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越南问题没拦着你做这个。 A：我们要努力建立一个国际机制，加强对环境的掌控。 B：越南问题也没妨碍你干这个。 A：着手处理小国的问题。 B：我们本来就没打算这么做。人们想象中的世界是由很多无辜而善良的弱小民族组成的，人们以为他们热爱我们，崇拜我们，他们的爱戴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其实在他们当中，有95％怨恨或者蔑视着我们，这倒也没什么。我们扶植他们不是为了得到肯定，而是为了自己的形象。不管有没有越南问题，我们都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A：那你的结论是不是，越南问题并不要紧，我们只不过乐意以这种方式耗费巨资去屠戮大量平民？即使没有越南问题，我们的生活也会这样过下去？ B：基本上是这样…… ● 5月10日 今天在家中接到哈里根先生（Harrigan）从白宫打来的电话，他说总统希望我能就对越政策的最后声明（5月8日）尽快做出评价。 我说恐怕我无法给予总统安慰，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我都无法赞同他的做法。其一，对越轰炸问题。轰炸的目的是要截断北越和越共的战略物资运输线，但是我没有看到这种轰炸的效果在哪里。退一步讲，就算产生了效果，我觉得如此巨大的地面破坏和平民伤亡已经对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二，我觉得一千七百万南越人民最关心的很可能是如何停止这场战争，他们甚至愿意付出让北越的共产党来统治的代价，只要能停战就行。 哈里根先生问我：实施封锁怎么样？我说，既然都已经实施了，那就这样吧，不过我觉得我们在处理苏联船运问题时应尽可能降低风险，为此我们应尽量与苏联政府保持接触，在涉及任何苏联船只时都要谨慎行事，不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然后尽量向苏联政府解释清楚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我还说，东南亚地区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没有比美苏关系更重要的事，不要因为越南问题而损害到美苏关系。 我觉得，谈到未来，我们应该向前一步，尽快将军队从越南撤回来…… 我指出，我没有就越南问题对公众发表言论或公开批评总统。我之所以这样谨言慎行，部分是因为我对他面临的困境深表同情，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北越问题上我的观点与很多批评他的人相去甚远，我必须保持自己坚定清晰的立场。 [在安娜莉丝的陪伴下，凯南去欧洲就19世纪晚期法俄同盟的起源进行研究。凯南相信，正是两国的结盟逐步破坏了德国外交部长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追求的稳定，结盟引发紧张的局势最终导致了“一战”的爆发，毁掉了凯南理想中的文化世界。］● 11月3日，巴黎一整天都在查阅档案。晚上和安娜莉丝去看电影《教父》。这部电影非常好（我的孩子们应该也会有同感），尤其是马龙·白兰度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演绎非常到位。 ● 11月19日，日内瓦 我们要去拜访一个刚从苏联叛逃的人（其实我非常不想参与此事）……我对他那种极度痛苦、充满恳切但又混乱无序的讲话感到失望：他相信自己了解西方的一切（他从俄罗斯逃出来总共才七个月），相信自己理解这两种制度的不足，知道如何纠正西方制度从而将人性引入正途，他质问西方为什么不激烈对抗和打击苏联，或者（假设）对其发动战争。我暗想：“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你们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让一个人变成这样，让受压迫的不同政见者也变得像你们一样思维混乱不堪？” 我随随便便就放下自己现在的一切，我的研究、写作、家庭、职业，不光要把在欧洲剩下的时间，而且还要将回国后几个星期的时间，都耗费在向西方通报他的叛逃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上。我还要安排他出书，经济上也要做出相应安排，以确保他能生存下去。他会觉得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工作，还很可能会公开表示对我的表现并不满意。 1973年 1973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凯南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建设凯南研究所（the Kennan Institute）上，借此推动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所的命名缘于凯南祖父的一位堂兄，他的名字也叫乔治·凯南（1845—1924）。19世纪晚期的这位凯南因游历俄罗斯、写作书籍和发表演讲而享有盛誉。凯南研究所最后成为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分部。这一年，凯南也致力处理和解决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内部积怨已久的纷争。 ● 1月14日，普林斯顿 中午去见卡尔·凯森[12]，商讨有关明天会议的事情。我希望评定教授的事能推后几个月。吉尔兹[13]让我推荐几位教授候选人。矛盾已经无法缓和，再继续下去大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卷入纷争和矛盾之中。[14] ● 1月22日 出租车司机跟我谈起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去世的消息（愿上帝保佑他灵魂安息，但首先要惩罚他的自大、恃强欺弱和污言秽语）。 ● 3月28日 应亨利·基辛格之邀，早起乘火车去华盛顿与他共进午餐……在这和煦的春光下，我穿过华盛顿生机勃勃的花丛，与亨利·基辛格一起步行前往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在那里吃了午饭。 [这一年春夏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莫斯科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度过的。他在这些城市忙于那本法俄同盟专著的相关研究，家人则在克里斯蒂安桑的索伦森家族别墅度假。］● 9月10日在欧洲待了五个月之后，我坐飞机返回美国。过去一年半里发生了什么事？准确地说就这么几件：1）我又老了一岁半，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2）我劳心劳力，要在华盛顿建立一个国家级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怕是徒劳无功，但走到这一步只能进不能退…… 3）我倾尽心力研究1894年法俄结盟的历史，但工作做得零零碎碎，总是有数不清的事来打扰，耗费精力。显然，照这个速度下去，在退休之前我连第一卷都完不成。 4）与此同时，我思考公共事务的角度与官方相差甚远，因此我无法就某个具体的话题持续谈论下去。我要么把整件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要么干脆不讲。然而，我承认这一点不过是刺激了出版商的胃口，他们邀请我写一本揭秘性质的书，但是我既没有秘密也没有时间去写。 5）农场的劳动也占据了不少时间，让我无法思考严肃的研究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所的问题，那是我的职责。还有信函往复、接待访客……这些都无法回避。另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为了那一点儿残存的名声，我对一些事情也不能置之不理，这也意味着要付出时间。最后，家务事也躲不掉……或许我还有个三四年，能写点儿新鲜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出来。我是不是不该花那么多时间写作，并尽可能在余生适应这种生活？残忍地让剩下的时间做出自己的决定吗？……我的航海大业一定要进行，农场也要打理。如果生活只为了获得某些可能得到的成就却毫无乐趣可言，那还有什么意义？ 可我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吗？ ● 10月18日，华盛顿 下午进市区见了凯伊·格雷汉姆（Kay Graham），他看起来非常疲惫，心烦意乱。但为了俄罗斯研究所的事，我得尽力跟他搞好关系。回去的路上，我去看望了迪克·霍布鲁克[15]，他给我装了一堆文献，并且，正如一名好编辑应该做的那样，催我在12月之前写篇文章交给他。 傍晚去看望了奇普，他在家卧床休息。[16]他面色灰白，但不知为什么，在经历了漫长而可怕的煎熬之后，再看他有一种异样的崇高之感。和他聊天非常愉快，特别令我感激的是，他说如果还能痊愈，他会很高兴在华盛顿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项目上助我一臂之力。 去波利·威斯纳家里吃晚饭，让我惊讶的是在那里见到了约翰·戴维斯，还有不算惊讶但是令人高兴地看到了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大家以为亨利·基辛格会到场——不管怎么说，他的办公室人员是这么告诉波利的，但是最后他没来，（后来我们才得知）他要乘飞机去莫斯科，看看能否为结束中东战争[17]做些什么。 ● 10月20日，普林斯顿 我们去威廉·邦迪[18]家吃晚饭。新闻节目结束后，他女儿进来告诉我们，理查森先生和拉克尔肖斯先生辞职了……我猛然意识到，我们已经陷入了一场国家危机。[19] 这一天值得注意的事件还有沙特宣布停止向美国输送原油。[20]我必须说，没有比这更让我高兴的消息了，这显然是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最好的事。 [乔治和安娜莉丝去看望儿子克里斯托弗，他在耶鲁大学读书。］● 10月27日，纽黑文观看了耶鲁大学对康奈尔大学的橄榄球赛，打得真是太差劲了。这是我看过最差的大学橄榄球赛了。很明显，这些队员和他们的女友们都“见多识广”，过去几年嗑药和过早地发生性行为，导致这样的队员无法打造出像若干年前那样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中场休息的时候，乐队演奏的曲子也同样侮辱了校长，这似乎是当代年轻人的幽默。 [凯南和家人去瑞士度假。］ ● 12月26日，瑞士，伊科涅（Icogne） 我曾经沮丧过，但从没有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沮丧过。我的公共价值终结了，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被普林斯顿令人窒息的琐碎生活磨灭了。安娜莉丝对乡村生活的毫不热心，所以我待在普林斯顿，阅读别人的书籍和手稿，接待访客，回复邮件——我已经沦为他人晚宴上的一个点缀，一个毫无吸引力的过时点缀。 1974年 这一年中，凯南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撰写关于19世纪法俄同盟起源的著作做研究。像往常一样，凯南一家在挪威南部沿海的克里斯蒂安桑附近避暑度假，他们经常驾驶“北风”号游船出航。1974年秋，凯南成为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成员。他仍然是基辛格的非正式顾问，后者已经成为美国国务卿。 ● 1月14日，布鲁塞尔 一位文化参赞接见了我们，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匈牙利犹太裔年轻人，带领我们前往驻北约的美国代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先生[21]的客房。我们放下行李，吃了简单的午餐，然后休息……在拉姆斯菲尔德家里吃了晚餐，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们都来自中西部。 ● 1月15日 一位上了年纪的比利时人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关于他认识的一位老妇人的，她曾经做过多位国王和皇帝以及摩根（J. P. Morgan）的情人。[她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Joseph）的床上功夫很一般；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在床上则紧张得不得了。］● 2月6日普林斯顿仍然在汽油短缺和卡车工人罢工之中苦苦挣扎。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同胞多么依赖汽车，一旦有事情阻挡了他们驾车的权力，他们会变得多么愤怒，多么有失风度。 ● 2月16日 乔治·凯南在七十岁生日之际所作的诗： 当步履日渐迟缓，才思日渐枯竭， 当记忆不再清晰，听力不再敏锐； 当天空渐趋晦暗，乌云低沉压境， 那时的你在低声吟咏着诗句； 当你踏足小路，愈发陡峭昏暗， 心中的疑问已非是否， 而是何时，何时会死去。 我的朋友，是时候寻找那圣经中的标记， 它立在路边，上书：古稀之年； 此时此刻，细心察看，你会发现，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已不再孤单； 在你身后，一位髯须老人缓步随行， 他手握镰刀， 虎视眈眈…… 回顾多年的丰功伟绩， 多么灿烂，多么辉煌，多么深孚众望； 直到一个缥缈的声音在抗议，良心开始忏悔；你曾多么愚蠢，自矜的成功多么空洞。 往事的幽灵揭露了你的悲哀： 簇拥着你，用手指戳你痛处， 你的疯狂，召唤了蠢事的幽灵， 因你之名的不义，也引来鬼魅缠身。 你为自己犯下的罪过悔恨不已： 那些虚妄的指责，背叛的言语。 但是，让你更为悔恨的，是你辜负的好时光：未曾品尝的甘露，未曾播放的唱片；但是，还有最无情的伤害，最残酷的教训， 它总是不时发生，那就是： 当一个圣洁的生灵， 当上天的尤物用那迷离的眼神，与你碰撞， 你那被触动的情感，为她的魅力深深折服； 这交会犹如梦境，无以言表， 你编织的梦想过于美好，无法诉说， 你精心装饰，你摆好姿势，突然发现， 她那动人的双眸， 那灼人的、撩人的目光， 注视的是你身后的韶华少年…… 然而，如你所知，再给你一个重来的机会， 生活之梯，就在原地竖立， 就在故事开始的地方，在你还没失败之前， 你乐意接受吗，我的朋友？ 我想你不会乐意，所以让我们振作起来； 我们没有一个是孤单无依的； 倒满美酒，再次举杯， 祝福在你进入古稀之年之前， 就会到来。 ● 4月10日，华盛顿 克里斯托弗开车送我去肯尼迪参议员[22]的住处。参议员和夫人刚吃完晚饭……我就他即将对东欧和苏联展开的访问提供了一些建议。 ● 6月4日，索伦霍斯 今天，我为自己浪费了有限的精力而备感懊悔时，突然领悟到，现在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我应当学会从造物主的视角审视自己，把自己当成他的工具。