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南明三朝，在南京的弘光政权和在福州的隆武政权，是前后脚跟着建立的短命王朝，维持都不足两年，就相继覆灭了。之后的1646年12月，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拥立为帝，建立了永历政权，前后维持了16年，算是长的了。就在他于广东肇庆称帝的同时，隆武帝的弟弟朱聿粤也在广州称帝，建元绍武。永历和绍武两个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权不知危殆，为争所谓的正统地位而大动干戈，互相攻伐，内讧不已，置大敌当前于不顾。趁此机会，明朝降将佟养甲、李成栋率清军突袭广州，一举端了绍武政权的老窝，绍武帝和聚集在广州的所有皇族尽被屠戮。绍武政权仅存在了40天，因此，史家只把它列入隆武余绪，并不另计为一朝。永历帝闻讯大惊，1647年1月下旬，永历帝先抵梧州，又逃桂林……永历政权基本上是一个流浪性质的政权，它的历史就是不断逃跑的历史。从建元之初，就不停的逃跑，一直到王朝寿终正寝，从未间断过颠沛流离。受尽风寒，历尽磨难，处境极为险恶。没有稳固的辖区不说，文臣用奸，武臣以力，党同伐异。名义上所拥有的军队也是来源不齐，鱼龙混杂，心怀异志。更多的是借用其名号而已。它一开始就呈现出严重的贫血状态，但相比而言，南明三朝中，永历朝还算是较有格致的，朱由榔本人较有道德形象，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他所册封的王皇后，在历史上也有令名。如果不生逢乱世，也是一对模范夫妻。在朝廷存亡的关键时刻，显得很有主见。可惜她生不逢时，南明政权始终在动荡不安中苟延残喘。她也因此终生流亡，备尝艰辛。死后既没有谥号，也没有隆重的葬礼，甚至没有墓穴，连一个平民死时应得的荣耀都不具备。悲夫！末世皇后 永历帝朱由榔皇后王氏（？～1662），浙江人。父王略，官粤量郡守，封长洲伯。王氏作为，命运自然是很悲惨的。她比较有德容，又出身大家，受到了很好的儒学传统教育，平素沉静文雅，待人谦逊。她总持内政，处事得当，滴水不漏，朱由榔的大小事悉听她决断。朱由榔（公元1623～1662年）是桂王朱常瀛子，明神宗朱翊钧孙。袭封桂王，崇祯年间受封永明王，王氏随之被封为王妃。清兵入关后，她随朱由榔流徙广西，居于梧州。隆武二年（1646）九月，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来，两广总督丁魁楚、巡抚瞿式耜和吕大器、陈子壮等人商议，认为桂王朱由榔血缘最近，应该继承帝位，遂拥立桂王监国。 但朱由榔的嫡母马太妃却不同意，认为朱由榔无治国之才，希望大臣们另选贤能。群臣们说：国家存亡在即，太妃应以社稷为重，不应过多考虑个人得失。况且永明王妃令名在外，妻贤夫少差错。外有效命的将士，内有贤内助，何愁祖宗大业不兴？说得马太妃不知如何对答。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隆武二年冬十一月，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即位，改元永历；尊母亲为皇太后，册封王氏为皇后。这样，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建立了，这也是南明几个小朝廷中坚持最久的一个，前后达16年之久。 乱世中建立的小朝廷自然是风雨多艰。 永历元年（1647）春，孔有德、耿仲明率领清军向湖南进攻。何腾蛟的部将刘承胤却放弃湖南，率部进入桂林，名义上是要拱卫皇室，实际上是想挟天子以自重。他们把永历帝等皇族胁迫到了湘西山区的武冈，改武冈为奉天府，作为当时南明的首都。刘承胤独揽了朝中的大权，号令天下。末世帝王的悲哀，就是命运不能由自己支配，它掌握在权臣之手，只能听其摆布。其凄凉的意绪，胜过普通人何止千倍。永历帝也曾与王皇后商议，联络义军勤王，但终无可信任之人而作罢。同年七月，清兵连破常德、宝庆，直犯奉天府。刘承胤挡不住清军的猛烈攻势，感到大势已去，永历帝已毫无利用的价值了。于是就想着把永历帝作为效忠清廷的一份厚礼，暗中派人与孔有德联络。双方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刘承胤想要利益的最大化，而孔有德要挟胜利之威，建全胜的武功，以期拖延时间彻底消灭义军。双方各怀鬼胎，一时没有谈拢。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皇后贤淑的好名声起了作用。刘承胤军营中有一位小校，曾得到王皇后的帮助，就设法把这消息透露给王皇后身边的一个太监。王皇后急忙与永历帝一起，率领宫中护卫加强防御，一边寻找机会仓皇出逃。路上又遇暴雨，风狂雨骤，一行人像落汤鸡一样，狼狈不堪，叫苦不迭。对前途的灰心和失望，笼罩着这只逃难的队伍。王皇后虽在高烧中，但神色自若，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不断的鼓励大家，把茫然无措的队伍安排得井然有序。她一面派人四处找寻食物，一面联络勤王的武装。在湘桂边界碰上了前来迎驾的明总兵商丘伯侯性，帝、后一行人如在幽暗的岩洞见到光亮，陡然长了精神。侯性先把他们接到苗区，后奔往柳州。那时，瞿式耜一直在广西作战，成为抗清的一支劲旅，使桂林这一大本营得以保全，桂林未失，广西的大部地区也免于陷落。瞿式耜得知永历帝南来，就派兵把皇室宫眷迎回了桂林。一时之间，桂林成了稳定永历政权的基础。 在逃难前后，王皇后的镇定自若，有胆有识，处惊不乱的风范，给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人们也从心里佩服王皇后谋略过人，也极大的坚定了人们对永历政权的信心。动荡的生活中也有爱情，永历二年（1648）三月，王皇后生下了儿子慈恒，永历帝宣布大赦天下，以为小皇子贺。 南明政权移至桂林后，清廷加紧了穷追猛打的攻势。王皇后为激励士气，亲自来到前线，带头把后宫积存的粮食、银两、衣物等悉数送给守城的将士，东西不够送，她就把头上的簪子、耳环等饰物当场取下，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部捐献了出去。瞿式耜的妻子邵氏以及其他将帅之妻，也在王皇后的大义感召之下，拿出全部的金银珠宝捐献了出来。前方将士深受鼓舞，感动得热泪盈眶，士气陡然大振，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清军，取得了桂林保卫战的胜利。 王皇后的贤德之声，一时成为朝野赞颂的话题，好名声就像高天的流云，被风吹得很远。分散在各地的义军，也纷纷发表接受南明朝廷节制的声明。风雨王朝 面对如此的大好形势，王皇后劝永历帝要捐弃前嫌，以组成基础更广泛的抗清统一战线。那么首先就要与先前的敌人，推翻明王朝的农民军结盟，协同抗清。朱由榔深以为是，于是朝廷就派人到各地联络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自从李自成死后，其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在湖南、湖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等联合抗清。1648年，郝摇旗部就参加了桂林保卫战。年底，又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在湖南，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连克连捷，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度兴起，在江西的降清将领金声桓和在广州的降清将领李成栋先后反正，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趁势发动了广泛的攻势。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等七省。一时声威大震，出现了南明时期抗清斗争少有的高潮。 但永历政权是各种势力的联合体，内部矛盾重重。文官与武将间互相轻视、互相争夺权利。而且文官间有“阉党”与“清流”之分、武将中有“吴党”与“楚党”之争以及义军与正规军之别。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明朝将领要利用义军打击敌人，只要形势稍有好转，人人就打自己的小九九，义军更是各方面排挤打击的对象，如此乱象，如何团结御辱？这就给了清军以可乘之机。1649-1650年，农民军将领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它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失了。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伤心之余，同其他农民军将领一起，率部脱离南明政权，独立抗清。 好形势一旦失去，将永不再来。朱由榔病急乱投医，永历六年（1652）冬十月，他无奈地接受了名声不好的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是心存侥幸之举。朱由榔率全体皇室成员来到在贵州安隆所（今贵州安龙）孙可望的大本营。说好听一点是孙可望要尊他这个皇帝，说不好听一点，是他走投无路时的投靠或是自投樊笼。孙可望遂改安隆所为安隆府，作为皇帝的行宫。实际上，孙可望只是想借用一下他的招牌，哪里把永历帝放在眼里？遑论听其指挥了。他每年送给皇室银8000两、面30000斤、米600石，作为永历帝及朝臣的口粮，俸薪当然没有了。在孙可望的意识里，他从来没把庞大的朝廷当作一回事的，他发文书给从官，也只写道：“皇帝一名，皇后一名及从官数名”而已。当时，孙可望、李定国尚据有云南全境，还是具有一定的势力，对清朝形成威胁。只要戮力抗清，形势还不至于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很悲哀啊，在此生死攸关之际，孙可望、李定国之间却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形势急转直下，优势顿失。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势大，阴谋置李定国于死地。不甘受辱的李定国只得率领8万将士出走，东出广西，一路攻下桂林，使驻守桂林的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随后又攻入湖南，在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接着又避走广东，希望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但战斗失利，实力大损。 这时候只有孙可望深具实力了。永历朝部分权臣见风使舵，纷纷投靠孙可望。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抗清军队，也表示接受永历封号。南明朝廷大臣马吉翔和太监宠天寿利令智昏，甚至怂恿孙可望“受禅”篡夺帝位。因为形势对孙可望有利，永历帝在傲慢无礼的孙可望面前，是大气也不敢出，窝囊得像个小媳妇似的。但是，权臣们的厚颜无耻和孙可望的狼子野心，激起了朝中大臣吴贞毓、张福禄、全为国等18人的极大愤慨，他们便暗中联络正在广东出征的李定国，请他回师护銮，迎接永历帝。谁知谋事不秘，走漏了消息。永历八年（1654）三月，孙可望大兴“密诏之狱”，到处捕人杀人，一时之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南明朝廷。张福禄、全为国急急忙忙向坤宁宫逃去，请求王皇后救命，想着或许只有王皇后的道德力量才能拯救他们。哪知庞天寿等人一直尾追其后，不顾君臣之礼，硬闯宫门，在王皇后面前把张福禄、全为国抓获。王皇后力阻未果，反而受到庞天寿的肆意辱骂。王皇后哪受过这等小人之气，哽咽得话都说不出来。结果，希望扭转乾坤的这18人全部被杀害。 马吉翔、庞天寿是小人，攀附权贵，见皇室势孤，就向孙可望献媚，他们对孙可望说，实际上他的最大敌人，不是被杀掉的那18人，他们只是小喽罗，而头目是王皇后，她在坤宁宫救人，就是杀掉她的最好的理由。于是他们指使同党，上疏永历帝，历数王皇后干预朝政，破坏祖宗规矩的莫须有之罪，主张立即废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孙可望登上帝位作铺垫。 王皇后得知详情，思绪万千。她含着眼泪对永历帝哭诉道：“这真是末世之悲，缺少忠义之士，西汉末期王莽篡汉的悲剧，就要重演了，大明何辜负于他们，竟要断送大明江山。”