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说明 由于我们把几百万字的日记缩短成了篇幅较短的一本书，从而有必要就删节的方法和指导原则作一些说明。 詹姆斯·哈克是从他进入内阁之日起就记下这些日记的。他向磁带录音机口述日记，有时每天这样做，更经常的是于周末在自己选区的家中进行的。他原来只打算做些记录来帮助记忆，但他不久就明白，一本描述一位内阁大臣日常斗争的日记会具有其内在的趣味性。 在他成为专职政治家之前，哈克曾经是一位工艺专科学校的讲师，后来又成为《改革》杂志的编辑。当日记首次以文字写下时，由于原来口述的话语就像他在讲课一样，是随口说的，所以几乎无法阅读。再者，他对事情的叙述，无论是就此书的本身范围而言或者是与外边情况的客观对比，都存在一些出入。由于哈克是新闻记者，他并不特别擅长报道事实。 除了上述不一致情况之外，还相当多地存在着政治家日记中无可避免的令人厌烦的重复的话。多年的政治锻炼和从政经验使哈克学会在使用一个词就足够了的地方用上二十个词，在用几千个字就足够的情况用几百万字来进行口述，而且学会用语言使问题变得模糊，从而回避问题，这样就可以使别人难于理解。难于理解可能为某些政治家提供庇护所。因为他们在其中可以暂时求得安全。 虽然滥用言语的天才对于一位在职的政治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想当作家的人却并不是有利条件。他显然曾经打算重写日记，以便提高它发表时的清晰度、正确度以及相关性，不过当他生命接近结束时却放弃了这项计划，因为——据他的遗孀（现在的）哈克夫人说——他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成为发表遵循上述准则的回忆录的唯一政治家。 于是编者就不得不挑起这付担子，并在这样做时发现了要清楚理解哈克录音的又一个障碍。本书的前几章在这位伟大政治家生前就已经根据录音用文字记录下来了。他本人约略看过而且就选材和编写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初步建议。可是当以后几章还有待于用文字记录时，后一次分组表决的铃声响了。[1]奇怪的是：随着每次录音的进行，哈克的讲话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而且激动了。这可能是由于录音机出故障。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 尽管如此，这些日记在帮助我们了解英国在八十年代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且由于哈克写日记旨在使公众更加明白、而不是更少明白政治过程，所以我们就拼命地对这些日记进行了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遇到三方面主要的问题——年代、技术和解释的问题。 首先，年代问题。我们大体上试图保存日记原来的叙述形式，所以我们旨在跟踪具体情节和一连串发生的事件直到结束为止。我们始终努力保持按照时间逐日叙述的方式，即使原来的磁带录音内容要紊乱得多。这一方法会冒一点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危险，由于哈克在职的大多数时间里，本人也处于十分困惑的状况，从而可以争辩说，日记应该反映出这种困惑的情况，不过如果我们容许日记完全反映他的困惑，那么读者———如他本人一样——就会对日记所述的情况无法理解了。 就技术方面而言，我们把句子变得完整而且加上标点符号，调整了胡乱混用的暗喻并纠正了语法错误，除非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哈克的思想状才保留原来句子。 后是解释工作方面，我们假定书中模棱两可之处是由于他故意运用政治技巧之故。虽然他的确常常对事的意义不太清楚，但有时故意把事情说得含糊的情况也是有的。 我们相信这些日记准确地反映出我国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思想；假如反映得似乎不太清楚的话，毛病可能不在于镜子本身。哈克本人以多种方式处理事情，读者得自己去判断任何一段话是否说明了：（1）发生了什么事； （2）他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3）他乐于见到什么事情发生了； （4）他希望别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5）他希望别人相信他本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一般说来，政治家的回忆录叙述失败不如其叙述成功那么可靠，谈久远的事情不如谈新近事情那么可靠。由于哈克，正如所有的政治家一样，其经历中无可避免地以失败居多数，所以这些日记就可能存在历史价值不高的危险。但由于这位伟大的人物没有时间根据以后的事来修改或删节日记，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从这一大堆乱糟糟的资料中挑选出对研究那个时间英国历史的学者有独特价值的文献。 本书包含哈克担任行政事务大臣的整个经历。这是他首次参政的经历，这个部遵照六十年代威尔逊政府中乔治·布朗的经济事务部的构思，已于数年前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部而建立，以便协调政府行政管理。在政治上，它向哈克提供了一个不肯定的任务——在整个系统中调查和控制任何地方发现的行政低效率以及费用超支的情况。不幸的是，行政事务部是为了控制行政部门而设立的，但是其人员得由文官来充实。从而读者就会明白哈克努力的必然结果了。 尽管如此，本书编者仍然有点感到迷惑：在政治交易中如此善于混淆是非的哈克，却在应付一群文官时感到如此困难，而这些人的手法基本是相同的。这些日记所披露的哈克的天真情况十分动人。 以《是，首相》为题名的续集将涉及哈克未能爬到唐宁街十号的那段经历并一直写到他升到上议院后去世为止。 当然我们也得益于其他资料来源。哈克对某些谈话内容和情况难免一无所知，如果他知道了，无疑是会改变他的认识和见解的。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根据“三十年规则”，[2]能看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所有备忘录和摘要。再有一个幸运的情况是：由于阿普尔比是第一流文官，他完全相信把一切情况写下来的价值。从而我们也得益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我们还要在此写下我们对档案局以及数量巨大的阿普尔比文件的受托人的感激之情。 后我们还要表示一些谢意。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由于年事渐高，虽然说话依旧十分流畅，但已经不能集中思想，往往说到题外去。我们能在此之前同他本人进行了几次谈话，感到由衷的谢意。我们也要向他晚年所居住的圣迪姆那的老年精神错乱病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我们尤其感谢文官的前任首脑伯纳德·伍利爵士（巴思十字勋章获得者）。他曾是哈克任大臣时的私人秘书。他慷慨地花费自己的时间，而且把我们所选的材料对照自己的记忆和记录加以核实。不过我们当然要为一切错误和遗漏负全部责任。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公元2019年11月于牛津的哈克学院 * * * [1]原文The Last Division相当于The Great Divide（生死界限），意指哈克之死——译者。 [2]“三十年规则”，即英国政府规定的三十年保密规定——译者。 1．开放性政治 10月22日 唔，此刻也许已是23日星期五凌晨了。我极为兴奋。我在伯明翰东区竞选获胜，刚刚回到国会。我党多年在野后终于在大选中获胜，于是我们又再度执政了。 选举结果公布后，我参加了在市参议员斯波蒂斯伍德家中举行的联欢会，[1]并且看到罗伯特·麦肯齐在电视中说：“这样，哈克在他占有微弱多数票的边缘选区中票数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又东山再起。他作为多年影子大臣，看来几乎肯定会在新政府中获得阁员职务。” 不过罗宾·戴对此似乎没有把握。我但愿麦肯齐的预言没有落空。 10月23日 我仍然抱着希望，不过我不知道罗宾·戴是否知道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内情。 