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行说和营救说?（1）《仓央嘉措秘传》 上面咱们又发现新问题了，出现了一本叫做《仓央嘉措秘传》的书，我说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它就是仓央嘉措下落之谜的“阿拉善说”的始作俑者。 好了，我不忽悠了，现在我得正襟危坐，貌似严谨地讲话了，嗯，按照正常的学术文章的行文，咱们得先看看这本书是怎么回事。 这本书本名叫《一切知语自在法称祥妙本生记殊异圣行妙音天界琵琶音》，学术界简称其为《琵琶音》，因为在拉萨藏文木刻版的每一页书眉上都有藏文“秘传”二字，所以民间俗称为《仓央嘉措秘传》。 这个“拉萨木刻版”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刻版刊印的，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流离失所、四处漂泊的事儿吗？估计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居住在蒙古地区嘛，所以，阿拉善旗的人兴许给他推荐了这本书，他看了之后觉得很好，下令刻印，形成了“拉萨木刻版”。 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到的版本，实际上是“南寺本”，也就是阿拉善广宗寺寺藏版本，广宗寺的网络主页前面有朋友贴出来过，大家有兴趣去看一看，我们后面也要写到它的。 这个“拉萨木刻版”，和原始版本的“南寺本”，误差很多，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铅印本《仓央嘉措秘传》，来源于“拉萨木刻版”，而且据我所知，并未全文翻译，因为有很多地方是译不出来的，矛盾非常多。 这样看来，我们所能见到的汉文版《仓央嘉措秘传》，实际上跟“南寺本”相差的可太多了，转手两道，每一道都有误差。 版本的问题咱们介绍到这里，再说说“秘传”。先声明，此处是我的猜测，或者叫疑问。 “秘传”二字，您能读出几种读法？“传”是多音字吧？ 所以，读出来实际上是两种含义，“内部传阅”和“秘本传记”。到底哪种是藏文原意呢？也就是说，拉萨藏文木刻版的每一页书眉上都有藏文的提示，这个提示可能是“内部传阅”，也可能是“秘本传记”，那么，都可能翻译为“秘传”，那么，藏文原文是什么？ 我不懂藏文，也没见过拉萨藏文木刻版书眉，也没请教过我师父，此处我猜测，是“内部传阅”。原因有三，第一，藏族人民一直认为仓央嘉措是“早逝”的，说他后来云游到阿拉善终老这样的内容，实在无法公开，需要“内部传阅”；第二，要充分考虑到当时西藏的社会制度，十三世达赖喇嘛看的书，是贵族和上层需要看的，而不是老百姓可以看的，这是等级制度造成的，所以需要的是“内部传阅”；第三，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处境和身份，他公开了这本书，想干啥？事实上这本书如果是真的，就推翻了后世达赖喇嘛转世的理论根据，因为这本书说仓央嘉措没死，他没死，以后的达赖喇嘛哪儿来的？咱们分析过“五台山说”，十三世如果朝拜益西嘉措的囚禁地都不可能，有点像是在后妈坟前祭典亲妈，那样容易让人对他说闲话，说他为益西嘉措翻案，那么，就会引起清政府的反感，他那种处境敢吗？ 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是不能公开刊印这本书的，我认为，藏文原本是“内部传阅”之意，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内参”，仅供格鲁派高层、地方政府上层人士看一看。 可是，翻译为汉语后，出现了“秘本传记”的意思，也就让很多人理解为“关于仓央嘉措的神秘的传记”。 好了，再说一句，上面关于“内部传阅”和“秘本传记”的分析，是我的猜测，我要是问问我师父就明白了，可真不好麻烦他老人家，这个问题以后我有了答案，再跟大家汇报吧。 好了，按照学术著作——嘿嘿，我自己都在偷笑，真把自己当人了——按照正常的行文方法吧，得介绍一下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叫额尔德尼诺门罕?阿旺伦珠达吉，又名拉尊?阿旺多尔济，是阿拉善旗的蒙古人。此书成书于1757年，以第一人称叙述，也就是仓央嘉措的“ 亲口讲述”。在书中记载，阿旺多尔济被仓央嘉措认出是桑杰嘉措的转世化身，因此着力培养他，毫无隐瞒地对他说出了终身的秘密，并且将自己的遗愿、后事托付给了他。 不多说了，以后涉及到什么的时候，我再补充就可以了，后面这个人物还要出场呢，我怀疑他因为这本书，被阴谋杀害了。 关于这本书中记载的“放行说”，咱们下文再讲。 前面的序号有误，此处应该是“放心说和营救说”之三。 不过不影响大家看贴，您看到【活佛活得很辛苦】开头的字样就是我更新了，序号无所谓啦。 昨天喝酒喝大了，做了糊涂事儿，主要还是有邪念，在此持诵金刚萨埵心咒一百遍，以为忏悔。今日起要老老实实修行，正经八板写作，为了表明心迹，今日多更新一些，而且免费赠送一小段。 咱们说到了《仓央嘉措秘传》，那么，这本书里对“放行”一事的记载如何呢。 迤逦行来，经北路，走到冬给措纳湖畔，皇帝诏谕恰纳喇嘛与安达卡两使臣道：“尔等将此教主大驾迎来，将于何处驻锡？如何供养？实乃无用之辈。”申饬极严。圣旨一下，众人惶恐，但有性命之虞，更无万全之策。恳求道：“为今之计，唯望足下示状仙逝，或者伪做出奔，不见踪迹。若非如此，我等性命休矣！”异口同声，哀恳再三。 我道：“你们当初与拉藏王是如何策划的？照这样，我不达妙音皇帝的宫门金槛，不觐圣容，决不回返！”此言一出，那些人觫惧不安。随后就听到消息说是他们阴谋加害于我。于是我又说道：“虽则如此，我实在毫不坑害你们，贪求私利之心。不如我一死了之。但这也得容我先察察缘起如何再说。”如此一讲，他们皆大欢喜。 这段文字其实要细分析起来也是漏洞百出的，我不多分析了，要不好多人又得蒙，咱们把步子放大些，就算这段文字没问题，越过去，把目光放在故事情节上。 那么，按照这个记载，当时的仓央嘉措心里是有数的，他知道拉藏汗是必须放他走的，否则康熙皇帝饶不了他。这就符合了我上文注水版韦小宝之精神，你不是放我走吗，我还偏不走呢，而且仓央嘉措非常厉害，先扣帽子——“你们当初与拉藏王是如何策划的？”把过错先扔在对方，从心理上先来一记重击，之后，打完巴掌给个甜枣儿，恩威并施——“我实在毫不坑害你们，贪求私利之心”，唉，我是不想走啊，但是我不走不就害了你们了嘛，为了你们着想，我还是走吧。 这叫什么呢？做生意嘛。 所以，此时的仓央嘉措完全可以提条件：这冰天雪地的，不是冻死也是饿死，让我走可以，给我马、衣服和足够的食物，否则咱们继续往北京去，见到皇帝再说。 这样一来，“失踪说”的疑点就可以解开了：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失踪”了，于是产生了“失踪说”，而他的“失踪”其实没有学者质疑的那么难。 而“死亡说”也可以说得通：这是个政治交易，仓央嘉措“放行”可以，但对外宣布他已经病死。这也就是正式记载的“病逝说”，只不过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官方说法”。 而实际上，如果这段文字是“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为今之计，唯望足下示状仙逝，或者伪做出奔，不见踪迹。若非如此，我等性命休矣！” 这么看来，“失踪”和“病逝”，实际上是当时的两种方案，是拉藏汗的人提出来的解决办法。 《仓央嘉措秘传》的后续记载是，仓央嘉措在青海湖附近向东南方遁走，此后去过打箭炉、峨眉山，又回到西藏的拉萨、山南，还去了尼泊尔、印度，再返回西藏及西宁，最后在今内蒙古的阿拉善旗圆寂，终年64岁。 这就形成了仓央嘉措死因之谜的“阿拉善说”。 有意思的是，“阿拉善说”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竟然分化出好几个版本： 其一，“五台山隐居说”将隐居故事“加塞儿”到其中，反正他云游了很多地方，多去一个五台山也未为可知； 其二，原始版本中记载他自己云游到阿拉善旗，并在那儿住下终老的，但蒙文《哲卜尊丹巴传》中，认为仓央嘉措是被蒙古方面支持他的势力接到阿拉善旗保护起来的，这就形成了“营救说”； 其三，死亡的地点，有说他死于阿拉善旗朵买地区的一座蒙古营帐，此后遗体保存广宗寺内，但也有说他被阿拉善旗人认出，当地人每年筹银二万两，将他送回拉萨隐居，最终在藏南的一个山洞中坐化。 