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大林》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青年斯大林》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编辑推荐*英国科斯塔图书奖、法兰西学院奖、美国《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等国际大奖获奖作品！*《纽约时报》《独立报》《泰晤士报》《观察家报》《星期天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标准晚报》等国际知名媒体年度好书！*历时10年，走访9个国家23座城市，掌握最新披露的权威档案，以详尽的研究、动人的叙事重述斯大林的鲜为人知的成长历程，还原一部前苏联的史前史。*国内第一本讲述“青年”斯大林的著作，是理解斯大林以及前苏联历史的绕不开的路径、绝佳的选择。*“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像蒙蒂菲奥里那样把我们领向斯大林的内心深处。”（《洛杉矶时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读后，推荐说：“对斯大林，我本以为了解得足够充分，但我错了。”《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蒙蒂菲奥里历时10年，走访9个国家23座城市，掌握最新披露的权威档案，重述斯大林如何从鞋匠的儿子最终成为列宁的左右手这一鲜为人知的成长历程，还原一部前苏联的史前史。内容简介斯大林是修鞋匠的儿子，有溺爱自己的母亲，以及给他带来童年阴影的父亲；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他是诗人，有着俊美的面容、忧郁的表情，深受女孩子喜欢，因此有过诸多的情人；他是西伯利亚流放者，是“逃跑大师”，多次从监狱和流放地逃脱……蒙蒂菲奥里在《青年斯大林》这本权威著作中，以详尽的研究、一系列全新的第一手资料，和仿若狄更斯附体一般的叙事技巧，跌宕起伏地讲述了一个多面、矛盾的斯大林形象。本书出版后，荣获英、美、法、奥地利等各国大奖，入选《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超过10家媒体的年度好书，是理解斯大林、苏联历史的绝佳途径。作者简介西蒙·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1965年在英国出生，知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研究员。他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专业，著有多部历史类著作。其作品被翻译成50余种语言，先后斩获英国科斯塔传记奖、美国《洛杉矶时报》传记图书奖、法兰西学院大奖，以及奥地利克莱斯基政治文学奖等众多大奖。著有《耶路撒冷三千年》《青年斯大林》《大人物的世界史》等经典历史巨著。译者徐展雄，译者、导演、编剧。译有《黑色电影》《重访希区柯克》《凶年》等多部作品。编剧作品有《功夫瑜伽》《心理罪》等。目录INTRODUCTION 序PROLOGUE 序曲 攻袭银行PART ONE 第一部分1 凯可的奇迹：索索2 疯狂贝索3 拳击、摔跤和唱诗4 一场哥里的绞刑5 诗人与神父6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8 气象员：党派和王子9 斯大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10 “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巴统的纵火、屠杀和逮捕PART TWO 第二部分11 囚犯12 冻坏了的格鲁吉亚人：西伯利亚放逐之旅13 布尔什维克的情人14 1905年：山地之王15 1905年：士兵、乞丐和裁缝16 1905年：山鹰——斯大林与列宁的会面17 穿灰衣的人：婚姻、骚乱（和瑞典）18 劫海船与做父亲19 斯大林在伦敦20 卡莫疯了21 卡托的悲剧：斯大林的追悔莫及22 “黑色之城”的大佬：财阀、保护费和海盗23 跳蚤比赛、清除叛徒与逼疯——监狱游戏24 “大河雄鸡”和贵妇25 “牛奶工”：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PART THREE 第三部分26 两位失落的未婚妻和一位怀孕的村妇27 中央委员会和“万人迷”女学生28 “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29 “逃亡大师”：卡莫的最终一跃和最后的银行攻袭30 和神秘的瓦伦蒂娜一起旅行31 1913年的维也纳：神奇的格鲁吉亚人、奥地利艺术家和老朽的帝王32 秘密警察的舞会：伪装者的出卖PART FOUR 第四部分33 “亲爱的，我很绝望！”34 1914年：北极圈的情事35 猎人36 西伯利亚的鲁滨孙37 斯大林的鹿拉雪橇和西伯利亚之子PART FIVE 第五部分38 1917年春：为难的领袖39 1917年夏：大街上的水兵40 1917年秋：索索和娜迪亚41 1917年冬：倒计时42 光辉的1917年10月43 权力：斯大林走上前台EPILOGUE 尾声老去的“暴君”——回忆往事STALIN’S NAMES，NICKNAMES，BYLINES AND ALIASES 斯大林的曾用名、昵称、笔名和化名LIST OF CHARACTERS 人物表NOTE 备注ACKNOWLEDGEMENTS 致谢INTRODUCTION序“所有年轻人都是一样的，”斯大林说，“那么，为什么还要写……青年斯大林呢？”