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听到那糟糕的消息了吧，大臣？”他开腔说道，一面毫不掩饰地微笑着。 我点了点头。 “这仅是一个小小的麻烦事，”他接着说，并且用双手作了一个表示转动的手势，“轮子一直在运转，要取消这次访问安排其实十分简单。” “你不能这么干。”我告诉他说。 “可是大臣，我们没有选择余地。” “有，”我反驳说，“我已经同外交大臣谈妥了。”他的面部肌肉似乎微微抽动一下。“我们要向新总统重新发出邀请。” “新总统？”汉弗莱大吃一惊，“可是我们甚至还不曾承认他的政府呢。” 我用双手同样作了一个表示转动的手势。“轮子一直在运转中。”我微笑着。我终于感到很愉快。 汉弗莱说：“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呢。” “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我解释说。 “可是……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是何等样人？” 我指出，而且我想是相当诙谐地指出：我们并不考虑让他加入文学俱乐部。我说我一点也不介意他是何等样人。 汉弗莱爵士打算寸步不让。“大臣，”他说，“布兰达现在一片混乱。我们不知道在支持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苏联人撑腰，或者仅仅是一个狂暴的普通布兰达人。我们不能在外交上冒风险。” “政府别无选择。”我说。 汉弗莱爵士又弄一个新花招，“我们还不曾完成文书工作呢。”我对这无聊的事置之不理。文书工作是文官奉若神明的事。我完全可以想像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卧在临终病榻之上，周围全是遗嘱和保险索赔表格。他抬起头说：“我还不能一走了事，上帝，我还没有完成文书工作呢。” 汉弗莱爵士步步逼进。“宫里坚持女王陛下应该得到适当的简报。如果没有文书工作，这是办不到的。” 我站了起来。“女王陛下会应付的。她一直能够应付。”我逼得他处于去批评女王陛下的地位。 他处理得很好。他也站了起来。“完全办不到，”他回答说，“他是？他可能不曾受过良好教养。他可能对她言行粗鲁。他可能 ……失礼！”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而且他肯定要和女王陛下合影……假如他那时原形毕露，显出自己是又一个艾迪·阿明，那可怎么办？其反响之可怕将是难以想象的。” 应该说后一点的确使我略微感到忧虑，但是这到底不像丢弃三个边缘地区那么严重。我清清楚楚地对汉弗莱提出相反的意见。我说：“国家大政方针使这次访问成为必要。布兰达是一个潜在的极为富饶的国家。它需要钻塔，而我们在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厂却闲着。而且布兰达对于政府的非洲政策还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政府并没有对非洲的政策。”汉弗莱爵士说。 “现在已经有了，”我厉声说，“就算这位新总统是由共产党支持的，还有比女王陛下更能把他争取过来呢？更何况我们已经向苏格兰人民许了愿，说是将有重大国事活动在他们那里举行，我们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汉弗莱爵士冷冷地添了一句，“更不用提在边缘选区进行的三个补缺选举了。” “这与此无关，”我一面说，一面对他怒目而视。 他说：“当然无关，大臣。”不过我可没有把握他是否相信。 电话铃响了。由伯纳德接电话。是马丁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打来的。 伯纳德听着，然后告诉我们说，布兰达新总统已经宣布他根据前任总统的原有安排，打算于下星期访问英国。 这给我很深印象。外交部终于接到消息了。我问伯纳德，电报是否从芒戈维尔打过来的。“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他说，“是外交大臣的司机从他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则新闻中说的。” 其结果是：现在得由首相根据我的或者马丁的建议去取消这次访问了。而我则已经决定干下去，这是又一个决策。我到底还是作了不少决策呢，不错！ 11月26日 今天是期待已久的正式访问的第一天。电视台播出了穆罕默德总统到达的镜头。伯纳德和我在办公室里观看着——我得承认自己有点心神不定，生怕他万一真的有点粗野。 一架机身漆着“布兰达航空公司”字样的巨型喷气客机着陆了。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英国航空公司眼看就得把他们的”协和式”飞机典当出去了，而这个小小的非洲国家却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而且还有巨型客机等等。 我就问伯纳德，布兰达航空公司共有多少飞机。“一架也没有。”他回答道。 我告诉他别犯傻，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不是的，大臣，这飞机是弗雷迪·莱克尔的，”他说，“他们上星期才租下来，特地把它重新漆过。”大多数贫穷国家（LDG）看来都这么做——联合国大会召开时，肯尼迪机场的跑道上挤满了冒牌国籍的飞机。“实际上，”伯纳德狡猾一笑，补充说道，“有一架747飞机在一个月内分别归属于九家不同的非洲航空公司。人们把它叫做受盲目崇拜的庞然大物。” 我们观看时，在电视屏幕上除了这受盲目崇拜的庞然大物环绕普雷斯特威克滑行以及女王有点冷淡的表情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时，伯纳德把今天的日程表交给我，并且解释道，已为我订好从金斯克罗斯到爱丁堡的夜间卧车票。因为今晚我得根据紧急指令在下院参加投票，因而赶不上后一班飞机。接着新闻广播员以任何涉及皇族的场合中一律使用的那种特殊的BBC放低了的音调，恭敬地宣布：我们即将首次看到萨利姆总统了。 于是查利便步出飞机。原来他是我的老朋友查利·乌姆塔利。我们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一起学习。根本不是萨利姆·穆罕默德，而是查利。 伯纳德问我有没有把握。多愚蠢的问题！怎么会忘掉像查利·乌姆塔利那样的名字呢？ 我叫伯纳德把汉弗莱爵士找来，他听说我们现在对来访官员有所了解而感到高兴。 伯纳德的官方简报没有说明什么。真令人惊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对情况了解得那么少，真叫人吃惊。也许他们还在希望这一切都可以从汽车收音机里接收到呢。简报说的只不过是：萨利姆·穆罕默德上校在若干年前改信伊斯兰教。他们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从而对他的背景也就不大了解。 我却能够把他的全部底细说给汉弗莱和伯纳德。我告诉他们，查利是一个激烈的政治经济学家。他首先到达制高点，然后打败所有的对手。伯纳德似乎松了一口气。“好啦，这样就很好。” “为什么呢？”我问他。 “我想伯纳德的意思是，”汉弗莱爵士对我开导说，“如果他曾经在英国大学学习过，他就会知道检点自己的行为。即使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也行。”我一直弄不清汉弗莱究竟是不是存心侮辱我。 汉弗莱对查利的政治色彩颇为关注。“你说他十分激烈，是不是指政治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这个意思。