以上还仅仅是比较简单的归类，实际上，《仓央嘉措秘传》中既有“大法力”逃跑和捉狼的故事，也有“放行”的故事，简直就是以上所有说法的大杂烩，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前面介绍的诸如仓央嘉措遇到无头人的奇怪事儿。 更神奇的情节是，它里面记载，1717年，仓央嘉措35岁时，跟着阿拉善旗王爷的公主道格去了北京，这一次他可是大开眼界呀，游了趟皇宫、参观了雍和宫，并亲眼在德胜门看到桑杰嘉措的子女被押送进京。 挺好玩吧，一个在中央政府“挂号”已经“死”了的人，竟然大摇大摆跑到北京，这也好理解，胆子大嘛，化装的好嘛，可以理解。 可是我要问的是，当时的皇宫和雍和宫他能进去吗？买票参观？更要命的是，当时哪里有雍和宫啊，应该叫雍王府啊。 所以，《秘传》记载，学界很大一部分专家认为，疑点重重。 首先，学界中最大的质疑观点是，《仓央嘉措秘传》并不是正史，而是阿旺多尔济的个人著作，其内容的许多情节都太过玄幻，当神话小说读读尚可，如果作为史料显然可信度非常低。而且，早期史料持“阿拉善说”的只有这么一本，作为孤证是不可采信的。 其次，即便将这本书暂且当作正史分析，那么，其中的内容也有很多矛盾之处，最简单的例子，用大法力逃走的“失踪说”是它说的，“放行说”也是它的记载，这怎么解释？ 在这儿我想说说我的看法，第一，充满矛盾的书，一样可以当史料的，《史记》中矛盾不也挺多吗？第二，咱们回到“内部传阅”与“秘本传记”上，我个人倾向于是“内部传阅”，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是人物传记，并不是史书，而是一本个人回忆录性质的书，这样的书是可以有文学笔法的，咱们先天就不应该把它当成学术作品。 学界对《秘传》的质疑是可以的，但质疑的“点”，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在它是不是“史书”上，我前面也说了，当成个人回忆录比较客观，那么，日记为什么可以作为研究人物的史料？日记可以，回忆录就不可以？另外，《秘传》里是矛盾重重，这有一部分是文学笔法造成的，比如“大法力”和“放行” 的重复记载，我们要理解“大法力”是文学笔法啊，是描述传奇人物的手段啊，如果把它当成观点性结论，那是我们迂腐。 在这儿我不是为《秘传》的史料价值辩解，说实在的，让我将它当史书，我也不同意，可我们需要做的事儿不是争论《秘传》是否可以纳入学界视野的问题，而是要分析它的内容。 刚才说的学界质疑，我认为没质疑到“点子”上。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质疑《秘传》，首先要解释的疑点在于康熙皇帝训斥押解行为的话： “尔等将此教主大驾迎来，将于何处驻锡？如何供养？实乃无用之辈。” 这段话在史籍中是查不到的，相反，无论是《清圣祖实录》还是清内阁康熙皇帝的《起居注》，都有另外的记载，那就是“令拘假达赖赴京”。下令捉他在前，训斥押解的人在后，康熙前后下达如此矛盾的旨意，这是为什么？ 下面，我要为大家解释我是如何看待这个矛盾的，这个矛盾解释清楚了，我们就知道《秘传》是不是有价值了，而仓央嘉措的下落之谜，也就解开了。 【这段是赠送的】 学界对“阿拉善说”持反对观点的，还有些其他的论证，前面我说过，推理是可以做的，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史料推理，这个必须做，一种是情理推理，做做无妨，但不能当证据，这样的结论凑数可以，如果当成学术，我第一个反对。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极其无用的。 有所谓的专家说了，为什么仓央嘉措1706年以前创作了那么多诗，以后就没有作品了呢？这样只能证明他死了，也就证明了“阿拉善说”是胡说八道。 我要问的是，这种推理有价值吗？ 第一，人家不是职业诗人，而且1706年以前，创作的诗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嘛。第二，如果隐姓埋名地生活，如果像《秘传》记载生活那么艰苦（据说做过苦力，抬过尸体等等），有兴趣创作诗？第三，一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可以改变吗？不写了就不行吗？第四，事实上《秘传》里也有诗啊。 类似这样的推理，类似这样的“专家”，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前面说了，学界不太倾向于用《秘传》当史料，我也说了我个人的意见，它本来就不是史书嘛，但不是史书不意味着没有研究价值，对吧？我们要不要当史料，不在于它的作者是谁、它的文字好坏，搞历史不能那么搞，主要还是看内容有多少价值。 那么，《秘传》和它提出的“阿拉善说”，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呢？ 并非如此。作为近年来仓央嘉措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它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天涯以前有个帖子，比较了一下仓央嘉措下落的几种说法，它的方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要素”PK，什么是要素呢？就是认为一段历史是否成立，需要几种要素，一，正面记载，二，地点，三，人证，或者说是辅助材料，比如野史笔记，或者相关人物的记述等等，也就算旁证吧，四，实物证据。 简单说一说，第一条，正面记载，就是结论性的记载，比如我们说世间有玉皇大帝，传说了上千年了都，没记载，也不行，也被当做传言。 第二条，地点，这里指的是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比如好多民间传说记载相当丰富，有正面的也有野史，可具体发生在哪儿？有没有遗迹？遗迹能不能印证文献记载？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今天，七夕，牛郎织女在哪儿ONL呢？银河？您去过？那里的遗迹您发掘过？这不行，一般来说这也不被当作历史。 第三条，第四条，咱不细说了。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这些都是一般性而言，有就更好，比如黄帝，咱们上哪儿弄他的遗物去？再比如一些遗迹，确实考证不出来了，可也不妨碍被认为是史实。因为这几条之间主要看“合力”，有很多时候有某一条真就是十分弱，可“合力”相当大。 那么我们看看“阿拉善说”，以上几条，都有。 这就是说，此种说法虽然在学界有争议，可一定要研究，它有价值。 那么，《秘传》记载了什么呢？ 大概情节就是：1706年仓央嘉措“遁去”后四处游历，到了1716年，他率16名僧人来到阿拉善旗，结识了阿旺多尔济一家，此时的阿旺多尔济才1岁。第二年，仓央嘉措与阿拉善多罗郡王的女儿道格公主去了趟北京，游览皇宫和雍和宫。1733年夏季，破土动工修昭化寺；1735年，仓央嘉措自筹一万两纹银，派阿旺多尔济去藏区随班禅学经；第二年，也就是清乾隆元年，仓央嘉措也从阿拉善迁居到青海湖摁尖勒，一住就是9年（正史记载，应该是1724年雍正命阿拉善民众迁居青海），先后担任了13座寺庙的堪布；这期间，阿旺多尔济学习了所有经文，先期返回阿拉善，很快，昭化寺建成，由仓央嘉措主持大法会；1745年，63岁的仓央嘉措从青海湖返回阿拉善，但不幸染病，最终于第二年病逝。 当然，我说的是粗线条的，非注水版的，要是细说起来，里面好多东西很无厘头，简直就是神话小说。咱们强调了，这类作品有文学笔法，我是剔除了那类文字，把我认为应该考证的东西提出来了。 仓央嘉措死了之后，他的肉身被移到昭化寺立塔供奉，1756年，阿拉善当地建造南寺，并将昭化寺全盘搬到那里，当然，仓央嘉措的肉身塔也移了过来。 1760年，乾隆御赐南寺为广宗寺，授予镌有藏满蒙汉四种文字寺名的乾隆御笔金匾，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亲自给它制定寺规，而阿旺多尔济就成为广宗寺的一位大活佛。 前面咱们介绍了这个《秘传》的作者，我说叫额尔德尼诺门罕?