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大林》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11

斯大林问马林诺夫斯基要回了文章的第一稿。他说他要修改它，继而询问道：“《真理报》怎么样了？你的派系怎么样了？组织有何新情况？……你的瓦西里。”在他离开维也纳之前，他重写了那篇文章。[6]列宁正在克拉科夫等他。叛徒正在圣彼得堡潜伏。* * *[1]　1941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波兰大使斯坦尼斯洛·科特。[2]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的朋友加里宁没有被提拔为中央委员，因为他当时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布尔什维克党一边被处在核心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出卖，一边怀疑一个完全无辜的同志。[3]　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为“美泉宫招待所”的旅舍。令人称奇的是，这幢楼前自1949年以来便保留着一块蓝色纪念牌匾。上面写着：J．V．斯大林于1913年1月留宿于此。他在这里写了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4]　约瑟普·布罗兹，即后来的铁托元帅，当时也在维也纳，那时的他是一名机械师。[5]　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个人生活不稳定，埃琳娜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也走上了离婚的道路，然后埃琳娜和叛徒马林诺夫斯基相好（据马林诺夫斯基自己说）。接着，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权势人物尼古拉·克雷连科。克雷连科是列宁第一届政府的要员，之后成为红军元帅，接着任职联邦检察长，并最终成为联邦司法人民委员。不过，他依然在“大清洗”中遭到枪杀。幸运的是，克雷连科于20世纪20年代末离开了埃琳娜，这反而让埃琳娜在“大清洗”期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埃琳娜长期默默地在档案馆工作，直到1953年自然死亡。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女儿加丽娜同样也嫁给了一位布尔什维克巨头。瓦列里安·古比雪夫是斯大林的政治局委员，此人不但酗酒，还生性放荡，经常虐待加丽娜。斯大林曾说，如果他知道古比雪夫是这样一个好喝花酒的人，他肯定会介入他们的家庭生活。古比雪夫于1935年因酗酒过度去世，这正合斯大林的心意。保姆奥尔加·韦朗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共产国际成员，她很早就退休了，并活到了晚年。特罗扬诺夫斯基本人的命运（虽然他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则与众不同。详情参见尾声。[6]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最著名的文章，斯大林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修改它。当时，奥利地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种被列宁称作“党内的奥利地联邦”的理论，而这篇文章便是对此理论的反驳。列宁总是更加讲求实用主义而又具有远见，当然，也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他担心鼓吹文化自治甚至民族分裂的犹太联邦派或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会造成党乃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乱局。他需要一种民族理论，它既应诺各民族自治，亦赋予其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种表象，二者皆不会实现。列宁和斯大林一致认为，未来的苏联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犹太问题上，斯大林问道：“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他们被攻击，是因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他攻击“奥匈马克思主义”和支持民族自治的人，却又说接受高加索地区的“地区自治”。文章赋予各民族以（理论上的）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其实都是空头支票。这篇文章的辞藻并不华丽，但它构思精巧，乃至于最终成为了斯大林建构苏联的理论基石。这篇文章至今仍富有意义，因为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乌克兰、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成为了独立共和国，但它们并非是像车臣那样的自治共和国。32　秘密警察的舞会：伪装者的出卖“我回到克拉科夫，把文章给列宁看，”斯大林回忆道，“两天后，列宁请我去他家，我注意到文章的手稿正摊开在桌子上。他请我坐到他身边。”列宁颇为惊讶。“这篇文章真的是你写的吗？”他有点高人一等地问斯大林。“是的，列宁同志，是我写的。难道我写错了什么？”“不，恰恰相反，这篇文章棒极了！”列宁决定把这篇文章作为党的政策来发表。“这篇文章太好了！”他对加米涅夫说，“它斗志昂扬，我们不会对那些联邦派的垃圾退让一步！”在一封写给高尔基的信中，列宁称斯大林为“神奇的格鲁吉亚人”。1913年3月，索索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署名“K．Stalin”——这是他第二次使用这个笔名。自1910年以来，他的笔名一直在演变之中，从最初的“K．St．”变成后来的“K．Safin”和“K．Solin”。从事隐秘地下工作的革命党人会拥有好多化名，而这些化名通常都是随意取的。“列宁”（Lenin）之名的灵感或许源自于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列宁用过的笔名多达160个。