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3

虐待他们的雇主勃然大怒，或者对那种恶劣的手段大发脾气——那是强迫他们付出若干倍于工资的代价的手段。我放弃自己的习惯而用狂热的精神力量把自己的性质变换为他人的，并且象做游戏一样随意玩弄这一切——我这样来娱悦自己，是谁给了我这样的天才？是“开天眼”呀？还是那种一旦被滥用就近乎疯狂的气质？我只是占有这种力量而且充分利用它，而从不考虑其来源。“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把许多错综复杂的集群——所谓的“人民大众”——的若干因素分解而成众多成分。我分解他们，作出对他们气质好坏的判断。我很清楚这个镇子对我的重要性，这个革命的蕴蓄地的一切都陷于忧患之中，无论它的英雄，发现者，有实际经验有智慧的人，无赖与罪犯，美德与恶行，统统为贫困所压倒，沉溺于酒精中毁灭在白兰地里，你是无法想像在这苦难的城市里，有多少数也数不清的奇闻轶事自生自灭而未曾被人发觉！有多少被人转眼忘却的戏剧！空想是永远无法洞悉这些隐藏人间而极少被发觉的事实的。一个人必须深入其间才能发现这些卓越的戏剧，悲剧或是喜剧，这些时间造就的杰作！”他自己的世界只需要房中的书，镇上的人，一副洞察一切——从内到外——的眼光就足够了。巴尔扎克一旦进入创作，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真实存在了，除了他自己在纸上创造的东西。在他艰难然而总算是买到自由的头几天，巴尔扎克着手准备将供他创作用的可怜的住所。对于亲自动手粉刷糊纸装修破烂的墙壁，他并不介意，他把带来的几本书摆出来，又从图书馆借了几本。可能造就未来杰作的白稿纸堆成了精致的一叠，再削几支笔杆，为了给他未来辛苦工作的无边黑海照上一丝光，又买了一支腊烛，烛台是一只空瓶子做的，还有一点可怜的灯油。万事俱备——只有一件不能算根本不重要的小事恼人：他还没想到自己将要写什么，尽管他自认大有希望。在一个本能的念头中爆出了他那惊世骇俗，立志埋头创作，不出佳作不离“洞穴”的决定，到了现在，准备开始写作了，他却没有一个工作计划，或者说，他还倘佯在上百种正在酝酿着的计划中，直到二十一岁，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或者说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物——是哲学家、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抑或是科学家，他认识到自身内在的力量，却不知道到底该在什么事上释放出来：“我意识到自己心里有这么一种信念：我有一个要表达的意识，一个等待架构的系统，一种需阐述的学术。”然而他的天才究竟该向什么意念，什么系统，什么文学流派，去志诚奉献呢？尚未发现心灵的磁极，那么意志的罗盘指针摇摆不定就是正常了。他带来的草稿没有一篇是完整的，全都是片断，细读下去，他怎么也没法从中找到走向永恒正确的大道。一部分讲义和读书札记是有标题的，叫做“关于灵魂不平的笔记”或者“关于哲学与宗教的札记”，还有一些草稿，到了今天，这当中唯一引人注意的话就是：“我将在我的悲剧结束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还有一些不成段的诗句，一首名叫《圣路易》的押韵史诗刚开了个头，还有悲剧《西拉》和喜剧《两个哲学家》的最原始的草稿。他曾计划写一部叫“Conqsigrue”的小说，一部叫“Sténieouleserreursphilosphiques”的书信体小说，一部叫“stella”的旧式小说。这中间，他曾一度起草一部滑稽歌剧，名叫“Iecorsaire”。对作品进行深入阅读后，留给他的只是失望，巴尔扎克对自己究竟该如何开始他的创作感到越来越糊涂。一个哲学体系，一部歌剧脚本，一首浪漫史诗，或是一部不朽的小说？