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9日 [接待来访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佩顿·戴维斯］他从秘鲁回来参加下一轮听证会，这种听证会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共和党领导的国务院忠诚委员会和总统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查过他了。没有问题。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附属司法委员会的律师们也已经详细地询问过他两次。他们倒是没有隐瞒真实想法，坦率地承认他们就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方设法要证明他有罪，从而满足某些人的个人野心。这些年来，他们也都向首席检察官建议，提请大陪审团以涉嫌伪证罪起诉他。首席检察官，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能证明该罪名成立的充分证据。现任国务卿杜勒斯先生要对整个案件提起新的行政复议，让这一事件再次回归公众视野。杜勒斯先生的建议是，要么判决戴维斯有罪，要么恢复他的职位。回顾了整个案件之后，杜勒斯先生说他要亲自详细审核证据，然后做出决定。他审核了证据，才发现自己缺乏做出最后决定的勇气，唯一可能做出的决定，就是判决戴维斯无罪，但那样就会引起共和党参议员的不满。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再一次牺牲戴维斯的利益来解决，将案件重新提交，接受新一轮的全面审查。 ● 6月22日，农场 两点十五分，我离开华盛顿返回农场。高温毫不留情地烘烤着这个城市。尽管有两三万人坚守着工作岗位，但政府办公大楼周围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停车场内有一个黑人正在值班，他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抱怨这鬼天气。我开上康涅狄格州大道，不过马上就转向威斯康星大道，驶上240号公路，然后又上了27号公路开往农场。早些年，我们经常走这条路线，往返于华盛顿和农场之间。途中路过很多地方，我意识到，在过去的旅程中，很多地方都对我有着或曾经有过特殊的意义：这里曾经有一个男人修建的新挤奶厂（不过现在看上去破旧荒凉，似乎主人的理想在这里化成了泡影）；在路边的田地里，我们曾经向正在收割庄稼的农民打听粮食的产量，结果发现那其实是艾草（当时我们驾着罗尼·艾伦的新别克车旅行，他开得很慢，时速还不到三十英里，但人生的旅程过得很快，现在罗尼已经不在了）；还有我和格蕾丝开车爆胎的地方（那时候这里有一个砖砌的小学校，就在小树林里。现在小学校变成了一个既像商店又像吸大麻窝点的地方，人们把喝光的易拉罐扔在旁边的小树林里）；这里的房子曾经被掀开屋顶；这里的风景是那么优美；就在这里，他们用推土机清除了一切，开起了水泥搅拌站……再后来这里变得比较漂亮。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这其实很愚蠢。我对它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它们也不知道自己对于我的意义。也许它们本来就没有意义。总之，现在的它们对于我来说，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我遭遇了一些事情，才意识到它们的虚无、它们的冷漠。可是上帝啊，这个世界是阴暗的，也是充满敌意的。此刻，它正经历着高温的折磨。 [凯南接受法兰克福大学的邀请，在德国做了一系列有关苏美关系的讲座。家人随同前往，之后在那里休假。］● 7月8日，赴欧洲途中，海上今晚，我开始思考我自己以及我的未来，没有结果。 起初，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 从我个人的感情和兴趣角度考虑，我没有活着的理由，但是我也怕死。 2。 我痛恨那种需要与人交往、与人协调关系的职业。这种情况在美国尤显突出，我在任何地方都体会不到对群体或组织的热情。 3。 至于我自己，我可以在欧洲生活，也可以在美国生活。从我的经验来看，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4。 过去积累下来的东西，没有一样将来能派上用场。一切都在中途夭折了：语言、知识分子的趣味、认识的人，都没形成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堆砌杂碎物件儿的博物馆，也像一桌残羹冷炙。总之，其价值随着时间呈几何级数下降。 5。 我的智识生活停滞不前了，一方面是因为与其他人接触的时候，家庭强加给我的压力；另一方面，智识活动常常来自于外部刺激，这对我造成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我无法从中得到放松，也无法保持生活的平衡。 6。 如果我去欧洲生活，那么退休金就没法保证。理论上，我永远都有可能被叫回驻外事务处工作，这一点很恐怖。如果这一天来临了，而我人在欧洲，该怎么办？不管我怎么做，退休金都有可能保不住。我没有理由去要求美国政府对一名退休的职员遵守承诺。政府正迅速地沾染极权主义的嗜好，站在当前盛行的意识形态立场判断这类事情。 7。 务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农场微薄的收入会给生活带来无尽的麻烦，即使有了一点儿收益，也还要用于农场，以及贴补家用。 8。 教书也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在美国。它需要与他人进行大量的思想交流，我永远无法掩饰自己在智识追求上的失望，尤其对美国社会的失望。但如果流露出这种情绪，就会与美国教育机构构建的神话世界格格不入。 9。 总之，我解决经济困境的方法与家庭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前者要求生活极度俭朴，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而后者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最大限度地消费。 10。 歌德的《初稿浮士德》（Urfaust）中有如下诗句：精神世界的百叶窗无法关闭，如果你的感官与世隔绝，你的心灵就会死亡。 11。 大孩子们不喜欢我，很显然这意味着我骨子里是一个很不招人喜欢的人，或者至少在他们看来我是这样的。在他们眼中，我背负着苦涩的责任感，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经商？我能做什么，我都五十二岁了。另外，商界的人际关系要求某种程度的团队忠诚，而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只能从事小规模的、艰苦而独立的小生意。 13。 唯一可能唤起我一丝希望的，就是去苏格兰或者英格兰当一名教授。毕竟，我还有能力讲一讲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学。我可以在1956年的秋季开始教学。我可以加入英国国籍，从而规避美国政府对我提出的要求。只要能给我保留退休金，我就有可能在美国继续拥有乡间小屋，甚至还可以修葺一新，以便将来退休后颐养天年。作为一个年老的美国公民，我相信政府能够满足我的要求，那就是别再来打扰我。 ● 7月26日，西德法兰克福附近 有一天，我去森林里散步，感觉整个区域都弥漫着一股腐尸的味道，最后发现了一处森林墓地，气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刚开始我没有看到墓地，只看见了入口处的院子，那个时候我忘记了异味，头脑中想着其他事情。突然，我看见这座院子，同时感受到某种特殊的寂静和虚无，一种湿气，一种怪异，一抹淡蓝色的暗影，非常漂亮，但也有些阴森。蓦然间，我看见了上面的墓地，我意识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神秘的死亡如此接近。 ● 7月30日，弗罗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 绕着小城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带着绝望的心情回到旅馆。这一天以及过去几个星期的所见所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美国人，我不想多说。早在来这里之前，我对他们就充满了绝望，可他们在这里还是激怒了我。我厌恶我所看到的一切：他们的麻木不仁、他们的孱弱无力、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漠视、他们的娇生惯养、他们乐此不疲的喋喋不休。除了士兵以外，他们当中90％的人没有正当职业；就算士兵也不再需要火车站的特别候车室，征用旅馆以及俱乐部，等等。 让我感到担忧的是欧洲人，苦难仿佛只埋葬了冷静、成熟和热忱，而留下了粗鲁、贪婪、物欲和愤世嫉俗。大多数德国人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能拥有一辆摩托车。整个国家，除了一些生活朴素的劳动者之外，似乎全都陷入了对享乐的恐惧，因为享乐已经毫无乐趣可言。如今，你能看到犹太人对德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有人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让人安静而体面地生活，那里的自然环境未曾被人类破坏，那里的社会环境不会让你想起霍格斯[33]？ 天啊，我多么希望夏天已经过去了呀。 [下文的最后两句话暗示，凯南虽然对美国政府充满抱怨，但他依然热切地希望回到那里工作。］● 12月29日，普林斯顿好了，夏天过去了，忙于历史研究的秋天过去了，令人兴奋的圣诞节也过去了……昨天晚上，我去纽约参加了一个周年晚宴，是我们的高级斯拉夫研究促进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ng of Advanced Slavic Scholarship）举办的。这是一次多么开心的聚会呀：美味的食品和饮料，加上最单纯和有益的活动。我们争论是否应该赞助出版一本17世纪的俄国词典，编撰的基础是普斯科夫地区（Pskov）一名德国商人的手稿，这部手稿研究了莫斯科西部一些公国的早期影响以及其他问题。 昨天简直热得反常：六十华氏度，还下着雨，闷热潮湿。火车里和纽约的建筑物内都特别闷热，因为没人根据当日的气温去调节车内或室内空调的温度。 突然间，我理解了中央车站投入使用的这个小工具的意义：这是一个自动的行李搬运工具，一个行李小推车，只能在月台内付费使用。机器设有感应系统，只要投入二十五美分，就可以使用；旅客可以把行李放上去，然后推着它到出租车站；车站旁边有一个小推车存放点；如果旅客把用完的小推车存放回去，它就会弹出十美分，作为正确归还小推车的奖励。这种创新让人钦佩和赞赏，但几乎没有人会由此想到：旅行，这种曾经丰富多彩的社会体验，如今已经变得有些孤单，有些缺乏人情味了。似乎人们心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除了跟有限的几个家人打交道之外，彻底摒弃了与他人的所有接触，整日沉默不语，身陷孤独清寂，借着闪光的按钮与冰冷的机器做伴…… 有一次跟奥本海默联系时，他提出要来看我，不失时机地向我传达了一些喜讯，大致内容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董事会很欢迎我成为研究所的一员，并且愿意帮助我解决日后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消息了，它解决了我太多的难题。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农场还有必要保留吗？它在很多方面和普林斯顿很像，和普林斯顿处于同一气候带，我们住在华盛顿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安慰。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北部的山脚下或者海岸边选择一处更舒适的住处吗？可是，如果哪一天政府突然命令我回去上班，农场还是最理想的住处。真是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答案。 [这些年，凯南一直在坚持研究和写作两卷本史著《苏美关系，1917—1920》，该书出版后获奖。］● 12月30日我仔细思考着这种陌生而孤单的学者生活。对现在的我来说，作为一个旁观者，似乎只有四十年前人类的战火能让我感到温暖。不过，就像月光一样，那份温暖苍白又微弱。当今时代的情境就更加真实吗？那个时代转瞬即逝，已经成为过去。从本质上来说，那个时代更落后，因为那时的人不及现代人。如果那个时代散发的温暖苍白无力，让人不适，那只能说明我是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无法就自己研究的课题重现那些有血有肉的形象。无论是这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可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该保持什么样的基调呢？我马上意识到，人一旦缺少刺激会出现什么后果。我变成了一个迟钝的家伙，思维迟缓，兴趣索然，觉得一切都寡然无味。就没有解决办法吗？就没有办法在孤独中保持一种基调吗？ 1955年 未能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得到一个高级职位，这件事一直折磨着凯南。这不仅让他感到屈辱，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他的生计，如何供养这个六口之家，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克里斯托弗才六岁，温迪刚刚三岁。凯南决定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职，起初他的任命只是暂时的，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探讨早期美苏关系的《俄国退出战争》第一卷。 当研究所的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提出给予凯南长期职位时，研究所有十三人赞同、五人反对。反对者主要是一些数学家，理由是凯南缺少高等学历，还参与政策制定的工作，外界评论也对他褒贬不一。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Craig）写文章说尽管凯南声名显赫，但“他的思维方式不像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会慢慢地“不再是个客观的历史学家，而变成一个辩论家，用1917年时的状况，来分析1950年的事情”。[34]这种论调引起了康奈尔大学西奥多·莫姆森的注意，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凯南“那么仁慈”，他尤其赞许凯南作为一个男人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感和作为公民的责任感”。[35]虽然凯南并不知晓这些评价，在工作上也恪尽职守，但依然对关于他的这种争议保持警觉。后来他吐露了自己在《俄国退出战争》以及后来的文章中堆砌那些“令人震惊的细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止研究所的同事们批评他肤浅。 [36] 在这一年中，凯南认真考虑了很多事情，包括他的父母、美国的社会本质以及是什么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加利福尼亚等。 ● 1月1日 傍晚，奥本海默打电话叫我过去，我去了他家。爱德华·默罗做了一期有关研究所的电视节目，其中出现了许多极不应该出现的误解。[37]我帮奥本海默纠正了大部分不太合适的地方。其间我打了许多电话，做了不少协调，这让我想起外交生活中无数次微小而紧要的关头，特别是在苏联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日子”这么久了——我是想说，学者的生活是多么与世无争、温和而平静啊。 [这一年，凯南到华盛顿进行了几次学术调查之旅。］● 1月3日，华盛顿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对这个城市的厌恶之情。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尽管如此，我是真的……如果家人同意一起移民英格兰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头也不回地离开纽约。不是我要抛弃我的祖国，而是我自以为了解和理解的祖国抛弃了我。至于其他东西，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长不见尾的车流、挡风玻璃后面无聊僵硬的面孔、车身上刺眼的铬合金装饰、柏油路、广告、电视机、加油站、热狗摊子、冷清的商业中心、郊区的砖房、乡村俱乐部、酒吧和烤肉架、毫无意义的活动、争强好胜、消极懒散、鲁莽傲慢、药房、闷热的百货商场、公交车站、人头攒动的校园、老气横秋的年轻人和幼稚可笑的中年人……透过新泽西的烟霾看到这一切渐渐远去，我不为所动。如果移民，我可能会因为远离朋友而感到后悔，但实际上这种距离并不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遥远，那是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是脆弱、封闭、孤独的美国生活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在这华盛顿，在市中心所见是一个伟大城市的光鲜表面，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官僚主义、狭隘的心胸、浅薄的目光以及倦怠的无助感。 ● 1月30日 我开始相信杜勒斯先生解雇我是非常正确的。人们不喜欢我这种性格的人留在政府，少了我们这样的人，政府照样会运转得很好。现实往往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加深邃复杂，现实中也没有太多的空间来容纳一个追根究底的思想。诚然，我们能够为人民节省很多精力、时间和金钱，但人民并不怎么关心，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如果必须让他们选择，他们可能宁愿付出更多的成本、精力和时间，也不愿意把我这样的人留在身边。 即使得到的是这种评价，也不应该感到不快。当然，主要问题在于我自己。从根本上说，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已经无话可说。有时候我扪心自问，还有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还愿意去做什么。答案是：还有，不过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它们当中没有一项能够带来一年三万元的收入，如果低于这个数字，就无法生存下去。至于做什么能有一年三万元的收入，我完全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七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为这个事情感到担心。 如果没有三万元的收入这个问题，那我想去做什么？我猜我会做一个隐士或者美学家。去苏格兰的西海岸生活，旅行，阅读，看人类之手创造出的美景。结果又如何？也许看见它就足够了，接受这一切，生活其中。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有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呢？ ● 2月2日 最糟糕的是，我看不到未来，甚至连过去的事情都忘掉了。这段时间，我任由寂寞和颓废自由生长，过去一幕幕生活的变化，让我感到重新开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就像契诃夫小说里的男主人公，由于打赌输了，不得不把自己三十年的光阴奉献给朋友的图书馆。三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没有走出图书馆的欲望，于是继续在那里了却余生。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显得不真实，我甚至理解了苏联大清洗中那些逝去的灵魂，以及他们在监狱里的忏悔和告白。我逐渐感觉到，杜勒斯先生解雇我是明智之举。作为一名官员，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在国务院更是毫无用处。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的话，那可能就是在一线，做个使团团长，但那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我的能力仅限于此。 ● 3月9日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待在五角大楼，探究罗宾斯[38]的军事情报记录，那里的记录不算多。