“关于查利的情况是这样的：和他在一起你根本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他跟着你走进旋转门，而出来时却走在你的前面。” “没有抱着什么很深的信仰吧？”汉弗莱爵士问道。 “没有，查利所竭力献身的对象便是查利。”“噢，我明白了，大臣。他是一个政治家。” 这肯定是汉弗莱的小小玩笑之一。否则他决不会这么无礼。不过我有时候怀疑汉弗莱说的确是他的本意。而他却打招呼说他只是“打趣而已”。不过我却能够用他自己那无法摹仿的用语来表示对他赏脸，从而也就奚落了他。“很有趣，汉弗莱。”我带讥讽地说。我还指出，因为查利只在这里呆一两天，他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害。 汉弗莱爵士仍然显得关注，“且记住，大臣，”他说，“是您而不是我要他来的。” “对不起，汉弗莱，我必须继续处理信件。”我说，一面试图掩盖自己的愠怒。 “就在您继续工作之前，”汉弗莱爵士说，“我恳请您看一下这份有关非洲政治的简报。”他交给我厚厚的一份卷宗。又是文件！我拒绝去看它。“不，谢谢。”我说，“我想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好呀，”他高兴地说，“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去破坏FROLINAT和FRETELIN之间微妙的势力平衡吧？” 我猜想他知道可以这一点上抓住我的要害，于是就充分利用这有利因素。“我的意思是：如果新总统对ZIPRA比ZANLA更为同情，且不提ZAPU和ZANU，那么CARECOM和COREPER就可能要把GRAPO扯进来，当然这就意味着要重新考虑同ECOSOC和UNIDO的所有老问题，而且IBRD和OECD之间的争吵可能再度爆发……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HMG又将怎么办呢？”[6] 他所说的缩写词中，我唯一听得懂的是HMG〔女王政府——编者。〕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我——尽可能淡淡地——说，我还是看一遍罢。 “我将在火车上见到您。”他说。于是顺顺当当地离开了。我担心他已赢了一次精神胜利。 伯纳德便催我到下院去，可是收文篮里的一大堆信件正怕人地不断增加，好像正在进行自身繁殖似的。“这一切怎么办？”我绝望地说，“我该咋办呢？ “唔，大臣……”伯纳德开口了。他几乎在我不知不觉之中，三番两次把目光投向送文篮。我明白已别无选择了，我抓起整叠信件，郑重地把它们从收文篮移到送文篮中去。 这是一种可笑的感觉，我感到既内疚又轻松。 伯纳德似乎认为我做对了。也许还非这样做不可呢。“对啦，大臣，”他用温和的语调说，“送出去总比收进来好。” 11月27日 昨晚有一个可怕的经历，我不想将此一笔带过。 而今天还得去解决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全是我的过错。而且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顺利处理此事，上帝！ 我此刻正坐在头等卧车的床上写日记。同时担心今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且把事情经过从头说起。罗伊斯把我从下院送到金斯克罗斯。我到达后时间还很充裕。我找到了卧车，要了早茶和饼干。火车刚刚开出车站，我打算上床，才把裤子脱了一半，就听到有人气急败坏地敲门。 “呀？”我喊道。 “是伯纳德。”是伯纳德的声音在说话。果然是他。我让他进来。他气喘吁吁而且满头大汗。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官员急成这个样子。他们这些人一般似乎都极其冷静而且富有自制力。说来也可笑，看到他们有时也像其他人一样惊恐万状，同时像掉了头的鸡一样团团转，我就会感到安慰。 伯纳德手里抓着一叠褐色马尼拉纸大公文袋。 “进来吧，伯纳德。”我以安慰的口气说，“怎么啦？” “看这个，大臣。”他以引人注意的口气说。并且把其中一个公文袋朝我胸口一塞。我十分气恼。伯纳德老是朝我塞文件，在我的卧铺上已经有了四只红盒子。 我把公文袋塞还给他。“不，我不看。”我说。 “您一定得看。”他说。于是公文袋又塞了过来。我们似乎正在把装有炸弹的邮包推来推去，也不要。“这是应予优先处理的事。” “你对任何事情总是这样说。”我对他指出，并且继续脱裤子。 伯纳德告诉我，他正向我预先提供萨利姆总统明天（天呀，就是今天！）即将发表的演说稿，这份演听稿已由布兰达大使馆向各方散发。 我并不感兴趣。这些演说总是老一套：来这里很高兴呀，感谢殷勤的接待呀，两国之间关系呀，有着共同的体验作为纽带呀，今后愉快而富有成果的合作呀，以及一切常有的蠢话。 伯纳德表示同意，说这些废话在演说中全有。但他坚持要我立即看一下重要的片断——他已经用红笔在下面划线的那些片断，他接着说他正在整列火车散发文件副本。在整列火车散发？我想他准是完全发疯了——但他解释说汉弗莱爵士和外交大臣以及外交大臣的常任秘书，还有我们的新闻官以及其他要人都在列车上。这我却还不曾知道。 我打开文件袋，看到了极其可怕的情况。原来这是一篇我们不可能同意发表的演说稿。 布兰达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感到自己和凯尔特民族有特别近似之处。我们在过去同样也得进行战斗以便从英国殖民主义锁链中挣脱出来。我们要你们回忆伟大的过去，去记住威廉·华莱士、罗伯特·布鲁斯、班诺克伯恩和卡拉登。布兰达人民催促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站起来反抗英国的压迫，摆脱帝国主义锁链，并参加自由民族的联谊会。 接着汉弗莱爵士走进来，顺便提一下，他身穿一件相当令人吃惊的金色丝绸晨衣，整件衣服上绣着一条红色中国巨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汉弗莱会穿这种衣服。我仅仅穿着衬衫和短袜，也许难免相形见绌。 “唔，大臣，”汉弗莱爵士开腔了，“看来我们似乎冷不防被人家暗算了。”他继续说他可不愿意说他已经对我这么说了——可是他实际上已经这么对我说了。 “我们的脸将会涂满鸡蛋。”[7]我说。 “不是鸡蛋，大臣，”他温和地说，“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枷锁。”我问他是不是想开玩笑。因为我的确对这情况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开心的。我仿佛听见他说，“不，这只不过是我的小小的枷罢了。[8]”不过由于列车的嘈杂声，我不是十分有把握。 我重复说必须采取措施。在苏格兰举行的三个补缺选举成败未决，且不说对乌尔斯特的影响！[9]“这真是一场灾难。”我低声说着。 汉弗莱爵士似乎并不想去尽力缩小局势的严重性，“这的确是一场大灾难，”他庄重地同意我的看法，而且还在火上浇油，“一场悲剧。一场极其剧烈的、极其可怕的、极其巨大的灾祸。”他停了一下，吸口气，接着直截了当地补充说：“而且这是您干的好事。”这些话并不对我有什么帮助。“汉弗莱，”我责备他说，“给你工资就是要你向我提供建议。你就说吧！” “总而言之，”汉弗莱爵士回答说，“这倒有点像是在泰坦尼克号轮撞上冰山后向船长提出建议似的。” “说吧！”我说，“我们肯定能想些办法。” “我们可以唱《和我呆在一起》。” 又有敲门声，接着伯纳德闯进来。“大臣，外交大臣想同您说句话。” 马丁进来了。 “噢，是外交大臣。”汉弗莱爵士此刻话里充满巴结的口气。 “是的。”马丁说。他知道他是。“你看过那演说稿了吗？”汉弗莱爵士抢在我前面插话说：“是的，我的大臣担心政府的脸上会涂满鸡蛋。大概是苏格兰鸡蛋吧！”[10] 我对于汉弗莱愚蠢的双关诙谐语感到有点讨厌。我问马丁为什么萨利姆·穆罕默德要在这儿作这样的演讲。