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斯大林并未在陶里达宫获得领导权，但他依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总部正式上位了。现如今，布尔什维克党占据了“沙皇情妇”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3]曾犯下累累恶行的一处豪华邸宅。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这座位于冬宫对面、用马刺和钻石装点的奢华兽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离彼得保罗要塞以及维堡工厂区都很近。在芭蕾舞娘的闺房和练功房里，斯大林再次战胜了傲慢的莫洛托夫和俄国局，夺回了领导权。3月15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重新掌控了《真理报》，并成为了俄国局的常务委员。“我被排除在外，”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故意有策略地排挤我，因为他们手握大权，而且比我长10岁，所以我没有反抗。”斯大林被委任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他来到陶里达宫，他的格鲁吉亚老乡奇赫伊泽与著名演说家伊拉克利·采列捷利欢迎他的到来。斯大林对全新的政治局欣喜若狂。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每个人都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子，斯大林依然摩尼教式地把生命视为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说：“俄国革命的马车正以光速前进”，但“回望四周，你依然会发现黑暗的势力在不止不休地滋生”。他沉默而又机警。孟什维克党回忆录作家尼古拉·苏哈诺夫说：“斯大林在苏维埃的工作中仅给我留下了……模糊的印象。”此时，在遥远的瑞士，列宁还在徒劳地攻击临时政府，并要求立刻与德国和谈。可是，在彼得格勒，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却保守地支持温和的调解策略，希望把强硬派的、国际主义倾向的孟什维克党人吸收入党——考虑到他们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4]这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主意。然而，正如什利亚普尼科夫所抱怨的那样，他们“在党内造成了混乱和敌对情绪”。莫洛托夫反对“他们的自卫政策，这是个大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托洛茨基嘲笑道，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已经把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对资产阶级施压的幕后议会团体”。然而，斯大林的批评者夸大了他的错误。在那10天里，他的确过于谨慎而毫无建树，但他提出的政策依然是明智的、现实可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托洛茨基不得不承认，斯大林“表达了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孟什维克党员的“信仰”。即便是克鲁普斯卡娅，也在听说了列宁咄咄逼人的主张后抱怨说：“伊里奇貌似已经疯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可能推翻临时政府——列宁具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更有甚者，列宁本人也没有坚决地把强硬的政见贯彻始终：他很快就妥协了，直到那年年底又转而变得强硬。身在瑞士的列宁读到了奇赫伊泽和布尔什维克党和解的文章。列宁勃然大怒。“这文章简直是坨屎！”他咆哮道。“弗拉基米尔，注意你的语言！”克鲁普斯卡娅回应。“我再说一遍：一坨屎！”列宁开始写作《远方来信》，他将在此文中纠正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犯下的错误。当时，斯大林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3月18日开始，斯大林突然一个星期不写文章了。他或许是在重新掂量自己的策略：列宁要来了。* * *[1] 在每一个街角，各种集会没日没夜地进行着，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发明了一个新的俄语词汇（俄语本就是种适时而变的语言）：“miningovat”，意为“召开会议”，以此来形容自由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怪诞之事。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人又发明了一个新词：“khappening”，意为“事件”。[2] 2月26日，什利亚普尼科夫声称：“革命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可是，当革命的确发生之后，他和莫洛托夫重建了《真理报》。在莫洛托夫加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后，他如此写道：“我只能反对克伦斯基。列宁在国外，我们得自己作决定。”[3] 她是一个体态轻盈的波兰芭蕾舞者，并成为了尼古拉二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情妇。两人在他还是皇储时便走到了一起。他曾经爱过她，当他爱上阿历克丝郡主——之后的亚历山德拉皇后——后，他依然暗中支持克舍辛斯卡娅成为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家。此后，她陷入到一场皇家三角恋之中：罗曼诺夫王朝的谢尔盖大公和安德烈大公分别和她坠入爱河。沙皇和他的大公们分享着同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利用皇家的支持成为了大明星。由此，她收集了很多钻石和别墅，并最终打造了一座府邸。这是一座现代主义的建筑，地上铺着镶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水晶灯，墙壁上则有巨大的镜子。府邸的白色前厅有大理石廊柱和带铜制扶手的沙发，墙上则垂挂着绸缎，窗帘是丝绒的。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路易十六时代风格的会客厅，墙上垂挂着黄绸缎。还有一个浴室，铺着白色大理石地板、蓝色和银色相间的马赛克瓷砖，装着一个下陷式浴缸，“就像个希腊澡堂子”。正如当时民谣所讽刺的那样，她“连腿都没有劈开，就跨步跳进了宫殿”。今日，这座建筑成为了现代俄罗斯历史博物馆。[4] 3月17日，在斯大林发表的《战争》一文中，他只是呼吁“向临时政府施压”，使其宣布停战。而在当时，列宁早就要求“推翻”这个政府了。斯大林并没有攻击孟什维克党，而是想和那些支持他自卫性质战争策略的孟什维克党人联手。他希望苏维埃能掌控临时政府，也竭力呼吁尽快召开制宪议会。虽然他在一方面仅仅呼吁向临时政府“施压”；但在另一方面，当孟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召开旨在声讨临时政府的联合大会时，他却指责临时政府是“精英集团”的工具，不过是“一个沙皇替代了另一个沙皇”。即便如此，是年3月底，斯大林依然在布尔什维克党总部和陶里达宫的党内会议上说自己是个调停者。39 1917年夏：大街上的水兵1917年3月27日，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资助者茨哈卡亚登上了著名的“密封列车”。“二月革命”一个月后，列宁终于找到了回到故乡的办法。在此期间，他曾设想过假装聋哑的瑞士人坐火车或者坐破旧的双翼飞机穿越中欧。“我们得回家了。”他说，“可是怎么回呢？”幸运的是，德皇认为列宁和他的那些“革命分子细菌”会让俄国感染上消极应战的病毒，并因此而战败。正如他将在日后领导俄国一样，列宁成为了这辆列车的列车长。要是在今天，列宁肯定是禁烟令的有力支持者：他要求所有乘客必须全程遵守他定下的吸烟规则——布尔什维克党人卡尔·拉德克开玩笑说，列宁是在为“成为革命政府领袖”而作准备。吸烟者只能在列车的卫生间内抽烟，而非吸烟者则获得了“一等座”的卫生间通行证，他们有优先使用权。4月3日，被克鲁普斯卡娅夸张地称为“破烂、狭窄的三等车厢”在芬兰和俄国边境的别洛斯特罗夫站停靠。斯大林的朋友路德米拉·斯特尔带着一群女性代表前来欢迎克鲁普斯卡娅。加米涅夫欢快地登上火车去迎接列宁，却被列宁吓了一跳。“你到底在写什么？”列宁冲他大声说，“我们看了几期《真理报》，我们所有人都把你骂了个遍。”火车停靠在了彼得格勒的芬兰站。斯大林登上车厢迎接“老头子”——当时，列宁才46岁。那一天，列宁戴着洪堡软毡帽，穿一身粗花呢套装，还绅士地提着一把雨伞。对于俄国——无论是过去的俄国还是当时的俄国——而言，这个谢顶的小个子只是一个陌生人。然而，和10年前被流放时的他相比，那一刻的他对革命形势更感焦虑，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列宁和斯大林来自于全然不同的世界——列宁是贵族的儿子，而斯大林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们的心理有很多共同点，也会采用相同的处事方式。