中午跟一名高级军官共进午餐，他问了我一些关于苏联的问题。我忍不住惊讶，过去在政府中遭遇的全部挫折几乎已被我遗忘了，如今竟然这么快就又重上心头：我没有能力让别人理解我的想法。即便你让一个人理解了，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你，你只能用睿智和切实的行动来取得他们的理解，这种不争的现实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说明或者辩解，而是教育。我说的教育是指，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这种教育，就会变得不再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美国人，而是能够与他的同胞有所差别。我们永远无法变得睿智、无法掌控外交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种基本的素质，缺乏对历史、对人性的理解。要做美国人，就不要相信这些道理；了解了这些道理，你就已经不是美国人。 ● 3月14日 我认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人，不是那些你能和他讲理的人。当然总统除外，总统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只是不想做而已，因为他的治理重点不在于此。 [为了完成《苏美关系，1917—1920》第二卷，凯南去了圣路易斯，研究戴维·弗朗西斯（David R. Francis）的相关文件，弗朗西斯是伍罗德·威尔逊时期的驻俄大使。］● 3月19日，圣路易斯今天是母亲逝世五十一周年纪念日。早晨，我起床开始为新的一天做准备时，心情欢快起来，全身舒畅。我开始想象，妈妈一定就在我身边，并且会陪伴我一整天。我也知道，她一定也希望我这样生活：在她的爱和宽恕之下，我能够从容淡定，慈悲优雅，高贵体面，悠闲自在，不用过去的失败折磨自己，也不为目前的处境忧心忡忡。 [为了继续完成历史研究，凯南乘飞机和公共汽车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调研。］● 3月23日，飞往旧金山途中在美国，东部人看西部人就好像欧洲人看美国人一样。在我们东部人看来，西部人呆板、傲慢、肤浅、粗鲁、乏味，这跟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印象简直一模一样。 西部人的问题首先在于他们一成不变，完全缺乏与外界的比较和内部竞争的压力。没有压力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成长，也不会催生出新的事物。西部唯一在增长的就是人口，时时刻刻在繁殖，但这种繁殖只是基于现有的基因，不会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来…… 我觉得必须想办法迫使自己总结一下原因，为什么我对这个国家如此失望，并深感对这一切都已无能为力。我要将这种失望情绪排解掉，我可以怀有这种情绪，但不能被其左右。我想那是因为我感到一切都没有尽头，如果有人试图改变现状，那么最后他肯定会陷入绝望之中，就像深陷流沙一样被吞噬，最终一无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正进入一种漫长的、波澜不惊的麻醉状态。其间会有人短暂地醒来，并且不幸地觉察到当前的状况，但也意识到根本没办法改变这一切。有时，就像现在这样，当我面对着熙攘人群，我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一切都证明不了什么；这是一群尚在梦中的人。 此刻，我们正在穿越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s），壮阔的太平洋海岸在我们面前曲折延伸开去。靠近大海的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太平洋如此广阔，却什么重要的话也说不了，什么重要的事也做不了，无法给你希望去探寻一条更美好、更牢固、更有希望的人类生活之路，无法超越眼前的时间和空间。 我听到有人说：“啊，可是这些人很开心啊，和他们一起开心一下不是更好吗？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成熟清醒的人吧。学会游戏人生，学会寻找快乐，就像孩子那样，学会过幼稚的生活。你会吃惊地发现，原来逃避现实是这么容易，你也会惊讶地发现，在阳光下和电视机前虚度一天是多么容易。忘记未来吧，宁可旁观也不要去创造，在快乐的氛围中与仁慈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与它用心交流。你只是有些嫉妒罢了。这就是需要你做的全部事情。” 也许吧，也许。但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在提醒着你，人类要不时地提升自己的尊严，提高无限的创造力。我在这种创造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了，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将它忘记。 ● 3月29日 加利福尼亚更像乡村，而不是一个州……自然环境影响着文化特质，而在这里，气候或许只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也许通过消除巨大的季节差异，就能有效地降低一个人的心理压力：持续沉闷的雨天和没有尽头的冬季，冰霜雪雨与家庭取暖的各种小麻烦，大大地锻炼了一个人的耐心和韧性。加利福尼亚人民被剥夺了季节更替带给人的强烈情感体验，他们没有机会去体验无尽的哲学道理和生命轮回。不过，这些差异还只是相对的、次要的。 加利福尼亚生活更重要的特征，也是最触动我的特征，就是那里的人们缺少社会压力和精神压力。他们的观念和习惯是一致的，环境与利益是一致的，地区形势长期稳定，新旧事物混杂一起。在我看来，这种“千篇一律”就像一只强压在理性思维上的大手，甚至也压在这个地方的感性思维上，因为只有通过不断调和异议和分歧，才会产生真正的创新。观念与习惯的一致性，标志着加利福尼亚的顽疾根本无法治愈。 [在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的陪同下，凯南远赴父母坟前祭拜。］● 7月17日，密尔沃基进城的路上经过森林之家墓地。我们在那里停下来，准备去凯南家族的墓地祭拜。我们不知道他们埋在哪里，但我和姐姐一度都感觉已经非常近了。我下车开始步行，内心迷茫而激动，我有点儿不知所措，穿行于墓石之间，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爸爸，爸爸，你在哪儿？），仿佛找不到他们，我们就会永远失散分离一样。 珍妮特首先看到了刻着家族姓氏的墓石，离路边有点儿距离。我们走了进去，它们就在眼前：墓石依然很坚固，体现着维多利亚时代高贵的墓葬风格，清晰而特别的字体有力地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身份，土丘高高隆起，那里躺着我的亲人。 首先是我的妈妈，弗洛伦丝·詹姆斯·凯南。我对妈妈一无所知，因为在第四个孩子乔治出生仅一个月后，她就去世了（这里埋葬着所有她再也无法给予我们的爱，所有她再也无法给予我们的慈祥）。亲爱的妈妈，离开自己的孩子们，对您来说一定非常艰难和痛苦，我们心中一直对您充满敬畏和爱。我们英年早逝的妈妈，您纯洁美丽，宛若圣母，对我们只有爱和宽容。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接受了您给予我们的一切。只是，我们很遗憾在年幼时没能分担您的痛苦，无法用您赐予我们的力量使您起死回生（也许我们的爱，会以某种方式飞到您的身边）。 母亲的旁边是我的父亲，科苏特·肯特·凯南。感谢上帝，他们肩并肩地躺在一起；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共同经历了艰难、困窘和痛苦的生活——家庭的差异、社会出身的差距——但他们对彼此充满了真正的爱，也共同遵守着对彼此的承诺。 父亲是一个笨拙、胆小的人，甚至到了懦弱的程度。他经常表现出一副怯懦的样子，怯于为自己辩解。在即将离去的那段日子里，他表现得十分敏感，自负而又有些孩子气；有时候他像个乡巴佬，有时候又像个文化人；他对很多美好的事物不屑一顾，跟家里其他人一样多愁善感；他像律师一样整天紧绷、严肃得有些僵硬的脸上，也能像其他人一样显露出温暖而又坚定的爱意；他是一个很孤单很痛苦的男人；憔悴、坚强、节制，年轻时健壮得几乎从没生过病。他在度过了孤单暗淡、病痛缠身的晚年后，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我自己是一个喜怒无常、以自我为中心、神经敏感的孩子，我也像他一样胆怯，不敢相信任何人。在他的晚年我没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些许宽慰，但是，我爱他，他是除了我儿子之外我最爱的男人。我们从来没有激怒过彼此；我很感激他的沉默和宽容。我也许比家里其他人更能理解他的孤单、他的忧愁、他的绝望，还有他的信念。 ● 10月21日，自欧洲调研返家途中 我在思考，今后如何处理自己与马上重返其中的美国社会的关系。我认真甚至有些决绝地认为，与其撇清关系似乎非常合理，这不是因为我不被人欣赏，有一部分公众还是非常欣赏我的。但是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疏离感的强烈程度，无法理解我疏远他们那种生活的决绝态度。真正执掌大权的那些人——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经营老虎机的人和政客——我在他们当中没有影响力，以后也不见得会有。 这重要吗？我还应该为战争是成功还是失败而烦恼吗？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原则地战斗吗？当然应该。可是，去哪里战斗？怎样战斗？如果失败已经注定，如果我所能做的只是以微薄之力暂缓这种趋势——我应该怎样选择自己在战斗中的位置呢？我难道不应该选择一个纯洁、清净、没受过任何污染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舞台，开始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吗？当然，那个地方绝不是政府，因为那里的大部分环境早已受到侵染。 ● 12月26日 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虽然这个转折点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一个刚迈过五十岁门槛的男人，突然之间感受不到痛苦了，这正常吗？对女性的渴望所带来的痛苦正在逐渐减少，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其他痛苦也在消失，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换个角度说，契诃夫是幸运的，那么年轻就带着一身成就死去了。而我还得工作，而且正在工作，但这工作太轻松了，太缺乏挑战了。男人，至少像我这样的男人，如果没有人驱赶着我们，追逐着我们，不把我们逼向绝境，强迫我们把每天都当成世界末日来过，那么我们就会一事无成。 也许，一个人的晚年生活必须过得像苦行僧一样，而不该像有些人，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年龄年轻。我们要强迫肌肉、大脑和同情之心全负荷地去工作，哪怕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人才不会感觉到晚年生活的漫长、沉闷和枯燥…… 普林斯顿报纸自豪地宣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保证我们都能用上拨盘式电话。呵，多伟大的成就！再往前进一步，人性的要素就被清除殆尽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提醒你周围还生活着其他人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至少应该留下一种声音，它也许是缺乏个人感情的，但是有人性的，让人安心的。人类究竟想干什么？他们还要让自动机械占据多少生活空间？难道他们希望有朝一日，生活都变成自动化的吗？难道他们希望无论什么事，都不需要人动手去做了吗？难道我们只需要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盯着电视机，让生命就这样不经意地从身边溜走，偶尔茫然而麻木地问自己，人活着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 12月29日，华盛顿 我去了五月花[酒店］，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并在一个小组会议上递交了我的讨论稿。会议主题为“历史与外交”，议题很宽泛，也非常空洞。会议地点选在主厅，出席者有几百人。这一次，会场内的通风情况还算过得去。我的议题是外交官所青睐的政治哲学，外交官们怀疑政府的启蒙教育和公正无私，不愿意看到国内政治竞争的局面。虽然有几个段落是很严肃的，但我并没有想要全篇演讲都那么严肃，而且我也特意恳请到场的记者在报道中点明我的演讲是轻松活泼的（但我注意到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根本没做到这一点，该报节选的内容给人一种奇怪、痛苦和绝望的感觉）。 1956年 凯南完成《苏美关系，1917—1920》第二卷的同时，写了一些演讲稿和随笔，还就会见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苏伊士和匈牙利危机，以及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总统的意义做了一番思考。 ● 1月8日，普林斯顿 欠发达地区的朋友们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成见已深，我们做也好，不做也好，他们都会加以谴责。他们指控我们搞帝国主义，但是，仔细想想，看起来我们身不由己地必须带上点儿帝国主义的味道。如果我们不试着去摆布别人，别人就会谴责我们，说我们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事情带到正路上去。可是，我要问问，怎么样做才能让欧洲以外的国家（甚至部分欧洲人）改变想法，不再认为我们与那些滔天大罪有关呢？来颗原子弹把整个美国炸上天吗？那他们接着一定会控诉放射性物质泄漏，并且一定会指责我们戛然停止了对他们的援助，因为他们已经将接受援助当成一种习惯了。坦率地说，无论美国怎样做，都不要指望摆脱罪过。所以，我别无他法，只能承认我们是恶人，满心欢喜地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并警告大家如果对我们抱有期望，你们将毫无所获，这样一旦有人来指责我们，我们就可以说：“怎么了？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有能力与我们的苏联朋友竞争。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妖魔形象植根于大众的心中，所以他们现在一旦表现出一点儿合乎常情的礼貌，就会受到吹捧和表扬。 我现在已经开始第二卷 [39]的编写工作。投身编史著述，意味着以当代标准而言，历史学家自己的生活平平无趣，他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也成了寡淡乏味之人。一个历史学家只能生活在现代，而不能生活在他所研究的那个年代，这一点实在讨厌，因为除开你所写的年代，其他时代都相当乏味。你将成为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客人，因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不感兴趣的人也将不为时代所容。每一代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整个历史就应该围着自己和自己的时代打转。 ● 1月9日 昨晚是两周之内冰风暴第二次来袭。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玻璃窗向外看，遗憾地望见殷切过头的官老爷们已经安排人沿街路上撒满了沙子。在自然与汽车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总是同情自然。我希望光滑的冰粒能完好、平稳地待上几天。我对自己说，就让人们滑溜下、踉跄下呗，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把自己的习惯和灵魂都卖给汽车是多么轻浮的举动。任何有谦卑之心和生活品位的人都不会那么做。 ● 1月21日 三个星期之前，我成了这里[40]的教授，生活勉强有了保障。可是说真的，我过去好几年都没有像这几天那样，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了。我对现实生活的好感已经被消磨成冷冰冰的最基本的义务了。除了未来多年的责任，我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只有生活在宁静之中，不用在外界强大的压力逼迫下工作，做学者才不失为乐事。 ● 1月27日 我很钦佩史蒂文森[41]，他敏感、聪慧、勇敢。我认为他是国民值得托付但也许永远不会托付的那种人，再说杜勒斯已经把我逼得只能选择民主党。可我算哪门子民主党呢？只说国内事务的话，我更倾向于共和党。我认为，保护农民这一论调通常是在胡说八道，我希望出现更多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失业的现象。我吃惊于这个国家工会运动的目光短浅，保守反动，还有一部分工会存在腐败…… 今天早晨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是艾伦·内文思（Allen Nevins）[42]，主题是内战。他在文中称，尽管内战肮脏、恐怖、令人沮丧，但就其“缔造出一个民族”来说，也是件好事。为什么说它缔造出一个民族就是好事呢？随后的历史证实这是好事了吗？设想如果南方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也许会发展得更好。我对统一观念并不抱有坚定的信念，我不相信离开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我们就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也许抛弃了我们拉美化的边境地带，才能在国内其他地区保存一种具有北欧风气的文明。再不济，这也会使世界更加多元化，还要求什么呢？ ● 2月29日 在电视上看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全民发出公告，他将开始第二届任期。之后，我一个人出去漫步了好长时间，借机理顺了如下认识：（a）国家即将进入下一个没有政府领导的五年。 （b）它的国际地位将会进一步大幅度、灾难性地下降。 （c）人民真心希望国家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d）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在这个国家里，我就是一个外国人。 面对这种绝望，我想知道，我既然已经接受了邀请，打算在今年春天发表三次演讲，其中两次还是公开的，那么到时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应该对人们说些什么？ 这甚至波及个人日常的社交生活，以及与朋友的关系……对我来说，只有一个避难所：到最后，学会沉默的艺术、平庸的艺术、迎合的艺术，绝不再去搞什么严肃的讨论。 [凯南写作《苏美关系》第二卷时需要参考俄国革命期间的原始文献，其中很多都保存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胡佛研究所。］● 5月13日，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加利福尼亚让我想起美国新教徒心中的天堂：永远有一堆初来乍到的人；他们会遇到很多朋友，但不是跟所有人都能成为朋友；人们会花大量时间庆祝身在此地；没有人会发一丁点儿牢骚；新来者会感到些许的不安，因为他们意识到恶魔既已驱逐，美德正被赞颂，未来生活未免会过于平淡。 ● 8月5日，农场 在这样一个国度，一个人应该怎样教育他的孩子？如果能成功地将自己的生活品味灌输给他们，孩子们就会为周遭环境所不容。如果放任自流，由主流环境来决定孩子们的品味，那他们很快就会疏远父母。 如果一个人相信这个时代的生活是健康的，对孩子们的身体、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都有益处，那么他很容易就能克制自己，放手让孩子们尽情接受时代的洗礼，不再试图将他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可惜我们无法确信这一点。我们怎能坐视孩子们长大却没真正成长：孩子们被过多的电视节目熏染得性格不稳定，盲目模仿，墨守成规，过于神经质，先是疯狂沉溺于青少年所热衷的改装赛车，然后再与异性建立乱七八糟的关系，因而失去了与同性群体接触的机会，也错过了正常社会中男女交往的时机，在还未真正成熟起来之前就已经丧失了天真的本性。