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虽然病重糊涂，但听了李迪一番话，还是一下子明白过来，太子东宫一旦有此追责，则册立大事就会有不测之祸，觊觎这个位子的人太多了。于是不动。史称“东宫得不动摇，（李）迪之力居多”。 李迪还在寇准艰难的时刻，为争取“从轻发落”，多次与丁谓发生争执。 寇准因为受到周怀政和朱能的牵连，由太子太傅降职为太常卿，知相州（今属河南安阳）。后来丁谓又上奏，认为寇准不应该到内郡去，应该到更远的外郡去。真宗折中，说“与小州”，给寇准一个小的州郡吧。丁谓退朝后，在诏令后写道：“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给寇准一个远处的小州。李迪看后说：“刚才皇上可没有说‘远’这个字。” 丁谓耍无赖，回应道：“君面奉德音，欲擅改圣旨，你想庇护谁呢？”他倒打一耙，反说李迪“擅改圣旨”。后来将寇准转知安州（今属河北定州）。 丁谓仍然不甘心。他还在谋划着如何让寇准失败得更惨。 帝国情种 真宗赵恒很可能得了精神性质的疾病。史称“上久不豫，语言或错乱”，而且常常失忆。 有一天，他居然在大臣面前述说刘皇后的坏话：“昨夜皇后以下都到刘氏那里去了，独留朕于宫内！哼！” 这是说刘皇后大约有什么事，一招呼，宫中女眷都过去了，只留下皇上一个人守着大空房子，孤零零的。这话说得可怜巴巴。但史称“众知上眊乱误言，皆不应”，众臣都知道皇上一时昏头，精神错乱，事实肯定不是这样，所以没有人回应他。 但是李迪此时正为刘皇后的“揽权”感到不安。真宗病重，很多军政处分都要经由中宫决断，虽然有大臣看守，但朝廷内外，近来议论已经越来越多。史上“红颜干政”“惑乱朝纲”的故实，让这位新任宰辅有忧虑。 李迪大概有“曲突徙薪”的担当。他猜度的逻辑不难推演：真宗病重，早晚驾崩，而太子年幼，刘皇后免不了要“垂帘听政”。那时节，如果这个名叫刘娥的女人来了野心，称制称帝，如何了得？李迪这类预判不为无因。如果不能消除隐患于未然，这位名叫刘娥的大宋刘后，就会与那位名叫吕雉的大汉吕后、名叫武曌的大唐武后，鼎足而三，成为史上三位最具权威权势的女流。史鉴在此，不得不忧。于是，听到皇上忽然编排皇后故事，李迪便来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勇气，贸然回应道：“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 李迪的意思就是黜免皇后，另立她人。 真宗在迷乱中，看着李迪，过了好一会儿，似乎清醒起来，回答他说：“无是事也。”没有这回事。 刘皇后此际正好就在大殿屏风的后面，听到李迪这么说话，女人家家的那一点小小怒火就噌噌地冒出来了。从此以后，她对李迪有了憎恶。后来的日子里，李迪未能久留中书，不仅有丁谓的“媒蘖”之由，刘皇后的意思也左右了这件事。 但众臣为何知道真宗此语不是事实？ 真宗与刘皇后，恩恩爱爱一辈子，刘皇后对真宗，真宗对刘皇后，那份情、那份爱，史上罕见。天下皆知，二人乃是相思蚀骨类型的帝国情种。而真宗冷不丁冒出这一句话，乃是精神病人的常态，却也更真实地折射出他对刘娥的依赖、依恋之深。刘娥当时可能有什么一个小事情或大事情，要宫中女眷们去庆贺或听令，宫中女眷本来又不多，一时离去，撇下赵恒先生一人，寂寞与孤独，瞬间袭击了帝国君王。长久被呵护被爱戴的大皇帝、大男孩，在深宫忽然呈现静谧的那一刻，寂寥中独处的时光，让他有了“落单”般的伶仃感。我甚至能够想象，病恹恹的赵恒先生，在高大的寝殿内环顾，看到窗外冬日的阳光和落叶，或许还有离群的飞鸟掠过，他忽然有了恐惧。如果我写的这部书，在此际有一幅插图，应该是：落寞中茕茕孑立的皇上在——害怕。 大宋皇帝赵恒，已经须臾不能离开大宋皇后刘娥了。 刘娥，出生在太原，时当公元968年，太祖开宝元年正月初八，赵恒出生于开宝元年十二月初二。算起来，刘娥几乎大赵恒一岁。 刘娥的祖父刘延庆，在五代后晋、后汉时，曾任右骁卫大将军，父亲刘通曾任宋太祖时的虎捷都指挥使。但后来刘通因功又做嘉州（今属四川乐山）刺史，于是年幼的刘娥随全家从太原迁往川中。刘通不久出征战死，无子，家道于是从小康跌入困顿。母亲庞氏带着女儿寄居在娘家。刘娥在母亲教育下，知书达理，但她还学会了一门手艺：拨鼗。所谓“拨鼗”，就是手持一枚拨浪鼓，控制节奏左右摇，流珠敲击皮面，发出悦耳的声响。 这之后，有一段历史，记录不详。一般认为，庞氏将女儿许给了一位银匠龚美；另一种说法是龚美乃是刘娥表哥或亲眷。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刘娥与龚美不一定有私情。后来的事就是，龚美带着刘娥从巴蜀来到京师汴梁，继续锻银为业。这时，赵恒刚刚被封为襄王，正在做着开封尹，龚美因为制作银器，得以见到赵恒。年少的赵恒听过川中女子很优秀，就对龚美说：“蜀妇人多才慧，汝为我求一蜀姬。”龚美于是将刘娥介绍给赵恒。 二人初见之下，就有了贾宝玉见林黛玉、阿尔芒见茶花女、渥伦斯基见安娜·卡列尼娜那般，一见钟情不可救药的自我坍缩和痴痴的昏迷。当此之际，全世界都被层层剥离，天潢贵胄、契丹赵宋、河图洛书、星辰大海……全都化为虚无，地老天荒间只有他和她，一个赵恒，一个刘娥。人间至美，酣畅淋漓。赵恒当下山盟，刘娥当下海誓：这个人，我要定了！他俩在用一生做抵押，将生命欲望推向了阴阳和合之美。他们决计要用自己的性命去交换、去掠夺、去熨帖对方的性命，他俩，要在一起。 今人难得见刘娥，但她的美丽不妨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八个汉字中展开想象。有资料说这个“才慧”美人出生的正月初八是公历1月28日，按时下乐于做占星游戏的说法，应该是水瓶座。根据她后来的行事风格，可以发现她有难以捉摸的幻想和出奇的理智。她那种大胆而又自由，对新鲜环境的好奇与向往，行事的果断，理解力，都应该迷住了年轻的赵恒。更美妙的是，当他们相互予取、倍加呵护之际，他俩发现：他们还是知心朋友。他的一切，她都理解；她的一切，他也都理解。 真宗生时处理文案，刘娥会陪着他，有时就会发表一些意见，大多公允可取。遇到思路不通的地方，刘娥还会引经据典开导赵恒。 “八大王”之谜 真宗病重“大渐”之际，臣辅们都来看望。真宗不能说话，就用手指点点自己胸膛，又展开五指，再出三指，大臣们面面相觑，猜度合为八的这个数字，不知何意。这时仁宗只有十几岁，而皇八弟燕王赵元俨，乃是赵恒的兄弟，此时只有三十九岁，正当年。赵元俨长得也身材风俊，脑门光亮，下巴丰满，为人“严毅”，有“不可犯”的气场，史称“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国人都很崇拜他畏惧他，名声传到异域，人称“八大王”。 真宗临终，伸出这八个手指头，是不是暗指“八大王”呢？如果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要提防“八大王”篡位，还是“兄终弟及”，将皇位传给他呢？ 而这时，“八大王”也恰恰总是入宫来看望皇兄。以至于大臣们对他有了猜忌。这时节，李迪、丁谓、王曾等人都宿在宫禁内殿，为真宗祈禳，看到“八大王”总是出出进进，有时在宫中一待几天不出来。众人不免有了恐慌。这时，翰林司偶然用金盂盛了开水，给“八大王”送去。李迪当即取案上墨笔，在水中略搅搅，让人送去。“八大王”看到黑色的开水，怀疑有人下毒，当即判断：诸臣中有人在猜忌我了，此地看来不能久留。史称“即上马去”。 但这件事给顾命大臣留下了阴影。此刻皇上伸出五个手指，又加三个手指，颇费思量。而就是在这种“思量”中，史上就有了种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大宋帝国，即使“奸佞”如丁谓，也不期望看到这类风景。但是青萍之末已有风起，祸患很可能起于不可测度的某个微末节点。 刘娥在帷幄之后，看到了这一幕。 她从大臣们的窃窃私语中，能够感知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我的赵恒兄弟啊，你这是啥意思嘛！忽然，刘娥意识到：无论赵恒啥意思，猜疑骨肉，都是危险信号。一生以“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为主诉求的我主赵恒，断不应打莫测之险牌。于是，她决计要对群臣说清此事，但她起身后，却发现诸臣已经离开了病榻，到附近便殿去了。于是，她赶紧令近侍追上去，传谕群臣说：“适才官家展五指，又出三指，只是说‘三五日来，病势稍退’。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丁谓等人听后，相信皇后所言，算是当即释惑，不再深究。 刘娥深知赵恒如斯。 刘娥初进入襄王府时，俩人都已二十岁（一说十五岁），正是恋爱的季节，汉语中“如胶似漆”就说男女二人的“黏”度，此际用在他俩身上正好。记录中甚至说到赵恒因为与刘娥日日在一起，以至于“容貌瘦瘠”。这迹象被太宗看出端倪，就问乳母：“太子近日如此景象，左右都有何人？”这位乳母似也关心太子，认为是刘娥勾引了帝国嗣君，就向太宗说了实话。太宗就下命令，让刘娥离开赵恒。赵恒不得已，就将刘娥藏在殿侍张耆家中。 十几年后，太宗晏驾，赵恒践祚，当即将刘娥引入宫中。 