我们不知道列宁在火车上对斯大林说了什么，[1]但就在他们见面后不久，斯大林便抛弃了“肥胖的”加米涅夫，和“老头子”团结在一起了。据同样在场的莫洛托夫回忆，午夜时分，列宁“和斯大林一起走下车厢”。著名而又神秘的列宁同志踏上芬兰站的月台，发现这里正上演着一场革命的狂欢。军乐队正演奏着《马赛曲》，欢乐的民众挥舞着手电筒。列宁检阅了由喀琅施塔得基地2000名革命水兵、基洛夫工厂2000名工人、一群挥舞红旗的民众和一个阵列的装甲车组成的仪仗队。赤卫队——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工人——方阵护送列宁来到火车站的皇家候车室，苏维埃主席奇赫伊泽欢迎他的到来。可是，列宁跳上了装甲车，告诉民众（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阿利卢耶夫）：“临时政府只是在用他们的甜言蜜语和空口承诺欺骗你们，正如他们欺骗了所有俄国人民。”据一位见证者回忆，他的演讲“像大地惊雷一般……震惊了他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夺取政权，结束“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将权力交还给苏维埃。很多人都认为“老头子”疯了，他根本不了解俄国的局势。“列宁已经是过去时了。”孟什维克党人斯科别列夫对李沃夫王公说。可是，即便是列宁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他所展现的对信仰的坚定不移。苏哈诺夫说：“列宁展现了令人称奇的力量，他仿佛是个能摧毁一切的超人。”列宁坐着装甲车，在喧闹的乐队、工人和民众的夹道欢迎中来到了克舍辛斯卡娅曾经的府邸。在这位芭蕾舞者有白色廊柱的会客厅里，他对业已对他失去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发表了长篇演讲。第二天，他又在陶里达宫的13号房中再次教诲他们。“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莫洛托夫说。刚开始时，只有亚历山德拉·科隆泰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托洛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像没有为‘二月革命’做好准备一样，对列宁也毫无准备”。列宁的雄辩征服了斯大林。他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人民渴望和平和土地，可是，别有用心的政府依然遵循着沙皇和德国斗争到底的指令，且愚蠢地搁置土地问题，想要拖到几个月后的制宪议会选举再解决。只有列宁看到了这个间歇期的机会。他知道，他有望夺取俄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4月6日，列宁和斯大林开始就《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展开合作。4月18日，外交部长米留科夫愚蠢地知会英国和法国，俄国将要吞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尽管沙皇逊位，但这依然是场帝国主义战争。米留科夫反而帮了列宁一个大忙。苏维埃仅在自卫战争的前提下支持临时政府，现在，战争显然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革命运动再次爆发，打倒了本已脆弱的当局政府。李沃夫王公赶紧组阁新的联合政府，让克伦斯基出任陆军和海军部长。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号召组织武装起义。然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全面开火的列宁此时却提出了异议。他说，起义“就目前而言……是不正确的”。4月24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举行会议，列宁“像个督察走进课堂一般”走了进来。路德米拉·斯特尔说，直到列宁到来之前，“所有同志都在暗夜中迷茫”。斯大林显然不在这些同志之列。当加米涅夫反驳列宁时，斯大林竟然嘲讽这位曾经的同盟。他再次转身变为列宁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就所有事情达成了一致。[2]斯大林就民族问题作了汇报。他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可是，在列宁看来，斯大林曾是高加索武装行动人员的经历才最具利用价值，而斯大林也需要列宁的支持。“我们已经和科巴同志相识多年了，”列宁说，“他曾为克拉科夫局作出杰出贡献。他在高加索的工作十分重要。他能被委以大任。”莫洛托夫记得列宁曾向他解释过斯大林的价值所在：“他是个领袖人物——你能让斯大林负责任何工作。”4月29日，在中央委员会总共97张选票中，斯大林的得票数为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第三位，这显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斯大林大多数时间都在苏维埃工作，编辑《真理报》，或和列宁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央委员会首次投票产生了一个新的决策局，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这便是之后具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局的雏形。5月4日，托洛茨基终于从美国回到了俄国。很快，他就赢得了彼得格勒的心。他几乎每晚都会在“人满为患”的现代马戏团剧院中演讲，被民众“簇拥着抬上舞台”。苏哈诺夫说，托洛茨基“沉醉在他的声望之中”。列宁意识到托洛茨基的价值，想要拉拢他。在托洛茨基归国一星期后，列宁邀请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说，两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野心”。斯大林肯定对这位革命明星的回归倍感焦虑。斯大林在1917年写了60多篇文章，而托洛茨基却嘲讽他的文章“对精彩绝伦的事件作出了沉闷乏味的评论”。列宁指派一个代表团和托洛茨基谈判，斯大林被排除在外了。和托洛茨基不同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在1917年显山露水。他本人如此说道：“在革命之前，我们的党是个地下组织，一个秘密党派。而现在，情况改变了。”他并不适应新的形势，他是在黑暗中成长的。1917年的斯大林参与了公开的民主议政。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对于在高加索的地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来说，民主显然不是理想的生存环境。他说起话来声音很小，他的格鲁吉亚口音很滑稽。“我听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一位见证人说，“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斯大林说的所有话都是简洁明了的陈述。”一个曾聆听过他演讲的工人说：“他说的话没有错，简洁而容易理解，但我却不太记得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避免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不过，平实的说话方式竟然为他赢得了不少人心，在那些人看来，斯大林比爱显摆的知识分子更令人信服。当列宁夺取政权却又危机四伏，只能像之前运作地下党派一样控制他的政府时，斯大林又有了用武之地。6月3日，斯大林参加了在瓦西里岛军校举行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年轻的安娜和娜迪亚前来看望她们心目中的英雄。“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参加了开幕仪式——他们和列宁一起最先出场。我看到他们三人走进空荡荡的会堂，”当时已在党内工作的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我们已经很多天没有见过斯大林了，他在我们家的房间一直是空的。”“我们得和他说。”还是女学生的娜迪亚对姐姐低语道，“或许他已经改变主意，不想和我们一起住了。”第二天，她们见证了代表大会上最戏剧性的一幕。“没有一个俄国政党胆敢说‘把政权交给我们吧’。”孟什维克党人采列捷利发难说。列宁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回应：“的确有这样一个党！”韦列夏克，斯大林在巴伊洛夫时的狱友说：“我注意到，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主要的演讲者，而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则无声地指挥着布尔什维克阵营——这是我首次意识到此人的重要性。”斯大林给托洛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托洛茨基的话也解释了他为何会在之后的权力斗争中输给斯大林。“斯大林是个幕后操控者，”他写道，“他有诀窍说服那些平庸的领导人，特别是乡下人。”