然而，他错了：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是如此与众不同。他的青春富有戏剧性，他是个爱冒险的、异于常人的年轻小伙。年迈时，他曾被请求忆叙年轻时那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可当时的他却改了主意。他谨慎地说：“将来，每个人都会了解那些秘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揭开了他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了他是如何最终成为新生的苏联政府中列宁的关键助手的。我想，他对自身秘密的判断是正确的：时至今日，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被披露了。关于青年斯大林的著作少之又少（相比之下，有关青年希特勒的则有很多），这是因为史料的缺乏。然而，这并非事实。最新公开的档案，特别是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格鲁吉亚的档案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斯大林：他不但是个革命家、诗人、见习牧师，还是个丈夫和多情的爱人，曾有过多段罗曼史。青年斯大林的面目或许并不那么清晰，但和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青年时代一样精彩，甚至比他们的更加跌宕起伏。正是那段岁月，使他成为了之后接手至高权力的斯大林，并得以应对权力所带来的辉煌和悲剧。那段岁月成就了他，也毁了他。早在参加革命之前，斯大林便已颇有成就，并早已做出超出我们想象的事情。他曾参加过多种形式的武装剥夺、袭击行动。恰恰是这些事情吸引了列宁对他的瞩目，列宁着力把他往这个方向培养，而在苏联的政治丛林中，他的这些技能被证明具有极高的价值。然而，青年斯大林绝非仅是如此：他也是个杰出的政治组织者，他曾负责并执行过渗入沙皇特工系统的一系列行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在“大清洗”时的毁灭反而造就了他们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名声，可斯大林和他们不同，斯大林并不惧怕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不过，斯大林之所以能成为列宁的左膀右臂，并不全然是因为他是个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他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还是个充满活力的编辑和记者，他从来不惧怕冒犯列宁这位长辈。他的成功至少部分是因为他是个罕见的结合体：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神学院中），却又能执行街头武装行动；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冷酷的人。在1917年革命胶着之时，斯大林成为了列宁最得力的手下。这几乎是种必然。为了完成此书，我花了将近10年时间走访了9个国家和23个城市或地区。其中包括圣彼得堡、巴库、沃洛格达、西伯利亚、柏林、斯德哥尔摩、伦敦、巴黎、坦佩雷、赫尔辛基、克拉科夫、维也纳以及美国加州的斯坦福，但我把主要的精力花在了莫斯科、第比利斯和巴统新近公开的档案中。《青年斯大林》是本自成一体的书。它所记叙的是成为权势人物之前的斯大林——1917年11月正式进入苏俄政府工作前的斯大林，而我的上一本书《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则讲述了他的后半生，自他掌权为始，以他于1953年3月去世为终。这两本书想描写的不但是这个人、这位政治家，也包括他所身处的环境。斯大林是20世纪最神秘，也最令人着迷的伟人，我希望这两本书能展现这位终极政治家的成长历程和早熟，也希望读者能通过它们一窥其貌。残酷的成长环境是如何让斯大林成为了杰出的政治家？这个出生于1878年的皮鞋匠的儿子，这个在1898年心怀理想的神学院学生，这个在1907年执行剥夺行动的年轻人，这个1914年的西伯利亚流放者，到底是如何最终成为20世纪30年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1945年柏林的征服者的？我的这两部作品并不奢望能涵盖斯大林生命中的所有方面——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国际关系的，以及私人的——早已有人出色地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斯大林：民族破坏者》（Stalin：Breaker of Nations）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康奎斯特是斯大林传记的奠基人。最近，罗伯特·瑟维斯又写了《斯大林传记》（Stalin：A Biography）。他们涉及的面要比我广泛得多，我也不可能超越他们。我的这两部作品着力描写的是斯大林私密的政治与个人生活，兼顾到那个创造苏联并统治苏联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小团体。对此，我并没有遗憾。