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7

第十一讲 荒谬的阴谋论败因上一讲我们说了，《明史》里记载张居正跟冯保所谓的两处“勾结”的事实，其实都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我认为高拱的失败，关键并不在于张居正有没有跟冯保勾结在一起，而在于他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在某些细节上的疏忽。这个细节上的疏忽，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祸从口出”。高拱这个人，我们一再说过，心高气傲，脾气又急躁，心里藏不住事儿，嘴里也藏不住话。当时殷士儋嘲笑他的手下，还没提到他呢，他就叫起来了，结果那位山东大汉殷士儋就是因为他说了话，才差点当堂揍了他一顿。高拱不接受教训，碰到事儿还是忍不住要瞎说话。说隆庆死的时候，高拱、张居正和一些大臣正在内阁的阁房里等太医的消息，突然听到隆庆去世的消息，大家都哭做一团。这其中当然最伤心的莫过于高拱，他跟他那位学生隆庆的感情那可是不一般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要不是隆庆跟他这位高老师的感情这么好，高拱也不至于会在政坛上这么飞扬跋扈，同时还屹立不倒。高拱伤心啊，隆庆临死前托孤，按《明史》的说法是“凭几执拱手，顾皇后曰：‘以天下累先生。’”那也就是说，虽然张居正也是顾命大臣，可隆庆昨天躺在病床上那是拉着高拱的手，而不是别人的手托孤的，这就算是把大明王朝的命运都交在高拱手上了。这时候马上要继位的小万历不过才是个十岁的小孩儿，高拱觉得自己的责任极其重大，他即使肝脑涂地，也要报效隆庆。可隆庆现在一死，高拱激动了，一激动他就又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大概是受不了这个打击，高拱当时边哭就边喊了一声：“天啊，小皇帝才十岁，天下可怎么治啊！这可叫我怎么办啊！”那意思是说，我该怎么样才能替死去的隆庆守好这片江山啊！要知道，这时候的明王朝，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经济命脉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了。高拱任内阁首辅以来，每天都疲于奔命，他对国家的形势非常清楚，也非常担心，所以这时候心忧国事，又伤心故主，说这番话纯粹是一种感慨，并不代表什么观点。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样不着调的话，虽然显得你高拱要鞠躬尽瘁、勇担重任，可别人会怎么想呢？况且，冯保这时候已经凭掌印太监的职位提督东厂了，也就是掌握着特务机构了，所以高拱当时在内阁里说的这句话，当天就传到了冯保的耳朵里。这下，冯保可有了把柄。可高拱呢，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授人以把柄了。他还在那儿热火朝天、自得其乐地搞他的倒冯运动呢。从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七号隆庆病逝，到六月初小万历继位，再到六月十五号这十几天里，高拱发动了全面的攻势来对付冯保。各科给事中、御史、还有亲高拱的大臣纷纷上书弹劾冯保，而高拱则亲手在筹备改革行政程序的计划，也就是要通过行政工作流程的改革，来剥夺冯保手中的权利。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这么多朝臣纷纷攻击冯保，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来，大势所趋，高拱必胜。高拱对此也满怀着信心，他就等着十六号的朝会上，小皇帝当众宣布他的改革计划，然后他就可以驱逐冯保了。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觉得不太有把握的时候，反倒不一定做不成，因为你没把握，反倒会把不利因素考虑得充分些。但你太有把握的时候，反倒不一定能成功，因为你觉得智珠在握、胜券在握了，你就会忽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决定全局的因素。此刻的高拱，就是这样。他觉得方方面面他都考虑到了，可他唯独没有考虑到两个人的心态！谁呢？一个寡妇和一个孤儿！而这个寡妇和孤儿又恰恰是能决定事情进程的两个关键人物！这两个人就是小万历和他的母亲李贵妇。高拱没有想过，这时候隆庆刚死，这对孤儿寡母，那就如同是惊弓之鸟，这时候你搞一场声势庞大的政治运动，不把她们吓着才怪。她哪知道你们这些大臣之间的是是非非？