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16

但就算张居正得的是痔疮中比较严重的内痔，也不至于难于诊断啊？为什么医生给当朝宰相、内阁首辅张居正看病都会误诊呢？我觉得原因出在张居正自己的身上。张居正病倒前在给小万历的一篇请假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臣自去秋，患下部热病，仰荷圣慈垂悯，赐假调理，虽标症少减，而病根未除，缠绵至今。”（《张太岳集 奏疏十一 给假治疾疏》）这话是说，我自去年秋天患病，病状为热毒之症，当时承蒙皇上和太后关心，让我调理了一段时间，虽然好多了，但没彻底好全，所以现在还不太行。为什么说张居正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段话的呢？一是因为他这病其实早就有了，他在万历八年的辞职报告里就提到过，而这里张居正只说是万历九年秋天才开始的，说明他自己并没把以前的身体虚弱、头疼脑热当作疾病来看待。二是张居正就算是把它当成病来看，也只是请假调理了一段时间，并没有认真地来治这病，所以虽然调理了一段时间后，好像症状减轻了些，却“病根未除，缠绵至今”。也就是说，张居正此前并没有很重视自己的病情，因为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什么病，我估计医生自然也不敢说他有什么病了。那么张居正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当心呢？野史有野史的说法，但我认为张居正讳疾忌医肯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跟他的部下常说的那句话——有关万历新政的国家重担，“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张太岳集 书牍十二 答山东巡抚何来山》）——也就是说，要趁我还活着，把所有该做的工作、麻烦的工作和艰难的工作都给完成掉！这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张居正。但我们知道，工作永远也做不完的，可张居正非要跟命运一搏，非要人定胜天，这也是他后来急切、甚至操切的原因。他因为要把所有的事，做个“一了百当”，所以他就不能生病，他就不能休息，有病也不当病看。而庸医们面对这样一个权势醺天且又急切、操切的病人，误诊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事儿了。其实，就算是最后确诊为痔疮，我觉得还是误诊。张居正给徐阶的信里说，幸亏你推荐的这位叫赵裕的名医给我确诊了，而且还给我动了外科手术，彻底切除了痔疮的根子，我才算是治好了病，但伤了元气，到现在也没能完全恢复。趁这个机会，我真的是要给皇上请求退休了。从这话可以看出，那位叫赵裕的名医确定张居正就是痔疮，而且对此动了外科手术，而张居正对此也深信不疑。但我们知道，引发痔疮这种疾病的病因可能有好多种，可能是久坐导致，也可以是久站导致，可能是劳累导致，也可能是肿瘤导致。赵裕只看到了痔疮的症状，张居正也以为割了痔疮就可以了，却不知道这充其量只是治标，却未必是治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张居正发病的时间和发病时的状况就知道了。张居正发病病倒是在万历十年的二月，这之前刚刚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河套地区的俺答死了，这一族的蒙古部落发生了分裂，他们原来与明朝良好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不可测起来；二是浙江发生兵变，继而发生民变，而且有星火燎原之势；三是辽东泰宁部的头子速把亥联合土蛮部纠集十万大军来犯。张居正可谓是夙兴夜寐，日夜煎熬，他坐镇京城，同时要解决眼前这三件难题。他首先远程遥控宣大总督郑洛，劝服我们以前提过的那位蒙古族的女强人三娘子，让她再嫁俺答的儿子黄台吉，然后让黄台吉继承俺答大明顺义王的封号，从而彻底稳住了西部混乱的局势。其次，他重用张佳胤，让他用铁腕手段，迅速赶往浙江平定兵变与民变。他对张佳胤说，对于叛乱，务必下手要狠。这是张居正对内的一贯手段，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张太岳集 文牍卷六 人主保身以保民论》这什么意思呢？是说叛乱就象星火可以燎原，一定要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里。历史上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最早就是从他这句话来的。结果，张佳胤完全吃透了张居正的精神，在一片刀光血影中平定了兵变与民变。而辽东的局势，张居正就放心多了，他写信给辽东总兵李成梁，嘱咐他不要轻敌，说蒙古人好久不敢来犯了，这一来必定有所准备，要打就要打他个落花流水，给他个迎头痛击。李成梁听了张居正的话果然不敢轻敌，设下埋伏，在镇夷堡不仅大破敌军，还幸运地把泰宁部的头子速把亥给射死了。