对于我们而言，同样对于布尔什维克党而言，意识形态是团结或决裂的基础，但是，新公开的档案显示，在列宁和斯大林执政期间，寡头政治中的个人与同志关系恰恰是其政治的精髓。从各方面来看，斯大林漫长的青年时期的确扑朔迷离。他在1917年前的人生鲜为人知，而他也刻意营造了这种神秘性。那时的他是地下革命“黑色工作”的执行者。究其本质而言，这些工作必然是隐秘的、暴力形式的、不可或缺的——当然也是被当局禁止的。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为了能继承列宁的位子，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合法”的英雄形象。但他恰恰不具备这方面的基础，因为他干尽他所谓的政治中的“脏活”：他无法向外人讲述那段过往，因为这对于一位伟大的国家首领而言匪气太重，或者因为这对于一位苏俄领袖而言显得过于像格鲁吉亚人。为此，他对自身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他创造了一个“斯大林”，掩盖了真相。反讽的是，这一自我重塑的运动太过于荒诞了，以至于引起了某些人——甚至是局外人——的抗议，从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反斯大林阴谋论。对于他的政治对手而言，也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接触过他在高加索地区的经历，而那里却正是斯大林成长的地方——而言，作出以下判断是极为容易的：他的形象是全然虚构的，他根本就是个无所作为的投机分子。个人崇拜会篡改史实，而全盘否定亦是如此，它正是建筑在这些阴谋论之上的。在所有这些阴谋论中，以下这则分外别有用心：斯大林是沙皇秘密警察的双重间谍吗？这位独裁者曾有两名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尼古拉·叶若夫和拉夫连季·贝利亚。两人害怕斯大林会除掉他们——而在此之后，斯大林也的确这么做了——于是，他们曾在暗地里搜找过能证实此传言为真的证据。可惜的是，虽然他们的背后是强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也无法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还有另一则更加深入人心的传言：几乎每个历史学家都曾引用过托洛茨基和苏哈诺夫的话，前者曾说斯大林只是个“平庸的”乡下人，后者则说在1917年时，斯大林只不过是个“不显眼的愣头青”。大多数历史学家都选择相信了托洛茨基。在他们看来，斯大林这个“平庸者”在1905年和1917年的关键时刻都缺乏表现，用罗伯特·斯鲁塞的话来说，他就是“错过革命的人”。然而，如果斯大林真是个“平庸者”的话，他又怎么可能从列宁、布哈林以及托洛茨基这些杰出的政治家中脱颖而出，夺取最高权力，并游刃有余地一手大搞工业化、镇压反抗的农民，一手又进行“大清洗”运动呢？如果斯大林真是个“愣头青”的话，他又怎么可能成为极具效率的世界领袖？不要忘了，这个人不但让整个苏联工业化了，而且其光芒甚至超越了丘吉尔和罗斯福，是他组织了列宁格勒战役并战胜了希特勒。我们怎么可能想象一个在1917年前还如此平庸的人会成为改变20世纪历史的伟人呢？斯大林到底是如何成为斯大林的？事实上，斯大林从始至终都是斯大林。无论是他的政敌还是友人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从其童年时期开始便与众不同。托洛茨基的论断具有偏见，且毫无根据，而我们却以此作为结论。真实的斯大林根本不是如此。托洛茨基的话与其说描述了一个青年斯大林，还不如说显示了他本人的虚荣、势利和缺乏政治技巧。所以，本书的首要任务便是还原斯大林掌权的真实历史过程，既不要受斯大林造神神话的影响，也不要受反斯大林阴谋论的干扰。历史学家喜欢写历史伟人早期生涯的传记。温斯顿·丘吉尔回忆过他的青年时代，而有关方面的传记有很多。其他很多历史伟人也一样，比如说两位罗斯福总统。青年希特勒的传记甚至成了图书的一大类别，虽然它们中没有一本可以和伊恩·克肖的《希特勒（1889—1936）：傲慢》（Hitler：1889-1936 Hubris）的第一卷相提并论。虽然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成千上万，可是，西方作者所著的涉及他1917年之前生涯的传记只有两本：其一是罗伯特·特克的《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Stalin as Revolutionary），它深度剖析了斯大林的政治生涯及其内心，但它写作于新档案公布之前；另一本是爱德华·伊利斯·史密斯的传记（1967年），这本书深受“冷战”影响，充斥着反斯大林阴谋论，并声称“斯大林是沙皇的特工”。在苏联，有关方面的著作则更多，但大多数停留在了八卦窥私的层面。当然，其中也不乏佳作。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谁在斯大林背后》（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资料详尽，颇为出色。我的这本书受惠于上述三者。苏联时期的斯大林曾发起过许多令人费解的行动，比如说，他对农民阶级的强硬态度，他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和妄想狂症，“大清洗”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大开杀戒，将党的利益置于家庭和生命之上，由于希特勒1941年突袭成功而对苏联间谍的怀疑——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地下革命生涯，他所参加过的对秘密警察组织奥克瑞纳（Okhrana）的行动，以及他作为高加索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和为人风格。