阿旺伦珠达吉，对藏传佛教有了解的朋友一看到“额尔德尼诺门罕”，就应该知道他的身份了。 那么好，仓央嘉措的下落基本上就这么多了，可是，我有疑问。 您看出来了吗？ 南寺，一个地处偏远、刚建成不久的寺庙，既没有什么显赫的历史传承，也没给国家做过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竟然得到皇帝御赐，这事儿怎么解释？ 我还要提示一点东西，当然不展开说了，这个情况是，七世达赖喇嘛对这个阿旺多尔济恩宠有加，他们来往甚密，关系好得让人无法理解，六世班禅去北京为乾隆皇帝祝寿路过此地时，还曾为阿旺多尔济的死打抱不平。 什么了不起的人让两位大活佛如此看重？ 顺着这个话头儿，我们再来看看阿旺多尔济之死。 阿旺多尔济是被阿拉善郡王罗布藏道尔吉关进大牢迫害致死的。这个案件说起来是个不起眼的小事儿，甚至有些荒唐，咱们在这儿不多说了，我只能告诉大家，阿旺多尔济在法律上没罪，而是“得罪”了郡王，而且整个事件非常扯蛋。 当然，得罪权贵受迫害，身体不好一时没挺住挂了的事儿也常有，就当冤呗。不过，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两点： 第一，阿旺多尔济和郡王罗布藏道尔吉两人，是亲戚。是怎么个亲戚呢？他们都是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的后裔，嘿嘿，固始汗又出来啦。他们的祖父是固始汗的孩子，我前面说了，固始汗帮五世达赖建立政府，之后留在拉萨了，可孩子是分散好多地方的，分散在阿拉善的，一个是和罗理，一个是他的弟弟，而阿旺多尔济和郡王罗布藏道尔吉就是这哥俩的孙子。 这个关系大家搞清楚了吧？他们的父亲是叔伯兄弟，他们的祖父是亲兄弟，他们实际上是没出“五服”的时代亲戚。 现在这种亲戚实际上也不太远，就算没啥亲情，平时打个电话、有事儿借个钱什么的，也很正常，而古代亲情观念比我们现在要强，就算分家之后走动不多，但啥深仇大恨能把兄弟往死里整啊。 第二，咱们就说不讲亲情了，这也不算啥，但是，还有问题呢。阿拉善郡王，别看也叫王，我对清代的爵位也没多少了解，可说实话，我还真认为这个官儿没啥大不了的。但是，阿旺多尔济虽然是小活佛，那也叫活佛啊，对不对？而且头几年还受到乾隆的加封呢，你这个地方小破王爷就敢把人宰了，说得过去吗？ 第三，这个郡王，在《秘传》里可以看出来，和仓央嘉措好着呢，她女儿还陪他游览北京，还给他供养了一缕青丝帽子，而且仓央嘉措在当地可是非常有名望的，我们要注意的是，阿旺多尔济是仓央嘉措的弟子，而且在书里是桑杰嘉措的转世，那么，郡王就算看不起这个兄弟，不讲什么亲情，看在与仓央嘉措的情份上，对他重要的弟子下杀手，貌似心太毒了些。 第四，罗布藏道尔吉在此之后，也很快死掉了。 我有个怀疑——杀人灭口。两人的死都有重大隐情。 有点扯远了，咱们再回到“阿拉善说”，至少在几十年前，此地的“仓央嘉措肉身塔”还存在，并且据说还有很多仓央嘉措的遗物，当地也一直流传着仓央嘉措最终落脚阿拉善的故事。可惜的是，很多遗物、遗迹等实物证据，已经由于历史原因损失、销毁了，现在的广宗寺是1981年到1990年重建的。 有趣的是，重建之后寺里立了一块《兜率广宗寺记》碑，上面直接就写上了仓央嘉措与广宗寺的渊源，看起来无论学界怎么争论，反正他们那里是认定了“阿拉善说”的。 总体来说，“阿拉善说”既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又有民间流传的故事，既有明确的活动地点，也有相应的物证（虽然现在所剩无几了），与其他身后行踪的说法相比，构成历史考证的因素可谓一应俱全。 那么，我们是否就能相信“阿拉善说”成立呢？ 还不能这样说。 如果此说是历史的真相，无论它后面说的多么无懈可击，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阿拉善说”成立的基础，不是仓央嘉措云游到阿拉善之后有什么证据，而是他当初能不能跑出来、怎么跑出来的。没搞清楚他当初是不是有可能被“放行”，讨论后面的事情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关于“阿拉善说”分析的关键问题，还是康熙皇帝训斥蒙古人、继而蒙古人“恳求”他快走、并且以病死为由了事，这样的记载到底有没有可信度？ 可问题非常麻烦，如果这是可信的，又怎么解释此前康熙皇帝派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入藏，要求押解仓央嘉措入京呢？ 这两条“史料”是如此明显的矛盾，到底相信哪种？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 我有！ 您能猜出来吗？我看可以分组讨论了，大家猜猜吧。放行说和营救说?（5）?局势分析 引子 好了，不分组讨论了，虽然参与的人不多，可答案有点乱套，我问怎么解释两道明显矛盾的谕旨，可好，都奔仓央嘉措的结果去了。 大伙儿听我忽悠就可以了，开小会滴不要。 有几句话要说在前头： 第一，咱们接下来讲的是当时西藏和临近地方的政治局势，特复杂，大伙儿有点耐心，一方面，别断章取义，比如我这儿说康熙不敢和准噶尔打仗，您非说历史书里说收拾人家三回，这叫抬杠；另一方面，同一个事件，我会用不同的视角来分析，所以文字量会多些，您别急，我也争取快点儿。 第二，这里面实际上我如果说一句大白话，就特好讲明白，但这句话我是绝对不能说的，说了这帖子就悬了。大家能看出来我要说的是什么，心照不宣，咱们都别挑明了。这一点特关键，千万别乱说话，听我讲故事就可以了。 第三，思路的问题。我一直强调，思路都有价值，结论都没价值，谁也别想给历史定案，但是思路嘛，前天我看老谋子专访，说开幕式方案向社会征集了多少种，都被PASS了，只有29个脚印是一直保留的。嗯，咱们顺着这个话头说，确实，社会方案大部分应该是很不成熟，但个别闪光点是可以用的，别以为被PASS 的就失败了，它作为整体不可行，但有的想法是可资利用的，这也叫贡献，俗词儿叫无名英雄。这也是我要说的话，我的结论可能是失败的，但如果其中有哪条思路以后谁能用得上，我愿已足。 咱们关键看思路，或者说我这条路能不能行得通，结果嘛，我不奢想。 另外回马甲兄弟，偏心嘛，那是没有滴，私心嘛，是有一点滴，说实话，我想找个既懂佛教又懂历史的人，干这行没个帮手还真不行，可惜啊，那位笑若轻烟捣乱是把好手，做正事儿指不上，嘿嘿。 还有，那个帖子我看算了，我也确实写不过来，这一块儿我就手忙脚乱了，呵呵。 接上文，因为有好几天时间了，而且以前也有朋友说看了后面忘前面的情况，咱们简单回忆一下，我说有本《仓央嘉措秘传》，提出了“阿拉善说”，但是，“阿拉善说”是否成立，咱们先别看后面的记载，仓央嘉措在阿拉善生活得多丰富多彩都白扯，咱们得解决的问题是他怎么能跑出来，这一关过不去，以后的事儿解释它有啥用？ 那么，《仓央嘉措秘传》里记载他如何跑出来的呢？实际上有两种方案，这俩方案都是押解的人提的，其一是“示状仙逝”，其二是“伪作出奔”，看起来仓央嘉措选择了后一种，跑了，但上奏给朝廷的，还是“仙逝”。嘿嘿，“示状”这词儿用的挺好的。 那么，为什么押解的人要提出这两种方案？我们的问题就过渡到康熙为什么会有那道奇怪的圣旨，不引用原文了，意思是说，你们把佛爷给我押来干啥？ 矛盾就产生了，不是你康熙让押来的吗？这时候怎么又反悔了？大姑娘都上了花轿了，婆家说不要了，咱不带这么玩儿的。 所以，我们得先解释清楚这两道圣旨，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想干啥呢？ 咱们得插句话，第一，有没有第二道圣旨，这事儿正史里可没说，咱们的前提是姑且认为有；第二，如果有，圣旨的原文呢？我也不知道，因为《秘传》里的记载是相当口语化的，而这本书的性质又是回忆录，所以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段落大意”；第三，就算是“段落大意”，那么我们看，康熙说“这人我不要了”吗？没说，人家说的是，你们给我送来，咱们五星级酒店也不够啊（尔等将此教主大驾迎来，将于何处驻锡？如何供养？）说实话，地儿是有的，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的时候，不留着一个黄寺吗？这国家级超五星的驻锡地，康熙忘了吗？没忘，装的。 看人家政治家说话，水平啊水平，点一点就行了，话别说死。当然，说死的情况也不少，比如我上次回帖里说的，有次康熙特唠叨地告诉大臣，如何写密折，字儿怎么写。 