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姻，还是淮军将领解决宗族矛盾、联合本地势力的好办法。 刘铭传故乡有郭也鲁、黄家文二人，其宗族“富于资，结寨自卫，未毁于贼”。族侄刘盛藻曾“向其称贷”，其“拒而绝之”，致与刘铭传刘氏宗族“有交哄之事”。后来，刘、郭、黄三族相互联姻，遂“和好如初”，于是 “迭结朱陈，婚姻世世”成为淮军巩固的联盟。 值得一提的是淮军内部及与其他势力的联姻，都不仅仅是“门当户对”选择的结果，通过联姻，宗族之间发生横向联系，提高和巩固各自的地位，进而以姻亲形成更加庞大而坚固的宗族势力，在各类政治力量风云际会的晚清基层社会得以存在并且不断地发展。 李鸿章特别看重地方上很有实权的官僚家族，也十分重视通过与地方上的官僚家族联姻来巩固李氏家族的地位。 四川总督刘秉璋曾师从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后又被李鸿章调往淮军，统领淮军的主力部队。而刘李两家，从儿女到姑侄，竟先后通了七门姻亲。 除了与淮系要员联姻外，李家还攀了很多阔亲戚，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如大哥李瀚章的十个女儿尽嫁豪门大户，有嫁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子孙传樾的，有嫁光绪另一帝师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瑄（曾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弟弟）的，还有嫁曾国藩的最小的外孙的；曾国藩的长子，盛宣怀的长子，段祺瑞的外孙女，湖州望族徐仁良，江南首富刘镛的曾孙，光绪帝皇妃的堂侄女……都和李家成了亲戚。他们在壮大了李氏家族的同时还为李氏大宅门增添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在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女儿菊耦名声颇为响亮，她与张佩纶的传奇婚姻，曾引起世人的关注。张佩纶结过两次婚，晚清有名的大炮筒子，当时已年近四旬，由于他在福建马尾海战中的错误指挥，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背上了罪臣的名声。 但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学，并没有嫌弃他，毅然决然要将最心爱的女儿嫁给这中年男子。据说当时赵氏夫人哭闹着不让最心爱的女儿过门，只因菊耦也十分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只好作罢。这位菊耦小姐的孙女便是现代著名小说家张爱玲。 在政坛上，有背景很关键，有根基也很关键。而联姻，是打牢自己根基非常重要的方式。 通过联姻，李鸿章与朝廷的权贵和地方的实力派结成了荣辱与共的关系，又通过联姻，把淮军建成了地道的“李家军”。这张四面八方延伸的关系网，成为李鸿章屹立不倒最有力的支撑。 3.铁杆部下是驰骋官场的强大后盾 李鸿章一生当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老师，自然非曾国藩莫属，而说起对他帮助最大的部下，当数刘铭传。 一个人在官场上混，如果有几个跟随自己的铁杆部下，而且有勇有谋，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事了，如果再唯自己马首是瞻，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刘铭传就是李鸿章的这样一个铁杆部下。 李鸿章和刘铭传虽然都是合肥人，起先却并无来往。1862年，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援沪。刘铭传看到“棋局渐分明”，太平天国必将失败，遂率众加入淮军，自此和李鸿章结下不解之缘。 刘铭传智勇过人，不同凡响，深受李鸿章欣赏。1862年5月，淮军到上海不足两月，刘铭传和潘鼎新以数千之众招降太平军万余人，井然有秩。刘铭传的“应变之才”给李鸿章以极深的印象，在致曾国藩的信中大加赞扬。两年时间，刘便由一位职级不高的军官升迁至直隶提督，并赏穿黄马褂。 刘铭传对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便着手更换军械。至九月，“铭字营”中小枪队已改为洋枪队。以后，全营都换成清一色的洋枪。十一月，刘铭传聘请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教演洋枪，后来又四处购觅新式炸炮，委任毕乃尔充任亲兵炮营营官。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变，作战形式也就改为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实施突击的新式战法。 刘铭传先后参与了进攻上海外围和苏南的太平军，攻占了南汇、川沙、江阴、无锡、常州等城镇。由于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军统帅李鸿章的赏识，由游击、副将擢升至记名提督，所部“铭字营”发展成左、中、右三军，每军六营，共十八营，加上炮队、亲兵队和幕僚人员，总兵力达七八千人，成为淮军的主力之一。 李鸿章一生在军事上有两大成就，一是平太平军，二是剿捻。刘铭传为李鸿章平定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剿捻战争中，刘铭传更是功不可没。1867年6月，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渡过运河进入山东半岛，兵锋直指烟台。刘铭传整天疲于追击，不见成效，遂提出“守运河进扼胶莱”的毒计，企图将捻军“挤入登、莱海隅，趁势围逼”。 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胶莱河近三百里的地段上，部署了近百营的重兵把守，在河西修筑长墙壕沟，每营负责三里宽的防御正面。捻军虽然一度突围，但刘铭传紧追其后，先后在淮县、赣榆大败捻军，并收买叛徒杀害捻军领袖、鲁王任化邦，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于年底覆败于扬州东北瓦窑铺。 刘铭传名士味甚重，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朝廷和上司如对他信任，则能效命疆场；当道者如处置不公，他则速速求退，“不乐复为用”，他把李鸿章作为自己的知己，随时听候李鸿章差遣。 1868年，左宗棠等奏请催促刘铭传去直隶就任提督，刘铭传却坚决要求离队还乡，只是做出保证：“畿辅如有警急，仍当投袂而起。”李鸿章自然不会让自己的这个得力部下终老乡间，所以一直寻找机会重新起用刘铭传。 其间，刘铭传几次出山，但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继续退隐田间。1880年，中俄交涉归还伊犁，几至决裂。清政府决定再次征召刘铭传。 刘铭传这次进京，根据李鸿章的授意，上了有名的《筹造铁路折》，请急造铁路，以立富强之基。 李鸿章立马表态支持，并请朝廷任命刘为铁路督办。虽然这次两人的联手没有成功，但此次两人的双簧把李鸿章修铁路的梦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又一次应召出山，被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885年，根据李鸿章等人意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驻台湾，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李鸿章对待刘铭传犹如曾国藩对待李鸿章。刘铭传隐居期间，一度意志消沉，放浪形骸，李鸿章多次写信劝告。对刘铭传所创之铭字营，李鸿章知道这是刘铭传命脉所在，总是特别关照，即便刘离营回乡，也不让他人染指，总是要让刘的侄辈统管，为刘复出预留资本。 李鸿章对刘铭传的关照，换来的是刘铭传对李鸿章鼎力支持，刘铭传称李鸿章为“贤帅”“吾师”。每当有军情大事，只要是李鸿章出面相请，刘铭传都能慨然出山。 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地守卫住台湾是刘铭传一生最重要功业之一。刘铭传守卫台湾自始至终都得到李鸿章有力支持。当然，刘铭传守住台湾，也为李鸿章在政坛上加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1884年7月，刘铭传去台湾前，在天津和李鸿章连日反复会商台防事宜，他们都把台防置于重要地位。李鸿章的积极态度，对刘铭传守住台湾有重要意义。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扶持刘铭传，是因为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两人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尤其在对待洋务的态度上，两人更是一致。所以，刘铭传不仅是李鸿章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援，更是李鸿章办洋务的知己和得力助手。 1862年春，李鸿章跟刘铭传率淮军到上海，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威力之猛，绝非中国武器可比。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不要错过机会，“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积极响应号召、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此后，二人均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全面地学习西方。 在新政方面，刘铭传更是鼎力支持李鸿章。1885年起，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仅规模大小、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一个有思想的人，需要有人把自己的思想呼应实施；一个有能力的人，需要有人帮自己贯彻执行。一个成功的统帅，手下不能没有得力干将。李鸿章在政坛的不倒，与刘铭传这样的干将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4.唯才是举，成就行走官场的霸气 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在“江湖”漂，没有几个好帮手是不行的。 晚清政坛这个江湖有点乱，因此要想在此间混下去，更需要得力的帮手。李鸿章叱咤风云几十年，与其得力帮手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是识人用人的高手，但李鸿章跟曾国藩在用人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三十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 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十三营淮军的十一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一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 曾国藩对部下，经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 概括来说，李鸿章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这让他在清政府的政坛上少了曾国藩的亦步亦趋的拘谨，而多了一分大开大合的霸气。 