说完泣不成声，永历帝也陪着垂泪，彼此唏嘘无语，又无可奈何。只是形势的发展，使孙可望不得不权衡利弊，未敢下手。王皇后这才保住了性命，也使得永历帝能够继续苟延残喘八九年之久。 1656年，李定国回师云南，孙可望率军迎战李定国。孙可望兵力虽众，但民望尽失，又骄横妒功，军心不附。不少将士在阵前纷纷倒戈，李定国一路凯歌，并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公元1658年，孙可望在绝望之余，率部降清，而贵州、广西等地均为清军进占，朱由榔赖以立身的地盘已所剩无几。朱由榔无奈，只好暂避走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了武装，安置于草房之中。咒水之祸 永历十三年（1659）正月，清兵三路追逼，永历帝逃到了缅甸，住在几间竹编的房子里，暂时避开了清军的兵锋，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与当地人贸易，生活极其艰苦。王皇后由于长期奔波劳累，心境越来越坏，染上了疾病。李定国曾连连交涉，欲迎回云南，均为缅甸国王拒绝。 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随行人员在顺治十六年闰正月二十六日进入缅甸以后，二十九日到蛮莫，当地缅甸土官思线前来迎接，永历帝赐给了金牌、缎帛厚礼。当时，黔国公沐天波、华亭侯王惟华、东宫典玺太监李崇实三人，头脑还比较清醒，他们认为把朝廷命运完全置于缅甸保护之下，万一缅甸当局态度发生变化，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经过商议后共同提出建议：“此地属缅边，尚未深入。我等若将文武将士一半随大驾（指朱由榔）入缅，以一半导太子入茶山调度各营，即上在缅地亦有外援可恃。不然，深入夷穴，音耗内外不通，终于生困。”永历帝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可以考虑；可是，中宫王氏却舍不得爱子远离身边，坚持不肯。 果然，永历十五年（1661）缅甸发生了政变，金楼白象王被他的弟弟锰白杀害，自立为王。公元1662年，吴三桂进兵缅甸，向缅甸国王锰白索取朱由榔，锰白由于刚弑兄自立，内部不稳，惧怕吴三桂，只得答应吴三桂的要求。锰白假称要与朱由榔盟誓，要他的随从过江议事、饮咒水。由于双方关系紧张，文武官员心怀疑惧，害怕凶多吉少，谁也不敢前往。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缅方的坚持要求下，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太监李国泰等提出，要由黔国公沐天波一同前往，方能放心。马吉翔等深知沐天波为明、清及西南边境各邦国、土司重视的人物，认为只有沐天波在场，才有起码的安全保障，不致变生意外。 沐天波见危授命，同意伴行。次日黎明，马吉翔等召集大小官员42人过江盟誓，同饮咒水，仅留内官13人和跛足总兵邓凯看守“行宫”。文武官员到达塔下，即被缅兵3000人团团围定。缅方指挥官员命人将沐天波拖出包围圈，有意放其生路。沐天波知道变生肘腋，鼓足余勇奋力夺取卫士的大刀反抗，砍杀缅兵九人；总兵魏豹、王升、王启隆也抓起木棍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力尽全部遇难，史称“咒水之祸”。 缅军随即蜂拥突入永历君臣“行宫”，搜掠财物女子。朱由榔惊慌失措，仓促中决定同中宫王皇后自缢。侍卫总兵邓凯规劝道：“太后年老，飘落异域。皇上失社稷已不忠，今弃太后，难道能是孝吗？高皇帝于地下，岂其见谅？”永历帝这才放弃了自尽的打算。缅兵把永历帝、太后、皇后、太子等至亲皇族25人集中在一所小屋内，对其余人员及扈从官员家属滥加侮辱。当缅兵搜刮已尽时，缅甸大臣才姗姗来到，假惺惺的喝令缅兵住手。 这次事件之后，宫中的贵人、宫女以及大臣的妻女都预感到末日不远了，悲哀就像夜幕一样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永历帝的刘、杨二贵人、吉王与妃妾等100多人，大都纷纷悬树自尽。每当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王皇后就哭着对下人说：“我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但我不能像她们那样去死。因为马太后（永历帝生母）还在，皇帝还在，他们需要我呀！我死倒干净，但马太后还能活吗？皇上不就更凄惨了吗？所以我不能死在他们之前！”于是，王皇后就拖着重病之躯，出面维持着永历朝的残局。 朱由榔自知难以脱身，哭着写信给吴三桂，先是斥责了吴三桂叛明助清、忘恩负义的不臣之举，后又出之于哀矜之言：我如今兵衰力弱，命运悬在你的手中，倘若能留我一条活命，我愿舍弃一切。甘愿民间为农，自食其力。吴三桂既叛故主，又怎能背弃新主？自当更加卖命了，因此不允其请，并加紧向缅甸国王催索朱由榔。 永历十六年（1662）二月，缅王见永历帝左右已基本被铲除殆尽，就索性将永历帝朱由榔连人带座地抬到吴三桂军营，献给了清军将领吴三桂。眷属25人哭着相随，哭声灌满山谷。可怜的永历帝和他的母亲、妻子就这样被押送到了昆明。边地鬼魂 吴三桂还不算绝情，他在政治上对永历帝朱由榔冷血，严密拘禁，在生活上却给予了他们良好的待遇。永乐帝依然是以前的皇家装束，头戴“马鬃瓦棱帽”，身穿“纯绢大袖袍”，腰系“黄丝带”，“举止有度”，衣着讲究。加上永历帝身材魁伟，体态丰满，相貌堂堂，年方39岁，显出一副英武之气，仍不失皇帝风度。他被囚禁在室内，经常端坐不动，不管谁来送饭，或有人来观看，他都无动于衷，一语不发。有一名士兵看后，不禁赞叹：“这才是真皇帝呀！” 吴三桂也抽空见了他一面，但受到了永历帝朱由榔大义凛然的谴责，使英雄一世的吴三桂也不由得胆战心惊，再也不敢见了。永历帝的户部尚书龚彝置办了酒肴，准备进献给永历帝，守卫的士兵不许。龚彝厉声说：“我为臣子，面见我君。有何不可？况君臣大义，纵夷狄也不能忽略。我求见君面，何阻挠之甚？”守卫的士兵不敢自专，请示吴三桂，因为心中有愧，就准许进去探视。龚彝把酒宴摆好，请永历帝出来，向他行三跪九拜之礼后，恭恭敬敬地把酒端起奉上。永历帝本不善饮酒，此时此境，有风萧萧之意绪，大为伤怀，顿时痛哭不已。龚彝伏在地上也涕泗交流，劝之再三，永历帝勉强饮了三爵，龚彝再拜不止。突然一跃而起，用力以头触柱，脑浆迸裂而死。永历猝不及防，一下子惊呆了，待反应过来后，即扑到他的尸体上，悲痛欲绝，哭昏了过去…… 永历帝和他的母亲、妻子既已成了吴三桂的阶下囚，是生，是死，他们无法知道，他们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在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只有悲哀和眼泪伴随着他们。然而，最后的命运很快就降临到他们的面前！ 据与明史专家彭勇教授交谈得知，清军中有一甲喇章京军官，暗中联络一些满人，准备劫持永历帝，逃往陕西，奉为君主，“以成不世之功”。但由于处事不慎，走漏了消息。吴三桂非常恐慌，迅速逮捕了密谋起事的11名首犯，以最残酷的磔刑处死。为防止夜长梦多，再生变故，吴三桂加速了对永历的处置决定。 吴三桂上书清廷，直言如将永历帝押送北京，可能中途有被反清人士劫夺的危险。经清廷批准，就地正法。吴三桂遂于4月14日，将朱由榔及其眷属25人押到昆明篦子坡执行绞刑。王皇后就在被清军押解的途中，想着一代皇后，就这样屈辱而死，心实不甘，与其受辱而死，不如悲壮而死。于是她与马太后互相勉励，在槛车中自相扼喉而死。壮哉！烈女皇后。就在她们断气的那一刻，天降大雨，山川也为之同悲！ 其实，永历政权同弘光、隆武政权一样，腐败不堪，但永历帝个人的一些品行，颇为人所称道。他作风朴实，厌恶繁华，不饮酒，也无声色之好，喜闻和谈论忠义事，奉母至孝，待妻恩爱，他的这些美好的品质博得了人们的赞赏。又因为他和王皇后是一对贤伉俪，死得如此悲惨，颇能激起人们更多的同情，洒下更多哀伤的泪水。一些对新政权不满的人，也就从中寄托着怀念故国之情。引 言 众所周知，清王朝因辛亥革命而告覆灭，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清朝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时，年仅六岁，还是个小孩子，不到婚娶年龄。因此，末代皇后之位也虚。即使长大结婚，但逊位的皇帝，其身分也与一介平民无疑，何来皇后一说？然而，事实上溥仪后来确曾册立过皇后，且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民间的认同，她就是婉容。这并不是清王室有什么自恋情节，而是历史事实的因循。当初建立民国时，袁世凯曾代表民国政府宣布优待皇室条款六项，其中一条就规定溥仪在逊位后仍得居住于宫中，仍保持其皇帝尊号，但范围只限于紫禁城，这就成了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 1922年，溥仪大婚，17岁的婉容因其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而被采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但她不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后相比，因为她是给一个末代逊帝做皇后，她仅拥有皇后的名义，而无皇后之实。所以婉容的入宫正是她不幸命运的开始。 但与这种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宫廷生活相比，时代的风云激荡着旧时的社会秩序，她在心灵上始终获得不了自我解放，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套上精神束缚的枷锁，这就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内心漂泊的痛苦和人格的不自由，让她痛不欲生，她唯一的解脱就是自甘堕落，自我毁灭，直至离世。 所以今人对她有确切的感慨：如果婉容能丢掉皇后这个虚名，那么她在死的时候，至少也能像文绣那样，作为完完整整的自己，起码能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显赫家世 末代皇后婉容（1906～1946），全名郭布罗?婉容，宇慕鸿，号植莲。家世为达斡尔族，后编入满族正白旗。1906年11月13日（清光绪32年9月27日）出生，是内务府大臣荣源唯一的女儿。她的名字源自曹植《洛神赋》里的名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是她的祖父给起的。寄托了一种民间普遍存有的凡俗的愿望，即希望她出落得亭亭净植，出淤泥而不染，而又高蹈于流俗。果然她后来被选为皇后，那种凡俗的愿望就变得很有寓意了。 婉容的老家在东北嫩江边上的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祖上历代都是清朝的忠臣良将。 据《清史稿》记载，婉容的高祖父郭布罗?阿尔景，是咸丰年间的副都统，并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 曾祖父郭布罗?长顺为三朝重臣，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战功赫赫而青云直上，20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同治年间又擢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成为封疆大吏。光绪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将军，镇守东北边疆。在他主政吉林期间，吏治清明，百姓安乐。并且有感于“一百年来省志未立，无以恢宏神漠，润色鸿业”，主持编纂《吉林通志》，成为东北地区第一部官修的上乘全省志书，保存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攻陷了海城，逼近辽阳。朝廷命他率兵驰援，他毫不犹豫，带领军队攻进辽阳与日军浴血奋战，最终将其全部击溃。吉林百姓为感念他的恩德，修建祠堂，以示纪念。他于光绪三十年去世后，清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赠太子少保，恩赐他的后人可以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给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祖父郭布罗?