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大林》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5

它和天际相连此事无须证明：一旦被压迫者被击倒在地他便会奋发登上山顶希望之火永不熄灭所以，可爱的月亮，用光辉照亮云雾让你的光芒在蓝色天穹舞蹈但我将脱掉马甲对月亮亮出我的胸膛我展开双臂，在地球恭迎月光的降临——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11　囚犯斯大林被关进了巴统监狱。很快，心高气傲的他便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被囚禁的经历对他影响深远。在此之后，他曾说：“监狱让我明白，孤独并没有那么可怕。”然而，事实上，被囚禁的他却很少有独处一室的时候。和他一起被关起来的人——无论是在此后的流放中背叛了他的，还是那些在官方传记中赞美了他的——都一致同意，狱中的斯大林就像一座冷漠的斯芬克斯：“肮脏的脸上满是痘疮，胡子野蛮地生长着，长发向后梳起。”他们对“他绝对的冷静”最为吃惊。他“从来不会开口大笑，只会冷冷地面带笑意”，而他也“无法和任何人合作……他总是一个人。他永远很平静”。不过，刚开始时，他却犯了一个错。1902年4月6日，宪兵队长亚克力对他展开了第一次审讯。他拒绝承认巴统大屠杀发生时他就在当地。他说，其时，他正在哥里和母亲在一起。两天后，他命令一个犯人往监狱院子里扔了两张纸条——囚犯的朋友和家属会在那里为他们送吃的和传口信。可是，守卫截获了斯大林亲手写的信件。第一张上写着：“通知教师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索索·朱加什维利已被捕，请他告知索索母亲，如果宪兵问她‘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哥里的？’，请她务必回答‘他整个夏天和冬天都在哥里，直到3月15日才离开’。”另一张纸条则是命令他之前的学生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前往巴统领导他的组织。亚克力上尉早已和第比利斯的秘密警察通过气，后者告诉他斯大林肯定是第比利斯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现在，他又通知了哥里的同僚，后者向他汇报有两个人刚从巴统来到哥里，并和凯可、凯可的哥哥乔治·格拉泽（斯大林的舅舅），以及伊利马什维利取得了联系。他们所有人都被逮捕，并遭到审讯。对凯可而言，这显然是黑暗的一天。从巴统来的人是来通知斯大林的母亲的，而斯大林扔纸条被截获把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也卷了进去。那个时候，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正和卡莫、斯瓦尼泽一起住在第比利斯。宪兵队先是逮捕了卡莫，后者犹犹豫豫地把他们带到了索罗拉吉浴室。他们在那里逮捕了一丝不挂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他先是被带去见了“著名的拉夫罗夫上尉”，接着又被转交给了亚克力上尉。当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被送入巴统监狱时，斯大林快步从他身边经过，对他低语道：“你不认识我。”“我知道。”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大家都向你问好。”第二天，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接受了亚克力上尉的审讯。“你认识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吗？”“不认识。”“胡说！他说他认识你！”“他肯定疯了。”“疯了？”上尉笑着说，“这么一个人才怎么会疯呢？之前，巴统也出现过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惹事。可这个朱加什维利把巴统搞得翻天覆地。”当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路过斯大林的囚室时，他透过栏杆望见“愤怒的索索正打骂着他的室友。第二天，他得知，他们在索索的囚室安插了一个密探”。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被释放了——然而，不久之后，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又回到巴统，代斯大林指挥那些“索索主义者”。凯可也响应了斯大林的召唤。5月18日，她离开了哥里，直到6月16日才回来。她前去巴统监狱探了两次监。在从第比利斯转乘的路上，她又遇见了疯狂贝索。他依然酩酊大醉，脾气暴躁。“停住脚步，不然我就杀了你！”贝索对凯可吼道。他依然对自己叛逆的儿子十分不满：“他想颠覆整个世界。如果你没有把他送去读书，他就会老老实实做个手艺人——可现在他被关在牢里。我要亲手杀了他——他简直是我的耻辱！”人群听见吵闹声便涌了上来。凯可借机逃走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叛逆的索索完全摧毁了凯可对他的期许。虽然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凯可和贝索一样，对他们的孩子深感忧虑。她向当局申请把斯大林释放，也许也帮他的同志们传过口信。斯大林年逾古稀时依然自负，他曾聊起凯可所受的痛苦：“她开心吗？得了吧！她儿子都被抓了，她还开心个啥？[1]我们可没有时间好好对待我们的母亲。这就是做母亲的命！”斯大林很快就成为了巴统监狱的头目。他控制自己的朋友，恐吓知识分子，收买了守卫，还和囚犯们成为了朋友。沙俄帝国的监狱是个有其自身规矩的隐秘社会，但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无视那些让他觉得不适的礼节。托洛茨基说，监狱“和这个国家一样，融合了野蛮行径和家长制”。监狱对待犯人的态度也时有变化：有时，政治犯会被关进一个被戏称为“教堂”的大牢，而他们则会选举“长老”（Elders）。革命者遵从骑士规矩。每当有同志到来或离开，整个监狱都会唱起《马赛曲》，还会有人挥舞红色的旗帜。革命者、自重的知识分子和自傲的改革者都不屑和犯罪分子交往。“但我更喜欢他们（犯罪分子），”斯大林说，“因为政治犯中有太多叛徒。”他也憎恨知识分子畏首畏尾地喋喋不休。他必须除掉“内鬼”。当政治犯被关在独立的囚室中时，他们会通过低效却又简单的敲击声密码来交流——这被称为“监狱字母”。谢尔盖·阿利卢耶夫被关在第比利斯梅特希监狱里，他是通过火炉管道上的敲击声了解到斯大林的情况的：“坏消息！索索被逮捕了！”他们还有另一种简陋的、被称为“监狱电报”的交流方式：把包裹挂在绳子上，送到囚室窗外不断摇荡，让它挂在另一根坠有石头的绳子上。当犯人们在院子里放风时，监狱对他们的管理是相当松懈的，所有小道消息都会在这里流转。索索总是知道谁快要被关进来了，也知道犯人们最近守不守规矩。就像是在监狱里远程操控的黑手党，他很快就改良了与外界的联络方式。“他一直在监狱里操控着外部的局势。”