张居正支撑着疲惫的身体在内阁里先后收到西部黄台吉接受册封、江南张佳胤平定叛乱、辽东李成梁镇夷堡大捷的消息后，悬着的心一下子完全放松了。而当巨大的压力消失之后，张居正再也撑不住了，一下子就病倒了。我们再联系他从万历八年以来，完成清丈田亩的工作，万历九年开始一条鞭法的艰辛，以及万历九年还大规模裁减了政府公务员这些难度巨大的工作来看，就知道张居正这最后的两年，他是如何辛劳、如何透支的了。所以他以为自己只是得了痔疮，以为动了手术、去了痔根就可以一劳永逸，可他哪里知道，自己已经要油尽灯枯了。因为误诊，再加上手术过后，脾胃受损，不易进食，张居正的身体迅速垮掉了。过了三个月之后，也就是万历十年的六月，这位一手开创了万历新政的明代大政治家，终于在病榻之上永远闭上了双眼。在张居正动完手术到去世这三个月的时间里，虽然张居正因为病情一再请求退休回乡疗养，小万历就是不答应，最后还只是允许张居正躺在病床上办公。所以张居正直到临死，他的床前还堆满了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公文和奏章。在这三个月里，小万历为了表示对这位病入膏肓的张老师的深情与依恋，不仅让京城的大小官员为张首辅斋醮祈祷，还在张居正临死前九天，最后一次封赏张居正，赐太师的封号，这在大明王朝绝无仅有，张居正成了大明朝唯一一个活着的时候得到了“太师”官衔的人！大概小万历觉得实在无法报答他敬爱的张老师了，所以才在最后用这种纯粹的形式来尊崇一下他的张老师。这心情就像他在三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有一次课上小万历对张居正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明神宗实录》）那意思是说，张老师您对我、对国家的功劳大到无法计算的地步了，我实在想不出来怎么才可以报答您，您活着的时候看来我是报答不了了，您死后，我要好好照顾您的子孙，这就算是我对您的报答了！小万历在张居正临死前封他为太师，和想在张居正死后照顾他的子孙一样，都是想表现一下自己对张老师的尊崇、敬佩和感激。可惜，这种行为与这句话，最后都成了莫大的讽刺！因为就在张居正死后没多久，小万历就开始对张居正反攻清算了，不仅抹去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官衔和荣誉，还对张居正的家人、子孙痛下狠手，从抄家开始，演绎了一出让人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抄家说实话，造成小万历把感激最后变成讽刺的主要因素，我觉得并不是后人所分析的什么政治因素，而是生理因素，或者说，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小万历的祖父是嘉靖皇帝，他可以说是明代历史上最为偏执的皇帝。他是半路出道当上皇帝的，因为他的堂兄武宗皇帝没儿子，所以武宗死了之后，他在大臣们的共同推举下当上了皇帝。一当上皇帝，嘉靖就给拥立他的大臣们闹翻了，而且一闹就是好几十年，而事情不过就嘉靖非要给自己的亲爹上个太上皇的封号，而大臣们就非不给他爹这个名号。可闹来闹去，折腾了几十年，最后还是固执的嘉靖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也把大明的国力给折腾得差不多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嘉靖又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他不管，任国力怎么衰落，任朝政怎么腐败，他一个人都紧握大权不放，甚至他可以长时间不上朝、不理朝政，但终嘉靖一朝，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从来没有旁落过。偏执、固执，还有怠政、弄权，可以说是嘉靖帝一生的关键词。毫无疑问，小万历的血管里肯定流淌着他爷爷嘉靖的血液，所以大概也自然继承了这种偏执、固执和对权力的向往。在他坐上皇位后的头十年里，因为他小，所以他的皇权不得不受张居正相权的钳制。可等到张居正一死，小万历就跟他爷爷一样，再也没有让绝对权力旁落过，而且他比嘉靖更狠的是，他可以几十年不上朝、不理朝政，怠政的时间要远超嘉靖，可权力还是握得死死的。小万历的外祖父，也就是李太后的爹李伟，我们以前说过，是个河北的农民，是个落魄的泥瓦匠。他把女儿卖到王府纯粹是为了图俩钱，却意外地使李家飞黄腾达，成了皇亲国戚，这就让这个农民出身的小泥瓦匠看到了投机的价值。所以他后来别的官不愿做，专门讨了个后勤部长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大贪特贪，以至于戚继光因为他贪了军饷和军需物资，一直闹到张居正的面前来。这个人一生的关键词也就两个词：投机、贪财。毫无疑问，小万历的血管里肯定也流淌着他姥爷李伟的血液，所以大概也自然继承了这种投机与贪财的性格。尤其是贪财这一点，在整个大明王朝里，万历帝的贪财可以说是无与伦比。他后来贪到都不放心让户部，也就是让财政和税务部门去收全国的税收，而要自个儿亲自派出太监去全国各地收税。这看起来是太监跟户部抢银子，实际上是小万历自个儿跟自个儿抢银子，因为江山都是他的，户部也是为他收税啊，所以这孩子抢钱大概都抢疯了！