锡林布，弃武从文，刀笔从容，平日只喜欢吟诗作赋，俨然一个文人。虽无疆场立功，但由于有祖辈的功绩，他世袭了一等轻车都尉的封号。并娶了皇家的格格为妻，从此，郭布罗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族就攀上了亲。到了婉容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他只在小朝廷里挂名内务府大臣，无实事可作，也没有朝廷的俸禄。但祖业丰厚，光东北老家就有几千垧土地，荣源又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经商，求取利润。婉容的母亲爱新觉罗氏，人称四格格，在婉容很小时便去世了。婉容的养母爱新觉罗?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二格格。她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宠爱备至，母女关系融洽。家中其他成员还有哥哥润良，弟弟润麒。 婉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头顶就笼罩着一大片祖宗洒下的荫凉，家人又经常在宫内行走，与皇家互为姻亲，是家族的传统，因此，通向幽深皇宫的路，对婉容来说，就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弄堂。 民国年间，社会风气大化，婉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虽是遗老，由于经常奔走南北，交游广泛，思想比较开放，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一样接受同样的教育。因此，婉容很小的时候，就与家里的兄弟一起读书习字、弹琴绘画。她的父亲对她很看重，特意为她聘请了家庭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因为受到良好的教育，婉容有着优雅的气质。作为一个世受皇恩的贵族家的小姐，生活环境的优裕富足和显赫的家族地位，使她内心有着十分强烈的优越感，也对她的性格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在她入宫之后，一直鄙视身世寒微的文绣，这也大概是后、妃失和的原因之一吧！美冠群芳 溥仪出生于1906年（清光绪32年）正月十四日，到1922年（民国11年）的正月十四日，已整整16岁了，正是古人完婚的年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时紫禁城里为溥仪选后的消息一传出，各个名门贵族、大家闺秀们的照片就络绎不绝地送到了紫禁城，甚至徐世昌、张作霖也派人来提亲。后来经过几番筛选，最后拿给溥仪画圈的就只有四张照片了。溥仪最初选中的是文绣，根据溥仪的回忆记载：当时在他眼中，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实在分不出来丑俊。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看谁的特别艳一些。于是溥仪便不假思索地在没落贵族端恭的女儿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一个铅笔圈儿。由于婉容的父亲荣源与溥仪的父亲和叔叔关系都很好，在征得端康皇太妃（即光绪的瑾妃）的同意后，便向溥仪推荐婉容，认为婉容家境富有，与皇家多有渊源，相貌、血统都比文绣纯正。的确，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天生丽质，从今天她留下的照片上看，我们依然感受得到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她皓齿蛾眉，双目明亮，笑容蕴藉，融合了古代女子的韵致、北国女子的大气、江南女子的柔美于一身。且婉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贵族中早已是芳名远播。于是溥仪听从众意，随手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而放弃首先相中的文绣。但这一圈不打紧，它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婉容走向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古代的皇帝结婚，被称为“大婚”。溥仪此时虽然已经不是在位的大清皇帝了，然而，由于清廷退位时曾与民国政府有过协议，所以依然拥有朝廷名号，就按照清朝的旧有礼仪制度举行了隆重的“大婚”仪式。民国政府也特准婉容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成为名义上的皇后。所以这才有婉容被人们称为末代皇后的缘由，这是符合历史实情的。但这末代皇后却与已往的历代皇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无“天下”可“母仪”，无后宫可统领。 婉容与溥仪同庚，嫁时年方17岁，正当美好的青春年华。婚礼的第三天，她和溥仪一起在东暖阁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以皇后身分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她梳着满族式的“两把头”，高高的发髻上缀满了绒花；黄缎织锦旗袍更把她的曼妙身材衬托得美艳无比，青春的朝气扑面而来，使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也无不惊叹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报纸，亦极尽所能，不吝篇章，都争先恐后地做了绘影绘声的实况报道，可谓盛况空前。 “燕尔新婚，如兄如弟”。溥仪和婉容也确实度过了一段美满幸福的日子。这不仅因为婉容是旗人中的极品美人，还因为她是受过西式学堂教育的女子。与身边那些低头躬腰的太监和迂腐保守的师傅们相比，婉容不止是一股清新的风，一缕和煦的阳光，更是使他沉闷灰色的宫廷生活的导师。更何况民国时代的大家闺秀，以崇尚时髦为荣，所以婉容婚后经常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这些很对溥仪的口味，因为溥仪对西洋文化也很感兴趣。 此时的婉容是时尚、时髦和多情的，也确实给了溥仪很多柔情，而她的饱学多识，更使溥仪视之为知己。婉容在宫中引进了许多社会上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如外国电影，自行车，照相机等。宫中的保守势力有非议，但溥仪喜欢，不仅依从婉容的习惯和爱好，还特意聘请了美国教师专门教授婉容英文。应该说，在紫禁城两年多的时间里，是婉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几乎每天都用英文给溥仪写信，并且在这些情意绵绵的短信下方以“伊丽莎白”落款，这是溥仪给她取的英文名字，与英国女王的名字相同，婉容很是喜欢。 但溥仪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观念早已形成，在众多遗老遗少和宫廷大臣的怂恿下，溥仪一心一意要恢复祖业，时刻想着复辟。竟至于在新婚之夜，离开洞房，独自一人跑到养心殿，而把婉容孤单的丢在洞房里。由此可见，溥仪这个人的怪异行为与漠视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复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亲政了。 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溥仪的性功能有问题，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对如仙女临阁一样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该怎样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特别是在女人面前。所以躲避静思成了最好的借口。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由此也养成了他妄自尊大的皇帝性格，视“皇后”如奴仆。正因为他骨子里有皇帝自命不凡的习性，才搞砸了自己的婚姻。他自己后来才有所领悟：“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妻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溥仪还算客气，而不说妻妾都是泄欲的工具，因为溥仪的确无欲可泄。 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愉融洽，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她当初是怀着热切的期盼去做这个皇后的，不知宫闱似海。刚入宫的新鲜感过后，宫内日复一日的枯燥、寂寞、乏味的生活使她窒息压抑。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分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间的难言之隐，更使她体会不到丝毫的闺房之乐，床笫之欢。婉容有同龄女子一样的憧憬，虽然她又比她们多了一些尊崇。但少了她们的世俗的欢乐，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所以她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而时局的动荡与溥仪内心深处的极端自私、多疑，又让她的失望渐渐加重。因此，婉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但她毕竟是新派女子，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开始，婉容常常以读书、画画、写字等闺中雅事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后来，她终于耐不住精神上的空虚，受到了贵族式腐化生活的感染，在溥仪的同意和怂恿下用鸦片聊慰孤寂，渐渐形成依赖。据有的资料说，婉容抽鸦片，就是溥仪主张的结果，因为婉容有痛经的毛病，偶尔也患有头痛病，溥仪又没性能力，就让她抽大烟。一是治痛经；二是想以此来麻醉她。就这样，婉容的病不但没有医好，反而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为瘾君子。毒品改变人性，婉容的性情也因此变得喜怒无常。精神苦闷，加上性格的乖戾，使婉容的视野越来越窄，甚至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婉容重复地犯了大多数女人都有的毛病，希望获得男人的专宠。而文绣的存在，就使得她和溥仪之间产生了一道新的裂痕。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流涌动。嫉妒是把双刃剑，伤了别人的时候也会伤了自己，因此，当事人都很苦闷。 婉容自以为容貌比文绣美丽，常以正宫娘娘自傲。时时争宠夺爱，处处要超过文绣。 文绣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为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前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如婉容漂亮，但性格却比婉容温顺宽厚。婉容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对此当时许多洋人都曾以赞美的口吻，著文予以赞扬。据说溥仪对他圈选的皇后还是喜欢的。婉容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与她絮絮长谈。可是，婉容入宫的头一天就和皇上闹了别扭。在她与溥仪大婚的时候，本来淑妃文绣是应该在坤宁宫外跪礼迎接婉容的，但是由于溥仪也受到了一点新文化的熏陶，认为皇后与皇妃虽然称谓有别，毕竟还是二女共事一夫。