可能性以及在有些情况中难以区别各个发言者，英国广播公司不能保证本稿的绝对精确性。 1月4日，罗伯特·麦肯齐与下院议员詹姆斯·哈克阁下之间的谈话。 麦肯齐：晚安。老大哥正在监视您吗？说得更精确一点，您知道不知道政府是否正在建立您的档案材料？ 它那个听上去似乎不会损害别人的名称是“全国联合信息库”。它的实际意义是：任何一个公务人员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能够检查你生活的几乎每一个细节——你的纳税情况、你的医疗记录、你使用的汽车、你住的房屋、驾车违反交通规则次数、失业次数、你的孩子学习成绩等等一应俱全——而该公务人员可能恰巧是你的隔壁邻居。 最近，人们日益关注计算机革命为政府带来的这一强有力的极权主义武器，而挥动这武器的人就是行政事物大臣，即下院议员詹姆士·哈克先生阁下。 大臣，您是否正在这国家里为建立一个警察国家打基础？ 哈克：要知道，我很高兴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停顿） 麦肯齐：既然如此，大臣，能否给我一个答复呢？ 哈克：（继续说）当然可以。如果可能，我就要给你一个答复。正如我说的，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因为……嗯，因为这正是许多人在问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嗯，因为许多人都希望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我们应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不拐弯抹角——关于此事明摆着的事实是，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们有权利知道。 （停顿） 麦肯齐：但是，大臣，您还没有答复我的问题呢。 （停顿） 哈克：我很抱歉，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麦肯齐：我想知道，在这次会见后如果我冒犯了您，您会不会回到您的办公室去，揿下按钮，来查查我的纳税申报单，我的医疗记录，我的前科记录…… 哈克：啊，罗伯特，得啦，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这个国家是不会这么干的。总之，组织不起来。 麦肯齐：大臣，您是不是说，您是要做那些事情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能力办到，是吗？ 哈克：（继续说）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肯定能对你进行审查，那就是，呃，对人们进行审查。当然，不是你，我并不指你。但是，我们对人们不感兴趣。呃，这就是说，当我说我们对人们不感兴趣时，我并不是说我们对人们不感兴趣，当然我们是感兴趣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以那种方式对人们感兴趣，如果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对……人们进行检查。 麦肯齐：如果它不是为了对人们进行检查，那么信息库是派什么用场的？ 哈克：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停顿）瞧，问题是人们刚刚被报纸上的一两篇可笑的文章弄得惊慌失措了。它仅是一架计算机。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是用来储存信息，加速政府工作的，这样就避免文官的大量增加，计算机是福音。 麦肯齐：但是如果您把信息输入计算机，您以后就要把信息输出来！ 哈克：不一定。 麦肯齐：这么说，您难道正在花费二千五百万英镑来储存您将来永远不用的信息吗？ 哈克：不——是的——不，嗯——是的，不，将会有保护措施。 麦肯齐：（继续说）比如什么？ 哈克：呃，我们将考虑各种可能性。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具有高度技术性的事情。 麦肯齐：唔，或许我能帮您一把。让我给您读一段《改革》杂志的编辑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的摘录吧。我想他的名字是吉姆·哈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老大哥和不那么文明的勾当》。[2]我引原文如下：“如果我们要保护公民不受政府暗中监视，亟须采取三条措施。第一、没有大臣特别签署的授权书，公务人员不得查阅另一部门的档案。第二、未经授权的窥探必须作为犯罪行为来处理。第三、每一个公民应有权查阅他本人的档案并纠正其错误。”哈克先生，您对这些建议有什么看法？是危言耸听吗？ 哈克：不，唔，我支持它。我意思是说，所有这些措施必须执行。哦，在适当的时候。 麦肯齐：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 哈克：唔，罗马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它正在复审中。但是…… 唔，你知道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 麦肯齐：哈克先生，我现在是同《改革》杂志的前任编辑还是同一位行政部门发言人谈话呢？ 哈克：（继续说）唔，我们还没有谈到保护措施。例如，我们新的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以及…… 麦肯齐：哈克先生，照您的话说，似乎我们不久还将需要一大群看门狗呢。[3]非常感谢。 我还要想唠叨几句，但是罗伯特对我说，我已经巧妙地阻碍了讨论的进行。我们回到会客室，喝一杯酒互祝新年。我祝贺他找到了我的那一篇旧文章——真是一个机灵之举。他说是他的一个女研究人员找到的，并问我是否要见见她。我婉言谢绝——并说我就要回办公室，去看看她的档案！ 我在晚上看了这个节目。我认为这个节目很好。无论如何，我希望汉弗莱爵士满意。 1月7日 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开会时，大家对我三天前在电视上露面有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是在下午4时同汉弗莱爵士、伯纳德和弗兰克·韦塞尔开会时发生的。 汉弗莱和伯纳德认为我很出色，既庄重又适度。但是，弗兰克保持沉默，在这一片赞扬声中特别引人注目。当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就像一匹马那样发出哼声。我请他解释。 他并不回答我，而是转向汉弗莱爵士。“我祝贺你，”他开始说，他的度甚至比平时还差劲些，“吉姆现在完全被驯服了。”汉弗莱想找个借口，离开房间。 “对不起，威索尔先生[4]……” “是韦塞尔！”弗兰克狠狠地说。他转向我说：“你是否意识到你说的就是文官安排你讲的话呢？你是什么？是人还是喉舌？”