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候张学良的病情、医治情况后，张学良关切地询问他们脱离虎口的情景。阎宝航介绍了他耳闻目睹事变后沈阳街头的惨景和日本人的凶残。初别故土的阎宝航，这时候痛苦和愤恨一起涌上心头。他说，南京不抵抗，我们东北军也应抵抗。故土沦丧，亲人被困，几十万难民流亡关内，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凄凄惨惨，这责任由谁来负？他越说越激动，又说，军人不能为保家卫国尽职尽责，眼睁睁地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使三千万家乡父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分明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他希望张学良不能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张学良见阎宝航是批评自己，大为动容，他大声嚷道：“我不抵抗，不爱国，对不起家乡父老，我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阎宝航本想说服张学良，振作精神，发动东北军不抵抗日寇侵略。结果，不但没有说服他，反而弄得很不愉快。张学良抱住不抵抗命令不放，他无可奈何，精神上十分苦闷。阎宝航脱离虎口后，一直挂念留在教会的高素桐和他的孩子们。他走时，高素桐已怀七个月的身孕，她们在教会躲闭会不会发生危险呢？在离开家那天，他告诉高素说他要回来接她们走的，没想到会不辞而别。日本人占领沈阳会不会去寻找她们，她们会不会落入魔掌呢？九一八事变后，高素桐带着孩子们一直在教会躲避。在那十几天里，她们通过来教会的外国人得知一些消息。他们听说，在基督教青年会门口，日本人贴有一张5000元悬赏捉拿阎宝航的布告。她还听说，日本当局放风，“抓住阎宝航的家属给5000块大洋，把他的家属就像烧鸦片那样接到小河沿，倒上火油点天灯！”连教会的牧师也开始担心起来，生怕日本人闯进来抓走阎玉衡一家，坏了教会的名声。倔强的高素桐正在准备带孩子们离开教会回海城老家时，这天傍晚，教会来了一位五十多岁左右的人。他一见高素桐，就声称要送他们一家逃离沈阳。来人向高素桐自我介绍说，他姓赵，是钟表店的老板。他说，我认识阎会长。他是个义士，挺身而出，烧过日本人的烟，很了不起！为咱们中国人争过光。我听说日本人正在抓你们，我就到处打听，寻找你们的下落。我跑了好多地方，没能找到。后来我一想，阎会长是信基督的人，和基督教会一定很熟悉，阎会长走了，他的家或许能在教会里。真是天意，让我找到了你们。高素说，赵先生，我没有职业，又带这些孩子，找不到老阎怎么办？遇到危险怎么办？这不是拖累你么？赵老板说：“我在天津、北平都有分店，万一找不到阎会长，你的孩子我来供养。鬼子要杀你们，在教会躲避也不是长久之计。再说，咱们是中国人，不能叫教会这些外国和尚看笑话。你们准备一下，今晚上皇姑屯只有最后一趟通北平的火车了，不能再耽搁了。”阎宝航同张学良发生言语冲突之后，对张学良仍然抱着不抵抗命令的精神状态感?失望。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吴耀宗曾把他接到青年会去住了几天。吴耀宗认为，大势已去，家乡沦丧，不堪回首，便挽留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做事算了。此时，在上海海关任职的老朋友丁贵堂通过北平基督教青年会请阎宝航去上海海关工作。他的一些同事也都劝他说，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在安全之地仍有事情做，也算是祖宗有德了！有的问他，你们东北那个少掌柜（张学良）是否是“此间乐，不思蜀耳？”有的劝他，依靠东北这位张少帅实现复土还乡的愿望，恐怕是天方夜谭了！起初，阎宝航认为，在家乡沦丧的情况下，一个沦落之人，异地供职，本在情理之中。况且，主帅精神萎靡，一个小小的人物何谈成就复土还乡大业！可是，他又不同意对少帅“此间乐，不思蜀耳”的议论和评价。阎宝航认为，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失了东北，全国上下一片哗然，纷纷对他进行谴责，称他是不抵抗将军。“此间乐，不思蜀耳”确实引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汉卿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他怎么能忘记这一点呢？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张学良在接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东北军下级军官们所作的保证：我姓张的如果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3)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出于对张学良的了解，阎宝航相信他说的这些是他的真心话，并且逐渐领悟到，这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不是张学良，而是南京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他所以执行这个不抵抗主义，是因为“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猛”，光靠东北军抵抗，势单力薄，而难取胜，“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方为上策。这时，王化一、卢广绩劝说阎宝航接受张学良的建议，与他们共同谋划成立东北救亡团体事宜，阎便暂时打消去上海的念头，致力于成立东北救亡团体。张学良得知阎宝航同意留下，十分高兴，当面向阎宝航说明自己当时情绪不对，言语有失，特表示歉意。阎宝航也做了自我批评。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阎宝航被选为常委，宣传部组长。10月下旬，杜重远来到北平，他曾作为救国会宣传部副部长，和阎宝航一起从事救亡宣传工作。有一天，杜重远收到上海的邹韬奋的信，邀他去上海他的书店和《生活周刊》工作。杜重远有意接受邀请，便同阎宝航商量说，咱们两个人中有一个应该去上海。阎宝航不解其意，便问：“乾学兄是东北工商业名人，在上海也有许多朋友，为了谋生供职自不成问题。”杜重远笑道：“依你在外面的交往和威望，玉衡兄更有条件去上海。我所以想到上海，我是想，救国会应该有代表在南方，以便沟通关内各救亡团体的联系，利用那里的阵地开展东北救亡活动。”阎宝航知道，杜重远在东北时候就是《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他的肇新窑业公司有不少职工订阅《生活周刊》。杜重远以救国会联络员身份去上海开展救亡活动，是个好主意。他便向杜重远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曾一度想去上海供职，后来觉得不对头。张汉卿虽然执行不抵抗命令，但丢了东北也不是他的心愿，所以他暗中支持成立民众抗日团体，现在这里需要人，我不能走。乾学兄南下上海，一定会扩大我们救国会的影响，使东北救亡工作做得更有成效。杜重远说，少帅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我们这些人却不应有什么顾虑了，应该放开膀子干，一齐对不抵抗下手。反正我是下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干下去。1932年1月，阎宝航接到上海爱国团体来电，表示可在财政方面予以支持。救国会成立后，虽然得到张学良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但经费仍感不足。接到上海团体来电后，常委决定委派阎宝航、卢广绩去沪办理。此次阎宝航去上海，还会见了他的老朋友丁贵堂。丁起初以为阎来上海是应他之请来供职的。没有想到阎不但不留在上海，还向他募捐，请其为东北救亡事业出力。丁贵堂和阎是同乡好友，又是基督教友。他对阎的要求，大力协助，特捐出五千元。此后十年中，阎宝航多次来上海，丁贵堂也多次为东北救亡事业捐款。足见阎宝航与丁贵堂个人交往之深。不过，此行因阎、卢二人归去匆匆，丁贵堂捐款当时未能交于他们，不久电汇北平。因有王化一在日记中“阎玉衡、卢乃赓两同志自沪归，因正值上海事变，进行困难，仅朱子桥将军捐助一万元”之记载。2月11日，阎宝航回到北平时，高素桐已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亲人们劫后余生，不胜悲喜。阎宝航随即把全家安置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场胡同住下，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东北救亡的事业中。注释：{1} 荣臻，时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化装逃出沈阳。{2} 林久治郎于明治三十九年十月，经外交部门和领事馆考试合格，先后在吉林、天津、济南、青岛、北京、福州等地日本驻中国外交机关任职。1928年4月至1931年12月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1)1931年9月27日，阎宝航和流亡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400余名，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12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会（以下简称“救国会”）。劫后余生的东北同胞，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一致表示和衷共济，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一致选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祺、梅佛光、钱公莱、张希尧、杨大光、郑奠邦、孙一民、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1}、熊飞、顾翌常27人为委员。大会首先讨论救国会宗旨。与会的国民党人士提出救国会应以筹集捐款、救济东北难民为宗旨。至于抗日问题，应听候政府指示。阎宝航认为，救国会应以武装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否则，救国会没有成立的必要。双方唇枪舌剑，几至演成格斗。由于主张以武力收复东北为宗旨的人占有大多数，少数国民党人愤而离开会场。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救国会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障主权。大会决定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计划实施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组织设计委员会，聘请大学教授，熟谙外交及世界情形人才，设计外交方面事宜，以应付东北目前状态。训练学生，一部分成为学生军，一部分回到东北做政治、军事工作。这次成立大会，虽然选出了执行委员，但由于大部分尚未到达北平，故未立即成立组织机构，也未选出常委。9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玉衡、卢乃赓、王化一、金哲忱等四十余名委员发表宣言，指出：呜呼！吾东北三千万民众，数万里国土，今日已在日人铁蹄蹂躏之下矣！浃旬之间，破坏我城镇，屠戮我人民，焚毁我房屋，劫掠我财产，豺牙密厉，虺毒恣睢。以致闾里骚然，死伤狼藉，大好河山尽葬送于倭奴炮火之下。是真所谓危急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也！10月21日，救国会举行全委会议，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九人为常委。下设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阎宝航任宣传组组长，副组长杜重远。负责出关人员的政治培训和抗日宣传工作。事实上，阎宝航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但以全力做好抗日的宣传，在军事方面，支持东北义勇军作战；在总务方面，积极募捐等，做了大量工作。到1932年1月12日，救国会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会务改组问题”，到25日，救国会机构改组完成：将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执委四十一名，常委十五人，监委五人”。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改为三个部：即总务部、军事部和宣传部（后又改名叫政治部）。由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分任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和总务部长。对于阎宝航参与其事的救国会的性质，确实存在不同说法。就参加人员的阶级成分而言，资产阶级占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就党派而说，国民党如梅公任（又名梅佛光）、吴焕章、黄剑秋及“改组派”钱公莱等，青年党如王捷侠、霍维周等，都曾参加。