于是，他下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的礼仪。本来婉容就不喜欢和别人分享溥仪，这一下连尊卑之礼都没有了，婉容对文绣的不满和排挤就由此而产生了。 最初，溥仪尚能一碗水持平，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让婉容参加，也必让文绣出面。为了学习英语，溥仪也给文绣请了教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燥、寂寞的生活决定的。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渐行渐远，为了缓解内心的苦闷，婉容便从鸦片的缭绕烟雾里，自我麻醉，以求暂时的解脱。流寓津门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直系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搞垮了，随即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文告，其中一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就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了中国社会肌体上的最后一块毒瘤，清室被扫地出门。溥仪一家人离开紫禁城，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自然废止。从此，皇帝的名号也就永远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天空，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分。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便衣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乘火车潜入天津。不久，婉容和文绣等皇室成员，也移居到了天津的张园与溥仪会合。张园建于1916年，系清末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人花园。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闻讯纷纷前来见驾，搞得张园像刚开张的餐馆一样，天天火爆，热闹非凡。1929年7月9日，溥仪一家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乾园本是北洋军阀陆宗舆的私人公馆，1921年始建。主体两层，为砖木结构的西班牙式楼房。溥仪携婉容、文绣等搬到乾园后，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上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上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时”之志，以图东山再起。 正如以上所言，婉容和文绣作为溥仪的皇后和皇妃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婉容也确实比较挤对、挑剔文绣。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母亲是个洗衣服的，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在宫里的时候，文绣就与婉容有些不和。到了天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婉容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背后还要向溥仪上文绣的烂药。文绣有文才，脾气也犟，免不了针尖对麦芒。在天津的前后七年间，一后一妃闹得不可开交，溥仪夹在妻妾之间，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逐出皇宫，对溥仪小朝廷是灾难，对婉容却如鱼得水，行动自由得多了。天津是她成长的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她的世界。因此，婉容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鞋，还烫了头发。婉容质本高洁，音容笑貌，优雅有度。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最适合她的既时髦又风流的购物与消遣方式。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文绣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比赛，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呀。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屋里都堆满了包括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等等各种奢侈无用的物品，而且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写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要买，而且花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分。” 当时，朝廷经济已大不如前，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只能靠典当宫中旧物，才能勉强维持着这种表面上的奢华，这种竞争式的挥霍的糜费行为必须遏止。如此一来，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的追求，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自然不满。她抬出皇后的身分，以为皇后的地位远高于妃嫔，如要裁减，也只能裁减文绣的开支，而不可限制她的消费。这种争执，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慕虚荣，但其内心的潜意识，也还是在于妻妾争宠。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愿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难得出宫，一旦有机会出宫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下馆子，成了溥仪皇家生活的最后奢侈和回味。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扔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以及不少游乐场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他们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愈是深深地刺伤了文绣，文绣愈益痛苦。 而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溥仪每次都与婉容笑逐颜开地对饮大嚼，而偏不让文绣上桌，仿佛她是一个多余的人！可以想见，冷板凳上的文绣该是怎样的凄苦悲凉！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的小怨渐积而成大怨，文绣对溥仪很失望。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这就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 虽然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婉容也不许他除了自己还爱别人，婉容天天向溥仪絮叨，让他发誓，不爱文绣。连设坛扶乩也要求写上“万岁（指溥仪）与端氏（指文绣）并无真心真意”的“吉利语”。从此，婉容和文绣之间的疙瘩便愈结愈深，以致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文绣和溥仪结婚九年，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不但从未与溥仪同居一次，又备受欺凌，是真正的小媳妇。文绣不堪忍受这种不平等待遇，于1931年秋，她做出了与溥仪离婚的决定，并诉之法律，且通过报章公告天下，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妃子与皇帝的离婚风波，这就是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淑妃革命”。 “淑妃革命”给了溥仪莫大的刺激，他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他不下“罪己诏”，反而把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从而迁怒于她，两人由同床异梦而终致陌路。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日本人就鼓吹他到东北自己的龙兴之地，重整旗鼓，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次入主中原。而婉容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以上两种原因使得溥仪非常厌恶婉容。婉容有她的虚荣心，她想留在天津，继续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但遭到了溥仪的粗暴对待。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废，常常夜不成寐，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症，只能更深的陷入鸦片的烟雾中，以麻醉自己求得解脱。而这，仅仅是她人生悲剧中的一段，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等着她呐！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其实他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挡不住恢复旧日帝国美梦的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为他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出卖祖国利益的傀儡。 溥仪的离开，婉容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溥仪抛弃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虽然她一直是在冷宫里寂寞着。