没有人为他的小小双关语发笑。 “这件事对一位政治顾问来说可能是很难理解的，”汉弗莱爵士以其傲慢的口气说，“我仅仅是一名公务人员，我只不过遵照我的主人的指示办事而已。” 弗兰克怒气冲冲，咕哝着说，“你的主人，他妈的典型的傻瓜用语，小学校里的胡言乱语。”等等。我得说，过去我对弗兰克的这句话也曾感兴趣过。 “如果大臣是女的，”我问道，“怎么办？你怎样称呼她？”汉弗莱立刻大显身手。他喜欢回答有关良好举止和礼仪方面的问题。“是的，这是极为有趣的。1947年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博士被委任为大臣，我担任首席私人秘书时，我们要针对这一点寻找答案。因为我很不喜欢称她为我的女主人。” 他不说下去。我开头想，他这是为了增加说话效果才这样，不过他好像就这话题还有话要说。 “是怎样的一个答案？”我问道。 “我们现在还在等待答案呢。”他解释说。 弗兰克插话了，话里带了一点辛辣的冷嘲热讽。“它是不是正在复审之中呢？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是吗，汉弗莱爵士？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是吗？” 弗兰克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我的神经了。他对文官们的恶劣情绪与日俱增。我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一间办公室，他可以自由找我，并且他们告诉我已把所有可能对他有用的文件都提供给他了吗？现在他已经开始向我寻衅了。他动不动就发火。或许，他还没有完全克服新年的宿醉吧。 汉弗莱要离开，我也想走，但是伯纳德开始把我的工作日程中安排的约会告诉我——这就引起了又一场争吵。伯纳德告诉我说，我得于明天早晨8时在帕定顿饭店同他碰头，因为我要在斯旺西的车辆执照办理中心召开的城市司库会议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弗兰克当即提醒我，明天晚上我预定要到纽卡斯尔去，在补缺选举上发表演说。伯纳德向我指出，我不可能把这两件事都办到，我把这事向弗兰克解释了一下。弗兰克指出，这次补缺选举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而斯旺西之行仅仅是公务员的公费旅游，我也把这点给伯纳德解释了。伯纳德便提醒我说，这次会议列入日程安排已经好些时候了，他们都希望我到斯旺西去，我把这点又给弗兰克作了解释，弗兰克又提醒我说中央大厦〔党的总部——编者。〕希望我到纽卡斯尔去，但是我没有把这点向伯纳德解释，因为在这时候我已经懒得去解释了，并且也这样说了。因此弗兰克要伯纳德解释为什么让我同时预约两个约会。伯纳德说没有人把纽卡斯尔的事告诉过他，我问弗兰克为什么他不曾告诉伯纳德，弗兰克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伯纳德，我则指出我不可能每件事都记得。 “那我就到斯旺西去。”我说。 “决定了吗？大臣。”伯纳德问。 “这是后的决定。”我说。 接着弗兰克使出了他的王牌。“首相希望你到纽卡斯尔去。”他说。为什么他到现在才说呢？笨蛋。我问他这句话是否靠得住。他点点头。 “伯纳德，我想我好还是到纽卡斯尔去。”我说。 “决定了吗？”弗兰克问。 “是的，这是后的决定，”我说，“现在我要回家了。” “就这样决定了吗？”汉弗莱爵士问。我吃不准他是为了澄清我的决定而问我呢？还是在取笑我？我仍然发现他完全令人摸不透。总之他接着说：“大臣，我想您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您到斯旺西去的事是安排在日程中的，也已经是公布了，您可不能真的撒手不管呀。” 这简直是办不到的事。他们似乎都希望我同时在两个地方出席。我叫他们找一个把我从斯旺西送到纽卡斯尔去的办法——火车、汽车、或者直升飞机。哪种办法都行——只要我能如期赴两个约会。“而现在，”我宣布，“我要回家了——这是后的决定！” “是后的决定吗？”伯纳德问道。 他的意图同样是令人摸不透的。 当我离去时，伯纳德把四只红盒子交给我的司机罗伊，并要求我保证今晚审阅完毕，因为这些都是明天要用的委员会文件以及必须在周末以前发出的信件。 “而如果你是一个乖孩子，”弗兰克蹩脚地学着伯纳德的腔调说道，“你的保姆会给你一块糖。” 我实际上没有必要忍受弗兰克的所有这些令人气恼的话。我被这些该死的常任官员缠住了。但是弗兰克是在我邀请下才来的，我可能不得不很快提醒他这一点。 当我回家时，安妮在整理行装。“终于要离开我了？”我轻松愉快地问。她提醒我，明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我们已经安排好要到巴黎去。 我大吃一惊！我没法对她说明自己得去斯旺西和纽卡斯尔的事。她说她不愿在斯旺西和纽卡斯尔度过结婚周年纪念日，特别是不愿参加在车辆执照办理中心举行的城市司库午餐会。我能理解她的道理。她叫我取消我的约会。我说，这不可能。她说，那就自己独自去巴黎。 于是我打电话给伯纳德。我告诉他，这天是我妻子的结婚纪念日——安妮说：“也是你的。”——也是我的。伯纳德对这一巧合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我告诉他，我明天要到巴黎去而且那是后的决定，我并且告诉他，我知道以前我曾经说过后决定的话，但是现在才是真正的后决定——我告诉他，你得把一切事情处理好。接着他谈了三分钟，当我把电话挂断后，我明天还是得去斯旺西和纽卡斯尔。 这些文官总能说服你去干或者不干任何一件事情。我似乎不再知道自己的主意到哪里去了。 房间里暂时没有声音，我们都怒气冲冲。后我问她当天真正的重要问题：她有没有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看到我——（当时我在伦敦，而她则在选区里）。 “我看到一个像你的人。”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不回答。 “弗兰克说，我只是文官的喉舌。”我不满地咕哝说。 安妮说：“对。” 我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你同意这话？” “当然，”她说，“你原是可以雇一位演员替你说这些话的。他会比你说得更好。而当你在作电视谈话前，为什么不就用个橡皮图章签发你的信，或者叫一个助理秘书签这些信——反正都是他们写的。” 我想我得保持庄严的度。“助理秘书们不写我的信，”我说。“信是由副秘书写的。” “作证到此为止，大人。”她说。 “你认为我也变成一个傀儡了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他们应该叫小猪小姐去干你的工作。至少，她更漂亮。” 我必须说，我受到极大的打击。我叹了口气，坐在床上。我真正感到要流泪了。我纳闷，这难道就是一位内阁大臣通常的感受，或者我就是一个彻底失败者吗？我看不出毛病出在哪里，但是肯定出了毛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轻声说，“我就是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是多么忧郁呀。” 