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2

1911-11-15。昨天晚上怀着一种预感摊开被子躺了下去，这时重新意识到了我的全部能力，仿佛都抓在我手心里似的；它们胀满了我的胸膛，点燃在我的脑海中，为了不起床工作安慰自己，有一阵我反复念叨着：“那样不利于健康，那样不利于健康”，显而易见地故意强迫脑袋钻入睡意中去。我老是想着一顶有沿的帽子，为了保护我自己，我使劲用手把它按紧在头上。昨天我失去了多少东西！血液是怎样在窄小的脑袋里挤涌着啊！有能力于一切，却被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阻止住了，这些力量应该说是浪费掉了。可以肯定，事先我即使在很好的感觉中逐字逐句或仅仅是顺便地、却是以明确的句子形式想出来的一切，一到伏案把它写下来时，读上去却总是这般枯燥、颠倒、呆板，妨碍整个氛围，畏畏缩缩的，尤其是漏洞百出，尽管想出来的东西丝毫不曾忘记。大部分原因当然是，我只有在振作的时候（虽然我十分盼望这种时候，但对它的畏惧心更甚）才能脱离书面构想出好的思路来。可是这时候文思如潮，过于充足，迫使我作出取舍。于是我盲目地、完全根据偶然机遇从思潮中抽取，抓到什么是什么。这么一来，经过考虑而写下的成品与它存在于其中的思潮的充足相比简直不足挂齿。没有能力反映这种充足的思潮，这样自然显得很糟糕，因为它毫无吸引力。　　1911-12-28。工厂给我家带来的折磨。当他们要我每天下午到那里工作时，我为什么会容忍呢？其实没有人强迫我，可是父亲以他的责备，卡尔以他的沉默，再加上我的负疚意识给我造成压力。我对这家工厂一无所知，今天早晨受命巡视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如同遭受鞭挞一般。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企业的琐碎事实中去的可能性。假如通过所有参与者没完没了的问题和纠缠使我终于这么去做，那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有了这么点认识，我知道能干点什么实际事情。我仅仅适于干一些虚事，我的头头以他正直的思维给我做的事情添油加醋，使之看上去真像是成绩卓著。通过这种为工厂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我将在另一方面剥夺了自己将下午的几个小时为我所用的可能性，这必然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即使没有这么回事，我的生存面业已在不断缩小了。　　1913．621。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宁可让它撕裂，也　　不愿将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为此而存在的，这点我　　十分清楚。　　“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日记中充满了计划、草稿、开头部分，于细微处见全貌。莫扎特反抗顶撞父亲。卡夫卡沉默不语。但是我有他的一篇文字，将他卷入赚钱职业的不幸表达得非常清楚。依我看，这里（而不是受父亲的束缚）是他进一步踏入苦难世界的根源之所在。这种进展最终导致疾病和死亡。夸张的父亲约束力把他接在职业的枷锁中不能动弹，只不过起到了助长不幸的作用；这个不幸从根本上说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一个怀着如此巨大而丰富的才情和强烈的创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发展的时期被迫回复一日地从事着与内心毫不相干的事情，直至精疲力竭。给我的这封信中是这么写的：　　我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的这个夜晚写得很好——我恨不得写它个通宵和一天、一夜再一天，最终飞逝而去——今天肯定也可以写得很好——甚至完成了一页，本来只是昨天那十页的一气呵成——然后我由于下面的原因不得不搁笔。X先生——那位企业主今天早晨踏上了一次公务旅行的途程，将外出十至十四天，先前我由于心不在焉而未注意到这个动向。于是这段时间里工厂真的由那位车间主任一个人管了。没有任何投资者（只要他不像我父亲那么神经质）会对厂里那完全是骗人的经济形势产生怀疑。我也有同感，尽管并不是像父亲那样担心钱的问题，而是。心单调乏味、良心不安。我想象中的局外人是不会怎么怀疑又亲的担忧心情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我也不能忘记，说穿了我也琢磨不透，为什么一个比X先生在技术上和组织上都高明千万倍的车间主任，在X先生不在时就不能将一切处置得像以往一样井井有条，因为，归根结蒂，我们是人，而不是贼。……　　最近曾在一次我向体声称，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干扰我的写作（当然这不是吹嘘，而是自我安慰），那时我老想着，母亲几乎每天晚上对我唠叨，说我为了使父亲安心应该什么时候到厂里去看看，而父亲则用目光及拐弯抹角地对我说出了更严厉的话。这些请求和责备虽然就其绝大部分内容来说与荒唐不相干，可是我却（这里便表现出这番话的无法消除的荒唐性）即使在最佳精神状态中也无力承担那种监察使命。但今后十四天中的问题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十四天中可以由任何两只眼睛在工厂中穿梭巡视，当然也可能正好是我的眼睛。对于这个要求偏偏冲着我来，说不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对这家工厂的建立负有主要责任——我感到，这种罪责我一半是在梦中接受下来的；再说，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到工厂去，父母本来就不可能去做此事，而且现在正是生意最旺的季节（新酒馆中的生意好像也有起色），比如说，今天中午母亲根本就没有回来吃午饭。　　今天晚上母亲又开始说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丁暗示我的过错使父亲陷入痛苦的疾病中外，她又以X的离开和工厂的完全无人照管作为新的依据，我只感到一种苦水（不知是否只不过是胆汁而已）在全身流动，我看得很清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像通常那样去卧室就寝后从窗口跳出去，另一条是在今后十四天内每天到工厂去，到X的办公室去。第一种办法赋予我以可能性，抛开一切责任，包括对受干扰的写作和漠不关心的工厂的责任；第二种办法肯定将打断我的写作。十四个夜晚的睡意总不见得轻轻一抹便能从眼皮底下消逝，使我在十四天后或许还能接着今天中断之处继续下去，假如我的意志和希望有着足够的力量的话。我没有跳下去，把这封信当作告别信来写的诱惑力也并非十分强烈（我对此的灵感是朝着别的方向的）。我在窗边伫立许久，贴着玻璃，很多次我有那么一阵冲动，用我的纵身一跳来叫桥上的关税征收员们吓一跳。然而我从头到尾强烈地感觉到，一旦下了决心落到柏油路上摔得粉碎，我将真正无可挽回地坠入深渊。同时我感到，继续活下去要比死亡对我的写作打断得少一些（假如只不过说到“打断”的话），而十四天后，我在长篇小说的开头与其继续之间，将在工厂里（正好面对我那满足的父母）活动并生活在我的长篇的最深处。我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向你和盘托出这些并不是为了让你作出评价，你对此是拿不出什么评价来的。但是，由于我决定不写诀别信而跳下去（到头来总会疲乏的），我想重新回到我的房间里去（扮演居民的角色），并给你写一封后会有期的长信，便是这封。现在再给你一个吻，道一声晚安，这样我明天就可以像所要求的那样当上工厂负责人了。　　读着这封信，我脊背发凉。我直言不讳地给弗兰茨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提请她注意儿子头上一线轻悬的自杀危险。当然我请求她不要将我的干预告诉弗兰茨。1912年10月8日我收到的回信充满了感人的母爱。她开头写着：“我刚收到您的来信，您从我颤抖的字迹上看得出来，我和您一样激动。为了使我所有的孩子都幸福，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他们，而在此我却束手无策了。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接着，这位母亲设计了一个应急谎言。由于父亲有病，经不起任何激动，她想给他以弗兰茨每天去工厂的假相，同时找另一个合伙经营人。“我今天就对弗兰茨说，明天他不必到工厂去了，但我不会提到您的信的。但愿他能赞成，从而平静下来。我也请求您，尊敬的博士先生，给他以安抚，非常感谢您对弗兰茨的爱……”　　弗兰茨的写作具有什么性质，对他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这要看怎么判断了。　　上面已经说到过，“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是日记中最富启发性的一句话。从可惜只留下片断的弗兰茨对他与人本哲学家鲁道夫-斯泰钢博士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弗兰茨在其工作中经历的状况与斯泰钢博士描写的“慧眼卓识状况非常接近”。他把他的创作与一种“新的秘密学说、一种卡巴拉”相比。文学工作是他“唯一的渴望”，他“唯一的职业”，这是他在给可能的未来岳父那封奇特的、在好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中说的话。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表达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重要意义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缩，不可遏止地萎缩。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我满足。可是我进行那种表达的力量是难以捉摸的，也许它一去不复返，也许它有朝一日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状况总之是不利于它的。我摇摇晃晃，不停地飞向山巅，却几乎一刻也不能在那里驻足。“——我有一个使命”，他在另一处宣称。首先给人的感觉是，这是指一个纯文学的使命。人们不曾发现，实际上宗教的因素从一开始就立于文学因素的后面——这是以卡夫卡的宗教观的独特形式出现的宗教因素，是一种充足的生活的宗教，是有意义地充实了生活的像样的工作的宗教，是适应与大众团体共处的真正的生活的宗教”。　　“孤寂只带来惩罚。”这句话是一个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儿不断再现，在他最后写成的短篇小说《约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积极。1914年1月6日，他在读完笛尔塞的《经历和创作》后写道：“对人类的爱，对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缄默建立于最合适的观察位置上。”在给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与其咬舌头，宁可咬生活”）已经反复出现主动介入这个主旋律。1913年末可以找到这么一段话：“人类的一致性为每一个人（即使是某些最易于接近、最柔顺的人）所怀疑，哪怕仅仅在感觉上；可是它却以全体人类或个别人的发展的完美的、不断再现的共同性显示在每一个人眼前，或似乎在显示。即使在个人最内在的感觉中也不例外。”——说这话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现最极端的人类隔阂和寂寞，比如所有动物故事（动物的灵魂无法与人沟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记载的那个以下述句子开头的残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时间在俄国内地一条小铁路旁任职，”小说后来写道。“嗡嗡之声不绝于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爱吗？”——两种背道而驰的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斗；对孤独的渴望和追求团体生活的意愿。可是要想理解他，只有认识到，他原则上否定向往孤独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也必须认识到，生活在集体中和有意义的工作中（长篇《城堡》主人公K．徒劳地试着闯入这种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标和理想。同样，在他的著作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许多关于单身汉生活的描述，也完全应该作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对应图像、对应象征来理解。——卡夫卡为了他的创作劳动而需要孤寂，即一种高度的聚精会神，这种状态有时由于一次谈话便会受到干扰，由于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记中可以读到这类例子。但是他仔细地反省自身。1911年底他对自己作出判断：“在过渡时期，比如最近这一周或至少目前对于我来说便是，我经常感受到一种悲伤的、然而泰然的对我的感情冷漠的惊讶。我与一切事物之间隔着一个空间，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达其边缘。”再看1912年3月：“文学是我唯一的天职，除此以外我一概毫无兴趣，因而是冷酷无情的，——谁来证实这一真实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认真了！文学工作本身对于你来说仅仅是真正充实的生活的象征，当然它同时还具备更多的意义：它便是事业本身，是你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力量的正确利用。这正是你对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滥用现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败，而要将它投入到完成“天职”中去，并以这种方式走进“法”的大门，将企图阻止你的凶恶的守门人推开。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存在着许多诱惑。“听信了一次夜铃的误响声——便再也不可挽回了。”“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还在那时候，印度的大门已经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国王的宝剑指明。今天那些个大门移到别处去了，更远，更高；没有人指明方向；许多人持着宝剑；他们持着只是为了挥动，而那追随其挥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说集145页）尽管如此这般，“不可摧毁的”因素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我们寻找着它，在“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地方”阅读，翻着“我们的旧书的书页”，等待着“皇帝的圣旨”下达。正如塔尔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完全一样的弹性关系所教导的一样：“没有交给你完成这个功业的使命，然而你却不能束手退隐。”　　尽管日记中许多可逐字逐句引证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学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事业与福楼拜略有不同，对于福楼拜来说，艺术确实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义，而且福楼拜几乎总是（注意，是几乎！）怀疑地、敌视地观察着存在。卡夫卡则相反：“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弄得眼花绦乱的存在，那照在畏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仅此而已。”艺术乃是宗教认识的反照。但是并非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边的道路（退缩者也看到了这条道路，只是他退缩了），而且也在上面陈述过的意义上：作为力量的生育者，作为根据自然状况充实生活的导师。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断言：“我写了几天了，希望持续下去。今天我并不像两年前哪样完全不受干扰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无论如何获得了一种意义，我有规律的、空虚的、不可理喻的单身汉特点的生活得到了某种辩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对话，而不再凝视全然无物的虚无了。只有这条道路使我内心得以好转。”　　于是，艺术在此服务于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宗教原则。它作为劳动，作为上帝给予的优秀的、创造性的能力的发挥而与人类进行的其他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劳动并驾齐驱，引导写作者脱离无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为的集体中来。根据卡夫卡的观点，光写得出色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争取成为地球上货真价实的公民。我永远不能忘怀，卡夫卡怀着多么深沉的激动给我朗读福楼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维的《往事录》结尾那一节。这一节中叙说的是，福楼拜如何为他的偶像“文学”而奉献了他的一切——爱情、温柔，一切；女作者问道：他在最后几年里是否对自己偏离《共同的道路〉”感到后悔。在福楼拜最后几次与她一起散步时，有一次激动地对她说了几句话，使她相信是那么回事。他们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爱的孩子们中间见到了她。在沿赛纳河回家的路上，他说：“他们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这个正派的好家庭内部。‘是的’这话他着重地自言自语重复了好几遍。‘他们生活在真实中’。”卡夫卡经常引用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光有艺术不足以建设真正的生活。但是艺术在这个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发端，是最里面的圈子，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其他圈子。从这里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剧，即周围状况阻碍着他，不让他朝着充实的，因而在他意识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迈出第一步，不让他说完他的祈祷文，而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假如他能够得以发挥他的艺术能力，那么以后的其他一些事情也会更为圆满。由于此事未能实现，逼迫而来的毫无乐趣的谋生职业的有害影响便渐渐地进入了超验的深渊。　　我并不是说，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够迈成，他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没有这第一步，失败的结局当然是肯定无疑的。只有这一点可以确认，其他则谈不上。确实，看起来，卡夫卡的一些问题至少是濒临于绝对不可解决的边缘。然而，一旦肉体和心灵的坚韧不拔达到最高极限（正是那不喜欢的职务像那阴影笼罩的父亲一样从一开始就阻止着那个最高极限），在卡夫卡后来的发展中会出现一些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预料之外，我对此坚信不疑。　　第四章　至《观察》出版前　　第四章　至《观察》出版前　　为期两周或三周的短期夏休使我们得以从办公室工作的拘禁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次休假对我们具有双重意义。