当然，具有这些经历和价值观的并非仅有斯大林一人。早在1917年，斯大林便已认识了日后成为苏联政治精英和其幕僚的大多数人。在苏联建立的过程中，高加索人——以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邵武勉为代表——以其对武装斗争的嗜好和宗族主义作出过特别的贡献，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犹太人，甚至俄国人。日后，这些人成为了“委员会”的核心，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心脏，而当斯大林试图清洗知识分子、犹太人、移民，以及聪慧过人、对斯大林形成威胁的托洛茨基时，他们团结在了斯大林的周围。他们对内战的残酷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和斯大林成长于同一个街头，经历了地下武装斗争、宗族冲突和种族灭绝的洗礼。他们信仰暴力斗争。不过，我并不想以心理分析的方式解读斯大林，因为这种解读缺乏证据支持，且过于简化。我希望读者了解，斯大林的童年并不仅仅是悲惨的，而苏联也不仅仅建筑在马克思主义之上。不过，斯大林其人性格的成型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执政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更有甚者，列宁和斯大林日后打造的苏联体制，早在革命之前的那个小团体中便有了雏形。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在第比利斯小旅馆的密室中创建地下小团体时，还是在克里姆林宫执掌全世界最庞大的帝国时，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运用的，皆是同一种隐秘的政治手段。历经“大清洗”的苏联社会分崩离析，缺少强大的市民组织。它仍被一小簇自我美化的小集团统治着，而他们的统治仍将延续下去。在1917年，斯大林认识列宁已12年之久，他和其他很多关键性人物更是相识了长达20多年。所以，本书并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传记，还是他们那帮人的编年史和苏联的史前史。我所描绘的是一只生活于地下的幼虫，且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静静地破茧，从而变成一只长着钢铁翅膀的蝴蝶的吧。PROLOGUE序曲攻袭银行1907年6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点半。一个穿着皮靴和骑马裤、蓄着时髦八字须的骑兵队长来到了闷热的第比利斯中央广场。他挥舞着巨大的锡卡西昂军刀，在马背上和两位穿着考究、打着折叠遮阳伞的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打情骂俏——而此时此刻，她们的裙子里藏着两把毛瑟枪。广场的街角上有好几个看上去放荡不羁的青年小伙，他们穿着亮色的宽松衬衣和肥大的水手裤，他们的怀里都揣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广场上有家声名狼藉的酒吧，名为“迪利普丘利酒馆”。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革命者已经占领了这座酒馆的酒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邀请过客进来和他们共饮一杯。而他们所有人其实都在等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引爆第一个炸弹。那一年，约瑟夫29岁。之后，他将以“斯大林”之名为全世界所熟知。除了这些革命者之外，很少有人知晓他们要于今日执行一个武装行动，从而引起“关注”，可斯大林业已为此准备了好几个月。有个名为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大致了解他们的行动。他是布尔什维克党[1]的领袖，当时却藏身于远在北方芬兰卡勒比的一幢别墅中。几天之前，列宁在柏林和伦敦私密会见了斯大林，同意执行这起武装行动。虽然就在不久之前，社会民主工党刚刚禁止了所有形式的“剥夺”——这是他们对攻袭银行等革命武装行动的委婉说法。然而，斯大林总是小心谨慎地执行每次剥夺行动、抢劫和暗杀，这让他成为了“布尔什维克中心的主要资助者”。最终，那天所发生的事件将登上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动摇第比利斯的统治基础，并进一步让业已分化的社会民主工党陷入内斗的危机：那一天成就了斯大林，也几乎败毁了斯大林——那是他人生中的分水岭。在埃里温广场，20个革命者——他们是斯大林所领导的“组织”的核心人物——已经各就各位。他们的哨兵正观望着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这条优美的主干道正位于总督宫殿恢宏的白色意大利式建筑之前。他们正等待着马车嘀嘀答答的马蹄声和随之而来的哥萨克骑兵队。骑兵队的首领就是那个挥舞锡卡西昂军刀的年轻人。他勒马腾跃，而后跳了下来，开始在这条时尚的大马路上漫步。这条大道的每个街角都有哥萨克士兵或警察：当权者已经听闻了风声。自从那年1月以来，流言便满天飞。