一是权，二是钱，这两样看来是小万历从遗传基因里就带来的巨大诱惑。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这两样都被强有力的压制了，而张居正本人就是那种强大的压制力量的象征。所以等到张居正一死，小万历弄权与贪财的潜能就被完全释放了。而在这个释放的过程中，作为原来压制力量象征的张居正，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小万历重塑自我、抛弃过去的第一道关口。当然，也不能张老师刚死就翻脸。小万历毕竟受张居正教育多年，循序渐进的方法还是懂的。他先找冯保开刀，反正举朝上下，士大夫们没一个会觉得冯保这个太监会是一个什么好人。况且，你不总喜欢打我的小报告吗？以前张老师罩着你，现在罩着你的人没了，看你小样儿，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你了！果然，张居正一死，就有人开始弹劾冯保。小万历一开始还不敢怎么动冯保，毕竟冯保看着他看了十几年，他还是有点心有余悸的。结果等到有太监在小万历面前说冯保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甚至比皇上您还富有的时候，小万历不再担心、不再害怕了，下令彻查冯保的案子。结果一抄家，从冯保那儿抄出金银一百多万两，而珠宝玉器更是不计其数。小万历这个高兴啊，他算是领略到抄家带来的乐趣了。因为他从冯保那儿意外地抄到了这么多钱，所以他倒也不太恨冯保了，最后也没杀了他，只让他到南京去闲住。冯保直到临走的时候，李太后还不知道这个贴身太监出了什么事儿。她来质问自己这个已经长大的儿子，但这个长大了的小万历再也不是当年跪在她面前求饶的那个小万历了。小万历很随意地搪塞他妈说：“噢，没什么，冯保这老奴受了张居正的盅惑，犯了点错，我过不久自然会把他召回来的，您老就放心吧！”你看，他跟他妈说话的语气也从谨小慎微变得有恃无恐了。李太后这时候早已经没有垂帘听政、控制儿子的能力了，而能帮她钳制儿子的张居正也已去世，所以她拿这个儿子再也没办法了。所以她打这以后，对于国事一律不再过问，甚至张居正被儿子反攻清算她也不管，因为她聪明的李太后知道，她再也管不了这个儿子了。要知道，小万历说这话的时候，张居正还没被反攻清算呢，张居正在国家行政层面那还是已故的太师和首辅，还是万历新政的总导演与总策划，还是大明王朝最大的功臣，而小万历已经能很随意地说出冯保是受了张居正的盅惑，可见他已经不需要再掩饰他在心底对张居正的厌恶与仇视了。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场上的奴才最擅长的就是揣摩主子的心思。小万历既然有这个心思，立马就有人投其所好，在冯保案后不久，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尸骨未寒的张居正。导致小万历下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主要是辽王府旧案。先是有人投小万历所好诬陷张居正弄权、贪污，但都是空说，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所以小万历也不敢真的下手，毕竟张居正为国家的贡献摆在那儿，你也不能空口说白话。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小万历要对张居正来个莫须有，看来他还没这胆量。但“莫须有”只是诬陷中最无耻的境界，它是要诬陷你却不需要任何证据。它往下还有多种境界呢，弄点证据有什么难的呢？法庭上的伪证我们还见得少嘛，更何况“朝廷”远比“法庭”要黑暗得多！所以很快，有关张居正弄权、贪污的证据就出现了，这就是张居正陷害辽王并侵占辽王府财产案。在某些神秘人士的唆使下，张居正那位小时候的玩伴辽王朱宪火节的遗孀王氏不知从哪里蹦了出来告御状。说张居正因为辽王朱宪火节误杀了张居正的爷爷，张居正就一直图谋陷害、报复辽王。所以后来所谓辽王生活腐化且准备谋反一案全是张居正一手捏造的，辽王因此被终生禁闭并最终凄惨死去全是张居正陷害所致。另外，还说张居正在辽王死后，就霸占了荆州当地的辽王府作为自己的府弟，因此，辽王府当初的无数珍宝，都被张居正占为了私有，用御状上的原话说，叫“金宝万计，尽入张府”。我估计小万历读到这句“金宝万计，尽入张府”的时候，眼睛大概开始发光了，那种从他姥爷李伟那遗传下来的贪财基因大概也开始发光了，刚刚因为抄了冯保的家而尝到了甜头的小万历就象一条贪吃蛇，只要能吃到钱，管他这个人当初是自己的先生还是老师！再加上张居正诬陷的还是辽王，还是我们朱家的亲戚，这还得了！从他爷爷嘉靖那儿继承下来的护短、偏执的基因大概也同时发光了，尤其是当小万历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本来应该在他手里的最高权力都在张居正手里的时候，这种报复的欲望就更强烈了。既有权力的刺激，又有金钱的诱惑，小万历不听很多大臣的劝告，开始对张家下刀了。第一件事，就是抄家。要知道按明朝的法律，只有谋反、叛逆以及奸党三类大罪才可以抄家的，现在张居正还没这样的罪名，小万历就要抄他的家，可见实在等不及了。结果在北京的张府里并没抄出多少钱来，小万历很失望。但这时候有人说，张居正在湖北老家聚敛的财富不下两百万两白银。