几天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开怀敞心地面向世界，面向新的人——我们怀着不可摧折的青春力量来享受这一幸福。我们一起旅游，几个月前我们便盼望着这个日子，细心地做着准备，我们常为自己的细心而欢笑，然而它像一道阳光照射在我们灰暗的工作日上。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一生中我从未再像同卡夫卡一起度过的旅行周中那么心境手和地愉快过。一切忧愁烦恼、郁闷不乐全被我们留在了布拉格。我们变成了快乐的孩子，我们会想出最奇怪、最美的幽默话语——生活在卡夫卡身边，直接享受他活跃地冒出来的思想确是一大乐事（连他的忧郁也是奇想联翩、内蕴妙趣的）。　　除了那些大的共同的夏季旅游外，一年到头还有许多夫布拉格近郊远途的漫游。在有些夏天，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来一番长途徒步跋涉，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我们一去二三天，平时我们也经常于星期六下午便离开了城市。大多数场合，菲利克斯-威尔奇是我们这个旅行团中的第三个人。我们一天内（我的日记中除了用“美不胜收”这一形容语外，还有这样的记载）步行七至八个小时，这是我们的体育活动。还有在河流和小溪中沐浴。我们游泳，我们在阳光中一晒几小时，我们的身体得到锻炼。有一次，年轻的弗兰茨-韦尔弗（那时还是中学生）也跟我们一起去塞诺拉普，参加了我们不拘形迹的在大自然中的生活。那次他晒得皮焦肉烤。他在萨查瓦芦苇丛生的岸边给我们朗读了他的诗歌，令我们激动不已。卡夫卡在许多信中对此类野游提出过别出心裁的建议，现援引其中的一封：“亲爱的马克斯，你不要忙着花钱寄信告诉我你不能于六点零五分到达弗兰茨-约瑟夫车站，因为你必须到达，我们乘坐的前往伏兰的火车六点零五分准时开。七点三刻我们将迈出前往达乌勒的第一步，十点在雷德勒那儿吃个辣椒，十二点在施台柯维奇吃午饭，二点到三点一刻我们穿过树林到达急流边，乘着急流四处逛逛。七点坐蒸汽船回布拉格。不用考虑什么，只管于五点三刻到火车站——此外你不妨写个管邮明信片来，告诉一下你是否想去多布里柯维茨或其他地方。”我们在布拉格游泳场所的地板上不知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辰，还有在莫尔道河上泛舟，以高超的技艺攀登河上的水坝。在我们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中可以读到这些经历的反照。我佩服弗兰茨游泳和划船的技术，他驾驶一艘名为“饮灵号”的船尤其精明。他总是比我灵活、勇敢，在他人处于惊心动魄的处境时，他以奇特的方式听之任之，报以近乎残忍的微笑（这微笑的意思大体上是：“自己想办法吧”）。我是多么喜爱这种微笑啊，其中包含着多少信任和鼓励！我感到，弗兰茨在发明新的体育种类中主意是层出不穷的。这里也表现出他的人格，为此他也是全力以赴的（如同对待一切事情那样）。　　第一次共同的夏日旅行开始于1909年9月《日，目的地是利瓦。卡夫卡、我的哥哥奥托和我在波纳勒街下方的“巴格尼-德拉-玛多尼娜”小游泳场度过的是最为悠闲的时辰——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游利瓦时，我再也看不到那些可爱的、阳光照耀的灰色木板，再也见不到闪闪发亮的蜥踢在连接那车来车往尘土飞扬的街道与水流清冷的幽静环境的园中小径上爬行了。这座位于峭壁下的难以忘怀的、朴实无华的游乐场，我在你的湖湾中为你、也为我们的幸福经历发出了讣告——我们在这里曾享受着宁静、享受着南方古典的简朴。它再也没有向我们显示过这样可爱、这样高贵的面貌。卡夫卡后来也曾再度莅临利瓦，但却是独自一人，那是在他第一次恋爱受挫之后（1913年），他住在湖的另一边的哈同根疗养院。　　1909年我们三人境况都还很好。关于与我们一样在这个游泳场住过的作家和大自然的崇拜者达拉哥的讨论也不曾破坏我们舒适的心境。我那实际生活中比我能干的哥哥的旅行经验帮助我们克服了一些困难，卡夫卡对他很钦佩。可以说是我的哥哥为我们“发现了”利瓦，一年前他已经来过，他领着我们取道最方便的路去观赏一切美的和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一张相片照的是我们的弗兰茨在托布利诺城堡的拱廊下，另一张照的是我的哥哥蹲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周围是湖岸荒野的绿色。报纸上一条消息挤入了玛多尼娜疗养地的田园梦（当然，我们那时只能读利瓦的意大利语地方报），在布雷齐亚将举行飞行集会。——我们从未见过飞机，我们非常兴奋地决定，尽管现金紧张，还是要到布雷齐亚去。卡夫卡尤其积极推动此次旅行——在此可以再次强调指出，那种认为卡夫卡蜗居在一个象牙之塔内，一个远离生活的幻想世界中的观点，那种将他想象成一个仅仅为宗教观念所笼罩的隐士的观点是多么错误。全然相反，他对一切新的、有关时事的、技术上的事物都感兴趣，比如对电影业的兴起他就很感兴趣。他从不清高地超然物外，即使对现代发展的滥用或弊病他也怀着耐心和不竭的好奇心追根溯源，保持着对人类的本质的希望，从来不怀着自大的“优越感”，从来不以斯蒂凡-格奥尔格那种态度拒绝与下层组织的世界接触。只有那些不正直、不道德的事物对他才没有吸引力。他有着了不起的天赋，会自然而然地对之感到厌烦。比如，我从来不曾说动他，多读些卡萨诺瓦（我当时对之可能估计过高，但我今日仍觉得他是重要的、十分值得一读的作家），不要光读关于他逃出铅皮屋顶监狱的描写。——布雷齐亚人山人海。由于我们必须非常节省，我们只能在一个像是强盗窝的房间里住宿，房间的地板中央（今天我还常问自己是否记错了）有一个圆形的洞，从洞里可以看到下面的酒馆。我们相信，斯巴拉伏契勒随时都可能走进来。可是第二天在飞机轰鸣声声的阳光之下，那恶梦般的夜晚在我们的笑声中烟消云散。归途中，我们在德申札诺过夜；在那里几百幅圣像下潜伏着的无数臭虫自然将我们驱赶到了大街上，于是我们在湖堤上的长凳上受冻直到天明。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旅行的，对豪华的宾馆我们一无所知，但却无忧无虑、快乐兴奋。那个时代具有很大的优点。利瓦是奥地利的，布雷齐亚属意大利——有时会听到关系紧张的消息，社会上传说在利瓦那儿的布里奥纳山中有地下防御工事——但是谁都不当一回事，战争是个不现实的概念，一如《智者的石头》，当我们旅途中越过边境时，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飞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弗兰茨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汇集在一篇文章里。在他与我之间像进行一场体育比赛，比比文章的主意，使他对这个主意发生兴趣。我也打算写一篇文章，但后来我们确定一下，看准的介绍更贴切、成功。这种游戏般的、几乎是童稚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卡夫卡总是有影响的。我们约定，旅行期间尽最大努力保存好自己头脑中的妙语警句，对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看法也绝不泄露。直到结束时摊开来看看，是谁击中了要害……　　在这整个建议后面藏着我的一个秘密计划。卡夫卡的写作工作那时熄火停工了，数月之久一无所成，他经常对我诉苦说，他的才子显而易见地在渗漏，已经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他有时一连数月处于冷漠状态，心灰意冷，在我的日记中经常重视关于他的忧伤的记载。心灵伤感，精神愉快——这句话用在他身上真是再确切不过了，这句话也说明，为什么甚至在他处于特别沮丧的状态时，他给他所接触的人们带来的（且不论弥留之际的亲密）不是沮丧，而是兴奋。我那时从他的许多自白中知道他是多么痛苦，所以我想要明确地向他指出，应该振作起来，我想要向他证明，他对他文学上的不育之症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只要有一种意志，一种精力集中，就能将他的才情重新引上正途。——我的计划成功了。弗兰茨兴致勃勃地写完了他的文章《布雷齐亚现飞机》，经大加删节后首次刊登在1909年9月底的《波希米亚》上（是我把它转交给《波希米亚》当时的编辑保尔-维格勒的），后来我又说服弗兰茨让我将它全文收入我的《论丑的图像之美》一书中（同我关于同一题目的文章收在一起人在这本书中，我以下述评语推荐了弗兰茨的文章：　　“在一本书里只让一个作者说话，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而且平庸的思想。——我们朋友俩希望在这次旅行中和我们的思想中永远不可分离地、肩并着肩地立在异国土地上，那么在这本立于本土的书中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尽管两个作者都表现出滑稽的、故意夸张的担忧，相互间为自己的奇特思路保密，或在竞赛的激烈过程中急切地请求第三位旅伴——我的哥哥奥托——给予帮助，但这两篇题材一样的姐妹篇如果没有对方能产生吗？它们能如此互相隶属、互相补充、互相点题、相得益彰吗？假如我们有共同发表的愿望，而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办呢？”我手头有这两篇文章的清样。我当时由于让卡夫卡的作品第一次在书中得以发表而自豪。可惜愿望未能成为现实。最后这本书显得过于庞杂，许多散文都要根据出版商的意思从已经排好的版面中抽出，其中也包括这两篇。——卡夫卡的文章于是发表在附录中。　　这样的文章当然绝对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它的作用仅仅是推动弗兰茨的创作欲再度涌流。我达到了这个目的。当然，这个固执的作者在这么做之前总是倔强地抗拒着我。有时我就像悬在他上方的鞭子，驱赶着他，逼迫着他，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总是通过新的方法，通过巧妙的途径，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让他的才情重新处于停滞状态了。有时候他为此感激我。但他也经常觉得我的逼迫讨厌，它诅咒我的行动，他的日记有这种记载。我也感觉得到，但我并不在意。我认为这事关重大，我的行动是一种帮助，虽然这往往是违背朋友的意志的。——我将他的日记的产生亦归为我的功劳。弗兰茨的四开本笔记是直接从我们短小的旅行笔记中脱胎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旅行笔记的继续。——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记录和评说是卡夫卡心中早已存在的、早已觉醒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我们共同搞的旅行报道中吸取了养分，开始得到系统性的建设。日记对于卡夫卡的意义完全不仅仅是自传性的，为控制心灵服务的；在那些关于个人的评说中间夹杂着他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书《观察》中的片断，这类由他自己提供发表的篇章从内容实质上看无法与那些日记中的片断区别开来。我们不知道，这位作者为什么认为有些是值得发表的；而有些则应该保留。在日记的上下文之间还有许多或多或少展开的故事残篇，它们堆积着，堆积着，直至第一篇完整的、较长的小说《判决》突然脱颖而出，大放异彩。随着《判决》的诞生（于1912年9月22日至23田间的夜晚），这位作家获得了突破，找到了与自身相适的形式，一个强大的、独树一帜而无法重复的小说天才终于进入了他的天地。　　第二年（1910年10月）的休假旅行是去巴黎。卡夫卡、我的哥哥和我。——我们的友谊团体扩展了，这是一个几年前便已开始了的发展。我把卡夫卡带到菲利克斯-威尔奇和奥斯卡-鲍姆那儿。那位目光尖锐的哲学家（《仁慈和自由》、《中间的冒险》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与我一同起草的调查报告《观点和概念》）和那位作家深受卡夫卡所吸引——这个四人联盟有其独特之处，其友谊就仿佛是两个伙伴间的亲密，从不为任何一句恶语所损害。四人有规律的聚会在许多年中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稳定的节奏。——关于与卡夫卡的第一次会面，作家奥斯卡-鲍姆在上面已经摘引过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第一次会晤我记忆犹新。马克斯-勃罗德是中间人。他把弗兰茨-卡夫卡带到我这儿来，并在1904年那个秋日的下午给我们朗读他刚写完的小说《暗红色的旅游》。我们那时才二十出头。我们卷入了对这篇小说的热烈的意见交流，话说得特别俭省，特别有节制，这是我们当时的特点。我还记得一些话。卡夫卡说过的话中有这么一句：“假如说，没有必要把注意力从事件过程转到风格的创新上去，那么其魅力在这里便是最强烈的。”卡夫卡走进我的房间时的第一个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是到一个盲人那儿。在勃罗德介绍时默默地朝我鞠了个躬。人们会认为这纯属毫无意义的客套，因为我目不见物。显然由于我同时的鞠躬幅度过大，他那梳得光光的头发碰了一下我的额头。我感到一阵激动，其原因当初一下子说不上来。他是我所遇见过的人中的第一个，将我的缺陷确认为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不是通过适应或体贴，没有在自己的行为上作出丝毫改变）。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与通常的有目的的做法简单而自然地保持着距离，他的严格而冷淡的与人的距离在人性的深度上胜过了通常的善意（这种善意我在以往与人第一次见面时是通过对方言谈和语调和握手之热度毫无理由的上升而得悉的）。把他每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每一句最普通的话都归入他个人整体的世界观中来看，那么尽管抽象的斗争始终在他的精神中进行，他的出现，他的外表现象却显得极其生气勃勃。在他朗诵时（朗诵是他所酷爱的事情），每一句话都通过每个音节清楚无误地读出而表达出来，有时他舌头运动的速度令人头晕目眩，完全犹如音乐中那样分成短小的音节，一口气长得惊人，在强度音阶的渐强符号中急剧加强。——他的散文中也有这种现象，有的完成了的篇章（如《马戏团女骑手》）是仅仅由一个句子构成的奇妙的结构。　　我并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卡夫卡仅仅出现于“布拉格四人”的中心圈子里。根据他的性格，实际上他愿意与每一个情趣相投的人交往，或者至少在身体健康时不拒绝与人接触。同卡夫卡有过交往的人中有马丁-布德、弗兰茨-韦尔弗-奥托-皮克、恩斯特-魏斯、维利-哈斯、鲁道夫-福克斯，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有朗诵家路德维希-哈特、沃尔芬斯坦和其他人。这些人中有几位也许想要说几句话，并补充卡夫卡的生活图（参见附录二、三）。　　由于弗兰茨得了一场不太严重的疖病，也由于法国医生的几次治疗把他吓得够呛，导致了这次巴黎之行的失败。没几天他就回布拉格去了。卡夫卡对任何健康受损状况都很敏感。——身体的任何不完美感都能折磨着他，比如头皮屑或便秘或一个未曾完善发育的脚趾都会令他深感不适。对药物和医生他是不信任的。他要求让自然重新带来平衡，他鄙夷一切“非自然”手段。当他1911年去瓦伦多夫旅行（也许是公务出差）时，他认识了自然疗法的倡导者、工厂主施尼策，从而使他的这种倾向更加鲜明。我在我的记载（1911年5月）中找到了有关的一段：“卡夫卡星期五到布拉格，不到我这儿来，不到鲍姆处去。下一个星期四我终于生气地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是‘那么弱、浑身散了架子，胃糟糕得很，老是在家里，那么悲伤’。星期五下午他来看我，讲了关于花园城市瓦伦多夫的一些非常美妙的事，讲到一个‘魔术师’般搞自然疗法的人、富有的工厂主，这人检查了他的身体，仅仅从侧面和前面看了看脖子，便说骨髓中有毒素，并几乎已进入大脑，说是由于生活方式颠倒造成的。他所建议的疗法是：开着窗睡眠、晒太阳、在花园里劳动、参加一个自然疗法协会的活动，订阅由这个协会，或毋宁说由这个工厂主自己编纂的杂志。他宣扬反对医生、药物、打针的见解。把《圣经》解释成素食学说：摩西引导犹太人穿越沙漠，使他们在四十年内成为素食者。以曼那为素食品。死鹌鹑。向往‘埃及的肉罐’。耶稣在新约中更清楚地说到面包：“这是我的躯体。”弗兰茨对自然疗法和与之俱来的改革努力的立场是由强烈的兴趣伴随着的，通过对这一运动中混杂着的愚昧和乖戾怪僻的善意嘲笑，他的观点已与此运动有了可喜的不同。从根本上而言，他认为造就新的健康人，利用神秘而又公开地展示着的自然治疗力量这一工作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且与他自己许多直觉和想法相吻合。他也作了大量的实践。无论什么季节，他都开着窗睡觉。到他的房间里去拜访他的人都会注意到那里新鲜、清冷的空气。他总是穿着单薄的衣服，冬天亦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吃肉，从不喝酒。得病时，他选择去乡村原始的环境中接受家庭化照料（在屈劳），对疗养院不屑一顾，到毫无办法时才去疗养院。　　1910年还有一次重要的会晤。我在我这一年5月里目的日记中找到这么一段记录：“萨沃伊咖啡馆。列姆贝格协会。对J．P．很重要。”（J．P．是我当时计划写的一部长篇小说）5月4日：“晚上与卡夫卡在萨沃伊。棒极了。”弗兰茨关于用伊地语（俚语）演出和演唱话剧的东方犹太人剧团的笔记无疑是从下一年开始的。从那时起，这些笔记填满了四开笔记本的许多页。很少有人像卡夫卡那样给这些演员（即使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例外）以如此深的爱和如此紧迫的理解努力画像。他描写的既有关于他们的艺术的也有关于他们的私人生活的。由他给予这一殊荣的有克鲁格夫妇、契西克夫妇、皮帕斯先生，尤其是年轻的伊萨克-略维。　　在这方面，我是激发者。我们的友谊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在许多方面我向卡夫卡学习，这是已经提到过的，在其他事情上卡夫卡又追随我的足迹。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将从我这儿接受的第一推动力发展到我从来不曾想象到的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尽管我是萨沃伊咖啡馆里演出的常客，并在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犹太民族的知识；但弗兰茨在我带他到那里去了一次后，简直便融合在这个环境中了。这里体现了他干一切事情的那种高度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果的换而不舍精神。一种奇怪而羞怯的爱与敬慕将他与一位女演员联系在一起，而她几乎毫无察觉。他将演员略维视为朋友，经常带他到他的住处去（这使不喜欢弗兰茨一切朋友的父亲非常恼火），让这个感情强烈的朋友叙述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和历程，从而得以深刻地窥视这群波兰——俄罗斯犹太人的风俗和精神危机。他的日记中凝聚着从略维那儿得来的财富；这段经历也引导卡夫卡去研读犹太史（格列茨编）和伊地语文学史（皮内斯编写的书的法文版本），——四开笔记本中大段大段地摘录着后者的内容，接着是关于小民族文学的结构和特点的思想丰富的探讨。同时还可在这些地方侧面看到卡夫卡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捷克文学发展的浮光掠影。在皮内斯一书的摘录后面跟着同样详细的比德曼《歌德谈话录》一书的摘录，足见他兴趣之广泛。顺便提一下，在卡夫卡以后的日记中还有《伯爵夫人图尔海姆回忆录》（读它“成了我最近几天的乐趣”入《马赛兰-德-马伯将军回忆录》和保尔-霍尔茨豪申的《德国人在一八一二年的俄国》）的摘录。卡夫卡尤其爱读传记和自传体的著作。格里尔帕第和黑贝尔的日记、冯塔纳的书馆也在他爱读的作品之列，他对这些作品远比对这些作者的文学作品熟悉。属于他喜爱的书籍还有报告文学，如富兰克林的自传、萨赛的《一八七0——七一年巴黎被围》、弗朗索瓦、柯佩的《一个巴黎人的回忆》，后者尤推“玛蒂尔德公主”、“古斯塔夫-福楼拜杰出的言谈”二章。卡夫卡朗读书中引录的他所喜爱的福楼拜的话真是庄严恢宏。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时至今日，我还很愿意重温他划出来的地方，这往往是那些表明作者的虚荣心和奇特性的地方，颇能说明卡夫卡的用心，比如下面这段关于拉玛丹的轶事：“我看不透这个年轻人——他在一个不认识人登门拜访后说道——他在我面前不那么激动。”　　卡夫卡怀着激动和愉快的心情闯入了东方犹太民族力量的新世界，下面这张明信片或许能够向我们展示这样的心情：“亲爱的马克斯，竟然叫我们给撞上了！苏拉米特和戈得法登即将上演了！我欢乐地浪费一张明信片，把现在你已经读到的这件事告诉你。我仅希望，他也已经给我写了信了。”弗兰茨根据伊萨克-略维的陈述以略维的口气着手写一种类似自传的东西，借以环顾伊地语戏剧，这篇东西的开头部分保留了下来。