到底是谁才能最终使巴尔扎克这个名字远布四方呢？无论如何，为了从依赖父母下解放出来，首先得写出些东西来，总要完成的什么使他成名，他以强烈的爱好——他天性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钻进无数图书之中，找一个题目去写，从前人那学一点技巧，这就是他的双重目的，他写信给罗尔说：“在我认为自己将要失去理智之前，除了深入研究并且不断发展的自己的分格以后，我不会做任何事。”时间开始压迫他了。他在研究与发展自己的风格的尝试中花费了两个月而收获甚少。大概是担心事倍功半，他搁置了写一部哲学著作的计划，另外，他尚未发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写一部小说。那么只有戏剧一条路了。因此应该写出一部历史性的、新占典主义的本子，它必须迎合法兰西剧院的口味，就象席勒、阿尔费利、玛勒一约瑟夫、企尼埃所做的那样。于是又有几十本书被从图书馆中借了出来，放在案头研读。题目！题目！他必须找到一个题目！为此，他不惜牺牲一切！他终于决定了！一八一九年九月六日，他写信给妹妹说：“我终于决定以克伦威尔为题目，整个近代史，只有他能向我提供最合适的材料。我已经整个儿泡在其中，周围其他一切对我都毫无意义，自从我决定了这个题目，并且把它稍微思考了一下以后，意念充斥于大脑，思维不断被我缺乏诗情的能力所打断，妹妹，告诉你吧，你一定会吓得发抖！至少还要有七、八个月我才能把全部戏用韵文形式写下来，琢磨琢磨我的意思，然后还需要通篇考虑一下，..唉！这其中时时出现的无穷困难是你无法凭空体会的。不过，这是自然的，就是伟大如拉辛——必须给你一个正面的镜子——也花费了两年时间去推敲他的作品，任何一个诗人对此都是没有办法的。两年！整整两年呀！想想看吧，两年哪！”不过，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缩之路：“如果没有天才，我将束手无策！”他一定要有天才，巴尔扎克与生俱来头一次给自己规定了一件固定的工作，并且打算用他战胜母亲的意志去搏一回，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它，只要这种毅力发挥出来。巴尔扎克命令自己写完《克伦威尔》，因为他已下定了写完的决心，而且这当中还有一个必须写完的原因：“哪怕我在整个试验中失败，我也一定要写完我的《克伦威尔》。我必须做出一点成绩来，好让妈妈向我问询这些日子是如何消磨时，有所交待。”疯魔一样的动力把巴尔扎克推进他的作品中去，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的动力就连他的死对头都该不置他词的。他第一次投身于僧院式，乃至于像屈拉比教派那样的严格的隐居生活——终其一生，他总是在工作紧张的时候严守这样的隐居生活。他经常三四天不离开屋子，没日没夜地在案头笔耕。如果出门的话，那也只是给他疲劳过度的神经补充一点刺激——买些咖啡，添一点面包、水果。冬天步步逼近，他一向对寒冷敏感的手指，在这没有火炉、四面透风的顶楼上，很有冻僵麻木不能写字的危险，但他狂热的意念力是永不退却的，他坐在桌前，两脚盖着父亲的旧毛毯，一件法兰绒背心护着胸部，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工作岗位。而从妹妹那儿讨来的“旧披肩”，此刻就裹在肩头，又央求母亲织了一顶帽子。他能一连好几天不下床，继续写他伟大的悲剧，这样可以节省易贵的燃料。这些作家经常面临的困难当然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但灯油的开支却使他忧心冲冲。下午三点钟他就必须点灯，因为白天越来越短。不然的话，无论白天黑夜，对他的工作都是无所谓的。整个创作季节里，快乐、女人、饭馆和咖啡馆都离他远远的。没有任何东西能稍微松弛一下他的过于紧张的神经。天生胆小（他很长时间摆不脱这阴影）使他不敢与女人为伍。