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15

这就要说到一个孩子成长的问题了。美国曾经有部非常有名的情景系列剧，叫《成长的烦恼》。在剧中，家庭里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望子成龙的父亲与日渐长大的儿子迈克之间的矛盾。看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教育难题，即一个父亲如何面对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的逆反心理。据心理学家分析，男孩子最容易在十一到十三岁产生逆反心理，而在十六到十八岁这种逆反心理往往表现得最为强烈。大概小万历的成长环境更为恶劣些，十一到十三岁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到他的逆反表现，可到了十六岁之后，这种表现一下子就强烈起来了。当然，公允地说，这种情绪的滋长也与张居正有关。张居正在经历过夺情伦理风暴之后，不论是性情上还是工作风格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变化，时人评论是变得更“操切”，也就是更极端了。遗憾的是，因为小万历在张居正心中具有“接班人”的重要位置，他对小万历的期望也随着这种“操切”变得极端起来。而在这种期望下，越是跟张居正有着类似于父子之情的小万历还就表现得越逆反。比如说过了十六岁的小万历，结完了婚，成人了，思路和习惯也不再跟敬爱的张老师合拍了。而面对这种不合拍，张居正的态度则是加大力度，一定要把它扭合拍，所谓“强扭的瓜”就是这么产生的。有一次，小万历觉得自己大内的钱不够花了，就跟户部多要五十万两。户部说年初的财政计划里没有这笔钱，所以国库里也拿不出这笔钱。小万历一听就说那就不走财政计划好了，省得耽误了其他方面的费用。他转头命令工部，说你们不是可以铸钱吗？你们就另外给我铸五十万两，这样不用动原来的财政计划，而我又有了多余可用的钱。说实话，小万历完全没学过经济学，这不怪他。可张居正听到户部的汇报后当时就很生气，让工部不要理这道命令，而自己则去苦口婆心地去找小万历说理。小万历一见张居正就用质问的语气问：“先生为什么不让铸钱？我不用户部的钱，让工部铸钱也不行吗？”张居正费神地解释说：“天下有一两银钱，必有相应的一两货物。这叫物有所值。现在货物不增加，而银钱的总数要是增加了，那不就物无所值了吗？”小万历说物无所值有什么关系，只要有钱在，物不就有所值吗？那意思是只要钱能买东西，钱就是值钱的，东西也是值钱的。你别说，他这个静态的逻辑也是成立的。所以张居正费尽口舌给他解释了半天，就差没把“通货膨胀”这个词说出来了。但就算张居正能泄露天机把这个现代经济学词汇说出来，小万历估计还是不能接受，因为他不能接受的是他是皇帝，江山都是他的，天下都是他的，为什么天下的钱却不是他的。张居正解释得了通货膨胀，却解释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什么在现实中有那么多束缚与限制。所以，最后虽然小万历在这场有关铸钱的辩论赛毫无疑问地输给了他博学的张老师，虽然铸钱最终还是被张先生否掉了，但小万历心中的愤愤不平却是张居正已经抚不平的了。在这场铸钱辩论赛完败之后不久，小万历又精心准备了第二场与张老师的辩论赛，这一次他的准备就充分多了。万历七年的五月，张居正拟旨，封辽东总兵李成梁为宁远伯，并准许世袭爵位。李成梁是边关大将，是张居正稳固国防的左膀右臂，再加上他累积功劳无数，最近又新获战功，所以张居正给李成梁的封爵，这一点谁也没意见。小万历也没意见，而且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张居正对李成梁的封爵。可第二天，他就让太监到内阁传口谕，让张居正拟旨，拟封自己的岳父王伟为永年伯。张居正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凭啥封了李成梁就要封你岳父啊？那李成梁是因功封爵，你老丈人凭什么莫名其妙地封爵啊？所以他不同意，回复小万历说李成梁因功封爵是名至实归，你老丈人这时候跟着凑热闹恐怕不太合适。哪知道小万历早有准备，让太监把查好的典章送来了。张居正一看，上面写着正德二年武宗为岳父封爵，嘉靖二年世宗为岳父封爵，这都是史有前例的事儿，也就是祖宗成法，你张居正凭什么不让我封自己的老丈人呢？张居正一看，也彻底没脾气了，看来这个学生没白教，知道引经据典地跟老师争了。于是张居正只得拟旨封了王伟的永年伯，但没给“世袭”。小万历上朝时见到张居正就问：“王伟封爵，为何不给世袭？”张居正也是有准备的，他微微一笑说：“老臣查了祖宗定制，嘉靖八年曾有旨说此后外戚封爵，都不准世袭。”小万历显然对典故的熟悉程度不如他的张老师，但他也不示弱，说：“正德、嘉靖两次外戚封爵均有世袭，先生可知道吗？”那意思是说，你有根据，我也有根据啊。张居正一听又开始宏论和说教了，他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说了一大堆滔滔不绝的道理，总的意思是太祖皇帝规定的，非有军功，不得滥封爵位，后来的做法虽然有很多既成事实，但实际上都不合乎我大明朝封赏的规矩。小万历听他从太祖皇帝说起，长篇大论，听了一会儿就糊涂了。他知道说理说不过张老师，所以把最后的杀手锏扔出来了：“凭什么李成梁可以世袭，我皇帝的老丈人却不可以？”张居正一听这话火了，说李成梁成什么人啊，我大明的半壁江山都靠李成梁这样的人守着呢。封爵的本意就是为了奖励贤能的，李成梁这样的人不封，你封谁呢？你老丈人没为国家立下半分功劳，但不是也封了吗？