这篇小作品很好地勾勒出他们间的谈话面貌，我那时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谈话；勾勒出一个当时吸引了卡夫卡注意力的利益圈子的面貌，这个圈子从与复国主义的抽象理论有别的角度，从更其活跃、更其色彩纷繁的角度向他和我展示了犹太民族的事业。那时候正值复国主义者和复国主义世界现初次来到我的身边，我把这些影响介绍给了我这位朋友，这种影响的发源地是布拉格巴尔——柯霍巴协会，尤其是那位杰出的胡果-贝格曼。卡夫卡一开始拒不接受，—一我当初对这方面向我宣教的一切（往往以过于华丽完美的形式宣教）概不赞同，而且当初正是为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经院方式表示抗议，才走入了齐根广场那上演着受到普遍蔑视的“蹩脚小剧”的不怎么吸引人的萨沃伊小咖啡馆的。我积极地捍卫这种思想，尽管这些演员的表演往往类同于为滑稽而滑稽的文艺，接近伪艺术品。但他们的演出给我们提供的关于犹太民族的了解要多于西方犹太人的哲学理论，那些西方犹太人虽然也努力探索民族性，可是在核心上已经异化了。　　后来随着认识的吃力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东方和西方，齐翁山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卡夫卡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态度持续得比我更久。在我后来成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时，我（当我们在莫尔道河上泛舟时）力图说服卡夫卡承认这种政策的必要性，结果不仅白费口舌，甚至导致了一些争吵，在我们中间造成了唯—一次短暂的疏远。——在我的日记中我找到了一段1913年1月18日关于在布伯、韦尔弗、卡夫卡、皮克、鲍姆和我之间的谈话记载，内容自然是这个题目。1913年8月23日日记：“下午同卡夫卡一起。游泳、划船。关于集体感的谈话，卡夫卡说，他没有这类感觉，因为他的力量只够用于自己。船上的辩论。我在这一点上的转变。他给我看基克加德、看贝多芬的书信。”12月的日记中谈到了疏远。可是12月24日已经又是：“卡夫卡。关于社会问题。城市公园。”——从那时起，卡夫卡日益向我的复国主义基本立场靠拢。在1918、1919年激动人心的那些日子里（犹太国民委员会、犹太学校成立），他以建议、同情、鼓励、出于爱心的赞同站在我一边，他对我工作的认可是我最重要的支柱，——而且他通过深钻希伯莱语，在这个领域中也远远地超过了我。　　然而我毕竟是先走了一步。让我们就那可怜的伊地语剧团再稍谈几句。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后期似乎毫无关联的发展阶段的动力。卡夫卡为那些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们服务是不知疲倦的。比如，他起草了一封给波希米亚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信件，以求让这个剧团能巡回演出；他让他们的演出变得丰富多彩。通过这件事显示出，只要他还健康，还没有被职业、结婚计划等等弄得完全麻木，他身上使潜藏着何等充沛的被抑制着的能量和活力。1912年2月18日他在犹太区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略维朗诵会，朗诵会筹备工作和技术上布置的整副担子都压在他的肩上，他唉声叹气。但做来却潇洒优雅，不无自豪。弗兰茨为朗诵会所作的开场白保存在我的妻子的记录中。它是这样开始的：在东方犹太诗人的诗句开始之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懂得的行话要比你们估计的多得多。我对今天的晚会对你们中每一个人是否产生影响并不担心，然而我希望这种影响能马上自由扩展，只要它是份所应得的。但是在你们中间有些人担心听不懂行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种担心的心情几乎可以从你们的脸上看出来……至于《判决》中那个俄国朋友的形象，也有着演员略维的某些特征，这是十分明显的。而日记中的这句美丽的话是多么激动人心：“我们对这些这么好却无所收益，甚至远远不曾得到应得的感谢和荣誉的演员们的同情，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许多高尚的努力之悲剧命运的同情，首先是对我们的努力之命运。”——离开布拉格后，略维脱离了他的人马，前往布达佩斯。在卡夫卡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封略维致弗兰茨的信，日期是1913年10月28日，发自维也纳。信中写道（具有特征的拼写和语法错误按原文保留）：“您想想，我陷得多么深，甚至断了与您的这一联系……我多么盼望您的信啊！我早就脱开了一切，没有朋友，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一切人中之最可爱的卡夫卡博士也失去了……这一失去是我没有想到过的……您是唯一对我那么好的人……是唯一说话说到我心坎里去的人，唯一把我理解为还算不错的人。而您我也不得不失去……可惜您不能给我写信。您不能对我好。我请求您不要以为我‘疯了’，我头脑清醒得很正常。就像死掉一样。”信中接下去出现了这么一个悲伤的句子：“我能够期待什么呢？再给来一针吗啡……”附着的是弗兰茨对这封信或另一封信的答复的草稿。信中说：　　亲爱的略维：我真高兴，您还记得我；但从您信中可以得出结论，说我这么迟才回信，这却是不那么令人高兴的。我晕头转向，忙忙碌碌，却不能为自己或他人做许多有益的事情。此处有个新闻：我订婚了，并觉得做了件什么好事和必要的事，尽管世界上自然有许多怀疑，在这许多怀疑面前，即便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把握不定的。您始终还在折磨自己，无路可走，这是很悲哀的。您恰恰在匈牙利逗留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奇怪，不过也许有糟糕的原因。我觉得，当我们那时在布拉格的夜色中漫步时，我们俩心中燃着多得多的希望之火。那时我想，您一定会取得突破的，而且是一举成功。此外，我必须告诉您，我对您的前景的希望并未熄灭。您有那么点绝望，但也有那么点幸福，当您在绝望中想到这点时便如此。愿您为今后的好时辰而多多保重身体。您所必须经历的事态已经是够糟的了，不要由于损害健康而使事态更加尖锐化。我很希望能听到关于您和您的朋友什1的更多情况。您这回不去卡尔斯巴德吗？致最衷心的问候！您的弗兰茨- K。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到达略维手中，他后来如何。——他今天是否还活着呢？　　1911，8月末。休假的欢乐。乘车前往苏黎世。然后去弗吕伦，再后是卢加诺。每到一处，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总是在湖中游泳。那是些阳光普照的日子，世界一片欢乐。我们的友谊在那时变得日益密切，逝去的工作年又经历了许多高潮，包括关切的担忧在内。我在3月13目的记载中找到这么一段：“卡夫卡打来电话，因为他房间里的灯光灭了，后来又亮了。”我把他的诗“小小的心灵——跳着舞步……”（《乡村婚事》131页）谱了曲，用钢琴变奏来表现这简单的旋律，从而表明我对这位朋友的爱。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具有音乐语言艺术的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音乐上的细胞，这看来有得亦有失，互为补偿。我经常观察到，有些作家在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中表现出杰出的音乐的节奏和力度，好像在语言中发挥尽了他们的音乐力量，以致在音响的王国中再也不能占有特殊的席位。卡夫卡不会演奏乐器。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能区分《快乐的寡妇》和《特里斯坦》。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一点，他从来没有为认识高档音乐花过很大力气。但是对节奏和旋律的自然感觉却并不贫乏。我经常听到他哼唱略弗的谣曲《艾伯斯坦伯爵》，这是他喜爱的曲子。——我时常拽他去听音乐会，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音乐会给他的印象纯粹是视觉上的。“我听到的音乐自然在我周围砌起了一堵墙”，他在日记中谈到一次勃拉姆斯音乐会，“而唯一持久的对我的音乐影响是，我感到被囚禁着，与自由无缘”。接着是关于女歌唱家们、观众、一个包厢里的教会人士，一句也没有谈及音乐。——弗兰茨对于戏剧、朗诵会的兴趣要强烈得多。我们一起在剧院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里、有着美丽姑娘们的酒家度过了多少个夜晚。这就是说，那种特卡夫卡视为沙漠修道土或隐士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在他的学习阶段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此后呢？此后他对生活的要求不是太少，反而是太多，亦即要求尽善尽美，在爱情上也要求尽善尽美，否则宁可一无所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他与调情戏爱全然不沾边，对性爱他仅仅从最困难的方面接受，他从来不说“不正经的”笑话，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说。这意思是：他并不抗议，但是也无人会当着他的面那么干。他的整个品质是对纯洁的渴望。——在那青春年代里，这种严格的思维方式却还不曾如此清晰地形成。他记得他对一个叫韩富的酒馆女侍的热情，一次他谈到她时说，成团成团的骑士会从她身上驰过。弗兰茨在这个恋爱关系中是非常不幸的。这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照片拍的是他和韩茜，但是看上去他好像马上就要脱身逃走似的。我的一段日记中写道：“特罗卡德洛酒馆。那里他［弗兰茨〕爱着德意志帝国邮票上的日耳曼姑娘。分开的房间。但他奇怪地退缩。当他说我将为您付房钱时，他笑了，仿佛那是嘲讽。”一些信中有对此或类似的关系的提示。这朦胧晦暗的女人事宜（根据他的思想——主要在他的思想中——亦可称之为不纯洁的）在他的三部长篇和其他作品中留下了许多痕迹。我在此再摘引一张寄自波希米亚森林中的斯皮茨山的明信片以及三封信，它们证实了他在同女人世界打交道中所渴望的、得不到满足的心情（卡夫卡提到的那本书指我的长篇小说《诺纳发格宫》，1908年人（明信片）亲爱的马克斯：　　我坐在阳台屋顶，前方快要下雨了。我保护了脚，把它们从阳台的砖地上缩回到一根桌子下的横档上，只是由于为写字而牺牲着双手。我要写的是，我很幸福，你若能来我将很高兴，因为森林里有些事足以令人在沼泽上躺着思索好几年。——再会，我马上就会回来。你的弗兰茨。（用的信封是AssicurazioniGenerall的）亲爱的马克斯：谢谢你。你一定会原谅我这个不幸的人没有更早些向你表示感谢。而我星期天上午和下午一开始无所事事地坐着，无所事事得可怕，仅仅通过我的身体姿势，仅仅为了争取一个职位。下午的后半部分依然坐在我祖父那里。但是经常为自由的时辰而激动，然后在黄昏时分不言而喻地坐在可爱的几床旁的沙发中，而她在红色的被子下面拍打着她那男孩般的身体。晚上同另外那一个去展览会，夜里去酒馆里，五点半回到家中。这时我第一次读你的书，为此我再次谢谢你。我只读了很少一点，而且是已经知道的内容。什么样的喧嚣啊，有控制的喧嚣嘈杂声。你的弗兰茨。　　1908．6．9　　亲爱的马克斯——现在是午夜十二点半，对于写信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时间，即使夜晚像今天一样炎热也罢。连夜蛾都不飞到灯光中来。——在波希米亚森林中度过了一些幸福的日子后——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经四天，一片迷们。没有人受得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结果，只有你的书（我现在终于一口气往下读了）使我舒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无从解释地深陷于不幸之中了。我在读它的时候，紧抓着它不放，尽管它根本没打算帮助不幸者。但倘若没有这本书，我就必须马上找到一个人，只需要他和善地向我提起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中一事。她太老了，已经无力多愁善感，人们对妓女不像对情妇那么亲热，这仅仅使她遗憾，却并不使她惊奇。我没有安尉慰她，因为她也不曾安慰我。　　最亲爱的马克斯，并不是有什么事非马上说不可，而是由于对你的问题好歹总得有个答复，要作出这个答复昨天走的那段路太短了（不是“昨天”，其实那时已是夜间二点一刻）。你说，她爱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开玩笑还是没睡醒觉？她爱我，而不想问问我，我问谁一起在斯台科维茨，我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在工作日不能去旅游等等。在酒吧间里时间也许不充裕，但旅游时却有的是时间，你想要什么，而每一个答复对她来说都是够受用的。一切似乎都可否定，但在下面这一点上却没有否定的可能：我在外那儿害怕碰到W，我这么对她说了，于是她也马上害怕起来，为我害怕，怕碰到W。由此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她对我的态度是高度的友好，这种友好完全没有发展的能力，与高度的和低度的爱情全都相距甚远，因为它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我根本不必把我自己混入那几何图形中去，让它保持清洁。　　现在我完全有资格睡觉去了。你的弗兰茨　　不言而喻，我们互相间平时谈到许多初期与女人接触的经历，弗兰茨有时回忆起更早些时候与一个法语女教师的关系。他也还说到一个他有一次在楚克曼特尔认识的女人。我拥有的材料中有一张发自楚克曼特尔的神秘的明信片，那是在很早的时候：我的地址是弗兰茨写的，林中小径那幅画下面的文字出自一个陌生的女人手笔。“这是一片森林，在这可以幸福。所以来吧！”署名是速记体，无法辨认。关于这个插曲和后来于1913年在利瓦的插曲（关于后者弗兰茨守口如瓶，这一点是他对那位姑娘的诺言），1916年的日记中有所涉及：“除了在楚克曼特尔，我还从未与一个女人亲见过。然后还有同那位瑞士女人在利瓦。第一位是个女人，我是无意识的，第二位是个孩子，我彻头彻尾地给搞糊涂了。”　　在卢加诺，我们幸福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弗兰茨是掌握那赋予生命的、将大地与天空梦幻般结合在一起的大自然乐趣的大师。（不妨重温一下他从波希米亚森林回来后写给我的那句话：“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在拉克百乐旅馆（卢加诺），在附近的游泳场以及我们的徒步漫游中，我们享受着美好而自由自在的日子；晚上，我们俩在旅馆平台上激动地写日记，但这回不再互相保密，而是互相商讨。那时产生了共同写一部长篇小说《里夏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在小说中善意地互相取笑（短篇小说集296页）。当卡夫卡心情愉快的时候，他很少不带点小小的刻薄，而小小的刻薄总是与许多的爱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写日记，我们创造了一整套享受生活、或不如称之享受旅游乐趣的理论。我记得，我们在四林湖的蒸汽船上曾为那些“只”带着照相机，而显然对用日记完成的旅游回忆录这更高的艺术一无所知的游客发出同情的叹息。——还有另一个计划产生于那次短暂的、然而内容无限丰富的旅游过程中（那次旅游也到达了米兰，在那里由于对霍乱的恐惧而折回，前往斯特雷莎和巴黎）。这是一个近于疯癫的计划，但我们俩却坚定不移地、不断以新的戏谑加以扩充。我们想出一个主意，创造一种新的导游书。它可以被冠以“便宜”之称。比如瑞士便宜游”、“巴黎便宜游”等等。弗兰茨怀着不知疲倦的心情和孩子般的快乐，推敲琢磨这种应该使我们成为百万富翁，但首先是摆脱可厌的公务工作的这种类型的原则，细至一切枝节。我则认认真真地同出版商们就我们的“旅游小册子改革”保持通讯联系。我们的谈判失败的原因是，不得到一笔巨额预支，我们便不肯披露我们宝贵的秘密。——弗兰茨特别乐意在这种严肃与戏谑的分界线上玩弄平衡，且技艺高超。人们经常摸不看头脑，他的意思是严肃的抑或是开玩笑的；他自己显然也并非总是搞得清，一任自己伟大的童话叙述家的创造性奇想涌流。他也便是这样与我玩新的旅行指南——我们的“便宜丛书”——的游戏的，其内容我们在巴黎地铁的比尔和其他提及最多的开胃饮料广告旁的墙上处处都曾看见：“便宜从书”首先可为旅行者减却选择之苦，提供的是强制性路线，在每个城市里只有一家旅馆，只有一种交通工具，价格最为实惠。将有一个组织经常验证情况。关于准确的“小费数”卡夫卡写入了我们共同的备忘录。笔记中写着：“不是快速或慢速的旅游者，而是一种不快不慢的旅行团。偏差是有可能存在的，但问题不大，因为总是与精确近咫尺。”“便宜丛书”此外还将在自己的分类中回答下述问题：“下雨天干些什么？”“旅游纪念”、“合适的服装”、“免费音乐会”、“何处与怎样可以像当地人一样获得免费戏票？”“各画廊只有少数重要的画，但值得认真观看。”我们尤其以开玩笑的态度搞一本“便宜丛书”中的语言向导，这本书的原则是：“要想完全掌握一门外语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宁可马上着手学一种不正确的外语。这样不太费劲，而用来互相理解却也够了。这是一种世界语，一种由我们发明的不合标准的法语或英语，还加上方言和当地适用的符号语言。”我们怀着浓郁的兴趣和喜爱所制订的一切计划都融和着我们开怀的大笑，都自然地包含着深有所感的嘲讽，这些嘲讽是针对我们自己的缺陷（我们俩都缺乏对外语的天才）和我们由于情势所迫而实行的节俭的。——为了减低那些日子在我的记忆中过于明亮的亮度，从愿以郑重的态度再引录一段我此后写的日记：　　激动人心的是，柏拉图多次试图将他的学说付诸实施（西西里）。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在他心里，在他周围？——提到柏拉图的名字所产生的矜持稳重的音调与这显然傻里傻气的事实完全不相称。——这个人虽然在许多方面有谬误，但他在同时代人的眼里难道不应该占有比傻子更合理的地位，不应该少令人难堪些吗？后世对他的过度鼓吹不那么介意或根本不介意，于是他的“理想”观念光辉地显现了——然而人们却忘了，这种过度鼓吹和这种理想观念是共生的。假如我完全诚实地说的话：卡夫卡有些时候有些方面不也在令我难堪吗？比如在卢加诺，当他不肯服泄药、忠于他的自然法则时，我不是由于苦求而败坏了自己的情绪吗？——卡夫卡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天才的例外表现，他是那么难以言状的温柔和体贴入微。从原则上说，天才的身上总是喷涌出令人不愉快的因素直至彻底的不可捉摸，而他自己努力去消除这些。事实上这些因素在他身上也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只有一些残余，比如不准时。　　为了进行下一个年头即1912年前往魏玛的旅游，我们出于对歌德的爱，出于进行了多年的歌德研究而有着特别充分的准备。听卡夫卡出神地谈歌德，给人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这就仿佛是一个孩子在谈他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生活在比今日更幸福、更纯洁的年代，与神性有着直接的接触。这时我们再次看到他那轻微的刻薄：卡夫卡有时强调说，他很惊讶，怎么有的作家会那么不谨慎，居然去摘引歌德的话——歌德的一句话在每个作家的其他文字中间总是显得格外耀眼。下面一段日记证明了卡夫卡对歌德不同寻常的敬意（我在这段话后面接上一段关于莱辛形象的日记，以便将卡夫卡对德国古典文学家们的态度的全貌至少象征性地勾勒出一个轮廓来）：歌德通过他的作品的强大力量很可能阻止了德国语言的发展。在他身后的年代里，尽管散文经常脱离他，但是最终——现今便是如此——却更强烈地渴望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并重新拣起歌德笔下出现过、但此外与歌德并无关系的古老的用语，对自己无限的依附性之完善的外观高兴不已。　　关于巴尔海姆（见《明娜-封-巴尔海姆》，他在日记中引录了我们提到过的狄尔塞的那本书中的一段话：“他拥有心灵生活的那种自由的灵活性，在生活状况改变时总是重新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全新的一面，这种能力是只有真正的诗人的创造中才具备的。”　　怀着这种五体投地的心情，我们拜访了魏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了补充日记中对这次旅行的记述，我想重述一下我的《爱的魔国》中相应的一段，唯一与之不符的是，我们这两个可怜的小职员没有一整个月，而只有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用于访问魏玛。