我从早餐后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在一位新首相被任命后的二十四小时中，从来没有一个可能当上内阁大臣的人会走到离电话机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如果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你就不会进入内阁。 安妮在整个上午不断为我送上咖啡。午饭后当我回到电话机旁边的扶手椅时，她要我在没有其他事要做的情况下帮她拣晚餐用的汤菜。我对她解释说我不能帮她忙，因为我正在等电话。 “打来的电话？”安妮有时的确是有点傻。 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抓起听筒，是我的特别政治顾问弗兰克·韦塞尔打来的。他说他已在路上，就要过来了。我告诉了安妮。 她却并不高兴。 “他为什么不直接来？”她忿忿地问我。 有时我简直不能理解她。我耐心地向她解释说，弗兰克作为我的政治顾问，我倚重他超过任何其他人。“那么你为什么不娶他呢？”她反问一句，“我现在宣布你们俩为丈夫和政治顾问。被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人，别让妻子把他们拆开。” 我明白这对安妮是很不好过的。当一个国会议员的妻子是吃力不讨好的。不过现在由于我可能当上大臣，她将终得到报偿！电话铃整天不断响着。市参议员斯波蒂斯伍德、煤气供应局、弗兰克以及各种各样毫无用处的人都打电话祝贺我。“祝贺什么？”我对安妮说，“难道他们不明白我正在等电话吗？” 她说：“你的口气听上去好像自己就要进入内阁似的。” “是的，”我说，“不过究竟是哪一个内阁？这便是问题所在。”突然间，安妮尖声叫起来。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喊道：“这是开玩笑！”并且开始乱扯自己的头发。我断定她必定是有点紧张。 “你是否感到有些紧张？”我问她。她又喊叫起来，并且扑到地板上去。我原想去叫救护车，但又担心反宣传会在这一关键时刻影响到我的前途——“新任大臣夫人发了疯，穿上紧身衣被送走”。 “你是否感到有点紧张？”我又问她。语气十分谨慎。 “不，”她喊道——“不，不，不！我并不紧张。我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家的妻子。人家不允许我有感情。我只是一个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政治家的妻子而已。” 我便问她为什么要俯卧在地板上。“我正在找一支香烟。可就是找不到。” “那就到烟盒里去找吧。”我劝她，一面尽力保持镇定。 “盒子是空的。” “那么就吃一片安定吧！” “我找不到安定，所以我才想去找一支香烟。吉姆，你出去给我弄一支吧。” 我对安妮解释说，我简直不敢离开电话机一步。安妮流露出她惯有的完全缺乏理解力的神。“瞧，假如首相要你进入该死的内阁，你不在，他会再打电话来的。再不然，你还可以给他回电。”安妮永远也不理解政治中的微妙之处。 〔哈克对于自己进入内阁的前景把握不大，因为他先前曾经主持马丁·沃尔克旨在与新首相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政治运动。问题在于首相的力量是否强大得可以不理睬吉姆·哈克，[2]或者首相是否顾及党的团结而不得不给他一个好位置——编者。〕在今天结束前，我已听到小道消息说比尔已受命主持欧洲事务。可怜的古老欧洲！比尔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德语。实际上，他甚至不会讲英语！一如预料，马丁主持外交部，杰克主持卫生部，而弗雷德则主持能源部。 我把这些任命告诉安妮，她就问我有主管智慧，我想她指的是教育部。 10月24日 我终于成为一名内阁大臣了。 今天我同文官首次见面，我得说自己得到很深的印象。 通宵不眠之后，我约于上午九时接到来自唐宁街十号的电话。弗兰克·韦塞尔和我立即赶上前往伦敦的火车，我乘出租车到唐宁街十号。在那儿，首相要我接管行政事务部。 这是一个重要职务。我想它在内阁中的名次约为第八或第九位，另一方面，马丁（当他打电话祝贺我时）提醒我说，这个部有点像内务部，是政治坟墓。首相可能把我提拔得过高了——这是一个报复之举。我决心牢牢控制住行政事务部，向首相证明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我本想当农业大臣，因为我已经当了七年的影子农业大臣。而且在这方面有不少好主意，但是首相由于某些说不清的理由，决定不任命我担任此职。 〔我们发现了农业部常务次官安德鲁·唐纳利爵士致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备忘录。他恳求阿诺德爵士一定不让哈克主管农业部，因为他对该部“内情”过于“清楚”。内阁文件表明：阿诺德爵士设法向首相传达了下面的意旨：还是不让哈克到农业部为好，因为“他对之思念过久，他也许现在已有点因循守旧了”——编者。〕我一走出唐宁街十号，便有公家汽车把我直接送往政事务部。在门前台阶上，我受到将成为我私人秘书的伯纳德·伍利和他的助手的迎接。他似乎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家伙。 使我吃惊的是：我们一下车，他便立刻知道弗兰克·韦尔塞是何等样人，不过他把弗兰克的姓念成weasel（鼬鼠），这使后者怒火冲天。 我们通过好几英里长的走廊。当走到我的办公室时，弗兰克和私人秘书的助手已经不见了。伯纳德向我保证弗兰克正受到照顾。他们的确不错，而且得力。 我的办公室很大，里面摆着一张大办公桌，一张周围放着许多椅子的会议桌以及环绕一张咖啡桌摆设的扶手椅形成一个谈话区，在其他方面则显得没有什么特色。伯纳德立即走到饮料橱前。 “大臣，要不要喝一杯？” 我点了点头。“叫我吉姆。”我说。我希望彼此以名字称呼。 “是不是叫做‘金’？”他显然听错了，所以这样问。 “不，”我说，“是‘吉姆’，叫我吉姆。” 伯纳德说：“反正对您都一样。我宁可叫您大臣，大臣。” “大臣，大臣？”这使我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梅杰少校。[3]于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问他：“这是不是说我该叫你私人秘书，私人秘书？” 伯纳德要我以后就叫他伯纳德。我相信到时候我会说服他叫我吉姆的。 过一会，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来了。他是行政事务部的常务次官，亦即该部的文官首脑。我猜想他才年过五旬，但——不知怎么的——并不显老。他迷人而聪明，是一个典型的官吏。他欢迎我来到该部。 “我想你们以前见过面。”伯纳德说。这个青年人知道的事真不少，我第二次感到吃惊。 汉弗莱爵士说：“是的，去年当大臣就政府财务委员会的预算向我提出质询时，我们的确交锋过。他对我提出的全是我不希望人家提出的问题。” 这好极了。汉弗莱爵士显然对我很钦佩。我试图把这事一带而过，便说：“反对党就是要提令人尴尬的问题呗。” “是呀。”汉弗莱爵士说：“政府就是不予答理呗。” 我感到惊讶。“可是你不是回答了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吗？”我议论道。 “大臣，您这么认为，我很高兴。”汉弗莱爵士说。我不太明白他说这话用意何在，我决定去问他部里还有什么人。 “简单地说，先生，我是常任国务次官，通常叫做常任秘书。这个伍利是您的首席私人秘书。我也有一个首席私人秘书，他就是常任秘书的首席私人秘书。有十名秘书、八十七名副秘书以及二百十九名助理秘书直接向我负责。普通私人秘书则直接向首席私人秘书负责。首相将任命两名政务次官，你也将任命自己的议会私人秘书。” “他们都会打字吗？”我打趣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打字，大臣，”汉弗莱爵士毫不犹豫地回答，“麦凯太太打字——她是您的秘书。” 我也说不准他是否在开玩笑。“多可惜呀，”我说，“我们大可开办一个机构呢。”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笑了起来。“真滑稽，先生。”汉弗莱爵士说。“极其有趣，先生。”伯纳德说。他们真的对我的风趣话感到有趣还是仅仅装出相当赏脸的样子？我冒昧问道：“我想他们都是这样说吧？” 汉弗莱爵士就此消除了我的疑虑：“当然不是，大臣，”他回答说，“并不都是这样说的。” 我决定立即把工作抓起来。我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沮丧地发现那竟是一只转椅。