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赴英国留学(1)郭松龄将军和夫人韩淑秀被害后，阎宝航一直处在痛苦之中。韩淑秀是一位难得的进步女性，她抑恶扬善，提倡妇女解放，重视贫儿教育，同情贫苦民众，这些都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他感到自责的是，由于郭氏夫妇被害，他和韩夫人发起创办一年多的工儿学校也被迫停办，而他却无能为力，因此常常喝闷酒。韩淑秀在贫儿学校教书时，常常到阎宝航家做客，因此她和高素桐以姐妹相称。韩夫人生育一女，不幸夭折，此后她再没有生育。她很喜欢小孩儿，每次到阎宝航家，都要和阎宝航的两个女儿长女明诗、次女明瑛玩一会儿，所以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她的被害，阎宝航一家也笼罩一层阴影。阎明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因郭夫人到贫儿学校教书，常到我家来做客。当我们听到郭夫人被害，正在沈阳小河沿陈尸三天的消息后，哭的没法，都说这么好的人可惜了，我妈对我的小姑说，你带着你的大侄女去看看，凭吊凭吊。那天又是雨又是雪花，特别凄凉，那时候可比现在冷。我们到了小河沿，人山人海，我也挤不到里面去，就从大人的腿缝那往里看，看到两个人都在地下躺着，郭夫人没有鞋也没有袜子，两只脚都是泥呀。枪子是从后头打进去的，头发让血饼子把整个脸都盖上了。郭夫人皮肤特别白，从下巴颏能瞅见她那模样，当时我就放声哭起来：郭夫人呐，你怎么能死呢？我小姑姑赶紧把我一把拉过来，连说嚎不得嚎不得。1926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决定介绍阎宝航去英国留学。但留学的路费和日常费用须阎宝航自行筹措。当时，阎宝航在青年会每月只有25元的收入，支付这笔费用是很困难的。正在他为难的时候，时任奉天陆军军团长的张学良派人给他捎信来说，愿意资助他解决这笔费用。阎宝航不知道张汉卿是怎样知道他要出国的事。就在他犹豫之间，不久，张学良已把这笔费用送来了。出国前，阎宝航打算利用办理护照的时间，再练习一下英语，他决定到教会学校把英语再深造一番。临走前，还要把家安置好。按说，阎宝航停止资助贫校后，靠他的25元工薪维持十口之家，勉强过得去，但后来由于奉票贬值，维持生计日渐艰难。这次，为了解决外出留学的家庭负担，他决定把家分成两部分。他先安排父亲留在奉天，照顾两个堂兄、表兄上学；对自己妻儿的去留，他征求高素桐的意见。阎宝航对高素桐说，我留学四年，你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呢？高素桐说，25元钱过日子都不够，哪念得起啊？阎宝航说，安东（今丹东）附近有个大孤山，那儿有个外国教会办的救济院，叫孤儿院。你到那儿，可以跟着念书，不收学费，还可以学织花边手艺。小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他们搞教育很有名，我去参观过。又有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普莱德介绍，你既可受四年教育，又学会织花边的手艺！高素桐说，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行啊！你念四年书回来，我也毕业了。我们有了着落，也免去你后顾之忧，一心学习就是了。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自从搬进省城后，一家大小的饮食起居，全靠高素桐一人照料。虽说是粗茶淡饭，但靠着高素桐的勤劳贤惠，夫妻相濡以沫，家人和和睦睦，日子过得还算甜美。1926年，阎宝航夫妇已生下四孩子，两儿两女。幸大女儿明诗帮助母亲看护弟弟妹妹，减轻高素桐的家务负担，使她有空上贫民识字班，补习文化。阎宝航出国前高素桐已补习完高小课程。阎明诗回忆说：我妈有一天跟我说，你爸爸要上国外念四年书，回来可能不说中国话了吧。我说，备不住。妈说，那我也得念英语啊！我说，你高小国文还没毕业，还念英语？妈说，你帮妈看孩子，青年会有个英文补习学校，我也去念四年。我说行啊！以后我母亲就去上英文学校了。她学习很用功，学了单词怕忘，回来就教我，所以我的英语是从母亲那儿学的。妈妈下学回来用英语叫门，然后让我用英语问：谁呀？请进！请坐等等。我们家的器皿凡是能贴的都被她贴上用英文书写的名字，她还用英文“pause”（钱包）一词给明诗起个小名“小佩儿”。这年夏秋之间，阎宝航把高素桐和孩子们送到大孤山基督教堂，便去补习英文了。所谓大孤山教堂，实际上是一所由丹麦女教士办的救济院，不但收留孤儿，也收留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救济院不但办学校，供老弱病残和孤儿上学，还有诊所、织花边工厂。到大孤山后高素桐在工厂做工学手艺，晚上还要上夜校学文化，明诗则负责看护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救济院里的生活不像想像的那么好，吃包米面、高粮米粥，勉强糊口。同时由于水土不服，全家都患上皮肤病。阎明诗回忆说：天气渐渐冷了下来。孤儿院流行皮肤传染病，为了隔离，我们一家人被安置到一个闲置不用的两间食堂的外间屋。这儿炕上潮湿，门窗不严实，屋里又阴又冷，每到夜间刮大风时，门窗拍击，响个不停。炕上跳蚤较多，身子被搔破，孩子们都被感染上了疥疮。我患的是脓疥，满身满脸，眼皮肿了，嘴角烂了，吃饭张嘴都困难。离他们居住的这间屋子靠后山的地方，有一堵围墙，围墙外是一冢冢坟丘。有一天，孩子们在小山坡玩耍时，偶然发现在这个围墙里面有更可怕的情形：这里面住着一些奇怪的人，他们有个自膝盖以下流脓淌水，腿肿得水罐粗的人坐在院里晒太阳。一些断肢缺腿的残废人四散地坐在台阶上。地上躺着一个妇女，口吐白沫，发针插进发鬓头皮里，血和她的头发粘在一起。一问才知道，这儿全是麻风病人。从此孩子们便产生了恐惧感。有一天，由于明诗在背大弟弟大新玩耍时摔下山坡，大新右眼眶被摔伤，使得明诗对这儿更加厌恶，便鼓起勇气要求妈妈，赶快写封信，叫爸爸来接我们回去吧。高素桐认为，她是为支持阎宝航出国留学才到这儿来的，现在阎宝航还没有走，怎么能叫他来接，拖累他呢。再说我才学个半拉架，等等再说吧。11月，正是上冻的时候，日子更难熬了。阎明诗便背着妈妈，私下求救济院的姜姑姑替她给爸爸写了封信，告诉他一家人在这儿的大概处境。阎宝航接到信后，立即来到大孤山把全家人接回沈阳。1927年4月，阎宝航已办完出国手续，准备启程了。许多关心他的人来看他，和他交谈，想要听一听他留学到底要去学习什么。起初，大多都认为他去一定是学神学。一位经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的青年人乐春，平时就很愿意与阎干事交谈。最初，阎宝航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教育，推崇教育救国。后来，他又从教育救国思想里解脱出来，与人说话的内容集中在社会政治改革方面。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张作霖政府这两个势力，是东三省老百姓的大敌。不普及爱国主义教育，不唤醒民众与之较量，东三省早晚要被日帝夺去，像它吞并朝鲜一样，把东三省老百姓打入亡国奴的境地。1925年六一○学生运动后，阎宝航开始议论暑期大学。乐春回忆说：1962年，我从阎宝航写的回忆录里读到，他对暑期大学很感兴趣，对所谓唯物史观初次接触，并认为把经济作为事物的自发性有道理。我特别记得他引了先秦哲学家的几句话，那时他理解物质是第一性，中国古代哲人也是这样讲的，比如管仲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等等。七 赴英国留学(2)在阎宝航临去英国前，乐春受苏子元委托与阎宝航交谈。他们交换了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中国应走哪一条自救之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个人主要该干什么等等。阎宝航说：“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的基督说‘你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应该先怎样对待别人’，这种人间关系的实现单凭人的道德修养和法制制约是办不到的，这必须从改革社会制度着手。但是怎样改革，改革成什么样子，从古至今有许多讲得极为动听的方案，但截止现在没有一个实现。就说欧洲的社会主义吧，欧文有他的理想，并按他的理想干起来，结果垮了。还有苏联，但书上描写的苏联果真如此吗？这次我有机会得到英国去，英国老早就是欧美式的民主国家，我实地看一看，学习研究一番，有机会再到俄罗斯考察一下，学习对中国有用的知识。总之，就是看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阎宝航出国的动机不是去学神学，他注重的是社会和政治改革问题。阎宝航思想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锻炼，和受共产党人的影响，他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思想政治觉悟在提高。谈到他的进步，阎宝航写道：约从一九二四年起，辽宁省城基督教青年会既不只是反帝爱国运动策划联络中心，而是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同志一个掩护地点。我党一位老同志苏子元担任青年会干事，徐仲航同志也是干事。据我所知，当时共产党员尚有巩天民、周东郊{1}、李馨圜、高子升、何松亭等十余人都以青年会会员名义，并参加其一些活动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我和这些同志们过从十来年的时间中，思想上多有启发之处。苏子元在我出国之前曾和我谈到加入共产党时，彼此同意候我回国后再加入。他也是我以后参加共产党的推动者。苏子元谈到阎宝航申请入党是这样说的：一九二三年，当我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阎宝航有时也参加讨论。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他极力帮助奉天学联工作。暑假期间由他做校长，利用青年会办了暑期大学，教员是共产党员任国桢、吴晓天、陈日新等人。秋季，奉军郭松龄反奉时，他支持反封建战争。