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纳”的告密者、间谍以及他的宪骑兵都曾多次汇报，革命者和犯罪分子都在秘密策划行动。在这个地下活动的早期时代，我们很难分清匪徒和革命者，也很难辨别虚张声势和真实行动。可是，用今日情报专家的话来说，有关革命者试图引起“关注”的“谣言”已经流传长达几个月之久。在那个闷热得令人发晕的早晨，我们依然很难想象充满东方色彩的第比利斯（旧称为“第弗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与圣彼得堡——沙皇俄国的首都，在第比利斯1600公里之外——同属于一个国家。它建于姆他兹明达（Mtatsminda）圣山之畔，古旧的街道延伸至山坡的陡峭处，而在此之上的则是造型奇特的别墅，每家每户都有装点着生长多年的葡萄藤的阳台。那里的人们还未用上自来水和电。第比利斯还是个大农村，那里的每个人都彼此相识。第比利斯的费雷林斯卡亚大道是上流阶级住宅区。它离中央广场仅一步之遥，紧挨着军队总部。斯大林的妻子正住在那里。这位名为卡托·斯瓦尼泽的漂亮格鲁吉亚女人是个裁缝，她刚刚为斯大林生下了一个名为雅科夫的儿子。他们互相爱慕：虽然斯大林脾气暴躁，但他对卡托的爱毋庸置疑，而卡托也崇拜斯大林，愿与之分享他对革命的狂热。此时此刻，卡托正抱着儿子坐在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她不知道——正如第比利斯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即将为她带来巨大的震惊。这座小城是高加索——黑海和里海之间荒芜的、遍布群山峻岭的沙皇领地——的首都。这里民风彪悍，时有动荡。相较之下，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简直就是农村里的香榭丽舍大街。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剧院、摩尔式风格的歌剧院、大饭店、格鲁吉亚王子的宫殿和亚美尼亚石油大亨的豪宅在这条街上一字排开，可是，一旦走过军队总部，埃里温广场则打开了另一扇门：那一头尽是亚洲风情的小房子。穿着异域风格服饰的小摊贩叫卖着辛辣的格鲁吉亚豆子和一种名为“khachapuri”的芝士蛋糕。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集市里充斥着运水工、小摊贩、扒手和搬运工。这里的街巷更像是黎凡特的露天市场，而非属于一座欧洲城市。骆驼和驴子迈入旅店，它们满载着波斯和中亚的丝绸、香料以及从格鲁吉亚乡下运来的水果和葡萄酒囊。旅店年轻的服务生和跑堂为客人提供食宿，帮他们卸下货物，为骆驼卸下套具——有空的时候，他们会朝广场望上一眼。我们从现今公开的格鲁吉亚档案中了解到，斯大林和《雾都孤儿》里的费金一样，会发动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对革命充满向往的旅店服务生，让他们帮他作侦查和通风报信。与此同时，在其中一家旅店晦暗的密室里，组织者正在向革命者做动员工作，他们最后一次演练了计划的整个流程。那一天早晨，斯大林也在这个密室之中。那两位手执折叠遮阳伞、身藏左轮手枪的漂亮女孩名为帕西亚·戈尔多瓦和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她们“有一头棕色的秀发，身材苗条，大大的黑眼睛很讨年轻人喜欢”。她们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广场，来到军队总部的门外。她们开始和俄国军官、身穿蓝色制服的宪骑兵以及罗圈腿的哥萨克人调情。直至今日，第比利斯依然是一座悠闲的城市。那里有很多露天的酒馆，行人经常会停下脚步在酒馆喝上一杯。格鲁吉亚人爱炫耀、容易激动，很像意大利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穿着传统的乔卡——齐膝的长大衣，对襟开，上面装饰有子弹状的扣子——大声歌唱着，大摇大摆地走在街道上。戴着黑色头纱的格鲁吉亚女人和穿着欧洲时髦服饰的俄国军官的妻子走进普希金花园的大门，和波斯人、亚美尼亚人、车臣人、阿伯卡茨人，以及穿戴着异域风情帽子和服饰的山区犹太人一起购买冰糕和柠檬果子露。小流氓们打量着人群，伺机下手。穿着白色法衣的见习牧师在大胡子、穿着大袍的老师的带领下走了过来。白色廊柱的神学院就在街道的对面。9年前，斯大林也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差点就取得了牧师的资格。这座城市鲜有斯拉夫或俄国色彩，东西方交融的高加索图景在这里野蛮地生长。而这片土地，便是孕育斯大林的地方。安妮塔和帕西亚确定了一下时间，继而分头朝广场的两边走去。在宫殿大道上臭名昭著的迪利普丘利酒馆中，受骗的客人——王子们、皮条客们、告密者们和小偷们——早已喝起了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亚美尼亚白兰地。这里离萨姆巴托夫王子用金钱所堆积出来的宫殿并不远。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塞基拉什维利——他也是革命者，认识斯大林以及其他几个人——来到离酒馆不远处的一家商店，造访商店的主人、他的朋友。一个名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的家伙在酒馆门口认出了他，兴高采烈地邀请他进来，立刻为他端上一把椅子，并根据格鲁吉亚的传统给了他一杯红酒。大卫喝完酒急着想走，可是巴楚亚却“极其礼貌地”邀请他再待一会儿，“品尝更多的小吃和美酒”。大卫意识到，“他们只让人进来，却不会让人出去。门口有持枪的人把守着”。帕西亚·戈尔多瓦这位身材苗条、褐色头发的美女正在广场一头盯梢。