李鸿章一生主要的成就就是军事、洋务、外交，军事方面，李鸿章手下有像刘铭传这样的大将，而在洋务方面，李鸿章也不缺帮手。 不过对于帮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其中，丁日昌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是李鸿章手下做洋务的得力干将。丁日昌曾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后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藩没有给，后来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三十六尊，子弹两千多颗，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盛宣怀，也出自李鸿章幕府。盛宣怀是常州人，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明敏达，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李鸿章的洋务，除了军事和商业之外，大公司也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而唐廷枢就是李鸿章做公司的王牌。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被李鸿章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二十五万吨。 除了开滦煤矿外，唐廷枢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在外交方面，李鸿章的幕府阵容也堪称豪华。 马建忠就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外语，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还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闻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便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 李鸿章幕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任用洋人。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在淮军中，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也招募了西方很多有学之士。在李鸿章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任用德璀琳为联络官，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后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之后，李鸿章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超过八百部英、法文著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打开了对西方世界的视角。 不仅如此，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 庞大的幕府，当然得有一个好管家。 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追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去内地任职时短暂离开李鸿章。周馥是李鸿章的管家，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生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鸿章的身边。 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要干成大事，必须集合许多人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力了。所以，一个人领导力的强弱，决定了这个人能集合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李鸿章具有卓越的领导力，所以，他能集合一大批幕僚。这些得力幕僚，不仅把李鸿章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且通过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联络，让李鸿章的筹码不断增加，可以说李鸿章的辉煌正是这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5.实干，才能让自己无可替代 毫无疑问，李鸿章是一个做事的人。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面对一个积重难返的王朝，身边是一大帮子只会坐而论道的清议官员，踏踏实实做实业，是这个王朝的前途，是这个民族的前途，也是个人的前途。 做事，做手边最应该做的事，这是李鸿章一直坚持的，而这不仅成为李鸿章精神的支撑，人生的支撑，也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支撑。 在做洋务方面，存在着求强和求富的争议。求强，就是直接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这无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拟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 但是，由于受到人才、思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鸿章很难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只能从手边能做的，最需要做的事情开始。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似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系统性；但就李鸿章的处境而言，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键的是，李鸿章从来没有等，只是在奋力地向前追，因为他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知道在这场竞争中，落后的结果只有屈辱，甚至是国破家亡。 李鸿章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来不及做一个思想家，他也没有必要做一个思想家。但李鸿章真的无视人的思想吗？真的不想改变人的思想吗？当然不是，但他知道，最能改变人的思想的事实，不是说教。西方列强的枪炮，曾经改变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实业，改变整个民族的思想。 他不能一下子扭转整个局面，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努力。 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象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 在李鸿章看来，“实业”就是硬道理，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1863）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使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无论哪个时代，说空话的人好找，但真正做实事的人却总是凤毛麟角。而事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面对时代大变革，多数人茫然失措，在惊慌之余，他们用指责、谩骂作为他们对时代的责任，用闭目塞听来否定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更难能可贵。 是啊，当一国的经济都依赖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用他还用谁呢？这样的人，在政坛上，又怎么会倒呢？ 6.实力，永远是赢得别人尊重的资本 在封建社会，功高盖主，会引起君主的猜忌，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同样会被轻视。 李鸿章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度，既不会因为过于强大而让朝廷警惕，同时，又始终掌握着半私人化的淮军，让清政府离开了他不行。 这个道理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并不懂得。他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安排他回乡招兵，但李鸿章当时对带兵并不感兴趣，所以，他两手空空回曾国藩处汇报：“无兵可招。”在跟随曾国藩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明白，要想在那个乱世有自立的本钱，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当上海告急的时候，他极力抓住这个机会，建立自己的武装。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李鸿章通过自己的门生故吏关系，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鼎新、刘秉璋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淮军的组建，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乡土情结。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形势极为严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讲求实效，是李鸿章做事的一贯风格，他知道自己能否在上海站住脚，以及是否能为仕途打开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战胜太平军。 