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真宗赵恒下-2

所以，真宗试图接续萨满巫术和天人感应学说，在“神道设教”主题下，重新展开政治叙事时，尽管存在着与契丹文化竞争和重建信仰的正当性，但还是先后受到那么多人的反对。没有办法，礼乐传统与圣贤理性的力量，在吾土，是第一精神力量。帝国领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倾尽全力，试图令“历史从我开始”，但他做不到。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直到真宗倒下，他的历史随着他的倒下而终结。于是，“神道设教”，在大宋一朝，寿终正寝。　　贰　　大中祥符　　真宗时代的后半期，几乎就是一台精彩纷呈的活剧、大剧、闹剧。他们仨，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而“观众”，他们心照不宣，贵宾席上设定的就是契丹，当然，剧场大厅里还有朝廷与地方的官员，以及上千万大宋士庶。事实上，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政治大戏的表演中，他们自己，也是观众。　　真宗奇梦　　公元1008年，农历戊申正月的一天，真宗皇帝召宰辅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人到崇政殿西面，向他们讲述了今天的一个神迹，但故事要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的一个奇梦说起。　　他说：“朕寝殿中的帘幕，都是靛青色的粗绸，房屋昏暗，一早一晚，如果不是点起蜡烛，都不能辨别颜色。但是那一天，夜将半，朕已经就寝，忽然感到整个房间变得明亮起来，惊起看时，就看到一个神人，他戴着星冠，穿着绛袍，告诉朕说：‘应该在正殿布置黄箓道场一个月，那时，会天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不要泄露天机。’朕闻言后，很是敬畏，赶紧起床应对，神忽然不见了。于是赶紧找到笔，把神的话语记下来。”　　奇梦之后，帝国领袖为了不泄露天机，开始秘密行动。　　他说：“从去年十二月开始，朕已经开始吃素斋戒，并在正殿朝元殿建了道场，结成九级彩坛。还特意雕制了金宝装饰的辇乘，准备用来恭敬地贮存神赐的天书。说话间过去了一个月，好像也没有什么动静，但是朕还是不敢将道场罢去。就在刚刚，得到皇城司护门亲从官徐荣来奏报，说在左承天门房屋的南角，屋脊的鸱吻之上，有黄帛垂曳。朕秘密派遣中使前往观看，回来奏报道：‘那个黄帛长二丈左右，上面封藏一物，似书卷，缠了三圈青色的丝线，封缄之处，隐隐约约似有几个字。’朕细思，这一定就是神人托梦说到的‘天书’了！”　　一番话说罢，我能猜想到，真宗对二位大臣有了异乎寻常的打量。而这二位大臣也开始了极力配合。在随后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直到真宗病逝之前，这三位执政者一直在持续表演，激情不衰。他们已经完全进入角色，成为11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出色的“演员”，而且是那种 “体验基础上的再体现”流派“演员”——如果在20世纪，他们都应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在很多时刻，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表演”，史上记录的故实，让我看到的是他们将个人性格完整代入角色的天才迷狂。他们不需要那种有距离感的舞台“间离效果”，而是对角色规定的直接“体验”和“再体现”。他们甚至也不需要“导演阐释”，能够根据“观众需要”自动选择表演形式，并很快进入角色，很快完成默契，配合得有板有眼、天衣无缝。当剧情出现尴尬局面时，他们也懂得紧急“救场”，让一场大戏毫无破绽地继续表演下去。于是，真宗时代的后半期，几乎就是一台精彩纷呈的活剧、大剧、闹剧。