我是不喜欢转椅的。不过伯纳德立即向我保证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可以在我的命令下予以变更——家具、装饰、图画、办公程序。我是无可置疑的头头！ 伯纳德接着告诉我，他们备有两种椅子以适应两种大臣——“一种可以立即折叠，另一种则不断打转。”回头想来，也许这是伯纳德的又一个小小的花招吧。 我断定该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一些正经事的时候了。“坦白地说，”我说道，“这个部该对整个因循守旧的白厅官僚主义大动手术了。我们需要一把新扫帚。我们要打开窗子，放一些新鲜空气进来。我们要打破繁文缛节，对这部老掉牙齿的官僚机器加以精简，我们要进行大换班。坐在办公桌后面吃饭不做事的人太多了。”我觉察自己事实上正坐在一只办公桌后面，不过我确信他们明白我说的话并不针对自己。 我解释道，我们必须着手打发走那些仅仅为彼此制造工作而繁忙的人。汉弗莱爵士很得力，他认为我的意思是要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我想这正是我的本意。我当然要精简人员，但是我并不真的要为解雇负责。 而我说要进行大换班，要新扫帚，是指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开放性政治”。我们在大选中对此许了愿。我要遵守这些诺言。我们必须向全国人民说知心话。我把这一切都对汉弗莱和伯纳德说了。他们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全心全意赞成这些想法。 汉弗莱提到去年我就此问题在下院所作的发言，他还提到我在《观察家报》发表的文章、我对《每日邮报》的采访谈话以及我们的竞选宣言。 他对我了解得这么多，使我产生极深的印象。 接着汉弗莱拿出建议草案，以便在一份白皮书中来落实我的政策。我大为吃惊，文官的效率真够惊人。汉弗莱爵士告诉我说，他们甚至还计划把这白皮书叫做“开放性政治”呢！所有这些草拟的建议在新政府当选36小时、在我到职几分钟之内就向我提供了，而且是在一个周末完成的！真是出色的人才。我问汉弗莱是干的。 “那老掉牙齿的官僚机器，”他微笑着回答，“不，我们是认真的，大臣，我们充分理解改革的需要而且已经承担起工作了。”我告诉他我有点惊讶。 “我原以为自己得一直同你们斗争呢。”我说。 汉弗莱爵士说，人们对文官有可笑的看法。 “我在这儿只是帮助您去制订和执行您的政策”他解释道。 他看来很诚恳。 我把这些草拟的建议放在红色盒子里，于今晚带回我在伦敦的公寓。其中包含《简化建造计划申请的批准程序的建议》，妙极了。汉弗莱爵士还能够从英国议会的会议记录中引证我于今年早些时候在下院提出的相当有趣的问题：詹姆斯·哈克先生（伯明翰东区）：大臣是否知道计划程序使得人们在二十世纪造一间平房比在十二世纪造一座大教堂还要慢呢？反对党一片笑声，而政府党则大喊：“不像话！” 〔其实他们喊的是“放屁”——编者。〕 由于今天已是星期六，我们商定于星期一上午动手好好干。可是他们却交给我六只红盒子以便让我周末处理，其中四只得于今晚完成；还有两只于明天完成。伯纳德告诉我，前任大臣，尤其在竞选运动开展时，对文书工作有点放松。 我当然不会放松。我将成为一名好大臣。我将审阅他们向我提供的所有文件。 10月26日 我于周日阅毕红盒子中所有文件，共花了九个小时。我赶上早上7时15分的火车去尤斯顿。公家汽车来接我，我于9时20分到办公室。 主张开放性政治的所有草拟的建议在表面上都相当动人，不过我也恰巧知道文官们颇善于运用拖延战术。在今天的一次会议上，我对汉弗莱提出了这一点。我想他正开始知道是这里的头头。 不过还得先处理紧要的事。一天工作是从看工作日程登记簿开始的。我吃惊地发现其中已经登记下许多约会。我问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些人甚至不知道会在大选中获胜。 伯纳德说：“我们知道总会有大臣的，大臣。”我告诉他别再来那一套了。 汉弗莱爵士解释道：“女王陛下希望即使在没有政治家在场的情况下，政府公务照常进行。” “那不是很困难吗？”我问他。 “是……但又不是。”汉弗莱说。我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在没有政治家的情况下进行治理。我怕汉弗莱可能对自己估计过高了…… 我的工作日程是相当怕人的。星期一10时开内阁会议。本星期要召开九次内阁委员会会议。明天晚上对法学会作演讲，明天上午10时30分会见英国计算机协会代表团，星期三参加大学副校长午餐会（又一次演讲），星期四上午为公方雇主全国会议揭幕（再一次演讲），等等。 我往意到登记簿上的内容全是用铅笔写的，许多内容大概是可以而且会被更改的。我对伯纳德指出我还有其他各种任务。伯纳德显出困惑的神色。“诸如哪一类事情呢？”他问道。“唔……首先，我是党内四个政策委员会的成员。” “我相信您不会把党放在国家前面。”汉弗莱爵士说。我是从来不曾这样看问题的。当然，他是绝对正确的。 顺便提一下，今晚他们还要再给我三只红盒子呢。当我对此有点不乐意时，汉弗莱爵士就解释说，许多事情有待作出决定，还有许多公告需加以批准。接着他便耍个花招，对我说：“其实我们可以减少工作量，这样您仅须对重要政策作出决定就可以了。”我立即看出那阴谋。我坚持由自己作出一切决定而且审阅一切有关文件。 他们交给我五只红盒子供今晚审阅。 10月27日 今天我发觉我们同弗兰克·韦塞尔之间产生了问题。今天是星期二，我明白自从上星期六上午我来到行政事务部以来就不曾见到他。 说得更真实些，直到他一面大声吵闹要求让他进来，一面闯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才真正明白这一点。 看来他从星期六起就一直呆在候见室里。（我猜想他星期天回过家。）伯纳德试图告诉他，他自己，汉弗莱和我正在进行秘密会议。但是我立刻解决了这一问题，我提出弗兰克作为我的顾问应该在部里有个办公室。 汉弗莱爵士企图回避这问题，他说我已经有整个部在为我做参谋了。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那好吧，”汉弗莱爵士说，“我想我们在瓦尔塞姆斯托有空余的办公地方，伯纳德，是不是这样？” 弗兰克大吃一惊，“瓦尔塞姆斯托？” “是呀，这是不是使人感到吃惊？”汉弗莱爵士和蔼地说，“政府在伦敦到处拥有房产。” “可是我不愿意呆在瓦尔塞姆斯托。”弗兰克大声解释说。 “它处在瓦尔塞姆斯托的一个极好的部位。”伯纳德插嘴说。 “而且我想瓦尔塞姆斯托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处所。”汉弗莱爵士补充说。 弗兰克和我交换了一下目光，如果他们不是这么笑容可掬而且又那么彬彬有礼，人家很可能认为他们正试图把弗兰克挤出去呢。 “我就在这儿、就在这栋房子里要一间办公室。”弗兰克说。语气坚定而且声音极大。 我对此表示同意。汉弗莱爵士立刻投降，并且关照伯纳德立即去找一间合适的办公室。为进一步保证落实，我便说我期望弗兰克能取得他们向我提供的一切文件的副本。 伯纳德显出惊讶的样子。“一切吗？” “一切。”我说。 汉弗莱爵士立即同意。“一定照办———切合适的文件。”依我看来，这些文官并不完全像人们说的那么难弄。他们多数很肯合作，而且即使在开头并不是这样，但一当人家向他们坚决提出要求时，总是毫不犹豫地照办了。我认为自己终于取得一些进展了。 10月28日 经过过去四天的忙乱后，我有了一点时间——为了后世——去反思我上任头几天的情况。 首先，行政事务部官员对所有情况了如指掌，这给我极深的印象。其次，他们在压力下还是愿意同弗兰克·韦塞尔通力合作的。其三，我也为自己依赖于这些文官而感到十分惊讶。我就像我们新政府几乎所有的成员一样，对于白厅如何运转这一问题，除了间接听到的情况外一无所知。因为我们长期在野，现政府中只有三个人（包括首相）以往曾经担任过政府职位，我从来不曾见到红盒子内的文件、从来不曾会见过一位常任秘书而且也不知道事务如何处理。 〔这同工党政府于1964年所处情况相似——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是以前担任过内阁成员的唯一内阁成员——编者。〕这使我们比大多数新政府更依赖于我们的官员们。幸而，他们办事诚实可靠。 〔在随后的星期一，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蓓尔美尔街改革俱乐部见到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汉弗莱爵士在他私人日记里记下了会见的情况。〕〔高级文官也许由于在三十年的经历中一直在备忘录或者会议记录的页边写注释，即使纸上没有写什么内容也照样只在页边书写，这是很有趣的——编者。