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李鸿章见识了洋人军纪和武器的厉害，李鸿章很想借鉴和学习洋人军队的一些做法。 李鸿章是务实的人，当他亲自见识了洋人的军队和武器之后，他立刻明白了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他立马决定，学习西洋人军队的训练方式，购买洋人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天国。李鸿章立即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三千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 李鸿章对淮军的战斗力一直信心满满，但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李鸿章知道这第一仗的重要性，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共有数万人进攻上海，在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渐渐退却下来。 张遇春刚跑到桥边，正好撞到李鸿章，李鸿章厉声说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战局如火如荼之时，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上海上空忽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突变，仓皇撤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李鸿章大获全胜。 首战告捷，淮军信心暴涨，整个上海滩瞠目结舌。接下来的八月和十月，李鸿章带领淮军与太平军又正面交锋两次，是由淮军中骁勇善战的刘铭传部和程学启部对太平军的谭绍光部，地点分别是上海西区的北新泾和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和程学启都是淮军中有名的猛将，他们打起仗来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这时候，刘铭传部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枪队了，这更让刘铭传如虎添翼。这两场战斗都获得了大胜。 半年之内，三战三捷，李鸿章终于用实力赢得了尊重，也终于用胜利让自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站稳脚跟之后，下一步，李鸿章扩展自己实力的时候到了。 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 当时的苏松太道杨昉、吴煦等和李鸿章关系很僵。当时，南京城下，湘军战事吃紧，曾国藩要李鸿章增兵南京，李鸿章叫白齐文带领四千人的洋枪队进攻南京，白齐文去向杨昉领饷银，杨昉把钱挪用了，拿不出来，白齐文就叫士兵把杨昉狠狠地打了一顿。殴打朝廷命官成了当时的一件大事，李鸿章上奏朝廷，革了白齐文的职，顺便参奏杨昉和薛焕在处理和洋人的关系上做得不好，解决了两个政敌。然后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一开始，那些土里土气、缺乏文化的农民兵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就让外国教官手把手地辅导。有一次，还发生了在演练中走火引爆弹药炸死二十多人的事故。但李鸿章对于学习和改变坚定不移，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练到射击百发百中时，便会无坚不摧。 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五十个营头，约两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七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同样也会让人在政坛上站住脚。实力，永远是让别人尊重的最大资本。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曾国藩为了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忌，解散了湘军，此时，淮军就成了清政府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而李鸿章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并且经由同乡关系的连接，以及李鸿章的恩威并用，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 而李鸿章也一直是清政府手中用来对付列强武力侵略的王牌。对现实的军事力量的把控，自然让任何想对李鸿章不利的人，都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 第七章 深谙官场禁忌，才是官场不倒的秘诀 1.做事击中要害，才能稳保自己的地位 做事情，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而遭到别人反对的时候，更不能火冒三丈，意气用事。只有找出事情的重点，抓住事情的要害，才能对反对者一击而中。 面对反对者死缠滥打的攻击，李鸿章的处理不能不称之为睿智。第一，抓住攻击者的漏洞，进行针对性的反驳；第二，避重就轻，尽量不刺激反对者，将反对的力量降到最低。 在修建铁路上，李鸿章的这种睿智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既降低了自己在官场上的风险，同时，也不断地推进着铁路的进程。 李鸿章知道，如果等到让所有的人都同意修铁路的时候再行动，一切就太迟了。关于修铁路的利弊，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而不是泛泛的讨论，于是，在1880年底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辩还在进行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为避免朝廷非议，他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是以骡马拖载车皮前行，他相信只要铁轨在就有希望，只要火车在走，哪怕是骡马拖着，就有希望。1881年6月9日，这条十公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剪彩，意味深远。 唐胥铁路，不仅开了风气之先，而且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唐胥铁路虽然只是一条长约十公里的小铁路，但标志着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开始，意义重大。修建唐胥铁路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开平煤矿煤炭的外运，所以，一经通车便为开平煤矿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开平煤矿的发展，带动了唐山、秦皇岛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其由“萧瑟荒村”发展为“大市落”。 李鸿章对洋务运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多采取避重就轻、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约四十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 1887年春，由奕出面，以“为调兵运军火之用”为由， 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第二年竣工，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 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铁路到1888年将铁路延长到天津，李鸿章一直以各种名义，避开敏感的话题，避开反对派的弹劾，低调但坚定不移地推动着铁路建设。 而此时，铁路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以及铁路的效益也显现出来。唐山至天津的线路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表示：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一百三十公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 顽固派本来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是可忍孰不可忍”，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开始了。 这次李鸿章有醇亲王奕的支持，又有现实的铁路作为依据，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 针对反对派提出的责难，李鸿章一一加以辩驳。 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 同时，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 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这一次大争论，有已经修成的唐津铁路的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更加上中法战争后奕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所以坚决支持修路。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支持修铁路。不过，他的建议却是停修津通路，改修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终告结束。 所以奕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 李鸿章十分清楚要修长达三千华里的卢汉路，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谈何容易！他认为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泄底”。就在这时，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东北的安全，于是李鸿章于1890年3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因此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 一切按计划进行，林西至山海关段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路于1894年春建成通车。 “铁路”这种新式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争夺……不啻是一幅当日官场的“缩图”。 而李鸿章避重就轻，绕开障碍，抓住要害，避开非议，既避开矛盾，把阻力降到最小，又抓住要害，保住自己政治地位的同时，有力地推动着事情前进。 2.不染指他人之功，官场心照不宣的秘密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在取舍之间就决定了。 1864年，淮军力克常州，苏南战局基本平定。这时，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正顺江而下形成对南京的包围。 这时，朝廷命令李鸿章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南京的曾国荃部。对于曾氏兄弟而言，他们非常忌讳兵强马壮的淮军助攻南京，假如那样，曾氏十数年苦战的果实将被别人摘得，这是曾氏兄弟极不愿看到的。 尤其是曾国荃，自尊心非常强，对于淮军的节节胜利，倔强的他几近忧郁成疾。曾国藩当然心疼弟弟，多次写信给曾国荃，劝慰他要宽心，假如李鸿章要来合攻南京的话，千万不要多心，“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此时的金陵，已经是囊中之物，李鸿章到否，与南京是否会被攻克毫无关系。 对于李鸿章而言，这时他有两个选择：第一，顺从朝廷的命令，会攻南京，或许会夺得头功，但会让曾国藩兄弟两人颜面无光，可能还会被朝廷怪罪，自己与曾国藩的关系，必将彻底终结。如果自己不能得头功，劳神费力的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第二，如果不会攻南京，会被朝廷责备，但不攻金陵，李鸿章可以有若干理由搪塞。 孰重孰轻，李鸿章自然明白。经过思量之后，李鸿章选择了拖延。 李鸿章之所以选择拖延，还有一个原因。 在1862年底，忠王李秀成回到南京以后，太平军和曾国荃之间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了。曾国荃感到他的力量不足，所以就给他哥哥曾国藩写信说，我原来的那个部下程学启现在给了李鸿章，能不能把他再调回给我，以解燃眉之急。曾国藩就给李鸿章写了信，叫李鸿章把程学启派到南京，帮助曾国荃。 当时程学启在李鸿章的手下非常受重用，而且程学启和曾国荃的关系又不好，所以程学启本人不愿意去，李鸿章也不愿意放掉这样一个得力的干将。尤其是刚刚在上海及上海周围站住脚，他更不愿意失去这样的干将。 所以，李鸿章上奏朝廷说这事不太好办。然后李鸿章给曾国荃写信，说程学启现在无法离开。 当时，李鸿章为了保证自己的实力，拼着与曾国藩撕破脸，拒不援助南京。当然，后来曾国藩原谅了李鸿章，但这件事毕竟让俩人心生芥蒂。这时，李鸿章如果贸然会攻南京，一旦处理不好，要么自己劳而无功，要么就是与曾国藩彻底决裂了，孰重孰轻，李鸿章心里自然清楚。 李鸿章在接到朝廷命令后，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队伍疲惫，想休整一段时间。实际上，李鸿章是想给曾国荃预留充足的时间。朝廷见淮军迟迟未动，连降谕旨，敦促李鸿章火速调兵。 李鸿章只好借口生病回苏州，不久又提出部队要休整两个月才能再战，最后李鸿章实在拖不过去了，便灵机一动，出兵浙江，谎称要从湖州对南京形成包围。谁料此举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左、李二人成了一辈子冤家。 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南京，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南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 李鸿章一拖再拖，实在是用心良苦，后来，连淮军将领都看不过去了，纷纷表达对李鸿章的不满。李鸿章只好再次给曾国荃写信，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谕旨，严令李鸿章派刘铭传等先锋火速驰往南京。 李鸿章无奈，只好派刘铭传、王永胜、刘士奇各率一万五千人前往，自己大队人马仍按兵不动。此时，曾国荃接到李鸿章调兵前来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将李鸿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诸将，说：“他人将要来了，难道我们苦苦攻了两年的成果将要拱手相让吗？”手下的将领果断表示：“愿尽死力。”当晚，通向南京城内的地道已经完工，次日，曾国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门城垣二十余丈，攻下南京。 对此，曾国藩极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鸿章赶到，曾国藩亲至城外下关迎接，拉着李鸿章的手连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 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晋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李鸿章在这次拖延当中可谓名利双收了。 其实当时就实力而言，淮军装备和训练水平以及攻坚能力，都在湘军之上。但即便当时李鸿章抢得了头功，获得的封赏也不一定能超过他放弃的时候。 在小利面前懂得放手，是李鸿章官场不倒的又一秘诀。 3.与狼共舞，需要的不止是胆识 一个团队讲究可控性，对人的利用同样讲究可控性。 不管是团队还是个人，如果处理不好，尾大不掉就会被牵累，甚至被反控制。 所以，在利用的同时，要讲控制。 在利用洋人方面，用得好，是锦上添花，用得不好，是画蛇添足，如果尾大不掉，被其裹挟与控制，那就是引狼入室。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任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经过一番“谈判”，奕终于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次与洋人打交道，让奕认识到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外族入侵的不同：他们要的是金钱和利益，而不要清政府的土地与人民。也就是说，他们对推翻清政府而代之不感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奕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的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唯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 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最后，奕得出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既然西方列强与清政府的矛盾不是根本政治利益的矛盾，而是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那清政府大可利用西方列强的军事与技术优势，来解除内患。 于是，借师助剿的策略就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有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早在1860年，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雇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昉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李鸿章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 李鸿章开始在内心敲打自己的算盘：如果把“常胜军”收归己有，同时加以控制的话，那自己就是如虎添翼。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常胜军”虽然战斗力强悍，但由于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只是雇佣军的性质，换句话说，不过是从洋人那里买来的一杆枪。这杆枪认钱不认人，一旦失控，必然后患无穷。 李鸿章于是着手“常胜军”的改编工作。 对于“常胜军”，中国官员中只有吴煦、杨昉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的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华尔身亡后，白齐文继任，这为李鸿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利用“常胜军”内乱，向朝廷参了一本，不仅解除了白齐文的职务，同时追究连带责任，让吴煦、杨昉一起靠边站了。 赶走了白齐文，参掉了吴煦、杨昉，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就可以顺利接管“常胜军”了。 华尔和白齐文都是美国人，而英国人对美国人一直掌管“常胜军”非常不满，为了掌管“常胜军”，英国人很早就有意在其中安插自己人。所以，白齐文解职之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 这当然不是李鸿章希望看到的局面，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进行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交涉，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 此协议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 第二，兵额问题，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最后商定以三千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 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 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带官意见。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强大战斗力，但又“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 “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利用“常胜军”的战斗力，但又对其加以控制，如此一来，既让自己如虎添翼，又不至于被反噬。这样就让自己处于有利而安全的态势了。 4.灵活权变，才能绕过官场上的坎儿 李鸿章不是一个较真的人。 