他之所以会沿用“列宁”，是因为它恰好是他在著名文章《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所用的笔名。出于同样的道理，索索因以“斯大林”之名发表了这篇关乎民族问题的著名文章，便使这个名字得以沿用。如果不是个那么自恋的人，他很有可能将以“瓦西列夫”或“伊万诺维奇”之名而被世人所知。斯大林沿用这个笔名的其他原因还包括“Stalin”和“Lenin”有相似之处，而他也喜欢把他那些女友的名字当作化名。据说，他的女朋友路德米拉·斯特尔（Ludmilla Stal）启迪了“斯大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他根本不会承认这一点。“这个名字是我的同志们给我取的，”他曾对一个采访者自鸣得意地说，“他们觉得这个名字和我匹配。”莫洛托夫知道他完全是在胡说：“那是他自己取的名字。”不过，这个冷冰冰的“具有工业感的名字”——意为“钢铁之人”——倒的确和他挺匹配。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应该拥有钢铁般的意志。[1]虽然他依然没有忘却自己是高加索人，但这个俄语名字把格鲁吉亚语的“科巴”和斯拉夫语的“斯大林”联系在了一起（他的朋友还叫他索索）。因此，在此之后，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瑟维斯所言，他成为了“双重民族者”。1917年后，他甚至成为了一个四重民族者：他生为格鲁吉亚人，忠于俄国，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个国际主义者，而就国籍而言又是个苏联人。这个笔名最终变成了一个帝国和信仰的象征。在他当权时，他不争气的儿子瓦西里曾滥用过这个名字，而他则冲着瓦西里大吼道：“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苏联才是斯大林！”1913年2月中旬，带着“科巴·斯大林”这个崭新的名字，他回到了圣彼得堡。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而陷入了绝境。“警方对我们展开了大肆的逮捕、搜查和突袭。”斯大林在写给特罗扬诺夫斯基的信——这封信被奥克瑞纳截获了——中写道。他还没忘记自己对6岁的加丽娜的承诺：“我会送巧克力给加洛奇卡。”被列宁委以重任的斯大林被奥克瑞纳紧追不舍，而他甚至放弃了躲藏。他住在市中心夏帕勒尔纳亚街上杜马代表巴达耶夫和萨莫伊洛夫的家里，并在同为杜马代表的彼得洛夫斯基家中召开会议。斯大林在另一封信中叹息道：“我们连能干事的人手都不够，我几乎无法推进任何事项。”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为布尔什维克党在议会中的明星马林诺夫斯基辩护——有一篇文章指出后者就是奥克瑞纳的间谍。这篇文章署名“Ts”，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相信，始作俑者是孟什维克党人马尔托夫或他的连襟费奥多·丹。“布尔什维克党人瓦西列夫（斯大林）来到我的公寓[他的代号是‘伊奥斯卡·科里亚夫伊’（即乔·波克西）]，试图给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谣言画上一个句号。”费奥多·丹说。乔·波克西威胁丹的妻子莉迪亚说，如果孟什维克党人还敢继续中伤马林诺夫斯基，他肯定会让她感到后悔。然而，恰恰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斯大林的一举一动都被皇家警察的主管本人监视着。2月10日，斯维尔德洛夫被马林诺夫斯基出卖，并因此遭到逮捕。斯大林决定任命他在巴库的同志邵武勉为《真理报》编辑。可是，马林诺夫斯基却说服列宁，这个亚美尼亚人和斯大林一样对孟什维克党抱有妥协倾向。列宁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提议，想提拔切尔诺马佐夫——而此人正如斯大林在巴库时所洞悉的那样，也是一个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1913年2月，马林诺夫斯基几乎出卖了俄国所有的中央委员，除了斯大林和不堪重用的彼得洛夫斯基。奥克瑞纳决定阻止社会民主工党两大派系再次联手：逮捕调停者斯大林成为了当务之急。2月23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情者们在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举行了一场募资音乐会和化装舞会。斯大林本来是不会去这样的地方的。可是，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们特别想去，于是，斯大林和她们的数学老师卡夫塔拉泽商讨是否一同前往。当天下午，斯大林造访了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双重间谍要求斯大林必须参加舞会。斯大林曾对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回忆说，他本来是不想去的，“他没有心情，也没有适合这种场合的衣服，但马林诺夫斯基坚持他必须出席”，甚至向他保证那里很安全。这位衣冠楚楚的叛徒打开他新潮的衣橱，从里面拿出一个硬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丝质领结，在斯大林的脖子上试了试。就在两人见面之前，马林诺夫斯基刚刚才和奥克瑞纳的幕后主使、皇家警察的主管别列茨基见过面。他或许已向对方承诺，会把斯大林送上门来。“瓦西里（斯大林）和我一同出席派对，”他的情人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回忆道，“派对本身很不错。”戴着漂亮领结的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杜马代表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很惊讶地看到……我们亲爱的格鲁吉亚男孩出现在这么一个人满为患的派对上。”达米安·别德内——无产阶级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在此后向列宁汇报道，“这实在太鲁莽了——他难道是中了邪，抑或是哪个傻瓜邀请了他？我告诉他：‘你跑不掉了。’”别德内向他暗示他们中有一个是叛徒。午夜时分，在宪兵的支持下，便衣奥克瑞纳包围了整个会堂。“当时，斯大林正好在和马林诺夫斯基本人聊天，”塔蒂阿娜说，“他发现他被跟踪了。”几个警探走上前来，问他叫什么。他否认自己叫朱加什维利。同志们聚拢在他身边，试图掩护他让他跑到舞台后面。“他跑进了化妆间，”斯拉瓦京斯卡娅说，“并让他们来找我。”