他们共同作夏季之旅。只去魏玛，去魏玛一个月；在尊崇歌德的原始力量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全然不受时髦的反对他的窃窃私语所扰。对此不需要什么抵抗性的影响力，这些也许只能加强他们的感情。此外，他们希望做的并不是研究魏玛，而是在那里生活，就像在一个避暑胜地那样生活，每天去城市湖中游泳，晚上在主广场的一家饭店中吃许多碗草莓，首要的目的是休想。就像关系到戈尔塔的一切事物一样，这次逗留也披上了一层独特的色彩——似乎不是出于戈尔塔的意愿，而是出于他的自然属性、一种独特的诚实和求精精神（不是思想上求精，而是感觉上求精）的基本特征。他和弗劳恩普兰旁的歌德故居看管人的漂亮的女儿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说是爱情关系恐怕言过其实，这只是两个年轻人之间一种羞怯的、调皮的、或许还带着微微痛楚的乐意互相见面。结果是，戈尔塔连同克里斯朵夫一起被邀人看管人的住处，这么一来，他们便可以同这美丽的姑娘一起随便进出歌德故居了，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可以进入不对游人开放的花园，可以在开放时间以外待在歌德的房间里，也就是说不受游客脚步声的影响。他们感到自己仿佛成了歌德“家庭”中的一员，当然这是就最远的意义、就古罗马的意义而言。歌德的旋律幽灵般一缕缕地掠过与看管人的孩子愉快地一起度过的时光，掠过夏季歌德花园古老的爬满青藤的墙内那绿叶环抱、玫瑰簇拥的晚上。他在这里，这个有着国王般威严的老人，他无隐无形地就在这里！魏玛的其他纪念地，包括与歌德有关的在内，他们参观得不很多。戈尔塔的经历总是有缺陷的，总是只抓住个别的，对这个别的当然怀着爱的紧迫性探根究底；然而永远做不到完善。这也很容易转而用有模式可套的赞扬来归纳：一种紧张积极的、不追求面面俱到的生活。但是戈尔塔不曾感到这是优点，而认为是自己的弱点，是缺陷，他也无力全面地抓取，假如他在某人身上看到这种无漏洞的经历或强有力的朝这个方向做出努力的现象，他对此入的钦佩便会无以复加。从他的一些话中可以看出；他把克里斯朵夫（也许不完全对）看成是这么一个杰出的人。无论如何，他们互相补充，达到了最融洽舒适的境界。在魏玛度过这些日子后他们将分手，这使他们感到有些痛苦。克里斯朵夫回家去，里查德还要去哈尔茨山的一个自然疗养院。在那之前，他们还将一起乘坐一段火车。在铁路岔路口的火车站上，克里斯朵夫突然热血沸腾地拥抱朋友，吻了他（仅此一次），轻轻地吻在脸颊上。回家后，他们无日不见面，至少要匆匆说几句话。在有的星期里，他们一个下午接着一个下午一同在那美好而古老的布拉格平民游泳学校中度过，在秋天栗子树下那些晒得滚烫的木板上，在已经有点儿凉的莫尔道河水中。对职业的忧虑，关于家庭、关于最初的艳遇——他们无所不谈。　　魏玛之行的重要性还在于经过了莱比锡，在那里我把弗兰茨引荐给恩斯特-罗沃特和库尔特-沃尔夫，他们当时共同领导着罗沃特出版社。因为在我心里早就燃烧着一个愿望，让我的朋友出一本书。　　弗兰茨对我这愿望内心很矛盾。他愿意——却又不愿意。有一段时间拒绝的想法占上风，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后，面临着将那些他认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从手稿丛中，即从日记中找出来，并作最后的修饰的任务，他疑虑重重，在《格林》中查找根据，由于对标点符号规律和正字细节没有把握而产生了绝望。该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莱比锡去的样篇后，从一开始（那是走运的年头！）就表示愿意接受，问题仅仅取决于弗兰茨何时将最后看的定稿寄去。而他执拗得要命，觉得他写的东西一无是处，觉得把过去的“毫无价值的”文章汇集起来妨碍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但是我再也不放松了。卡夫卡的日记是他反抗我的见证，然而反抗无济于事。这本书必须完成，而且也完成了。当弗兰茨根据自己认为值得的选出来的这个集子显得小得可怜时，这家出版社决定把《观察》（这就是这本书的名字）用一种不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来排。这本书有九十九页，只编号印刷了八百本，这在今天是罕见的，在本首版书以其硕大的字体颇类古代的感恩刻板。通过这个罕见的偶然现象（据叔本华的思想已不再具备偶然性），这些伟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质被表达得再好不过了。　　于是在那非同寻常的年代，由于那与世界上恶的力量至少能够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动，弗兰茨的反抗被克服了，并转入了好转的方向。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闹了一场。我坚持要实行在卢加诺制定的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开始了，但很快就停顿了。我不放弃，直至写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1912年发表在维利-哈斯编纂的《赫德之页》上（见短篇小说集236页）。后部分将表现的是：友谊陷入了像爱情关系中那样的动摇和麻烦——这两个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气愤，他们的对立将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湿而有霉气的、炎热过度的美兰（我在那里几乎声泪俱下地请求弗兰茨，假如我死在异国他乡，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临霍乱的威胁，他们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烧起来，放出耀眼的光华。“旅行以这两个朋友将他们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种新的，独特的艺术行动上而告结束。”这句话写在发表了的这一章前面的注中。这两个朋友当然不是照原型描下来的，尤其萨姆埃尔不是，他应该是个实际、富有和无依赖性的人——但是我们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笔记用在里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萨姆埃尔身上（有时也可反过来）。这个主意使我们感到其乐无穷。对这个工作弗兰茨也取抗拒态度（可参照他于1911～1912年间的新年前夕写的日记），然而我毕竟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促使他同我一起干。那时他适应了有规律的写作时间，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奋力摆脱了一个枯竭的时期——就在我们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时，他自己的日记也开始更丰富地涌流，——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这一工作有时也使他高兴，不过是偶然的；而他对自己的结束使他产生了这种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为个性”在他身上正在发生。于是他的创作开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里一口气写下《判决》，从而最终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记中震惊地描写了这个夜晚——我相信，这段自我描述将永远是认识真正的艺术家是怎么回事的重要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写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彻底他身心敞露。”与此同时，他对逼得他无可奈何的挣钱职业给予最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谴责。　　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突破的契机是一个柏林姑娘的来访，她是F．B．小姐——一与她的关系笼罩弗兰茨的生活达五年之久。“当我8月13日到勃罗德家去时，她坐在桌旁，”日记开始叙述这次事关命运的见面，接着写下了这么个句子：“在我往下坐时，我才第一次较仔细地看了看她，刚坐定，我已经作出了不可动摇的判断。”——我的日记中在8月13日这天同样记录了这次会晤，紧接着这在我父母房子里会晤的笔记之后写的是：“西提咖啡馆。卡夫卡带来完成了的书，我高兴极了。B．小姐。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观察〉神笔。星期三，8月14日，我将《观察》寄给了罗沃特。”　　1912年是卡夫卡生活中决定性的一年。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8月13日这同一天。我保存着一封短信，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过邮差送来的。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仅仅看成扮演逼促发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确的。信中说：“早晨好！亲爱的马克斯，我昨天在整理归纳小文章时处于小姐的影响下，因此很可能会产生什么愚蠢之处，产生某种暗中滑稽的顺序颠倒。请你再看一遍，让我在欠你的深深的感谢上再加上一个感谢。”接着是两点小小的修改意见。　　当我于9月29日从波多诺斯回来时（我在那里同朋友菲利克斯-威尔奇一起从事《直观和概念》一书的写作），弗兰茨在车站等我们，并马上就谈起了《判决》这篇刚刚完成的小说，他愿意提供发表在我的年鉴《阿卡狄亚》上。它也真的发表了，在这个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1913年）——前面有给未婚妻的题词。　　紧接着《判决》后，弗兰茨继续进行一个长篇小说第一章的写作，这部长篇他显然早就开始了，但至今才奋发起来。这部长篇叫《失踪者》——或叫《美国〉我引录我那时的日记于此。9月29日：“卡夫卡处于极度兴奋状态，通宵达旦地写。这是一部故事发生在美国的长篇小说。”10月1日：“卡夫卡处于难以置信的极度兴奋状态。”10月2日：“卡夫卡，继续为灵感驱使。一章完成了。我对此很高兴。”10月3月：“卡夫卡，进展顺利。”10月6日他给我朗诵《判决》和《司炉》（那部美国长篇的第一章）。紧随其后（10月8日）发生了他母亲与我之间的通信（关于打算进行的自杀）。10月14日，伟大的维也纳小说家奥托-施托瑟尔（卡夫卡和我特别欣赏他）来看望我，我们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但是10月28日的日记已经记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给F．小姐写了封长达二十二页的信，对未来的担忧扰乱着他的心。从此，这个关系的悲剧上演了（弗兰茨自己的日记缺从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这一段，这就是我将这一时期我的日记引述于此的原因）。我在11月3目的日记中找到这段记述：“去鲍姆处，卡夫卡在那里朗读了他那美妙的第H章。他完全爱上了F，很幸福。他的这部长篇小说——部神奇的著作。”在这丰富得不同寻常的年终，11月24日，卡夫卡已经在鲍姆家给我们朗读了“关于甲虫的灿烂的中篇小说”（即《变形记》）。卡夫卡的三个主要作品便这样在1912年9月底和12月之间产生，也就是说在两个月中，或者就那长篇小说而言，有了决定性的开端。　　在《判决》这篇感情如暴风骤雨的小说中，尽管这个儿子是那么善良、顺从，在父亲心目中却是不顺从的、魔鬼般的，被判处“溺刑”，他呼喊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自行坠入河中。这篇小说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学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时，却又蒙上了雾纱。关于这篇小说，弗兰茨自己有过三次评语。一次是与我谈及的，我记得他有一次突如其来地对我说：“你知道最后一句意味着什么？……我想到的是强烈的射精。”另外两次解释载于日记之中，写于排印期间：　　1913年2月11日。借修改《判决》之机，我把我目前感到这个故事中变得清晰的所有关系都写下来。这很有必要，因为这个故事就像一个正常地从我身上分娩出的满身污垢的孩子，而只有我的手能够穿过污垢触及躯体，也只有我有此兴趣：那个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点，盖奥尔格单独坐在他的窗前，怀着快感反复思索着这个共同点，相信掌握了父亲，除了一个一闪即逝的悲伤的疑点处，认为一切都是太平的。随着这个故事的进展，父亲从那位朋友这个共同点中耸立起来，站到了盖奥尔格的对立面，通过其他较小的共同点，即通过爱、母亲的亲切形象、对她的忠实的回顾以及父亲本来为本店争取来的顾客，更强化了父亲的形象。盖奥尔格则一无所有，那个未婚妻在故事里只是通过同那个朋友、也就是说同那共同点的关系而存在，由于婚礼尚未举行，她不得踏入围绕着父与子的血缘线，因而被父亲轻而易举地驱开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堆积在父亲的身旁，盖奥尔格仅仅感觉到这是一种陌生的、自立了的、从未得到他足够的保护的、身受俄国革命之苦的因素。由于他自己除了朝父亲看着的目光外，一无所有，那个将他与父亲彻底隔绝的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　　盖奥尔格的字母教与弗兰茨一样多。在本得曼这个名字中，“曼”只是为了对付故事里未知的可能性而预先采取的手段，用来强化“本得”。“本得”与卡夫卡的字母数则一样多，而e这个元音处在与卡夫卡中a这个元音同样的位置上，同样重复两次。　　弗丽达同F．开头的字母和字母数相同，勃兰登菲尔德的开头字母与字母数与B，相同，并通过“菲尔德”一词在意义上有一定关系。也许甚至想到柏林说不定也产生了影响，而回忆勃兰登堡边区或许也发生了影响。　　2月12日。我在描写那个远在异国的朋友时多次想到了斯多于尔人在这个故事写成三个月后，我偶然碰到了他，他告诉我，他在大约三个月前订了婚。我昨天在威尔奇那里朗读完这个故事后，老威尔奇走了出去，待他一会儿之后回来，他特别称赞故事中图画般的描述。他伸出手说道：“我看见那个父亲就在我面前，”这时他单单看着那空空的椅子，即我朗诵时他坐过的那把。妹妹说：“这是我们的住房。”我对她误解了地方很惊奇，我说；“那么父亲只能住在厕所里了。”　　1913年1月《观察》出版。扉页上的题赠是：“献给M．B。”在弗兰茨送给我的那本书的题词上写着：“正如这里已经印出的，献给我最亲爱的马克斯——弗兰茨-K。”一年后，我得以通过我的长篇小说《图科-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的题赠作为回报。　　关于他的第一本书和他的创作的总题目，我在弗兰茨生前我写下的唯一的关于他的大块文章中（发表于1921年11月《新周报》写道：　　从哪儿开始呢？——无所谓。因为这个出版物有个独特之处，无论从哪方面去观察”总是归到同一个结论。已经表明，它的诚实性、不可动摇的真实性和纯洁性是多么明显。因为谎言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另一种面貌，而不纯洁的东西会闪烁亮光。但在这里，在弗兰茨-卡夫卡身上，可以这么说：在现代派的整个文学范畴内，只有在他身上没有亮光闪烁，没有天幕的变换，没有布景的推移。这里只有真实，没有其他。　　不妨以他的语言为例！有那么些低劣的手段（玩弄新的词汇、拼凑、易换句子成分的位置等等），这些手段为他所不齿。“不齿”甚至也不是准确的用词。那些手段无法接近他，就像不纯洁无法接近纯洁，为纯洁所禁止一样。他的语言像水晶般清明，从其表面上看除了追求正确、清晰、对象准确，似乎觉察不到别的。然而在清纯的语言小溪那明亮的镜面之下，梦和幻象在不可测度的深处流过。往下看去，人们会为其美丽和独特而着魔。可是却说不出，至少在看第一眼时说不出，这些完全正确、健康、简单的句子形式的实质是什么。只要读上几个卡夫卡的句子，舌头和呼吸器官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甜美。终了处，段落似乎追循着某些神秘的法则，词组间的小间歇有着它们自己的结构，一种不是由地球上物质构成的旋律在回荡。这是完美无缺，地地道道的完美无缺，这就是引起站在阿克罗波利墙的废墟面前的福楼拜哭泣的那种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甚至疾驰中的完美。比如我想到《公路上的孩子们》，这篇具有古典美而又令人激动万分的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的第一篇。这是火，这是满怀预感的童年那不平静的火与血，但是这些火墙服从着一根看不见的乐队指挥棒；它们不是火的碎片，而是一座宫殿，每一块石材都是翻滚着的烈焰。完美——因而是不夸张，不过分的。只有在不能达到最外边界，不能达到围着宇宙的那条线时，人们才跳跃而过。而包罗万象的东西则不需要跳跃。——这样不会枯燥吗？这便是卡夫卡艺术上的重要意义所在。我已经说过：他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完美。所以，包罗万象与最小、最滑稽的细节相融合，奥基安诺斯与办公室生活的灰色幽默艺术相融合，灵魂得救的甜美与本来是战马布齐法鲁斯的新律师的融合、或与一个遭受折磨的乡村医生、或作公务旅行的小人物或一个身着闪光饰片服的马戏团女骑手的融合。所以有着闪耀伟大艺术光辉的阶段和风格的朴素，尽管朴素，却与奇思异想交相辉映，在每一个句子里，在每一个词汇中。所以那里的隐喻毫不引人注目，却总是有新意（人们总是过了一些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它）。所以有着寂静、视野广阔、自由，如同在云层之上——然而也有善良的泪和同情的心。假如天上的天使要开玩笑，他就必须使用弗兰茨-卡夫卡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火，却不留下烟熏的痕迹；它有着无穷空间的崇高，却也发出生物会发出的一切颤抖。　　纯洁的人触动不了不纯洁的，这既是纯洁者的优势，又是他的弱点。优势：因为这意味着，彻底地感受自身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可是这种距离本身却是某种消极物，是其弱点。纯洁者要想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就必须坚持不让自己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在诱惑下消失，就必须仿佛通过几千层放大镜片一样来夸大弱点。但是，只要他想保持自己的位置，那么他就不可以，也不能承认这么做恰恰是他的优势之所在。于是出现了第二层地板，就像所有双层地板一样，这第二层是幽默。是的，他是这般执著，这般坚持最危险的行为（事关生死存亡），其中透出一股恐怖气息，然而就在这恐怖气息中也泛着一丝可爱的笑意。这是一种新的微笑，是卡夫卡作品的标志，是接近最后审判的微笑，仿佛是一种形而上的笑。有时候，当他给我们几个朋友朗诵他的一篇小说时，更是笑容满面，而我们也开怀大笑起来。可是我们马上就沉默了。这不是让人类享用的笑。只有天使可以这样笑（不能将他们按照拉菲尔的小天使雕像来想象——不，是长着三对巨大翅翼的天使、赛拉芬，是介于人与上帝之间的魔鬼般的形象）。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强与弱、高昂与屈从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第一眼看上去明显的是弱点——一这是一种表面上类似颓废、魔鬼般的恶，对正在腐烂、正在死亡、恐怖的东西的一种爱好。就像从爱伦-坡、从维利、德-里斯勒、亚当和其他一些新人作品中爆发出来的东西。然而这个第一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卡夫卡的小说如《在流刑营》与坡毫无关系，尽管坡等人笔下出现了许多题材相近的恐怖场面。只要对比一下语言风格就会明白这一点，或至少产生疑问。卡夫卡色调明快的描述犹如安格尔线条清晰的画，岂可与那些恐怖文学专家们颤抖的、有时是强行引起颤抖的形式同日而语？那些人是或多或少有一点科学兴趣对地狱深海进行探究的专家；往往只是出于被迫才拖上那么一小段宗教的尾巴，即一种“道德”。他们是诗人，当然，甚至是大诗人，是确实受到了精神震荡的——可是难道不也到处让人感到那么点“对震荡的自豪”的味道吗？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满场景之中的却是宗教信徒们深沉的严肃态度。他从不表露对深渊的好奇心。他违背着自己的意志向深渊看去。他对崩溃并无渴望之。心。