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前言巴尔扎克以其恢宏阔大的九十部“人间喜剧”，结结实实地奠定了他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崇高地位。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作为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自身始终被视作一个法国文学现象而受到世人关注。《巴尔扎克传》从巴尔扎克的童年生活入笔，既记述了他在成功前的种种努力，奇异的幻想和追求，令世人咋舌的传奇，又记述了他成名后与同时代名人、朋友、家庭的交往及他的写作生活，使多侧面的巴尔扎克——他的痛苦与欢乐，他的天才和刻苦，他伟大的人性力量，都一一展现出来。传记还充分揭示了巴尔扎克个性中鲜为人知的冒险因素，从而为他的笔锋直入法国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传记中巴尔扎克身后的背景如同他的伟大作品中所展现的，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法国历史。人们读着传记，如同读着他的小说，仿佛重温了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无疑，《巴尔扎克传》是迄今为止利用最翔实的史料写成的一部传记文献，为人们了解、认识和研究这位伟大的作家提供了详尽的资料。编译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巴尔扎克传第一章一个小说家的最初时光第一节家庭和学校一个天才，一个象巴尔扎克这样的天才，蕴涵着无穷的想象力，让他得以建筑一座属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患得患失地去计较私生活中那些无关痛痒的所谓事件的真相。他非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纳入于他那创造意志的专制范畴之内。并且最可以看出他本性来的，乃是从他的世俗生活之中，对各种事件的近乎变态的专横，在一件一般市民看来几乎无法更改的事情中开始显现了出来——也就是说，关于他的姓氏问题。在他三十岁左右的一天，他公然宣布，说他的姓名并不是叫巴尔扎克·奥瑞利，而是德·巴尔扎克·奥瑙利；1他还宣布说自己从来就拥有这个高贵门第的全部特权和名份，但事实上这只是他父亲偶然开过的一次小小玩笑，且仅仅局限于他最熟悉的几个家族亲戚的范围内，似乎说他和古代骑士德·昂特拉格尔·巴尔扎克有点儿沾亲带故。但是他儿子却展开富有力量的幻想，毫不犹豫地将这不经意的一次吹牛，夸大到一个无庸置疑的不容分辨的真实地步。他在他的往来信件和著作中都认真地签署：“德·巴尔扎克”的姓氏，同时，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章漆绘在马车上，甚至乘上这辆引人注目的马车去维也纳旅行。每当那些知道真相的同行，揶榆他的这种妄自尊大时，他总是毫不脸红地告诉他们，早在他出世之前，他父亲就在政府的文书上明确表明了他的贵族身世，神情坦然自若。所以从他的出生证明书上所看到的关于他高贵门第的证明，其真实可信的程度和蒙田或孟德斯鸠的出生证明不相上下。令人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缺乏同情心的世界，所有对事实不苟言笑的文书，全有着一种十分可恶的性质，即对于由诗人创造和想象出来的极富炫耀性的传奇故事，显示出不屑一顾的敌意。这对于巴尔扎克这样一个时常被人们赞誉为信仰真理的人而言，尤其是个尴尬，因为那份被他堂而皇之地称引着的出生证明书，至今仍旧躺在杜尔城市中的公文档案室里。显而易见的是其中根本没有一点贵族姓氏“德”的痕迹。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下面，杜尔的一个小村吏用淡漠的口吻记载得一清二楚：“当天，法兰西共和国七年旧历第九月（牧月）初二，市民巴尔扎克：伯纳—佛兰苏，当事人，本城居民，住意大利军街，沙杜南地段二十五号，来到此间，向本人——都威·彼得·约克，出生、婚嫁、死亡注册者的签署人。