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思田 王受对卢苏说：“王阳明这老头是出了名的不靠谱，江西那群笨蛋都是这样栽到他手里的。” 卢苏说：“岂止是他不靠谱，我看中国的所有官员都不靠谱。咱们老大岑猛就纯粹是被这群狗官逼反的。” 王受和卢苏不再说话，看上去正在思考人生大事。两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异口同声地说：“要不，咱们试试？” 王受接着说：“我听说王阳明这老头只对十恶不赦和不思悔改的人才动杀机。” 卢苏说：“我也听说了。咱二人属于十恶不赦那类人吗？” 王受摇头：“也不属于不思悔改的那类吧。” 卢苏说：“肯定啊，咱二人根本就不想反，或者可以这样说，咱二人一直在等着朝廷出个明白事理的官员来和咱们谈谈。” 王受说：“据我所知，我总感觉王阳明这老人家还不错。” 卢苏说：“我觉得也是。” 两人最后说，派个不重要的人去和他谈谈。 王阳明热情地接待了王、卢二人派来的不太重要的人。这人带来王、卢二人的意思：我们早就想放下武器，回归祖国的怀抱，可有许多官员总是欺诈我们，我们的好多同道中人放下武器后会遭到屠杀，或者是我们提出的很多改善我们自由的条件被漠然置之。 王阳明要王、卢二人放心，送走这位使者后，他就命令湖广部队回老家，只有广西一支没有规模的部队驻扎在南宁。 王受欢喜地对卢苏说：“王阳明这是真心实意啊。” 卢苏想起王阳明在江西对池仲容的所作所为，谨慎地说：“还是看看再说。” 王阳明知道他们在犹豫，所以派人给他们送去了免死牌，声称这要他们投降，既往不咎，并且要给他们理想的生活。 王受催促卢苏，咱们的架子也摆得差不多了，不能让人家王大人以为他是在热脸贴冷屁股。 卢苏想知道王受的想法。王受说：“咱们还能等人家上门来劝降？应该主动去投降啊。” 卢苏沉思了一会，有了主意。他传信给王阳明：我们可以去南宁，但南宁的防务要我们来维持，诸如城上的士兵，衙门口的站岗卫兵，还有南宁城中的巡逻队。 王阳明的弟子、广西省的高级官员王大用失声叫了起来：“这不就是换防吗？万一他们趁此机会向咱们动手，咱们可就是瓮中之鳖。” 王阳明教训他：怎么可以把别人想得那么坏，你的良知呢？通知他们，就按他们的意思办。王阳明最后又看着各位官员，一字一句地说：要干净地办，不要耍小动作。 1528年阴历二月中旬，王受和卢苏再把南宁城的部队都换成自己人后，慢慢地进了南宁城。卢苏发现眼前的南宁城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街道被打扫过，还洒上了清水。街市繁华，行人如流。王阳明在南宁的临时衙门口张灯结彩，像是在欢迎贵客。他远远地就看到衙门口的卫兵是他的人，在整个南宁城的武装部队中，他没有见到陌生人。这回，他彻底放下心来。他想的是，即使和王阳明谈砸，就凭他在南宁城中这么多武装部队，他和王受也能全身而退。 王受很开心，他看到此情此景时，当即确定从前在刀口上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噩梦，新生活的曙光已经越过地平线正照耀着他的心。在南宁衙门门口，他和卢苏停下来，按之前二人的约定，随从们把他们反绑，并在两臂之间插上一支荆条，这就是失传多年的“负荆请罪”。 王阳明坐在上面，仪态威严。王受和卢苏跪在地上，请求王大人对他们的过失进行责罚。王阳明对二人说，本来你们主动来降，不应该责罚你们。可是，你们造反是事实，违法乱纪，冲击政府，这是有罪，如果不惩罚你们，会让更多的人抱有侥幸之心，所以，我要惩罚你们。 王受和卢苏吃了一惊。王阳明马上接着说，你们可穿上生平最厚重的盔甲，让我揍你们二百军棍。 说完就让人托着军棍给二人看，二人险些乐出来：军棍是空心的，好像一根半死不活的竹子。对于这一明目张胆的“造假”，二人开心地同意了。他们穿上厚重的盔甲，由于不能走路，所以被人抬到王阳明面前，二百“军棍”执行完毕，王阳明走下来，命人把他们的盔甲脱掉，拉着二人的手说：“两位深明大义，对我深信不疑，我真的很感动。既然二人对我如此真心，我也就不客气了，有件事需要二人帮忙。” 王受激动得手直抖：“王大人但说不妨，我哥俩万死不辞。”卢苏用眼神支持王受的话。 王阳明点了点头说：“很好，我希望二位能帮我稳定广西。” 王受拍着胸脯说：“这事包在我哥俩身上。我二人有武装部队七万，能扫平一切王大人要扫平的人。” 王阳明笑着摇头：“你们呀，我之所以招安你们就是想让你们过平静的生活，让你们离开血雨腥风的战场，怎么可能会再把你们推到沙场上去呢。” 卢苏疑惑不解：“那王大人如果让我帮你稳定广西？” 王阳明再笑道：“很简单，解散你们的部队，回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这就是帮了我最大的忙。而且我答应诸位，官府一定不会再发生欺压你们的事。” 二人恍然大悟，跪拜王阳明。 王阳明仅凭几封信就把广西最大的叛乱武装化解得无影无踪，这种能力在当时已知的世界上，恐怕只有王阳明才有。 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广西，王阳明的战场不在外而在心上。他最擅长的实用心理战既简单也不简单。说他的心理战简单，不过是用真情实意感动对手，或是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招数让对手晕头转向，然后发出致命一击。说他的心理战不简单，是因为他的心理战表面上看没有规律可循。什么时候该用招抚，什么时候该采取军事行动，看似随心所欲，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的分析过程。 对于王受和卢苏的情况，王阳明曾做过多方面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二人并无野心，而且是无法忍受当地政府官员的欺压才奋起反抗。当他们具备一定实力后，也没有再扩展，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本心还是倾向于和政府谈合作。他们的良知依然光明着，心肠没有变成铁石，对于这类人，用招安就最合适不过。而对有些冥顽不灵的人，比如江西叛乱大佬池仲容，就毫无效果，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虚虚实实的军事打击。 王阳明的一位弟子对老师这次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箭一矢就解决了思恩、田州的事夸张地评价说：这比多年前大禹治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情的确刚刚开始，因为“平”和“定”是两回事，王阳明现在只做到了“平”，怎样才能让南宁地区“定”，这才是关键。 他把当初向中央政府提交的治理思、田方案迅速执行：第一步是改流为土，让当地有责任心和能力的政府官员担任军政一把手，让类似王受和卢苏这样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军政二把手和行政秘书。这样一来，军政大权在政府手里，而少数民族因为参政获取了荣誉感。双方互相监督互相砥砺，其乐融融。 第二步，把“十家牌法”在广西如法炮制。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拯救人心，通俗的说法就是思想教育。世界上最不稳的就是人心，只要人心静了，世界也就静了。百姓心中有了道德基石，才能遵纪守法，才能做个好人。普及伦理道德的场所在学校，王阳明自己出钱兴建学校，邀请百姓免费来听他和他弟子们关于良知的讲课。 据他的弟子后来说，南宁百姓听了王阳明心学课程后，心灵受到极大的洗礼，对自己从前浑浑噩噩的日子直唾弃，决心此后为人处世必以良知为师。 王阳明心学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传播开，缘于心学的简易明快，更缘于王阳明在教学方法上的理念：因材施教，不以主观凌驾别人，顺着对方的思想。用心学术语来讲就是“不执”。 下面这件事就是证明。 田州城外河边有块怪异巨石，形状如乌龟，更使人惊奇的是，“乌龟”静卧不动时，田州太平无事，当它如长了脚远离河边时，田州就有刀兵。这有事实为证，岑猛造反前，“乌龟”很老实地待在河边；岑猛作乱不久，“乌龟”就离开了河边；岑猛被平定后，“乌龟”又神奇地回到河边；王受和卢苏造反时，它又离开了河边。王阳明招降了王、卢二人后，大概是乌龟的信息不灵，所以还没有回到河边。 当地百姓都确信一件事：这块石头是治乱的风向标，他们都希望这块石头永远待在河边，不要跑来跑去，背后的意思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动乱。 这当然是典型的迷信，不过王阳明却认为这是当地的传统，他没有理由不尊重别人的传统。所以当百姓来请他对付那块石头时，他煞有介事地在河边举行了一场巫术表演。 这场表演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把石头抬回原处，然后他趴到石头上假装和石头谈话，再然后又假装听石头说话，最后他站起来指着石头大喝一声：“你敢作乱，不怕我毁了你？” 说完，就命人取来纸笔，写下：田石平，田州宁，千万世，巩皇明。然后让人把字刻到“乌龟”身上，百姓们被这场面震住了，坚信王阳明已经搞定了这个祸害，顿时欢呼雀跃。 王阳明能搞定“神龟”，却搞不定自己的身体。在南宁操劳四个月后，1528年农历六月，他一病不起，万不得已要出去办事必须要躺在宽大的轿子里。他向中央政府提出退休的要求，桂萼死活不同意，要王阳明必须在安南的事情上给他交代。 王阳明情绪低落地对弟子们说：“广西要成我葬身之地啊。” 弟子们安慰他：“吉人自有天相，肯定能渡过难关。” 王阳明摇头叹息：“生死关容易过，可心上的关却难过。” 弟子们问原因。王阳明说：“桂萼让我进攻安南，这是异想天开，他只分析了别人的缺点，却没有检讨自己的缺陷。安南的确在内乱，可广西全境有几处是安宁的？如果我不照他的做，这次广西之行的功劳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我照他的做，可能会引起更多事端。” 有弟子疏阔地说：“那咱们就回余姚，管他什么桂萼和吏部！” 王阳明听到这句话，怦然心动。如果不是发生了下面这件事，他可能真的就提前违抗中央政府的命令回余姚了。 这件事和两个地名有关，一个是断藤峡，另外一个是八寨。 雷霆扫穴 断藤峡原名为大藤峡，位于广西桂平境内浔江两岸，注意，是江的两岸。两岸之间有一条粗藤，身手敏捷的人可以攀附着这条大藤来回两岸。浔江两岸高山夹峙，山势巍峨，犬牙交错，尤以大藤两岸附近的地势最为险峻恶劣，是为大藤峡。 明帝国第七任帝朱祁钰（景泰帝）在位时，此处发生了以侯大苟为首的大规模瑶族叛乱。他们把大藤峡当作基地，并建立数个寨子（军事据点）巩固基地。由于此地易守难攻，所以政府焦头烂额。大藤峡叛乱的同时，八寨（广西红水河南岸的思吉、周安、剥丁、古卯、罗墨、古钵、古蓬、都者等八个寨堡）也凑热闹般地和政府势不两立，一时之间，广西境内烽烟四起，民不聊生。 1465年农历十一月，中央政府派官员韩雍到大藤峡剿匪。韩雍文武双全，带领十万人马进入广西，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一鼓荡平大藤峡匪患，当他视察胜利战场时发现了那根藤，他认为这根藤是不祥之物，于是命人砍断，改“大藤峡”为“断藤峡”。接着又扫灭了八寨之贼，凯旋而归。 韩雍离开广西时，曾向中央政府建议说：“瑶人的性情，最不喜欢面见官吏，最鄙视官吏。如果还像从前那样以流官镇抚其地，肯定还会产生动乱。我以为应该用当地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首领作为他们的父母官，不必去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必用我们的伦理去要求他们，让他们自治，只要不闹事，制度是可以改变的。” 韩雍的建议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执行，因韩雍的政策，断藤峡安静了四十多年。韩雍提出的政策的确有优点：减少了政府官员对当地瑶人的欺压，让瑶人自己治理自己，充分尊重了他们的权利。这是一种变相的民主。但也有显著的缺点：由于管理者本身就是瑶人，同宗同族的原因，他会在很多地方偏袒本民族的人，律例不能很好地执行，自然而然地就养出了一群刁民。这群刁民不务正业，靠着政府对他们管理上的松懈就做起了盗匪。 由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联合不作为，这群盗贼胆子越来越大，1510年，那根大藤被他们衔接上，于是“断藤峡”就成了他们的基地，盗贼们很快就控制了浔江上下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八寨紧跟其后，也死灰复燃，广西境内又成了百姓痛不欲生之地。 让人奇怪的是，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把断藤峡盗匪当成一个重要事情来谈。即使是王阳明来广西前，也不知道广西境内居然还有这样一股力量雄厚的土匪。 1528年农历七月初，王阳明在南宁和一群当地的士绅聊天。士绅们首先对王阳明能还他们南宁一个太平世界感恩戴德。不过之后，他们就陷入惆怅。王阳明就问原因。他们对王阳明说，对广西而言，田州叛乱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让百姓生不如死的是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他们好像人人都有反社会倾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简直是天理难容。 