小万历一听，两眼又放光了，立刻派御史丘橓和太监张诚火速赶往湖北荆州去张居正老家去查抄财产。丘橓这个人比较极端，《明史》里说张居正对他是“恶之，不召”，就是一直都不喜欢他，都不肯用他，现在丘橓报复的机会总算来了。据说他临走前对小万历保证说，绝不辜负使命，一定要把张家巨大的财富完整地带回给皇上。太监张诚就更不用说了，他跟冯保是死敌，自然跟张居正也是死敌，小万历找这俩人去抄家，那就是存心的。所以，虽然一路上有很多正直的官员都写信给丘橓，叫他不要把事做得太绝，可丘橓根本就不听。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数晚明的大学者于慎行，他曾经在夺情伦理风暴里也反对过张居正，也因此受过张居正的打击，但他这时候写信给丘橓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江陵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实情也。”（谈迁《国榷》）那意思是说，当初张居正在位的时候，大家都称颂他，那是拍马屁；现在张居正失势了，大家纷纷诬陷他，说他怎么贪污，怎么弄权，这也不是实事求事。你丘御史应该知道这一点，应该劝皇上冷静点，怎么能赶着去湖北落井下石呢？事实上，于慎行说的一点也不假，从于慎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张家侵占辽王府巨额财产的说法，在当时很多人就知道这纯属是诬陷。对于这一点，后来也不断有学者进行过考证与分析，现在学术界基本上可以断定张居正在湖北荆州老家的张府并不是原来的辽王府，也就是说张居正根本没在辽王朱宪火节死后侵占过辽府与辽府的财产。可是丘橓与张诚已经铁了心，这可是向小皇上邀功的好机会。所以他们急急地往湖北赶。但在那时，再赶也要花十多天的时间，等赶到湖北荆州的张家，连丘橓也傻眼了，张家的人居然已经饿死十几口了！我们说世态炎凉，墙倒众人推，那真是一点也不假。北京那边才要清算张居正，湖北这边儿就听到了消息，原来天天到张家拍马屁的府县衙门官员，第一时间纷纷亲自赶到张宅来封门，说是不许一个走脱，不许一分钱走脱，以显示对小万历的忠心。张家老老小小几十口，被禁闭在孤零零的空房里，没吃没喝，到丘橓他们赶到时，已经饿死了十几个。但丘橓和张诚不管这些，立即查抄张家的财产。可抄来抄去，只抄出十万两白银。这下，丘橓也傻眼了。还是不算男人的太监张诚有办法，他把张居正的几个儿子抓起来严刑拷打，逼着张家招认寄存在别的地方还有二百万两白银，最后他们把张居正的几个亲家、亲戚的家全都抄了，也不过又多得了几万两。在拷打的过程中，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悬梁自尽，临死前写了一篇血书，把张家的悲剧诉说得是声泪俱下。张居正的二儿子万历八年科举考试的状元郎张懋修也投井自尽，幸亏被人救了起来。这一下，张家的惨祸可谓是震惊了朝野上下，大概泉下有知的张居正也没料到，小万历当年说“无法报答先生，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竟然是这样看顾、照顾的！张家至此是彻底家破人亡，与张家沾亲带故的，也是死的死，亡的亡，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甚至张居正自己也被小万历下旨夺去一切生前的功名荣誉。小万历因为从张家没抄到什么油水，后来甚至火起来想把张居正开棺戮尸，在大家的纷纷反对下，才最终作罢。我想，要是他打开张居正的棺材，看到里面只有一条一品官员戴的玉带还有一方文人用的砚台，不知他会做何感想！政息张居正被翻盘了，一切和张居正有关的事儿也都被翻盘了。张家家破人亡，这还只是一家一户的悲剧，张居正一手策划的万历新政也被彻底否定掉，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悲剧的开始。正是张居正倾注全部心血培养出来的这个改革接班人小万历，亲手颠覆了张居正的一切措施。首先是考成法被废除，那些被考成法淘汰的没用的、腐败的官吏又都官复原职，而张居正亲手提拔的人才则靠边儿站了。张居正越级提拔的治理黄河的能手潘季驯因为替张居正说话被勒令离职了；张居正重用的兵部尚书方逢时甚至被构陷问罪；甚至连支撑起大明半壁江山的名将戚继光，因为与张居正的关系不一般，也被从北部前线调到了广东去，戚继光因为无兵可带、无仗可打愤而辞职，最后在没有张居正的日子里，在穷困潦倒中孤独去世。考成法被废除了，一条鞭法不久也被废除，甚至连清丈田亩已经清丈出来的成果也一概被推翻，拒不承认。这下被万历新政压制了的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就像按下的弹簧，反弹得就更厉害了。很多明史学家都认为，终万历一朝，从小万历否定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开始，算是真正埋下了大明王朝覆灭的种子！所以，后来不断有人悲叹，在万历十年之后，“世间再无张居正”！这其实不是对张居正个人命运的悲叹，而是对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命运的悲叹！