——呈报产一子。上述之巴尔扎克声称，此子所承受之姓名为巴尔扎克·奥瑙利，为本日晨十一时，出生于家中。”另外一些和他有关系的证件，例如关于他父亲的死亡，抑或他妹妹婚嫁的文书上，都丝毫不能提供有关贵族家世的证明，因而他的出身，及其所有出自巴尔扎克之口的有关谱系的言论和证明，都只是这位伟大的编谎者因为内心那渴慕的念头而臆造出来的东西罢了。种种文件的证明，就严谨的法律字句来说，显然可以使它们的官司知赢巴尔扎克，但是他自己的威权的念头——那如熊熊烈焰燃烧着的，极富创造性的念头——终于战胜了现实，而获得羊皮纸上严峻的胜利。显然有不少事1 ①德（de）：贵族的表征。后的更正为了铁面般的真理而产生，但毕竟“诗”永远战胜了“历史”。尽管从来不曾有一个法国国王会把贵族的纹章赐与他或他以往的哪位祖先身上，可是当后人被问到这位最伟大的法国小说家的全名时，他们都自觉地遵从了他的愿望，回答说是“德·巴尔扎克·奥瑙利”，而下是“巴尔扎克·奥瑙利”，至于巴尔萨·奥瑙利，却简直不曾被人提起过。但是千真万确，“巴尔萨”，（既非“巴尔扎克”，更非什么“德·巴尔扎克”了。）才是他祖先的真实姓名。他们毫无可资炫耀的饰品来为他们生性卓绝的这位后裔带来光荣。他们也从来没有穿上闪亮的胄甲驰骋疆场，或是体验过罗曼谛克似的决斗。他们不过将羊群赶进牧场，或是做些苦力活儿，去耕种郎格多克地方上的田地罢了。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佛兰苏，在一七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出世，生在靠近康奈扎克的奴该瑞耶村落的一间简陋的小石屋内。那里住着许多巴尔萨氏的人，他们中间始终没有涌现过出名的人物，倘若有可能为获得荣誉寻找到一个惟一的托词，它的性质恐怕也是极端不可靠的。一八一九年，也即奥瑙利离开大学时，他家乡的一名孕妇被人暗害了，做为嫌疑犯被逮捕的是他父亲的一位五十岁的兄弟。经过一次闻所未闻的审讯，在第二年被送上了断头台。这可能是巴尔扎克一个心愿的源头：希望在自己和自己那位臭名远扬的叔父的遗名之间，拉开一段近可能远一点儿的距离。由于这个愿望，他自小就在内心暗暗发誓：要给自己的姓氏冠上一个贵族衔头，并且给自己重新虚构一段另外的家世。伯纳一佛兰苏，十一个孩子中的老大，早被他的父亲，一个平常种地的苦工命定为教会中的人物。村里的教士帮他识字读书，和最基本的一些拉丁文。但是这个精力充沛，强壮有力，野心勃勃的年青人，却毫无立志于剃度出家及独慎其身的打算。有一段时间，他在自己家乡的村落随意漂流，为本地的录事官帮忙做书记，或在葡萄园里做短工，或帮人种地。二十岁以后，他开始不干了。以乡下人那种特有的固执和不屈不饶的劲头，——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了他儿子的小说素材，而被多次描写过——他也竟然混进了巴黎的生活圈子，而且渐渐如鱼得水，对巴黎的生活游刃有余。刚开始，他只是不引人注目地消逝于不可胜数的青年人中间，（这些人都是满怀理想来到巴黎，但却对未来并不清晰，同时心中也没想到什么确定的职业）。许多年以后，当他已经成为本省小有名气的人士之后，他才谎说自己曾在路易十六手下干过王家议院的秘书，还出任过王家法律顾问。这假面具其实不堪一击，只是这位富于虚荣心的老谎言家兴之所至的玩笑罢了。因为在王家纪历上从来就不曾记录过任何一个姓巴尔扎克或是姓巴尔萨的人担任过这样重要的职位。正象不少和他同类型的人们一样，这个外省的乡下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推上了浪尖，并在巴黎的革命市参议会上获得一席之地，尽管对于自己平生最特殊的时期，他已经习惯于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但却使他拥有了许多有用的关系，加上他的那种谁有钱就朝谁那儿钻营的与生俱来的本领，竟然使他得以进入军队的一个部门。该部门是利润和油水都十分丰厚的地方，说得明白些，那儿是战时供应处和军粮处。很自然地，致富的途径从军粮处仿佛金色长线直直地伸向放债人和银行家的帐房里去了。