在晚清那样一个时代大变革的年代，如果较真，很多事情就根本没法进行。这让李鸿章所做的事情看起来不成系统，但让李鸿章绕过很多障碍。 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国家，皇家礼仪尤其严谨，在这场大变革中，东西方礼仪出现碰撞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乾隆时期，东西方就在礼仪方面发生过不愉快。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七百余人从英国来到中国。马戛尔尼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想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对东西方两个大国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这次交流最终却因一场礼仪之争而破产。 马戛尔尼要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谕旨曰：“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也就是要按照“天朝”体制向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 马戛尔尼不干了，提出只有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对英王也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所以坚决不同意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礼。由于中方一再坚持，马氏提出或者按“平等对待”原则，如果要他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之礼，中国官员也应向英国女王像行此礼，否则他只以向英王所行之仅屈一膝的吻手礼向乾隆行礼。此为中国官员严拒。虽然“天朝”宽大为怀，免去这几个“生番”的跪拜之礼，但对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 当时大清正值盛世，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无人料到几十年后这一问题重新摆在了面前，不过这次，当年的“生番”已经“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政府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对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不少官员坚决表示绝不能允许不行跪拜之礼，但他们又知理由不足，所以提出“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即“中国出使之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外国驻华使节“在中国则行中国之礼”。由于外国不行跪礼所以中国“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国国君、元首行跪礼，而外国使节在中国必须向中国皇帝行跪礼。 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当然要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早在1868年中英修约之前，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等就对此发表过意见，都认为不必也不可能以中国礼法苛求，甚至提出西方诸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中国属国，现在自不可能向中国行属国的跪拜之礼。 但李鸿章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必须要有理有据。 对于当时的局势，李鸿章是明白的。现在，李鸿章自然明白中国早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地位，传统的礼节不可能不改。 李鸿章先肯定那些坚持行跪拜礼的大臣：“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其潜在意思是，无论什么观点，无论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论”，都是耿耿忠心为朝廷考虑。 然后李鸿章又明确提示那些顽固的官僚，现在形势变了。 李鸿章指出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英国使臣来华已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盖其国势渐强，而衅端已伏矣”。在崇拜“祖宗”的中国，指出这一点至为重要。行文至此，李鸿章并未明言自己的观点，但其观点又已明确表达。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已与侵略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也表明这些国家与中国“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明确说出这些国家与中国实际已是“敌体平行”而非中国属国，要朝廷放弃“天朝上国”观念，至为不易。 因此，“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他进一步提醒朝廷，这种“礼仪”迟早要改，已是历史的趋势，如果“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历史潮流，确难抗拒。 对于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从中国儒学经典中寻找根据。他以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来为自己的论点辩护。“嘉善而矜不能”就是说对别人的优点要承认欣赏，对别人的不足要同情宽容，所以在“礼制”上洋人有缺点不足，我们要宽容才能“柔远”。现在中国在这方面迁就洋人，并非丢脸之事。 关键的一点，李鸿章从事实出发，来证明那种故步自封带来的种种不便。 他说，从咸丰九年（1859）到现在十多年间，一直具体经办此事的总理衙门“每以中国礼节相绳，几于唇焦舌敝”，已尽了最大努力，不是亲办此事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甘苦。 李鸿章的意思很明确，现在不是以往，强弱的形势变了，现在在礼仪这件事情上费这么多功夫，实在是不值得了。 认清形势，灵活权变，这是李鸿章的原则。李鸿章这点，比那些不看世界，只知道在圣贤书和历史掌故中找依据的人要高明多了。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李鸿章也明显地知道孰轻孰重，与其去争跪拜礼仪的一点体面，当然不如绕过这个坎儿，与国际接轨，让国家富强，那才是真的体面。 遇到小障碍就绕过去，这是李鸿章处事灵活的一面，这样也使他不容易被挡住，也不容易被绊倒。 5.忍辱签约，输也要输得优雅 在晚清，对外国列强的战与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对于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讲，宁死不屈，跟外国列强拼个鱼死网破，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这种有点感情用事的想法，如果用来制定国策，就会有让整个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国策的制定，一定要理性。 李鸿章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作为晚清的柱石，他的行为决定着整个国家的走向。所以，他很慎重，每一个决定都要建立在理性的思索及全局利害的衡量之上，尤其在跟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外国列强眼中的李鸿章跟大清眼中的李鸿章，以及历史上的李鸿章，是完全不同的面孔。 在外国列强那里，最先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当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当时，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坚决反对。当时不管战与和，受害的都是清政府，但李鸿章坚持：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 李鸿章充分发挥其在谈判桌上的能力，于1876年9月跟英国签订《烟台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当时占据优势的英国人很不满意：“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这个条约以其空洞无物让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的愿望落空了。应该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在与洋人打交道的一系列活动中，李鸿章一直是“出头鸟”。 李鸿章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著名的，一个是中日《马关条约》，另一个是《辛丑条约》。 首先看《马关条约》。 李鸿章知道他去马关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面前，最终李鸿章还是选择了国家利益。而在战与和之间，李鸿章终于签订了和平协议；在协议的内容方面，李鸿章把清政府的损失降到了最小。 在马关的谈判中，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三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李鸿章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 而当时，日军已经逼近山海关，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马关议和，面缠绷带、血染袍服的李鸿章显得惨烈，而《辛丑条约》的谈判，一边谈判一边吐血的李鸿章，则显得悲壮了。 1900年6月12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十一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的，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 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李鸿章表示，假如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根本不可能打赢战争。