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驾浩荡，开始返回京师，路上还特意前往曲阜拜谒了孔夫子，内中一个关节是封赐孔夫人的太太亓官氏为“郓国太夫人”。此事亦有意味，容当后表。且说銮驾这一路上，宴赏不断，祥瑞不断，乃至于有一位名叫彭攀的扈驾士卒也有了故事。他向上司汇报说：“日前在社首坛时，曾遇见一个老叟，衣冠甚为伟岸，对我说：‘升山之路，与往日不同；动不动就有感应，这都是圣德引来的祥瑞啊。’又说，‘跟从皇上的臣辅多是唐代皇帝祭祀东岳泰山的官员后身，只有八个人不是，但这八个人有四个在，有四个不在了。’” 这一番话荒唐之处显而易见，报上之后，真宗没有回应。 车驾来到近畿附近的陈桥驿、再到含芳园驻跸。一路上，全国各地，远至京东、河朔、江浙等地，从泰山到汴梁，一路上奔走围观，要见见“天颜”的士庶，史称“道路不绝”。 第二天，回到京师后，下诏令扶侍使丁谓奉“天书”归于大内。 真宗登上乾元楼，召近臣看着扈从卫士甲马还营。赐给百官放假三天，但中书国务院官员、枢密国防部官员只给一天假日。 据说车驾往还总四十七天，不曾遇到下雪天。严冬时节，居然景气恬和，而且各种祥瑞感应不断。于是，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精诚”之心感动了上苍，史称“天意助顺”。 不久，就是真宗的生日，朝廷将这一天设为“承天节”，契丹派左武卫上将军萧永等多位高级官员前来称贺。几天后，正月初三，又是第一次“天书”降赐日，真宗特意将这一天设为“天庆节”，休假五天。在上清宫建道场七天，宰相及重臣们轮流值班，宿于上清宫。道场完成后的第一天，文武官员、内臣官员都集会在一起，赐宴。当晚，京师张灯，五天之内不得用刑，同时禁止屠宰。诸州也建道场三天，群臣也有宴饮聚会。 丁谓又上一道奏章，要求将“天书”降临之后所有的祥瑞之事，都编次为图赞，要于正在兴建的昭应宫内绘制壁画。真宗同意，下诏要众多文采出众的官员协助丁谓来做这一件大事。 大宋，沉浸在连续不断的喜庆之中。 名流才俊，各逞奇才，写出了一篇篇堂皇之文，宋真宗也不落后，写了《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序铭》，王旦则写了《封祀坛颂》，王钦若写了《社首坛颂》，陈尧叟写了《朝觐坛颂》，每一篇都洋洋洒洒，调运绮丽壮美的汉语词汇，铺演为大宋盛世歌功颂德的文章。这四篇大文章至今尚存，翻阅之下，佶屈聱牙之间，但见雍容华贵之声，皇家威仪之象。有意味的是，几篇文字也有明白晓畅之语，讲述了大宋人的见识。如真宗这篇文字就说道：不有神武，多难何以戡？不有文明，至治何以复？ 没有神武之霹雳手段，群魔乱舞的中原何以平定？没有文明之德政推演，太平天下的治理何以恢复？ 不可辞者天意，不可拒者群心。天意苟违，何以谓之顺道？群心苟郁，何以谓之从人？ 不可以推辞的，是天意，不可以拒绝的，是群心。如果违背天意，怎么能称之为顺应天道？如果拂逆民情，怎么能称之为顺从人心？ 真宗这类文字，堪称道出了政治治理的大智慧。“神武”革命，“文明”守成，正是太祖赵匡胤写照，也是传统中国“商汤灭夏”“武王翦商”两大“革命”之后，致力“守成”模型的写照。汤王、武王、宋太祖，都是“以下犯上”而得天下，此之谓“逆取”；但“逆取”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顺守”，随后而有长时段和平建设，令吾土吾民得以欣逢休养生息之时代、中原文化得以欣逢流畅呈现之机遇。而顺天意、从民心，也正是合法政府正当治理的合理性所在。 汾阴“后土神”之争 泰山封禅之后，真宗又一项“神道设教”活动是“祀汾阴”。 所谓“汾阴”，乃是“后土神”所在。地当今天的山西汾阴县（今属山西运城），有一个“汾阴脽（音谁）”。《汉书》中记录，汉武帝时“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唐人注释说：“脽者，以其形高如人尻脽。”“尻脽”，就是屁股。是说此地这个大土丘，形状如人之臀部。后土祠，就在这土丘上。 祭祀“后土神”，自汉武帝始。 关于“后土神”有多种不同说法，一般以为就是“大地神”，但也有人认为乃是“开辟神”女娲，女性，可以将“后土”更通俗地理解为与“天神”相对的“地祇”。这是“阴阳”传统下对“后土神”比较合适的理解。汉代即有将“阴阳神”视为开辟神的说法；而“祀汾阴”，又起于汉武帝，所以，昊天上帝可以是“阳”，汾阴地祇就可以是“阴”，如此理解，可以大略接近传统对“天神地祇”的讲述。但“后土”是否因为属阴而即为女性，则可不必胶着。神所示于人的可有多种面目，如观音菩萨，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对“后土”性别的甄别，无意义，因神超越于性别之上。 近世以来，人多谓“中国无信仰”，此言不确。由文字记载考察，殷商有“鬼神信仰”，周人有“祖神信仰”；而“上帝”也即“天帝”，自殷商周秦至明清民国，始终在吾土信仰中。不同的是，吾土信仰与今日日本相近，为“多神信仰”。且自东汉道教兴起后，“多神”开始“谱系化”。但由于传统中国“祖先神”“英雄神”“地方神”“自然神”的介入，令这种“谱系”呈现为神的位阶的种种矛盾。王钦若对“神谱”的“调整”，就是试图令“神谱”位阶统一起来。现在看，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中国神，不可能精准地统一谱系。这也恰恰是“多神信仰”的宗教形态特点所在。“多神信仰”也是信仰。在信仰自由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多个神。现代日本，在统计本国信仰者时发现，“信仰者”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土实际人口，这是因为，一个人可以选择多个神祇信仰，于是，统计出现了重复。 在中国，在大宋，人可以信“昊天上帝”，也可以同时信“玉皇大帝”“五方神”“如来佛”“观音菩萨”，还可以同时信仰汾阴的“后土神”。假如统计大宋帝国的信仰人口，恐怕也将超过实际人口。“多神信仰”的信仰对象可以五花八门，尤以自然神灵为多，“山神”“树神”“水神”“海神”“河神”“云神”“雨神”“门神”“灶神”“龙神”“虎神”……难于统计。我在日本京都游历时，曾见一所清幽美丽的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头野猪，塑像在一个高高的台基上，已经做了拟人化处理，穿着汉服，温文尔雅。 因此，汾阴的“后土神”究竟居于“神谱”中哪一品阶，是男是女，与泰山社首山祭祀的“地祇”是否同一神灵，可能是一个言人人殊的文化课题。 “民意”之下真宗“侈心起” 大宋有司，不少人不愿看到国家陷入疯癫一般的庆典中，他们担心“东封”之际再“西封”，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也即“泰山封禅”前两个月，他们就上书说：“西汉祭天在甘泉泰畤坛，祭地在汾阴后土祠。后汉开始定南北郊祀祭祀五方神，那么今天的汾阴后土，本来就是汉代以来的地祇所在。不久我大宋东封泰山，还要在社首山‘禅地’，也就等于是祭祀了地神。如此，汾阴的后土祠不应该同时再祭。再说，唐开元十二年、二十年虽然在汾阴脽祭祀后土，但在十三年泰山封禅时，并不另外祭祀后土。臣等愿意东封车驾出京后，派遣官员到汾阴告祭，封禅之日不再到汾阴同时祭祀。” 真宗更知道一场祭祀大典耗费国帑不菲，因此同意有司意见，即在泰山同时祭祀天神地祇，就不再专程赴汾阴西封了，甚至以后也不再西封。所以，最初，真宗是没有祭祀汾阴后土神的打算的。 但，究竟在哪里祭祀地祇算是正宗？ 山东地界的社首山上社首坛？ 山西地界的汾阴脽上汾阴祠？ 这事不免纠结。 纠结中，更出现了“不可违”的“民意”。 民意认为，东封了泰山，也应该抽出时间再来西封汾阴。 真宗开始为民意所迫。 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知河中府（永济县，今属山西运城）杨举正向朝廷报告：河中本府父老僧道1290人联名上书，请求车驾亲自来汾阴祭祀后土，并且还要到朝廷来亲自请求。当时的宁王，真宗的兄弟赵元偓“领护国军节度使”，而护国军镇所就在河中，所以也接受河中父老拜请，来撺掇皇兄驾幸汾阴。但真宗下诏不允，又诏告河中：不要让父老来朝廷。 但是满朝文武已经被“泰山封禅”这一场大典煽动起来了，热情不退。于是，到了七月，文武官员、将校、僧道、耆老三万多人“诣阙”，即到朝廷请求祭祀汾阴后土。 真宗仍然不许。 他还是担心动用国帑太多，毕竟各种兴作都要用到钱帛。 丁谓似乎看透了真宗心思。 有一次，真宗召集近臣到龙图阁观书，翻阅到一部唐代的旧书《元和国计簿》，这是一册关于财政方面的档案。三司使丁谓趁机对真宗说：“唐时，江淮地区每年漕运米粮到长安，不过四十万石，现在，运到汴梁的达到五百余万。府库充盈，仓廪满实。” 真宗听到这个数字，大为高兴，就对丁谓说：“民间康乐富有，实在是有赖于天地祖宗降下祥瑞啊；但是国家有如此储备，也与你这个财政部长尽心尽力有关系啊！” 这件事让真宗觉得国家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于是，当年李沆担心的事出现了：真宗皇帝“侈心起”。 于是，八月间，诸臣表章上到第三次时，真宗心动，让大臣陈彭年搜寻历代关于祭祀后土的兴衰记录，然后，拿着这个记录给臣辅们看后说：“以前的历史记录，说‘郊天’而不祭祀地祇，有失阴阳对偶之大义。朕这次既然东封了泰山，汾阴脽上的祭祀，恐怕不能缺少，何况河中父老又多次申请。我只担心，泰山封禅事刚刚完毕，这才几年，就要行这个大典，岂不是又要因为地远人众而又劳费了吗？” 众大臣几乎异口同声，都说：“陛下为民祈福，不怕栉风沐雨；圣上之心一定，已经上达于神明了！” 真宗说：“朕但希望万民能够因为祭祀祈福，而获得大吉大利，朕是不怕什么风雨劳顿的。” 真宗认为如果不去汾阴，确可成就帝王谦恭之德，但却违逆了万民心意。最后答应了这个事，史称“诏以来年春有事于汾阴”，下诏告知天下，明年春天，将在汾阴有活动。 西祀汾阴 规模不亚于泰山封禅的一场大典开始了。 