〕阿诺德和我〔于11月2日〕就新政府交换了意见。他的新政府同上届政府没有多大差异。我的新小伙子正在很快地掌握规章制度。 我向阿诺德探询美国大使的事——谣传他同首相呆在一起已经不少时间了。 阿诺德证实了这一点。但他不愿意说出这是否涉及国防或贸易事务。他担心走漏消息——所以还绝对不能让内阁听到此事。 我正确断定此事同时涉及国防和贸易，也就是说，涉及新的航空航天系统合同。 这项航空航天合同将是大选后不到两星期中首相作出的相当成功之举。固然，此事已进行了好几个月，但是新首相显然将把这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这将意味着四十五亿美元的生意以及米德兰和西北地区无数新就业机会，而且全处在边缘席位所在选区——多巧合呀！ 这是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我从阿诺德的话推测到，假如有一个爱空想的大臣要去动摇英美合作的小船，那就会使首相极为尴尬，就会有人落水，事实上也就此断送了一个新任大臣的光辉前程。 所以，我一定要让这只鼬鼠收到这些新式美国姓名地址储存机的发票副本。[4]他自然还不曾收到它，因为它是敏感的。不过我现在正是时候了。 我指示我的秘书务必让这只鼬鼠在一堆文件下面发现这张发票。让这人感到自己作出了成绩。 〔在俱乐部里，正当汉弗莱爵士和阿诺德爵士喝着餐后白兰地酒时，伯纳德·伯利来了，和他们一起喝餐后咖啡——编者。〕我问小伯纳德他对新任大臣有何看法。伯纳德很满意。我也满意。哈克把整个工作日程一口气吞下，而且显然柔顺得像羔羊那样在上星期六和星期天把他的红盒子文件都看完了。他将很快被驯服。 我对伯纳德说，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拦阻他去推行这个“开放性政治”的乱七八糟的想法。伯纳德却说他还还以为我们赞同“开放性政治”呢。 我但愿自己不曾过份提拔小伯纳德。他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我解释道，我把这份白皮书叫作《开放性政治》，是因为人们总是能解决标题中的小小麻烦。这比写在法令全书中害处小。 这便是“反相关定律”：你越是不打算去干某件事，你就越是要不断谈论它。 伯纳德问我们，“‘开放性政治’究竟错在哪里呢？”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阿诺德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呢，有时候我弄不清伯纳德究竟是不是一个出色的人才，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他打发到现役军人士坟墓管理委员会去任职。 阿诺德明确指出，“开放性政治”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要么搞开放，要么搞政治。 伯纳德宣称民主国家公民有权利知道情况。我们解释道，实际上他们有权利不去知道情况，了解情况就意味着牵连和犯罪。不知情还有些庄严可言。 伯纳德就说：“大臣要搞开放性政治。”多年的训练有时似乎对伯纳德丝毫不起作用。 我说如果人们要的东西对他们没有好处，就不是要什么就给什么了。例如，对于一个酒精中毒病人就不给他喝威士忌酒。 阿诺德恰如其分地补充说，如果人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们就无从知道你正在干错事。 当然，这不仅仅是官员们保护自己的办法，伯纳德必须明白，如果他帮助他的大臣去出丑就不是为大臣效劳。我们的每一个大臣，要不是因为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严格的、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那么，在上任的头三周里就已成为笑柄了。 伯纳德是一名私人秘书，我是常任秘书[5]，秘书一词本身的含义就是：一个能保守秘密的人。 伯纳德问我打算怎么办。我当然不告诉他关于我打算让鼬鼠作出重大发现的事。伯纳德对哈克一片忠心，这会使他受不了。 我问伯纳德能不能保守秘密。他说他能够。我回答我也能够。[阿普尔比文件14/QLI/9a］〔哈克当然对上述会晤完全不知情——编者。〕11月5日 今天是盖伊·福克斯日[6]。办公室里也焚烧了他的模拟像。这是强调议会和女王政府高权威的合适的日子。 弗兰克·韦塞尔冲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挥动着一份文件，“你见到过这个吗？”他以四千分贝的强嗓音问道。 文官现在向他提供所有的文件了，这使我高兴，于是就这么说了。 “这些都不是，”他嘲笑说，“不是真正的文件。” “你没有拿到哪些真正的文件？”我想了解一下。 “我又怎么知道我没有拿到哪些文件呢？” 这话当然完全正确。而且我不知道他怎样才能知道。 〔这当然是管理顾问们称为“冰箱内部电灯现象”的一个事例，也就是说：门关上后灯还亮吗？要弄清楚，唯一办法是去开门——这样，门就再也关不上了——编者。〕不过弗兰克不想讨论关于他从文官那里获得必要情报的问题。 “他们认为送给我的是废纸一堆。不过请看一下我发现的东西吧——啊哈！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了，他们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了。” 我仍然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弗兰克作了进一步说明。 “我们抓住了汉弗莱爵士——就是那个该死的——阿普尔比和势利鬼——私人秘书——那目中无人的——伍利的要害。” 他拿一叠文件在我的鼻子下面晃了一下。我仍旧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我现在的确认为他有一套绝妙的骂人话——也许我应该让他起草我明年在党的大会上的发言稿。 我让弗兰克坐下来平静地说明情况。原来他发现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普通办公室购物发票。行政事务部显然以每台一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一千台计算机图像显示终端。花掉了纳税人一千万英镑的钱。而且这些机器是在匹兹堡制造的！ 这真令人震惊。汉弗莱对此只字不提。而我一点也不感到诧异，因为我们的选区伯明翰东区就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而且失业人数正不断增加。行政部门不买英国货是一桩丑闻。 我派人找汉弗莱，他整天都在开会，不过弗兰克和我于明天下午将拿这个同他当面对证。我对弗兰克很是感激。我们这么快就发现这事定会使汉弗莱爵士大吃一惊。 11月6日 同汉弗莱的晤面十分成功。 我把计算机图像显示终端的发票给他看。他承认行政事务部已为整个白厅购买了这种牌号的机器。 “但这些机器并不是英国货。”我向他指出。 “真遗憾，是这么回事。”他有点惭愧地表示同意我的话。 “我们在伯明翰东区生产这类机器。” “质量可不一样。”他说。 这话极可能是对的，但即使是这样，我也当然不能予以承认。 “它们的质量比这更好，”我坚决地说，“它们来自我的选区。”我吩咐叹弗莱去取消订货合同。 他回答说他没有权力这样做，合同只能由财政部来撤。要行政部门去撤已经自愿签订的合同需要政策上的重大改变。同国外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尤其是这样。 他建议（有点放肆，我想）我在内阁提出此事。“也许他们会推迟讨论中东或者核裁军问题，以便讨论办公室设备的事。” 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我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合同不能撤，我怎么有脸去见选区的党组织呢？ “他们为什么需要知道此事？”汉弗莱爵士问道，“为什么得让任何人都知道？我们知道，这事决不会泄漏出去。” 我大吃一惊，难道汉弗莱会看不出不声张此事是同我们“开放性政治”的新政策——他也同我一样坚决地予以支持的政策——背道而驰吗？ 弗兰克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唯一的办法：“如果不能取消合同，就必须把它公之于众。”汉弗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一时也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但是弗莱克立刻看出这一情况。