这十几年中，二人不免相思蚀骨，而意有未甘。我相信他俩应该有私密会晤。在这方面，人性的力量远远大于礼法的力量。梦里常有悲悲语，醒来难见痴痴欢。当爱情来临时，世界，没有力量可以阻挡。乳母不能阻挡，太宗不能阻挡，玉皇大帝也不能阻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他俩的默契，应该是得到天地神祇保佑的。十几年难得一见，情不变、爱愈深；一旦缘到时到，不做商量，直接接入宫中，终成眷属。中国的帝王皇后，他俩的爱，最真挚、最完美。 也是与赵恒同年出生的潘后，乃是名将潘美的女儿，是赵恒的第一任夫人，婚后六年去世，那时太宗还在，又为赵恒续娶的郭氏女儿。赵恒践祚，按礼法，确立郭氏为皇后，刘娥则被封为美人，后来一直封为一品德妃。 刘娥的表哥龚美，赐姓刘，故史称刘美，成为刘娥的正式兄长，继承刘氏香火。刘美出居外任，除了家人有“夺人盐井”一案，其余不见善恶美丑，一生平安，无功无过。 真实的《狸猫换太子》 赵家帝王，似乎特别艰于立嗣，总是很难诞育健康儿子。真宗的儿子有几个，但大多夭折。景德年初，郭皇后生子，九岁后病逝。前后总五个儿子，都没有活过十岁。皇后也接连病逝。潘夫人后，郭夫人也早薨。而刘娥，跟了赵恒几十年，一直也无子。这时她的侍女李氏与真宗有了儿子，刘娥就与李氏商议，将孩子秘密收为己有，将来立为皇上，李氏应允。 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李氏不敢言，有数的几个知情人也不敢张扬。 但事情事实上更为复杂。简言之，李氏不像时论讲述的那样，似乎是个受害者。事实上不是。一方面，她应该有失去儿子，不能享有天伦之乐的痛苦；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博大母爱的安慰：孩子算到皇妃刘娥的门下，地位提高、前途远大，如能做太子、做皇上，自有真相大白之日，即使不能真相大白，自家儿子能有如此前途，对一个没有办法“挤”入皇后位置的女人而言，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结果更令做母亲的欣慰呢？所以，理解此事，必须理解“母亲”。足以告慰李氏的是，她活着看到了儿子做了皇上。宋仁宗于1022年践祚，李氏病逝于1032年。她看着自己的儿子做了10年皇帝，守口如瓶。这种隐秘的幸福感，让一个善良的母亲心安！ 更足以告慰李氏的是，在她死后，忽然出现了一批“社稷臣”，要为她正名，而且也终于做到了为她正名。宋仁宗终于知道了：原来自己的生母，就是这个平时用一种善良的目光，默默地看着他的“李宸妃”。真正的悲恸之处在这里——仁宗赵祯明明与亲生母亲在一起，却从未喊过她一声“娘”。 在传统京剧以刘娥与李氏为原型讲述的《狸猫换太子》故事中，刘娥成为一个邪恶的女人。但这种“坊间”模式，并不真实，事实上，也不动人，其间不见人性的悲剧力量。真实的刘娥，待李氏相当优厚，从未有过虐待，更没有动过“灭口”的心思。李氏在时，已经被她升职为“顺容”。真宗仙驾，起永定陵，她让李氏去守陵，这等于默认了李氏特殊的身份。 李氏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子，幼时只有一个弟弟。而她进入宫中时，才十几岁，临别，她用“刻丝”技术，亲自制作了一个“鞶囊”，给只有几岁大的小弟弟，拍着他的肩膀说：“姐就要走了。你以后就是沦落到颠沛流离，也不可以丢弃这个鞶囊！以后，姐姐如果有了好的前程，一定会寻访你。那时，就以这个东西来找你！”后来她的弟弟在一“凿纸”小店佣工，这是一个类似于售卖剪纸工艺品的小商店。弟弟在这里不幸得了病毒性痢疾，似乎没有治好的希望了，店家狠心，将他遗弃在路边。这时，刘娥宫中一个宦官看到，很可怜他，将其收养，见他衣服穿得疙疙瘩瘩，胸前却悬挂着一个精美的鞶囊，一问，才知来龙去脉，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曾经得到太后刘娥和李氏的旨意，让他寻找这个小兄弟。宦官拿着鞶囊来见李氏，皇室之中，一片悲喜。 真宗知道后，就给了这个小弟弟一个职官右班殿直，到了仁宗时，到地方做了刺史，史称李国舅。此事，刘娥从中斡旋，很仗义。 李氏病重时，刘娥赶紧派遣太医前往诊治，并为了安慰李氏，再给她晋封为宸妃。李氏封妃后，病逝。刘娥甚至知道身后之事。在大臣的建议下，对李宸妃的葬仪做了足够规格的安排，遗体也做了特殊处理，李氏在棺椁中，穿的是皇后的服装。刘娥内心要对仁宗说一句话：我刘娥是对得起你的生母的。 她一生“宠爱”真宗皇帝，是真宗皇帝的情人、皇后、朋友、“监护人”。真宗病重时，她毫不吝惜地将宫阁中属于她的私人财产全部拿出来，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的宫观、佛寺，以及名山胜境去为爱人祈福。史称这样的活动“不可胜记”。为爱人祈福，动用私财不动用国帑，证明了她的虔诚，也可以因此而看出，她恪守大宋法条。所以真宗曾对大臣表彰自己的知音刘娥女史说：“皇后所行，造次不违规矩，朕无忧也。” 但她在真宗时代，更多地看到了帝国的“软肋”：帝国之长治久安，在宪政模式之前，君主制度之下，君王的个人品质，就是富有极大权重的砝码。刘娥的生命诉求，就是要为帝国“制造”一个“真宗第二”。她要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进入皇室之后的经验阅历，为帝国“复制”一个赵恒那样的君王，做一个够资格“奉天承运”的皇帝。 刘娥，在无子的隐秘痛苦中，以“秘密过继”的方式，为自己，事实上，也为赵恒和李氏，培育了一个有资格出任帝王的后嗣。那时节，太子一动一息，刘娥都要亲自调护，如果跟随真宗外出，一时离开小太子，也一定会派遣使者去询问详情。至于喂养看护的乳母、陪伴照应的小臣，她都要亲自挑选那种谨慎小心忠厚，宫中历练时间较长的人来担任。只要跟小太子在一起，就一早一晚很认真地教育他，培育他的“恭恪”也即恭敬、谨慎的习性。而“恭恪”，正是真宗赵恒的习性，事实上，也是优秀帝王的习性。 而她做的这一切，来源于她对真宗赵恒的爱和理解。 李迪理解不了这个襟怀阔达、长期受真宗影响的杰出女人。 王曾也不能理解。 丁谓也不能理解。 所以，当李迪试图“法办”刘娥时，真宗皇帝在短暂的懵懂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此之后，他屡屡在儿子代理执政时，要臣辅们听从中宫皇后的意见。赵恒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她还是一个懂得经营帝国的政治家，而且，很多见解远远超过当朝臣辅。其心性，更是很多男人们无法比拟的。多年的依恋和依赖，让真宗赵恒懂得，这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女人，不简单。 帝国储君尚幼，必须有人摄政；这个有能力摄政的人物，只能是刘娥。于是，赵恒与刘娥，在政治家责任伦理的推动下，共同上演了“借腹生子”的宫廷剧。其目的，就是要在臣辅一片反对声中，在艰难的“君臣博弈”中，将刘娥正式推上“皇后”的位置。 真宗追封的深意 有一个细节，可以窥见真宗对刘娥的爱。 大中祥符初，“泰山封禅”结束，真宗在返回汴梁之前，按照预先设计的行程，特意安排了到曲阜谒见文宣王孔夫子。泰安到曲阜，只有百余里路，几天后，十一月戊午日这一天，真宗一行到达孔庙。 真宗穿着祭祀昊天上帝的靴服，即红罗袍、黑革靴，头顶平天冠向孔夫子偶像“酌献”，敬酒。庙内外，设有黄麾仗，孔子后人陪列。 当时有司曾制定“仪注”，要皇上“肃揖”，只需向孔子偶像庄敬地作揖即可，但是真宗特意表示要“再拜”。“再拜”就是拜两次，这在古礼中用于表示对尊贵的人物的敬意。 又来到孔子父亲叔梁纥的祭室“酌献”。 随后，诏令刑部尚书温仲舒等人分别祭奠了孔夫子的七十二弟子，以及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和母亲颜氏。 真宗又将写好的一篇《赞》交给有司，刻石留在孔庙。 车驾再到孔林，因为此地树木拥挤道路，真宗从御辇下来，乘马来到孔子墓前，“奠拜”，祭奠而后再拜。 下诏，加谥孔夫子为“玄圣文宣王”，并诵读了祝文。 追封叔梁纥为“鲁国公”，颜氏为“鲁国太夫人”；伯鱼的母亲，即孔子夫人亓（音齐）官氏为“郓国太夫人”。 同时下诏拨款，修葺孔庙祠宇；附近十户人家免赋税，负责孔庙及坟茔的杂役工作。还将祭奠孔夫子的所有礼器全部留给孔庙。 第二天，又派遣吏部尚书、老臣张齐贤等人以最高规格的“太牢”礼节再次拜谒孔墓。 赐给孔家三十万钱，帛三百匹。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同学究出身孔圣佑为奉礼郎，孔家近属受官或赐出身者六人。 真宗孔庙之行，特意封孔子的夫人亓官氏为“郓国太夫人”，此中有深意。 亓官是复姓，亓官氏在鲁昭公九年即公元前533年时与孔子成婚，那时，孔子十九岁。亓官氏生产那天，鲁公赐给孔子一条鲤鱼，孔子就给儿子起名为孔鲤，字伯鱼。孔子与亓官氏在一起的岁月不多，他常年离开妻子，周游列国。鲁哀公十年即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时，亓官氏病逝。 后七年，孔子病逝。 