不过就是少了个世袭，况且这也是有祖宗规定的，你干嘛要较这个劲呢？说小万历听了这通道理也火了，道理上他说不过张居正，最后只好怒气冲冲地问：“难道皇上的岳父还不如一个总兵重要吗？”张居正听了这话突然不说话了，死死地盯着坐在龙椅上的小万历，那意思就是用沉默代表肯定的回答——不错！在我眼里，你老丈人就是不如李成梁这个总兵官重要！小万历看张居正不说话，自己也不说话。他俩不说话，旁边谁也不敢说话。两个人就大眼瞪小眼地看了半天。最后，张居正就是没给王伟的爵位上加世袭。小万历最终象一只斗败的小公鸡蔫下去了。如果说前面的铸钱还是小万历因为实际需要而与张居正争执，后面的封爵就有点儿蓄意找茬儿的味道了。那么，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为什么要对自己一直敬爱的张老师找茬儿呢？除了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小万历的心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奇特情结？在小万历成长的烦恼中，张居正又会面临怎样的烦恼？这些烦恼又会给张居正带来怎样不可预料的后果呢？请看下集：《误判去留之间》第二十三讲 误判去留之间政治智慧还是在万历六年，也就是张居正回湖北老家安葬父亲的时候，等张居正赶回老家湖北荆州之后，他在老家铺开架势给老父亲下葬，而小万历和李太后在北京城翘首以待，就盼着这位张首辅、张先生能早点回来。所以，在张居正安葬父亲期间，小万历一连发了三道诏书，问安葬情况怎么样，问安葬的事结束没有，问安葬结束了你张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动身回京啊，总之，那意思很明确，就像那句歌词写的——“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当今皇上和太后如此依赖张居正，这让湖北当地的大小官员都很震动，也感到无尚光荣，于是当地官员就有了一个拍马屁的举动——为张居正在荆州城外建立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建成之后，当地官员请张居正出席落成典礼，结果张居正当时就给这帮人浇了一盆冷冷水。他说，你们为我建这座亭子，现在看，好像风光得很。可过不了多少年，等时局变化、形势变化了，谁还会记得这亭子是因三道诏书而起的呢？也就是谁还管它是不是“三诏亭”呢？它终将只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迎来送往的、让人驻足歇脚的普通亭子罢了。说罢，张居正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帮拍马屁的官员面面相觑地愣在当场。我们不禁想知道，万历六年，刚刚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刚刚坚定了夺情决心、要以铁腕把万历新政推行下去的张居正，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有这么消极的认识呢？或者，我们不应该用“消极”这个词，更准确点说，这应该是个极为“清醒”的认识。那么，在皇帝和太后全力依赖张居正，在整个万历新政完全依赖张居正，在整个大明王朝完全依赖张居正的时候，在他可以权倾天下、无所不能的时候，他张居正怎么会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呢？我觉得，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了。我们以前提到过，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认为张居正是“明代唯一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且是“明代唯一一个”，张居正肯定应该有极为出色的政治智慧。那么，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当然首先要算他作为一个改革家，根据形势，适时地施行了名为万历新政的这场明代最大的改革运动。这也是张居正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所在，所以当然能体现出他的政治智慧来。这一点，我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这里不用多说了。第二个，我以为要算他敢于选择夺情的勇气和决心。或者说，叫敢于把改革推行下去、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决心。要知道，张居正自己也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也是一个以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为思想根本的知识分子。夺情在名义上就是不守孝道，这算是动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根本。但为了改革的大业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张居正能与自己所奉行的这套伦理规范、思想信念为敌，继而发展到与天下士大夫阶层为敌，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光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我以为就可以算是一种大智慧了。