[2]当局允许被看押的革命者在狱中学习，并因此铸下了大错，因为这些革命人士都是孜孜不倦的自学者。不过，没有人比斯大林更加用功。他的狱友回忆说：“他整天都在读书和写作……他在狱中的每一天都有严格的计划：每天都起得很早，在做完早操之后学习德语，阅读经济学书籍。他从来不休息，还喜欢给他的同志们推荐书看……”另一个狱友回忆说，斯大林把“监狱变成了大学”。他说，这是他的“第二学堂”。监狱的守卫对他们很宽容，这可能是因为革命者是比他们社会阶层更高的“绅士”，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收了贿赂或对革命抱有同情。斯大林的一个朋友被关进了他旁边的囚室，并和他讨论起了《共产党宣言》。“我们看不到彼此，”斯大林回忆道，“但我对他大声朗读，他可以听见。有一次，我正在朗读的时候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我停了下来。突然，我听见守卫说：‘请不要停下。同志，请继续。’”有一篇文章肯定通过“监狱电报”得到了广泛的传阅：1902年3月，那个化名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著名文章《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列宁在文中提出了坚定革命者的“先锋队”——这一想法立刻造成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分化。“给我们一个革命者的组织，”列宁承诺道，“我们就会颠覆整个俄国。”[3]亚克力上尉围捕了巴统的索索主义者，包括斯大林年轻的女房东和女朋友娜塔莎·科尔蒂娃。当她刚被带到监狱的院子里时，一个陌生的犯人突然走上前来，对她说：“索索同志让你去看他。”娜塔莎十分警惕，生怕此人是个奸细，于是回答道：“我不认识索索同志。”然而，当她被关进牢里之后，斯大林在她的窗前现身了。“同志，你不觉得孤单吗？”他大声地问道。她意识到，无论是在狱中还是狱外，斗争仍都掌握在索索的手中。“犯人们都喜欢他，因为他会照顾他们。”他当然把娜塔莎给照顾好了。有一次，她去他的囚室里看望他，结果，一个狱警发现了情况，挥着刀柄把她赶了出去。斯大林要求开除这个狱警。他的勇气不但为他赢得了狱友的人心，还让他得到了当权者的尊重：他的要求竟然被满足了。崇拜他的不仅仅只有索索主义者，有一个狱友便承认道，虽然斯大林在此之后变成了“一头野兽”，但他曾经是个“令人愉悦而又勇气可嘉的狱友”。第比利斯的检察官决定，指证斯大林为“巴统暴乱指挥者”的证据不足。这也许是因为目击者害怕出庭做证。斯大林躲过了一劫，却还是被关在大牢里，因为拉夫罗夫上尉在调查另一起案件——他在第比利斯革命党委员会中所扮演的角色。8月29日，宪兵队正式向斯大林和他所在委员会中的其他老同志提出起诉。不过，官僚体系运作得十分缓慢。他生病了，说自己的胸口疼。这是他的陈年旧疾了。有时，他会说是自己的心脏有问题；有时，他则说自己的肺部有阴影。10月的时候，索索说服狱医让他和他的手下坎杰拉基去医院。他甚至不顾革命阵营的规矩，向总督戈利岑本人提出了三次请求：我日渐严重的咳嗽和我那位可怜的老母亲（她的丈夫早在12年前便离开了她，而我是她唯一的支柱）的境遇令我不得不向您提出第二次申请。请允许我在警察的监控下出监一次。我请求您同意我的请愿并给我答复。J．朱加什维利1902年11月23日他虽然病倒了，却依然是个“麻烦制造者”。1903年4月17日，当格鲁吉亚教会大主教前来看望他们这些“犯了罪的子民”时，这位前神学院学生领导了一场抗议来为大主教接风。结果，他被关进了监禁室。这虽然不是斯大林所组织的第一次抗议活动，但其结果便是斯大林被送去了格鲁吉亚西部的库塔伊西监狱，那里的管理更加严格。两天后，正当犯人们被召集等待转移的时候，斯大林发现娜塔莎也在列。狱吏想要给他戴上手铐。“我们又不是贼，为什么要戴手铐！”斯大林怒斥道。于是，狱吏乖乖地放下了手铐。这个故事显现了斯大林的权威在犯人和狱警身上都发生了作用——沙俄帝国的警察颇为温顺，这在之后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秘密警察看来，是难以想象的。点过名后，犯人们徒步穿越巴统，前往火车站。可斯大林又得到了特殊待遇。娜塔莎引以为傲地回忆说，他要求用一辆马车来驮他的行李，并要求“为这个女人准备一辆四轮马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监狱这个小社会了如指掌的斯大林竟然又得逞了。[4]斯大林的女人得到了最优渥的待遇：娜塔莎是坐着四轮马车来到火车站的。当他们的火车在库塔伊西附近停靠后，斯大林又拦住了所有人的去路。他说：“让娜塔莎走在最前面，让我们所有人都见识见识这个女人的勇气，她是不会怕这几条狗的！”在库塔伊西监狱，狱吏们试图规范犯人的行为举止。政治犯们被分了开来，然而，没过多久，斯大林就找到了彼此联络的方式，并开始计划一场反击。当斯大林通过“监狱电报”了解到娜塔莎·科尔蒂娃被关进了监禁室并说“我崩溃了，我哭了起来”时，他给她送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雌鹰啊，你又为何哭泣？难道监狱就把你打败了吗？”斯大林在监狱的院子里认识了一个名为格里戈尔·乌拉塔泽的革命党温和派人士。乌拉塔泽憎恨斯大林，却欣赏他“平静如水的脾气”：“在半年里，我从来没见他哭过，或者生气、发怒——他永远如此沉稳、镇静，即便是笑的时候，他的笑仿佛经过精确的计算，和他那一刻的心情相符……我们经常在院子里聊天。”但是，与众不同的是，斯大林“以一种奇怪的、短促的步伐走路……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么傲慢”，但他也“完全不为所动”。斯大林对盲目自大的知识分子并无好感，他喜欢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因为这些人不会引起他的自卑情结。他在这些人面前充当着老师的角色——“神父”。索索“组织大家一起看报纸、图书和杂志，他还会给犯人们上课”。与此同时，他依然在挑衅比巴统更为恶劣的库塔伊西当局。这个地区的市长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7月28日，索索一声令下，犯人们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示威抗议。他们敲击着囚室的铁门，整个城市都听到了从监狱里传来的吵闹声。市长召集部队包围整个监狱，但他还是让步并同意了索索的要求——所有政治犯都被关进了一个大囚室。虽然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但市长对他实施了报复：他们被看押在了监狱中最阴森的一座地牢里。当时，有些犯人即将被送往西伯利亚流放，斯大林提议大家一起拍张合影。斯大林很喜欢拍合影，掌权之后亦是如此。他会指导别人站位，并总是把自己安排在最钟爱的位置——顶排的中间：“我也是个革命小兵，所以我就站在中间吧。”这就是斯大林：长头发，大胡子，自命为领导者。终于，他的同志们要开始流放之旅了，“索索同志站在院子里挥舞着红色的旗帜……大家唱起了《马赛曲》”。秘密警察竟然忘记了斯大林还在他们的监狱里。第比利斯的宪兵和奥克瑞纳都以为“乔普拉早就被释放了”。拉夫罗夫上尉再次以为他又回到了巴统，“在特别监护下”指挥着工人运动。很明显，那些“幽灵”搞错人了。