斯大林故技重施，男扮女装，但他还有时间告诉塔蒂阿娜他“在派对前造访过马林诺夫斯基，并从那时就被跟踪了”。斯大林化了一点妆，穿着长裙便逃了出去。就当他走出化妆间时，一个秘密警察发现了他的大尺寸鞋子（当然，还有他的胡须），警察“大叫一声，把他逮住了”。“朱加什维利，我们可算是抓住你了！”“我不是朱加什维利，我叫伊万诺夫。”斯大林说。“见鬼去吧！”一切都结束了。“两个便衣警察让他跟他们走。一切都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舞会仍然在继续。”马林诺夫斯基冲着“逮捕斯大林同志的警察‘大声抗议’，并说他会动用资源把他救出来”。仍未了解此事的列宁给叛徒写信“讨论怎样才能避免更多的同志被逮捕”。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焦虑地说“瓦西里”必须被“好生保护”。然而，一切都太晚了。“为什么没有瓦西里的消息？他怎么了？我们很担心。”对于皇家警察主管别列茨基来说，对斯大林的逮捕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功。他将此事上报给了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1913年6月7日，马克拉科夫同意了特别委员会对斯大林的量刑：将J．V．朱加什维利流放到图鲁汉斯克4年。那是被文明遗忘的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边境。* * *[1]　“Solin”和“Safin”这两个“Stalin”的早期变体有可能是由印刷错误造成的，因为在俄语中，“sol”的意思是“盐”。“盐之人”显然不具备“斯大林”这样的钢铁光泽。据维拉?施韦策说，1912年4月，当《真理报》正在排版时，“编辑部曾随意修改过文章的署名。第二天，J．V．斯大林打开《真理报》发现他的笔名变成了‘Solin’，他笑着说：‘我不喜欢这个没意义的笔名。’”他用回了“K．St．”这个名字，直到1913年1月。“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个“具有工业色彩的名字”。罗森菲尔德变成了“加米涅夫”——意为“石头之人”（虽然作为一个笔名，它还是显得有点无聊）；斯克里亚宾变成了“莫洛托夫”——意为“铁锤之人”。党员们还喜欢把他们狱吏的名字当作笔名：布隆施泰因的名字“托洛茨基”便是这样来的。很多西方传记作家都误以为“斯大林”是朱加什维利的俄语写法，但他们错了：“朱加”（Djuga）无论是在格鲁吉亚语还是在奥塞梯语中都没有“铁”或“钢”的意思。PART FOUR　第四部分他像一个幽灵，在这片土地上挨家挨户地游荡；他的手里攥着一把琴弹奏出优美的乐章；他那如梦如幻的旋律，就像一束阳光，你能从中感受到真理和神圣的爱。如枯石的人心因它而跳动；坠入黑暗的心灵因它而感受阳光。然而，每当琴声响起，暴徒便来到流浪者身前，他们并不歌颂他，而是递上有毒的容器……他们对他说：“喝下去，被诅咒者，这就是你的命运！我们不需要你的真理更不需要你那天籁之音！”——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33　“亲爱的，我很绝望！”1913年6月中旬，一艘蒸汽船载着斯大林缓慢地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叶尼塞河来到无比荒芜的西伯利亚。它的目的地图鲁汉斯克面积比英国、法国和德国加起来还要大，却只有12000人。叶尼塞河缓缓地流过高耸的山谷，终于来到一片开阔地。他举目四望，满眼皆是闪光的冰原，没有一片土壤。西伯利亚针叶林中长满了落叶松，它们在雪原的山脊上倔强地生长。这里的夏天是葱郁的，可是，一年长达9个月的冬季却酷寒无比，最低气温达到-60℃。这一大片土地上零星点缀着几个居住着农民和流放者的村落，而在村落之间的广袤荒原上只有萨满教的通古斯人和奥斯蒂亚克游牧民族的帐篷及驯鹿。再也不可能玩那个逃跑、被捕、再次逃跑的游戏了。正如罗伯特·瑟维斯所言，这是“与世隔绝的魔鬼之岛”。斯大林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独裁当局是来真的了。他花了一星期从圣彼得堡来到地区省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然后又向北行进，抵达图鲁汉斯克。他会在这里待上整整4年，但这片土地将令他魂牵梦绕。8月10日，在“旅行”了26天之后，他抵达了图鲁汉斯克的“省会”莫纳斯特尔斯克。[1]“我已抵达图鲁汉斯克，”斯大林对身在克拉科夫的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写信道，“你们收到我之前的那封信了吗？我生病了，我需要恢复。给我送点钱。”他一抵达就开始策划逃跑：“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请告诉我，我立刻赶来。”列宁当然需要他的帮助。7月27日，他召集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并提出协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他们给两人各自寄去了60卢布，可是，马林诺夫斯基再次出卖了他们。他把他们的逃跑计划通知了奥克瑞纳，后者给图鲁汉斯克警长伊万·季比洛夫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斯大林是个逃跑惯犯。这些地方的警察很多本来就是流放犯，奥塞梯人季比洛夫本来是巴库警察，结果不知何故被发配到了图鲁汉斯克。或许是因为两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奥赛梯人的血，他站在了斯大林这一边。索索被指派住在米罗伊迪卡——一个南部的村庄。他的名字在当地很快就广为人知了。一个名为因诺肯季·杜布罗夫斯基的流放者在那年夏天溺水而亡，留下了一大批书。根据流放者的习俗，活着的人可以分享死者的藏书，可斯大林却“征用”了这些书，拒绝和其他人分享，并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流放者们本就依靠吵架斗嘴来打发时光，而斯大林恰好又是个中高手。其他流放者都愤怒了，他们骂他，扬言要杀死他。布尔什维克党人菲利普·扎哈罗夫上门和他理论，结果，斯大林对待这位鲁莽的闯入者的态度“就像是一个沙皇的将军看到一个没有得到命令便放肆出现在他眼前的大兵”。早在斯大林正式成为俄国的领袖之前，他便已经学会领袖做派了——事实上，他从小便是如此。在米罗伊迪卡待了两星期之后，斯大林（毋庸置疑，带着他的新书）搬到了一个叫作“科斯蒂诺”的村庄。他在那里结识了四位流放者，并开始教两个格鲁吉亚罪犯识字。不久，他了解到，他曾经的室友斯维尔德洛夫正在附近的塞利瓦尼卡。9月20日，斯大林前去找斯维尔德洛夫，后者正住在一个农民的澡堂里。