第三个方面，我以为要算他以相权钳制皇权的政治手法。在封建时代，皇权实际上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你看历史所有的治世、盛世，哪有光靠一两个宰相、四五个大臣能整出来的呢？不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只要是治世，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皇权的支持。所以诸葛亮再有本事，也整不出一个治世来，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相权本质上还是完全受刘禅的皇权控制着的。而控制他的皇权正好是个昏庸的皇权，诸葛亮再有本事也就没辙儿了。历史上唯一一个特例，就是张居正的时代。他背后的皇权应该也不算英明，这从万历皇帝完全主政后极为昏庸的表现就可看出来。但张居正不同于诸葛亮，他的相权不像诸葛亮那样绝对服从于皇权，而是采取与皇权合作并适度钳制的策略，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彻底推行，使得张居正在世时的万历新政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第四个方面，那就要说到张居正对钳制皇权后果的清醒认识了。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有人评价张居正说，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说这是张居正后来得祸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这本书里就评价说：“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觉声色卒震于幼主之前。后来之祸，宜其及矣。”这话就是说，张居正已经位高震主了，将来必将因此而得祸，可惜他自己还不觉得。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评价也对也不对。对在对于张居正用相权来钳制皇权，甚至多少有点儿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实认识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在局中，当局者迷，并没认识到这一点，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张居正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他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政治名言，叫“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张太岳集·归政乞休疏》）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独掌大权久了，虽然风光得很，但高处不胜寒，总有要出事、要乐极生悲的那一天，所以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生涯的高潮处要知道全身而退，像汉初急流勇退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是聪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否则，最终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么好果子。所以，张居正在面对为他而建的三诏亭的时候，才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些当地官员的拍马屁的行为，并当时就说出了自己对将来的担忧。但问题是，这个拒绝“三诏亭”的时间实在太早了些啊！这时候不过是万历六年，也就是说万历新政也才刚进行了一半，像一条鞭法还没施行，清丈田亩也还未见成效，一切还谈不上大功告成的时候，张居正怎么这么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功成呢，怎么就想到身退了呢？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和我们这几讲所说的张居正工作风格的转变有关。操切风格我们知道，张居正在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之后，不仅个人的生活作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奢华，越来越铺张，而且工作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是“沉毅渊重”，也就是非常沉稳，可现在却越来越“操切”了，也就是不留情面，很极端。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长定堡大捷的疑案中，张居正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置整个朝廷的脸面于不顾，从上到下，从万历皇帝开始，到他手下的亲信、部旧，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头浇了盆冷水。