巴统的警察都紧张了起来，直到莎贝尔斯基中尉通知所有人，失踪了的疤面“朱加什维利已经关在牢里一整年了（目前在库塔伊西）”。沙俄帝国的司法官僚体系终于运作了起来。斯大林的案子从当地市长手里转到了圣彼得堡的司法和内务部。斯大林被判流放到东西伯利亚3年。[5]1903年7月7日，司法大臣把他的量刑建议提交给了沙皇，而后者在上面盖下了皇家印章。尼古拉二世是个拘谨而又务实的独裁者，他十分勤奋，几乎会阅读放在他案头的每份文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位末代沙皇错过了扼杀未来“红色沙皇”的机会。可是，警察们又找不到斯大林了。第比利斯总督以为他被关押在梅特希监狱，但监狱却回答说他们那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于是，第比利斯警长宣布：“朱加什维利身在何处目前成谜。”警察向宪兵队求助，后者则说斯大林已经被转移到了巴统监狱。警察们本以为总算可以安心了——可惜他们都说错了，斯大林还被关在库塔伊西监狱呢。为了找到斯大林，警察们花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其间的混乱为那些阴谋论者的癫狂想象推波助澜。难道宪兵队或奥克瑞纳把他藏了起来，不让对方找到吗？他会不会真的是个双重间谍呢？我们无法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如果犯人失踪的情况只在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发生，那么，他或许的确可疑。可是，这种混乱情况时有发生。在频繁的地下活动和迟缓臃肿的官僚体系这两个互相交织的世界中，混乱和阴谋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斯大林还在监狱中等候发落时，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1903年8月17日，索索的英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他于巴统被捕，并被关在了梅特希监狱）在囚室窗口大喊“独裁者下台！”，结果，一个守卫开了枪，子弹射穿了克茨霍韦利的心脏。这样的悲剧随时可能发生在斯大林自己身上。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拉多。10月8日，斯大林终于了解到他将被流放。他的第一站是回到巴统。他又组织了一次合影。当他离开监狱时，他的同志们挥舞着旗帜唱起了《马赛曲》。“我被流放了，”斯大林写信给刚刚被释放的娜塔莎·科尔蒂娃，“在监狱附近等我。”她筹集了10卢布和一点食物，想让他在这漫长寒冷的冬日之旅中能好受一些。斯大林离开的时候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格鲁吉亚乔卡和一双靴子，甚至没有戴手套。他在巴统港登上监狱的蒸汽船，即将前往他此行的第一站——新罗西斯克和罗斯托夫。他看到娜塔莎伫立在码头“和他告别”。于是，这位被美酒和歌声养育大的格鲁吉亚人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那个遥远的地方被冰雪覆盖，人迹罕至。那里，就是西伯利亚。* * *[1]　“我开心？”1935年，凯可被问到作为斯大林的母亲是否开心时，她讽刺地说，“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开心呢？全世界都因为我儿子和我们的国家而感到开心。所以说，作为他的母亲，我应该怎么觉得呢？”[2]　斯大林很快就改良了他和外界隐秘的通信方式。有一个可怜的巴统工人专为监狱送木材。有人找到他，告诉他有人会帮他运木材，而他则必须按指示行事。他把木材送到监狱，放在院子里。那天下午3点整，狱警把斯大林放了出来，后者给了木材工人一封急信，让他带回巴统。[3]　如果说斯大林梦想自己成为一个信仰坚定、纪律严格的团体中的一员，那么，列宁则将这一梦想具体化了。他颇有见地指出：“我们的党不是哲学家的学校”，而是“一个斗争的党。到目前为止，它看上去还像是个其乐融融的家长制大家庭。现在，我们必须把它改造成一个堡垒——它的大门只为有价值的人打开”，其余的方式都是“最背道离经的亵渎”。[4]　在成为苏联的领袖后，斯大林表示过对沙俄警察系统过于宽待犯人的不屑，并下定决心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监狱就像是养老院一样，”1937年“大清洗”正值最高潮时，他曾写道，“犯人们不但可以社交，给彼此写信，还能收到包裹！”[5]　因为对恐怖分子和革命党人的逮捕往往秘密进行而又缺乏证据，沙俄帝国的当权者意识到，不能用陪审团或法官为他们判刑：当地的宪兵队长会把量刑提议交给当地的首长，首长又会把量刑提议交给特别委员会——由司法和内务部5位人员组成——定夺。内务大臣会确定量刑，最后由沙皇签署。对斯大林的量刑也遵循了这一流程。1881—1904年间，大概有11879人遭到了和斯大林同等的流放刑罚，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在差不多同样长的时段中，遭到流放的人数却多达2800万，其中的数百万人再也没有回来过。沙皇统治时期也会对犯人执行死刑，而西部省区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比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或格鲁吉亚人更容易遭受这一极刑。12　冻坏了的格鲁吉亚人：西伯利亚放逐之旅前往西伯利亚的旅途比流放这一刑罚更为致命。斯大林经历了其间的所有恐怖和危险境遇。他一站又一站地缓慢向东方前行，旅途中不断有其他犯人加入他的团队。据他本人说，在流放的过程中，他的脚上时常戴着铁球镣铐。他曾颇为感怀地回忆道：“再也没有比卸掉镣铐后伸一伸脚更加舒服的事情了。”当他来到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时，身上早已没有钱了。于是，他给巴统的朋友拍了一份电报，问他们要钱。坎杰拉基把钱汇了过去。还没离开多远，他又犯起了牙疼，还因此去看了一位助理医师。“等我给你敷上药，你的牙就再也不会疼了！”医师对他说。“他亲自给我的蛀牙敷上了药。”斯大林回忆道，“这药里含有砷，但他根本没有告诉我应该把它拿出来。那颗蛀牙倒是不疼了，可是，另外好几颗牙齿却因此全掉了下来。他至少说对了一件事——那些牙齿再也不会疼了！”斯大林一生中被好几种痼疾长期折磨着，牙疼就是其中之一。犯人们离文明越来越远。他们渐渐感受到了西伯利亚的极端环境以及当地的疾病和暴力。有一个犯人就在西伯利亚某地“快要因伤口糜烂而亡”了。70多岁时，斯大林曾回忆说：“可最近的医院都在1000公里之外。我们请来了一位助理医师，他说必须给这位犯人截肢。他往那人腿上浇了一点酒，让众人把他按住，然后就开始了手术。我不敢看，于是躲进了营地。可是，那个人的腿是在没有被麻醉的情况下被切除的，你不可能听不到他的吼叫声。直到今天，我依然对他的吼叫声记忆犹新！”他还在途中遇到了一帮古里亚农民工，他们正是因他在巴统所领导的示威行动而被逮捕和流放的。索索看着这些全身颤抖的格鲁吉亚人，不禁有些自责——要知道，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鲜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的时刻。