可此时为什么不说死呢？为什么不直接说：你们给我回去，该干啥干啥！ 因为不能说。 好了，我开始分析了，过程相当漫长，您看我刚才铺垫的架势就看出来了，没几次帖子说不完。 还得说到那两道圣旨上，多明显的矛盾，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您公司老板要是吩咐，小李呀，做个方案，要快。等您熬了半个多月交上去，他又说早就不用做方案了，客户早就撤了，您气不气？这老板NC？什么领导艺术啊？康熙此时这么做事，是不是有病？ 嘿嘿，您这么想错了不是？刚才说的所有一切，都是用我们常人的情理逻辑推断的，以前有朋友批评过我，情理推断多了不好，我接受，但我也说过，我用的时候是很小心的，至少，这儿我是不用的，因为，的确行不通。 我们要知道康熙是什么人啊，政治家，政治家做决定，会用情理吗？ 仗剑天涯里有个帖子，里面说，“政治家，不能有道德洁癖”，另外这个帖子还说，在我们所处的民间，“无法无天”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但“无情无义”绝对要被摒绝于社会之外，“情义”是民间最重要的社会规则。我得补充一句，如果是帝王呢，如果是政治家呢？你民间讲“情义”，政治家不跟你讲这个，你民间无视“法”和“天”，政治家看得重着呢。 所以，此时的康熙，咱们骂他首鼠两端，没问题，估计他微微一笑，过去了，他才不跟你计较呢，因为帝王跟咱们想的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首鼠两端”是道德标准，帝王管你那个？ 政治家做决定，唯一的准则就是——利益。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西藏、青海和回部（清代对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地区的称呼）的政治局面，就可以理解当时清政府在西部边疆的利益所在了。 如果我们分析出清政府的利益所在，明白了康熙想干什么，那么，两道矛盾的圣旨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所以，我前面问，到底相信哪个？有没有第三种方案？ 我的方法是，都相信。 接上文，开始分析了啊。 大家要有耐心，仓央嘉措这人，确实神，要是给其他人写生平，从生到死就完事儿了，顶多前面加上父祖开基立业简介，后面补上遗产分配，当然啦，就算不写也行，也能凑合看。可仓央嘉措的历史，前要写到五世达赖，后要写到八世达赖，要不然说不清楚。别看他活了24岁，可要讲清楚这24年，实际上就等于讲一百年。 话说17世纪中叶，格鲁派势力大了，别的教派能甘心吗？我们必须理解，藏传佛教教派是以寺庙为中心的寺产集团，寺产不光是寺院，还包括临近的土地和人口。宗喀巴开宗明义后，大伙儿都信他的教派了，寺庙属民也就跑到格鲁派那边，属民是什么？是经济啊。 所以，格鲁派势力越大，越遭到别的教派的嫉恨。这个时候，有三方联手，要消灭格鲁派，他们是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青海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政权和康区的白利土司。说实话，格鲁派现在特危险，在这儿之前，五世达赖喇嘛差点就不能转世，也就是说，这一支系差点断根。 怎么办呢？请外援，当时只能这样。但请是有请法的，也是有条件的。 五世达赖喇嘛原意是不想用武力的，但架不住人撺掇啊，这个人是谁呢？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的一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对，就是这个人，当时五世达赖的大管家，后来的第一任第巴，他是“主战派”。客观地说，他是对的，不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 请的是谁呢？远点儿，蒙古和硕特部。有朋友会问了，怎么搞出蒙古人来了？这段渊源在于四世达赖喇嘛，我以前的帖子讲过，不多说了，当年播个小种，此时就长出花儿，历史就是这样。 和硕特部的首领叫固始汗。这人有意思，具体故事我也不讲了，以后我要是有闲心写五世达赖喇嘛的生平时会详细说的，比如他化妆潜伏侦查什么的，特好玩。咱们只说结果，和硕特部武力杀来，消灭三方联盟，于是，格鲁派和和硕特蒙古结成联盟，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但事实上，西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和硕特蒙古手中，格鲁派是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的。 比如，第巴的任命大权，固始汗任命了“自己人”，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主战派”。 前面我提到过这个事情，我说，如果由蒙古汗王任命，形成惯例后，格鲁派实际上更是一点权力也没有了，这个局面一定要改变，但是，固始汗这人特强，他在位的时候是动不了的，只好等他死。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固始汗病故，这时，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动作，要逐步清除和硕特蒙古的势力。他用的办法主要原则有两条，其一，左右汗王继承权，其二，分化瓦解。 说实话，手段不新鲜，但管用就行。 我们看当时的和硕特蒙古，固始汗在世的时候，住在拉萨，可他管的地儿大多了，再说他是蒙古族人，所以他的大本营可不在拉萨，而是在青海。这个地儿我们强调一下，离蒙古人的草原近，离西藏也近，是个中间地带，它的战略意义特大，这也是我们后面还要用到的，仓央嘉措死在青海，不是巧合。 还是说现在，咱们说了，固始汗这人特强，可家族继承就有个问题，儿子不灵。您看，固始汗管的地儿那么大，弟兄们分散开，老爹在的时候都老实，可要是谁继承老爹了，哪怕他也不是吃素的主儿，也肯定有弟兄不服，况且，固始汗的儿子里，谁能有老爹这两下子？要说继承人天生有权威，那就是扯淡。 好了，五世达赖喇嘛抓准这个时机，开始行动了，他的办法就是将和硕特蒙古在高原上的势力，分成事实上的“西藏派”和“青海派”，而做法就是左右汗王继承权，简单地说，固始汗的大儿子达颜汗继位，住在西藏，名义上统管青海，但实际上，以固始汗五儿子博硕克图济农为代表的其他子嗣成立了事实上的“青海派”。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达颜汗得到的是“名”，“青海派”得到的是“实”，两边都满意，而且，两边都得特感激五世达赖喇嘛，都觉得这人挺好，帮自己了。 而五世达赖喇嘛要的不是感谢，而是“名”与“实”兼得。“名”是什么呢？一是和硕特的尊崇，二是当家人的姿态，通俗来讲，格鲁派连蒙古人的家都能当，要的是这个。“实”是什么呢？一是达颜汗能力差，和他爹比差多了，而且是被五世达赖扶上马的，所以不怎么管事儿；二是“青海派”分化出去，达颜汗想从青海调兵？呵呵，难喽。 这就是最大的实惠，建立一个不管事、又没有了青海大本营支援的“西藏派”，正是五世达赖喇嘛清除和硕特蒙古势力的第一步棋。 第二步棋，别看青海和西藏两派“分家”，可不是“分化”和“分裂”，这得慢慢来。五世达赖心里清楚着呢，和硕特蒙古在高原上的势力，实际上是伤筋而不动骨。 那么，五世达赖喇嘛的第二步棋，是开始与更强大的准噶尔蒙古联络，借助准噶尔势力牵制和硕特蒙古势力。 有朋友会问，这行吗？ 太轻松了，因为噶尔丹就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徒弟。 此时准噶尔部也正在进行政权交替，说实话是笔烂帐，不多说了，窝里斗，说也说不明白，反正此时五世达赖将噶尔丹放回去了，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宗教权威，赋予他当汗王的资格。我们都知道了，噶尔丹杀回准噶尔部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到了康熙年间，和硕特蒙古实际上已经无力与准噶尔部对抗，而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至少在名义上，却是和五世达赖喇嘛一条心的。 