他们仨，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而“观众”，他们心照不宣，贵宾席上设定的就是契丹，当然，剧场大厅里还有朝廷与地方的官员，以及上千万大宋士庶。事实上，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政治大戏的表演中，他们自己，也是观众。真宗赵恒、宰辅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以及后来加入进来的三司使丁谓，甚至还有一时糊涂的寇准，在“神道设教”这个剧本主题下，以中原大地为舞台，游戏得灵魂出窍，不亦乐乎。　　你看，真宗一番“台词”之后，王旦很快就“接”了下来，大戏就此开演。王旦说：“陛下您用至诚侍奉天地神祇，用仁孝侍奉列祖列宗，己身谦恭而爱人，夙夜追求天下大治。以至于与北边那位特殊的邻居有了睦邻修好局面，中原官吏也渐渐清明，天下不再有战争，承平年景中，谷物丰收，这都是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的结果啊。臣等经常说：天道不远，一定会有好的报应昭示天下。现在，神先告诉陛下日期，今日又果然有了灵文降临，这可实在是上天保佑大宋盛德的因果啊！”　　于是王旦、王钦若开始拜称“万岁”。　　王旦甚至还说：“天书不知道写了什么，我们去敬迎天书，开封之际，应该让左右回避。”　　真宗很自信，也可以理解为很坦诚。他说：　　“不必。上天如果贬谪朕有‘阙政’，不良之政，更应该与爱卿等一道虔诚地敬畏改悔；如果天书只是告诫朕躬一个人，朕也应该真诚地自我修炼。天书，哪儿能够隐藏起来不让众人知道呢！”　　说罢，一个“分镜头”完成，真宗站起，向承天门走去。　　“天书”降临　　现在，“镜头”可以切换到承天门了。　　只见真宗皇帝亲手燃起一炷香，望空下拜。　　众人定睛看时，果然，承天门大殿屋脊挑起的那个弯状饰物，也即俗称“鸱吻”的东西上，挂着一束黄色的布帛，上面似有一卷东西，下垂着一条长长的飘带般的黄绸。这就是“天书”了。　　丽日之下，“天书”格外耀目。　　真宗回顾，命内侍周怀政和皇甫继明两个人架梯升屋，将“天书”取下，两个人面对面四只手捧着这份神圣的“天书”，侧身进殿，呈上。　　宰辅王旦跪着，迎受过来，转呈皇上。　　皇上再拜，接过，放置在新雕制的木辇之上。　　然后，去掉皇上出行常备的伞盖，撤去警跸，君臣步行，护送“天书”回到朝元殿道场。真宗授给知枢密院陈尧叟开封阅读“天书”的权力。陈尧叟揭开黄帛，但见帛上有三字成句共七句二十一个汉字，字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恒”，就是“赵恒”。那时节，无人有资格称谓皇上名字，这里直呼真宗名号，显然，只有“神”有此资格。　　然后，陈尧叟再去掉层层覆盖的黄帛，露出了里面一卷三幅黄字“天书”。　　第一幅“天书”是对真宗的表彰，说他以“至孝”“至道”承续大宋基业。　　第二幅“天书”是对真宗的晓谕，要他必须以“清净简俭”治理大宋江山。　　第三幅“天书”是对真宗的祝福，愿他“世祚延永”，神佑大宋帝国云云。　　“天书”的辞气很是高古，有《尚书·洪范》和老子《道德经》的味道。至于字体，估计应该就是篆籀蝌蚪文之类。　　陈尧叟依次诵读“天书”完毕，就将这三幅文字并外包装全部珍藏在金匮之中，由秘府永久保藏。　　随后，王旦率群臣移向大殿的北面廊庑，真宗面北坐定，诸臣开始向真宗称贺。礼成。真宗命王旦当天不回家，在中书政事堂吃斋。晚上，王旦等人再临朝元殿道场，真宗已经早早地在那里值班了。　　很快，朝廷上下全都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临朝时就全部来向真宗称贺。　　真宗很愉快，赐宴——所有人吃的都是素食。　　然后，由吏部尚书、老臣张齐贤具文，向天地神祇、宗庙祖先、社稷坛、在京的诸祠，奏告“天书降临”的大事。　　三天之后，又在殿前设庞大的仪仗队，陈设宫中大典器乐，在京的文官、武官全部到齐，更有契丹的使节也陪列在队，真宗领队，一起向金匮中的“天书”《大中祥符》跪拜致献。礼毕，再由真宗带领众人步入大殿，行走时，避开“黄道”。