连他自己都未能幸免，他和他手下的亲信因长定堡大捷所受的封赏全部革除，好些人还因此受到处罚。所以说张居正太“操切”了的提法，并不是改革的反对派提出来的，恰好是张居正这边儿的人提出来的。再比如说，张居正在夺情事件之后，面对士大夫阶层的汹汹之口，他心里也非常生气，甚至是非常反感。但除了个人情绪的原因，张居正更认识到这种对他个人的非议极有可能会演变成对整个万历新政的非议。于是，张居正于万历七年下令诏毁天下书院。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当时的书院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所以在管理上并不能做到统一的行政管理。而且就算是公立的书院，因为明代士大夫阶层崇尚演说与争论，所以也是培养各种对立意见的沃土。明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流派之争特别激烈，流派也特别多，这都说明明代知识分子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习气。张居正要把改革顺利推行下去，最忌讳的就是士大夫之间的口舌之争，而爱吵架又刚好是明代知识分子最鲜明的职业特点，所以张居正为了维护改革思想的统一，也为了封住别人议论的嘴巴，他开始大规模地关闭书院。私立书院基本上不让开，公立书院的规模也大幅缩小。而且是强制性的，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就为张居下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客观地说，这确实算是“文化专制”。但张居正作为一个改革的执行者，他这样做多少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可他接下来为了堵住天下士人的议论，以异端邪说的名义对各思想流派进行打击，甚至为此秘密杀害了他的同学、明代有名的思想家何心隐，这就绝对是标准的“文化专制”了。何心隐当年与张居正同年考进士，两个人算是同学。后来张居正考上了，何心隐没考上。有一次，何心隐在一个朋友家里碰到张居正，对于这位已经飞黄腾达的同学，何心隐上来就挑衅地问：“你可知太学之道乎？”儒家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何心隐不谈“大学之道”，别出新裁，来了个“太学之道”。张居正少年就特别沉稳，他最反感的就是这些故弄玄虚的忽悠，所以他根本没搭理何心隐，只是略带着讽刺地回了何心隐一句说：“你是想飞却飞不起来吧！”说完，张居正掉头走了。据说，何心隐当时大惊失色，对朋友说，你记着，将来此人必掌天下的权柄，而将来能杀我的人，也肯定是张居正这个家伙！我就想了，何心隐只是被张居正讽刺了一下，又何至于推理到几十年后张居正一定会杀他呢？后来我想明白了，何心隐知道自己必将是个思想家，思想家可以没饭吃，但一定得有话说，或者说思想家的嘴巴首先不是用来吃饭的，而是首先用来说话的，用来批评的，用来议论的。而张居正必将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可以没话说，但一定要有事做，或者说政治家宁肯多做事，而不愿多说话。要是你的说话，妨碍了他的做事，那么他就一定会做一件事——那就是让你闭嘴！所以，作为动嘴的何心隐早晚要死在动手的张居正的手里，这也就是一条可以说得通的逻辑了。连何心隐在几十年前就料到张居正掌权后会对天下动嘴的人下手，那么现在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进行文化专制也就不是什么极为出人意料的事儿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的“操切”表现，看来也并不完全是突发的。能证明这一点的更有力的证据是，张居正的操切，并不只是针对下级与改革的反对力量，他甚至对他的主人、和他情同一家人的小万历和李太后也是操切的。对小万历就不用说了，我们上一讲已经详细分析过，小万历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来，可以说就是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所谓“家长式”教育造成的。张居正对小万历有些操切那还好说，因为小万历毕竟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心目中要着力培养的改革接班人。但李太后绝对要算是他的主人，虽然这个女人也依赖张居正，而且还跟张居正在情感上有着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总是他儿子手下的一个大臣，他怎么敢对向来强势的李太后也“操切”呢？您还别说，张居正就是有这个胆儿。有一次，张居正最为亲信的边关大将戚继光飞马奔回北京城，深夜直冲到张府，拿一件棉衣给张居正看。原来，戚继光拿来的是边关将士过冬穿的棉衣。戚继光撕开棉衣给张居正看，里头根本没有棉花，全是一些败絮和草絮，比那黑心棉的质量还差。张居正知道戚继光为啥为棉衣激动成这样，戚继光是个爱兵如子的人，他打仗从来都是跟士兵共进退，连平常吃住都和士兵在一起。他这么这一个疼爱士兵的人，看到士兵过冬的棉衣居然是这种次品，他能不生气、他能不激动吗？所以张居正当时也很生气，也很激动。但换了别人，生气归生气，激动归激动，这事还不好明目张胆地查，因为负责军需后勤物资这个肥差的是李太后的亲爹武清伯李伟。