两人竟然在公共澡堂里幻想起逃跑来。“我刚刚和瓦斯卡（斯大林）告别，他在我这里待了一星期，”斯维尔德洛夫告诉马林诺夫斯基——俄国境内唯一还没有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说，“如果你那里还有钱可以给我和瓦斯卡（他们或许已经给他筹了一点），那就汇过来吧……上星期，我们写信说想要点报纸和杂志看，你能帮我们这个忙吗？”10月1日，针对斯大林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所提的请求，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再次决定帮助他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并决定给他们汇去100卢布。19天后，斯大林“收到圣彼得堡一位同志汇来的钱，并被告知准备动身逃往首都”。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立刻着手准备，花光了所有钱，透支了所有信用。当地一家名为“雷福龙”的加拿大皮草贸易公司有个经理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为他们提供了面粉、糖、茶叶和烟草；一个当地医生送了点药给他们；还有一些人替他们伪造了护照。“逃亡大师”几乎已经准备就绪，可是，严冬降临在了这片雪原上。作为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从未经历过如此恶劣的天气。很快，他就跌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图鲁汉斯克的日常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折磨。如果说对于大多数流放者而言，流放就是一种休假的话，那么，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便意味着接受缓慢死亡：很多流放者因极端天气而去世了。11月上旬，气温降到了-33℃，并直奔-50℃。唾液在嘴唇上被冻住，呼一口气出来就会变成冰珠。而严寒又让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斯大林写信给女朋友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要钱。他的惊慌失措溢于言表：塔蒂阿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你写这封信我自感羞愧，但我没有任何选择了——我急需钱！我的身上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我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我之前是有一点钱，但我用它买了保暖的衣服、鞋子和食物，这些东西都很贵……天哪，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否还能活下去。你能帮我问朋友们要30卢布吗？越多越好。这是笔救命钱。你能快点把钱汇过来吗？因为很快就要到最冷的时候了（昨天的气温是-33℃）……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我的亲爱的，赶紧行动起来吧。不然的话，“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的高加索人”就要死了……塔蒂阿娜不但给他寄去了他以前的旧衣服，还给他寄了冬天穿的保暖内衣。当这些物资抵达时，斯大林兴奋无比地回信说：“最最亲爱的塔蒂阿娜，我收到你的包裹了。我不需要新衣服，旧衣服就够我穿了，但你还给我买了新的。亲爱的，我自觉羞愧，因为我知道你自己也缺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你！”可是，对于斯大林来说，新衣服也是不够的。他依然问塔蒂阿娜要钱：“亲爱的，随着时间流逝，我越发需要一笔钱了。我很绝望，最重要的是，我病了，一直在咳嗽。我需要牛奶和钱。可我什么都没有。亲爱的，如果你能借到钱，请立即汇给我。我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他肯定给他的所有朋友都写信借钱了，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这位亲手把他送去西伯利亚的叛徒：你好，我的朋友：给你写这封信，我觉得很不安，但事态紧急。我从来没这么糟过。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我咳嗽得很厉害，而这里日渐降低的气温（现在已经达到-37℃）只能让我每况愈下。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面包，没有糖，没有肉，没有煤油。我把所有钱都花在了日常开支和衣服、鞋子上……我需要牛奶，需要柴火，可是……钱，我一分钱都没有了，我的朋友。不知道我是否能度过这个冬天……我的家人和朋友皆不富裕，我没人可以求助，所以只好向你请求……斯大林暗示马林诺夫斯基可以问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要钱，而他却曾在巴统时折磨过奇赫伊泽——他让马林诺夫斯基“不要仅仅作为同僚，还要以杜马代表主席的身份（请奇赫伊泽出钱）”。“我可不想一封信都还来不及写就死在了这里。事态紧急，因为等待就意味着挨饿，而我已经十分虚弱，而且生病了。”他从瑞士伯尔尼“拿到了44卢布”——却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其他钱了。他开始动别的脑筋。季诺维也夫说他们将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印成了小册子：那么，我希望（我也有权希望）能拿到一笔稿费（在这片天杀的土地上，钱就意味着生命，这里除了鱼什么都没有）。我希望你能支持我，帮我争取到这笔钱……让我拥抱你，我真的太可怜了……难道我真的得在这里慢慢等死吗？约瑟夫马林诺夫斯基以密码信——虽然其“密码”形同虚设——回复他道：“亲爱的兄弟，我会把马卖了，按100卢布的价格。”可是，当这100卢布逃亡金抵达时，斯大林发现这是汇给斯维尔德洛夫的。斯大林愤懑无比：难道他们想救斯维尔德洛夫却不想救我？终于，事情渐有好转。季诺维也夫回信说他们正在出版斯大林的小册子。他从杜马代表巴达耶夫那里收到了25卢布，但这笔钱显然不够。他肯定也给格鲁吉亚的母亲和斯瓦尼泽家写了信，因为他收到了一个来自于第比利斯的包裹。他还向阿利卢耶夫求助。斯大林问季诺维也夫要的书和钱都没有抵达。