“有两个理由，”他解释道，“首先这是对一个宣言的承诺。其次，这会使前任大臣显得像个卖国贼。”这是两个无可反驳的理由。我的确十分感激弗兰克。而且他比汉弗莱爵士更棋高一着。也许汉弗莱爵士并非如我当初认为的那么聪明吧！ 汉弗莱对于发表事情真相的念头似乎很担心。他对弗兰克说：“你肯定不是建议让大臣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到这笔秘密交易吧？” “就在演讲中提出来！”弗兰克说，“当然如此！这便是回答。”这确是弗兰克的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对职员工会所作的演讲将涉及这项丢脸的合同。我们还要事先向新闻界发表。 我就这样对汉弗莱说了。弗兰克说；“瞧，现在是在治理国家？”我感到他的高兴有点幼稚，但完全可以理解。 汉弗莱爵士似乎更加忧心忡忡了。我向他征求意见，而那意见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我想假如我们使美国人不高兴，这可能会是令人遗憾的。” 这话果然不出所料而且可笑。我向汉弗莱明白指出，早该让美国人尝尝厉害，使他们在商业上别再洋洋得意了。我们应当为英国穷人，而不是为美国富人着想！ 汉弗莱说：“大臣，如果这真是您的意图，整个部将作您的后盾，面且不遗余力。”这真是忠心耿耿。应该表扬的就要表扬。 我说这的确是我的意图。伯纳德于是说，一旦演讲稿写好，他就把它向有关部门通报以便取得批准。 这对我来说是新花样。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需要“批准”的事。这又是官僚主义和无谓的文书工作。这事与任何其他部毫不相干。如果另一部门不同意，他们尽可以公开表。这正是“开放性政治”所涉及的内容。 汉弗莱请求我去通报我的演讲稿，就是作为传达信息也行。我开头反对这样做，但他争论说“开放性政治”要求我们不但通知我们在舰队街的朋友而且通知政府同僚，我想他的争论很有说服力。 会议结束时，我对汉弗莱的后指示是：务必使演讲稿立即付印。 “大臣，”他说，“我们一定尽力为您服务。” 这是弗兰克和我为“开放性政治”所赢得的显著胜利。 〔在行政事务部的档案里发现了哈克演讲的打字稿。由弗兰克·韦塞尔和伯纳德·伍利分别批注修改建议，还有哈克的评语——编者。〕行政事务部 对职员工会的演讲稿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向人民保证实行“开放性政治”。我们既然打算这样干下去，那就开始吧！人民有权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已经发现，上一届政府就在上个月，签订了一项从美国输入价值一千万英镑办公设备的合同以供政府部门之用。 而同样的产品——而且是更好的产品——就在英国生产，由英国工人在英国工厂里生产。这样，来自匹兹堡的神气活现的推人员通过强制推便把次等美国劣货硬塞给我们，而在此同时，英国的工厂却闲着，英国工人只好排长队领救济金。 唔，如果美国人要我们上当，英同人民至少有权利了解这一情况。我们要同他们在滩头上作战。我们要同他们斗。 11月9日 今天是灾难性的一天，事有了十分惊人的转折。 我的演讲稿写好了。当我在办公室阅览有关新闻稿时，伯纳德拿着来自首相私人办公室的一份摘录闯进来。 顺便提一下，我已获悉：摘录也好、备忘录也好、呈文也好，都是一回事。除了大臣向文官以及彼此发出摘录以外，文官则彼此发出备忘录和摘录，但他们却向大臣递上呈文。 〔这是因为摘录意味采取行动或者命令采取行动，而备忘录则提供得失利弊等背景论点。从而文官可以同政治家一样彼此发出上述两种文件之一——但由于文官不可以告诉大臣该怎么办，他就递上呈文，这词的本身就是旨在表明一种卑恭和尊敬的态度。当然，摘录也指正式会议的记录，这个含义导致了脍炙人口的文官的格言，那便是，会议是文官作记录而政治家消磨时间的场所——编者。〕总之这份摘录清楚地说明我们在以后几周里得对美国佬十分亲善，我明白我那份已经付印的演说稿是再不合时宜不过的了。 我十分惊骇。这不仅是由于自己运气不好而已。我对自己作为内阁成员却对即将同美国人达成的国防协定一无所知感到难以置信。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到的集体负责原则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唐宁街十号 所有部门： 兹通知你们，首相计划于下月访问华盛顿，并且亟欲使这次访问促成英美之间涉及国防方面的一项有价值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的重要性是无可估量的。 11月7日 接着汉弗莱爵士奔进我的办公室，显得有点气急败坏。 “这样闯进来真对不起，大臣，但唐宁街十号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他们显然刚刚看到了您的演讲稿，在问为什么不事先征得许可。” “你说什么？”我问道。 “我方才说我们相信‘开放性政治’，但这似乎把事情搞糟了。 首相要马上在下院见到您。” 我明白这一下我可能完了。我问汉弗莱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汉弗莱耸耸肩膀。 “首相赏赐，同时也剥夺。” 我心中感到一阵难过，离开办公室。当我开始沿走廊走去时，仿佛听到汉弗莱爵士添上这句话：“首相这名称真该赞颂呀！”不过我想一定是错觉。 汉弗莱、弗兰克和我沿特霍尔街急忙走去，经过世界大战死难者纪念碑（这名称是多么恰当呀！），这时寒风凛冽，我们直奔下院，我必须在下院议长座椅背后同首相会面。 〔并不是真的就在椅子背后。这是指下院的一个场所，首相、反对党领袖、两党总组织秘书、下院议长以及其他人以中立立场在此会面以安排下院事务。首相办公室也在那儿——编者。〕我们在首相办公室外面等了几分钟。接着我党总组织秘书维克·古尔德出来了。他径直向我走来。 “你这个人真够讨厌，不是吗？”维克真的对自己的粗暴度引以为荣，“首相正在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你不能这样到处发表演说。” “这是涉及‘开放性政治’的事。”弗兰克说。 “闭嘴，鼬鼠，在问你？”粗暴的家伙维克反问一句。好一个典型的总组织秘书！ “该叫韦塞尔。”弗兰克庄重地说。 我立即为弗兰克辩护，“他是对的，维克。这事涉及‘开放性政治’，它写在我党宣言里。是我党政纲主要内容之一。首相也相信‘开放性政治’。” “对呀，是‘开放性的’，”维克说，“但并不是张开大嘴。”很幽默，但我可不这么认为！“在政治上，”维克毫不留情地说下去，“你得学会机敏而策略地说话——你这个笨蛋！” 我想他说得有道理。但我感到很窘迫，这部分是由于我不太喜欢在汉弗莱和弗兰克面前如此丢脸地受人叱责。 “你当大臣多久了？”维克问我。无聊透顶的问题。这点他是一清二楚的。他问这个只是为了给人加深印象。 “一个半星期。”我对他说。 “这样，我认为你可能已经为自己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他说，“我已经能够看到这类报纸的大标题了——‘内阁就对美贸易发生分歧！’‘哈克带头反叛首相！’这难道就是你所希望的吗？” 他说着就走开了。 接着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从首相办公室走出来。汉弗莱爵士问他有什么消息。 阿诺德爵士说了同样的情况，只不过是用白厅的语言说的，”这演说稿使首相感到有些难过。它的内容是否肯定向新闻界发表了？” 我解释说我发了明确指示要在中午12时整把它送出去。阿诺德爵士似乎对汉弗莱爵士十分恼火。“你使我感到震惊。”他说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文官以这样严厉的口吻对另一个文官说话。“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大臣陷入这个境地，而不通过正当渠道？”汉弗莱求助于我。“大臣和我，”他开始说道，“都对‘开放性政治’深信不疑。我们希望打开窗子，放一点新鲜空气进来。对吗，大臣？” 我点点头，但不能说话。因为阿诺德爵士首次向我直接说话了。 “唔，大臣，这是不错的政党货色，但它却使首相个人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照阿诺德爵士的语言来说，这大概是他对我说的可怕的话了。 “那么……我们对‘开放性政治’的承诺又怎么办呢？”我终于好不容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阿诺德爵士冷冷地说：“现在似乎已是‘开放性政治’的禁猎季节了。” 