“他并没有被视作党的正式领袖，”塞基拉什维利——这位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人整个1917年都待在彼得格勒——说，“但每个人都会听他说的话，包括列宁——他是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他替他们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情绪。”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流亡者而言，这显然是个陌生的盲区。索索是高加索地区“无可置疑的领袖”。塞基拉什维利说，列宁“看到他的背后站着无数来自于乡下的领导人”。[3]当托洛茨基在现代马戏团剧院的舞台上蹿下跳时，斯大林却在寻找他新的同盟，比如说被他本人无情地踢出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人莫洛托夫。斯大林搬进了莫洛托夫的家。那是位于彼得格勒区希罗卡亚街上的一个大公寓，正对着涅瓦河。屋里还住着其他3位同志。“我的家就像个公社。”莫洛托夫说。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向莫洛托夫道歉了。在莫洛托夫看来，把他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是“斯大林的大错误”。“4月的时候，你是最接近列宁的小圈子的成员之一。”斯大林承认。两人成为了朋友。莫洛托夫没有在4月时成为中央委员，而现在，他需要一个同盟。两人截然相反：莫洛托夫身材健硕，说话结巴，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很呆板，也更像是个资产阶级。但两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喜欢喝酒，都像罗伯斯庇尔一样崇尚人民武装起义，且都因为自卑情结而极具报复心——最为关键的是，他们都相信斯大林的执政能力。此时的斯大林经常换地方住。他总是在晚上工作，然后随便挑个朋友的家睡一会儿。他经常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过夜。当时，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那里上班，是中央委员会的助理秘书，在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的指导下工作。路德米拉·斯特尔是《女工》杂志的编辑，并负责处理与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关系，她与斯大林肯定经常见面。据说，斯大林和斯特尔的恋情再度升温。不过，即便如此，斯特尔并不是斯大林唯一仍在相处的女性。斯大林并不仅仅利用了莫洛托夫的忠诚和住所。“他抢了我的女孩玛鲁夏。”莫洛托夫笑着说。玛鲁夏并不是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而牺牲的最后一个女人。一天晚上，安娜和娜迪亚来到《真理报》编辑部看望斯大林。“办公室里全是人，香烟弥散不去。一个助理告诉我们‘斯大林在忙’，所以我们让他递个口信，告诉他我们想要见他。他走了出来。”“你们好，”索索笑着说，“很高兴你们能来看我。你们家怎么样了？”“你的房间还在等你来住呢。”女孩们说。“你们太客气了，但我实在太忙，”他说，“不过，记得把房间给我留好。”接着，“有人过来叫他，斯大林匆匆和我们握手告别”，赶紧回去工作了。用列宁的话来说，1917年经历的是一场进两步又倒退一步的游戏。6月，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号称已经拥有6万士兵——中的激进派号召进行一场武装示威，并将日期定在了7月10日。在党内会议上，列宁站在了激进派一边。“过于激进是错误的，但让机会流失同样错误。”斯大林说。他协助示威运动的准备工作，并起草了运动宣言《武装工人一出现，资产阶级皆吓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他们。在6月9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党人大声宣读了斯大林的宣言，采列捷利指责“布尔什维克党阴谋篡权”。列宁需要苏维埃的支持——他想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政权。可是苏维埃禁止采取示威行动。在几个小时的激辩之后，列宁同意放弃行动：“我们走错一步就会毁了全局。”现在，他变得和3月时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一样小心谨慎。11日，斯大林批评这一“无法容忍的举棋不定”，并威胁要辞职。6月18日，苏维埃挑衅似的展开了它所组织的示威行动，但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用《真理报》的舆论效应揽下了此次行动的功劳。斯大林在第二天报告称：“这真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参加示威的民众望不到头。从早到晚，示威人群纷纷来到战神广场，他们挥舞着旗帜，就像一片森林……他们整齐地喊着口号……《马赛曲》和《国际歌》被《你是牺牲品》替代。”民众高喊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没有一个工厂或兵团拉出“相信临时政府！”之类的条幅。与此同时，在与德国的战争中，陆军和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宣布发起攻击，他想以此举为现任政府赢得人心。可最终，这场俄国最后的战役被证明完全是场灾难。列宁精疲力竭，他的偏头痛日益严重，只好转移到芬兰一个阳光充裕的湖区，在一栋别墅里休整。然后，临时政府再次犯下致命错误：芬兰和乌克兰正在谋划独立，克伦斯基的侵略战争不得不中止。宪政民主党的部长们威胁要递交辞呈。虽然列宁不在俄国，他的武装力量[4]仍决定夺取政权。塞基拉什维利写道：“北极光点亮了夜空，人们甚至能在户外看报纸。人们无心睡眠，莫名的力量把他们拽到了大街上。他们抬起头，仰望着奇观。这是黑暗与光明的大决战。”7月3日，大批手持机关枪，胸前装满了弹药袋的陆军士兵、水兵、工人来到了陶里达宫，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机关枪纵队充当先锋。来往的车辆被拦下来，并被征用。装甲车满载着士兵横行街头，有些士兵胡乱地向涅夫斯基大街上的购物者开火。枪战爆发了。在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布尔什维克党的水兵起义，消灭了120名军官——包括海军司令。然后，他们要求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准许他们占领整个首都。他们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给其时正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斯大林打了个电话。当时，斯大林正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诗人达米安·别德内在一起。水兵们向他请示道：“我们能带枪游行吗？”“来福枪吗？”斯大林回答道，“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好了……对于我们这些写字的人来说，我们到哪里都带着枪，那就是我们的笔，（但是）至于你们怎么处置你们的枪，你们自己看着办！”这虽然是一场半自发的起义，但斯大林在暗中鼓励了他们。他如此自问道：“难道党能袖手旁观？”托洛茨基说斯大林是7月那场起义的幕后组织者之一，他显然没有错：“无论哪里爆发动荡，无论是在第比利斯的广场、巴库的监狱，还是彼得格勒的大街，他总会致力于让动荡发挥最大效应。”举着枪的人群包围了陶里达宫，他们想要实现列宁的名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而正在陶里达宫内讨论新政府成立事宜的奇赫伊泽及苏维埃却不想接收政权。他们害怕夺取政权。对于苏维埃的犹豫不决，示威者十分愤怒。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暧昧回复起到了作用：他们正在前来的路上。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惊慌失措，他们赶紧让列宁终止休整，立刻回来。“我们能夺取政权，”斯大林说，“但前线的战士、省份和苏维埃都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斯大林立刻前往陶里达宫向奇赫伊泽及苏维埃保证他们不会这么干——但是，堤坝已经溃垮，革命的洪流已经势不可当。当列宁还在前来彼得格勒的列车上时，斯大林听说，司法部长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拿出了列宁收受德国资金的证据，并指控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为“叛徒”。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的指控有的放矢，并不完全是胡编乱造。斯大林赶紧来到陶里达宫，试图说服他的格鲁吉亚老乡奇赫伊泽把这件事压下去。奇赫伊泽同意了，但为时已晚。7月4日凌晨，列宁冲进了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他对党内的鲁莽分子大吼道。在这个阴沉的早上，40万工人和士兵占领了彼得格勒空荡荡的大街。很快，载着2万名武装海军的舰队也抵达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在乐队的伴奏下，这些趾高气扬的水兵带着他们的女朋友在大道上耀武扬威，恐吓行人。