当然了，他并没有创造我，更没有赐予我身上的才能，那些才能只是为小我服务的，这个小我的存在和意义很快就要终结了。造物主将它们给予我来珍惜和发扬光大，并以此扩展我自己的存在。 奇怪的是，这一最基本的古老的道德思想，直到古稀之年我才领悟到。 ● 6月25日，挪威，卑尔根市 汽车时代的潮流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亦将压倒、征服并最终毁掉海洋。卑尔根的港口悲哀地论实了这一点，那里几乎看不到轮船，反倒密布着石油钻探设备。陆路运输替代了海路运输，空荡荡的码头就是这种更迭带来的后果，因为有了汽车这种便捷的工具，再没有人想用船来运送货物了。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将很快加入它的数百个同伴之中，它们蹲踞在北海海面，污染着这里的海水，威胁着海上的航行，攫取着海底的宝藏，所有这些都是在民众和政府的祝福中进行的，因为内燃机已经取代人类成为世界的霸主。在民众和政府的思维中，食物供给方式比食物供给本身更为重要。人们可以容忍饥肠辘辘，但不能容忍开车的自由受到限制。开车成了他们生活中最热爱的事情，为了这个什么都可以牺牲。 ● 6月28日，挪威，厄内斯（Ornes） 在码头的人群中，一位看起来像是母亲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子。两个孩子手牵手，每人拿着一个洋娃娃。其中一个孩子是东方人，安娜莉丝觉得是韩国人。小家伙站在那里，远离她的故土和文化。眼前的情景无疑会让某些挪威传教士感到伤感。（我想，除了我们中西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传教士能像挪威西部的传教士那样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我暗自思忖，东方在肆意挥霍自己的资源，创造了这些长相精致头脑聪明的小家伙，却又无情地将他们抛弃，甚至没感到有什么损失。毫无疑问，这个生命力旺盛却挥霍无度的东方，总有一天将以它那冷酷无情的生命力吞没和奴役我们，无论到那时我们这些愚蠢骄奢的西方人还剩下什么。他们将教会我们（就像卡斯汀侯爵在俄国人面前说西欧人那样），“我们能够被统治，应该怎样被统治”…… ● 挪威，斯沃尔韦尔（Svolvaer） 我们乘船而来，将船泊在斯沃尔韦尔。岸边三五成群站着来此处游玩的美国年轻人：乱蓬蓬的长发、鼓囊囊的背包、皱巴巴的裤子，还有被汗水浸透的网球鞋。要是按照我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你根本区分不出他们的性别，显然区分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就好像中世纪那些乞讨的修道士一样。他们四处流浪，睡在脏臭拥挤的青年旅馆，坐在机场候机厅和公共汽车站的肮脏地板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旅行者分享大麻，一起拨弄吉他，还有其他稀奇古怪的国际文化。我自问，这样的青年在斯沃尔韦尔能找到什么？是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他们说，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是他们比非洲的霍屯督人（the Hottentots）还让我感到陌生。我就宽容一点吧，除了轻轻地耸肩之外，不做出更消极的反应。你们去找乐子吧，还好没人强迫我与你们分享。 ● 7月5日，挪威，巴尔杜弗斯（Bardufoss） 挪威北部地区旧时古朴别致的生活风貌，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简直都不值得一提，残存下来的那一点儿也要消失殆尽……来这种地方旅游，只能更深地体会到挪威的艰难处境。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无数的优势和劣势纠葛在一起，深受其他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文化的负面影响，执政党竭尽所能给民众提供富裕的生活和生活保障，却没有意识到该去维护和加强他们的道德素质。简而言之，国家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他们根本无法抵御现代社会日渐瓦解的趋势。 ● 8月8日，索伦霍斯 凌晨两点，我还没有睡，等着听尼克松先生的辞职演说。我觉得他的演讲非常奇怪，因为演讲中既没有提及他被迫辞职的真正原因，也没有提及其未来职业方向的重大意义。 [23] ● 10月14日，华盛顿 傍晚时分回到华盛顿。我们沿着老路，径直开下去。晚上看了一场意大利电影，里面充满了愤世嫉俗、绝望和色情的意味，还有对人性的仇视或憎恨。 驶过马里兰州西部时所见的情景、电影中的场景、电影院那些古怪的年轻人以及影院所在的M街留下的印象结合到一起，让我的情绪极其低落。确实，这部电影塑造的就是意大利人，不会是其他民族，显然也是由一名天才的导演执导的。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部电影都没能给观众以西方文明未来的希望，公众只能对它展现的颓废感到恐慌。 ● 10月30日 中午和俄亥俄州的约翰·加迪斯教授[24]共进午餐，他就我在政府部门任职期间发生的事情提了很多问题。 ● 11月3日 天气炎热，温度达到85～86华氏度。 临近中午，我和安娜莉丝沿着海恩斯波特的河岸开车，又散步一个小时。我对自己暗自发牢骚，这里的生活真让我感到失望和恼火，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外国城市，这里就像一个特大号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很多美术馆，还有肯尼迪中心，在这里占少数的白人境遇不怎么样，尽管他们是当地的经济支柱。 ● 11月5日 晚上去格蕾丝那里吃晚饭，晚饭后她带我去林肯中心看乔佛瑞芭蕾舞团的表演，演出棒极了。大多数美国人都说不出语法连贯表意清楚的句子，或许这个语无伦次的民族注定要在芭蕾舞中探寻自己的专长。 ● 11月9日 晚上，在乔·艾尔索普[25]家吃晚饭。一同吃晚饭的有琼·布莱登[26]，她今天一天都过得很不如意，还把酒给弄洒了，但她面对这一切的乐观态度我很喜欢；还有莉莲·赫尔曼[27]，我比以前更喜欢她了，现在我们都老了。她和乔在一起。乔看起来很悲伤、很压抑，他计划卖掉自己那座漂亮的房子，他认为这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 ● 12月10日 刚过下午，接到《时代》杂志蔡思小姐（Chase）的电话，她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写一篇有关改善国际关系的文章。我推掉了。然后，我给国务院办公室的拉里·伊戈尔伯格（Larry Eagleburger）打电话，解释了情况，请他代为询问国务卿[28]是否想看我明天要发表的演讲文稿，是否愿意就可能出版的讲稿给我提一些建议。国务卿那天上午好像去了布鲁塞尔，伊戈尔伯格让我把讲稿送到国务院去，他们会将电传给国务卿。因此，回去的路上我去了趟国务院…… 回到旅馆后，我和安娜莉丝为了农场的事吵得不可开交，我想让房子空着，但她想把房子卖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能做主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的矛盾越来越深。 ● 12月12日 接到拉里·伊戈尔伯格的电话，他说国务卿觉得演讲的内容很精彩，怎样处理讲稿完全由我自己决定，他很感谢我的支持。 1975年 凯南已到古稀之年，他越来越多地想起死亡。在他的脑海中，这个问题离他并不遥远。过去十年，他写日记的模式基本属于流水账，现在他开始使用更厚的笔记本，以便记下更多的内容。他相信详细阐述这样或那样的事，会让他的思路变得清晰，也会让读到他遗作的读者思路清晰。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维也纳、赫尔辛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做档案研究工作。 尽管凯南对很多事情的预见能力非凡，但他没有看到1975年7月31日美国与欧洲国家签订《赫尔辛基协议》（the Helsinki Accords）的长远意义。为了回报西方正式接受“二战”后的疆界划分，苏联承认了“人权的普世意义”。凯南驳斥这个协议“纯粹是胡说八道”。[29]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权这一附带条件成了一个楔子，颠覆了东欧的共产主义统治。 像前些年一样，凯南驾着他挚爱的“北风”号航行在挪威水域。在航行过程中，凯南允许自己放下工作，弹着吉他，唱起了这样的小调：哦，圣母，哦，圣母玛利亚，我们真的相信， 您是无原罪而成孕， 哦，圣母玛利亚，我们还相信， 您能教我们无孕而犯罪。 [30] ● 1月1日，普林斯顿 这个日记本是在1974年最后一天买的，我希望只要有重要的大事，想记就记在上面，不记录琐碎的生活小事，而是记录呈现在我眼中的世界，马上就要七十二岁了，是时候开始说一说了。 想腾出时间写日记真不容易：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不得不写了许多其他东西。要么是抽不出一点儿时间，要么就是出现书写痉挛的状况。然而，就是这个时候，当其他事看起来都转瞬即逝、虚无缥缈的时候，当生活中无法实现或获得更多的时候，当世界在我们周围渐渐隐去，当文明的第一次终结似乎不可避免，可能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当新年对我个人而言除了烦恼和悲哀而别无期待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偶尔进行一个小时的反省仍然会有所帮助，或者说比我目前正做的任何事都更能带来安慰。我现在几乎没有时间去表达有别于我脑海中或别人眼中形象的“自我”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在这冰窖般的塔楼里写下这样的话。我把炉子点着了，但是屋子里还是冷得厉害。 ● 1月8日，华盛顿 今天下午，在华盛顿大教堂参加了沃尔特·李普曼的追悼会。我坐在巨大的穹顶下思索着，我的想法毫无疑问是非常自私的、错误的，但又是人之常情。我非常尊敬李普曼，尽管他几乎从没有注意过我。我诚恳地倾听几位朋友在台上念诵的吊唁词，我也丝毫无意对他死后的英名做出哪怕一点点贬损，但是人们在这种场合说的很多话让我不得不反思，我没能对这个国家的制度体系产生任何影响，在这一点上，李普曼有多成功，我就有多失败。我尽量以理性、谦卑、客观的态度来面对自己。就算我痛心疾首地认识到自己的诸多错误，我仍然相信，即便我的思想没有他的深刻，也比他的广阔，我的头脑一样敏捷有力，我的文笔一样完美，我对公共事务的预见尽管不那么实用，没有适应当下的局势，不能即刻得到验证，但是比他的更大胆、更透彻。无论如何，在李普曼精心挑选的人才当中，我是为数不多的能与他对话的人之一。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尽管国外有上百万人愿意倾听我的想法，国内大多数年轻人以及像勒尼德·汉德[31]这样的老一辈人物也乐于倾听，但是华盛顿却对我不以为然，因此我的想法对这个国家公众生活的影响也难以觉察。 最近这两三年，我很少就当前问题发表公共演讲，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过是为了留下一些记录，当然还是怀着那么一点儿微薄的希望，希望能对某些人有所影响。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完全放弃这种努力了，尽心尽力做好历史研究工作。说到底，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在这个衰败的、后拿破仑时代的世界里，我写自己沉闷无聊的生活，还是写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吗？ ● 1月28日，华盛顿 到国务院与基辛格共进午餐，气氛安静而愉快（就是头疼得厉害），我们谈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糟糕状况，还谈到了俾斯麦。 ● 2月16日，迈阿密 今天是老友会[32]的第一天，很高兴能看到以前的老同事：罗伊·亨德森[33]，虽然老迈，但还是那么英俊、高贵、平和，事实上，他非常引人注目…… 达比[34]，温和、慷慨，是我的好朋友、好同事，他的变化不大，只不过思维有些不太连贯，还像四十多岁的年轻人那样容易兴奋，有欠理性。 亨利·夏皮罗[35]，思想深刻、庄重谨慎，对苏美关系的理解最为深刻。 弗里德里克·巴洪[36]，更加成熟、深邃，虽然行动不如过去那么灵活，但是一如既往地诚实、认真、执着。 ● 4月24日，维也纳 近日来，维也纳在我眼中好得出奇：它是这个时代最健康、最正常、最不病态、最自然、最宜人的伟大城市。我很少阅读报纸。每次读报满眼都是我们在印度支那地区地位的崩溃，这些情况再加上我出国前国内的状况，完全说明我们政治体系的失败，事实上，总体来说是我们文明的失败。[37]我不想再参与其中了，我已经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很明显，无论我多么卖力，我能做的都非常有限。用写作来表达？我已经写过了，就国内事务写了很多东西。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都市人群生活的退化和堕落，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黑人问题，而这已经成了禁忌，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怎么去写国内事务？ ● 5月12日，波恩 电视里在放老电影《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德语配音，这是一部老套的美国电影。我看了一会儿。这部电影就像更古文明留下来的遗迹一样，与当今时代脱节了几百年：情节幼稚无聊，一群孩子气的稚嫩美国水兵，对未来抱着美好憧憬的女主角。完全是一幅自我陶醉、天真无邪、快乐无比的景象：愚蠢而肤浅，没错。完全无法经受现实的考验？没错，而且……而且……看这部电影，再想想现今，让我惊讶和愉快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忍住泪水。毕竟我曾经是个美国人。即使我不像奥本海默会说“该死，我就是热爱这个国家”那样的话，但我能说，我曾经爱过它，在记忆中爱过它，热爱它过去的样子。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我现在的失望纯粹都是美国式的失望，除了美国人之外没人能理解，而且只有我们这一代美国人能理解，年轻人永远都不会理解。 ● 6月12日，克里斯蒂安桑 挪威人外表看起来很单纯，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世界观有一些不同寻常，非常古怪。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弥漫着一种过于急切和挑剔的平等主义，这尤其令我感到震惊。