这第二步棋，实际上培养、扶持、拉拢了一个强大的准噶尔，既威慑“青海派”，也威慑了“西藏派”。 小小地插句话，明白桑杰嘉措和噶尔丹的关系了吧？师兄弟。那么，桑杰嘉措百般为噶尔丹求情，不惜得罪清政府，也好理解了吧？ 下面说第三步棋。远有强援，这没有用，远水不能解近渴，这道理谁都明白，别以为达颜汗能力差、不管事儿就可以了，固始汗的余部呢？那可都是身经百战的啊，他们甘心放权？所以，最主要的，眼皮子底下的工作是必须做的，也就是说，“西藏派”势力再弱，也要防。 刚才我们也说了，分家不意味着分裂，那年头儿，蒙古各部的内讧和结盟就是家常便饭，现在的和硕特与西藏的关系，就是西藏这块肥肉含在嘴里嚼了好多年，从固始汗开始就嚼，一直没咽下去，也没吐出来。当他们都发现这块肥肉嚼了几口没咽下去的时候，所谓的“矛盾”算个啥，先吞下去再说，反正不能吐。这就叫“共同利益”，面对共同利益，肯定联手，何况人家是同宗？ 为了不让“西藏派”和“青海派”联手，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您要以为继续给他们造矛盾，那就错了，人家是同宗啊，你事儿做恶心了人家明白过味儿来，看出你在搞无间道，受害的只能是格鲁派。另一方面，咱们就比方说无间道成功了，一派消灭了另一派，那不又回到固始汗年代了吗？ 所以，千万不能再分化他们，没好处。想来想去，我没有好办法，但看到五世达赖喇嘛的招儿时，心道：高，的确是高！ 插句话，同一时代的政治家，我们都说康熙多牛，您要是多了解一下五世达赖喇嘛，我相信会认同我的观点，这人不比康熙差，我说的可不是权术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甚至医学，五世达赖喇嘛对西藏的治理那是井井有条，非常有贡献。 您想出来五世达赖喇嘛第三步棋了吗？这招儿是什么呢？ 他把噶尔丹的女儿嫁给了“青海派”博硕克图济农的儿子。 嘿嘿，这样，“青海派”和准噶尔联姻，准噶尔听自己的，“青海派”多少也顾着自己的面子，您说，“西藏派”想跟“青海派”调兵，怎么调？如果有天格鲁派和“西藏派”闹矛盾，“青海派”帮谁？而“西藏派”想闹事儿，他们以为准噶尔远水解不了近渴，可“青海派”不算远吧？ 三步棋下完，形成的格局是——格鲁派远有清政府做总后台，中有准噶尔部做战略威慑，近有和硕特蒙古“青海派”做基地，而达颜汗又没有他父亲固始汗的政治能力，此前掌握西藏政权的和硕特蒙古“西藏派”，已经完全被架空。 架空的标志就是五世达赖喇嘛掌握了第巴的任命权，而最后一任第巴桑杰嘉措又是个厉害角色，在他的领导下，格鲁派全面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 可是，出事儿了，人算不如天算啊。 咱们说到五世达赖喇嘛下了三步棋，不过，出事儿了。 马甲兄弟以为我要说桑杰嘉措挂了，当然，他的思路也是对的，说实话，他当时是当家的，他一死，这几步棋就算白下了。 哦，有闲心的朋友可以回头看看我写生平之谜里第11、12、13节，说的也是这个事情。 我的文互相都扣着呢，嘿嘿。 好了，我说出事儿了，不是说桑杰嘉措。那是什么事儿呢？五世达赖喇嘛下的第二步棋，愚型了，做劫了，特难受，兴许还是个接不归，你要是不打这个劫，就得死。因为咱们说了，第三步棋实际上建立在第二步上的。 但劫材够不够呢？ 完全不够，因为清政府不允许你有什么劫材。 有朋友会问，到底啥事儿啊，这么严重？ 太严重了，噶尔丹造反。 造反的全过程不细说了，持续好几年的事儿呢，咱们简单说说就算了。首先，噶尔丹是五世达赖的徒弟，是桑杰嘉措的师兄，那么，格鲁派和他的关系确实是好，而噶尔丹早期兼并战争也确实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当然，五世达赖喇嘛多次教导他不要杀害无辜，但这话噶尔丹能听进去吗？ 客观地说，五世达赖这种话说是一定要说的，这叫姿态，叫作秀，实际上他心里清楚说也白说，而且他并不希望噶尔丹停下吞并的脚步。因为准噶尔越强大，在当时看来对格鲁派越有好处，另外，噶尔丹早期战争的战利品，有一部分给了格鲁派好处，所以，五世达赖根本不会反对他打仗的（当然，太残酷了是不行的，这是五世要反对的）。 看清楚了吧？噶尔丹兴兵，背后有一面宗教大旗，他攻城掠地，格鲁派在后面扩充信徒。 好了，现在在西北，噶尔丹打完了，没意思了，他开始琢磨别的地儿，于是眼光盯上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漠北蒙古。注意，打的旗号还是格鲁派大旗，兴兵的借口是哲布尊丹巴不尊重达赖喇嘛。这是1688年。 这个噶尔丹真是个滑头，打这样的旗号，格鲁派能说什么呢，只好默认呗。 可问题是，这个喀尔喀蒙古是个草包——当然这么说也不客观啦，当时谁面对准噶尔都是草包，所以一看准噶尔来了，马上归附清政府。 清政府乐了，白捡的嘛，收了小弟就得给人家平事儿，于是派人跟噶尔丹说，这地儿是我们的了，你欺负我小弟，就是不给我这个大哥面子。 噶尔丹管你那套呢，接着打。为什么噶尔丹敢打？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过，要是我，我也敢打。看看年代，此时是1688年，1681年清政府才平定三藩之乱，虽说是赢了，可多险啊，差点半壁江山没有了。 所以，噶尔丹大军一路杀到乌兰布通。 我们看地图，麻烦了，离北京太近。 这里插句话，我原文没写这么多，因为是帖子，所以得照顾好多不十分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可能有朋友会问，康熙敢和吴三桂打，赢下来，士气不正大振吗？还怕北边这点事儿？ 这可不对，我一直有个小观念，中国历代王朝，军事大患都在北边，防北比防南要重要得多，这是每一个帝王必须了解的问题。 那么，清代怎么不修长城呢？就是因为他们跟蒙古关系不错，一直以为蒙古是天然长城。所以，噶尔丹如果灭了漠北蒙古，北患问题就大了。 另外，大家不要以为清代真的就放心蒙古，它不修长城，可不是不防，您看看承德的城区结构，您再看看承德到北京这段路，说实话，就是长城的变种。 扯远了，此时噶尔丹打来了，威胁到北京，康熙能不亲征吗？ 打到1697年，三次亲征，噶尔丹兵败自杀。 但是提醒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不要以为准噶尔老实了，说白了，是漠北蒙古老实了，准噶尔的大本营是在西北伊犁呢。所以说，三次亲征噶尔丹的胜利，要说是战略意义上的一劳永逸，还差很远呢。 康熙不糊涂，第一次打噶尔丹，这小子剩了几千人，第二次，剩了几十人，照说就别打了呗，可不，准噶尔太生猛了，不服，就是不服，非得打第三次。您说，这样顽强的对手，康熙怎么能不防？况且此时的准噶尔，真就是伤筋而不动骨，人家伊犁大本营好好的呢，东山再起，迟早的事儿。 咱们再提示一个，这时候准噶尔和沙俄打起来了，我记得还打赢了，虽然是个小战役，可敢和沙俄动武的有几个？康熙敢？ 那么，如果再对准噶尔用兵，被拖垮的是谁呢？ 如果不对准噶尔用兵，而是以防为主，那么，假设西藏乱套的话，还防得住吗？ 所以，平衡西藏、青海和回部的各方面势力的利益关系，才是康熙处理仓央嘉措这步棋的根本原则。 这就是前后两道圣旨的谜底，也是仓央嘉措死因的谜底。 接上文，我们说过，政治家做决定，唯一的准则就是利益，所以处理仓央嘉措的问题上，一定要弄清楚清政府的利益在哪儿。上文说了，准噶尔不得不防，这是平衡西藏、青海和回部的各方面势力的利益关系的关键原则，可是有原则没有用，主要看具体怎么办。 那么，我接下来分析具体办法，这个具体方法，目的就是找到利益平衡点。 我们来给康熙算笔账，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有必要的时候一定要看地图，不然就听糊涂了。 而且，我以前强调过，如果以不同的视角分析，很多事情要反复说，这不是我啰嗦，实在是视角不同造成的，此时我们还得把以前的很多故事翻出来再看。当然，朋友们回忆一下也好，加深印象嘛。 首先，我们看准噶尔想干什么。 前面说到此时准噶尔的首领叫策妄阿拉布坦，他不是噶尔丹的儿子，他的父亲叫僧格。 嘿嘿，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我扯的太远了。我争取简单说。 嗯，这个僧格呀，是噶尔丹之前的人啦，以前咱们说五世达赖喇嘛趁准噶尔政权交替的时候，放噶尔丹回家争权，就是这个时期。