接着汉弗莱爵士在我耳边低声咕哝，说出了我害怕的事，“您是否要考虑起草一封辞呈？当然，这仅是以备万一。” 我知道汉弗莱只是想助我一臂之力，不过他在危难中没有真正提供多少精神援助。 我看出剩下的只有一个办法。“能不能不声张此事？”我突然说。 汉弗莱真值得赞扬，他被这个提议完全难住了。他甚至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些文官其实相当天真。 “不声张吗？”他问道。 “是的，”我说，“不声张此事。” “您的意思是，”汉弗莱显然终于听懂了，“要去把它压下来？”我并不真正喜欢“压下来”这字眼，但我不得不表示同意，说那正是我的意思。 汉弗莱便说出大意如下的话：“我明白了，您的提议是：我们在您已经制定的‘开放性政治’指导原则的框架内，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度。”文官极善于把简单易解的概念遮蔽起来，使它听起来似乎十分复杂。 回头再想一下，我感到这是我该去培养的一种真正才能。他的措词能使我显得自己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姿。 不过我们随着美国骑兵驰过地平线——其实是随着他们的化身伯纳德奔进候见室——而幸免于祸。 “是关于新闻稿的事，”他气喘吁吁地说；“看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它可能促使人们重新估计我们的情况。” 我起先不大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接着说部里未能撤部际批准程序，这便是说补充的制止命令已经生效。这也就是说万事大吉！ 换一句话说，我的演讲稿终并没有发给新闻界。真是吉星高照，它仅仅被送往首相私人办公室。在得到首相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许可之前，行政事务部的值勤办公室没有收到过把演说稿发出的指令。这是因为稿中涉及美国。 这一奇妙而幸运的疏忽似乎挽救了我，我当然不让汉弗莱看到我感到大大宽慰的样子。事实上，他向我道了歉。 “这错误完全是我造成的，大臣，”他说，“限制新闻稿程序早在 ‘开放性政治’时代之前已实行了。我不知为什么会忘了去撤它。我十分希望您会原谅这个过失。” 在这情况下，我感到话说得越少就越好。我决定对他宽宏大量，“不要紧，汉弗莱，”我说，“毕竟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的。” “是，大臣。”汉弗莱爵士说。 * * * [1]斯波蒂斯伍德是哈克自己选区的党主席。 [2]吉姆·哈克是詹姆斯·哈克的爱称——译者。 [3]梅杰少校的英文原文为Major Major，军衔与姓氏的拼法和读音都一致。与“大臣，大臣”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者。 [4]鼬鼠：指弗兰克·韦塞尔。 [5]对外也称常务次官——译者。 [6]盖伊·福克斯，1605年11月5日在阴谋直通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埋下炸药以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关键人物。后事泄被捕处死，此后每年11月5日人们都要焚烧其模拟像以示庆祝——译者。 2．正式访问 11月10日 我渐渐发现工作根本做不完，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得不断写发言稿，做报告。每晚都得详细审阅装满一只又一只红盒子的文件、文献、备忘录、摘录、呈文和信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我在这里试图起一个类似一家规模极大而且重要的企业总经理的作用，而先前对部里工作或者（实际上）对任何管理工作都毫无经验。政治经历并不能为政府工作做准备。 更甚者，好像把自己变成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还不够似的，我还试图把它当作兼职工作呢。我得经常离开行政事务部去参加下院辩论、投票，参加内阁和内阁委员会以及党的行政会议。我现在明白，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妥善或者甚至仅仅过得去也是不可能的。我感到抑郁。 能够认真地想象有哪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不论是什么时候——在下午或者晚上的任何时刻，都像一个伊斯兰教苦修教徒似的，铃声一响就一跃而起，离开正在自己办公室进行的会议，像史蒂夫·奥维特那样奔跑八分钟，前往马路那一头的一座房子，穿过一处门厅，然后再奔回办公室去继续进行会议。这便是每次分组表决铃一响我得去做的事。有时一个晚上就有六七次。我究竟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投票？当然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今天一到办公室就因见到满满的收文篮立刻感到沮丧，满得要溢出来了。而发文篮却空空如也。 伯纳德正在耐心地等我去看他找出的一篇费解的文章。这是他对我昨天所提问题的解答——在诸如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这些联合王国的边远地区我有什么实际权限？ 他骄傲地向我提供了一份文件，其内容如下：“尽管有了《1978年（苏格兰）行政程序条例》第二百十四条 A款第三分款的规定，兹已商定：就法律规定的执行而言，处理负责部门之间非正常的和不确定的情况属于行政事务大臣权限之内。” 我茫然盯着这文件看了不知多久，如坠五里雾中，就像过去在学校中面对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微积分那样，我很想睡觉。而此时不过是早上9时15分。我问伯纳德，条文的内容是什么意思。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困惑。他对自己提供的那份文件复本望了一眼。 “唔，大臣，”他开始说了，“它的含义是：尽管有了《1978年（苏格兰）行政程序条例》第二百十四条A款第三分款的规定……”我打断了他。“别念了，”我说，“我方才已听你念过了。它是什么意思呢？” 伯纳德对我茫然凝视着，“就是它所说的那些，大臣。” 他并不是不想帮助我。我明白，虽然说普通英语的人完全不能理解白厅文件，但这些文件却是用白厅工作人员的日常用语写的。 伯纳德奔到私人办公室为我取来工作日程登记簿。 〔私人办公室连接大臣办公室。在这里放着私人秘书和三四名助理私人秘书的办公桌，他们之中有工作日程秘书——这是一个全日工作的职位。连接私人办公室里间的是私人办公室外间，其中约有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干秘书和文书工作的人员，处理诸如答复议会质询和信件等事务。要走进大臣办公室得穿过私人办公室，一天到晚，不断有人——不论是外人或是本部工作人员——来来往往通过私人办公室。从而，私人办公室却显得有点公开了——编者。〕“大臣，允许我提醒您，您要在15分钟内会见工会大会派来的代表团，再过半小时接见英国工业联合会代表团，并在中午12时会见国家企业局代表团。” 我更加感到绝望了。“他们都要干什么——简单说一下好吗？”我问道。 “他们都对通货膨胀、紧缩和再膨胀的机器放不下心。”伯纳德告诉我说。他们当我是什么人？一位王国大臣，还是一只自行车打气筒？ 我指着收文篮厌倦地问伯纳德说：“要我什么时候处理完所有这些信件？”伯纳德说：“大臣，您不是明白您其实用不着这么干吗？”我根本不了解这情况。这话听上去不错。 伯纳德接着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起草一份正式复信去回答任何来信。” “正式复信是什么内容？”我很想了解一下。 伯纳德解释说，“它仅仅说，大臣要我对您的来信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作内容大体如下的答复：‘此事还在考虑之中。’如果我们高兴的话，我们或者甚至说‘此事正在积极考虑之中！’” “‘在考虑之中’和‘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有什么区别？”我问道。 “‘在考虑之中’是说我们已把档案丢失了。‘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是说我们正在设法寻找它！”