一九二五年，我到哈尔滨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我从苏联回到沈阳工作时，见到阎宝航同志，他向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我向当时第一届满洲省委吴立石同志提出，党派周东郊同志与阎宝航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我离中国去苏联，周东郊离沈阳赴延边工作，年初周被捕入狱，原省委同志也离开沈阳。阎宝航的入党请求，没有得到解决。1927年，国内形势发生突变。蒋介石加强反共活动，并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之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在此前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方掀起了反苏反共风潮，残酷地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中共满洲省委对阎宝航在革命低潮时期提出入党要求，非常重视，决定派周东郊了解阎宝航的思想情况。但由于苏子元奉命离开沈阳，阎宝航出国手续已办完，不得不启程出国，他的入党要求未得实现。不久，阎宝航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学习。他选修的课程是哲学和社会学，此外他还选读了世界经济地理。除了学习专业之外，他最关注的问题是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阎宝航这样说道：这一时期思想上仍注意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所以就从书本上研究了英国失业问题，又深入贫民窟，考察贫民和失业者的生活状况，以后曾写过一篇文章交给研究院主任。阎宝航在苏格兰留学期间，恰好宁恩承也在英国留学。老朋友舒舍予（老舍）也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阎宝航和老舍相识在1925年，当时老舍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夏令活动。老舍是满洲人，满洲的真龙天子就发祥在长白山。老舍这满洲人虽已入关二百多年了，寻根追源的感情并未减低。老舍为人表面上弱小清瘦，很冷静淡泊，他有一腔热血，无限的情感。他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20年代他曾出关遥望长白山，参加青年会的夏令营，和老阎结为好友。他乡遇故知，我们三人在伦敦相聚了。1927年，阎宝航利用假期来到英国和北欧考察，当时舒舍予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宁恩承此时也在伦敦。三人一同参观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威敏士特大教堂、亨利第八的皇宫、英国皇家植物园，共看泰晤士河上的落日。几星期中的赏心乐事，许多年后老舍常提起，老阎也常述及这段愉快的时光。阎宝航在英国住了几个月，经苏格兰去丹麦考察国民教育和合作社组织，丹麦是个小国，和中国的奉天青年会有密切关系。奉天青年会中许多传教士是丹麦人，在这里阎宝航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就在这时，夫人高素桐又生一女，阎宝航给女儿取乳名丹麦，大名阎明光。1929年春，阎宝航完成了在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的学业课程。在他留学期间，国内及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初，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开始第二次北伐，向张作霖发起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唯恐战乱波及满洲，损害其在满洲的利益。便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北伐军北进；一面强迫张作霖离京，并趁机向张索取在满权益。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此时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他深为不满，决定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利用张作霖退出北京的机会，将其炸死。东北顿时出现复杂的局面。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一心把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之下，易帜日期一推再推。直到12月，张学良顶住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力排保守派阻挠和非议，毅然宣布东北全境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旗。中国自清末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在形式上得到统一。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无法阻止东北易帜，但把易帜看成是“对日本的侮辱”，对张学良处处掣肘，更加紧进行对东北的渗透与侵略活动。张学良承受着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空前的压力。在欧洲的阎宝航时刻关心着东北的政治形势，感到他自己在这一局势中的责任。1929年，阎宝航收到留学美欧后回国的王卓然给他写来的信，全面地介绍了东北形势和张学良的困难处境，指出，东北正处在非常时期，也正是用人之机。原来阎宝航计划留学4年，并计划到苏联做社会考察。这时，鉴于东北的形势，阎宝航改变原来的计划，在留学一年多的时候，便决定提前结束学业回国。但是，阎宝航此时还不知道，沈阳当时的社会形势，并没有像迎接他那样热烈的气氛。注释：{1} 即周春晖。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1)1929年春，阎宝航经莫斯科回国到达沈阳。东北及沈阳各界朋友、知名人士、夫人高素桐携长女阎明诗齐聚站台接迎。火车停下来了，阎宝航与众人热烈打招呼，欲行下车，这时有人高喊：“快，请众人站好，摄影留念！”于是阎宝航站在列车上与站台迎接的夫人和众人合了影。阎宝航走下车，高兴地抱起大女儿：“明诗长大了！”然后又对高素桐说：“家里都好吗？小丹麦好吗？”令阎宝航感到惊奇的是，高素桐竟操英语回答他的问题：“Yes，好，丹麦好，都好。”当时在场的人同时鼓起掌来。1929年1月10日，就在阎宝航从欧洲回国途中，沈阳{1} 大帅府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张学良下令枪杀了张作霖的老臣、亲日派代表人物杨宇霆和常荫槐，引起了社会各方面不小的震动。张学良除掉心头之患，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阎宝航刚刚回到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普莱德对他说：“我已完成了在中国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使命，择日即将回国，我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托，将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之职正式交给你。”阎宝航说：“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是美国青年会主办的，总干事之职历来由美国、丹麦友人担任。我是中国人，如何能担当得起！”普莱德说：“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的，既是美国的，也是中国的，总干事非先生莫属了，我是相信你的，这是上帝的意旨，请不必推辞。”这个一向由西方传教士所担任的职务，就这样第一次让给了中国人。普莱德在启程回国之前，阎宝航陪同普莱德去拜望张学良将军。张学良高兴地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亲切地交谈，最后设便宴款待。阎宝航提前回国，张学良表示非常高兴。他说：“东北在红白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希望玉衡兄努力对外，襄助其事。”他明确地告诉阎宝航，他正在指令外交处长王家祯负责组织一个由东北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准备参加在日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使阎宝航感到奇怪的是，张学良这次谈话主要集中在中东路问题上。张学良说，中东铁路{2} 在名义上是中苏共管，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苏联手中。他还说，收回中东路主权是先大帅未完成的大业，理应由他来完成。当时阎宝航对中东路的情况不甚了解，他的注意力仍然是日本的态度。所以他请张学良谈谈日本人的最新动态。张学良说，日军在增兵山东青岛后，在美英等列强的压力下，被迫撤军，并声明承认中国国民政府。田中内阁因“皇姑屯事件”受到反对派的攻击，摇摇欲坠，不久倒台。新内阁对中国则采取观望态度，外相、代首相币原喜重郎受国际条约的约束，推行对华友善政策。日本对东北当局那种不可一世的气焰多少有些收敛。阎宝航当时虽然对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主张有看法，但由于普莱德在场，未加辩论，也不宜深谈便告辞了。这年5月，东北发生了令阎宝航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共产国际于当日下午2时在苏联驻哈领事馆开会。特区长官张景惠立即派武装军警将领事馆包围，并进行搜查，共逮捕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内佐夫等39人。同时扣压了大批文件。