而后，分作东西两班，上朝办公。　　当时，就有司天监上奏道：正月三日、五日这两天，天上有瑞云覆盖宫殿。兹事体大，请求将这个天象记录下来，由史馆编入《实录》。真宗同意了。　　随后，开始大赦天下，并将“景德”改元为“大中祥符”，是年是月即为“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左承天门”改名为“左承天祥符门”。更有一番赏赐，并令京师可以在二月一日为始，连续五天酒宴聚饮，史称“大酺”。　　大酺　　“大酺”的热闹和隆重，就像一场狂欢。　　这五天，退休的官员也可以到都亭驿站聚饮；皇上在御楼，按礼可以陪坐的，都可以自由参加。已经辞退但还没有面见皇上告别的朝官，也可以赴会。　　大酺日，是有工程项目的，因此，有三名内诸司使主办其事。　　先在乾元殿前筑土为露台，有半门扉开合，露台上设教坊乐队。这是五天连续不断的演出场所。　　又串联方车四十辆，搭成平台，上起彩楼，装载号称“钧容直”的皇家乐队。这是另一个固定演出场所。　　开封府另外再制作大篷车二十四部，每一部串联十二辆大车，都以牛来驾辕，披挂锦绣，引出彩绳，分别装载诸军和京城妓乐演戏。又在街衢繁华处编联木桩，树为栏杆，大篷车到时，进入栏杆之内。这是流动演出场所。　　城中御道两侧，分别招引汴梁的各种生意买卖，在临时搭建的商亭中经营，史称“百货骈布”。每一户商亭都用彩色的布帛和木刻招牌装饰，各式各样，吸引市民。　　到了“大酺”日，皇上御临乾元门，召京城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皇上向父老问安，并赐衣服、财帛。　　第一天，皇上召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诸官陪坐。皇上举觞，教坊乐起。“大酺”正式开始。　　此时，有大篷车两辆，自升平桥向北行进，大车四周有旱船拱卫跟着前进。其他大篷车则由东西街交互往来，每天要穿城两次。　　这时，东城望春门、西城阊阖门两门之间长长的大道上，百戏竞作，歌吹腾沸。整个东京城，都在庆贺“天书”的降临。　　皇室诸位宗亲、近列、大藩及旧臣之家，都由官方为之搭建彩棚，就在府邸的左右廊庑之下。可以排演戏曲歌舞弹唱。此时，全城士庶争相围观，人山人海，摩肩擦踵，手碰手、脚碰脚，到处欢声雷动。　　第二天，皇上在京师驿亭，招待宰相、百官，然后又“赶场”，到亲王宫宴请宗室。　　第三天，皇上在京师驿亭，宴请第二批宗室，加上内职宦官，然后，继续“赶场”，到宰相府邸宴请近臣。　　第四天，皇上在都亭驿宴请第二批百官；然后，再次“赶场”，到外苑宴请第二批近臣。　　第五天，皇上在都亭驿，再宴宗室、内职宦官，然后继续“赶场”，到外苑宴请其他近臣。　　这五天，禁军将校们则日日在殿前马步军指挥使的办公府廨宴饮。　　整个“大酺”期间，真宗做了不少诗，赐给臣属、宗亲等人，让他们“属和”，也即用皇上用过的诗韵也写一首，助兴。　　忙于“大酺”的诸司工作者，完事后都放假一天。　　“大酺”过后，真宗朝最富神奇色彩的“大中祥符”年代缓缓开始了。　　“大计固有余矣”　　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月，山东的兖州父老，以一个叫吕良的人为首，总1287人，千里迢迢赶到京师汴梁，进入朝堂，要求真宗到泰山封禅。　　真宗在崇政殿接待了他们，又派大臣曹利用慰劳他们，并转达真宗的意见：“封禅大礼，历代很少实行，你们所请求的，难于答应。”　　吕良等再进言道：“国家受有天命五十年，已经达致天下太平。现在上天又降下祥符，更昭显出朝廷的盛德。这就应该到泰山去奏告，以此来报答天地神祇。”　　真宗再次回复：“这是很大的事，不可以轻易议论。”　　吕良再上言：“国家年岁丰收，华夏安泰。愿皇上能上答天降神迹，早一点成就封禅盛礼。”　　真宗还是没有答应。　　地方官也开始有人奏请封禅，真宗一律没有答允。　　到了四月，天书再次降临。　　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四方僧道、各地耆宿，总24370人，来到朝廷东上阁门，前后连上五次奏章，请求封禅。　　