在这种形迹可疑的谋生方式之下，生活了三十年以后，某一天，伯纳一佛兰苏又突然变换了一种活法，投入于另一种新的环境，给巴黎的杜麦尔·丹尼耶银行去做主任秘书。五十岁知天命，老巴尔扎克总算完成了其一生最重要的转变——正象他儿子屡屡描写的——从一个一文不名，可却终日忙碌且野心勃勃的小伙子，终于成为了一个高尚的，受人尊敬的市民，“上流社会”中的堂堂正正的一员。直到此时，有了金钱和地位，总算到达人生一个久已期待的阶段；在此阶段，他又采取了次一种主要步骤；即：在达到最终的，也是他最渴望的结果——成为一位有私产的绅士——之前，他可以自小资产阶级转入更高一筹的资产阶级里去。他给自己找一位大太，一位有着良好的嫁妆，和高贵的布尔乔亚血统的太太，在他五十一岁时，身心仍很健康，仪态优雅，谈吐动人并是一位风流场中的老手，他看上了他的一位银行上司的女儿。萨郎比那·罗尔·莎洛特·安娜比她的求婚者小三十二岁，还有一些罗曼谛克的富于冲动的激情，但也是一位有着良好教养并十分有孝心的女儿。她顺从了父母亲的劝说，他们认为老巴尔扎克是一块肥肉。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理财的本能很健全，尽管他的年龄比之他们的女儿相差甚殊。到结婚的时候，老巴尔扎克感到再继续为人作嫁未免有失身份。至于他并不十分上算，就权不去说了。由于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拿破仑的手上，人们的收入有可能因战事而增加，供给方面也会更快更丰富，因此他利用原来的关系，再加上他太太的嫁妆做为后盾，使他在即使危机来临时也无后顾之忧，于是又官复原职，移驻至杜尔城的军队，成为军粮处第二十二师的师部监督。他的长子奥瑙利在此期间生了出来，巴尔扎克一家正处兴旺之际，杜尔城的有钱人都把其当作和他们同等的令人尊敬的人士加以厚待。他的军粮处的税收，可以提供给伯纳—佛兰苏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同时，因为家里花销很省，又富于投机，因此现在可以摆起谱儿来了。奥瑙利出生不久，他们就从狭小的意大利军街搬到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直到一八一四年，当拿破仑战役最紧张的时代，他们都过着比一般外省人更奢侈的生活：拥有一辆自用马车，和许多仆人、随从。最上流的人物，包括贵族，都和这位充当过巴黎参议会过激派议员的田舍翁之子过从甚密——在他们中间，有上议员德·瑞·克莱芒，（他那神秘的被绑架事件，后来被巴尔扎克详细地写于《一桩可怕的事情》中。还有德·庞眉若男爵和德·马尔冈先生，后者在许多年后，在这位拼命挣扎的作家走投无路时，曾帮过他的忙。老巴尔扎克也经常应邀去参加一些市政活动，每遇重大决定，他的意见时常被垂询，不管他有着如何卑微的家世，和贫贱的出身，在这个瞬息万变，全面更新的时代，终于上升到一个不再让那些都会中的知名人物所诟骂的地位。德高众望的老巴尔扎克，是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的。他是个乐天派，体格魁梧，对自己，对别人，尤其是对自己的成功，无一感到得意。虽然有时有些粗俗像个骑兵，谈吐也没有太多贵族腔调，而且喜欢说一些妙趣横生的掌故——他儿子的《笑林》很有可能来源于此——他还是个喜欢编笑话的老手，老实话里也时常混杂着吹牛，并且永远兴高采烈。尤其在这动荡的岁月里，他的精明强干的性格，决定了他必须以一种破釜沉舟的气概去义无反顾地支持任何一方——国王，皇帝，或是革命——的勾当。虽然没有接受过健全的教育，但他却有着一种并不狭隘的兴趣，读书的口味也是多角度的，因此积累了不少包罗万象的知识，这批丰富的积累，帮助他应付一切。他竟然还写过一两本小书，用《偷窃及被杀之防范方法备忘录》及《有关被抛弃和被欺骗之少女的伤风败俗丑闻回忆录》这种荒唐的名称作书名。当然这种作品是不能和他那伟大的儿子的那些作品相提并论的，就象老歌德的《意大利日记》不能与服尔夫刚·约翰（大文豪歌德）的《意大利旅行记》相提并论一样。由于精力充沛，加上生活中充满了许多欢愉的事情，他决定自己要活到一百岁。在他六十岁之后，他除了四个嫡出的孩子以外，又多了好几个私生子。