他崩溃，但是他是看见并爱着光明的道路、坚定的信念和凝固的整体的，他热爱头顶上方那一碧如洗的、永远拯救人类的、完美的天空甚于一切。可是这个天空皱纹突起，如同一张动怒的父亲的脸。对天空能否保持一碧如洗的担惊受怕要比对一些还过得去的地狱中的反常现象的探索不知要可怖多少倍。比起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学形式所提供的有趣的、病态的素描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来，卡夫卡造就的艺术作品给人的震动要强烈得多。正因为如此，他的书《变形记》或《判决》等等）才令人感到那么恐怖。因为在它们周围，包括在它们中间，整个自由的世界门户洞开。因为这些作品不是“根据原则要求而可怕”，其原则要求毋宁说正是“可怕”的反面，从原则要求出发也许应该是田园般的或英雄气概的，反正应该是正在的、健康的、积极的，倾向于生命欲望，倾向于温柔和善良，热爱着美丽的姑娘躯体（它在《变形记》结尾处在主人公的尸体上方放射光芒），爱着乡间的劳动，爱着一切自然的、普通的和童真鲜嫩的，充满了对欢乐、幸福、正直，对肉体和心灵的力量的追求——这种原则要求如同仁慈的上帝创造世界的主意——但是“不是我们的”。在仁慈的上帝的意志衬托下，这“只是不是我们的”比对最极端的暴力的罪行坦白更要惊心动魄得多。卡夫卡并不抛弃生活。他不怨天尤人，只怨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审判严格之极。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有法官的座席，处处宣告被执行判决。《变形记》——那个不完美的人，被卡夫卡贱化为动物，贱化为昆虫。更可怕的是，他让动物（《致科学院的报告》）向人类靠拢，但这是怎样一种人类，这是一种化装，是揭去人类假面具的化装。但是这还是不够！人在他笔下还得更深地坠落——这里只有“不成功便成仁”——，假如他不能升天到达上帝身边；假如父亲判决了他；假如与原始道德的完全结合，进入 “法”的企图遭到一个强壮的守门人的阻止；或者是这样——这个人没有勇气把这守门入推开；假如垂死的天子的 “圣旨”永远传不到你这儿——好吧，于是你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处的东西，既非有生命又非无生命，变成一个纱芯，作为“天堂之父的忧虑”不停不息地上楼下楼。“你叫什么来着？”——“奥德拉德克”（这与一系列意为“背叛者”的斯拉夫语词汇有谐音亲缘关系，对民族的背叛，洛德，对建议、对上帝造世决定的背叛，拉达）。“那么你住在哪里？” “飘游不定。”——从这里可以明白，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写这没有形象，没有四肢的躯体。在这方面无人像他这样不吝笔墨。但是在他的书中却从未出现过“犹太人”一词。　　1913年5月，描写美国的长篇小说（在他身后才发表）的第一章《司炉》发表。这回弗兰茨与出版社进行商议没有外加因素，也没有我的促进。我在此援引后来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兰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库尔特-沃尔夫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对作者和出版者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这一关系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独特的光辉之誉。库尔特-沃尔夫写道（1921年10月3日）：　　尊敬的、亲爱的卡夫卡先生！　　两周前我偶然在莱比锡碰到来自布拉格的路德维希-哈特，并同他一起由莱比锡前往柏林。乘车途中，路德维希-哈特向我叙述了他在布拉格的报告晚会时，谈到与您在一起给他带来的欢乐。　　与路德维希-哈特的谈话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报告我活着的讯息。我们间的信件往来是稀疏的、少得可怜的。我们与之有联系的作者中没有一个像您这样难得向我们提出愿望和问题，没有一个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他们对发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运像您那样不在乎。显然，出版者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告诉作者，作者对他的书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不能影响出版者对出版物的高质量的相信和信赖。我真诚地保证，我内心对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样地入迷，那样地牵肠挂肚，我个人对我们所代表和诉诸公众的作家中持这种关系的顶多不过两三个人。　　您不能将您的书通过我们所取得的表面成绩用作衡量我们推销工作的尺度。您和我们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马上，而是一段时间以后才获得共鸣，而且我们对德语读者各阶层抱有希望，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会产生与这些书相应的接受能力。　　但愿您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证实那使我们与您、您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信赖，请您将别的书继续交给我们出版，这将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不管你决定寄什么给我们，您寄来的任何手稿我们都欢迎，并怀着爱和细心排成书出版。假如今后您除本短篇散文集外，能交给我们一个自成结构的、较大篇幅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我从您自己这儿和马克斯-勃罗德那儿得知，有许多这类手稿已接近完成或已全部完成），我们将特别感谢地欢迎。再说，按照常规，人们对一个自成结构、范围广泛的散文作品要比篇幅短小的散文集子要易于接受。这种对读者的估计是平庸的、没有意义的；然而却是事实。这样一种规模较大的散文作品将获得的反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远远超过我们至今所达到过的；而这么一本书的成就有可能提供对先前发表过的东西作更有活力的宣传的可能性。　　亲爱的卡夫卡先生，请您满足我的奢望，告诉我，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是否有希望获得，获得什么。我希望您重新健康如常，并怀着不变的信念谨致问候。真诚崇拜您的库尔特-沃尔夫。　　尽管有这样的许愿，弗兰茨依然不能下决心完成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关于美国长篇计划中的结尾（我之所以在此谈及，是因为其头两章在《观察》）出版之前已经写成），我记得，它将是卡夫卡作品中唯一乐观地、在广阔的生活前景中结束的一部。当然有时候弗兰茨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获得另一种悲剧性结局。这一点可从他191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看到，在这则日记中，他将他的两个长篇——《失踪者》和《诉讼》（其主人公叫K．）作了个比较：“罗斯曼和K，无辜者和有罪者，最终二者无区别地受惩罚，被杀害，杀无辜者的手较轻，与其说被打倒不如说是被推到了一边。”　　比起后期那两本伟大的书来，写美国的长篇用笔较轻、色彩较明亮，乐观的希望更多些。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日记中也有一小段评论、自我阐述。我引录下面这几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展示了卡夫卡一个深刻的思考，他将对狄更斯的崇敬与尖锐的批评结合在一起。人们从这么一个警句中也许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到，在同一个人打交道中可以发现多么巨大的财富，多么稳重的评断。这个人在投身于不可知的事物中时，厌恶清醒的、廉价的故作神秘；这个人不会被一个人或一个诗人的优点照得头晕目眩，以致看不见阴暗面；他也从不因一种现象所暴露的弊病和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赞赏该现象同时展示的优点。如此清楚、真实和复杂，卡夫卡在此看待狄更斯的方法便是他看整个世界的方法。　　这一页日记写的是；狄更斯的科波菲尔。（《司炉》——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计划中的整部长篇小说将有过之而无不及）。箱子的故事、令人高兴的与个人着迷的人、低贱的劳动。庄园中的情人、肮脏的房舍及其他，但首先是方法。我的意图是（据我现在所发现）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只是得到取之于时代的强光与取之于我自身的弱光的富源。狄更斯的富源和无须思虑的强大的涌流，但因此也产生了可怕的有气无力的段落，在那些地方他疲倦地将已达到的东西搅得一团糟。荒唐的整体留下野蛮的印象，一种野蛮人社会，而我则由于我的虚弱和我的模仿教训而得以避免。感情泛滥的表情后面是冷酷无情。这些粗糙的刻画性格的木头每个人那里已被人为地踩碎，没有这些木头，狄更斯哪怕匆匆攀上一遍地的故事都不可能。　　第五章　订婚岁月　　第五章　订婚岁月　　弗兰茨-卡夫卡曾将婚姻看得至高无上。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到过这个问题：“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许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那么多人好像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这点，并不能构成反证，因为第一，确实没有很多人成功；第二，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这些事，而仅仅是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这不是那种‘极致’，但依然是十分伟大、十分光荣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间的界线无法划分得十分清楚。再说，说到底，这个极致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有一种哪怕距离很远的、然而扎扎实实的接近就行了。并无必要飞到太阳中间去，但却需要爬到地球上一小块洁净的场地上，太阳有时可以照到那里，人们能获取一些温暖。”　　同样，在如《十一个儿子》这样的小说中，表现出弗兰茨对家庭、甚至对父权生活方式的尊重。弗兰茨把父权生活方式视为他父亲的自然举止，并十分钦佩。父亲有一次向屋里所有人宣布一个外孙女诞生的消息时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在日记中得到一种混杂的描写，其中夹杂着吃惊、内心深处的赞赏和轻微的、批评性的嘲笑。《判决》中子与父的关系也是这样表达的。小说《十一个儿子》已经引起了一些激烈的争论，据我观察，应该理解为自立为父、建立家庭的愿望形象化。通过自立为父与他父亲的榜样分庭抗礼，也就是说，以自己同样的父权的高大形象，同样的朴实无华却又近乎神秘的形象。弗兰茨一次对我说的一句话与上述观点没有矛盾，弗兰茨说：“十一个儿子就是正在写的十一个故事。”故事是他的孩子，在写作中，他耕耘于偏僻的地域，但每每有所成就，这与父亲的创造力颇为相似（在此我说的是弗兰茨的观点，而不是我的观点），并可与父亲的创造力比肩而无愧。当他有一次“强忍着啜泣”阅读关于一八七0／七一年战争的一本书时，心中浮现了他的理想：“当上父亲，静静地与他的儿子谈话。但是不可用玩具妖怪来取代真诚的交心。”　　再了解了所有这些之后便会明白，为什么同第一次唤醒他结婚愿望的姑娘的相会会在他内心深处激起干层波浪。1912年8月他认识了F。在他的故纸堆中有一封1912年11月9目的信稿，我不知他是否已经发出此信。这封信已经十分尖锐地反映了他最初的恐惧和退缩这样的心情。“最亲爱的小姐！您不可再给我写信，我也将不再给您去信。通过我的书信，我必然使您很不愉快，但我是无药可救的。这是很清楚的，我没有必要为此数完今夜的钟鸣。这一点我在给您写下第一封信之前已经很清楚，如果说尽管如此，我为什么却依然缠着您，为此您当然可以诅咒我见鬼去，假如我不是已经见鬼了的话。——倘若您想要收回您的信，我自然可以寄还给您，尽管我很愿意保留着。假使您真的要，请寄一个空白明信片给我，作为暗号。与此相反，我愿尽我所能请求您保留我的信。——您尽快忘掉我这个幽灵吧，愿您生活得快乐安宁，一如既往。”　　尽管有这封信或信稿，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通信依然十分活跃。天平摆动了很久。姑娘心中产生了不信任感，弗兰茨令她感到毛骨悚然（这也不能怪她），感到与事物的通常进程大相径庭。她想要中断关系。于是他对她的追求加倍地急切。一旦没有信来，他便感到痛苦。有信来，疑虑又重上心头，碾磨着他的心灵。他怎样才能过一种二人过的生活呢？　　于是很快就产生了误解，产生了紧张空气。我被迫承担调解人的角色。这段时间内产生了我给卡夫卡的未婚妻的两封信（1912年11月——关于这里涉及的情况，可参见八十六页）。我对这两封信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它们是今年（1961）盛夏我那居住在美国的妹妹借访问以色列之机给我带来的，是我的手迹。她是为我从亲戚朋友那里弄来的。那时候，当我写这两封信时，卡夫卡毫无名气，他仅在弗兰茨-布莱的《徐培里翁》以及《波希米亚》上发表过寥寥几篇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虽已编成，却是在1913年1月才出版的。——这两封信结尾处提到的长篇小说是《失踪者》（《美国》）。读者肯定不会疏漏不见，尽管我当时处处透出青年人的幼稚，却以一定的外交手腕对这位深为我的朋友所爱的姑娘做工作，争取让她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独特之处，我采用的方法是表面上只不过（或主要地）宣扬他的父母对他缺乏认识。——从长远看，我争取理解的努力是无成效的。　　（第一封信）　　柏林O17　　大法兰克福路137号　　卡尔-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菲利斯-鲍威尔小姐收亲爱的仁慈的小姐：　　非常感谢您友好的来信。我今天下午将同弗兰茨面谈，当然不会提到您的信。之后我将立刻写信给您。如果——这是我的希望—一在这期间情况得到澄清，这样做就变得多余了。我只想请求您．对弗兰茨和他那经常是病态的敏感的某些方面从好的方面去想。他完全听从一时的情绪驭使。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只想要非要不可的东西，只追求一切中的神眼的人。他从来不退让妥协。比如：当他没有感到内心积聚着充分的写作力量时，他有本事数月内一行也不落笔，而不愿以半佳的、但是也不错的作品来搪塞自己。他对文学如此，对其他一切也都如此。这么一来，往往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他是乖张的、不正常的，等等。但是从来不是这么回事，我从对他品质的准确了解中得知，在需要的时候，他甚至在选择实际方法时表现得非常聪明机智。只有在事关理想的事情上他不懂得玩笑，严厉得可怕，首失是严于律已。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他身体孱弱，由于他的外界生活环境（办公室！）不十分有益，于是冲突产生了。只有通过理解和善良才能帮助他脱离困境，应该意识到，对待这么一个这般独特、这般神奇的入，有必要采取与对待千百万普通、平庸的百姓不同。——我确信、您不会误解我的话。请您（在）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与我联系。——每天在办公室内必须待到两点使弗兰茨十分苦恼。下午他略事休息，这样只有夜里可供他“展开幻想的翅膀”。这真是憾事！而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见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尽皆黯然失色。假如他能有自由，得到　　细心的照料，那么他会做出什么事业来啊！我真诚地请求您，不要告诉任何入，我到过柏林。我没有拜访任何人，只与您交谈过。——我希望您一切顺遂，诸事如意。　　您真诚的马克斯-勃罗德　　1912年11月15日　　（第二封信）　　柏林O17　　卡尔-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　　菲利斯小姐收　　寄信人：勃罗德博士　　布拉格，邮政管理局　　尊贵的仁慈的小姐：　　弗兰茨通过您的信似乎已经多少有了些准备。因为当我向他暗示时，他很快就猜了出来，我无法长时间否认他的母亲看了您的信，等等。——除此之外，事情的结果不错，他从现在起会较好地注意了。关于信的事我显然没必要多讲：弗兰茨的母亲很爱他，可她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她的儿子是怎么个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文学是“消磨时间”！我的上帝！好像它并不想啃啮我们的心似的；但是我们乐意为它献身。——我同卡夫卡夫人已经经常发生对立。假如一点理解都谈不上，那么爱再多也是白搭。这封信显然又证实了这一点。弗兰茨经过成年累月的尝试，终于找到了唯一合口的伙食——素菜。他曾多年遭受胃病之苦，而现在他是这样的健康，神清气爽，自我认识他以来前所未有。但是当然步，这时父母便怀着他们平庸的爱来了，想要强迫他回到肉食和疾病上去。——睡觉时间的分配上同样如此。他终于找到了适于自己的方案，能睡得好了，能在荒唐的办公室中完成他的义务并进行文学创作了。父母们却……我不得不感到痛苦。——谢天谢地，弗兰茨有着值得庆幸的倔强，坚持做对他有益的事。他的父母不愿看到，为一个例外的人（像弗兰茨便是一个）有必要创造例外条件，以使他柔弱的智慧不致于枯萎。最近我不得不给卡夫卡夫人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父母想要弗兰茨下午到店里去。为此，弗兰茨坚决地下了自杀的决心，已给我写了一封诀别信。在最后关头，我通过完全无所顾忌的干预，在“爱着”他的父母威胁下保护了他。　　既然父母这么爱他，他们为什么不像对一个女儿那样，给他三万盾，使他得以脱离办公室，在利维拉的共处，在一个生活费低廉的小地方创作上帝要求通过他的大脑播于人世的作品呢？——只有弗兰茨不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永远不能完全幸福愉快。因为他的全副身心呼唤着一种平静的、献给文学创作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今天的情况下，他的生活多少带有一种素食的意义，夹杂着一些稍愉快点的光明瞬间。——这回您对他的神经质也可以理解得好一些了。　　现在出了卡夫卡一本美丽的书。也许这是吉兆，他或许可以开始纯文学的生活了。他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进入第七章，我敢断言它将取得伟大的成就。我不愿意谈论《诺尔纳皮格》，这本书是我的作品中唯一与我完全异化了的一本。谢谢您友好的关心。　　衷心祝愿您！　　您忠实的马克斯-勃罗德　　1912年11月22日 于布拉格，邮政管理局　　与此同时，卡夫卡经历着一个文学生产力的鼎盛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还有那些后来发表的作品）还开始了一篇小说的写作，其主人公叫“古斯塔夫-布克特”，这是一个“过着有规律的生活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个人在三十五岁时死去。“强力克制住自己去写作的欲望”，日记中接连两次这么说。还有：“脑袋里血的冲击和白白的流逝。这是多么有损于健康。”这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强有力的语言，在弗兰茨身上是十分罕见的。1913年5月，他尝试着通过花园里的劳动来消除高度激动状态。7月1日，出现了“向往昏昏沉沉的寂寞的愿望。只面对我自己。也许在利瓦可以达到。7月3日却是：“通过一次结婚扩展和提高存在。说教。但我几乎预感到了。”7月21日他将“一切赞同和反对我的结婚的因素作了一番归纳。”这个震撼魂魄的文献是以大字体写下的呼喊结束的：“我这苦难的人！”和“什么样的苦难！”这篇文章述说了以下几点：　　1．没有能力独自承受生活的重负，不是说没有能力生活，完全相反，说我懂得同某人一起生活甚至是不现实的。但我没有能力，去承受我自己生活的冲击，我自己人格的要求、时间和年龄的进攻、写作欲不稳定的膨胀、失眠、接近疯狂的边缘——独自承受这一切我是没有能力的。