孔子是否“出妻”，与亓官氏离婚？ 此事为史上一大聚讼，迄今各有言说。“出妻派”的证据主要有二：一、《礼记·檀弓上》：“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孔鲤的母亲亓官氏病逝一年之后了，孔鲤还在穿着孝服祭奠时哭泣。孔夫子听到后问：“是谁在哭啊？”门人回答说：“是孔鲤在哭。”孔子说：“哎呀，这是违背了礼，过分了啊。”孔鲤听到后，就除去了丧服并停止了哭泣。 唐人孔颖达在解释这段话时认为：“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音但）。言期而犹哭，则是祥后禫前。祥外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当时孔子已经“出妻”，父亲还在，这时，作为儿子为“出母”也即离婚的母亲服丧，应该“十三月祥”，即在“出母”死后十三个月的时候祭祀；“十五月禫”，到了十五个月的时候，祭祀并脱掉丧服。 二、因为孔子不准儿子哭自己的母亲，所以证明孔子与亓官氏无感情，所以“出妻”是很可能的。 但这两个证据都有问题。 一、《礼记·檀弓上》那段话并没有证明孔子“出妻”，只说孔鲤“期而犹哭”，孔子制止了他。“期”是十二个月，也即一年。 孔颖达所谓的“祥、禫之礼”就是“守丧之礼”，但并不是对“出母”而言，乃是对“生母”而言。孔颖达经学极为精深，但此处拈出“出母”来说话，于是让后人误解甚深。无法理解孔颖达从哪里得到亓官氏为“出母”的证据。但有意味的是，也恰恰是这段引文证明了孔子没有“出妻”，因此亓官氏也不是“出母”。 《仪礼·丧服》明白记录：“出妻之子为母期……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 “出妻”的儿子为母服丧穿戴孝服十二个月……（但）“出妻”的儿子没有跟随母亲而跟随父亲且为父亲的宗法后人，则不为“出母”穿孝服祭祀。 显然，孔鲤是孔子的宗法后人，如果亓官氏被孔子“出妻”，按礼法，他是不应该为“出母”亓官氏服丧的；但现在孔鲤不但服丧，而且满了“期”，这不正好证明亓官氏没有“出”吗？ 所以，第一条证据不成立。 二、孔子并非不准孔鲤哭母，而是认为“其甚也”，过了。为何“过了”？因为礼制规定，十二个月之后，丧服哭奠期满，不应再哭。 “礼”的很多设计非常人性化。孝子思亲，人之情；但哀毁过甚，伤己身，也是背离孝道的行为，圣人并不欣赏。丧事活动中，圣人之“礼”，主张“哀戚之情”，悲哀戚惨真情流露，但更主张“毁不灭性”，悲戚之际不能过度，以免毁伤身体和本性。《孝经》最后一章论“丧亲”就说：“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无论怎样悲哀，三天以后也必须进食，这是告诉士民不要因为死者而伤害生者，哀毁之情不要遮蔽生命的本性，这是圣人的政教；守丧不得超过三年，也是向士民讲述：丧礼，是有终了期限的。 所以，在“慎终追远”中“节哀顺变”，是古来丧礼的真相。 孔子在这里维护的是“礼”，更是“情”。过于哀毁的儿子，哭坏了身体，不仅孔子不希望看到，亓官氏的在天之灵也并不希望看到。 但孔子与亓官氏有感情吗？ 回到《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这一章，可以听到孔子教导鲁公说：“昔三代（夏商周）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妻子是亲族之主要人物），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儿子是亲族繁衍的继承人），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敬爱自身极为重要）。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推敬爱自身之心而敬爱他人之身），子以及子（推敬爱自己之子而敬爱他人之子），配以及配（推敬爱自己之配偶而敬爱他人之配偶），君子行此三者，则忾（通‘迄’，普遍、遍及的意思）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 一个如此主张“敬爱妻子”的人，即使与妻子偶有冲突，也不会动辄“出妻”。在孔子这里，“敬其妻”，是一种“礼”也是一种“爱”。 在妻妾成群的春秋时代，孔子曾经做过鲁国高官，出入于鲁公府邸，有厩马高车，如果纳妾、续弦，都不是问题，但考察下来，孔子一生，只有亓官氏一个女人。亓官氏在世，孔子没有纳妾；亓官氏先孔子七年而死，孔子也没有续弦。如此孔子，与亓官氏可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如此动人的爱情，居然被人猜度为“出妻”“出母”，未免不伦。 亓官氏，自从孔子死后，在鲁国就进入孔子所居之祭室，与孔子一道得到祭祀，但从未有人想到给亓官氏一个荣誉名号，直到宋真宗赵恒出现。 我大胆猜测：真宗赵恒，之所以给亓官氏封号，是因为他知道：女人与男人一样，需要尊敬。孔子说：“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必须尊敬。我的刘娥，将来也需要收获世人的尊敬。 皇后刘娥“摄政” 说真宗尊敬女人，还有一个旁证。 当初真宗下诏编纂君臣事迹，成《册府元龟》，但内中都是男人事迹；史称真宗“不欲以后妃妇人等厕其间”，是希望女人事迹能够单独做成另外一部书，所以，在《册府元龟》之外，并比照着《册府元龟》，专门收录史上女人事迹，成《彤管懿范》七十卷。“彤管”是传统女史所用之笔，借指女子文墨；“懿范”是指美好的风范。 当时，在李氏预产期之前几个月，真宗就宣称刘娥已经怀孕。但官员们还是反对刘娥被册为皇后，刘娥也只好一次次地“固辞”。直到大中祥符五年（1012），李氏诞子已经三年，才勉强给刘娥晋封为“德妃”。随后，真宗再不断地讨好百官，给百官加官进爵，顺带着给刘娥再进一步，简化一切“册后仪式”，这年年底，顶着满朝反对的压力，四十四岁的刘娥做成了真宗皇帝的皇后。 天禧二年（1018），不到十岁的赵受益改名为赵祯，正式立为皇太子。在资善堂接受太子太保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的经筵讲读，同时，太子坐殿接受群臣参谒。到了天禧四年（1020）二月，真宗病情加重，已经很难处理军政大事，就将皇太子赵祯推向前台。诏书中告知大臣，太子听政，皇后辅助。 这时的军政大事，都由皇后决定。朝廷内外有了忧虑。很多人担心皇后“夺权”做成吕后、武则天那样的泼天事业。参知政事王曾就来对钱惟演说：“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 这一番话，说得相当委婉，也相当坚定，甚至带有毫不客气的恫吓。它的逻辑是：如果太后夺权，做吕后、武后那样的事，则你刘娥一门凶险莫测。等于警戒刘娥不要试图将“摄政”转化为“执政”。 但王曾的策略在于，他这番话说给钱惟演听，就有了自家人的意味。钱惟演的妹妹就是刘美的太太，他与刘娥是亲家关系。所以这番话应能有安定赵氏，根本不动的意味。史上一般都认为王曾这番话乃是“社稷臣”的大智慧，评价极高。但这话头是建立在假设刘娥可能“篡位”的可能性上，如果刘娥根本不想篡位，这话等于无的放矢，而我倾向于后者。 刘娥可能有过这类念头，但就像每个人每天闪过十万八千个念头一样，并不稀奇。像爱幻想的女人一样，刘娥也许，也应该有过种种幻想，但幻想不过就是幻想，她从未有过效法武后建构“大周王朝”的这类念头，更不要说行径。虽然，她曾经在后来的日子里，问过大臣鲁宗道：“唐代的武后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啊？”鲁宗道很警觉，回答她：“武后，乃是大唐罪人也！几乎差一点危及社稷！”刘娥听后沉默不语。这不过是她的一次因为飘忽而来的念头，忽然“失言”而已。她要维护的是赵恒的帝王事业，而不是刘娥的帝王事业。 要做吕后、武后那般“事业”，需要培植一群“铁哥们儿”，需要有“劝进”的力量。她没有，也不培植，更不鼓励，甚至遇到这类“劝进”的苗头，就立即打压下去，不令展开。 仁宗时代，刘娥功大，有大臣上表，请刘娥像武则天那样建立刘氏宗庙。当她跟臣辅商量此事时，知道不妥，立即放弃了这个念头。 老臣程琳有一次向她进献一幅图画，打开一看，是《武后临朝图》，这就等于暗示刘娥：你可以这么做，我支持。但刘娥像抓了一把火炭一般，立刻将这幅图摔到地上，呵斥他道：“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刘娥，有分寸。做事对得起她一生爱着的人，赵恒。 真宗驾崩延庆殿 公元1022年，春正月，大宋帝国由“天禧”改元为“乾兴”。 真宗在病情越来越严重时，还振作起精神，在料峭春寒中，登上东华门观灯。当他听说秀州（今属浙江嘉兴）去年秋天以来，水大，至今为灾，庶民艰于果腹时，一如既往地下诏：免去秀州秋税中尚未缴纳的部分，以此缓解灾情。 到了二月，真宗登上正阳门，大赦天下，各种恩赏实惠，都依照南郊祭祀的办法。去年以来，各地水灾地区，庶民欠缴的租税，全部罢免；有因水灾流离，今春回乡复业的农民，更免除他们的租税和差役，并且还要贷给他们粮种，鼓励适时播种。 