更在八十岁那年，因为使一个不检点的少女怀孕，而受到应负责任的控诉。医生很少是因为要履行职责而跨进他的家门。另外，他要比他同时代的人活得更长的决心，来源于一件使他更坚定自己想法的事实——他成为了所谓“拉发惹养老金”里的一个年金受领人。该年金法规定：当别的年金领受人死去，他的年金可按比例增加。那种和他儿子同样的法力，对于他儿子，是用来描绘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之内色彩缤纷的典型；而对于父亲，却是以此来全力以赴自己肉身寿命的延长。在他八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越过了所有的“拉发惹养老年金”的受领人，一年可以得到八千法郎；也就在那一年，他竟死于一次愚蠢的非命。否则，和他儿子一样集中整个的意志，兴许可以实现那不太可能实现的愿望呢？倘若说奥瑙利在讲述故事方面的生动和愉快，是从父亲身上继承而来的，那么他在感觉上的敏锐，却是从母亲那儿承继来的。他的母亲是如此年轻，婚姻也说不上不美满，但总有一种红颜薄命的忧郁。他丈夫从来是踏踏实实，无烦无愁地过着日子，他不能容忍妻子吵吵闹闹、胡思乱想总怀疑自己有病的神情。影响了他从容若定的脾气。相反，巴尔扎克·罗尔·莎洛特·安娜仍是那种使人厌恶的典型：从各种各样突然爆发出来的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中，透露出她那总象是受到伤害的感觉。她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家里所有人百分之百的喜爱、恭敬和抬举。她总是没完没了地抱怨孩子们，对她伟大的自我奉献精神并没有感恩戴德。一直到她死去，她也从未放弃过用她“善意的”忠告，和满眶盈盈的泪水，去感化和苦恼那已经举世闻名的儿子。但她并非缺乏智慧和教育。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曾被银行家杜麦尔先生的女儿选为最好的闺中伴侣。这种体验使她从小就向往罗曼谛克。那些年，她对纯文学充满了一种浓烈的热情，乃至晚年，她对瑞登堡和其他一些玄学作家的作品依然一往情深。但是，她那稍稍的唯心主义的气息，不过多久便被一种充满铜臭味的料理钱财的意志给掩没了。对于出身在典型的巴黎小布尔乔亚家庭的她来说，从一个小铁器作坊行业，一文一文的钱积累起来，结婚以后，也把她那个阶级特有的固执而狭隘的本能带了过来，尤其是那种假充阔绰其实小家子气的贪婪，和她丈夫的对大量投资及盈利的投机的饕餮渴望同气相投。照她的主张，教养儿女就是教他们知道花钱就是罪恶，只有挣钱才是所有美德中的美德。一开始，她就鼓励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长远打算，谋求稳固的“地位”，或者，倘若是女孩子，就找一个好配偶。她从来不愿意他们有过多的个人自由，并且总是时刻监视着他们一举一动。由于她的横加干涉和粗暴的苛责，以及她的近乎变态的热心，（那是所谓对孩子未来毫无边际的幸福着想的热心。）尽管她是出自所谓好心，但她所能做到的胜利，只是适得其反，使全家陷于瘫痪麻目的境地。一直到若干年后当巴尔扎克早已长大成人很久，他还是会时不时想到小时候的情景：一但听见母亲的声音，总会立即吓一大跳。被她这位脾气不好又禁忌甚多的母亲——她曾冷酷地拒绝了孩子们的任何情爱的表示——强加到巴尔扎克身上的痛苦的程度，我们可以从他的一封信中的哀鸣里推测出来，他说：“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事隔多年，我们已经很难寻找到什么是促使巴尔扎克·罗尔·莎洛特·安娜本能地对两个更大一点的孩子——奥瑙利和罗尔——冷淡的原因，尽管她对最小的两个孩子，劳伦斯和亨利，却又非常的宠爱。这可能是对她丈夫的一种退居守势的反动力。但不管怎么说，这总是毫无疑问的：很少有别的母亲象她那样对自己的孩子表示无关痛痒和缺乏怜爱。她的长子刚一出世，她就要人立刻将他从家里送走，仿佛他是个麻疯病人。那时他还没有满月。后来这个婴儿交给一个奶母——一个宪兵的妻子——看护着，直到四岁时他还和她同住一块儿。甚至在那时，尽管他父母的宅院是那么阔绰，但他的父母却不许他回家来，只允许每个星期天，才可以回家探视一次，仿佛是他们的远房亲戚。