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在党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则有宋黎、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轩（现名为张金辉）等。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等，则大多属于无党无派。可以看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占大多数，虽然不掌握救国会的领导权，却是救国会的中坚力量。“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学生，并不是中共党员或支持者，他们只在国难当头时不断在追寻一条救国的道路，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忧国热忱，反对政府或国民党的论调固然经常有之，但绝不等于他们就是共产党，或由共产党所影响、号召，乃至策动，才参加救国会的组织。”可见，阎宝航等组织成立的救国会，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之下，由东北爱国流亡人士等自发参加的民众抗日团体。正是在这个团体中，阎宝航和他的同事们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之情，从事东北救亡事业，为复土还乡进行着不懈的士努力和斗争。救国会成立时，阎宝航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起草救国会成立宣言：《告东北民众书》。宣言由秘书处长卢广绩交给胡石如起草，经阎宝航、高崇民润色修改后发表的。全篇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北，充满切腑之情。对美丽富饶的东北大好河山充满着眷恋之情，表达了“共效驰驱，一息尚存，誓死靡他”的决心。宣言谴责日人“竟于九月十八日深夜之间，出我不意乘我不备，肆意烧杀淫掳之暴行，以逞其封豕长蛇之夙阁。其事变之剧屠戮之痛，不惟在中国为空前之未有，即征诸世界，亦乏先例”，“此种不讲人道，违背公理，破坏和平之野蛮举动，实为人类所不齿，抑亦国际所难容”。宣言指出：“日人占据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后各省‘独立’，进尔‘保护’，以达其鲸吞之夙愿，切望国人勿堕其狡计，甘为傀儡，以自弃国人，而同招灭亡。夫东北者，乃我祖若宗辛苦经营，方有今日之繁荣。今则强邻凌轹，已非我有；清夜自思，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子孙。倘此时而犹泄泄沓沓，听其宰割，堕罕实而长寇仇，则全国覆亡之祸即在眉睫。望我同胞速起自救。”这字字句句，就像是阎宝航从心里迸发出来的一样，他在诉说，他在控诉，他在呐喊！当时的北平街头，到处可见东北流亡的学生和民众，一个个破衣烂衫，精神萎靡，疲惫不堪，焦躁、愤懑和彷徨不安，景象十分凄惨。阎宝航每看到这情景，便觉心痛。作为宣传部长，阎宝航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从事救亡宣传，同时用很大精力去帮助难民所安置难民。他开始在流亡北平的青年学生中，挑选骨干组织各种宣传队，自编自演一些反映流亡抗日的小话剧、舞蹈、歌曲到街头、学校、工厂和郊区农村演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歌曲节目，这些救亡歌曲和节目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东北流亡者和关内广大民众。阎宝航还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铁路开展宣传、演讲，号召民众开展救亡，支援东北抗战。在阎宝航的建议下，救国会把每月的18日和每年的9月18日，定为“亡省纪念日”。这一天，凡有东北人聚集的地方都要召开纪念会，发表专题演讲，控诉声讨日军侵略暴行。阎宝航支持和组织东北人联合外省人士到奉天会馆和哈尔飞大戏院举行“亡省纪念会”。许多报刊对救国会各机关、大专院校举行的“亡省纪念会”事先都发消息，昭示民众。事后进行专题报道。救国会还规定，每到这一天，救国会各常委、执委必须到各处参加纪念会。为扩大宣传，阎宝航制定了“内地讲演计划”，计划中对组织、材料、手续、经费等都做了详细规定。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由阎宝航选派各地的讲演计18队，80余人。这些讲演队大多由阎宝航邀集杜重远、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徐靖远{2}等救国会主要负责人带队，分赴天津、南京、上海、福建、广州、浙江、江苏等地宣传抗日。阎宝航自己则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多次到南京、上海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和记者招待会，揭露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野蛮罪行与亡我之心；痛陈东北人民的悲惨境遇；盛赞东北义勇军和民众抵抗外倭侵略的斗争。据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4日报道，阎宝航在应上海市商会和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之请，到该市商会议事厅讲演时，不但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还批评当地政府事前不加防范，事后又抱不抵抗主义以致失地千里，不堪收拾。他坚决主张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日方赔偿我损失，树立我国东北之根本安全。他呼吁各界人民一致对外，与日本从经济上彻底绝交，以及厉行军事训练等等，在场两千多听众深受感动。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2)在北平，阎宝航和救国会执委把深入各大专院校进抗日救国宣传作为重点。除了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外，阎宝航经常光顾的学校是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和东北中学。他的演讲报告会令人鼓舞，很受学生欢迎。在东北时，这些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是阎宝航的崇拜者，亲切地称他是阎会长。情绪激愤的青年学生们，在阎宝航的宣传鼓动之下，有的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有的投笔从戎，奔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队伍。11月间，阎宝航协助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组织学生军，以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为场所，对东北青年进行训练，准备派往东北进行抗日活动。学生军共有二三百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的是粗饭，睡的是地板。每天清晨出操跑步，白天进行军事训练，上国文课，学习射击、投弹、肉搏等军事技术。阎宝航和许多社会名流经常到这里作报告，以宣传抗日救亡，复土还乡相号召。一向性格沉稳的阎宝航讲到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听者为之动容。阎宝航在讲演中，还经常和学生们同声高唱“满江红”歌曲，借以抒发为国雪耻的壮志情怀。此后，东北中学、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相继组织起学生军，阎宝航经常到这些学校的学生军中演讲。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蔡铤锴率部抵抗，淞沪抗战爆发。冯庸大学成立抗日学生义勇军，由冯庸校长亲自率领到上海参加抗日，驻防在长江沿岸大场，挖战壕阻击日军登陆。当时阎宝航和救国会总务处长卢广绩正在上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阎得到冯庸大学学生军开到上海的消息，曾亲到防地看望。冯庸，奉系军阀冯麟阁之子，与张学良同期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三四年后升为少将航空司令、装甲车司令。在装甲车司令任内，受三四方面军团司令张学良指挥。因作战失利，只身逃出，第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要枪毙他，张学良念及小兄弟之情，以撤职了事。冯庸丢官后，正在沈阳创办贫儿学校的阎宝航动员他去办教育。冯庸听从劝告，利用家产创办了冯庸大学。冯庸因此声望颇高，冯庸遂与阎宝航成为好朋友。阎宝航在救国会期间，曾与冯庸和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商议，先在习艺所成立东北学院，学院分设大学部、中学部，把逃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收容起来，发给最低生活费用，一面学习，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冯庸大学在北平复校，东北学院遂改称东北中学。在这期间，阎宝航不仅常去东北中学去作报告，还应冯庸之约，光顾冯庸大学作抗日演讲。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占领东北三省的过程中，极力网罗汉奸，拼凑地方伪政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东北局势的阎宝航，在脱离虎口，刚刚到达北平时，就得到知日本关东军于24日策划成立了以袁金凯为头子的“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救国会成立后，阎宝航立即组织宣传部起草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张学良及各院长、各部长、各省主席、各市长等通电，痛斥日军一手扶植的伪政权的成立。阎宝航在电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是日军“欲假此御用机关，以施其掩饰侵略之阴谋”。表示对该会一切与日方所订任何条件，决不承认。同时，阎宝航还以救国会名义，致函袁金凯等人，不要甘当傀儡，认贼作父。日军占领吉林后，扶植原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成立吉林省长官公署。阎宝航以救国会名义致函卖国投敌的熙洽，警告他立即悬崖勒马，拒绝日方伪命，取消伪省署。10月20日，阎宝航就赵欣伯充任伪沈阳市长事，通电国民政府，疾呼对此等奸贼，“如不悬首高竿，何足以伸国法，而肃纲纪”，敦促“政府即日明令通缉，就地枪决，以除后患，而戒其余”。26日，阎宝航又以救国会名义致电东北各伪机关，严重指出，“东省不幸，惨遭倭祸，日军所至，田庐为墟，稍具血气，莫不悲愤，乃竟有不知国耻之徒，乘此变乱，组织各种机关，阳假维持治安之名，阴行谋夺政权之实，早为一般人所不齿，本会曾发有最严重警告，促其觉悟。近日据报载，倭奴复作进一步之工作，公然利用汉奸，组织东北伪政府，作宰割国人之工具”，“兹特郑重申告，此种机关，本会誓不承认，并宣告国际，揭破日本阴谋，各县政府或所属局处，倘对于此种倭奴制造之伪政府，加以拥戴，或将收入解国库省库之各款解往伪政府者，本会即认为汉奸卖国，决采有效办法，予以最严厉之惩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汉奸和日伪政权的愤恨之情。阎宝航在就任救国会宣传部长期间所进行的救亡宣传活动，和民心、顺民意，特别受东北流亡民众、爱国军人的欢迎。但常常受到国民政府的监视与管制，联想到九一八事变时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阎宝航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开始从不理解到不满。1932年8月下旬，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阎宝航提出的建议，决定每年的9月18日为亡省周年日，届时东北流亡民众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应就地召开群众纪念会。据《京报》报道，救国会为联合平津各抗日群众团体举行纪念会，遂于9日致函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救国会在致函中指出，“九一八将届，东北各地均应举行纪念会，藉抒哀思，而资振奋。况倭奴已定于是日胁我同胞举行庆祝伪国仪式，以期蒙蔽视听，则我尤当有一番大规模举动，以表示三千万人民之真正意志。望于是日召集全体官兵及附近各地民众开会，举行纪念，庶一奋起，共摧凶横。”随后，9月15日，《京报》公布了由阎宝航亲自制定的救国会的决定，即联合北平各抗日群众团体为纪念九一八周年所组织筹备会。其具体内容是：一、北平所有群众团体，团结在本会旗帜之下，成立宣传队，每队至少五人，各大学校应立即行动起来，热烈参加九一八纪念活动。二、举行市民大会，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组织和扩大义勇军抗日武装，保护平津华北；检查没收日货，分给失业工人、灾民、难民、贫民及抗日家属；援助东北义勇军，扩大民族解放战争，夺回东北失地；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屠杀中国民众；反对政府压迫反日反帝运动；反对不抵抗主义，民众自动对日宣战；驱逐日本在华海陆空军出境；争取检查日货，组织义勇军，反日罢工，示威游行的绝对自由；争取无条件对俄复交和征募义勇军。