真宗终于下诏：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禅。　　诏书中称：“朕这次到泰山封禅，是公开地报答上帝赐书。不是为了求仙求福，而是为了真诚地报答天命所本。祭祀用品都要丰富，但御用供帐则全部需要减省。”　　随后开始诏告天地、宗庙以及山神水神和各种地方神祇。　　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共同为封禅经度制置使，负责一应筹备工作。　　开始，真宗对封禅的经费有点不放心，就问代理三司使丁谓。　　丁谓回答：“大计固有余矣！”　　意思就是说：放心，国家财政对付这等事，绰绰有余。　　来自财政部的这句话，让真宗心定，史称“议乃决”。　　同时，真宗就诏丁谓负责“计度”泰山路粮草，做出总预算；引进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相度”行宫道途，对皇上行在的路途安排做出细致规划；翰林学士晁迥、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待制陈彭年与太常礼院“详定”仪注，也即共同拟定大典的礼仪程序。　　全宋疯癫　　王钦若再被命为“礼仪使”，负责具体的大典礼仪。一般性的礼仪、路途各地交接等礼仪，则由朝臣冯拯、陈尧叟分掌。　　王旦被命为“大礼使”，负总的责任。　　现在是四月，距离十月只有半年时间，国家第一祭祀活动“泰山封禅”大典进入了倒计时。　　王钦若还被派往泰山所在地兖州做通判。　　他到任的第一天，就下了官府公文：大典期间，附近州郡一应士庶禁止到泰山樵采，不能砍伐树木、捡拾柴禾，也不能摘取野果、采集药材。东封泰山的路上，更禁止官方樵采。并派出地方官员巡护齐州、泰山之路，禁止行人。　　泰山，已经开始戒严。　　但朝廷“爱惜民力”，规定：泰山之下的工役，不得随意调发；所有大典需要工役，只准许用泰山附近的兖州、郓州厢兵。皇上行宫所到之处，除了前殿、后殿需要土木工程建设，其余配殿、庭院，一律用帷幕替代。东封所需要的金帛、刍粮，都由三司使按规定在市上采买。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供应输送物资，一律从京师调运，不得“科率”，也即不得从地方摊派、聚敛。规定兖州民众供应东封者，一律免除今年徭役以及需要缴纳的税赋。　　必须修建的行宫，不得侵占民田；扈驾步兵、骑兵，如果有蹂践禾苗庄稼，一律由御史纠察。整个东封活动，御史所部形同“宪兵”。诏书说：如果有人敢于打着东封的旗号，狂妄地随意指定民舍林木，说建造什么行宫，开修什么道路，以及托名官司勒索地方市肆，假借人夫、车乘，并求索财物的人，一旦认定，即将这类官员押解到京师，听候处理。但车驾所到之处，需要的酒水则需要地方预先做好供应准备，以免去转运的麻烦。　　紧锣密鼓筹备封禅大典之际，朝廷不忘记安顿“天书”这桩“大事”。　　自从丁谓告知真宗国库充盈，办这类事不在话下之后，真宗开始有了“侈心”。与王钦若等人一番商议后，决计建造一座超大规模的道观，专门用来贮存“天书”。于是下诏：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造昭应宫。皇城使刘承珪等人专门负责这件大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上建筑工程开始了。　　不久，曹州、济州的耆宿二千二百人，又千里迢迢从山东赶来阙下，请求车驾临幸本州。真宗对这类“民意”不好多说，除了召见慰劳之外还有赏赐，但同时下诏，要各地州郡不要再组织此类活动到京。　　但大典已经成为“国民行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类祭祀、神迹此起彼伏。京城宣化门外，有个军人病死，火葬后，发现他的骨殖仿佛一尊佛像模样，于是附近州郡很多人都来参拜施舍，史称“愚民竞趋视施财”。　　龙图阁待制戚纶，应该是少数几位反对“封禅大典”也即反对“神道设教”的人物，但他感觉到人微言轻，无力中止这一场全宋疯癫，于是，给真宗上了一道奏章，先肯定“天人感应”的神迹，再请求将年初以来出现的各类“祥符”摹写记录，刻于金石之上，藏到太庙里，另外用“副本”向天下诏告。