那可是太后的爹，皇帝的姥爷，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张居正、戚继光再有本事，那也是给人家打工的啊！你总不能去查皇帝的姥爷、太后的爹吧！所以我说换了别人，这事没辙儿。可张居正不一样，他不仅查清了李伟贪污的事实，还把难题直接交给李太后，让李太后自己看着办。李太后当时也羞愧难当，又不能真的把自己的爹绳之以法，在封建社会那是大不孝，最后只好把李伟叫到宫里来，当面狠骂了一顿，然后让他爹在外面大雪天里罚站，罚站完剥夺公职，在家好好呆着，别管什么后勤了。我们说李太后还是不简单的，她并没有护着她爹，对张居正的苦心也很理解。可我们说李太后这样做是为了他儿子的江山考虑啊，她不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而是迫于稳固皇权、稳固江山的考虑，再加上她不是一个糊涂的女人，所以他在“操切”的张居正面前屈服了。可后来，张居正死后，小万历对张居正反攻清算，当时有人请李太后出面为张居正说情，李太后最终没有出面为张居正说半句话，只说“当初我爹站在大雪里，谁又为他说情来着？”所以，李太后对张居正不是完全没有怨气，也就是说她也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那么，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开始，到张居正的亲信、手下，到万历新政的反对派，都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风格，难道张居正自己就没感受到吗？他要是自己也感受到了，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操切”，这么极端呢？我们说，造成张居正工作风格越来越“操切”，当然首先有两个客观的原因。一是夺情事件确实激怒了张居正，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反夺情的过程中，大家对他的指责以及张居正自己所受的屈辱都使得张居正在性情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变化是越来越偏激的，所导致的工作风格也就是越来越“操切”的。二是随着年龄与权势的增长，张居正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恶性膨胀，我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你看曹操，我们说他杀杨修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老了，随着他称魏王、加九锡、生前的权势达到极致之后，他再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可以唯才是举、礼贤下士了，他变得越来越不能容人，连荀彧这样他曾经最为倚重的大谋士，不过因为他晚年的时候劝他几句，他就把人家杀了。更不用说杨修这种好议论是非、嘴巴上没有把门儿的人了。所以但凡权势显赫的，到了晚年没有几个不操切的，这也是种规律。但我们说张居正晚年的“操切”还有几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地方。一是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操切了。二是张居正变得越来越操切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张居正在夺情事件后曾经在给好朋友的信里坦露心声说：“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这段话主要说了三点。一是我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声誉，受到很多人的议论和批评，但批评我的人越多，我就越严格，越认真，丝毫不做退步，这就叫“持之愈力，略不少回”。二是正是出于我这种认真和严格，我自认为才取得了一些建树，这叫“故得少有建立”。第三，我这种操切、严厉，对个人声誉虽有伤害，但对国家却是有利的，这叫“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要想真的做出番事业，要想真的让万历新政得出巨大的成绩来，恐怕在个人声誉与国家利益的取舍之间要做一个明确地选择，这个选择做不好，那就意味着一事无成，意味着万历新政半途而废，所以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也就是说只要能对万历新政有利，只要能对改革有利，只要能对国家有利，哪怕全天下的人都骂我夺情、怨我操切，我也在所不惜！所以我常说，张居正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是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他在夺情伦理风暴之后已经意识到舆论对他的不利，也意识到整个社会氛围有可能对万历新政造成的不利，而万历新政在这个时期又刚好到了转折还是继续、生存还是毁灭的关口，所以他选择“操切”，是要以一人之力把他的理想——万历新政的改革完成下去。因为古代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靠“人治”而不是靠“法制”的社会！