并定于九一八周年日，上午8时，在西城皮裤胡同东北学院举行。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3)消息传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于第二天急电北平市政府，设法抵制救国会的这次纪念行动。具体规定：一、是日（9月18日）下半旗志哀。二、是日，星期日应为例假日，各机关仍照常办公，各学校照常上课，各工厂照常工作。迫于南京方面的压力，张学良也派人通知阎宝航，9月18日的纪念活动，不能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对此，阎宝航愤慨莫名。18日那天，在阎宝航主持下，救国会与北平各抗日群众团体一致表示极大愤怒情绪，周年纪念会通过了由阎宝航草拟的通电。通电严厉指出，“溯自九一八事变起于今一载，全国志士奔走呼号，以警冥顽；东北义勇军拼死斗争，而图挽救。顾以人心巧伪，柔靡成团；依赖国联，空谈抗日。”“凡我同胞应速奋发兴起，怀薪胆之苦心，作武装之后盾，同仇戮力，复我失土。”一个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就这样被破坏了。阎宝航则建议各校应分别举行活动。也不枉大家还记得九一八，东北尚在倭寇之手！于是各校齐而响应：北师大、北大、平民学院、法学院、俄文学院、翊立女中、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等学校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表示对政府顽固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勿忘“国耻”，打败日本侵略者，复土还乡斗争到底。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阎宝航工作十分繁忙。当时，王卓然在张学良支持下，曾成立“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聘请阎宝航等为委员。阎宝航要经常参加会议，研究探讨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在他的主持下，救国会宣传部还积极创办抗日救亡报刊。救国会“办事细则”中规定，宣传部第三科负责掌管“救国旬刊”，规定“所有到文、稿件、旬刊论文，及剪报等，均须按日送交部长核阅”，可见阎宝航对所办报刊是相当负责的。细则还规定“救国旬刊”首页评论，代表本会意见，应于本部每次部务会议，讨论决定题材。阎宝航对旬刊重点文章、评论不但亲自审阅，而且常常亲自动笔。1932年2月，政治部创办了由李全林任主编的《救国旬刊》，其办刊宗旨“志在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叙述抗日战绩，报告抗日消息，采集抗日策略，团结抗日分子”，就是阎宝航亲自确定的。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高崇民、王化一等常委均为《救国旬刊》撰写文章。这年9月，政治部还创办了《东北通讯》、《覆巢月刊》。所谓“覆巢”，即覆巢之下无完卵之意，以警世人。该刊题名就是王卓然与阎宝航共同商议确定的。1932年春，南京政府与日本当局签订了《淞沪协定》，不抵抗主义者到处散发“抗日亡国论”。张学良将军指示救国会将《覆巢》由三日刊改日报。这年12月，在阎宝航支持下，《覆巢月刊》正式改为《东方快报》并正式发行。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即以抗日救亡、收复失地为宗旨，大量登载抗日文章、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很受民众欢迎，日发行量达12，000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的。《东方快报》在坚持正常出版外，还出版发行许多进步书刊。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东方快报》出版发行了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的采访记《红星照耀中国》，这是该书在我国发行最早的中译本。该报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后才被迫停刊。注释：{1} 霍维周：原系东北大学教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后被国民党特务张涤非暗杀。{2} 徐靖远：青年抗日将领，1938年8月与黄宇宙设计击毙日本天皇代表长谷川少将以下日将、校、尉官十六名，处决了大汉奸伪第一皇协军军长李福和，摧毁了“东方佛朗哥政府”。1942年8月4日，徐靖远被蒋特务杀害于郑州东南的凉水口黄河渡。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1)早在1931年5月，汪精卫、李宗仁等反蒋派军阀，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后，汪、李利用全国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机会，逐蒋下台。后宁粤双方达成协议，确定于10月28日至11月初，在上海举行所谓“和平统一会议”，上海、广东各界倡议东北民众应派代表参加会议，以督促国民党停止党派之争。10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已开始准备向黑龙江省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马占山{1} 将军率黑龙江省军队在嫩江桥一带布防，一个大规模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战斗——“江桥抗战”打响了，全国为之一震。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青年学生群情激昂，发起各种抗日援马活动。阎宝航奔走于各学校和救国会之间，宣传救亡，支援马占山抗日。10月28日，他应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之请，为全校学生作了政治报告，随后冯庸代表全校学生表达他们的心愿。冯庸说，咱们东北人要实现复土还乡的愿望，须靠东北军、靠南京的力量。现在少帅一味执行不抵抗，东北军不动，南京不出兵，就难以成事。但不抵抗的根子不在张学良，而在南京蒋介石那里。冯庸大学一致呼吁，东北流亡学生应速南下请愿，表达我们东北人的心愿，敦促政府出兵。阎宝航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救国会应予支持。当日，在阎宝航的建议下，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决定接受冯庸校长的建议，利用宁粤双方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之机，组织“东北逃难来到北平的各大学学生及旅平东北民众各团体，以日军侵我日亟，非全国团结，无以救危亡，沪上和会有早日举行之必要，特联合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京沪吁请和平，促全国和平统一，早日实现”。推举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请愿团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阎宝航、卢广绩、苏上达、李梦醒、高崇民、王宪文、苗可秀、林伟忱、杨治平等九人为指挥。“队员六百二十人，分十二个队，每队设队长一人，队下设组各设组长一人，以严守纪律，互相约束。”请愿的目的为：一.响应和平会议，促成统一政府；二.团结全国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三.督请南京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11月5日，请愿团组成，即发表《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宣言》，宣言指责国民政府在此国家存亡关头“不闻有对外办法”，敦促国民党各派“捐弃成见，同赴国难。”救国会在决定组织请愿团的同时委派阎宝航先行赴上海为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做必要准备。在请愿团从北平出发的前一天，阎宝航先行出发至上海，了解和平会议情况，打通关系，以便及时向宁沪双方代表请愿。阎宝航到达上海后，同他的好友，时任海关总署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等上海各界人士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顺利地做好迎接请愿团抵达上海的准备。11月5日下午3时，参加请愿团的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及东北各校学生代表，左臂佩臂章，上书“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字样，手持“还我山河！”“驱逐日寇，雪我国耻！”“严惩汉奸卖国贼”等标语横幅，齐集北平火车站。北平火车站奉命阻止南下请愿队伍乘车，请愿队伍一面向北平路局交涉，一面向乘客宣传南下的目的，并把《宣言》分发给乘客。广大乘客十分同情和支持东北民众南下请愿的行动，纷纷自动下车，请愿队伍得以乘车南下。当列车途经天津时，“张学铭市长、社会局长到车站欢送，并派人送来大批食品。沿途各大站均有群众赠送点心，并致意表示同情”。11月7日晨，请愿队伍抵达浦口，然后经在南京的东北群众协助，即时转搭沪宁列车去上海。当天深夜，抵上海南站时，阎宝航已联络上海海关总署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上海商会王晓箱、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火培等上海各界人士数千人前来迎接。在他们协助下，请愿团600余人分别宿于中华职业学校、西成小学、小海中学和务本女中等处。请愿团抵沪后又拟定并发布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抵沪宣言》。但请愿团得知，上海“和平会议”已经于5日闭幕，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请愿团员表示十分气愤。早已得到和平会议散会消息的阎宝航，建议立即发布他起草的《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抵沪宣言》，遂征得王化一、卢广绩、冯庸等救国会常委同意，立即在上海各处散发。《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力促党国诸公之猛醒，一致对外”，“准备对日决战”！当时，参加和平会议的各地代表大部已离开上海。阎宝航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得知汪精卫、胡汉民仍在上海。请愿团指挥部当即决定请愿团兵分两路，一路推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为代表，会见胡汉民、汪精卫，痛陈民众抗日救亡之心声，要求政府对日作战；一路由王化一率领其他成员冒着倾盆大雨在市区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抗日口号，吸引了众多上海市民自动加入到游行队伍当中。?没有会见汪、胡之前，阎宝航确实还心存一线希望，以为能在他们这些头面人物嘴里，听到一些有用的话，期望他们说出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相对立的话来。可是，会见后，阎宝航大感失望，这些国民党大员原来同蒋介石一样根本没有把东北的沦丧放在心上。由于阎宝航事先通过关系，汪、胡二人才不得不出来接见请愿团代表。汪精卫接见时，西装革履，神情傲慢。阎宝航代表请愿团说明来意后，汪精卫则开始大谈其对国事的意见，他“滔滔不绝，但不得要领”。他闭口不谈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等到胡汉民出来时，“则戒备森严，代表每人身后站着一个便衣”，以示威胁。胡开始对张学良大肆非议，他不无讥讽地说：“你们张副司令有那么多军队，为什么不抵抗日本侵略？却跑到上海来请什么愿？”卢广绩气愤地驳斥道：“张将军执行的是中央不准抵抗日军的命令，中央有责任，所以我们向中央要求收复失地。”胡汉民说东北之一隅，比起中华国土，不过是不毛之地。再说，“国之强弱不在疆土之大小”，日本土地很小，国家不是很强吗？至此，阎宝航站起来，与之争辩，他说，难道国土大，东北就可以不要了？丢了土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坐在他旁边的高崇民一声不吭，这时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带着轻蔑不满的神情站起来，并转身对请愿团其他代表说：“咱们不必说了，走吧！”胡汉民见到这个场面，也觉难堪，便赔笑脸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我给你们五千元以表心意吧！”说完便令人开出五千元支票。阎宝航和大家一商量，此次南下请愿，经费紧张，既然他肯拿出线来，暂且收下，以补经费之缺。随后大家愤愤退出。此时，由王化一、冯庸率领的游行请愿队伍，冒倾盆大雨，在上海沿街游行。请愿团队员个个精神振奋，意气激昂，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引起上海人民的莫大同情。