可是，他们依然大方地原谅了他。对于政治犯来说，刑事犯是真正的天敌。据斯大林的得力干将，也曾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虽然刑事犯们通常“尊敬政治犯所倡导的斗争”，但他们也会找政治犯的麻烦。斯大林曾对他的一个继子说：“在流放途中，我遇到了一个变态的保险箱窃贼。他十分高大，足足有两米高。我只是就我的烟袋和他交流了几句，一点恶意也没有……结果，他却和我打了起来。这个白痴把我打倒在地，还打碎了我的几根肋骨。没有人过来帮我。”斯大林被打晕了过去。但这次遭遇也给斯大林上了一节政治课。他总结道：“等我醒来时，我意识到，作为政治家，必须永远有联盟。”斯大林先是来到了西伯利亚的一个省会城市伊尔库茨克，然后向西前往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巴拉宾斯克——离它最近的火车站也在80公里之外。从这里开始，他们只有依靠运货马车或徒步前进。西伯利亚天寒地冻，可斯大林穿得出奇地少：他还穿着那件白色的、带子弹纽扣的格鲁吉亚乔卡。在巴拉宾斯克，他遇到了7个流放犯。他住进了一个名为亚布拉姆·古辛斯基的犹太流放者的家，想要逃避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但他还是被遣送到了新乌达。当地警察记录：“11月26日，于7月9日受皇帝陛下之令被流放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已经抵达，并被警察监控。”新乌达是斯大林流放的终点。那里离巴拉宾斯克75公里，最近的火车站在130公里之外，离莫斯科或第比利斯更是千万里之遥。这座小镇被分成了两部分：穷人们住在沼泽海岬的陋屋里；而相对好一些的街区则拥有几家商店、一个教堂，以及一座木制的堡垒——它用来恐吓当地信萨满教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新乌达的生活索然无味，人们除了读书、争执、酗酒、私通及继续酗酒之外，无事可做——无论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对于流放者而言，这些是他们消磨时光的唯一方式。这个村子里竟然有5个酒馆。索索就这样消磨着他的流放时光，但他日渐无法忍受和他一起遭到流放的那些人。新乌达还有3个流放者，他们都是犹太知识分子，不是工联派（犹太社会主义党的追随者）就是社会民主工党。在高加索时期，斯大林很少遇到犹太人。不过，在此之后，他身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为了反抗沙皇的迫害和歧视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选择住在新乌达的贫民区，他住进了“一幢只有两间房、看上去都快要倒塌的农舍，它的主人叫玛莎·利特温采夫”。其中一间房是食物储藏室，而另一间则是由木屏风隔断的卧室，一家人都睡在火炉边上。斯大林则在屏风另一边的食物储藏室的板桌上睡觉，“他会在利特温采夫一家人都睡着之后点上油灯读书”。流放西伯利亚被认为是沙皇独裁统治中最严厉的刑罚。被流放的过程无聊而又令人绝望。然而，一旦在那些被世人遗忘的村落安身下来后，流放者——通常是世袭贵族的知识分子——还是会受到优待。和古拉格集中营比起来，这种因触犯皇权而遭流放的处罚更像是一次沉闷的阅读旅行。流放者甚至会收到沙皇发给他们的零花钱——像列宁这样的贵族能拿到12卢布，莫洛托夫这样的学校毕业生能拿到10卢布，而斯大林这样的农民则是8卢布。他们会用这些钱买衣服、食物，付房租。不过，要是家里给他们寄来太多的钱，沙皇就会停止给他们发放补贴。家境富裕的革命者能坐着火车一等座到流放地。列宁拥有私产，他在流放的过程中花的全是自己的钱。对于这位贵族而言，流放就像是度过了一次怪诞的风光之旅。托洛茨基也在流放的过程中得到了他那位富有的农场主父亲的资助。他曾夸大其词地说，西伯利亚是“对敏感神经的考验”，而流放者可以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一样快乐地生活。列宁这样的有钱人和斯大林这样的穷人的流放经历的确存在着本质的差别。[1]流放者的行为是受严格约束的。每个流放地都会选举成立一个委员会，一旦有人违规就会受到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必须分享书籍。如果一个流放者去世了，剩下的人可以分了他的书。他们不得与犯罪分子打交道。在结束流放离开之前，他们可以接受其他流放者的礼物，也要给为他们提供住宿的房东留下纪念品。他们会分工干家务，轮流收信件。收到信时他们十分高兴。“在流放时，每当收到朋友写给我的信时，别提我有多高兴了。”叶努基泽掌权时回忆道。然而，在荒凉的帝国东方，规矩是很难被一以贯之的，流放者经常对异性难以抗拒。“爱情就像迭戈·里维拉画作中的棕榈树一样，即便被巨石压迫，也要义无反顾地向太阳生长，”托洛茨基夸张地说，“流放过程中开始出现一对对情人。”当果尔达·戈布曼遭流放时，她和叶努基泽——这位格鲁吉亚人之后成为了斯大林的左右手之一——相好，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在此之后，她嫁给了斯大林的上尉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在这些人掌权并进入政治局后，他们依然会想起当初的这些情事。斯大林本人就对流放者列茨涅夫的丑闻印象深刻，后者睡了当地检察官的漂亮妻子，并因此被流放到了北极圈。莫洛托夫也曾回忆过两个流放者抢一个情妇的故事——最后，他们中的一个被杀死了，另一个则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那女孩。流放者得从当地农民那里租房。他们住进了拥挤而又吵闹的小房子，孩子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根本没有私人空间可言。之后和斯大林一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说：“（流放中）最糟糕的事就是没法和房东分开住。”但是，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又容易让流放者和房东彼此吸引。当地人和流放者发生恋情是被禁止的，但这一规矩根本无法得以执行：当地的女孩对这些外来的、受过教育且富有的流放者毫无抵抗力——更别提他们通常还睡在一个房间里了。革命者通常脾气暴躁，但他们在流放期间的争斗也独具当时的特色。“男人们根本不会掩饰自己的龌龊，所谓‘得体’早已被抛在了九霄云外。”流放者过着放肆的生活，而斯大林不仅与女孩接触，还让她们怀上了自己的孩子，还会不断地找人麻烦，惹出各种是非争端来。在来到流放地不久后，他便开始坏规矩了。他离开了那几个被流放的犹太人，但很快找到了新朋友：他结识了几个罪犯，和他们一起串起了酒吧。“他们中有好几个吃苦耐劳的好人，而政治犯中却有太多叛徒。”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曾在一次晚宴上对赫鲁晓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说，“我大多数时间就和罪犯们待在一起。