她发现一群护卫队正骑马向她而来。于是，她跑过街角，来到普希金公园，冲着正在门口等候的斯特普科·因茨基尔韦利挥舞手中的报纸。“开始行动！”斯特普科低声说道。紧接着，斯特普科向守在迪利普丘利酒馆门口的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点了点头。安妮塔回头示意酒吧里的其他人。守在门口的枪手也召唤他们。塞基拉什维利看到，酒馆里的那些人“一收到信号”便放下酒杯，拿出手枪，冲了出去，在广场上四散开来——这些穿着肥大裤子的年轻人身材消瘦，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吃过什么东西了。他们大都是穷苦人，有些人则是王子——在格鲁吉亚的省份里有很多住在破陋城堡中的贫困王子。要说他们目前的行为非常冒险，他们这么做却也不是为了钱：他们是在响应列宁、党以及他们在第比利斯的领袖斯大林的号召。“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在事先都早已分配完毕。”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说。她是参与行动的另一位女孩，是安妮塔的朋友。虽然她才19岁，但已经参加过好几次剥夺行动了。革命者们朝各自负责的广场警察冲了过去——这些警察被戏称为“gorodovoi”，即“街头的法老”。两位枪手击中了市政厅之外的哥萨克骑兵；剩余的人则朝韦利亚米诺夫街的街角和亚美尼亚集市冲了过去，那里离国家银行不远。在还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回忆了她和两位枪手守卫一个街角的经历。此时，之前还若无其事地假装看报纸的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看到了远方被马蹄扬起的尘埃。他们来了！巴楚亚收起报纸，准备就绪……那位之前挥舞着军刀、在广场上闲庭信步的骑兵队长警告行人们赶快逃离，但没人听他的话。于是，他再次跳上那匹良驹。他当然不是什么军官，他是格鲁吉亚帅气剑客和非法之徒的完美化身，是骑士和匪徒的完美结合体。他叫卡莫，年仅25岁的他是“组织”的领导。正如斯大林所言，他是“异装的大师”，无论是富裕的王子，还是洗衣工，他都能演得惟妙惟肖。他的行动有些僵硬，而他那只半瞎的眼睛则不断地眨巴和转动着——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自己制造的炸弹击中了他的脸部。他还没完全恢复过来。卡莫被斯大林“完全征服”了，并由此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共同成长于哥里——离第比利斯72公里远的小镇，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力。他是个抢过银行、越过狱，却也头脑简单、容易轻信的人，对武装斗争十分在行。他的面容“毫无光泽”，眼睛无神，却有一副平静得吓人的神情。他对斯大林忠心耿耿，时常对他说：“让我为你杀了他吧！”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也没有会让他害怕的事。斯大林冷漠却有魅力。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这种特质会为他吸引很多敢于挑战沙皇统治的人。这位他自儿时便认识的卡莫和这些革命者便是最初的一群。“那些年轻人毫无私心地跟随斯大林……他们对他的崇拜让他得以施行铁的纪律。”卡莫经常造访斯大林的家。他挥舞的那把军刀正是卡托父亲的，他说他“要扮演一个哥萨克军官”。即便是列宁——这位成长于贵族家庭，对人吹毛求疵的律师——也被蛮勇的卡莫吸引，称他为“高加索好汉”。晚年的斯大林曾回忆道：“卡莫真是个奇人。”“队长”卡莫掉转马头，朝大道的另一头奔去。他和正朝他迎面而来的护卫队擦身而过，可他却全然不顾。在此之前，他吹嘘道，一旦枪战开始，整个行动“将在3分钟内结束”。哥萨克骑兵队驱马来到埃里温广场。两骑骑兵打头阵，两骑殿后，还有一骑守在两辆马车边上。第一辆马车里坐着两个穿着礼服的人，他们是国家银行的出纳库尔久莫夫和会计戈洛夫尼亚。马车上还有两个手持来福枪的士兵。第二辆马车里则坐满了警察和士兵。马蹄声在广场上回响。他们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便能穿过广场，拐弯来到索罗拉基街。新建的国家银行正在那条街上，门口的狮子雕塑和神像象征着俄国资本主义的权威。[2]巴楚亚把报纸往下放，给出了信号。接着，他扔掉报纸，拿出了枪。同伴们纷纷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苹果”——那是些强力手榴弹，是由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偷运进第比利斯的。在此之前，他们把手榴弹藏在了一个大沙发里。枪手和女孩们拉掉引信，冲着马车扔出了4颗手榴弹。刹那间，手榴弹在马车底下爆炸，震耳欲聋，冲击力极强。马匹和马车里的人都被炸得血肉横飞，手榴弹的碎片和血浆一起四溅开来。革命者们拔出毛瑟枪和勃朗宁枪，冲着广场上的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射击。后者毫无提防，不是被击中倒地，便是赶紧窜逃，寻找掩体。被引爆的手榴弹多达十几颗。目击者称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有从屋顶扔下来的——据说，当时的第一颗炸弹是由斯大林本人从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扔下的。银行的马车停了下来。行人们尖叫着四处逃散，寻找掩护。