“也许”这个词我当然要加上去。与F．结合将赋予我的存在以更多的抵抗力。　　2，一切都马上引起我的思考。幽默杂志上的每个笑话、对福楼拜和格利尔帕策的回忆、目睹我父母为过夜铺好的床上的睡衣、马克斯的婚姻。昨天我的妹妹说：“（我们熟人中）所有结了婚的都很愉快，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句话也令我深思，我又害怕了起来。　　3．我必须在很多时间内独自一个。我所作出的成绩都是孤独的成果。　　4．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交谈使我感到乏味（即使是关于文学的也罢），拜访使我感到乏味，我的亲戚们的痛苦和欢乐使我感到乏味到骨子里去了。交谈从我所思索的一切那儿夺去了重要性、严肃性和真实性。　　5．害怕结合，害怕融合。那样我就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了。　　6，在我的妹妹们面前，尤其从前是这样，我与在其他人面前是个截然不同的人。无所畏惧、无所掩藏、强壮有力、出乎意外、激情外露，一如平日写作时那样。假如通过我的妻子的媒介我能在所有人面前都这样该多好！但那是否意味着脱离了写作呢？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7．单身情况下我或许有朝一日可以真地抛弃我的职位。婚后这永远不可能了。　　8月13日他写道：“也许一切已经结束，而我昨天的信（致F．的）是最后一封。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我将感到的痛苦，她将感到的痛苦——都不能与即将产生的共同的痛苦相比。我将慢慢地恢复，她将结婚，这是活的出路中唯一的一条。我们俩不能为了我们俩而在岩石中开辟一条道路，我们为此哭了一年，受尽了折磨，够了。她将从我最后的几封信中领会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一定会同她结婚，因为我太虚弱，无力抗拒她关于我们的共同幸福的见解，没本事说明，她认为有可能办到的事实际上无法实现，只要事情取决于我。”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道路。8月14日：“相反的结果来了。到了三封信，最后一封我无法抗拒。我喜欢她，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但是爱情埋在恐惧和自我谴责之下凡欲窒息。”——8月18日，在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中，他告诉我，他向F．求婚了。我到特洛亚的园圃那儿去接他，然后他一路上给了我一些非常聪明练达的、积极的建议，以打消我当时堆积起来的忧虑。后来他终于谈到他自己的事，但不再那么信心十足了。我在日记里记录了此事。“弗兰茨谈他的婚姻。他求婚了。他的不幸。不成功便成仁。他的依据是完全通过感觉提出的，不加剖析，也不存在剖析的可能性和需求。复杂的局面，使我煞费脑筋。他谈到拉德柯维奇，那里的婚后妇女性欲爆炸，在孩子们面前，也在怀着胎儿时，笼罩着一切。——他建议彻底与世隔绝。”——同样的绝望情绪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也表达了出来。8月15日：“天亮前床上的痛苦。从跳窗中看到唯一的解决办法。母亲走到床前，问我那封信是否发出了，信的内容是否依旧。我说，内容依旧，只是更尖锐了。我说，反正地不理解我，而且不仅仅在这件事情上。后来她问我，是否给阿尔夫雷德舅舅写封信，他应该收到我的信。我问道，为什么他应该。他打来电报，他写信来，他对你这么好。‘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我说，‘他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完全误解了我，他不知道我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同他不相干。’‘这么说来谁也不理解你，’母亲说，‘我可能对你也是陌生的，父亲也是。我们大家都只想害你。’‘当然罗，你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只有血缘存在着，但它没有表示。你们当然不会想要害我。’　　“通过这事和其他一些自我观察，我被引到这个看法上：我内心的肯定和确信与日俱增，于是可能性出现了，我在一场婚姻中可以挺过一切，甚至它会导致有利于我的内心肯定的发展。这当然是一种信念，我一定程度上说在窗柜上已经抓住了它。”　　“我将疯狂地致力于与一切人隔绝。与一切人为仇，不同任何人说话……，　　他读基克加德的言论集《法官的书》。他发现了基克加德的命运与他的命运的相似。　　1913年9月他避往利瓦哈同根疗养院。“对一次蜜月旅行的想象令我惊恐万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经历了与那个瑞典姑娘的奇特插曲。她的情况始终不明。“一切都抵制将它写下来的想法。想到一句不提她是她的要求（我严格地、几乎毫不费力地恪守着），我便心安理得了。”以后有这几句话：“太迟了。悲伤的甜美和爱情的甜美。舟中她对着我微笑。这是最美的瞬间。欲死欲仙，这就是爱情。”　　11月在布拉格出现了“F．的一个使者”，她的一个女友，这入后来在他们的关系中扮演着暧昧不明的角色。——那时我正非常不合时宜地以我的向犹太复国主义“集体靠拢教育”折磨着他。这是我们的友谊关系中唯—一次短暂的阴暗时期，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前天晚上去马克斯处。他变得越来越陌生，他对我来说已经经常如此，而现在我对他来说也是这样了。”不久后又发出了这样的宣言（后来通过事实和作品取消了）；“我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我同我自己几乎都没有什么共同点了，应该满足于能够呼吸，安静地蜷缩一个角落里。”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小说开端、轮廓。一切似乎都处于神秘的发酵状态。这里有一段重要的笔记，它清楚地表明了他料理和创造精神财富的一个根源，离开充斥着自我分析的篇章（这种自我分析也啃啮着他的结婚计划），进入小说、虚构文学领域。我恨诸如下述的积极的自我观察、灵魂阐释：昨天我那样，所以那样，今天我这样，所以……这是不真实的，不是所以也不是所以，因此也不是这样和那样。默默忍受着，不匆忙下结论，这样生活是必要的，可不必像狗一样到处乱窜。　　下一年（1914）出现了与F．关系的一次危机。她不想再理他了。4月5日他写道：“假如有可能到柏林去，自立，一一天地度日，也包括饿肚子，但可以让他的力量充分涌流，而不必在此节省，或朝着一无所得走去，那该多好！假如F．愿意这样，愿意支持我该多好！”他想到柏林去当记者，当自由职业作家。——5月底或6月初，正式订婚议式在柏林举行。他在布拉格租了一套房间。　　在不祥之兆下结成的婚约关系（“像一个犯人一样被捆住了手脚等等”），7月底便已破裂，同样是在柏林。“旅馆里的法院”，他记载着。据他告诉我，那是在安哈特火车站旁的“阿斯坝宫廷”旅馆。在决定性的宣布发表时除F．外还有她的女友在场。然后是父母那儿的情景。“母亲零星的泪花。我宣告这次教训到此结束。父亲从各方面正确地理解它。为了我的缘故从马尔默连夜赶来，穿着衬衫坐着。他们同意我的态度，没有任何或没有多少可谴责我的。无辜而形同魔鬼。”在这些震撼灵魂的场合，卡夫卡总是不断向自己提出良心问题（“不得不承受和制造这种磨难。”），我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可以找到解除婚约后马上产生的两部伟大新作的根源，这错不了。9月他给我朗读了《诉讼》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11月给我朗读了《在流刑营》。作家自我惩罚的文献，幻化出的赎罪行动。长篇小说《诉讼》的主人公K．做了些什么，没有交待。根据普通的尺度，他是无辜的。他“无可非难之处或无可厚非”。但他“无辜而形同魔鬼”。不知怎么的，他总是不能充分达到正确的生活的规则。一个神秘的法庭要求他说明问题，最终对他实行了处决。“在他三十一岁生日前夕，”最终那章中这么写着。卡夫卡开始写这部长篇还真的是三十一岁。这本书里有一位姑娘多次出现，她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在手稿中卡夫卡多半把这个形象缩写为B．小姐或F．B．，那互相间的联系这么一来就完全清楚了。结束时K，还抗拒捕役。“这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毕尔斯特纳小姐，她从一条比广场低的街道沿着狭窄的梯级朝广场走上来。不能完全肯定是她，但是非常像。不过K．对那是否肯定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并不在意，只是他很快意识到他的反抗是徒劳的。”——那出现的是毕尔斯特纳小姐亦或只是与她相像确实无关紧要。整个失败的结婚尝试都将显示出，它对卡夫卡的生活来说只是一种模式，没有具体的个人的意义，与未婚妻个人无关；这是一种模式，只有通过一种独特的女性人品才能打破，正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他同他非常钦佩的诗人恩斯特-魏斯（恩斯特-魏斯似乎通过提参考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柏林的事态发展）到丹麦的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玛丽亚利斯特作了一次旅游，他在那儿起草了一封给父母的很有启发性的诗，有启发性的原因之一是，它表明，在有些时期，弗兰茨认为存在着职业性进行他的文学工作的可能性。这封信中有这么几段话：　　我同柏林之间还未了结，因为我相信，整个这件事是为你们好也为我好（因为它们肯定是一回事）而阻止了我继续像至今这样拖延下去。你们看吧，我也许并未给你们带来真正沉重的痛苦，按理说这次解除婚约是应该会有这样的效果的，但我从远处看去做不出这种判断。但是我更谈不上给你们来持久的快乐了，请相信我，这里的原因仅仅在于，我连自己都没法使自己持久地快乐。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恰恰是你，父亲，最容易理解的，尽管你对我的愿望不能予以认可。有时你述说着，你当初的日子是多么艰苦。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培养自我蔑视和满足的教育方法吗？你难道不认为——而且你也直截了当地说过——我过得太顺利了吗？我至今完全是在不独立的、特别惬意的条件下成长的。难道你不认为，尽管一切造成这种条件的人对我是那么仁慈、亲切，但这对我的个性来说不是毫无益处的吗？世上当然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够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但我不属于他们的行列。当然还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抛不开非独立性，至于这是否不属于他们的行列，不防做一些尝试。认为我做这类尝试岁数已太大的异议是不能成立的。我比表面上更年轻。使人持年轻是非独立性的唯一好处。自然也只有当非独立性结束时，这个好处才产生效益。　　在办公室里我却是永远得不到这种改善的。在布拉格就干脆不行。这里的一切都是为把我这个从根本上需要非独立性的人保留在非独立性中而造就的。一切都提供在我的附近。办公室对我来说是烦人的，经常是不可忍受的，但从根本上说又是容易对付的。通过这里，我赚的钱超过我的需求。为了什么？为了谁？我将沿着薪金的梯子往上爬。意义何在？这个工作对我不合适，它从来不能给我带来自立，只带来工资，我为什么不抛弃它呢？假如我离职，离开布拉格，我不必冒任何风险，而能赢得一切。不冒任何风险，是因为我在布拉格的生活不能引导我走向任何益处。你们有时开玩笑地把我同R．舅舅相比。但是如果我留在布拉格，我的道路与他的也就相去不远了。与他相比，我将会有更多的钱，更多兴趣，更少信仰，我将会不满足，其他区别几乎没有什么了。在布拉格以外我可以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自立的、心境平和的人，充分调动一切能力，作为优秀、真实的劳动的报酬，真正的生存意识和持续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这么一个人你们也将更好些（这将不是最次要的成就。你们将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具体举动你们也许不尽相同），但你们会对他整体上感到满意，因为你们会自谓：“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这种感觉你们今天没有，说实在的。　　关于计划的实施我是这么设想的：我有五千克朗。这笔钱使我有可能在德国共处，在柏林或慕尼黑，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假如不得不如此）生活两年。这两年使我能够从事文学工作，并能使我将布拉格期间由于内心的松弛和外界的干扰而在清晰度、充实度和谐和度上达不到要求的东西从心中带出来。这个文学工作将使我能够在这两年后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即使那收入是菲薄的。即使是菲薄，那也是我现在在布拉格过的日子和在那之后将过的日子所无法相比的。你们会提出异议，说我错误地估计了我的能力和由这能力决定的挣钱可能性。当然，这不能绝对排除。只是应该考虑到，我已三十一岁，这类错误估计在这个年龄不可能发生，否则一切估计都不可能做出了；此外还应该考虑到，我已经写过一些东西，尽管不多，毕竟获得了一定的承认；最终可据以驳倒这个异议的是：我丝毫不懒，生活上要求不高，因此，如果一个希望破灭了，会找到另一种挣钱的可能性，反正不会麻烦你们，否则的话，不仅对我，而且对你们的影响都会比目前在布拉格的生活的影响更恶劣，将是全然难以忍受的。　　我对我的状况知道得很清楚，我渴望知道你们的看法。因为我确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我确信，假如我错过了这个计划的实施，便是错过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我当然对于知悉你们的看法看得非常重要。　　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弗兰茨　　这个计划注定不能成熟。大战爆发了一个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面前，我们所遭受过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在与之相比中全都隐退到蒙着粉红色的童年般光泽的童话世界中去了。　　克制着一切激情绪，弗兰茨在此时期内同时写三个作品（《诉讼》、《在流刑营》、《俄国铁路》）。十月间他休假一周，“以便将那个长篇小说推向前进。”他把休假又延长了一周。“十四天，部分是成功的写作，对我的处境的充分理解。”F．的女友寄来了一封信，她试图从中斡旋。与F．的联系只中断了两个月，在这期间还曾与F．的姐姐通过信。在给那位女友的回信中（他自己把信抄了下来），他说：“我不想提及与您的信一起到达的是什么。”他记载道：“自杀，给马克斯的信带着许多使命。”稍后又写道：“稍稍翻阅了日记。对这种生活的结构产生了一种预感。”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场灾难中他的创造力也并未枯竭。而且这种创造力恰恰在那时达到高峰。12月13日他写完了《传说的诠释》，他自己描述了我收为《诉讼》第九章（最后第二章）予以发表的那章的特性，在日记中写道：“……满意感和幸福感，如同我在那个传说中那种……”12月19日又写道：“昨天几乎在昏迷状态中写下了《乡村教师》。”这里谈到的是短篇小说《巨鼹圣诞节休假期间，他同我的夫人和我到库腾贝格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去参观那里的历史性建筑物，避开大城市中已经强烈地感觉得到的战争恐慌和贫困，做一短暂的（也就四天）喘息。在科林一家旅馆中他给我们朗诵了《美国》（即《失踪者》）——长篇中未完成的本章，使我们如痴如醉。（在这一年的夏天，在这次旅行前还同奥托-皮克到海勒劳去了一次）1914年12月的最后一天，他不同以往地作了一番小结：“从八月开始工作，一般来说不少也不坏，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达到我的能力的界限，本来是应该达到的，尤其因为从各方面展望（失眠、头痛、心脏弱），我的能力都持续不了很久了。写了一些未完成作品：诉讼、对卡尔班铁路的回忆、乡村教师、副检察长和一些较短小的开端。写完的只有，《在流刑营》和《失踪者》的一章，二者都是在十四天的休假中写完的。我不知道为何做这番小结，这与我的脾气完全不符。”　　与F．的关系还远远不曾枯竭，它在1914年最后几个月中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新生，——我心底里不愿—一详述细节，只须在指出频繁的信件往来之外（约有几百封弗兰茨致F．的信保存了下来），提一下主要的几站就行了。在博登巴赫的一次会见（1915年1月）、在玛丽亚巴特的一次会见（1916年7月），再就是搞清这种伟大的经历与卡夫卡的创作和宗教观发展之间始终存在的、意义不断上升的联系。他的情绪是绝望的。他写入日记之中：“我在此抱怨，是为了求得解脱吗？解脱不会在这本子上产生，当我躺在床上时它才会到来，让我仰卧，使我躺得舒适、轻松，躺在淡青色中。其他解脱不会到来。”——再不就是：“我认为我们是绝不可能结合的，但我既不敢对她说，也不放在关键时刻对我自己这么说。”——再不就是：“共同生活的艰辛。为陌生感、同情、懦弱、虚荣所挤迫，只是在深处也许流着一条浅浅的小溪，它值得被称为爱情，但却无法接近，在片刻的瞬间有时向上闪光。”——再不就是这类归纳中的一例，这种归纳与其说有利于做出决断，不如说使之更为难产：　　1916年8月30日，　　保持纯洁结了婚　　单身汉丈夫　　我保持纯洁纯洁吗？　　我聚集我的一切力量你处于内在关系之　　外，成了傻瓜，飞向一切　　方向，但却飞不远，我从　　人的生命的血液循环中　　汲取一切力量，一切我　　能用得上的力量。　　只对我自己负责于是更加为你　　（对你）变傻。　　（格利尔帕策、福楼拜）　　无忧无虑。集中精力工作。由于我的力量增长，我　　可以承受更多了。但这里有　　一定的真理。　　除此之外，却不乏他认为与F．结婚是完全可能的与值得欢迎的言论。他从玛丽亚巴德寄给我的信中就这么写着：“可是现在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信赖的眼光，我便不能封锁自己了。有些我想要永久维持的东西被撕裂了（不是个别的东西，而是整体）。我知道，从裂口中会跑出超出人的一生的不幸来，但它不是招惹来的，而是托付的。我没有抗拒它的权力，更没有权力用自己自愿的手去做应该发生却未发生的事，以达到保持原来的目光的意图。”还有：“现在情况不同了，应该说挺好。我们的协定简而言之是：俟战争结束后就结婚，在柏林近郊租二三间住房，每人经济上自己承担。F．将像现在这样继续工作，而我，现在该我了，我还说不上来。假如要将这个问题阐述得更明了，那么就是，有两个房间，大约在卡尔霍斯特。在一个房间里，F．一早起床，匆匆忙忙地离开，晚上疲倦地躺倒在床上；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个长沙发，这是我躺的地方，我靠吃牛奶和蜂蜜度日。于是那里躺着那不道德的人（照众所周知的格言），四肢伸展。尽管如此，现在有着平静、确切，因而有着生活的可能性。”附言：“写完后看一遍，发现是强大的语言，几乎不能由柔弱的笔锋长时间压服。”　　从某种角度看，在以后，在最终分手之后，弗兰茨始终将F．视为理想形象。1921年，当我告诉他我在柏林作了报告的消息后，他从一个疗养院里给我的来信中还这么说：“F．没有听你的讲座吗？——到了柏林，却未见到F，我私下认为是不对的，虽然若是我自己当然也会这样做的。我对F．的爱情尤如一个不幸的统帅与一座城市的关系，他占领不了它，但它却因此而成为某种伟大的东西——两个孩子的幸福的母亲。”（参见《乡村婚事》252页）“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却不得不离开她……”等等）。　　卡夫卡竭力将同F．的婚姻联盟从自身和抗拒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这成了他五年中生活的主旋律，他的创造性劳动和他宗教观上不平静的思索的鞭策力。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许多斯特林堡的著作。此外还读《圣经》、阳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赫尔岑和克罗泡特金。他对赫尔岑的《伦敦之雾》评论道：“全然不知所述何事，但那整个不熟悉的人显现了出来，坚决的、自我折磨的、自我控制的而又是消逝着的。”韦尔弗给他读诗，以及一个叫《艾斯特，波斯皇后》的剧本片断。他活跃地参加朋友们积极的努力，比如参加菲利克斯-威尔奇教的课；他总是给予鼓励、赞扬、评论、推动，不让任何人（他自己除外）陷入绝望之中，他对我为加利齐恩流亡孩子们开办的学校中的工作感兴趣，经常来听我的课，同我的一个女学生的家庭交了朋友。