马丁估计这是说给国内听的，以便向其他非洲领导人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 伯纳德把头伸进门口，建议起草一个声明来回答这演讲，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他宣布已经把比尔·普里查德从新闻处找来了。 我自己、汉弗莱、马丁和伯纳德都已经在我的卧车上了。比尔·普里查德原来是个具有橄榄球第一排前锋的体格的人。“再容纳一个小家伙的地方有吗？”他乐呵呵地问道，把汉弗莱脸朝前撞倒在卧铺上。 我问汉弗莱发表声明是不是好主意。 “唔，大臣。”他一面站起来，一面小心回答。尽管身穿那可笑的中国长袍，他那官吏本色不改。“具体说来，我们其实有六个通常可选择的办法。第一是听之任之。第二是发表一个声明，对演说深表遗憾。第三，提出正式抗议。第四，停止援助。第五，断绝外交关系。第六，宣战。” 听上去建议可不少。我感到高兴，便问他该怎么办。 “第一，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这等于默认这篇演讲。第二，如果我们发表声明，我们就会出丑。第三，如果我们提抗议，对方会置之不理。第四，我们无法停止援助，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援助。第五，如果我们断绝外交关系，我们就不能进行有关石油钻塔合同的谈判。第六，如果我们宣战，那就可能显得反应过火了。”他停了一下。“当然在过去，我们大有可能派一艘炮艇去。” 此刻我绝望了。我说：“我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们都恐惧地盯着我瞧。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 当汉弗莱列举各种可能性时，伯纳德已经走开。此刻他又挤进车厢来。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正从车厢那一头走来了。”他宣布说。 “真怕人呀。”比尔·普里查德咕哝着，“这里不会像加尔各答的黑牢那样。” 接着我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在朋友中以“巨人”而闻名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弗雷里克·斯图尔特爵士猛地推开了门，把伯纳德撞到壁上，马丁冲到洗脸盆那边去，而汉弗莱则脸朝下倒在卧铺上。那座巨大的肉山开口了：“可以进来吗，大臣？”巨人却有一把意想不到的既细又尖的嗓音。 “不妨试试看。”我说。 “这似乎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了。”比尔·普里查德抱怨说，因为那颤动的大肉球正往这小小的包厢硬挤进来，把比尔挤到镜子边，把我挤到窗边。大家都紧紧地站在一起。“欢迎你来到常务委员会。”汉弗莱一面把身子勉强撑直，一面说。 “我们对这可怕的事该咋办？我是指这可怕的演讲。”我生怕巨人误解而生气，赶紧添了后面这句话。他的秃顶反射着头顶上的灯光而闪闪发亮。 “哎，”巨人开口了，“我想我们知道这一举动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吗，汉皮？” 汉皮？这是不是他的绰号呢？我以新的目光望着他，他显然认为我正等待他回答。 “我认为弗雷德里克的意思是说演讲中讨厌的那段话说不定是讨价还价的本钱。” “是棋赛中的一着。”巨人说。 “是战役中的第一枪。”汉弗莱说。 “是开场白。”伯纳德说。 这些官员真是讲陈旧套语的能手。他们可以整夜说个不停。如果不加制止，他们是会这么干的。于是我打断了他们。 “你们的意思是说他想问我们要什么东西？”我明明白白地说。 幸而有人很有见识。 “如果他不想要什么，”巨人斯图尔特问，“为什么在事前给我们一份副本？”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但不幸由于大使馆人员都是新人，通常的渠道都被堵住，而且我们也才刚刚见到这份演说稿。又没有了解这位新总统的情况。”我看出汉弗莱给我使个眼色。 “我了解一些。”我有点勉强地自告奋勇。 马丁显出惊讶之状。巨人也是这样。 “他们过去是大学同学，”汉弗莱朝我说，“老同学还有交情吗？”这里似乎有问题。我对于情况的这一转变并不太热衷，我到底有二十五年没见到他了，他可能不认得我了。我对自己能取得什么成就缺乏信心。 “我想您该去见见他，弗雷德里克爵士。”我回答说。 “大臣，我想您更能起作用。”巨人说。他似乎不理解话中的讥讽意味。 接着一阵沉默，这时比尔·普里查德企图把自己吃吃笑声变成咳嗽声以掩盖笑声，但没有成功。 “这么说我们大家都同意，”汉弗莱爵士问道，“让这座大山去见穆罕默德了？” “不，该让吉姆去。”马丁说。这时他那超重的常任秘书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新闻官屏住气发出更多的噗哧声。 我明白我别无选择。“好吧，”我表示同意，朝汉弗莱爵士说，“你可要和我一起去了。” “那当然，”汉弗莱爵士说，“我是不会让您独自去处理这件事的。” 这是不是又一个侮辱，或者只是我的过分猜疑而已？ 今天晚些时候。 查利·乌姆塔利——或者我不如从今以后叫他萨利姆总统吧——欢迎我们于上午10时来到他在卡列多尼亚饭店下榻的套间。 “啊，吉姆，”他站起来客气地招呼我们。我早已忘掉他那一口漂亮的英语。“请进来，见到你多高兴。” 唔，我可真的因他热诚的接待而感到相当高兴。 “查利，”我说。我们握了握手。“长时间不见了。” “你不用对我讲洋泾浜英语啦。”他说，一面把脸转向助手，要他为我们大家送上咖啡。 我介绍了汉弗莱，接着大家都坐下。“我老是认为常任秘书是一个低三下四的头衔。”他说。汉弗莱的眉毛往上一竖。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它听上去就像是助理打字员什么的。”查利愉快地说。于是汉弗莱的眉毛扬得更高，几乎消失在发际线中。“不过，”他以同样的语调说下去，“您其实不是主管一切事务的吗？”查利一点也没有变。 汉弗莱恢复镇静后夸耀说：“并不是一切全管。” 接着，我祝贺查利成为国家元首。“谢谢，”他说，“不过这并不困难。我用不着去做任何令人厌烦的事情，比如竞选，”他停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加了一句，“或者比如补缺选举之类的事。”并且对我们温和地微笑。 这是不是一个暗示？我决定对此只字不提。于是他过了一会接着说下去。“吉姆，当然啰，我很高兴见到你，不过你这次纯然是社交性质的拜访，还是有什么事要特地找我谈呢？因为我的确有必要对自己的演说稿作后修正呢。”又是一个暗示吗？ 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事先见到那发言稿了。他问我们是否喜欢它。我就问他，作为朋友，我是否可以坦率地讲？他点点头。 我试图使他明白那关于殖民主义压迫的话可有点——唔，其实是极其令人尴尬的。我问他是否可以把涉及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那一段话整个删去。 查利回答说：“我深深感到这些话是真实的。当然英国人不至于相信真话是可以压制的吧？”了不起的一着呀。 汉弗莱爵士想从旁帮我一下：“我想也许有什么办法能说服总统去考虑改变有关的措词，这样就可以把重点从具体事例转移到抽象的概念上去，而又不至于影响主题的观念完整性？”这话算不上有什么帮助。 我啜饮着咖啡，脸上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连查利也不曾听懂。我不相信他听得懂，因为他等了好一会才说：“现在趁着你在这里，吉姆，是否可以就我打算在会谈中向首相提出的建议听一下你的意见？”我点了点头。 他便告诉我说，他在布兰达搞的小小政治变动已经使他们石油工业的某些投资者感到恐慌。在他看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所以他希望从英国得到一些投资以度过难关。 