如果从成熟女性的角度，从女人的幸福立场出发，溥仪的离开对她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当这种现实真的来到时，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正像溥仪后来所说：“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与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被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这就是婉容，高贵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篱，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给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后传统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她不让它谢幕，以一人之力硬撑起这巨大的夜色，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近世有学者是这样评论婉容的：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女人没有不虚荣的，这种虚荣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泽，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好胜心，和对名誉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她当了皇后之后，虚荣就从她生命的深处浮现出来。她掩藏起本来的自己，装扮出另一个自己。她的虚荣使她不愿意放弃皇后的头衔，哪怕是一个竹篮盛水的现实。从此她就固守皇后这一个信念，一种选择。因此，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哭闹不止，大骂溥仪薄情，要追上他问个究竟，谁也挡不住她。实际上就像溥仪说的，她不愿意放弃皇后这个头衔。与其说末代皇后是她别无选择的命运，毋宁说是她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唆使。虚荣让她走上了不归之途，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剧。 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连，再转至长春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长春她就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阴谋陷阱的一部分。这样看来，婉容是自愿走进东北这个表面覆盖着鲜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在长春执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自然又成了“执政”夫人了。溥仪成了满洲执政的傀儡后，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 “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其实就是二栋小楼，但也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了。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则在勤民楼办公。溥仪非常勤政，使婉容也觉得要恢复旧日的天堂，或许指日可待，未免不产生一些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挂名，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无论是例行会见，还是私人召见，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挂”跟在身边，且有日本和伪满媒体跟踪报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溥仪梦想带兵入关，复辟大清。日本人是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们遵照天皇给他们的政治目标，让溥仪不得离开满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仪帮助他们分裂满洲出中国。 婉容则更惨，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狱。 因为是地狱，她的灾难就是双重的。她不仅受溥仪的冷落，还受日本人的冷落。溥仪第一次登基，举行了隆重的“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但没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作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的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为了炫耀中日“亲善”，同意婉容以“皇后”身分随溥仪在勤民楼接见外宾外，此后的十多年，她再也没有以“皇后”身分公开露面过，甚至还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其打击可想而知！先前积郁的苦闷，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犹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由轻度的神经衰弱症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稀里哗啦。 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在这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27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纱绸，还有不同花色、不同质地的日本、法国、印度等国的上等毛料、丝绸。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也只有她走进了现代生活的门槛，濡染了现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她有祖父般忧郁的气质，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也有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这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更多的蕴藉着少女的情怀，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写一些小资的诗句，读一些风花雪月的外国小说。她弹奏时尚的钢琴，给自己起英文的名字，穿着西装拍照等等。虽然她努力要保持皇后的矜持，把这些超越流俗的东西藏得很深，但这是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东西，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生命里面渴望自由的神经在这个时候复活了。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婉容最终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据原国民党首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回忆：“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保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分，没有任何有效方法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来赴宴，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韫颖，向溥仪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由于泄密，逃跑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又流产了。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人生虽壮美，山河虽辽阔，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犹若水中的飘萍，风中的转蓬，只有随波逐流，随风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劫后重生吧！红杏出墙 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果然这件宫廷“秽闻”，使溥仪怒不可遏。他变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后，他将无辜的孩子愤怒的投入火炉，活活烧死。将29岁的婉容打入冷宫，永不饶恕，直到40岁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气。 关于这件事，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有详尽的回忆： “溥仪与文绣离婚之后，渐渐也对婉容有了反感。一来是，文绣离婚是婉容‘逼’的；二来是，婉容不学好，抽大烟上了瘾，而且愈来愈厉害。婉容自觉生活无望，走上颓废的道路。现在，差不多人都知道婉容曾与一个听差有染。可我跟溥仪谈恋爱的时候，溥仪对此开始闭口不谈，就是我问起时，他也极力回避。后来，我跟溥仪一次恋爱小风波之后，他为了哄我，才跟我细说起了婉容与那个‘听差’勾搭的前因后果。 “在‘满洲国’的时候，婉容因为时常跟一个姓李的‘听差’接触，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为避人耳目，两人很少当面说话，大多数是通过婉容屋里伺候她的一个老妈子来相互递信儿。那个姓李的，在溥仪面前很‘红’，极得溥仪的信任。过了许久，一个佣人向溥仪告发了这件内廷的丑事。在此前后，宫中也有风闻，但溥仪不太相信。谁料到，婉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纸里包不住火，但婉容就是不讲是谁的孩子。直到婉容与姓李的偷偷传递条子，被佣人悄悄送到溥仪面前时，他这才相信这是真的。原来，婉容跟那个姓李的听差虽然当面不怎么说话，只要他一到婉容的屋里，两人就以传条子的方式来确定时间约会。据溥仪说，他拿到婉容看过的条子后，没有吱声。当夜，婉容与情人约会的时候，被事先预谋好的溥仪和心腹当场抓住。……对于分娩下的孩子，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溥仪对我讲述的是这样的：分娩的时候，婉容身边没有任何医生，只是在保姆的帮助下，生下来的。这个孩子生下之后，当时就死了。溥仪立即叫人把孩子扔到炉子里。” 根据群众出版社最新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记载（过去市面上流通的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基本都是1964年版本，而之前即曾经二易其稿、九次修改。最早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初稿本，是溥仪在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用一年多时间完成的，20多万字，由管理所油印成册：之后在此基础上先后发行了1960年、1961年、1962年的“灰皮本”、“一稿本”及“二稿本”。这些最接近作者原始的文字，曾删除了15、6万字的内容。新版恢复了1964年之前版本中被删除的大量内容）：当溥仪知道婉容与别人私通并怀孕后，自然是难于接受，甚至想要毁灭一切。在羞辱与盛怒之下，他早已失去了理智，虽然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他，希望能承认这个无辜的婴儿，但溥仪坚决不答应。他趁婉容昏迷之际，将婉容所生的女婴活活扔进锅炉烧化，却对婉容说，是把孩子送给了她的哥哥代养。 这，应该算是最权威的说法了。这都是溥仪亲笔所写的，实有其事，可纠正坊间的其它传闻。 