父母从来不让他和较小的孩子一起玩，他从来没有自己的玩具，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礼物。生病时亲生母亲从来不在身边，也从来不曾在她的口中听到一个有关慈爱的字眼儿。每当他试图亲昵地靠近她的膝头，想要拥抱她的时候，一声严厉的呵叱声，便毫不犹豫地打断这种亲热的尝试，就象是有碍观瞻似的。七岁那年，这个没人要的孩子，便被强行送到王多姆的一个寄宿学校去。他母亲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离她更远一点儿，远到另外一座城市。又过了六年，当这个孩子几乎不堪忍受的教育终于告一段落之后，他才得以回到他父母亲的宅院中去，她母亲又使他的生活再次感到痛苦，（用他自己的话：“Laviesidure”）于是在他年满十八岁之后，他就发自内心地，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再也无法忍受的家庭而逃跑了。不管他的心性多么温顺——这是他生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直到长大，他还是设法从过去所尝受到的苦痛中摆脱出来。过了很长时间，甚至他已经将他孩提时代折磨他的人接到自己的家中居住，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他还是无法在思想上，将许多年前由于她拒绝给予他的爱而对他施加的种种行为驱除殆尽。而且，在一种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呼唤声中，他曾对德·韩斯迎夫人倾诉过他的积愫：“你真是无法知道我的母亲是怎样的一种人！她是一个可怕的妖精，同时又是妖精般的怪人。现在，在摧垮了我可怜的劳伦斯和祖母之后，她正在把魔爪伸向我的妹妹。她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仇视我，甚至在我还没有来到人世之前就仇视我。我和她已到达决裂的边缘，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但是我情愿继续忍受。那是一种无法治好的伤口。我们知道她肯定疯了，还请了一位和她打了三十二年交道的医生来诊断。但是他否认说：‘不，她并没有疯，她只是居心不良’..我母亲就是带给我生命一切灾难的根源。”这些话，被他在很久以后突然地吐露出来，就意味着是他所身受的无数隐痛的答案。那些隐痛，是在他发育期间最敏感的时期，被他唯一的，从自然律上来说，应该是他最亲近的，向他表示最慈爱的专一的人，所赋予他的。但在事实上，她正是那使他承受痛苦打击的唯一的不可原谅的人。那痛苦，正象他自己所言：是“所有人的命运中从不曾遇见的最恐怖的童年。”王多姆时期的巴尔扎克，仿佛消磨在精神监狱——欧瑞多教会学校——里的六年光阴，是写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文件上的：一种是学校注册课上刻板的官样文章；另一种是文学上名为《蓝柏尔·路易》的伟大名著。学校当局仅仅是如下这样枯燥严肃的记载：“第四百六十号，巴尔扎克·奥瑙利，八岁零一个月。出过天花，但不曾留下残疾。体质是充血性的，有高血压倾向，体温往往上升。一八零七年六月二十日入学，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离校。信件寄其父亲巴尔扎克先生，住杜尔城。”他的同学们只记得他是一个胖乎乎、脸蛋通红的大孩子。有关他那时候的情况，他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参考，仅仅是他的外表，和几件不太准确的逸事。所以，那本具有自传性质的《蓝柏尔·路易》的小说就更为动人了。那本书把一个有着天才气息的孩子的悲剧性的内心生活泄露给我们，同时，由于他是天才的原因，使得他具有双倍的痛苦。巴尔扎克选用了双重描写的手法，来描述自己成长的历程。