我们终于坦率地谈到正题了。 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要五千万英磅。 汉弗莱爵士显得十分关注，他给我写了一张小条子。“问他是什么条件。”于是我就问了。 “十年后开始还本。不收利息。” 我觉得不错，但汉弗莱却朝他的咖啡杯呛了一下。于是我便说五千万英磅是一笔巨款。 “好吧，如果这样……”查利开口了。我看出他就要结束会谈了。 “我们还是谈下去吧。”我使他平静下来。又从汉弗莱那里接到一张条子，里面说如果平均利率是百分之十，而贷款是免息十年的，那末他实际上是要求给他五千万英磅的无偿赠予。 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一点告诉了查利。他十分有理由地（我是这么认为的）解释说，这完全对我们有利，因为他们将用这笔贷款去购买在克莱塞德制造的石油钻塔。 我明白这话的正确性，而我却从汉弗莱那里收到又一张焦急的写出来的、此刻几乎无法辨认的条子。上面说，查利要我们给他五千万英磅，这样他就能用我们的钱购买我们的石油钻塔。（词下面的点是他加上去的。） 我们不能像顽皮的小学生那样继续彼此传递纸条了。于是我们进而小声交谈。“我觉得这话相当合理。”我低声说道。 “你不可能真的这么说吧。”汉弗莱用嘘嘘声说话以示反对。 “大量就业机会。”我反驳一句，并问查利如果我们达成这笔交易，他是否对演说作适当的删改？这便是我们摊在桌上的牌。 查利对我把这两桩事联系在一起假装吃惊，不过同意进行删改。但是他要马上知道结果。 “是讹诈！”汉弗莱爵士进而把话声提高到像舞台上的高声私语，就是从王子街另一边也可以听到。 “你是指我还是指我的建议？”查利问道。 “当然是指你的建议，”我急忙说道，但马上领悟到这是一个引人上当的问题。“不，甚至也不指你的建议。” 我转向汉弗莱，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意这建议。这种类型的交易到底还是有过先例的。[11] 汉弗莱爵士要求同我私下讲句话，于是我们便走出去，站在走廊中。 我不明白汉弗莱为什么如此冒火。其实查利已经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了。 汉弗莱说我们永远也收不回那笔款子。因此他不可能向财政部建议这笔贷款，而财政部也不会向内阁提出建议。他神气地宣布：“您是打算用五千万英磅公款进行收买，以解决政治上的困难。” 我解释说这是外交手腕，他说这是舞弊。我就说：“巴思大十字勋章。”把声音压得刚好听得见。 经过了好一会。 “您刚才说什么，大臣？” “我没说什么。”我说。 汉弗莱突然显出沉思的样子。“在另一方面……”他说，“…… 我们不希望苏联人在布兰达投资，是不是？”我摇摇头。“噢，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他低声说。 “如果我们不去投资，他们就会。”我说，顺势再帮他一把。 汉弗莱开始站在我这一边列举所有理由。“我认为我们可以争辩说，我们作为南北对话之一员有责任去……” “TPLAC吗？”我说。 汉弗莱不理睬我的俏皮话。“的确，”他说，“要是我们坚持取得十年后石油年收入百分之一的权益……是的，总的说来，我认为我就可以根据我们对第三世界的义务设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再把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拉进来……还有萧条地区的就业问题，这将推动劳动就业部和苏格兰事务部……钻塔的建造还会把贸易与工业部调动起来，还有，如果我们能向财政部保证不危及国际收支平衡……是的，我想我们可能就此促进共识。” 我想他早已作出这个结论了。于是我们就回到查利的房间去。 “总统先生，”汉弗莱爵士说，“我想我们终于可以彼此达成协议了。” “你是知道我出的价格的。”查利说。 “你也知道我出的价格了。”我说着朝汉弗莱爵士笑笑，“人人都是可以收买的，不是吗？” 汉弗莱爵士又显得神秘莫测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些人被称为官吏的原因吧。 “是，大臣。”他回答道。 * * * [1]皇冠，即“君主”——译者。 [2]Less DevelepeDCountries的缩写——译者。 [3]HumaNResource-Rich Countries的缩写——译者。 [4]Tin-PotLittle AfricaNCountry的缩写——译者注。 [5]K是爵士衔，KCB是高级巴思勋爵士。G是大十字勋章。GCB是巴思大十字勋章爵士。 [6]FROLINAT是法文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乍得全国解放阵线”。FRETELIN是葡萄牙文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解放帝汶托管机构”，[帝汶是被印尼占领的葡萄牙一处小小的殖民地。］ZIPRA是“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ANLA是“津巴布韦非洲人解放军”。ZAPU是“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NU是“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联盟”。CARECOM是“加勒比共同市场”的词首字母拼凑词。COREPER是法文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欧洲共同市场全民代表委员会”。ECOSOC是“联合国经济会理事会”。UNIDO是“联合国发展组织”。IBRD是“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OECD是“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GRAPO竟然不可思议地被拉进去了，因为它是西班牙文的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十月一日反法西斯革命小组”。可能是汉弗莱爵士试图以此来困惑他的大臣。 [7]丢尽脸的意思——译者。 [8]“玩笑”的英文为joke，而“枷”的英文是yoke，听上去可能引起混淆——译者。 [9]即北爱尔兰——译者。 [10]这里的鸡蛋是指忿怒的群众向政治家投掷的鸡蛋，表示抗议——译者。 [11]哈克或许可能想到了卡拉罕政府时代与波兰达成的造船交易，根据协定，联合王国向波兰人无息贷款，这样他们便可以用我们的钱向我们购买以后将同我们自己的航运业竞争的油轮。这批油轮要在泰恩塞得建造，那是工党控制的失业率极高的边缘选区。可以说，工党政府是用国家资金来收买工党选票。不过没有人这么说——也许因为就像细菌战一样，没有人愿意冒险去使用一种无法控制的、到头来会危及自己的武器。 3．节约运动 12月7日 在选区里度过一个不平静的周末以后，我坐上了开往城里的火车，信手翻开了《每日邮报》，报上有一篇攻击我个人的长文章。 我向车厢环视了一周。通常头等车厢总是坐满了看《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或者《金融时报》的乘客。可是今天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看《每日邮报》。 让我们把吉姆·哈克辞退吧！ 作者：约翰·皮尔格林——特别调研员 吉姆·哈克议员阁下答应要履行政府提出的精简行政部门的保证，消除白厅和市政厅那些爱管闲事的人的干预。可事实上，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行政部门反而日益庞大呢？ 我发现，至少有四个部门负责检查同一种类的军服供应情况。国防部检查是否收到了自己的订货。