因为知道自己笨手笨脚，在好几个寄宿学校里，他只和男孩子们来往，他不会跳舞，不清楚上流社会的生活法则。他的穿着过于低劣，因为父母对他太吝啬。虽然已经成年，可巴尔扎克的体型却和他不修边幅的外表一样糟糕。当年有个熟悉他的人。曾这么写他：“巴尔扎克当时是特别地，非常惹眼地面目丑陋，虽然小眼睛里时常眨出点聪明，一副低矮肥硕的体型，乱蓬蓬的头发，骨架粗大的脸，一张大嘴里尽是参差不齐的牙齿。”他恨不得一个苏当三个花，那么广交朋友的先决条件他就不具备。至于咖啡馆，他除了孑立门外，对着店里的玻璃窗照见自己饥馑的面孔，只能看着青年作家与新闻记者在里面聊天，饭店当然也不允许他进去的。这个繁华都市所拥有的一切娱悦与华丽，每一件动人性情的东西，乃至于最短的小憩，都与这位住在莱斯堤居尔街顶楼上的苦修士无缘。只有“小达伯来恩”——对这位苦修作家偶尔有点兴趣。这位以批发铁器为业的可敬的商人是巴尔扎克家的老朋友，他常主动关怀这位可怜的文学人。渐渐地，他们结成了忘年交在孤独的作家和老人之间。这位可敬的市民对文学怀着崇高的敬意，尽管他只是位城郊小贩。他经常在结束了一天铁器买卖的刻板业务之后，领着年青的作家去看场戏，法兰西剧院就成了他的礼拜堂，每当这种晚上，总要饱吃一顿再去欣赏拉辛华美的诗剧，这无疑是对感恩戴德的作家的身心补充。小达伯来恩每周都要艰难地爬上他的被保护人的阁楼，以陪着巴尔扎克浏览拉丁文练习来自修。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家庭中看到的只是一钱如命的吝啬本能，还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的小野心，在小达伯来恩身上，他看到的是无形的巨大道德伟力——像小达伯来恩这样的中产阶级平常人物是经常从这种伟力中找到活力的。这种活力，比任何一个职业演说家或者枪手们身上显现出来的，都纯洁得多。后来，巴尔扎克在《毕罗多·恺撒》中吟诵《群歌之歌》赞颂诚实的市民生活时，他满怀感激地向第一个支援他的人致敬，为此，他特加了一节。正是这位朋友理解与解决了他青年时踌躇不决的痛苦，以他“既不纹怖又不夸张的实实在在的同情心”。在那位谦和平易的皮易诺尔律师的性格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小达伯来恩的影子。尽管日常琐事囿狭了小达伯来恩的眼界，但他比巴黎的人群、比文学批评家、比世上常人早了整整十年认识到巴尔扎克是个天才。内在的犹疑使巴尔扎克痛苦万分，小达伯来恩虽然时常能够弛缓他表面的紧张性，对此却束手无策。巴尔扎克必须不顾一切，在几周以内完成《克伦威尔》。所以，他疯狂地写啊写，太阳穴悸动，手指发烧，迫不及待的疯狂爆发了。然而，每当他消除疯狂，清醒过来——这对一个缺乏良师益友、早创未就的青年是可怕的东西——他又会产生种种困惑，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才干，对于自己全身心投入的作品。他经常扪心自问：“我的能力够吗？”他在一封信中恳求妹妹不要再给他任何赞美，以免使他迷惘：“我以手足之情恳求你，今后再谈到我的作品时，千千万万不要再说‘挺好的’，收起一切赞美的话，只要指出我的缺点。”年轻人的锐气决定了他不会生产任何平庸或陈旧的作品。“滚得远远的吧，油腔滑调。一个人只有成为拉辛或格莱彻那样的伟大人物才行！”的确如此：每当他置身于自身文学才干如燃起的熊熊烈火中，他总认为他的《克仑威尔》是卓越不群的，而且他经常自豪的宣称：“我的悲剧将会成为国王和法兰西民族的传世之作。一定要用惊世的杰作打响我的头一炮，否则我的生命只有搁置在这试验的沙滩上！”但是，另一种绝望转眼打来：“我已经发现自己缺乏足够才干。因为这个问题，我的困难就无法逾越了。”他的整日苦干的确能在转瞬之间归于灰灭。因为在艺术面前，苦干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个天才抵得上全世界的劳力！”越是悲剧近于完成时，他越是怀疑他是否能成为一部杰作或是一堆废纸，因此他也越苦恼。