又是选任活动总管、总监；派员充实中府官员力量；调拨国库粮草钱帛；发动河中周边郡县工役兴修土木建设；组织翰林文书队伍详细制定“仪注”；安排地方警卫和随驾扈从；推演天象选定吉祥时日；挑选才兼文武大臣留守京师；拟定各类注意事项，如汾阴路禁止射猎，车驾不得侵占民田，诸如此类，一如东封之制；还要征召玉匠、石匠等各类手艺人，制作玉柜、石 之类。 道路选择也颇费周折。西幸之路多山、多水，较东封险途为多。一般行动，从京师汴梁到河中府，有两条路，一条经陕州过浮桥翻山；一条经三亭渡过黄河。司天官员认为，这两条路都不佳，山路险峻、水流湍急；不如过洛水、渭水，出潼关，直抵河中，这里道路比较平坦。虽然要在渭水、洛水兴工，但不过几十里路，过去后就是平川。 真宗要陈尧叟等人讨论决定。陈尧叟选定了司天官员的意见。 但是这几十里工役也不是简单事，渭水有很多滩涂石坎，因此要从此地往南而绕出十几里路，遇到渭水狭窄之处，可以联舟捆缚为浮桥。洛河之上，也可以做浮桥，而后抵达河中，但路上村落稠密，桑田遍布，车驾行过恐怕不方便。旧路则靠近山崖之南有峭壁，有些已经年久失修，泥石流毁坏道路，行走不易。于是换一条路，从灵宝县南进入虢州路，到函谷关，与汉武帝庙前的当年旧路汇合。 汾阴脽上的祭坛开始建设。恰好脽上庙北有两株古柏，就在古柏旁起坛。 “仪注”规定，在正式祭祀后土之前七天，要派官员到河中府境内祭祀伏羲、神农、黄帝、禹、汤、文王、武王、汉文帝；还要祭祀周公庙；汉唐时有六位帝王祭祀过地祇，这次也一并祭祀这六位帝王。 各种神迹、瑞应开始不断出现，一如泰山封禅之前。 十月，就有河中府庶民王沼来见州官。此时陈尧叟恰判河中府，就接待了他。 王沼说他的五世祖王诚，在大唐德宗时曾经夜里有梦，梦中人对王诚说：中条山苍陵谷有“灵宝真文”帛书，用黄金缠绕。明天应该去取。等到以后有“天书”红色的篆字降世，可用来互相参验。这位王诚就到山里去寻。据说来到苍陵谷地三四里路，晚上看到了黄色的光芒。到光耀处，发现下面有块石头，敲碎后，看到了帛书。缠绕帛书的黄金有一斤多。帛书藏到家中，王诚亲手写了封条。后来两百多年，世上屡屡有兵荒马乱和灾害饥馑，但是因为有黄金一斤，所以家里没有吃太多苦。 帛书长两丈，宽九寸。河中府另一位通判曹谷审视后说：“这是篆文，但不是寻常书体；文词类似道经。” 有中使到河中府，陈尧叟就让中使返回时带上这份帛书，献给皇上。 真宗下诏，王沼命为本府助教，赐给衣服、银带、器币。 群臣得到消息，纷纷“诣阙”上表称贺国家得到“灵宝真文”。 河中府附近的宝鼎县有黄河流过。黄河，千年浑浊，这一天，忽然变得澄清透亮。经度制置副使李宗谔赶紧将这个“祥瑞”报告给真宗，古语有云：“圣人出，黄河清。”真宗高兴，为此而作诗，近臣都来唱和。 …… 种种“祥瑞”，难于穷尽细说。 “祀汾阴”程序一如泰山。 车驾之盛令汾阴父老为之振奋，祭祀大典完成后，远近来观光的士庶甚至有人为天下太平感动得哽咽。有父老说：“河东这个地方，自五代以来，就是战场，现在看到天子巡祭，这种太平景象，‘实千载一时之幸’啊！” 大典顺利成功，恩赏也一如泰山封禅之时。 回程时，真宗发现诸处递解来的犯人脸上刺字，且是很多大字，几乎等同于毁形。他认为这事不文明，令人悯伤。于是下诏：“自今不得更然！”从此以后不要这样。并且规定：“律令编敕内条目失于重者，宜令法官详定闻奏，务从轻典。”即使是《宋刑统》大法和修正条款规定的条目，有此类刑罚过重之处，也要令法官重新“详定”报上来，能够轻刑就务必轻刑。 “祀汾阴”之后，真宗又有重修北岳庙的“神道设教”活动，将北岳恒山之神由“王”升格为“帝”。五代之际称北岳神为“公”，唐时称“王”，宋时称“帝”。但这种由人给神封号的行为，逻辑上似乎不通，所以到了大明时期，朱元璋改了规矩，不再对北岳以及诸山诸水之灵称“王”称“帝”，一律重新回归“神”位。假如正经论“封神之礼”，窃以为，朱元璋的“礼”合“理”。神，无以命之，所以称“神”，为“神”上人间帝王公侯爵位，不伦。 玉清昭应宫 “北岳神”封“帝”之后，大宋帝国开始建造“玉清昭应宫”。 当初要建造玉清昭应宫这个道家宫观时，丁谓负总责。 丁谓报上来的规划极为浩大，史称“欲殚国财用”，要用尽国家钱财。于是，朝廷审议时，近臣大多认为这事不能干，规模之大，太恐怖了。真宗召丁谓，告诉他诸臣的反对之声。丁谓回答：“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宫崇奉上帝，有何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宫于宫城之乾位之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期望用这个道理晓谕诸臣。” 建造宫观，一是为了置放“天书”，二是为了“求子”，特别是后面一个理由，让诸臣望而却步了。果然，王旦给皇上上了密疏，要求停止宫观建设，真宗兜出丁谓的一番议论，史称王旦“遂不敢复言”。于是，特意为宫观建设设了一个使名，“修昭应宫使”，并铸了“使印”，可以专权使用。这个“使”也即总管、主任，就是丁谓。 于是，真宗在拜谒赵氏诸陵后，开始动工修建史上规模最大的地上建筑——玉清昭应宫。 有些批评意见，主要来自朝臣。真宗“原则上”都没有接受，但意见中有关于暑热之际不宜施工的建议，所以，昭应宫役夫们夏季施工问题引起了真宗重视。他下诏说，执作土石工程的役夫们，三伏天全部暂时停工；其余工匠，如果天气转凉，可以不必停工。 丁谓不同意，他督工严厉，务必期求早日完工，所以请求三伏天也不放假。宰辅王旦说：“当顺时令。”真宗同意王旦意见，说：“理固然也。”大宋的工程建设不是“奴隶制”。 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夏四月开始兴议建造昭应宫开始，二年（1008）四月正式动工，到七年（1014）冬十月落成，原来规划要用15年时间完工，但在丁谓严格催督和科学管理之下，每天3万多人同时服役，只用了7年时间。宫观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成后房间总2610楹（按古来计算房屋，一楹即为一间）。占地，东西310步，南北430步。按古人“一足为跬，两跬为步”，“一步五尺”的说法，一步约等于1.5米。如此，则玉清昭应宫的面积为465×645=299925平方米，近30万平方米。 这就是玉清昭应宫的建成规模。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到秦始皇作阿房宫，隋炀帝造宫室，都很奢靡，于是说到丁谓造宫观，所用木材、石料几乎来自全国各地，有秦、陇、岐、同、汾、阴、潭、衡、道、永、鼎、吉、温、台、衢、吉、永、沣、处、越、郑、淄、衡、莱、绛……遍及数十州郡，更有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垩，郓州之蚌粉，兖、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京师则置专局化铜、冶金、锻铁。天波门外土地多黑土，土质疏松不佳，于是又在汴梁东北取良土调换。挖土自三尺至一丈六尺不等。书中又引用沈括《笔谈》说：“温州雁荡山，前世人所不见。故谢灵运为太守，未尝游历。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这意思就是：今天作为旅游景区的雁荡山，乃是因为修建玉清昭应宫而伐木，才被人发现景致幽美的。 洪迈评价此事说：“是时，役遍天下，而至尊无穷兵黩武、声色苑囿、严刑峻法之举，故民间乐从，无一违命，视秦、隋二代，万万不侔矣。然一时贤识之士，犹为盛世惜之。国史志载其事，欲以为夸，然不若掩之之为愈也。”这一场工役，用遍了天下的人力和财富，但是因为真宗没有穷兵黩武，也不爱好声色、狩猎，更无严刑峻法，所以民间乐于兴工，没有一人抗命怠工。这方面与秦始皇、隋炀帝比起来，要合情合理得多，根本不能比。但尽管如此，真宗时的贤良俊才们，还是认为盛世有此劳役，德行有亏，不免为之痛心、可惜。国史记载此事，还当作好事夸耀，但实在是不如遮掩一点更好啊。 这么大的工程，民间没有反对之声，还“乐从”其事，其中有道。 此道有三： 一、真宗恪守“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以史上最为优厚的待遇给役夫和官员。除了“暑假”之外，前后更是赏赐不断。动工兴建的七年间，史料上屡屡可见赏赐记录。全部工役，几乎只动用了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没有骚扰黎民。大宋从来不在高调标格噱头之下“白使唤人”，更不在高压威权之下“白使唤人”。这事，大宋不干。禁军、厢军都是雇佣军，本来就有薪俸，参与工役更有奖赏。而役夫们的工期，禁军开始每个季度一换，史称“更代”。后来改为一个月一换，因为真宗要让更多人都得到赏赐。换句话说，兴修昭应宫，是人人都想干的活儿，只有缩短“更代”时间，才能让更多人轮到机会。而厢军则到了冬天要休息。所以，昭应宫工役不是苦役。劳有所得，人有期待，故天下无怨气。 二、整个工役，黎民不动，不误农时，故天下无怨气。 三、“神道设教”对役夫们也有“化成”之功。玉清昭应宫，主要功能是祭奉“天书”，此事几乎可以无言激励役夫。这不是在为盘剥私财的藩镇做工，也不是为贪图享乐的皇室做工，而是为“昊天上帝”做工。人有敬畏，乐于祈福，故天下无怨气。 除了上述种种，真宗大帝雍容大度、和气宽宏的人格力量也让役夫们口服心服，前后无数父老“诣阙”请求封祀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真宗之外，“鬼才”丁谓的管理才能，也让役夫们钦佩。 三司使、修昭应宫使丁谓，虽然催督严厉，但从未有过刑罚役夫的记录，而且他在土木工程方面，也有不凡的天才设计。 宫观建设需要大量泥土，京师平敞，无山无丘，何处可得？到郊外掘取，增加运距，工程量就要翻几番。还需要大量石木建材，往往从外地水路运来，但是到达汴河后就要离岸，一搬一卸，工程量又要增加；再由陆路运往天波门外，再增工程量。最后，工程前、工程后的建筑垃圾，山一样积存，如何处理？ 丁谓的办法是：先挖一条人工沟渠，直抵汴河。这样，外地到汴河的船只不必停留，直接到天波门外指定地点，石木建材上岸即用。大船进不来的地方，就用小舟或木排将石木物资运到工地。而人工沟渠挖出来的泥土又恰好作为工程用土。所有物资运输完毕，即开始排掉沟渠存水，将各类建筑垃圾填入沟渠。全部工程完工后，沟渠重新成为平敞之地。三项工程目标，一个系统内完成。 