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哪里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须当机立断。李鸿章给张之洞传话说，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接下来就是赔款问题的谈判了。此时的李鸿章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十亿两白银降到四亿五千万两，是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欺侮”。李鸿章接受了这个欺侮。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 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后来，晚清名士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朝廷公布由李鸿章全权担任议和大使并从广州赶赴北京时，整个北京城都在盼望着李鸿章的到来。的确也是这样，当整个清国陷入了最大的灾难，京城沦陷，清国的官员们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讷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时，只有李鸿章，算是挺身而出，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那就是，以个人的屈辱和牺牲换取最大限度的时局缓和。 “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样的行为本身极易被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极易在历史被简单化以及别有用心中充当牺牲品，但他无法躲避，也无法逃脱，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鸿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这样的举动，避免了进一步的生灵涂炭，而他一辈子服侍的清国朝廷，也终于可以回到京城了。”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在清末的大臣中，李鸿章是最理智的。他在精确地为这个王朝算计着得失。他既像一个商人，又像一个赌徒。在一场一定会输的赌局中，李鸿章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破罐子破摔，也没有像有些人只会做冲冠之怒，而是一直在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小。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尽管所有的人都在骂他，但所有的人还是希望他不要倒下去。因为有他在，就有办法。 第八章 处变不惊，沉稳的人才不容易倒 1.做事执着，才能不被困难压倒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不无批评地评价李鸿章：“少荃拼命做官。” 《马关条约》签订后，此时的李鸿章，国人皆曰杀，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贤良寺中，等待机会。有人讥笑他“热衷”做官，他也乐于承认，并为之解说：“今人多讳言‘热衷’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衷。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 先不说李鸿章热衷做官的对错，如果仅从追求的层面上讲，李鸿章是没错的。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目标，隐忍且执着，这应该也是李鸿章官场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1896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李鸿章可能会辞职！报道说：“自从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对此深表厌恶。因此，他已经打定主意，决定向皇帝陛下请辞，退休去过安静的生活。” 其实，《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不切实际之处，李鸿章确实受到了冷落，但李鸿章没有辞职。李鸿章不可能辞职，他从来不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 李鸿章“退居二线”，是朝廷的有意安排。1896年，在世界各国周游了一圈的李鸿章，于十月二下日回到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出城到圆明园废墟“禁苑”转了一圈。二十四日，马上有人揭发，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的罪名，交礼部评议。三十日，交上来的动议是革去职位，西太后手下留情，“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这样不客气地对待刚刚周游各国，搞定外交乱局的“洋务”功臣，目的是要杀他在洋人面前的威风，同时也平息北京对他的“卖国”指责。 其实，早在1895年8月的时候，李鸿章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当时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京，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对李鸿章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很快，光绪皇帝的圣旨也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 七十多岁的年龄，政治上已经靠边站，名声上更是全国的公敌。一般人在这种境遇中，应该对官场不会再抱什么希望了，但李鸿章不。他知道，只要自己活着，清政府终究会有重新起用自己的一天。 从署理江苏巡抚以来，李鸿章难得有这样清闲的时候，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 每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非常清幽，除非碰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龢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 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做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的《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忍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李鸿章的隐居，也让他躲过了晚清政坛的一场大是非。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李鸿章是同情维新派的，慈禧决定对他进行变相惩罚。 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李鸿章接受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 直到八个月后，李鸿章奉命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在这期间表现出的忍耐与隐忍，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李鸿章坚持住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性格决定命运。李鸿章的性格注定了他会成为官场“不倒翁”。 2.谨小慎微，才能成就官场上的“不倒翁” 在官场上，李鸿章在处理那些不与当权者根本利益相冲突的事情时，大开大合，而在一些当权者敏感的问题上，李鸿章则小心翼翼，绝不越雷池一步。 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他的处境就很不妙，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的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着交部议处。”这种敲打不得不让李鸿章警惕，他当时处在非常时期。 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 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两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 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李鸿章知道维新运动牵扯到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 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个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做法上倾力支持，这就是李鸿章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也是李鸿章危机中自保的办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知他，意在要康留神。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 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做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 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唯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中，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促所能遽定”，“不致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 在维新变法过程当中，李鸿章主要做幕后的工作。所以，李鸿章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游走在各派势力的边缘。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在政坛多年的摸爬滚打，李鸿章早就料到了维新的结果。