这时候，谁在那儿跳得起劲儿，谁就是那个最可怕的人。冯保看到形势危急了，也摸清了李贵妇和小万历的心态，于是一付委屈的神态在李贵妇和小万历面前说：“高拱就是不相信先帝立下的遗诏，表面上是要驱逐老奴，实际上是要趁先帝不在了跟小皇帝叫板。”李贵妇一听这话可吓了一跳，自己儿子才十岁，这个高拱则是前朝元老，当然极有可能会不把这个十岁的天子放在眼里，这样的话自己的孤儿寡母的地位可怎么保？当然，这位李贵妇还不像一般人那样没主见，她也不完全相信冯保的话。但心里将信将疑总是难免的。冯保看准了机会，在最后抛出了铩手锏。他在关键的时候篡改了高拱的那句话，说高拱在隆庆去世当日就在内阁的阁房里当众喊过：“天啊，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天子呢！”而且现场叫东厂的人来指证。高拱确实说过啊，虽然意思不一样，但对这个“十岁孩子”的感慨那却是板儿上钉钉的事实。李贵妇一听，这还得了。她并不那么了解高拱，但听到有人说她儿子太小，那意思当然就是说他不适合当这个天子了。冯保在最后又加了一小把火，他说根据调查，高拱还散布过这样的言论，即万历不适合坐这个天子，而隆庆的弟弟、小万历的叔叔周王才适合，这个周王当初还跟隆庆抢过皇位呢，而高拱现在打算要重新立周王为天子。这一下，李贵妃可吓坏了，冯保这个谣造得可比较毒，李贵妃就是一个再冷静的女人也坐不住了。不要说她坐不住了，旁边那个十岁的小万历早就坐不住了，他觉得这个高拱实在可恨，甚至可杀，所以后来到了万历六年，作为一个平民的高拱死了之后，已经渐渐长大的万历还是恨意难平，就不准给他体面的下葬，还是张居正反复求情之后，才松了口。现在高拱与冯保的矛盾，已顺利地转化为了高拱与万历母子的矛盾。李贵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她作为万历的母亲跟当时的陈太后，就是隆庆的原配商量一下，决心要驱逐高拱。而宫中这些态势的变化，高拱还被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情。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拱是既不能知彼，又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情绪，我们拽一句古文说——“他焉能不败乎？”逆转第二天，也就是隆庆六年的六月十六号，在这个好像是六六大顺的日子里，高拱斗志昂扬地去上朝了。这一天是小万历登基后的第一次朝会，京城所有官员必须到紫禁城参加朝会，高拱带着无比强大的自信走进了会极门，这时候四周的官员都纷纷用尊敬的目光瞧着这位六十岁的内阁首辅。高拱在这些人中看到他的门生，他的下属，还有他的亲信。所谓人多就是力量，所以他感觉虽然老了，但还是有跟冯保这样的太监斗争的力量。可当他走到大殿之下，一抬头，心里不由得“呀”的一声，一股寒意涌上心头，他那股必胜的信心和力量突然就消失了。六月的大热天，高拱为什么心头会涌上一股寒意呢？只见大殿的龙椅上坐着那个刚十岁的小孩儿，人一点儿大，衬着那个偌大的龙椅都显得空得慌。高拱这时候大概真的会感慨这个十岁的小孩儿大概真的不适合坐这张龙椅。可是该谁坐、不该谁坐，这份感慨马上就要与他无关了。因为他顺着小万历往旁边一瞧，就看到了站在小万历身边的得意洋洋的冯保。高拱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只跟冯保对视了一眼，就知道完了，他从冯保的眼神里分明读出了四个字——大势去矣！高拱甚至来不及思考自己到底是哪一环出了错了，就听见冯保尖细的嗓门已经在宣旨了。“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很明显，这是以皇太后、皇贵妃还有万历皇帝联合的口气下的圣旨，说的就是冯保诬陷高拱的内容，说他瞧不起小皇帝，让小万历和李贵妃孤儿寡母早晚都很害怕，这简直就是乱臣贼子了，所以即刻解除公职，着令把高拱赶回老家。这个圣旨里压根儿就没提任何冯保的事儿。高拱的脑袋一下就蒙了。这满把的力气找不着发泄对象了。你总不能去指责皇太后、皇贵妃和万历皇帝吧？你要辩解说我没这些事，但人家也没说你到底有哪些事啊？只是一个简单的定性，又不就事论事，所以高拱是百口莫辩。这也是冯保高明的地方，让你高拱浑身是嘴，也下不了口。所以高拱这时候，脑袋嗡地一下，彻底乱掉了。早朝来的时候期望值太高，这会失望又太大，正所谓“爬得高，跌得重”，再加上精神上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个打击太大了，高拱整个人一下就瘫倒在了地上。这下全场的大小官员也都蒙了，谁也料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虽然在场有不少高拱的心腹，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朝会上，不让你说话，谁也不敢乱说话啊。