他再次陷入绝望：“你写信说你会一小笔一小笔地‘还清债务’。无论有多小笔，请尽快汇过来。我太需要钱了。如果我没生病的话，那还好，但我现在需要钱治病……我在等待中。”斯大林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文化—民族自治》（Cultural-National Autonomy）。他通过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把该文发给了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启蒙》杂志。但他依然没有收到季诺维也夫的回信。他越发生气，于是在1914年1月11日以第三人称写信给他：“我的朋友，为何你一直杳无音讯？我已经3个月没收到过你的信了。斯大林希望能拿到一笔稿费，只有拿到这笔钱，他才不再需要问别人要钱。我认为他有权利得到这笔钱。”斯大林从未忘记季诺维也夫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他对这个夸夸其谈的、高傲的犹太流亡者恨之入骨。1914年1月，在经过6个月的挣扎和焦虑后，钱终于一笔笔地抵达了。警察季比洛夫向上级汇报道：斯大林从圣彼得堡收到了50卢布，从第比利斯的萨什克·莫诺瑟利泽那里得到了10卢布，从巴达耶夫那里得到了25卢布，加上之前从圣彼得堡汇来的55卢布——这笔钱基本足够逃犯买“靴子”了。皇家警察主管别列茨基了解到（很可能是通过马林诺夫斯基），有人即将逃跑。他给图鲁汉斯克发了一份电报，称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各自收到了50卢布“用以逃跑”。当地的奥克瑞纳间谍证实，“朱加什维利和斯维尔德洛夫正在策划逃跑……他们想登上今年夏天叶尼塞河的第一艘蒸汽船”。别列茨基下令道：“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他们！”奥克瑞纳决定“把朱加什维利和斯维尔德洛夫送往北部的一个村庄，那里没有其他流放者，再指派两个督察专门看管他们”。这是令人绝望的消息。“朱加什维利和我被遣送到了往北190公里的一个地方，这里已经进入北极圈90公里了。”心灰意冷的斯维尔德洛夫对妹妹莎拉说，“仅这里的邮局就已足以让我们绝望。邮递员一个月才来一次，事实上一年才来八九次……这个地方叫库列伊卡。”于是，斯大林来到了北极圈附近。[2]* * *[1]　这一地区的商贸中心有一座巨大的修道院，修士们会说服当地的部落信教受洗。修道院的主持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正是在“二战”之后被斯大林宠信的苏联要员同名同姓的祖父。孙子米哈伊尔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成为了苏联的实际操控者。[2]　斯维尔德洛夫搞错了一件事：有两个叫库列伊卡的地方，他们去的那个是在北极圈之外。34　1914年：北极圈的情事和库列伊卡比起来，被斯大林称为“天杀的”的科斯蒂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库列伊卡就是冰冻的地狱。在这里，人类会觉得自己早已被世界遗忘，甚至会发疯。这里的人必须学会和绝望、孤独相处，学会自制——斯大林自此之后始终没忘记这两点。1914年3月，他和斯维尔德洛夫被一辆马车运往北方。随行的还有两位武装宪兵拉列京和波波夫。抵达之后，他们发现库列伊卡连村舍都称不上，这里的所有居民几乎都是亲戚。这里总共有67个人，38个男人，29个女人。他们所有人合住在8间破陋的农舍中，那都算不上是房子，顶多只是棚屋。大多数居民都属于3个业已互相通婚的家族：塔拉索夫家族、萨尔特科夫家族，还有佩里普雷金家的7个孤儿。“有一天早晨，我正在烧开水，”安菲萨·塔拉索夫说，[1]“我看到一个长着浓密的黑胡子和头发的男人拿着小行李箱及一些捆扎的寝具走了进来。‘你好，柯兹亚卡（主妇），我住你家。’他说罢便放下行李箱，仿佛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家人一样。他和孩子们玩了起来……当男人们进屋时，他对他们说：‘我从圣彼得堡来，我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搬进了阿列克谢和安菲萨·塔拉索夫的家。刚开始时，双方相处得很好。两位流放者和塔拉索夫一家很融洽，而后者也答应帮他们去取汇过来的钱。当时的天气还很冷，但冰已经开始融化了。库列伊卡的生活完全受制于天气，当叶尼塞河结冰时，当地人会让驯鹿或狗拉着雪橇通过冰河前往外地。可是，当“坏路况季节”来临时，这里的马路变得十分泥泞而无法通行。从5月开始，叶尼塞河上就会出现来往的蒸汽船，当地人会让狗群把小船拉下岸，在河里划船嬉戏——直到冬季再度来临。只有驯鹿、雪狐和通古斯部落的人才能在严冬中正常生活。每个人都得穿上鹿皮大衣。13岁的莉迪亚·佩里普雷金——这个家族的孤儿之一——看到斯大林仅仅穿着一件薄大衣。不久，他终于用鹿皮把自己全副武装了起来——从靴子到帽子。“这是个新地方，这里的生活很艰难，”斯维尔德洛夫在3月22日写道，“我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刚开始时，两个同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待彼此都很友善：“我的老朋友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利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多年前的流放时期便认识了。他是个好人，但是（写这封信时，两人才刚刚住在一起10天，可已经有个‘但是’了），就日常生活而言，他实在太个人主义了。”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塔拉索夫家的孩子很吵闹。“我们的房间和房东的连在一起，”斯维尔德洛夫在一封信中抱怨道，“我们出去就会经过他们的房间。他们家的孩子成天在屋里吵闹，烦死我们了。”另一方面，斯维尔德洛夫也不喜欢造访流放者的沉默的通古斯部落人。全身穿着鹿皮的通古斯人将在日后成为斯大林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强壮的游牧者以捕鱼和放牧为生。他们来自东方，和他们的驯鹿和谐相处，信仰是原始的东正教和古老神秘主义的结合体，并通过萨满和上天交流——事实上，“萨满”一词便源自通古斯语。“通古斯人坐了下来，半个小时都没有话说，然后便站了起来，说道：‘再见，我们得走了。’可他们经常晚上才来，那时候是我们学习的最佳时间。”斯维尔德洛夫抱怨道。不过，斯大林却能和通古斯人交朋友，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都不善言辞吧。