安妮提议，由于我们不再去巴黎了，我们至少可以到街角的饭店去吃一顿安安静静的、点着蜡烛的晚餐。我告诉她，我不能去，因为伯纳德告诉我，今天晚上得看完三只红盒子的文件。 安妮说了一些话，改变了我对自己处境的整个看法。她说：“‘伯纳德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当你还是《改革》杂志的编辑时，你完全不是这样——你投身进去，你告诉人们该做什么，提出你的要求，并且达到目的！什么东西变了？你还是你——你只会听任他们欺凌你。” 突然，我认识到那是真的。她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克也一直在挖苦我的原因。不是我卡住他们的喉咙，便是他们卡住我的喉咙！这是弱肉强食的规律，正像我在内阁中一样。 “在那些日子里，你用蓝笔划去和撕掉多少篇文章？”她问道。 “几十篇，”我回忆之后回答。 “而你到目前撕了多少官方文件？” “一篇也没有，”我告诉她，“人家不允许我这样做。”她以责备的神对我笑笑，我认识到，自己仍然没有冲出这个具有破坏性的行动模式。 “不允许吗？”她握了我的手。“亲爱的，你是大臣。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任何事情。” 她是对的。我是大臣。我能做我喜欢做的任何事情。而不知怎么地，我的官员们已经驯服了我。现在我明白了。老实说，我是非常感谢安妮的，她具有这样卓越的见识。好吧，他们会吃一惊的。突然我急于到办公室去。我的新年决心是：把事情管起来。 1月11日 今天情况好一点。 但也只是稍好一点点而已。我的姿态甚好，但不幸的是，他的姿态看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我把汉弗莱叫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认为他并不喜欢被叫进来。接着我告诉他，弗兰克是绝对正确的，罗伯特·麦肯齐也是正确的——全国信息库必须以另一个方式组织起来。 出乎我意外的是，他顺从地同意了。“是，大臣。”他低声说道。 “我们将使它具备一切可能具备的内部保护措施。”我继续说。 “是，大臣。”他又低声地说。 “立刻执行。”我加了一句。这句话使他吃了一惊。 “呃……立刻执行，您的确切意思是什么？” “我意思是立刻执行。”我说。 “噢，我懂了，您的意思是立刻执行，大臣。” “马上就办，汉弗莱。” 到此为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现在却开始把我的决心一点一点砍掉，尽管在谈话开始时他完全同意一切都会变样。 “唯一的事情是，”他开始了，“也许我应该提醒您，在本届政府才上任的头几个月中，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大臣……” 我打断了他的话。“汉弗莱，”我坚定地重申说，“我们要修改信息库的规则。就是现在！” “可是您不能这样做，大臣。”他说，公然表示反对了。 “我能，”我说，想起昨晚安妮对我说的严厉的话，“我是大臣。”他又改变了策略。“的确，您是，大臣，”他说，很快从威吓转变成卑躬屈膝，“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大臣，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管他那一套花言巧语。“别说奉承话了。汉弗莱，”我回答说，“我要使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检查他们自己的档案，我要进行立法，宣布未经许可查阅私人档案的行为为非法行为。” “很好，”汉弗莱爵士说，“会照办的。” 这样他就占了我的上风，“对。”我说，“好，”我又说。“那么我们就干吧。”我说着，心里却纳闷，他话里有什么花样？ 我猜对了。的确有一个花样。汉弗莱爵士抓住这个机会向我解释，如果内阁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并把这事交给大臣委员会处理，然后再交给官员委员会。在这以后，当然它就一路顺风——直接到内阁委员会！接着又回到内阁。我打断他的话，指出我们就是从内阁开始的。 “上面说明只是政策而已，大臣，”汉弗莱解释说，“这时候内阁才不得不考虑具体建议。” 我承认这点，但是指出，回到内阁以后，我们该干起来了。汉弗莱爵士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如果内阁提出异议，这几乎是肯定会的，那么这些建议将不得不——再经大臣委员会、官员委员内阁委员会和内阁来处理。 “这我全知道，”我生硬地说，“我是假定内阁不提什么反对意见。”汉弗莱爵士扬了扬眉毛，显然不想对此加以评论。 事实上，我对这些一点也不知道——当你还是反对党或是后座议员时，你是不会真正弄清这个立法的复杂细节的。 “这样，经内阁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干了，对吗？” “是的，”他说，“再送交议院委员会领袖，然后送到议会——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委员会的阶段。” 不过我突然明白了。我突然认识到，他正在把整个问题搞糊涂。障眼物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汉弗莱，”我说道，“你在谈立法问题——但是我却在谈行政和手续上的改革。” 汉弗莱爵士得意地笑了笑。“如果公众要拥有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那么立法是必须的，并且将会是很复杂的。” 对这个问题，我自有答案。“为了使公民能看到他自己的档案，立法不是必须的，是不是？” 汉弗莱爵士对此仔细想了一下。“不，不……”他后很勉强地说。 “那么我们就这样干吧。”我想，对我来说，这就是第一回合的胜利。 但是汉弗莱爵士甚至还没有作出这么多的让步呢。“大臣，”他开始说，“我们可以搞得稍快一点，但是这里也有许许多多行政手续问题。” “哎，”我说，“这早就应该提出来了。这项数据库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它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这些问题肯定已经讨论过了。” “是的，的确如此。”他表示同意。 “那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我问道。 汉弗莱爵士没有回答。起先我以为他是在考虑问题。后来我想他是为了某种奇怪的原因而没有听到我的话，于是我又问他：“得出过什么结论没有？”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以防他万一听不清。又没有明显的反应，我以为他生病了。“汉弗莱，”我问道，有点为他的健康和精神状况担心，“你能听见我的话吗？” “我的嘴唇封住了。”他通过未封住的嘴唇回答说。 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权利讨论上届政府的计划。”