泰山东封前，也是这个丁谓，发明了“随驾使钱头子司”，保障了士卒在京家属能够及时拿到赏赐钱帛。现在的役夫们，有不少就是当初扈驾士卒，不免心存感激。 遇到这等人物来主持这个“神圣工程”，江湖间传扬开来，几乎只有赞美。我几乎能够听到，天波门外，工地上，几万役夫看到丁谓这个瘦小的财政大臣、总设计师，佝偻着腰身走过时，那些充满钦敬的窃窃私语。 叁 王旦·丁谓 宰辅之位，系国之安危。王旦最后在进退失据中，下决心隐忍于相位，撑持起这一番必将“遗后世之羞”的运动。王旦在做“不得已”的大事。寇准之后，他在孤独地撑持大局。 反对派们 由真宗、王钦若、丁谓三人为核心推导的“神道设教”活动，士林反对，但敢于直言反对的声音，不算多。寇准曾经反对，但后来也主动加入进来；王旦开始反对，但后来成为重要赞襄力量。能够提出异议的大宋臣僚，很少，尽管“腹诽”者比比皆是。 这些少数“反对派”，其实代表了士林的基本意见。 孙籍是一个。他是一个普通的进士，真宗东封泰山回来后，他向朝廷献书，同时进言：“封禅是帝王的盛事，但臣希望陛下要在满盈有成之际能够谨慎，不可因此而恃功自满。” 这是提醒真宗“神道设教”事可以就此终了，不要继续扩大开来，没完没了。 周起是一个。他是当时的政府秘书知制诰，泰山大典后，他不怕煞风景，真诚地对真宗说：“天下之形势，常常因为恬于安逸而忽于兢畏，导致祸患。愿陛下不要以大典告成为精神上的仗恃。” 崔立是一个。他是朝廷小官大理寺丞，负责执法工作。泰山封禅之后，士大夫争着来献“符瑞”、献“赞颂”，崔立却上言说：“现在徐州、兖州连续有水灾，江淮之地连续有旱灾，无为郡有烈风，金陵州有大火，这些都是上天用来警戒骄矜的兆头啊！但朝廷内外却来奏上云露、草木、禽虫诸物的什么‘祥瑞’。这些‘祥瑞’何足有益于国家治道呢？期愿下诏，敕令有司，草木之异，虽大不录，水旱之变，虽小必闻。” 崔立前后上书四十多事。 张咏是一个。他就是多次治理巴蜀，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的大宋名臣。大中祥符八年（1015）秋，他年老病逝，当时真宗已经完成了“天书降临”“泰山封禅”“祭祀汾阴”“建造宫观”四件“神道设教”的大事。张咏临终时，呈上最后的奏疏，批评真宗道：“陛下不应当造玉清昭应宫，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丁谓的脑袋放置在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的脑袋放置在丁氏之门以谢丁谓。” 这都是对“神道设教”中“怪力乱神”事不满的人物。 但在“反对派”人物中，最坚定的是孙奭（音是）。孙奭的理性批判声音和激情反对姿态，是真宗朝整个 “神道设教”运动中，最富光彩的圣贤亮色。 大儒孙奭奏疏 当各地纷纷呈献“祥瑞”时，大儒孙奭实在忍无可忍了。 他已经忍很久了。 在他看来，“神道设教”可以，但不可以“怪力乱神”，后者是孔孟之道不赞同的政界现象。时任龙图阁待制的孙奭，从做官那天起，就“守道自处”，这个“道”就是“孔孟之道”“圣贤之道”。道是他的终极依归，因此他的所有言论，都不离大经大法，必在孔孟格局中论仁，必在圣贤苑囿中取义，即使面对皇上，他也不愿意苟苟且且，史称孙奭所言“未尝阿附取悦”。 早在“天书”事件之初，连宰辅王旦都被“收买”，真宗更希望这位大儒也能支持他一下，不料当真宗向他咨询时，孙奭回道：“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臣虽然愚笨，但也听过圣人教诲说：“天何曾有过言语。”由此而观，哪有什么“天书”！ 孙奭此言，好比一针见血，更似一剑封喉，确是一矢中的，话是说到了点子上，一语击破了“怪力乱神”的命门，更有意味的是：这话也映射出儒学内部之紧张所在。一方面，“神道设教”有族群自我教化的功能；自汉代董仲舒以来，赋予天道与人事以互相感应之功能，史称“天人感应”，并演绎为不仅教化天下，也同时制约皇权的超验维度；但另一方面，“神道设教”也有了让谋略家们以此为方法，敢于挑战神祇的性质，终于令谶纬流行，淫祀蜂起，迷乱之信胜过正大之信。“怪力乱神”的局面下，天道神意与权谋造作混同难辨，真实敬畏与工具理性纠缠不清，政治治理与宗教信仰合而为一。这样，就让中原文明在丰富中呈现为昏妄，在清明正大之主流中支离出浑浊芜杂之一脉，神圣，从此不断面临亵渎与流失；道德，从此不断面临蚀毁与危机。 孙奭一言，不啻癫狂之际的棒喝，但真宗已经被王钦若蛊惑得不能自已。 孙奭的意见已经不能纠正这位受过圣贤教育的真宗赵恒，皇上在清醒中继续推演疯癫。 主张“纳谏、恕直、轻徭、薄敛”四事的孙奭，对民生看得极重，“祀汾阴”那年，恰恰赶上“岁旱”，京师附近的郡县粮价开始上涨，冬天的时候还打了一个炸雷，孙奭坐不住了，在家中拟定好一篇措辞尖锐的奏疏，递了上去。 奏疏大意是说“祀汾阴”之事有十个理由不可施行，约略为：一、先王在祭祀征战后，要有五年的修德时间，现在东封才毕，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二、“汾阴后土神”这事，经书不载；汉武帝不过是在封禅泰山之前做热身，所以“优游其事”，但最后还是以东封终结。现在皇上已经东封，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三、自周代以来，就有“郊祀天地”的传统。郊祀可以替代祭祀土地神，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四、汾阴遥远，京师为天下根本，不应远离，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五、唐代之所以祭祀汾阴，是因为汾阴所在河东为大唐事业起家之地，与我们大宋龙兴之地迥然不同，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六、遇到灾害要有敬畏，今年以来，水旱相继，陛下应“侧身修德”来回应“天谴”，岂能远劳民庶，忘民生这个社稷大计，而羡慕那种弄着箫鼓，借祭祀理由去游玩？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七、冬天打雷，这是人君“失时”的象征，这个奇异天象乃是上天对人君的叮咛，“陛下未悟”，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八、民，乃是“神之主”，所以先王都是先成就民事而后致力于祭神。现在国家土木之功，多年没有停息，水旱灾害，饥馑不少，这样还要“劳民事神”，神能享用你的祭祀吗？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九、陛下必行此礼，不过效法汉武帝、唐明皇，刻石颂功而已，这都不过是些“虚名”。陛下英明，应该效法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岂可模仿这种虚名？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十、朝臣引用唐代开元年间“祀汾阴”的故实认为是一种政治“盛烈”，以此来倡导陛下，臣，“窃为陛下不取”，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孙奭这十条，最后一条的理由是“我孙奭认为不可”，所以也是一条理由，口气很大。但真宗毕竟气量更大，所以根本不计较他，当然，也不听他的。 孙奭更在奏疏后面说：臣还是担心所说的这些不够充分，愿陛下能继续来问，我想说个痛快。奏疏中的说法就是：“以毕其说”。 真宗果然派内侍皇甫继明来晓谕孙奭，说你要是还有话，尽可“具条上之”，罗列出来，写成奏疏给我。 孙奭狠狠心，再上一篇，这一篇文字说得就更重了，内中说道：“往往大兴土木之际，就有劫夺盗匪之行。黄巢起事是因为灾后的饥馑；陈胜倒秦是因为异地的徭役；隋炀帝贪图远方之功，导致唐高祖借机成事；后晋疏于边防，导致契丹侵略中夏。陛下现在听从奸佞之言，远离京师，不顾民生疲敝，不念边境隐患，非要到河东那个连年饥荒之地，去修什么长久废弃的神祠，怎么能知道此时饥民之中没有效法黄巢那样的巨贼呢？役徒之中没有类似陈胜那样的图谋呢？肘腋之下没有仿佛唐高祖那样的英雄窥伺呢？边疆之外没有天骄可汗那样的劲敌在等待机会呢？就说这契丹，如果陛下祭祀后土，驻跸河中，如果敌骑猖獗，忽然来到澶渊，现在的魏咸信，这位河北行营都部署，能坚守黄河吗？周莹，这位边防大帅能摧锋却敌吗？” 这一番话把个真宗赵恒，这位太平天子，比配成了“乱世暴君”秦始皇、“浊世昏君”隋炀帝、“末世庸君”石重贵！但真宗并不恼。 孙奭意犹未尽，更在奏章中直接对王钦若、丁谓这一辈人开骂，他说：“群臣不过是借着‘神道设教’来‘出奇’。过去太宗因为恭谨而畏惧，看到天灾流行，而停止泰山封禅，所以群臣就怂恿陛下力行东封，所谓‘继成先志’。但当初太宗往北要追讨幽州等失地，往西要追歼西夏等顽寇，这个‘大勋’还没有完成，就要留给陛下去做，群臣却不在这方面献一谋、划一策，以‘继成先志’，却卑辞重币，向契丹求和；封地姑息，向西夏让步。于是，‘主辱臣死’的忠荩大义成为空言，‘诬下罔上’的奸佞行径成为现实。他们伪造祥瑞、假托鬼神，东封西幸，轻易就来劳烦圣驾，虐害饥民，只是寄希望于往还顺利无事，就可以自谓大功已成。这是将太祖太宗艰难中所创之基业，当作了奸佞邪僻为个人谋利的资本，臣所以为此而长叹痛苦啊！” 直斥奸佞之际，还不忘夹枪带棒，奚落真宗皇帝。但真宗并不恼。 孙奭觉得还不够犀利，最后甚至给出了带有诅咒的警示，他说：“天地神祇，聪明正直。一般来说，人间作善，神祇会降下各种吉祥；人间作恶，神祇会降下各种灾殃；但这种感应，并不在陈列各种礼器的祭祀大典中啊！古圣贤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话可不是愚臣敢于随便议论的啊！” 他说真宗皇帝如果一意孤行，非要“祀汾阴”，没完没了地去犒劳神祇，那也到了大宋“将亡”的边缘了！但真宗还是不恼。 史上没有记录真宗对孙奭这一番泣血进谏的回应，但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是事实。于是，孙奭不满，更借助后来群臣不断上奏“祥瑞”的事，再上奏疏，痛陈一家之见。他说：“相隔五年做祭祀封禅，虞舜有此常典；观察万民成神道设教，伏羲有此明文；但哪里需要什么这个那个‘祥瑞’，才能做这种庄严的大事？