对此该怎样解释？挪威社会比我知道的任何社会，甚至比公认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社会理想。有极少数人很富有，他们拿钱投资，通常投在船运方面，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几乎没有区别。我想在克里斯蒂安桑地区找一个暴富的例子，结果徒劳无功。那么，对特权和成功问题的这种难以克制的关注从何而来？镇压和惩罚一个几乎并不存在的上等阶层的疯狂决心从何而来？ 很显然，追问这个问题不能光停留在表面，而且答案也不止一个，因为这里恰恰是年轻知识阶层的伪马克思主义与乡村小城镇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地方主义交会并发生激荡的地方，尤其是在西海岸。站在后者的角度上，我感到在相对都市化的奥斯陆面前，克里斯蒂安桑有某种文化上的嫉妒和自卑感，不能容忍这个国家接纳出身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赋远见卓识、在审美和习惯上更独立、更自信、观点和行为不受主流标准压力影响的人……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对挪威社会，他们抱有一种真正的深深的怨恨，他们坚持将挪威视为邪恶而又隐秘的外部势力的联盟和工具，这些势力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垄断、跨国公司、美国中情局，以及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对不发达国家过度理想化的奇怪综合征，认为贫穷意味着美德，富裕意味着邪恶。在上述情况下，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找到了共同的根基，因为在原教旨主义中传教士的力量很强大，他们把非洲部落成员塑造成西方帝国主义渗透之下崇高的牺牲品，因此恰是基督教推行慈善事业的合适对象，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段。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当前的繁荣，或许与其谦逊的民众和负责任的自治有关，他们有着勤勉的习惯、自尊、独立与主动精神、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些，只是将这种繁荣当作罪恶的证明。 这种认识上的原始主义，加上席卷这个国家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对汽车的依赖，放弃船运贸易，没有从主要发达国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热衷于模仿他们致命的错误，所有这一切，让我对挪威渐渐失去了兴趣……让我难过的是，我曾经深爱这个国家。我觉得，在人口如此稀少、民众如此勤劳、风景如此曼妙的国家，总会有那么一处地方能够避免过度发展的致命错误，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健康关系，那里的人们也能保留吃苦耐劳、斗志昂扬、谦虚稳重、朴素天真的特性。 [在7月结束的赫尔辛基会谈上，凯南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7月，赫尔辛基作为贵宾，我在政府宫接受芬兰外交部长的午宴款待。第二天，我国大使也在大使馆宴请了我。每次参加宴会，我都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当年熟悉的外交界，我不喜欢这样，我心里清楚，那个世界的生活让我感到厌倦。对他们的好意，我心领神会，我也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不过这就好像回忆过往的风流韵事，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别再提了，好吗…… 除此之外，我在赫尔辛基的四天是在新图书馆里度过的。芬兰人现在把他们的19世纪俄罗斯藏书都搬到了这里……一旦投入到这些书卷当中，我就感觉被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作为历史学家生活了四年多，现在仍然感到很真实，不知为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比我现在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更为真实。那就是九十年前的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出生，就算出生了也还在襁褓之中。书卷中那个时代的事，那个时代的人，更不用说那时人们的经历，跟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事情一样，曾经很重要。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归于沉寂，帝国已经消逝。那个时代曾经声名显赫、理应名垂史册的人物，到如今也只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知道而已。熟读这些文字记录，令我觉得19世纪时代的生活栩栩如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反而开始失去真实感。 1976年 在1976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凯南越来越苦恼于如何平衡作为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和平倡导者的职责。11月，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引起凯南的强烈不满，刺激了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曾接替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保罗·尼采和凯南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他担心卡特总统会继续实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式的对苏缓和政策，于是加入志趣相投的鹰派，组建了现实威胁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尼采的委员会不断游说增加军费开支，尤其是核武器上的开支，凯南对核战争的前景越来越担忧。 ● 1月17日，普林斯顿 很焦虑，很不开心。 斯特维拉娜再次表现出情绪紧张的迹象——冲动，多疑，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出什么事。 报纸上的内容也让我感到烦躁。我常常因为这样或那样的话题而冲动地想写一篇文章，不过为了我自己的工作，我必须努力压制这种冲动。 我对自己还很不满意，不愿意向别人表露我的想法，不喜欢这个“爱交际的凯南”，却又无法改变或者纠正自己。 我的历史研究工作是我唯一的或者说几乎是唯一的安慰，我能做的唯一严肃和实在的事情，别人唯一不感兴趣的事情，也是其他事务妨碍我去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拥有它，我很幸运。很多人体会不到。 ● 3月13日，华盛顿国家机场 情况没有改善。上次写日记已经是五个星期以前的事了，在此期间，除了偶尔乏味地写作和历史研究以及其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事情，我还做了如下这些事：（1）同意为《外交》杂志就苏美关系的历史撰写一篇一万三千字的文章，已完稿。 （2）去纽约参加了国家图书奖委员会的会议。 （3）去华盛顿会见了埃夫里尔·哈里曼等人，讨论凯南研究所事宜。[38] （4）在普里斯顿大学给三四十名学生做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演讲。 （5）编辑为玛丽恩·多恩霍夫写的文章（该文私下也送给了基辛格和赫尔穆特·施密特[39]阅读）。 （6）历经了极其痛苦的挣扎之后，谢绝了华盛顿的耶鲁—哈佛—普林斯顿俱乐部的演讲，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7）谢绝了其他几个演讲邀请，并没有感到特别遗憾。 （8）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会颁发的国家贡献奖，并即兴向大约一千二百名听众发表了获奖感言。一想起这次蹩脚愚蠢的讲话，我就感到痛苦。 （9）同意于5月8日接受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荣誉学位。 （10）再次欣然接受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邀请，颁发1977年的杰斐逊奖（National Jefferson Lecture）。 （11）几经犹豫斟酌，写信支持提名弗兰克·丘奇议员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又感到非常后悔（但是真的无法拒绝）。 （12）为了凯南研究所的事前往克利夫兰和芝加哥，在芝加哥期间在市议会就外交关系发表演讲。 （13）最后，通过几个小时的劳动，给垃圾车制作安装了一个新箱体。实际上，这忙碌的几个星期里，这是唯一实实在在的成果。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在努力调和作为历史研究者与公众人物之间的关系，两方面我做得都不好，实际上，我想成为一个优秀历史学家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了。 我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为了我的学术事业，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或许过个一两年我就不在了，或者丧失了行动能力，公众活动没有我照样运转，不会受到太多影响。不过，或许这几年里我能写完自己的书，从小的方面看，在我死之后它们能发挥一些作用。 ● 5月，纽约肯尼迪机场 西方是一心想要自取灭亡，几乎不关心这可能意味着文明本身也将随之消亡。增加和扩散核武器简直愚蠢至极；显而易见，美国政治团体沉溺于塑造苏联的冷战形象；西欧人也同样无可救药地相信苏联人会攻击他们。如果这种教化和行动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将会把虚构的危险转化为现实；在对黎凡特的关系上，美国人彻底失去了政策上的独立性，美国人害怕与阿拉伯人对抗，因为没有阿拉伯的石油他们活不了；他们同样不乐意跟以色列人对抗，因为担心得罪国内的犹太游说团体；同样，美国政治机构试图摆脱军工企业的压力却无能为力；整个西方社会不打算严肃地采取行动，终止全球海洋污染，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明显预示了这个文明劫数难逃。我不得不承认，这次劫难即便不毁掉我自己，也可能毁掉子孙后代。 [在旅行度假的同时，凯南夫妇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 6月7日，哥本哈根腿疾让我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老年性肢体僵硬。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完成手中现有的工作之后，别再接其他的新任务了。我想起了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诗：那高高的山，陡峭崎岖，那就是真理所在之地， 他要攀上顶峰，他一定要，一定要攀登； 崎山峻岭将他阻隔， 然而他斗志犹在，趁老之未至，一息尚存， 让心灵安歇，那个夜晚就由休息来主宰吧。[40] ● 8月29日，普林斯顿 得知明天要和国务卿谈话，所以我早早出去买了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例行公事一样地翻看了一遍，徒劳地想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 ● 8月30日 到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共进午餐，无意中发现他的情绪有些低落，我确信，他想要为美国外交政策赋予深刻理念和精妙技巧的努力已经失败。我们两人在军事思想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南非事务上的观点都高度一致。他是一位博学智慧、和蔼可亲、阅历丰富的人，与他交谈其乐无穷。相信在他退休以后，出版商们会出巨资疯抢他的回忆录，这一点毋庸置疑。 [凯南夫妇环游东欧。］ ● 10月8日，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旧城福特先生[41]与卡特先生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辩论。从他们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问题的肤浅了解来看，我真是为这两个笨嘴拙舌、鼠目寸光的民选官员感到心情沉重。福特先生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区别，卡特先生准备给以色列人开一张无限期的空头支票，按照他们的意愿随意处置美国的资源。这两个人都时刻准备着牺牲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为了讨好少数族裔选民，那些人根本不关心美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除此之外，这两位都不愿意认真对待军工复合体的问题…… ● 10月20日，罗马尼亚 我也赶时髦参加了旅行团。这种旅游形式很快就将文明的个人旅游排挤出主流了。在我看来，这种团体旅游就像德国的收费高速公路和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属于阿道夫·希特勒死后取得的胜利，是他率先打着“欢乐产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的旗号把无聊空虚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他是这种形式的先行者。 ● 10月22日，雅尔塔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辉煌的里瓦迪亚宫（Livadia），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克里米亚会议博物馆”（Museum of the Crimea Conference）。