他还和这家的大女儿之间以最温柔的方式产生了好感。他也参加东西方犹太人之间的辩论晚会（默默的，观察的）。那时我同一个信神秘教的朋友格奥格-朗格经常到一位神奇的拉比那儿去，这个拉比是从加利齐恩流亡来的，在布拉格外城区齐茨科住在一间昏暗的、不舒服的、挤了许多人的房间里。这种特殊的生活状况使我得以了解一种宗教的梦幻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一次去安息日结束前的“第三餐”把弗兰茨带去时，听着他们的低声细语和沙西笛派圣歌，他应该说是相当平静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古老的声音显然使他感动，但他在归途中却说：“仔细看就像在一个非洲原始部族中。极端的迷信。”这段话中不存在伤害性的攻击，但是反映了他清醒的抗拒。我很理解他：弗兰茨有他自己个人的神秘学说，他因而不能接受他人沿袭习俗的宗教礼仪。他多半独自一人，也爱独自一人。柯台克公园地被他认为是“布拉格最美的地方”，他在独自散步时老是走到那里去。“鸟儿鸣啭，宫殿和里面的画廊，古老的树，披挂着上一年的树叶，半暗半明。”　　他为了脱离家庭的魔力场，孑身自立，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尝试。有一段时间他不住在父母那儿，而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他一开始在毕莱克街（1915年2月），后来又在德罗哈的朗根街上“金梭子鱼”楼房内租了一个房间。在“金梭子鱼”内，他于1915年4月给我朗读了《诉讼》第五和第六章，使我陷入难以言传的喜悦中，令我产生深深的钦佩。二月间他写下了“狗的故事”（也许叫《一条狗的研究》吧？据我估计，这无论如何不会是他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他在日记中对这个作品的评价非常严厉：“现在读了开头部分。它是丑陋的，引起头疼。尽管有其真实性，却又是邪恶的、死板的、机械的，是在一片沙滩上苟延残喘的一条鱼，我很早就写《布瓦尔和塔库歇》了。假如我不能将这两种因素（最鲜明地表现在《司炉》和《在流刑营》中）结合为一体，我就完了。但是这种结合的前景存在吗？”这里的两个因素显然是指他作品中充满希望的现实主义特征和严肃的想象特征。　　弗兰茨与他的妹妹经维也纳、布达佩斯到纳一吉米哈利，此行目的地已近前线。他们是去看望入了伍的妹夫。然后弗兰茨接受了服役检查，但由于身为一个国家必需的机构的公务员而免服兵役。后来在他找不到摆脱心理困惑的出路时，他申请取消这次获免，打算入伍。他的得病使这个计划受挫。　　冯塔纳奖金的颁发（1915年10月）是这些苦恼中短暂的安慰，被他怀着一定的满意心情所接受。假如我没有搞错，事情是这么发生的：本来是施台恩海姆得到了这笔奖金，但他把这个奖转让给了191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司炉》的“青年作家。”——微弱的安慰。那时他的日记中有狂野的钢笔画、不断出现关于失眠和头疼的诉苦。开始了对原罪的深思，出现了以下这类话：“上帝对人类家庭的愤怒”，“只有旧约在看世界——关于旧约已无话可说。”“带我走，带我走，愚蠢和痛苦的交织。”此外还有那些片断，我将这些片断重新组合，写了“在阴郁的思想中敲响了钟声”一诗。他谴责自己（在与F．对立的态度中）具有“官吏们柔弱、俭省、优柔寡断、斤斤计较、预防在先的弊病”。又有一次这么说：“官吏精神、幼稚性、为父亲所摧折了的意志。”“改善它，为之工作，这本是举手之劳。这就是说，别爱惜自己（再说这样做的代价是付出你确实喜爱的F．的人生），因为爱惜是不可能的，形似的爱惜今天几乎毁灭了你。这种爱惜不仅与F．、婚姻、孩子、责任等等有关，而且也关系到你蹲踞其中的机关。”从他的痛苦中产生了祈祷：“宽恕我，我的罪孽遍及我的本质的所有角落。但我也有并非完全可鄙的素质，有小小的脆弱的能力，我的盲目的本质却摧残着、侵蚀着它们，现在我快完了，而恰恰是在外表上一切都将转向对我有利的时刻。别把我推到失败者的行列中去。”．　　不容置疑，在弗兰茨不幸的订婚波折上和不幸的职业问题上有两种原因并存：形而上的和经济上的考虑。关于后者，不可忽视的是：如果弗兰茨不接受父母的资助（出于他的自尊心），而又不愿强奸他的文学天才的话，他的经济情况确实将十分不利。也许应该有一种社会和国家制度，能给这样独特的小说人才、创作天才以完全自由的天地，任其驰骋，而不必让他陷身于修饰文件的泥淖，不必让他在盼望结婚的同时，为与之相关联的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的担忧而面临一片空白，面临绝望。“你属于我”，有一次他对F．这么写道（根据日记中对该馆的抄录），“我把你划归于我，我不能相信，在任何一篇童话中人们像我为你一样对任何一个女人做出过更为绝望的斗争。”当然，即使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卡夫卡的日子也是不那么好过的；在那里，他的苦恼的先验的、性爱的根子，这无法消除的不幸，将会更加突出。可是在他的心灵中，相应的反抗力量也会生成。不管怎么说，由于我们的社会集团一时还只是很低程度地组合起来，他的反抗失败了。这类抵抗是可以消除的，因此先验意义上的伟大斗争根本没有在理所当然的所在得以进行。　　1916至1917年间的冬天，弗兰茨住在炼丹士街。关于这次逗留今天只留下一些传说，对来布拉格旅游的外国人，导游们只是让看那很小的房子，再便是指点让看“一个作家”住过的房间（这两点几乎是一回事，这座房子仅仅是由一个房间构成的，此外还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厨房以及房顶平台。）。但是弗兰茨选择这么个住处完全不是出于对神秘或浪漫的追求，至少这么一种追求不是决定性的，也许只是在潜意识中作为对旧布拉格的爱而发生着辅助作用；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他对一个安静的工作场所有清醒的需求。他对噪声的特别敏感曾经通过强烈的影响传染给我什b如在我们一起旅行时），这种敏感性使他对住房的选择比较困难。在炼丹士街，弗兰茨感到相对的幸福愉快，对为他创造了这么一避难所的小妹妹（她后来在屈劳也给他弄了这么一个）非常感激。1917年2月11日，星期天，我写下：“在炼丹上街卡夫卡那儿。他进行了精彩的朗诵。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修道院小屋。”在这个住处产生了当时用煤危机中唯一美妙的产物——那忧郁快乐的、仿佛从天上某一点俯视着嘲笑人类一切弱点似的、歌一般的《铁桶骑士》，有一封给F．的信谈到了这个住处和弗兰茨在雷波恩宫中的下一个住处，这封信的复写副本在遗墨中保存了下来。同时，这封信中表示出弗兰茨决心这次要为婚事做准备的严肃精神。果然，在下一年夏天，为这年轻的一对租了一套住房，置了家具，弗兰茨已同F．一起进行对亲友的例行介绍性拜访，也同F．一起到匈牙利去拜访她的姐姐，到阿拉德。弗兰茨居然办起例行的事来！真有点儿惨不忍睹，但他竭尽全力去适应被公认正确的惯例习俗。当然，倘若换一个女伴，那女伴也许会哈哈大笑一阵而将他解脱出这种具有强迫性的事来。但弗兰茨对这种自由是否接受、是否需要却同样是要打问号的。这两个人叫人哭笑不得地对我也进行了一次礼节性访问（1917年7月9日）。看着这两个相当尴尬的人，尤其是看到弗兰茨脖子旁不同以往竖着高领，我心中产生了感动之情，同时也产生了惊惧。（7月23日有更多的一群人聚到我这里来，除卡夫卡外，还有音乐家阿道夫-史荣伯、韦尔弗、奥托-格罗斯和他的妻子参加这次聚会。格罗斯有个办杂志的计划，卡夫卡对此很感兴趣。——这是在那灾难降临前我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他。）　　下面便是那封给F．的关于住处和婚姻问题的信（信的开端谈及的是在朗根街的住房，——慕尼黑之行是做一次朗诵，在那朗诵会上卡夫卡除了他自己的作品外，还念了我的《迦南》中的一些诗。出于他的认真精神，他坚持要把报酬中的一部分给我）：　　最亲爱的，谈谈我的住房故事吧。一个巨大的题目。它使我惊恐，我不能胜任。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只有描述其千分之一的能力，只有其千分之一在我写作时存在于我周围，也只有其千分之一我可以让你弄明白，等等。尽管如此，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得听听你的意见。望能仔细地读，提出好见解：你知道我两年来的苦难，与同时的世界之苦难相比是小的，但于我却足够了。一问舒适亲切的位于角上的房间，两扇窗，一扇通往阳台的门。视野可及许多屋顶和教堂。可以令人容忍的人们因为我完全没有必要看到他们一些行动。嘈杂的街道，清晨沉重地行驶着的车辆，但我差不多已不惯于这些声音了。可是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却是不可居住的。尽管它位于一条很长的走廊的尽头，特别与世隔绝，但这是一幢混凝土房子，我听得见或曾听见邻居的叹息，楼下住户的聊天，这里或那里传来某个厨房里的碰撞声，持续至十点以后。此外，屋顶上就是薄薄的木板，说不上在哪个下午晚些时候，当我正想做点事的时候，会有某个捧着洗涤物的女佣人全然无意地仿佛就用她的靴跟踩着我的脑壳。某处会有人奏钢琴，夏天从其他邻近的房子的扇面中传来歌声，一把小提琴的演奏或一个留声机的声音。只有在半夜十一点以后才基本上静寂下来。所以不可能获得平静，彻头彻尾的无家可归、产生一切狂思的温床，越益强烈的虚弱和前景虚无。关于这个还有很多可说的，但是谈谈别的吧。夏天，有一次我同奥特拉去寻找住房，我已经不相信会有获得彻底的宁静的可能性了，但我总还在找。我们小市民住宅还看了一些，我总在想，假如在一个老宫殿里能有那么一个地板角落下的安静的洞穴，在那里终于可以充分享受宁静的话该多好。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符合要求的。在那小弄堂里我们开玩笑地询问了一下。是的，11月有个小房子可出租。同样也喜欢清静、只是以她自己的方式喜欢清静的奥特拉迷上了租这个房子的念头。处于天生的孱弱状况的我不同意。我几乎不能设想会到那里去。这么小，这么脏，这么不宜居住，缺陷应有尽有。但她坚持己见，在住在那里的大家庭腾出来后，她请人粉刷了一番，买了几件钢管家具（我没见过比那把椅子更舒服的了），对家里其他人一直守口如瓶。那时，我好像刚从慕尼黑带着勇气回来，走入一家房管所，他们几乎跑上来就向我提到位于一个美丽的宫殿中的一套住房。二室一厅，厅的一半被改建成了浴室。年租六百克朗。简直像一个梦的实现。我去看了看。房间高大美丽、红色和金色，就像在凡尔赛宫。四扇窗对着一个深深沉落的寂静的庭院，一扇窗对着花园。这花园！走上宫殿的大门通道，简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通过女像柱环抱着的第二扇大门高高的圆穹，可以看见美丽地分布着的、断断续续分岔的石级沿着颇大的花园像个广阔的靠背似的缓缓地、恢宏地上升，直到坡顶观景廊。但这个住处有个小毛病。前房客、一个与妻子两地分居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佣人，在这个住房里只过了几个月，然后出乎意外地调走了（他是个官员），必须离开布拉格，但他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已经为这个住处花了很大一笔开支，所以他不愿就此空手离去。他为此而保留了租赁权，想要找个人至少能付出这笔钱的一部分（电灯的安装、浴室的装修、壁橱的安装、一架电话的安装、一条铺开的大地毯）。我不是他的意中人。他开的价（当然是够少的了）是六百五十克朗。这对于我太多了，而且这过高的冷冰冰的房间也过于豪华，再说我也没有家具，此外还有些较小的顾虑。但在这同一个宫殿中还有另一套住房，可直接向管理部门科，在三楼，房间内低一点，窗外是街道，不远处便是霍拉津。更亲切些、人情味浓些，设施简单。一位到此作客的伯爵小姐（也许生活要求不高）在这里住过，由旧家具构成的姑娘味的陈设依然如故。至于这套房间是否出租是有疑问的。这使我当时陷入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奥特拉的住房去。那里正好刚装修完毕。开始时有许多缺陷，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发展过程。今天它完全地适合于我了。包括：门前那美丽的上坡路，那里的寂静，虽说只有一道很薄的墙把我和一个邻居隔开，但这个邻居是很安静的；我把晚饭端上去，在那里多半待到午夜；再便是回家的道路的优越性：我必须下决心停止工作，于是有那条路可使我清醒。那里的生活是：有自己的房子是件特别的事情，在世界的身后不是关上房间的门、不是关上套房的门，而是直接关上一幢房子的门；步出住处的门，便踏上了寂静的街道路面上的积雪。这一切的月租是二十克朗，妹妹提供一件必需品，小卖花姑娘（奥特拉的学生）进行些必要的打扫，一切正常美好。而恰恰在这时，人们决定宫殿里的住房可以让我用了。那个我给过一点好处的房管人员对我印象很好。我付六百获得那个朝着街道的住房，当然这不包括我当初以为可以沿用的家具。那套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厅。有电灯，却没有浴室，没有浴缸，但我也不需要。现在简单归纳一下当前往处与宫殿住处相比的优越性：1．一切照旧的优越性；2．我现在是满意的，为什么要造成可能发生的后悔呢？3．失去了自己的房子；4．失去了改善睡眠的夜间那段路；5．我必须向现在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妹妹借家具，用来装点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巨大的，而我实际上只有一张床。搬迁的费用；6．我现在的住处离办公室的路近十分钟。宫殿住房好像是朝西的，而我的房间早上有阳光照人。反过来再看宫殿住房的优越性：1．换环境本身和特殊意义上的换环境的优越性；2拥有一套自己的安静的住处的优越性；3．在当前的工作房内我其实并非完全独立的，实际上我是从奥特拉手里拿来的；尽管她对我那么好、那么肯为我牺牲，在心情不佳时她却有时也流露出一点违心情绪。当然她会为我不再到那小房子去感到遗憾，不过实际上她时而到那里去一次，中午或星期天六点以前在那儿也就够了；4．回家那段路我不会再走了，夜里走出去也将是难事，因为大门从外面开不开，但作为替代我可在夜间在那平时只有房主可以涉足的花园里散一会步，我很愿意去那儿散步，这也是很美的；5．战争结束后我想试着申请一年休假，假如　　不至于根本不可能，那么这至少现在马上做不到。好吧，现在我们俩为你弄了一套在布拉格可以想象到的最美的住房，当然只是用于相对的一段短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厨房，甚至放弃洗澡间。尽管如此，它符合我的思想，而你可以美美地休息两三个月。还有那难以形容的花园在春天、夏天（房主离开了）或者秋天。假如我现在不把这套住房定下来，不管是搬过去还是仅仅付房租（荒谬的、超越一切官吏概念的浪费！）一个季度一百五十克朗，——那我也许就得不到它了。虽说我已接收了下来，但那管理人员满可以用一句话解除我，尤其因为这件事对我的重要性比起对他来说理所当然的重要性连一个角都及不上。我说的是多么少啊。现在做出决断吧，要快。　　八月份第一次发生的咳血被弗兰茨称为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我在我的日记中找到一段毫无疑问是他说过的话：“1917年8月24日。为卡夫卡的病采取措施。他把它描述为心理上的，似乎是结婚前的解救。他称之为：他最终的失败！此后他却睡得很香。解脱了？——受折磨的心灵！”（参阅日记第529页）。有可能是美泉宫中的住房无法取暖加速了疾病的爆发。他父亲曾警告他不要过这样“无节制”的生活，始终不隐瞒对这种无节制的厌恶心情，现在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父亲似乎有道理了。卡夫卡显然从来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一点，这可以从他的一篇小说中发现，但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他的生活和创作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更深的角度看，这疾病是由长年为克服职业和结婚计划的障碍，为使文学才干得以充分发挥而做出的努力、伴随的激动，由对这一切不能胜任的虚弱的体格及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承受的“健身”措施引起的。　　持续到9月4日，我才终于说服弗兰茨请个医生来诊断。在这类事情上，他犟得令人难以置信，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韧性来正确地对待他。我关于这决定性的倒霉日子的记载是这样的：“9月4日。下午同卡夫卡去弗利德尔-皮克教授处。花了很多时间才办到此事。确诊为肺尖炎。必须休假三个月。有形成肺结核的危险。我的上帝！不至于发生这么可怕的事吧。——然后是索菲亚岛。游泳场，同弗兰茨一起。他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同时又是被战胜了。他心中反抗的一部分把婚姻看成绝对地扭转目光所朝着的一个方向。而另一部分则将婚姻视为自然而然的事并去追求它。这场斗争将他消耗殆尽。他把这场病看成是对他经常希望获得一种强有力的解决办法的惩罚。他引用了一句对上帝不敬的话（出自工匠诗人之作）：我曾以为他要更好些。”　　然后是：“9月10日。下午与卡夫卡再次造访皮克教授。——他的开场白，说他学了希伯莱语，读了拉特的教科书中的四十五课，没对我露过口风。这么看来，他最近仿佛一无所知地问我怎么用希伯莱语数数，是在考我了。这寂寞的故弄玄虚。这里面有伟大的因素，但也有坏的。”　　到一家肺病疗养院去遭到弗兰茨的全力反对。在后来的年头中他才不得不这么办。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现在他应该去疗养院他不愿去，但若干年前他却去一些疗养院休憩过，如苏黎世附近的艾伦巴赫、哈尔茨山中的容波伦、利瓦的哈同根。可那是些自然疗法场所，在那里，弗兰茨一连数天或数月沉湎于“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既为他所爱又遭他讪笑，但在内心深处他对之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以现代医疗学为指导的疗养机构则全然不同地构成了一种威胁；从弗兰茨的观点出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长期地拒不采纳这种难以采纳的建议。一个偶然情况这回冒出来帮助了他。弗兰茨的小妹妹在屈劳（在弗略奥后面，萨茨那儿）接管了她丈夫的一处小庄园。决定做出了，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弗兰茨到那里去休养度假。这个假期多次延长，弗兰茨时而还试着重新投入职业工作，但每次只干了一段短暂的时间。转入安静的生活状态终于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在那里，弗兰茨第一次亲身接触了农村生活、农业和德国农民，从屈劳的环境中后来便孕育出长篇小说《城堡》来。　　9月12日我记载道：“与卡夫卡告别。很难过。多年来我不曾这么长时间不同他在一起。他认为他现在由于疾病的缘故不能与F．结婚了。她寄来绝望的信，尽管她还一无所知。——店里两个人推着小车来取他的行李。他说：他们来搬棺材。”　　从这时起我收到他的许多来信；它们太珍贵了，不应该只摘录其片断。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全部发表。关于卡夫卡强化了的基克加德研究、关于他宗教上、伦理上观念的发展，这些信是有启发的。其他从屈劳发出寄给鲍姆和威尔奇的信勾画出这个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表明他在最简朴的农村环境中感觉舒适，再也不想回到城市中来了。日记中能够反映他的情绪及城堡长篇核心内容的特征的有这么一段：“在农民吕夫特纳家。宽敞的过道。整个具有戏剧性：他神经质地嘻嘻哈哈笑，敲打桌面、举手、耸肩、举起啤酒杯，像个华伦斯坦家族的人。一边是个女人，老太太，他曾是她的雇工，十年前与她结了婚。热衷于狩猎，怠于经营管理。马厩中两匹巨大的马（荷马史诗中的形象）在通过马厩窗户射入的一线阳光照射之下。”弗兰茨慢慢地恢复着。只有当F．来信时，他半天不进饮食，也不拆信。　　我那时同样处于激烈的心灵斗争中，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可惜从未到屈劳去看望弗兰茨。只有当我在那地方附近作报告时，他赶到米歇罗普火车站来与我见面。此外，他隔一段时间到布拉格来一次，来做些不可拖延的事。奥斯卡-鲍姆到他那里作了八天客。“那时村子里积雪很深，”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们通宵达旦聊天的那些长夜中，我对他的了解要超过前十年和后五年。”9月，即重病确诊后不久，F．去看望了他。日记中报道着：“F．来过了，为了来看我，坐了三十个小时的车，我本该劝阻她的。与我想象中的一样，完全由于我的过错，她极度难过。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全无感觉，同样完全无可救助，想着我的一些舒适受到了打扰，作为唯一的自白演了那么点喜剧。