这时候，据《明史·高拱传》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也就是高拱受的打击太大了，趴那儿都起不来了，还是张居正好心过来，把高拱搀扶了起来。高拱流着泪谢了恩，张居正搀着他才走出了紫禁城。李贵妃和小万历因为痛恨高拱，下旨让高拱立刻走人，决不允许在京城逗留，而且甚至不许他用官方的驿站马车。高拱只好自己雇了辆破牛车，这还不算，后面还有一队押行的锦衣卫。后来也是在张居正的苦苦哀求下，李贵妃才松了口，让官方驿站出面为失魂落魄的高拱提供方便。张居正这时候出来替高拱求情，冷眼人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假。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很简单，高拱被逐，他立刻就被万历帝委派，做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这是一件“下山摘桃子”、享受冯高斗争胜利果实的事儿。谁都想，你张居正怎么可能会在这些利害关系里置身事外呢？你这时候越是搀扶着高拱，越是为高拱求情，还就越显得虚情假意，只不过是乐得做个顺水的人情罢了。所以像《明史》这一类正史也就落实了张居正“引保为内助，保以两宫诏旨逐拱，居正遂代拱为首辅”（《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的说法。也就是说《明史》是以确凿的口吻，认定张居正是与冯保私下勾结，阴谋陷害了高拱，导致高拱在与冯保的斗争中失利，这样的结果是冯保保住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而张居正则取代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从此大权在握，终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万历新政。真相关于《明史》的这一连串的记载和整体上的观点，我觉得有三点是需要辨析的。第一，张居正与冯保所谓的“勾结”一说，查无实据。两处所谓“勾结”的事实，我们上一讲已经分析过，都明显不合逻辑。而且漏洞实在太多，所以不足为信。既然张居正根本就没有跟冯保勾结的事实，冯保陷害高拱的阴谋就应该没有张居正的份儿。那这个“阴谋论”跟张居正也就没什么关系了。第二，不仅在政变之前，张居正并没有跟冯保“勾结”的事实，即使在政变的过程中，《明史》在有关张居正的叙事上也存在着重大的讹误。《明史》说十六号的会极门朝会现场，高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这也就是说张居正是全程现场参与了这场政治上的突变，要不他也不会过来做好人扶高拱了。可事实上，据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在隆庆帝死后就离开了北京。到哪儿去了呢？去隆庆的陵寝去负责隆庆的安葬事宜去了。周圣楷明确地说，张居正“比归而拱已去位矣”，就是说他回来的时候，高拱已经被撤职了。周圣楷生活的年代离张居正的时代不远，应该说记载要比清人编的《明史》可信。而且，周圣楷的说法也可以从张居正自己的文章里得到印证。张居正的一篇《谢召见疏》里说“祇役山陵回还，中暑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如臣入。”（《张太岳集奏疏卷二）这也就是说他在负责隆庆安葬事宜中中暑生病了，请假休养了两三天，到六月十九号才正式销假上班的。不管他是不是十六号之前回北京的，他肯定不在十六号的政变现场。他既然不在现场，而《明史》又故意说他“好心”扶着高拱出去，不过就是想要表现他的假仁假意罢了。第三，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些辨析都是书生之见，就算是张居正没参与冯保的阴谋，但他终归是希望高拱下台的吧？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居正要渴望得到最高权力，就必须要除掉高拱，所以就算是他没有亲自下手，那也只能说明他做得比较巧妙、不露痕迹罢了。要不，他怎么会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呢？其实，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正在这个地方，就是“利益获得者”、“利益攸关方”这两个词把张居正推进了阴谋论。