王阳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倾听老士绅们的倾诉。当老士绅们走后，王阳明两眼茫然、沉思不语。许久，他的弟子才轻轻地打断他，问：“老师在想什么？” 王阳明叹了口气，说：“我一想到百姓受苦，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弟子又问：“是否是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 王阳明点头，剧烈地咳嗽了一会儿，说：“不解决他们，我良心不安。” 弟子急了：“您的身体都这样了，还是赶紧回余姚休养吧。况且，中央政府也没有让您解决这两处的盗贼。如果您擅自做主，恐怕会被人抓住把柄攻击您！” 王阳明看着弟子，笑了笑：“我只凭良知做事，管不了什么规定不规定。我的良知告诉我，这两处的盗匪必须解决掉，这就是天理。我怎么可以逆天理而行。” “可您的身体啊！”弟子们焦急起来。 王阳明摆了摆手：“不要紧，如果进展顺利，一个月足够了。” 王阳明说干就干，他召集广西方面的所有高级官员，包括新归附的王受和卢苏，研究解决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计划。 广西省省长（布政使）林富是王阳明的狱友，王阳明当初被刘瑾扔到锦衣卫大牢中，林富也因得罪刘瑾在里面关押。林富就给王阳明讲《易》经，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林富多年来一直关注着王阳明，对王阳明的用兵如神印象深刻。尤其是他亲眼见到王阳明不费一兵一卒就降伏了王受和卢苏后，更是叹服王阳明的能力。所以他的意见就是：一切听王阳明的。 王受和卢苏的意见是，应该招抚他们，这缘于他们是同类。广西副省长（参议）汪必东认为应该剿抚并用，这是说起来最容易的办法，也是最不容易见效的办法，因为立场不坚。 王阳明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后，对众人说，无论是八寨还是断藤峡的盗匪，都被政府招安过，可他们屡降屡叛，已丧失了重新做人的想法。对付诸如此类良知被遮蔽的人，用招抚的办法只能让他们登鼻子上脸，认为政府好欺负，所以只能用剿。这正如花园里长满了杂草，谁也没有能力让它们变成花，必须毫不犹豫地铲除，还花园一个干净世界。 另一位广西省副省长（广西按察使）、王阳明最忠诚的弟子王大用拿出了他的方案：先攻断藤峡，后攻八寨，这叫先难后易。 王阳明不认可。他说，八寨是两广地区的心腹之患，断藤峡只是外疾。八寨是该地区盗贼的源泉，断藤峡不过是羽翼。先攻断藤峡，八寨自会顽强死守，我们消耗不起。所以，要同时出击。 众人大惊失色。因为此时王阳明能调动的部队只有一万五千人，还包括王受和卢苏未遣散的杂牌军。没有人知道断藤峡和八寨盗匪数目的确切数字，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断藤峡和八寨的盗匪数量绝不止一万五千人，而他们又有地利，也就是说，王阳明的兵力显然处于绝对的劣势。 有人拿当年韩雍剿灭断藤峡的例子来说明，韩雍动用了十几万部队，经过一个多月强攻才消灭断藤峡盗匪，王阳明的确比韩雍厉害，可还不至于厉害到这个地步：用低于韩雍十倍的兵力去同时攻击两个断藤峡！ 王阳明并未把这看成是了不起的障碍，因为他有剿匪的超级武器：不靠谱。用军事术语来讲就是：虚虚实实，进示以退，攻示以守。总之，就是先把你弄得晕头转向，在你神经错乱时，他发出致命一击。 王阳明开始使用他的超级武器。他当初来广西时，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早就闻听过他的大名，所以马上紧张起来。由于过度紧张，他们紧闭寨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作息时间极度不规律，大白天坐在椅子上就开始出现幻觉。一个多月后，他们听说王阳明不发一箭就收服了王受和卢苏，更变得神经质起来。断藤峡缺粮多日，他们也不敢下山抢劫，只靠山中有限的植物充饥，又一个多月后，他们两眼通红，几乎成了兔子。 再过一个多月后，他们探听到王阳明正在南宁办学，才放下心来。按他们有限的智慧，他们以为王阳明来广西只是对付田州，解决了田州后，王阳明就会拍拍屁股走人。于是，他们又活跃起来。 1528年农历七月，王阳明制订了对付他们的计划后，开始放出消息：他要在五日内对断藤峡和八寨采取军事行动。盗贼们又恢复紧张，五日过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去打探王阳明的情况时得知，王阳明正在养病，而且已得到可靠的情报：王阳明正准备回浙江休养。盗贼们大都一根筋，马上就相信这是真的。而即使稍有头脑的人也会相信，王阳明已是个卧床不起的病夫，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对付他们。 几天后，盗贼们又得到消息说，王阳明来广西的确就是对付田州贼的，他的任务栏里根本就没有断藤峡和八寨。盗贼们彻底放下心来，为了犒劳自己多日以来绷紧的神经，他们大肆庆祝，守卫松懈到了平时水平线以下。 王阳明向早已部署完毕的两路指挥官发出了总攻令，这两路部队都在八千人以下，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断藤峡和八寨的边缘。第一路指挥官林富，攻八寨，王受和卢苏担任主攻。第二路指挥官汪必东，攻断藤峡，王大用担任主攻。 八寨战役第一个打响。王受和卢苏率领一大批敢死队猛攻八寨的前哨石门。石门不仅是八寨的前哨阵地，还是八寨的门户。拿下石门，八寨的防御指数就会急速下降。所以，石门是个很难啃的骨头。由此可以知道，王阳明安排王受和卢苏主攻石门的意图：二人刚归顺，急需立功献上投名状，所以必然倾尽全力。尤为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王阳明剿匪智慧的体现：以贼攻贼，因为贼最了解贼。 王受和卢苏果然不负众望，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敲开了石门。指挥官林富把部队推进到八寨的第一个寨子前。王受和卢苏依然担任主攻，但对手的抵抗很有质量。林富按王阳明事先的指示，一面命王受和卢苏继续进攻，吸住敌人的兵力，一面分兵从侧面进攻。八寨的第一个寨子很快被攻陷，如同起了连锁反应，八寨的其他寨子虽然进行了有效抵抗，可由于神兵突降的震慑力把他们吓傻了，只是抵抗了一会儿，就纷纷缴械投降。 八寨战场进入尾声时，断藤峡战场刚刚开始。汪必东完全按王阳明的指示指挥战斗，实际上这次战斗方略王阳明模仿了韩雍，首先是用人猛攻，然后是放火烧山。当时是七月，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如你所知，一旦放起火来，就是浓烟滚滚，断藤峡如陷于烟雾迷茫的妖魔世界，伸手不见五指。 作为主攻，王大用并未发挥超绝的能力。他本是文人，没有在战场上历练过。王阳明用他作为主攻，原因不明，大概是想让他在“事上练”。可一个从没有经历过刀光剑影的人，突然把他扔到战场上磨炼，显然高估了人心的力量。王大用的主攻迟迟不能产生效果，但攻击部队的偏师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很快就攻破断藤峡的前哨，并且用火箭和长矛开路。战斗进行到一半时，王阳明派人送来口信，说八寨方面已结束战斗，并且要嗓门大的士兵齐声高喊。 这是心理战，立竿见影。断藤峡盗贼一听八寨的同志们已经被全歼，原本就并不坚强的抵抗意志瞬间瓦解，他们一直向山顶溃逃，哭爹喊娘。然而他们是幸运的，王阳明不是韩雍，没有用残酷的方式对付他们。王阳明同意他们的投降，只要放下武器，王阳明的部队都会优待俘虏。 断藤峡战役虽然不是最先开始，却是最先结束的。当断藤峡战役结束时，八寨最后的据点仍在顽强抵抗，尤其是他们看到断藤峡方向浓烟滚滚直冲霄汉时，更坚定了困兽犹斗的决心。他们以为王阳明放火烧山，像是烧荒一样把他们的同志都烧死了。他们也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不可能得到宽恕，于是在临死前发挥全部力量，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格言玩命搏斗。 人在绝境之中的奋力一搏会产生奇迹。林富发现在他们改守为攻的情况下，他的攻击部队先是停滞不前，接着就是后退，即使是王受和卢苏带领的敢死队也只能被迫转攻为守。 林富虽然没有慌，可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突变。王受和卢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们扯起震天动地的嗓门喊道：“杀啊！”“冲啊！”“完事回去吃肉啊！”在这种充满激情的口号煽动下，政府军先是顶住压力，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最终，完全把敌人的气势压垮。 王阳明继续扩大成果，命令所有部队全力扫荡各处巢穴的盗贼。决战只用了一天，而扫荡却用了一个多月。1528年农历八月，王阳明宣布，断藤峡和八寨盗贼已全部消灭。这是两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战役，虽然纯粹从军事上的战果来看，王阳明的部队只消灭了三千人，成果可怜兮兮，但如果我们对断藤峡和八寨，以及对王阳明这次用兵的成本稍作了解后，就会发现王阳明不是进行了两场战役，而是进行了一次奇迹的创造。 自明帝国以来，两广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安南和八寨、断藤峡是否平静。尤其是广西，由于多山多洞的复杂地理，一旦有盗贼作乱，必然就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明帝国政治清明时，政府是有力使不出，政治不清明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断藤峡和八寨的叛乱一直隐隐约约地存在，两广所以能局势表面上稳定，全是因为他们力量不足，尤其是没有和安南联合，一旦他们内外联合，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八寨是两广心腹之患。 八寨之贼也曾被明军反复征剿过，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唯一的一次成功发生在朱见深时代，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岑瑛带领他的本族部队和政府派遣的雇佣军联手攻寨，而成绩也很寒酸：斩杀二百余人，仍未斩草除根。 如果对明帝国中后期的军事制度不了解，就会认为无论是韩雍还是岑瑛，所耗费的钱财只是单纯的军费开支，其实绝不是这样的。 明帝国在军事上的“卫所制”在朱棣后期已经失效，原因很简单：卫所制是朱元璋指望军队能自给自足，不必靠帝国的财政过活。所以，身在卫所制的士兵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务农，训练时间非常少，再加上卫所长官们对士兵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卫所士兵逃亡的情况非常严重。有数据表明，很多卫的规定人数是5600人，但实际上真正的士兵不足此数的一半。 1449年，朱祁镇（明英宗）带领从卫所抽调出来的帝国主力四十万人去迎击蒙古兵团，最终在土木堡被全歼，这件事证明了一点：卫所制培养出来的士兵已不能打仗。朱祁镇之后的朱祁钰（景泰帝）在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的建议下，改革军事制度，但收效甚微。于是，政府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让军队更富有战斗力，那就是雇佣制。各地方组织民兵，一旦有战事，就雇佣他们上战场，当然，政府雇佣他们不是给他们现钱，而是抵消他们本该缴纳的赋税。还有一种雇佣军则是少数民族武装，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有人建议使用的广东狼兵就是少数民族武装。先前韩雍剿匪动用的十几万兵力除了卫所提供的少得可怜的兵力外，其他都属于雇佣军，比如河南的精于使用匕首的爬山高手，各地强悍善战的矿兵，善于使用长棍把人当成狗打的山东兵，单兵作战能力强的佛教寺庙的和尚，福建泉州的拳师。很明显，这个成本相当大。 再看王阳明。王阳明所动用的兵力共为一万五千人，这里还有王受和卢苏的几千人。而这一万人是他用来平定田州和思恩的，也就是说，纵然这一万人是雇佣军，他们已经领了工资，而且田州和思恩的战役并没有打响，王阳明是顺水推舟，二次利用，除了必需的军费供应外，王阳明没有费国家一文钱。与韩雍相比，王阳明就是在创造奇迹。 几个月后，当王阳明的报捷书传到北京时，高级官员霍韬用对比的方式对朱厚熜说，王阳明在断藤峡与八寨之战中为朝廷省了数十万的人力、银米。他的前任（姚镆）调三省兵若干万，梧州军门支出军费若干万，又从广东布政司支用银米若干万，战死、得瘟疫而死的官兵若干万，可如此巨大成本的付出换来的却是田州不到两个月的安宁。