他说。我迷惑不解。 “为什么不可以？”我问。 “大臣——您是否愿意把您在这办公室里私下说的每一句话或做的每一件事今后泄漏给您的对手呢？” 我从未想到过这点。当然，这会把我吓坏的。这将成为经常的威胁。我将永远不能在我自己的办公室中畅所欲言。 汉弗莱爵士知道自己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利用有利形势紧接着说：“我们不能把军火交给您的对手来反对您——反之也是这样。” 当然，我能懂得他的观点，但是在这件事中有一个基本不同点。我对汉弗莱爵士指出，汤姆·萨金特是我的前任，他是不会介意的。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的人。数据库问题毕竟不是个党派政治斗争问题，所有党派的政治家在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汉弗莱不为所动。“这是原则，大臣。”他说，并且补充了一句话，说否则就不是正大光明。 这是一个有力的论点。我自然不愿做任何不正大光明的事。所以我猜想，我将永远不知道在我来到之前，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我就是想不出一个办法来。 那么，我们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已经确认，不需要立法来使公民们能看到自己的档案，但是还有许多不明确的行政问题有待解决。 今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伯纳德说由于新闻界对于我在《话题》节目中露面的反应不佳（伯纳德称之为“不完全有利”），另一家电视网要我在他们的《镜头对准下的世界》节目上露面。真可笑，当你有重要事情要公布时，人们对电视从来不感兴趣，但是一当琐细小事出了差错时，电话铃就是响个不停。起初，我要他去婉言谢绝，但是他说，如果我不露面，他们还照样播放这个节目，这样就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我问汉弗莱，鉴于我们今天进展很有限，关于信息库保护措施我将说些什么。“大臣，或许您可以提醒他们罗马不是在一天里建造起来的。”帮大忙！ 当我回顾这次会面并把它全部写在日记里时，我现在感到今天事情毫无进展。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定有什么办法使汉弗莱爵士和行政事务部照我的意思办。 〔根据哈克的经验和挫折，不妨记住，如果不使白厅委员会完全解散的话，它将继续活动下去。说不定会有一个克里米亚委员会，很可能还会有一个定量供应簿委员会和一个身份证委员会呢——编者。〕1月12日 今天我碰巧又学会了一些同汉弗莱爵士打交道的办法。 我在下议院吸烟室碰到汉姆·萨金特。我问他是否可以一起谈谈，他说这真是太乐意不过的了。 “当反对党的味道怎样？”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愧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掌权的味道怎么样？”他回答说。 我觉得没有理由东拉西扯，我很老实地告诉他，我没有像我原来期望的那样喜欢它。 “汉弗莱把你驯服了吗？”他笑道。我避开了那个问题，但是说要办点事实在难得很。他点点头，我就问他，“你办成过什么事吗？” “几乎没有，”他愉快地回答，“是在那里呆了一年多以后才搞清他的手法——当然接着便是大选。” 从谈话中可知他提到的手法就是汉弗莱的拖延战术。 据汤姆说，这个战术系统有五个阶段。为供将来参考，我在谈话时做了记录。 第一阶段：汉弗莱会说政府才上台几个月，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事情要办。（汤姆显然知道他的废话。那就是汉弗莱前天对我说的话。） 第二阶段：如果我挨过了第一阶段，他就会说他很欣赏这个意图，当然该做点事情——但这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确办法呢？第三阶段：如果我仍然没有被吓住，他就把他的立足点从我该怎样去做转移到我该在什么时候去做，那便是：“大臣，这不是时候，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第四阶段：据汤姆说，许多大臣在第三阶段就停顿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说政策碰到了困难——技术上的困难，政治上的困难，或法律上的困难。（法律上的困难派用场，因为这些困难可以搞得使人完全不理解，并且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第五阶段：到了后，由于开头的四个阶段已经耗费了三年时间，因此在后阶段要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下一次大选前的竞选时期了——所以我们对这项政策能否获得通过没有把握。” 可以使这些阶段延续三年，因为在每一阶段，大臣不去催他，汉弗莱爵士就绝对不会做什么事。而他正确地估计到大臣要做的其他事情实在太多了。〔整个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的惰性——编者。〕汤姆问我要设法通过的政策是什么？当我告诉他我正设法使全国联合信息库不那么像老大哥时，他大笑起来。 “我想他假装这是全新的念头吧。”我点点头。 “老奸巨滑，”汤姆说，“我们为此花了几年时间了。我们几乎把白皮书都准备好就要公布了，但是选举来临了。我已经把一切都办好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询问他关于行政的问题。汤姆说没有了——全都解决了。汤姆猜到我问及过去的情况时受到了无声的拒绝。“聪明的家伙，他把过去的事一笔勾了。” 不管怎样，现在我知道了五个阶段，我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汉弗莱了。汤姆提醒我不要泄漏我们有过这次谈话，因为它会把事情弄糟的。他也提醒我留意“文官的三种沉默”，如果他无路可走的话，这将是汉弗莱的后一招。这三种沉默是：1．他们不愿意告诉你任何事实的沉默：谨慎的沉默。 2．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的沉默：固执的沉默。 3．你抓到他们弱点而他们毫无理由可说时的沉默：他们暗示只要他们可以自由地对大家讲，他们就完全能替自己辩护，但是他们太高尚了，不会这样做：这是勇敢的沉默。 最后，汤姆告诉我汉弗莱的下一个行动可能是什么。他问今晚他们给我几只盒子：“三只？四只？” “五只。”我承认，有点儿难为情。 “五只？”他无法掩饰他对我搞得这么糟糕所感到的惊讶，“他们有没有告诉你无需为第五只盒子担心过多吗？”我点点头。“就这样吧，唔，我和你打赌，在第五只盒子底，将有一份请示报告，解释为什么任何涉及信息库的新动作都必须推迟——如果你不曾发现或者审阅它，他们就不把事情办下去，六个月后他们会说早就告诉过你了。”还有一件事我要问汤姆。