海参崴苏联当局对此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苏方人员，否则将采取报复行动。究竟怎样认识红色苏俄，怎样处理和他们的关系，这件事将如何发展，这是当时东北上下最关心的话题。阎宝航却想起了张学良和他说的关于收回中东路的那次谈话。他敏锐地将这次行动同收回中东路联系在一起，莫非汉卿真的要收回中东路？自从上次同张学良谈话后，阎宝航开始细心地了解有关中东路方面的情况与资料，对中东路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个时候，阎宝航却处在犹豫和彷徨之中。他虽然认为张汉卿收回中东路是爱国行动，但在目前局势下与苏联发生摩擦不是明智之举。阎宝航还了解到，早在东北易帜前，张学良就试探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紧急命令张景惠强行接收了东铁在铁路沿线所设的电话、电信局，路局苏方负责人对此并无反对表示。代表苏方权益的苏方理事们的态度也较和缓。接着，张学良又授意中东路督办吕荣环要求苏方把铁路利润款项由存在苏远东银行，改为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同时要求东省特别区教育经费由中东铁路提供。对此，苏方均全部照办。于是，便有一些俄国通、美国通、英国通开始鼓动张学良对苏动手，收回中东路权。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之下，阎宝航当然也赞成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的决策。但是，阎宝航认为，收回中东路权，中苏必有一战，这将是一个难以预料的结局。他不认为中苏开战是上策。他认为日本当局气焰收敛只是暂时的现象，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不会就此消失。因此，对日不能放松警惕。在武力收回中东路时，必须考虑到日本人，防止被其抄后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苏一战，最好不要进行。他产生了造访张学良陈述个人见解的想法。为了说服张学良，阎宝航找到一位深为日人所嫉恨的人物——杜重远。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提倡实业救国，他认为，列强之强，在于实业发达。中国之弱，在于实业不振。遂在留日期间，专攻窑业。1923年回国后即创办陶瓷工厂，其目标就是抵制日产陶瓷，打破了日本人独占辽宁陶瓷产品市场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就对他既恨又怕，软硬兼施，百般拉拢威胁，杜重远不为所动。早在留日期间，他就是一位参与反日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在东京的东北籍留日学生举行收复旅顺、大连的示威游行。后又派留学生回国，组成“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向当局促请北洋军阀政府收回旅大。1927年4月，杜重远以奉天总商会副会长的身份，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的斗争，并怒斥日本记者的无理纠缠，继续从事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的斗争。1928年12月，为反对省长公署增加警捐税法，杜重远和高崇民领导全市商民抗捐，取得胜利。奉天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解除其沈阳总商会副会长职务。东北易帜后的1929年，沈阳总商会实行改组，分别成立工会、商会、农会三大组织，杜重远被选为工会会长，同时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张学良认为，杜是一个年轻有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加赞扬，此后与他往来不断。阎宝航留学归来，便听到不少杜重远挺身反日的消息，深为他的民族大义所感动，曾亲往杜开办的肇新窑业公司与其谈论局势，交流看法。阎宝航决定和杜重远一起去见张学良，期望收到更好的效果。当然，阎宝航还走访了新任农会会长高崇民和沈阳商会副会长卢广绩等。他认为他们都是可以借重的人物。经过交谈，阎宝航和杜重远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不可轻视。北交苏俄东拒日帝乃为上策。张学良在听完他们的意见后说：“先大帅在北京闯进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共产党李大钊，苏联并未做出任何反应，我认为他们是无力做出反应。”阎宝航笑道：“先大帅处理李大钊一案时的苏联，与现在解决中东路问题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先大帅背后有英、日等国支持，同时，苏联国内形势不好。现在苏联经济复苏，实力增强了。”杜重远接着说，更重要的是要提防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张学良笑道：“英雄所见略同。辅帅也是这样劝过我。防止日本人抄后路，这一点我接受，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2)阎、杜二人认为，日本人不可不防。阎宝航说：“我在英国时就听说汉卿实行东北易帜遭到日本人阻挠的消息，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汉卿势单力薄，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易帜日期一推再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幸有西方英、美国等抓住日本人制造‘济南惨案’与‘皇姑屯事件’反对田中内阁。日本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默认东北易帜。但我认为，日本人不会甘心，早晚还得闹事，这只是时间问题。在奉天，我回国这么几天，几乎天天可以见到日本人制造事端，欺负中国警察和中国老百姓的事件。我还听说，有一回日本警察竟把汉卿你的卫队长都给扣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有意挑衅！”关于对日问题，当时张学良一心收回中东路权，对苏政策是东北政权的当务之急，开展反日运动并非上策，他主张对日以防为主。关于对苏避免一战问题，他说：“我认为多个对手总不如少个对手好。可是，不知你们想过没有，本来是咱们东北人自己的东西，却眼睁睁地送给别人，我们不去争谁给争？”张学良还说，对于侵犯我利益，干涉我内政的，能无动于衷么？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现在大街上贴的标语写着“打倒中国，拥护苏联！”这样的中国人我不赞成，他们不要中国了。我已告诉黎天才，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写几篇文章，驳一驳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论调！”关于街头“打倒中国，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标语，沈阳城内张贴的很多，阎宝航、杜重远见过，基督教青年会墙上就贴了不少。他们也都对这口号想不通。在当时的情况下，阎宝航还不能从政治上透彻地认识到，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举动，是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仇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怂恿所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是用民族主义代替了爱国主义。中共满洲省委接受党中央关于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当局强占中东路的主张，但对如何把拥护苏联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恰当地联系起来，缺乏深刻的了解，因而在宣传鼓动上缺乏应有的说服力，特别是一些“左”的口号，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1965年，阎宝航在接受辽宁大学历史学者陈崇桥访问时就谈过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宣传口号问题。阎宝航说，那时候，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对中东路事件作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分析。对中共满洲省委在街头上贴的标语口号，例如“拥护苏联，打倒中国”等不理解。正因为如此，在东北军开赴黑龙江对苏作战后，阎宝航、杜重远等人领导民众团体开展活动，大造收回中东路的舆论，支持张学良对苏的强硬态度。这年8月，他以“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团体的名义，发出公函，要求各市县“应普遍组织国民外交分会”，以适应政府对苏交涉的需要。1930年9月31日，国民外交协会在沈阳参加了欢送“抗俄军”出征大会，喊出“打倒苏俄”“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还支持王化一等组织“抗俄后援会”，开展宣传。这年7月10日，东北当局出动大批武装人员强占了中东铁路全路。中东铁路督办吕荣环在武力配合下，宣布全部接收中东路，同时封闭了苏联驻哈外交机关，商业机关，驱逐苏联职工上百人出境，并派大军到中苏边境驻扎。正在张学良布置中东路战争的时候，阎宝航利用青年会的阵地亲自发起创办，并担任主要领导人的反日团体就有三个。这就是这年6月发起成立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7月发起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和8月发起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中东铁路南段的利益，组建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既经营铁路，又着手在铁路沿线各地建立“附属地”。