然后，话题一转，提出他的忧虑：古今流俗之人都有托名国家“嘉瑞”神迹，而生出“幻惑”，继而生出“狂谋”的事例，一般都会“诈凭神灵，或伪形土木，妄陈符命，广述休祥”，欺诈世人说神灵附体，或假传山林神祇，狂妄宣称得到天神特权任命，到处宣扬吉兆祥瑞。这样，就会“以人鬼之妖词，乱天书之真旨”。　　戚纶的意思是：将这一场“神道设教”乱象尽力控制在官方范围内，尽力不要煽惑成一场全民动员活动。　　真宗接纳了他这个意见。　　从宣化门外的“骨殖-佛像”案开始，朝廷下诏开封府，要禁止这类事蔓延。　　后来，更下诏说：“州县庶民假托神异，营建寺庙，远近奔集，这事很有惑众之疑，应该加以禁止。”　　并诏令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所有的宅邸，不得以五彩作为装饰，禁用罗锦制作幡旗装饰品，不得用缣帛制作假花等等。　　但“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远在陕西兴元府（今属汉中）的戍守将军，也开始积极响应真宗“神道设教”的国家运动，他没有钱，就克扣军饷以及种种军用经费，但他并不中饱私囊，而是将这笔钱全部用来购置锦绣“以状戎容”，让军容呈现雄壮面目，配合国家庆典。但士卒们不吃这一套，得不到应有的补给，于是相率“亡命为盗”。真宗一直到东封泰山大典之后，才知道这件事，于是下诏不得盘剥部下，盛为军装。　　后来更有濮州的举人名叫郭垂，认为东封大事，庶民应该有所表示，资助国家做大事。于是带头募捐，总462人，献菽粟两千石、草料四万束。消息报到京师，真宗说：“这个意思虽然值得嘉奖，但如果接受这份捐赠，诸州就会效法，都来进贡，那反而成为一种麻烦。”于是下令按照高于市场的价格给了郭垂他们优厚的报酬，并诏谕京东诸州之民庶，不要再做这事。　　此事不可小觑。　　民间助饷　　国家有事，庶民捐资，此之谓“助饷”。　　顾炎武反对“助饷”。　　他认为：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之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国家元首的治理之道，在于不要贪图百姓群臣的财产之利。如果能不贪图百姓群臣的财产之利，然后百姓群臣也会不贪图国家元首财产之利，则国库里的钱财就可以长久保存下来。　　为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很有说服力的几个案例。　　唐时有名门之后田伯强，要将祖传的宅子卖了，用所得钱财招兵买马，帮助朝廷讨伐吐蕃。宰相柳浑反对此举，认为“讨贼”之事，自有国家规划，哪能以此鼓励“侥幸之徒”！且田伯强这是在“毁弃义门”，鼓励这做法，就会“亏损风教”。因此，朝廷应给予此人责罚。皇上答应了柳浑丞相的奏请。　　顾炎武评论道：唐代的德宗是一个好敛财的君主，还能够听从宰相的意见，不受田伯强的捐献，“后之人群可以思矣”。　　大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正是金兵占据半壁江山之际，有湖州之民向朝廷献钱五十万贯，用来抗金。但高宗赵构拒绝了这种“助饷”行为，给出的理由是：“国用稍集”，国家财政略略好转。并为此下一道诏书：“今后富民不许陈献。”　　顾炎武赞誉这种行为，感叹道：“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欤！”唉，这大概就是宋王朝之所以还能在南渡之后继续存在的原因吧？　　最初的“助饷”行为发生在西汉武帝时，那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卜式。他要用自家一半的财产帮助大汉讨伐匈奴。但当时就有名臣公孙弘对武帝说：“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这事是不近人情的举动。越出常规的臣民不能淳化天下而会搞乱天下文明法度。希望陛下不要答应。汉武帝一开始是没有答应卜式的。　　出现“助饷”行为最多的是大明王朝晚期。　　当时国家以及忠臣，都因为用度不足而反求于民间。