当夜，请愿团回到驻地，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行动办法，大家决定赴南京请愿。11月10日，阎宝航与指挥部成员率请愿团到达南京时，“已晚八点，大雨如注，转乘小火车进城，全体住金陵大学体育馆及礼堂，既冷且饿，队员们精神极振奋”。海关总署的丁贵堂以及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当夜驱车来金陵大学，请阎宝航及请愿团指挥部成员到他们那里住宿，阎宝航和大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坚持和请愿团队员们住在一起。第二天早晨，请愿团全体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蒋介石请愿。吴铁城、张继两人代表蒋介石向请愿团讲话，劝他们早日北返，不要受别人“煽动”，并说中央一定有办法等语。已知请愿团要来中央党部，蒋介石早已躲到中央军校去了。请愿团闻讯，怀着激昂愤怒的情绪，转赴中央军校。时大雨滂沱，一阵紧似一阵，队伍冒雨行进。阎宝航和请愿团指挥部成员走在队伍前列，率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大家似乎忘记了寒冷、饥饿和雨水的浇淋。大家互相鼓励，一定要找到蒋介石。经三小时行军队伍到达中央军校。阎宝航脱下湿衣裳拧了拧又穿在身上，便和王化一、冯庸一起与校方联络。他们明确告诉，请愿团要求蒋介石尽快出来接见。这时，又有天津学生请愿团赶到参加。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2)下午3时30分，蒋介石才不得不在中央军校礼堂会见了请愿团。请愿团代表向蒋送交了请愿书。蒋介石身着便服，手拿拐杖，接过请愿书，略加浏览后，脱口说道：“政府对外作战已具决心，一切计划，不宜宣布”，“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这时，站在阎宝航身边的高崇民，与讲台近在咫尺，他听到蒋介石如此说话，忍无可忍地慷慨陈词：“东北易帜是为了拥护中央，促成统一；东北军帮助中央军制止了军阀内乱，我东北对全国统一有很大贡献。东北三千万民众，在党国训政时期，日日听训，自以为无负于党国，无负于党国领袖诸公。但自辽吉失陷后，政府除将此事提交国联而外，并无其他具体办法，而领袖诸公虽集议于上海，亦并未谈及此事。因此我们东北民众非常疑惧，遂赴上海。现在上海和会已烟消云散，不知是何情形，不得已特来到首都向蒋主席请示一下，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我东北民众未逃出者被日屠杀，已逃出者将沦为乞丐，党国领袖诸公对此水深火热之状，曾否发过恻隐之心？政府如还要东三省，16号国联决议让日本撤兵仍无效，宜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东北失地，请主席立予答复，以释群疑。”蒋介石无言以对，半晌才说：“汝等由虎口中逃生，身受切肤之痛，来到首都责难政府，出言愤激，自属情理之常。唯政府自事变以来，时时注意这件事，并非未发过恻隐之心，你们所责难的话未免过火。”高崇民立即反驳说：“我们没有去广东请愿而来南京，正说明我们对中央的信任！”蒋介石被说得面红耳赤，不知说什么好，转身看到打着标牌的天津学生队伍，竟迁怒于天津学生说道：“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这一下又引起天津学生的极大反感，只听一个学生代表大声说道：“东北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所以来京向你请愿。”全场立时掌声响起，高呼“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等口号。蒋介石强辞夺理地说：“中央没对不起东北人民的地方……”。这时请愿团发出一片唏嘘之声。高崇民义正辞严地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介石闭口不说话，实际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会场立时掌声雷动，高呼：“拥护政府领导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主义！”蒋介石气急之下，竟转身退入后台。十几分钟后，才重新走出来，言语稍有缓和，但仍重弹老调，什么“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静候中央的处理”，并且重复“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赖国联正义制裁”。讲完后即悻悻而去。台下群情激愤，呼喊叫骂声不绝于耳。至此，阎宝航和请愿团的每个人方才认清蒋介石政府已打定主意把东北拱手让给帝国主义的卖国本质。东北同胞们满怀希望到南京请愿，却实实在在的白跑一趟，这口气真是难以下咽。请愿团全体人员经连日奔波，饥寒交迫，疲惫万分。当日返回金陵大学，提早休息，准备次日北返。夜10时许，突然有大批宪兵和便衣闯了进来。叫起全体请愿队员作逐一检查，他们声称请愿团有共产党参加在内，散发反动传单等事情。但他们搜查一阵，确一无所得。被激怒的全体请愿团员纷纷说：“抗日有罪，请愿有罪，爱国算是反动？什么不算有罪，什么不算反动？”有的竟气愤得痛哭失声。11月23日晚8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代表，阎宝航、王化一等十二人齐赴顺承王府，谒见张学良将军请愿，由张亲自接见，接受请愿书，即对代表们表示：“本人谨以个人及政府官吏资格，接受盛意。决以其所能，为国尽力，以副同胞之希望。”这次请愿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但却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报刊对这次请愿作了如实的报道。北平《实报》发表了题为《难能可贵的救国请愿》，高度赞扬了南下请原的爱国之举。南京请愿，教育了阎宝航和东北爱国民众，他们既打消了对寄希望政府的出兵收复东北的幻想，也打消了人们依靠国联逼迫日本退兵的幻想。阎宝航说，咱们东北人的梦，还得咱们东北人自己圆！“自己干去”，表达了阎宝航等东北爱国人士的决心。请愿团指挥部当夜决定，立即北返。第二天，请愿团离开南京时，中央军校二三百名东北籍学生和南京爱国人士与民众有组织地到车站送行。阎宝航和请愿团登船渡江时，回望送行的人们，勾起了他亡省亡家之痛，不禁流下了热泪。阎宝航后来在谈到这段经历时写道：南京请愿，白跑一趟。国民党政府决定不要东北，我们自己去干吧——这是请愿团六百余人的共同认识，同时也是流亡关内东北民众一致的决心。如果说，在请愿前阎宝航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抗政策抱怀疑的话，那么，他对国民党政府实际上还抱有幻想。南京请愿后，阎宝航深切地体会到，国民政府不但对救国会持不信任不支持的态度，而且在对待东北问题上，完全是听之任之的不负责的态度，这深深刺痛了他。作为救国会的宣传部长，阎宝航对国民党的幻想逐渐被打消。因此，他在以后的关键中，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积极组织、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的方面来了。请愿团由南京回平后，东北的形势已有了新的变化。马占山江桥抗战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而结束。随后日军调过头向辽宁的锦州发动进攻。1931年末到1932年初，在辽西地区，日军所到之处，皆受到民众自发的东北抗日义勇军{2} 的英勇抵抗，特别是辽西义勇军全歼古贺联队的战斗，大长了东北民众的威风，也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更加有效地开展活动，积极组织、领导和动员东北民众支援抗日义勇军。在这一时期，阎宝航在致力于东北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的同时，也直接积极投入到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中。从南京归来后，张学良将军分别召见了救国会执委常委。东北四省沦亡，身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副司令、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掌握着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政大权的张学良，由于他对形势估计错误和执行不抵抗命令，造成严重后果，使他陷入了痛苦之中。对于逐渐兴起的东北抗日形势，张学良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开始着力组织与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复土斗争。但他还不能公开的支持抗日复土斗争，为避免内政外交的麻烦，他对支援东北人民抗日复土斗争事宜，多交救国会“转办”或“机密”进行，暗中助力。他召见阎宝航等救国会执委常委，其主要目的就是成立救国会核心组。东北民众救国会组成人员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国民党改组派，有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也有共产党和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张学良向救国会阎宝航、高崇民等表示，他是一个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他绝对为国效力，不负东北同胞的期望。但由于东北军力量有限，在对日的政策方针方面，还不得不依靠中央。所以，要公开号召抗日，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必须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鉴于救国会领导层中成分复杂，张学良建议成立核心组，以推动东北救亡运动。于是，他指定他的亲信幕僚计十人组成核心组，他们是：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核心组负责讨论救国会的原则大事，并按张学良将军的指令开展工作。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3)救国会成立时，不但确立了“抵抗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的宗旨，而且毫不含糊地确定了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最初的军事工作，重点是联络各地的民众队伍，并派人出关，分赴辽宁各地，编练民团，以防匪为名，避免日人注意。后来，由于东北军爱国将领率部掀起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救国会把军事工作扩大到发动民团和民众武装，组织义勇军队伍，支持义勇军抗战上来了。阎宝航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以满腔热忱协助军事部长王化一做好军事工作。南京请愿之后，阎宝航的思想更加明确，那就是以组织和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心开展宣传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32年1月召开的救国会执委会上，阎宝航拟定了救国会《办事细则》。《细则》分别规定了救国会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具体工作任务。各部的办事细则，是由各部负责人分别起草并最后汇总通过的。阎宝航在政治部办事细则中，细致地规定了政治部的工作任务。1931年11月初，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黑龙江省军队，在嫩江桥一带抗击日军，一时声震遐迩。此后，驻守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北军将领苏炳文、李杜、丁超、冯占海、王德林等，也冲开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举兵抗日。他们纷纷取消原东北军的番号，改称“救国军”“自卫军”等，吸收警察、民团、大刀会、红枪会和绿林豪杰参加，重新组建新的抗日武装。对于这些队伍，由于关山险阻，救国会无法实施领导、指挥，只能对其中一小部分队伍进行委任，大部则派员联络，向他们宣传抗日，慰问勉励。但对辽宁和热河及辽北蒙边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则采取积极组织、委任和领导。救国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救国会北平成立大会之后，阎宝航、王化一就曾选派张新生到辽宁新民县沙岭子岗联络绿林队伍。当时活动在辽西一带的绿林首领高鹏振（报号“老梯子”），在张新生帮助下，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公推高鹏振为司令，下设四个团，队伍达三千余人，在黑山、新民、法库、康平、彰武等地进行武装抗日活动。10月末，救国军遭到东北军骑兵第3旅的突然袭击。在张新生建议下，高鹏振派人去锦州拜会设在这里的辽宁省政府，要求其通令所属辽西各机关援助与支持救国军。荣臻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救国军起兵抗日表示敬佩，发给慰劳金三千元，并通令所属部队对义勇军不得摧残。与此同时，张新生于11月6日到北平邀请军事人员。阎宝航会同王化一、卢广绩听取了张新生的汇报，对救国军的兴起兴奋异常，对张新生的工作大加赞许，立即委任他为救国会军事部工作人员，负责辽西各抗日军的联系和指导工作。