我想这可能是伯纳德开的小小玩笑之一，不过我并不绝对有把握。 伯纳德很想告诉我该怎么办以便减轻我处理信件的负担。“您只要把所有的信件从收文篮搬到发文篮里去就行了。如果您要看复信，只要在页边空白处简单批注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您不要看复信，您再也不必看到或者听到人家提及这封信。” 我大吃一惊，我的秘书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把一大堆未经答复的来信从办公桌的一边搬到另一边便是我得做的一切。〔克罗斯曼在他上任的头几周里提出一个类似的建议——编者。〕于是，我问伯纳德，“那么大臣干什么呢？” “作出决策，”他对答如流，“您决定了政策，我们就能遵照执行。” 我感到，如果我不看信件就会消息不灵，从而所谓的决策数量就会少得无以复加。 更糟糕的是：我对于自己有必要作出哪些决策将一无所知。我得依靠下属官员提供信息。我担心剩下来的就没有多少决策要进行了。 于是我问伯纳德：“要多长时间才需要进行决策？”伯纳德犹豫了一下，“嗯……不时进行，大臣。”他和蔼地回答。 应该尽早坚强起来。我决心要在部里开始用我的意图干下去。“伯纳德，”我以坚定的口吻说，“本政府要治理国家。它不只是像我们的前任那样当头头而已。当国运衰落时，得有人坐在驾驶台上，把脚放在加速器上。” “我想您是指刹车吧，大臣。”伯纳德说。 我简直不知道这个热心的青年是要显得有助于我呢？还是要奚落我？ 11月11日 今天又见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已经有二三天没有见到他了。 在我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有关布兰达总统正式访问联合王国的会议。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布兰达这个国家。 昨晚伯纳德向我提供了一份概要。我是在第三只红盒子里找到它的。可是我没有什么时间去研究它。我叫汉弗莱告诉我关于布兰达的情况——诸如，它在哪儿？ “大臣，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过去它被称为英属赤道非洲。它就是处于地中海下边的那一小片红颜色的地区，离开地中海只有几英寸。” 我看不出布兰达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肯定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管的事。但我被告知，这里存在一个行政上的问题。因为女王陛下预定于总统到达时，从巴尔莫拉前来这里。所以她还得到伦敦来。 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原来总是认为国事访问是在多年前就安排好的。我也这样说了。 “这不是国事访问，”汉弗莱爵士说，“这是政府首脑访问。”我就问他难道布兰达总统不是国家元首吗？汉弗莱爵士说他的确是元首，但也是政府首脑。 我说如果他仅仅作为政府首脑前来，我不明白女王为什么得去迎接他。汉弗莱说这是因为她是国家元首。我不懂这个逻辑。汉弗莱说国家元首必须去迎接国家元首，即使这个国家元首不是作为国家元首，而仅是作为政府首脑来访。 于是伯纳德决定对此进行解释。“这只不过是帽子的问题。”他说。 “帽子？”我变得更加糊涂了。“是呀，”伯纳德说，“他戴着政府首脑的帽子来到这儿。他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但由于他不戴国家元首的帽子。所以这次就不是国事访问。可是外交礼仪却要求：即使他戴着政府首脑帽子也必须受到……”我看得出他拼命要做到既不使暗喻混淆起来，又不至于放弃自己精心构成的明喻。他想出后一顶帽子后，便得意地以“……受到皇冠的迎接”来结束他的话。[1] 我说总而言之我可没有听说过布兰达这个国家，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为来自这个非洲弹丸小国的正式访问而费神，汉弗莱 ·阿普尔比爵士和伯纳德·伍利显然大惊失色，我望着他们吓呆的脸。 “大臣，”汉弗莱说，“我恳求您别把它叫作非洲弹丸小国。它是一个LDC。” LDC对我说来是陌生的词。布兰达在过去似乎是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不过这个称法显然变得令人厌恶了，因此它们便被叫做发展中国家。这叫法又显得神气十足。于是它们便变成欠发达国家——或者简称LDC[2]。 汉弗莱爵士认为我必须对有关非洲的术语十分清楚，否则我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简单地说，“欠发达国家”这个称法似乎还不曾使任何人产生反感。一旦引起反感，我们就立即用HRRC[3]来代替LDC。这是“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简称。换句话说，它们是人口严重过剩，讨钱过日子的国家。不过布兰达却不是一个HRRC。它也不是”富有”或者“贫穷”国家之一——我们显然也已经不再使用这两个称呼了。作为替代，我们大谈“南北”对话。实际上布兰达似乎是一个“未来富有”国家，假定有这么一个叫法，而且假定它不至引起我们的“亚非”或者“第三世界”或者“不结盟国家”兄弟们的反感的话。 “布兰达将在二三年内拥有巨大数量的石油。”汉弗莱爵士对我吐露了一个秘密。 “噢，我明白了，”我说，“这样说它根本不是一个TPLAC[4]了。” 汉弗莱爵士给搞糊涂了。这次破例地难住他使我感到高兴。 “TPLAC？”他小心地问我。 “是‘非洲弹丸小国’。”我解释道。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都吓了一跳，他们显得十分震惊。他们紧张地四处张望，检查一下我的话有没有被人家听到。他们无疑没有被逗乐。多无聊，都认为我的办公室遭到窃听了。〔也许是被窃听了。——编者。〕11月12日 今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启发。 昨天同汉弗莱开会时已经交待他去安排把女王从巴尔莫拉接来同布兰达总统会面。但今天早晨我记起我们就要在三个苏格兰边缘选区举行补缺选举。一个补缺选举是由于一位议员的去世引起的。尽管他腐化、不诚实，却仍然被重新选上，因而大吃一惊，以致心力衰竭而死亡。另外两个补缺选举则由于新政府成立后，有两名议员被提升为上院议员而引起的。〔贵族爵位和（或）心力衰竭自然是对腐化和不诚实经历的两种最常见的奖赏啰——编者。〕我把汉弗莱叫到办公室来，我宣布，“女王根本不用从巴尔莫拉来到这儿。” 一时没有人说话。 “您是否建议，”汉弗莱爵士显出痛苦的样子说，“让女王陛下和总统通过电话互致正式的问候？” “不是的。” “那么，”汉弗莱爵士显得更加痛苦地说，“您也许只是要他们大声叫喊了。” “也不是，”我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将在苏格兰举行正式访问仪式。就在霍利鲁得宫。” 汉弗莱爵士立即回答说：“完全不可能。” “汉弗莱，”我说，“你确信自己已经对这个主意进行过充分考虑了吗？” “这不是我们作得了主的。”他回答，“这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管的事。” 我对此已有准备。昨晚我花了一个晚上去研究那份昨天使我大伤脑筋的讨厌文件。“我不这么认为，”我说着，拿出那份档案炫耀地一晃。“尽管有了等等……行政程序等等……第三分款的规定等等……属于行政事务大臣权限之内。”我靠在椅背上瞧着。 汉弗莱爵士被难住了。“是的，不过……您为什么要这样办呢？”他问道。 “这可以使女王陛下免得去作无谓的旅行。我们还有三个苏格兰边缘选区要进行补缺选举。一当访问结束就举行。” 他突然变得冷若冰霜。“大臣，我只为国家而不为党派政治理由去举行政府首脑访问接待会。” 他说得有道理，我的话有纰漏，但是我极力辩解，说这没有错。 “不过我的计划的的确确显示苏格兰是联合王国中的地位平等的伙伴。她也是苏格兰女王呀。而且在苏格兰有许多边缘……”我想我总算及时制止了自己，“……有许多经济萧条区。” 但是汉弗莱爵士对这绝妙的想法显然持完全反对的度。“我不认为，大臣，”他揶揄地说，同时神气活现地摆出那种贵族目中无人的样子瞧着我，“我不认为让我们的君王卷入那肮脏的争取选票活动——恕我使用这字眼——就能利用上她。” 我不认为争取选票有什么肮脏的地方，我是一个民主派并且引以为骄傲，而这正是民主所要做的事呀！但是我明白自己得想出一个（至少让文官听得进的）更好的理由，否则这一美妙的计划就会搁浅。