不幸的是，《克伦威尔》变为杰作的希望是越来越小了。这位作家走错了路，他根本不知道天才该走什么道路，又没有良师益友为他指导，那更糟。他以自己一个不诸人情世故、不晓舞台技巧的人，再添上那份还没成熟的天才去写悲剧，尤其是诗体悲剧，那没有比这个更成为悲剧的事了。对于写韵文，他毫无天赋这一点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他的诗——包括残存至今的几首诗——糟得令人无法卒读，那就毫不足怪了，对于他热情奔放的天性来说，十二缀音诗的格律句法、整齐抑扬的节奏所要求的恬静、谨慎、隐忍的气质是最相违拗的了。这于僵化的形式凝固了他的灵威源泉，而他着力于追求的古典雅韵的悲剧也就变得死硬、重复与空乏了。他的构思和创作只有在笔跟不上他的语言和思维，即他灵魂高举之时才能喷涌。从一个形像跳到另一个意像，他的想像雄浑瑰丽，这远不是讲求格律声韵，讲求创意奇巧的诗体所能羁绊的。巴尔扎克为了取得自由和名声，忙着写完他的悲剧，也就没有功夫去分析自己的气质，只是尽快涂完他那乱七八糟的十二缀音诗的诗句。他一心想着尽快结束这件事以便让命运给他做一个裁决：他究竟是一个天才，还是应该象家庭所希望的那样回到律师事务所的火炉房。经过四个月饱含艰辛的劳作，一八二○年的一月份，草稿终于完成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亚旦岛的朋友家中稍添一点、完成最后的修正、五月份，他回到维尔已的西，已经完成的稿本躺在羞涩的行囊中，只等向父母宣读它。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已经走到面前。巴尔扎克·奥瑙利的身上能否出现一个法兰西以至全世界的新天才呢？父母的“问题孩子”带着他押韵的悲剧来到充满无法压抑的好奇心的他们面前。情况已经有所转机。家庭财政状况略有好转，家庭间关系也稍为融治。这应该归功于他所钟爱的妹妹，罗尔，结成了一门高贵的婚姻——一个姓德·苏维尔的家道小康的土木工程师，令人高兴的是，他还是贵族出身，他闯过层层难关，居然一分钱的债都没负，奥瑞利的坚忍使他虽道忍饥挨饿之苦而使家庭有所感动，这种成就本身就是巴尔扎克的特性的明证，奥瑙利放弃法律事业上大有前途的工作是源于偷懒的说法，在一部已经完工的，长达两千行的稿子面前，在他写作中消耗的纸张面前烟消云散。达伯来恩关于这位年青人的艰苦生活的诚挚描述，更使父母怀疑自己苛待儿子是否由于天知的癔测而产生的。倘若能在法兰西剧院进行一场首次演出的话，那么这也可算是巴尔扎克家族和萨郎比那家族的一种共同荣誉，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他倔犟的背后，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这样居然使他母亲对奥瑙利的剧本都产生了今非昔比的兴趣，她竟答应帮他认真抄写一遍，这样可以使他在公开阅读之时不为稿本上千头万绪的修改所累，以免丧失它所应有的动人心魄的巨大力量和效果。这是奥瑙利生平第一次在家中提高了地位。五月里在维尔巴黎西略带家庭庆祝气氛中，举行了判定奥瑙利是否拥有那分天赋的公开朗诵。为了使评判结果更为广泛和客观公正。他的父母除了新女婿德·苏维尔，还邀请了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朋友，这当中有一位纳克卡尔大夫，他后来成为巴尔扎克的医生，也是巴尔扎克的生死之交和一个颂扬者。小达伯来恩当然不能放充他被保护人的首次表演，为此他特地从巴黎坐了两小时的车——一辆咕咕作响的老式马车——赶来。这是一场奇特的首次表演。家里郑重其事地把客厅里的家具重新作了摆布。圈椅摆成半丹形，大家渴求地坐在他面前，他的双亲，常年患忧郁症的萨郎比耶老外婆，罗尔和她的丈夫——尽管他对于十二缀音诗知道得并不比其他人对他的桥梁工程知道得多。在他们当中，纳克卡尔大夫高居上坐，因为他是王家医学会的秘书，还有小达伯来恩。