他确实是非常非常友好而且肯帮助别人。他从政多年，担任过各种政府职务。所以我就对他说：“哎，汤姆，你对所有文官的花招真是了如指掌。” “并非所有的人，”他露齿笑道，“仅有几百人。” “好！”我说，“现在说说，你怎么制服他们？你怎样使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愿做的事。” 汤姆苦笑了一下，摇摇他的头。“我亲爱的伙计，”他回答说，“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在野了。” 1月13日 昨天晚上，我看盒子里的文件看得很晚，以致拖到今天才写下昨天的发现。 汤姆对我帮助很大。我回到家后，在吃饭时把一切都告诉了安妮。她不能理解汤姆作为反对派的一员，为什么会这样帮忙。 我向她解释道，反对派并不是真正的反对派。他们只是被称做反对派而已。其实他们不过是在野的反对派。而文官则是在朝的反对派。 晚饭后，我看盒子里的文件，果然在第五只盒子的底上发现了关于信息库的请示报告。不仅是放在第五只盒子的底下——为了双倍保险，这请示报告还被夹在一份长达八十页的福利措施报告书的里面。 顺便说一下，汤姆还把他有关信息库的私人文件借给我，这些是他去职时保存的。非常有用！ 这份请示报告中包含我们预料到的拖延话：“主题还在讨论之中……计划还没有后拍板……毫无仓猝行事的理由……若无相反的指示，建议等待新的发展情况。”安妮建议我打电话给汉弗莱，并告诉他，我不同意他的请示报告。我不愿这样做——这时是早晨两点，他可能正在熟睡。 “为什么他可以熟睡，而你却在工作？”安妮问我。 “三个月来，毕竟是他在叫你奔忙不停。现在该轮到你叫他了。”安妮接着说。 “我不可能那样做。”我说道。 安妮看着我。“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问道，一边把手伸向通讯录。 安妮很有理由地加了一句：“说到底，由于它是放在第五只盒子中，你不可能很早找到它，是吗？” 汉弗莱带着奇怪的咕哝声听电话。显然是我把他叫醒了。“这么晚打电话给你，真对不起，你不是在吃晚饭吧？” “没有，”他的口气听起来有点被弄糊涂了，“我们早些时候吃过晚饭了。现在几点了？”我告诉他是早晨两点。 “天哪！”听他的口气似乎他现在真的醒了，“有什么紧急事情？” “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我还在看红盒子里的文件呢。我知道你一定还在努力办公。” “是呀，”他说，忍住了一个呵欠，“正在埋头苦干呢。”我告诉他，我刚看到关于信息库的文件。 “噢，您已经发现……”他立即更正自己的话，“您已经看过了。” 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必须立即知道我对这份请示不太满意。我告诉他，我知道他会因为再花点额外的时间做一些别的工作而感激我的，而且我希望他不介意我打电话给他。 “我听到您的话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大臣。”他说，我想他是把电话筒砰地一声重重放下的。我把电话挂断后，发觉自己忘了告诉他明天内阁开会之前来讨论一下。我正要拿起电话筒时，安妮说：“现在不要打电话给他。” 她对汉弗莱爵士突然表示仁慈体贴使我感到惊讶，不过我还是同意了。“不打了，也许时间是晚了点。”她笑道：“是呀，再让他睡十分钟。” 1月14日 今天早晨，我在为控制汉弗莱和我这个部所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点进展，尽管这场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 但是我随身带着和汤姆·萨金特谈话的记录，而——正如汤姆所预料的那样——汉弗莱爵士在他的打球动作中则用上了他那一套拖延战术。 “汉弗莱，”我开始说，“信息库保护措施你起草了没有？” “大臣，”他花言巧语地说，“我很欣赏您的意图，我也完全同意要有保护措施，不过我疑这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确方法。” “这是我的方法，”我斩钉截铁地说，并把我那小小笔记簿上记下的第一个反对手法勾去，“而且这是我的决定。” 不经过冗长的讨论，那么快就把他的反对意见推在一边，这使汉弗莱感到惊讶——他惊奇之余便直接进入了第二阶段。 “即使这样，大臣，”他说，“由于种种原因，这真的不是时候。”我把笔记本上的第二条勾去，回答说：“现在是好的时候——保护措施必须与信息系统平行发展，而不是在这以后——那是普通常识。” 汉弗莱被迫提出他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汤姆把他的技巧分析得真透彻。 “不幸的是，大臣，”汉弗莱固执地说，“我们以前试过，但是，咳……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把我小小本子里的第三条勾掉。汉弗莱现在注意到这一点了，并设法从我背后偷看我本子里写的东西。我把本子拿开，不让他看。 “是什么样的困难？”我问道。 “比如说，技术上的困难。”汉弗莱说。 感谢汤姆的私人文件，我早已作过仔细研究，回答也早已准备好了。 “一点儿没有问题，”我轻松地说，“我已经作了一些研究。我们可以使用跟美国国务院和瑞典内政部相同的基本档案讯问程序。没有技术问题。 汉弗莱爵士显然有点慌张，但是他坚持说：“还有庞大的行政问题。各个部都受到影响。势必需要建立起一个部际委员会……”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我坚定地说，“我想如果你对它深入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现有的安全程序是适当的。这可能只是一个扩大部分而已。还有什么吗？” 汉弗莱惊讶地盯着我看。他就是不能理解我怎么会这样全面彻底地掌握情况。他疑我是否作了一系列凭灵感作出的猜想。 见他一时说不出话，我决定帮他一把。 “法律问题呢？”我建议。 “是的，大臣。”他立刻同意，希望后把我难住。法律问题始终是他的拿手好戏。 “好，好，”我说，并把我小小的清单上的倒数第二阶段勾去。他又想来看我所写的东西。 “有一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说，“是关于我们有没有法定权力……” “我将回答这个问题，”我神气地宣布，“我们有权力。”他惊奇地注视我，“所有有关的工作人员不管怎样都受他们服务合同的约束。” 他无法争辩，因为我当然是对的。 他抓住救命稻草说：“但是，大臣，还会有额外人员配备问题——您是否有把握可以使这问题得到内阁和议会党团的批准？” “当然有把握，”我说，“还有其他问题吗？”我看看我的清单。 “不，没有其他问题了。好，那么我们就着手干吧？” 汉弗莱不响。我搞不清他此刻的沉默是谨慎、固执、还是勇敢。我认为他是固执。 后，还是我说了话。“你一句话也不说，”我评论说。他还是沉默不语。“顺便问问，你为什么这样沉默不语？” 他明白自己不能不说话了。否则一切都完了。“大臣，看来您不明白这里包含多少工作。” 我若无其事地问，难道你过去在另一届政府中从来没有研究过保护措施？因为我记得以前有过涉及此类议会质询的书面答复。 他的答复大致如下：“大臣，首先，我们已经一致认为这问题不是光明磊落的。