随后选派进步青年史纯青、徐大同等五六人随张新生一同潜赴沈阳，会同沈阳的王正义等二十余人到救国军中对其进行整编训练，该部发展到九个团，三个独立营。这是在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组建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队伍。在救国会定于10月20日召开全体执委会之前，阎宝航和王化一、高崇民等酝酿常委和执委名单时，他就力主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公安局督察长熊飞参加救国会，并做执行委员。在救国会召开全委会时，已得到消息说，黄显声处长和熊飞督察长在锦州组织三个骑兵部队，以维持地方治安。阎宝航便通知二人前来北平参加全委会，并有意选二人为常委。为此，救国会内的国民党人士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救国会属于民众团体，不宜邀军人参加，更不宜作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等人认为，关于邀请部分东北军将领参加到这个抗日民众团体的问题，张学良将军已经默许，所以，这一条决不能改变。但考虑到黄显声是锦州前方的主帅，不宜来北平救国会参加会议。大家便决定选熊飞作九人常委之一，任军事部副部长，黄作执委。果然不久，选举军人参加救国会的优越性便显示出来了。日军占领沈阳后，急欲占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在辽宁地区，除占领南满和安奉{3} 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外，其他地区尚无力占领，遂培植汉奸队伍，以日军派出顾问率领进驻辽南和辽西地区。10月下旬，日军派汉奸凌印清在沈阳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拥兵“三厅九处十七旅，另具独立步兵三个团”。日伪报纸大肆宣扬，以壮声势。密切注视东北局势和日伪动向的阎宝航，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便和王化一商量，决定派人去锦州，建议黄处长设法剿灭凌印清。并以此为契机，发动民众，创建抗日义勇军。黄显声是一位血气方刚的爱国少壮派军官，同阎宝航、王化一又素有交情，黄接受他们的建议，立即派熊飞利用旧关系，化装去营口策反。绿林头目张海天、项青山遂设计除奸。在公安总队配合下，张、项率部一举活捉凌印清及他的参谋长、日本顾问仓冈繁等十二人，并秘密执行枪决。熊飞立即将所获战利品如日本参谋本部的委任书、汉奸司令部的大印、汉奸队伍编制表等证据带来北平，向救国会和张学良将军报告。张学良甚为高兴，奖赏出力人员现洋5万元。为此，阎宝航、王化一曾趁机向张学良建议将张海天、项青山等队伍编为正规军，张学良摇头说：“把他们编成地方武装或义勇军吧！”这样，救国会遂委托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驻盘山；张海天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驻台安。接着，救国常委、军事部副部长熊飞、执委黄显声抓住这一时机，收编加委任，一些绿林首领、中下级军政人员、帮会首领、爱国士绅纷纷而起，组织义勇军。至12月中旬，接受救国会委任者达22路。到1932年3月，接受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已达54路（后发展到56路）、27支队、6路骑兵，还有特种编制的义勇军十数支，计人数约10余万人。迅猛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给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以极大鼓舞。后来，抗日义勇军的足迹发展到全东北，30余万人。斗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人民反抗外倭斗争极为壮观的一幕。然而，救国会委任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1、2、3路军，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开始。11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在占领齐齐哈尔之后，便掉转头来分三路向锦州进攻。当时，辽西重镇新民已沦陷，东北军正规作战部队防线远在大凌河沿岸。日军先头部队遭到新民、白旗堡、营口等地义勇军的顽强阻击。义勇军破坏日军必经之路的饶阳桥，并已占领皇姑屯火车站。西侵日军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在日军进入辽西后，将会因兵力所限而陷于苦战，遂下撤退命令。日军第一次西侵宣告失败。显示了义勇军的力量，也极大地鼓舞了阎宝航以及救国会同仁。12月18日，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三周月时，赴北平参加了救国会全委会《规复计划》的讨论。他详细介绍了辽西、辽南等地义勇军不断出击的情况，慷慨激昂地表示：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反攻东北。受其鼓舞，阎宝航建议以救国会常委名义，说服张学良有所行动。同时建议黄显声回锦州做好布置，并及时向张学良将军提出具体建议。黄显声回锦州后，一面指挥锦凌一带的留守部队积极备战，一面部署义勇军做好迎击日军准备。同时给张学良发出一封电报，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不转取攻势。为避免“国联”责难，可俟日军越过大虎山，即迎头痛击。他报告说，警务处所属公安大队已潜伏在皇姑屯等处，沈阳现甚空虚，相信收复沈阳确有把握。黄显声的这一大胆建议，传到救国会里，阎宝航欢欣鼓舞，曾约王化一等一起去面见张学良，鼓励其早下决心。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4)在这期间，国民政府曾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与日军约定，以大凌河为“中立区”之东界，日军在国联调查团{4} 来东北调查解决问题之前不得越界。中国方面，除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外，正规部队亦退出“中立区”。义勇军的兴起和日军第一次西侵失败，也鼓舞了张学良，他曾企图利用“中立区”赢得时间，将在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开往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在锦州的黄显声召集各界爱国人士大会，曾邀请阎宝航、王化一参加大会，以壮声势。时因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王芸生请阎宝航去天津接受他们读者捐赠给救国会的一笔款项，阎未能去锦州参加大会。事后，阎宝航听说黄显声在大会上向民众表示“与敌决战，保卫锦州，反攻沈阳”的决心；他的副官秘书、刘澜波{5} 也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号召各界民众动员起来，挽救民族危亡，为复土还乡而斗争，令人十分感动。但张学良此次反攻动议，终因南京的掣肘而未实现。12月29日，东北军驻辽西、锦州各部突然接到张学良下达的撤退的命令。此时，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目标的第二次西侵开始，其先头部队已冲进大凌河畔，威胁锦州。阎宝航闻讯，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他痛切陈词，谴责国民党置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卖国行为，敦请政府出兵抗日，他写道：“迩来倭寇进逼愈烈，锦州危在旦夕，或战或和，政府应早定大计，战则即下全国动员令，我东北民众，甘愿为前锋，唯政府应即拨发饷糈与械弹，以实力相资助，和则亦应以东北之真正民意为依归，公开交涉。否则，政府徒唱空言，使以一隅之兵，而敌敌人以全国之师，存意牺牲东北健儿。以固二三人包办政府之地位，言之深为痛心。现丧心病狂者，只为争夺禄位，据政府而分赃，置重大外交，国家存亡于不顾，既不宣战，又不言和，既不言和，又不宣战。因惧人民攻击，不惜牺牲他人之生命，为固私人地位，收买舆论，以作护符。更或不顾一切，秘密进行出卖东三省预定诡计。似此情形，以秉国政，是政府自绝于东北民众，非东北民众绝于政府也。”把国民党政府置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于不顾，而顽固推行“剿共”、卖国、牺牲异已的反动政策，揭露得淋漓尽致。对此，南京政府不置一辞。注释：{1} 马占山（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1911年在吴俊升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30年调任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步兵第三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指挥江桥抗战。1932年一度降日，任伪满黑龙江省省长、伪满军政部总长。4月，率部在黑河通电反正，再度抗日，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任总司令。后流亡欧洲。1933年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后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等职。1949年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2} 九一八事变后，最早奋起从事抗日斗争的是东北各阶层人民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组织起来并得到支持和帮助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抗日武装的统称）。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共同对日作战，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3} 安奉铁路，中东铁路支线安东（丹东）至奉天（沈阳）段。{4} 国联调查团：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遣以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由英人李顿为团长的代表团。1932年2月来华调查，10月发表“报告书”，主张设立所谓“满洲自治”政府，东北脱离中国管辖，实为纵容侵略，以牺牲中国利益，寻求妥协，并乘机瓜分中国的阴谋。{5} 刘澜波：（1904—1982）辽宁凤城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任黄显声的秘书。解放后曾任电力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十四 一切为了抗日义勇军(1)1931年12月初，黄显声指挥辽西、辽南义勇军击败日军第一次西侵之后，曾致北平张副司令行营并救国会，建议救国会“速派要员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尽力鼓吹警甲民团，联络起来。一致扰乱，到处袭击”，使“日人疲于奔命，前后受敌，国家危亡或能因之稍救于万一。”救国会接此电后，先后派出车向忱、宋黎、黄宇宙等大批人员，到辽吉黑各地组织义勇军。1932年1月25日，救国会实行改组时，常委通过了《救国会组织暨工作大纲》及《义勇军工作方针》，同时，在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增设“关外工作指导委员会”，由阎宝航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关外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对义勇军的工作。其中包括：派员出关、训练政治工作人员、战地宣传队组织与工作、调查敌伪情况和特务人员之训练等。救国会最初派往东北的人员，主要任务是联络东北军政旧部，组建和慰问义勇军。这些人员大多是由政治部、军事部联合派遣。最早派员到东边道{1} 各县主要是联络军警、民团，以便组建辽东地区抗日义勇军。当时，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第1团团长姜全我投降日军，该团副团长唐聚五正在暗中酝酿举兵抗日。10月初，阎宝航、王化一选派黄宇宙持救国会委任状赴辽东。出发前，阎宝航、王化一要求张学良接见派员。张学良接见黄宇宙时，亲书“手谕”。黄宇宙奉命出关后，几经周折，来到桓仁县唐聚五处，亲手将救国会委任状及张学良“手谕”交给他。唐聚五很受鼓舞，表示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黄宇宙回平复命时，阎宝航、王化一命其第二次赴东边道，同时派出二十余名军政人员到东边道各县做发动工作。1932年4月，唐聚五桓仁兴师，并任自卫军总司令，东边各县起而响应，组成19路军，计10万余人，一时声威大震。{2}1932年初，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派遣车向忱、宋黎赴东北，宋黎回忆道：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找车向忱和我谈话，他说，张学良支持救国会组织支持义勇军抗日，希望我和车向忱一起去完成送委任状、宣传支持义勇军抗日的任务。