这种人亡政息之叹，在我来看，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讽刺！改变历史的是某个英雄，而不是某种制度，这就是人治的社会。在没有制度保障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悲剧与悲叹其实是早晚都要发生的。在张居正死后的四年，在考成法被彻底否定之后的两年，辽东巡抚周咏注意到一个女真部落的首领正在辽东以外的建州地区扩张势力，周咏就上疏朝廷，主张予以痛击，以免养虎遗患。但是，在没有考成法督促的环境下，从北京到辽东的地方官僚，谁都不认真地去做这件事。执行的将领可以擅自把征剿改成招安，把招安改成安抚。而北京的高层拿了贿赂之后也不管不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致使这位建州女真族的首领得以从容坐大，开疆拓土，最后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这个本来应该被消灭在萌芽里的首领，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我常想，要是张居正在，要是考成法在，要是方逢时、戚继光都在，努尔哈赤还会是后来的努尔哈赤吗？可惜，历史不相信假如，生前要把该做的事儿“务为一了百当”的张居正也不相信假如，他只相信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那么，后人又会如何来评价张居正呢？在张居正死后的60年，以及在他死后的360年，又会有哪些人念念不忘地提起张居正来？而他们念念不忘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请看下集：《生前身后之名》第二十五讲 寻找张居正两个疑问我讲张居正的过程中，参看了许多资料，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和《明神宗实录》这样的史料，也有现代人有关张居正的一些著作。这其中对我帮助尤其巨大的当数现代学者写的一些有关张居正的传记。比如说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有关张居正的最为权威的一本传记《张居正大传》，比如说中国社科院刘志琴老师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中的《张居正评传》，还有像冯艺远、戴洁茹两位学者写的《张居正传》等。在此，我想特别对这些前辈学者表达个人的敬意与谢意。没有这些前辈的努力，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风雨张居正》的系列。当然，在这其中，我个人最为钦佩的，也是学术界有关张居正研究最为推崇的，还是要数已故著名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对于这本书，一方面，我个人非常喜欢，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奇怪。奇怪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为什么要给张居正的传起名叫“大传”呢？比如说他还写过《陆游传》、《梅尧臣传》、《元好问传》，甚至还写过一本《朱东润自传》，但这些他只起名叫“传”，为什么写张居正就要叫“大传”呢？二是这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时间也让我感到奇怪。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当时，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而武汉大学是因为抗日战争所以才临时流亡迁徒到乐山的。连学校都是流亡学校，所以朱东润当时过的也是流亡生活。据朱东润先生自己回忆说，就是在这种流亡生活中，他于1941年的1月3号开始动笔，仅过了七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号，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那么，朱东润先生为什么在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这部《张居正大传》呢？对比他其他的传记作品来看，这本《张居正大传》字数最多，用时却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当时恶劣的创作环境，我们尤其想知道，是什么让朱东润先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创作热情的呢？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朱东润先生为什么要给这本《张居正传》起名叫“张居正大传”，朱东润先生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倒有过一个简单的解释。