“到处都是水兵和衣着暴露、穿着高跟鞋的女士，”斯大林回忆说，“街上一片欢腾。”水兵们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前聚集，他们要求领袖出来说话。列宁在哪儿呢？列宁在府邸里，最后他对水兵们发表了演讲，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2万名基洛夫工人的怂恿下，这些水兵又来到陶里达宫，想要把那些令他们失望的苏维埃成员找出来。场面十分不堪。[5]不过，下午5点的时候，老天开眼了：大雨冲散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人群四下散去。忠诚的伊兹梅尔近卫团释放了被围困的苏维埃代表，但苏维埃放弃接收政权并支持临时政府的事实已众人皆知。列宁和沮丧的布尔什维克党只好退守。“七月事件”就此告终。克伦斯基渐渐赢得了人心，他稳住了临时政府，并想把布尔什维克党一网打尽。虽然斯大林竭尽全力游说，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依然亮出了列宁收受德国资金的证据。很多士兵听说列宁“叛国”，都动摇了。7月5日拂晓，政府军冲进了《真理报》编辑部。就在几分钟前，斯大林掩护列宁离开了。当天晚上，炮兵和8辆装甲车包围了克舍辛斯卡娅府邸，但布尔什维克党并不准备直面冲突。斯大林赶回布尔什维克党的另一个据点彼得保罗要塞，“说服水兵们不要挑起战事”；他又回到克舍辛斯卡娅府邸，进进出出，试图说服双方克制，不要导致屠杀发生；他来到陶里达宫，向奇赫伊泽和采列捷利求情：只要布尔什维克党主动交出官邸和要塞，政府军就不必开枪杀人。采列捷利同意了：“斯大林迷惑地看了我一眼，离开了。”7月6日，克舍辛斯卡娅府邸中的500名布尔什维克党人撤离。紧接着，斯大林又回到彼得保罗要塞，敦促那里的党员撤离。斯大林不知疲倦地解决了困境，这让列宁颇为欣赏。“（然而，）由于他们灾难性的失败，”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社会主义记者约翰·里德写道，“他们失去了民心。缺乏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退到了维堡区，而政府展开了对他们的大追捕。”35岁的克伦斯基——当时唯一能够团结左派和右派的人——再次手握总理大权。反讽的是，克伦斯基是列宁就读的辛比尔斯克学校校长的儿子。他是个“言语灼烈”的演讲者，“会突然挥舞拳头，嘴唇抽搐，就像一个被附体了的梦游者”。克伦斯基的司法部长下令逮捕列宁。[6]布尔什维克党再次面临分崩离析。列宁正在逃亡。斯大林负责他的个人安全。* * *[1] 在此之前，迷人的布尔什维克女党员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刚刚把列宁用词激烈的《远方来信》交给不听话的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即便得知列宁正在归途的消息，斯大林也依然拒绝发表这篇文章，或想要删减它。他说这篇文章“差强人意……脱离实际”。在文中，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夺取政权，却又没有阐释他为何认为俄国可以跳过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第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第二个阶段——“向社会主义转变”。[2] 列宁不再坚持极端激进主义，这让他和斯大林——尽管后者的策略经常受到指责——走得更近了。在斯大林看来，列宁对“欧洲内战”的主张过火，他对“独裁”的猛烈攻击并不明智，而他对“土地国有化”的坚持没有顾及到农民。列宁日渐了解俄国政治的真正需求，并逐渐改变了之前的政见。[3] 这些强硬的“乡下人”委员厌恶托洛茨基，并在此后成为了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斯大林在高加索时期便结识的朋友。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实用主义者当然意识到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们和斯大林的共同之处比和季诺维也夫或托洛茨基的共同之处多得多。这些人包括脾气暴躁的塞尔戈、英俊的邵武勉、金发的花花公子叶努基泽、为人谦和的前男仆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不过，依然有很多格鲁吉亚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党人——厌恶斯大林。也不是所有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都站在他那一边。在4月的会议上，马哈拉泽和贾帕里泽——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和巴库时的老同志——批评了斯大林的高加索民族政策。同样对他发起攻击的还有波兰人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和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后来创立了“契卡”——闹翻，这或许是因为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都自视为被俄国殖民的民族。两人都在神学院学习过，都写过诗，也从始至终对忠诚和背叛着迷。两人均擅长运用秘密警察。甚至他们的童年也相似：他们的母亲都很强势，他们的父亲都缺席了。两人都是不成功的父亲。他们都很疯狂，却又十分孤独。很难想象两个如此相像的人会结成同盟。[4] 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无视了列宁谨慎的指示，这说明，在当时布尔什维克还远不是统一指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党内有很多派系，且并不完全听令于领袖。此时的布尔什维克还不像后来那样被斯大林一手掌控。[5] 有些水兵冲进了陶里达宫。当时，苏维埃代表们正被围困，拒绝接收政权。羸弱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被暴徒抓了起来，施以暴打，直到机智的托洛茨基跳上一辆轿车，对水兵们慷慨陈词，才解救了这位被吓坏了的政治家。[6] 当时，斯大林在巴库时期曾利用过的孟什维克党行动人员维辛斯基是莫斯科阿尔巴特区的区长。在克伦斯基的命令下，他签署了对布尔什维克党高层人物的逮捕令，其中包括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曾经听命于克伦斯基的这段历史成了斯大林控制他的把柄，但他对斯大林的绝对服从也保住了他的性命。40 1917年秋：索索和娜迪亚克伦斯基展开了对列宁的搜捕。在斯大林的安排下，“老头子”在3天内换了5个住所。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捕，但被斯大林保护着的列宁却安全地转移到了地下。警察突袭了列宁妹妹的家。克鲁普斯卡娅赶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位于希罗卡亚街的公寓，她想知道列宁到底在哪里。7月6日晚，斯大林把列宁送往第五个据点，那便是阿利卢耶夫位于第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的新公寓。他们家还配备了一个穿着制服的门卫和一个女佣。“把所有入口和出口都告诉我。”列宁一到便检查了整个屋子，包括阁楼。“我们把斯大林的房间给了他。”奥尔加说。出人意料的是，列宁的心情很好。尽管外面局势紧张，他还是在那里住了四天。安娜·阿利卢耶娃一回到家，发现家里全是神情紧张的陌生人。“他们首先引荐我认识一个人，我立刻认出了他是谁。”列宁坐在沙发上，穿着“马甲、浅色衬衣，戴着领带，衬衣袖子挽了起来”。在这个“热得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列宁仔细地上下打量她。他问道：“你在街上都听说什么流言了？”“他们说你逃到了喀琅施塔得，说你藏在一艘舰艇里。”“哈哈哈！”列宁“极具感染力”地大笑起来。他问斯大林和其他同志：“同志们，你们觉得呢？”列宁终日写作。斯大林每天都来看望他。斯大林依然观察着陶里达宫中的情况，而他正好遇到了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两人都担心“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内要员都认为列宁不应该躲起来，而应该现身（接受庭审）”。塞尔戈写道：“我们一起去见了列宁。”政府要求列宁自首。在阿利卢耶夫家里，列宁、斯大林、塞尔戈、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的妹妹聚首讨论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刚开始时，列宁本人倾向于自首。斯大林不同意。斯大林认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只有在个人安全得到保证之后才能自首。可是，他从陶里达宫了解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容克[1]想逮捕你，”他警告道，“但他们会在把你送往监狱的途中就杀了你。”斯塔索娃前来汇报，称有关列宁“叛国”的更多证据被公开了。列宁的脸猛烈地抽搐了一下，他毅然决定自首，好在庭审中为自己澄清。