因为僧格当时是准噶尔的首领，可窝里反了，那个年代的蒙古部落真够乱套的，总是内讧，没办法呀。 这个僧格就被杀了，老大没了，谁当老大啊？五世达赖抓准时机，把噶尔丹放回去了，噶尔丹当然也早有远大志向——这个大哥我要当。 回去之后，噶尔丹平息了准噶尔内乱。麻烦了，出事儿了。 噶尔丹是僧格的弟弟，按说僧格死了，他儿子在啊，也就是策妄阿拉布坦，他还想当大哥呢，眼看着叔叔回来勤王，本来挺高兴，以为叔叔帮自己来了，没想到他一屁股坐宝座上了，您说策妄阿拉布坦啥心情？况且，噶尔丹这人也够狠的，史料记载，曾经暗害过这个侄子。 了解了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的关系，我们不多说了，直接跳到我们要说的关节。 康熙将噶尔丹追得狼狈鼠窜的时候，这个策妄阿拉布坦也够绝的，暗中配合康熙，不救他叔叔，说实话，噶尔丹之死，他也有份——这个可以理解啊，很简单，噶尔丹死了，他不就可以掌握准噶尔大权了嘛，而且还帮过康熙的忙，康熙不至于反对吧？ 好了，此时策妄阿拉布坦当权了，多年来的压抑一下子释放出来，他很不明智地走了噶尔丹的老路——这是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大家别信——按我的观点，他一定会走的，这不是明智不明智的问题，因为准噶尔就是靠扩张维持生存的，客观来说，准噶尔在西部就是老大啊，他的军事实力没问题啊，不扩张难道闲着？ 所以，策妄阿拉布坦有野心，是正常的。那么，他的野心是什么呢？我不是全知道，但我很清楚一点，他盯上西藏了。 而此时的西藏是什么状况呢？咱们别看乱了，这是回忆，倒叙，倒插笔，嘿嘿。 这个时候桑杰嘉措还没死呢，刚平定完噶尔丹嘛，他还在呢。不过，他日子不好过了，因为噶尔丹一死，康熙知道他“匿丧”15年的事儿，印象分儿没了，另外，他一直给噶尔丹说好话，康熙能不生气吗？这样，动作起评分儿也降低了。 所以，桑杰嘉措现在有点悬。 那么好，策妄阿拉布坦看出桑杰嘉措地位不稳，于是火上浇油，一再给朝廷上折子，专说桑杰嘉措坏话。他想干什么？扳倒桑杰嘉措，之后自己趁虚而入。 好了，不多说了，总的意思是告诉大家，桑杰嘉措一直把准噶尔当战略基地，但现在，准噶尔换了老大了，这个战略基地也变成反对派了。 准噶尔，严格地说是策妄阿拉布坦，他把以前的盟友、西藏地方贵族势力当成了敌人，也必须把和硕特蒙古“西藏派”当敌人，而策妄阿拉布坦对和硕特蒙古“青海派”有敌意（这个下文细说），而在此前和清政府打了8年，准噶尔对清政府实实在在地讲叫“阳奉阴违”，这词儿是最准确的。 那么我们看，准噶尔有多少个敌人？他等的是局势变化，等一个动兵的时机。 这一段咱们插个话，后来桑杰嘉措倒台，罪名之一是“勾结噶尔丹”，我们再看噶尔丹的罪名，“勾结桑杰嘉措”。 您看了怎么想？ 我是彻底无语。历史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想收拾谁，总有办法。 好，我们下面再看和硕特蒙古“西藏派”，也就是拉藏汗这一派。 咱们以前说固始汗的儿子达颜汗继位，不管事儿，到了现在，这个家伙早就没了，已经换代好几茬了，我不细说，说也说不明白，因为学界对这个有争论，叔叔和侄子叫一个名儿，您说能不乱吗？所以，您要是问我拉藏汗是固始汗的曾孙还是孙子，我说不上来，我只能说是“后裔”，嘿嘿。 姑且说是曾孙吧，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固始汗——达颜汗——达赖汗，这后两位都不怎么管事儿，能力也确实挺差，五世达赖的政治遗嘱和桑杰嘉措的政治理想，眼看都要实现了，他们就是想建立一个完全架空和硕特蒙古的自己的政权。可麻烦了，1701年，达赖汗去世了，继任的叫旺札勒，说实话，又是个能力特弱的。 大家回头想想，此时的仓央嘉措，干什么呢？ 唉，历史啊。如果这个旺札勒不死，当个摆设，过几年仓央嘉措就长大成人了啊，他一亲政，桑杰嘉措的理想，以及五世达赖喇嘛的遗愿，可就基本实现了！ 人算不如天算，这个旺札勒被他弟弟毒死了，这个弟弟，就是拉藏汗。 看他的手段，知道这是什么人了吧？相当彪悍。 说实话，拉藏汗天生就是给桑杰嘉措捣乱的。 这个捣乱来的拉藏汗，其实也真的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话——五世达赖喇嘛一步步地削弱和硕特蒙古的权力，但人家能甘心放权吗？你想建立一个不管事儿的“西藏派”，不容易呀。 这个拉藏汗就想管事儿了。 他的野心就是恢复固始汗当年的特权。 这个时候，他瞅准了桑杰嘉措在清政府那儿没好印象，也就看到了和硕特蒙古“西藏派”东山再起的希望。所以，他也趁热打铁，做法和策妄阿拉布坦一样，跟康熙打小报告，说他坏话，彻底把他扳倒。 扳倒他不是目的，主要目的是要断去格鲁派和准噶尔的同盟关系，这是这步棋的关键。 那么，桑杰嘉措肯定不甘心啊，他现在要和拉藏汗斗——我猜测啊，猜测——他心里急啊，再给他两年之间，等仓央嘉措一出来，一个活佛，一个第巴，还有多年培养出来的手下，力量就够了，可惜，仓央嘉措现在太嫩啊。 记得我在分析仓央嘉措生平之谜的时候怎么说的吗？仓央嘉措此时是想出来的，他知道活佛的主要功能和任务已经变了，所以他不愿意学佛，而是想学政治。可桑杰嘉措一定不会让他趟混水的，太危险了，要拼，只能自己去拼，所以他到最后必然孤注一掷。 此时的桑杰嘉措确实没办法，想来想去，虽然策妄阿拉布坦在说他坏话，可他不依靠准噶尔，还能指望上谁呢？ 那么我们再引申往下多说几句，拉藏汗把桑杰嘉措收拾掉之后，想管事儿了，可他会发现，还是管不了，为什么呢？仓央嘉措不是小孩子了，他早晚要亲政。所以，他会发现自己说话不好使，好使的是仓央嘉措，那么，只好除掉他，而且在他没能耐的时候除掉，不能等他长大。 那么，我们看到，拉藏汗除掉仓央嘉措的过程，仓央嘉措特无奈，因为他太嫩，也因为他的主要帮手桑杰嘉措没了，而他学政治的时机早已经失去了，我猜测，他感激桑杰嘉措的保全，但也埋怨他不让自己早点登台，否则，怎么会任人宰割？ 好了，西藏这边分析到这儿，以后还要回来的。说清楚了，西藏是两个势力，以桑杰嘉措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和以拉藏汗为首的和硕特蒙古“西藏派”。 那么，我们第三个要看的是，和硕特蒙古的“青海派”。这里的局势是什么样？康熙的利益分析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看到，和硕特部蒙古“青海派”特尴尬，为什么呢？因为博硕克图济农的儿子娶了噶尔丹的女儿，噶尔丹完蛋了，连坐到“青海派”头上了。当然，桑杰嘉措百般为他们开脱，说人家娶亲的时候噶尔丹没造反啊，这事儿不好怪在人家头上吧？康熙也明白，这叫株连，实在是无厘头，后来也就饶了博硕克图济农的儿子。 不过，我们必须看明白这段，康熙在吓唬人，在威慑“青海派”，他绝对不可能株连他们，但也绝对不可能不说狠话威慑它。而桑杰嘉措为“青海派”这样求情，不用我多说了吧？以前是盟友啊，准噶尔没了，他得抓住“青海派”。 以上是“青海派”和清政府的关系，能受清政府信任吗？如果信任他们，就变相地为噶尔丹开脱了不少罪名，这个道理我不说了，大家自己琢磨去吧，很容易想出来的。 那么，“青海派”和准噶尔到底怎么样呢？说实话，不好，因为他们娶的是噶尔丹的女儿，不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儿呀。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有矛盾，当然对这种“亲家”也就不认账了，算啥呀，那篇儿翻过去了，在我这儿重打鼓另开张。所以，准噶尔也不会给“青海派”好脸色。 那么，再说“青海派”和西藏的关系，咱们说了，西藏是两派，一是地方本土的贵族势力，一是“西藏派”，“青海派”和“西藏派”的关系明摆着，早就不好，那么，和本土贵族势力呢？以前挺好，现在，唉，别提了，桑杰嘉措倒台了。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大家看地图，那个，康熙，你也过来看看。 准噶尔，与清政府、“青海派”、“西藏派”、西藏地方贵族势力四面树敌； “西藏派”，与准噶尔、西藏地方贵族势力、“青海派”三面为敌； “青海派”，在清政府、“西藏派”、准噶尔、西藏地方贵族势力四个方面都捞不着便宜； 西藏地方势力，在准噶尔、“青海派”和清政府的后台都不稳，却要对付“西藏派”。 