我们会在镇里的沙龙前停下脚步，看看我们中是否还有人有那么一两卢布。我们举起钱，朝窗里晃了晃，然后喝光每一个戈比。我们轮流做东，今天我请，明天别人请。”在势利的中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和罪犯交朋友完全是种侮辱。据斯大林回忆：“有一次，他们组织了一场内部审判，对我和罪犯饮酒的行为进行了判决。”而这仅仅是斯大林的同志们对这位不合群的革命者展开的其中一场审判而已。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失去和外界的联系，也没有在流放地长待。1903年12月，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列宁的信。“我是在1903年初识列宁的，”斯大林说，“我们俩并没有见面，而是通过信件取得了联系。他写给我的信并不长，但他在信中严厉而又无畏地批评了我们的党。”斯大林夸大其词了。列宁写给他的并非私人信件——当时，他还没听说过斯大林这个人——而只是一本小册子：“致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的信”。然而，这本册子对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封简洁的信增强了我对我党领袖列宁的信仰。”在此之后，斯大林烧掉了这本册子。但是，很快，他就听闻了从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与伦敦举行——传来的消息。列宁和马尔托夫打败了他们的对手犹太工联派——工联派要求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少数民族独立运动结合在一起。可是，胜利的那一派很快又产生了分歧：列宁寻求小范围的职业革命家，而马尔托夫则想把革命推广到群众中去，让更多的工人参与革命。列宁分化了社会民主工党。他自称支持他的是党内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而支持马尔托夫的则是少数派（孟什维克）。[2]据斯大林本人说，他立刻给他跛脚的哥里朋友达维塔什维利写了一封信。后者在莱比锡，并和列宁有联系。但这只不过是斯大林的谎言。事实上，在那一年里，他根本没有写过任何信。但退一步说，那时的他的确是个列宁主义者了。托洛茨基说，是不是布尔什维克一眼就能看出来。据伊利马什维利说，斯大林“一看就是个布尔什维克”。1904年，很多人都强烈地感觉到，某些即将改变世界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革命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当尼古拉二世为了巩固其远东帝国而和日本展开了一场“必然取胜的小战役”时，他其实犯了个大错：突然之间，革命变得一触即发。斯大林再也无法安稳地待在新乌达了。索索刚到新乌达没多久便开始策划逃离——很多革命者和被流放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逃跑并不难。每个人都想逃跑。”托洛茨基说，“流放体制本来就漏洞百出。”想逃跑的人首先得花钱买“靴子”——假文件。一个完整的逃离行程包中包括“靴子”、食物、衣服、火车票和贿赂金——总共需花费100卢布。阴谋论者天真地怀疑斯大林是从哪里筹到这笔钱的：难道是奥克瑞纳给这个“间谍”的？但事实上，这笔钱更有可能来自于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在党内的同志们。那个时候，筹一笔钱逃跑这种事情司空见惯：1906—1909年间，在总数为32000名的流放者中，有多达18000名通过这一方式逃跑了。在斯大林的造神运动中，他本人曾夸大过他被逮捕和逃亡的次数。然而，事实上，他被逮捕及逃亡的次数比他官方传记所提及的还要多。20世纪30年代，当他编辑传记《短途》时，他总共在8次逮捕、7次流放和6次逃亡上画了钩。而当他于1947年修订该传记时，他又用他那支蓝笔把次数减到了7次逮捕、6次流放和5次逃亡。他曾对人说：“我总共逃过5次。”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要么是故作谦虚要么就是已经忘了。事实上，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总共有9次被逮捕、4次短期拘留和8次逃亡。对斯大林与秘密警察的关系颇有研究的亚历山大·奥斯特罗夫斯基说：“只要我们对前革命时代的流放体制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不会对斯大林经常能成功逃亡这一事实感到吃惊。”1903年12月，在被列宁的小册子点燃之后，索索展开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之旅。他的女房东和她的孩子们给了他一点面包，让他在路上充饥。他曾向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说：“刚开始时，我失败了，因为警长总是盯着我。严冬降临，我准备了御寒物品，终于踏上了旅程。我的脸快要被冻僵了！”斯大林经常对人讲述这段历史，而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这段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夸张。“我掉进了一条冰河，全身都湿透了，”他曾对苏联时期的秘密警察打手拉夫连季·贝利亚说，“寒冷彻骨。我敲了敲一家人的门，可没人开门。就在我觉得快要冻死的时候，几个穷人把我迎进了他们的棚屋。他们给我吃的，让我坐在火炉边上，还给我换了衣服，让我终于得以继续前行到下个村庄。”他旅行了75公里，来到了巴拉宾斯克，住进了亚布拉姆·古辛斯基的家。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温度有-30℃，我们突然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谁？”“开门，亚布拉姆。是我，索索。”全身被冰霜覆盖的索索走了进来。他竟然在西伯利亚的冬季还衣着单薄：一件披风、一顶呢帽和一条花哨的高加索头巾。我的妻子和女儿都特别喜欢他的白色头巾，于是，斯大林同志竟以其高加索人特有的大方把它脱了下来，送给了她们。他已经取得了继续逃亡的“必要证件”，但他却无法前行了。“他的鼻子和耳朵都被冻伤了，”谢尔盖·阿利卢耶夫说，“他哪里都去不了了，只好回新乌达。”毋庸置疑，他在新乌达的朋友用热滚滚的炖肉温暖了他。但他依然执意离去，并开始准备第二次逃亡。索索给凯可写了一封信。凯可“缝好了适合冬天穿的衣服，立马寄了过去。索索穿着它们逃跑了”。他搬进了米特罗凡·库古罗夫的家。1904年1月4日，库古罗夫赶着雪橇送斯大林出了新乌达。佩带着刺刀的斯大林欺骗库古罗夫说，他只是想去附近的扎尔科夫告警长的状。库古罗夫嗜酒成性，每到一个站头就问斯大林要伏特加。“那天的温度只有-40℃，”斯大林回忆道，“我用皮毛衣把自己给裹了起来。车夫却打开了他的衣襟，让寒风吹拂他几乎裸露的肚皮，貌似是酒精让他浑身发热。这些人真是好身板哪！”可是，当这个农民发现斯大林其实是想逃跑时，他停下了雪橇，拒绝继续前行。