不久，又听说徐州有灾，即刻下诏赈济灾民、贫民。 二月甲寅日，真宗进入弥留之际。诸臣前来看望。四天之后，戊午日，真宗驾崩于延庆殿。 尾声 按王曾意思，真宗陵的新穴其实是个“绝穴”，是丁谓试图陷赵家“无后”。如此，则实属大逆不道！但雷允恭的供词中没有这一条，王曾应该有此语之来源的证据，不然，太后也不好糊弄。妙的是，世上已无雷允恭。 皇太子赵祯即位 丁谓、王曾、冯拯、曹利用等中书、枢密两府大臣得到真宗上仙消息后，匆匆赶往延庆殿。一干人的号泣声，回荡在大殿雕梁画栋之间，久久不得平息。 在这场历史性的哭泣间歇，众大臣听到了帷幕后面原皇后、现太后刘娥的严厉之声，她说：“有日哭在，且听处分！” 有哭的日子，现在，且听大事安排！ 这个女人不寻常！诸人一时止住哭声，听太后发布意见。 太后令执事宣布大行皇帝口头遗诏，由王曾记录。 遗诏有言：“太子即位。” 于是皇太子赵祯在柩前即位，正式成为大宋帝国第四任皇帝，史称宋仁宗。 诸臣匆匆拜谒新君。 遗诏有言：“皇后刘娥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 王曾听到这里，搁下笔说道：“适来不闻此。”我刚才没有听到这个意见。这是他在婉转地否定这个意见。他认为柩前宣布“淑妃”升为“太妃”不合礼法，应该“他日议之”，此事不必载入遗诏之中，且此前在先帝面前，不曾听过要“尊礼淑妃”说法。 丁谓则带着怒气说：“参政你这是要擅自改动制书吗？” 王曾与之辩白礼法的制度规定，大意说太子践祚、皇后升级乃是礼法定制，而遽然封杨淑妃为“皇太妃”，并没有经过中书政事堂讨论。此事当往后延宕而定。 丁谓也不服气。各持己见中，同列无人赞同王曾，于是王曾保留自己意见，顺从了太后宣布的遗诏意见。 皇帝驾崩，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人心浮动之际，只有王曾“正色独立”，所以，虽然人们慑于丁谓权势，但还是在内心倾向王曾，史称“朝廷赖以为重”。 太后不动声色，看着、听着，但她很快理解了这位反对自己意见的王曾，他恪守礼法的“持重”，让她动容。她暗自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信托的社稷之臣；而丁谓“绝对服从”的姿态，与王曾比较中，则让她多了一点疑窦。与此同时，丁谓的种种往事，那种附和先帝“怪力乱神”般的“祥瑞”故实，在刘娥这里，开始有了不同的意味。 遗诏又规定：“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 这句话，“军国事兼”是指“军事、国事兼有”的意思。“权”是“暂时代理”的意思。皇太后传达“遗诏”，用了这个“权”字，足见她的襟怀之坦荡。但是诸臣退下，王曾在中书草写这份制书（而后向天下宣布）时，丁谓提出讨好皇太后的意见，要王曾将这个“权”字取消。王曾不干，说：“政令出于中宫皇太后处，而不是君王处，这事已经是国家的‘否运’（也即厄运、坏运），称‘权’，还勉强可以向后人昭示君臣不得已的措置。且皇太后言犹在耳，哪里可以改掉呢！” 丁谓想想也是，不再争论。 此事，太后也已经知晓。史称丁谓因此“忤太后意”。 丁谓在为太后“揽权”，反而让太后不快，通过此事尤其可以见太后立身之正。她受正统理念影响，维护的是大宋社稷之道义天下。丁谓讨好太后反而丢分，此事不仅可以见出大宋君臣之间的风气，也可以令人一瞥命运的加减乘除。 契丹派使团吊慰 《遗诏》颁布，有大赦令，百官进官一等，优赏诸军，并特意规定：建造山陵寝宫所发生费用，“无以赋民”，不许因此给纳税人加赋。 宰臣丁谓为山陵使，负责真宗陵墓建造。 朝廷又安排特使北上，向盟邦契丹“告哀”，并告知契丹继续先帝所定之两朝盟好不变。 但特使还没有到契丹中京，契丹主耶律隆绪就已经得到消息了，他将满朝的蕃汉大臣召来，举哀号恸。 耶律隆绪对他的宰辅们说：“与南朝约为兄弟，近二十年了！忽然报来南朝皇上仙驾的消息！我虽然小两岁，但是余生几何呢？” 说着说着，又一次恸哭起来。 但他在哭泣中忽然想到一个大事，止住哭泣，对宰辅们说：“我听说南朝皇嗣还很年轻，恐怕不一定知道我们两朝通好的来龙去脉，如果万一被好战的臣下所离间，怎么办？” 契丹正为此事发愁，大宋的特使到了，说了大宋继续盟好的意思，契丹主所担心的事，大宋皇太后刘娥早就给他想到了。耶律隆绪闻言，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耶律隆绪又对他的妻子萧氏说：“你可以给大宋皇太后写信，让你的名字在中国也有人知道。” 于是，设真宗灵堂在范阳（也即幽州，今北京市）悯忠寺，建百日道场。同时下令国中，各类违反真宗名讳的字样，全部要更换。然后，就是派遣文武官员陆续前来范阳吊唁。 契丹还派出了以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宁为首的庞大使团来汴梁吊慰。大宋太常博士程琳接伴契丹使者。耶律宁要求面见皇太后“致问”，即当面问候。程琳说：“过去先帝曾经与你们的承天太后（萧太后）通使，现在我大宋的皇太后，乃是你们契丹国主的嫂子。按礼，小叔子和嫂子之间是不能通问的。” 耶律宁不知应如何答对，史称“语屈”。 刘太后垂帘听政 大宋辅臣们请中宫指示：太后在哪里办公？意思就是要太后到另外一座大殿接受文武上朝。太后让内侍雷允恭等人告诉诸臣说：“皇帝上朝，太后当朝夕在侧，不须别御一殿。”于是，中书、枢密二府就为这种前所未有的办公模式“详定仪注”。王曾援引东汉故事，请太后、皇帝母子，五日一朝，在承明殿，皇帝居左，太后居右，垂帘听政。 太后同意这个意见。 但是丁谓开始提出新的意见：皇帝年少，可以在每个月的月底、月中见两次大臣，其余日子，如有大事，则由太后与皇帝召群臣上朝决定，如不是大事，则可令雷允恭宫内宫外传奏。太后在禁中看到奏章，画敕审批即可。 王曾一眼看穿丁谓小九九，雷允恭乃是丁谓好友，如此他则正好专权弄权。但王曾不提二人过从事，只说道：“皇上与太后在中宫两个地方居住，但你这个意见却让一个宦官掌握居中之权。历史上来看，这不正是祸端的先兆吗？” 但丁谓不听。 而皇太后却接受了丁谓这个意见，处分之事，尽如丁谓所议。 从此，丁谓有机密，不想让同列预先知道，就更深厚地与雷允恭结交，让他向太后禀报，最后达到他的意图。而雷允恭也与丁谓有了默契，接到学士们草写的诏令、文件，都先拿给丁谓看，然后再向太后处报告。 丁谓的权力达到巅峰。他开始滥用权力。所有他不欣赏的人物，都被他贬抑、降职。 真宗曾接受丁谓意见，意图将寇准贬往“远”一点的江淮之间。这类地方还算富庶之地，即使贬到此地也不会吃太大苦楚，但丁谓退下来后，却以中书名义将寇准贬往道州做司马。道州，在湖南最南端，紧邻两广，宋时，那里还是荒寒之地。同列慑于丁谓权势，知道他在打击报复，都不敢说话。 时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的王曾，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本来也不想说话，但丁谓此事做得太过，就用真宗的意见质问丁谓：“本来圣上说可以考虑贬谪到江淮地区嘛，你怎么将寇相发配到道州？” 丁谓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改。 此际，寇准已经被贬往道州了，丁谓恃权，继续往南发配，让寇准到雷州去做司户参军。而另一个他不喜欢的宰辅李迪，此前已经因为一次“廷争”被贬到郓州去了，这一次，则趁着大权在握，再一次将他贬为衡州团练副使。 俩宰相廷争 说到丁谓与李迪的“廷争”，也可以看出丁谓的险诈。 丁谓揽权用事之后，升迁罢黜官员，很多都是自作主张，知制诰文书都下达了，宰辅李迪居然都不知道。这不等于架空这个新任宰辅吗？ 性情刚烈的李迪不禁越想越怒，对同列说：“我李迪起自布衣，做到宰相，受国恩深重，如果有报国之处，死且不恨，怎么能党附权幸，求自家平安呢？” 从此以后就留心观察丁谓，不让他随意妄为。 如前所述，按照一种意见，真宗朝，王钦若与刘承珪、陈彭年、林特、丁谓等人交通往来，“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当时这“五鬼”，王钦若在外，陈彭年已死，刘承珪失势，只有林特还在朝中。 林特曾以权三司使身份为“同玉清昭应宫副使”，是丁谓的副官。林特勤于吏职，善于承上接下。丁谓很欣赏他。后来，丁谓奏请，将林特的“同玉清昭应宫副使”的“同”字取消，为正式的“玉清昭应宫副使”、尚书左丞。 史称林特“性邪险，善附会”，所以丁谓始终善待林特，有机会就极力引用、提拔。现在，丁谓更想援引林特为枢密副使，原来推举他兼任的太子宾客一职不变，而李迪也即将出任太子宾客。 早晨上朝，百官在待漏院等待时，李迪才知道这个决定。这是要林特坐上国家武装力量副总司令位置，李迪坚决不同意。 待漏院中，俩人就争吵起来。 李迪说：“林特去年迁官为右丞，今年改尚书、入东宫，这些升迁，都不是‘公选’，物议沸腾还没有止息，况且他已经为太子宾客，怎么可以改官？” 丁谓还在与他辩白，李迪已经怒火中烧，于是大骂丁谓，还举起手中的笏板要敲击“佞臣”丁谓。史称“谓走得免”，丁谓赶紧跑开这才没被他敲中。 同列中有人认为大臣争执如此，又打又骂，未免有失体统，为法礼不容，于是极力劝解，争取息事宁人。