[42]看得出漂亮的花园受到了精心照料（如果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能像爱护植物这样爱护他们的人民该多好啊），尽管天气寒冷潮湿，但在这样的花园中散步实在不失为一种乐趣。参观“博物馆”时，大家拥挤着，拖着步子挪进前厅，墙上挂着恐怖的肖像画，面色灰白的画中人都是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人物，让人记忆犹新（其中一幅奇普·波伦的画像，我觉得画得更像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把我们俩弄混了）。之后，走过著名的宴会厅，那张大桌子还摆放房间中央。接着，走过现今已经空荡荡的侧厅，当年身体欠佳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在这里下榻。导游喋喋不休的解说和周围的布告画反映出苏联官方对那次忙乱而毫无意义的会议的看法，他们认为是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英明领导下，那三位伟大的政治家才得以顺利重建欧洲和世界的未来。 不过，整个雅尔塔会议我是再了解不过了。我脑海里不断地想象着1913年5月，最后一位沙皇的大女儿奥尔佳女大公（Grand Duchess Olga）在同一间屋子里举行舞会，彼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精致的法式窗户面朝大海，飘香的玫瑰花，耀眼的蜡烛和闪闪发光的制服，不计其数的珠宝，还有劫数难逃的女孩头上的花朵，为了这次会议首次被拿出来展示（五年后，即1918年，她与家人在乌拉尔的叶卡捷琳堡地下室里被枪决）。 在返回船上的途中，公共汽车沿着狭窄的大街行驶，契诃夫的故居仍然矗立在那里。透过渐渐昏沉的暮色和湿淋淋的树叶，只能看见这座房子的屋顶，以及一闪而过的湿漉漉的外墙。想起三十九年前的那次拜访，我仍心存感激，契诃夫挚爱的妹妹曾亲自带我参观他的故居，跟我聊起她哥哥的生平。 ● 10月30日，希腊，阿陀斯山（Mt. Athos） 我们被带到山上参观瓦托佩蒂修道院（Vatopedi）。那真是一幅可怕而古怪的景象，当然，也非常宏大。这个荒芜之地曾经生活过八百名修道士，如今只剩下三十位，我们见到了其中两位。我原以为这里的生活必定充满了幽闭恐怖、病态情绪、神经兮兮、流言蜚语、偷窥打探、阴谋诡计，我原以为在这荒废的建筑和庭院里，有着鬼魅般的寂静，能感知最轻微怪异的声音，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 1977年 凯南对现代工业社会仍持鲜明的批判态度，怀念着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曾经同文同种的美国。在前往科罗拉多州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做报告的路上，以及从巴黎回国途中，他又开始批评这种现象了。 ● 2月12日，科罗拉多，斯普林斯（Springs） 美国西部这些破烂的临时住所——汽车营地、托管公寓和商用楼遍地开花，点缀着大片贫瘠荒芜的草原。当然，这里的公路四通八达，黑色的四车道柏油公路像大动脉一样向远方无尽延伸，穿越旷野，穿过公路交叉处的信号灯，无处不在的甲壳虫汽车可怕地呼呼作响，渐渐远去。这些美国人，这些奇怪的人：他们开发这样的地方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等待死亡。他们会为自己辩护，会说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依然轻松，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虚无状态，他们被广告、电视和汽车这些错位的享乐、镇静剂一样的东西麻醉了…… 我站立的位置能看见军校的学员，我凝视着他们的脸庞。我猜大部分学员来自并不富裕的西部家庭，他们让我回想起六十年前圣约翰军校的学员们。[43]校长称，很多学员的成绩都非常优秀。的确，我偶尔能见到一张看似颇有前途的面孔，但是并不算多。这些孩子是美国大熔炉的产物，这个熔炉里最早一批拓荒者的后代已经所剩无几，尽管表面上还能看到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留下的褪色的印记。我们这些撒克逊美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一生都生活在文化离散造成的迷失之中，就算意识到故土虽然遥远但依然存在，这种迷失也不会减轻。我们的家园正遭受现代化浪潮的凌虐和摧毁，不久就会几乎不留痕迹地隐没于历史，没有地方可以幸免…… 我感觉到，人们对我本人的敬意远胜于对我的思想的尊重。即便如此，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也不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可以承担公共责任的人。或许，他们这样想也无可厚非。 [凯南在巴黎用了“（因为身体原因而）深感痛苦的三个星期”[44]进行研究工作。］● 3月21日，在路上1。 我热爱我的祖国，至少热爱它的大部分，但是我认为就其政治制度和机构的智识水平来说，难以满足现今时代的要求，也几乎没有改进的希望。 2。 这个国家没有彻底垮掉，但健全的多是老一代人，他们也都被颓废的气氛侵蚀了，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还有救。 3。 现代的城市产业工人将他们能接触的一切都掠夺殆尽。他们掠夺海洋，掠夺土地，掠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掠夺空气，掠夺自己文明的未来。他们本应依靠大自然的盈余去生活，现在却涸泽而渔。如果不是贪婪无度，如果满足于简单的生活，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他们既不打算缩减自己的数量，也不打算过更简单和健康的生活。所以他们继续破坏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像一大群蝗虫一样。在这个堕落的过程中，他们执拗地盲目前行，可以想见，在下个世纪里等待他们的将是自取灭亡。实际上，2000年—2050年人们将见证伟大的西方文明走向灭亡。而中国人，多了些谨慎，少了些骄逸，人口依旧过剩，但是已经准备更加严格地进行控制，西方文明的废墟可能将由他们来继承。 4。 受邀到科罗拉多州阿斯彭[45]与很多有识之士交谈。我觉得这么做没有太大意义。我流露出的失望情绪于人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除此之外，人们让我讲，我就认真讲，我让大家听入了迷，但也煞了风景，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最重要的是，之后我又开始讨厌自己。我极其讨厌喋喋不休、爱交际的凯南：一个过于热情，过于有求必应的人，但已经力不从心，忘了自己的年纪。七十三岁，该长大了。不管怎么说，到了这个年纪，应当坚守自己，如果必须表达自己的思想，应该述诸笔端而非口头。 ● 6月4日，英格兰，苏塞克斯（Sussex） 今天我突然领悟到，工业革命包含了今天我们所知的全部基因（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说就是“信号”）：现代福利国家、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颓废、道德败坏、教育水准下降、大众传播过程通俗化、人口素质下降。所有这一切都初露端倪，不可避免，除非统治者具备足够的洞察力，才能采取某些甚至今天看来也过于超前因而让人难以接受的措施，包括：有的事情如果靠人力、靠牲畜的帮助能做好，费用也在合理范围内，就不用机器来完成。或许，通过医疗手段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不如任其遵循自然的法则。 ● 6月25日，挪威，兰德苏 我暗想，这些挪威人在北海的岸边开发石油是多让人遗憾的事情。这样做不光毁掉了这片海域，还有可能大大透支了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会认识到，这样不计后果地浪费能源，人类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在此期间，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的美都被剥夺殆尽。前天是圣约翰日（St. John's Day），一年当中这个夜晚最短，实际上根本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夜晚。我们去了朋友在岛上的度假别墅，参加传统的庆祝活动。海边点上了早已经准备好的传统节日篝火，映得四下里通亮，沿着海滩，到处可见燃烧的火堆，摩托艇在海面上穿梭。庆祝活动结束后，我们坐着摩托艇回家，穿过斯基帕加顿（Skippergaten）狭窄的水域之后，进入一段较为宽阔的水域，北方天空上闪烁的光辉照着水面，一弧昏暗的弯月在另一边发出微弱的光芒，仿佛与其争辉…… 最近在德国还经历了这样的事：我接到通知要与德国总理会晤时，距离见面时间只剩不到一天。他邀请我乘直升机前往他的住所探讨国际问题。人们期望我着眼于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并按照要求做出有价值的、明智的评论，我想要逃避这种期待，但这件事使我确信，这是难以实现的。我发表看法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不过肯定还会有，而且还无法回避。所以，不管我多么不情愿，多么希望做些有价值的事或者说些有价值的话，我都得抽出很多的时间来探讨国际问题。我的想法是，如果可以，我情愿永远保持缄默，但如果实在无法推脱，就要有备而来。当然，这样做要挤掉其他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集中精力。但这就是我的命运。 ● 7月26日，索伦霍斯 身体状况仍然不佳，情绪也极其低落。或许在这样的状态下，明智的做法是避免思考任何事情，避免做任何决定或打算。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现在我的任何想法，价值都有可能大打折扣，意义不过在于反映出一个病人的症状。但是，当我内心充满混乱和不确定的时候，我仍然不想放弃。我不想放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去面对他人。 所以，我记下了这些想法： 1。 在我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勇于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早年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没有那么重要。几乎没人知道我那些事。昨天女婿问我，我最后一本书是不是找人代笔的。我说，没有。为什么要这样问？他说：“哦，这本书写得真好，风格很优美。”他的一席话才让我反应过来，提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就连他的妻子——我的女儿，都不了解我做过什么。 一个人不能因为过去的荣誉就驻足不前，过去了就没有意义了。岁月流逝，记忆褪色，声誉，甚至连最微薄的声誉都消失了。如果一个人寿命够长，那他的成就就不免遭遇被遗忘的命运，他的失败和错误也是如此。 就这样吧，客观地看，有一个史实是可以确认的，我的确曾经获过普利策奖以及其他各种奖项和荣誉，收音机里也播放过我的演讲，数以百万计的人听过我的声音，我的演讲多次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功，我对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都毫无意义，它们从未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而存在过。我是一个老怪物，偶尔会有人说起：“听说这个人写过一些关于历史和政治的书。” 好吧，接受现实吧。这些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人不能靠它们活着。你就是今天的你（我自己），不是昨天的你，一切都只是一个梦而已。 2。 为美国出版市场撰写任何政治性（或许其他性质）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不是因为你把作品摆在公众面前他们不接受，而是低劣的评论水平阻碍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毋庸赘言，现在的我基本已不为人知，在政府中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因此，公开演讲或者写作也没有意义了。 3。 但是，我要继续甚至更加努力地了解外交政策领域的动态，我不能损毁自己在国内朋友心中的形象，还有欧洲公众对我的印象。他们都希望我对外交政策保持兴趣，并发表见解…… 4。 换句话说，我应该压制自己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欲望，如果无法抵挡这种诱惑，那就准备好让自己全身而退。当然，很难强迫一个人去做他根本不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从中既看不到任何希望，也无法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而这仅仅关乎自尊罢了。 ● 8月10日 我越来越相信，我跟北美这个多语言聚居区人群的共同之处实在少之又少，我基本不属于这里。我的家族谱系比多数人的家族谱系都要长，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但是跟国家的整体发展相比，它仍然是简单的、短暂的、微乎其微的。回忆往昔，大自然是属于我的，也属于所有人。童年时期中西部地区炎热的夏日夜晚，草丛里蟋蟀的叫声，遥望四围满眼都是神秘的空旷：这些东西只有从小在那里长大的美国孩子才能体会到，它们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但是，此时此地，人类的环境如何？的确，我们偶尔还能看到当年的些许痕迹，但是它们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就好像现在的我一样，完全被奇怪甚至是充满敌意的生活包围、淹没。 啊，我心里想着，我竟然生活在这个名为美国但看起来更像外国的国家里。书我写完了[46]，为了这个国家，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它不需要我的书，更不想弄懂它。好吧，我倾尽全力了，这是我毕生经验的总结。失败是什么？成功是什么？谁知道呢？ [凯南去德国拜访朋友，参加勋章会议（Pour le M érite），这是一个表彰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者的团体。