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李鸿章真的算得上老辣。李鸿章打心底里是支持维新的，但他却跟维新派坚决划清界限，因为他知道一点：维新派不会成功。 李鸿章并没有因为对维新派主张的支持和对维新人士的同情而把自己搭进去。在立场上的划线，在敏感问题上的谨小慎微，终于又让李鸿章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政治上的一道难关。 慈禧曾经问李鸿章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说：“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慈禧继续问：“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李鸿章很轻蔑：“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了解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 其实，李鸿章了解康有为、梁启超这帮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书生，他们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这样的人进行改革，怎能成功？ 李鸿章更了解光绪，光绪迂腐、懦弱、意志薄弱、神经过敏，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更注定了这场改革的失败。光绪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个绝难担当大任的人。更何况这个懦弱的皇帝并不拥有绝对权力，在他之上，还有心狠手辣的慈禧。这样的权力架构，也决定了这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维新改革，只要一触及体制的内核时，就肯定会支撑不下去。而光绪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这一次维新变法如同儿戏。 对世事的洞明，对人情的了解，对政治的谙熟，更加上李鸿章内心的淡定，让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维新变法的结局。尽管各派势力不断地拉拢、挤压，但李鸿章以他的谨慎，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既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反对维新的骂名，也没有因为支持维新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3.步步为营，才能在官场上稳固不倒 习惯的力量有时会大得超乎人的想象。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习惯的力量，在清朝末年已经深入整个民族的骨髓。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要推进和改变的，不仅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建工厂，而且是要改变几千年来习惯的力量。 与习惯的力量做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噬。李鸿章知道其中的难处，也知道其中的危险，所以，李鸿章在推进洋务的时候，一步一个脚印，稳健而扎实。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儿。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聪明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改革也不涉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他既绕开了那些无法一下子解决的难题，又从现实出发，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这场大变革。 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碰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重。”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反抗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心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 “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布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做出评判。” 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拟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须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广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优点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很多人以此批评李鸿章，批评他思想的局限。其实，不论哪个时代，不论什么人，思想都是有局限的，用现在的眼光来要求李鸿章思想的高度，那无疑太苛求李鸿章了。李鸿章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在当时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而以李鸿章的能力和见识，整个社会留给他的空间是有限的。 李鸿章的阅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能作为一个相对保守的改革者，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也只有如此定位，李鸿章才能屹立于晚清的政坛，失去了这个定位，李鸿章就不可能主导清朝政坛将近四十年，也不可能有他洋务运动的成就。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稳健，跟曾国藩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拜访曾国藩，他赶到曾府，帖子递上后，差役将他领到了便室，告知曾大人在洗脚，让他稍等。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时辰，正在李鸿章窝着满肚子火时，差役适时而来，这回径直将他领到内室门口。李鸿章一脚跨进去，只见曾国藩捧着一本书，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面前的水盆正冒着热气。他全无一点礼节，头也不抬，一面低头泡脚，一面冷漠地说：“坐吧。”李鸿章大小也是朝中官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冷遇。 他终于没能压住火气，大声质问：“先前差役告诉我你在洗脚，我等了好长时间，你的脚怎么还没洗完？”曾国藩并不恼，慢吞吞地回答：“脚是百穴之地，洗脚乃健康大事，百病之扰，一洗了之。”李鸿章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曾国藩并不挽留，说了句“少年气盛，如何做事”，接着哈哈大笑。李鸿章强忍住怒火，大步跨出门外，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李鸿章气冲冲地走着，忽听背后有人喊他，原来是老同学程学启，程学启说：“你中了曾老师的计了，老师说你才大如海，可惜锋芒太露，如果能改掉这个毛病，你将是一个全才。老师故意怠慢你，好让你自己醒悟，这不，他让我来找你府上叙谈。”李鸿章听到这儿，心里既震惊又惭愧，又回转去见曾国藩。从此拜在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深知年轻时李鸿章的毛病，所以，通过有意无意地怠慢他，磨炼他的心胸；通过让他参与幕府的讨论，让他经受竞争的压力；故意安排他闲职，让他学会等待与忍耐……这一切，都让李鸿章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受益无穷。 世界上任何事都怕咬紧牙关坚持，做洋务是如此，做官也是如此。正是李鸿章这种步步为营的稳健，让他始终在政坛扎扎实实，稳固不倒。 4.能屈能伸是官场不败的不二法门 人需要成长，而伴随成长过程的，是失败。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很多因素的辐辏，在这所有的要素中，有很多偶然，这些偶然，有些是可以省略的，但有些是不能省略的，比如说失败和打击。 李鸿章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虽然已年近四十，但李鸿章脾气依然火暴。但曾国藩的幕府并没有李鸿章想象中美好，李鸿章曾以浪战闻名，而曾国藩则以沉稳著称。所以，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很快就不习惯了。 曾国藩的幕府以湘人为班底，这让李鸿章总有一种外人的感觉。这时的李鸿章是很敏感的。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他与彭玉麟干架。 咸丰八年（1858）秋，一天，曾国藩幕府名将云集，共商大事。他们除了在开会时商量战事外，当然在会前会后也还谈些家常，聊聊天。因为湘军中湖南人占多数，身处东南他乡，聊得最多的话题也是谈谈家乡的事情，聊以寄思乡之情。而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在场就插不上话了，热闹的场合却冷落了他，心里是有些不平衡的情绪。李鸿章是有名的能说会道，他就在众人谈话之中强插些安徽哪些地方好之类的赞美之词。聊着聊着，就开起玩笑来。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在生活上有散漫慵懒的习惯。 彭玉麟在场插了这样一句话： 少荃（李鸿章字）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 李鸿章回彭玉麟原话：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 彭玉麟听了大怒，二话没说，朝李鸿章胸前就是一老拳打过去，李鸿章反应敏捷，以自已身高脚长的优势，朝彭玉麟踢过去一脚。于是“二人相扭扑地”。 彭玉麟对待朋友，协和群帅都是和和蔼蔼，是出了名的。“煦煦恂恂，折节下之”，可见这次打架并不单纯是言语不合的原因。那时的李鸿章还是锋芒毕露的。 然而在他傲慢与骄矜的背后，李鸿章在湘军当中是孤独的，而李鸿章的周围，大多数都是抱成一团的湘籍人士，这又让李鸿章对前途感到迷茫。 