他说：“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可见朱东润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会让后人产生疑问。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朱东润先生说“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词，尚书就有《尚书大传》。而传纪的“传”原来最早也是从经学里过渡后才使用到史学里的。既然“传纪”的“传”可以从经学中借用到史学里来，那么经学中“大传”这个词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到史学里来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张居正大传”了。朱东润先生的这个解释非常学术，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跨学科领域，从经学里借用了“大传”这个词，但为什么要突破常规如此借用，他也没说。所以，只能说朱东润先生只说了“是什么”，却没说“为什么”。至于时间上的疑点，也就是他为什么在1941年的流亡岁月里，在短短的七个月的时间，要赶出这样一部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朱东润先生就更没有提及过了。带着这两个疑问，还有在讲述《风雨张居正》的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种种难以释怀的情感与情绪，我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去那片生下张居正并养育了张居正的荆楚大地，去寻找我自己的答案。身后名我来到荆州古城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远处的天边有一道血色残阳把古城笼罩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中。我走在荆州城东门外草市的大街上，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那个因为爷爷梦到了一只白乌龟而取名叫张白圭的小朋友，就是在这条大街旁的某个房屋里呱呱落地的，想到那个叫张白圭的少年神童就是在这里改了一个张居正的名字，从而走向了天下，也从而开始名满天下的，心中对这种历史的偶然就充满了一种敬畏和叹息。荆州人无疑非常爱戴他们这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神奇的先人，荆州的张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气势，说老实话，绝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本以为，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沧桑，没有多少人会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本以为，四百年的岁月变迁早就把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化景点“压榨”成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微缩景观。可事实是，无论从占地规模和修缮程度来看，张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见过的名人故居景点中非常突出的。我在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张居正故居非常有气势，有位当地人跟我说：“这算什么，张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中国古代虽然有很多名相，但谁能跟他比啊！”这话听起来特牛，但牛得让人服气。当时我听了这话，一坚大拇哥，说了四个字：“名至实归”！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流连了大半天，首先产生的一个感慨就是：一个人的生前身后，得失毁誉，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也不是可以预料的，所以只要能够无愧于心，就应该像张居正那样，无所顾忌，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前行。张居正生前的时候，权势达到了极点，声誉也达到了极点，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为了表彰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为他建祠堂，这叫生祠。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拍马屁之举。