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不仅仅在于吵闹的孩子和家务分配不均。敏感而又报复心强的斯大林一直对那笔汇给斯维尔德洛夫——而不是他——的钱耿耿于怀。在他抵达库列伊卡之后，他既没有收到马林诺夫斯基答应给他的100卢布，也没有收到季诺维也夫应承的稿费和书。季诺维也夫是在算计他吗？难道是斯维尔德洛夫出卖了他？这两位现如今被困在离欧洲好几个时区之遥、只有8幢农舍的村落里的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帝国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两大领袖——很快就开始厌恶彼此了。在他们那个狭小、幽暗的房间里，斯维尔德洛夫在一角写信抱怨着同屋的自私，而在另一个角落，斯大林则在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继续询问那100卢布的下落：5个月前，一位圣彼得堡的同志邀请我前来，并说会帮我筹集旅费。我于4个月前作出了答复，但没有收到回信。你能向我解释其中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吗？接着，3个月前，我从科斯蒂亚那里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答应我“把马卖了……100卢布”）。我不明白为何我至今仍未收到100卢布。好吧，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安德烈同志（斯维尔德洛夫的化名）收到了他的钱……但我认为这只是给他本人的钱。我在此之后就没有收到过来自科斯蒂亚的信。我也4个月没有收到过我的姐姐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的信。斯大林总结道，他们“选择了救另一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我说得对吗，兄弟？亲爱的朋友，我想请你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我喜欢把话说明白，我希望你也一样。”可是，斯大林和马林诺夫斯基——他们一位是斗争大师，一位则是伪装大师——两人怎么可能把话说明白呢？当前者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备受失望的煎熬时，后者的世界则正在分崩离析。可能的情况是，马林诺夫斯基既没有把“马”给卖了，也没有回斯大林的信。那时候，斯大林这位“亲爱的朋友罗曼”已经不堪身为双重间谍的重压，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酗酒者——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最终，新上任的内务大臣和警察主管解雇了马林诺夫斯基。他于1914年5月8日从杜马离职。马林诺夫斯基的案子被曝光了，声讨政府和警察的舆论声讨随之而来。马林诺夫斯基在党内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列宁和斯大林。“列宁肯定知道了这件事。”此后，马林诺夫斯基说。可是，他错了。列宁根本不相信这就是事实。在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帮他赢得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杜马中的席位，还帮他打败了（或协助逮捕了）那些反对他的调停者（包括斯大林）。因此，列宁总结道：“如果他真是个间谍，那么，秘密警察从他那里获得的肯定要比我党获得的少。”[2]以猜疑心重著称的斯大林竟然没有发现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叛徒。他的案子一经曝光，便让斯大林以及他的同志们陷入了变本加厉的猜疑中。马林诺夫斯基给布尔什维克党人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正如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班柯的幽灵，马林诺夫斯基阴魂不散地侵扰着苏联的历史。从此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中，再也没有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如果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叛徒，那么，苏联元帅、整个情报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乃至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就不可以是叛徒吗？斯大林不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们所有人以间谍之罪而枪决吗？在北极圈附近，斯大林仍在就100卢布和他的室友闹矛盾。“（库列伊卡）有个同志，”斯维尔德洛夫曾说，“我们彼此相熟。然而可悲的是，流放让此人显露出了本质，他是个锱铢必较的人。他让这些‘锱铢’影响了我俩的关系。不管我如何好心相待，他都不领情。”随着冰雪融化，奥克瑞纳于1914年4月27日再次警告道，布尔什维克党“将协助两个著名党员斯维尔德洛夫、朱加什维利逃跑”。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经常会借费奥多·塔拉索夫家的船。现在，宪兵们禁止他们去河里划船。5月到来，当蒸汽船再次在叶尼塞河上行驶时，库列伊卡从一片冰原变成了蚊子肆虐的瘟疫之地。“不久，斯大林再也不和我说话了。”斯维尔德洛夫写道，“他告诉我，我得搬出去住。”两人都搬了出来。斯大林暂时住进了菲利普·萨尔特科夫家。换了一户人家住并没有消解斯大林对斯维尔德洛夫的怒气。“你知道吗？我在库列伊卡活得有多累，”斯维尔德洛夫向他的妻子克拉夫蒂娅——她也被流放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方——说，“我的同伴是如此自我，以至于我们不会聊天，甚至不会见面。”斯维尔德洛夫在信中描写了这场无望的流放中的压抑、抑郁（以及寡淡无味的饮食）。我吃了鱼。我的女房东给我做了派。我吃了鲟鱼、白鲑鱼、土豆泥以及鱼子酱，还有腌制的鲟鱼。有些时候，我生吃它们。如果觉得没有味道，我就会加点儿醋。我的生活没有规律。我的三餐也不规律。我读不进书。我总是在白天打瞌睡。有些时候，我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只能出去走走。有些时候，我要到早上10点才睡。