更不必说教育的缺失了，讲话不成条理，嘴里永远是那些含糊其词的陈腔滥调，看破红尘似的缄默不语，拿它当成自己不思进取的借口。为了适应这个社会，你要把这一切都教会孩子，好让他们能在这个时代生活得舒适一些。 [凯南去探望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和她的丈夫尤金，他们住在海兰帕克。］● 8月23日，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格蕾丝正在从太平洋海岸赶回东部的途中，顺便来海兰帕克陪我待上一两天。晚上我从南芝加哥回到家时，她告诉我有个电话找我，是从利伯蒂维尔（Libertyville）的阿莱德·史蒂文森家打来的。我回了电话，是史蒂文森本人接的，他听说我到这里来了，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问可不可以带着格蕾丝一同前往，他说非常欢迎。于是我们马上驾车出发。我看他非常疲惫、困倦…… 当晚我们听了共和党大会的竞选提名演说。当时我们正在吃饭，另一个房间的电视里传来了尼克松低沉的声音。当临近总统演讲时，摄影师们到了，他们想拍一张史蒂文森正在收听艾森豪威尔演讲的照片。他基本上同意了，可是当他们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叫停了拍摄。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和格蕾丝正躲在餐厅里（避免激起他们的好奇心，也避免节外生枝）。之后我们去了客厅，大家一起收听总统的演说。史蒂文森先生非常冷静地听了演讲，认为它还算精彩，但我们俩都认为其内容与共和党的所作所为毫无关联（实际上，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共和党的实力要取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人完全不再期待政府的承诺能兑现；诺言和行动最后并不一致；解放人民好像只是说说而已）。 演讲结束以后，我们又探讨了外交政策。聊了没一会儿，我就和格蕾丝离开了。史蒂文森先生送我们到他家后面的停车场。天上一轮明月，田地笼罩在雾气之中，看上去像是大海。我和格蕾丝都很过意不去：他看上去那么疲惫，那么厌烦，又那么无奈；支持他的人太少；跟庞大、老练、富有的艾森豪威尔集团相比，史蒂文森投入的全部竞选资本显得不堪一击。何况他还要扛起一个内讧不断、纪律混乱、愚昧无知的民主党，在过去几年里，该党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差不多吸纳了一半的麦卡锡主义者啊。 很明显，无论最终的选举结果如何，这个国家还是和几十年来遭际的一样，不会拥有一个开明的政府。 ● 9月20日，普林斯顿 《苏美关系》第二卷中有关早期历史的部分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初稿大概已经完成一半），但又经常忍不住想参与时下热点问题的讨论，因此我常常纠缠于两者之间。昨晚，总统发表了有关和平问题的竞选演说，听罢我恨不得发一则声明公开声讨。他说：“我们见证了世界上广大地区的人民通过斗争获得自由——摆脱外国的统治获得自由，摆脱国内的贫困获得自由。”他只字未提摆脱国内的独裁者获得自由。他说共产主义世界的野心已经表现为新的形式、新的政治手段，叫作“通过选票而不是刺刀来获取胜利”。简直是胡说八道。通过“刺刀”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他混淆了警察和军队。通过“选票”又是什么意思？“选票”对中东有什么意义可言吗？他说我们的核武器是为了“挽救和保卫我们的自由而研发”的。这可真是荒谬可笑的误导。我们的人民从核力量的使用中获得了什么利益？核武器能为人民解决什么燃眉之急？一个人怎么可能对这些对事实的曲解滥用置之不理？看来民主党阵营实在是没有人能站出来质疑这些了。 当埋头学术的时候，我还有权利对时下热点问题进行公开评论吗？ 当那么多人满怀信心地看着我，准备接受我引导的时候，我还有权利拒绝评论时事吗？ ● 9月28日 晚宴上，一个客人问我希望美国对苏伊士采取何种行动，我说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信奉孤立主义。过后我才想起来，我应该向他解释清楚，孤立主义者分为两种：一种人认为外部世界是无关紧要或者完全邪恶的，不值得为其烦恼；另一种不相信按当今这种方式组成的、持有当今这种动机的美国政府，能在大多数国际事务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我……属于后者。 [以下日记是凯南在苏联从布达佩斯第一次撤军之后、第二次进驻之前写的，苏军第二次进驻镇压了匈牙利的事件。］● 11月1日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尤其在对待匈牙利问题上，一定有些事情是民众所不了解的，而这些事情解释了苏联为什么这么做。我实在拿不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他们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一定是莫斯科涌动的某种暗流导致他们采取如此反常的行动。整件事情就是，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镇压布达佩斯事件。他们确实有这样的实力。撤军的唯一解释就是国内有人不想这样做…… 我怀疑可能是红军领导人，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Georgy Zhukov），或许还有其他人，他们一直对利用军队镇压民众暴乱和在东欧充当宪兵的想法不以为然……我想这势必会引发驻扎在西德地区的西方军队的问题。这将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因为显而易见协议撤军的地区囊括了波兰和东德。该协议一旦达成，我认为不超过三天东德政府就会垮台。从表面上看，苏联会试图继续支持东德，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讨价还价。各国从德国撤军会终结共产主义在东德的存在，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不过撤军行动会让波兰的形势趋于明朗。我愿意相信莫斯科是想摆脱对东德的义务，因为经历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还在那里会感觉颇不自在…… 我曾经多次强调过，只要假以时日并让其不失体面，苏联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可能会自行终结。 ● 11月7日 近日发生的事情 [43]真是晴天霹雳，我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我感到有必要做以下记录：1。 事实证明，在“解放”、向联合国大多数国家求援以及与新国家培养感情等几个方面，我的担心和警告是非常正确的，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2。 这届政府让我们卷入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而它实际上已经无法掌控这种境况了。 3。 尽管如此，其领导人还是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再次当选。 4。 多年来，公众对我的观点已经有所了解，对我有兴趣的人也都知道我所秉持的立场。 5。 在某一事件中，如果一个人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却被认为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走向，这样的认识当然极不可取。不过，在这个极端危险的时刻，我确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却受到了公众的极端蔑视和彻底否定。这种情形意味着，无论我的立场观点如何，我本来可以做出的贡献在这个最后时刻被自己的祖国否定了。 6。 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些贡献的企图已经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了。我必须告诫自己，我在这个国家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已经退出舞台了，已经谢幕了，接下来的生活纯粹就是个人生活了。我的任务就是在上天的安排下，优雅淡定地接受这样的生活，毕竟我并不是唯一遭遇如此命运的人。 如果战争来临——它的确极有可能来临，我将投笔从戎，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欣然前往，虽然很可能就此丢掉性命——肩负这种公职的人很少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安然无恙。我想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因为在和平年代都不能采纳他人忠告的政府，在战争时期更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在战时任职，我就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国家更乐意它的人民穿上军装无所事事，也不愿意让他们穿着便装报效祖国。 ● 11月8日 我觉得在这关头，苏联人并不打算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们想要有所动作，必须具备下列条件：（a） 他们希望中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以此分散西方对匈牙利问题的注意力。 [44] （b） 他们相信西方联盟在中东地区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并且认为自己能够从容不迫地给英法制造一些麻烦。克里姆林宫相信，从美国目前所采取的立场来分析，美国会保持中立的态度。 我认为莫斯科之所以让目前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是想跟我们讨价还价，逼迫我们牺牲英法的利益来换取中东地区的和平。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妥协，因为华盛顿的当权者中没有一个人关心英法的利益，也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它们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 因此，如果莫斯科如愿以偿，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了，只是苏联人会在政治上征服中东，并且利用他们在那里控制的石油作为筹码勒索西方国家。但是，我们务必认识到，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目前都已经控制不住局面。就当前形势而言，考虑到多地区高度紧张的局势，战争很有可能爆发。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11月11日我很想说：现在的美国是尼克松的美国，不是我的美国，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个国家不需要我的参与，照现状来看，我也不想参与。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再讨论公众问题呢？为什么不从公众的视野中彻底淡出，做一个被彻底遗忘的人呢？ 我到底还是要面对现实，毕竟我的对手占了上风。是他们的思想而非我的思想在指导着绝大多数同胞。跟极少数对我的观点仍感兴趣的人探讨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吗？不过，他们的确对我还有所期待，毫无疑问我不应该辜负他们的这份期待。即使我想要保持沉默，是不是也应该至少把理由讲清楚？…… （支持我的人）无法像我打算的那样，移民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我该给他们什么建议呢？回到玩世不恭的个人追求里去，就像普通人那样：让自己沉浸在空虚的生活中，让自己忙碌起来，打棒球、露营、看电视、唱歌、开凯迪拉克、玩高尔夫球、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等等，什么都可以？我还能说什么呢？ 最让我纠结的是，我非常确信自己在许多方面上的看法都是正确的。背负着这样的思想负担，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许还好过些，可是在主要问题上我并没有错。1945年，几乎只有我一个人预见到苏联在其卫星国的恐怖统治，以及这种统治最终必将解体的命运。事实已经证明，我对苏联极权社会弱点的分析是绝对正确的。马歇尔计划的思路是我提出来的，我正确地估计了马歇尔计划取得政治成功所需的必要条件。如果政府按照政策规划室的建议处理德国问题，德国很可能会获得统一，东德也不会受共产主义的控制。六年前，在华盛顿的高层官员中，我以一己之力敦促美国政府将台湾直接置于麦克阿瑟的管控之下，不要将其归还给中国大陆。我警告过不要试图入侵朝鲜。我很确定我此刻提出如下论点是完全正确的，即把国家安全寄托于联合国多数成员国，而非寄托于传统上与我们的未来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盟国，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些见解该怎么处理？抛弃它们？带着它们进坟墓？没有人愿意听。 ● 11月27日 阿拉伯人现在对我们笑脸相迎，我们终于可以短暂地享受一下美国政治心理上一直渴望得到的东西了：在面临帝国主义大国的贪婪掠夺时，一个弱小国家因我们的支持而对我们充满了赞许、钦佩和感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海约翰（John Hays）门户开放政策的阴影再次笼罩在美国外交之上。当时，一如现在，我们撂了一句好话，每个人都十分满意，尽管它并没有实际用处；当时，一如现在，公众很乐意相信，我们的姿态不论怎样都让帝国主义者感到些羞愧，让弱小无助国家的人民感激。对他们，我们可以实行国内政治制度绝对禁止的家长式管理。过去，我们相信中国人对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看看时过境迁，发生了什么。现在轮到阿拉伯人了，明天他们会怎么样？ 1957年 凯南前几年的写作结出累累硕果，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俄国退出战争》荣膺数项大奖，震惊了学术界。11月，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伊斯特曼荣誉教授职位（Eastman Professorship）。他敦促超级大国不要在中欧地区部署核武器，而应该从那里撤军，东德和西德由此便可以统一成一个国家。他的演讲在西欧和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 5月6日，普林斯顿 今天，《俄国退出战争》一书获得普利策奖，这是该书获得的第四个奖项。我还比较满意，不敢相信这本书真有那么好，不过我对获奖本身却丝毫提不起兴致。至于为什么缺乏热情，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撰写这本书的每一卷时，我都力求条理清晰、叙述详尽，在文字上精雕细琢，不过我的本心不在其中。我还有更感兴趣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去写，或许我应该写写小说。 ● 5月23日 下午，我到纽约参加美国历史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American History）举办的宴会。宴会上，我第一个领受了该协会创设的美国年度最佳历史写作奖。那是一个温馨愉快的场合，典礼由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主持，诺曼·阿莫尔（Norman Armour）[45]颁奖。 这个奖项是我今年春天所获奖项中的最后一个，这一系列奖项包括：◇ 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 ◇ 班克罗夫特奖（美国历史学会） ◇ 普利策奖 ◇ 本杰明·富兰克林奖（公共事务最佳杂志文章奖） ◇ 弗朗西斯·帕克曼奖（今晚所颁奖项） 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这洪水般涌来的荣誉，我无法相信这本书有那么好……我怀疑今年是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小年。不过，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在非虚构文学界树立了声望，我对语言和写作的热爱在政府部门从未获得过肯定，如今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得到了承认。与此同时，这是一份责任，意味着我能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政府官方的身份让我的话语为民众所知。这也在我肩头加上一份责任，不要靡费自己的生命和精力，只说值得说的话，并且要在有影响力的平台上讲出来。换句话说，该把话语被人倾听、传播和尊重的能力看作一种资本，虽然它可能是出于偶然才降临到我头上的，但不管是不是应得应份，在大众媒体的喧嚣已经掩盖和消解了很多声音的时代，它十分稀罕，应该好好珍视和保护，而不要去在意它和我这个人之间纯属偶然的从属关系。 ● 7月28日 我对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缺乏热情，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心。克里斯托弗 [46]刚刚问我对什么感兴趣。我竟然答不出来！怎么回答呢？我含混地说对划船感兴趣。之后我又补充说，如果生活允许的话，我还喜欢耕种。坦白地说，我不感兴趣的就是每个人都期待我热情洋溢地追求的东西：国际事务。为什么反感？因为它弃我而去。挫折、失望和幻灭纷至沓来，现在的我只剩下悲观的情绪了。我是个心态正常的人，让自己感到悲观的事情我不想做。 老实说，我应该以“为什么国际形势毫无希望”为讲座题目。但是，接下来就不得不探讨我们美国社会内部缺乏活力的问题，包括制度自我调节机能的不足，宽松制度的失败。接着，再谈谈外部世界的人口过剩、社会堕落、鲁莽轻率，等等。我不得不为退化的社会、衰退的人口、高度专制，以及绝对的政治孤立辩护。这是在为谁辩护呢？我想是为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然后，我倒是宁愿美国的四个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合并，南部地区，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西北部待定——以联邦为基础，与加拿大和英国合并，华盛顿不再作为联邦首都（终于摆脱了！），将首都定在温莎或者渥太华附近。至于我们的盟国：斯堪的纳维亚与西伯利亚半岛中立，欧洲大陆则实行自治。随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执行严格人口削减政策和独裁政策，包括各国禁止本国公民驾驶汽车。 这一切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来会怎么样？ 其实我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加拿大人、英格兰人和美国人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民主制度，大众永远都认识不到这些事实。实际上，西方世界的民主只有通过五十年仁慈的独裁统治才能挽救自己，这种统治就像一个医生让病人治疗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让后者继续自行康复一样。 既然这些都不可能发生，那么说这些实话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要警告人们他们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让他们相信在有生之年，世界将会结束，建议他们培养些早期基督教的美德？ ● 8月28日 牛津！宁谧的庭院，宏伟古老的高塔，优雅坚固，仿佛在涌动的流云中飘浮。街上是别别扭扭的拥挤交通，密集的自行车阵容。身强体壮、面色红润的年轻姑娘们骑着自行车。她们谈不上娇美，却也不乏魅力。我住在一栋大房子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套间里，品尝着无尽的孤独，连日来没和人说过一句话。我在清新潮湿的风中漫步：走过公园；走过郊外的大街，这些街道充分体现出英格兰现代城市景观的拘谨、迟钝和单调；走过静谧的河岸，看到情人们躺在深草里，仿佛迷失了自我，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就像《福尔赛世家》 [47]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啊，英格兰的爱情，如此脆弱，如此残缺，如此不顾一切，结果竟是让人如此心酸！）