可是张居正对于这些，就像当初面对荆州的官员为他建三诏亭一样，表现得极为冷静，说我死之后，恐怕连找块安葬的地都困难，谁又会在乎你生前的显赫呢！我们曾经分析过，张居正在建下丰功伟业、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的是太冷静了，也太有政治远见了。果然，张居正一死，小万历开始对他口口声声要报答的恩师反攻清算了，因为在张家没有抄出预期的两百万两白银，甚至要把张居正开棺戮尸。果然像张居正生前预料的那样，他几乎连块安葬的地都不能保全。终万历一朝，张居正被定性为万历皇帝碰到过的最大的奸臣，小万历不许任何人为张居正翻案，大明万历朝的政治口径非常统一，不要再提张居正的贡献了，最好把张居正这个人彻底忘掉！可是，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毕竟不是可以人为地抹杀的。就在万历朝当时，就有不少人为张居正鸣冤报屈。要说像潘季驯这样的张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为张居正叫屈还可以理解，但连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也为他叫屈，这就更有说服力了。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曾经在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的文化专治过程中饱受打击，他也是张居正生前少数能敢于痛批张居正的人。可当张居正死后，当他目睹了朝廷对张居正的诬陷以及对张家后人无情的迫害后，他不仅指责那些不能为张居正辩护的官员，还把张居正与当时人们都特别爱戴的清官海瑞作对比，说海瑞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却不可以“任栋梁”，但张居正虽然执政时“胆大如天”，却可以称得上是古今“宰相之杰”！李贽是思想家，所以看得远，看得深。可一般人并没有他这么洞烛观火的认识，所以终万历一朝，虽然有李贽这样的人为张居正说话，可毕竟身微言轻，也并不为人所重视。所以到了万历朝的后期，张居正真的是渐渐被人所淡忘了。可就在我们以为张居正真的要被所有人淡忘的时候，就在张居正死后的六十年左右，也就是明代崇祯年间，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乡野之间，一下子又有很多人想起张居正来了。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一句老话——“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上至崇祯皇帝，下到文人士大夫，在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的历史洪流面前，都意识到大明王朝到了生死危亡的关头。谁能挽狂澜于即倒？谁能扶大厦于将倾？谁能为大明王朝再降生一个张居正来呢？第一个跳出来如此呼喊的人，大家绝对想不到，我估计泉下有知的张居正也绝对想不到。他就是在夺情伦理风暴中号称反夺情五君子之一，而且是五个人中把张居正和万历新政骂得最凶、骂得最狠的邹元标。邹元标因为反夺情，在廷杖中被打断了双腿，落下了终生残疾。过后又被流放到云贵边远山区，弄得浑身都是病。他晚年曾经说，每到阴雨天，那叫一个“天阴雨湿声啾啾”啊，浑身的骨头缝里都疼痛异常，有时痛得竟然忍不住要哼出声来。这可以说，都是拜张居正所赐的。邹元标后来成为东林党的领袖，在国破家亡的严峻形势下，他开始反思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并最终认为只有张居正的改革才是救国的良方。他上书崇祯皇帝，主张为张居正平反昭雪，结果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赞同。到了崇祯三年，张居正生前的名誉才得到完全的恢复。张居正当年孤身一人誓把改革推行到底的时候曾经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的那个当过状元的儿子张懋修在穷尽余生编定了《张太岳集》之后也说：“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这个“知我罪我”的典故出自孔子。孔子编写完《春秋》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那意思是说我做的这些事，写的这本书，后人一定会毁誉不一、褒贬不一的，但我只要认为这是对的，是有价值的，不论别人如何评说，我都会坚定地做下去。张居正引用孔子的这句话，是说他不会在乎那些生前身后之名，他看重的是他生前的理想，是他的改革大业，哪怕为此担上千古的骂名，他也会昂首前行。而他的儿子张懋修在抄家时自杀不成，后来忍辱偷生，为父亲编写文集，也是要把父亲张居正的这种精神宣扬下去，这就叫“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地之间”！