贸易与工业部检查这些服装是否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制作。劳动部就全部检查制造商是否遵守了劳动力安排计划标准。而吉姆·哈克手下的那伙乱哄哄的人则要对其他人个个进行审查！ 吉姆·哈克本人是白厅内部人员超编的明显不过的例子了，作为第一步，就让我们首先将他辞退吧，这样政府至少可以节省一份薪水开支。 我一走进办公室，伯纳德便把报纸递给了我，并问我是否看过。我告诉他，我已经看过了。伯纳德说弗兰克已见到文章并要见我。接着，弗兰克走了进来，问我是否看过这篇文章，我告诉他我已看了。 接着，弗兰克便对我念了起来。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对着我念。我对他说我已看过了。看来，他似乎觉得把这篇文章大声念出来会让他好受些。但这却使我心情更沉重了。 我不知道他们每天能卖出多少份报纸。“二百万份，还是三百万份？”我问伯纳德。 “不，不，大臣，”瞧他回答的模样，似乎是说我所提出的数字过大，简直荒谬绝伦。 我催他快回答。“那么，倒底有多少份？” “嗯……四百万份，”他带点勉强地说，“所以只有……只有一千二百万人看过那文章。一千二百万人或者一千五百万人。您知道该报的许多读者并不理解所读的内容。” 在此同时，弗兰克变得越来越惹人生气了。他不断地说，“您看过这段吗？”说着，便念出了又一段骇人听闻的话，譬如：“你们是否知道在国内税务部门工作的人甚至比在皇家海军服役的人还要多？”这点我可从没听说过，不过当我朝伯纳德望去时，他点了点头，表示确有其事。 “……或许，”弗兰克还在大声念那份该死的报纸，“……或许政府以为课税是好的防御形式吧。” 伯纳德在一旁暗笑，等他看到我并没有被逗乐这才不笑。他试图将自己的窃笑声装成咳嗽声。 此时，弗兰克告诉我说——好像我本来不知道似的——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我必须把精简行政部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我把这一点向弗兰克指出了。“要不要我把实情告诉你？”他生气地说，“你已经被驯服了。”对此，我不屑回答，再说，我一时也想不出怎么回答。 〔“驯服”这一词是英国文官的专门用语，意思是使一位新任大臣照他们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如果一位大臣已经驯服了，能自动以文官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务，在威斯敏斯特，[1]这位大臣便被说成是已经“同化”了——编者。〕这时，汉弗莱爵士走了进来，他手里挥动着一份《每日邮报》。 “您看过了吗？”他说道。 这未免太过份了。我终于发火了。“是的，是的！是的！！！我已经看过那份该死的报纸了。我看过了，你也看过了，我们全都他妈的看过了。我的话你们都弄明白了吧？” “相当明白，大臣。”经过一阵短暂而痛苦的沉默以后，汉弗莱爵士冷冷地说道。 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请他们一一坐下。“汉弗莱，”我说，“我们只得精简行政部门了。这个部共有多少人？” “这个部？”他闪烁其词地说，“噢，我们这个部很小。” “怎么个小法？”我问道，但不见回答，于是我决定妄自猜测一下。“两千？……还是三千？”我提出了一个数目，唯恐情况糟得不能再糟。 “我想大约有二万三千人，大臣。” 我大吃一惊。二万三千人？在行政事务部里？二万三千名行政人员都是用来管理其他行政人员的？“我们必须进行一次体制和工作方法的研究，”我说，“来看看有多少人是用不着的。” “去年我们曾经作过这种研究，”汉弗莱爵士淡淡说道，“当时我们发现我们还需要再增加五百人。不过，大臣，我们完全可以关闭掉您的那个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2] “公众，”汉弗莱爵士说，“他们对浪费公家钱财的事一窍不通。 而我们则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笑了笑说：“你可以把这话写下来吗？”汉弗莱变得十分暴躁。“您明白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他厉声说道，“监察办公室充其量只不过是制造麻烦者的信箱而已。” “它得保留下去。”我回答。 我们双方冷冰冰地对视了一会。汉弗莱爵士终于开口说：“好吧，您要我马上拿出办法来，那我可再也提不出其他什么节约之道了。” 这很可笑。“你是否真的想告诉我，”我问，“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节省了吗？”他耸耸肩。“唔……我想我们可以裁掉一二名端茶小姐。”我又发火了。我叫他别再胡闹。我说我要的是事实和答案。 我将它们一一列了出来： 1．有多少人在此工作？ 2．他们都在干什么？ 3．我们有几幢楼房？ 4．楼里都有些什么人和什么东西？ 我清清楚楚地讲了这些问题并且要求对之进行彻底的研究。我们要先把自己的事处理妥当，然后再去处理白厅其他部门的事。只有彻底研究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哪些地方需要节省开支、减少人员和取消各种手续。 汉弗莱有点不耐烦地听着。“大臣，行政部门，”他趁我停下来喘气之际回答道，“完全是为了贯彻议会通过的法律而存在的。只要议会为了越来越多地控制人民生活而不断立法的话，那么行政部门就必然不断扩大。” “哈！”弗兰克发出一声嘲笑。 汉弗莱爵士转过脸，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他。“我是否可以认为韦塞尔先生不同意我的话？”“哈！”弗兰克又发出声来。 弗兰克也不断使我心烦。“弗兰克，你要么笑出声来，要么就干脆别笑。”我对他说。 “大臣，”汉弗莱说着站了起来，“我已经充分明白您的要求，因此，如果允许的话，我好是马上行动起来。” 汉弗莱走后，弗兰克告诉我，有人正在故意掩盖事实。很明显，一位西北地区的审计官单单在他的地区就节约了三千二百万英磅的开支。可是文官却把这消息压下来了。我问是什么原因。 “他们不愿意削减开支，”弗兰克不耐烦地说，“叫汉弗莱爵士去精简行政部门岂不等于叫酒鬼去炸掉酿酒厂吗？” 我问伯纳德，这情况是否确实。伯纳德说他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不过，如果情况属实，他会感到非常惊讶的。我请他们两人去核实一下。伯纳德说他将通过内线去了解事实真相。我和弗兰克商定去进一步打听情况。 〔几天后的某个时刻，伯纳德·伍利和汉弗莱·阿普尔比有一次会晤。汉弗莱爵士在会晤后写了一份备忘录，我们在沃尔塞姆斯托的行政事务部人事档案中发现了这一备忘录——编者。〕伍利于下午5点15分来讨论西北地区审计官节省了三千二百万英磅的事。我评论说，我十分惊讶。 伍利说他也十分震惊，并说这件事居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有时显得忧心忡忡，过于幼稚。当然，这一切我是知道的。我感到惊讶的只是这事怎么会捅出去。这样一来，在下一年度的政府开支审查委员会复核中，我们只能从财政部获得较少的经费。 我觉得如果我和伯纳德·伍利谈得随便些，我就会对他了解得更深些。 〔为此，汉弗莱爵士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转移到谈话区来，并说此刻已过了5点30分，并将一杯雪利酒递给伍利。——编者。〕接着我问他为什么发愁。他表示他真诚希望行政事务部能省些钱。这真让人吃惊。他显然至还不明白我们工作的要旨。 政府部门必须有个衡量工作成就的方法。英国莱兰公司可以用利润来衡量它的成就。 〔英国莱兰公司是一家汽车厂的名字，八十年代纳税人曾将几十亿英镑投入该厂，为的是在英格兰中西部地区造成充分就业的局面。