但二人此时都已经心火烧起，断无熄灭之机。 这时，已经是天禧四年（1020）的冬天，售卖早餐的小贩在待漏院外清冷的寒风中，一声声的吆喝都暂时停了下来，听着从大院里传出俩宰相的詈骂、争吵，一个个感到很纳罕。早朝时间到，随后，小贩们看到丁谓和李迪在百官的劝解中，磕磕绊绊向宫中走去，而两位宰相一脸不忿之色。 进入长春殿，真宗坐在堂上，很痛苦的样子。此时，他头痛脑昏。 内臣从禁中拿出一份文件，对李迪和林特等人说：“这是给你们兼任东宫的任命制书。” 李迪带着怒火未消的神色说道：“臣要求不接受这份任命。” 此语一出，庙堂一时惊住。 李迪干脆打开愤懑已久的话匣子，先是斥责丁谓“奸邪弄权”，说他现在搞得朝廷内外“无不畏惧”，皇上若不信，“臣愿意与丁谓一同下到宪司去对质”。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将朝中“奸佞”一个个剥皮数落开来，他说：“昨天，林特在三司任上，非理决定惩罚，乃至于一人致死，死者家属到朝廷来告状，结果被按下不处理，这都是丁谓死党在庇护，所以人不敢言。……寇准呢，则属于无罪被免。朱能的事呢，也不应该正法。东宫那里也不应该增置新的官员。还有那个钱惟演，他也是丁谓的姻亲，也没有做什么好事。” 说罢，意犹未尽，又道： “臣愿意与丁谓、钱惟演同时罢免执政之职，希望陛下另选贤才作为辅弼。” 朝堂之上，还从未有过如此“无礼”的争执，真宗已经被他气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而李迪回顾一看，曹利用、冯拯也在，就补充说：“曹利用、冯拯，也是丁谓的同党。” 曹利用则傻乎乎地想起自己当初“深入虎穴”与契丹谈判，每年省下七十万的“丰功伟绩”，于是，当即驳斥李迪道：“呵呵，以片文只字遭逢圣世，我曹利用是不如你李迪；但是张奋空拳，舍命捐躯，入不测之敌，你李迪不如我曹利用也！” 真宗忍着头痛和愤怒，问丁谓：“你们中书有什么不当之事吗？” 丁谓说：“这事可以问问我们同列。” 于是真宗问任中正、王曾等人，这些人都说：“我们中书供职之外，并没有什么旷缺之事。” 随后，中书丁谓、李迪等人退下，独留下枢密官员来议论。开始，真宗很愤怒，要将“失礼”的官员付诸御史台解决。冯拯和曹利用都劝导真宗不要如此处理，并分别为丁谓和李迪做了宽解。真宗说：“二人曲直还没有结果，怎么能不去分辨？” 说着说着，火气略消，就对诸人说：“这事，朕应该有了解决办法。” 钱惟演上言说：“臣与丁谓是姻亲，忽然遇到宰辅排斥，臣愿意退出班列。” 真宗反过来安慰他。 于是命学士刘筠马上起草诏令： “丁谓、李迪罢相；各降一级；丁谓改知河南府，李迪改知郓州。” 但制书没有立即发出。一般来说，这种重大任免诏书，都需要中书审议，要一段时间。丁谓就趁着这段说罢相还没有罢相的空缺时间，来承明殿再见皇上。真宗此际已经火消，就质问丁谓干吗要在朝堂与大臣争执。 丁谓说：“不是臣要跟他争执啊，是李迪骂我啊！臣实在不应该跟他一起罢免啊，请求皇上留下臣啊！” 皇上于是让他坐下，史称“赐坐”。当时有不成文法，宰辅可以坐在“杌子”上，其他官员只能坐在“墩子”上。左右不知，要设个“墩子”给丁谓，丁谓不客气地说：“已经有旨，恢复了我的平章事。”于是左右给他换了个“杌子”。 对话完毕，真宗要内都知、副都知两人传诏，并送丁谓前赴中书政事堂，令依旧在此“视事”办公。 而李迪，则依旧贬谪郓州。 丁谓要皇上再传学士刘筠，要他草写“恢复丁谓为相”的制书，刘筠“不奉召”，丁谓换一个翰林学士，晏殊。晏殊惧怕丁谓权势，赶紧来见丁谓。 刘筠从政事堂大院出来，遇到晏殊从枢密院南门那里经过，正在向中书走去。见到刘筠，晏殊侧面而过，不敢作揖施礼，史称晏殊“盖内有所愧也”。 吓人的“尚方剑” 真宗驾崩之后，丁谓再次贬谪寇准、李迪。王曾认为贬抑太重，提出反对意见。 丁谓受够了王曾的顶撞，此时，他已经获得了向太后直接传递信息的通道，开始有恃无恐，于是，很傲慢地看了王曾一会儿，史称“熟视”，然后给了一句狠话：“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 “居停主人”就是租赁房屋给他人的房东。王曾曾经将自己的宅子借给寇准居住，所以丁谓这样说他。显然，丁谓对王曾也早已有了戒备。 王曾听到这话之后，一时恐惧，史称“遂不复争”，不再与丁谓争论。但是，丁谓这一句话，却最终让自己付出了代价。王曾，可能是大宋帝国所有贤相中，最富有“权谋之道”的人物。他在宫廷斗争来临时，不是那种简单的为价值观而袖手无为的人物。他的辣手，甚至比丁谓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遂不复争”的王曾，此际相当诡异。他居然并不坚持正见，为寇准、李迪辩护，也不在此际开始“倒丁”。他有更成熟的思考。否则不斗，斗必胜，这是王曾当下之心理写照。按照后来的时态发展，“重行推演”王曾的心态，似应如此。 所以，他宁肯要寇准、李迪先来铺垫，“牺牲”二人，也在所不惜——他也知道，按他眼下的实力，还救不了这二位贤相。他必须在全胜把握下，为朝廷清除丁谓团伙，现在，还远不是时机——丁谓势力太大了。 此刻，丁谓因为贪婪、狠毒以及愚蠢，为自己种下了恶种，没有办法，他只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收获自己的恶果了。 中书当时的值班知制诰是宋绶，他负责起草贬责寇准的文书。 丁谓看后不满意，认为“不切”，不准确，就对宋绶说：“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你这位大秘书都不懂得怎么编排文字吗？ 宋绶很谦逊，请求丁谓“笔削”，修订。 丁谓当即加入自己的意思，将文书改定。 于是，人们看到的诏书就有了“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至沉剧”这类文字，是将“先帝之死”归咎于寇准等人，认为是他们的“违法犯纪”惊动了病中的先皇，所以先皇才一病不起。文字如此罗织，透露出的狠戾，令人惊心。 丁谓担心寇准、李迪东山再起，很想将二人置之死地。但大宋帝国并无诛杀大臣的习惯，二人所犯之罪，也没有条文可以处死。于是，丁谓就想出了让二人“被自杀”的权谋。 他得到贬谪寇准与李迪的诏书，又经由雷允恭设法派出中使，带着诏令去见这二人。 中使领会了丁谓的意思后，就用一个锦囊藏着宝剑举在马前，模样仿佛是把“尚方剑”，做出将要“有所诛戮”的样子。 使者来到道州后，寇准正在与客人宴饮，客人大多是道州的州吏，起来迎接中使，中使回避不见；州吏又问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中使也不答话——他就等着吓唬够了，让寇准进屋自尽呢。但寇准神色自若，让人对中使说话：“如果朝廷有‘赐死’的意思，请出示诏书、敕令。”哪里有“赐死”！中使不得已，拿出敕令，不过是贬官继续南下雷州而已。 寇准当即将道州司马的官服脱下来，换了一个短到膝盖的小吏服装，在庭下“拜敕”。而后，升阶，接着宴饮，谈笑如常，直到黄昏才结束。 李迪此时被贬在郓州，接下去要贬往衡州。 他刚刚听到有中使举着锦囊“尚方剑”来郓州，就认为完了。他性情刚强，不想吃那一剑受辱，于是决计自裁。但是还没有实施，被他的儿子救了过来。 中使到了李迪府上，不走。有人来看望李迪，中使装模作样地让来人留下姓名、报上籍贯，意思是你们这一伙人跟李迪是同党，小心秋后算账。但是李迪才高品正，很多人不顾可能的危险，还是来看形同软禁的旧日相公。有人带来一些盒菜、美食之类，中使留在厅堂，一直到放臭了，也不给李迪吃。 李迪的一个门客叫邓余，看出门道，大怒道：“竖子欲杀我公以媚丁谓耶？邓余不畏死，汝杀吾公，我必杀汝！”这小子是要杀我家相公，以此来谄媚丁谓那厮吗？我邓余不怕死，如果你杀我家相公，我必杀你！ 于是邓余跟从李迪一直到衡州，一路上不离左右，李迪这才得以活命。 李迪是一个享有清名的人物。有人对丁谓的大胆狠戾不解，问他：“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李迪要是真的被你这么折腾，贬谪而死，你如何应对士林公论？ 丁谓的回答全然是一派商鞅、韩非、马基雅维利口吻，他说：“异日好事书生弄笔墨，记事为轻重，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 他的意思是：似李迪这等人物，死就死了，他日有人论起这事，有好事的书生摆弄笔墨，记录此事的轻重与否，不过就是四个字而已：“天下惜之”！所以，没什么，死就死了。 丁谓膨胀得厉害。 但是他的时间，不多了。 雷允恭擅改皇堂位 天禧五年（1021）四月时，宦官雷允恭以内殿崇班升职为皇太子宫都监，同管勾资善堂左右春坊司事。这是一个侍奉太子赵祯的中使之职。 一年后，真宗崩，丁谓结交雷允恭后，二人都有了“绝对权力”在手，进而有了实施“绝对腐败”的趋向。丁谓认为得到皇室“内助”，雷允恭认为得到宰辅“外助”，各自“倚势”，于是“日益骄恣无所惮”。没有什么畏惧、敬虔之心了，这就什么都敢干了。 兴修真宗山陵，工期紧，很多宦官都被派在外面督修陵寝，只有雷允恭没有外派的职务。于是他向太后请求去修陵。 太后不许。 雷允恭哭泣着说：“臣这一生得到先帝恩典，做事并不在他人之后，而现在独独不能为先帝效力，是不是臣有何罪过啊？” 