史可法守京师，军饷不支，于是传檄要富人“出财助国”。但顾炎武观察到：“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但是富民百姓最后还是不肯向国家输入私财，导致首都沦陷。这几乎就是孟子所谓的“丢弃不顾而离开”的人，即使钱财再多又有什么助益呢？　　与大明洪武、天启时比，晚明确对民间私财有觊觎。　　洪武时，有庶民耕地得到黄金，地方官将此献给朝廷，朱元璋说：“庶民得到的黄金，朕有啊！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不要。天启时，兵部主事詹以晋要求将一座废弃的灵鹫寺所存的田亩变价卖了，修建寺庙。当时在权阉魏忠贤把持下的天启帝，也不高兴这么做，认为这是“垂涎贱价，规夺寺业”，下诏，将詹以晋削籍为民。顾炎武评论道：“以权阉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他赞赏了天启帝的决定，认为这种决定几乎就是传说中的夏商周三代的正道遗存。　　宋人苏洵有名篇《辨奸论》，文中有言：“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凡是做事行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恶大邪恶的。私有财产，按照人情，皆有保爱之心，以崇高名义捐赠，在信仰缺席、道义缺席条件下，应有他图。这是以“中庸之道”治理天下的邦国不鼓励的行为。支撑人间公序良俗的是“常道”，不是“险道”。公序良俗必在“常道”之下演绎。史上不乏以“险道”出奇而博名的案例，孔孟之道对此是不赞成的。从反对“助饷”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古来圣贤精神恪守“常道”的连贯性。　　当然，在艰难时刻，“助饷”有其合理性。如辛亥之初，就需要更多民间资金完成民国大业。但在邦国正常运转之后，再经由国家动员，从民间聚敛钱财，是传统圣贤人物，如真宗赵恒、思想家顾炎武所不赞同的。　　真宗还下了一道诏书：太祖、太宗两朝，诸路贡献的祥禽异兽，现在还都在皇家苑囿，有司要有个统计数字，报上来，等到封禅完毕，要将这些禽兽全部放归山林。　　有司也即有关部门，在原来拟定的程序基础上，又想到了一些细节，于是上书道：“这次东封巡守，按规定有‘燔柴告至之礼’，这事要皇上亲自来做；另外，到了泰山之下后，要燔柴告诉昊天上帝，这事要在圆坛举办。具体礼仪由有司负责，可以不必详列。车驾到了泰山后，要让太尉带着酒水、干肉、钱币、玉帛等礼器、祭品，预先到山下圆坛告至。车驾所过，地方的山川神、先帝神、名臣烈士之魂，数额太多，考虑到供祠不过来，除了著名的神祇外，一般都由地方州县致祭。各类神祇都以十里为计算单位，合并致祭。”真宗批准了这个建议。　　祭神，有一种古礼，在神坛上放几捆干草，举杯敬神后，这酒要洒向那些干草，如目测下能感觉到祭酒瞬间不见，意思也就等于神享用了这些酒，史称“缩酒”。这种草名叫“青茅”，三棱，故也称“三脊茅”或“三棱草”，产于过去的楚国、越国，今天的江淮一带。古来中原祭祀，都要用青茅，表示可以征服楚越之地。现在大宋帝国已经奄有天下，不仅囊括楚、越，甚至收取岭南海表、巴蜀粤广，四围羁縻之地更不在少。宋师所能够到达的地方，比昔日汉唐自是不侔，但比西周、东周、南朝、五代，已经足够辽阔。于是，需要告至天地神祇，必用青茅。于是派出使节，到岳州（今属湖南）去采集“三脊茅”三十束。但使者不认识这种草，还好岳州有耆宿董皓认识。为了表彰这位认识“三脊茅”的老人家，朝廷特意授给他一个岳州助教的职务，另外赐给他一束帛。　　过去战时，临行前，往往要颁发给士卒们几尺锦缎，或缠臂，或裹头，捯饬起来，盛容出征。这次，殿前司、侍卫司认为，祭祀天地，比战时更须盛容，就联合上书，要求给东封的扈驾诸军颁发新的锦缎。真宗虽然知道“大计有余”，国库里不缺这点布帛，但他还是很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老地主做派，能节俭就节俭。于是，回复他们说：“过去出征打仗，才给这种服饰，现在封禅行礼，不需要军人盛装。如果旧的锦缎都换下来，那费用就太大了，不许。”　　