］● 10月17日，戈尔托夫城堡（Schloss Grottorf） 今天下午我们去参观维恩豪斯（Weinhausen），这里以前是一处修道院，离策勒（Celle）不远。这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们到达时已临近黄昏，夕阳开始落下。修道院里地位最高的女牧师（Stiftdamen）前来迎接我们，随行的还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女教徒，她们现在监管这座修道院。这位女牧师不是一般的人物：八十七岁高龄，高个子，腰有些弯，穿着皮大衣，戴着灰色假发，讲话的时候右臂上下摆动，像是在剁东西。她陪我们转遍了整个修道院：令人赞叹的教堂，每一寸墙壁和屋顶都有彩绘，那些画廊、修女、宿舍，还有铺着厚厚木地板的暗黑冰冷的走廊。我从没想过我会这样饶有兴致地去参观，因为这位老修女热爱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每一幅绘画、每一尊雕塑，她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我们和她一起来热爱和欣赏就行了。这样的热情让她看起来没那么衰老，信仰的差异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她与几百年前的那些小修女完全一样，她说：“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是我们做的。”她对绘画和雕像怀有的热情是真挚的，是完全无意识的、自发的，她那种信仰的流露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一度对同行者说：“她会升入天堂的。”…… 离开的时候，我脑子里在想象着修女的生活（她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似乎只有二十四岁）。我想她们一年里有半年要待在这寒冷阴暗的建筑里，守在飘忽不定的烛光旁，孤独地忍受病痛与死亡的折磨，被迫将所有正常的情感和女性的需求隐藏起来，想象着并不存在的新郎陪伴着她们，他们的身影永远看不到，他们温暖的抚摸也永远感觉不到。 ● 10月29日，巴黎 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了一两天，眼睛很不舒服，最后只能回来休息……几天前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到脆弱，感到迷惘，感到一瞬间失去了力量，不得不就此回家躺下。晚上，这种感觉消失了，但还是令我很不安，除了轻微的中风，我想不出还有其他解释。 ● 12月14日，普林斯顿 过去的两天我很受鼓舞。星期一，麦克·邦迪[47]给我打电话，说福特基金会对我在华盛顿演讲时提出的建议很感兴趣，那是我在系列简报会议上就苏联领导层的特点和现状做的演讲。他们答应帮助我们开展这个项目。 我给弗雷德·斯塔尔[48]打电话，我们一致认为，可以形成一个凯南研究所与外交关系协会的合作项目方案……我抓住机会与研究所的主任说了此事，并希望研究所在下星期主持一次小型预备性会议，以此试探他的口风。他热情地回应了我们。实际上，他打算让高级研究所主办一系列的相关活动。 ● 12月15日 在家忙了一整天，一边整理论文，一边忙着给克里斯托弗修锯木架。 1978年 华盛顿是该优先制造核武器，还是与莫斯科谈判削减武器数量，凯南在这场全国性的争论中牵扯得越来越深。5月，《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报道提到卡特总统对苏联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看法，这导致凯南与尼采针锋相对。凯南与尼采的观点截然相反，他敦促开展磋商会谈，倡导减少杀伤性武器规模。他驳斥了华盛顿必然正确、莫斯科必然错误的观点，激烈批评主张推行强硬路线的人，认为他们似乎“有一种把邪恶表象化的需要，需要小心地在某个地方隐藏一个万恶不赦的敌人，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无限正义的化身”[49]。尽管反对尼采的主张，但是凯南尽量以公开交流的方式与他保持着联系。 ● 1月3日，普林斯顿 与弗雷德·斯塔尔通电话……我们都认为我应该跟保罗·尼采联系，看看他对出席我打算办的几次会议有什么意见。我给他打电话，但是他人在阿斯彭。 ● 1月16日 这段时间，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完成手里的这本书，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还是我这六七年——至少这六七年里的业余时间——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不想半途而废。[50]（书写完之后，我会像去年说的那样，转向美学文学方向。但是，我能做到吗？对当下事务感兴趣的朋友、家人以及其他人的需求会消耗我所有的空闲时间，十个我也不够用。想挤出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 2月5日 天气潮湿阴冷。虽然阳光穿透了轻微的雾霾（我觉得像是脱脂牛奶那样稀薄的雾霾），但是空气依然凝滞、阴郁，没有暖意。树顶上的雪冠看上去厚实而坚硬。偶尔能看到小动物的爪印，但看不到它们的踪迹。天气预报说今天还会下雪，森林寂静而耐心地等待着它的到来。[51] 我把伐下的圆木藏在树后面，外面只留了一根，我希望走小路的人不会发现它，我拿工具做了一个标志，然后回到公路上来。我并没有沿着小路回家，而是穿过田野，不过每走两三步，脚下就有些踉跄，因为薄薄的冰壳随时可能会裂开，双脚就会踩到冰壳下冻得严严实实、高低不平的草坪。 [凯南到加利福尼亚去为研究俄罗斯的凯南研究所筹集经费，同时看望格蕾丝。］● 4月24日我坐在飞机上，身旁是一位东方女性和一个可爱懂事的孩子。至少有一个黑人空乘和两三个白人空乘为我提供了服务。我想起后天要去洛杉矶地区，那里出生的人口大多是拉丁血统。而大不列颠血统的人口不仅数量开始减少，甚至被瓦解成为少数族群，而正是在他们的先辈中间，产生了美国早期的宪法架构和政治理想。他们当然已经不能再作为文化的要素，以及传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不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倒也不至于比其他人群更糟。现在，拉丁人、黎凡特人、非洲人和东方人组成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大多数注定要失去个性、传统和独特的色彩，融入到这个多种语言交杂的群体中：一大群无助、了无生趣、创造力匮乏的人，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变得淡然无味，全然就是一锅分不出好坏的平庸主义和单调乏味的大杂烩。或许，只有犹太人和中国人例外，他们尽量避免种族间的通婚，有一段时间黑人也是如此。中国人智慧、冷酷、勤勉，犹太人意志坚决，保存自己的文化，黑人则对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怨恨，这是否意味着这三个少数民族，作为社会中不稳定但又不可避免的三股力量，注定要征服和统治一切？ ……在我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短片”，这是一部名为《阿拉伯人来了》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引人误解的标题。他们中没有几个人来到美国，他们会在彼处就所有与其利益相关的事情给包括中国人、犹太人、黑人在内的我们下达指令，我们则会闭上自己的嘴巴，温顺地遵从。因为我们有汽车瘾，而他们控制着可以满足车瘾的能源。他们不会来，他们不会来，他们只是控制我们，并规定我们的生活应在何种限制内进行。 ● 4月25日，圣弗朗西斯科 身体还是不太舒服，整个下午都躺在床上阅读奥尔佳·卡莱尔[52]写她和丈夫帮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出版《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和《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的艰辛经历。 晚上格蕾丝宴请我们，卡莱尔夫人也应邀赴宴。我挨着她坐，我告诉她我读过她的书，并且我怀疑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理解这本书。但是，根据索尔仁尼琴的标准，这样的俄罗斯人是不存在的：有勇气、有才华、热爱人类、不屈不挠、充满英雄情怀，还有让人无法理解的不切实际、自以为是的思想、缺少公平感与宽容精神。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人，甚至那些试图帮忙却又出于某种原因无法满足他们完全不切实际的愿望的人，他们会报以完全冷酷的态度。 [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凯南夫妇都在欧洲度过。］● 7月31日，赴哥本哈根途中说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能接触到这位受过精英教育、思维敏捷、思路清晰的人物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获得了什么呢？这很难说，当然，他的回忆录证实了我的很多观点：他生动地展示了议会政治的诸多讽刺之处，并认识到，不光在美国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对外政策要由民主来主导，也认识到在一个相对孤立的国家中，民主制可能是最不招人怨恨的政体，但是，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够格的，因为它没有远见，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发展的长远趋势，因此最后必然会导致外交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以及经济上的衰退，常常表现为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弊害。 我必须暂时将托克维尔这些说法放在一边，竭力避免过分夸张的悲观主义和戏剧化，但我看美国无论是在对外关系还是国内发展上都已经无药可救了。对外关系的前景堪忧：对苏关系极为不正常；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依赖与日俱增，我们的能源消费要依靠他们；在其他大洲，还有至少三个地区，它们的发展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即便我们有所影响，效果也非常有限，但是它们随时都能轻而易举地让我们卷入军事干涉；和那里的人正相反，我们注定要和以色列人扯上关系，这对我们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向那些小国家输出了大量武器，但是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国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难以遏止的通货膨胀，大城市日渐破败，教育水准逐年下降，联邦政府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些都不是高效政治体系该有的表现。这次回来以后，这些见解对处理我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很显然我的这些想法不可能公之于众。那样只会引发众怒，而非理解。但是，有人向我寻求激励，寻求思想，寻求指导，我该怎么办？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讲话的重点要放在积极方面而非消极方面：谈谈应该去做什么，而非不应去做什么，不谈我们的政府多糟糕，而要谈如何去改进它。 要试图满足这些要求，我们马上就会面临几个危险而复杂的问题。首先，区分一下政策和制度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体制内的政策制定者无法想象或者无法理解好的政策，那么谈论这些政策就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制度问题。不过此处首先要想到托克维尔的警告：制度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更为重要。的确，要改变美国公众的风俗习惯，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但是，制度的确有着某种重要性，并且制度在今天或许比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更加重要，因为他没有遭遇当今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臃肿，人口膨胀，官僚机构庞大。 [作为一个重视从多方面看待生活有机联系的人，凯南一直以来重个别轻一般，重区域轻国家，重传统轻现代。］在这方面，我的确有话要说。实际上，托克维尔很可能对我的这些想法（他也不赞同不必要的中央集权）深有同感，那就是实行区域化管理。你愿意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将美国打散，分散为多个区域政府。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就曾说过，也曾得到些许微不足道的认可。我对联邦层面的制度改革感到失望。 ● 8月27日，科罗拉多，阿斯彭研究所 我阅读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大部分内容，该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它得出的结论，而是因为它承认人类的一切愿望和行为都存在缺陷。[53]在我心目中，尼布尔是我们这个时代——也许也是过去几个时代以来当仁不让的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 我听了亚当·亚夫林斯基[54]关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以及对苏军备与裁军问题等其他阶段协商的精彩演讲：透彻、公正、引人深思……但是，这样一个平和理智的人，无法驱散强硬派感情用事和非理性好战主义的阴云…… 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这种粗陋的、本质上无政府主义的大众理想形象如此广泛地影响它的国家理念，正如流行文学和电影工业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这就是一个牛仔的形象：沉默寡言，天性倔强，性情粗犷，风流不羁，对待女性像中世纪骑士那样彬彬有礼，但是对组织化的社会权威却傲慢无礼，对施加在其原始但勇敢的是非观念之上的法律嗤之以鼻，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观念，跟陌生人初次会面时表现得笨拙谦虚，但实际上对细皮嫩肉的东方“兄弟”心怀蔑视和傲慢。