当时，奉天是日本仅次于大连的据点，他们在这里也设立了附属地，即当时所说的“新市街”，而把奉天城市街道称为“杂乱市街”。从20年代日本建立所谓“新市街”开始，一个针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收回国权的运动也开始了，尽管张学良发动收回中东路权的行动中，并不希望开展大规模的反日运动，但这一年民众反日斗争却异常活跃。7月间，阎宝航针对日本的挑衅行径，谋划成立反日团体。沈阳小北边门外，有座白脸老爷庙。二三百年来，老爷庙附近的土地一向由一个陈姓人称陈老道的家族包种。1916年，突然来了几十名日本武装军警，在这块土地上设置岗哨，在周围钉木桩，上写“榊原农场所有”，强占了这片土地。陈老道率陈家各户，到奉天交涉署告状，中国官方表示无能为力。此后，南满铁路沿线日本官民抢夺中国土地，毒打中国百姓事件接连发生。奉天交涉署受理大量日本侵犯所有权案件，均不了了之。榊原得寸进尺，1929年6月27日，榊原勾结日本铁道守备队80余名，竟将通过榊原农场的北宁铁路北陵支线拆毁，把车站和护路警察派出所统统捣毁，并立“不准通过榊原农场”木桩。辽宁外交特派员公署三次向日本总领事送交照会，提出严重抗议，毫无果。消息传出，民众无不愤恨。接着，日本人挑起的事件连续发生。密切注意着时局发展的阎宝航挺身而出，联络杜重远、金恩祺、卢广绩、车向忱、王化一等省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负责人，讨论应付办法。大家一致同意，应该以此为契机，联合行动起来，呼吁当局向日方抗议，号召各界反对日人的霸道行为，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民众反日团体。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3)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日方被迫赔礼道歉，恢复了北陵支线。阎宝航遂于1929年7月11日，联络省城商工各界人士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金哲忱在商工总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发起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简称“外交协会”。在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上，通过了由阎宝航起草的成立宣言。宣言把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明确指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列强挟其残暴之威焰，来临吾华，铁蹄到处，山河变色，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强迫订立，一切特权之掠取，我国沦于殖民地之悲惨地位而莫由自拔。在帝国主义集团之中，对我国压迫蹂躏尤为特甚者，则为东邻日本。宣言强烈要求日本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否则，我们必将“集四万万人民为一体，誓死与违反公理及危害中华民族自由行动者奋斗，不中辍、不退缩，决不患其不成历。”宣言表示，“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警宪无理拆毁我北宁铁路支线之事件，迨日本七月间中东路事件之发生，各县分会也相继宣告成立，以一致之目标做共同之奋斗。”随着外交协会的发展，外交协会设执行委员从9人增加到21人，常委7人。外交协会一经成立，便成为东北当局处理外交事务的智囊与后盾，它在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国家主权及民族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活动经费最初由省工会、商会拨付，后来由张学良资助。作为常务主席，阎宝航领导下的外交协会从一开始就积极领导开展反日活动。他们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研究对日政策，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和阴谋活动，监督政府的外交事务，协助政府开展对外交涉，广泛开展对大众的反日教育。从1929年9月起，外交协会创办了《国民外交周报》（后改为《国民外交旬刊》），宣传时事及外交常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各地的侵略罪行，反映民意，劝告沈阳市及其附近各县人民不传阅日人报纸。外交协会每周请知名人士作一次专题讲演，讲演内容集中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如日本移民政策，日本在东北之工商业、满铁以及日本侵华事件等等。阎宝航还组织外交协会先后调查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如十二标桩案、新民七公台村案、万宝山案、安奉路敷设双轨案、铁路交涉案等。阎宝航在组织各项活动时，还特别注重扩大外交协会的分会组织。从9月至11月，辽宁各县响应分会号召，有26个县成立了分会。当然，各县成立分会不光是协会自身努力的结果，东北当局当时为征收分配给各县的对苏战争军费，把协会分会当成是宣传机构，命令各县组织成立分会。特别是阎宝航在1930年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之后，成立太平洋会议辽宁支部，阎宝航为做好下一次太平洋会议做准备，更加注意发挥分会作用，调查日本侵略事件。正因为这样，中东路事件后，外交协会已发展到东北三省各地县120多处，担任工作的会员共5000多人，规模大、声势高，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林权助曾向当局提出数次抗议。注释：{1} 1929年1月29日，奉天省改称辽宁省，3月29日，奉天市改称沈阳市。{2} 中东铁路（“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我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旧称。原为帝俄于1897—1903年间强行修筑的铁路。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所占。抗战胜利后，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合并，改称中国长春铁路。九 关东的“林则徐”(1)由于面临日内瓦鸦片会议的召开，1924年11月，上海组织了中华国民拒毒会，从此各地也相应开展禁烟运动，但有其名无其实，更未形成经常性运动。1929年6月，恰逢林则徐焚毁鸦片90周年，中华国民拒毒会提倡全国运动，阎宝航以此为契机，着手禁烟的具体活动。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对东北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还极力推行毒华政策。日本商人和反动官僚、军阀相互勾结，把大量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运到东北，使大批民众染上恶习，在精神和肉体上对东北人民进行麻痹和摧残。贩卖毒品，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方式之一。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众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以来，禁烟便成为我国一项重要政策，结果总是禁而不止。在张作霖统治时期的东北，烟非但禁而不止，反而作为奉系军阀扩大军费的来源，大量种植鸦片，专门在奉天设立种烟总局，下令各省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驻热河的军阀汤玉麟则主要靠种鸦片养兵，骄横跋扈，被人们称为“烟灰兵”。东北烟风日盛，弄得乌烟瘴气。为了解除毒品对人民的危害，张学良在1928年7月3日就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政务之一就是禁烟拒毒。1928年7月12日，奉天省长公署转发了奉天禁烟善后章程。为了防止鸦片“戕身败家，弱种病国”，东北三省保安司令部于12月5日，发布禁止军人吸食鸦片的训令，限定同年底，主管官长具保戒除。12月7日，召开东北三省禁烟会议，颁布了《暂行禁烟条例》，提出“破获私售烟土，无论其多寡，悉付当众焚毁，并加以严重惩办”。虽有章程和条例，但由于当时贪官污吏横行，贩毒吸毒猖獗，又有各级高级军政官员撑腰，甚至与日本商人相勾结，大量贩烟，从中牟取暴利，警方处理起来都颇为棘手。东北的爱国人士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上。阎宝航曾经为禁烟之事专门询问张学良，张学良当时只是一笑，并不作答。阎宝航深知，张学良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且张本人此时毒瘾仍未戒除。阎宝航便专门给东北当局写信建议当局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日本强行向东北输入鸦片，严禁鸦片流行。东北易帜之初，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上任伊始，一反旧官场中的恶习，对沈阳等地警界风纪和社会秩序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整顿，禁烟禁睹，使官员中颓废风气顿减。阎宝航受黄显声这位少壮派军官的启发，决定在社会上开展一个禁烟运动。就在他领导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发动民众反对日军警宪制造的榊原挑衅事件时，有一位爱国人士活跃在全市大、中、小学和平民学校队伍中，他就是车向忱{1}。