但现在，来个野鹰山鹿，也算‘祥瑞’，还要弄成国家档案记录；有个秋旱冬雷，也叫‘祥瑞’，还要相率上奏集体称贺！这是要欺骗上天吗？但上天不可欺！这是要愚弄下民吗？但下民不可愚！这是要糊弄后世吗？但后世必不信！只要有点智识，就会‘腹诽’，就会‘窃笑’。这样一来，玷污圣明，不是小事！” 但是奏疏呈上去了，真宗的反应是：不报。不回应，既不批评反驳，也不虚心接纳，就当什么事没有。 修建玉清昭应宫时，孙奭这位老儒继续反对，他上奏疏说：“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现在又要修建昭应宫。陛下可知道外议纷纷，都认为陛下事事都效法唐明皇。难道您以为唐明皇是一个有美德的君主吗？那个唐明皇种种祸乱败亡的形迹，不仅仅是臣一个人知道，近臣不说这个事，那是怀着奸邪之心在侍奉陛下啊！那个唐明皇的无道之事，居然没有人敢说。可知他被安禄山追赶着跑到马嵬坡，军士已经诛杀了佞臣杨国忠，唐明皇这才下诏说自己识人不清，见理不明，所以流离失所。当时虽然有这么个罪己之言，但是觉悟已晚，还能挽回什么呢？臣，愿意陛下早早觉悟，抑制贬损自己的虚荣浮华之心，斥退远离身边的邪佞奸宄之人，罢兴土木，不去效法那种危乱的故实，不要再做唐明皇那种不及的悔恨！” 真宗正是在唐明皇之后“祀汾阴”，所以孙奭有此联想。 真宗的学术成果《解疑论》 史上记录曾有八位皇帝，先后十九次祭祀汾阴祠。 汉武帝祭祀次数最多，先后五次，唐明皇先后两次。有意味的是，唐明皇祭祀后不久，安史之乱发生，诗人李峤看到国家兴衰，联想到汾阴祠，写了长诗《汾阴行》。诗中只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而祭祀土地神，后来还乘着“玉辇金车”去求黄老，但最后还是一去不还而死掉。即使“四海为家”，求取长生之事也没有可能。最后，诗人感叹道：…… 自从天子向秦关，玉辇金车不复还。 珠帘羽扇长寂寞，鼎湖龙髯安可攀。 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 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 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 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 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唐明皇读到这首诗时，心中当有“哲学式”的感慨。 此外，唐明皇时，还曾在洛阳城北翠云峰上建造著名道观上清宫。 真宗紧接着唐明皇祭祀后土神，又紧接着唐明皇建造昭应宫，此事让孙奭不得不展开联想。但他一番话，将唐明皇的“下场”摆在那里，几乎等同于咒诅。但真宗却很学术又有风度地回复他说：“封泰山，祀汾阴，谒祖陵，祭老子，并非始于唐明皇。唐明皇之前就有啊。这些大礼，在《开元礼》中都有记录，今世所循序而用，不可以唐代天宝之乱，就认为丁谓所做是错误的。譬如，秦代，无道甚矣，但今天的官名、诏令、郡县都还在袭用秦代的旧制。岂能以人而废言乎！” 甚至，真宗还为此特意写了一篇学术文章《解疑论》，像个学者一样条分缕析，来说明虽然与唐明皇行动相似，但并不能因此而说今事为非的道理。后来他还把这篇论文出示给群臣看，仿佛在与孙奭“商榷”一个学术命题。 至于孙奭的言辞峻烈，指斥皇上，态度上的“狂妄”，真宗不做任何评价。 孙奭是真宗朝与杜镐、邢昺齐名的大儒。他的经学成就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有不俗的地位。他著作不少，而且很多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今天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家赵岐著有《孟子注》，但注文深奥，且年代久远，已经很难为时人认知，孙奭在这个注本基础上，再做疏解，于是成为“十三经”注疏本的一部经典。孙奭喜欢孟子，更认同孟子，他身上，有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浩然正气，对校正大宋“歪风邪气”有重要的德业功勋。 宋人笔记中记录孙奭一事，颇有意味。 千年以来，朝廷礼官祭祀天地神祇，主神往往难定，到宋代真宗时，总算命名为“昊天上帝”。但在“昊天上帝”之外，又有“东西南北中”之“五方神”，无论郊祀还是封禅，都要同时列出神位祭奠。孙奭认为：这六位天帝，只不过是天帝的六个名号，实则为同一个天神。现在名号重复，不合典礼。因此他主张祭祀活动中罢掉五帝名号，只祭祀“昊天上帝”即可。并希望以此与群臣议定。但当时修习礼制的官员很少，一般又担心改作太麻烦，结果没有实行。 孙奭这个意见，其实质，是由“多神信仰”转为“一神信仰”，意义重大。假如宋代能够借着孙奭这一番议论成就单一神信仰，则中国在“唐宋变革”这一场世界史意义上的大转型中，有希望在信仰天地开辟出更具现代性的前景来。但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应该属于人类永久性的遗憾之一。 真宗的学术文章《解疑论》发布后，孙奭感到人家皇上似乎也有道理，不再多言，但还有反对之声，这个人就是知制诰王曾。 王曾感觉这个事似乎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国家治理问题。因此他不同意真宗意见，再上一篇奏疏，反对大规模建造宫观。他认为虽然宫观工程已经动工，似不能全部停工，但万一能采用他的建议，能够省出工用，减少预算，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王曾意见前言后语不算，干货共有五条：宫观建筑所用的名贵木材，在全国各地收购，搬运到京师工地，所费人力太大。虽然说用的都是军人，不去烦扰黎民，但军人也是从黎民中来的啊。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一。 泰山、汾阴两场大典刚刚结束，颇花费了国用经费。现在又造宫观，尤其耗用资材。虽然说府库之中，货宝山积，但这些都是历代之积藏，所有钱财都是出自生民之膏血，花出去很容易，积攒起来很艰难。国家财帛丰盈，但更应该珍惜。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二。 圣人贵于谋始，智者察于未形。灾祸往往起于隐微，危乱往往生于安逸。现在京畿之间，万众毕集，如此劳作，役使的诸杂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如果有人流窜城郊，有偷有盗，很容易令圣上忧虑。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三。 王者抚御天下，自当顺承天地，举动必遵于时令，规划不失于万物当然之态。按古来传统，孟夏之际，不要发动大众，不要兴起土木工役。现在又是开挖地基，又是砍伐树木，冲冒郁蒸之暑气，惊扰安谧之厚土，不免违背古训。何况近来屡有旱灾、雨灾、风灾，这不正是天人感应的明效吗？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四。 臣听说陛下得到的“天书”，内中符命之文，有“清净育民”的训诫。现在所修宫阁，距离这个训诫很远，各种倾力之功，雕镂之巧，即使用尽人力物力，恐怕也未能符合天心。此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五。 王曾的意思是：即使一定要建造这座宫观，也希望能够减损规模，削减用度，不取“瑰奇”，但求“朴素”。只要内心“诚明”，祭祀“严洁”，会更符合天意。而节俭从事，四海之内，也更会知道陛下“爱重民力”之意。 真宗似乎觉得自己辛苦研究的学术成果《解疑论》已经回应了这类问题，于是不再回复王曾，只管盯住丁谓，努力建设玉清昭应宫。 真宗不吝赏赐 有一个数据。 陈尧叟、李宗谔在“祀汾阴”之初，作为朝臣到河中府充实官员力量，后来他们回到朝廷，告诉真宗说：他们在汾阴，经度这一场大典，一直到礼毕，土木工役总三百九十万人次。整个过程，只役使了军士辇运粮草供应，没有搅扰地方，没有调动“编民”服役出工。 对这个结果，“上称善”，真宗认为很好。 但事实上国家花费主要钱财不在此处，而在赏赐。 东封、西封，真宗赏赐文武大臣士卒，极为丰厚，以至于三司使丁谓也感觉到了紧张。他上书说：“东封及汾阴赏赐亿万，加以蠲免各路的租赋，除掉很多个税，恩泽如此宽大，臣恐有司经费不给。” 真宗说：“国家所务，正在泽及下民。但敦本抑末，节用谨度，自当富足！” 大宋帝国是不吝于赏赐的邦国。从太祖时代起，就有这个传统。 太祖时，有一个将军叫周仁美，在关南边帅李汉超麾下，多次抓捕契丹间谍，打仗曾负伤，有战功。有一次到朝廷，太祖赵匡胤奖励了他，并命宦官王继恩带着他在宫中转悠转悠，太祖一时也来了情绪，跟着转，走到一座国家仓库时，太祖忽然问周仁美：“哎，你能负重多少铜钱？”周仁美吹牛：“臣能背负七八万。”太祖道：“可惜压死。”算了吧，七八万压死你，怪可惜的。说着，让他扛了四万五千钱，算是奖励。 按宋代铜钱，太平兴国年间，“七十七钱为陌，每千钱必及四斤半以上”。读史，常见多少多少钱为“一陌”这种说法。解释起来很麻烦，大意是：市面流行各种钱，但一般都越来越不足，或是分量不足，或是成色不足等，于是，根据古来的“五铢钱”作为标准，大致估算流行的钱币多少枚可当“一陌”也即“一百”。按七十七钱为“一陌”，则“十陌”当“千钱”，也即一贯，实际上就是七百七十钱，意思就是这样的一贯也要到四斤半以上。如此周仁美所说的七万钱即七十贯，也要三百一十五斤，如果是足钱，还要增重，一般人根本背扛不动。 太宗也不吝于赏赐。 淳化四年（993）春正月，祭祀太庙，又有郊祀。大典之后，太宗给军士赏赐，当时的度支副使、负责财政的副部长谢泌经过统计后，一条条地将应该颁赏的名单和数量报上。太宗看后即行批准，他说：“朕之所以爱惜金帛，正是要用它们来准备赏赐啊！”谢泌说：“大唐德宗时候，后唐庄宗时候，都因为赏赐不丰，让军士不满，有过叛乱。现在陛下自己生活供应如此菲薄，赏赐却如此丰厚，真历代王者之所难也！” 