我在一家小旅馆的餐厅内就餐，那里只有两位服务生，菜单从来没有变过。一切都很安静，人们低声地讲话，以免破坏这一如教堂墓地般的宁静。镶板的老式公共休息室，蜡烛照明和波尔多葡萄酒，以及人们对过去时光的留恋，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在不期而遇的邂逅中，我看到了英国人千差万别的个性，既有最迷人的谦谦有礼和古道热肠，也有偶尔恶狠狠的粗鲁无礼和骄傲自大。到处是成群结队的暑期观光客，他们手里拿着旅游指南小册子，拖着略显疲惫的身躯，完成任务似的四处拍照。 一直以来，我都身处孤独的舞台之上，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小人之交的迷魂汤，我也有点儿——但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抑制不住嫉妒之情而瞧不起自己。人是多么脆弱的动物啊，需要每日在彬彬有礼的社交生活中寻找自我，对琐碎的过往自我解嘲，开着自己的小玩笑，坚持说这些肤浅的事情表现自己的人格，还自欺欺人地认为别人被自己蒙蔽了！人们的社交生活一如身体一样脆弱不堪。如果让他们两三天不食不眠，绝大多数人就会精神崩溃，六神无主。如果让他们断绝与所有朋友的联系，他们就会深陷忧郁和自怨自艾之中：他们的自尊因社交营养的断绝，以及暴露出清冷空虚的自我而饥寒交加。 最近几天，完成了英国国际广播电台讲座的录制工作。总体来说，那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讲座，演讲已经不再是我的强项了。我用邮件将讲稿发过去，编辑最近一直在审阅讲稿，明天务必播发。如果他们不播的话，我就让他们把稿子退还给我，接受这份邀请让我倒了多大的霉啊。 [在下篇日记中，凯南主要反思了在牛津极度忙乱又硕果累累的秋季学期，其中不乏自我批评的意味。］● 12月22日，英格兰，多丁顿距离上次写日记已经有三个多月了，这三个月就像三年那么长。我在牛津做了十三次学术讲座、六次里斯讲座，在军事评论家圈子的晚宴上演讲一次，还有一次电视采访。这些活动让我应接不暇，我准备得都十分仓促，没有一次是我本该有的表现。所有讲座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牛津讲座吸引了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里斯讲座表面成功，实际上却让我恶名远播。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我无法从常规的视角来考虑整个事件。做里斯讲座的时候，我曾经从演播室跑出来三次，神经质地谴责自己，责备自己演讲的内容糟糕透顶。我在内心中安慰自己，幸好不是他们先把我轰出来的，我甚至连第二天的晨报都不敢看，害怕报纸上登载的相关内容让自己羞愧难当。我体会到了安东·契诃夫在《海鸥》中于彼得格勒遭遇惨败时的恐惧心情。但是，讲座竟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这真是大大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现在我的感觉是，五年前离开政府外事部门时在国际事务方面积累的所有知识已经彻底耗尽。我希望，除非有机会从头好好学习，我要对外交事务中的是是非非永远保持缄默。 [凯南夫妇在欧洲大陆度过圣诞假期。］ ● 12月31日，卢森堡 有人说里斯讲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点确切无疑。各国政府当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闻媒体也是如此。 我在讲座中曾经评论说，试图就全面彻底裁军达成协议的努力纯属浪费时间。但是，针对裁军问题，重启谈判的大部分会谈已经提上了日程。 在演讲中，我也提到，如果我们要与苏联协商，就不能以同盟体的形式进行，那样不会成功。但是，北约组织的声明表明，北约诸国希望尽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与苏联谈判。 在演讲中我还提到，我们首先应该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和谈话。但是，人人都争相表态，好像都希望在我们放出底牌之前先让苏联放出他们的底牌似的。 我在讲座中说，我认为局外人无法拟订中欧撤军计划。世界各国媒体持续不断地提起“凯南计划”。 在讲座中我也说了，在亚非援助方面，我们不应该与苏联政府竞相抬价。在开罗会议上，苏联代表允诺将向亚非人民提供无限制的援助，这个承诺莫斯科可永远不会兑现。然而，华盛顿那些人却立马做出反应，开始讨论一项十四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 在演讲中我还提到，我们不应该在西欧部署核武器。巴黎的政治家就做出回应，指示诺斯塔德 [48]拟订一个计划，给他明确提供了在西欧部署核武器的位置。 1958年 1957年里斯讲座掀起的风暴一直持续到1958年。凯南认为与莫斯科在德国问题上达成交易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他挑战了正统的冷战观念。针对他的观点，前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予以猛烈回击，他说：“根据我的判断，凯南从来没有抓住过大国关系的真实一面，而是对其采取一种相当神奇的态度。”[4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私下里感谢艾奇逊“面对凯南先生不切实际的想法，采取了坚定的态度”。[50]除这些批评之外，凯南还面临着牛津公共讲座的繁忙日程。与往常一样，他挺身迎战公开的挑战，私下里则心怀怨怼。 [凯南一家赴瑞士度假。］ ● 1月5日，瑞士，克莱恩 西方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从德国撤军——尽管今天的苏联不愿意这样做——都会使整个北约意气消沉。如果是这样（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那我只能说，这完全证明了我之前提出的观点：北约已经不再是能够解决欧洲争端、促进协商的机构了，不再是会为了对方的让步而做出修正或调整的组织了，它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人们对它已经重视到不能牺牲它来交换对方退让条件的地步，它已经成了达成任何真正的政治和解的障碍。 基本上，对于我关于德国问题的演讲，有些回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回应有两个要点：1。 莫斯科不会接受撤军建议；2。 这个提案会削弱北约的力量。 实际上这两个观点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莫斯科确定无意接受撤军，那北约为什么还要甘冒其险呢？要么有人担心这些提案会被接受，要么至少承认现有提案没有抓住争端各方的利害关系，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提案。 ● 1月12日 今天早晨看到艾奇逊对里斯讲座做出的回应，我深感意外，他的言论就刊登在星期日《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的头版上。我一个人在雪地里溜达了大半天，想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直面这次打击。从他的回应中可以看出，不仅我说的话受到了严重的误解，而且意味着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的政策如今连最微弱的希望都没有了。在当今美国的公共生活里，已经没有人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对苏争端感兴趣了。所有人都认定，这种对抗是纯粹的军事斗争，也只能以军事手段来解决。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决定鲁莽而盲目地推动这场军备竞赛了，不管这种竞赛会将我们带向何种境地。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呢？……我现在仿佛是一个人在旷野里哭泣，这样的孤独感对我来说前所未有。 ● 1月21日 骰子已经掷下。解决欧洲争端的事情已经没人再提了。军备竞赛会无法控制地继续下去。这些人将会得到他们志在必得的一场战争。至于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世界还会剩下什么，那就由不得人类了。 ● 2月2日，牛津 一回到牛津，我就发现自己对这里充满了厌恶……我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像在普林斯顿那样快乐。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友好、很热情，更何况我在普林斯顿也只能算是一个过客。除了一圈好友之外，我在普林斯顿也没有什么亲戚。我憎恨当代美国生活的绝大部分外在表现，但是，普林斯顿有花园；我可以在户外工作；我可以偶尔去农场看看；孩子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外面玩耍，不必过多考虑提前安排他们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的问题；房子温暖，宽敞，舒适；一切看起来给人极大的空间感和自由感；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呼吸。在普林斯顿，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抗争，不过这些抗争似乎也让人感到身心愉快，感到生活多姿多彩，感到人生充满希望；但是在牛津，所有的事都是老习惯，这些老习惯就像墙上的石头那样令人生畏、不容置疑、冷峻刻板、缺乏想象。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很遗憾地认识到，自己走到了一个节点，我再也不能协调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时事评论了。两者就像油和水，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关注一方就要牺牲掉另一方。当然，作为时事评论家才是我的价值所在，我的压力就在于此，没有人关心我历史学家的身份…… 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大体上历史对现实没有什么指导作用。人类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能力，可以摧毁自己生活其中的环境，这是旷古未有的状况。如果我还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人类毁灭自己的行为，那我余生都将致力于此。不过，一旦我将注意力从学术研究转到新闻或者政治上来，我的话语和声音就会失去对公众的魔力，问题是我能否保证自己完全独立，这份独立性是我力量的真正源泉。这就是我面临的两难困境。 ● 2月3日 今天早晨，我听到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我突然意识到，在国外的这段经历让我深深爱上了我的同胞。他们曾经遭受挫折，曾经灰心失望，在我的童年时代，他们注定要承受前所未有的恐惧和苦痛，或许注定要远离世界历史的舞台，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保有谦虚、坦诚和乐于助人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这个世界会更加悲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加珍视女性的价值，甚至超过男性。在我所了解的国家里，女性都比男性更坚强，更伟大。男人的性冲动所具有的混乱性和破坏性，与他们头脑中的理性和秩序感格格不入。在各种文化中，男性都是要么野性十足，要么神经兮兮、斯文无能，或者徘徊二者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就不得不挺身而出：保护生命的延续，使其免受男性鲁莽行事、跋扈专制的不良影响，并为知性的审美带来新的活力与纪律，同时维系男性与现实之间岌岌可危的纽带，让他们回归现实。 [凯南夫妇乘坐飞机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之后在里斯本附近度假。］● 4月11日，里斯本下午去市里拜访了萨拉查博士。[51]萨拉查先生看上去气色很好，他是一个思想深邃、洞察力敏锐的人。不过，你很难跟这样的知名公众人物详细地探讨当前的形势。因为你会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拖着他说一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我尽可能清楚地跟他说，苏联人的性格中有积极的一面，像荣誉感和自尊一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谈得很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他阴沉地说道。显然他并不支持撤军，这跟我的想法一样。他担心在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在欧洲即意味着“军事”）支持下就放松对一个统一德国的控制。他并不担心核武器，他认为核武器的威力太过恐怖，所以大家都不会使用它。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导弹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仓促短暂的预警时间，突然袭击的强大效果。他似乎也不担心核爆试验造成的大气污染。他非常认同，除目前拥有核武器的三国之外，如果还有其他政府掌握了核武器，那么就有可能给缔结核裁军协议带来新的困难。 ● 5月15日，伦敦 阅读《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撩拨起我对往昔岁月和逝去青春的回想：里加，俄罗斯的风光，契诃夫作品中那令人惊叹、超乎想象的亲切感与说服力。换句话说，《樱桃园》激起了我充满俄罗斯情感的自我的觉醒，激起了完全契诃夫式的自我的觉醒，它们比美国式的自我更加真实，这一切都刺激着我。我坐在那里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一边压抑着竭力不让同行的人发现。 ● 6月21日，挪威，克里斯蒂安桑 我们在西方的存在有价值吗？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真像卡斯汀所说的那样，现在轮到俄罗斯人来教我们“可以怎样被统治、应该怎样被统治”了吗？ [52]我无法相信。事实是，一旦遭受物质丰富这一使人衰朽的风潮的袭击，俄国人就会变得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无能。他们的社会主义政策有潜在的优势，同时也有一些实打实的劣势。我们可以推行高效的国内经济计划以避免无意义的浪费，比如广告宣传，以及为了促进销售而故意生产使用年限较短的产品所造成的浪费，但是总体来说，无论美国和古老的欧洲需要多大的新鲜刺激，需要增添什么样的活力，都轮不到苏联来拯救。就算美国和欧洲需要拯救，那也只应该靠来自内部的推动力。苏联的成功对西方文明来说，一如蛮族入侵罗马一样：可能在某个地方埋下了另一种文明的种子，这种文明注定在几百年后会发展成熟，但他们自身当时未必是更先进的文明。 [去往华沙途中，凯南在美国驻丹麦哥本哈根大使馆停留。与使馆人员的交往突然激起了凯南的思乡之情。］● 6月27日，哥本哈根啊，我的同胞，我的同胞，我的希望，就这样幻灭！在你那懒洋洋的自嘲面孔下隐藏着美德，那是令华而不实的欧洲大陆难以置信的美德。你们竟然没认识到自己的坚强；你们对自身优点的认识是多么幼稚、多么浅薄。作为（至少直到最近）最不善于内省的民族，作为对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感知最迟钝的人，你们一直隐藏着自己真正的特质，招致整个世界的嘲笑和嫉妒。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们可能会受到惩罚，因为你们固执，因为你们不够成熟，因为童年时光早已结束，你们却不肯收敛自己的孩子气；因为你们不愿意在人类困境的悲剧面前俯首认输；但是，上帝会给你们回报，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你们充满仁慈，因为你们默默无言解人之困，因为你们不屑于炫耀自己，因为你们天真的实用主义，因为你们不善于表达，因为你们不会营造自己的魅力，最重要的是，因为了近年来其他土地上空虚、可憎、善妒的人们对你们的嫉妒和垂涎…… 当心了，你们这些嘲笑者，你们这些神气十足的人，你们这些嫉妒的、邪恶的诽谤者，你们这些充满优越感的自大欧洲人，你们这些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如果你们继续试图毁掉我们，反而会促进我们成熟、内省、觉悟，反而会唤醒我们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如果你们这样做了，你们将会在我们身上发现让你们始料未及的潜能，当我们曾经的天真已经成为历史，你们将比我们还要后悔。 [凯南受邀在华沙发表演讲。自从1952年离开之后，他再也没到过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他给中情局的局长阿伦·杜勒斯发了一份备忘录，阐明波兰人将逐渐从莫斯科的控制中自我解放。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呈递了相关报告，总统认真地阅读了这份报告。］● 6月30日—7月3日，华沙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华沙人。他们看起来比较温和，衣着整洁，相对苏联人来说，他们看起来更像西方人。他们的所言所行都非常随意，平淡无奇。我们知道他们享受着普通苏联人所没有的言论自由。民众没有丝毫恐惧之感，当然他们本质上就不是奴颜婢膝的民族。 与此同时，他们也流露出一种敏感而沉静的气质，这一点颇为打动西方访问者。波兰人就像是从震惊或伤害中恢复过来的人一样。他们走路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也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想法示人…… 我只碰到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波兰人，是个女人。她是这里不常见的那种人：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也意味着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个颇有勇气的人。她既不了解共产主义世界，也不了解非共产主义世界。我对她充满同情，尽可能在这个充满谬误、无情专制的压抑世界里，给她营造一些乐观的有希望的氛围。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充满压迫的古板制度下，一个人很难找到生活的乐趣。不管怎样，她是一个例外，与其他共产主义者相比，她像是狼群中的一只羊，等待她的注定是一种幻灭、一场悲剧。从个性上看，相对那个苏联女导游来说，她更有个性、更加可亲，那个女导游完全忽略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毫无个人风格，总是像鹦鹉学舌，一副正经凛然的样子。 我碰到的波兰人首先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性格倔强、善于沉思的民族主义者。波兰人的民族主义与众不同，令人好奇。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是出自于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同时也含有波兰就是波兰，绝不隶属任何人这种不顾一切的思想。波兰人就是波兰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当今的波兰人，至少是华沙人会告诉你，他们已经不再是浪漫主义者了，他们正在努力尝试着做现实主义者，学会改变和适应的艺术，学会不逞英雄的艺术。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并不明白（他们明白吗？），这些适应苏联的努力正是在放纵自己，让自己陷入另一场荒诞疯狂的赌博之中。 目前波兰这种不平衡的形势，是希特勒时代的恐怖记忆造成的，而不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感到非常困惑。从长远角度来说，就与苏联人的关系而言，波兰人如果与德国人保持更亲密的关系更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今天告诉他们这些…… 你很快就会觉察到，这里的人们从不谈论苏联。