斯大林的境遇肯定和他一样，他无法在西伯利亚的夜晚入睡。这个只有8户人家的小世界根本没有秘密可言。很快，两人之间的矛盾便不胫而走了。“我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斯维尔德洛夫悔恨地说。不过，除了上述的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讳莫如深的“但是”造成了两人的嫌隙：一个女孩。就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塔拉索夫家住下不久后，格鲁吉亚人便注意到了佩里普雷金家最年轻的一个孤儿。佩里普雷金家有5个男孩和2个女孩：娜塔莉亚和莉迪亚。我们无从考据斯大林和莉迪亚是怎么开始的。但是，就在1914年年初，其时30多岁的斯大林和13岁的莉迪亚相恋了。我们了解到，斯大林经常和莉迪亚一起去参加酒宴，因为莉迪亚的回忆录作了详细的描述：“在闲暇时，斯大林喜欢参加晚上的舞会，乐在其中。他喜欢唱歌、跳舞。他最喜欢唱‘我保护着金矿，金矿……我把金矿埋了，把金矿埋了，纯洁的金发少女啊，猜猜我把它埋在哪里了’……我经常参加村民的生日晚宴。”这位时年13岁的斯大林的女友是在20年后写下这些回忆的，当时斯大林正如日中天，而她则依然是个西伯利亚的农妇。那些记录下她回忆的官员不敢详细描述双方是怎样彼此走进的，但她的回忆肯定不假。“他也喜欢造访某些人，”莉迪亚说的“某些人”指的是她自己，“他还喜欢喝酒。”他就是这样走近她的？抑或是她主动？像库列伊卡这样地方的女孩总是很早熟，而莉迪亚看上去也不像是个胆小鬼。斯维尔德洛夫肯定反对斯大林走近这位年仅13岁的女孩——而其实，这位30岁左右的格鲁吉亚人已经有过好几位未成年女友了。斯大林之所以把他赶出去，也许是因为想要更多的私人空间。不过，这段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虽然两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彼此犹如陌路人，但负责看管他俩的宪兵拉列京和波波夫依然紧紧盯着他们。拉列京和波波夫唯一的任务就是确保两人不逃走。在这种贴身盯防的情况下，宪兵不是成为流放者的朋友——甚至是私人佣人，就会成为他们的死敌。很快，红胡子、暴脾气的伊万·拉列京便和斯大林杠上了。有一次，斯大林背着来福枪出门打猎，被宪兵拦住了。他可以在提前请示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拿着来福枪去打猎，但这一次，他拒绝把来福枪交给这位宪兵。两人很快就吵了起来，“宪兵拉列京给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下，并试图把枪夺过来”。两人打了起来。宪兵“拔出军刀，砍在了斯大林的手上”。斯大林将此事告诉了季比洛夫上尉，告了拉列京一状。到了那年夏初，无论斯大林和莉迪亚用怎样隐蔽的方式幽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了解到了两人的关系。挥舞着军刀的宪兵看到了向傲慢的格鲁吉亚人报复的机会。费奥多·塔拉索夫——唯一胆敢记录下这段故事的村民——说：“有一天，斯大林正在家里工作，没有出过家门。宪兵觉得这很可疑，打算检查一下。他没有敲门便冲了进去。”塔拉索夫谨慎地说斯大林是在“工作”，可宪兵却觉得十分“可疑”。斯大林对宪兵的不请自来十分愤怒。不同源头的回忆录皆一直强调宪兵搜查房间时斯大林的冷静，那么，房间里真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吗？毕竟，这位宪兵是故意“没有敲门”打算吓吓他的。这个故事听上去很像是宪兵撞到了斯大林和莉迪亚正在幽会。斯大林向宪兵冲了过去，宪兵拔出了军刀。在接下来的打斗中，斯大林的脖子被砍伤了。他怒发冲冠，“把无赖踢出房门”。“我们见证了整个过程。”塔拉索夫说，“宪兵朝着叶尼塞河的方向逃跑，疯狂地挥舞着军刀，而斯大林同志则紧追不舍，他极度激动和愤怒，拳头攥得紧紧的。”两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公开的秘密。虽然当地人不鼓励姑娘和流放者相爱，可是，她们注定会被这些外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者吸引。虽说就当时的法律而言，和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属于强奸，但就事实而言，这根本称不上强奸，不过是一种流传千年的男欢女爱。据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之后的调查：“J．V．斯大林和她住在了一起。”可能是她住进了他的房间，这就解释了为何宪兵会撞到他们俩。1956年，谢罗夫将军就此事向尼基塔·赫鲁晓夫及政治局做了汇报——其档案直到21世纪才被公开。在其中，谢罗夫暗示两人同居和彼此勾引一样的惊世骇俗。[3]斯大林搬进了佩里普雷金家。这幢屋里有两个房间以及一个在冬天才会启用的牛棚。七兄妹住在其中一个闷热而又泛着牛粪味的房间里；斯大林租下了另外一间房，这个房间同样肮脏，并且只能通过牛棚才能到达他们家的那间屋子。房间里有“一张铺着报纸的桌子，一张木架床，以及捕鱼用的鱼钩、渔网和绳索，这些都是斯大林自己做的”。房间的中央有一个烟囱，房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黑色的煤烟覆盖着。这个房间的玻璃窗也是破的，斯大林用旧报纸把它封了起来。在北极圈附近，即便是白天，大多数时间也漆黑一片。斯大林只能依靠煤油灯，可他又经常煤油短缺。他们家的厕所在户外。佩里普雷金一家极为穷困，“一天吃白菜汤，第二天只吃精神（也就是什么都不吃），但他们家有一头牛”。据斯大林首本传记的作者艾萨德·贝伊——他肯定从那些流放者那里了解过——说，莉迪亚会在晚上溜进斯大林的房间。她根本不羞于告诉别人斯大林喜欢穿哪种内衣。“他穿白内裤和蓝白条的水手背心”，她在1952年对采访者透露道——而此时，斯大林几乎像神一样被人们崇敬着。佩里普雷金家的兄弟对这段情事不满。他们不同意两人在一起，而莉迪亚的回忆录也有这方面的暗示：斯大林并不在佩里普雷金家吃饭，他还是会去老房东家吃饭和拿面包。莉迪亚说这是因为她们家的女孩还太小，不会烧饭，可是，作为孤儿，她们早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给哥哥们做饭了。更说得通的解释是，斯大林和他的小女友被禁止在家里用餐。两人的关系暂且得到了各方的容忍，然而，更为严重的情况发生了：莉迪亚怀上了斯大林的孩子。佩里普雷金家的兄弟极为愤怒，虽说在北极圈那些偏远小村落中，先婚后育的法律基本无法得以执行——女孩们经常在未成年时便怀孕了。据谢罗夫将军的报告称，在此之前被暴怒的斯大林追赶的宪兵拉列京“教唆他们起诉斯大林和未成年少女同居——J．V．斯大林答应宪兵，他会在她成年后与之结婚”。