这就是当时西藏地方势力、西藏蒙古势力、青海蒙古势力、回部蒙古势力和清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说，它们之间纯粹是貌合神离、勾心斗角，今天互相拆台，明天就有可能合作。 那么，清政府的利益关系平衡点在哪里呢？ 如果您是康熙皇帝，您怎么办？ 准噶尔，不用说了，靠不住，早晚是个心腹大患。 那么，现在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可是在谋图西藏呢，如果他们把西藏吞掉，那叫什么势力啊？所以，此时绝对不能让准噶尔与西藏结盟，如果清政府远征准噶尔，他们退守西藏，那就再也难以收拾了。 而西藏这边是两股势力，地方本土贵族势力，和硕特蒙古“西藏派”，最有可能和准噶尔结盟的是谁呢？ 显然，是地方本土贵族势力，也就是桑杰嘉措，他们一直把准噶尔当航空母舰。所以，康熙一定要打击桑杰嘉措。 但是，能彻底打倒桑杰嘉措吗？不能！ 因为策妄阿拉布坦现在就是想打倒他，之后趁虚而入。所以，打击一下是必要的，但不能打击过狠，于是我们看到，在一定时期内，康熙是宽宥了桑杰嘉措的，比如匿丧，再比如他说仓央嘉措是活佛，康熙毫不犹豫地就认了。 不过，这种宽宥是有限的，最主要的还是得让桑杰嘉措时刻觉得自己朝不保夕、惴惴不安。那么，能起到这效果的人是谁呢？康熙发现了拉藏汗，也就是和硕特蒙古“西藏派”。这叫做警钟长鸣，每次一小下，不打死你，但天天打你，免得你不老实。 这样，康熙必须利用拉藏汗的持续打击能力，于是，表面上采取了扶持拉藏汗的政策，还封给他一个“翊法恭顺汗”。 可是，康熙不明白拉藏汗是个什么货色吗？ 当然明白，康熙知道，这种野心家，而且是专靠斗狠上台的人物，是不能纵容的，因为这种人没脑子，但荷尔蒙过多，是典型的给鸡毛当令箭的冲动型人才。比较一下拉藏汗和策妄阿拉布坦，后者虚与委蛇，这样的康熙不怕，玩这个康熙在行，玩一辈子了；可康熙怕的是愣头青，也就是拉藏汗这类人，你给他封个“翊法恭顺汗”，他就觉得自己特牛，野心就会特大，不知道哪天就动兵杀人去了。 那么，为了压制拉藏汗的荷尔蒙，怎么办呢？ 康熙看到了“青海派”。 天赐一个“青海派”呀。 大家看地图，青海在西藏和准噶尔之间，是天然的屏障，为了不让西藏和准噶尔联盟，或者为了不让准噶尔入侵西藏，或者为了在收拾准噶尔的时候不让策妄阿拉布坦逃窜到西藏——反正或者很多啦，呵呵，不过意思是一个——不让西藏和准噶尔有联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青海。 大家看地图，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可估计会有朋友会问，这个回部，不是和西藏连着吗？不走青海不行吗？ 所以我说最好有地形图呢，您看好了，连是连着的，中间除了沙漠就是雪山，过不去，要从伊犁到拉萨，最方便的就是走青海。 当然，后来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走了另一条路，怎么说呢，《三国演义》里灭了成都，走的是一条根本没有人想到的路，从山上往下滚人，对吧？后来准噶尔攻陷拉萨，走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前所未有的路，这是后话了。 接着说青海的地理优势，还有一点，清政府攻打准噶尔的主力部队在哪儿呢？ 西宁大军啊，您想想，不控制住“青海派”还了得？如果“青海派”依附了准噶尔，他天天来骚扰你也受不了啊。就算后来雍正朝时收拾罗卜藏丹津，也费了牛劲了，在那么大片地上地毯式搜索。所以，一句话，清政府必须控制青海，这块地绝不能交给准噶尔。 可是，控制青海容易吗？ 您再想想和硕特蒙古“青海派”，他们啥处境？ “西藏派”跟他们不好，准噶尔对他们不好，桑杰嘉措这个后台又倒台，清政府大军离他们又近，清政府对他们还表现出不信任，那么嚣张的噶尔丹又刚被清政府收拾掉…… 您说，“青海派”不诚惶诚恐地依附清政府，还等啥呢？ 康熙就是想利用“青海派”，它既能牵扯住拉藏汗，不让他在西藏做大做强，又能阻止准噶尔觊觎西藏，日后如果再对西北用兵，清政府也不怕准噶尔往西藏逃窜。所以，对“青海派”，康熙煞费苦心，先是打压桑杰嘉措，而且要惩罚娶噶尔丹女儿那位，这叫杀鸡儆猴，但是，不能把他们吓瘫了，否则他们就投靠准噶尔或者被准噶尔吞掉，那时后果不堪设想，往远了说准噶尔入藏一马平川，往近了说西宁大军都悬。所以，康熙一定要支持“青海派”，这个支持的限度，就是要他们有抗衡准噶尔和“西藏派”的能力，不能太弱，但也绝对不可太强，说实话，太强了，他们也会有野心滴。 好了，这笔账，我们给康熙算清楚了，“青海派”，就是清王朝此时的政治利益砝码。 您会说，康熙这人太聪明了，嘿嘿，不是，真聪明的人是五世达赖喇嘛。 因为对青海的利用，是五世达赖喇嘛先看到的。 早在1654年固始汗去世后，五世达赖喇嘛便筹划摆脱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当时他就说： “彼处（青海）是汉、藏、蒙三者会集的要冲之地……戴黄帽的教派（指格鲁派）之所以能同北方的施主们接近，关键在于青海地方的安宁。” 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下，五世达赖喇嘛才趁和硕特蒙古内讧之机，积极插手青海事务，直接培养出了“青海派”来。这一时代中国的两位伟大政治家，五世达赖喇嘛和康熙，几乎在同一时间敏感地意识到青海的重要性。 我们再看一看五世达赖的话，之后以康熙的视角重新说一遍，您会发现，这句话说出来的大意是： “清朝之所以能同西藏接近，关键在于青海地方的安宁”。 这样的利益砝码，实际上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康熙皇帝想要一个稳定的西藏。 用非常严肃的话来说，康熙把清帝国西部边疆藏传佛教影响到的区域，在战略上以青海为界，划分为西藏和西北两块，这两块不能联合起来，否则清帝国西线边防撑不住，而这两块也不能同时乱，因为清朝应付不了双线作战，所以，能稳定一块是一块，比较现实的，就是稳定西藏——汗啊，您想稳定准噶尔？那真是玩笑。 那么，有的朋友会问了，康熙真的怕双线作战，或者怕两块连起来？ 不是怕，是相当恐惧。 1706年，黄河大水，国库存银50万两，双线作战？单线都打不起！ 事实上，如果清政府敢惹毛了荷尔蒙过多的拉藏汗，这小子肯定造反，清政府平西藏去？不可能，你去平西藏，准噶尔如果趁机从西宁方向出兵呢？ 那么，如果准噶尔和“西藏派”不是联手出兵，而是准噶尔吞了西藏呢？ 我得说，清帝国悬了，看地图，从北边出兵打陕甘，从南边打箭炉出兵打四川，打不过就退守高原，你想攻上来，费劲去吧。 所以，对拉藏汗，只有妥协。 给康熙算完这笔账之后，我看到他老人家默默祷告，拉藏汗呀，你可千万别动兵，你说仓央嘉措是假达赖，我认了！你说他死了，我也认！你说益西嘉措是达赖，我再咬咬牙，认吧！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明白，反正我是累个够呛。 今天发的多，为的是大家一口气看完，中间我再卖关子，其实也没啥意思。 我歇几天，大家有问题可以问。下面我要讲的就回到仓央嘉措身上了，也就是他为什么能被放走。 其实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也真不用我分析什么了，这还不放？康熙找死呢？ 所以，仓央嘉措这个帖子，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为了吊起大家的兴趣，我狠狠心，再卖一个关子，仓央嘉措既然没死，康熙也知道他没死，为什么不把他找回来？或者，仓央嘉措为什么后来不去要回自己的名分？ 这个关子我最后时候揭晓，到那个时候，我还要告诉大家最后的结论，仓央嘉措为什么要受到尊崇，而我又为什么说他的历史贡献比五世达赖喇嘛还要大。放行说和营救说?（12）?放行的真相之一 我连发了5个帖子，其实，看着挺多，但实际上只解决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分析了当时的西藏所处的环境，其实，仓央嘉措生平分析还是没进展的。 那么，咱们再把我的思路梳理一下： 1，“阿拉善说”能不能成立，我个人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各方势力能不能放仓央嘉措走，只有放走了，他才可能云游到阿拉善去； 2，仓央嘉措能被放走，是源于康熙后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圣旨，这圣旨原文我们不清楚，因为这是回忆录里的“段落大意”。