而且，在书中，溥仪还透露出婉容吸毒及私通的内幕： “事实上，她（婉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一九三五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经过这一次的沉重打击，婉容的精神又一次遭到重创，彻底地崩溃了。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失去了往日优雅的仪态，溥仪不许任何人看望她。仅仅两年时间，昔日寂寞宫花似的娇美恬静的美人，竟变成了一个形如槁木的精神病人。她已经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了，她已经不懂得梳洗打扮，变得蓬头垢面起来，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疯狂的吸食鸦片，一直吸到两腿发软为止。 在伪满洲国后期，婉容因长期躺着不动抽大烟，肌肉严重萎缩，几乎都不能走路了。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怕见光见风。每次都是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窥人。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那时候的婉容衣着合体、温婉娴雅，人们无不惊叹于她的“大家风度、进退有度”。然而一旦犯病或犯烟瘾，她就会大喊大叫，气度全无。她疯了，也自由了。每逢这时，她就哭着骂她的父亲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自从婉容精神失常之后，人们又在北京给溥仪找了一个叫谭玉龄的中学生。溥仪跟潭玉龄结婚七年，直到谭玉龄被日本人害死，婉容始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可见婉容被禁锢之深。寂寞花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同日下午，吉冈安植通知溥仪，让他带上少数人去通化机场，准备经沈阳飞日本。溥仪带走了溥杰、润麟等人仓皇出逃。婉容再一次成了弃妇。树倒猢狲散，被撇下的一大群皇亲国戚，只好失魂落魄地逃到通化大栗子沟避难。 婉容和这些伪大臣们在大栗子沟住到11月末，天气渐冷，一行人便在溥仪的老仆严桐江的建议下，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租旅店住下来。1946年春节前夕，临江解放，解放军派了一辆汽车接收他们。于是严桐江带领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人上了汽车。婉容连件棉衣也没有，冻个半死。就这样，婉容在她曾祖父吉林将军当年的辖地，被人民解放军押解着，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后汽车到通化，婉容一行暂住在市公安局宿舍中。1946年4月14日，长春解放。婉容又被带到了长春，住进解放军招待所，原“厚德福”饭店。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身边的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饱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严桐江、徐照允等仅剩的几个人都先后离去，最后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 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已出现了语言障碍，嘴里只能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子，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 人们都走了，唯独婉容有家难回，虽然她在长春还有不少亲友，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肯收留她。她在长春的胞兄润良干脆紧闭大门，把病弱的胞妹拒之如瘟疫。溥杰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无处可去。 不久，长春会战，为了防止他们再度落入日本人手里，解放军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带着她们颠簸流离地到处转移。到了吉林市后，婉容等人被暂时关进了公安局拘留所。没过多久，国民党飞机轰炸吉林。解放军又将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车，经敦化，于5月末到了延吉。延吉监狱很大，一栋院子约有40个房子，但哪一间都满员。解放军只得将她们送进混凝土造的仓库。婉容的住处是一张二层床。她被放在下床。这时的她已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有时从床上滚落到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饭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多年的精神压抑和鸦片的依赖已使她精神严重错乱，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6月初，延吉战事趣紧，解放军决定经图门向牡丹江转移一批犯人。战士已为婉容准备好了马车，到小仓库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难以承受旅途颠簸，所以，临时改变了主意，将她留下由狱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与婉容分离，此时，爱新觉罗的家族中只剩下婉容一个人凄凉的留在了延吉。 6月20日早晨5时许，孤苦伶仃的一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一缕香魂终于化为云烟，随风飘散在她祖先生活和埋葬的土地上，结束了她曾风华绝代又凄凉无比的复杂的一生，时年仅40岁。据最近《延吉晚报》报道，当时狱方巡监见婉容已僵死，就为她拍照，登记，然后由张排长等6人用一扇门板抬走，尸体瘦而轻。在一向阳的山坡，择一平坦处挖坑埋葬，埋葬的时间为中午时分。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 婉容的一生，看似辉煌，实在她的内心凄苦！她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女人。婉容的悲剧，自她被选为皇后就开始了。婉容生活于皇权失落时期，面对着宫廷中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她扭曲自己的灵魂而去迎合这种规矩。她没有皇后之威，争风吃醋就是后宫的全部。她甚至连民间一个普通女人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都没有。上天赐予她的这把皇后宝剑，更多的是伤了自己，这就注定她是一个悲剧女人。当发现一切不过是泡沫，连现实的一点温情都不可得之时，她快速坠落凡间。但皇后又是一把沉重的枷锁，她无法挣脱。她决定不了自己的行动，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恶劣的环境中，精神极度苦闷，因此自暴自弃，自我毁灭，而陷入更大的绝望，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难以避免的悲剧的一生，是人性的弱点和女人的虚荣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中国社会最后时代皇权的祭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又是历史的牺牲品。引 言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200多个公认的皇帝，也产生了至少几十万名后宫嫔妃。这些具有国色天香的美貌女子，除少数能得到皇帝恩宠，从而改变命运外，多数妃子命运不济，如寂寞深宫花，在清风中只有无尽的怨尤，她们葳蕤的叹息，最终无不委身泥土，化为一缕香魂，随风而逝。因为在一个君权与夫权并重的特殊的时代，她们无权决定自己的选择，更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们只有听凭命运之手，把她们举得多高或多低。 但有一个后妃却恰恰相反，这就是文绣，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文绣作为合法的为社会公认的皇妃，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此前也有一位王妃，就是唐德宗时的贵妃王珠）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之一。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文绣在外貌上不如婉容漂亮：脸盘较小，又圆胖，眼睛缺乏神采，五官也不是太端正，口角较大，下巴短小。这样的容颜甚至也不符合当今美女的标准。但人们普遍认为，文绣的美，美在有内涵，她有独立的思想和追求自由幸福的勇气，不像婉容那样爱慕虚荣，自暴自弃，而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未来。早早地跳出了“火坑”，没有为那个时代殉葬。她走上社会，自食其力，最后在北京一所私立小学当上了国文教师，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当过教师的皇妃。寒门遗珠 中国末代皇妃文绣（1909年12月20日～1953年9月18日），小名蕙心，自号爱莲。姓额尔德特，学名傅玉芳。是满洲八旗中的鄂尔德特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清顺治元年（1644年），家族跟随多尔衮入关，按所在旗被分配在北京安定门内定居，世代有人在朝为官。祖父额尔德特?锡珍曾官至晚清的吏部尚书，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是他的门生。锡珍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有500多间房产，和6个儿子聚族而居。清人笔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曾记有一则“粉侯捉御史”的轶事：文绣的祖父、官至都察院副御史的锡珍，一次因车马未及时给粉侯（恭亲王奕 的女儿荣寿公主）让路，犯了大不敬罪，被粉侯手下扣留。后来锡珍不得不当街叩头求情，才被放行。 文绣的父亲端恭，是锡珍长子，却科场屡败，袭祖荫得任内务府主事。清朝垮台之后，族人都失去了俸禄钱粮，但八旗子弟作风依旧，靠“吃瓦片”过活，即收取房租，嫌不过瘾，就又变卖房产，虽然有坐吃山空之忧，也要维持表面上的奢华的生活。端恭的原配妻子博尔济吉特氏，留下一女即故去。文绣为端恭的继配汉族蒋氏的长女，乳名大秀。蒋氏本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性情温婉，把丈夫敬为上宾，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但是天不遂人愿，蒋氏在生下二女文珊不久，端恭即撒手人寰。端恭死后，兄弟6房分家单过，蒋氏只分到很少的钱财，只得艰难地带着长女文绣、次女文珊及端恭前妻的一个女儿，搬到崇文门外的花市胡同，租房居住，独立撑起门户度日。但孤儿寡母，要吃饭的人多，能干活的人少，日用见蹙。母女们只得靠在花市承接挑花的针线活计，或为有钱人家打短工，勉强度日。 1916年9月初，文绣7岁时，蒋氏将文绣送到北京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学名傅玉芳。文绣天姿颇为聪颖，喜欢读书。在学校里无论是国文、算术、自然，乃至图画和音乐等功课，都是优秀，深得老师的喜爱。傅玉芳在家里还是个勤劳懂事的孩子，既能替母亲干好家务活，又能帮母亲做些挑花活计，挣钱当费用，获得邻里的称赞，也算是蒋氏贫寒生活里的一点安慰吧！傅玉芳长到13岁时，就出落得像个大人了，容貌虽不算俊美，却身材高挑、肤色白净、胖瘦得体，有端庄之姿。 