斯大林说：“就在这时候，我解开大衣，亮出了刺刀，命令他继续前进……农民叹了口气，只好让马再次奔跑了起来！”[3]索索正式踏上逃亡之旅。由于东正教主显节即将到来，他希望这个节日会转移警察的视线。“流放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逃跑了！立刻采取措施将其重新逮捕！”当地警察发电报说。他成功抵达泰雷特站，可能还去过伊尔库茨克，然后才经跨西伯利亚火车沿线返回。即便是在节日期间，西伯利亚的火车站中也充斥着穿制服的宪兵和奥克瑞纳的线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职业间谍，有些人则是专门告密逃亡者以赚取小费的业余间谍。但斯大林不仅伪造了很多流放者都有的“靴子”，还拿到了一张警察证。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正如高加索），你可以买到任何证件，不过，警察证就另当别论了。斯大林曾吹嘘道，他在一个火车站内发现自己被一个“幽灵”盯梢了，于是他找到一个宪兵，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接着又告诉后者说那个“幽灵”是个逃亡的流放者。警察抓住了“幽灵”，两人还在争执的时候，斯大林早已安然无恙地登上了前往高加索的火车。这个故事表现了青年斯大林生活的世界到底有多么晦暗不清。如果索索真是个间谍，他不太可能会向人提及这样一个故事。不过，也有可能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他编造的。无论如何，它显然增加了这位“王牌阴谋者”的神秘性（和可疑性）。10天之后，他终于回到了第比利斯。当他冲进朋友的公寓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西伯利亚的流放让他消瘦了很多。“你们这些胆小鬼，难道认不出我了吗！”他大笑着对他们说。他们拥抱他，还帮他租了一个房子。斯大林回归的时间恰到好处。1904年1月，俄国陷入了战火。日本在远东的旅顺港袭击了俄国的舰队，沙皇和他的大臣们都认为尚未开化的日本“猴子”不可能击败文明的俄国人。然而，事实上，尼古拉二世的军队早已老化，他那由农民组成的军队装备着差强人意的武器，而他的指挥官们则任人唯亲。斯大林的同居好友曾回忆道：“我记得那时的他正在读《法国革命史》。”他知道，战争和革命犹如两匹末世的野马，通常一同飞奔。格鲁吉亚沸腾了。“格鲁吉亚人是个热衷于政治的民族，”斯大林曾说，“在我的记忆里，每个活着的格鲁吉亚人都会加入某个政党。”年轻的亚美尼亚人加入了达什纳克会，一些格鲁吉亚人加入了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更多的人则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后者正在策划一起针对沙皇及其大臣的恐怖暗杀行动。当沙俄帝国深陷于战争而不能自拔时，国内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为了压制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暴乱，奥克瑞纳开始逮捕革命党人。好斗的索索回归了，并非每个同志都乐于见到他。他的政治对手开始设计如何把他铲除。斯大林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列宁打败了工联派，他所倡导的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沙俄帝国的每个阶层都能在这个政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便是佐达尼亚也会将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都包含在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之中。然而，年轻的斯大林却依然怀有他写诗时的那种浪漫主义情愫，他一厢情愿地幻想着一个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工党。于是，他的政治对手指出，他的政治目标具有工联派倾向，而根本不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斯大林开始将马克思的话改造，以适应其本人的政治目标。据大卫·塞基拉什维利说，他“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引用马克思的理论。有一次，索索在会议上遭到了众人的抨击，可他却“毫不惊慌”，竟然说道：“马克思是个杂种。他应该照我说的那么写！”说完，他便冲了出去。幸运的是，斯大林得到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袖米哈·茨哈卡亚的支持。茨哈卡亚是“第三集团”的创始人之一，现如今已经加入了列宁的“强硬派”阵营。茨哈卡亚蓄着一簇灰白的山羊胡，讲起话来掷地有声。斯大林尊敬这位活力四射的老革命家。多年之后，斯大林曾嘲讽过茨哈卡亚。在斯大林看来，所谓“感激，不过是狗的疾病”而已。茨哈卡亚为斯大林请命，避免他被开除党籍，但他也建议斯大林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不能这么相信你，”他教导斯大林道，“你还年轻，你还需要建立扎实的理念——不然的话，你会遇到问题。”茨哈卡亚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名为达尼什·舍瓦尔丹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让后者教他“新文学”。多年之后，斯大林曾嘲讽地回忆道：“茨哈卡亚开始上课了，他先是讲到星球的诞生、物种的起源、蛋白质和细胞等等，直到3个小时后，他才刚刚讲到了奴隶社会。我们困得要命，不禁打起了哈欠……”然而，斯大林本人所讲述的这段轶事没有提及一桩令他感到羞辱的事：茨哈卡亚命令他写了一篇文章《信仰》，让他宣布放弃自己与众不合的观念。这位亚美尼亚人审读了这篇文章，在感到满意之后又印了70份，分发给同志们看。[4]斯大林被原谅了，但茨哈卡亚说，他必须“休整”以迎接下一次将功补过的任务。索索对依赖自己的朋友为生不以为意。卡莫和斯瓦尼泽的朋友、前神学院学生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每当他造访某人的家时，他都会表现得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如果他发现那家人有他喜欢的葡萄酒、水果和糖果，他便会非常自然地说：‘好吧，有人告诉我我被邀请前来品尝你们的葡萄酒和水果。’然后，他会打开橱柜，径自吃喝起来……”在他看来，他为革命吃了这么多苦，用不着感谢那些人为他的生活提供帮助。他和他那位富有的朋友斯潘达良待在一起。通过后者的介绍，他进入了一个由列夫·罗森布鲁姆领导的小圈子。罗森布鲁姆便是后来的“加米涅夫”。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和他共同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但他还是死在了斯大林的手上。