那么，我们权且当作实有圣旨，而且把里面的问句当成反问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和“钦使”理解的一样——把人给我放喽； 3，那么，为什么康熙要放呢？我上文一连5贴，给康熙算了一笔账，说明了康熙要对拉藏汗妥协一段时间。 好了，思路到此，大家会看出来，我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放。估计还有朋友看糊涂了，会问，对拉藏汗妥协，不正应该捉吗，怎么会放呢？ 这样，我们要解释两道圣旨的真正关系，也就是说，康熙到底想啥呢？ 对这个问题，马甲兄弟给我小小地干扰了一下，他的意见是，第一道圣旨是给拉藏汗一个面子，也就是做出信任他的姿态。 这个思路是可行的，事实上我看到马甲兄弟的回帖后，立刻修改了我的原文。多谢！ 而我对这一问题，还有自己的意见。那么，下面我把我和马甲兄弟的意见，都说一说，这是两种解释途径，大家注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嗯，大家也可以带着问题看我的讲述，这些问题好玩的很： 1，康熙为什么知道是放行，但一定要说仓央嘉措已死？ 2，为什么要发生在青海，而不是其他地方？ 好了，开始讲述，为什么康熙有第一道圣旨——“执送京师”，他是怎么想的呢？ 我的思路是，试探。 前面我们分析局势，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现在的康熙，不敢和准噶尔%仓央嘉措诗歌研究“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首曾缄的译本，是仓央嘉措的名篇，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它不是仓央嘉措写的。 第一，按照我的所谓“考证”吧，仓央嘉措的“原本”，只有前两句，也就是于道泉译本的这一首： 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完全是曾缄的创造，也就是他的借题发挥。 它为什么成为仓央嘉措的“名篇”？实际上就在这后一句衍生出来的诗句，因为它实际上把个人情感上升到群体意识，将个人生活志趣升华为人类的生命意识。 是不是有哲理？我承认，是有的。 是不是有普世关怀？也是有的 是不是精华之句？也是的。 但不是仓央嘉措写的。 第二，我要简单说说曾缄译本。 前面我主要写了刘希武译本，我说是因为他对仓央嘉措浪子形象的认定，将诗作翻译得过“艳”；那么，曾缄本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过“文”。 我们要知道，仓央嘉措的诗是民歌风味，完全不是“年阿体”诗歌的风貌，所以，曾缄的“文人诗”和刘希武的“艳情诗”，都是完全不对的。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完全是“文人诗”的典型标记。所以，它确实是名句，我很欣赏，但我也要说，不是仓央嘉措写的。 诗可以翻译得美，可以警句多些，但不要走“文人诗”的路子。我们汉文化圈的“文人诗”可以对应藏族文学的“年阿体”，都讲究格律、辞藻、修辞，但仓央嘉措的诗，不是“年阿体”，所以，不宜翻译得过于文人化。 诗歌版本?（1）?诗歌的数量问题 好了，闲话不多说了，更新一下，说说仓央嘉措诗歌的问题。 这里实际上包含两点，一是版本，二是文字和艺术，当然，有朋友会说，实际上是一个，版本不同，作者不同，文字风格当然不同，艺术性自然也有差异。这么理解也行，不过我还是按照我的思路讲，两个方面内容有交叉，这是肯定的，但也有泾渭分明之处——比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版本问题里的一点：各版本的汉译诗里，到底是多少首呢？ 诗作的数目问题，跟文字内容和艺术性就没关系了吧？ 呵呵，别那么说，我拐来拐去，还真能说到数目问题与文字风格是有关系的！ 一项一项说，一点一点讲，这段先说说各版本的诗作数目，也就是说，仓央嘉措的诗，到底有多少首呢？ 老朋友都知道看我的帖子有个小门道，要带着问题，边看边想，我先把话头放在这儿——您读的时候，自己留心琢磨着，仓央嘉措的诗是几首？提示一下，尤其到于道泉和刘希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好像是个迷宫。 好，开始讲了。 且慢，版本太多，我总不能把所有出版的都讲吧？况且我上哪儿买那些书去？前几天和刘小洵同学请教，他手里有一本仓央嘉措诗集，我好奇问了问，敢情是各种版本的合编，这可不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得找一找原始版本，就像孙悟空在那个什么国家和三个道士扯淡斗法前，不是拔出一把毫毛分给当苦力的和尚们吗，他说你们要是害怕，就攥着猴毛喊孙爷爷救我，于是面前就出现个小孙悟空——这样不行，衍生版本咱们不能算在内，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娘胎的，咱们就不考虑了。 这样，咱们就能排除掉很多版本，比如我们常见的庄晶版本、伊沙润色本、于贞志仿古七言本等等，为什么淘汰掉它们呢？举个小例子，比如说伊沙本，前身是庄晶本，庄晶本的前身是于道泉本，这样一说就清楚了，其实现在几乎绝大多数汉译本都是庄晶本的重译和润色，而它们的娘胎实际上都是于道泉本，所以嘛，它们就是猴毛，咱们直接找孙悟空说话就行啦。 还有的朋友会问，曾缄本不也是脱胎于于道泉本吗？您说对了，不过这是个特例，里面有个陷阱，咱们讲到那儿的时候再说。 这样简化之后，我们的工作就很省事儿了，我的基本方法是：近期出版统统地不要，要找就找老版本。 其实，这话有点吹牛，我上哪儿找去？嘿嘿。 这个工作嘛，有人做过，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这人就是我国藏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佟锦华（1928年～1989年）先生，看过前面帖子的朋友都知道，我又得复制粘贴了，他在《藏族文学研究》一书中曾提到： “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汉、英对照本62节66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1000多首，但没见过本子。” 唉，这本书我本来可以拥有的呀，我上大学的时候见过，在旧书市，翻了一翻，扔一边儿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佟锦华是谁啊，可惜可惜。 不扯远了，顺藤摸瓜，佟锦华先生认为仓央嘉措的诗歌在70首上下比较可信。不过我得说，是70左右-1首，这多出来的一首，就是《信徒》，再严肃地说一遍，什么“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又是转这儿转那儿的，那玩意儿不是仓央嘉措写的！ 又扯远了，还是摸瓜。 从佟锦华先生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所谓仓央嘉措诗歌的数目问题，是版本造成的，各版本收录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就来看版本，前面说了，找老的，按照佟锦华先生的提示线索来找。 好了，网络很发达，我很快找到有人做过这项工作。我再当一次文抄公，摘录如下： 1， 于道泉本，1930年出版，62节（老祖宗的版本） 2， 刘家驹本，1932年出版，100首（里面杂有一般民歌） 3， 刘希武本，1939年出版，60首 4， 曾缄本，1939年出版，66首（这老先生卖弄学问，里面有一首两译的情况） 5， 周良沛、苏朗甲错合著本，1956年出版，32首（是选译的，不知道为啥这么选） 6， 王沂暖本，1958年出版57首，1980年出版时搞出74首（怎么搞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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