王阳明的作战成本已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且把八寨、断藤峡这样的积年鬼树连根拔起，纵然是神仙下凡，恐怕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吧。 王阳明在广西没有考虑作战成本的问题，他病怏怏地投入到善后工作中。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同意他所提出的处置八寨、断藤峡的意见。第一、把广西的一处叫南丹的卫所迁到八寨，震慑当地的刁民；第二、把思恩府城迁到轩豁秀丽、便于贸易的荒田，这是希望当地百姓从闭塞的环境中走出来，不封闭，就不会乱想；第三、调整基层布局，要各地的县长深入乡村。这个办法和朱元璋的政策是抵触的。朱元璋对基层的政策是：乡村可以完全自治，县长和县长的吏员们不许下乡村。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不允许地方官员骚扰百姓。可问题是，广西这地方的百姓受到的教化不多，朱元璋希望全靠乡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教化百姓而高度自治显然不适用于广西乡村，所以王阳明认为应该让县长的权威抵达乡村，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 让王阳明死不瞑目的是，他的这三条建议都未被中央政府采纳。实际上，他对广西地方行政管理层面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关心。王阳明在和广西官员接触了几个月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些官员集体素质不高，无论是道德还是行政能力，都难以在广西这个复杂的地方担任要职。他希望中央政府能把各种人才派到广西来，而中央政府对他的提议置若罔闻。王阳明离开广西前，让林富和王大用暂时分别代理军事长官（都指挥司）和行政长官（布政使），可他也知道，这二人是道德有余能力不足。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一方面，广西再无可用之才；一方面，他已没有气力再培养人才。他必须离开广西，回浙江，最好能去趟北京，见见他从未谋面的那个神秘的皇上。 追忆祖先 1528年农历九月，王阳明已决心离开广西。一方面，他认为在八寨、断藤峡的善后工作已经做到位了；而最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的生命已近尾声。在他给皇帝朱厚熜的一份辞职信中，他以平静的笔调诉说了他每天要面对的肉体之苦，而我们读来却是异常伤感。从这封辞职信中，我们知道了下面的事。 从浙江余姚启程时，王阳明的肺病就已严重恶化，夜里持续的咳嗽而无法入睡，脸色越来越难看，青黑得犹如鬼魅。以今天的医学角度看，他可能已是肺癌早期，或是中期。除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肺病之外，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又染上了炎毒。炎毒又加重了他的肺病，使剧烈的咳嗽和他形影不离。只有在凉爽季节，他的咳嗽才会好一些，如今来了广西，更是雪上加霜。 王阳明从余姚来广西时，曾带了一位医生。想不到这名医生来广西才一个月，不但没有伺候好王阳明，反而自己先因水土不服而病倒。医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可他王阳明不成。炎毒持续发作，导致他遍体肿痛，咳嗽成了他呼吸的一部分。在从浙江余姚出发前，他的脚因为长了疮而无法走路，后来更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喝几勺粥，稍多一点就会呕吐腹泻。 王阳明就是用这半条命上岩入洞，穿越瘴气逼人的森林，确定了他在广西的一系列方针。然而，他将用这半条命换来的方针政策送交中央政府后，得到的却是杳无回音。从他招抚王受和卢苏的1528年农历二月开始，他持续不断地向中央政府递交他的方略，可直到本年九月，才得到一个回复：朱厚熜送来了奖状：田州的事做得很好，奖你五十两白银。而对于其他的方略申请，朱厚熜和内阁只字未提。 王阳明在辞职申请中说，他实在没有力量再在广西多待一天，现在的他一直在船上静卧，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尽快批准他的请求。 让人气愤的是，仍然没有回音。 就在他等待中央政府的意见时，他支撑着病体在弟子们的守护下参观了伏波庙（东汉马援庙）。他年轻时曾在梦中来过广西南宁，并见到了这位平叛英雄的庙，如今亲眼所见，不禁想起自己轻狂的少年。那时，他的血液始终沸腾着，萦绕在心的只有建功立业。他渴望血战沙场，保卫边疆。他仍然钦敬马援，可总有那么点苦涩的味道。自他1516年走向战场后，他已建下了遮天蔽日的功勋，完全实现了“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他一点都不开心。他发现建功立业远不如他对建功立业的想象带来的快感大，他一方面要对付战场上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对付他所效忠的中央政府的敌人，心力交瘁。用他的话说，如果不是有心学支撑，他早就撒手人寰了。 1528年农历十月的某一天，他到增城（今属广东）祭祀了他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叫王纲，曾为朱元璋效力，后来到两广剿匪，死在回去的路上。看到这位祖先的塑像，王阳明第一次有意识地踏进了回忆祖先的河流。 王阳明的祖先可追溯到晋朝名人、孝悌楷模王览。王览和亲爹、亲妈以及同父异母哥哥王祥生活在一起。他的亲妈经常对王祥非打即骂，王览总为哥哥解围。有一次，他的亲妈在酒里投毒，准备谋害王祥。王览事先得知消息，从他哥哥手里抢过酒杯满眼含泪要一饮而尽。他的亲妈惊慌地夺下酒杯，发现了王览的苦衷。从此后，这位母亲奇迹般地变成了慈母。 朝廷知道这件事后，就任命王览为禄大夫（政府名誉顾问），王家成了官宦人家。多年之后，王览的一个曾孙，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把家搬到浙江会稽。又过了好多年，王阳明的二十三世祖王寿把家迁到浙江余姚，直到王阳明为止，王家就始终在余姚繁衍生息。 王家更精彩故事的上演始于王阳明六世祖王纲。王纲生活在元王朝后期，曾得到一个神奇道士传授法术和养生术。当他在幽静山林中修炼时，朱元璋后来的军师刘伯温和他一见如故，相谈恨晚。刘伯温出去辅佐朱元璋时对王纲说，将来我若有了大好前程，必关照你。 想不到几年后，刘伯温真就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建立大明朝。刘伯温果然说话算话，就把王纲介绍给了朱元璋。王纲当时已70多岁，但看上去却像中年人。朱元璋大为惊异，立即任命他为兵部高级官员。 王纲还未准备好过官瘾，两广地区发生叛乱，他被指定为后勤部长，向叛乱发生地运送军需物资。在一次运送物资的途中，他中了山贼的埋伏一命呜呼，跟随在他身边的儿子王彦达也被活捉。王彦达宁死不降的气节让山贼也很敬服，于是放走了他，王彦达就用一张羊皮把老爹的遗体背回帝国都城南京。不知什么原因，政府没有给王纲半分抚恤金。王彦达一怒之下，又用羊皮把老爹的遗体背回老家，并立下家法：凡我王家子孙绝不许做明帝国的官。 王彦达的儿子王与准谨遵家训，埋头钻研《周易》，很快就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奇人异士。政府知道后来请他，王与准一面背诵家法一面逃进深山老林，政府就跟踪他也进了深山老林。王与准一咬牙一跺脚，把一条腿摔到石头上，医生确诊为骨折，即使康复后也会是个瘸子。官员要有威仪，不能是残疾人，政府这才放过了他。 王与准的下半生在犹豫中度过，因为他不知道祖宗定的这条家法是否符合天理。临死前，他对儿子王世杰说，你以后想做什么就凭良心，别的都是小事。 王与准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王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王世杰为了家庭生活能有所改善，真的违背祖训参加了科考。可当他进考场前发现每个考生都要被搜身，血管里流淌的高傲血液沸腾起来，他和当年陶渊明面对五斗米俸禄时一样地高傲道：“我怎么可以为了做官而让一群俗人在我高贵的身体上摸来摸去。”说完就愤然离开。 王世杰再也没有参加科考，临死前，他对儿子、王阳明的爷爷王天叙说：“我的遗产够你受用一辈子的了。”王天叙一本正经地继承了他的遗产：几大箱子王世杰的著作。 王天叙果然受用了一辈子，他就是靠父亲的这些著作把自己锻造成了超凡脱俗的人物。他才华横溢、性情恬淡、与世无争；他思想开放，告诉儿子王华，要想扬名立万，必须走科考这条路；他道德至上，常教导儿子王华要做一个道德完人。王华也正中其下怀，从小就拥有中华传统美德。 有一次王华在河边捡到一袋金子，他就在那里坐等一天。当失主喜极而泣地拿到金子准备给他一点报酬时，王华拒绝说：“如果我贪图报酬，你的一袋金子都是我的，何必在这里等你！”另外一则故事说说，王华对不该亲近的女色从不动心。他曾到他富裕的朋友家做客，夜晚，一位妙龄女郎走进他的房间，声称是奉了主人之命伺候他就寝。因为主人不育，而王华已高中状元，是个读书种子，女郎羞答答地对王华说：“欲借人间种”。王华请女子离开，他的回答是：“恐惊天上神。” 有史料指出，王阳明被下锦衣卫大狱时，刘瑾曾向王华暗示过，如果王华能站到他这一边，他可以考虑对王阳明从宽发落。刘瑾和王华相识，王华中状元后到翰林院工作，后来偶尔被调到东宫给太子朱厚照讲课，刘瑾在那时和王华结下了友谊。好学的刘瑾曾多次向王华请教哲学和历史知识，王华倾囊相授。刘瑾曾说，王华是拥有横溢的才华和无懈可击的道德的好人。然而，当刘瑾暗示王华可以用他的立场来交换儿子的前途时，王华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即便史书原谅我，我儿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我。这就是为人的基本准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准则，它没有是非对错的区别，只有适合不适合的分别。” 1528年农历十月，王阳明站在广东增城王纲的庙前，短暂地回顾了他的祖先们，他发现，他和他的祖先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他的父亲王华，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坚持良知，雷打不动，风雨不改。 赏还是罚，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人间真有一条亘古不变的人生准则，那肯定就是良知。理论上，人应该把自己的良知当成唯一的人生准则，可现实是，很多人向来都不听从良知的命令，逆天理而行。桂萼就是这样的人。 王阳明的平定报捷书送到中央政府时是1528年农历四月，直到本年农历八月末，朱厚熜和他的大学士们才商定派人去广西奖赏王阳明。拖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很简单：杨一清认为对王阳明封赏会给王阳明带去更大的荣耀，荣耀会让王阳明那群上蹿下跳的弟子们重新呼吁王阳明来北京，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而桂萼一直在拖奖赏王阳明的事，是因为他希望王阳明能进攻安南，王阳明不进攻安南，他就有十万个理由让荣誉不要落到王阳明头上。 至于朱厚熜为什么又在1528年农历八月末同意派人去奖赏王阳明，是因为张璁在一旁出了力。张璁帮王阳明说话不是他一时的感情用事，而是政治角逐的结果。 张璁的政治直觉甩出桂萼和杨一清几条街，他当初和桂萼走得那么近，而且心甘情愿把自己和当时籍籍无名的桂萼拴到一根绳上，就是因为他感觉利用桂萼能成大功。他和桂萼联手排挤杨廷和以及杨廷和的代理人费宏，用尽全力，是因为他感觉到从这个方向努力必有回报。再后来，他和桂萼联合举荐杨一清，又联合压制杨一清，都是因为他能预感到事情的成败。当桂萼推荐王阳明去广西时，他悄无声息地和桂萼分道扬镳。因为他预感王阳明不可能遂了桂萼的心去进攻安南，而且，他对战场毫无兴趣。他和桂萼分离后不久马上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因为桂萼和杨一清走到了一起。 杨一清和桂萼在对待王阳明态度上出奇一致，使得两人成为战友，在1528年的大半年时间里，张璁能明显感觉到两人的权势蒸蒸日上，他的压力由此而生。 前面我们说过，政治无非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能力，政治没有是非，利害即是非。张璁权衡利弊后，发现如果不寻找新盟友，他的现在和将来会是一片迷雾。但核心领导层中，没有人能与杨一清分庭抗礼，何况又多了个桂萼。在张璁的准盟友名单上只有两个外人能担当重任，一个是正在北方巡抚的王琼，另外一个就是在广西巡抚的王阳明。 张璁认真地衡量了二人的潜力后，发现王阳明更适合当他的盟友。原因很简单，一直有声音呼唤王阳明来京城做大学士，他只需要推波助澜就可以；另外一个原因是，杨一清和桂萼对王阳明长时间的抑制，王阳明心知肚明。张璁甚至想过，他根本不必去主动争取王阳明，王阳明就会站在他这一边。 