在我看来，大概正是这种古怪的形象和颇为神秘的个性，怠于思考、未受严肃思想触动的特点，才从现在几乎已不复存在的平淡生活中生出了他的气质，才形成了美国的大部分自我形象，直至今日。难怪一个高度城市化、人口稠密、多语言并行的现代化国家无法催生出一个高效的社会！ ……在阿斯彭的日子结束了，我仍在思索我的未来。在我看来，未来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对谁来说最有价值？肯定不是我的祖国。这一点已经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无论我说什么，愚昧无知、冷嘲热讽、动机不纯的堕落媒体都会站在我和我的祖国之间。如今，国家已经病入膏肓，谁都救不了…… 关于俄罗斯研究？如果能给俄罗斯历史和文学领域的几位学者以安慰、支持和理解就非常好了。或许这是我能做的唯一有用的事了。不过这就够了吗？这不就意味着荒废了其他的可能性吗？让我魂牵梦绕的俄罗斯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共产主义者把它消灭了，古老文化消失殆尽了，必须建立新的文化，但这需要时间。与此同时，苏联的生活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东西，大众日渐堕落，日益愚蠢的体制走向衰败，任何东西都没有取代它的希望，沉闷的官僚主义可能还要继续存在几十年才会终结。这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将算得上是一个灰暗的时代，比19世纪八九十年代更甚，那时至少还诞生了契诃夫这样的人。 当然，我可能对俄罗斯的政策产生过一些影响。不管怎么说，这比影响祖国的政策要容易多了。但是，今天出现问题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他们没打算攻击任何人。如果我们在苏联以东和以西的盟友能够克服他们的神经过敏，平和地对待那些无关紧要的微小侵犯行为，不干涉莫斯科的内政，那么他们丝毫用不着害怕。无法忍受目前矛盾关系的是西方，而非莫斯科。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世事难料。应对俄罗斯的技巧或许仍是我能够对外界有所贡献的阿基米德支点，或许也勉强能够算得上是对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构成过分压力的压力。 [在苏联期间，凯南受到苏联官员和历史学家的款待，还第一次走进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与苏联、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官员会谈时，他谈起了对与日俱增的核军备竞赛的忧虑。他此行还对1894年俄法联盟的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凯南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对自己与俄罗斯漫长而纠结的关系做了一番思考。］● 10月10日，莫斯科长方形的莫斯科壮观冷峻，不复往日的温暖和舒适。我和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55]讨论。我们了解彼此的立场，唯一不同的是，他有官职而我没有。 ● 10月17日 我去大使馆与图恩大使夫妇[56]共进午餐，他们刚从国外回来。忠实的老仆人董（Dong）像往常一样在那里迎候我们。我们站在门廊上，早年入住斯巴索大厦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们三个了。我们握着手，回忆着几乎无人记得的年代，几乎没人能想象出的那个年代。 ● 10月20日，列宁格勒 晚间俱乐部有节目，里面的音响如迪斯科舞厅一般，喧嚣得令人胆战心惊：许多衣着暴露的年轻姑娘在跳舞；三两个打扮相近的小伙子，在舞蹈的掩饰下，表演着各种各样的花样；几位歌手的歌声被不可思议的夸张伴奏淹没了…… 不知怎的，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悲哀。我不知道是厌恶苏联的宴会承办者选择这种从美国引进的娱乐形式，还是更厌恶我们自己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范例。我从来都不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但是既然以革命的名义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想至少他们应该秉承一些当年革命的传统，旗帜鲜明地秉承列宁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和个人信念。所以，尽管反对制度本身，但是我能理解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57]。同志们，我们在为什么战斗？ 1979年 伊朗和阿富汗动乱引发的问题将导致国际关系数十年的动荡。1979年1月，亲美的伊朗国王被迫下台后，伊朗学生和军人在11月冲击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抓走了几十个美国人。由此引发的人质危机一直拖到1981年1月才告解决。这种践踏传统外交豁免权的行为激怒了凯南，他敦促对伊朗开战。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意图在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攻击下撑起一个亲苏政府。这次武装干涉将导致苏联陷入困境十年之久，成为苏联的“越南”问题。缓和政策，以及让参议院通过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第二轮核武器限制条约，现在都没有希望了。卡特总统对苏联感到很恼火，他采取了报复措施并继续扩大武器制造规模。在此基础上，他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对抗进一步升级。 凯南尤其担心逐步升级的核战争威胁，他身处痛苦的边缘。他相信，他长期以来对国内能源保护及中东政策的一系列建议或许能缓和这些危机。 ● 1月9日，普林斯顿 驻莫斯科的挪威大使达格菲恩·斯坦塞斯（Dagfinn Stenseth）在提到他的苏联邻居时说，挪威尤其担心这样一种可能，即如果欧洲形势再次紧张，无论哪里出现军事危机，苏联都有可能像1939年对待芬兰那样，对挪威北部领土提出诉求。我对他说，我理解这种担心的严重性，但依我之见，莫斯科不会做出那样的行为，除非他们感觉受到了某种威胁，或是感到其势力范围内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受到了威胁。他们感到危险的时候，不是他们得心应手的时候，而只会是他们力不从心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强硬派无法理解的地方）。 我记得，星期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德图书馆度过的，仔细查看我的文件……数量足以让我震惊：我不在政府任职的那些年里是很高产的，仅仅1954年至1968年——这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时间，就有大概一万封外发函件，这还不算几卷日记和几百篇讲稿、文章、书评等。如何处理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头绪。如果先出版其中一少部分，结果就会损坏“全集”的完整性。而且，就算只出版一少部分内容，我本人也做不了编辑工作，那么谁会去做呢？ ● 1月14日 拿索基督教长老会（Nassau Presbyterian Church）的助理牧师是一位娇美的年轻女士，她工作时安静认真，在礼拜仪式方面也无可挑剔，但是，对于她的布道词我持保留态度。我自问，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士是如何调整女性特有的易于波动的情绪，说服自己接受人性的缺憾，接受基督徒的核心信仰而放弃一切的？如果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从事神职我还能够接受，人到了那种年纪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完美，可以成为一位精神向导，没有幻想，也没有虚幻的愿望。但是，一位年轻女性？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罪人，但在我看她们很少乐意悔改。如果她们真的放弃了希望，那也是出于怨恨和愤怒。 ● 1月20日 午饭之后：按预约时间去看牙（希望他们没让护士穿太性感的服装）…… 今天瓦伦丁·别列兹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前来拜访，他像我一样曾担任外交官（二战的头几年，我们在柏林有过类似的经历），也曾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斯大林的口译员。他现在是莫斯科阿尔巴托夫研究所驻华盛顿的代表。他留下来吃午饭，之后我们进行了长谈，谁知道呢，或许这谈话能有些用处。 星期五，我也接到了斯科蒂·莱斯顿[58]的电话。他说几周前他把我写给他的信拿给总统和国务卿[59]看了，他们对信中的观点都很赞同。他问我是否打算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载，我告诉他周一再给他回复。 ● 1月28日 我给斯科蒂·莱斯顿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不希望我的信在这个时候发表。我很高兴能做出这个决定。强硬派联合起来决心羞辱或者摧毁苏联政权，为此甚至不惜付出战争的代价。相对这个问题的深度而言，我的这封信微不足道，在某些机构里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看的，今天出现了，明天就会被遗忘，不足以对这个问题产生显著影响，只会让我陷入更大的争议。如果试图就此提出更为严正的反对声音，那么需要投入的力量远不止我这样有气无力的几声抱怨…… 我和泰德·威克斯[60]见面，他想出版我的日记……我本能地反对这个想法。这些航行游记（他拿到的大多是这类文字）都过于缺乏人情味，过于阴沉，过于雷同，缺乏思想性，无法单独成书。至少要补充一些当时的信件才算完整。但是此时此刻，要选择这样做吗？……那还不如就像山羊把灌木丛里的花儿吃掉那样，为了摘取整个作品表面的那一点点精华，而毁掉最终将出版的“全集”。 ● 2月4日 这个星期真是让人难过到了极点：伊朗陷入全面革命[61]，五角大楼一方面坚信他们可以继续向伊朗倾销武器，另一方面又疯狂地试图转移或者隐藏那些已经（不明智地）卖给伊朗的尖端武器。之后，我们这个国家又鲁莽地无可救药地陷入对中国人的幻想之中，坚信有一天，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让中国人爱上我们。就我们运送给伊朗人的秘密武器而言，我痛苦地回想起，就像我两年前在无人问津的书中[62]所写的，你可能知道你把武器卖给了谁，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它们最终会落在谁手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想不到这一点的人们还要寻找借口吗？ ……不管怎样，我必须让自己正视这一痛苦的现实：过去三十年里我的所写所说，常常超前于我生活的时代，当政治和新闻机构好不容易才形成相同的观点时（有时候已经太晚了），每个人都忘记了是我先提出这些观点的。我发现能像我这样一直准确预言时事发展趋势却未能产生什么影响，也真是很不容易了。 ● 2月23日 国际事务中具有威胁的重大事件：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受到攻击，美国大使在阿富汗被杀，中国出兵越南，原油再次涨价并出现短缺。 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政府的表现遵循了美国政治最糟糕的传统：几乎只关心国会的意见，完全不在乎行动带来的外界影响；只在乎强硬派的观点，所以才会有大量浮于口头的虚张声势。这些都只迎合了国内的听众，完全不在乎对外影响。我们在一天之内向莫斯科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许进攻沙特阿拉伯（莫斯科从来就没想这么做）；向北京发出警告：不要进攻台湾（中国人更没那么想过）。之后，我们又义正词严地警告苏联不要干涉伊朗（我们自己却干涉了整整二十年）。综合以上所有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就算兵力多于目前的这二十多个师，也无法解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将动用武力。 ● 4月18日，华盛顿 我出席了东西方协调委员会董事会（Board of the committee on East-West Accord）的会议……观看了一部简短的纪录片，片子强调了核爆炸后果的严重性。该片没有党派倾向，公道理性，实事求是…… 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他们的活动多半比较单纯，不过考虑到这一切需要巨额的经费支持，而他们反对的派系在这场斗争中势头正劲，就难免为他们感到一丝的悲哀。我对自己的会员身份尤其是董事会的职务，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不管本意有多好，我都不想让我的观点跟任何群体的想法混为一谈。但我担心，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会泄气，他们是美国唯一致力于平衡和改善美苏关系的组织，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 5月4日，普林斯顿 我和安娜莉丝在研究所与斯维特拉娜一起吃午饭。斯维特拉娜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正常，但是说起她自己时，却有所保留，沉默寡言。只有上帝知道她那复杂的情绪中到底隐藏了什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识到，很多问题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 5月30日，哥本哈根机场 我认识到自己对公共事务所做的评论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价值，还能为乐意倾听我的人做点儿什么，我想到了以下几点：1）关于苏联问题，我是最早摸清苏联政府意识形态本质的人之一，或许这种本质恰恰是唯一能解释其残酷与弄权的理由。