两个可能不太专心的小孩——劳伦斯和亨利坐在他们后面倾向。我们羽翼未丰的年青作家就坐在这群既不是专家，当然也没有充分经验的听众面前，一张桌子放在他前面，拿着稿本的小白手不知该放哪儿才好，他修饰了一下外表，大堆茂密的乱发被从前额梳到后头，象个狮子一样。像在寻找一个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一样，他那失去智慧火光闪烁的小黑眼珠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上扫来扫去。“第一幕，第一景..”他开始犹豫不决地念着，可是，很快他就加快步伐念了下去，立刻，十二缀音诗汇成一股洪流，如万斛泉源，澎湃而出，汩汩而鸣，声韵如流波一样滑进安静的会场。那些在场的人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录，特别是这次长达三四个小时奇特而有纪念意义的表演及其效果。我们无从知晓年迈的萨郎比耶外婆能否在此间保持他头脑的清醒，也不知道两个小孩是否在查理一世被砍头以前就去睡觉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听众在这场持久的表演后，对于马上就给奥瑙利的天才下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并且客观公正的判断感到窘迫。无论是一个外科医生。一个铁器供应商，还是一个年青的土木工程师、一个年迈的军需商，都不是为一部诗体悲剧优劣作出权威判断的合适的批判家。刚才听到的这么一个称之为戏剧的物件，到底是他们自己无法接受还是它就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这个疑问使他们厌烦而不敢贸然决定。鉴于大家对此不敢确定，德·苏维尔建议把这部“新索菲克利”①——象奥瑙利自我标榜的那样——的作品提交给一位权威去评判，对此，当初在昂得律先生——他工业学校中教纯文学的先生手下上课引起了他的回忆，这位先生曾创作不少诗体喜剧，大多都曾上演。他打算周旋其中。因为这是一位颇受人称道的文学史教授，同时又受聘执教于法兰西学院，所以，毫无疑问地，他是最合适的评判人。上等资产阶级最容易被打动的就是官衔。这人既然是大学教授，又执教于法兰西学院，他一定握有绝对权威的判断力。于是，巴尔扎克夫人携女儿亲赴巴黎参谒这位先生，并恭敬地向这位自得的教授呈上了儿子的作品。教授当然很珍惜她们的请教，因为这么一来，就唤起了一个被人所遗忘的事实——他是一个为人所称道的作家。他对巴尔扎克悲剧的评语一直为世人所公认。他认为这个剧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我们应该归功于他的，还有他没有用最后判决的方式起草他的评语，否认奥瑙利的文学才华。在给巴尔扎克夫人的信中，他委婉写道：“我非常不希望使令公子失望。但我还是认为他能够比写作悲剧和喜剧更好地利用他的时间。倘若他能够使我高兴地来看我一次，我必然会向他解释清楚我的意思，告诉他研究文学的方法，不需要以写诗作为职业，他将从文学中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巧妙合理的诉衷使奥瑙利父母心中升起一点火光。如果孩子确想致力写作，又有什么不好呢？不管怎么样，一个青年人，坐在写字台前总要比在咖啡厅里闲逛，在浪荡女人堆里鬼混要高尚一点，省俭一点吧。但是，这必须如昂得律教授所正告的，不是做一个“职业诗人”，而是单纯作为一种文学嗜好，因此还必须有一个安定可靠的职业。不过，奥瑙利却清楚地看透了这个危险，虽说《克伦威尔》失败了，然而他还是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职业诗人”。上天驱使本能告诉他，这桩工作是上天所授，神圣不可侵犯，绝不能轻易地当作副业了事：“职业是我的坟墓，我变成一个小职员，一架工作机，一匹马戏团里的跛马，在规定的时间围场跑个三四十圈，在规定的时间里喝水、吃饭、睡觉，我会坠落为一位致力于日常琐事的人，就如常人所说的生活——像石磨般无休止地转着，永远重复相同的事情！”