“说再见吧，”列宁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们有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斯大林和塞尔戈回到陶里达宫，试图寻求“伊里奇不会被容克处死的保障”。斯大林回来报告称，孟什维克党人“回答说，他们不敢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斯大林和塞尔戈认为，如果列宁自首，他肯定会被谋杀。“斯大林和其他人试图劝服伊里奇不要现身……”克鲁普斯卡娅说，“斯大林说服了他……救了他的命。”斯大林是对的：前杜马代表V．N．普罗夫迪夫遇到了负责追捕列宁的军官。“我应该怎么把这位绅士送过来呢？”这位军官问，“是送个全尸还是分尸呢？”他们对列宁到底应不应该自首依然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突然间，塞尔戈做了一个动作，仿佛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匕首。他像好斗的格鲁吉亚人一样喊道：“谁想让伊里奇被捕，我就把他割成碎片！”塞尔戈的这句话似乎为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列宁必须秘密撤离彼得格勒，斯大林“负责安排列宁离开”。一个叫叶梅利亚诺夫[2]的工人同意把列宁藏在他位于彼得格勒北部拉兹里夫湖湖畔的棚屋里。奥尔加和安娜·阿利卢耶娃穿梭在这些客人之间，为他们提供食物，确保列宁和斯大林吃得不错。“你们给斯大林吃了些什么？”列宁问，“奥尔加，你可得照顾好他，他看上去瘦了不少。”斯大林也关心列宁的饮食情况：“伙食如何？伊里奇吃得多吗？竭尽全力照顾好他吧。”有些时候，斯大林会带东西给列宁吃。列宁和斯大林巨细无遗地研究了撤离计划。7月11日，“是时候离开了。斯大林前来，每个人都在列宁的房里，帮他出主意化装。”奥尔加尝试给列宁的头缠上绷带，但那不管用。没人建议男扮女装。“如果我把胡子剃了会不会好一些？”列宁提议道。“几分钟之后，列宁满脸泡沫”地坐在斯大林卧室的圆镜子前，镜子的一边则是托尔斯泰的肖像画。索索“充当理发师”，把列宁的胡须和髭须都刮了。“看上去挺不错。”列宁欣赏着镜中的自己，“我看上去就像是个芬兰农民，几乎没人认得出我来了。”12日，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夫护送列宁前往普利莫尔斯基站：他会先前往拉兹里夫躲一阵子，然后前往芬兰的一个谷仓。斯大林频繁地来往于两地，成为了列宁和彼得格勒之间的主要联系渠道。“我的一个儿子曾开船带着斯大林前往（列宁藏身的）棚屋。”叶梅利亚诺夫回忆说。斯大林写文章攻击克伦斯基的“新德雷福斯事件”，“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展开的恶毒中伤”，以及“那些唯利是图的捉刀人”。他特别看不起孟什维克党中那些唯唯诺诺的“瞎了眼的傻子”。他说，克伦斯基会像“用牛奶淹没苍蝇”一般把他们弄死。在一篇具有斯大林特色的讽刺檄文中，斯大林惟妙惟肖地模仿孟什维克对克伦斯基俯首帖耳的口吻。把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交出来？“遵命，秘密情报阁下。”放弃武装革命？“乐于为您效劳，地主和资本家阁下。”斯大林的一言一行完全像是个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他也搬了家，这将改变他的人生轨迹。“门外没有人，”有一天，当斯大林到来时，奥尔加·阿利卢耶娃向他保证道，“你最好搬进来和我们一起住，那样你就能休息得好一点。”斯大林搬出了莫洛托夫的公寓，住进了阿利卢耶夫家。他们的房间又大又舒适，厨房、卫生间，甚至浴室都是现代化风格的，住在小房间里的女佣负责做饭。斯大林住进了费奥多的房间（在此之前，列宁就住在这里），里面有一张舒适的床、一张带有一面圆镜子的梳妆台、一张考究的桌子和一幅拜伦爵士的肖像画。第二天早餐时，他对这家人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索索经常和奥尔加独处。谢尔盖在电厂工作，娜迪亚正在莫斯科过暑假，安娜负责党务工作。奥尔加照看他，还给他买了新外套。他请她在衣服上缝些保暖垫、两片竖立的丝绒衣领，并在领口安上纽扣，这是因为他患有咽炎，衣领和领带太紧的话就会让他觉得不舒服。[3]索索的生活依然一团糟，他会在回家的路上买吃的——经常是街头小摊上的面包、鱼块或肉肠。他孜孜不倦地参与《真理报》的编辑和撰写工作。因为长期伏案写作，他的手指因和钢笔的镀金笔杆摩擦长出了老茧。他有时会回家过夜，有时不会。有一次，他实在太累了，嘴里叼着烟斗就睡着了，差点把整个房间都烧了。7月底，他再次消失，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为了防止警察追捕，会议在萨普逊涅夫斯基大道的一个修道院里举行。作为执行领导的斯大林作了主要汇报，他鼓励300位代表向前看：“我们必须为任何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在对“政治形势”作出分析之后，他坚称是俄国自身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并对“只有欧洲才能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表示了怀疑——他日后著名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此时已形成雏形。斯大林的第二份汇报有可能是列宁写的，或至少是由列宁起草的。不过，在当时党的重建工作中，他真正的盟友是斯维尔德洛夫——两人最终还是和解了。“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为我们点明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向，”斯维尔德洛夫说，“我谨就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再谈几句。”斯大林被选举为党报的主编和制宪议会代表，然而，当选举产生中央委员时，他的名字被排在了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后面。布尔什维克党依然处于低潮期，但斯大林说，临时政府的“和平时期结束了。动荡即将发生，一个危机紧接着一个危机”。他回到了阿利卢耶夫家。娜迪亚的暑假结束了。她回到家，准备去上学。那个夏天，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夫家的两个姐妹走得越来越近，而正是在这个公寓里，他成为了党的灵魂人物。“有些时候，索索几天都不回家。”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然后，他会在半夜突然回来。虽然女孩们都已经睡了，他还是会冲进她们的房间。他们的房间紧挨着：斯大林的卧室和娜迪亚的仅仅隔着一道门。他可以坐在自己的桌边或躺在床上看到她房里的梳妆台。“什么？你们这么早就睡了？”他把女孩们叫醒了，“快起来，瞌睡虫们！我给你们带了鱼和面包！”女孩们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溜进索索的卧室。“卧室马上变得欢乐而又吵闹起来。斯大林给我们讲笑话，模仿他那天见到过的所有人，有时是出于善意，有时则恶意满满”。这位嗜书如命的前神学院学生有时和这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女讨论文学。每当她们有朋友来访时，他对他们也十分友善，会和他们开玩笑。他总是会和她们聊起流放时的故事，还有那条叫季什卡的狗。他会给她们朗读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普希金、高尔基和契诃夫的著作，特别是契诃夫的《变色龙》和《套中人》，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达申卡》——他“能把它背下来”。他经常会这样形容只为男人而活着的笨女人：“她真是个‘达申卡’呀。”他会开他们乡下来的女佣潘娅的玩笑，还给她们所有人取绰号。安娜说：“当他心情特别好时，他会叫我们叶皮凡尼—米特罗法尼（这是他流放时期一个房东名字的谐音）。”“叶皮凡尼，有啥新闻吗？”他问女孩们。“啊，你真是个米特罗法尼啊，你真是！”有时，他则叫她们“季什卡”。他会与谢尔盖和女孩们聊政治，毕竟，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家庭。娜迪亚因自己是个布尔什维克党员而感到骄傲，但她在学校里遭到了嘲讽。她的教父叶努基泽、加里宁、塞尔戈和斯大林就像她的叔叔一样，列宁也曾在他们家藏身。安娜回忆道：“（9月的时候）斯大林带来了一个高加索的同志……此人身材魁梧，有一头油亮的黑发，面色苍白……他害羞地和我们握手，大眼睛里藏着笑意。”“他就是卡莫，”斯大林说，“你们应该和他聊聊——他的故事可多了！”女孩们兴奋地大叫：“他就是卡莫。”而卡莫也把“他精彩绝伦的一生”讲给她们听。九死一生的卡莫在哈尔科夫监狱待了5年，直到革命之后才被释放。他曾想过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假死，让人把他装在棺材里运出去。但是，他发现，狱吏们会用锤子砸碎每个运出监狱的尸体的头颅——以防囚犯用这招逃跑。“卡莫会聊起和斯大林的往事，每当聊起斯大林时，他那本来沉稳平和的嗓音就会变得雀跃起来。”卡莫来到彼得格勒，想要参与新的行动，然而，他和阿利卢耶夫一家的关系让他最终走向了悲剧。娜迪亚一回来就开始收拾房间。当时，斯大林正在自己房里写文章，他被椅子的挪动声吵到，于是冲了出去。“到底怎么了？”索索问，“怎么这么吵？啊，原来是你啊！你真是个做家庭主妇的料！”“怎么？难道这样不好吗？”敏感的娜迪亚反驳道。