太后刘娥道： “我不是对你有什么吝啬。实在是因为你很小的时候，就得到皇上恩幸，从来没有在外面出任过什么职务。现在官品已经很高，小气不然的差遣，不足以安排你去；大型项目工作给你，我担心你不懂得国家法禁，如果妄有举动，可能反而牵累到你！” 太后刘娥这一番话，足见她识人之明。 但是雷允恭似乎鬼使神差，还是泣告不已。 太后想了想，一般的职务都已经安排出去了，就给他个“特命”，与一位叫张景宗的共同管勾山陵一事。 这个期间，雷允恭就有了出入于山陵使丁谓家中，与女道士刘德妙来往，请神下凡等昏妄事。 三月的一天，雷允恭骑马来到修建中的山陵视察工地。这时，判司天监邢中和对他说：“现在这个山陵啊，上去一百步，按风水阴宅之法，应该有利于子孙。很像汝州秦王的坟陵。” 秦王，就是赵廷美，乃是赵匡胤的四弟，他生有十个儿子，而他的孙子辈似也兴旺。 雷允恭问：“那么好的风水宝地，为何不用？” 邢中和答：“怕下面有石头有水啊！” 雷允恭说：“先帝只有今上一子，再没有其他后嗣。如果真的像秦王坟，那就应该用！” 邢中和犹豫，说：“山陵事重，反复查核、勘探，需要时间。怕一耽误，那原来规定的七月完工之期，就赶不上。” 雷允恭不知轻重，当即拍板定案：“你们就来改穴，改换神道入口，我走马去见太后说这个事，太后哪有不从的道理。” 雷允恭向来“贵横”，无人敢违背他的命令，当即吆喝着，役夫们开始“改穴”。工地上一片人潮涌动。 陵寝在巩县，距离汴梁近四百里。等到雷允恭来见太后说这个事，并告知已经先斩后奏，太后道：“这是大事，怎么敢如此轻易处理！” 雷允恭道：“让先帝的后嗣子孙繁衍昌盛，有何不可为？” 太后不大信这个事，就对他说：“你出去问问山陵使丁谓，听听他的意见。” 雷允恭来见丁谓，说了过程。 丁谓本来认为不可以改动。因为现在这个穴位，乃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查勘后的定案，真宗在世时都知道这个位置。现在改，万一出事，麻烦，耽误工期，也麻烦。但他不愿意违背雷允恭这个内侍的心愿，以后俩人还要在一起“合作”更多事情呢。于是，他不给具体的反对和赞成意见，史称“无所可否，唯唯而已”。雷允恭没有得到丁谓的决断意见，但回到宫中，却诓骗太后说：“山陵使无异议矣！” 太后见此，就答应下来。 但是，还就是出事了。 改穴后，发现石头，役夫费尽力气，碎石掘进，忽然出水。这就意味着，这个陵寝根本不能用。 工役艰苦，役夫们议论纷纷、牢骚满腹。步军副都指挥使、威塞节度使黄守忠是修奉山陵部署，也即工地总指挥，看到这个情况，担心不能如期完工，干脆停止施工，派人快马回汴梁告知山陵使丁谓，工人原地休息，等候消息。 这时，已经是农历五月了，距离工期到期只有两个月时间。 丁谓庇护雷允恭，打算迁就这个地点，勉力完成此役，因此不敢将实际状况告知太后。 但是工地上另有内侍不少人，回到汴梁后，将这个重大工程问题向太后作了汇报。太后来问丁谓，丁谓一直在京师，于是派出按行使和副使二人前往巩县调查并参定，根据工地实情做出方案。太后又派出亲信杨怀玉等人一起去调查。这时，太后已经知道是雷允恭私自决定改方案闯下大祸，就另派人调查雷允恭的“罪状”。 雷允恭拿着他与邢中和二人画出的图纸，准备入奏，太后不允，已经不想见他了。不但不想见，还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对雷允恭进行审讯。与此同时，又派遣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鲁宗道，以及中使若干人，前往视察皇堂即先帝的墓室。这些高官调查后都认为，应该继续用原来的旧穴。 于是，太后令诸臣到丁谓府邸去议决此事。 第二天，特命参知政事王曾再往山陵看视，并做道场祭告神祇祖灵。 丁谓给出的意见是：等王曾祭告回来，与众人议论没有异议再开工。他的意思还是想保雷允恭，能用新穴就用新穴。只要用新穴，雷允恭就可能不算大罪，如此，则自己也能平安。 但太后已经不想用这个出水新穴了，下诏，要恢复工役如初，但是穴道里面的墓室须议定后再来修筑。 王曾回来后，接受了众人的意见：恢复工役如初。 而雷允恭的大狱审讯结果也出来了： 一、擅自挪移山陵穴道皇堂； 二、盗窃工程款，库金3110两、库银4630两、锦帛1800匹、珠43000颗、玉56两；三、盗取山陵陪葬品，常进皇堂犀带1条、药金（即黄铜）70两；四、昔日曾经让他取玉带赏赐辅臣，却被他窃取其中3条。 而雷允恭与丁谓家中刘德妙来往的事，也被查出，报到太后处，暂未宣布。 诸罪并罚，在巩县杖死，家资没收。他的兄弟雷允中决配柳州编管。 邢中和免死，决配沙门岛。 王曾论“绝穴” 王曾等到雷允恭案结束后，开始酝酿“倒丁”谋略。 这一谋略必须要在雷允恭死后，必须要与太后单独面对，单独谈。 但是丁谓把持与太后的对话通道，要想单独见太后，有难度。王曾就用了几天的时间，有意无意地说自己无子，想以侄子过继过来承接香火。说得丁谓都同情了他，就鼓励他单独跟太后说说，给个敕令，就算正式过继了。 王曾答应，说明天退朝，当留下来说这个事。 等到第二天，王曾与太后“独对”时，开始说丁谓“包藏祸心”，原来是他故意“令雷允恭移动皇堂于‘绝地’”。 按王曾意思，真宗陵的新穴其实是个“绝穴”，是丁谓试图陷赵家“无后”。如此，则实属大逆不道！ 但雷允恭的供词中没有这一条，王曾应该有此语之来源的证据，不然，太后也不好糊弄。妙的是，世上已无雷允恭。 此事终于惹恼了太后。 她对真宗的爱与忠诚，天下第一，丁谓背后给死去的真宗如此“下绊子”，令太后怒不可遏。当她试图寻找王曾是不是挟私报复时，却没有找到王曾与丁谓“结梁子”的记录。甚至，过去，丁谓与李迪在朝堂争吵时，王曾还向着丁谓说话，说“谓无过，曲在迪”，丁谓没有错，错在李迪。此际王曾来说丁谓，应该没有打击报复的可能。 太后“倒丁”立威 后来丁谓稍稍知道了一点风声，一天退朝后，丁谓也留下，对着垂帘听政的太后开始自我辩解。说着说着，内侍将垂帘卷起，对丁谓说：“相公这是跟谁说话呢？太后大驾走了很久了。” 丁谓惶恐不知所为，举着笏板磕了几个头，退出了。 不久，辅臣又在仁宗办公的资善堂“会食”，聚餐，独独没有召唤丁谓。 丁谓这才知道“得罪”了。于是在一次朝会中，当着众人的面，向钱惟演“哀请”帮忙疏通。 钱惟演大大咧咧地回答道：“当致力，无大忧也。”我会使劲儿的，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冯拯听后，不以为然，“熟视”钱惟演，不说话。把钱惟演看得直发毛。 这个细节证实，丁谓要倒霉，冯拯先知水之冷暖，于是也参与到“倒丁”阵营中来。 调查雷允恭的专案组将有关材料报给朝廷，太后看后，内中涉及丁谓的“黑材料”不少。于是，太后在承明殿与大臣们有了一次决定丁谓命运的讨论。 太后对冯拯等人说：“丁谓，身为宰相，却与内侍雷允恭交结来往。” 然后出示了一堆金酒器，这些都是丁谓委托雷允恭令禁中后苑工匠所造。还出示了雷允恭写给丁谓的信件，其中有些信件就是公开向丁谓求官，求为管勾皇城司、三司衙司等。 职官予夺升降，乃天下公器，现在二人如此交通，沆瀣一气，眼见已经脱离了古来“天下为公”的圣贤教诲。太后很不爽。她对臣辅们说：“以前丁谓经过雷允恭奏事，都说：‘已经与卿等议定’，所以我才准了他的奏章。近来才认识到他的矫诬。后来，要他做山陵使，营奉先帝陵寝，那应该更尽心才是吧？嘿，他反倒擅自迁移皇堂！差点误了大事！” 冯拯顺着太后的话茬说： “自从先帝登遐（远去），国家政事都是丁谓与雷允恭同议，回来说在禁中得到旨令，臣等莫辨虚实。现在，赖太后圣神省察其奸，这是宗社之福啊！” 太后这时候，想到王曾对她说丁谓的“包藏祸心”，不禁又想起真宗在日的光景，怒气难平，话语间就有了杀气，似要诛杀丁谓。 但“杀大臣”，乃是太祖以来的大事，终太祖、太宗、真宗三世，几十年间，极少有过“杀大臣”的记录。真宗一朝更是零记录。如今要杀丁谓，此例一开，“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大宋帝国，就将升腾戾气、沉伏危机。幸好有宋三百年，君臣有共识，冯拯虽然并非大贤，但在这个决定大宋国运问题上，他还有清醒认识。于是，鼓勇对太后说道：“谓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诛大臣，骇天下耳目。谓岂有逆谋哉？第失奏山陵事耳。”丁谓固然有罪，但新帝即位，就来诛杀大臣，难免骇动天下人心。再说，丁谓哪有谋逆的形迹啊？他不过是山陵之事没有及时奏准、擅作主张而已。此罪，不应当斩。 太后本来也不想开杀机。考虑到她的一系列作为，“立威”倒是真的。从真宗“登遐”，她召诸臣到柩前，在一片哭声中，她不哭，一声断喝“有日哭在，且听处分！”有如一声霹雳，当即镇住文武辅弼。这是太后“立威”之始。当初从巴蜀而来的小女子，除呈献给真宗赵恒的千娇百媚之外，却别有冷如冰霜，透溢巾帼不让须眉的吕雉、武曌之相，眼角、眉梢，威容动人。 流露杀机，并不刑杀，借冯拯之言，虚惊一场，太后再次“立威”。 从此，宋廷几乎无人不对这位昔日“拨鼗”的冷美人敬畏有加。 于是，丁谓正式罢相，贬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因为丁谓而遭遇罢黜的官员十数人。 王曾“反经合道” “倒丁”一案，王曾居功甚伟。后人评价甚高。他“使诈”栽赃丁谓，说丁谓怂恿雷允恭，将真宗葬于“绝地”，目的是“使无后嗣”。