他自己既是诗人蓝柏尔·路易，又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正象少年歌德的个性存在于浮士德和曼斐斯脱菲斯的轮廊里一样，他将他的个性也分析开来，把他天才中孪生的两种基本形态，组合在两种不同的特性中。这两个基本形态一个是创造的要素，它依据以人间世界为参照的典范，形成了种种世相；另一个是支配的要素，它把要表现的日常生活的伟大舞台上的规律显示了出来。实际上，以真实性而论，蓝柏尔·路易之为巴尔扎克的小影，要比毕达哥拉斯真确得多。至少，这个看上去不太真实的人物的外在体验，就是他自己的体验。一些影射他自己的人物——象《驴皮记》中的拉发埃尔，《幻灭》中的阿尔太斯，《十三的故事》里的蒙泰若将军等等——都不象这个小孩的故事这样全面地、明确地，充满了他个人的体验。这孩子的命运，是被抛弃于一个教会所办的寄宿学校的斯巴达式校规之下的。这所有着黝黑的高楼和厚大的墙垣的学校，位于王多姆的市中心，小罗瓦尔河从身边流过，从外表看，与其说是一所教育的建筑，不如说它更象监狱。从开学那天起，二三百名学生就开始经受严峻的苦修的训练。在那里没有放假日，家长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获准前来看望自己的孩子。在整个的那些日子里，巴尔扎克似乎从来没有回家，为了加强故事情节，以谋求和自己童年的体验相同，他把蓝柏尔·路易写成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学校的花费还算便宜，不但学费，连吃用的费用也包括在内。但孩子们常连最低限度的供应品都过分地缺乏。那些父母不给捎手套，和暖和的内衣给孩子们——多谢巴尔扎克母亲的漠不关心。他既然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也就只好不使用这些舒服的东西了——于是手指冻裂，脚生冻疮，蜡曲着度过漫长的冬季。特别是巴尔扎克—蓝柏尔，他的肉体和精神一样敏感，因此他与他的那些乡下同学相比，一开始就分外受罪：“他熟悉乡下的空气，熟悉了顺乎自然的自由教育，熟悉了被一个最爱他的老年人慈祥的照料，熟悉了在日光下躺着冥思，从而对服从校规，随行逐队的走路，生活于一间四面高墙的房子里，（房子里有八十个少年人默坐在木凳上，每人面前一张书桌。）他感到非常难受。他全身的各种感官，都有一种敏锐的感觉程度，因而养成了它们脆弱的敏感，同时，身上的每一根纤维，在这种群居生活的重负之下，都异常地痛苦。那种连空气都中毒的臭气，混杂着总是秽恶的教室的味道，在教室里还零散地堆着孩子们剩下的食物，使他的嗅觉感到震傈。——而一个人的嗅觉，相对于其他的感觉，无疑和大脑组织联系的最密切，因而一旦损害加到它上面，势必就影响到思维的正常结构，虽然这种影响外人是无法洞悉的——除了多方面的影响，使空气混浊之外，还有那些从抽屉里散发出来的味道。抽屉是我们每人存放自己小宝贝的地方，仿佛因为节日而宰杀的鸽子，或者是从食堂里偷偷弄来的吃食，都藏在这里面。还有一大块石头，上面老是盛放着两个装水的水桶，作成了一种水槽，我们每天清晨，都要一个挨一个，在教师的监视之下，到那个地方去洗头洗脸。从那里我们再到一张桌子前，那里有女人为我们梳头抹粉。我们的宿舍，除了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前打扫一次以外，其他时间都是脏的，尽管有许多窗户和高高的门洞，但是从洗脸的地方，从我们梳头的角落，从那些抽屉，从凡是每个孩子所占据的一千处领域，最后——但不会最少——还有我们八十个身体群聚到一块儿而生的臭气，使空气永远是混浊的..由于郊外那种干净新鲜空气的缺乏——他一直住在郊外，——和习惯的变化，还有严格的操练，这一切都使蓝柏尔充满了忧伤。他用左手托腮，臂肘趴在书桌上，以眺望天井里的绿树和天空里的云彩来排遣他在教室里的时间。他外表似乎是在专心用功，但是每当教师发现他的笔并没有动静，面前仍是一张白纸时，他就会大喊道：‘蓝柏尔，你又愉懒了！，”教师们下意识地发觉，当他们试图对他加以引导时，他内心仿佛有一种抵触他们的情绪。但他们却没有用正常的方法去体会他内心的特殊变化，只知道他不会用心去读书和学习。他们觉得他是笨拙或者懒惰的，刚愎自用或是富于幻想，因为他不同于其他的孩子，只带着那种迟钝缓慢的步伐。他时而落在大家后面，时而一狠劲又把他们超过。不管怎样，反正再没有一个孩子比他挨打挨得更厉害了。