此人是继阎宝航之后，在奉天积极创办平民学校的著名人士，人称“东北甘地”。阎宝航很了解他。为了办好国民外交协会，开展活动，阎宝航把车向忱、黄宇宙等请到青年会兼办筹备拒毒事务。他们邀请了几位著名画家，画了许多漫画，揭露日本政府纵容浪人、商人贩卖鸦片烟、海洛因等毒品，毒害我国同胞的罪行。然后，又带领会员去各个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张贴，每当围观的人多了，他们又趁机进行拒毒宣传。1929年6月中旬，阎宝航和车向忱、张希尧等一起，联络各界爱国名流，发起成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称“拒毒会”），该会内设宣传、总务等组织，配合警界黄显声发起大规模禁烟宣传活动。会址设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由阎宝航亲自起草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章”规定的办会宗旨是：“联合本省各团体机关及热心拒毒同志，协力禁绝鸦片并其他麻醉毒物之种植、制造吸用及运卖，以期毒物永久肃清为目的。”“简章”还就拒毒会的工作范围，即：宣传戒毒、调查毒况、拒毒教育、戒烟工作等做了详细的规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成立后，（以下简称“拒毒会”）阎宝航即带领会员在沈阳各重要路口建立阅报牌12处，号召市民不看日本报纸。他还到城里各处茶馆、戏院、福音堂、工厂去讲演14次，听众逾2万人。负责日常工作的车向忱还邀请几位画家，画了不少集中反映日本军警纵容日本浪人、商人贩卖鸦片烟、海洛因毒品，毒害我同胞的罪行的漫画，在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张贴，同时随时随地进行其他形式的拒毒宣传。有一快板词的大意是：“鸦片是杀人的毒品，吸食成瘾后，不论什么样的英雄好汉，都会变成废人。日本为了侵略中国，贩卖鸦片、吗啡、白面（海洛因）来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无可用之兵，大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听后人人动容。同时规定5月9日为“拒毒日”或叫“禁烟日”。为号召拒毒，拒毒会还发行《拒毒月刊》，宣传鸦片的害处。为了搞清东北麻醉品交易的实情，拒毒会对如下各项进行调查：1.烟馆及吸食者数；2.“吗啡屋”数及其注射数；3.贩毒者数及其进货地；4.毒品制造所；5.罂粟耕作地。这里的1—4显然是以附属地，旅大为主要对象。“这些运动，与其说是一般性禁烟工作，莫如说是与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2} 的活动有联系的反日运动更合适。”事实上，在东北各地的日本领事掌握着许多日本人走私麻醉药的事实，拒毒会把走私吗啡列为日本对东北侵略政策之一是理所当然的。连日本方面都承认，拒毒会的调查，还不可能掌握日本贩运麻醉药的全部情况，只不过提出旅大地区的烟馆等极小一部分。1929年11月20日，由德国汉堡保禄公司寄来一批邮件，收件人为沈阳日本站（今沈阳站）附属地内居住的日本商人饭沼。当邮包运到第25包时，附属地内的辽宁邮政当局发觉此是禁品，遂即暂予扣留。日商便遣人致辽宁邮政局意籍邮务长巴立地，愿以一万元为取出25包之报酬，遭巴立地拒绝。随后，又寄邮件百余包，共计148包。辽宁邮政局意籍邮务长巴立地与阎宝航要好，他在青年会打网球时，把扣留日人海洛因的消息透露给了阎宝航。阎宝航一面鼓励他继续扣留日商的海洛因，一面向辽宁省政府拒毒会报告。省政府闻讯，便组织将其中四包作为样品，送营口海关转大连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对其成分进行化验，很快有了结果。1929年11月14日，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主任梅本二郎、化验科长理学博士田中宗爱、代理试验所长田村羊三署名的化验单送达省政府。化验单上写着：（译文）药品一种验明此药大部分含有氢氯二气盐酸之海洛因。1929年12月23日下午1时，省政府派职署第二科科长沈祖同召集各方面人员，在邮政总局共同检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辽宁高等法院院长史延程、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朱树声、邮务长巴立地、副邮务长刘曜庭、邮务局医官雍维林博士、司令长官公署军医处科长范长祥、东北大学化学教授姚文林、拒毒会代表阎宝航等11人。会议首先由巴立地介绍情况。他说，中东路事件以前，中俄未断交，从欧洲寄来邮件皆取道满洲里与哈尔滨。邮政局在哈尔滨设有化验所，检查甚严，故奸商不敢运入禁品。自中俄断交后，满洲里方面火车不通，由欧洲寄来邮件遂取道海参崴、日本而沈阳。此次由德国汉堡保禄公司寄予沈阳日本站饭沼者，邮局认为此事重大，遂已报告上海总局。上海总局令须呈报辽宁省政府。就在这个时候，阎宝航收到几封信，信中用漫骂的口号，警告阎宝航和他的同事车庆和（车向忱）必须悬崖勒马，否则必挨枪子（子弹）！信的末尾还画了一支手枪和已经喷射出去的子弹！阎宝航轻蔑地把信扔在桌子上，对站在他面前的车庆和、黄宇宙道：“恐吓信！日本人真是卑鄙无耻！”车向忱拿起信看了两眼，气愤地说：“中国人生何足恋，死何足惜！阎先生，咱们接着干，不能灰心！”九 关东的“林则徐”(3)为了造成焚烟声势，扩大影响，阎宝航决定拒毒会利用第二次焚烟时机，发起一个全市规模的拒毒运动周。为此，拒毒会从6月14日开始，组织多次拒毒演讲会，阎宝航亲自担任主讲。他还派拒毒会人员车向忱、黄宇宙化装成烟民，深入日本站（今沈阳站——作者）、十间房（今西塔东——作者）一带日本浪人开设的大烟馆、吗啡馆进行实地调查、拍照。他们还直接与烟民交谈，并把所获得的材料书写成文章、编写成小话剧等进行街头宣传演出。6月16日上午11时，由沈阳市大、中、小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跟着几辆载着海洛因、鸦片的汽车缓缓地向小河沿体育场行进。一路上，游行队伍锣鼓喧天，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打击贩运鸦片不法行为！”“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今天的小河沿体育场，仍按第一次焚烟时的布置：搭盖向南席棚两座，北面一座为中外官员及来宾监视参观之所，并备有酒果茶点等物，以资招待。中央一座安放一长桌，作为检查开拆包封之用。两席内外，均由拒毒联合会张挂所制画图、漫画和标语等。两席棚之东，搭一平台，作为露天讲演之用。阎宝航组织拒毒运动周讲演会就在这里举行的。运动场中间砌成四座锅台，上置铁锅四口，旁边各堆积煤油、木柴等物。黄显声派出的140多名警察以及省拒毒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动员的数万名学生分布会场内外，维持秩序。中午11时，辽宁省邮务局将查获的239包海洛因及由瑞士寄来的海洛因一大包，乘汽车驶入会场。在席棚台上落座的共有60多人。除本国政府、警务处、官银号官员、各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外，还有德、英、奥、俄等国的领事。阎宝航率拒毒会职员车庆和等也在显要位置落座。入场观众达数千人。大会开始后，焚毁海洛因委员会委员、拒毒会阎宝航等邀请到场中外官员、各报馆记者共同拆封，对已截获日商海洛因239包及从瑞士寄来海洛因一大包，共240包逐一取样封存，由阎宝航逐一签字，然后当众悉数分倾四口大锅之内，加以大量煤油，以木柴举火点燃，顿时烟雾蔽天，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口号声，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热泪……这年9月，阎宝航领导下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又得到昌图县先后拿获日商人山田文吾、丸毛增藏两起包运烟土的呈报。立即召开拒毒委员会会议，议决在9月21日第三次在小河沿体育场焚毁烟土大会。此后阎宝航率拒毒会同人焚毁日人烟土四包，计二百两。这次焚毁大会规模虽不如前两次大，但其影响仍十分广泛。这一年，阎宝航先后三次推动和主持焚毁日人毒品，在东北民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成为敬仰人物，称其为“关东的林则徐”。同时，沈阳三次大规模焚烟行动，在国民政府中也有广泛影响。上海中华拒毒会总干事黄嘉惠曾致函辽宁省政府，要求放映焚烟会上摄制的影片，以利宣传。阎宝航第一次焚烟后，黄嘉惠亲到沈阳准备拍摄拒毒影片，并将阎宝航也列为其中角色——饰洋行经理，开演时以英语演讲鸦片之流毒，为该剧中壮声色不少。对阎宝航的重视可见一斑。注释：{1} 车向忱：1898年生于辽宁省法库县东顾房身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1925年在中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来沈阳开展平民教育。他是辽宁省著名的平民教育活动家。{2} 阎宝航主持领导的另一个民众团体。{3} 1939年底，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请求严禁鸦片。道光帝深受震动，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后接替邓廷桢任两广总督。十 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1)1929年8月，辽宁省城基督教青年会又诞生了一个民众团体——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日本尾形洋一在他的《在沈阳的收回国权运动》一书中认为，阎宝航成立“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民众团体，目的是为从各个侧面调查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实态，以便为参加第四次太平洋会议做准备。但是，“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和“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早在太平洋会议之前的七、八月份就已经成立了。