坚决求退可我们说政治家也是人，虽然张居正为了他的万历新政不惜“弃家忘躯”，甚至“破家沉族”（遗憾的是，他这句话后来真的应验了！），但当万历新政在万历八年之后开始全方位地表现出巨大的成果之后，张居正开始犹豫了。他开始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他觉得这九年来外除边患、内平叛乱，考成法肃清了官僚队伍，清丈田亩基本完成，国家赋税大幅增加，黄河水患也得到彻底治理，大明王朝正是一派国富民强的中兴姿态，这就是他万历新政的梦想。如今梦想实现，只需维持下去就行了。而他，这时也就可以选择全身而退了。况且，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之后，张居正殚精竭虑，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所以，他开始着手让已经十七、八岁的小万历来亲自处理大量关键性政务，并提出自己要退休养病。不料这个名叫朱翊钧的万历皇帝，不仅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而且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约拿情结。那么，什么叫约拿情结呢？约拿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一直渴望能得到上帝的差遣。可等到上帝终于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让他去宣布赦免一座本来要被毁灭的城市的时候，约拿却出人意料地抗拒了这个任务。不仅抗拒，他还逃跑了，来躲着他所信仰的上帝。上帝要约拿做这事儿，本来是一种很崇高、很荣耀的使命，也是约拿一直向往的，可一旦理想要成为现实，约拿反而感到一种畏惧，进而觉得自己不行，完成不了这个使命。这种面对成功、面对理想反而产生畏惧与怀疑的心理，就叫约拿情结。明神宗万历皇帝就具有典型的约拿情结。他和宋神宗不一样，宋神宗遇到王安石的时候已经二十岁了，已经是成年人了，心智已经成熟了，所以他需要王安石来变法，不论成功与否，他对王安石除了信赖与感激，没有什么过多的心理纠结。可明神宗和张居正的关系就不同了，他很小就是在母亲与张老师的家长式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十到二十岁这关键的由少年到青年的十年，他可以说是完全按张老师期望的模式在成长的。而这十年又是人生中发展最快，思想与情感也最飘忽不定的十年。他先是对张老师绝对服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产生了怀疑与逆反，他逐渐认识到天下是自己的天下，并不是张居正的天下，为什么什么事都要由张居正来决定呢？所以他才会逆反，才会在有些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上跟张居正辩论、叫板。现在张居正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放手让他来做，并提出自己要请假养病，可小万历却坚决不肯。他又想起张老师的好来了，有张老师在，他只要每天玩玩享清福就行了；要是张老师不在，那么多国家大事，找谁去做啊？怎么做啊？小万历想起来就犯愁，所以他反复下旨慰留张居正，坚决不肯让他退休。到了万历八年的年初，小万历在张居正的安排下完成了“耕藉礼”与“谒陵礼”两大标志皇帝成年的重大礼仪。“耕籍”就是以皇帝的身份，下田耕种，这在远古农业社会是男子成年的重要礼仪，后来的帝王为了表示以农为本的思想，都继承了这种“耕藉礼”。“谒陵礼”就是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前往北京城郊的天寿山，也就是现在明十三陵的地方，去拜谒、祭祀祖先的陵墓。“耕藉礼”和“谒陵礼”结束后，就标志着十八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正式成年了。在这两大仪式结束后的第十天，张居正正式地上了一篇《归政乞休疏》。这篇奏疏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注意，这段话的一开始有抄袭之嫌。这句“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跟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几乎完全是一样的，都是说受先帝托付之恩，所以努力尽忠为国，不敢稍有懈怠。这也说明张居正一直是以诸葛亮为榜样的。但诸葛亮接下来说，正因为不敢稍有懈怠，所以我才要更加努力，所以现在我准备亲率大军出师征讨。可张居正接下来却说正是由于自己为国之心不敢懈怠，所以九年以来，惹下不少非议，也惹下了一身的疾病，所以我现在要正式跟皇帝您辞职！你看，到这个时候，张居正并没有以功成可以身退作为辞职的理由，而是以“非议”和疾病作为辞职的理由，所以说他怎么会对自己的操切以及操切的结果不清楚呢？所以他在在这篇上疏里甚至很动情地对自己的学生小万历交待了这些年来执政的心态——“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那就是说执政的这九年，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谁又能想到，权倾天下、势压朝野、可谓立下丰功伟绩的张居正这九年来竟是这样一种心态呢！所以，这就是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功未成时，为了国家，他并不考虑自己的后路问题；可功已成时，为了自己，他也想功成身退。