他总是不断面临惩罚，所以他几乎没有游戏或闲暇的时间。没完没了的申斥，而且时常被禁锢起来，以致在某一个两年的时期里，他没有一星期以上的自由日子。更频繁也更残忍的乃是体罚，——这是他那残忍的老师的最后手腕，也是这位最伟大的天才在当时所感受到的：“这个孩子，如此脆弱，又如此坚强..他尝够了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像古代船上的奴隶似的。他被拴在书桌上，忍受着鞭子的抽打，经历着疾病的折磨，所有官能都遇到过迫害，对他来说周遭事物都令人讨厌，仿佛一支老虎钳子紧紧钳住他。他被迫将自己的身体放弃，听凭它去承受学校的种种虐刑暴政，他简直己无法再过问自己的肉体了。我们肉体上全部的最剧烈的痛苦，无疑得算是经受皮鞭的抽打了。皮鞭约有两指厚，教师用全身心的力量和暴躁，狠命地朝我们伸出来的掌心飕飕抽下。为了迎接这种惩罚，“犯人”从凳子上站起来之后，心须在同学们好奇的，并且经常带些侮辱的众目睽睽之下，来到教师的书桌跟前，而后在教室中间跪下。对于精神过份敏感的人来说，这样的开始，会更使他们感到痛苦。就象往日从囚牢中走向断头台去的前进行列，使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增加他的恐惧一样。许多人在挨打前后，都会有几声尖叫和啼哭的眼泪，另外一些人则按照每人不同的人性，用一种咬紧于关面不变色的表情来承受这份痛苦；但是，不管这孩子的意志多么强大，当他在等待第一声抽打的时候，他也不能镇压住他脸上的阵阵痉挛的抽搐。“不知有过多少次的殴打，蓝柏尔·路易每次都被单独地挑出来。这些殴打乃是因为在他的天性中，有一种他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特质所致。当他从自己的幻梦中，被他先生“蓝柏尔，你又偷懒了”的叫声中突然惊吓，他经常会对这位向他插嘴的人瞥上一眼，在这含有轻视的不驯服的目光下，贮藏着苦干隐秘的思想，正象蓄电瓶里贮蓄着电一样。这种交换的眼光，肯定给他先生一阵不快的感觉，同时由于他学生眼中缄默的侮弄而使他生出怨恨，使他急着想要矫正这孩子的习性。当这位教士，首次感受到这轻视的眼光，仿佛闪电一样瞄准他的方向而来之时，他就说出了下面的警告，——正是我永身不忘的话——‘你要还这样子瞧着我，蓝柏尔，你可就要挨揍了！’”整整这几年，这些严格的教士，在察觉巴尔扎克的内心秘密这一方面，是没有一个人做到了的。他们只是知道这是一个对拉丁文，或是生字的知识，比别人更差的学生；而对他可能顿悟一些未经充分阐释的事物的天才，毫无发现。他们觉得他既懒怠而又漫不经意，实际上，他们却没有看穿他之所以被功课弄得焦头烂额，是由于功课太简单了；而他外表的游手好闲，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念头太多而使他精疲力尽。他的先生们并不知道这个面团团一样的孩子，早已被智慧的翅膀带走，飞到那不通风的教室之外的王国中去。在那些更小的学生中间，他是唯一在暗地里度着双重生活的人。在他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他把书籍的世界看作了他真正归宿的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给他补习数学的工艺学院图书馆员，（这也是巴尔扎克一生之所以有一个最坏的算学头脑的原因，可能整个文艺界中，不论何处，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糟糕透顶的算学头脑了。）曾答应他，允许他把课余喜欢读的所有书籍都借出来，尽管他没有想过这个对书籍胃口很大的少年读者是如何无限度地利用他的承诺。这些书是巴尔扎克的救星。它们减缓了这些年在学校里始终压抑着他的私有苦难和耻辱。“倘若我们不可以从图书馆里得到书读，——只有读书才可以维持我们的头脑存活——这种体制将彻底摧翻我们的生命。”他在教室里或广场上的实际的生活显然渐渐黯然失色，而他的书本正将他导向一个对他而言的唯一的真实世界。“从这一刻开始，”他讲述着他的化身蓝柏尔·路易的情形，“他在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