所以，日本人认为，这个以英语夜校起家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YMCA），到1931年前后会员数仅100余人却成为该地区反日运动的据点，这显然与1929年就任该会总干事的阎宝航的活动能力有关。日本人知道，反日讲演会之类都是在满铁奉天事务所相毗连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国民常识促进会会址也设在这里。国民常识促进会普及常识教育，属于教育会。教育会自1907年辽宁省设立后，直到1928年，教育厅长任命委员制改组为由教职员选举委员制，实行总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这四部别。其中学校教育部，由于东北政权的“教育振兴政策”，使初等中等教育在数量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易帜后，很快引进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灌输三民主义。其领导人是1929年回东北、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梅佛光。另外，不仅学校教育，还要开展成人教育和平民教育，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就是通过社会教育部，与省教育厅内的民众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促进会所说的常识，是由党义、国耻、公民、卫生、职业、破除迷信、公共事业、改革生活习惯、道德、乡村自治、拒毒等组成。重点放在国耻。宣传的基本内容就是“打倒满铁会社”。但促进会以灌输常识、造就健全国民为宗旨。表面上看，促进会是群众性教育团体，实质上是个反日团体。主席由东北大学附属中学校教员车庆和{1} 担任。委员由阎宝航、梅佛光、姬振铎、曹德宣担任。车庆和、黄宇宙主持日常工作。该会会员除教职员外，主要是由东北大学及各师范大学学生担任。该会成立后，阎宝航不仅为该会提供活动场所，而且是主要领导者和参加者。他和会员创办《常识半月刊》，每半月发行常识半月刊一次，登载各种有益民众常识，以资宣传；并将此半月刊，一面散布省城内之听讲民众，一面邮寄各县教育机关，促其组织各县常识分会以资扩大宣传。他们还把这些宣传品放在市内茶馆或教会里，作为简单的图书馆。他们在市内热闹场所选出的12个点，还开办公众演讲，为启迪民智，借用公共场所，请人演讲，使识字者与不识字者均能了解家事、国家、天下事，促一般民众早日觉悟，使其成为国家健全国民。国民常识促进会还设立群众阅报板，以平易的文字或绘画解说时事。每逢星期日、节假日，会员们则自带干粮，分赴各个茶馆、剧院、十字路口、监狱、福音堂、农村等地，进行讲演和宣传。他们讲述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近年来掠夺我国资源，输入洋货、毒品、走私贩私、破坏治安，以及驻扎军队，杀害我国同胞等情形；讲述近百年来的国耻事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愿做亡国奴，坚决奋起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情形等。讲演中间，穿插小型文艺节目和魔术表演，非常受欢迎。促进会还利用假期，发动沈阳22所大中学校学生1083人到附近15县进行抗日讲演等。《盛京时报》详细记载了他们的一次宣传活动的实际情况。“国民常识促进会于25日（星期日）举行第18次常识讲演，由该会特聘张起运、鲁绍周、陈文芳、任永利、任永吉、董学礼等50余人，分赴城关30余处茶社讲演，早10时开始讲学，晚3时闭会。听众共4100余人。该会会员阎玉衡、车向忱、赵小梦、黄宇宙等亲赴各处视察，并随时讲演云”。促进会每月都在本部即青年会内召开一次以专家为中心的研讨会。这些活动受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将领的赞赏。1929年10月，在中东路战争中的东北军，伤亡惨重。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不甘寂寞，开始增兵长春，并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张学良闻讯大惊。11月，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在美、英、法的调停下，签订了中苏《伯力协定》。中东路又恢复到中苏合营的状态。在中东路事件结束时，阎宝航、杜重远等民众团体负责人，利用拜望张学良的机会，汇报在1929年成立三个民众团体及其工作情况，张学良对他们的工作大加赞赏，鼓励各团体再接再厉，表示以自己的活动费支出予以资助。从中东路事件中清醒过来的张学良，开始关注对日问题。就在这次会见时，张学良明确交给阎宝航一个任务——请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将在日本西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太平洋国际会议，是1925年以研究、介绍太平洋各地区的实情，帮助改善各国关系为目的而召开的。1929年在日本西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第三次会议。与前两次会议不同，这次会议决定讨论现实的政治问题，主题定在中国东北问题。为此，中日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在会前访问了东北，试图说服各方面允许东北也派代表参加会议，并为此会见了张学良。这样阎宝航以辽宁省沈阳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首席常委的身份，被指定为出席会议的筹备会主任，同时派出宁恩承、王卓然等15名代表参加会议。阎宝航对参加这次国际会议极为重视，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这个讲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阴谋。会前，阎宝航召集出席会议的代表商议，正式成立代表团筹备会。这年10月16日，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表了题为《打倒满铁会社》宣言，把日本侵略东北的政策归纳为六点：1. 铁路政策：铺设五大铁路、延长吉会线、实现二线两港计划；2. 经济政策：投资、制铁、煤矿、伐木、农场、贸易、银行、金融；3. 政治政策：设驻军、警察；4. 文化政策：殖民教育、开垦播种；5. 移民政策：商租杂居、驱逐中国人、垄断土地；6. 扰乱政策：贩卖吗啡、走私鸦片和毒品、唆使土匪。同时提出十个口号{2}：1. 打倒殖民地中的敌人；2. 收回东三省外国人经营的制铁所、煤矿及所有侵略用机关；3. 收回旅大，反对商租杂居；4. 拒绝外国人的不合法移民方法；5. 自办铁路等所有事业，绝对不向敌人借款；6. 坚持经济不提携主义，促使敌人之觉醒；7. 反对敌人的经济开发主义；8. 反对把东三省作为敌人的侵略地；9. 废除以往与敌人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10. 反对敌人强行铺设吉会铁路。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经常接触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外交秘书王家祯。王告知他，他的外交秘书办公室在负责对日外交的同时，对日本问题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和研究，并选择比较有价值的文件、新闻、有关对中国的评论等摘要或全部译成单行本，有的公开散发，有的作内部参考。阎宝航将这些文件译文借来一一翻阅，期望能从中发现重要线索。早在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即于6月在东京召集了东方会议{3}，讨论对华政策。驻华日使芳泽，关东长官儿玉，关东军令官武藤，南满铁道社长广安，及驻奉总领事吉田，驻沪总领事矢田皆被召回国参与会议。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决议，又起草了一份给天皇的奏折，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4}，奏折称：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路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十 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2)从1928年8月开始，王家祯陆续收到东北外交处驻东京办事人员分期抄来的这个所谓“奏折”。但由于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所以没有引起重视。阎宝航在他借阅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个“奏折”手抄本，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件，便建议王家祯加以注意。王家祯经过研究之后。立即将文件交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并进行认真校译，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遂起名为《田中奏折》，面呈张学良。张学良当即批准以绝密文件印刷200本，送给东北政治负责人员。阎宝航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这样写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其侵华政策，更激发了我抗日爱国的思想，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一九二九年冬末我出席在日本西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大会。