从市中心苏联人建的摩天大楼旁走过时，他们一言不发，既不赞扬也不贬斥。谈到德国人的暴行时，他们不会提卡廷森林大屠杀。[53]谈到1944年华沙起义时，波兰人拒绝回忆苏联人用广播敦促他们武装暴动，却静观他们被德国人围攻屠戮的经历。当时，美国曾经询问苏联，是否需要使用美国的基地作为飞机起降地点为华沙起义军运送物资，苏联的回答是“不用”。当有人提起，整个华沙被暴虐的德国人的炮火摧毁时，没有人愿意提到当时苏联军队正悠闲地坐在河对岸，眼看华沙毁灭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换句话说，苏联的力量人人知晓，但是没人提及，这种故意的沉默流露出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有力的谴责。 ● 8月1日，穿越大西洋途中 我们该拿当下的美国怎么办？……要竭尽全力做出贡献，提供帮助吗？要不要承认这样的努力注定徒劳？是不是要向此时此刻大行其道的谬误势力低头认输，然后退休颐养天年，侍弄一下花园，让自己有一个平淡安静的空间，再写写一些人可能会有兴趣阅读的书籍，然后让这一切在可能即将到来的核浩劫中付之一炬？……当政府的顽固和狂热已经很可能或者说极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时，学者或者哲学家会置之不理吗？到了那时，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哪怕牺牲丰富自己精神生活的机会，而为了让这样的生活有机会存在下去，他们不是都必须参与这场悲惨、野蛮、愤世嫉俗的游戏吗？ 还有四十五个小时就到美国了，我根本没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把时间都花在和船长打乒乓球，以及从船的一边跑到另一边，看看是否有其他船只出现上了。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也许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不过我缺乏意志力，难以集中精神，必定不会成为什么大人物。 ● 9月8日，读书杂记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Daniel J. Boorstin， The America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从布尔斯廷书中的描述来看，他似乎从欧洲与北美殖民地的对比中获得了满足，似乎感觉在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积极创新所带来的收获远远超出了因忽视欧洲传统而失去的东西。然而，读着他的书，我眼前却浮现出这样一幅悲哀的画面：这样一个社会，它的诗歌毫无艺术性和审美情趣可言；人文知识，科学见解，报纸杂志，一切都是如此浅薄；粗放的破坏性的农耕方式，自私、顽固、短视的防务意识，完全把防务问题（整体性防务，而非区域防务）留给英国人去解决。 一个对待文化遗产如此随意、如此偏颇、如此自轻自贱的社会，发现在当今时代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立足世界是很困难的，这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吗？ 实际上，在整个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很多方面都是不成功的：就人们的状态来说，其发展历程是退化而非进步了，它削弱了殖民地居民原有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规则，愈趋孤立而不是全球化，背离而非遵循了欧洲的文化精髓。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督徒”，他相信原罪说，相信如果人类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将会导致罪恶的发生。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国家极权统治的趋势，同时也警告民主国家不要被骄傲自大所蒙蔽。凯南认为尼布尔与他意气相投。我们尚不清楚凯南阅读的是哪一本书。1960年，尼布尔再版了1932年首次出版的《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伦理学与政治学研究》（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以及1944年首次出版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对民主的辩护与民主传统防御的批判》（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 阅读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书稿的感想我思考的是基督教道德与政府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把身体机能和本能作为标准与政府过程做比较。身体机能与本能存在，而且是必须存在的，这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是上帝赐予的，只要我们活着就是有机生命伟大生物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忍受身体里每天发生的新陈代谢所带来的羞耻感；为了保护我们的肉体免受危险和伤害，为了通过繁衍达到生命的永存，我们应该庇护那无法抗拒的本能；我们精神建筑的中心应该竖立着本能的冲动。弗洛伊德说过，如果本能冲动的要求被忽略，我们会自食其果。 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这种情况不好也不坏。不好是因为我们与最低等的野兽——可能还有植物——共同享有这一特征：它不过代表了这个星球上有机生命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而已，这个发展过程似乎并没有好的结构；实际上，就人类而言，这一发展似乎更趋向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毁灭。从我们自身的反应来看，这种特征不仅让我们有失体面，而且常与精神上追求卓越的特性发生冲突，只能与基督教的仁爱要求妥协，而永远不能和解。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不算坏，因为身体机能与本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忍耐，这种忍耐实际上是努力实践基督教美德的前提条件。坦白地说，这种情况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尽管这是人类困境的一部分，而非基督教教义得以体现的特别途径。实际上，基督教教义只能在与生理需求的冲突中有所实现，只能通过牺牲身体的这些本能需求，只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或克服本能才能实现。我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彻底拒绝或者克服就意味着需要我们完全摒弃人类的天性：简而言之，就是只能自杀…… 就其与基督教的关系来说，政府运行过程与身体机能和本能有本质上的差异吗？政府过程涉及的也不过是人类身体以及自爱方面的要求。不管这个国家致力保障的是秩序还是正义，都是如此。国家作为一个机构而存在，它要求人们服从，从短期来看这的确是一种自私的要求，但是从长期看，它最终能确保更好的结果。盗窃被禁止，因为消灭了盗窃行为，人们就会更加富足。换句话说，国家做的事情原则上正是基督教要求每个基督教信徒做的：它反对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自私自利、无法无天和野心勃勃的倾向。当然，国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体现基督教的教义，国家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才规范和限制个体行为的。国家反映的是一些人出于仁爱而对另一些人施加权力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建立的基础的确就是属于身体本能范畴的自爱。另一方面，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偏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禁会问：这种偏爱的来源是什么？是基督教的仁爱吗？不太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国家对秩序的钟爱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制造武器和发展通信手段方面，人类表现出让人惊讶的创造天赋，这种天赋毁掉了原始生活方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让原始国家变得让人难以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家只是一种反映了人类渴求物质安全的表达形式，只是这种表达更复杂，更加与时共进。我再次强调，正如基督耶稣所展示的那样，本能需求并非基督教的需求。 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家用以实现其意图的基本手段与基督教达成其目标的基本手段不同。正如列宁正确指出的那样，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高压政治机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将暴力的要素从个体传达到群体。 我们承认国家意图和用以确保实现这些意图的手段都是完全必要的、无法避免的。不过，只有从国家下述功能的角度来说才是如此：国家的运行体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屈从，即我们必须每天要向人类隐藏的兽性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运行过程就好像身体的代谢一样，从基督教意义上来说，既不好也不坏。作为人类状况的一部分，这种必然性确实有些悲哀，初看起来也让人遗憾。但是，这最后一个问题要问谁呢？我们有义务接受政府，并给予它应有的权力，不要试图破坏它，尝试接受某些妥协，在个人生活与行为框架内为实现基督教理想做出理性的努力。我们不应该做的是，在意图和方法都不合适的情况下，还试图在政府框架内寻找体现基督教教义的某种渠道…… 简单地说，基督教应对的是一种孤独的窘境，只能由个体来面对。那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基督教之爱，或许能够缓解和弱化这种孤独，而集体与个体之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只有真诚的亲密行为——比如家人、血缘之亲或者友情，以及有些时候（这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由牧师或神父带来的启示，可以减轻人类在面对基督教职责时的孤独之感。不过，人类的亲密行为也只不过是一根根脆弱的芦苇，受制于固有的脆弱性和短暂性，这是人类个体自身的问题。 按照和平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还有一种稳定因素。在里斯讲座中我试图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这个因素，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我说的话根本没有人理解。在最后的分析中，我指出，一个国家不能将其意志永远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之上，除非通过军事占领或者威胁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是后者的话，还需要找到一个当地政权听其摆布，否则也不可能实现。实际上，莫斯科不能永远占领超出其目前占领范围的其他地区。正如费恩斯（Finns）所证明的，一个国家有决心顽强抵抗军事占领的威胁，有内部的法律阻止共产主义者问鼎政权，那么它就不需要拥有核武器，不需要大量针对外部的军事设施来保障国家统一。我国或者英国极有可能通过撤军或者单方面裁军政策，容许自身的政治进程存在秘密，就像现在的瑞士一样，不过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盟友，并且很有可能失去对原料产地的一切有效控制，也变得像瑞士那样，对全球事务的变化和走向基本不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只能依靠有利的形势和他人的怜悯活着。就这样风雨飘摇地活着，没有尊严，没有荣耀，需要高度的自我约束，还必须做好忍受长期包围的准备。 ● 12月28日，华盛顿 整个上午和午餐时间都是在美国历史协会的会议上度过的，会议地点在五月花酒店。长长的主廊里挤满了与会的历史学家，空气异常糟糕（在其他方面以讲究卫生为傲的同胞们，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养成通风的好习惯？）……（在华盛顿）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允许重返故地的幽灵，在人群中孤独地来回穿行，无人留意。 ● 12月31日，农场 趁着其他人滑冰的时候，利用上午的时间把地窖里的一堆垃圾铲走了。下午，我把垃圾清理到沟渠，又拉回很多木头，锯好了当作壁炉的烧柴。忙活完这些琐事，一天也就过去了。今晚过完，1958年就结束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完全没有热情回顾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只有以下成绩值得一提：我完成了在英格兰和波兰的系列讲座并广受赞誉，全家凯旋，回到美国；我们花了很多财力把疏于打理、荒芜良久的农场收拾妥当，将这里恢复成一块坚实耐用的良地。 接下来的一年，我要实现什么愿望呢？对世界来说明年或许是灾难性的一年，当然，只有上帝知道，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秘密。就我个人而言，至少我可以像样地写一写苏联外交政策史，或许可以动手撰写基础研究的第三卷，另外再嫁掉一个女儿。没有太多愿望，也没有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或许，我应该督促自己在业余时间写写国内生活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这些问题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希望今年发生些什么事？1月，米高扬[54]将访问美国。我觉得不会取得什么成果。美国政府无法提供任何东西，一方面是因为本就没有积极协商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让同盟国承担义务。苏联政府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因为莫斯科下定决心要挽救格罗提渥和乌布利希 [55]，它定下的高调目标就是让西方在柏林问题上无条件让步。结果就是，如果说米高扬的来访会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只可能加剧形势的恶化。这场危机会逐渐恶化，到四五月间将发展成极端尖锐和危险的形式。如果届时伊朗或者金门岛没有再次爆发危机，那么在联合国的帮助下，柏林的形势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奇迹般地达成某种痛苦的妥协。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拖延的状态，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场危机会延续到夏天。另一方面，如果由于中东或者远东危机的影响使柏林的形势复杂化，那么战争就要来了。 除上述观点之外，我还要补充，这场危机在某一阶段很可能会促成高端会议或者高层会晤。实际上，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而非借助联合国，我们才能最终解决柏林的困境。 1959年 凯南仍然在试图调和公共活动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矛盾，这种努力让他感到痛苦。柏林危机也令他沮丧，他认为这将使核战争一触即发。在他看来，如果实施了他于1957年提出的“脱离接触”政策，这场危机本是可以避免的。 ● 1月14日，普林斯顿 昨晚做梦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梦见母亲，她在梦里出现了两次。我一眼就认出她来，她的面孔无比亲切和熟悉，让我立即就明白这不可能是别人。她的模样比我想象中的更年轻，她熠熠生辉的眼睛，她不时微微噘起的双唇，她的欢笑声和啜泣声，更是让我惊讶地感到，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她也有挣扎、苦难以及缺憾，而不是以往我一直想象的天使的样子。 她衣着华丽，身穿一件深蓝色或暗紫色的长袍，这是那个时代逝者的传统服饰。她沉默不语，这也符合她那个时代的情况。她没认出我，完全沉浸在其他事情里，不过，她用神秘的微笑礼貌地回应了我认出她时表达的欣喜和亲切之情。此时此刻，在我的世界里，她是我的全部，但我不是她的全部。 现在我醒了，在燧石图书馆（Firestone Library）的书桌前写作，我毫不怀疑我所梦见的正是母亲真实的样子。 母亲已经去世五十五年了，如今我该如何解释这种感觉呢？我不知道。此外，我想起两三年前，有一天我把车停在剑桥大道上，坐在车里凝视着路边的老房子，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这段时间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很快便会被遗忘的悠长午后，而更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 不知道这是不是死亡即将来临的迹象，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距离我如此遥远，而现在它已经逐渐靠近了。 [凯南到白宫对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科技展览建言献策。］● 1月23日，华盛顿我们被领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沿着墙壁围坐成一圈。就座之后，总统进来了，站在门口。会后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出，去餐厅用餐。总统和经过他身边的人一一握手，他看起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他的脸很光洁，透露着一种在我看来只有在老将军身上才能找到的活力。他定睛看着我，说道：“哦，你好，凯南，好久不见。” 我敢说此前他根本不知道来客名单上都有谁。 ● 2月4日 下午四点半，应约翰·F.肯尼迪议员之邀前去拜访。他特意从参议院出来迎接我，那时他正在为劳工法案辩论。他一开场就谈了这个问题，承认虽然行政管理法案是一个好法案，但是他认为自己提出的法案通过的机会更大，毕竟有总比没有强（政治家困境的典型例子）。他看起来压力很大，憔悴不堪，虽然他对我礼遇有加，但我感到国内的政治斗争使他很少有时间去思考世界形势。 ● 2月7日 和富布莱特 [56]谈了很久，但是当他问我，对于外交事务，他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同僚能做些什么时，我却无法回答。他说，作为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捞不到什么好处。他的同事都认为，外交事务中没有“政绩”，只有危险和陷阱。他们更喜欢拨款委员会那样的地方，正如其中一位所说，他们可以在财政问题上上下其手。我跟他说我认为林登·约翰逊 [57]是一个兴趣不够广泛、思维不够广阔，但在国会中长袖善舞的议员，他完全赞同。他说约翰逊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在参议院进行任何类型的辩论，他希望一切都提前安排好，议员们去参议院的活动仅限于投票就好。 ● 2月20日 [驶出纽约州的阿姆斯特丹市］路遇四个昂首阔步的小流氓，他们没戴手套和帽子，身上的皮夹克在路灯下闪闪发光，长腿上紧绷着蓝色牛仔裤，脸上表情冷酷、阴郁又狂傲。哦，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你对你的年轻人都做了些什么？