孔夫子曾有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这么做就是算计过分。 孔子将这种行径视为官吏“四恶”之一。 太祖赵匡胤曾引用过孔夫子这句话，拒绝接受国营场务的“羡余”也即年终结余进入国库。因为他认为预算中的钱财是要按计划发放给场务工人的，现在有结余，就是克扣的结果。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尤其不得与民争这种不义之利。现在看出，真宗与太祖太宗都是格局宏敞的人物。 但是国家财政用在如此赏赐方向上，而不是用在更急迫更重要的民生方向上，宋真宗还是过于大手大脚了。这与他生于皇室、长于皇室有关。钱帛，对他不过是些数字，至于锱铢粒米之来源，那种辛苦，与“祖宗”比起来，他的感觉还是隔膜了许多。花钱，他不心疼。 有一天，皇上对王旦等人说：“最近朕阅览四方奏章，都说今年物价甚贱，草料三个钱可以买两束，麦粟一斛才百余钱（按一斛有五斗，或十斗说，一斗约合今重十斤以上）。这正是民间储蓄的时机。年头有丰收有歉收，当然是常理。古人之善于教化士庶，不如提早备预。我们‘澶渊之盟’后，就需要备预。现在北边契丹愿意保持和平，已经能看到他们的真实意思了。只要固守边疆，就足以安顿我大宋士庶的民生。有的人说什么敌人很狡诈，形势危急时就会来侵略，这是没有看到更远——契丹也不想打仗了。” 王旦说：“国家接受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才获得安居乐业。我们虽然每年要给他们三十万赠遗，但和年年用兵的费用比较，不及百分之一。日前，陛下东封告成，天地帮助我们如此顺利，这就是‘人事和、天象应’啊！” 这一年，大宋版图内，有户7908055，人口17833401。近800万户，只有不足1800万人，每户平均只有2.26人不到。此事也可以约略见出真宗时代的大宋帝国多是小户人家。 国家赋税，就出自这800万户，以及部分国营专卖。 如果按照王旦所谓，赠遗契丹30万，为一年战争经费的“百分之一”，则战费当为3000万。大宋人户平均需承担3.75。但大宋每年收取的夏秋两税和专卖收入，具体数字很难统计，但有人曾有估算，认为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当在1亿以上。如果这个数字的单位是“缗”，也即“贯”，则每户平均需要负担10缗以上。 按照“一斛百余钱”统计，一斛可以50斤，假定150钱，则百斤为300钱，须300斤以上，值钱1缗。如果每户缴纳10缗，则须缴纳3000斤粮食。有统计资料显示，北宋粮食产量曾经最高达到1000亿斤以上，如是，则每户人家平均生产1.3万斤左右。缴纳赋税，约等于年收入的20%以上。但事实上，户均可能远低于10缗，因为还有一笔财政收入就是国营专卖。这部分也没有具体数字，但约略可占到财政收入的1/4到1/3。所以，扣除种种出入，从直觉判断，农户缴纳赋税可能占到家庭年收入的15%。 三司假内藏 一场封禅大典，花了多少钱？整个“神道设教”活动，花了多少钱？都已经难于统计，但各种史料记录这一时期事件，开始频繁出现一个词语：“三司假内藏”。 可以统计的记录就有—— 三司假内藏库银十万两，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绢二万匹，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绢三十万疋，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钱三十万贯，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钱五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钱四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库钱五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银九百两。 三司假内藏钱二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银十万两。 三司假内藏 万五千疋。 三司假内藏库银一十三万。 三司假内藏钱五十万贯、绢十万疋。 三司假内藏钱帛二百四十五万。 三司假内藏金二千七百两。 三司假内藏绫万三千七百四十匹。 这意思就是国家财政部向皇家库藏借款。“三司”是大宋财政机构，“内藏”是皇室用度库藏。 宋代的国库系列在记录中有不同，考核各类说法，可以大略得到如下印象：三司也即财政部管辖下的国库，因为在宫城之左，故称左藏库。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左藏库分为三个大库，分别贮藏钱币、金银、匹帛。淳化年间，又分置左右库藏，所以史上有个右藏库。但右藏库存在时间很短，一年后废除，不论。 太祖时，左藏库分出一个分库，为左藏北库。左藏北库再分一个，就是内藏库，而左藏北库的余下部分就是封桩库。 国家每年财政结余的财帛，大多存入这个封桩库。按照太祖时的意思，这里的钱财，主要用来充作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经费。后来封桩库改名为景福内库，与内藏库一起，均属于内藏，由皇室管理。 后来又有各种藏库，但国家藏库大略为左藏库、内藏库、景福内库。而后面两个均来源于左藏库分出的左藏北库。 其中的内藏库多为从全国各地收复“僭伪”之国后的收藏。这些“僭伪”之国就是吴越、南唐、南汉、后蜀、后汉等。太祖时有规定，整个左藏北库，是为了“军旅、饥馑”两件大事，属于“预为之备”的国家基金性质的储备，就是为了有事时急用，“不可临事厚敛于民”。 皇室用度在内藏库中支取。 国家用度在左藏库中支取。 但有规定：国家有巨费，左藏库积存暂不足给，则发内藏库佐之。 景福内库则为基本储备，基本不动。 天下财富多在左藏库，这里是国家税赋的集散之地。但流动性很大，今日收入，明日支出是常态。“神道设教”以来，侍奉神祇需要庞大支出，以至于左藏库往往一时难于拨款，于是开始向内藏库假借。 上述，我很费力地做过统计，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迄真宗晚年，即从1008年到1022年，总14年间，“三司假内藏”的记录总16次，共借出钱帛如下：黄金0.27万两，白银33.09万两，钱币240万贯，绢42万匹，绫1.374万匹， （绸）1.5万匹；另有“钱帛”混合245万单位（贯、匹）。 这个数字，按通常换算，将黄金折合成2.7万两白银，每两白银折合1贯铜钱，总数则近280万贯钱；绢、绫、绸则统称为“帛”，总数近45万匹。二者之和即为325万，加上混合的245万“钱帛”，总数就是570万。这个不完全统计的数字，虽不中，当也不远。当时规定每年赠遗契丹岁币也即钱帛“30万”，那么钱帛570万则可以支付19年。 三司假借的这些钱帛，主要用来支付“神道设教”以来的各种支出，其中大部分假借发生在大中祥符元年。 大宋帝国的800万户士庶，就要在14年中，承受这份财政负担。 但还不止于此。需要知道的是，用于“神道设教”的钱帛远远超过570万。这些，只是左藏库一时周转不开，暂时从内藏库借出的钱帛，至于左藏库正常的支出，当超过这个数字几十倍不止。其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是建造玉清昭应宫以及赏赐官员和军士，二者估计用度，14年间，超过2亿。 百姓日用而不知 真宗“祀汾阴”回程时，在河中府辖境的河神庙附近，登上一个亭子远眺（真宗似乎喜欢远眺），但见黄河之上有渔夫在驾驶小船捕鱼，岸边田野有农夫在操练耒耜耕耘，不禁说道：百姓作业其乐乎？使吏无侵扰，则日用而不知矣。 真宗这一段话，很“哲学”。“日用而不知”，是《周易·系辞上》中的话头。一般以为《系辞》等解释《周易》的文字为圣人孔子所作，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但这类文字确实藏有高妙的生命智慧，值得现代人慢慢玩味。 《系辞上》中的完整话语如下：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解释这番话，很麻烦，可以知道几个事实帮助理解。 世界处于阴阳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乃是“大德”所在，很难测知；但其正道在“生生”之际，因为天地之“大德”是“好生”。故天下万有“生生不息”，是圣人也是神祇的愿景。 而“生生不息”，是不需要被打扰的。因此圣人与神祇都期待“无为而治”，也即在民间自发秩序原理下，百姓自发呈现生命活力。但达致这个生态，以抢劫、盘剥私有财产为能事的“非生产性掠夺集团”就是一种祸害，如官司聚敛，如墨吏榨剥，如藩镇割据，如契丹南侵……圣人作为邦国精英，百姓让渡于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他们制止各种“非生产性掠夺集团”的巧取与豪夺。而百姓可以不必知晓此中逻辑。 仁政，也即合法权力的“体”就是致力于“无为而治”，“用”就是达致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一切合法权力最重要的民生诉求。君子之道在到达此一境界的日用伦常中，几乎看不出它的使用，所以称之为“无用”。但正是这种“无用”才彰显出“无为而治”的“大用”。 真宗读书颇勤，对《周易》有心得。可以说，这话头，扪着了圣贤之心，也接近了神祇之道。邦国治理中，“百姓作业其乐”，是公序良俗条件下的最优生态；“使吏无侵扰”，是通往无为而治的法制成效；“（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圣贤放弃种种自我旌表后的天下浑仑之象。此象，元、亨、利、贞。 这一段话，透露出大宋君王“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总诉求，是传统中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正大自律。