1921年春，宫里传来要为溥仪选择皇后的消息。因文绣祖上是已入旗籍的蒙古族贵族，虽已陷入穷困潦倒的地步，但按门第也是符合候选条件的。文绣的五叔华堪（在清末做过吏部尚书）见此良机，来和蒋氏商量，幻想借机光耀已经没落的额尔德特氏家族。据文绣的堂侄女傅嫱的回忆文章《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叙述：“蒋氏回家告诉文绣，文绣坚决不从，曾一度想寻死。最后在蒋氏和我爷爷（即五叔华堪）的说服下，只得去照了相片，送交内务府。”结果，正如大家所知，连文绣自己也没料到：她的照片竟被“小皇上”御笔圈点。就是这个圈，完全改变了文绣的生活道路，把她牢牢地拴在了人生悲剧的大舞台上。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照片送到了养心殿，一共四张。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硬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理由是文绣家境贫寒，长的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的很美。她推荐的这个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 溥仪当时年少无主见，所以圈点文绣，是看到照片中文绣衣服上的花挺好看，注意，文绣家本身就是给人家做挑花活计的，此时娴熟的手艺派上了用场。 额尔德特家族与醇王府六房贝勒载洵素有往来，两家走动频繁，而载洵又与宫中敬懿皇贵妃的关系好，文绣遂被这位女主当作了自己人。敬懿是同治遗下的三个妃子中能诗工乐、聪颖又有头脑的一个，当然也有很大的野心。她用慈禧的一句话“承继同治，兼祧光绪”为法宝，来证实自己的正统地位。然而，宫中的实权人物--光绪遗下的端康皇贵妃绝不示弱。她也有法宝，民国总统袁世凯曾指定由她主持宫中事务。针尖麦芒在“中宫”问题上各不相让，都想把自己人立为皇后。 虽然这时的小朝廷早已不再是皇权的象征，然而，小朝廷内的皇贵妃们仍在继续做着美梦。她们想效法慈禧独揽朝纲，都想像慈禧控制光绪那样，把溥仪操纵在手，而把一个自己人安插进后宫，是再好不过的了。敬懿主立文绣，载洵附议。端康主立婉容，载涛附议。而溥仪生母瓜尔佳氏就成了很重的砝码，她与端康关系密切，附和端康：“端恭之女家贫，恐进宫之后有小家气，建议此婚可缓议。”双方相持不让，纷争愈演愈烈，拖了半年之久，溥仪不得不在婉容的照片上补个铅笔圈儿，立为后。那么，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是不能再嫁给臣民了，最后，荣惠太妃出面协调说，可以纳文绣为妃，从而平衡了矛盾。 就这样，太妃们经过争议妥协，原定的皇后变成了皇妃。宫廷岁月 文绣被选定为皇妃之后，溥仪当即颁下谕旨，要内务府给文绣母亲蒋氏在北京地安门后海的南沿，买下一处四合院做为新居处，另赏赐紫檀木家具一套，立刻使蒋氏一家的生活一跃而为小康。文绣也便不再上学了，傅玉芳的学名更不许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华堪负责讲授君臣大礼，或繁琐的宫中清规戒律，并要文绣熟读《女儿经》。 1922年11月30日，文绣先于婉容一天，被溥仪以隆重的婚礼娶进皇宫，皇宫里称她为淑妃，文绣那年尚不满14岁，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可她一踏进那高大的围墙，便失去了一切自由。文绣在皇宫养心殿首次晋见溥仪时，行三拜九叩之礼，但溥仪竟冷冷地开口说：“下去歇息吧！”新婚之夜，溥仪就把淑妃孤单地抛在新房。面对森严的皇宫，文绣感到害怕，她开始对未来的生活迷惘惶恐起来。次日，溥仪再娶皇后婉容，也是不与皇后同房，而是一个人在养心殿里独寝。紫禁城里发生的这一切，似乎已经预示着末代皇帝、皇后、皇妃婚恋的不幸结局。 文绣进宫后，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长春宫曾是慈禧太后住过23年的地方，装饰华丽自不待说。文绣天性喜欢读书，长春宫的西配殿就成了她的书房。在以后长长的寂寞日子里，书籍成了她身居冷宫的亲密伙伴了。 溥仪待文绣开始时也还较平等，有时还到她住的宫中去聊天，与她开玩笑，甚至还找人做了一个老头闻自己脚丫子的雕塑（“闻臭”谐音文绣）送给了文绣。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总是让婉容、文绣一起出面。后来溥仪给婉容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为平衡起见，也给文绣聘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 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使她的思想很传统，她始终保持对皇权的敬畏。所以入宫以后，文绣也很想做一个好妃子。1924年溥仪被逼出宫之际，她袖藏利剪，要自尽殉清，以死捍卫皇权，后被人发现救下。这说明文绣是一个有个性，有头脑，有坚定信仰的人。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文绣进宫做皇妃，也就是她悲哀人生的开始。因为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溥仪既不解风情，又为人冷酷，专横，她既不能享受人生之乐，还要遭受婉容以皇后之尊施与她的冷眼、嫉妒、排挤和欺侮，这使文绣敏感脆弱的心情一直抑郁苦闷。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暗较劲。 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婉容从骨子里藐视文绣，文绣虽然内心玲珑，性格又比婉容温顺宽厚。却不善言辞，在溥仪面前不懂得撒娇发嗲，宫女太监也对她保持距离。甚至吃饭也是一个人，文绣内心异常落寞。只能独居长春宫，静心读书，以为乐趣。文绣有文采，喜欢写作，曾将其闺中的诗文和日记带进宫内。寂寞的时候，她常常以写日记打发无聊的时光，溥仪被赶出宫后，在长春宫的西配殿书斋中就发现有她写的日记、诗文簿，我们仅以其中的一首五言诗《无题》为例，证明她玲珑的心灵： 静坐闲挥扇，垂帘避暑风。 鸟翔双翼展，飞舞在晴空。 由此可见文绣斐然的文采，也可想见其细腻的感情了。文绣只有十几岁，虽然有不如意，但当时有太妃作后台，婉容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欺负她。可以说，这短短的二年宫廷生活，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也是最美丽的岁月。 然而，文绣这种以读书寻找乐趣、排遣苦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逼宫事件”。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只得随溥仪及宫内人等迁出皇宫，去到醇王府居住。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废止，彻底沦落为平民百姓了。诤言劝告 文绣和婉容不同，她虽然小婉容几岁，却似乎更有头脑，政治细胞也多些。离开皇宫，对溥仪及其他皇室成员是灾难，对文绣未必如此。文绣这时候可以以“平等”的身份，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了。她想凭籍自己的学识，改变这种寄人篱下的窘境。但世事如棋，难于预料，谁知20多天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早已有了“立足满蒙重打江山”的思想苗头，只是依靠对象一时还没有选好，他对张作霖虽寄予厚望，但还不敢贸然把赌注押在他身上，认为他是草莽气派，赳赳武夫。溥仪一次曾赴曹家花园会见张作霖，只见从大门到房门，手持长枪、大刀的卫兵分立两厢，还是戏台上那种绿林摆设，不脱胡匪作风。溥仪想连袁世凯也未能节制江南，统辖全国，张作霖还不如袁世凯老练有识，能在北方站得住脚也就不错，荡平江南谈何容易？ 文绣与溥仪住在醇王府，与在皇宫相比，她与溥仪接触的机会多了，对溥仪有了更多的了解，文绣在溥仪身边，颇为细致的观察了这过眼的政治风云。照实说，对于溥仪的复辟活动，文绣并不怎样反对。就在这时，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父子，从上海来到溥仪身边，以只有日本可靠进行说教。他暗地里向溥仪献策：“张作霖不足以谋大事。欲复辟帝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起初溥仪还彷徨，对日本有戒心，认为中国人没有不痛恨日本人的，那时溥仪最希望的是得到西方列强的帮助。但自从郑氏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凡事都交给郑孝胥办，还派他去了日本一趟。郑孝胥回来向溥仪报告说，他已在日本为他联络了在朝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都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溥仪意有所动，天真地说：“看来日本对咱大清不坏”。当溥仪将这番话讲给文绣听时，文绣虽然只有16岁，还是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无数中国人，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是有着复辟狂的溥仪，想复辟都想得发疯了，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整天与遗老旧臣谋划于密室，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军阀派来的代表，发布“谕旨”……并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为班底的亲日内阁，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看到这一切，文绣的心就如同针扎刀割一样的难受，整个人都像坠入黑暗的深渊。流寓津门 文绣反对溥仪依靠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实现复辟的思想，使溥仪很不高兴。到了天津后，随着与日本人联系的加强，这种分歧越来越大。本来皇后与皇妃互相嫉妒，这在历代后宫中极其普遍。婉容、文绣的明争暗斗，也实属情理中事。但政治的分野，就使溥仪在生活上越来越明显偏袒婉容，使文绣感到很委屈，溥仪与文绣感情的罅隙就更加不可弥合了。 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便衣的护送下，化装成商人，秘密乘火车潜入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住进了日租界张园。婉容、文绣等也到天津会合，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们也纷纷前来见驾。1929年7月9日，溥仪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机”的野心，以图东山再起。在天津，溥仪唯郑孝胥之言是听，频繁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多有会晤。他幻想依仗日本势力，复兴清朝祖业。 文绣一向反对溥仪投靠日本，其政治观点和溥仪的父亲载沣相近。载沣携全家迁居天津时，谢绝了溥仪为之安排的日租界内的寓所，而住到英租界去了。 溥仪父子一碰政治话题就火花飞溅，恨不得都要烧毁对方，其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面约：父子见面，避谈国事。载沣只求适应形势，安度晚年。这一切都被文绣看在眼里，她赞成载沣的主张，每次载沣前来，文绣请安、行礼之后，总要陪他说一会儿话。载沣对文绣也很客气，吃饭时若见文绣未到，一定打发太监催请。饭后常和文绣一起下下棋，写写字，谈谈诗词曲赋一类。婉容知道载沣看重文绣，当面也就不敢太过跋扈。 文绣常说载沣是个性格宽厚，识大体，明大义的人。只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文绣比较惬意的日子。