你怎么能继续放任这种濒临犯罪边缘的生活——这种生活发生在夜晚冷清的街头，发生在肮脏的快餐馆和桌球厅，伴随着无休止的争吵、暴力和秽语污言，带来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汽车后排座位上丑陋随意的滥交，以及臭名昭著的淋病、宿醉、暴行、谎言和迷茫——你怎么会让这种生活比爱和美更具吸引力？当这群年轻的衣冠禽兽长大成人，他们又将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变成什么样？ ● 3月27日，耶稣受难日 我们沿着高速公路行驶，即将抵达哈里斯堡时，天色突然变得异常黑暗，所有人都要打开车灯行驶（后来我听说，这一现象仅在受难日耶稣被钉死的时刻才发生，这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 3月29日，复活节，农场 下午躺在卧室里休息，看着窗外的天光渐渐褪去，怀着平和的心态思考着我的生命已经抵达轻松但真实的尽头。我对历史失去了兴趣。十七年来，第一次感到这农场对我失去了意义。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到这些，我感到，跟过去相比，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堕落。我居住过的所有欧洲城市，可能除了里斯本之外，都只剩下昔日岁月的残影：里加、柏林、布拉格、维也纳、莫斯科，无论哪个都不比一战前更健康、更有吸引力或更宜居。那么，人们又该如何相信进步的力量呢？在我国，情况亦是如此：即使侥幸能找到个生活还算有吸引力的地方，随之而来的问题总是这地方多久之后就会被毁掉。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正急遽衰落吗？即使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也感到我们在与健忘、冷漠、弄虚作假的斗争中已经落了下风。 我不知道孩子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孩子要是问我：你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在哪里能找到真实的体验，能过上富于意义的生活，能得到最有利于身心的发展？我该怎么回答？只有在地球的两极才能找到：或许北极有，那里几乎无人居住，大自然是你的伙伴，也是你的挑战。 对于我的祖国，我没寄予一丝希望，一分一毫也没有。这个国家现行的制度明显与其地位和责任不相配，它不愿意改变这些制度，至少不愿意按照应有的进程改变。修正宪法的可能性已经被当作展示道德姿态的手段，而非改进政治制度的真正途径。 ● 4月13日 出席[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为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举行的晚宴。施特劳斯先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极富魅力，开朗乐观，精明强干。他长着一张胖乎乎的脸蛋，强壮但不臃肿。尽管在演讲中他不得不重复其政府的政治路线，但在回答提问时他显得坦率而娴熟。我认为他是真心相信演讲中表达的一个观点，即现在让德国的军事力量脱离北约框架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宴会由柯南特先生 [58]主持。就思想观念来说，参加晚宴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对手。除了柯南特先生之外，还有许多来宾在发现我也在场时都表现出明显的惊讶和困惑，就好像在教堂里面看见魔鬼竟然也占据了一个席位一样。提问环节我一直都保持着沉默。最后在寂静和忧虑不安的气氛中，我提出了我的问题，恐怕问题提得不是太好。 我指出，施特劳斯先生曾经说过，鉴于莫斯科的目的是控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与苏联人协商解决德国问题毫无意义。我指出，如果这一设想成立，那么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都没有意义。我进一步强调，如果断然拒绝苏联人的要求，柏林的形势必将继续停留在西方看来令人极不满意的危险状态。 [凯南前往芝加哥，在商务会议上和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发表演讲。他没有指明日记中“X”的身份。］● 4月17日，芝加哥下午我带X去喝茶。我们在帕尔默饭店（Palmer House）迷宫般的大厅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喝茶的地方，不过并不十分中意，我希望找一家环境优雅的维也纳咖啡厅。X还是老样子：温和、任性，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她向我倾诉她的烦恼，这倒也没什么，但是在州街（State St.）分手的时候，她的告别语却足以让路人惊骇不已：“我很抱歉，我一直以来过得如此悲惨。”她通过自己悲惨的遭遇，道出了人类行事的正确法则，即如果你知道自己趋向错误，却又无法掌控，无法回避，那就不要为它们自责，勇敢地面对，毕竟它们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 4月22日，华盛顿 有人一直提醒我，不要对西方普遍将杜勒斯先生视为全能的政治奇才一事出言不逊。但这个念头总是反复出现，我认为艾奇逊和其他一些人也有类似的念头。[59]我忍不住将自己与眼前这位即将逝去的人 [60]相比较，我无权无势，身份卑微，他周围则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对于他身体上的痛楚我们都深表同情，但是我无法忘记，为了保住在国会的位置，他不惜纵容外事部门士气涣散，不惜牺牲劳苦功高的外事官员，还总是喜欢宣扬诸如“解放”“大规模报复”等极具煽动性但在现实中他又不愿遵循的口号。在国务卿任内，他从没展现出任何政治领导力，而是完全秉持消极的防御政策应对苏联的政治挑战。他任由欧洲的分裂成为事实，甚至实际上默认了欧洲大陆的东半部永久划入苏俄帝国版图这一现实。对此，富有洞见的人不禁要扪心自问：对于能把这样的弥天大错当作政治才能的公众，又能做些什么呢？ ● 6月17日 柏林目前的情形正如我在[195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所预言的一样。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完全承认东德，以此在柏林问题上换取最体面的台阶……务须小心谨慎，说真的，如果继续执行西方现行政策，柏林注定没有前途。1945年我们对柏林的占领和管制无异于对当地居民的一场欺骗，即使就业已分裂的欧洲而言，柏林现象也并不寻常。不过，我们不能随便轻易地就放手，我们应该挽救什么呢？ 答案当然是：脸面。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操之过急。对这座城市而言，能够期许的就是体体面面、默默无闻地日渐凋零。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经济萧条，工厂迁址，文化凋零，城市日渐萎缩，当它最终被并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时，即使对于当地残存的居民来说，都会显得无关紧要，不值一提。 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我愿意见到的，而恰恰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我只是在按照西方的政策调整自己的思路。现在我该承认一年半前在英国提出的观点已经失败了 [61]，即使曾有机会执行我所建议的政策，现在也早已错过。不会撤军了，德国将会逐渐成为一个核武器大国。欧洲的分裂将会愈发尖锐，愈发意味深长，根深蒂固。以此为基础的话，那些政策制定者或者有志此位的人，他们能做些什么？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让这种分裂的进程尽可能地放缓，将其危险性降至最低。 ● 6月19日 当将来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这些道路的残迹边踟蹰，他们或许想知道，在森林中开辟这些道路的统治者是多么浪费，多么专横无情地压榨着自己的人民。但如果他们发现，这一切并非为某个人，而是为机器并由机器完成的，他们会是多么惊讶。在“方便自己”的信念下，人们对机器表现出了永不会对同类表现的服从，这令人震惊。美利坚帝国的第一条法律将这样书写：无论哪里需要内燃机，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应该让行。 ● 7月21日 如往常一样，我又展开想象，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带我的孩子到地球的尽头，去阿拉斯加或者挪威山谷，去任何有真实生活存在的地方去。为了孩子们，甚至可以到苏联去。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在奢侈浪费之风如此盛行的摇篮里长大成人。 [9月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欧洲度过的，安娜莉丝一个人留在普林斯顿。在巴塞尔附近，凯南参加了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研讨会，会议由法国著名知识分子雷蒙·阿隆主持。在汉堡，凯南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时代周报》的编辑玛丽恩·多恩霍夫。凯南钦慕她的贵族血统、反抗纳粹的决心，以及苏联红军进抵东德时骑马逃离的勇气。凯南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说，然后又在牛津参加了一场有关北约形势的学术会议。欧洲之行让凯南有时间去记录前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包括拜访埃夫里尔·哈里曼、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以及大卫·莱斯曼（David Riesman）。］● 9月5日，在海上想象与苏联共产主义者对话。 他：我们将获胜。 我：你们或许会赢。你们的精力远远超过我们（顺便说一下，这与共产主义信念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们比我们更想赢。你们更关心整个竞赛的结果。你们就像一支更在乎比赛输赢的球队，除非发生意外（因为你们也有一些弱点，意外可能不期而至），按照概率来说，你们应该会赢。 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我们？ 我：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退一步讲，如果说你们的使命是征服我所在的社会，你们要毁掉我挚爱的一切，那么影响你们就是我的使命，就像一个颓废而发达的社会常常会影响征服它的那个更强大但更原始的社会一样。即使认为忠诚毫无价值（事实上当然有），但是对我来说，不反对你们，我就无法拯救自己。接受你们的价值观就意味着牺牲我自己的价值观，这么做所带来的痛苦和耻辱甚于干脆利落的死亡。像你们这样落后的民族很容易受超自然力量的影响。无视这一点会给你们带来真正的毁灭。 如果此刻有一个陌生人在记述我的生活，他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综合来看，凯南身上的一些品质实属难得，应该用来实现美好的愿景：也许不够复杂、不够杰出，但还算清醒的头脑；对人们迥异的性格特征的理解；丰富的政府运作经验；通过演讲和写作获取他人理解与同情的能力；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角度解读当代基本政治问题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同时代很少有人能胜过他。他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继续保持足够的智力和体力，投身于某些有意义的事业。不过，似乎他还不能确认哪些事业更有意义，他一直在积极地探索。 ● 9月6日 埃里希·弗洛姆、诺曼·托马斯和大卫·莱斯曼 [62]来访，希望就一些政治问题听听我的见解。这次访问由莱斯曼发起，主要是为了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弗洛姆为一个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派起草了一份纲领，我们将它作为讨论的基础。 我们四个人的组合是多么奇怪啊：弗洛姆，有着传统深厚的人文思想、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裔犹太人；托马斯，一战时期美国上等阶层的持不同政见者，既非理论家亦非诗人，受到某种英勇之情、固执的傲慢以及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驱使，在与加尔布雷斯 [63]等所谓传统智慧领袖的论战中久经沙场；莱斯曼，一位聪明、敏感、想象力丰富的现代学者，他对美国现状的理解远比前两位深刻得多，他既不（像弗洛姆那样）受马克思主义魔咒的束缚，也不（像托马斯那样）被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沉醉于财富分配斗争的回忆所干扰。最后还有我，我对这些问题都不甚了解，在威斯康星州布思塔金顿（Booth-Tarkington）的风俗和苏格兰-爱尔兰家族爱好独立的顽固天性的双重影响下，我从一开始就对自怨自艾的社会主义事业少有同情，在东欧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第一印象也让我对社会主义更加疏远，因此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本世纪的现代思想相比，伯克、吉本 [64]、托克维尔和《联邦党人文集》所代表的18世纪思想，以及19世纪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更加深刻。 我们坐在农场闷热的三楼，在莱斯曼的主持下，采用议会制辩论的形式进行讨论。窗外五十英里内闷热的田野、尘土飞扬的小巷、富饶勤劳而又务实的乡村，对我们此时此刻的努力几乎没有一丝理解和同情。 正如此类会议通常的结局一样，最后我们无果而终，不过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无果。我和莱斯曼根本无法接受“社会主义”的提法。我们感到这个术语距离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太过遥远，同时又背负着太多从过去带来的令人困惑的联想。托马斯觉得，弗洛姆的思想从当前的政治意义上来看太过理论化，太脱离实际，只会让人一笑置之，对于现实政治没有丝毫意义。 实际上，虽然弗洛姆身上这种温暖、贴心的魅力，以及中欧人对人性的热爱，让我很受感动，但是他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很不认同。我的苏格兰新教徒祖先就曾经奋起反抗过这样的平均主义，反抗这种对人性本善的狂信，对人类原罪的忽略，对良知和意志的忽视，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群体和个人的侵略性和恶习之根源粗暴的简单化。 如果我们的思想能碰撞出火花，这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入思考真正的政治同盟。事实上，这次讨论又把我推回了我原本就坚定地主张的孤立立场。但是，这次讨论令人兴奋，让我非常享受。我敢肯定，我们都给予了彼此一些东西。不过，至少对我来说，我还不能确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 9月8日 收到埃夫里尔·哈里曼 [65]的电报，他邀请我到长岛给他和查尔斯·塞耶[66]帮忙，他们正在着手写作一本有关最近这次苏联之行的书…… 埃夫里尔略微驼背，除此之外，最近开始担任纽约州州长一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改变。从政显然是他目前唯一的欲望，就好像以前他在不同时期对马球、联邦太平洋铁路、外交事务感兴趣一样。我下车的时候，他迈着大步从房子里走出来迎接我，身穿宽松的衬衫和短裤，被风掀起的衬衫下，显露出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的褐色、瘦削的胸部和腹部，就像甘地一样。他过来问候我，看得出他才认出我来，英俊的脸上带着极其做作的微笑（最近，出于政治原因他以极大的毅力练习着这种略显忧伤的苦笑）。他将我领进他的办公室，硬生生地把我扑通一下按坐在长达十四章的书稿前。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文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迫感，似乎紧张而无情地质询着周遭的每个细节。在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位神情苦恼的速记员。她面色冷漠，双唇紧闭，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面带“我只是在这里工作；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根本什么都不懂”的神情。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莫斯科。 另一间房间里，哈里曼夫人[67]也带着类似的神情。她一个人昂首阔步，冷淡但礼貌地接待了我这样的侵入者，给人一种超然物外之感，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能预料得到。她就是这样，时刻与紧张、压力和含糊其词形影不离。 我想，如果从文学或者学术角度来看，这份书稿令人厌烦，当然我不会从那样的角度去看。书中写了赫鲁晓夫与哈里曼在一起的好几个小时里说过的话，其中很多相当有意思。（我偶然看到赫鲁晓夫对哈里曼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并不会全盘拒绝西方所谈论的一切。你们应该听听乔治·凯南的话，他的很多思想都符合我们的考虑。”）书稿的知识基础极为薄弱，塞耶在初稿中力图渗透的风格经过哈里曼热切的统稿编辑后基本已经荡然无存。在我看来，整部书稿以毫无节制的方式反映了作者本人坚定的决心，他不遗余力、毫不留情地反对共产主义，对后者的所有阴谋诡计嗤之以鼻，不允许自己寄希望于对方的内部矛盾，同时大力鼓吹实施军备扩张。全书都没有提及复杂的现代帝国核心这一角色对莫斯科立场的影响，也没有指出在导致东西对抗的因素上是否有达成妥协的可能。 我尽力对书稿做了些点评，但我不想替他们写什么。我常常忘记，我已经不再是大使馆里那个逆来顺受的参赞了，哈里曼也不再是专横傲慢的大使了，但我还是尽了全力帮忙。我坦率地向他建议，书稿不要以如此消极的注解结尾。他还是那副雷厉风行的性子，马上就开始修改，润色了几个句子。我坚定地拒绝了埃夫里尔让我参与起草书稿的邀请。二十四小时之后，我竭尽全力帮了忙，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收到埃夫里尔的音信，没收到表示谢意或者感激的信。不过，我也从没给哈里曼夫人写过感谢信，因为我不太确定，从她的角度来看，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人。 ● 9月10日 在这样的旅行中，是什么让我如此迷恋孤独，如此满足于脱离与外界的联系？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谜。我知道这是因为神经衰弱症。不过，即便我这样说了，我仍然感觉到强迫症的影响……没有人在意。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这是因为对于自己极其渴望的东西，我不会满足于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下定决心，如果不能拥有全部或者大部分，那么我就一点儿也不要，我知道这就是像为了荣誉而殉道。弗洛伊德可能会否认神经衰弱症具有遗传性，不过，我觉得我的父亲也有同样的情况。 不管怎样，这本日记记录了我一直以来的英勇行为：我拒绝了伴随孤独而来的所有廉价诱惑；我故意在人群中离群索居地过了一个星期；我一个人在酒吧喝酒；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尊严，我远离女人；我拒绝倾听自己的诱惑。我的行为难道不感人，不该得到最深切的同情吗？答案是：一点儿也不。 ● 10月6日，汉堡 我坐在中央火车站对面的露天咖啡馆喝咖啡，看着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车站前穿梭的车辆，思索着这个新欧洲的本质——一个物欲横流、没有人情味、半美国化（某些方面比美国更现代）的欧洲，我对它无能为力。我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深刻地意识到，我年轻时代的欧洲，我曾经关心的欧洲，已经离我远去了，已经成为历史，就像美国一样。我在思考，对于变化的节奏来说，如今一个人的一生太过漫长了。如果他活了半个世纪以上，那么他所熟悉的世界、他年轻时的世界，就好像一匹马儿陨于骑手之下，悄然逝去。