至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犯下的错误，只有我一个人指出了，我们不要期待与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2）在评判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使关于常规武装力量价值和作用的既有思维和准则失去了意义，我是为数不多最先明晓这一点的人之一。 另外，我们采用并且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不仅阻碍了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重大进程，而且造成了核武器在其他大国的扩散。[63] 另外，核武器的使用加剧了非理性的企图，因为战争的常规目标不是发动盲目或无效的打击毁灭他人，而是有效地影响其他政权的行为，仅仅依靠毁灭对方的民众并不能取得胜利。 3）我凭借一己之力（向完全不了解情况也对此不感兴趣的民众）指出，对于那些生活在政权压迫下的人们，我们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帮助他们或者破坏其政府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政府会找到合适的手段，利用我们的援助，从中谋取好处，而且它也懂得如何转移国内民众对其统治的损害。如果采取这样的经济手段，我们将经常沦为被指责的对象。 我也指出，从整体上看，对外援助很难给外国民众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生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例如接受援助等，在让大多数人受惠的同时，必然也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换句话说，这就导致如果从外部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肯定会招致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憎恨。 4）关于一般的政治哲学问题：我已指出，（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每个统治者、每个统治群体都有两种特质。作为外交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时，这两种特质会相互冲突：一方面，他们可以被当成整个国家的代表，是整个国民利益的托管者、阐释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竞争者，代表了国内某一党派的利益，反对敌对党派的利益。因此，存在着两种模式的动机，当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它们有时会彼此抵牾。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要求一种行动方案，掌握国内大权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套方案，有时候两者会截然相反。 一个政府越民主，在处理外交政策时就越难以集中力量追求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必须优先考虑国家内部竞争的问题。统治者的权力越绝对，在处理外交政策时就越能排除干扰，表达其观点。不过，他在自我表达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看法，他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也成了他的个人看法和哲学问题了。 ● 6月7日，克里斯蒂安桑 我是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同时也信奉专制。我相信健康的民族国家应该严控外来劳动力的涌入，根据国内现有资源担负起管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部职责，包括最底层的工作；我也认为，它应该尽可能地限制本国与他国的经济和财政往来，尤其是那些突然变更协议或者终止往来的国家，它们以此让外国政府难堪，甚至会形成政治施压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美国，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受到如此多的憎恨，是很多人恣意抨击、恶意诽谤的目标；特别是在与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它们的政府要么怀有敌意，要么不负责任。 ● 6月18日 多年前，我就试图提醒过杰克·肯尼迪和麦克·邦迪，削减核武器的最佳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协商谈判订条约——因为那需要得到立法批准，而是本着互惠的原则与苏联人私下达成一致，双方要保证每一步都讲求诚信，难道我没提醒他们吗？比较过量的核武器杀伤力，以此作为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条约的基础是毫无意义的，难道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恳请过对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进行认真的反思吗？在这个国家里，我难道不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看到采纳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必然会导致我们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人吗？难道不是我第一个指出，就武器的本质而言，战争不存在获胜方，我们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结果却被艾奇逊先生嘲笑，他说我是一个不了解运用权力的人…… 如果辩解说，之所以没有去做我说的事情，是因为国会从来都没有接受、容忍或理解我的意见，那么我想问，是谁四处奔走，请求建国两百周年纪念的典礼费用不要花在服装游行上，不要用在重新上演莱克星顿战役上，而是用在认真回顾我们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所获得的经验与当前的宪法制度上，看看是否有必要进行某些方面的修正，修改那些在当代无法满足一个伟大国家所需的内容？不得不说，我的游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能源问题仍然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有人说，我们现在的要务就是考虑环境保护措施和替代能源的开发。五年前，我就在《危险之云》一书中以最强硬的措辞敦促过这一点，但是没有得到一丁点儿回应。这五年的时间白白地耗费掉了。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完全靠不住的能源供应的依赖，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加强。今天的形势比五年前更加严重。不仅如此，不是在五年前，而是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就在公开声明中指出，在燃料和原材料上依赖政治不可信的供应商是最大的危险，所有的这一切，没有得到媒体或者政府的任何回应。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有什么关系？痛苦代表了一种贫瘠的心境，是应该避免的。多少年过去了，你不光把思考国家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成自己的责任，还将其当成自己毕生的愿望。在你印象中自己做得还不错，或许，除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以外，你比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人都要更好，或者说至少更深刻，更有远见。结果你却发现，除了某些最早和最肤浅的公众声明，例如那篇署名X的文章和芝加哥演讲[64]，几乎没人欣赏你说的话，被留意的内容也寥寥无几，完全不被人理解。 1980年 20世纪80年代，凯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尤其是对核武器的批评，获得了更广泛的倾听。他仍然希望能在全国大讨论中发声，但是，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良知的人，他并没有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而昔日在国务院政策任职时，这正是他所尽力追求的。尽管他对核灾难的前景感到很恐惧，但是在内心里，他也有些欢迎使用核武器扫除人类的掠夺行为的可能性。 在1979年出版《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亡》（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之后，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都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游历，为他即将在1984年出版的《致命的同盟：法国、俄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书做研究。 ● 2月8日，普林斯顿 重新拾起这本日记，或者说激励我做这种尝试（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坚持记日记）的是，我认识到，近日来，我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愈发让我头痛。我相信，如果有规律地记录并尽量将它们分类整理，记下针对它们的应对措施及结果，会对我有所帮助。 首先我必须说明，目前我写作的背景是，法俄联盟第一卷（《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亡》）已于去年12月上旬出版。尽管出版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推广工作似乎做得不够好，该书在很多书店的展台上没有摆放，但是上架伊始它就得到了很好的正面评论[泰勒（A.J.P. Taylor）做了负面评价，这不足为奇，他的批判内容我还没看］…… 华盛顿让人惊诧的军国主义思维令人甚为担忧，他们对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反应也让人担心。为此，我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此外，我同意与丹·拉瑟先生（Dan Rather）一起接受电视台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 《纽约时报》把我的文章放在了极为显著的位置并做了头版标题，轰动一时。让我自己感到惊讶的是，这篇文章时效性强，同时公众又乐意接受，这关键两点相结合，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让我震惊的是，实际上有些人（有时候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你必须讲下去，你不能保持沉默。就外交政策而言，你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良心。”他们的呼声，加上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联系我，要求我对他们面对当前问题应该采取的立场发表意见，让我认识到就外交政策问题、就批评家和评论家的能力而言，即便无法与其他人——如沃尔特·李普曼相比，我也有着独特的声音，如果不充分利用这难得一遇的机会发声，那真是非常遗憾…… 我曾纠结于这样的想法：我应该屈从于这样的压力吗？我应该放弃历史研究，至少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阅读报纸以“跟上形势”吗？我应该与访问纽约和华盛顿的政客见面，出席没完没了的会议，顺应潮流，以这一切为基础，就国际问题发表演讲和写作来度过我的余生吗？ ……除了努力沿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之外，我看不到其他选择，对每年几百个邀请和请求说“不”……跟上时代，赶上时事的步伐，然后，努力面对这一切，继续走学者之路……不要放弃，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实际上，正是学者的形象让我的声音更有力量。 ● 2月28日，华盛顿 傍晚去参加东西方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一小群人挤在委员会位于车站附近的狭小办公室里。到此时为止，东西方协调委员会仍在挣扎中求生存，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基本毫无影响的小机构，在资金支持和公共认知度上，完全比不上由得克萨斯石油基金赞助的三四个走强硬路线的组织，那些组织的成员总会发表政治家乐意听的危言耸听的言论。东西方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基金会和其他担心近期事态发展的人自发提供的支持。他们将这可喜的变化部分归功于我，因为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我参加的访谈节目《60分钟》。狭小的办公室内回荡着对我的赞美，他们称我以一己之力“扭转局势”，在我参与之前，不少人颇感担忧，感觉找不到方向。据说，西欧那边的同伴感到前途未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部分政府部门中感受到极为狂热的情绪，也因为事实上公众似乎并未对此做出任何批判性的回应。现在我已经做出了回应，他们如释重负。让我欣慰的还有，出席会议的人中有三个人最近一直在莫斯科，他们在报告中讲述的见闻证实了（甚至让我感到超出自己实际应有的价值）我文章中所写的苏军可能出兵阿富汗的背景。 这一切都让人陶醉，我离开委员会办公室时头还晕乎乎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天，现在天开始冷了，烂泥开始结冰。在费力走回车站的路上，我开始反思自己面临的奇怪形势，特别是人们对我在国际事务方面为数不多的重大贡献的认可是多么偶然。这种因果关系是多么奇怪，多么具有讽刺意味，至少对我来说，事先估计这种关系并达到自己的预期和愿望真是难上加难。