我刚才所说的第一、第二点，朱东润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来分析过，但此后不论是写张居正的各种传记，还是各种有关的文艺作品、影视作品里，大家还是津津乐道于张居正与高拱斗争中的这种权术论，以及他和冯保的勾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曾经跟一位编剧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回答我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情节才好看，读者和观众才爱看！你想啊，高拱跟冯保昏天黑地地斗了半天，最后张居正出场捡了个大便宜，若说他置身事外一片好心还维护高拱，谁信啊？我听了，当时就很感慨。这就叫人言可畏啊！怪不得连高拱失败后也指责过张居正。民间流传过一本据说是高拱临死前写的《病榻遗言》，说高拱也认为是张居正与冯保的勾结才是导致他失败的根源。当然，这本书是不是真的是高拱所作还有待考证，但高拱确实很难接受自己完败于一个太监之手的事实？他怎么着也要找个心理上能够接受的假想敌啊！这个假想敌舍张居正又能其谁呢？人们在失败后，通常都是这样，为了在心理上给自己开脱，总喜欢先去想别人对此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从来不是先想自己才是导致自己失败的最大原因。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幸亏华容道关云长一念之差，义释了曹孟德。曹操刚脱离危险逃到南郡之后，当时就大哭三声，说“哀哉奉孝，痛在奉孝，惜哉奉孝！”那意思是说他手下的大谋士郭嘉郭奉孝可惜死得早，要是郭嘉在世，就会提醒他，不会让他在赤壁大败。曹操手下的谋士一听脸都红了。可事实上，像荀彧、程昱这些人都提醒过他，要他防止周瑜用火攻，可他不听啊。现在失败了，他一点都想不起自己的责任来，三声思念郭嘉的痛哭，那就是在埋怨他手下的那些谋士，第一时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别人。其实，也难怪曹操会这样，因为人同此心。但凡在意外失败后，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特点。而且，谁在自己的失败中获得了利益最大，自然谁搞阴谋的嫌疑和责任也就最大。那么，《明史》是不是也是因此才信马由缰、信笔由手地胡写这段历史的呢？这倒还真不是。说起来，清人修《明史》，虽然不太严谨，但也不至于会想当然地瞎写。之所以有关张居正的很多事有很多明显的漏洞，而《明史》又照说不误，是因为《明史》受了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张居正的同学王世贞，这本书就是王世贞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明史》中有关嘉靖以来几位内阁首辅的传记几乎在内容上就是完全照着王世贞的这本书来写的，有些地方甚至在语句上都丝毫不差。这位王世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他是嘉靖到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也是位大史学家。据说《金瓶梅》就是他写的，为了报杀父之仇，他用泡过毒水的《金瓶梅》杀死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虽然王世贞有没有策划过这起“《金瓶梅》杀人事件”还有待于考证，但他倒确实是个情绪型的人物。严嵩杀杨继盛的事件中，他四处奔走营救，不仅把自己的父亲拖进了政治斗争的泥潭，甚至在杨继盛被杀当时，也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到刑场，脱下自己的官袍为杨继盛收尸。王世贞虽然跟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算起来那叫“同年之好”，也就是一种同学关系。但可惜，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到了张居正执政的万历年间，王世贞曾经上书讽刺过张居正权高震主，并由此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这使得王世贞一度对仕途心灰意冷。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当事人高拱对张居正的指责，还有大众在心理上对张居正千夫所指的猜忌，更有王世贞他自己心血来潮的情绪和认识，所以在他的笔下，张居正若隐若现地站在了“阴谋家”的“阴影”下，那也就可想而知了。