更确切地说，英国莱兰公司是以它的亏损大小来衡量自己的失败的——编者。〕可是，行政部门不存在赚钱或亏损的情况。从而我们是以雇员的人数和预算的大小来衡量成就的。按照这一定义，大部门就比小部门更为成功。伍利连这一简单提法就是我们整个体制的基石这一点也不懂，居然还能通过行政学院考试，真是不可思议。 也没有叫西北地区审计官去节约三千二百万英镑，要是人人都这么做呢？是要所有的人都开始不负责任地到处节省呢？ 伍利提出主张，说是大臣希望节省开支，这又暴露出他的可笑和无知。我于是不得不阐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实：1．大臣像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在所有部门中，大臣平均任期不到十一个月。 〔蒙蒂·芬尼斯顿爵士在担任英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的十年期间，至少和十九个工业大臣打过交道——编者。〕2．尽管大臣本人的反应惊慌，但我们协助大臣为部里争取经费责无旁贷。 3．但是，必须允许大臣惊慌失措。政治家喜欢这样。他们需要的是活动——他们以此来替代成就。 4．认为我们必须去做大臣要求的每一件事，因为他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这种论点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议员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是由他们所在的选区党组织挑选出来的，也就是说，由三十五个穿着肮脏雨衣的男人和三十五个头戴滑稽可笑的帽子的女人挑选出来的。以后的“挑选”过程同样是荒谬的：一共只有六百三十名议员，一个超过三百名议员的党便组成政府——在这三百人中，有一百人太老又太笨，不可能成为大臣，另外一百人太年轻幼稚，也不可能成为大臣。于是剩下的一百名议员便填补了一百个政府官职。实际上毫无选择可言。 5．从而大臣们既未经过适当的挑选又未经过训练，因此我们的爱国责任便是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安排好，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 后我开导伍利怎样对大臣说明节省三千二百万英磅的事，我向他提供了下列各种可能性。伍利可以说：1．他们在西北地区改变了原先的会计制度。或者2．他们重新划定了地区疆界，所以本年度的数字已经变得不可比较了。或者3．这笔钱原是用来补偿过去两年的特殊额外支出。每年一千六百万英镑，而今年已经停止补偿了。或者4．这只是一种帐面上的节省，这笔钱将在下年度花掉。或者5．由于一项巨额支出完成付款较迟，因此该地区在下一年度就会相应地出现预算赤字了。 〔这个办法在技术上称为分阶段处理——编者。〕或者6．有一次事前未曾估计到的、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人员和企业的异地搬迁，从而其他地区的支出便相应地增加了。或者7．在会计年度初期为了节约的原因而取消了一些大项目。结果这笔支出并未发生，但却已经进行预算拨款了。 伍利看来明白过来了。我担心他还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我要对他密切注视，因为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仍然认为他是有培养前途的。 他主动告诉我说，弗兰克·韦塞尔正在进行窥探。我当然会安排一辆公家汽车助他一臂之力。 〔为那些找麻烦的外来人提供公车是行政事务部的惯常做法。只要司机说明行车里程，就可以依赖他来报告所去过的地方。司机是白厅获取消息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他们的乘客往往疏忽大意，忘记自己在汽车后座所讲的每句话都可能被前座听见。何况，大臣们又往往会忘记机密文件，把它遗忘在车里。情报是白厅最值钱的硬通货。司机则用情报做买卖——编者。〕〔下面几份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弗雷德里克·斯图尔特之间传递的备忘录是在一个部的档案里发现的——编者。〕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弗雷德里克·斯图尔特写的便条：亲爱的汉弗莱： 我担心你们的那位大臣还在尝试那无谓的节约。 巨人 12月10日 汉弗莱爵士写给弗雷德里克爵士的答复： 亲爱的巨人： 希望这次就像所有其他政府的节约运动一样——三天发布新闻，三个星期的内阁备忘录，然后中东发生危机。于是一切恢复正常。 H. 12月10日 弗雷德里克的回复： 亲爱的汉弗莱： 希望你是对的，但是你我何必抱侥幸心理呢？我建议再来一个刚毛衬衣行动。[3] 节约先及自身。个人先树立榜样。不可能期待别人去做我们自己也不愿做的事。云云。 巨人 12月11日 汉弗莱爵士的回复： 巨人： 好主意！我会试一试。谢谢。自我克制常常是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H. 又及：在市长阁下的宴会上见。 12月11日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12月15日 今天我们开了个节约开支的大会。弗兰克已经作了两个星期的调查。会议并不完全如我所设想的那样收场，不过我们目前的确有了一个行动纲领，尽管它不是我所期望的那个纲领。 参加会议的有汉弗莱爵士、伯纳德和弗兰克。弗兰克提供了有关我们挥霍浪费的一些似乎令人吃惊的内情。我对汉弗莱爵士说他会对这一切感到震惊，并告诉他说，这些新揭露的事实看来是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自我放纵行为的可怕谴责。 汉弗莱爵士似乎很关切而且感兴趣，他极欲了解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大幅度的节约。 弗兰克准备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人力资源；一份是关于房屋。我决定先看关于房屋的那份。 “查德威克大楼，”我开口道，“在西奥德利街。” “这是一幢极大的建筑物，”弗兰克说，“在里边办公的人很少。”汉弗莱说他凑巧知道这幢楼房的情况。“目前那幢楼的确没有被充分利用，但是它已经被指定为新设立的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办公楼。其实我们还吃不准，待到所有的办公人员搬进去以后，那幢楼会不会还嫌太小呢。” 这话倒是很在理的。因此我往下研究位于瓦尔塞姆斯托的斯密斯夫人大楼。那楼是完全空着的。 “当然应当空着，”汉弗莱爵士说，“有关安全问题嘛。大臣，我不能多说了。” 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你指的是MI6？”[4]问道。 汉弗莱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追问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承认有MI6这回事。”他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蠢话。我指出其实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然而，我们并不承认。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上的人不是个个都经过vetted（审查）的。” “vetted”是很愚蠢的表达方式。