这类构陷也多被后人理解，认为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不如此，奸佞不去；不如此，大宋不安。 明人孙绪评论圣贤之“智”，有一段话极为精彩，大意是：做事情如果智谋不足，孔子也不赞同。用兵出奇，是老子所讲述。很多紧要关头，间不容发之际，能够解除艰难，建立勋业，安定反侧，适合事变，往往需要“权谋”在场。这样的时刻，即使舍去“正道”而随从“诡道”，被《春秋》大义所讥评，只要合于“道”，对当世有功，就可以做。所以《周易》要说“见机而作”，孔子要说“好谋而成”。明白这个道理，不仅仅可以施之于“用兵”而已。 此说等于在为王曾式的“权谋”做注。读懂这段话的意思，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王曾“反经合道”的“权谋”。 另一位明人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也有一段话，可以帮助理解王曾此举。 他说：“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 这话是说秦政重“工具理性”，而大宋重“价值理性”。用这番话来衡量剧秦和大宋，似扪着要害之处；但是核定大宋种种“紧张”，种种恪守与变通的艰难，可以看出，大宋一直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寻找某种平衡，并非一味倾向于“价值理性”。而历史深处，更细密的节点，往往出入更大。譬如王曾，就不是一个“务虚言而废实用”的人物。他的“倒丁”可以为例。 此外，在王曾后来的日子里，他对帝国利益几乎就像一个精心的看家护院者，其重“实用”处，往往要与太后做艰难博弈。 “天书”从葬永定陵 “天书”，在真宗之后，怎么办？ 这事，成为帝国的一大难题。 继续保留“天书”，那就要坚守“神道设教”的几十年政治逻辑，不得变异；而运作起来，各类“伪造天书”事件，在国家鼓励下，还会陆续发生。那时节，怎么办？更有太后还在。她跟着真宗完成了“神降天书” “泰山封禅”“祭祀汾阴”“建造宫观”种种“神道设教”活动。怎么办？天下都知道，太后刘娥虽然有所控制，并不奢靡，但她事实上乃是一个喜欢排场的人物。 人人都看到了这一步。但是，怎么办？ 由于真宗永定陵旧穴改新穴，现在又重新改回旧穴，耽误了时间，所以，原定于七月完工的陵寝，工程后延到了十月间方才完工。 就要让真宗安寝了。 新任皇帝宋仁宗，此时只有十几岁，他与皇太后诏谕辅臣，将问题提了出来。 王曾，还有未来的名相吕夷简，提出了解决方案：“天书”从葬真宗永定陵。 理由是：这么贵重的东西，只有先帝可以独享，他人不得染指。 皇太后细细思量，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内廷降旨：前后所降“天书”，都是先帝尊道奉天，所以天帝显灵，赠书作答。现在就要安葬先帝了，所有的“天书”都有玉刻的副本，都已经奉安在玉清昭应宫。原本真文，只在宫禁大内中供养。由此可以看到先帝的意思是什么啦。何况如此特殊的祥瑞之极，只能专属先帝，不可留于人间。当从葬永定陵，以符合先帝的旨意。 事，就这样解决了。 玉清昭应宫大火 八年之后，已经是仁宗天圣七年（1029），这一年的六月丁未日，忽然大雷雨，玉清昭应宫被雷劈失火，宫观凡2610间房屋，除了长生崇寿殿之外，全部焚毁。如此，连“天书”的副本也化为灰烬。 第二天，太后刘娥召来辅臣，哭泣着说： “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幸一二小殿存尔。” 这时的枢密副使名叫范雍，他估计太后的意思是想重新修葺，于是抗言道：“那还不如全都烧光呢！” 太后闻言一惊，问他何故。 范雍说：“先朝因为这个玉清昭应宫，而竭尽天下人力，现在这么快就成为一片灰烬，显然，这是天意，不是人意。如果仅仅因为有那么几间尚存的房屋，而整体修葺，则民不堪命，这也不是对‘天戒’的回应。所以不能修。” 太后不爽，希望能获得真宗朝老臣的支持，但王曾很严肃地支持了范雍的意见，吕夷简也支持范雍。 史称“太后默然”。 整个“神道设教”活动中，凡富有清明理性的臣辅，基本都从内心持一种反对意见，并且知道一旦参与此事，必有损于后世令名。真宗朝第一宰辅王旦，在参知政事丁谓频繁上“祥瑞”事时，不得已，附和真宗；但他还是给自己的未来机智地留下了一点亮色。 有一次，丁谓呈上《新修祀汾阴记》五十卷，内中编联各种“祥瑞”，总有一百四十六幅配图。真宗将这部厚厚的大书，放在龙图阁内，召宗室、辅臣和文武百官都来观看。王旦上言说：“臣一直为东封西祀活动的大礼使，但这里所奏上来的‘祥瑞’，臣非亲见也，都是根据司天监邢中和描摹的形状罢了。愿令史官并书其实。” 王旦在这里耍了个心机，他留下的一句话“臣非亲见也”，是对后世名誉的一种洗刷。 他怜惜身后名，而丁谓则不同。他如果真心信服“祥瑞”，什么话也不用多说；如果不信，还来频繁“献瑞”，实在是“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心态。这个记录，将王旦与丁谓区别开来。 “神道设教”时代结束 冬十月，终于到了奉安真宗的时候。 仁宗痛哭流涕，拿出一部手抄十卷的稿件，对辅臣说：“朕躬阅先帝的圣政记录，抄录了这些，编纂为《政要》。请将它放到先帝的皇堂里。” 发引之前，有司报告，说灵驾体积很大，从汴梁城里往巩县发运，经过的道路城门、庐舍，都要拆迁扩大，以方便灵驾通过。 当即就有侍御史知杂事谢涛反对，他提出：“先帝东封西祀，所用仪礼器物那么多，但是还没有听说有所毁坏拆迁。且遗诏有‘务从俭薄’的说法。现在有司制作的陪葬冥器太过于侈大，以此来烦劳州县拆毁城门屋舍，不是先帝的意思。请下少府，根据道路城门状况，裁减一下规格。” 这个意见，太后不从。 她太爱赵恒了，要给一生中唯一爱着的男人一个尽力风光的葬礼。 这时，仁宗与太后都坐在阁子里，听到这里，仁宗说道：“城门卑者当毁之，民居不当毁也。” 小小宋仁宗，就在太后摄政的当口儿，提出了自己的第一条政治意见，预表了他的折中能力，以及民生理念。事实上，这也是太后亲自调教的结果。所以，当他的意见与太后有“冲突”时，太后还是理解了这个非亲生儿子的“岐嶷”之处，史称“太后以为然”。 乾兴元年（1022）冬十月己酉，葬真宗文明章圣元孝皇帝于永定陵。 “天书”在真宗的皇堂里。 王曾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时代——真宗“神道设教”时代。 但“春秋责备贤者”，此案也被王夫之所批评。 王夫之认为丁谓是个小人，这是“万世”都能认同的事，王曾骗丁谓，说要独自留下来与太后讨论自己侄子的过继问题，然后密陈丁谓的种种恶行，如“兴淫祀、营土木、陷寇准、擅除授、毒民病国、妒贤党奸”等大罪，如果这样，也可以理解为是王曾在恪守圣贤的“权道”，属于“不诡于正者”；但是王曾却编排了山陵改作、包藏祸心、令帝无后这类谎言，最后导致丁谓失败。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诈术，王曾读圣贤书，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正因为有王曾这样的恶例在先，所以后世纷纷效法，章惇、苏轼，交相指摘为“党人”，略有文字之小疵，就污蔑为大逆，很多大狱的兴起，毒流于士林，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王曾“计出于此，操心之险，贻害之深”，谁还能说大宋有“社稷臣”呢？这样的“君子”，不过是逞“气”而已，其“小人”，不过是施“毒”而已。逞“气”和施“毒”，又能相去多少呢？ 那么，面对施“毒”的小人，君子，怎么办？ 一向通达的王夫之，在这里给出了传统士大夫常有的姿态：如果不能在正大方略中惩治小人，那么，就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待他“自毙”。如果自己没有罪错，那么得失、理乱都可以听天由命。这时虽然得不到什么，但也不会失去什么；虽然不能治理什么，但也不会毁坏什么。“自靖”而已。之所以要“正大”，是为了恪守理法的平衡；之所以要“刑赏”，是为了尽得忠厚的极致。君子于此“不可不慎”。 这就是王夫之的结论性意见。 我一向敬佩王夫之，对他这一番意见，沉吟良久，不知该如何回应。 我知道的是：存在，常有困境，在困境中选择并恪守中庸之道，极难。所以孔夫子要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中庸之道”乃是“平衡之道”，不是“中间之道”。所谓“平衡”，是指事务间比较而言，最为合适、妥当、准确的那个节点。而“权道”也即变化通达之道，就是通往这个节点的“方略”。“权道”与“中庸”有同等重要的性质。它也是人类处在困境中，亟需明了的选择与恪守。能够“合目的性”而又不背离圣贤价值大经大法，不是人人都能达致的境界，所以，很难。所以，孔子也同时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王曾的案例、王夫之的解释，印证了“中庸之道”那种难以穷尽的存在秘密、体用秘密，以及背反性质的秘密。 