在一些小事上没有道理，没道理维护她所谓的或也许是真正的权利。从整体上说，她是无事而被判了酷刑的；我为非作歹，她为此而受刑，此外我还操纵着刑具。随着她的离开（她和奥特拉的车绕着池塘行驶，我取笔直的捷径又一次来到她身边）和一阵头疼（喜剧演员的演出后残余影响），一天告终。”　　11月初我记下了与弗兰茨的一次谈话。话题是我自己的内心冲突，但也可窥见他的心理：　　他：总是这样的。罪过恰恰在于，人们考虑问题。　　我：那么应该不动脑子吗？　　他：这当然不成法规。但这意味着：你应该不能够考虑。——这是无法逼迫的。思虑是蚌的建议。但即便如此它也是善的、通人性的。没有它就完蛋了。　　12月底弗兰茨来到布拉格，在这里与F．会晤。她身为柏林一家大企业的女经理（审慎、能于、宽怀大度是她杰出的特征中的一部分），她利用圣诞节假期来进行最后的商谈。这场悲剧进入了尾声。12月25日晚上，弗兰茨和F．作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两人都不愉快，一言不发。”12月26日我记道：“卡夫卡一早七点半就来了，要我陪他一上午。巴黎咖啡馆。但他并不需要我当顾问，他的决心下得值得敬佩地坚定。只为了度过时光。他昨天对F．非常明白地谈了一切。我们谈天说地，就是不涉及这个题目。卡夫卡谈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解脱是无法写的，只能经历。’下午与鲍姆、威尔奇一起出游。也就是一对夫妇与卡夫卡和F。西普卡关隘。卡夫卡不愉快。他对我说：‘我该做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对末世该清楚。西方犹太人对此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结婚的权利。这里不存在婚姻。除非对末世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商人。”’　　第二天上午弗兰茨到我的办公室来，进来休息一会儿，他说，他刚送F．去了火车站。他面色苍白，绷紧着脸，一副严厉相。但他突然哭了起来。我看到他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办公室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紧挨着我的写字台是一个同事的写字台，我们在邮政总局的法律部工作——这个部位于一幢私人房子的最高层，不在总局的主要办公楼里。总局成功地将一套亲切的、有厨房和洗澡间的四居室住房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灰尘堆，面目可增毫无人情味的官方场所，这么一种改造的方式方法如同魔鬼作祟。而来找我的私人来访者，我多半（内心总是歉疚不安）在那变成了废旧文件堆藏室的、拆除了不少设施的厨房里接待。但卡夫卡是直接走到办公室里来找我的，直接插入到埋头工作的人中间，坐在我写字台旁的一个简易沙发上，这张椅子本来是为请求者、退休者、被追求责任者准备的。而他就在这里哭泣，就在这里抽抽噎噎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怕吗？”眼泪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除这次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不知所措，这么失去自制。　　几天后他回屈劳去了。他还给我看了F．一封十分痛苦的信。但他在她面前立场非常坚定，他不仅放弃了她，而且放弃了获得婚姻幸福的任何可能性。他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给了他力量，使他在其他人面前也能克服内心自然的软弱而不让步，因为他曾经在让步中尝到过不可避免的做出最终决定的苦果。　　大约一年三个月后我听到了F．结婚的消息。我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了弗兰茨。他激动了，心里充满对这新的婚姻结合的最真诚的祝愿，这也化成了他自己极大的喜悦。“有些难以解开的疙瘩似乎被解开了，实在是好事，”我私下总结这件事。我自然明白，至少在弗兰茨那儿，这阴影笼罩的问题的消除还远远木等于说已经铺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无路可走性首先是疾病的产物，疾病则是来自心灵危机或通过这些危机灾难性地得到了促进的。这场疾病成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制造损失、甚至毁灭一切的祸害，弗兰茨最终为它的淫威所慑。—一弗兰茨以英雄气概、多半甚至以开朗的镇定情绪承受痛苦。只有一次，在以后的年头中，我听到他抱怨病痛。我去看他时他刚发过高烧。他躺在床上，一说话脸便扭歪了：“在身体完全蜷缩成一团之前，时间是这么久，通过这最后的、狭窄的洞往里面塞满了东西。”说话时他拔起拳头，仿佛在手里揉捏着一块手帕似的。　　除了短暂的离开，弗兰茨在屈劳一直待到1918年夏天。然后他回到布拉格，又作为官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把下午时间贡献给了特洛亚（布拉格近郊一地）的果树学研究所内的园艺劳动。我常到那里去接他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们有两个主要讨论题目：战争、希伯莱语。学习，那时在文学事业中我也听取他的意见。卡夫卡的一些品质是不可超越的：他的正义感，他对真理的爱，他朴素的从不曾有过丝毫装腔作势的真诚。“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是我保存下来的他那时的言论中的一句。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内向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1918年7月1日我记下了他的观点：“农村对抗城市。但他还是感到在布拉格好过一些，因为在屈劳他荒度终日。在这里他将希伯莱语和园艺视为生活的积极面。若将这些净化保持，它们便显示为‘农村的’。而其他一切他想要脱离。”——“7月3日。因卡夫卡而彻夜难寐。感到我被遗弃了，但我尊重他的决定。从未有过任何阴影。他在一切人身上（包括对手）看到积极面，看到在什么方面他们有道理，在什么方面他们不得不然（比如汉斯-布吕厄尔），这种观察方法经常给我安慰，给我根据。他相信一种纯的意图、一种事物工作决不会毫无意义，相信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会失败——这种信赖成了我的支柱。”　　这段“悼词”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不几天后他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常因他去索菲亚岛，游泳场。也去特洛亚。”　　关于他当时生活和评判一切的严厉性，在下面一段信文中有所涉及。我向他转达了一个女演员的请求，这位法兰克福的女演员想要朗诵他的书的一些部分。他回答我（从屈劳）：“我什么也不会寄到法兰克福去，我不觉得这是与我相关的事。倘若我寄去，便是出于虚荣，倘若不寄去，也是虚荣，但不仅仅是虚荣，要稍好一些。我可以寄去的篇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我尊重的只是我写下它们的瞬间。而现在有一个女演员，她满可以找到影响力强得多的于她有利的素材，却想要在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突然从她正式或快或慢地陷入的毫无价值之物中升腾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努力。”　　但他并非对自己的所有文学作品，也并非老是评价得如此低下。他开始整理汇编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一次他甚至积极争取出版。这是下面几行文字告诉我们的（同样摘自由屈劳写给我的信）：“谢谢在沃尔夫那儿的周旋。自从我决心将这本书题献给我父亲之后，我很希望它马上问世。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此举能与父亲调和，这种敌意的根在此处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确实愿意干点什么，即使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图上行驶一番。”　　从这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获得正确的地位，渴望同父亲和解；这种渴望与融合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义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之间强烈地显现着一种联系。这几个主题就是卡夫卡的基本问题（整个人类怎样才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充实的生活？）的具体化；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他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强有力地贯穿着。　　我所强调的和我认为我对卡夫卡的阐述有别于其他阐述（比如绍普斯、维塔、斯图姆普夫的阐述）的是这一事实：我认为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充满爱的、就真正充实的生活而含宗教性的因素是关键性的，而不是自我迷失、厌倦生活、绝望、“悲剧性地位”。　　我放在传记前面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三段语录清楚地表明了问题。请你们在读下去之前把它们再读一遍。没有这几个引导句子，依我看是永远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场的。在这些句子和卡夫卡类似的话中存在着的充满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换抹杀的。只有超越这些积极的论点，才能认识到，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力量产生的善举之间，横亘着一条永远不可能弥合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在弗兰茨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恰恰是基克加德那些论点中的一条，即不是关于晕眩，而是阐述善的道义力量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段落。卡夫卡摘录了基克加德的话（并冠以引言“下面这段话不是摘自犹太教典”，与我的信联系起来看意味着：它符合犹太教的观察方式，尽管它不是源于教典，而是基克加德的话），他摘录了后面这些伟大的句子：“一旦一个人到来，他带有一些原始的素质，所以他不会说：应该原原本本接受这个世界……而他说的是：不管世界的原样如何，我保持自己的一种固有的本性，而并不出于对世界的好感而想改变它：现在这句话被人听到的一刹那，在整个存在中发生了变化。就像在童话中——一句话出口；施了魔法达数百年之久的宫殿便开启了，一切生命又恢复了；存在同样关注着一切。天使们有事可干了，他们好奇地看着，那会变成什么，因为这将使他们忙碌。另一方面：阴森可怕的魔鬼已闲坐了很久，吮吸着自己的手指，他们会跳起来，伸展四肢，因为（他们说）这里有他们的名堂了等等。”我对卡夫卡著作中充满希望、乐于行动的一面特别重视，也就是说，特别强调这一基本观点：人有他自己理智、意志和道德认识的火花，并不完全是超自然力量手中的玩物。——这些力量追求的法则与他所追求的不同，他不懂这些力量，永远不会懂，在它们面前他是失败者，只能听任慈悲或不慈悲的发落（古老的约伯问题），——在我强调这个基本观点之时，在我强调卡夫卡那里的人类自由见解时，我当然不会忘记，卡夫卡的这种见解只是像火花般闪现，而且在绝大多数句子中人的力量被规定得十分渺小，这一点在读者眼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自由和希望的论点也存在着！而且在一个宗教思想者那里只要找到这么一个论点，奇怪的是，他的整个形象便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我想说的仅此而已！对这些乐观主义的世界观的迹象切不可忽视，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去读卡夫卡。我认为，正是这些从可怕沉重的一生中无数的恶劣情绪和失败里面挣脱出来的柔弱的征象，这些进行一场“不顾一切的一切而为善所作的斗争”的征象构成了卡夫卡思想立场的核心、最佳之点和最本质的东西。正由于信仰的这些征象是从一种极端的怀疑中挣脱出来的，经最后的检验澄清，就其真实性而言非常有价值，非常强烈。“人不能没有一种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的信念而生活，”卡夫卡说。他还补充：“自然无论是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信念都可能会长时期地潜藏不露。”这句修改了通常的有神论的补充句子非常重要：“这种潜藏的一种表达可能性是对一个人格化的神的信仰。”——可以说，怀疑和信仰不可能比这个警句结合得更紧密了。　　相似的还有；“假如在天堂中被毁坏了的东西是可毁坏的，那么这没有什么决定意义；但它如果是不可毁坏的，那么我们便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之中。”——卡夫卡在此清楚地拒绝了原罪的教义。卡夫卡对上帝的探索如同约伯曾做过的探索一样。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寻着，但没有找到可借以断定的话。他寻找一种信仰像找一个断头台，这么重，又这么轻。但有一点他无论如何是确信的：（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上帝对我们的位置）人的立足点和任务是清楚的，是为善服务的活动，这是指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死亡就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上的一幅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就要看，是否能通过我们一生中的行动遮暗这幅画而干脆取消掉。”　　可以将1911年11月11日的日记引为对照——对我的感情而言这是最震撼心灵的日记之一：“一旦我发现本该由我来消灭的弊病（比如那特别安宁的、依我看来是无可慰藉的我那结了婚的妹妹的生活）安然保持原状，我便在此一瞬间失去了胳膊肌肉的感觉。”　　相似的话还有（1914年5月），但已是更加强调一切人间事物的捉摸不透和复杂性，这些性质将为美好进行的斗争弄得极其模糊——（也许可以说：每个伟大的文学家总将生活中某种在他之前无人看得这么清楚的东西清楚地表现出来。通过卡夫卡搞清楚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不清楚性！）：“假如我没有十分搞错，我确是更接近真实了。就好像是一片林中空地某处的精神斗争。我钻进森林，什么也没有找到，出于软弱马上又跑出去；我离开这片森林时，经常听到或以为听到那个斗争中武器的碰撞声。也许战斗者们的目光在寻找着我，但我对他们知之甚少或只知道某些虚假表象。”　　人的盲目性是很大的。但是，但是——人们只有在不是认真对待事物时，才让上帝和正确的生活之“本”从面前驶过而不登上去，才会失去它。“但你要坚定”（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关键性的思索的语言），“……这样你就能够看见稳定不变的昏暗的远行，从那里除了有一次驶出一辆车外什么都未出现，这辆车向这里驰来，越来越大，在它到达你的身边时，它填满了世界空间——而你陷在它里面，像个孩子陷在一辆旅游车的软座里，车在暴风雨和黑夜中穿行。”　　卡夫卡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么个公式：几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但从某个特定的认识程度开始，人们便不会再迷失方向。——这是以最纯的形式表达的柏拉图的学说。因为柏拉图在《费德罗》中也断定，那些驰过上面的小径的人，是不会落到下面的小径上去的。　　在对人类行为的不完善性和不透明性的一切感伤中，卡夫卡坚信存在着不可动摇的真理。他不是通过语言道出这个观点，而是通过他毕生的态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他周围笼罩着抑郁的空气，人们在他身边却会感到极其舒服。这“不可摧毁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逼人的、温柔然而坚定的举止就像是爱情、理智和善的永恒法则的凭据。当然，他几乎是无穷无尽地怀疑和嘲讽着的，但在他心中（比如）就没有对歌德的本质和核心的怀疑。那么究竟是不是“无穷无尽地怀疑着”呢？不，这儿有一条界线，一条非常遥远的界线——但终究是一条界线。　　对一个绝对世界的信仰——但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太弱了，我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与对绝对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对人类的无能的意识。这种衰弱感由雪普斯根据今日不遵循传统的宗教法则的犹太人独特的现状来解释，天主教方面也有这么个解释：不接受基督的犹太人。可是不能忘记作为衰弱感主题的时代形势、战争，卡夫卡个人的、偶然性的缺点和苦恼。这些个人因素是从青年时期的印象，从“失误的教育”中开始的，这一切使他作品中产生了那种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以此可以比通过神学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接近上帝”和“正确生活”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回事。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一员，是不能正确生活的。卡夫卡将复国主义视为一种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个仿佛是犹太的现实主义的阐释我后面还将展开来谈。　　但首先应该阐明一般宗教性的问题。　　绝对物存在着——但是不能与人类的生活相比较：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从这经历的深处不断出现新的变音。在最苦涩的嘲讽中，在绝望中，在无与伦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种透过一切怀疑的云雾歌唱着柔嫩的希望中，这种希望并不常见，但正因为如此而更加无可置疑地在这里或那里显现。主题依然是我们会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险，是一种具有如此怪诞的大比重的危险，即：实际上只有某种偶然性（“gratiaPraeve－niens”）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法”，亦即进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进入“道”。但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我们会误入歧途。“一旦遵循了夜铃的误响，——切便无可挽回了。”人与上帝间永远的误解诱使卡夫卡不断在两个世界的图像中描述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这两个世界永远、永远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众多的动物故事中，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人之间隔着无穷尽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动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隔开父亲和儿子的墙也同样如此。在表达这种不可比较性的一切场合，这位文学家的目光总是含着同情的理解注视着，并将它同一切误解中最大的、灾难最深重的误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灵——默默地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