所以，他的好大喜功，确实如洪迈所说，与秦始皇、隋炀帝不同，基本不动用黎民力量，不因大典或工程而延误农时，更不像无耻帝王们那样打着冠冕堂皇的种种旗号“白使唤人”。大宋用人，就有赏赐，也即嘉奖，也即报酬，而且还很丰厚。大宋，讲理。因此，他的大典、大工程，几乎相当于开辟了特殊的临时就业渠道，用一种劳役方式给予文武士庶以足够犒赏。这事带有相当程度的“富民”政策性质。 当他面对天神地祇，像孩子一样宣誓，并以“受命于天”的“代表”资格，为天下祈福时，我相信他的真诚。 受命于天 帝王与帝王不同。 大宋帝王与历代帝王不同。 真宗更不同于其他大宋帝王。 他一方面需要按照时代给定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寻求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以“神道设教”的模式“恫吓”可能的异族侵略者，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他也虔敬地相信：这个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一定存在——虽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个超人力量，这个绝对力量，是单数还是复数，他更无以名之，这个力量究竟是“昊天上帝”还是“玉皇大帝”还是“太一真君”还是“后土神”还是“五方帝”。但他知道的是：在“我”赵恒之上，定有一种力量。能够庇护大宋帝国的不是“我”赵恒，而是这个“力量”。为了获取这个力量的支持或恩典，“我”赵恒必须“爱民”！从《尚书》以来的传统，就已经早早告诉了他：天心即民意。天下人都应该是天之子，而“我”赵恒，不过是“受命”来管理这方民庶而已。 简言之，“我”赵恒“受命于天”，对天而祈请的，是“佑民之道”。 这种真诚，了解真宗一朝种种故实，就知道并非虚言。 说到“受命于天”，安于百年激进思潮的人物往往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欺骗民众的措辞，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但在我看来，这类讲述或书写，乃是一个“天大的文明”。 《自由大宪章》第一句话就是：John，by the grace of God。这位约翰，英格兰国王兼爱尔兰宗主，就认为他的权力恩典来自上帝。通常，by the grace of God这句话即翻译为“受命于天”。 事实上，美利坚的《独立宣言》虽然将主题指称由君王替换为人民，但《宣言》所引入的“超验维度”仍然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且认为人的权利乃是“造物”所赋予。 更早于《独立宣言》一百多年，奠定了“美国精神”的《“五月花号”公约》，那是百多位来自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在上岸之前为了寻求约束与自治，起草的宣誓文本。它也同样引入了“上帝”这个超验主体。《公约》的第一句话就说：In the name of God。通常，这句话被翻译为“以上帝的名义”。 在世界范围内搜索，会发现，自诩“受命于天”“天赋人权”“以上帝的名义”，开始讲述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文本，很多。这类讲述，就是“政治文明”。理解人间秩序的“超验性”前置，需要一点植根于人类心底，也即植根于“集体无意识”的冲动。抱持一点敬畏之心，抱持一点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感觉，甚至不必一定是多么深刻的认知，对这种“超验性”的肯认也会获得趋近它而不是背弃它的——能力。真诚说：谦卑，敬畏，对超验的肯认，是一种能力。在“无法无天”流行长久的时空，一些人渐渐失去了这种能力。 真宗很可能明了中原衣冠文明，其源头，是接续《尚书》《周易》传统的。在那里面，有敬畏，是在“畏天”感觉中，试图对人间的混乱做出神圣的救赎。所以，“神”“天”“帝”总是频繁地被讲述、被推演，甚至，被建构。 但是，中原，自嬴政以来，将封建制破毁之后，万代承袭秦制，而诞育于先秦封建制的天道敬畏，在离散中不断稀释，吾土渐趋一统，而吾民渐趋散分。领主庄园的消失，集权冷酷的高压，让社会也一点点分离。“绝地天通”在秦后成为现实，吏治无情而冷硬，民间苍白而无助。很多官员少操守，不少士庶无信仰，普遍社会不自治。是不是可以回归《尚书》《周易》传统，召回敬畏感，在秦制千年传统下，重新凝聚散沙而成磐石？ 自从“五胡乱华”之后，中原迭经战乱，异族入侵成为中原不得不防的祸害；而藩镇更往往借助异族力量一逞私欲。如是，中原，现在已经越来越呈现为异于“他者”的存在，这是古圣没有遭逢的格局。但天下可以由契丹来安排吗？可以由西夏来安排吗？可以由大食、占城、蒲端、日本来安排吗？契丹人的殉葬制行径，井下投毒残害大宋子民的行径，射鬼箭行径……让真宗大帝感到不安。他能想到：当我“受命于天”开始治理中原天下时，事实上，正承受着一种沉重的责任。中原如果是“散沙”而不是“磐石”，就没有力量；而在我之上，更有一种无限而绝对的“大能”，我需要寻找这个“大能”来启示我、保佑我、推动我，救赎秦始皇嬴政以来“散沙”化的中原，也救赎遍布野蛮勍敌的世界。 当我这个“受命于天”的帝王与祭司一般的士大夫们共同治理这个帝国时，遭遇了他们那么多的批评和反对之声。我，赵恒，是正确的吗？在赵恒“这个人”那里，他自己存在于此岸的“成”与“败”，不是他行事的主要考量，“是”与“非”才是。做重要的事，但要做正确的事。如果这件事正确，也很重要，“这个人”可以不畏惧面临失败。 “受命于天”，说明世俗的权力并非至高无上，甚至，连江山社稷也不是图腾，不是信仰对象，不是无条件效忠的实存。终极至高之绝对，在人类精神结构中，只能是神。“受命于天”之后，可以藉此而生成或培育超验信仰的萌芽。通往信仰的逻辑在此。真宗似乎有意要将“大宋帝国”由一个“世俗帝国”漂洗为“神圣帝国”。而“神圣帝国”，乃是恺撒与祭司合为一体的宏大叙事。当萨满巫术传统已经式微，而“一神教”还没有机缘进入世俗世界时，这种宏大叙事是建构性质的，而不是演绎性质的。因此，它先天性地缺少神恩惠顾与时间浸淫，没有支撑这种叙事的根脉、逻辑与普适精神；相反，在“多神信仰”久远而又辽阔的背景下，不过又添加了一种信仰而已。 当他不自觉地试图将“大帝”与“祭祀”两副担子同时挑起时，事实上是力不从心的。 所以，我相信这位11世纪的帝国领袖，有一种为他朦胧感知但无法指陈的隐秘的悲壮感。他用“神道设教”的方式去相信神。他对神的最高吁请，就是“天佑大宋”。他已经被他推演的逻辑萦回旋绕得进入了圣洁的迷狂，也许，他以为这种感觉就是“神召”，是神在他自造的“天书”中，召唤他成为合格的“受命于天”的俗世领袖。而他的“使命”，就是救赎这个混乱的天下，在与“他者”共存的世界上，安排中原华夏以“敬畏”为主题词的未来。 辽阔而顽厚的隔膜 敬畏，以及敬畏的对象，不是假象。那是金星与火星之间，人类能够感觉到的基本实在，就像一个人感觉到了晕眩和坚硬一样。对星辰大海，对天命神道，对上帝或昊天上帝的敬畏，并非简单的“假设”，那同时也是人类对宇宙真相和“绝对”力量的知性理解与实在感觉。 嘲笑宋真宗“神道设教”是可以理解的；嘲笑他是否真的“受命于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嘲笑他的虔诚敬畏之心，就如同嘲笑英王约翰、美利坚领袖杰斐逊和“五月花号”上的一百多位大不列颠清教徒一样，实在是没有认清人性源于自然求索真相的真相。政治文明之所以需要“超验”前置，也即对“绝对”的敬畏，是对文明的一种自动趋近，是对野蛮的一种自我剥离和制衡，是走出犬儒和厌世藩篱、不可承受但必须承受之“重”。当“敬畏”开始照耀时，生命会获得一种赏心悦目的感恩。祖荫或是神创，生命之来源会与当下共时存在。于是，一种克己性质的道德律令让敬畏者变得洁净而又丰富。即使他在积建的大厦注定失败——如玉清昭应宫——那“敬畏”的道种还是会氤氲存在，游荡于大地、升腾于天空，在大海星宿之间迤逦穿行。所以，神享用的不是“太牢”，不是“燎火”，不是“大典”，不是跪拜匍匐，而是——敬畏。 有此敬畏与无此敬畏，中间横亘着的，（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是“辽阔而顽厚的隔膜”。 基于此，我甚至愿意同情理解真宗大帝以“敬畏”为主题词，大搞“神道设教”这一场“劳民”而“不伤财”的求神祈福运动了——之所以说“不伤财”，是因为借助真宗毫不吝啬的赏赐和蠲免，以及种种商业性购买，财富，已经重新回到了民间。 左藏库大火 但神祇似乎有意给予这位“受命于天”的地上君王更多考验和锤炼。 玉清昭应宫落成的第二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夏四月壬申日，荣王赵元俨的府邸忽起大火，火势太大，扑救无效，燃烧了十二个小时，一直蔓延烧到左藏库、内藏库，以及朝元门、崇文院、秘阁。难以计数的财帛和文物化为灰烬。 王旦听到消息，急忙驰入宫禁。 真宗对宰辅说：“太祖太宗两朝积累，朕不敢随便乱用，不料一朝殆尽，实在太可惜了！” 王旦安慰他说：“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 王旦更担心的是朝臣对管理国库的人动杀机，怂恿皇上杀人。于是特意强调：“我听说这次火灾，主管国库的官吏都在收拾、抢救钱帛，诸班军校也都奋力向前，人人都使出了百倍的勇气。很不简单！” 真宗说：“朕所忧者惟军储尔，钱帛所伤不多，至于大礼赏给，亦可以渐致，若军储不足，须至累民，此朕所甚忧也。” 显然，这一场大火，由于库守抢救及时，钱帛损失不算太大；但大典礼仪物资和军备物资，各类布帛、帐幕、油伞、服装、旗帜之类，损失严重。 按照天人感应的传统，这是上天示警，宰辅首当其责。王旦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开始上表“待罪”，听候真宗发落。 但真宗认为责任在帝王，不在宰辅，于是检点近年来的所作所为，降下一道“罪己诏”，并请求朝廷内外直言得失，以求改进帝国工作。 君臣抢着承担责任，这种政治风景，罕见。 