尽管他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他肯定自己生来是要做件卓越的工作的。这件工作需要他全身心的力量，乃至于超越其上的力量。他坚持原来的合同拒绝妥协。两年尝试期尚未期满。他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可以利用。他象一生中每次经历了重大危机之后一样，以比以前更为坚强的意志，带着当初离家出走一样的不受压抑的精神和固执的毅力，又心甘情愿地回到莱斯堤居尔街的囚室去了。①Sophcles 希腊悲剧诗人。第三节和魔鬼订立的契约究竟有多少天，巴尔扎克一直不愿意承认他的《克伦威尔》是一个失败。他跟朋友达伯兰商量，到底应不应该把这部作品送到法兰西剧院去。这位受人尊敬的铁器商，与戏院有一定关系，于是请了艺人拉冯的一位朋友帮忙，请他劝拉冯接下这个作品。然后，巴尔扎克再次拜访拉冯，并尽最大努力劝说他，让他把那个剧本给剧团里的团员看一看。没过多久巴尔扎克又不同意该计划。他为何要自找其辱呢？只要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内在力量。他就承受得了重大的打击。《克伦威尔》既已脱稿，也就完事了，还是一股作气的好。他就叫达伯兰不要再活动，于是他那个稿子扔进书柜，发誓一身也不再去瞧他年轻时没有成就的一个产儿了。他眼前最重要的事是想方设法恢复昔日的局面，以便重新开始工作。第一次的重创已经使他的矜持稍微有点收敛。就在一年前，他以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悲剧中，自己便沉缅于丰富奇特的梦幻之境。这就注定他只要一蹴便可成就自己的名誉地位以及丰裕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现在已经从高处重重地跌在地上，他心中的一切目标都应该讲求实际了。他必须独立和自己养活自己。至于什么不朽的著作，都只能以后再说了。最要紧的就是通过写作去赚钱，这些都是为了不向他的父母和祖母要求——因为他们给钱时的神情就像对待乞丐似的。他本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却因为那些令人可耻的事而放弃他的理想，不得不一步一个脚印地认真行事。他打算去完成许多能立竿见影的作品。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在当时是能够见出这种功效的呢？他也不晓得。经过艰苦的探索、他找到了那就是小说。在前一个时期伤感性的小说潮流——这种潮流下曾诞生了卢梭的《新黑罗伊斯》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衰退了之后，一种全新的潮流又出现了，它首先萌芽于英吉利海峡两岸。拿破仑时代像所有战争年代一样，曾经给法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甚至是过分的神经紧张，正因为如此，他们已不容易被小说中个人命运经历所感动和鼓舞，于是一家官方刊物——《劝世报》在当时被代替了小说的功用。在和平来临与布尔崩王朝复辟之后，民众又想用小说中人物的冒险经历来刺激他们的神经和灵魂，以求得亲身经历一下极凶狠的恐怖与近于病态的多愁善感的情感。那些刺激的，浪漫的，传奇性的以及外国人的小说，群众都非常渴望一睹为快。于是许多刚开业的阅览室和出租书籍店，已经满足不了大批文学饥饿者的需求了。许多作家一点也不犹豫在他们女巫的厨房里面，把海盗与贞女，眼泪与毒酒，血腥味与馨香气，巫术与情歌，都像揉面团似的杂揉在一起，并且把它们煮成了一个个罗曼谛克的带有广阔历史背景的面团，然后沾了一种幽灵般恐怖的冷酱汁在它们上面，最后把它们端上桌来。