“当然不，”索索饶有兴味地说，“这是好事！把它们都整利索吧，快啊……把剩下的活干完！”据娜迪亚的姐姐安娜回忆，当时还是女学生的娜迪亚“十分活泼开朗，总是欢欣雀跃”。然而，她出生在一个波西米亚式的家庭，她的家里经常会出现陌生人，而她母亲又是一个多情多欲的人，因此她自幼严谨克己，渴望秩序和安全感。“爸爸和妈妈还在一如既往地瞎闹腾。”娜迪亚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她鄙视母亲对风流韵事的痴迷。她如此写道：“我们这些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能独立思考，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她（奥尔加）完全是个缺乏主见的女人，虽然她依然健康、年轻。所以，我得负责做家务。”或许，她把母亲视作契诃夫故事的主人翁“达申卡”了。在这个漫长而又多事的夏天，斯大林和娜迪亚走得越来越近。此前，她便把他视为她家的格鲁吉亚好友和布尔什维克党英雄。“他们在同一个公寓里度过了1917年的整个夏天。有些时候，公寓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娜迪亚的侄女基拉·阿利卢耶娃说，“娜迪亚把约瑟夫当作浪漫革命的象征。我母亲说他长得很英俊。当然，娜迪亚爱上了他。”他给她取了个昵称“塔特卡”，而她叫他“索索”或“约瑟夫”。作为被单身母亲带大的独生子，斯大林肯定渴望充满笑声、欢乐和爱意的家庭生活。他曾在流放期享受过这种生活，但此时离他和卡托·斯瓦尼泽结婚已有10年了。他总是喜欢像卡托以及他母亲那样可以为他烧饭、打扫卫生和照顾他的女人。事实上，斯瓦尼泽家曾说，斯大林之所以爱上娜迪亚，是因为她让他想起了卡托。“斯大林渐渐爱上了她，”基拉·阿利卢耶娃说，“两人情真意切。”索索的年纪完全够得上做娜迪亚的父亲——而他的敌人也会声称他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娜迪亚的出生日期和斯大林与奥尔加相好的日期并不吻合，但娜迪亚肯定知道索索曾和她多情的母亲有过不一般的关系。母亲和女儿为这位格鲁吉亚住客展开过争夺吗？“奥尔加总是对斯大林心存温柔，”娜迪亚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但是，奥尔加“不同意”娜迪亚和斯大林相爱，“竭尽全力说服她死了这条心，并说她是‘傻瓜’。她永远无法接受两人的结合”。这是因为她了解索索的为人，还是因为她自己舍不得索索——抑或两者皆有？然而，“傻瓜”娜迪亚已坠入爱河不可自拔。几个月后，她骄傲地对一位闺中密友说：“我减了太多体重，以至于别人说我快要因爱而亡了。”后来，斯大林曾亲口解释过他为什么选择了娜迪亚而非她的姐姐：“安娜讲起话来喋喋不休，还很迂腐”，而娜迪亚“很早熟，脚踏实地。她更理解他”。他对安娜的判断很正确。终其一生，安娜都令他无比愤怒。但他对娜迪亚的判断却并不准确。这个少女和他一样神经质、充满破坏欲且黑暗，甚至更为黑暗。斯大林喜欢娜迪亚的克制，但在此之后，她的天性将和他的随意与自大发生剧烈的冲突。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她所展现的真诚、灼热的那一面其实掩饰了流淌在她家族血液里的不稳定因素。她其实是个双相障碍症患者，这让她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平和的家庭主妇。“但他见识了她令人难以容忍的那一面，”基拉·阿利卢耶娃说，“她给予还击，甚至还会骂他。”她是一个漂亮的、热情的女学生，拥有一双吉普赛人似的闪亮的眼睛。当这样一个女孩公然挑衅斯大林时，当时的斯大林或许反而会被她吸引。然而，最终，两人的结合被证明是一场致命的悲剧。我们无从确切地知晓他们是从何时开始爱上彼此的，但10个月之后，两人便以情侣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了。笔者推测，两人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了交往。出人意料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快要恢复活力了。造就这一新形势的并非列宁或斯大林，而是一个即将成为军事独裁者的右翼分子。克伦斯基提拔了新陆军司令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一个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光头，有一双鞑靼人的斜眼和两撇向上翘起的胡须。这个“骑白马的人”被委以重任，他想要把布尔什维克党从彼得格勒清除出去并重建社会秩序。可是，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一样没用。他养着一帮穿红色盔甲、佩带军刀的土库曼保镖，但他们十分愚蠢。据说，他拥有“狮子的心脏、绵羊的脑子”。不过，在当时，科尔尼洛夫是俄国政坛的大红人。他狂妄地读起了拿破仑的传记——对于政界红人而言，这永远不是个好兆头。克伦斯基想要重新掌控国内局势，于是，他在远离动乱首都的莫斯科召集了多党会议。斯大林用宗教比喻的说法写道：“彼得格勒过于危险，他们逃窜了出去……就像逃离圣水的恶魔。”他说得没错：在莫斯科，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风头盖过了克伦斯基。不过，两人就科尔尼洛夫将带前线士兵前往彼得格勒重建秩序达成了一致。然而，同样幻想着成为俄国拿破仑的克伦斯基疑心科尔尼洛夫正在策划一场兵变。一个俄国容不下两个拿破仑。于是，就在科尔尼洛夫驱兵前往彼得格勒前，克伦斯基解除了他的兵权。首都民众都在焦虑中等候着。自任司令的克伦斯基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获得军队的支持，于是，他只好转而向苏维埃示好，而后者则重新调动了布尔什维克赤卫军。科尔尼洛夫将军遭到逮捕，内阁依然分崩离析。不久之后，克伦斯基组建五人执政局，并自任主席。他从这场政变中活了下来，但是，就像1991年8月苏联解体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废人。他依然占据着冬宫里亚历山大三世的套房，靠可卡因和吗啡聊以度日；他仍然是这个国度名义上的统治者，却已失去了权力。“终于，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全新的！）五人政府，”斯大林在9月3日嘲讽地写道，“这五人由克伦斯基挑选，由克伦斯基任命，并对克伦斯基负责。”一时间，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在工厂、军队和喀琅施塔得海军中大增。托洛茨基写道：“那些起义反抗科尔尼洛夫的正是‘十月革命’的预备军。”在这段斯大林作为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短暂时期内，他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妄渐渐为人熟知。中央委员会牢牢地控制着军事组织。斯大林粗暴地征用了他们的资金，并“毫无原则地，用违背党内民主最基本原则的方式”夺取了他们的《士兵报》。军事组织向中央委员会告状。他们批评斯大林“以其极为古怪的脾气迫害及压制他人”——这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早期描述之一。斯大林把军事组织送上了党内法庭。[4]他的同盟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帮他善后。不过，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也纷纷出狱或再次现身。9月4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一起参加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并加入了《真理报》编辑部。斯大林再一次失去了光彩。镁光灯属于托洛茨基。斯大林经常会在斯莫尔尼宫遇到他在孟什维克党内的老相识大卫·塞基拉什维利。[5]塞基拉什维利指责斯大林在《真理报》上造谣中伤孟什维克党。斯大林“貌似善良地笑了笑”，以一种将被后世命名为“奥威尔式”的格言解释说：“谎言永远比真理有效。重要的是掌控他人的观念。”正如斯大林在此后对莫洛托夫所说的：“真理被谎言大军保护。”最终，列宁掌控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但布尔什维克党仍对下一步的工作莫衷一是。列宁以一己之力将他们推向了“十月革命”：有时，个人真的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然而，想改变历史的个人并非只有一个。加米涅夫便希望把历史引向另一个方向——以他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提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9月14日，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举行的民主联邦大会上，他开始寻求与孟什维克党及社会革命党的合作。当时身在赫尔辛基的“老头子”十分震惊，对加米涅夫很是失望。9月15日，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敦促他们以布尔什维克党一党的名义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如果我们现在不夺权，历史不会原谅我们！”列宁写道。