作为“意志自由”的人类，无往而不在选择中。 丁谓贬谪崖州 丁谓，他的“选择”让他在后世的名声褒贬参半。 他与另一个大人物王钦若，后来也有矛盾。但“瘿相”王钦若似乎比“鹤相”丁谓更善于处理君臣关系、同僚关系。事实上，王钦若比丁谓更“阴”，丁谓比王钦若更“险”。王钦若往往暗中让对手栽跟头，丁谓则明着就让对手吃大亏。但细考这二人的往事种种，似从未动过杀机。换一句话说，王钦若、丁谓，为人贬为“奸相”“佞臣”的这两个人物，他们搅动起来的宫廷斗争，可能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但还不至于你死我活、刀光剑影。他们都有各自的底线。 所以，大宋帝国在真宗一朝，不论如何“内耗”，与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宫廷斗争比较，依然算是和平的。而且，所有的被贬官员，包括寇准在内，他们在斗争失败后，呈现的度量和智慧，也依然让人感到：毕竟是中国士大夫。 丁谓后来继续被贬，贬到了比寇准的贬地雷州更远的崖州去做司户参军。雷州在今天的广东湛江，崖州则在今天的海南三亚，是当时中国最南端的荒凉之地。 史论、时论，对丁谓与寇准的斗争，同情的天平大多倾向于寇准。史论不少，所在可见；时论中，在寇准被排挤出朝廷后，即有“民谣”开始传唱：“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但二人似乎都很相信自己的正当。 丁谓到崖州，要路过雷州，据说寇准闻听这个曾经屡屡抑制、陷害自己的“佞臣”丁谓来了，特意准备了一只整羊送他。丁谓很感动，想见寇准，但寇准拒绝相见。寇准的家僮知道消息后，想要在路上杀掉丁谓，为寇准“复仇”。寇准表面上不说什么，但让人锁上大门，不准出入，然后在院子里摆上酒菜，与童仆们一起吃酒，直到估摸丁谓走出雷州了，这才放家僮出门。 丁谓到达崖州后，看到海浪滔滔、禽兽出没之地，偌大一州竟往往不见人家，甚至还来了诗性，留下《到崖州》一首：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得到京华。 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 夜听孤猿啼远树，晓看潮浪瘴烟斜。 吏人不识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 这是三亚市这个著名旅游景区，在大宋真宗朝时的风貌。 曾经作为大宋第一宰辅，习惯了汴梁风华，以后的日子怎样过？他开始写诗，而且“日赋一诗”。写好诗，方便时，就寄回洛阳家中。崖州无甚文化传承，他就将各个地方的州郡，配上古人名字，写诗，歌咏，竟有百余篇。还开始“游于艺”，玩香道，聚集海南各种香料，品赏，写了《天香传》。他还帮助当地人读书写字，算是文化扫盲。史称丁谓到崖州，“未尝一日废笔砚也”。 面临厄运，他那种淡定，让人钦敬。 丁谓之量 丁谓在崖州待久了，隔着五指山和琼州海峡遥望京华，常有感慨，但他也有自救的法子。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给洛阳老家的亲人写信，信中深深地克责自己，叙述国家的恩典，教训家人不要动不动就抱怨。然后，他让人将这封信带到京师给宰相王钦若（《宋史》中的说法是给洛阳太守刘烨，传闻异词，常有之事）。但他千叮咛万嘱咐，要送信人务必在王钦若与众官僚聚会时，将此信送达。果然，王钦若得到信件后，不敢私自送到丁府，而是将它上交给朝廷。最后，信到了宋仁宗的手里。而信中，还有专门给仁宗的上表，表中有两句话是：“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 这也是很聪明的表白，他不否认“迁陵”之罪，因为一旦否认，则朝臣议论纷纷，变数莫测。干脆承认，但又特意拈出他当年拥立仁宗与太后共同执政的功劳。果然，此语打动了年轻的皇帝，当即诏令将丁谓的贬地由崖州北移到雷州。 这正是丁谓善于揣摩的心机所在。但出于自救，我能理解这种小九九，不算恶，当然，也不算善。它就是一种智慧型存在。丁谓早期通判饶州（今属江西），曾经遇到“异人”对他说：“君貌类李赞皇。”看了看又说：“赞皇不及也。” 李赞皇，就是唐代名相李德裕。李德裕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人物，算是影响了大唐乃至于中国的政治家，梁启超曾评价李德裕，认为他是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梁启超此议肯定有争议，但说李德裕是重要政治家，是允当的。这个“异人”将丁谓比况于李德裕，而李德裕也曾经被贬崖州，与他一样，做司户参军这样的小官，并病死在崖州。这段经历，大约给了丁谓不小刺激。当他得到赴雷州的消息时，大约能够想起“异人”又说“赞皇不及也”的话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丁谓可以东山再起呢？ 所以，丁谓从崖州乘船渡海往雷州，面对万顷波涛，浩瀚南海，他留下了两句诗：“九万里鹏重出海，一千年鹤再归巢。” 可见，丁谓即使面临绝境，也不怨天尤人。他甚至到达雷州后，与友朋聚会，论及天下形势，他居然来一段幽默自嘲。他说：“海内州郡，何处最为雄胜？唯崖州地望最重。” 听者不解其故，丁谓说：“你们想啊，宰相才刚刚有资格到崖州做司户参军，他州何可及也！” 后来丁谓又转迁道州，再转迁安州，被仁宗赐予秘书监，再迁光州（今属河南），等于经历了十五年贬谪，又回到了中原。这颠沛流离的十五年，他居然髭鬓不见斑白，如果没有从容心态，能够养生到这地步，不容易，所以史称“人服其量”。 丁谓临终前半月，辟谷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诵佛书。用沉香水煎汁，偶尔“呷少许”。端坐后，启动手足之际，神识不乱。最后，“正衣冠，奄然而逝”，等于“坐化”。 王曾此时为相，听到光州奏报说“秘书监丁谓卒”，就对同列说：“斯人智数不可测，在海外，犹用诈得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这是王曾自认为看透了丁谓的为人，他认为丁谓之死，是天下幸事。 丁谓一生，究竟当如何评价？ 有两个故实，可以算作盖棺定论。 第一个故实：丁谓生前认为曹操、司马懿是“圣人”。这个记录出自清初学者王士祯《香祖笔记》。是否可靠，可以参见下一条记录。 第二个故实：丁谓曾经有言：“古今忠臣孝子事，皆不足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者。”这个记录出自王曾的《笔录》。王曾是丁谓同时代人，但他又是丁谓的“政敌”，那么，这个记录是否可靠呢？ 就在这样弯弯绕般的史料记录中，回到现场的“重行推演”，因此就特别需要讲述者的倾向了。如果可以由我给丁谓一个评价，我倾向于这四个字：奸而不恶。 真宗的后稷事业 大宋帝国的真宗时代结束了。 真宗赵恒，他领导中国二十五年时间做了几件大事，其中影响中国深巨的是“澶渊之盟”。他为中国赢来百年和平，真实地做到了中原士庶“安居乐业”。 有意味的是，王夫之认为宋仁宗时代“有大德于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赐”的功勋是：“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分授民种”。 占城，略相当于今天的越南中南部，古称“象林邑”，简称“林邑”，唐时曾称为“环王国”，五代时又称“占城”。这里是水稻产区。 王夫之认为：占城稻播种较早，其时正与江南梅雨相当。引用这种稻谷，可以及时完成种植之功。过去周朝之有天下，就祭祀农业时代的“文化英雄”“后稷”，后稷当时是可以配享“天帝”的神祇。又在土地立社祭祀“后稷”。于是，中国享有农业养民的“万世之报”。 他认为宋仁宗在这方面可以与“后稷”相提并论，甚至超过“后稷”。如果后代有圣明君王起来，正道祭祀天地神祇，品论历来有功德的人物，宋仁宗就是。宋仁宗足以代替“后稷”而享有祭祀千秋。 王夫之感慨说：宋仁宗这么伟大的一项利民功德，“惜乎无与表章者”，可惜竟然没有人给予表彰！甚至史书说到此事，也往往“略记其事而不揄扬其美”，只是简略记载有这么个事件，但并不褒扬传播他的美德。这事，实在是“后王之过也”，是后来的王者之过失啊！ 王夫之所论深得我心！ 盖水稻早熟品种，于11世纪引进，在江南地区迅速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大宋帝国之所以富裕程度甲天下，与早熟水稻品种之引进，关联甚大。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事业”。如国父孙文先生所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王夫之以圣贤理念为思想资源，以一个史论家的宏阔视野，看到大宋帝国的水稻引进之意义系统，我很赞赏钦佩。 但王夫之先生这里却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