这样，车向忱于1932年1月14日扮作卖药先生（化名杨秀东），我和李述全扮着他的学徒，携救国会的信及张学良用黄绫子亲笔写给马占山、邢占清、李杜、苏炳文、唐聚五的委任状，乘日本的“天潮丸”轮船，从天津抵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车先后到庄河、丹东、宽甸、桓仁、通化、辽源、西丰、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洮南等地，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所到之处，军民振奋，纷纷组织队伍，起而抗战。1933年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日军的强攻下，先后失败。阎宝航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仍然在辽东地区坚持战斗的消息，便产生了与南满游击队伍取得联络，并援助一批武器弹药的想法。他认为，凡是抗日的队伍，救国会都应联络，给予支持。为此，他把秘密联络杨靖宇{3} 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再次交给车向忱。这年6月中旬，车向忱取道天津，经由大连潜赴辽东地区。他走遍了辽东、吉林南部各县和农村，终于在桓仁老秃顶子找到了南满游击队军需长韩震。他代表救国会向南满游击队表示慰问，并表示救国会愿意援助游击队一批枪支、弹药，并约好交接地点。后来，由于救国会被迫解散，援助南满游击队的事未能实现。阎宝航为此深表遗憾。为了提高义勇军的政治、军事素质，阎宝航从东北藉学生中挑选一批学员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到义勇军中工作。阎宝航为此做了很大努力。他在“训练政治工作人员办法”中规定：训练“教材根据各地之需要分别订定之”，“训练不限时间，以授毕各种应用知识为度”，其训练人员的数额“依各项工作之需要规定之”。对从事秘密工作人员“应个别训练，不使发生相互关系”。关于遴选政工人员标准，对于派往“在敌军势力范围内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与担任义勇军正当教育的人员，其标准不同。派往敌军势力范围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人员，要“有政治常识，曾在社会服务，有相当经验，年龄在25岁以上”。担任义勇军政治教育人员，要求“熟习（悉）国内外情况，富于民族思想，有政治教育学识”。至于担任秘密破坏工作人员，则要求“有特别经验或专门知识和富于冒险牺牲特性”。当然，有些受训工作人员，可能担任联络各救国团体的任务，要求“长于交际，熟习（悉）救国工作情形”等等。阎宝航对受训人员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如有泄漏机密情事者，应受最严厉之惩罚；并于训练开始时，举行宣誓，以昭郑重”。1932年2月16日，由阎宝航负责拟定开政治人员训练班。18日，《京报》对政治训练班筹办一事加以报道：“鉴于东北各路义勇军，虽酣战御侮，不顾生死，而对于一切作战之计划及联络之方法，尚有缺欠，特拟在平成立政治训练班，召集勇敢多智之青年，聘用特殊军事人才，担任教官，加紧政治训练，以便奔赴东北指导各路义勇军作战。”2月24日，阎宝航主办的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在北平奉天会馆开学。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全部是东北藉青年。授课内容包括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和对民众的政治工作。对义勇军政治工作，在平时，政治人员要向官兵讲述国内外形势、义勇军的职责，教唱救国歌曲，排演爱国戏剧，遵守军纪等；对民众的政治工作，政治人员要向民众演讲抗日救国道理，宣传民众要扩大义勇军，严防汉奸等。战时在义勇军中工作的政工人员要亲临前线，鼓励士兵作战；对民众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动员民众给义勇军当向导，送给养，收藏伤员等。阎宝航所训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不但是担任对义勇军政治教育人员，还包括战地宣传人员和担任秘密破坏任务人员。救国会派往义勇军中的战地宣传队政治人员要求比较高。一般派遣都要组织战地宣传队。阎宝航在他制定的《战地宣传队组织暨工作概要》中，对战地宣传队工作范围作了严格规定。根据现有资料统计，阎宝航组织派出的战地宣传队四个，宣传队配队长一人，演讲主任一人，文书一人，摄影一人，事务一个，队员四人，夫役一人，每队八至十人不等。主要派往地区是热边、津榆一带。时间是榆关抗战之后，热河抗战之前。虽然派遣队不多，但派遣队员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政素质较高。阎宝航在“训练政治工作人员办法”中规定了秘密人员的训练问题。所说的“秘密人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深入敌人统治区担任特殊任务，如破坏工作：爆炸（交通、场所）等，另一部分就是特务工作。对这两部分人员，阎宝航在“政治工作计划纲要”中规定，不但要选好人员，还必须经过严格训练。1932年7月，阎宝航主持创办的“西山干部训练班”，实际上就是一个训练秘密工作人员的组织。十四 一切为了抗日义勇军(2)当时，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张希尧、宁匡烈和徐大同向阎宝航建议创办干部训练班。经救国会常委讨论决定，由政治部承担此项工作，阎宝航负责筹办，张希尧、宁匡烈、徐大同、宋醒池协助。8月，经过严格审查，阎宝航在东北青年中选拔百余人，在北平西山卧佛寺，创办“西山干部训练班”。训练班以“学生夏令委员会”名义作掩护，由阎宝航任主任，张希尧负责组织工作，兼管生活事务。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时事政治、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火药制造与爆破。分别由阎宝航、宋醒池、徐靖远和宁匡烈授课。据当年参加训练班的赵守铭回忆，训练班规定严格的纪律，学员不准相互打听对方的家乡和真实姓名。他说，班主任阎宝航经常给学员讲形势，讲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打共产党的事实，讲国民党“围剿”红军打内战等等，大家都爱听。训练班还进行实战演练。学员按教师命令回到城里，选择不同的保护色和秘密住址，只和指导的领导人联系，以不被任何同学发现住址和行为者为优良。接着下达简单任务进行实战训练，如跟踪、寻找某人行动、住址，某人所在单位性质及其职务等等。10月，训练班结束，学员由阎宝航分配去处。“有留在天津的，有到苏区的，大部分被派往东北。我分配到哈东游击队担任交通员和敌情报侦探工作。”创办西山干部训练班，主要训练秘密工作人员，当然要保守秘密。不但要对外保守秘密，其实对内也保守秘密。参加西山训练班并后来被派遣回东北从事秘密活动的学员，积极从事反日活动，很有作为。1933年8月，宋黎经阎宝航批准，参加了北京香山卧佛寺秘密开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在那里他“跟着学了一点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日后参加抗日斗争打下良好基础。不久，宋黎返回沈阳，用自制炸药，爆炸烟馆、火车站，闹得敌伪惊恐不安。九一八事变后，在流亡关内的东北人员中，有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一个是张学良的机要处长黎天才，一个是辽宁省警备处长，后来任东北军骑二师师长、53军副军长的黄显声，另一个就是阎宝航。黎天才利用机要工作的条件，在东北建立了情报网，直接为张学良服务；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率警察公安队伍抵抗日军后，命大部分队伍撤出沈阳，到锦州集结待命，他自己则化装潜伏沈阳，选可靠人员潜伏下来，做地下情报工作。他在锦州组织义勇军时，经常得到“底线”人员送出的日伪军情报。至于阎宝航，他是以救国会身份，训练特务人员潜回东北执行侦察日伪军政情报等任务。在阎宝航手里，至少掌握几百名他亲自派出的情报人员。救国会宣传、军事两部直接领导的政治、军事人员张希尧、张金辉、宋黎、宁匡烈、高鹏、纪亭榭、马鸿德、张一吼、李烈生、李兆麟、赵桐、孙国璋、郑杰等400余人，先后被派回东北，主要是赴辽宁地区从事抗日宣传和秘密工作。在1931年至1945年14年中，有不少被派遣人员一直同阎宝航保持联系。也就是说，阎宝航同几百名秘密情报人员保持长期的联系。救国会政治部、军事部所属几百名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由阎宝航派遣执行各种特殊类型的特务工作。主要成分是东北籍青年，大部分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学生。1932年6月初，在救国会第191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把东北抗日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为了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阎宝航领导下的政治部制定了政治工作方针。他把东北辽、吉、黑、热四省以地理形式，划分为13个区，分别派政治专员、政治特派员。同时组织四个特务团，共计228人分派各地。上述派出人员除个别未赴指定地点外，大部都在派出地点坚守岗位。他们或指导义勇军，或联络策反伪军警，或组织民众，或调查、或通讯。这些人均同阎宝航保持联系，并接受他的指令。注释：{1} 东边道：今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南部，共辖20余个行政县。清末设东边分巡兵备道，1912年改称东路道，1914年更名为东边道。{2} 黄宇宙：原名光汉，河南省新野县教场村人，县立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春，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任炮兵连长。同年12月30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曾二次派他出关作义勇军及救国会抗日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身于太行山组织的抗日游击队。{3}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号润生。河南省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1929年被派到东北工作，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化名张贯一。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后到南满从事武装抗日斗争，历任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委。1934年在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委。之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1940年2月在吉林蒙汉（今靖宇）县牺牲。十五 东北救亡运动的主将(1)东北抗日义勇军自兴起之日，并无固定经费来源。“义勇军的饷糈无法筹措，其给养不得不取之人民。然成千整百之义军，每过一村一邑，要食要宿，人民穷于应付，不免感受痛苦。”“然关外食粮，因日方收买，胡匪抢夺，甚感缺乏，人民自给不足，无力供养义勇军。”救国会成立之初，曾多次商讨支援义勇军经费问题。曾试图提出取消税制，每月征收各种机关军政各项费用和奖金中捐出一部分作为救国捐、爱国捐等。此议显然要通过国民政府明令实施。作为抱定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不可能颁令实施这一议案。使阎宝航感到十分痛心的是南京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态度。自马占山指挥黑龙江省军队发动大规模江桥抗战时起，南京政府始终持不支持态度。对于义勇军的兴起，不但不关心、不支持，反而多方打压。当时，在救国会内的一些国民党CC派{1}人物一再宣传，国府由于一直保持对日交涉，不愿予日人以借口，所以不便公开支持义勇军行动。对此，阎宝航驳斥说，义勇军的抗日举动，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相违背，依靠南京支援义勇军仍然是幻想。因此，他极力鼓动救国会不可期望南京对义勇军会有任何作为。阎宝航还积极活动，利用各种方式为义勇军筹措经费。他大声疾呼：“为今之计，全国上下，当同心协力，广筹饷糈，不使歼倭战士，枵腹执戈，长期抵抗，其庶几乎！”阎宝航和救国会同仁，积极地争取张学良对义勇军的援助。凡各路东北义勇军司令及其代表来京，救国会都要求张学良出面接见。仅1932年，张学良就接见了赵大中、陈勃然、项青山、陈经九、郑桂林、于程九、于显庭、于百恩、李春润、张一吼、徐柏村、艾中华等几十人，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他们在吃住无着、械弹两亏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日的处境，即批现款、衣物、枪弹交救国会分发给义勇军各部。同年10月，救国会从张学良处争取到一大批军械物资，分发给东北抗日义勇军。