可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害怕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历史仿佛又倒退到了4月：他们认为列宁指导错了方向，而党内和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的大有人在。“我们被吓坏了！”布哈林承认。在接下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以及从高加索赶来的邵武勉——上，斯大林表示自己站在列宁这一边，并提议把列宁的信秘密地转给党内的核心成员看。中央委员们就斯大林的提议投票。结果，6票反对，4票赞成，斯大林的提议没有被通过。当时离“十月革命”仅有一个月时间，而加米涅夫派依然占据着上风，这无疑令人吃惊。不过，党内的两位极端激进分子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站在列宁这一边，认为根本不需要和孟什维克党联合。在9月21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要求抵制议会，而加米涅夫则依然希望继续加强和孟什维克的联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落败。列宁怒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可恨的叛徒！”。9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拿下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历经了长达13年的逮捕、流放和流亡之后，托洛茨基成为了苏维埃主席，并掌握了苏维埃的军事领导权。他和他的“区联派”不久前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列宁仍在东躲西藏时，托洛茨基则每晚在人满为患的现代马戏团剧院发表激情演讲。列宁写了大量文章和秘密信件批评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党。他说，克伦斯基已经着手展开对党员的再次追捕了，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将在彼得格勒举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立刻夺取政权——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和别的政党联合执政，这会让“他们永远蒙羞，并让党毁于一旦”。列宁秘密搬往芬兰，住进了玛格丽塔·福法诺娃位于维堡的家。在这个舒适的公寓里，列宁继续发表着他激进的政见。“俄国，乃至世界革命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两三天内的斗争，”他害怕加米涅夫的观点会占上风，于是宣称，“与其向敌人让步，不如壮烈牺牲！”当中央委员会退缩时，列宁递交了辞呈。布哈林写道：“这些信措辞严厉，以各种方式威胁要惩罚我们。”暴怒的列宁听上去更像是要疯了。然而，作为党报《工人之路》的编辑，斯大林拿下了列宁不被理解的、强烈呼吁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用早先一篇更为温和的文章取而代之。终于有一天，焦虑的列宁再也待不住了。“‘十月革命’发生前的一天早上，”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我们家门外响起了门铃声。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站在门廊上，他穿着黑色大衣，戴着芬兰帽。”“斯大林在家吗？”他礼貌地问。“天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看上去就像个芬兰人。”安娜对列宁惊呼道。“斯大林和他做了简短的交谈后，两人离去了……”这两位化了装的男人走上了彼得格勒的大街，谁都认不出他俩。谁都想不到，就在几天之后，这两个外表邋遢、身材矮小的人会夺取俄国的政权。他们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终其一生都身居权力之巅峰，他们将相继执掌这个国家长达37年之久。* * *[1] 正如他们叫警察为“法老”一样，军官被称为“容克”——普鲁士的庄园主。[2] 叶梅利亚诺夫于“大清洗”时被捕。据传，克鲁普斯卡娅曾介入此事为他求情。叶梅利亚诺夫和他一家人一直被关在牢里，直到斯大林去世。[3] 由此，斯大林设计了他的第一套半军装式外套。这个款式的灵感可能来自于克伦斯基。当时，后者已经自视为俄国的拿破仑了。这位妄自尊大的总理虽然毫无参军的经历，却设计了自己的军装、军靴和大衣。从此往后，斯大林都会穿这样的外套，外加一顶工人帽。此时的列宁已经不戴洪堡帽了，转而戴上了工人戴的宽边帽。俄国内战时期，这种所谓的“党装”、皮帽、大衣、靴子和毛瑟枪一起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标准制服，并象征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人传统。[4] 那年夏天党内的另一件大事，是加米涅夫被指控是奥克瑞纳的间谍。中央委员会请斯大林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此作出报告。斯大林对此案做了调查。8月30日，加米涅夫被宣布无罪。[5] 在“七月事件”中被羞辱后，苏维埃搬出了陶里达宫，搬进了旁边一幢新古典主义的建筑——斯莫尔尼宫。斯莫尔尼宫是凯瑟琳女皇下令建造的，原本是个贵族女子学校。后来，俄国的所有党派——包括布尔什维克党——都在里面设了办公室。季诺维也夫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时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在季诺维也夫于1926年失势之后，斯大林的年轻门徒谢尔盖·基洛夫代替了他的位置。1934年，基洛夫于斯莫尔尼宫遇刺。史学家对这起事件是否由斯大林策划仍有争议，但该事件成为了“大清洗”的借口。斯莫尔尼宫同样是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总部。今天，它是圣彼得堡市市长的办公室。41 1917年冬：倒计时1917年10月的彼得格勒看上去十分平静。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表象。这座城市正迷醉在最后的享乐之中。“赌场疯狂地日夜运作着，”约翰·里德说，“赌徒们喝着香槟，赌注有时高达2万卢布。每当夜幕降临，戴着珠宝、穿着名贵皮毛大衣的妓女游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或充斥在咖啡馆里……抢劫事件与日俱增，以至于人们不敢上街。”伊利亚·爱伦堡——此后，他成为了斯大林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写道：“俄国仿佛是一辆冲入月台的火车，等候着守卫吹响哨音。”贵族们在街头变卖珠宝，食物供给短缺越发恶化，乞食的队伍越来越长，而富人依然在城里最高端的多农餐厅和康斯坦丁餐厅用餐，资产阶级争夺着夏里亚宾演唱会的门票。“排队领取面包和牛奶的妇女们浑身颤抖，四周的神秘人物在她们身边低声说犹太人切断了食物供给……保皇党的阴谋、德国间谍、走私贩的密谋，”里德说，“在阴冷的雨中，在灰暗的天空下，这座跳动的城市越跑越快……但它在冲向何方？”在现代马戏团剧院里，托洛茨基依然在向群情激昂的观众发表演讲。他的话回答了里德的问题：“言语已然多余，是时候让革命和反革命大决战了！”在恢弘而又寂寥的冬宫里，克伦斯基也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他已是强弩之末，用残存的权力换取吗啡和可卡因的慰藉。1917年10月10日晚上10点，这是个漆黑、下雨的夜晚。列宁终于说服了中央委员会：11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一离开斯莫尔尼宫，来到彼得格勒区卡尔波夫卡河堤道32号的一层公寓。这是加丽娜·费拉克瑟曼——布尔什维克党人，她的丈夫正是孟什维克党文人苏哈诺夫——的家产。“历史女神真是和我开了一个大玩笑，”苏哈诺夫说，“革命至关重要的决定竟然是在我家作出的……而我竟然不知情。”11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中有几位化了装：列宁剃了胡须，光头上戴着卷毛假发，这顶不合尺寸的假发一直往下滑落。克鲁普斯卡娅说他“怎么看都像是个路德教的牧师”。他们用毛毯遮住了窗户，屋里很热。列宁开始对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讲话。与此同时，加丽娜·费拉克瑟曼则为他们提供腊肠、奶酪和黑面包，她还在走廊里煮着茶。不过，没人顾得上吃上一口。“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成熟，是时候夺取政权了。”列宁宣布。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有些与会者依然反对他。没人记下这场会议的记录，但我们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支持列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蓄着胡子，披散着头发——依然没有被说服。他们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托洛茨基写道，没人能挑战列宁的“思想、意志、信心和勇气”。