于是我问汉弗莱为什么布兰达总统要来英国。 “要就共同感兴趣的事交换意见。”他回答道。为什么这家伙老是用官方公报的用语来说话呢？他是否可以不这样讲话呢？ “现在告诉我他为什么来。”我装得极度耐心地问他。我打算一直问到自己听到真正的回答为止。 “他到这里来是向英国政府定购大批近海石油钻井设备的。”好极了！我准备一下子使他哑口无言。“他又能在哪儿看到我们所有的近海钻井设备呢？还不是阿伯丁、克莱德赛德等地。”汉弗莱试图同我争论，“是呀，不过……” “你们在哈斯利米尔有多少钻塔，汉弗莱？”他不喜欢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行政上的问题……”他开始说道。 我骄傲地打断他的话：“建立这个部正是要解决行政问题。我确信你能办妥此事，汉弗莱。” “可是苏格兰太远了。”他此刻是在哀诉，是在小声抱怨呢。我知道我已使他溃败。“并不是那么远吧，”我一面说，一面指着墙上挂的联合王国地图，“就是那一小块淡红色的地方，它处于波特沙洲以北约两英尺。”汉弗莱并没有被逗乐——“很有趣，大臣。”他说。但即使这样也没能使我软下来。 “一定要在苏格兰！”我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的决策。这便是我在这儿的任务。伯纳德，你说是不是？” 伯纳德不愿支持任何一方来反对汉弗莱或者反对我。他被难住了。“嗯……”他说。 我打发走汉弗莱，告诉他要继续进行安排。他大步走出我的办公室。伯纳德的目光仍然盯着地板。 伯纳德是我的私人秘书，就以这种身份来说，他显然理应站在我这一边。而在另一方面，他的前途有赖于本部门，这便是说，他得站在汉弗莱那一边。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脚踏两只船的可能。可是很显然，只有他成功地完成这任务——这个从本身定义看来无法完成的任务——他才会继续被迅速提升到高职位。这一切使人十分费解，我必须试探一下是否可以信赖他。 11月13日 我在加的夫对城市司库和总行政官大会致辞。在回来的路上同伯纳德稍微闲聊几句。 伯纳德警告我说，汉弗莱在苏格兰这桩事情中所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将是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来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 我把部际委员会看作一个走投无路的官僚的后庇护所。当你找不出理由来反对你所不愿做的事，你就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去扼杀它，慢慢地扼杀。我就这样对伯纳德说了，他同意我的观点。 “政治家就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而设立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伯纳德说。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他不是等闲之辈。 我决心问伯纳德，汉弗莱反对这想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问题在于，”伯纳德解释道，“一旦他们都在苏格兰，整个访问的事宜就属于苏格兰国务大臣权限之内。”我说汉弗莱该为此高兴，因为他可以清闲点。 伯纳德立即指正我的错误，显然问题在于汉弗莱爵士喜欢带着白领结，身穿燕尾服，胸别勋章，打扮得整整齐齐到皇宫去。而在苏格兰，整个场面就小得多了。没有那么多招待会和宴会。汉弗莱能参加的场面不多，而只有苏格兰事务部的常任秘书才有份。汉弗莱爵士甚至可能不被邀请参加答谢宴会，因为驻爱丁堡的布兰达领事馆大概小得可怜。 我根本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礼仪方面的事。不过据伯纳德说，所有出风头的事对于常任秘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就问伯纳德，汉弗莱是否有许多勋章可以佩带。 “不少呢，”伯纳德告诉我说，“他早已获得K头衔，他现在是KCB。不过现在又在谣传他还可能在下次授勋名单里获得G。”[5] “你怎么听到的？”我问道。我想授勋的事一直是严格保密的。 “我是从小道听到的。”伯纳德说。 我想假如汉弗莱得不到G，我们总会从酸溜溜的小道上听到消息。 〔这次谈话后不久，汉弗莱爵士给伯纳德·伍利送来一张便条。汉弗莱爵士照常把字写在页边上。——编者。〕行政事务部 伯纳德： 布兰达总统访问日程 已同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谈及对苏格兰的正式访问。不巧我部大臣已同外交大臣过了。我想他们是好朋友。 （初稿） 看来内阁对此事完全一致。他们公然颁布了于访问日举行三个补缺选举的文件。 14：00 总统下飞机并受到女王陛下迎接。 布兰达领事馆似乎小得可怜。答谢宴会席位不多，我不打算去了。真的颇感到宽慰。 14：07 奏国歌：不过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暗示内地不太平。我国驻芒戈维尔的人预料会出事。可能是政变。 《上帝保佑女王》——约45秒钟。 同英联邦保持关系的友好非洲国家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和古巴搭上关系的敌对的LDC。在这情况下一切都会很好。 《布兰卡赞歌》——约3分又25秒钟。 14：11 女王陛下和总统检阅仪仗队。 14：15 女王致欢迎辞。 14：18 总统简短答辞。 14：30 上车，前往霍利鲁得宫。 15：00 到达霍利鲁得宫。 H·A· 〔汉弗莱爵士说的“一切都会很好”大概是取消正式访问，而不是指又一个中非国家倒向共产党——编者。〕11月18日 好久不记日记了。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周末被令人厌烦的选区事务所占用。另一部分由于工作忙碌——令人厌烦的大臣工作。 我感到人家正使我不接触工作。并不是工作少。我的盒子里装满无关的以及无足轻重的“垃圾”。 昨天下午根本无事可干。没有任何约见。伯纳德不得不劝我到下院去听听在那里进行的辩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可笑的建议。下午晚些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审阅接待布兰达总统来访的计划，并且打开电视机收听新闻。据报道，布兰达发生了政变，这使我大吃一惊。据信，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还报道，由于布兰达的丰富的石油储藏量，此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兴趣和关注。武装部队总司令、那享有有趣名字的萨利姆·穆罕默德上校似乎已经被宣布为总统，或者更可能是自己宣布为总统。没有人知道原来的总统情况如何。 我十分震惊，伯纳德正在我的身边，我叫他立即为我拨通外交大臣的电话。 “我们是否要赶紧抢先一步？”伯纳德问道。 “到哪里去？”我说。接着因为明白了他的用意，又觉得自己在犯傻。我知道这是伯纳德的又一个愚蠢的建议：赶紧抢先就电视新闻刚报道过的某条消息进行一次电话交谈有什么意思呢？我打通马丁在外交部的电话。 他对于布兰达政变的竟毫不知情，真难以置信。 “你怎么知道的？”我把消息告诉他时他问道。 “是由电视台播出的。你竟然不知道吗？你可是外交大臣呀，老天！” “是呀，”马丁说，“不过我的电视机坏了。”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的电视机？你是否经常接到外交部电文？” 马丁说：“是的，不过要很久以后才来。可能要三两天后。我总是从电视听到国际新闻的。” 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但看来他并没有在打趣。我说我们必须设计确保那正式访问在任何情况下都照常进行。因为有三个补缺选举都有赖于此。他表示同意这一观点。 我挂断电话，不过是在我要马丁告知我有没有听到进一步详情以后才挂断的。 “没有，是你告知我的。”马丁说，“你是唯一拥有电视机的人。” 11月20日 今晨第一件事便是同汉弗莱爵士会面，他样子十分愉快，几乎是春风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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