宋代的辛弃疾他的名作《破阵子》里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张居正“了却”了“君王”的“天下事”，可是当时并没能“赢得生前身后名”，可即使这样，他留在天地间的那种精神却也是永远不朽的。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这就要说到我在张居正故居流连忘返时所产生的第二个强烈的感慨了。精诚张懋修说他爹“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那么，张居正留下的这一段“精诚”，或者说这一种精神，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我个人认为，精神这种东西是可以遗传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家族、甚至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想知道张居正到底留下的是何种精神，我们不妨来看看张居正的后人——他的子孙的表现。在亡国的崇祯皇帝当政的十七年里，他虽然也想励精图治，他虽然为国事操心得二十多岁就白了少年头，但可惜，天下已再无张居正。天下多的是乱世之枭雄，朝廷却没有一位治世之能臣。崇祯皇帝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他于崇祯十三年下旨让张居正死去的长子张敬修世袭张居正生前的荣誉，并起用了张敬修的长孙、也就是张居正的长重孙张同敞，希望他能够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救大明于水火之中。张同敞一介书生，从此便投入到战火燃烧的岁月里去了。到了崇祯十七年，北有清兵叩关，南有李自成的起义大军直逼京师，崇祯帝无兵可调，就寄希望张同敞可以借张居正的声名和影响去南下调兵。张同敞千里兼程，可惜他兵还没召集多少，崇祯帝就已经吊死在煤山了，随后清兵入关，大明朝真的是亡国了。张同敞的同学好友都劝他应该远身避祸，以保张家的血脉，因为张同敞到这会儿还没有后代。可张同敞却说：“先祖为国，常思死而后已，我怎能做个不肖子孙呢？”那意思是说，我的曾祖张居正为国家可以不计荣辱、不计生死，我当然要像他老人家一样，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安危呢？我要这样的话，死后有何面目去见我的曾祖父呢？你别说，张同敞想起当年张居正外除边患，内平叛乱，一手创建出一个中兴而鼎盛的大明王朝，就感觉颇为自负。祖先的血液在他的身体里流淌，他明知明王朝大势已去，可他一定要做些什么，要像他的祖先张居正那样为国家做些什么，无论成败得失，无论功过是非。他先是帮助南明小朝廷积极筹划抗清大业，后来弘光政权灭亡之后，他又赶到云南保着永历皇帝，誓死抗清。永历帝封张同敞总督的官职，让他协调各路兵马。可实际的兵权却都在各路的将领手中，大家人心思散，根本不听指挥。张同敞只有希望能以一腔热血感动所有的人。所以打仗的时候，他作为一介书生，前进的时候，总是一马当先，而士气动摇的时候，他则端坐不动。多少次，他以个人的气概稳定了军心，渐渐地，他取得了将士们的信任与爱戴。可毕竟大势已去，毕竟独木难支。永历五年，也就是在张同敞坚持抗战了八年之后，清兵攻入广西，永历帝逃往梧州，桂林的军队溃散，只剩下一座空城。而抗清名将瞿式耜留守空城，坚决不肯走。张同敞听说之后，只身一人，泅水渡江，来见瞿式耜。瞿式耜见到张同敞说：“我为留守，当然要死在桂林。总督你没有守土的责任，还是离开吧！”张同敞握着瞿式耜说：“古人耻独为君子，先生为什么不让同敞我与你共生死呢？”听了这话，瞿式耜热泪盈眶，说：“别山，你不愧出自忠孝之家！”别山是张同敞的号，瞿式耜那意思是说，你真不愧是张居正的后代啊！瞿式耜端出酒来，外面风雨大作，二人则正襟危坐，秉烛达旦。天亮的时候，清兵攻入桂林城。投降清军的定南王孔有德直冲帅府，看抓住了瞿式耜，非常高兴。他不认得张同敞，就问此人是谁。结果张同敞开口一篇长篇大论，把孔有德卖祖求荣骂得狗血喷头。孔有德恼羞成怒，当时命人打断了张同敞的双臂，并挖掉了张同敞的一只眼睛。可张同敞依然怒骂不止，当孔有德知道这就是张居正那位有名的曾孙后，也不敢下手了。他把瞿式耜和张同敞下在大牢里，想把他们劝降，这两个人若是能降，下面的仗就不用打了。可惜他算盘虽然打得好，但根本就是找错了人。这两人要是肯降，还会在风雨之夜独守一座空城吗？张同敞和瞿式耜被关在狱中，两个人的牢房只隔一堵墙，两个人就彼此谈笑吟诗，互相鼓励。张同敞的《自诀诗》序里说：“被刑一月，两臂俱折。忽于此日，右手微动，左臂不可伸矣。历三日，书得三诗，右臂复痛不可忍；此其为绝笔乎？”那意思是说，在被关押的一个月里，因为受刑，两臂都折断了。有一天忽然右手可以微微动弹，但左手一点都不可以动，就凭着这只可以微微动弹的右手，他写了三首诗。因为右手只是能微微动弹，他这三首诗整整写了三天。等到写完这三首诗，右手再也不能动了，同敞知道，这大概就是自己的绝笔作了。我们来看其中的一首说：“弥月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后诗。破碎山河休葬骨，颠连君父未舒眉。魂兮懒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