我说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对待猫儿一样。 “是的，不过可没有指鼬鼠[5]呀，大臣，”汉弗莱爵士很尖刻地说道，同时瞧着弗兰克，“斯密斯夫人大楼是绝对保密的。” 我嘲讽地问道：“瓦尔塞姆斯托的一幢七层楼房怎么会是一个秘密呢？” “有志者事竟成呗。”汉弗莱回答，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这是我的感觉）。那目光看来是和善的，但我看得出，只要弗兰克在场，他就不打算讨论哪怕是稍微涉及安全的事情。我不打算叫弗兰克离开，于是只得不情愿地接着讨论下面的两只白象[6]。 “海德公园的韦林顿大厦，价值估计七百五十万英镑。萨克维尔广场的威斯敏斯特老市政厅楼，估价为一千一百万英镑。两幢楼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少，里边放满了档案柜。” “请问这些估价的根据是什么？”汉弗莱爵士问。 “本地区办公用房地产的现行价格。”弗兰克说。 “啊，不幸的是，”汉弗莱爵士用他那肯帮助人的口吻说道，“这两幢楼其实都卖不到现行价钱。”我问他为什么。 “韦林顿大厦没有太平梯或防火安全门，而且大楼的构造也不容许改建，因此不能作为办公楼出售。” “那么我们怎么能使用这幢楼呢？”弗兰克咄咄逼人的问道。 “政府办公大楼可以不需要防火安全许可证。” “为什么？”弗兰克问道。 汉弗莱回答：“大概是因为女王陛下的公务人员不容易着火[7]吧。”这回他咯咯地笑了。又是他开的一个玩笑。他似乎越来越沾沾自喜了。我可不喜欢他这个样子。 〔事实上，政府办公大楼也必须遵守大多数法定防火要求，至于逃命设施则不必照规定办！——编者。〕节约的事进展不大。于是我就问为什么威斯敏斯特老市政厅楼不能作为办公楼出售。 “那是登记入册的一级建筑物。不可能改变目前房屋使用人——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户名。这点您是明白的。” 我们一无进展。弗兰克换了个话题，建议我们把比肯斯菲尔德大街上的3号楼至17楼卖掉。 汉弗莱说：“那里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地下室。” “那又怎么了？”我说。 “是以备万一。”汉弗莱爵士说。我等着他的下文，但是过了一会，他显然认为自己已经把话讲完了。 “万一吗？”我终于发问了。 “您明白，大臣，”他话里有话，“必要时政府的应急总部所在地。” 我摸不着头脑。“什么必要时？” 汉弗莱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必要时’[8]……您知道是指什么吗？”他回答的声音轻得连听都听不清。 “什么？”我吃不准自己有没有听错。 “‘必要时’您知道是指什么吗？” “我不知道是指什么，”我困惑地说，“究竟是什么？” “什么？”此刻他也似乎感到困惑了。 “‘必要时您知道是指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必要时’，我知道是指什么——什么？” 后汉弗莱才下定决心把他的意思弄明白。“等到危机来临，出了乱子，灯火熄灭时，大臣……即使其他各处都陷入了瘫痪状，政府也总得有个场所继续维持下去呀。” 我小心思考片刻，问道：“为什么？” 汉弗莱显然被这个问题给完全搞昏了。他像是开导一个反应迟钝的五岁小孩似的说道，“政府不会仅仅因为国家被破坏而停止工作。毁灭已经是够糟糕的事了，不能让无政府状使它变得更为糟糕。” 很明显，汉弗莱担心的是许许多多反叛的余烬。 但是，这显然是该由国防部操心的事。我明白我对比肯斯菲尔德街3至17号楼的处置是无能为力的。 在弗兰克的清单上还有一幢差不多完全未加利用的楼房。这可是我后的希望了。“那么，中央户籍登记处的那幢房呢？”我没多大把握地问道。 “那里没有建筑许可，”汉弗莱满不在乎地一笑置之，就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已经连胜五盘，比分遥遥领先的人那样。 弗兰克突然插嘴。“他怎么会对这一切全都一清二楚？”他以挑衅的语气问道，然后朝向汉弗莱爵士，显出责备的度，“你早就知道我去过的地方了。” 我可不曾想到这一层，不过弗兰克显然猜对了。我正准备就此质问汉弗莱，他却先开口了，使得我无法加以责难，“我们当然知道他去过哪里。他难道应该偷偷摸摸暗中刺探不成？” 对于这个变向曲线球，我毫无思想准备。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处境十分尴尬。 汉弗莱乘胜追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完全相信公开调查，不是吗？” 对此，我无言以对，于是我便一本正经地合上了大楼档案的卷宗。 〔总之，不可能一下子同时把所有的政府大楼全部卖掉。如果你把伦敦的政府地产全都同时投放市场，你就会把整个市场搞垮——就像钻石的情况那样——编者。〕我转向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我觉得自己踏实得多了。 “显而易见，”我开口道，“在森德兰就有九十名文官重复做着白厅这里的另外九十个人所做的工作。” 汉弗莱点点头。“那是内阁的决定。要在西北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后我们达成了某种协议。“把这些人给裁了吧。”我提议。 弗兰克迫不及待地表示赞同：“是啊，这样一下子便裁掉了九十名文官。”弗兰克狠狠说出“文官”这个词的腔调叫人听起来仿佛他们比小偷还要可鄙。如果我是个文官，我想弗兰克的语气是会使我生气的。不过我应当说汉弗莱爵士似乎并不太介意。 但是他对弗兰克那个“一下子”却找了个岔儿。 〔实际上这是爱德华·希思的用语。他当时讲的是一下子降低物价，不用说，这种降低物价的好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编者。〕“或者该更确切地说，一击之下吧。”汉弗莱爵士说。 “什么？”我问。 “大臣，我个人完全赞成这个行动。那是一项可观的节约措施。但是……我该提醒您，那是一个经济萧条地区，所以才有了当初创造就业的计划。政府要在一个萧条的边缘选区裁员，会显示极大的政治魄力。” 我们默不作声地坐了好一阵子。我必须说，我认为汉弗莱能提醒我一个边缘选区可能因此丧失掉是非常宽宏大量的。一般说来，文官对那些重大的政治分析是不感兴趣的。 我显然不能冒发生罢工的危险。此外我对节约的事真的感到一筹莫展了。我打定主意要汉弗莱出点子。“瞧，汉弗莱，”我说，“话固然不错……不过……嗯，我真的不相信在行政部门就没有节约的余地了。其实我到处都看到浪费的情况。” “我同意您的话，大臣，”对方的回答使我吃惊。“的确有可以节约的地方……” “那么……”我打断他的话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说说哪里有浪费？” 令我惊讶的是汉弗莱爵士突然变得十分积极起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办公的整个排场实在太大了。您知道，汽车呀，家具呀，私人办公室人员呀，娱乐设备呀，复印机呀……” 这可太妙了。我举双手赞成，我起劲地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这里有个困难，”他补充道。我的心又往下一沉，但我还是等着他的下文。“如果上头那些人继续享受各种方便和令人舒适的设施，却不让下面的人享受这些待遇的话，那就肯定会引起很大的不满，更不用说那些会造成极大损害的宣传了……” 他停了下来，不说下去，等我作出反应。我必须承认自己不是很起劲。显然，汉弗莱的打算是要他和我两个人率先带个头。所谓节约先及自身，不可能期望别人去做我们自己也不愿做的事，云云。 我质问汉弗莱，“靠这个就能省出那么多钱吗？” “当然不会直接省出那么多钱，”他说，“不过从对整个政府部门所起的模范作用来说……是不可估量的！” 