朝廷开始调查失火原因，后来知道是荣王府邸大火“延烧”所致，不属于天灾，因此需要厘定责任。 专案组成立后调查发现，这一场大事故中，应有百余人要获极刑。真宗不忍，在犹豫。 王旦请奏，说：“开始大火时，陛下已经降下罪己诏，昭示天下；臣等也都上章待罪。现在反而将这一场灾祸归咎于他人，如何向天下昭示诚信？何况，大火虽然有延烧的痕迹，但又怎么知道这不是一场‘天谴’呢？” 史称“当坐者皆免”，应该判处死刑的人全都赦免了。 江湖妄人说宫禁之事 王旦与赵普以来的大宋宰辅一样，都是负有“以天下为己任”道义担当的人物。他们与宋帝一道，在推演天下太平时，特别注重“和气”。所以，与历朝历代相比，大宋帝国是最少酷毒戾气的时代。“杀头”“灭门”这类狠戾心机，似乎很难出自帝国精英之口。他们很难说一句“拉出去杀了”，很难潇洒一挥手，说什么“该杀杀，该抓抓”，尽管他们有这个权力。在这方面，就像王夫之评价太祖赵匡胤用过的那句话，“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他们宁肯陷入“仁者之愚”，也不愿意一逞“凶暴之气”；宁肯因为“仁者之愚”而贻误良机、而面临不测、而遭遇后人视为“迂腐”的嗤笑，也不愿意在当下启动杀机。 流血，对帝国精英而言，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疼痛。 曾有懂阴阳习八卦的江湖妄人，上书说宫禁之事，无非是说谁当立、谁当潜，谁的天命在某时，谁为邪、谁为正，谁的八字藏天机，诸如此类。这类事有蛊惑性，是特别容易酿成宫廷政变的“舆论”。在一个谶纬流行的邦国，此事为重要禁忌。于是，按大理寺拟定，这位妄人犯罪当诛。更严重的是，他还与朝士有往来书信，而书信内容大多为占问吉凶祸福之说。 真宗罕见发怒，要将这些朝士付御史审讯。 此事大案一成，就要流血。 王旦不安，于是上书说：“占问之事，乃是人之常情；何况这些书信并没有涉及朝廷，不足以定罪。” 但真宗怒气不解。王旦于是将自己与江湖术士曾经有过占问的书信呈上，说：“臣年少时，也不免于此。如果一定要为此而定罪，请将臣一道付之于大狱。” 真宗沉吟道：“此事，朕已经发下诏令去了，怎样可以免掉？” 王旦说：“臣为宰相执国法，哪里敢将诏令随便下达。幸好，臣还没有下发而让这么多人获罪。” 皇上的诏令要发到中书也即政事堂，由宰相签发。如此宫禁与中书一体，可使国家政令统一。诏令一般由翰林拟写（政令则由知制诰拟写），到了中书，遇到“不合”之处，可以“驳回”重拟。此一层意思，是保证国家法令的严肃性与妥当性。所以王旦可以“压”下皇上诏令，暂时不发，来争取圣意变更。 史称“帝意解”，皇上不再坚持己见。而王旦回到中书，将江湖妄人与朝士往来的书信全部焚毁。不久，皇上又想反悔，想看看那些书信到底都写了什么，就派人跑来调取。但是书信只剩下了一堆灰烬，于是众多朝士们都得到了保全。王旦此举，得到士林赞誉。 王旦留守京师 与李沆相似，王旦也不喜欢多事。 有一位都尉，很好与士人交游。有一天，都尉招呼从官，叫了几位官妓吃酒，一直吃到夜半。这事似“有伤风化”，于是有台官即负责监察的职官准备弹劾之。王旦的好友杨亿在上朝的闲暇说到这个事。王旦不发表意见，退朝后，用红笺写了一首小诗给这个都尉，并且注明以未能参加这个风流夜会为遗憾。第二天，真宗将台官弹劾都尉的章疏拿出来给王旦看。王旦说：“臣知道这个事。也曾经给都尉写了诗，遗憾的是臣没有去参会。人们总说天下太平，但太平是什么样子的？人们不知道。这事可能就是太平之象吧！” 真宗一听也是，多大个事啊！于是这事也就过去了。 就像古今中外，文明邦国从不禁妓女卖淫一样，宋时也不禁此类事。 王旦在宋太宗晚年时，就已经做到兵部侍郎。到真宗践祚，即拜为中书舍人，几个月后，又调任翰林院学士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前者是吏部事，负责官员考核升迁，后者则属于门下，直接归中书省即宰辅管理，是掌受天下奏状的机构，而封驳则是银台平行机构，主要负责封还皇上有问题的诏令，驳回朝臣有错误的奏章，每天的工作就是审核重要文件，国家的尊严在政令之确当与否。王旦掌管此事，成就不错，所以真宗很能理解他的贤能。名臣钱若水也很欣赏他，曾认真推荐王旦，说他适合做大事。真宗后来就一步步提拔他，直到做成当朝宰相，平章事。 圣贤人物大多都有孔夫子“温而厉”并“恭而安”之相，温和而又庄肃，谦恭而又安静。王旦也在这一行列。他很少对家人生气、发火。有时遇到饮食落了尘埃或有了污染，他也不去追问责任，只不过不吃而已。家人恶作剧，曾试着将少许墨汁投放到肉汤中给他。王旦一见，只是吃饭，不吃汤。家人问他为何不吃汤，王旦从容道：“我今日偶尔不喜欢吃肉汤。”后来家人又把墨汁投放到米饭中，他就对家人说：“我今日偶尔不想吃米饭，可另外备点米粥什么的。” “澶渊之盟”前，真宗亲征，王旦开始跟着真宗一道，后来京师留守患病，王旦驰回京师“权东京留守事”。临行前，王旦见契丹举倾国而来，形势莫测，就对真宗说：“期望陛下宣召寇相，臣有重要陈述。”寇准到后，王旦正经奏请道：“我离开澶渊，如果十天之内，没有得到捷报，臣应该怎么办？”这话说得实在令人惊悚，笔者读史至此，也感到行宫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真宗听后，也是一惊，沉默很久后，说道： “立皇太子。” 一言既出，大事已定。国家已经不必担心最高权力之一日空白。王旦飞马驰回京师。 他到了京师之后，带着皇帝手谕直接进入宫禁，下发命令，不准任何人传播“留守换人”的消息。真宗返回时，王旦的家人子弟以为他就在凯旋的队伍中，都到郊外去迎接。没料到身后有了巡警的呵斥，原来是早就到京师“权东京留守事”王旦也来迎接凯旋大驾了。 契丹来使“借款” 王旦与大宋以及史上所有受过圣贤教育的大臣、社稷臣一样，也是“民生主义者”。有一位官员要到江淮去做转运使，临行，向宰辅王旦辞行。王旦没有更多话，只是说：“东南民力已经很困乏了！”这位转运使退出后说：“这可真是宰相应该说的话啊！”另一位官员调到江西去做转运使，也来辞行，王旦说：“国家专卖这事利益很大啊！”这位转运使在任期间，想到王旦这句话，从来不敢以权力谋求私利。后来大家都夸赞他，说这个转运使“识大体”。 东封泰山之前，契丹得到消息，来使请求岁币之外再“借”些钱币。真宗不明白契丹何以要到大宋“借款”，问王旦。王旦说：“东封事很紧张，车驾就要出发，他们这是在试探朝廷的意思，以为我们钱多得花不完。”真宗问：“如此，怎样答对他们呢？”王旦说：“只需要用微小的数量表示我们并不重视借款这件事，即可。”于是，让有司报给契丹，可以在岁币三十万这个数量之外，分别再“借”钱币、布帛各三万，总六万；但要从第二年的数额内扣除。 契丹拿到六万后，感到很惭愧。 第二年，诏令再下，说：“契丹所借财帛六万，事情很微小。今年可以依照原定常数三十万给他们。但要告诉他们，以后不许如此。” 契丹因此而知道大宋“有人”。 西夏对大宋反复无常，宣誓效忠大宋，又背叛大宋。当时首领叫赵德明，有一次忽然来表，向大宋求粮一百万斛。朝议的意见是：赵德明总是敢于违抗朝廷，请下诏责备他；粮食，不给。皇上问王旦。王旦说：“请让有司在京师粮库准备百万斛粮粟，指定囤位，下诏要赵德明来取。即可。”赵德明得诏，哪里敢来京师，于是惭愧得向来使下拜，说：“朝廷有人。” 朝廷议论，王旦就是这样，话不多，但说出来，往往朝议即定，事后看，他还真就说得对。有一次，天下闹蝗灾，近臣得到一些死了的蝗虫揣在袖子里，朝议时出示，认为蝗虫已经死了，蝗灾结束了。于是有宰臣级别的官员就要率领群臣“称贺”，只有王旦不同意。第一宰辅不同意，只好作罢，但在群臣和真宗那里，这事多少有点让人扫兴。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正在上朝，忽然间，飞蝗蔽天，从大殿前密密麻麻地扫过天空。真宗见此情景，叹息道：“假使那天百官称贺，现在飞蝗忽然而至，岂不为天下所笑！” 荐寇准不遗余力 王旦的雅量也让这个宰相在历史上“得分”不少。 他家中养着厨子，可能有克扣肉食的毛病，于是王府子弟就向他告状，说一家人吃肉总觉得不够饱。 王旦问：“你们一天吃多少肉？” 子弟答：“一斤。但现在只能得到半斤。” 王旦又问：“如果满一斤，能饱吗？” 子弟答：“那就应该能吃饱了。” 王旦说：“以后每天准备一斤半肉。” 有一次，他在朝还没有回府，皇上派人给他家里送来十壶御酒。王旦的哥哥马上让人见王夫人，取了两壶。 王夫人说：“这是皇上赐给的，要等相公回来看看再分。”说罢，又将那两壶酒拿了回去。 这位哥哥大怒，拿了根棍子过来，把十个酒壶全部打碎，美酒流了一地。 王夫人很窝火，不让人收拾，留着这个局面给王旦看。 王旦回家看到，听左右说了来龙去脉，就对夫人缓缓说道：“人生光景几许时？其间何用较计！” 只有这一句话，其他的话不说。 事情也就如此不了了之。 在很多时刻，“不了了之”是最好的结局。读书、读史，也应该在这类“故实”的字里行间看到生活的艺术和智慧。能看懂、参透王旦这种雅量，以及“不了了之”背后的吉凶祸福，是智者。 但这种雅量还不算什么。他最宏旷的雅量是对寇准的姿态。 他与寇准先后为相，但他在寇准罢相后，还是多次推介寇准。 寇准在枢密院时，王旦在中书。中书有文件送往枢密院，格式上违反了制度规定，寇准就拿着中书的文件向真宗汇报；王旦被皇上责备，同列被责罚，王旦只是拜谢，不解释。 等到不久，枢密院也有文件送往中书省，也犯了同样错误。中书朝臣很兴奋，拿着文件给王旦看，意思是要王旦也送给真宗，报复那个“山西老西”！ 王旦很安静地说：“送回枢密院。” 寇准接到后，很惭愧，见到王旦时不免真诚地夸赞了他，但王旦不做回应。 寇准被免去枢密职务后，又托人私下找王旦，求官，而且还求做地位极高的赠官：使相。 王旦感到不可思议：将相这么高级的任命，怎么可以强求呢？他对来人说：“我不接受私人请托。” 寇准得到消息后，不免对王旦有了恨憾，多次说王旦坏话，王旦一律不计较。王旦深知寇准是不世之材，当朝无人可及，而且也理解寇准这种“敢以天下为己任”，无所深藏的性格，所以还是很认真地推荐了他。 不久，寇准出任节度使，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次入相。寇准入朝向真宗拜谢，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臣，哪能到此！”真宗于是告诉他来龙去脉，王旦怎么怎么推荐了他。这次，寇准对王旦有了深深的愧服。 