我把利箭射入空中，有时什么也射不中，有时还会射错目标，有时有那么一两支能射中要害，箭羽破空之声遒劲而清晰。这样，即使达不到其他目的，至少也能帮助和促进人们思考。 [凯南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室做研究。］● 3月7日，帕洛阿尔托今天受邀发表演讲，我首先想到的是恳请国家实施有限孤立主义政策，即提倡一个原则，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学会不仅在正常时期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而且在非正常时期也能依靠它们维持运转，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不能借助武力来达成超越我们最低防卫需求的目的。 即便是久经世故的听众要理解这个提法也是相当困难的，要在半小时之内让这样复杂的观点深入人心，无论如何很难做到。 [凯南到欧洲去做研究，探访朋友。］ ● 4月4日，耶稣受难日，瑞士，伊科涅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大多数都经不起时间的磨砺，就算这些事件能够被记住，也只是模糊的歪曲讹传。唯一逃出这一规律的，最伟大、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在两千年前的这一天，地点在各各他（Golgoth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你可能会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男人——一个犹太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宗教先知，和两个普通的盗贼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男人的教义中有两点比较新颖，拥有巨大的力量：第一，宽容，无私，理解他人的困境与挣扎；第二，通过自省和忏悔得到救赎，与自身根深蒂固、无法完全消除的不完美妥协，与自己的动物本性和冲动妥协，与人类的“原罪”妥协。宽容与救赎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第一次唤起了饱含同情之心的神的形象，救世主生与死的宏伟象征力量即在于此，这种力量激发了整个浩瀚的文明，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建起了成千上万座宏伟的教堂，无数人戴着象征慰藉和希望的十字架，它塑造和教育了多少代人的思想。一句话，它在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之花上留下了最富于创造力的痕迹。人类仿佛就栖息在岌岌可危的山脊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方面沉湎于动物本能的心理和生理特性，另一方面追求美的梦想和遥不可及的高尚精神。自此以后，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力量的源泉，这种力量能够帮助他们战胜欲将其拖下深渊的野兽；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安慰，即使他们无法到达自己梦想的精神巅峰…… ● 4月5日 一想起我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即将面对的未来，我的内心就难以平静。不过，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倒渴望灾难的到来，这样才有可能让欧洲和北美已被人口过剩和商业掠夺破坏的大陆得到喘息之机，休养生息，让制造这些悲剧的人为制品像它们应得的那样化为废墟，让大树、灌木、小溪、湿地、能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动物，以及上帝最伟大、最美好的作品重新获得本应拥有的统治地位。 ● 5月22日，法国，萨拉（Sarlat） 我坐在后座上，肾结石让我感到些微的疼痛。我听凭自己沉浸在忧思之中：1）很明显西欧和美国（美国更甚）都趋向于和苏联交战。我为制止战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流于徒劳，有生之年我的价值也结束了…… 2）我觉得交战是没有必要的，有更恰当、更安全的方式来处理二战后的苏联问题，我错了吗？从某些方面来看，当然错了——没有人能永远正确。但基本上可以说：我没有错。 我早就坚信，一旦欧洲的政治稳定局势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50年代初期形成，就应该试图协商苏美两国军队从中欧撤军的问题，被我言中。 我反对美国和西欧将一无是处的核武器作为防御基础，认为我们这样做势必引发苏联效仿，被我言中。 我认为东北亚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日本和韩国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被我言中。 我不信任完全汽车化的社会，甚至在二十五年前就坚持反对这一点，我们不该让自己过度依赖中东的石油……被我言中。 最后，我警告不要不计后果地向我们社会或者其他任何高度发达的社会，尤其是我们的大城市输入过多在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外貌形态上与我们完全不同、格格不入的人，被我言中。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失败的结果是现在西方文明正沿着几条道路前进，即将滑入灾难的泥淖之中。 3）我该怎么办？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一切无法挽回？悄无声息地退休，淡出公众的视线？不要自我保护？无须自我澄清辩白？ 不，还是要弄清真相，哪怕是为了维护自尊。 ● 6月3日，波恩 我的人生快要走完了，剩下的时间顶多也就几年（准确地说，是到1982年5月9日为止[65]）。目前的国际形势如此严峻，对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后代而言（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的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后代）是如此危险和可怕。如果说我能做些什么来降低危险的概率，那么这些事都比我成为一个好历史学家的愿望更为重要。如果最可怕的危险无法避免，那么也就没有几本历史书可读了，没几个人去读了。 ● 9月18日 普林斯顿给我带来没完没了的压力，数不清的写作任务（尤其是写通信），还要到各地旅行演讲……这里真不是一个写日记的地方。 [1] 《卡斯汀侯爵与1839年的俄国》，1971年。 [2] 《回忆录：1950年—1963年》，1972年。 [3] 凯南日记，1971年1月16日，第239盒，凯南文件。卢卡奇写了很多书，其中包括《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又名《被记住的过去》（The Remembered Past）， 1968年］和《乔治·凯南：性格研究》（George Kennan： A Study of Character， 2007）。 [4] 见1971年5月2日的凯南日记，出处同上。 [5] 爱德华·克兰克肖编，《赫鲁晓夫回忆录》（Edward Crankshaw ed.，Khrushchev Remembers，1970），根据已故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整理出版。该书资料从苏联偷运出来后，由斯特罗布·塔尔伯特翻译。多年后，塔尔伯特成为比尔·克林顿总统政府的苏联问题首席专家。该书轰动一时，首次向西方读者详尽地展示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个性缺点和政治阴谋。凯南是国务院临时召集的小组成员之一，任务是解读苏联当时的外交政策。 [6] 小“汤米”卢埃林·汤普森，前美国驻苏联大使。 [7] 维利·勃兰特，凯南的朋友，德国总理。 [8]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波兰裔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杰出的政治学者，后来成为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9] 修韦林·毕亚勒（Seweryn Bialer），曾经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苏联与波兰共产主义问题专家。 [10] 珍妮特·史密斯（Janet Smith），凯南的秘书。 [11] 凯南并未指明此人身份。 [12] 卡尔·凯森（Carl Kaysen），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主任。 [13]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是研究所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学院的第一位成员。 [14] 高级研究所内部对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职称的人员资格问题有分歧。 [15] 理查德·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昵称“迪克”，《外交政策》杂志编辑，在政府多个部门担任外交政策情报员。 [16] 奇普·波伦在两个月之后离世。 [17]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了赎罪日战争。 [18] 威廉·邦迪（William P. Bundy）是《外交》杂志编辑，是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前任助理国务卿，他的妻子是迪安·艾奇逊的女儿艺术家玛丽·邦迪。 [19] 在著名的“星期六之夜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中，司法部长艾略特·理查森（Elliott Richardson）和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辞职，抗议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试图阻止水门事件的调查。 [20] 沙特阿拉伯以此抗议10月6日—25日赎罪日战争期间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为。 [21] 多年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将成为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和乔治·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 [22]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泰德”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Ted” Kennedy）。 [23]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他为谋求总统连任指使他人潜入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安装窃听装置，事发后还命令司法部掩盖窃听案。 [24] 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当时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1981年成为凯南的授权传记作者。 [25] 即约瑟夫·艾尔索普，新闻专栏作家，他娶了前文提到的玛丽·巴顿（Mary Patten）。 [26] 琼·布莱登（Joan Braden）是华盛顿名媛，也是国务院官员。 [27] 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美国剧作家，“二战”期间曾访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时凯南在那里任职。 [28] 国务卿基辛格。 [29]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624页。 [30] 同上，第587页。 [31] 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德高望重的法官和法理学家。 [32]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举办的老友会。 [33] 罗伊·亨德森（Loy W. Henderson），国务院官员，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驻莫斯科大使馆任职，当时是凯南的上级。 [34] “达比”埃布里奇·德布罗，国务院官员，是凯南30年代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任职时期的朋友，他鼓励凯南撰写了“长电报”。 [35] 亨利·夏皮罗（Henry Shapiro），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常驻莫斯科的记者。 [36] 弗里德里克·巴洪（Frederick Barghoorn），40年代驻莫斯科大使馆新闻处官员。 [37] 自1973年战争结束之后北越军队一直驻扎在南越，此时他们发动了进攻。南越政府随后在4月30日垮台，越南重新统一。 [38] 凯南指的是研究俄罗斯事务的凯南研究所。 [39] 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西德总理。 [40] 凯南的《崎岖山路：个人与政治哲学》一书，书名的灵感就来自这首诗，该书于1993年由出诺顿出版社（W. W. Norton）出版。 [41]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杰拉德·福特（Gerald R. Ford）于1974年8月宣誓就职。 [42] 1945年2月4日—11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在雅尔塔峰会上会晤。 [43] 凯南年少时曾是圣约翰军事学院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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