1528年农历七月，王阳明递交给中央政府关于如何稳定田州的行政报告，杨一清和桂萼置之不理，张璁便适时地开始他的计划。他和王阳明在中央政府的弟子们谈话，对王阳明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暗示这些弟子上奏折请求恩赏他们的老师。弟子们得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张璁的支持，心花怒放，连连上奏折请求对王阳明进行封赏。由于张璁这次计划的隐秘和迅速，杨一清和桂萼被打个措手不及，朱厚熜下令要内阁研讨奖赏王阳明。杨一清和桂萼用尽招数拖了两个月，终于不能再拖。于是，新任吏部尚书、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被任命为犒赏王阳明大使前去广西。 人人都以为，这次吏部尚书亲自出马的犒赏实际上就是请王阳明来京，王阳明的弟子们几乎要提前庆祝。但就在1528年农历九月初，王阳明平定断藤峡和八寨的报捷书来到京城，桂萼像是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发现了黄金一样，狂呼乱叫起来。 他马上去见朱厚熜，当他出来后，满脸春风，笑得花枝乱颤地对方献夫说：“不必去广西了。” 方献夫万分惊愕，问原因。 桂萼说：“王阳明违抗命令，私自对断藤峡和八寨采取武装行动，不但不能赏，还要罚。”桂萼以一副权谋家的嘴脸说，“这是擅权，居功自傲，时间一久，必是尾大不掉。” 方献夫惊叫起来，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桂萼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简直是昧着良心在栽赃陷害。方献夫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稳下情绪来，说：“当初要王阳明去广西，皇上已许可王阳明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人人得而诛之。王阳明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怎么就要扣上居功自傲的大帽子？！” 桂萼以一副委屈万状的语调说：“这又不是我扣的帽子，而且这也不是帽子啊，你老师就有这样的行为，皇上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行为。” 方献夫发现桂萼脸上升起一股无耻的神韵，便冷冷地质问桂萼：“那准备怎么惩罚王阳明？” 桂萼恨恨道：“先削了他的爵位再说。” 方献夫终于不能忍住他对桂萼的鄙视，狂笑道：“抚招田、思二州，未动政府一兵一卒；平定断藤峡和八寨，未费财政一文钱。有功如此反而严惩，你们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桂萼这种人根本不怕天下人耻笑，所以他气定神闲地站着。 方献夫死盯着他的眼：“桂大人，这桩公案，不用说日后，就是今天的史官该如何书写，你这不是给史官出难题吗？！” 桂萼换了一副腔调：“即使不罚，也不能赏。” 方献夫又是大笑：“尔等的目的恐怕就是如此吧！” 桂萼冷漠地看着扬长而去的方献夫，吐出了两个字：“不错。” 对王阳明深表同情的人都会谴责桂萼包括杨一清的行为，但如果让桂萼为自己辩护，他的辩词足以让人心服口服。他举荐王阳明的终极目的是突袭安南，而不是揍几个小盗贼。王阳明没有按他的意愿行事，这让他很下不来台，即使他的想法没有几人知道，他还是认为王阳明蔑视了他的权威。一个权谋家最憎恨的就是：你根本没有资格蔑视我的权威却蔑视了，那你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如果用王阳明的良知学来解读桂萼，桂萼的良知已被权力和威严这些外在的物质所遮蔽。他明知道那样做对王阳明不公正，却非要去做，这就是知行不能合一，也就是不能致良知。桂萼的人生准则和活在人世的许多人的人生准则一样——唯利是图。 张璁的人生准则不一定是唯利是图，但也绝不是良知。他也明知道王阳明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当方献夫来找他希望他能站在良知一边时，他转身了。他发现桂萼扣到王阳明头上的那顶帽子非比寻常，想要为王阳明摘掉这顶帽子要远比不管不问容易得多。他对方献夫说：“事已至此，已无办法，还是听天由命吧。” 方献夫这一天来听到的奇谈怪论太多，几乎要精神崩溃，他呆若木鸡，愣愣地看着张璁。张璁没有看他，事情好像已成定局，王阳明等待的不是奖赏而是惩处。 方献夫和他的师弟们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师走向灰暗的前途，他们四方奔走，最终得到了杨一清的同情。杨一清表示：“不赏也不罚。”这并非是杨一清良知光明了，而是他知道王阳明不可能再来京城，痛打落水狗对他毫无意义，可能还会落个骂名，所以他做了个顺水人情。 而正当王阳明的弟子们要感谢他时，王阳明又给这群弟子们出了个难题：他未得到任何命令，擅自离开广西回浙江了。 桂萼兴奋得一跳三丈高，叫嚣道：“如果再不惩治王阳明，国法何在？！”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为懊恼，他们远在京城，恐怕永远都不知道此时王阳明老师面临的境况。王阳明不能不离开，他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不能来京，表面上看，杨一清和桂萼是罪魁祸首，实际上他们只是推波助澜，真正的问题在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开始时想要王阳明来京，那是因为他有大麻烦，杨廷和把他压得抬不起头。但他在“大礼议”中胜出后，他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立场：王阳明不能来京。根由是，同行是冤家。 朱厚熜是个自以为是的半吊子儒家知识分子，他年轻时曾受过儒家专业教育，做了皇帝后喜欢经常推出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还是在朱熹理学中打转转。在身边一群擅长阿谀奉承的人全力吹捧下，朱厚熜断定自己哲学的造诣已深厚到难以想象的境界。 1526年，朱厚熜用他有限的智慧写下了哲学文章《敬一箴》，被翰林院的那群腐儒吹捧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的人间天书。朱厚熜马上扬扬得意地让工部建敬一亭，并命令翰林院摹刻于北京和南京的各个学院以及地方学院的校门前。两年后，当王阳明在广西等待他的召唤时，敬一亭建成了，群臣争相祝贺，朱厚熜沾沾自喜却还是装出少有的谦虚说：“我也只是学有粗得，但这却是我自己所悟的哲学，非比寻常。” 实际上，他的所悟是照着朱熹画瓢。他既然画瓢，当然绝不能容忍别人居然能制造瓢。王阳明的心学就是王阳明自己制造出来的瓢，朱厚熜对王阳明显然有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他不但嫉妒王阳明，而且嫉妒所有和自己的哲学有抵触的学说。1529年农历三月，有臣子献上《大学中庸疑》，朱厚熜暴跳如雷，说：“朱老夫子的东西你都敢疑，给我烧了。” 有这样的皇帝，自得之学的王阳明心学显然不会受到礼遇，连带着王阳明也就不会受到朱厚熜的青睐。 这是王阳明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不幸。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大概是1528年农历十月末离开广西的，一路走得异常缓慢。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适应远途劳顿；其二，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他希望能等到皇帝的关心和许可他退休的命令。遗憾的是，当他已进入江西地界时，还是什么都没有来。 在王阳明人生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时光里，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弟子们要好好“致良知”。他强撑着病体给他的弟子聂文蔚写信，申明“事上磨炼”的真谛。他说：“人做学问，一生也只是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谓‘事上练’也不过就是‘致良知’，但这里有个诀窍，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致良知是个循序渐进的生命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伟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必须要遵循下面的原则：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这就是古典儒家所谓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会不停地有事，而这个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炼，并不一定非要没事找事，当你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时，这也是事上磨炼。 他又给他在浙江老家的弟子们写信，信中总是在追问弟子们的学业是否有进展，同时谈到了他的病。弟子回信说很担心他。他苦笑了一下，当他到达江西梅岭时，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王阳明意识到这不是好现象，他对一直从广西跟随过来的弟子王大用说：“你知道诸葛亮托付姜维的故事吗？” 王大用马上哽咽起来，他不敢去看王老师那张已变成青紫色的脸，拼命地点了点头。王阳明咳嗽了一会儿，似乎是用了浑身的力气吸了一口气说：“两广地区稳定性差，想要真的太平无事，必须要以良知对待本地居民，将心比心，否则还会大乱。” 王大用明白，王阳明用诸葛亮临死前托付姜维的故事是明示他：两广将来就靠你了。可王大用没有姜维的能力，几年后，广西再度爆发民变，王阳明那时已在天上，只有叹息的份了。 王大用此时此刻想的只有一点：“老师快不行了。”他向王阳明告辞，去找木匠加班加点地打造棺材。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王阳明乘船抵达南安。岸上已有多名弟子在等候他，但他没有上岸。并非他不想上岸，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舍筏登岸和弟子们探讨心学。可惜，他几乎已到了寸步难移的地步，只能萎靡不振地躺在船中。他的弟子、南安地方官周积和张思聪被叫到船上，两人一见王老师的模样，鼻子一酸，流下泪水。 王阳明缓缓地摇头，说：“不要这样，你们近来的学业如何？” 周积擦了擦眼泪，简单地说了说自己在工作中如何致良知，王阳明微合双眼，听了一会儿就缓缓地点头。 张思聪已不知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才声音打战地问：“老师身体还好吧？” 王阳明挤出笑容来，正要回答，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周积和张思聪急忙上前，一个轻拍他的背，一个则安抚他的胸口。王阳明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用尽全身力气说道：“所以还没有离开你们，只是一口元气在。” 周积像个孩子一样哭出声来，王阳明握住他的手劝慰他说：“不必难过，要时刻注意学问的增长。” 说完这句话，王阳明就闭上了眼睛，呼吸悠长。人们小心翼翼地划桨，桨拍到水上无声无息。船好像自己在前进，拖着旖旎的水光静静地驶向天堂。 直到此时，王阳明才第一次有时间追忆他的人生。他的这一生应该是无怨无悔的，年轻时他曾纵容自己的性格去做那些被别人所讥笑的事，他在精神上的艳遇让他早年的内心世界放荡不羁。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代不释放自己最本真的性格，他这一生将是不完美的。因为人到中年，就必须负起社会所赋予他的责任。这个时候，就需要内敛，有时候应该委曲求全，有时候应该忍辱负重。无论是年轻时的浮夸还是中年以后的老成，王阳明都做得很好，因为他在凭良知做事。 他创造了很多人都不可能创造的人生成绩，散发了很多人都不可能散发的光辉，他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极限的体现。完美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尽可能在良知的指引下创造引以为傲的人生价值。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夜，王阳明从一个美得出奇的梦中醒来，他问弟子：“到哪里了？” 弟子回答：“青龙铺（今大余县青龙镇赤江村）。” 王阳明又问：“船好像停了？” 