误判去留可张居正为什么最终没能功成身退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小万历和李太后一如既往的强烈挽留。要知道依赖是有惯性的，从万历新政开始，小万历和李太后就严重依赖张居正，这么多年来，这种依赖都养成习惯了。而且小万历和李太后两个人，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女人，那是依赖性最重的两类人啊！那张居正一直都是拿出宽厚的胸膛“让你依赖、让你靠”，现在突然要抽身而退，那这两人哪能答应啊？所以小万历这时表现出强烈的约拿情结来，就是因为觉得要失去张居正这个依赖惯了的依靠了。所以小万历和李太后和在夺情事件中一样，不停地下旨不允许张居正退休。李太后甚至对小万历说：“让张先生辅政到你三十岁的时候，你再亲政吧！”后人都认为这句话大大刺激了小万历，唤醒了他心底对张居正的仇恨与恐惧。但我认为，这让小万历对张居正的辅政时间产生恐惧固然不假，但对于李太后的这个提议，十八岁的小万历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说明这母子俩对于国家大事终归要依靠张居正这个事实是认识一致的。既然小万历和李太后态度如此坚决，认识如此一致，张居正想要抽身而退也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了。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张居正自己了。一则权力场待久了，厌恶固然厌恶，但对权势的留恋多少在张居正心头还是会发挥相当的作用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政治改革与增强国防力量的目标已经全部完成，虽然经济改革中的清丈田亩工作也基本完成，但张居正试验了多年的一条鞭法毕竟还没有完全施行。我们以前说过，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基本上是以清丈田亩、一条鞭法的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另外以考成法的政治改革与稳固国防力量为两个基本点。现在眼见着清丈田亩基本成功，而一条鞭法也因此可以提上推行的议事日程了，张居正要在这个时候离开的话，他的万历新政毕竟还是有遗憾的，张居正也会心有不甘的。虽然他功成身退是为自己的后路考虑，但在先为国还是先为己上，张居正向来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的，所以他对于一条鞭法、对于经济改革的最后蓝图，还是很难做到置身事外的。当然，张居正要退休，那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要是只是上面两个原因，我想张居正未必事先考虑不到。也就是说，即使有以上两点原因，张居正既然下了要退休的决心，那就不会轻易放弃。可在他上了三次请求退休的上疏之后，他突然打消了退休的念头。导致这一变化的，是一个突发事件，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只有两个字：担忧。或者叫不放心。对谁不放心呢？对他心目中的改革接班人——小万历。万历八年的时候，因为一切都有张居正罩着，所以十八岁的小万历的日子就很清闲。有天晚上，他闲着没事就带着两个喜欢的太监溜到西城去混。这两个太监一个叫孙海，一个叫客用，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整天就琢磨着怎么带小万历玩出花样来。这两人先陪着小万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又带着小万历仗剑夜游。在这俩家伙的唆使下，小万历醉酒之后耍酒风，逮着两个小内监让他们唱小曲儿，小内监不会唱，小万历不是仗剑夜游的嘛，就仗剑割了两个小内监的头发，还说这叫以发代首，就算是砍了两个小内监的头。这事儿被冯保知道了，立即打小报告告诉了李太后。李太后一听大为震怒，想不到自己满怀期望培养的儿子竟是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所以她立即请张居正进宫。张居正一听也极为生气，他也想不到自己满腔心血培养出来的学生、培养出来的改革接班人竟是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所以他赶快进宫。一进宫，张居正就看到小万历正跪在李太后的面前，不住地流泪、磕头、认错，而冯保一脸得意地就站在旁边。李太后看到张居正来了，拿出一本书，啪地扔在小万历的面前，让他翻到某一卷大声念。张居正一看李太后扔出来的是《汉书》就知道事情不好。只见小万历翻到《汉书·霍光传》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念起来，当他念到汉代的昌邑王纨绔腐化，不配当皇帝，而执政大臣霍光在禀明太后的情况废除了他的皇位后，小万历知道大事不好了，母亲这意思是要仿照汉代的旧例，要请执政大臣张居正来做霍光，这是要废他的皇位。小万历读到这儿念不下去了，张居正也赶快跪下为小万历求情，这错就是再严重，也不到废除帝位的地步啊！后来在张居正的反复哀求下，李太后才算是原谅了小万历。其实李太后怎么可能废了自己的儿子的帝位呢，他跟张居正这也就是演戏，给小万历一个教训。可这种教训的方式对于小万历来说可太恐怖了，从此以后，他虽然不乱搞了，但却更消极了。