有些人以为发生了地震：难道是圣山将倾吗？“没有人能判断巨响是由大炮还是炸弹造成的，”在此之后，格鲁吉亚当地的《箭报》（Isari）报道称，“巨响造成了全面的恐慌……整座城市的人们都开始逃亡。马车和货车急转掉头，赶紧离去……”大楼上的烟囱都倒了下来。从事发中心到总督宫殿的所有玻璃窗都被震碎了。当时，卡托·斯瓦尼泽正在自家的阳台上和家人一起照料斯大林的孩子。“突然间，我们听到了爆炸声。”她的姐姐萨什克回忆道，“我们被吓坏了，赶紧躲进屋里。”她们看到窗外升起了黄色的烟雾，人群陷入了恐慌，到处都是被炸死的马匹和被炸伤的人。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拉着马车的一匹马抽搐了一下，又活了过来。正当革命者们冲向马车试图夺取装在后面的钱袋时，这匹马冲出混乱，朝着山下的士兵集市（Soldiers Bazaar）奔了过去。它带着的钱是斯大林答应列宁要夺来用以革命的。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世纪中，斯大林在此次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长期受到质疑，却也无法得到证实。不过，现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新近公开的档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就是整起事件的主谋，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开始招募行动的“内应”。格鲁吉亚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妻子的姐姐萨什克·斯瓦尼泽留下的回忆录，据其记叙，斯大林曾公开承认自己是行动的指挥。[3]银行攻袭事件发生一个世纪后，真相终于被揭露了。斯大林对“政治的脏活”颇为享受，他喜欢在革命的“阴谋剧”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在他成为苏联的领袖之后，他曾隐晦甚至感怀地提起过那些“哥萨克和匪徒”——Kazaki i razboyniki，俄语中的“警察与强盗”——的游戏，可他从来没谈起过细节，因为这将损害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形象。1907年的斯大林是个瘦小而又神秘的年轻人，有很多化名。他经常穿红缎子的衬衣、灰色的外套，戴着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有些时候，他会穿格鲁吉亚传统的乔卡，还会戴上白色的高加索头巾，让它花哨地垂在肩上。他总是在搬家和逃亡，所以他有很多沙皇贵族穿的制服。他会用它们乔装打扮。他甚至会为了逃跑乔装成女人。他很受女性欢迎。他会唱格鲁吉亚的民谣，会大声朗读诗歌。虽然他颇有魅力且富有幽默感，但他依然是个阴郁的人，带着格鲁吉亚北方人奇怪的冷酷感。他那“灼人的”眼睛会在表示友好的时候变得迷人可爱，却也会在愤怒时变成黄色。他还没有蓄上后来在他执政时期标志性的胡须和向后梳起的头发——这时的他有时以一脸大胡子和长发示人，头发是褐色的，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成黑色。他满脸雀斑和痘子，走起路来很快却有点跛。他总是别扭地举着左臂，那是他在儿时受伤落下的病根。他不知疲倦，满脑子的主意和想法。他很好学，同时也是天生的老师。他爱好小说和诗歌，但他对文学的喜爱却永远不及他对指挥和领导、消灭敌人和报复小人的欲望那么强烈。他很有耐心，冷静而又谦逊，可又会在突然之间变得自负、固执而又敏感，一不小心，他那根狠毒的雷管就会被点燃。他从小浸淫在崇尚尊严和忠诚的格鲁吉亚文化中，他是个勇敢的现实主义者、爱挖苦人的犬儒主义者和冷酷无情的武装革命者：正是他一手策划了银行攻袭，正是他缔造了“组织”这一武装团体，而他则像黑手党首领一般在暗处指挥着“组织”。他故意让自己显得像农民一样粗俗，这使得他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但他也不会向任何恃才傲物的对手显露自己敏感的一面。他幸福地娶了卡托，却无情地选择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超越常人的道德观和责任感，不受爱的羁绊。可是，当他对他人的狂妄自大说三道四时，他却对自己对权力的渴望毫无意识。他珍惜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当他敲响朋友家的大门而他的朋友问门外是谁时，他会用一种半带自嘲的狂妄口吻说：“穿灰衣服的人。”他是历史上最早的职业革命家之一。“地下”是他天然的庇护所，他以猫一般的优雅，带着他的破坏性秘密地穿梭于其中。“穿灰衣服的人”是个天生的极端主义者和阴谋策划者，而他同样也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自青年时期便是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起发生在高加索的街头武装行动是他暴力的狂欢，而他对暴力狂欢的喜好会渐渐膨胀，最终融入到苏联怪诞的政治文化中。“斯大林开启了一个持械剥夺的时代。”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这次攻袭银行的主谋之一，斯大林家乡的伙伴——说道。我们曾经以为，斯大林会组织行动，却不会亲自参与。他或许没有亲身参与1907年的事件，然而，可以明确的是，经常带着毛瑟枪的他与其他几起剥夺事件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引起关注的机会。