加米涅夫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工程师，巴统和巴库之间的火车便是他设计的。因此，他也资助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儿子。虽然加米涅夫的实际年龄要比斯大林小，但他看上去比斯大林成熟得多。他蓄着红胡子，有一双近视了的蓝眼睛，这让他看上去更像是个校长。他对斯大林很友好，还经常给他钱——直到他发现为时已晚，自己竟然培养了一个政敌。虽然加米涅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属于其中的“温和派”，也因此经常和斯大林这样的“强硬派”产生冲突。“我经常和那些知识分子吵架。”卡莫回忆道，“有一次，加米涅夫不愿意去参加示威，我就和他吵了一架。”索索在加米涅夫家和一位老朋友再次相遇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是加米涅夫和斯潘达良的同窗好友，三人一起就读了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上最奢华的学校。当时，达夫里舍维正和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打得火热。他“很高兴在哥里一别后再次和索索相遇”。他们两人长得很像（甚至还被认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们有聊不完的天。”达夫里舍维回忆道。可他也势利地说，斯大林“不认识第比利斯的任何人”。达夫里舍维显然小看了斯大林。就在这一时期，斯大林业已结识了很多要在将来和他一起执掌苏联大权——至少和他生死相伴——的年轻革命者。有一次，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从巴库带来了一台印刷机，把它送到了革命者最爱的贝比·博乔里泽的家。阿利卢耶夫写道：我一回头，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走进了隔壁房间。“他是我们的人。”贝比说。“我是你们的人。”年轻人重复了贝比的话，把我请了进去。他坐在我边上，问道：“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虽然当时的索索比阿利卢耶夫年轻10岁，但这个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依然把自己放在了指挥者的位置上，命令阿利卢耶夫转移印刷机。他们已然成为革命事业中的同伴了。可现在，阿利卢耶夫把他请进了家，让他认识了他那位美丽而又多情的妻子。在此之后，斯大林曾抱怨说，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人们“从来不会放过他”，总是“想和他上床”。* * *[1]　当列宁抵达他的流放地后，他先是批评了火车站站长占用了当地一位商人的图书馆，然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以及他的岳母叫了过来，让她们照料自己的生活。他甚至还请了一个女佣，让她打扫自己的房间。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一家会帮助“生活习惯相对整洁”的农民。列宁说，他的流放地简直就是“西伯利亚的意大利”，这片风景优美的土地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克鲁普斯卡娅说：“大体而言，流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流放体制会优待贵族、东正教的俄国人和格鲁吉亚人，而对犹太人和波兰人就没有同等的善意了。列宁和他的朋友尤里·马尔托夫是于同一时间因同一项罪名而被流放的。可是，身为俄国贵族的列宁对他平静的读书假日颇为享受，而同为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犹太人马尔托夫却被流放到了图鲁汉斯克，在天寒地冻的北极圈里遭罪。[2]　即便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位遥相呼应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便反对“让工人阶级参加革命运动”。他们所信仰的，其实是“一种以工人阶级之名领导国家的寡头政治”。斯大林坚信，把工人选举入党的委员会会让党内充斥太多业余的革命家，也会带来更多的警察间谍。列宁主义者也对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不抱有好感。大多数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人都认为必须让更多的工农参加革命，并把土地还给农民，所以他们变成了孟什维克。在佐达尼亚这样的政治鼓动者的领导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受民众欢迎；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比俄国的孟什维克更强调武装斗争。直到1907年之前，吉布拉泽、诺伊·拉米什维利和斯大林一样主张剥夺和征用。然而，最终，布尔什维克以其纪律性和反对武力剥夺赢得了斗争。让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并不那么明晰。比如说，布尔什维克中也有像加米涅夫这样的“温和派”，而孟什维克中也有“强硬派”。[3]　1934年，曾经在斯大林逃亡途中给他面包的孩子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给他们，并送了一台收音留声机。1947年，靠领抚恤金勉强过活的库古罗夫写信给斯大林说：“苏联的最高元帅J．V．斯大林同志，很抱歉打扰您。您曾于1903年在我家住过。1904年，我曾带您去过扎尔科夫。我们在泰雷特站遇到了警察，我为您撒了谎，并把您送到了巴拉宾斯克。而我却因替您撒谎被监禁入狱，还挨了十鞭子。我请求您的帮助。”库古罗夫撒谎的可能性极低，可读到信后的斯大林却说自己不记得了，要求库古罗夫提供更多的细节。也许斯大林的确不太记得他那次逃亡时的细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因为库古罗夫拒绝帮助他逃跑而在报复他。[4]　《信仰》这篇文章是斯大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它严重地损害了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者的形象，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在1918年缔造独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或1921—1922年间布尔什维克内的“右倾分子”。1925年，想要继承列宁席位的斯大林开始寻找并企图销毁这篇文章的复本。