我读史书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地想，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也一定是个孤独者。而像张居正这样的孤独者，又该会有怎样的心理世界呢？他一定跟我们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也要功名，但他这样的改革家，要的一定是“功名”里的那个“功”，而不是后面的那个“名”。只有彪炳史册的辉煌功业，大概才是他留给历史的最好证明。而别人的非议，甚至是史书的非议，他大概在心里用一句“清者自清”就可以轻易地超越了。可是话说回来，要建功立业，终究避不开人言，也避不开人事，对于高拱罢官之后的崭新的人事关系，尤其是这其中还牵扯到一位神秘的女子，张居正又会怎么做呢？请看下集：《精神之恋之谜》。第十二讲 精神之恋之谜高拱在与冯保的斗争中意外落马，细究起来，关键只是因为自己的一句口误。他说：“十岁的万历做天子，年龄实在太小了。”这就叫祸从口出，让冯保抓住了把柄，做足了文章，使得那个被高拱忽视了的最关键的女人，也就是万历的生母李贵妇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动摇，从而导致了高拱的撤职和被逐。在高拱离任之后，因为国不可一日无相，所以作为内阁次辅的张居正就立即接替了高拱的位置，成为了内阁首辅。我们用了两讲的内容，辨析了《明史》所谓张居正参与了冯保陷害高拱的“阴谋论”的观点。可以发现，陷害高拱的只是冯保，不是张居正；而决定高拱命运的，则是万历的母亲李贵妃，也不是张居正。贵妃说到这位李贵妇，《明史》里头虽然有她的传，但记载也不是很详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她姓李，但到底叫什么名字，《明史》里也没有明确地说。在野史和民间传说里，说这位李贵妃有个很通俗的名字，叫李彩凤。这个名字之所以很通俗，是因为她倒确实来自于民间。李彩凤的爹李伟原来只是河北农村里的一个泥瓦匠，后来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才拖家带口地到了北京来谋生。到北京还是过不下去啊，所以李伟后来一狠心，就把女儿李彩凤卖到了当时的裕王府，做使唤丫头。李伟这一辈子都鼠目寸光得很，唯独这件卖女儿的事儿，将错就错，反倒促成了李家的飞黄腾达。当时的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他一时兴起，临幸了当时作为婢女的李彩凤。而李彩凤呢，虽然长得很漂亮，但长得好还不如生得好，当年就给隆庆生了个白胖小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万历。因为隆庆的正室陈王妃只生过一个女儿，而且没多久还夭折了，所以隆庆还没有登基之前，就把李彩凤封为了才人。后来隆庆登基了，陈王妃成为了陈皇后，而李才人就升格成了李贵妃。李贵妃总共给隆庆生过两个儿子，而且隆庆后来总共也就这两个儿子。这下李彩凤的地位，那就可想而知了。但我们说这个李彩凤不愧是穷人的孩子，质朴得很。她在宫中并不恃宠耍威，对于陈皇后，她更是恭敬得很，这从一个小事就可以看得出来。据说不论是在隆庆生前还是隆庆死后，也就是李彩凤的儿子万历登基之后，李贵妃对陈皇后都是一样的尊敬。她每天早晨都要带着小万历到陈皇后那儿去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陈皇后因为跟她感情很好，所以几次都说：“妹妹，不要拘这样的礼，况且孩子那么小，每天一大早拉他起床来请安，孩子多辛苦啊！”可李贵妃怎么说呢？她说：“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我怎么敢违反祖宗的规矩呢？而且，这对孩子也是种教育，也是有好处的。”你看，从这种小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第一，这个李贵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后宫中一位难得的聪明而且贤德的女人。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后宫中，她知道和平共处、与人为善才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即使是在十岁的万历登基之后，也就是她基本上已经算是“垂帘听政”之后，她对陈皇后的谦恭与感情还是丝毫不减，说明这个人在本性上也是非常善良的。第二，她这种言行上对自我的约束，一方面出于善良的本性，另一方面也出于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之心。