而他也知道，攻袭银行要想成功，“内应”不可或缺。具体到1907年的事件，他确实招募了两个“内应”。其一是个银行职员，斯大林富有耐心地感召了他。而后，他偶遇了一个同学，那人恰好为银行邮局工作。斯大林对其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说服，最终此人透露，有一笔巨资——可能多达100万卢布——将于1907年6月13日抵达第比利斯。在此之后，这位关键性的“内应”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协助这次影响巨大的剥夺事件，只是因为他欣赏斯大林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也只有在格鲁吉亚这种地方，作为诗人的斯大林才能成就实施武装剥夺的斯大林。马拖着马车和钱袋冲过广场。有些革命者慌了，可三位枪手立刻行动了起来。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一马当先冲向马匹。他不顾生命危险地把另一个“苹果”扔到马肚子下面。手榴弹瞬间爆炸，马的内脏横飞四溅，它的腿也被炸飞了。巴楚亚本人也被炸到天上，然后一头砸在马车上，晕了过去。马车倾倒，终于停了下来。巴楚亚不能动弹了，但达提科·加布鲁阿什维利赶紧跳上马车，提起钱袋，摇摇摆摆地在浓雾中向韦利亚米诺夫街跑去。可是，他们早已陷入了混乱。达提科不可能提着那么多钞票跑那么远，他必须把钱袋交给别人——可是，他能交给谁呢？烟雾渐渐消散开来。广场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型战役，尖叫声和枪声依然不绝于耳，马车倾倒在地，尸体散落在四周，血渐渐弥漫开来。没死的哥萨克人和士兵们跑了出来，捡起地上的武器。支援部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回忆道：“所有同志都出色地执行了任务——除了3个胆小的逃跑了。”然而，此时此刻，达提科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他停下了脚步，刹那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行动的成败命悬一线。那么，斯大林真的在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上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吗？有另一种说法。P．A．甫连科是斯大林欣赏的作家，据他说，斯大林亲自袭击了马车，并被一块炸弹碎片所伤。不过，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斯大林习惯出于安全考虑和所有人“保持距离”，而他也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据格鲁吉亚的档案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卡莫曾在一次醉酒后声称斯大林根本没有参与行动，而只是旁观过。这一说法被另一个源自于警察的消息所印证，虽然这一消息源本身是否可靠值得商榷。据此消息源说，斯大林是在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一幢宅邸的院子里，抽着烟观望了整场血腥杀戮”。而那幢“宅邸”的的确确是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那条大道上的牛奶吧[4]、酒馆、修鞋铺、理发店、裁缝店里全都是奥克瑞纳的告密者。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斯大林，这位擅长突然遁匿的幕后指挥早在枪声响起前便已经离开了。事实上，据最可靠的消息称，他那天早上便已在火车站现身。他完全可以从容地在火车站里通过搬运工和乞丐遥控埃里温广场的情况。如果这些充满民间智慧的无产者带来了坏消息，他可以立马跳上火车，消失不见。就在行动危在旦夕之时，卡莫“队长”一手策马架着四轮马车，一手举着毛瑟枪冲入了广场。他对行动的失败倍感愤怒，“真像一个骑兵队长”一样咒骂着。他疯狂地驾着四轮马车转圈，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广场上的局势。然后，他策马向达提科冲了过去。他俯下身来，在一位女枪手的帮助下提起了钱袋，把它们扔进四轮马车里。他迅速掉转方向，沿着大道从总督宫殿前路过。而此时，总督宫殿前已经聚集了大量士兵，哥萨克骑兵们纷纷上马，增援的命令已经下达。卡莫看到一辆警局的四轮马车正朝他冲过来。驾车的正是警局副局长A．G．巴拉甘斯基。“钱在我这儿。快去广场。”卡莫对他喊道。巴拉甘斯基毫不怀疑，径自向广场奔去。第二天，巴拉甘斯基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他自杀了。卡莫来到维托拉亚·冈查纳亚大道，把马车驶入一栋房子后的工匠铺的院子。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个名为芭芭拉·“贝比”·博乔里泽的老妇人。斯大林和贝比的儿子米哈相识，曾在这里留宿过好几个夜晚。他正是在这里策划了整起行动。当地警察对这个地址相当熟悉，可是，实施行动的同伴们至少贿赂了一个宪兵官。这位名为祖博夫的队长后来因受贿而被起诉——他甚至帮革命者把钱藏了起来。精疲力竭的卡莫把钱袋交了出来，脱下制服，赶紧往大汗淋漓的脑袋上浇了一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