弟子回答：“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 弟子回答：“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恐怕来不及了。” 他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坐正了，就那样坐了一夜。第二天凌晨，他叫人把周积叫进来。周积匆忙地跑了进来，王阳明已倒了下去，很久才睁开眼，看向周积，说：“我走了。” 周积无声地下泪，问：“老师有何遗言？”船里静得只有王阳明“咝咝”的呼吸声。 王阳明用他在人生中最后的一点力气向周积展现了一个微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的眼睛开始迷离，慢慢地闭上，呼吸停止，船不易察觉地晃了一下。王阳明离开人世，时间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即阳历1529年1月9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王阳明被装入棺材，一路向浙江。他的肉体和精神在南康、赣州、南昌受到史无前例的缅怀。他的弟子们和崇拜者哭声震天，让整个南中国山摇地动。这是人们对一个慈悲人物和神奇人物最具敬意的膜拜，在整个明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人几乎没有。 普通百姓为他哭泣，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弟子们哭他，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心学思想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哭王阳明，其实就是在致良知。 只有那些良知被遮蔽的人才不会哭，杨一清和桂萼，包括那个已开始服用道家丹药的皇帝朱厚熜。1529年农历二月，王阳明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桂萼突然产生一种失落感，这可能是他人性中光芒的一闪，但稍纵即逝。他恢复了权谋家的本色，向朱厚熜提出要严厉惩治王阳明，理由是，王阳明开小差。杨一清得到王阳明去世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笑了。他对人说，即使王阳明在世，我也要把他的心学扫进垃圾堆。 伴随王阳明去世而来的是他弟子在北京政府大批被驱逐，黄绾、陆澄等人都被请出了中央政府到南京去坐冷板凳。他们沉浸在老师离世的忧伤中，而且也没有了为老师说话的权力。于是，迟到的也是注定的对王阳明的处分来了：削夺新建伯爵位。 用桂萼恬不知耻的话来说：“这已是皇恩浩荡了。” 王阳明如果在天有灵，绝不会对这样的惩罚动心。因为他受不公正待遇已经习惯了，他的后半生一直就在不公正待遇的泥潭中遨游。他只对人类的不能致良知而动心，但这又是他所不能操心的了。 1529年农历十一月十一，王阳明被葬于浙江绍兴兰亭洪溪（浙江绍兴市兰亭乡花街村）。 王阳明离开人间的整四十年后的1568年，明帝国第十二位皇帝朱载垕（hòu，明穆宗）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从伯到侯是个提升，但恐怕在天上的王阳明仍然不会动心。即使他是喜欢追逐名利的人，迟来的封赏也会让人的兴奋大打折扣。 尤为重要的是：一个此心光明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奖励就是良知给予的奖赏，其他，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另一面 仅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看到的王阳明是个“高大全”的圣人。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世上存在。每个人都有另一面，或者说，是自私的一面，纵然良知光明到极致的人也不例外。 与其说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是王阳明的另一面，不如说是考证和探讨王阳明的另一面。因为留存下来的关于王阳明的记录，都以绝对正面的文字出现。如果我们说王阳明在声色货利上也不过是个凡人，肯定会受到质疑。但这是事实，所以没有留下王阳明在这方面的资料，一个最大的可能是，撰写王阳明生平事迹的人都是他的弟子，而且有一大批人专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不仅在记录，还会把留存在世的关于王老师负面的报道抹掉。可总有些蛛丝马迹会留存下来，现在，就让我们穿透迷雾来了解王阳明的另一面。 我们先从王阳明的伯爵府邸开始。 1521年农历十月，王阳明被新任皇帝朱厚熜封为新建伯。第二年初，王阳明按规定开始在浙江绍兴兴建“伯府第”。这个府邸一直建造了五年，直到1527年王阳明离开浙江去广西时才正式完工。王阳明的“伯府第”超级气派和豪华，早在明清时期，绍兴和余姚两地的民间就流传着这一个说法：吕府十三厅，不及伯府一个厅。 吕府是余姚人吕本的府邸。吕本在朱厚熜执政的中后期靠严嵩崛起，进入内阁担任大学士，同时又是吏部尚书。此人道德败坏，喜好贪污，拥有巨额财富。后来他回到余姚兴建府邸，府邸建成后，成了拥有占地四十八亩“吕府十三厅”的庞然大物，其宏伟豪华之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仅以它最小的厅为例，这个厅有九开间，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去余姚吕府，就会发现它是工人文化活动中心。 如此宏大的府邸居然不抵王阳明府邸一个厅，我们完全可以想见王阳明府邸的豪奢程度。我们只需要谈到新建伯府邸的一个细节就能知道新建伯府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府里有一座池叫“碧霞池”，这座池子长35米、宽25米，池上有桥，名为天泉桥，天泉证道（四句教）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一个不过是点缀的池塘就如此规模，其他的可想而知。 新建伯府出于朝廷的恩赐，所以土地由政府划拨，无须本人出钱购买。其中主要建筑的资金也由政府来出，但对规模建制是有规定的，扩建部分的资金自然是王阳明自己掏腰包。 那么，王阳明的资金是怎么来的呢？建筑如此庞大的建筑群所需要的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是说出来就能让土豪都要目瞪口呆的巨额财富。 王阳明家族在浙江的确经营多年，但并未积累多少财富，这从他出生时所住的竹楼还是租赁的就可以知道。他新建伯的俸禄也不过是一千石粮食（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不过是45万元），显然，这点钱连他府邸全部使用顶级的楠木的钱都不够。 唯一的可能就是，王阳明取走了朱宸濠在南昌城府邸的巨额财富。朱宸濠在南昌城经营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可以敌国。而这批财富自朱宸濠被擒后就无影无踪。王阳明攻进南昌城后，宁王府起火。他迅速命人扑灭大火，然后清点了宁王府。或许就是在这一行动中，他把朱宸濠的财富据为己有。 这当然只是个猜测，不过却最接近真相。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王阳明从哪里来的巨额资金建筑他的伯爵府。 当然，王阳明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这笔财富不被他拿走，也会被后来进入南昌的张忠和许泰拿走。即使张忠和许泰把财富交给朱厚照，朱厚照也不会将其用在正途。况且，王阳明力挽狂澜，拯救了中国南部的苍生，这份财富，他受之无愧。 再来看王阳明的婚姻生活。 王阳明最吊儿郎当的弟子王艮说，伟大的王老师共有六个老婆（一妻五妾）。大老婆诸氏在1525年去世之前，王阳明就已经陆续纳了五个小老婆。有姓可考的是姓吴的女士和姓陈的女士，其他人就不知道了。古人纳妾很正常，尤其是王阳明这样的人物，而且诸氏自1525年离开人间时都没有生过一个孩子。害得王阳明在1521年受封新建伯时还要把自己兄弟的孩子认成干儿，以受皇帝另外的赏赐：锦衣卫职务。 但在1526年，也就是诸氏去世的一年后，王阳明的一个小老婆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王阳明留在世上的独苗王正亿。 有一份王阳明弟子们编纂的资料试图证明，这个孩子是王阳明在诸氏死后纳的第一个妾所生。而这位妾是王阳明一生中的第二个女人，再无第三个。 这种辩护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有确凿的历史资料证明，王阳明死后，他的家族发生了内斗，而在内斗中扮演主力的就是众位夫人。内斗的原因很明显：争夺王阳明的遗产。 这种辩护没有必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王阳明并没有因为有很多女人而让他的光环蒙尘。 最后再看王阳明的家长角色。确切地说，王阳明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他似乎天生就不具备管理家族的能力。 王阳明共有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三个弟弟是王守俭、王守文和王守章，他们后来都住在他超豪华的伯爵府中。在这座府里，不但有他们王家的各个分支人员，还有他那几位小老婆的七大姑八大姨，更有他的几个弟子和家人。王阳明向来是把府邸的事务全权交给一个总管家，但王阳明识人不明，这个老管家在王阳明死后王家陷入财产争斗的危机时，束手无策。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本来负责王阳明的亲生儿子王正亿的教育工作，想不到所有人都把这个孩子当成财富的源泉，纷纷想控制他。以至于王阳明的弟子们好不容易才把王正亿从那个不祥的伯爵府抢救出来。 表面上看，王家后来逐渐衰落是内部争斗和当地讨厌王阳明心学的地方官合力的结果，实际上，王阳明如果能把战场上十分之一的能力转移到家族事务上，他的家族也不会有内讧。 这就是王阳明的另一面。然而，这不可能也永远不会让他作为心学大师和用兵如神的军事奇才的名誉受到任何损伤。恰好相反，正是这种人人都会有的人性中的负面因素，才让王阳明留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的凡人，而不是什么在神坛上一本正经的神奇圣人。王阳明的另一面更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缺点，但如果能全心全意发挥良知的力量，人人都能成功。 第五章 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强大内心的终极武器 我是自己的上帝 众所周知，王阳明心学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简易明快的哲学之一。无论是它的思想，还是表达思想的语句都让人一目了然。王阳明心学又是一门实用的哲学，它告诉了我们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真理，同时也为我们每个人规划出了一张完美的、直观的人生路线图。王阳明心学对我们有什么用，答案已不言自明。 它首先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真理：“人人平等。” 有一天，那个个性极强的王艮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见到了什么？” 王艮以一副异常惊讶的声调说：“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我们应该注意，王艮这句话别有深意。王艮来拜王阳明为师前就是狂傲不羁的人，拜王阳明为师后，也未改变“傲”的气质，王阳明多次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王艮不相信。他始终认为圣人是遥不可及的，所以他说的“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这句话，是在讥笑王阳明的言论：“你瞧，那些在大街上的凡夫俗子都是圣人，我怎么就不相信，天下会有这样多圣人啊。” 王阳明大概是猜透了王艮的心意，于是就借力打力：“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王艮尴尬地一笑：“都是圣人。” 王阳明点头说：“对！人人都是圣人，谁也不比任何人差。” 他的另外一名弟子叫董萝石的也出游归来，同样兴奋地对王阳明说：“今日见一怪事。” 王阳明问：“什么事？” 董萝石兴奋地说：“见满大街都是圣人。”董萝石和王艮不同，他是真的悟透了王阳明“人皆可成圣”的思想，所以王阳明只是淡淡地回道：“这算什么怪事，常事罢了。” 无论是对不怀好意的王艮，还是发自肺腑的董萝石，王阳明的训导只有一条：人人确实都是圣人。 那么王阳明凭什么说“人人都是圣人”呢？ 在他的文章《书魏师孟卷乙酉》中，他给出了答案。