他开始宠爱一个姓郑的十四岁女孩，这个女孩就是后来万历王朝中特别有名的郑贵妇。而从这时候起，郑贵妇就开始逐渐取代了母亲和张老师在小万历心中的情感地位。从张居正的角度上讲，他虽然是帮小万历求情，但小万历这种类似于昏君的声色犬马的举动，也实在让张居正大出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到他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小万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张居正开始自我检讨，他替小万历就这事拟了一篇《罪己诏》，就是以小万历名义发表的检查书，在这篇检查里，张居正其实是为自己对小万历的教育做出了检查与反省。可惜，他的反省并不是认为自己的家长式教育没能给小万历以自由的心灵成长空间，反而是认为自己的严格教育还是不够严格、不够细致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所以他痛定思痛，决定不再请求退休，决定要尽自己最后的努力，在小万历的教育再下些功夫。可惜，张居正并不知道，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那个他寄寓了全部期望的学生，他的那个他认为可以做为改革事业的接班人，已经彻底和他决裂了。他越要留下来看着小万历，小万历和他决裂的程度就越深；他越想把小万历扶上马最后还要送一程，小万历就越要摆脱他的束缚，甚至不骑他的马，不走他的路！所以，我常想什么是悲剧呢？像张居正这样，因为善良，而最终却成就了难以预料的灾难，这就是悲剧啊！在张居正误判去留之间之后，张居正本人和他呕心沥血打造的万历新政的悲剧终于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了。那么，属于张居正的这个时代，最后又会有怎样沉重的一声叹息呢？请看下集：《人亡政息之叹》第二十四讲 人亡政息之叹什么是悲剧？鲁迅先生认为，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文学中的悲剧。而我以为，因为善良，成就了灾难，这才是生活中的悲剧。张居正在去留之间，为自己考虑，为他的万历新政考虑，都应该功成身退了。事实上，他本来也是这样打算的。可是小万历十八岁时荒唐的西城夜宴，却让张居正对自己这个最钟爱的学生、最期待的改革接班人实在放心不下了。善良且强势的张居正终于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认为小万历还离不开自己，于是他留了下来。而这一留，也在事实上促成了他和他那位继承人之间的彻底的决裂。事实上，在张居正留任的最后两年里，小万历与张老师的决裂完全是隐性的，并不是显性的。小万历反而不像前两年表现得那样逆反了，他的逆反情结逐渐被约拿情结所替代。终其一生来看，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执政的几十年里，他最大的执政特色除了贪婪与固执之外，就是不作为。他小的时候那么渴望有朝一日能摆脱张居正的阴影，自己施展拳脚，有所作为，可等到这一切到来了，他却什么也不做了。这就是小万历的约拿情结。病逝在张居正去世前的两年里，小万历基本上形成了不作为的行政风格，这一点张居正忽视了，他只是以为小万历还需要自己的引导和教育。于是张居正一如既往，把事无巨细的国家担子全都自己接着扛起来。可他却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他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这一病，甚至病入膏肓，直到送了性命。有关张居正的病，也是明史上的一个谜团。很多野史关于这一点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但《明史》等正史以及张居正自己的文集里有关病情的记载都很明确，那就是痔疮。但我们知道，民间有句俗话说“十人九痔”，说明痔疮这种病很普遍，况且也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怎么就送了张居正的性命了呢？关于这一点，张居正在病逝之前，曾经有过解释。他在临终前给自己老师徐阶的信里说：“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贵府医官赵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于不起。日来渐次平复，今秋定为乞骸计也。”（《张太岳集 书牍十四 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四》）这封信写于万历十年的三月，离张居正万历十年六月病逝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封信既是张居正向自己的老师徐阶汇报一下身体状况，也是对自己病情的一个回顾。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要对徐阶写信汇报这些呢？原因是他刚动完了手术，而动手术的医生就是徐阶为他请来的名医。张居正说“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这话是说他早就得病了，但一直没诊断为痔疮，也就一直没当成痔疮来治，所以以前的治疗也就一直没有对症下药。也就是说，以前一直误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