我们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等到隆庆死了，李贵妃就更注意对万历的教育了。可以说，如何把小万历培养成一个好皇帝，才是这位母亲最大的心事。所以她不辞辛劳，从生活的点滴做起，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影响。可以说，也正是出于这种母亲对孩子命运的关注，使得李贵妃在隆庆死后突然就紧张了起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四个字——“主少国疑”。也就是十岁的万历登基，他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才能当好、当稳这个天子呢？而面对这么一个小孩子的天子，那帮阁老大臣们又会动什么心思呢？这无疑是李贵妃最担心的问题。而不识时务、不识大局的高拱，一头就撞进了李贵妃的这种担心里。他那句“十岁的孩子怎么做天子呢”正喊出了李贵妃心里的恐惧与忧虑。这下好，一下就激发出了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也就是“护犊”的本能，所以李贵妃终于忍不住走上了政治的前台，亲手驱逐了高拱。但李贵妃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不像慈禧太后或武则天那样有着天生对权力的渴望，所以她注定不会真的来垂帘听政。于是在赶走高拱之后，在“主少国疑”的局面同样没有消除的情况下，李贵妃急需一个依靠，一个虽然不能说是政治上的依靠，但至少可以算是心理上的依靠。所以在这种需要下，一个机会应运而生了——在李彩凤的命运里，在那个贵为皇帝的隆庆死后，第二个最重要的男人出现了。他，就是张居正。沟通张居正不像高拱。他在高拱跟冯保的斗争中拣了个便宜，应该说，他并不拒绝拣这样的便宜，甚至也有可能渴望拣到这样的便宜。但他需要拣这个“便宜”，是因为他希望朝廷能给他一个机会，而他也能给这个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他的报国之心、改革之志让他心甘情愿地去拣高拱和冯保斗争后剩下来的这个“大便宜”，虽然这会落下口实，但相比较于他心中的政治理想而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高拱退职后，张居正勇挑重任，接替了高拱的位置，担起了大明王朝的担子。当然，对此他并不是兴高采烈，相反，却是如屡薄冰、如临深渊。为什么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虽然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烂摊子的局面并不能说是高拱造成的，这主要是前朝积累下来的弊病造成的，但一向以能干事儿著称的高拱对于改变这种局面并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虽然在任上也做了不少事，但往往是拆东墙补西墙，许多方面都没能解决根本问题。比如到高拱罢职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空虚到了极点，户部里连一点多余的银两都没有了，人员工资都要发不出来，整个国家机器眼着看就没有“money”这个“润滑油”了。另外，由于高拱喜欢结党、搞派别，所以整个官僚队伍也渐渐形成了党争的风气，这比财政上的漏洞还可怕。这些都是张居正要面对的难题。第二，比这些政治难题更让张居正感到为难的，就是如何面对李贵妃和小万历这对孤儿寡母。从高拱的失败里，张居正分明看到了那个少年天子的身后站着一个强势的母亲。虽然强势，却又在内心深处有着无助的感觉，所以她在驱逐高拱的诏书里才会说：“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这“日夕惊惧”四个字，表现出来的那完全就是一幅惊弓之鸟的形象，虽然可能夸张了点儿，但李贵妃的那种无助的心理还是明白地表现出来了。那么，张居正该如何既能顺应李贵妃的强势，又能安抚这个女人的无助呢？这在眼前，明显比应付高拱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还要来得重要得多。高拱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失败了。所以这也就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聪明来了，他不像高拱，在隆庆死后，什么太监、内阁、内政、外政，那都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的是最高权力背后那个需要理解与帮助的女人。