阎宝航在争取张学良对义勇军的支援中，一直持积极态度。凡有东北义勇军代表人士和抗日烈属、学生、难民代表到京，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引见张学良。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义勇军代表，阎宝航都积极参加。全力募集资金，争取国内各界和海外华侨给义勇军以资助，这是救国会自成立以来经常性的举措。阎宝航经常受常委会委托奔赴各地，积极利用他的社会关系进行募捐。在上海、南京等地，阎宝航与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广泛地交往，并与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东北社”。该社由邹韬奋、李公朴和阎宝航三人领导。这个组织对策划、支持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为阎宝航在宁、沪、苏、杭发起募捐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他的积极活动下，这些地方的“文化团体、学生教师、律师、职员，甚至出家僧侣也捐就财物，支援义勇军”。为给义勇军募捐，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等在上海、南京先后拜见各界许多知名人士和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些人士包括：朱霁青、黄任之、史量才、王晓籁、张佩年、穆藕初、江向涣、褚慧僧、温宣尧、李济深、杜月笙、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宋子文、胡筠、杨志雄、齐世英等。他还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信，要求给东北义勇军以支援。蒋接信后，派他的侍从秘书高凌百交给阎宝航一张三万元支票。阎宝航在和李济深接触时，李先生对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深表同情，暗中联络当时担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先生，一次拨给救国会大批炸药。救国会把这批炸药运抵南满地区义勇军手中，有力地支持了义勇军对日作战。在上海，阎宝航利用他的同乡、同学，时任海关税务司副司长丁贵堂和孙一民的关系，联合上海海关高级职员张勇年等人通电全国，号召海关员工向东北义勇军捐献慰问金，得到响应。全国海关的中国员工按月扣献薪金的5％，经救国会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抗日部队。经过阎宝航等人的活动，“数月以来，海外华侨、沪上绅士，同情义军，不忍坐视”，“踊跃解囊，所惠殊多”。1935年，阎宝航在上海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的“极其亲切地款待”，她们对东北人民无限关怀，“孙夫人（宋庆龄）曾许诺为东北义勇军向海外华侨募款”，并鼓励他坚持抗日救国活动。后来得知所有华侨捐款均被蒋介石半途截留，移作别用。孙夫人曾将募款情形专门派人对阎宝航作过解释。阎宝航对孙夫人的爱国热情表示由衷钦佩。1932年3月下旬，阎宝航率同救国会委员关国候、杜泊公，受救国会派遣赴南洋、美国旧金山向华侨募捐。同年3月20日，《京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员阎宝航、关国候、杜泊公三人为援助义勇军事，定于今日（20日）下午5时15分搭乘平浦道车赴京，预定在京耽搁2、3日，即行转往香港、菲律宾、南洋、檀香山及旧金山等地，分向华侨及友好为义勇军募款，以资补助，光复东北。但阎宝航代表救国会出国募捐之举，由于受到南京政府的掣肘，没能成行。他想起正在浴血奋战的东北义勇军，更加痛心疾首，万分的感慨。如此下去，孤军无援的义勇军对日作战，能坚持多久。尽管阎宝航以高昂的热忱竭尽努力为义勇军募捐，对于偌大的义勇军而言，所得款项不能满足需要。对东北义勇军的援助，没有政府动员全国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一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表示政府已将日本侵略东北事件提交国联处理，要求民众静候国联裁决。事实上，国联并没有遏制日军的侵略。蒋介石也曾为阻止日军西进，要求国联将锦州化为中立区。对此，日军不予理睬。1932年1月3日，日军攻占锦州，开始加快了拼凑伪满洲国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对日仍采取间接谈判办法，不愿意东北的地方抗日行动影响到国联对中国的同情，或者造成中国主动挑衅的误解。阎宝航和救国会同仁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南京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之下，对东北问题仍坚持采取外交与政治方式解决。国联曾于1931年11月21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但1932年3月初，日军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时，国联李顿调查团尚未到达中国。救国会常委们对于国联拖延时间的怠慢行为十分不满。政治部副主任霍维周大骂国联的行径是有意袒护日本，为日军占领东北大开方便之门。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停解决东北问题政策，对于张学良有一定影响，对救国会常委们实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但国联调查团的缓慢动作，使许多人感到失望。特别是日本不顾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设想占领锦州后，国联显得无能为力。大家对国联调停诚意产生怀疑。在救国会常委会上，阎宝航分析了国联调停的实际意义。他说，西方强国绝对不愿由于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得罪日本。它们只能在战争边沿后面，通过国联机构调解中、日纠纷。况且，美、英等国正在经受经济危机，法国也面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威胁，自顾不暇，不可能真心地全力地进行调解。现在，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地头脑，明确我们的责任。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应该自己起来反抗，然后才有别国的援助。现在我们中国受到日本的侵略，自己不反抗，却寄希望于别国的援助上，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这样只会欺骗我们自己。当时救国会常委们一致表示，不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调查团身上，不能面对东北抗战的形势而袖手旁观，我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1932年3月下旬，救国会常委得到消息，国联调查团已经由日本东京，到达中国上海。救国会常委召开会议，研究应对办法。阎宝航由于正在创办政治训练班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给军事部长王化一写信，建议由救国会政治部立即从政治训练班中选派人员回东北，调查日军罪行，为救国会人员会见调查团准备材料。同时应该发动义勇军在调查团到达时向日伪军发动攻击，以表示中国东北人民反对日满政权和光复故土的决心。就在国联李顿调查团到达北平时，救国会阎宝航负责派遣的人员已经到达东北各地了。十五 东北救亡运动的主将(2)当时，救国会政治部派出的政工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分别在哈尔滨和沈阳等地，搜集日军罪行，准备会见李顿调查团。另一路人员则携救国会密令，到东北各地发动义勇军向日伪军发起军事进攻。黄宇宙是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早在1931年9月底，救国会在北平成立之初，就被派回东北联络抗日。1932年1月，他在辽东联络唐聚五之后，便受阎宝航派遣，转道沈阳准备了许多日军杀害中国人的照片和罪证材料，随后，想方设法会见李顿调查团。但由于日军封锁了国联调查团与中国人接触的渠道，黄宇宙亲眼看到日军严密把守着大和旅馆，中国人根本无法接近国联调查团。黄宇宙通过原东北军第五军军长于珍的儿子于国勋了解到，于珍的私人秘书叶奇风与李顿的机要秘书、法国人赫士有同学关系，便通过叶奇风坐上赫的汽车里闯进戒备森严的大和旅馆，终于见到了李顿。4月底，李顿调查团从长春抵哈尔滨。此时，马占山已接到救国会政工人员送来的发动抗战的密令，他一方面给调查团连发两封电报，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同时指挥所部进攻被日军控制哈尔滨对岸的松浦镇，向调查团表示对日军的抗议。几十年后的1995年，辽宁省召开阎宝航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时，90岁高龄的黄宇宙老先生仍蛮有兴致地来到沈阳参加纪念大会。他在谈起这件事时说，当年他在沈阳会见李顿后，不久便返回北平。不幸被宪兵三团逮捕。后由救国会王卓然等出面具保，又请张学良将军亲批，始终未被释放。此时已是这年10月。他记得阎宝航和王卓然前去看望他时，他仍然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会见李顿调查团的经过。阎宝航告诉他说，马占山将军曾派王子馨到齐齐哈尔邀请到达那里的国联调查团去海伦会晤。王子馨到齐市联络调查团时，不幸被日特发觉逮捕，经严刑逼拱，打得遍体鳞伤，马占山写给调查团的信也被搜出。日军将王装入麻袋，从楼上掷下摔死。阎宝航知道黄宇宙在沈阳冒险会见李顿，十分激动，当即和他拥抱在一起……当时阎宝航还派遣宋黎到沈阳调查日军罪行。宋黎到沈阳后立即与阎宝航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张金辉等八人一起，奔走于沈阳、铁岭、开原等地，发动学生、工人、农民、职员、医生、商人等写揭发控告信，寄给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转“国联调查团”。他们还和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进步青年银行家巩天民、医师刘仲明、大学教授毕天民等联络，搜集大量日伪罪行，译成英文，并委托小河沿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大夫（Dr W Young）和仉博士（Dr Oniel）送到沈阳英国领事馆，然后请李顿和调查团全体人员来这里审阅这些材料。据当时《盛京时报》载：国联调查团在英国领事馆审阅了一些材料，颇为满意云云。后来李顿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提到的人，就是指救国会阎宝航发动的递送材料的这些人。从1932年1月黑龙江省政府成立到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九个月时间里，救国会密令东北抗日义勇军向日伪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并掀起两个高潮：一个高潮就是从伪黑龙江省政权建立，1932年3月国联调查团到哈尔滨这段时间。吉林李杜、冯占海自卫军反攻哈尔滨的战斗，黑龙江省马占山所部发动的松浦抗战，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动的。另一个高潮是辽宁各路义勇军在接到救国会通知后，立即行动，扒铁路、公路，炸桥梁；围盘山，攻营口，打通辽，袭抚顺煤矿。仅第48路军司令郑桂林率部在绥中县的鲍庄子、四方台、马家岭、高家岭，连续四次与日伪军血战，毙敌二百余人。辽东各部义勇军在安奉铁路两侧更是异常活跃。李春润指挥的第6路军曾一度攻进新京县城。义勇军进攻日军规模最大的当属救国会发动第21路赵殿良部，联合辽东唐聚五、营口殷鹰、辽阳王全一、天地龙第24路义勇军，北宁线上的黄虎臣、铁岭的金山好等义勇军等部，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先后四次组织攻打沈阳的战斗。在攻打沈阳战斗中，义勇军曾一度攻进市区，使日伪当局惊恐万状。据救国会《救国旬刊》报道，1931年12月至1932年8月，仅辽宁一省，义勇军攻打中、小城镇就有431次，曾一度攻占的有29次。日本《朝日新闻》报道：1932年8月1日至20日，东北各地义勇军袭击车站、列车，切断电话等大小事件68起，大批日军死于非命。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伦敦《每日导报》的报道说，“满洲事实上没有被义勇军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道，竟找不出一处来。”“义勇军逼使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安。日下整个满洲境内，日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马路。”1932年义勇军抗战高潮迭起，阎宝航以其组织者的身份，为其推波助澜，尽了最大努力。1932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给阎宝航以相当的鼓舞。这年夏季各地义勇军所掀起的抗日高潮，更使他欣喜若狂。