现在，属于那些作家的黄金般耀眼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例如像英国小说家拉德克利夫·安娜女士以及她的恐怖的志怪体小说——在那些小说里面，读者能听到像机器磨轮似地轧轧地响着。几个算得上聪明的法国人，就剽窃了这位夫人的技巧，用他们“下三滥的所谓浪漫”发了一笔横财。即使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历史背景，尤其是中世纪的背景，在当时也风靡一时。用老式的大刀与寒光闪耀的甲胄的斯各特·瓦尔特的骑士们，征服的国家与打败的敌人，比拿破仑及其利用大炮所征服的国家和战败的敌手还要多。与此同时，拜仑的提督和海盗，凭着他们浪漫的忧郁气息，造成了人们内心极强烈的恐惧——这正如政府的一次宣称瑞沃里及奥斯特里兹的胜利那样，使人们心脏猛烈的跳动。巴尔扎克也打算在这股风靡的浪漫风气中扬帆前进，并已想好了写一部历史小说。他并不是被拜仑与斯各特的引人注目的成功所引诱的第一位法国作家。雨果·维克多及其《钟楼怪人》与德·威各尼及其作品紧接着也在这一范围内施展其身手。因为他们是诗人出身，对于作文与字斟句酌的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相反，巴尔扎克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只能蹒跚地走模拟蹈袭的捷径。他借用德克利夫·安娜的最低劣的小说的历史背景和一个依葫芦画瓢的“那玻利式”的场景，再把那些不可或缺的全班人马（那些角色可以在一本极无聊的畅销小说中找到）搬上了舞台，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那千篇一律的女巫——“催眠的松马里地（里）方的女巫”。再有的便是诺曼底人，崇高的被套上镣铐的俘虏，以及一些伤感动人的篇章。初稿简略概括出了战争的进行，围攻，直到退守到最后阵地，以及一些不值得信赖的负伤的血流满面的英雄。就眼前作家的水平来说，这已超出这位青年作家的能（极）耐及才智。还有一部小说，也只是写了一个片段，那是用书信的格式写成的所谓卢梭体，并且写的是“意志的理念”——蓝柏尔·路易所喜爱的一个题目，遗憾的是，这只写了一个模糊的轮廊。这个底稿的一部分，安插到后来的一部小说里去滥竽充数，凑成一个部分。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失败。巴尔扎克尝试写悲剧气馁了，但是在小说方面依旧是失败。一年半过去了，那位非言语所能说服的Atropos①在家里正在等待着割断他那纤弱的命脉。一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被通知必须在一八二一年一月一日从莱斯底居耶尔彻的房子中迁出。他不得不开始自己挣钱了！其实巴尔扎克一直在努力挣钱，的确没有别的东西比钱更使他拼命了。他为了独立自主，当他被监禁在莱斯底居尔街的密室中的日子中，他曾尽力省吃俭用，忍饥挨冻。然而一切都泡汤了。现在——这濒临绝境的时刻，只有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才能挽救他。在童话里我们常常能看到，魔鬼为了收买人的灵魂，便在一个人正当穷途末路与前途渺茫的一刻，便去诱使他。对巴尔扎克而言，这诱惑决不是像妖魔鬼怪的。他可以使自己以一个既媚人又爱人的充满朝气的年青人的姿态出现。魔鬼的衣裤得体，洁净无染，而且他只是想买巴尔扎克用来写文章的手而已，绝不想买他的灵魂。巴尔扎克和一位与自己相仿的贵族青年德·来哥罗维那·勒·波阿特万·奥古斯都结识了。他的父亲是一个戏子，从他那里，儿子继承了处世的巧妙之方，并以此来弥补他在文学天才素质的缺乏。他居然找到了一家出版社，把他的一本胡拼乱凑的叫做《两个爱克多或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