所以，张居正一接替高拱之后，立即做了这样几件事。第一件，就是给李贵妃上封号。按照规定，皇帝死后，皇帝活着的老婆就可以称“皇太后”了。因为李贵妃是万历的生母，所以她也可以称皇太后，这是宫廷礼仪规定的，没什么问题。但这个规定里还有一个细则，那就是陈皇后作为隆庆的原配，称皇太后之后，在这个称号前可以加两个尊字，比如陈皇后后来就叫仁圣皇太后，而李太后因为不是原配，所以虽然可以称皇太后，但前面不能加像“仁圣”这样的尊字。张居正一上台，冯保就提出了要求，说李太后的称号前也应该加尊字，可礼部坚决不同意。我们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这称号前加几个字有什么关系，又不要出钱、出力，别说加两个，加二十个也随你便啊。可是别忘了，中国古代社会可是个礼法社会，最讲究这些虚头八脑的表面形式。你只要想想嘉靖为了给他爹上个太上皇的封号跟大臣们闹了几十年，就可知这件事儿的难办了。张居正的脑子比较活，他认为这个称号的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政局的稳定，各方的和谐共处才是关键。所以他力劝当时的礼部尚书潘晟解放思想，放下包袱，最后给两宫太后同时都加了尊字。陈太后叫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就叫慈圣皇太后。有人会认为张居正这是“拍马屁”。其实，这叫“润滑剂”。西方公共关系学大师卡耐基曾经称赞过中国人的“拍马屁”，说如果不考虑这个词的贬义，如果既不损害做人的原则，也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用一些话、一些小事就能让别人快乐，沟通关系，这何乐而不为呢？张居正给李太后上了封号之后，李太后很高兴，对张居正也另眼相看，两个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很融洽，这就给两个人的合作开了个好头。第二件，是很有技巧地迎合李太后的兴趣爱好。李太后崇信佛教，经常要施舍，要去佛寺许愿，还要捐善款。说老实话，对于李太后这样的人来说，这种兴趣爱好比铺张浪费还花钱。当年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也是崇佛，三次把自己舍身在佛寺，然后让大臣们拿钱来赎，弄得国库空虚，国家财政为之一空。现在李太后有这种花钱的宗教爱好，张居正这个替国家管钱的人不禁就要皱眉头了。不过张居正毕竟非常聪明，他这眉头一皱，也就计上心来了。他是个以国家为重的人，坚决不肯让用国库的钱来满足李太后的个人爱好。但怎么办呢？他也不明着对抗，他把本属于皇室采购中心的宝和店划归李太后的名下，这个宝和店也做生意，主要管理皇产和皇室的财政出入，跟国家财政不搭边儿。这样，等于把皇帝兜里的钱放到了太后的兜里，而且还自负营亏，李太后花完了宝和店的钱也就不好意思再要。这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用于宗教爱好的开支，又不影响国家的财政状况，真的可以算是双赢了。另外，张居正在小节上面对于李太后的崇佛也略略表现出一些跟风的倾向来。李太后新建一座庙、新修一座桥，但凡有什么功德之举，张居正就以宰相的身份写一篇赞颂的文章，而且总是写得很快很及时，很好很强大，所以李太后一直就觉得张居正是把自己放在心里的。一个女人要觉得一个男人把她是放在心上的，这种情感上的依赖感也就会油然而生了。张居正为李太后做的第三件事最关键，他把李太后的心肝宝贝当成是自己的心肝宝贝，也就是和李太后一样，把万历当成是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张居正主动跟李太后提出了万历的教育问题，也主动承担起了对万历的教育。我们在第一讲就说过，张居正面对小万历，几乎可以算是整个明代最好的一位老师了。他在万历的教育上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不仅亲自给他编写教材，还结合教学内容给他亲自画小人书，这虽然不能算是给孩子买玩具，却要比买玩具所表现出来的疼爱之心还要强得多。张居正对小万历很尽心，小万历对张居正的感情也很深。小万历是个感情很丰富的小孩儿，隆庆在世的时候，有一次骑马给小万历看到了，他上前拉住马的缰绳说：“爸爸，你可要小心点，我真怕你会摔下来。”隆庆听了很感动，觉得小万历真是个懂事的、有孝心的孩子。现在隆庆死了，小万历其实是把那种对父亲的情感慢慢转移到了张居正的身上。说有一次冬天的时候，张居正正在给他讲课，他却走神了。原来他看到了张居正站在大殿冰冷的方砖上，突然心里很不忍，课间就赶快叫人拿了毛毡垫在张居正的脚下。