其次，如果曾经研究过，其实根本不曾研究过或者也没有必要这么做，更何况我也不能随便说是否研究过。这样，就会成立一个规划小组，就算这个小组曾经成立过的话，对此我也不能加以评论。再说这个小组即使有过，现在也已经解散了，其成员都已回到各自的部门里去了，即使的确曾经有过这些成员的话。”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我一直待他把这些滔滔不绝的废话讲完，才提出我的后通牒。我告诉他，我要他立即准备好使用信息库所需的保护措施。他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他这是可能的。他再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又告诉他这是可能的。我们这样一来一往（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不可能的），像一对三岁的孩子，彼此怒目而视，直到伯纳德突然走进来为止。 我不打算披露汤姆告诉我关于保护措施已准备好只等使用的情况，因为这样我手里就没有王牌了。 当我正反复考虑这个难题时，伯纳德提醒我有关约会的事：内阁在10点开会、在英美协会午餐上演说、今晚在《镜头对准下的世界》节目中谈话。我问他是否可以不去参加午餐会。“真的办不到，大臣，”他回答说，“这事已公布了。已列在日程中。” 突然间，我明白了。我心中形成了一个奇妙的计划——世纪的伟大计划。 我告诉汉弗莱和伯纳德，今晚务必看我在电视中的露面。 〔下面是当时哈克在《镜头对准的世界》节目中露面的情况。其中包含他挫败手下官员而第一次赢得的真正值得纪念的胜利——编者。〕本文仅是未经订正的录音文字纪录。未经节目负责人同意，不得流传。 《镜头对准下的世界》——1月14日——对哈克的采访。 节目主持人：今晚在座的是行政事务大臣，吉姆·哈克阁下，他是有关老大哥计算机设施争论的中心人物。他此刻正与戈弗雷·芬奇谈话。 芬奇：大臣，正如你知道的，在本星期，人们对行政部门官僚显然正在开始为国内每个公民建立个人档案材料一事表示过强烈不满。有谣言说，这不是你的政策，说你是愿意为各个公民提供保护措施，但是又说你每走一步都受到行政部门机器的阻挠而使希望完全落空。 哈克：戈弗雷，你要知道，关于行政部门，社会上有许多胡说八道的评价。其实它是出色的、高效率的专业性机构。能以极大的速度作出巨大努力。它拥有许多有才华、有献身精神的人们，他们尽一切努力帮助政府把政策变成法律。 芬奇：感谢你所做的这番广告，大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哈克：事实上，文官和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建议现在就要发表了。今晚，我高兴地宣布，从3月1日起，联合王国的每个公民将有绝对权利检查他个人的档案，并检查他或她曾向政府提供的信息。 其次，如果没有大臣的书面授权书，没有一个公务人员会获准查阅来自另一个部门的个人档案。下星期我将在下院宣布要制订法律，使公民可以对任何一个公务人员私自查阅他的档案提出起诉。 芬奇：唔……那是，呃……唔，那是非常令人感兴趣和令人鼓舞的事，大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使人们安心呢？ 哈克：坦率地说，戈弗雷，我原先不相信文官能冲破这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他们已经使我相信，他们能够。真的，我的常任秘书正在这问题上以他的名誉打赌。 如果不是这样，有人就会蒙受侮辱。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谈话中）回忆说：吉姆·哈克老是把这一辉煌之举归功于我，因为我无意之中说了一句有双重意义的话：“这事已经公布，已经在日程中。” 然而，我个人相信，哈克是受了爱德华·希思当首相时那个脍炙人口的策略的启发。希思不顾文官的反对，希望宣布向老年养老金领取者再提供十英镑圣诞节额外津贴。他的想法在受到唐宁街十号许多星期的阻挠后，他就干脆在《全景》电视节目中露面，把这事作为既成事实予以公布。这事办成了，虽然晚了一点，但是到底办成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吉姆作声明时汉弗莱·阿普尔比的脸部表情——特别是当他说他的常任秘书把他的名誉押上去的时候。 他转向我说：“不行。”我没有作答。 接着他对我说：“好吧，伯纳德，你对大臣的表演有何想法？” 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一下他把大家将死了。 1月15日 今天是我当大臣以来快乐的日子。 “昨晚，你看到我在证人席上吗？”我高兴地问汉弗莱，他正闷闷不乐地走进办公室，看上去活像沙欧贝利先生参加葬礼一样。[5] “当然。“他回答说，嘴唇闭得紧紧的。 其实他有没有看到我在电视上露面无关紧要，因为今天早报已作了全面报道。“我表现得怎么样？”我天真地问，“还不错吗？” “一次出色的演出，大臣，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以琢磨过的模棱两可的话回答。 “可以，可以。”我说，装得一点也不在意。 “大臣，我们昨晚整夜努力工作。我很高兴能向您报告，我们已经提出了建议草案，它将使您在指定的日期之前达到您所期望的目标。” 换句话说，他费了五分钟时间从档案中找出去年汤姆当大臣时所同意的那些建议。 “干得好，汉弗莱，”我真诚地说，“你瞧，我告诉了全国人民你是多么杰出，我说对了。我对你完全信任。” “的确如此，大臣。”他通过咬紧的牙齿缝迸出了这句话。 他拿出了一只存着他的建议的文件夹。 “这是你的建议吗？”我问道。 “是的，” “这是我的建议。”我说着，也拿出一只文件夹。 “您也准备好建议了吗？”他吃惊地说。 我叫汉弗莱念出他所提出的保护措施。然后我再念出我的建议。这样我们可以加以比较。 汉弗莱开始念道：“第一部分——个人资料——第一条。甲款。保护措施的运用必须以两个原则为准绳……” 我再也忍不住了，便根据自己文件夹中的文件内容和他齐声念起来。我们念道：“……以两个原则为准绳——即，有没有必要及有没有权利去了解。第一条甲款第（1）分款，有没有必要去了解。只有信息是为某些官员提供时，这些官员才可以被认为的确有必要去了解它。”我们彼此对视。 “我们似乎想到一处了。”我说。 “这些建议是从哪里来的？”他问道。我不说话。过了一会他又问，“这些建议是从哪里来的？” “汉弗莱，”我以略带责备的口吻说：“我的嘴被封住了。” * * * [1]老大哥（Big Brothe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讽刺小说《1984》中的独裁者，本书比喻为独裁国家或组织，讽刺意味十分明显——译者。 [2]原文为Not-So-Civil-Service，是在civilservice（“文官，行政部门”或“文明的服务”）前面加notso（不那么）。起了挖苦讽刺的效果——译者。 [3]英文里watch day可以解释为监察人，也可以解释为看门狗，这里是骂人——译者。 [4]是weasel（鼬鼠）的读音。——译者。 [5]沙欧贝利先生，是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中的殡仪馆老板。——译者。 5．凶兆 1月18日 对于置身于政治这个特殊圈子之外的人说来，汤姆·萨金特在全国信息库这件事情上所给予我的帮助似乎非同寻常。两个主要政党的成员平时都要发表演说，口出恶言，互相攻讦，不是指责对方颟顸无能，行为不端，就是说某某人玩忽职守，愚蠢透顶，负罪国人等等。公众当中凡读过大量此类演说词者或许会感到奇怪的是：在两党交恶的背后，党际友好其实是家常便饭。事实上，与敌党成员交好要比与本党人士交好容易得多——因为执政党成员不会像同本党同僚那样地同反对党人直接在个人之间竞争官职。 我和所有的内阁同僚，在未执政的年代里，理所当然地互相激烈竞争。在过去三个月里，我们都忙于对付真正的反对派——文官——顾不上互相贬低。不过我凭直觉感到，近来内阁的气氛预示着有人将再次玩弄政治花招。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涉及我自己的事情，我于本周末趁还有点时间已予以考虑了。早先（实际上是在我当大臣的最初一周里），我就明白开放性政治带来了一些现实问题。我很清楚，要是人们不再保有秘密，他们就别想保住权力。 说实在的，一个越是不开放的政府，结果往往反而越是开放。这话听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倒是千真万确的。开放性政府好比是现场演出，观众在这里看表演，并作出反应。但就像演戏一样，要让人家看到什么，首先必须有许多隐蔽的活动。在排练过程中要进行各种删节或修改，直到一切安排停当才公诸于众。 所有这一切的弊端在于人们试图回避问题实质——这就是说，文官对大臣保密。尽管他们否认，我肯定他们是这么干的。当然，我现在也完全赞成对公众保密，理由我已经在前面交代清楚了。作为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我有特权决定什么时候不让人民知道真情。而文官则无权对我保密。 不幸的是，对他们说清楚这个道理是非常困难的。 我还得到了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只要有可能避免，我绝对不能在汉弗莱面前流露出自己的希望或是担忧——特别是涉及党的担忧。如果你暴露自己政治上的弱点，人家就会毁掉你。你必须使人家猜不透你的意图。 我现在懂得要让文官先表。绝对不要说，“我认为如何如何”；该说，“你认为如何如何？” 我也搞懂了“是”和“不”的用法。你总是可以把“不”字变成“是”字——而不是倒过来。不但如此，要是你想说“不”字，得由私人办公室来代你说——但是如果你要想说“是”，那你就得抢在私人办公室前面自己动手打电话。这样就可由他人受过而由我自己居功。 实际上，你自己动手打电话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整个制度的设计安排就是要阻止你自己动手去做任何事情。从文官这方面来说，你万万不能打电话或是处理一个问题。一个大臣如果拿起电话来处理——比如说，某项外贸业务，那就够他倒霉的。文官会从四面八方走过来，装模作样地说什么“这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事……正确的渠道……政策岌岌可危……这您是明白的，不是吗？……要是出了差错可怎么办？……大臣，您可要负全部责任啦！”等等。 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重要的知名人士来说，实在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你一不留神，他们就会使你陷入困境，吓得你不敢向波特酒吧打电话。 而且不管你做什么事，总有人留神观察着监督着。伯纳德监听我所有的电话，只有我的私人专线电话例外。这么做的理由是替我做点有用的记录，以便充分了解我的观点和活动——这倒是真话！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情报是一把双刃的利剑，它能砍敌人，也会伤自己人。〔绝非偶然的是，世界上真正有权有势的官职大多叫secretary（秘书或大臣）——国务大臣、常任秘书、秘书长、党的书记等等。Secertary的意思是被委以他人所不知道的机密的人，亦即“权势人物”——编者。〕即使这样，我得说我发现这倒是传达我对那些常任官员们的批评的极其有用的途径，因为我知道伯纳德一直在监听我说的每一句话！ 今晚，我的一只红盒子里有一份向智囊团提出的关于行政部门人浮于事情况的报告草案。这份报告已是第三次重新起草了。 〔“智囊团”是“中央政策研究组”的俗称——编者。〕我对这份报告还是不满意。我对此还有许多问题要在明天上午问个明白。 1月19日 我们开了一次会来讨论写给智囊团的报告。我告诉汉弗莱我对报告还是不满意；他客气地表示愿意重新起草。 这不像是一个答复。我指出，他已经重新起草过三次了。 伯纳德同我争辩。“这话不大正确，大臣。”他说。 我对他说，我算得出来，这已经是第三份草稿了。“是这样，”他说，“报告起草了一次，重新起草了两次。”真是典型的学究式吹毛求疵的反对意见，令人讨厌。伯纳德讲话喜欢一丝不苟斟酌字句，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幸亏他没有置身于政治。 我叫他别挑剔字眼了。汉弗莱打圆场说，他很乐于第三次重新起草报告。他当然乐于这么做。还有第四次、第五次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后面还有第六次呢，”我接着说，“不过报告上还是不会说出我要它说的话，报告要说的是你要它说的话。而我要它说的是我要它说的话。” “您要它说什么呢？”伯纳德问。 “我们要它说您要它说的话。”汉弗莱抚慰似的轻声说。 “我确信，”伯纳德罗哩罗嗦地说，“部里不会要您说您不要说的话。” 我又作了一次尝试。这是我在四个星期里第四次说明情况了。 “六个星期前，智囊团向我们要行政部门人浮于事的证据。我已经三次明白无误地向几位文官通报了情况，而每次我得到的只是一份叫人根本无法看懂的报告草案，里面说的跟我要他们说的恰恰相反。” “大臣，恕我直言，”汉弗莱爵士虚伪地反驳道，“如果报告草案根本无法叫人看懂，您怎么知道它说了相反的意思呢？”真不愧是左右打岔，搪塞敷衍的大师。 “我要说的全部意思就是：文官编制过大，必须压缩。”我伤心地解释道。 “我确信我们大家都想这么说，”我的常任秘书在撒谎，“这也正是报告里讲的意思。” “不，报告里没有这么讲。” “不，讲的。” 于是我们就你一句我一句：“没有讲。”“讲的。”“没有讲。”彼此说了一阵。说到后来，我向他念了报告草稿里的几句话为例。比如，报告里说，分阶段裁员十万人，“不符合公众利益。”其实可理解为：这样做符合公众利益，但不符合文官的利益。又如“舆论对这一措施尚无思想准备。”其实是：舆论对此已有准备，但文官却还没有。接下去还有一句话，“不过这是一个紧急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这句话的本意是：这问题真是讨厌透顶，但是我们希望四年后，当皇家委员会提出报告时，大家都会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要不，我们就另外找个替罪羊。 