4月间，阎宝航在和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一起指挥义勇军抗战的同时，领导政治部开始着手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进行总结，形成《东北义勇军概况》一文。这份材料在九一八一周年时又作了补。该总结全面介绍了东北义勇军的缘起、规模、活动范围和战绩。指出义勇军完全出于吾人自卫，是为民众生存而斗争的民众自发武装队伍，指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民众自发组织的与政府无任何关系。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记录。4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以东北人民代表身份在北京饭店与李顿会谈，所介绍的内容之一就是以这篇《东北义勇军概况》为基础而形成的材料。《东北义勇军概况》在出版单行本时，阎宝航亲笔为该书作序。他说道：去岁九月十八日，倭寇如狂风暴雨，进犯沈阳；不旋踵间，辽吉沦陷，黑哈随失。数万里河山，烟尘满目；三千万华胄，同受荼毒。为祸之惨，旷古未有；凡有血气，畴不心痛。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义，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举手望辽东，犹见汉官仪；功虽未全，事亦足烈。夫义勇军之起也，激于义愤，初无严密组织，复无饷械供给。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当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果政府毅然出师以武力收复失地，则此二十万健儿，深伏敌背，以为策应，驱逐倭虏，指股间事。……阎宝航谨识这是一篇檄文，对日本侵略者行径充满仇恨。这是一首赞美诗，他满怀激情，对义勇军的兴起和战斗精神，给予崇高评价。这也是一份控诉书，字里行间对义勇军孤立无援的局面表示深深的遗憾，对“瞬将一年，大计未定”的政府发出愤怒的呐喊。注释：{1} CC的来源说法有二：一即“二陈”，因“陈”字英文为Chen，第一个字母为C，CC就是“二陈”的缩写；二是指“中央俱乐部”英文Central Club的缩写，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对，反正CC是以“二陈”为中心的中统特务组织。十六 面斥何应钦(1)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遭受严重挫折。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冯占海部义勇军在主力受挫后，马、苏、李、王等带领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邓文等率余部转入热河、察哈尔一带。辽宁东部地区唐聚五、苗可秀以及辽南、辽西各部义勇军也相继失败，余部转入热河。面对这种局面，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感到无能为力，抗日义勇军的活动转入低潮。1932年底，日军把侵略矛头指向热河、山海关，以图占领东北全境，威胁华北。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多次与张学良谈话，鼓励他下最大决心发动热河抗战。在一段时间内，阎宝航看到张学良为发动热河抗战做准备，极为兴奋。早在东北义勇军抗战高潮之日，阎宝航就冷静地估计到了孤立无援的义勇军未来的前途和“寇势日张”的结局。他一方面疾呼政府出兵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团结各地一切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的团体，竭尽全力支援义勇军。当时，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以积极支援的民众团体，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之外，1932年4月26日，在上海成立一个专门指导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后援会在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中，做了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东北沦丧，倭寇长驱直入，朱庆澜在上海联络爱国人士黄炎培、史量才、李子宽、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二百余人，于1931年11月间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公推朱庆澜为理事长。但在这个过程中，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之间互不联系，各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两会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直接影响到对义勇军的领导和支援。在上海的杜重远对此十分忧虑，曾致函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建议救国会与朱将军搞好团结，实现两会联合。阎宝航赞成杜重远的主张，表示尊重朱庆澜，共策抗战之事，这个建议，得到张学良赞许，多次劝告救国会常委们，不要与朱庆澜领导的后援会发生分歧。但常委中有的认为后援会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反对与其合作。所以两会虽经多次协商，一直未达成协议。1932年8月，阎宝航肩负救国会委托，动身去上海拜望朱将军，并请其北上，以便实现两会联合。因当年高崇民在朱将军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与其相识，也一同前往。朱将军为阎宝航、高崇民二人的至诚态度所感，遂于8月22日率后援会人士抵平，并在地安门内油漆棹一号开始办公。1932年6月，救国会对辽宁、热边、蒙边、吉林南部地区的义勇军已接受救国会委任和领导，划分五个军区，建立了新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后援会抵平后，密派代表深入辽北调查义勇军情况。考虑到义勇军系统复杂，意见分歧，各自为战的弱点，后援会将原由救国会委任和领导的义勇军重新加以委任，以协同各部作战。接着，后援会又把救国会对义勇军的军区编制，先后改编为三个军团。至1932年11月，两会达成协议：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黄剑秋及后援会的高仁绂为干事。保留东北民众救国会组建的辽宁义勇军总指挥部。同时，明确了两会职责：后援会专主募捐抗日资金；救国会协助朱庆澜指导义勇军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阎宝航在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国民党着实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特别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义勇军的冷漠态度，更是深恶痛绝。但对国民党左派人物，特别是主张抗战派人物是有好感的，并且愿意与其合作。在救国会成立之初，阎宝航与卢广绩一同去上海募捐时，正赶上朱庆澜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刚刚成立不久，他便亲自去会见了朱庆澜，朱将军当即捐款一万元。在领导义勇军抗战以来，阎宝航也一直主张与朱将军领导的后援会合作。对于朱霁青，阎宝航认为他是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旗帜最鲜明的一个。朱霁青在热河设立总监部，成立东北国民抗日救国会；还有国民党人王致远在上海接洽南洋华侨募款事项；谷锡五在南京同政府接治公事、运输军火；杨首鱼居天津办总务；朱化鲁在北京办理交际，李子青司财务，钱公莱办运输等等，均给义勇军以很大支持。这些人特别是朱霁青出关，以国民党人相号召，将各方联系起来。阎宝航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但阎宝航也知道，国民政府对东北抗战，从未有直接领导的力量，也未给任何直接的支持。不久，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先后失败了，阎宝航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态度有了更进一步地体会和理解。在救国会成立之初，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到救国会来得不算少。陈公博就亲自来北平找救国会领导人谈话。吴铁城、胡汉民先后派代表齐世英、顾韩野、姚觉悟、曹四笏等与救国会常委会谈。他们的谈话几乎如出一辙，即要求救国会听从政府指挥，与政府合作抗日。阎宝航每次同他们会谈，都坚持说，只要政府出兵抗日，救国会和我个人愿作前驱，结果对方的回答都令人哭笑不得，在谈话难有结果?后，政府代表皆悻悻而去。汪精卫、蒋介石也都派人来过救国会。他们要求救国会把活动限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事实上，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连与救国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也没有放过。南京政府曾接受他人控诉，以朱办事不公、肥己发财为由，由立法院派人调查处理。1932年9月，张学良曾提醒过阎宝航、王化一，南京方面已注意到救国会，要格外小心。救国会是得到张学良的默许和支持下成立的东北民众救亡团体，其主要成员多是张学良知交故旧。尽管南京政府不喜欢它，也难以取消它。正如阎宝航自己说的那样，国民党不喜欢人民抗日，也不喜欢一个与张学良有关系的政治团体继续活动下去。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破坏活动。1933年5月，日军飞机频繁在北平上空盘旋恫吓。北平的达官显贵惶惶不可终日。在日军的威逼之下，盛传当局将以牺牲东北换取华北暂时苟安为条件，拟签订卖国条约“塘沽协定”。{1} 5月24日，救国会遂派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霍维周、李梦醒为代表往谒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2}，黄郛派秘书赵某在丰泽园接见了王化一，声明决心不以东北作谋和之牺牲品。黄的秘书表示愿意代为转达救国会的意见。遂后救国会常委分工由王化一准备陈述材料，阎宝航起草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6月10日，救国会分别发表了给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阎宝航简练地概述了救国会两年来从事东北救亡的业绩，表达了为收复东北失地，任何牺牲在所不辞的决心，敦促蒋介石采纳东北流亡民众的正义要求。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的要求和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同情和接受。相反，华北当局对救国会的逼迫益加严酷。6月17日，发生了救国会常委、政治部副部长霍维周被暗杀的事件，对救国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霍维周是东北青年党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前任冯庸大学教授。入关后，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发展党员。1933年春，霍维周得知青年党头目曾琦、李璜与日人勾结，接受日本百万元巨款，作为反蒋活动经费，遂率三百余名青年党员，登报声明脱党，同时揭发了曾琦等通敌的罪行。青年党头目遂支使党徒对霍维周下了毒手。那天上午，霍维周乘坐一辆黄色车行至西四南大街，被人从后面射中头部而死，年仅32岁。在救国会政治部，霍维周是阎宝航最得力的干将和助手，对于他的死，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都悲痛万分，高崇民抚棺痛哭几至昏厥。阎宝航亲自撰祭文悼念霍维周。人们由此提醒阎宝航注意安全。救国会自成立之日起，便成为日本特务和国民党当局所注目的对象，常委们的安全也大成问题。阎宝航和常委们的家住地附近，常有不三不四的人活动。救国会办公处也时时受到威胁。阎宝航的家住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厂胡同。他平时忙于救亡工作，经常不回家，只靠高素桐带着孩子们小心度日。有一天夜里，高素桐忽然发现有一人从大墙跳到院子里。她急中生智，高声呼叫厨师赶快起来。那人影慌忙逃走。天亮时才发现，昨夜闯进来的人丢在他家的一把菜刀。又有日本特务机关企图对救国会进行破坏的情报传来。张学良闻讯，通知救国会人员要提高警惕，并赠常委每人一支自来德手枪用以自卫。同时加强了对救国会及其领导人的保护措施，成立救国会警卫班，便衣保护救国会负责人员。不过，阎宝航这时所关心的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安危，而是救国会前途命运。十六 面斥何应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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