1934年，他两次联系了舍瓦尔丹（第一次是通过后者在国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第二次则是通过第比利斯大学的校长、斯大林在第比利斯时期的老相识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舍瓦尔丹把文件埋在了他的村子里。1937年“大清洗”期间，斯大林命令米高扬和贝利亚前往埃里温，处决300位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米高扬唯独保住了其中一位，那就是舍瓦尔丹。不过，后者依然遭到了逮捕。他的家人销毁了文件。1941年10月24日，正值德军大举进攻之时，贝利亚枪决了舍瓦尔丹。但是，斯大林依然没有销毁所有的《信仰》复本。茨哈卡亚保留了一份。13　布尔什维克的情人阿利卢耶夫一家人会跟随斯大林从监禁、死亡和阴谋的恐怖世界飞升至权力的巅峰，而后再次跌落到监禁、死亡和阴谋的地狱。这一切都是拜斯大林所赐。谢尔盖“和他的吉普赛先人一样，是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迷人男子。他经常和人斗殴。如果有人胆敢欺负工人，他肯定会揍他们”。他的妻子奥尔加的娘家姓氏为费多伦科。她“有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和一头金发，是个真正的大美女”，也是个多情的人。据她的孙女斯维特兰娜说，奥尔加“经常坠入爱河”。奥尔加的父母都是德国人，两人都很有事业心，对女儿也有很高的期望。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是他们的租客。他的祖先是吉普赛人，世代为农奴。他从12岁便开始工作了。13岁那年，奥尔加原本是要嫁给当地的一位肉肠制作商的，可她却爱上了自家的租客。两人私奔了。她父亲拿着皮鞭把谢尔盖赶出家门，但为时已晚。谢尔盖和奥尔加参加了革命运动，还生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当时，阿利卢耶夫家的小女儿还是个幼儿，但他家的大女儿已经懂事了。她就是在这位多情的母亲身边长大的。他家总是会有年轻的革命者出没，而他们永远在变化之中——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深色皮肤又显得神秘的年轻人，奥尔加就好这一口。格鲁吉亚人便是她的菜。“她和波兰人发生关系，然后是一个匈牙利人，接着是个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土耳其人。”斯维特兰娜说，“她喜欢南部的男人，有时她还会嘲笑说‘俄国男人都是乡巴佬’。”在众多情夫中，奥尔加·阿利卢耶娃最喜欢的是列宁忧郁的信使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可当时此人被流放去了西伯利亚）和斯大林。据说，她儿子帕维尔·阿利卢耶夫曾说母亲“先是追了斯大林，然后才追了库尔纳托夫斯基”。据称，她的女儿娜迪亚也承认母亲和这两个男人都发生过关系。她的孙女斯维特兰娜把话写得更加直白：奥尔加“总是对斯大林很温柔”，但“孩子们日渐习惯了两人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总有结束的一天，家庭生活得以继续”。[1]斯大林和奥尔加之间的情事很有可能是真的，而在当时，这种情况也司空见惯。身处地下的革命党人虽然看起来颇为拘谨，实则在性方面相当开放。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已结婚了，却也会因为共同从事火热的革命事业而产生感情，发生关系。没和阿利卢耶夫一家在一起时，斯大林便是在指导卡莫和他那群年轻的“索索主义者”工作。他会在下达紧急命令时这么说：“现在，我来吐口痰——你得在这口痰干了之前回来汇报！”很快，卡莫便在党内脱颖而出。他擅长执行命令、设置印刷机和偷运传单。他从来没写过一篇文章或发表过一次演讲，但已经成了某些方面的专家，并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年轻人。在他粗鲁、冒失（且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里，卡莫大量记叙了他和斯大林当时的情况。他说，为了在分发宣传单时不被发现，最好的藏身之处是妓院，“因为那里没有‘幽灵’”。他身上总是缺钱，因此他甚至当起了牛郎。他先是和一个医生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她收留了他。“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女房东要如此悉心地照料我。然后，我就和她发生了关系。我恶心坏了——可是，我又没有其他隐秘的地方住，只好满足她的要求，还问她要钱。”还有一个犹太护士也资助了他。卡莫和她也发生了关系。“在此之后，我就逃离了，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他不是唯一一个靠女人生活的革命党人。有个传记作家（虽然此人没有明说消息来源，但他所得的信息一般颇为可靠）说：斯大林也曾和一个叫玛利亚·阿伦斯伯格的女人发生过关系。这个女人是第比利斯一个德国商人的妻子，她甚至还帮他从商人那边敲诈勒索过钱。卡莫的铁哥们儿格里高利·奥尔忠尼启则昵称“塞尔戈”，是个虎落平阳的年轻贵族。塞尔戈本来是个男护士，生性好斗又多情，长得又相当英俊——这个格鲁吉亚人看上去更像是漫画中的角色，有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鼻梁很高，胡子十分浓密。“来当我的助手吧！”卡莫催促塞尔戈道。“那我到底是王子的助手还是洗衣女工的呢？”塞尔戈对卡莫开玩笑道。他这么说，是因为卡莫是易装方面的高手：他扮过头顶篮子的小商贩，也扮过穿着锡卡西昂棉毛交织呢制服的王子，甚至是穷学生。其中，他最得意的作品则是扮演提着一篮子衣物的洗衣女工。塞尔戈也结识了斯大林，这让他最终迈向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巅峰，也最终毁了他。很快，斯大林、卡莫和塞尔戈这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吸引了整个城市的注意。塞尔戈的堂妹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2]回忆，她曾在艺术协会剧院里见过三人，而当时剧院正在上演《哈姆雷特》。当哈姆雷特死去的父亲幽灵再现时，他们把成百上千的传单撒向了枝形吊灯，传单紧接着又被吹散到了那些贵族和资产阶级观众的膝上。然后，三人便溜之大吉。他们还来到国家剧院，把传单撒到了副总督的头上。仍在争取党内同志原谅的索索回到了巴统。接待他的是孟什维克党人吉布拉泽和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可他们对斯大林却颇为冷漠。娜塔莎·科尔蒂娃回忆，有一天她听到敲门声。“谁？”她问道。“我！索索！”“索索，我亲爱的！我给你往伊尔库茨克写了一封信——你怎么会在这里？”“我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