这时的李鸿章是浮躁的，他并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并没有把改变自己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起点，只是凭着自己的才气，等待着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 李鸿章的才华曾国藩看在眼里，于是安排他单独去皖北组建马队，以试试他的真才实干。李鸿章觉得这是大材小用，但无奈，只好假意应允，派了人去淮上招募马勇。没多久派去的人空手回来，说是招不到人。对于这个托词，曾国藩明白，淮上有着数量惊人的闲汉，怎么可能招不到人？是李鸿章嫌职位低不愿意干罢了。 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气量，到官场上混，爬得越高，跌得只能越重。李鸿章固然有才，智商很高，但此时的李鸿章情商也太低了。怎么提高他的情商呢？那只有再加以锻炼。 此时正值太平军大军回师江西，直趋景德镇。曾国藩于六月令李鸿章到自己的胞弟曾国荃部参赞军务，向景德镇进发。李鸿章又一次犹豫不前。心高气傲的他愿意独统一军，不愿寄人篱下，心情抑郁，有推卸之意。 曾国荃是曾国藩科举中榜后在北京城中手把手教导出来的，此时的曾国荃已经成为帝国头号明星战将，不仅率师攻克了安庆，而且正督军强攻南京城。 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荃的军营，他不禁心内发寒：原来他要面对的是年龄比自己仅大一岁、狂傲之气比自己还重的“师叔”！无奈自己的前途还要仰仗老师曾国藩提拔，这位小“师叔”也自然得罪不起。 李鸿章仅仅与曾国荃合作了两个多月，虚骄与虚骄的碰撞，怀才不遇的压抑，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使自己两个多月来的心气不顺畅再也不愿抑制，他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 失意与沮丧弥漫在李鸿章的心头。最后终于让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因为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李鸿章愤而离开曾国藩。 后来，经过在外面一年多的无所事事，李鸿章又回到了曾国藩幕府。这次回来之后，从记载来看，李鸿章再也没有与曾国藩发生过大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与其他人捋袖子干架的事。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化茧成蝶了，他已经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等待，更学会了用手腕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不是仅仅凭自己的才气。 李鸿章回到曾国藩幕府后不久，上海被围。上海富商钱鼎铭夜会李鸿章，请他说服曾国藩派兵解上海之围。 钱鼎铭考虑的是求李鸿章帮忙说服曾国藩派兵，并没有想到由李鸿章本人出任这个角色。李鸿章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点。他只是纯粹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太平军占据上海，以苏浙的财富，作为支撑南京的战略基地，那就意味着根基稳固，难以撼动了。 曾国藩在听了李鸿章的战略分析后，就心动了。于是曾国藩拍板，派曾国荃率师往援上海，同时派李鸿章、黄翼升两员上将，替曾国荃打下手。 不料想，曾国荃回信说：我去了上海，事事得听人家的摆布。不愿意去。没有办法，曾国藩给上海团练大臣庞钟璐写信说：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倘风波羁滞，至皖稍迟，即令李少荃廉访先挈万人前往。 此时的曾国藩，还没有让李鸿章领兵解救上海之围的想法，决定李鸿章仕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 李鸿章给曾国荃写了封信，说道： 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不才应诏。鸿章庸陋，岂知军国大计？近年伏幕中，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其何能军？幸迭次寄谕，催令吾丈同赴下游。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师资得借，懦夫气增。乃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 此信发出之后，果然是立竿见影。曾国藩立即吩咐李鸿章，准备编练淮军，奔赴上海。 李鸿章这次脱颖而出，不是靠的他的才气，而是靠的他的忍耐，他的委曲求全，甚至在曾国荃面前的低声下气。 能屈才能伸，此时李鸿章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为时还不晚，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屹立政坛四十年不倒的不二法门。 5.内心淡定从容，才能临危不乱 做大事的人，要有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定力，关键时刻要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而让自己乱了方寸。 李鸿章超乎寻常的定力，再加上其灵活的政治手腕，让他无数次在面对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候，从容运作，在让整个王朝不至于颠覆的同时，也保障了自身的安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于六月十五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更了解，此时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持，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 李鸿章对当时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义和团运动会导致的后果，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这让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从事维新改良的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七月十七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 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官复原职，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七月二十一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 其实，慈禧一方面利用义和团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七月三日就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和。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为了让李尽快北上，朝廷又下诏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国难之中，李鸿章终于再任“总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权。 当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诏”。 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当时义和团仍在高潮，顽固派大臣对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齿，他生怕此时进京自己会身首异处。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 七月二十八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八月七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八月十一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 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九月七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九月八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九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做最后的努力。 李鸿章于九月十八日先到天津与各方接触，于十月十一日才到北京。由于列强提出朝廷要首先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作为“祸首”，并以此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于九月十四日联名上《请查办拳匪首祸王大臣折》，提出对载勋、刚毅、载漪、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查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归罪于该王大臣”，是此折中的关键。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集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而李鸿章处在旋涡的中心，淡定而从容，有惊无险地走到了终点。 6.学会隐忍，才不会轻易倒下 如果想要知道李鸿章隐忍的能力，那就首先看一下他在马关谈判时跟伊藤博文的对话。 马关谈判第四轮，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中堂大人跟街边的小贩一样，在跟人讨价还价。李鸿章已没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外交方面，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的性格；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这里所谓的联合不是大国间传统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达成一种临时的共识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李鸿章做官的原则。李鸿章这个原则师承的不是曾国藩，而是湘军的另一个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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