在会议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会前我主持在沈阳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筹备会事宜，曾由张学良秘书王家祯（现任外交学会委员）处得到一本《田中奏折》（这本《田中奏折》后张学良以重金在日本秘密收买得来），就是以后名闻于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世界的秘密计划，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到会）分送英、美、加等出席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第三届会议系于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日本西京举行。筹备主任阎宝航等组成的代表团一行如期抵达，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Institute of Pacific Relotions）中文译名为太平洋学会。“与会者八国——英、美、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实为太平洋沿岸国全体代表出席之第一次。至来会参观者，则有俄、法、荷兰、墨西哥，国际联合会，国际劳工局之各代表，济济跄跄颇极一时之盛。”会议主要讨论太平洋地区重大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31名中国代表除阎宝航外，还有胡适、余日章、张伯苓、徐淑希、陈衡哲、陶孟和、宁恩承、周天放等十余人。这次太平洋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满洲的问题。中国代表的发言集中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以松冈洋佑为首席的日本代表团则为日本政策辩护。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大出风头。他在发言中大谈日本帝国一向重视本地区的和平和石原代首相对邻国的友善态度。声称日本与满蒙国防及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在一些方面应做特殊考虑。而日本侵略满蒙，是出于接壤支那的责任感，无可厚非云云。本来，中国代表阎宝航已准备好了发言稿，现在根据日本代表的发言内容，有针对性地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说：“……中国东北有别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在那里驻扎着庞大的军队，那里随时都可能发生侵略战争。当然，他们的目标不止是中国的满洲，还有蒙古；不止满蒙，还有印度支那，甚至全世界。有人说他们对东北有一种责任感，依这样的责任感，东北乃至中国还有和平而言么？太平洋国家还有和平而言么？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责任感是野心二字的代名词。我们这儿有一份从日本帝国得到的文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首相田中呈天皇的奏折。我已把这文件译成英文发给各位代表，供诸位研究参考！”会场大哗。“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以退出会议相威胁，企图阻止会议进行辩论，造成会议进行中的一次轩然大波。”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经阎宝航之手公之于世的。国内最早把《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是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当时，西方各国一般不相信日本岛国能有如此与它国力不相适应的侵略野心。直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发动武装侵略战争之后，英、美、苏各国报纸均开始揭露《田中奏折》，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尽管日本当权人物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他的侵吞满蒙的野心被以后的侵略战争的发展所证实，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说的那样：“日本想要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难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1月间，阎宝航再次参加了太平洋会议，阎宝航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行动加以抨击。日本出席会议的代表宣称：日本无侵略中国野心。九一八不过是地方事件，满蒙对日本说来不过只是一只白象（既大而无用之意）。英、美的代表们的态度冷漠，不过略表应该调查了解之意。由此可知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所谓英、美、日国的名人学者，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而太平洋国际学会则又是这些侵略工具的工具。我们在会议上和他们讲理，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次会议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冷漠态度，同英、美等国在太平?国际会议上对阎宝航披露的《田中奏折》尚不置信的态度，如出一辙。由于西方国家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袒护态度，使得会上辩论毫无结果。但《田中奏折》被公之于世，毕竟出乎日本侵略当局的意料之外，它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此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证实了他们完全是按照《田中奏折》规定的轨道运行的。阎宝航等将《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也从此为日人所嫉恨。当然，阎宝航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也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11月4日太平洋会议讨论有关东北问题的过程中，中方代表提出了收回附属地和旅大为中心的14个论点却没有成为会议议题。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就涉及东北问题各项报告书达12册之多，这使所有的东北代表感到吃惊。阎宝航的感觉更为强烈，为了控制日本对东北的政策，必须有更具体的论点。有关这方面知识，远比日本缺乏。回国后，阎宝航经张学良批准，为参加下次（1931年）太平洋上海会议，成立了太平洋会议辽宁支部。以便从各个侧面调查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情况。阎宝航领导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注释：{1} 车向忱，任“科学概论”课教员。{2} 这个口号后来成为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方针。{3} 东方会议：田中内阁为了制定新的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政策，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会上与会者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华，争相献计献策，最后形成一个会议文件——《对华政策纲领》。纲领中强调所谓中国东三省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必须“予以特殊的考虑”。{4} 田中奏折：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把会议讨论的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秘密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奏呈日本天皇，这就是后来广为传播的《田中奏折》。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1)1931年9月18日，这是东北的被难日，是中国的国耻日，是亲眼目睹九一八事变的阎宝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年春夏以来，耳闻目睹日本人在东北各地挑起事端，阎宝航敏锐地嗅到日军发动战端的火药味，曾与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谈过，请他注意日本人动向，并伺机把情况向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报告。尽管黄显声、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亲赴北平向张学良将军报告岌岌可危的东北局势，却始终未能引起他对日军的注意和防范。9月18日晚，阎宝航曾在大南门里基督教青年会202号房间召开时事座谈会，出席会议的还有王以哲、赵国屏、赵锡庆、于黑子（忘其名）等军界人士；文人有高崇民、卢广绩、徐箴及曹德宣等。与会者发言说：“寻常穿长袍的当官，作威作福；必要时让穿二尺半的（军人）卖命，实在有点那个……”。晚10时20分，刚刚从青年会回到家里的阎宝航忽然听到爆炸声，接着枪声大作。他最初估计，或者是日军的军事演习，或者是北大营东北军部队的军事演习。他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竟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事变。