魏师孟是王阳明弟子魏良辅的弟弟魏良贵，他的几个哥哥都拜到王阳明门下，学习心学，对于王阳明“人人都是圣人”的论点，他觉得不可思议。1525年，他来请教王阳明：您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可尧舜是如此伟大，凡夫俗子怎么可能成为他们那样的圣人呢？ 王阳明解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良知，良知能知是非善恶，“是非”属于智慧，“善恶”属于道德，圣人也不过是既有智慧又有无懈可击道德的凡人，而你一出生就具备这两种素质，所以你就是个潜在的圣人。只要你按良知的指引去思考做事（致良知），那就是圣人了。自然而然致良知的，是圣人；勉强自己而致良知的，是贤人；不肯去致良知的说明他的良知被遮蔽了，那就是愚人。虽然愚人的良知被遮蔽了，但他的良知却仍然存在。如果能致良知，那和圣贤就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圣愚的良知是一样的，只要肯“致”，那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重点指出，良知在人，永远不可能消失，即使是盗贼，你喊他贼，他也不爱听，这就是良知永远存在的体现。那些不肯致良知的人，只是良知被物欲所遮蔽，并不是说他没有良知了。正如乌云遮蔽了太阳，你能说太阳消失了吗？ 关于“盗贼也有良知”这个论点，王阳明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事实依据的。据说他在庐陵担任县令时，抓到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这个大盗冥顽不灵，面对各种讯问强烈顽抗。王阳明亲自审问他，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说：“要杀要剐随便，就别废话了！”王阳明于是说：“那好，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大盗说：“脱就脱！”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实在是热，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大盗仍然是不以为然的样子：“光着膀子也是经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又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大盗这回一点都不“豪爽”了，慌忙摆手说：“不方便，不方便！”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这就是良知中的羞耻心，连无恶不作的大盗都有，何况普通人！ 为什么王阳明要不厌其烦和矢志不移地倡导“人人都是圣人”的观点，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 这个真理其实就是人人平等。王阳明是想告诉我们，良知可致圣贤，无所不能。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充当别人的上帝，任何人也就不可能有资格控制别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才有权力控制和支配你，那就是你自己；只有一个人能主导你的人生，那也只能是你自己。 “人人平等”思想的背后其实就是主张人的“自尊”。王阳明心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有“骄傲”的成分，既然我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既然我是圣人，那我就是自信的，我就是独尊的。 有弟子问王阳明：“老师您说过，人心与物同体，我不太明白。固然，我的身体里血气畅通，所以能称同体。可我和别人，那就是异体了，至于您说的与禽兽草木同体，简直就是儿戏啊。” 王阳明回答：“岂止禽兽草木，就是天地也是与我同体的，岂止是天地，如果世界上有鬼神，那鬼神也是与我同体的。” 这名弟子大惑不解。 王阳明问他：“你看看在天地之间，什么东西是天地的心？” 弟子回答：“圣人说，人是天地的心。” 王阳明又问：“人又把什么东西称为心？” 弟子回答：“恐怕是那个良知吧。” 王阳明见已把弟子带进了门里，就满意地笑了笑，解释说：“这就很明白了，充盈天地之间的，唯有这个良知。人只是具有形体，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一切都隔离开了。我的良知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他的弟子急忙打断他：“等等，老师，您说人能主宰天地鬼神？” 王阳明很吃惊的反问：“难道不是吗？” 弟子也吃惊：“怎么可能啊。” 王阳明说：“那我问你，天高不高？” “高！” “地厚不厚？” “厚！” “你是怎么知道天高地厚的？” 弟子回答：“天高是我看到的，地厚是我感觉到的。” 王阳明追问：“你是用什么感觉到的？” “当然是用良知啊。” 王阳明更为满意了：“好。天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看它的高？地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感觉它的厚？天高地厚，只是因为你用良知去看它感觉它了。我们可以继续发挥，鬼神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即使是石头，如果没有我的良知，谁去感觉它的坚硬？如果这一切离开了我的良知，你认为它们还存在吗？” 弟子正在琢磨，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王阳明已接着说了下去：“但是我的良知如果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也就是说，我的良知不工作了，那么，良知也就不存在了。” 弟子琢磨出了哪里不对劲，他以高尚的唯物主义的身份质问：“天地鬼神万物是客观存在的，为何认为没有我的良知它们就不存在了？” 王阳明：“你去问问那些死人，他们的天地鬼神万物何在？” 实际上这段话和唯心唯物思想没有一毛钱关系，它是王阳明强烈主张人“自尊”的终极演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而不应该成为他们的奴隶，这种情况是终我们一生的。 如果世界上真有上帝，那上帝就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必求神拜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神佛。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不要做任何人和事物的奴隶，只俯首于自己那颗拥有良知的心，就可以了。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 只俯首于自己的心，实际上是要求人们要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崇尚独立人格，这是王阳明要告诉我们的第二大人生真理。 王阳明说，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所以不需外求。既然所有的真理都在我心中，那外在的说教，无论它有多么权威，只要和我心中的真理不相符，就是错的。程颐曾说，“天理”这两个字可是他自己揣摩出来的，王阳明也说，“良知”二字也是他自己揣摩出来的。这两位超级思想家这样说并非炫耀，而是想告诉人们，无论是学问还是人生的道理，都要“自得于心”。只有“自得于心”的才是最适合你的，对你而言，也是最有用的。 在和他最得意的弟子徐爱谈话时，王阳明举例子说：“孔子有两个高徒，子夏和曾子，前者笃信圣人经典，后者读完圣人经典后，反躬自省。假设圣人说的全是对的，那子夏只是个复读机，而曾子则是榨汁机。被人像喂鸭子一样灌输的正确学问远不如自己从内心深处感悟出来的学问真切。” 所以王阳明说，“至圣先师”孔子说的话，如果它不能和我的心相符，那就是错的，就不是真理；而贩夫走卒说的话，如果它能和我的心符合，那就是对的，就是真理。所以说，一切真理都在我心中，我们只需俯首于自己的心，因为世界上唯一的权威只在我心中。 于是，“自得于心”肯定会蔑视权威。我们都知道，权威普遍存在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它们是大人物为了控制普通人的行为和思想而苦心孤诣构想出来的。既然是出于“控制”的目的，显然就违反了王阳明“我是自己上帝”的思想，而王阳明对权威发起挑战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诸如生存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不要做自己的心的奴隶。让你的心不要迷信权威，不要人云亦云，吠声吠影，更不要违背自己的良知，逆来顺受，甘心做“权威”的牺牲品。当然，王阳明所谓的独立自主的人，是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不是要你胡作非为。所以当我的良知认为我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时，就要勇于抗争。 孔夫子曾说：“真可以称之为人的（志士仁人），向来是杀身以成仁，从来不求生以害仁。”王阳明的一位弟子问王阳明，这话该如何理解？ 王阳明叹息道：“志士仁人何其少啊。为什么会这样少，就是因为世人将性命看得太重，所以遇到不公正待遇时，良知明明告诉他不要忍受，他却非委屈地以求保全性命，这就是丧失了天理的表现。一个人如果忍心伤害天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如果违背了天理，那就和禽兽无异了。即便在世上苟且偷生成百上千年，也不过做了成百上千年的禽兽。”他举出两个没有伤害天理的人来：“比干、龙逢，只因他们看得清楚，因此，他们能成就他们的仁。” 比干是商纣王的大臣，因规劝商纣王改邪归正而被挖心，关龙逢则是夏桀的大臣，因让夏桀注意到了自己暴虐的政治而被炮烙，两人都是儒家阵营中被交口称赞的圣人。王阳明说两人遇到“不公”时会奋起反抗，杀身成仁。当然，这种“不公”是宽泛的，圣人以百姓心为心，商纣和夏桀对百姓不好，所以他们为百姓争取权益就是在反抗不公。 王阳明的这段话其实是想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遇到不公正待遇时如果不争，就是伤天害理。这话乍一听简直莫名其妙，我当鸵鸟和乌龟是我自己的事，怎么就伤天害理了呢？ 其实，读懂王阳明心学就能明白这个逻辑。王阳明说，因为我有可以分清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天理就在我心中。而当我遇到不公时，良知是知道的。良知是个直性子，对于不公，它给出的答案就是：马上反抗。可很多人却违背了良知的指引，做了缩头乌龟。他本人违背良知时他是知道的，因为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未反抗时心里会很难受，心里受到了伤害。由于“心即理”，心里受到伤害，天理也就受到了伤害，所以说，你没有按良知的指引去做事，就是没有致良知，没有致良知，就是伤害了天理。 中国人经常说，一忍百忍，百忍成金。问题是，这句话不是规律，而只是某些人信口开河的格言而已。勾践忍辱负重甚至吃屎而咸鱼翻身，毕竟是少数，而且忍耐过后心理扭曲，成了一个良知被蒙蔽的人。如果人人都在面对不公时采取忍受的态度，那后果可想而知。 王阳明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你对不公正的忍让和你杀人放火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是在伤天害理。一个拥有良知的人应该是在遇到压迫时，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即使屠刀架脖，即使不能成功，也要奋勇向前。这是为你的道、你的信仰、你的责任和你的良知必须付出的牺牲，这就是“杀身以成仁”和“无求生以害仁”。 由于天地万物和我是一体的，所以当我们在替自己抗争时，同时也是在为别人抗争，而有时候为别人抗争时，其实就是在为自己抗争。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有这一段话，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不能致良知的恶果：“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王阳明说人反抗不公就是致良知，这里还有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当我们遇到不公正未反抗时，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煎熬，实际上这是良知给你的惩罚，因为你没有听它的命令。这种代价是高昂的，远比你听从良知的命令去做出自己的选择要高得多。