〔哈克开始懂得文官的代码语言了。这里还有几个其他的例子：“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应理解为：我们不打算干这个。 “你有没有通盘考虑过这件事的全部责任？”应理解为：你不会这么干。 “这决定有点令人费解。”该理解为：蠢极了！ “不能说这是完全坦率的。”应理解为：可恶。 “恕我直言，大臣……”该理解为：大臣，我从来没有听说这么傻的想法——编者。〕这一下把汉弗莱难住了。他说，“大臣，我看只好重新起草报告了。”真高明！ “汉弗莱，我说，你能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吗？” 这一问题弄得他措手不及，他犹豫了一下。 “只要您不要求我笼统地提出不成熟的看法，或者过于简单地作出浅薄的结论；比方说，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我愿意尽大努力来满足您的要求。”他说话时的口气既真诚坦率又令人难以捉摸。 “你的意思是，你能直截了当地给我回答？”我问。看来他心里正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的。”他终于说。 “好吧，”我说，“现在我就坦率地问你。” 汉弗莱爵士沉下了脸。“咦，”他说，“我还以为您刚才已经问过了。” 我紧迫不舍。“汉弗莱，在你向智囊团提出的证词里，你是否打算支持我认为行政部门人事臃肿，无所事事的观点呢，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坦率地回答！” 难道我还能问得更简单明了吗？我想不可能。而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大臣，要是我被迫坦率地回答，那么我得说，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也就是从总体上来看，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从各部门的大致情况来看，那么归根结蒂，或许可以这么说，那就是，到头来，您会发现，就一般意义而言，明明白白地说，不管这样还是那样，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正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时，他又开腔了，无疑是为了进一步澄清他的话意。“就人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在现阶段……”我作了后一次努力。“你到底想说‘是’还是‘不是’？”我问他。心中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 “既是又不是。”他对我大有帮助地回答说。 “假如，”我说，“假如你没有被要求直截了当地回答，那你怎么办？” “噢，”他高兴地说，“那我就可拖则拖，争取时间，大臣。”汉弗莱永远不会改变。我肯定改变不了他。今天我没有利落地办妥过一件事。不，不但不利落，——我可以说是慢慢地而且痛苦地一事无成。谈话结束时汉弗莱建议我把报告草案带回家细细推敲两天，因为这样也许我会发现报告真的讲了我要它讲的话。这自然是一个愚蠢的浪费时间的建议。他只不过是想慢慢地瓦解我的意志罢了。 “要是它没说出我要它说的话呢？”我气恼地问。 汉弗莱爵士笑了笑。“那么我们将会乐于为您重新起草一份，大臣。”他说。 这样又兜回到了原地。 1月20日 我仔细考虑了昨天的情况。我不打算把这份草案送到部里重新起草。我要自己来写，写好了我就压住，过一段时期再送去，让他们来不及修改。 我跟伯纳德提起这个打算，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对他透露时，叮嘱他切勿外传，而且我希望我能信任他，我确信我能信任他。 〔哈克没有估计到文官对自己人可能施加的压力。汉弗莱爵士在此后两星期里多次问起第四份报告草案的事，并且注意到伯纳德·伍利的回答总是躲躲闪闪。终于伯纳德被邀去蓓尔美尔街汉弗莱爵士的俱乐部领受一次训戒性的小酌。我们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文件中找到这次会见的备忘录——编者。〕伯·伍来俱乐部小酌。 我问他部里给智囊团的报告怎么样了。 他说，“你是指大臣的报告吗？”这绝非随口说的话。 当回答我所提的报告为什么还没有送回的问题时，他建议我自己去问大臣。这是一个极难令人满意的答复。 我解释道我宁可问他。由于他固执地保持沉默，因此我向他指出他不像是在回答问题。 “既是也不是。”他说。他完全知道这是我喜欢用得答复之一，所以我觉得不能不斥责他无礼。在回答其他问题时，伯·伍坚持认为大臣在认真处理他的红盒子文件，但他一再拒绝解释报告草案被搁置的原因，只是建议我去问大臣本人，因为他（伯·伍）是大臣的私人秘书。 看来他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很明显，大臣要他承担对某一消息严格保密的某种义务。我因此决定大大激化他的不安情绪，迫使他设法让我和他那位大臣双方都感到满意，从而表明他确是名副其实的前程远大的人。 〔“前程远大的人”指注定会提拔到文官最高官阶的年轻人——编者。〕不然，他就得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暴露出他不具有在风大浪高的时候走钢丝的本领。 所以我提醒他，他是行政事务部的人员。忠于自己的大臣，这固然值得钦佩，但通常一位大臣的任期只有十一个月，而伯纳德总是希望自己的事业能持续到六十岁。 伯纳德巧妙地应付了这一情况。他决定向我提一个假设性问题来了结这件事。这一直是个好办法。 他问我，如果一位纯粹假设的大臣对某个部向某委员会提出的证词草案感到不满意，如果这位假设的大臣打算以他在自己党的总部里由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一起写出的草案来取代原草案，如果这位大臣打算在临时委员会听证的后日期才提出自己的报告，以致别人来不及重新起草，如果一位假设的私人秘书知道——私下被告知——这份假设的草案，那么，这位假设的私人秘书是否该把这消息传给假设的那个部的常任秘书呢？ 这问题提得真好。当然，我回答伯·伍说，如果这是私下告知的，私人秘书就不该把这种消息传出去。 伯·伍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有出息。〔阿普尔比文件。23/RPY/BC〕2月1日 自从我决定接管向智囊团写报告的工作迄今已有两个星期了。定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弗兰克和他的伙伴们一直干得很卖力，我也一直挑灯夜战。这情况看来使汉弗莱非常恼火，使我觉得很有趣。 今天他又向我问起报告草案的修正稿的再修正稿。 “给中央政策研究组的报告怎样了？”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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