此时，弗兰克提出了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汉弗莱的计划。他指出这里面会有很大的宣传作用。他说报上会有这样的标题：“大臣在带路”。或者“精简政府机构——哈克作出表率”。我们甚至会见到以名字称呼以表示友好的标题：“把这个省下来，吉姆如是说”。我授意汉弗莱尽快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巴望看到这个计划如何起作用。此刻，我心中充满希望。 12月20日 此刻是星期天早晨。我是在选区中自己的家里写日记的。 几天来一直挤不出时间写日记。因为节约运动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工作。不过，我确信这一切将是值得的。 星期五夜晚回家，一路上真可怕。我半夜才到达。安妮已经睡了。看得出她为我们准备了晚餐，而这顿饭菜已经不能再吃了。 我想叫辆出租车把我从白厅送到尤斯顿，可是雷雨正在发作，根本就租不到车。于是我就提着三只红盒子去乘地铁，这些盒子装满时是十分沉重的。在尤斯顿站又误了车，所以回到家里又累又湿。 我叫醒了安妮并为此向她表示抱歉，告诉她一路上所遇到的麻烦。“那你的那辆公家司机开的车子呢？”她焦虑地问道。 “我已经退掉了公家车，”我自豪地向她解释道，“我还辞退了司机，退掉了那些豪华的办公室家具，还有酒柜，连我手下的办公人员也辞退了一半。” “你被开除了！”她说。安妮常常会贸然作出极其可笑的危言耸听的结论来。我解释道，现在正开展节约运动，我在带头取消所有的虚架子、奢侈品和特权呢。 安妮似乎不能理解。“你疯了！”她发怒道，“你做了二十年的后座议员，一直在抱怨自己缺少设备，缺少帮手，如今人家给了你这些东西，可你去毫不珍惜，统统放弃。” 我试图向她解释，可她连水都泼不进去。“二十年来你一直希望自己取得成功——既然成功不比失败给你带来更多的享受，那又何苦呢？” 我解释说这个行动终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权力。 安妮无动于衷，“等到你成了首相，你怎么个旅行法？难道要沿途求人免费搭车吗？”她为何不能理解呢？ 12月21日 今天节约运动大有进展。 由于我的私人办公室少了十二个人手，工作有点跟不上。伯纳德在加班工作，我也是这样。不过我们的确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在外边看我的信、为我写信、预约会晤、接听电话、起草对质问的答复等等——总之——把我保护起来不受外部世界影像。我不需要这么多人护着我。我是人民的代表，应该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接触，不是吗？ 但是，我们应当避免像今天早晨那种糟糕情况，当时我得为一个会议主持开幕仪式，但却迟到了一个半钟头。更为不巧的是，那是企业经营效率会议！ 由于我们取消清洁工人的夜班工作（我认为这是一项相当有利的节约措施），因此白天，我让一名女清洁工在我的办公室里用吸尘器打扫房间。于是伯纳德和我在讨论一周工作日程时不得不高声叫喊才能听清楚对方的话。但我敢肯定，这点小小麻烦是能够克服的。 明天我和东北地区劳动力安排规划局主任布拉夫先生就人员削减的事有一次重要的会晤。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但是伯纳德告诉我此人是热衷于节省开支的。 大的成就在于新闻媒介对我的报道。《每日快报》的头版报道写得不能再好了。 在哈克的新紧缩体制下不再供应丰盛午餐 “节约先及自己。”今天吉姆一边如是说，一边吃着纸盘上的三明治。他为英国那一大群头戴圆顶礼帽，平时娇生惯养的官僚树立了榜样。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我对吉姆·哈克的第一次节约运动记忆犹新。尽管我当时仍然很不老练，但是我已觉察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已经造成了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局面。 当时只有两名打字员帮助我，叫我单枪匹马一个人管理私人办公室是不可能的。差错是必然会发生的，并且迟早会出灾祸。 结果灾祸来得比我预料的还早。12月22日也就是哈克取得新闻界一点赞扬的第二天，罗恩·沃森未经预约便来到了我们部里。沃森是行政部门交通工人和政府辅助人员工会的总书记。 他当即求见大臣，因为据称有“令人不安”的谣言报道了将会影响到他的组织成员的紧缩和裁员措施。这些谣言显然是众多新闻报道所造成的，而吉姆·哈克却正在令人可笑地为这些报道感到骄傲呢。 我对沃森说未经预约是不能见大臣的，然后便离开了私人办公室，前往党的组织秘书办公室。由于人手不够，我甚至不得不干些跑腿的差使。要是我们的人手充裕的话，也决不会听凭沃森不经预约便擅自闯进哈克的私人办公室来。我让一名打字员留下来为沃森安排约见哈克的事。 显然，在我离开办公室后，劳动力安排规划局的布拉夫来电话说他在纽卡斯尔误了火车，因此没法恪守约会。沃森在旁边听到了电话，他猜到哈克此时正有空，于是便直接走入他的办公室。 节约运动使得当时再也没有其他私人秘书在场，也就没有人去阻挡他。而且，也没有人去通知大臣，说来人不是预先约见的布拉夫，而是沃森。 于是发生了莫大的灾难。 12月22日 今天，一切都乱了套。一场彻底的灾难。 下午3点，我正等着会见东北地区劳动力安排规划局的布拉夫先生。只见一个男子走进我的办公室，我自然认为这便是布拉夫了。 “布拉夫先生？”我说。 “不，”他说道，“我叫罗恩·沃森。布拉夫先生不能来赴约了。”我自然认为沃森是布拉夫派来见我的。所以我便打断他的话，对他的来临表示感谢，并请他坐下。我说：“哎，沃森先生，在你我交谈前我要首先强调一点，这事决不能泄漏出去，如果工会听到了风声那会闹翻天的。” “我明白。”他说。 “当然要裁员，”我继续往下说，“不裁减人员就不可能精简庞大的官僚机构。终是要裁减大批人员的。”他问我是否准备先和工会方面磋商一下。 我继续自掘坟墓。“我们通常先要进行做做样子的商讨，”我轻松地说道，一点也没有察觉灾难即将临头，“但你要知道工会分子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是同你过不去，愚蠢得要命。”我怎么会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说这种话呢？ “他们所有的人都如此吗？”他有礼貌地问。 这个问题使我吃惊。我认为他本人应当心里明白，因为他终究常常要跟这些人打交道的。“几乎全部，”我说，“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相互挖取对方的成员或者争着上电视——他们从来不会把大嘴闭上。”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说的每一个词。每个词都铭刻在我心里。更有甚者，在会晤中我的每一句话都被当面记了下来。事后我才知道，沃森一走出我的办公室便跑到《旗帜报》社去，把会晤记录交给他们。 当时这个人还特地问了我有关司机和交通服务人员的情况。 “他们这些人得早辞退，”我说，“我们在汽车和司机上花了许多钱。再说他们都是行为不端的人。” 直到这个时刻，沃森才亮出自己的身份，说他不是布拉夫的代表，而是行政部门交通工人和政府辅助人员工会的总书记。他来我办公室的目的是要核实有关要裁减他的会员的谣言是不是真实的！ 哎呀，我的天呀！…… 12月24日 昨天和今天都毫无圣诞节的快乐气氛。 政府行政部门的全体司机都参加了罢工。我读过报上登载的罢工消息后于昨天上午来到了办公室。所有的报纸都引用了罗恩 ·沃森所引述的我的谈话：“毫无疑问，将会裁员，有许多人将被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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