渐渐地，列宁说服了那些“摇摆不定和充满疑虑的人”，他们开始心怀“力量和决心”。他们来到公寓不久后，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是克伦斯基的警察吗？来者是加丽娜·费拉克瑟曼的哥哥尤里，他为他们送上腊肠，给他们一一倒茶。“那一晚，我们没有得出起义的具体——哪怕是试探性的——方案。”托洛茨基说。11人中有9人支持列宁，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依然反对，他们“深信此时进行武装起义无疑是场赌博，不仅赌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途，也赌上了俄国与世界革命的命运”。支持列宁的党员取得了胜利。他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一边大口吃着腊肠，一边取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5天之后的10月16日，在彼得格勒北部郊区的列斯诺伊区杜马议会上，列宁又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并没有在苏维埃出席）的支持下，对怀疑者展开了批评。“如果我们现在不夺权，历史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列宁一边整理他的假发，一边大声疾呼。“我们没有权利冒险并一次性赌上一切。”季诺维也夫反驳。斯大林帮列宁说话：“我们必须选好日子。”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前神学院学生说，中央委员会必须拥有“更多的信心……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革命胜利……一条是不相信革命，反对革命……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提议……会给反革命阵营以组织反抗的机会”。斯大林警告道：“如果不相信革命，我们会不断地撤退，革命将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列宁获得了9票赞成，2票反对。中央委员会推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另两位同志为军事革命中心成员，并让他们和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MRC）“融合”。将在不久之后夺取政权的决策层依然没有完全形成。戴着假发的列宁又暂时躲避了起来。克伦斯基感觉到了暴雨将至，加强了警戒：德军已近在咫尺，彼得格勒危在旦夕。他把效忠于他的前线军团召回首都。暴乱一触即发。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新生活》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批评“具有毁灭性的”起义。反讽的是，就在1917年，当时的列宁一以贯之的激进，而那时的加米涅夫却站在他这一边。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加米涅夫“情感充沛”，是唯一始终如一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背叛了中央委员会！”列宁勃然大怒，“我要把这两个罢工调停者开除。”然而，季诺维也夫没有放弃反对姿态，他在一封密信中继续展开讨论。作为《工人之路》的主编，斯大林发表了这封信。[1]10月20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公开指责斯大林不应该发表这封密信。斯大林愤怒地提出辞职，他被挽留了。这是两位布尔什维克党要员的首次冲突。托洛茨基号召开除“罢工调停者”；斯大林则提议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依然保留党籍”。加米涅夫试图退出中央委员会，但他仅仅退出了决策层。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准备起义的民众：“布尔什维克党发出号召：做好准备！”[2]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做自身方面的准备。在斯莫尔尼宫三楼的办公室内，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组织召开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次组织会议：这其实是个布尔什维克党内小组，却以苏维埃的名义运行。它——而非斯大林的军事革命中心——将成为革命的总部，而斯大林并非其成员。[3]10月21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称接管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作为党内核心成员，斯大林起草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议案。他提议自己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讲，而列宁负责发表主题为“土地战争和权力”的演讲，托洛茨基分析“当前形势”。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占领彼得保罗要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便是近视眼的莫洛托夫也开始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内练习开枪。那一天，斯大林报告称：“由工农组成的新政府必须替代由地主和资本家构成的当前政府……如果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没人胆敢挑战人民的意志。”10月24日（星期二）早上，克伦斯基下令突袭斯大林位于图鲁德印刷所的报纸。斯大林眼睁睁看着士兵撕碎报纸，没收机器，控制整个办公室。他已经让这些布尔什维克党报运作了起来：正如在后世的政变中，夺取电视台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1917年，没有报纸支持的革命也是无法想象的。斯大林一边下令把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发出去，一边呼叫赤卫军增援。沃里尼亚军团派来了支援部队。中午的时候，斯大林重新夺回了印刷所。当天晚些时间，他宣布报纸“再次运作”。但他却因此错过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领导层为革命暴动分配了任务。斯大林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务名单上，托洛茨基指责他“退出游戏”：布勃诺夫：铁路捷尔任斯基：邮局及电报局米柳京：粮食供给波德沃伊斯基（后更换为斯维尔德洛夫）：监控临时政府加米涅夫和文特：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中的激进分子）谈判洛莫夫和诺金：联系莫斯科这份名单上的大多数人并非党内高层人员，因此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列宁依然藏身于他处，托洛茨基本人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倒是“罢工调停者”加米涅夫的名字赫然在列。历史学家们听信了托洛茨基对该事件的描述（托洛茨基的文章才华横溢却充满偏见），都说斯大林“错过了革命”，但这根本经不起推敲。他的确不是革命那天闪亮的明星，但他之所以没有被分配任务，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是因为他正忙于处理被突袭的报纸印刷厂。即便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我们主要通过斯大林和列宁联系。”这份工作很难说是无关紧要的。（托洛茨基又落井下石：“这是因为他是最不受警察关注的人。”）如果说斯大林“错过了革命”，那他也仅仅错过了24日白天的几个小时，而整场革命暴动延续了两天时间。那天早上，他身在报纸编辑部。然后，他被列宁传唤：据玛格丽塔·福法诺娃回忆，斯大林原本打算在理工学院发表演讲，然而，突然，“他收到了来自于V．I．的消息”。列宁正在福法诺娃的公寓里大发脾气。如果当时斯大林在场的话，他就会听到列宁的吼声：“政府快要倒台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给它致命一击……我们不能再等待了！我们会因此失去所有！”斯大林赶往斯莫尔尼宫。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已经抵达。他和托洛茨基发表了讲话，声称革命并非有策划的起义，而是政府压制布尔什维克党所引发的暴动。[4]“我们在前线占据了主动，”斯大林解释说，“临时政府正在摇摆。（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下令对桥梁开火——无论如何，我们会夺下那些桥。容克和军队中发生了分裂。《工人之路》再次投入运作。我们还没拿下电话局。我们已经拿下了邮局……”赤卫军和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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