可她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说服溥仪，因为她对溥仪还有幻想，所以只能痛心地看着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日本人对溥仪的拉拢，也是愈来愈紧了。 文绣面对溥仪的危险错误行为，屡屡劝溥仪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反倒厌恶起文绣来了，常回之以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婉容对文绣的妒忌也变本加厉，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更多的是在背后进谗言。文绣稍有不满，婉容就借机起事，文绣因此常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婉容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要求溥仪派遣太监去奉命斥责文绣，而当文绣蒙受不白之冤，想要找溥仪诉苦，溥仪却会对她拒而不见。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以泪洗面，天津的静园，在文绣的心中，已经不平静了，她开始奋起反抗。后妃生怨 天津是婉容成长的地方，乃是她熟悉的世界。出宫后的婉容行动自由多了，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如鱼得水。婉容追求时髦，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文绣见了，也想把头发剪成短发，但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了溥仪。溥仪那天高兴，痛快地答应了。文绣剪发后，还特意到溥仪房里让他看看，这证明文绣对溥仪还是非常在乎的。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使贫家出身的文绣心里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暗暗较劲，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一有出宫的机会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与下馆子，便成了溥仪一家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孤零零地丢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及不少游乐场所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文绣愈是深深感到孤独和痛苦。 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每次都与婉容对饮大嚼，而不让文绣上桌，文绣活像个受气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仿佛她是这个家里一个多余的人。连溥仪的妹妹们在静园聚餐，文绣也不得靠前。据七格格韫欢说：她只能偶尔望见文绣“无声的侧影”，“就连搭话的机会也不可得了”。可以想见，婉容越得意，文绣越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遂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而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 那几年，溥仪与租界地的英、法、意、日等国的领事或驻军司令官，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收到各国驻津领事形式不同的邀请。那些鲜红而又烫金的漂亮请柬，无一例外地都写着恭请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出席阅兵典礼、晚宴、婚礼和舞会等，优哉游哉，快乐非凡。文绣则像个局外人，似乎永远没有资格登上大雅之堂。 如果说拘于礼仪和囿于尊卑，文绣才不得升堂入室，那么溥仪向臣下、亲族颁赏，文绣应该有份，但事实并非如此。查阅溥仪在1926年一年内的赏赐纪录，在受赏的人员中，有前清的老臣；有现职的军阀……甚至太监们也一个个都有赏赐，唯独文绣没得过任何一样物件的赏赐。当婉容今天拿了御赐的首饰，明天拿了皇帝赏给的黄丝围巾，后天又取走了溥仪新购进的带宝石的话匣子，春风得意地谢恩而去时，眼睁睁瞅着这一切的文绣，怎能不感到透骨穿心地寒冷？ 颁赏没有文绣的份，进贡却是少不了她。据资料记载，1928年旧历九月婉容过生日，接受“千秋贡品”无数，其中也包括文绣进贡的“燕席一桌”，外加烧鸭一对，饼干两匣。可是，轮到文绣过生日，却是冷冰冰的，甚至连溥仪的一句问候话也没有。 有一天，文绣外出回来，在院子里吐了一口唾沫，凑巧婉容正坐在旁边，便生了疑心。要求皇帝对文绣当面斥责，溥仪偏信一辞，训斥文绣一通。文绣痛不欲生，企图自杀未果。 溥仪如此厚此薄彼，文绣无处申诉，异常苦恼。就把自己的怨恨写在一篇篇短文中，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自比为“悲鸣婉转”、“奄奄待毙”的“哀苑鹿”。溥仪也承认：“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绣所在的地方去。”文绣诉说：“鹿在苑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妃，非遇赦不得而出也。” 溥仪对文绣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固然有政治原因，但也与溥仪脑子里根深蒂固的腐朽思想有关。当初他关心文绣的学习和长进，并非希望她出人头地成为学问家，而是一种闲散时的消遣。实际上他需要的是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的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虽然清宫家法极其严酷，但单纯的文绣在内心深处常常祈求一个跟皇妃极不相称的东西——自由。她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过普通人生活。但这种正常合理的要求在帝王之家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当溥仪发觉文绣许多逾矩越轨的想法后，即生反感之心。因此在后妃之争中，他明显地偏袒婉容。为了减少虐待，文绣多数是逆来顺受。但这仍不免遭受溥仪的责骂、羞辱：“古来无你这等人！清朝二百多年无你这不知礼之人！” 1929年农历除夕的晚上，文绣起而抗争，在薄情与冷酷之中，她以一个弱女子的哭闹来表达她的呐喊。此时，溥仪与婉容正在寝宫嬉戏，有太监奏报，淑妃用剪刀捅向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如果说以前他待文绣只是感情上的差异，这是他对文绣已是恩断义绝了。溥仪并写诗一首赠给她，实在是挖苦她。他把文绣（诗中作蕊珠）描绘成一个发了疯的女人： 岁维己巳甲子之日，蕊珠女士破晓突起，自撕其唇，且骂己为狼狗，拔其青丝之发，血淋淋然如遗尿。众趋视之，则犯吼若牛声，目眦尽裂，黄牙全张，掷桌上之镜台于女仆之额间，洞见脑髓，众悉奔避而蕊珠女士转寂然也。 耿耿星河欲曙天，蕊珠女士常自怜。 暗掩珠扉泣如雨，孤灯将人意绵绵。 文绣郁郁寡欢，整日以泪洗面，在她自称为“监狱”、自度是“囚居”的九年之中，文绣心灵所受的创伤，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溥仪不但把她单独放在冷屋子中不予理睬，无视她的痛苦，还时不时作一些残酷无聊的打油诗以取乐，从精神上折磨她，从感情上蹂躏她。在此仅举一首，以斑窥豹。如溥仪所作的打油诗《蕊珠女士自述》： 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 想起来，我的脸，好不惨然； 长得像，母螃蟹，黑暗如烟； 我好比，卵中黄，腥臭硬坚； 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 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 简直有些下作，有失水准。在这样的环境里，文绣常常有种莫名的伤感时时向她袭来，她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生有何趣？虽多次自杀，均未遂，但她这种消极反抗从未停止过。溥仪怕影响皇家声誉，就加强对文绣的监视，另外派人请她的胞妹文姗进宫开导她。原来，文绣入宫二年后，妹妹文珊也出阁嫁给了庆亲王载振的二儿子溥锐，载振是晚清权势极大的军机大臣之子，家私殷厚。早前曾买下位于英租界内原属太监小德张的一处房产，1925年前后全家搬到天津。因此文珊常来看望二姐。文珊的丈夫溥锐是个纨绔子弟，到处演唱花面戏，不务正业。溥锐原配是蒙古王公那桐之女，文珊是他的侧室，这种夫妻感情自然好不到哪去。姊妹俩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不由得互诉苦情。 后来，文珊把一个叫玉芬的女人带到了文绣的身边。正是玉芬的到来，才使文绣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笼鸟飞鸣 文姗、玉芬的不断来访，给寂寞孤独的文绣带来了生机。她们给文绣带来许多好消息，使文绣的眼界开阔了。文绣不再自寻烦恼，而是暗暗寻找逃脱囚笼的机会。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制定出了周密详尽的出宫计划。 1931年8月25日中午，文绣在中堂招呼开饭，太监有所怠慢，皇妃失宠，太监欺侮，本来不足为怪，但文绣以此为由，大发脾气，她高声骂道：“讨厌！”溥仪似闻弦外之音，恼羞成怒地传谕：“欺君之罪该死，朕将赐你死罪！”文绣操起一把剪刀，就向喉咙刺去，却被眼疾手快的太监夺下。文绣因此大哭大闹，弄得一屋人都没有食欲，溥仪无可奈何，便打发太监前往庆王府找来文姗，让她劝导胞姐。 下午3时左右，文姗向溥仪、婉容说：她姐姐哭泣不止，心情郁闷，劝说不灵，望允许她陪姐姐出外散心看戏。溥仪一时大发慈悲，慨然应允。文绣由文姗陪着，为掩人耳目，也带了太监赵长庆，乘坐溥仪的专用汽车准备去天津市区游逛。 溥仪哪曾想到：这便是长期预谋后的惊人之举，从此就是文绣离别“冷宫”解脱悲惨命运的开始。文绣就像一只久困在樊笼中的小鸟，终于可以在湛蓝的晴空，举翮飞翔了。文绣选择这样的时候跨出静园大门，实在是把握了最佳时机。首先是溥仪向日本靠拢的迹象已愈来愈明显，即将成为现实。虽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但就在不久前，溥仪的弟弟溥杰从日本归来，向溥仪传达了日军准备在东北点燃战火的绝密讯息，驻天津的日本领事和司令官们也更频繁地往来静园密谋，文绣对此不会无动于衷。再说文绣与皇家的矛盾已势成水火，文绣若不出走求生，势必自我毁灭，在她的面前已经没有道路可以选择了。 文绣乘车离开静园大门后，即指令司机将汽车一直开往天津国民饭店（在今天津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下车后文绣、文姗推门而入，向值班店员略问几句后，就直奔37号房间。太监惊疑不止，而又不敢多问，只好紧紧相随。进房刚刚坐稳，文姗就正色告诉太监赵长庆说：“你先回去吧，淑妃就留在这儿啦，她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决定同他离婚哪！”太监大惊失色，不知所措，继而双膝长跪，频频磕头，哀请淑妃回宫。文绣态度坚决，从袖中抽出三封信，交付太监说：“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太监还想哀求，这时有三位西服革履的先生推门走了进来，他们就是文绣的表外甥女玉芬为她代请的律师——张士骏、张绍曾、李洪岳。太监无奈，只好登车而去。 指点迷津 原来，文绣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的权利，就是因为受到了玉芬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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