宰辅之职，哲学一点说，是“燮理阴阳”，也即让国家阴阳和谐，人才各得其用，万物各得其所。王旦撇开寇准的“小德”亏惭不论，全以大宋国运为考量，故推荐寇准不遗余力。 但寇准却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物。他在外郡任职，自己生日那天，建造巨大的喜棚，大宴宾客，所用的服饰奢侈不说，还出现了制度僭越。他得罪人太多，于是被他人告发。 真宗很不愉快，对王旦说：“寇准这厮事事都想仿效朕，这可以吗？” 王旦很安静，仿佛在听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缓缓答道：“寇准贤能是贤能，但对他的‘傻呆’你说有什么办法！” 一番话，说得真宗心意疙瘩全消，也说道：“对，这正是‘傻呆’而已。” 一场可能的大狱消弭于无形之中。 这就是避免“焦头烂额”的“曲突徙薪”之举。一代名相，为护持大宋的人才和元气，为推动大宋帝国“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堪称不遗余力。 寇准再次拜相，也源于他的临终推荐。 王旦病重时，真宗命人抬着轿子将他请入禁中，让王旦的儿子和近侍搀扶着他，在延和殿讨论未来的宰辅人选大事。真宗问他：“爱卿现在病情这么严重，万一有不讳，让朕将天下事付给谁呢？” 王旦感谢皇上信任，但他觉得任命宰辅还是应该皇上自己拿主意，就说：“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 真宗再三问他，王旦就是不回答，他就是要知道一下真宗自己的心思。当时，名臣张咏、马亮都是尚书，都可以是丞相平章事的人选。 真宗就问他：“张咏如何？” 王旦不回答。 真宗又问：“马亮如何？” 王旦还是不回答。 真宗再恳求他：“爱卿试着说说你的意思啊！” 王旦这才勉强坐起，费力地举起朝笏，说：“以臣之愚见，宰辅一职，莫若寇准。” 真宗一下子流露出失望的表情，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刚猛、偏执。爱卿再想想，还有谁？” 王旦很肯定地说：“他人，臣所不知也。” 说罢，就请求道：“臣病得厉害，不能这样硬撑了。请允许臣回府。” 王旦不久病逝，真宗思前想后，最后还是任命了寇准为相。 寇准与王旦没有私交，且曾经多次“诋毁”王旦，但王旦知道这位“寇老西”实在是难得的大才，由他支撑大局，应该能够抑制住王钦若、丁谓之辈不至于祸害天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和品质，从第一代名相赵普而来，已经逐渐成为大宋帝国的宰辅传统。 王旦隐忍相位 王旦为国家进荐人才，很多都被真宗起用，很多都成为大宋栋梁。但他也会区别对待。寇准毛遂自荐，可以，他人就不可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存在，就知道此事无关“平等”，乃是史上屡见不鲜的“英雄惜英雄”。王旦所“惜”者更在“英雄”之上。王旦重“品”。 有一位谏议大夫名叫张师德，是太宗朝名臣张去华之子，有文采，很想做中书省的知制诰，就两次到王旦家来“访问”，都没能见面。于是认为是有人在王旦宰相前毁谤了他。他找到好友，当朝大臣向敏中，要他帮忙。 等到议论选用知制诰时，王旦对向敏中说：“可惜了，张师德。” 向敏中问他，王旦说：“我多次在皇上面前推荐张师德，说他是名家子弟，很有士子的操行。没有料到，他却两次到我家中。这可不好。已经状元及第，前程已定，就应该静候。他这么为名利而奔竞，那些没有门路求官的人怎么办呢？” 向敏中于是告诉王旦，说可能有人“谮毁”张师德。 王旦说：“我这里哪里有人敢轻率毁谤他人！这是张师德这位后进，待我轻薄而已。” 向敏中坚持自家意见，说：“如果有知制诰的空阙，希望您想着这事。” 王旦也坚持自家意见，说：“必要暂且缓缓，要让张师德知道，奔竞无效，以此来劝戒那些贪图进用的人，更因此而激励一下世俗的浮薄。” 王旦这个儒臣，不乏“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德，尤其不乏“智”，“明智”“智慧”，但是当他知道皇上一定要迎“天书”之后，就有了局促不安。当皇上在没有任何名义下赐给他一壶珍贵的明珠时，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皇上是不可能回转心思了。王夫之在《宋论》中就分析道：真宗“欲有所为，而厚贿其臣以求遂，则事必无中止之势”。如果王旦力争，不但没有结果，反而会令事情变本加厉，那些怂恿真宗的人物就会编发出种种“谮毁之言”，危及禄位，也玷污令名。如果辞职不干，则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就会上位，而国家交给这样人物，则“国益危”。宰辅之位，系国之安危。王旦最后在进退失据中，下决心隐忍于相位，撑持起这一番必将“遗后世之羞”的运动。 王旦在做“不得已”的大事。 寇准之后，他在孤独地撑持大局。 就在这个格局下，王旦应该能够回忆起“圣相”李沆的远见卓识。那时节，李沆告诫他不能让皇上优哉游哉，要经常用一些水旱灾异之类的“小事”来提醒年轻的真宗，以免皇上生出“侈心”来。那时节，王旦还不能深信李沆所言，直到“天书”之事兴起，封禅大典开始，他才觉悟到李沆就是李沆，远远胜过自己的判断。 这不是王旦的自家感觉。史上自有“责备贤者”的春秋笔。 南宋史家王称，在他的《东都事略》中就说：李沆、王旦相继出任真宗朝的宰辅之职，二人执政，阴阳和、风雨时、水土平、草木茂，外患不兴，中原富有，天下安居乐业，可以说是称职的宰相；但李沆还是在太平时日每天上奏一些水旱盗贼之事，以此来防备君主的“侈心”，他的“先识远虑”就到这种地步。与李沆相比，王旦“于此有愧于（李）沆”。 元代史家脱脱，在《宋史》中就说：王旦当国最久，许多事迹他人不及，很多大事，都能一语而定，堪称“伟哉宰相才”；唯有接受王钦若之说，演成“天书之妄”，“斯则不及李沆尔”。 但王旦违心来做这一场神鬼妖妄活动，内心一直很郁闷。 那时，真宗皇帝很信任他，更倚重他，遇到大臣有所请求，真宗必定要说一句：“王旦会以为如何？”但是王旦还是不高兴。史称“（王）旦与人寡言笑，默坐终日”。在中书，他常常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即使在朝廷奏事，群臣有不同意见，议论纷纷，他也等到静下来，说一句话就定下，不再多言。回到家里，有时会顶着冠带、穿着朝服，进入静室独坐，家人谁也不敢见他，也不敢问。王旦的兄弟王旭知道这事后，很担心哥哥，就来问当朝的好友赵安仁。赵安仁说：“朝廷议论一件事，你哥哥不愿意推行，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这情况，估计一定是他在为朝廷事忧虑。” 生民膏血，安用许多？ 王旦不慕虚荣。 有人要卖一副玉带，很漂亮。王旦的弟弟王旭相中，就拿来给做了大官的哥哥看。 王旦让王旭戴上，问他：“还能看到漂亮吗？” 王旭说：“我系着它怎么能自家看到？” 王旦说：“自己戴这么个沉甸甸的东西，让观看的人称好，这不也太劳烦了吗？” 王旭赶紧将玉带退了回去。 他人的毁誉不是评判自我的尺度，足够自信的人物，不会在意他人东说西说。王旦就用这个方法教育了弟弟。 东封之前，中书、枢密二府讨论要为官员“增饰车服”，以此来让这场法事更大盛大。 碍于众意，王旦也没有反对，但他自己也不做准备，不干这个活儿。 王钦若等人不放心，就派人每天观察王府，看他是否在“增饰”什么。始终没有动静。王钦若就让人做了一副“绣鞯”，也即刺绣精美的鞍鞯给王旦送去，附信说：“前此二府曾议论此事，我怕大人忘记，已经让人做了这个给您。” 王旦让人按照市场价格付给了王钦若银钱，但将“绣鞯”搁置起来不用。 王钦若问他，王旦说：“我平时骑跨的，都是君上所赐，已经不算不华美了，岂可以更做奢靡、超越制度规定。” 王旦此举，一来是不喜欢虚荣，花里胡哨的东西在他看来并不美；二来是他在用“克己”功夫约束自己。至于他人，不问，不用这种道德标格去约束他人。这就是圣相提倡的“身教”。史家之所以记录此事，自有“史心”。中国史家，多是儒家。 王旦做事专注，他的视野、思虑都为天下意识所占据，与李沆一样，也是不愿意为琐事分心的人物。他家中大宅门年久失修，坏了，修门时，暂时在廊下开侧门出入，王旦就骑马俯伏在马鞍上，从侧门进入；大宅门修好后，再从大宅门进入，根本不管不问。他脑子里压根就没有这事。 有一个执鞭坠镫的控马士卒，到了任期，来辞别。 王旦一看，不认识，就问他：“你给我控马多长时间啊？” 控马卒说：“五年啦。” 王旦说：“我不记得有你。” 控马卒遗憾地告别，转身离去。 王旦招呼他回来，说：“你就是某某某啊！”于是给了一笔丰厚的赏赐。 原来，这个控马卒，每天牵着马走在前面，王旦在马上看到的总是他的背影。现在，他辞别转去，王旦再见他背影，才想起他是谁谁谁。 像李沆一样，王旦也不治家产。他说：“子孙应该都想着怎么独立，不要试图分沾祖上遗产。何况田地第宅，更是让后人陷入争夺财产的不义之中而已。”王旦对财富之类，不是不重视，是不关心。 真宗后来知道他的宅子很简陋，就想为他修治。 王旦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拒绝：“臣这宅子乃是祖宅，为先人旧舍，不忍动。” 真宗这才没有替他翻盖。 胸中自有万千丘壑之大格局者，不仅视财富为身外之物，生活趣味也往往在财富之外。他们不会为财富所累。这类话头听上去像是“大言”，但对古来为数不多的圣贤人物，如李沆、如王旦而言，实是“实言”。财富，对他们个人而言，实在是太不重要的东西了。 他的哥哥早逝，但他承担起侍奉寡嫂的责任；抚养弟弟妹妹们也都尽了亲情。朝廷有赏赐，以及他的俸禄，他都会拿出来，与宗族共享。家中生计全部委托给兄弟王旭管理，他对此类事“一无所问”。 甚至，财富、名望经常让他心生畏惧。他晚年时，经常被加官，每次加官，家人都要祝贺，每次祝贺，他都立即要求中止，并因此而对他的兄弟王旭说：“遭遇如此，愈增忧惧，何可贺也？”遭逢际遇到了这一步，更让我增加“满招损”的忧惧，哪里值得庆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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