天刚蒙蒙亮，阎宝航便起来。拉着大女儿明诗的手去外面观察动静。他们穿过胡同口，来到大南街，往北一看，发现有一队日本军人扛着太阳旗从大西路中街方面开来。阎宝航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阎宝航把明诗送回家，嘱咐高素桐做好准备，必要时他要送全家去基督教会去躲避。现在他要到青年会去以便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了解一下沈阳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日军占领沈阳后，全城一直处在极端恐怖之中。从9月19日早上开始，日军警沿街盘查过往民众，同时冲入省商会、省农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民众团体办公处大肆搜捕，情形十分紧急。19日，日军虽然占领了沈阳城，但兵力尚未开到大南门一带。阎宝航弄清日军发动武装事变情况后，立即将家人送到基督教会躲避。20日早上，他来到省商会会长卢广绩的家。当时，沈阳城内街头一片混乱，笼罩着恐怖气氛。慌忙奔走的市民大呼小叫，一队队日军在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大街小巷。阎宝航敲开卢广绩家门时，竟将他们全家吓了一跳。卢广绩惊异地问，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样公开露面？阎答道：“事出突然，对日军野蛮行径不能无动于衷。平时我们以抗日相号召，这时我们也应挺身而出。”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卢广绩。他说：“日军野蛮地践踏我国主权，武装占领沈阳城，是何动机？是何原因？我们要说话。”卢广绩说：“日军肆虐，我们顶烟而上，恐凶多吉少。”阎宝航说道：“个人事小，中国人的尊严事大。日军这样蛮横地占领了省城，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到底是怎么回事？少帅不在家，同荣臻{1} 他们也联络不上，我们应该以外交协会名义展开活动，弄清情况，希望对事态有些好处。”于是，阎宝航和卢广绩一起，联络学生联合会会长金哲忱等人往见德、法等国领事，请他们从中斡旋。结果，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事涉中日两国外交，我们未获本国政府之命，不便过问。”随后，阎等三人来到英国领事馆，所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英国领事愿意介绍他们去日本领事馆往见日本领事森岛，并写一便函交与阎宝航。当时，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2}，在九一八之夜正在他的同乡好友家为其守灵。晚10时30分，他接到电话，请其立即回领事馆。他匆匆赶回总领馆方知发生柳条沟事变消息，他立即命令森岛领事即刻去关东军特务机关弄清情况。阎宝航等来到日本领事馆时，正值森岛领事从关东军司令部了解情况回来，在向林久治郎总领事汇报和讨论如何“通过特务机关使其立即停止我军的军事行动”，所以派他们的副领事出面接待。阎当即质问，日军如此占领中国东北省城，作为领事为何没法阻止军事行动？这个副领事竟说：“军事行动是关东军干的，我们作领事的管不了。”那副领事口气一转，反而要求阎宝航：“你们来得正好，你们应该立即行动，组织地方治安维持会。我可以叫日本居留民会长和你们商议。”接着他以命令的口气说道：“你们明天再来！”阎宝航等立即辞出，三人面面相觑，日领事的态度实在使他们感到愕然。阎宝航敏锐地感到他们去往见领事等于自投罗网。幸亏日领事森岛无暇出来见他们，而派刚刚上任的不知道阎宝航等是何身份的副领事。日领事森岛对阎宝航这“反日巨头”是很熟悉的。在那种混乱情况下，森岛见到送上门来的阎宝航，一定是不会放过他的。不过，阎宝航从副领事的蛮横态度中，已觉察出他们的行为有些唐突，他当机立断地说：“我们应该马上离开沈阳，否则，不作汉奸就得作日本人的刀下鬼。”他们估计此时家中也可能受到日军监视包围，便向大西关文会中学英国牧师家中奔去。当夜三人宿于这位牧师家中，决计第二天离开沈阳，前往北平。20日清晨，阎宝航到达沈阳城北的迫击炮厂，并与该厂工程师、美国人麦尔斯取得了联系。麦尔斯答应赴约定的地点等候卢广绩等三人，然后用自己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皇姑屯车站，送他们乘火车赴北平。此时城内早已到处悬挂着日本国旗，日军在街头盘查巡逻，横尸随处可见，十分恐怖。迫击炮厂位于郊区的文官屯，因开车的是美国人，汽车在去皇姑屯车站的路上并未遇到太多麻烦。但由于事先约定卢、金二人乘车地点有误，耽误一个多小时，引起日人巡逻队注意。麦尔斯急中生智，跳下汽车装作修车模样，故意让日人看他的脸。日巡逻队见是个西洋鬼子，便径直而过。坐在车里的阎宝航有惊无险。就在这一天，日军特务机关已将城内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军警单位全部查封，到处搜查爱国人士，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均在搜捕之列。并贴出布告，以5000元悬赏缉拿阎宝航。傍晚时分，阎宝航坐在麦尔斯的汽车里，望着大街上累累横尸和全副武装来回巡逻的日本兵，和挂在城墙上的日本国旗，怒火在胸中燃烧起来。当时，沈阳的皇姑屯火车站尚未被日军控制。站台上下，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哭声喊声交织在一起，好不凄惨。阎宝航和卢、金二人好不容易挤上一列闷罐车，恨不得立即到达北平。但由于火车燃料不足，走走停停，终于到达沟帮子站。他们在这儿下车，第二天再次登车，于23日到达北平。从登上火车的那个时刻起，阎宝航就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使他难以理解的问题：东北军怎么啦？为什么不加抵抗就把沈阳轻而易举地让给了日本人？难道这是张学良的主意不成？他百思不得其解。到达北平后，他们先到奉天会馆住下，又去中央饭店找到了先期在这里的王化一。王化一自从赴朝鲜慰问被害华侨回来后，正值东北军在关内讨伐石友三叛军刚刚结束。他作为参加慰问团成员之一，赴北平慰问在平定石友三叛乱战斗中受伤官兵，和慰问团成员一起住在中央饭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已有大批东北难民流落街头，特别是大批青年学生，衣、食、住均无着落，情景极为凄惨。王化一已遵照正在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副司令的指令，负责对东北难民的救济事项。他四处奔跑，终于落实奉天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司艺厅以及红十字会等地为难民收容所，亲自主持登记发放救济款项。9月23日，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张学良将军召见王化一，询问各民众团体诸人的情况。25日，除阎宝航、卢广绩外，高崇民、陈先舟等也先后到达，他们都住在中央饭店。王化一首先转达了张学良将军对各位的关念之情，“阎玉衡，卢乃赓诸同志自沈阳脱险抵平，张副司令每人赠给生活费200元”，随后，向大家传达了张学良将军23日在协和医院的谈话要点。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2)九一八事变后，短短几天时间，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分别成立了两个群众组织：一个是由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和原北平读书的东北学生组成的“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一个是高崇民、陈先舟在潜出沈阳途中与聚集于锦州、沟帮子一带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抗日救国会”。大家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把流亡锦州、北平两地的原辽宁省各法团、各反日团体领导人及青年学生、各界群众所成立的三个团体，即“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联合成立一个组织，最后大家商定，这个组织就叫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参加25日讨论的唯独缺少杜重远。大家非常担心他的安全。阎宝航也在焦急地期盼着杜重远的到来。杜重远来了，大家好一起往见张学良。“事变发生时，余适因事未在省城，接阅号外，始知辽城陷落，当时精神上之刺激，非笔墨所能形容。因念所办瓷业公司向为倭人所嫉视，益以我年来排日甚烈，更为彼等所切齿，今如贸然回省，实不啻飞蛾投火，自寻祸患。然转念六十万血汗，五百口员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赖，倘公司不幸而遭摧毁，固若天灾，无可抗逆，假如公司未被蹂躏，人员未尽散失，我独远避，将何颜以对股东，以见同人？于是决意冒险归省。”幸遇此时来沈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并得其协助，代其去肇新公司往见全体员工，杜本人在张的劝说下，迅速逃离虎口。乘火车抵达天津。他便装下车，本想在平津地区从事抗日工作，以号召国人。因身体患病，住进天津医院，一时不能到平。26日，阎宝航和卢广绩、王化一来到协和医院看望张学良。此时，张学良大病初愈。由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未加抵抗，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沈阳及其东北广大地区，全国上下一片哗然，纷纷对他进行指责，称他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内心痛苦，情绪十分低落。当他看到这些慕僚和朋友安全抵平，十分高兴，便和他们攀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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