张居正也很感动，所以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真可以说是情同父子。这种感情，李太后看在眼里，那感觉，对于一个孀居的女子来说，可想而知了。所以她觉得张居正就是他儿子的依赖，而她儿子的事儿就是她唯一看重的事儿，这样，张居正也就是她的依赖了。说起来，李太后应该算是小万历的监护人，但事实上，在张居正有生之年，他才应该算是小万历真正的监护人，因为有关万历与万历朝的一切事情，小万历与李太后两个人的原则完全一致，那就是“凭张先生的意思办”！情人因为张居正与小万历之间这层独特的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作为家长的李太后与作为老师的张先生之间也就有一层独特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到底独特到什么地步呢？有关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们已经发展到了情人的关系，有的又主张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暧昧关系，到底哪种说法比较靠谱呢？关于张居正和李太后之间最后发展到了秘密情人的关系，民间这种说法很盛行。清代民间的戏本里流传过这样一个对联故事。说张居正考中进士那年，有一个同年考中的同学叫艾自修。这个艾自修考前夸下海口，要一举考中龙虎榜。要知道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三个人才能名列“龙虎榜”，所以艾自修这海口可就夸大了。结果考下来之后，艾自修排名很靠后，张居正见着面就开他玩笑，顺口出了个上联：艾自修，自修没自修，白面书生背虎榜。这上联就是嘲笑他说大话，纯粹是开个玩笑，张居正过后就忘了。可艾自修却牢牢记住这个上联，把它当成了一种侮辱，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有天艾自修早晨去上班，顺路到张居正那儿串门儿，门人说张居正在花园里赏花呢，他就走进花园。说刚进花园，就看见张居正的身影在假山后面一晃就消失了。他跑过去一看，只见一个石板刚刚盖下，正好卡住了张居正的袍角。艾自修反应快啊，抽出宝剑割下了一截儿袍角，然后就跑了。说他后来又秘密侦察了那个假山地洞，终于被他发现有一个暗道直通李太后的卧室。由此艾自修就断定张居正与李太后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下报仇的机会来了，二十多年没对出的下联也一下子灵光一闪对了出来。上联不是“艾自修，自修没自修，白面书生背虎榜”吗，这下联特工整，就是：张居正，居正不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说艾自修把这上下联都写了下来，连同张居正的那截袍角就呈交了这时候已经长大了的万历皇帝。万历一看就明白了，说他还比较心细，查对过张居正的衣服之后，发现这截袍角正是张居正的。这下人证物证俱全，他龙颜大怒，罢了张居正的官，最后发配了边疆。而他娘李太后也只能在宫中每日思念那个倒霉的张居正了。这种故事一看就知道，明显就是瞎编的，根本不值一辩。但民间流传这样的故事，说明有很多人是认为张居正跟李太后之间是有着说不清的男女关系的。当然，反驳这种观点也很容易。第一，一切有关他们不正当关系的传说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一条能放在桌面上的史料或资料能证明这一点。第二，我们说明代的宫禁森严，张居正和李太后根本不可能有耳鬓厮磨的空间。第三，张居正跟李太后虽然都位高权重，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就明代当时的情况看，廷议与朝论一样可以完全淹没他们，张居正不敢拿自己的政治理想开玩笑，同样，李太后也不敢拿自己儿子的江山开玩笑。所以，你要在哪儿听过有人说张居正和万历的母亲李太后有一腿，不用辩解，只需一笑置之，因为这种说法根本不值一谈。当然，话说回来，要说张居正跟李太后之间没有任何一点暧昧的关系，我看也不一定。我觉得他们之间或者可能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或者张居正可能还说不定，但至少，李太后对张居正或多或少应该有那么一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主要有四点。第一，也是最直接的一个理由，就是张居正长得很帅。《明史张居正传》记载说：“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这二十一个字里提供了两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