于是，斯大林再一次地订了婚——无论莉迪亚的家人是欣喜还是不满，他们好歹接受了两人的关系。[4]作为交换，斯大林“把自己捕的鱼拿来和他们分享”，以示是一家人。事实上，他对待莉迪亚的方式就像她本就是自己的小妻子。当年长的朋友伊丽莎维塔·塔拉索夫前来拜访时，斯大林命令莉迪亚：“莉迪亚，莉迪亚，奶奶来喝茶啦！快给她倒茶。”宪兵拉列京对两人的干预让斯大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再次向季比洛夫上尉告状，而后者又一次站在格鲁吉亚老乡这一边。所有村民都见证了这位倒霉的宪兵拔刀对付斯大林却又被追赶到河岸的一幕。考虑到让一个未成年少女怀了孕，还敢在这个时候告宪兵一状，斯大林胆子绝对不小。而和他很多出于个人泄愤需要的报复行动一样，这一次，斯大林又成功了。1914年夏，6月前后，季比洛夫同意把拉列京调离。他对自己的副官说：“好吧，我们把梅尔兹利亚科夫派到库列伊卡去吧。朱加什维利很想把他的督察换掉，我们就不要再让他俩惹起事端了。”宪兵拉列京仿佛是和斯大林调换了一个位置，害怕起这个犯人来——而他也有理由害怕。不久后，拉列京的替换者米哈伊尔·梅尔兹利亚科夫来了。斯大林立刻在他面前扮演起了标准贵族式的主人模样，而在他接下来的刑期中，梅尔兹利亚科夫变成了他的佣人、勤务兵和保镖。斯大林一边继续研究着民族问题，一边学习英语和德语。“亲爱的朋友，”5月20日，变得开心的斯大林向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向你致以最温暖的问候……我正在等你送来的书……我还想请你寄点英文杂志给我，新旧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用它们提高我的阅读能力。这里什么英文书都没有。我怕再不练习就会丢掉之前已经学会的英文技巧……”对索索而言，和莉迪亚的这段情事以及两人的婚约只不过是暂时解解闷。一旦他回归到革命之中，莉迪亚注定形单影只。怀孕似乎让两人的关系趋于恶化了。然而，当地人称莉迪亚很爱斯大林。她为了他不止一次怀孕。那年夏末，斯维尔德洛夫离开库列伊卡，转移到了塞利瓦尼卡。当时，斯大林最要好的朋友苏伦·斯潘达良正在附近的莫纳斯特尔斯克。1914年8月底，斯大林坐着船沿河而下，和斯潘达良重聚。就在当时，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哈布斯堡王朝的继任者——在萨拉热窝遇刺。这起事件将把俄国和其他大国拖入到“一战”之中。“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吸血鬼们正在把这个世界变成血腥的屠宰场，”斯大林写道，“大屠杀、毁灭、饥荒和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于是，那一小撮戴着皇冠或没有戴皇冠的强盗得以把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和数不尽的钱财倾入怀中。”当全欧洲都陷入战火之中时，斯大林绝望地发现自己被遗忘了。他只是让一个未成年少女怀孕了，还被迫和她订了婚。他不是任何事物的中心——除了一起发生在北极圈的情事。1914年不是他的幸运年。当世界大国投身于战场时，白雪吞噬了太阳，也隔绝了外界的消息。斯大林消失在了西伯利亚的冬天里。* * *[1]　1942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第一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此人因在“大清洗”中诽谤他人甚至执行枪决而被提拔——委派著名历史学家M．A．莫斯卡廖夫前往采访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认识的人，以编纂为斯大林献礼的《西伯利亚流放期的斯大林》。契尔年科把书稿印了出来，并发往莫斯科等候出版许可。毕竟，政治局委员、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就是靠为斯大林书写他在高加索地区的传记并将其美化、夸大而获得宠信的。可是，这一次，契尔年科没有贝利亚那么好运。斯大林对这本书极为愤怒，但这本书对我们现今的历史学家而言却是一笔财富。当时，斯大林正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战争之中，而他也知道，他在库列伊卡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甚至恰恰相反。虽然他好大喜功，喜欢树立个人的伟岸形象，但他又矛盾地厌恶那些崇拜他的人，加上莫斯卡廖夫是个犹太人——当时的斯大林越来越不信任这个民族。他给契尔年科打了个电话，冲他大吼。这本书的出版就此夭折了。在斯大林于战后展开的反犹运动中，莫斯卡廖夫被逮捕，但他活了下来，并成为了苏联史方面的专家，于20世纪60年代去世。契尔年科的政治生涯也就此止步不前。不过，最后还是有人接受了他，他变成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幕僚、政治局委员，并在1984年最终成为苏联历史上倒数第二位领导人。他的任期很短，且乏善可陈，象征着苏联的后继无人。契尔年科于198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正是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　和阿泽夫一案一样，杜马宣布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一事引起了巨大的政治波动，并动摇了奥克瑞纳、杜马，乃至沙皇和帝国的可信度及统治力。最早指认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的是斯大林在维也纳的女房东埃琳娜·特罗扬诺夫斯基（她曾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情人）。当时，她是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秘书。然而，马林诺夫斯基却说这是她的造谣中伤。当马林诺夫斯基在战争中被德国人逮捕之后，斯大林曾给他送过衣服。可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有关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的铁证越来越多，斯大林改变了他的看法：“这个下流胚子，把他枪决都算便宜了他。”马林诺夫斯基一案于1918年11月开审。讽刺的是，起诉他的正是埃琳娜当时的丈夫尼古拉·克雷连科，而法官则是埃琳娜本人。马林诺夫斯基被处以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