所以，权衡之后，你应该选择后一种，而不应该选择做乌龟。 这就是王阳明告诉我们的真理：人人平等，自己是自己的上帝，要做一个独立自主、勇于反抗的致良知的人。 去心中贼之私情 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们心中的贼有很多，不过不出七情六欲（七种情感：喜、怒、哀、惧、爱、恶、欲；六种欲望：色、声、香、味、触、法）。在心学家们看来，王阳明心学的目标就是祛除心中贼的学说，所以虽然难，但王阳明还是给出了很多心法。 在七情中，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哀伤忧愁。因为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对不如意时，很少有人能保持平衡的心态。《传习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是王阳明为哀伤忧愁开出的药方。 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有一天收到一封家信，信上说，他的儿子病危。由于鞭长莫及，所以陆澄很哀愁。 王阳明发现了这一情况，问明原因后，问陆澄：“你这样忧愁，对你儿子的病有什么帮助吗？” 陆澄惨然一笑：“当然没有帮助。” 王阳明于是说：“那你应该快乐一点。” 陆澄几乎要跳起来，儿子病危，不哭也就罢了，居然还叫我快乐，这不是狼心狗肺吗？ 王阳明看出了陆澄的心理，说：“我经常要你们在事上练心，这正是个好机会，你如果错过这样的机会，平时把心学思想说得头头是道只能算穷嚼烂谷子！” 陆澄愕然，问：“那我此时该如何练心？” 王阳明就讲解道：“父亲爱儿子，这是良知的意思，良知认为对的就是天理。不过，‘天理’之所以称为‘天理’就是因为它有个中和处，一旦过了就是私心，就不符合天理了。” 陆澄说：“我的良知就是要求我现在应该哀伤啊，我觉得我没有‘过’。” 王阳明笑笑：“你和很多人的认识是一样的，以为面对不幸时就应该忧愁哀伤，而且还认为这就是良知的意思。可你不知道，此时你的良知已被你过分的情感所遮蔽，没有完全展现，所以它的意思可能是错的。一般而言，人们在七种情感中表露‘过’的多，‘不及’的少。我刚才要你快乐，这不是真话，如果你真的快乐，那就是‘不及’，同样不符合‘天理’，可你太‘过’就更不好了。不过，人人都这样，父母去世，做儿女的都哭得死去活来，口吐鲜血。但《孝经》上说：‘不能过分悲伤而失去本性’，‘本性’就是天理。” 陆澄恍然：“其实只是要掌握个度。” 王阳明点头。 陆澄问：“这个度该如何掌握呢？” 王阳明想了一下，然后说：“理论上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感悟。有一个掌握度的方法是这样的，哀伤忧愁是心理的病痛，如果它不能影响到你的健康，那就是掌握了度。人不能因为哀伤忧愁而病倒。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所以这个度的把握也不同。” 陆澄懊恼道：“人为什么要有七情啊，做个无情的人该多好，就不必因遇到不幸的事而哀伤忧愁了。” 王阳明正色道：“话可不是这样说。那群朱熹门徒就是你这种心态，希望能把七情从我们的心灵中驱赶出去。可是，七情是人心与生俱来的，所以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只是你应该用你的良知来清醒地认识它们，不要被它们控制。如果良知是太阳，那么七情就是浮云。太阳是移动的，不可能总停留在一处，无论何处，只要有一线光明，就全是阳光所在。天空即使布满乌云，可你还是能看得清，这就是良知的妙用。而这妙用无非是掌握一个度罢了。按你所说的，因为云能遮日，就要抹去天生的浮云了么？” 陆澄沉默。 王阳明接着说，其实在伤痛的情绪上掌握好一个度，无非是要你在这上面不要太认真，用书面语来讲就是“不执”。有些事必须认真，而有些事绝对不能认真，哭完了就拉倒，不要时刻都把哀伤、忧愁放在心上。你要是真这样做了，那就是太认真了。认真就会“过”，就不符合天理。 除了那些有事没事就喜欢寻愁觅恨的矫情之人外，绝大多数人的悲伤都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有人生计无着会忧愁，有人被恋人甩了会哀伤，有人损失了一大笔钱会难过，有人则因为失去亲人而伤心。但这些哀愁必须要有个度，生计无着而忧愁可以，可你不能一直忧愁下去，要去奋斗；失恋了哀伤也可以，可你不能每天都萎靡不振，这是作践自己；失去亲人当然要伤心，可死者已矣，你的心不要随死者而去。 王阳明说，七情只是浮云不是太阳，谁如果在浮云上较真，不但傻而且还伤天害理。 人在情感上的措置最傻的还不是过度忧愁哀伤，而是愤怒。 有人可以不哀伤过度，但从来没有人不会愤怒。它在人类的七种情感中排在第二位，说明了它地位的举足轻重（婴儿三个月时就懂得愤怒），我们会因为别人的挑衅而愤怒，会因为对某些事物不满而愤怒，会因为愿望不能达成而愤怒，会因为行动受挫而愤怒。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能引起我们的愤怒。 有一种论调说，愤怒，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种惩罚是相当残酷的。生物学家曾通过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生气十分钟所耗费的精力不亚于进行了一次3000米长跑，而且人在愤怒时的生理反应非常剧烈，同时会分泌出许多有毒性的物质，这些毒素甚至可以毒死一只小白鼠。也就是说，愤怒和慢性自杀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王阳明认为，愤怒在我们心中不可能没有，但却是我们最不应该有的。因为“一个人在忿怒时，就会感情用事，有时会怒得过分，就失去了心的本体。因此，有所忿怒，心必然不会中正”。 既然愤怒是我们心中固有的，当我们愤怒时该如何不失去心的本体呢？ 王阳明的理论是：“只要顺其自然，不过分在意。”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出门看见有人打架，对于错误的一方，我心中当然很愤怒。不过虽然愤怒，因为这事和我无关，所以我不会怒火攻心。如果你对别人有怒气时，你可以这样想，这件事和我无关，虽然我生气，但不会因怒火丧失理智。” 这种方法乍一看上去大有阿Q的神韵，其实不是这样。王阳明提倡的这种消除愤怒的方法不是逃避，而是规避，把当事人巧妙地变成旁观者。不过很多人无法知行合一：虽然明白这一点，却无法做到。毕竟我们和别人起冲突时，为了面子、利益难免要愤怒，很多人不可能放弃面子和利益而抽身退开变成旁观者。 可如果你认真思考后就会看清王阳明对待愤怒的理论源泉：我们愤怒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别人挑战了我们外在的一些东西，诸如身份、地位、名利、面子。这些外在的东西在王阳明心学中是不值一提的，王阳明真正关注的是内心的良知，每个人只有在面对良知时才是当事人，面对其他一切外物时，就是个旁观者。 愤怒来袭时，我们可以是旁观者，那么，恐惧呢？ 人人都会恐惧，人类最基本的恐惧就是怕鬼。 还是那位曾因儿子病危陷入忧愁中的陆澄问王阳明：“有人晚上怕鬼，如何是好？” 王阳明回答：“这种人，平时不肯行善积德，内心有所欠缺，所以害怕。若平时依良知做事不违神灵，坦荡光明，又有什么可怕的？” 旁边一个叫马子莘的弟子摇头道：“您说的那些是正直的鬼，谁做了坏事，它们自然会去找当事人。可世界上有种可恶的鬼，不分青红皂白，找到谁算谁，这种鬼，肯定要怕的。” 王阳明坚定地说：“我从未听邪恶的鬼能被致良知的人撞上。如果真有人怕这种鬼，那就是心邪，还是没有完全致良知。” 两个弟子都无话可说，因为王阳明这种回答，实在让人无可反驳。正如你虔诚信佛，可总遇到倒霉事，你问佛祖，佛祖说：“你呀，还是信得不坚定。” 致良知“致”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完全”，本来就没有标尺。 不过王阳明下面的话却说明了人恐惧的根源：“比如你好色，就会撞到色鬼；你贪财，就会撞到财鬼；你总发怒，就会撞到怒鬼；你不能发挥良知的力量而总处于恐惧之中，那就会撞到惧鬼。” 也就是说，我们怕的鬼不在外而在内，是我们的心养出来的鬼。我们怕的是“鬼”这个概念，而不是鬼本身。同样，我们恐惧，也是如此。恐惧不是真实的，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自我暗示，是我们心灵的产物。虽然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恐惧与否是你的选择。面对危机时，你可以选择恐惧，也可以不选择，这是你的自由。 遗憾的是，很多人都不曾拥有这种自由。原因正如王阳明所说，你经常去追寻外在的声色货利，这些声色货利占据了你的头脑，遮蔽了你的良知，当它们一旦出现异常情况时，你就会做贼心虚，马上恐惧起来。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没有选择是否恐惧的自由，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时刻致良知的缘故。 通过违背良知而得到的名利权势，会时刻牵引着你的心，你总会担心失去它们，恐惧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人必须在良知的指引下去争取你应得的东西，才有可能拥有选择是否恐惧的自由。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告诉我们的破除心中贼的一个道理。 去心中贼之私欲 什么是私欲，过了的基本欲望就是私欲。或者说，良知认为错的欲望就是私欲。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那和僵尸差不多。问题是，我们的欲望应该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内，而不能让它像野草一样野蛮生长。 先来看人们最容易也是最严重的“私欲”——好名（爱慕虚名）。 人人都喜欢追逐虚名，这是“表现欲”的极端。王阳明有个叫孟源的弟子就有这种毛病，王阳明曾多次让他改正，他也总是说会改，可一旦有机会表现，他总是奋不顾身地抓住。 有一天，王阳明刚教训完他，有个弟子谈起了近来学习心学的心得，说还有不明处。孟源把身子向后一仰，大笑道：“你这毛病可是我当年犯过的，哈哈。” 王阳明看了他一眼，语气冰冷：“你坐正了吧！” 孟源发现自己的确坐没坐相，赶紧坐正了。王阳明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孟源很无辜的样子，要争辩。王阳明马上止住他，开导道：“好表现的人必是自以为是的人，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点。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在一块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一棵大树，雨露的滋润，土地的肥沃，只能对这棵树的根供给营养。若在树的周围栽种一些优良的谷物，可上有树叶遮住阳光，下被树根盘结，缺乏营养，它又怎能生长成熟？所以只有砍掉这棵树，连须根也不留，才能种植优良谷物。否则，任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滋养大树的根。” 那棵大树就是“好名”之病，一旦有了这棵大树，其他一切优良谷物（品德和能力）都无法生长。原因很简单：一个“好名”的人，非常喜欢和人争辩，而且他一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的。当他确认这一点时，那么他就把自己看成是君子，对方是小人。于是，所有和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成了小人，自然，那些意见，他也就不会入耳了。没有任何意见可以进来，良知就会被这种妄自尊大遮蔽，后果可想而知。 人为什么会有表现欲？就是为了贪图虚名，而贪图虚名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利。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把“名利”放在一起谈的缘由。人贪图名利，眼睛直盯着名利，必然会做出违背良知的事。所以王阳明说：“人生在世，最大的弊病就是好名。” 他的弟子薛侃接口说：“是啊，闻誉而喜，闻毁忧郁，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但是该怎么治疗这种病呢？” 王阳明给出了方法：“名与实相对。务实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轻一分。若全是务实的心，就没有一丝求名的心。如果务实的心犹如饥而求食，渴而求饮，还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好名？”他接着说道，“过度追求‘名’就会把‘实’忽视，名和实不相符，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弥补，如果死了那就真来不及了。” “好名”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把抱怨和指责别人当成是一种生活。