他会发现，面对的是一个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的新世界。这是一个奇怪的矛盾：因科技而诞生的医药延长了人的寿命，但科技发展的迅猛节奏，使人们比先辈在更小的年纪就从自己唯一能理解和适应的世界里被剥离出来。只有在年轻时代的那个世界里，人们才能凭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特有的惊人的敏感，以及展现自我的渴望，吸收这个世界的本质，相应的世界才符合人们的描述。至少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一定生活着不少像我这样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以及生理和心理上尚未衰老但落后于时代的人。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获许出入于这座奇怪而多少有些骇人的大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好像夏日旅馆的访客，旅居此处，却又与此疏离。 ● 巴塞尔附近 瑞士的莱茵费尔登（Rheinfelden）对我来说就是一连串的惊喜：保存良好的老屋整洁干净，光亮如新，周围鲜花围绕；狭窄的街道构成令人愉悦的迷宫；古镇完好无损，住宅区和其他社区生机勃勃，和谐共存；学校、教堂、现代化的小商店、办公室，乃至机械工场，全都和谐地运转着，从美学上看，这一切多么令人愉悦。小镇的牧场、牧场背后的林荫小路和葱郁山顶，特别为我所钟爱；市郊带有花园的房屋与乡村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让人心旷神怡。这种城乡和谐交融的场景在美国已经很难见到了。 离开的前一天下午，我带着护照过桥到了对面的德国一侧。两边的对比让我震惊，二者的差异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显著，一侧是一个遭受过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国家，另一侧则是从未经历过战争硝烟的国度。在瑞士这一边，无论从哪个角度，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能体会到一种完整性…… 而在德国这一边，一切都不同了。我不知道此地是否曾被轰炸摧毁，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曾被夷为平地，眼下正在重建的感觉：这里没有和谐，没有中心，也绝少有美。两地居民的差异也可谓泾渭分明，跟端庄的瑞士人比，德国人的脸上是饱受蹂躏、绝望、残忍的表情。你立刻就能看出，这里曾经历过文明崩溃的时刻。人们对望的眼神中，还残留着一丝豺狼般的敌意……另一方面，跟瑞士相比，德国这边弥漫着一种冷漠的能量。瑞士人的精力也很旺盛，但是他们显得从容而有教养，有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特质。而在德国，这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已经消失不见了，除了粗俗不堪、弱肉强食外，这些德国人看上去眼界开阔、充满力量、行事冷酷。 相当奇怪的是，德国这边的妇女也受到了价值观松动崩溃的影响。她们有着女性原始的纯粹、野性、性感的吸引力，这跟莱茵河对岸端庄矜持的姐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人肯定会想到，这不可能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这肯定是在瑞士经过了数代成长历程，经过父母谨言慎行的影响才形成的，那里的人们关注的并不是女性的外在，而是她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内在品质，这种观念对婚姻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对德国的同龄人而言，深刻影响她们道德观念的是过去四十年间在这个国家普遍流行的对性关系随便而无所谓的态度。 ● 伦敦 在大洋的这一端，英国成了最守旧的国家，曾经的帝国已经烟消云散。在其称霸世界的时代里，整个世界从英国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过英国从世界学到的，现在英国人却处在世界洪流的边缘。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虽然也有一些英国报纸跻身于顶级媒体行列，也颇具国际视野，但英国人似乎竟然非常满足于本国这个小圈子里的工作、赚钱、球赛、射标、摩托车和电视。如今的荷兰人、挪威人和瑞士人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属于世界公民，但英国人不是…… [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写到了伊萨克·多伊彻1959年出版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Isaac Deutscher，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1921—1929）一书和其他意识形态倾向相似的书籍。］● 11月1日，普林斯顿这些书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我，它们描述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激烈的道德冲突，就像欧洲的童话故事一样浪漫多彩。书中的人物都身怀美德、值得褒扬却饱受屈辱，他们从未想过或者做过罪恶之事，一直向往正义，他们的生活状况让人不禁悲愤，为了拯救他们，可以牺牲一切。这些人中就有工人，他们甚至比其他人更加纯洁，周身散发着美德的光芒，堪称高尚、勇敢、慷慨以及一切善良本性的楷模。除他们之外，书里还描述了农民，他们的面貌千变万化：以上等阶层（地主和剥削资本家）作为对照，这些农民也都身具美德，术语称他们为“群众”，人们应该对他们充满热情；但是，以无产阶级作为对照，这些人中似乎有些也会堕落，这种堕落与私有财产权有关，因此只有最底层的赤贫者才值得我们完全同情（这些人还是不如工厂里的工人值得同情），那些取得成功的人从某种程度上看就像是可疑分子。（在私营企业中取得成功与公认的美德之间从来没有必然的联系。节俭、高效、勤劳、自发地热爱工作……如果你为自己或者私人老板工作，那以上特质本身就意味着邪恶，只有为某种“运动”工作时，它们才是美好的。相反，失败和贫穷从来都不是缘于个人能力的不足，同懒惰和短视也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纯粹是剥削的产物。失败和贫穷只是说明你不愿意为了改善生活而与高利贷者或地主为伍。因此，你越失败越贫穷，你的品德越高尚。）在道德评判的光谱中紧随农民之后的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一些邪恶而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因为各种人际纽带而与“群众”很接近……在他们上面的才是真正的敌人：上层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封建贵族以及他们的跟班和帮凶，这些人的灵魂，这些腐化和堕落的灵魂都卖给了魔鬼，他们做不出善事，也不想做善事，他们的双眼被贪婪和腐朽所蒙蔽，他们不应该得到宽恕，他们的信仰应该被嘲笑，他们的痛苦不值得怜悯。 当然，生活有一点儿复杂：如果这些人出现在殖民地或者发展中国家——这些地方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剥削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憎恶外国人的势力和经济优势，渴望民族解放，那么就目前来说，尽管他们身上有着原罪的污点，他们仍可以得到部分的救赎；这是因为经济薄弱的国家本身也分享了经济薄弱的个人所拥有的美德。这里再次说明，贫穷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欠缺个人自身能力的反映。在这样的国家里，反抗帝国主义即使在上流阶层也是一种好品质，因为这会让他们暂时成为联盟的一分子…… 这是虚幻的想象：在伟大的道德斗争中各种力量相互交错，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生活才被赋予了意义。如果你能接受以此作为起点，那么一切都可以理解，那么纠缠在一起的整个故事就有了逻辑。让人头疼的意识形态论争也就不再死气沉沉、墨守成规，而开始变得有意义了；苏联共产主义野蛮、犀利的词汇——尽是背叛、剥削、人质、帮凶、野兽、猎物——就都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但是，当然了，如果这种形象是错误的，如果这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如果工人并不都是英雄，他们的利益也不都是纯洁的，如果人类的道德困境并不绝对由阶级利益所左右，那么这就绝对是一种半癫狂的状态，像托洛茨基那样一生都在疯狂宣扬残忍至极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暴力的人，也就不能成为圣徒、预言家或是志向高洁的行善者。 ● 12月13日 在晚宴上巧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罗伯特·戈恩（Robert F. Goheen）。他把我叫到一旁，说来自新泽西州的几位先生邀请他加入他们的阵营，敦促本州州长[68]在即将到来的参院选举中推荐我为民主党候选人。他觉得在跟州长讲话之前最好先跟我谈谈。我跟他说连千分之一的胜算都不会有，但是如果他乐意，他倒是可以跟州长谈谈此事，看看这事到底能不能当真。 第二天（昨天），我跟奥本海默谈及此事。他感到非常失望。我推断，至少我得从7月1日开始请不带薪假，这样我至少会损失一年的薪水。不过即使如此，他认为一些同事甚至董事会成员仍会认为这违反了我当初加入研究所时的保证，即将教职作为永久职业。 关于候选的事情，就这样了。不过，就我自己的态度和计划而言，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要对自己承认，我由此陷入了困境，那我作为政治时事评论家的意义，实际上还有我对这个国家的意义就真的结束了。如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要考虑彻底退休了，然后把精力全都投到美学上。 1960年 到1960年为止，一直拒绝任命凯南担任高级职务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即将到届。凯南不断提醒自己，即便对民主党政府来说，他也算得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压抑谋求再次任职政府的渴望。他才五十六岁，他相信自己的外交嗅觉还是很灵敏的。1958年，约翰·肯尼迪议员不顾艾奇逊对里斯讲座的严厉批评，赞扬凯南点出了“正确的问题”。[69]1960年，凯南打破暑期赴挪威度假的传统，去拜访了冷战的两个热点地区——柏林和贝尔格莱德。回来之后，他就给时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发了一封八页的长信，谈论如何复兴美国的外交政策。肯尼迪回了信，他于11月的总统大选中险胜，但直到两个月之后才约见凯南，那时的凯南正打算放弃希望。 ● 新年，农场 就我而言，我现在的公共事业，无论是政府事业还是学术事业都结束了。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生活能稍微清闲一些。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还是得马不停蹄。我在哈佛有十二个讲座，此外还接受了其他五个演讲邀约，六个月之内要准备十七场演讲，几乎是每个月三场，每十天一场。 ● 2月29日 对威尔逊公立高中师生的讲话稿（未采用）：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我不时地公开发表演讲，探讨苏联和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比如，1947年我曾经提出反对战争时期的亲苏政策，当时赢得了一片掌声，大家都赞同我的看法。我说在面对苏联这样的大国时我们要坚强，大家基本也都同意这个观点。我们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实际上，这种蜜月期已经结束了。当我大胆地提出研制氢弹或许并非增强实力的最好方法时，大众充满了疑惑。当我质疑苏联人是否真有攻击我们的意图时，当我敦促大家去思考我们发展核武器并不能威慑苏联，我们不该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应将其淡化为争取和解的政策背景时，人们对我表达了巨大的、长久的不信任。当我提出苏联的一些做法是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的回应时，人们以为我疯了。最后，当我提出我们应当致力磋商从欧洲和远东大规模撤军时，所有人都怒不可遏。 过去十年间，美国从来都没有形成符合我理想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从来没有接近过我对苏联政权本质的解读。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条不会有好结果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我感到自己必须承认，前些年我持有的观点，如今看来，总体上已经失去参考性。的确，今天再谈让苏联撤出东欧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在那里了。西方政治家们貌似虔诚地宣扬他们多么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我没见过比这更蹩脚虚伪的惺惺作态了。我们刚刚跟日本签订了新的安保条约，这一条约剥夺了未来很多年里我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主动权，实际上就等于只能被动等待，坐看台湾的形势变得日益严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们的政策似乎一直倾力于核军备竞赛，这一竞赛的升级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咆哮而来，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制止。有些人曾经担心，在核武器发展过程中，有人设置障碍防止这种武器转入其他政府之手。他们现在可以放心了。不会出现这样的障碍，想要的人都可以拥有它。波兰人原本希望禁止在中欧部署核武器，这样的讨论已经被成功抵制。[70]北约组织中最不情愿的一些成员国最终也被劝服，接受了在其国内设置导弹基地的建议，围绕战略核武器来调整其军事力量。显而易见，苏联把这样的导弹给了东德，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测，他们也别无选择会把这种武器输送给中国。考虑到这些事实，想要阻止或者避免核武器竞赛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我说过，这些年来如果我们表现得就好像以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我们就促进了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认为苏联领导人似乎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向我们开战的话，那我们最终也会促进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表现出认为军事危险是主要矛盾的姿态，那我们最终就会促成军事危险的出现。今天，就我所知，这些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我无法对你们说，他们对攻击我们不感兴趣，或者很快就不再感兴趣了。 ● 6月15日，挪威，斯塔万格 [提到U-2危机］关于我的生活，除了彻底的悲观之外，我无话可说。[71]最糟糕的是，你必定会对美国的公众舆论感到失望。对我来说，这起事件的教训是，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只要是与莫斯科这样不得人心的对手博弈，哪怕是进行激烈的辩论和争吵，美国的公众也都会表示赞成，似乎对苏政策就该如此。美国人的无知让人震惊。人们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除了几个无名的历史学家之外）没有人愿意问难将我们卷入对西班牙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的那些政策。二战之后，我们的对苏政策备受责难，因为这些政策牵涉到与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是从来没有人严肃思考过让我们卷入对日战争的一系列政策，因为一旦诉诸战争，日本就成了典型的美国“敌人”。显而易见的是，在战争关系中敌人当然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除了在一系列事件中扮演完全反面的角色外，其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完全错误，我们作为他们的对手肯定就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有什么需要重新审视的？ U-2事件缘于一系列行动及其连锁反应，是苏美之间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苏联人个性中难以理解的一面，也包括西方政府在对苏关系问题上一味坚信与苏联的关系主要就是军事关系，因此只能采取军事上的行动。这种认识的确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仅仅为了侦察和确定莫斯科并无突然打击我们的计划，就派遣飞机进入苏联领空，这绝对没有必要。这一点我可以告诉我的同胞，实际上我也这样做了，任何一个了解俄罗斯的人都能这样做。但是，在美国官员的思维里，要想象他们熟悉的问题还比较容易，而要对付那些不熟悉的问题，同时探寻其中的微妙之处、难以估量的事情和各种矛盾，则困难得多。因此，他们认为，以自己所熟悉的希特勒的性格——野心勃勃、残暴野蛮、极端偏执——作为参照来判断和理解苏联人的行事特点，比尝试理解像凯南这样的家伙谈论苏联要更容易一些…… ● 6月16—22日，柏林 ……我到达柏林是6月17日——东德工人起义的七周年纪念日，东德政府在废墟中建立起来。傍晚，我参加了在西柏林市政厅广场举行的大型纪念活动。三十二年前的1928年，我就住在这个广场。那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市场。我的窗子正对着货摊的帆布棚，当时这里是柏林一路双层巴士的终点站，整晚都能听到汽车马达的嗒嗒声，巴士在等待着返回城里的居民区。当年我住的那间公寓楼已经不复存在，在轰炸中毁掉了，那时的一切也都随之烟消云散，甚至坐在四楼窗前那个充满渴望、紧张、迷惘的二十四岁男孩也一并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五十六岁灰发老人愚蠢的习惯和记忆…… 那天晚上，我和勃兰特[72]、他的挪威妻子，还有其他几个人聚在一起……在一家饭店消遣时光。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就国际问题向我提问，这会让我感到窘迫，但是他们似乎都很乐于接受我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没有人给我压力，我感到即使我不在场，谈话内容也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探讨了柏林问题。他们都感觉赫鲁晓夫不想推动和平谈判，因为那是他讨价还价的王牌，或者说用来唬人的手段。[73]一旦打出这张牌，他就无计可施了。据说在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对乌布利希[74]说：“对我来说，柏林就是一条用来抽打西方列强的鞭子。” 星期一晚上，我和玛丽恩·多恩霍夫去东德境内的一家剧院看戏。 整个表演充斥着恐惧，一种被警戒、被隐藏的莫名恐惧。我们这些静默、谨慎、心神不定的观众也和演员们一样，似乎构成了这幕奇怪景象的一部分。我和玛丽恩坐在第二排，一语不发，前排坐着两个身穿东德官员制服的人，他们也一样默不作声。演出结束帷幕落下，观众还是不发一声，整个演出大厅听不见轻声细语。很明显，我回到了苏联，不过不是今天的苏联，而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这个遥远的莫斯科保护国里，赫鲁晓夫从苏联民众中驱逐出的可怕的诡秘幽灵，在这里找到了它的避难所。现在它就像斯大林对“没有信仰的”德国人的诅咒，在这里游荡，占据了东德这片废墟。 