王阳明有位弟子就是这样的人。王阳明和他谈话，认为必须改掉这种毛病：“真正的修行之道应该经常反省自己。如果一味地去指责别人，就只会看到别人的错误，而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如果能返身自省，才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当你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缺点时，你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吗？” 这位弟子听了这番话，露出惭愧的样子来。王阳明知道他虽然有认识，可未必能实践，所以又叮嘱道：“你今后只要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在要责备别人的时候，把它当作自己的一大私欲加以克制才行。” 批评、指责、抱怨，都是我们疯狂生长的表达欲和表现欲在联合作怪。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批评、指责、抱怨他人时，就会把自己的缺点和成见掩盖起来，我们如同在玻璃后面辨认犯罪嫌疑人，只看到别人的罪过，却看不到自己。 况且，抱怨和毫无理性地批评、指责别人，是毫无效果的。现代心理学家指出，当一个人遭受批评时，心跳会加速，然后防卫本能就会出现。为了维护面子，他必然会采取反攻的手段。这样看来，批评和指责只能造成更多的冲突，冲突就意味着可能到来的风险。所以说，当你批评别人、指责别人时，就是在冒一种风险。一个基本的人性常识是：即使你的批评和指责是出于善意，但对方因为自尊受到伤害，明知道错了，也要为自己辩护，死不认错，情绪激烈时，他必会和你针锋相对。 在《书王嘉秀请益卷？甲戌》这篇文章中，王阳明说，人人都喜欢凤凰麒麟，人人都厌恶毒蛇猛兽。所以，你不能把毒蛇猛兽放到别人怀里，也不能要求别人厌恶凤凰麒麟。方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让别人喜欢。这是良知的要求，良知所以能辨别是非，就是因为好恶。你不喜欢吃狗屎，就不能强让别人吃。你特别喜欢获得金钱，你就不能让别人破财。有一天，你发现很多人都讨厌你，也许并非你具备了毒蛇猛兽的心，但肯定是具备了毒蛇猛兽的形。这种形就是“己所不欲，强施于人”。你明明不喜欢痛苦，可听说了别人痛苦的往事后，却当成笑料，毫无悲悯之心，这就是自己不想要的，却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如果在社会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最好敬而远之，如果你本人就是这样的人，最好马上改正。 人的私欲看似有六种，实际上只有两种，那就是名利之欲和生存之欲。关于“名”，王阳明论述得很多，而关于“利”，王阳明只有一段论述。 有弟子叹息说：“既然我们要祛除私欲，那对于财富的追求肯定是不对的了。因为古人说了，小人才经常谈利。” 王阳明正色道：“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争取富贵？只是你争取富贵的时候要凭良知的指引，不能违背良知。你只有好好光明你的良知，才能在富贵逼人时坦然面对，不被它控制，而是要控制它。只要你做到用良知去发家致富，那就符合天理，谁说君子不能谈利？！” 王阳明又说：“要祛除声色货利的私欲，就要在静坐时把那些好色好名好利的祸根都搜寻出来，然后祛除。” 有位弟子灵光一闪，摇头晃脑地问王阳明：“老师，那些祸根是疮，你剜了它们是好事，可剜掉的地方不是又有了新疮，这不是剜肉成疮吗？” 王阳明险些被噎了个跟头，因为这个弟子的问话太厉害了。厚黑教主李宗吾扬扬得意地说：“王阳明的意思是，我们见了一星之火，就要把他扑灭，虽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什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 王阳明的那位弟子和李宗吾的看法一样，实际上，这是不懂王阳明。王阳明的意思是，那些私欲正如我们身上的疮，它是有害的，必须要除去。剜肉补疮，不是剜肉，而是剜有病的疮。而新长出来的肉看上去是疮，但没有危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王阳明对这位自作聪明的弟子训斥道：“这是我为人治病的药方，能完全铲除人的病根。即使他的本领再大，十几年之后，依然用得上。如果你不用，就收起来，不要败坏我的药方。”这位弟子发现王老师发怒了，急忙道歉。 实际上，学习心学，本身就是自己领悟的问题，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很多弟子都向王阳明请教如何铲除私欲的具体方法。王阳明被问得很烦，于是说：“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讲。从前有位禅师，别人向他请教佛法，他只把拂尘提起来。有一天，他的徒弟把拂尘藏了起来，看他还有什么办法。禅师因不能找到拂尘，只好空手做出提拂尘的样子。我要你们祛除私欲的讲解就是启发人的拂尘，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可提的？” 过了一会儿，有位弟子小心翼翼地问祛除私欲的关键。 王阳明幽默了一把，侧过头去，看着旁边问：“我的拂尘在哪儿？” 众人恍然，都笑起来。 私欲在王阳明看来，是人不能充分发挥良知的一个根由，良知被种种私欲遮蔽，虽然有是非善恶之心，但因为受私欲的诱惑而无法去致良知。长久以往，我们的智慧和道德渐渐销声匿迹，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腐烂的躯壳。 而关于生存的欲望，王阳明说得很沉重：“人生在世，可能对一切声色名利和嗜好，都能摆脱殆尽。但如果仍有一种贪生怕死的念头存留在心，就不能和整个本体融合。人的生死之念，原本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因此不能轻易去掉。如果在此处能识得破、看得透，这个心的全体才是畅通无阻的，这才是符合天理的表现。” 人可以没有名利之心，但不可能没有生存的欲望，蝼蚁尚且惜命。所以谁能真的看淡生死，谁就真的成为圣人了。 闲思杂虑也是私欲 有段时间，王阳明的弟子陈九川表现出了抑郁的气质。他对王阳明诉苦：“自从跟了老师后就开始厌恶泛览博观，常常想独自静坐，以求摒弃闲思杂虑。可让人恼火的是，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更觉得心神不宁，我这是怎么了？” 王阳明笑道：“你这是痴心妄想啊，闲思杂虑怎么可能祛除？只能让它归入正轨。” 陈九川又惊又喜：“您的意思是，人不可能没有闲思杂虑的时候？” 王阳明点了点头。 陈九川起了疑惑：“既然如此，为什么圣人们要说‘静’呢？” 王阳明回答：“‘静’不是让你一动不动，动也并非不静。戒慎恐惧（对一个人喜怒哀乐情感及思想未发作时的一种警觉，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就是念头，为何要区分动和静？” 陈九川又问：“那为什么周敦颐说，没有私欲就能静。按这种说法，您说不能静，看来我们还有私欲？” 王阳明回答：“没有欲望当然能静，但这个静是‘定’的意思，定的是什么？不是心，而是‘意’。戒慎恐惧是在你心里流动，是活泼泼的，这就是所谓‘上天赋予人的命运，悠远深邃，永不停歇’。你说上天动了什么？可它一直在动。如果你的心真不动了，那就是死人。如果你的心乱动，而不是为了戒慎恐惧，那就是私念，就是不静了。” 这段问答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思虑是人固有的。王阳明说，除非是死人，否则人人都有思虑。但要看你胡思乱想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内容是色、利、名，那就是私欲。 对于这个问题，陆澄很不明白。他问王阳明：“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可闲思杂虑，怎么也称为私欲？” 王阳明回答：“闲思杂念，到底是从好色、贪财、慕名这些病根上滋生的，自己寻求本源定会发现。例如，你自信绝对没有做贼之想，什么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份心思，你如果对色、财、名、利等想法，似不做贼的心一样都铲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体，还哪里有闲思杂念？这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自然可以‘发而中节’，自然可以‘物来顺应’。”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闲思杂虑”并非是闲的、杂的，而是有所指的。人在胡思乱想时可能会想好的，也可能会想坏的。人人都会想自己发财，人人也会想自己可能会碰上倒霉事。这些胡思乱想的背后，其实都是我们对名利的奢望和怕失去的担忧，它们都属于非分之想。如果你真看淡名利，如果你真看透生死，你就不可能在平时胡思乱想。 当然，王阳明所以说闲思杂念也属于私欲，还因为闲思杂虑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还没有被实现。所以我们思虑的善恶、是非，并非如白昼和黑夜那样容易分辨。我们以为正在对未来憧憬，实际上却是贪欲。我们以为正在勾勒当一个伟大的人，实际上却是好名的私欲。在这些真假难辨的闲思杂虑中，很容易会让良知无法判断，最终会遮蔽良知。 所以王阳明说，一定要根除闲思杂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影响闲思杂虑的私欲给克掉。但这又是个难题，谁不喜欢名利，谁不垂涎美女，谁不爱听靡靡之音，谁不对生猛海鲜大吞口水？ 正如王阳明的另一位弟子萧惠所担忧的：“想念私欲的心真是难以克除啊。” 萧惠说这句话时，仰面朝天，一副看透宇宙玄机的样子。王阳明让他坐正了，向他伸出手掌做要东西状。 萧惠茫然：“您要什么？” “把你想念私欲的心拿来，我替你克！” 萧惠很尴尬，扭捏起来。 王阳明接着说：“人必须要有为自己着想的心方才能克除想念私欲的心（克己），能够克除想念私欲的心，才能成就自己。” 萧惠马上接口：“为自己着想的心我有啊，可就是不知为什么不能克己？” 王阳明笑道：“你说说你那颗为自己的心是怎样的？” 萧惠沉思起来，沉思了好久叹息道：“我也一心要做好人，便自我感觉很有一些为自己的心。如今想来，也只是一个空有躯壳的我，并非真实的自我。” 王阳明摇头：“你这是玩和尚那一套，没意思。真正的我怎能离开身体？你所说的‘空有躯壳的我’，岂不是指耳、目、口、鼻、四肢吗？” 萧惠连连点头说：“正是为了这些。眼睛爱看美色，耳朵爱听美声，嘴巴爱吃美味，四肢爱享受安逸。因此便不能克己。” 王阳明语重心长地解说道：“老子说过，美色使人目盲，美声使人耳聋，美味使人口伤，放纵令人发狂。所有这些对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都有损害，怎么会有益于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呢？如果真的是为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就要考虑耳朵当听什么，眼睛当看什么，嘴巴当说什么，四肢当做什么。只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能实现耳目口鼻和四肢的功能，这才真正是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非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自动不看、不听、不说、不动，这必须是你的心在起作用。你心的视、听、言、动通过你的眼、耳、口、四肢来实现。如果你的心不存在，就没有你的耳目口鼻。 “所谓的心，并非专指那一团血肉。所谓的真正的心，是那能使你视、听、言、动的‘性’，有了这个它，才有了生生不息之理，也就是仁。性的生生之理，显现在眼时便能看，显现在耳时便能听，显现在口时便能说，显现在四肢便能动，这些都是天理在起作用。因为天理主宰着人的身体，所以又叫心。这心的本体，本来只是一个天理，原本无非礼存在。这就是你真实的自我。它是人的肉体的主宰。如果没有真我，也就没有肉体。你若真为了那个肉体的自我，必须依靠这个真我。做到戒慎于不视，恐惧于不闻，害怕对这个真我的本体有一丝损伤。稍有丝毫的非礼萌生，有如刀剜针刺，不堪忍受，必须扔了刀、拔掉针。如此方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你现在正是认贼为子，反而说什么有为自己的心，但为何不能克己呢？” 这通大道理让萧惠俯首。 它是王阳明心学传授给我们铲除私欲的指导思想，也是做“真我”的大方针。 人生在世，不可拘泥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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