这部剧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有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从中我感到的只有斯大林时代早期那种卑劣而原始的意识形态…… ● 7月6日—8日，贝尔格莱德 我应邀拜访铁托总统，与他共度了一个小时……他直言不讳：你们美国人要想保住权力和尊严，必须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他对古巴很感兴趣，我对他说，我们已经表现出了充分的耐心，对此他并没有异议，只是微笑着说——似乎是在嘲笑自己的偏见——问题在于，同时面对强国和经济上对他国有所依赖的小国，南斯拉夫总会倾向于同情后者。他想知道我认为是谁在影响古巴，是苏联还是中国。我没法回答他。我想两者都有吧。 我们继续讨论德国问题。他认为没人希望德国再次统一，他觉得赫鲁晓夫之所以对柏林感兴趣，只是为了让西方做出更大的让步，除此之外，赫鲁晓夫对此地没有任何兴趣。他谈到赫鲁晓夫把柏林变成“自由市”的提议，他说他认为这应该包括整个柏林在内，而不仅仅是西部地区。我由衷地表示赞同…… 针对美国与中国就任何重大问题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国内人士并没有抱太大幻想，而跟苏联之间是另一回事：美苏之间有差异，但是没有真正的潜在仇恨；双方在诸多方面相互尊重、互相敬佩，两国的民众之间也有互相欣赏的纽带；对中国人，我们感觉自己面对的是彻头彻尾的偏见。我们觉得，尽管我们可能偶尔在对华政策上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仇恨为什么如此深重。因此想要取得进展，中国共产党和我们都必须有所改变，而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问他对美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现状是否满意，他说一切顺利。他对美国政策做出的唯一批评是，美国人经常在对外援助计划上自相矛盾，先是制定慷慨的计划，然后又因为微不足道的限制和要求而损害它们。 ● 7月19日，克里斯蒂安桑 读关于美国战后对外政策失误的著作有感 美国犯了错误并不意味着别人没犯错。至少就苏联而言，就是这种情况。从愤世嫉俗、令人生厌的警察视角出发，如何评判所犯的罪恶，以及这些罪恶当中夹杂的狭隘的狂热、怀疑、谎言、恶意和仇恨，又是另一回事。我有美国人的良心。对于那些诱导普通民众仇恨、欺骗、毁灭他人，以安排全体人类行为为己任的人，让苏联人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吧。 关于二战的错误。这是一场直到1941年12月都不值得我们参与的战争，它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大规模的全球道德战了呢？绝对价值论岌岌可危，盟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神圣。 关于苏联与欧洲战争的错误。 关于对日本与中国的错误。美国和日本没必要争执不休。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发生争执，唯一合理的解决方式就是妥协和平，一旦日本愿意接受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就该让它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与亚洲诸国的关系。 ● 8月10日，回美国的路上 现在回想起我在夏日的沉思，回想起此前的几个月……当然会有人向我提出尖锐的问题，我也有义务向自己提出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每年收到五百份至一千份演讲和写作邀请的人，竟会感到自己不被别人需要？为什么一个人的演讲受到学生史无前例的欢迎，他却没有作为教师的成就感？ 问题的答案在这里： 第一，邀请我讲座的人只不过把我当成了表演者，我的努力不过是填补了一些七零八碎的时间，并没有人真诚地希望我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第二，我自己并不相信讲座是有效的教学手段。我演讲的内容对学生来说并不重要，而且我主要是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表演者而受到欢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文明都跟教育应当取得的成果相背离。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最后，在有价值的事情当中，只有成为高层政治顾问，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教师，而这样的职位并不欢迎我。 我感到挫败，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我深知自己在政治领域的观点和见解大体是正确的——过去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证实，我的看法比我认识的人都要正确得多。然而，因为我的阐述很吸引人，所以听众都是带着事不关己的娱乐心情来倾听的。美国的政府和公众没有利用它们，也没有认真地思考它们。在民主党统治下，这不会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不会有本质上的不同。目前就我对公众生活的贡献来说，我完蛋了，因为我一文不名，因为我激起了别人的嫉妒，我过早地正确预言了一些事情，因为吸引我国公众不得不借助大众媒体，而这些媒体没有能力欣赏和传播我的思想。 当然我也拥有一些真正的听众，他们对我的思想感兴趣，欣赏我、理解我。原则上说，我很乐意继续为这些人演讲。但是，除了通过大众媒体（它们常常混淆我的原意）外，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接触到他们，这就让事情比较难办，我对时事的兴趣和作为学者之间的冲突也让事情更加复杂…… [如果回到华盛顿的办公室］我发现自己又变回与那里大部分人完全不同的孤独少数了。从1947年到1950年，我只发挥了一种作用，那就是发出批判的声音，一种娱乐他们和偶尔刺激他们的声音，他们会带着某种仁慈的傲慢来倾听我的声音，但是只要进入政策制定的层面，开始真正的工作，这些人就会像弹落一只苍蝇一样对我弃之不理。 [1] 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研究美国对外关系中军事因素的专家，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当时凯南在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2] 凯南的女儿格蕾丝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就读。 [3] 乔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朝鲜战争中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他反对杜鲁门总统在朝鲜保持有限战争的主张。4月11日，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一开始总统遭到了公众的严厉批评，但是当其他高级将领证明了扩大战争的确相当危险时，舆论出现了转向。 [4] 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英国诗人，早期作品洋溢着浪漫主义风格，在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之后，文风发生变化，突显出鲜明的反战风格。 [5] 凯南指的是他的第三个孩子，1949年出生的克里斯托弗。 [6] 1968年的密码簿中没有标注“F”代表谁。 [7] 谢苗·察拉普金（Semyon K. Tsarapkin），时任苏联驻联合国副代表。 [8] 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宣布退出“一战”并与德意志帝国停战，处于困境中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得不放弃大面积领土，以便集中力量清剿白俄势力。 [9] 7月，艾奇逊提到有可能在下一年派凯南为美国驻苏联大使。 [10] 演讲后来结集出版，就是凯南的《美国外交》一书。 [11] 从1951年开始，民主选举出的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政府尝试收回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该公司一直归英国所有，控制着大量的油田和炼油厂。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推翻了摩萨台政府，扶植伊朗国王。 [12] 阿巴丹岛是伊朗主要的炼油基地，苏伊士运河是全球航运的主动脉。 [13] 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后，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1948年成功连任。由于第一个总统任期不满四年，而195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规定最多只能连任一次，因此1952年就杜鲁门是否可以再次参选总统曾有过很多争论。1952年3月，杜鲁门宣布不参加当年的大选。根据其回忆录的说法，他从未考虑过参选。——译者注[14] 戴维·布鲁斯（David K. E. Bruce）。 [15] 在这份声明中，苏联方面试图阻止西方国家达成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西德的军事力量，并将其与美国领导的联盟融为一体。 [16] 凯南发表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收于回忆录的附录部分，见《回忆录：1950–1963》，第327–351页。 [17] 欧洲防务共同体（EDC）协议是一份复兴西德军事力量的计划，该协议通过整合新的德国军队与法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军队，减少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1954年，由于法国的否决，计划流产。 [18] 凯南的农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东柏林。 [19]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美国副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20] 霍默·弗格森（Homer S. Ferguson）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在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相关问题。 [21] 一些参议员质疑波伦对美国的忠诚度，因为他曾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口译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将东欧送给了斯大林。参议院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批准波伦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22] 卡尔·麦卡德尔（Karl W. McCardle）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23] 迪安·腊斯克，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后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担任国务卿。 [24] 日记没有记录第二天谈话的内容。 [25] 多萝西·海斯曼曾长期担任凯南的秘书。 [26] 凯南在华盛顿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ashington）开设了一个研讨班。 [27] 凯南在普林斯顿的霍奇路买了房子，这样他骑自行车或步行就可以到达高级研究所。 [28] 《文化的焦虑》（The Uneasiness in Culture）是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名字的直译，1951年出版发行的英文版译为《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29] 这句话使用德文书写。 [30] 这句话使用德文书写。 [31]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500页。 [32] 日记中该名字的位置留下空白。 [33] 威廉·霍格斯（William Hogarth），艺术家，作品多讽刺18世纪英国的混乱和不公平现象。 [34] 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致伍德沃（E. L. Woodward）的信，1955年3月18日和10月16日，研究所人员文件，第19盒，凯南档案，藏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35] 西奥多·莫姆森（Theodor E. Mommsen）于1955年3月17日致恩斯特·康特洛维茨的信，出处同上。 [36] 李·康登：《乔治·凯南：写作生活》，威明顿：美国校际研究所出版社，2008（Lee Congdon，George Kennan： A Writing Life， Wilmington， DE： ISI Books），第73—74页。 [37] 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二战”期间负责报道伦敦战况，后主持电视节目《现在请看》（See It Now）。 [38] 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在俄国工作的美国红十字会官员，俄国革命期间承担了外交使命。凯南在1956年出版的著作《苏美关系，1917—1920：俄国退出战争》中提到了他。 [39] 《苏美关系，1917—1920：调停决定》（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17-1920：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1958年出版。 [40] 凯南指的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41]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伊利诺伊州前州长，1952年、1956年民主党推选的总统候选人。 [42] 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获奖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 [43] 苏联军队镇压了匈牙利叛乱。 [44] 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做出反应，进攻埃及。苏联威胁，如果他们不撤军，苏联将会动用核武器。美国通过经济和政治施压让其盟国撤军。 [45] 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时，诺曼·阿莫尔是外交官和助理国务卿。 [46] 乔治和安娜莉丝的儿子克里斯托弗11月将满八岁。 [47] 《福尔赛世家》是约翰·高尔斯华绥以20世纪早期为背景撰写的系列小说，描述了一个英国中上阶层家族的苦难历程。 [48] 劳里斯·诺斯塔德（Lauris Norstad），美国将军，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官。 [49] 《纽约时报》，1958年1月12日。 [50] 见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958年2月20日写给迪安·艾奇逊的信，迪安·艾奇逊文件，第30盒，藏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斯特灵图书馆。 [51] 安东尼奥·萨拉查是葡萄牙的独裁统治者。“二战”期间凯南曾与他谈判在亚速尔群岛地区建立美军基地一事。作为政治家，萨拉查深得凯南敬重。 [52] 卡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是19世纪专写俄国问题的法国作家。凯南1971年编辑了《卡斯汀侯爵与1839年的俄国》（The Marquis de Custine and His Russia in 1839）一书。 [53] 苏联政府在1940年占领波兰东部以后，屠杀了两万两千名波兰军官，将尸体埋在卡廷森林。1943年德国人发现了埋葬地点，苏联政府坚称是德国人犯下了这一暴行。 [54]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55] 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和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是东德领导人。 [56] 威廉·富布莱特，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57] 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参议院多数派领袖。 [58] 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 Conant），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曾任美国驻德国大使。 [59] 此处应考虑到艾奇逊和杜勒斯在观点上的对立。——译者注[60] 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久后因癌症去世。 [61] 凯南指的是1957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提出的“脱离接触”政策。——译者注[62] 弗洛姆，德裔社会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哲学家，著有《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等作品。诺曼·托马斯，和平主义者，美国社会主义党总统候选人。莱斯曼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是探讨现代社会从众性的社会学研究报告。 [63]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帮助民主党杜鲁门政府管控工资及物价水平，著有《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等。 [64]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8世纪英国作家，下议院议员，保守主义的重要人物。“二战”期间，在一次穿越大西洋的漫长飞行中，凯南阅读了爱德华·吉本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18世纪的经典著作影响了凯南的写作风格，也引发了他对帝国长期扩张可行性的怀疑。 [65] 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是1944年—1966年凯南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的上司。 [66] 查尔斯·塞耶，20世纪30年代凯南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朋友兼同事。 [67] 玛丽·诺顿·哈里曼（Marie Norton Harriman）是埃夫里尔·哈里曼的第二任妻子。 [68] 罗伯特·梅奈（Robert B. Meyner）是新泽西州州长，民主党成员。 [69]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531页。 [70] 1957年，波兰外长亚当·拉帕茨基（Adam Rapacki）提出中欧禁核区计划，该计划与凯南主张美苏超级大国从欧洲撤军的思想相契合。 [71] 1960年5月1日，苏联在其领空内击落一架美国侦察机。华盛顿政府最初否认此事，后来苏方向外界展示了被俘的飞行员和U-2侦察机残骸，美方终于承认该机曾从事间谍活动。U-2事件破坏了原定几周之后即将举行的东西方首脑会谈。 [72] 维利·勃兰特，西柏林市长，后任西德总理，战争期间被派往挪威，与凯南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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