为了节省费用，事先，真宗借考察安顿之机，派出王钦若走曹州、单县的南路，赵安仁走濮州、郓县的北路，同赴泰山，来计算两路用工的繁简。二人回来后一合计：南路虽然比较近，但很多设施不全，用工要多；北路因为有邮传驿站，设施较全，用工要省。于是真宗选择了北路。　　“祥瑞”不断　　进入五月以来，王钦若上奏，说泰山发现“醴泉”。过了没几天，又说锡山发现苍龙。　　公元1008年，大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中原“祥瑞”不断。　　不久，王钦若将泰山醴泉水装了几大瓮运送到京师。这是神赐的吉祥而又甘甜的泉水，真宗不忍独享，分给文武百官品尝。　　王钦若发现的灵应神迹陆续报来。　　他向朝廷汇报，说泰山每天都会生出灵芝，军民争着去采集来献。他希望朝廷能酌量给予钱帛奖赏。真宗对王钦若已经几乎言听计从，答应了。　　后来，王钦若在东封大典之前回到京师时，带来灵芝8139株。　　他还向真宗汇报说：“臣自从到东岳泰山，曾有一次做梦，梦到神人让我增筑一座庙亭。后来这个梦再次出现，跟前梦一个样。而且神人还指示方位让我记住。近来因为督察工程，到一个‘威雄将军祠’，看到神像、祠庙所在地，都与臣的梦境吻合。现在请求用工程节余下来的款项在这个祠庙增筑一座庙亭。”　　真宗也答应了他。　　朝廷后来派出的中使从兖州回到京师，奏报皇上说：泰山一直有很多老虎，自从“封禅”准备工作以来，虽然还是能够看到老虎，但是从未伤人，而且排着队伍到附近的徂徕山去了，民众都感到很奇异。　　真宗下诏，要远在兖州的王钦若就此事向泰山祠祭祀致谢，但仍然禁止当地民庶伤捕老虎。　　后来，王钦若还报告，说在修圜台、燎台时，修路、平整土地，从开始兴役到完工，居然没有发现一只蝼蚁等虫豸，也即没有伤生。　　真宗也下诏：继续向泰山祠致祭，感谢泰山神。　　想想各地“灵异”事件，真宗也高兴，但似乎还不算完美，就对王旦说：“自从泰山醴泉出现，朕即开始遍问泰山地方神祠，有人说有个王母池。朕想想，凡是有了灵迹，都会做法事祭告，现在只缺王母池的灵迹了。”　　于是派遣中使前往泰山王母池致告。中使开始准备，用了几天时间，还没出发，王钦若的奏章就到了，说王母池的水变成了紫色。一查王钦若的奏章发出时间，正是真宗派遣中使的第二天。　　王旦来奏贺：“灵迹符瑞响应得如此之快，实在是皇上至诚所能感应的缘故啊！”　　社首山设“封祀坛”　　有关部门根据官员提出的意见，开始详细制定封禅“仪注”，也即大典之际的举动法式、规章制度、仪礼程序，以及进退俯仰、登降折旋的种种规矩。　　泰山上的主祭祀场所，也即“圜台”，直径为五丈，高为九尺（意含“九五之尊”）。圜台四周要有“陛”也即台阶，台阶上面要装饰青色。四面的台阶迎面，按照“东南西北中”配“青赤白黑黄”之“方色”处理。四面要有“壝”（音围），也即矮墙；壝宽度为一丈，还要用青色的绳子围绕三周。　　“燎坛”，也即“燔柴”之所，在圜台的东南方向，方一丈，高一丈二尺，上方正南，洞开一门，六尺见方。　　山下社首山，设“封祀坛”，祭祀三百一十八位神祇。这是“禅地”所在，设皇地祇也即后土神正座，太祖、太宗配座，祭祀五方帝、日月神、神州各类自然神，从祀的也在内，总七百三十七位神祇。坛四层，十二个台阶，阶面用玄色装饰，迎面也按“方色”处理。整个形制与郊祀相仿佛。周遭设三面壝。　　山下燎坛形制一如山上。　　山上，主要祭祀昊天大帝和太祖太宗；山下，主要祭祀地祇和五方帝；太祖、太宗都在配座。　　大典主场所的“壬”地，壝之内，设计一个藏埋礼器的“瘗坎”。　　“封天”要用玉牒、玉册。　　用玉做成祭祀天帝的玉牒，每一枚玉简长一尺二寸，宽五寸，厚一寸。玉牒上刻字，用黄金填实；再将每一枚玉简用金绳连缀起来。由于黄金脆而难用，故用金粉涂在绳子上替代纯金之绳。　　还要用玉做成祭祀天帝的玉册，每一枚玉简长一尺二寸，宽一寸二分，厚三分。玉简的数量则根据文字多少而定。　　正座、配座，祭祀时用六副玉牒、玉册，各一式三份，统由玉简组成。正座，祭祀昊天上帝的玉牒、玉册各一份，礼毕，要分别放入玉柜。配座，祭祀太祖太宗的玉牒、玉册，同样内容，各两份，总四份，相当于是祭祀文的副本。礼毕，要将副本带回京师，放入金匮，置于太庙。　　玉柜形制，长一尺三寸，刚好放入玉牒、玉册。　　玉柜外有玉检。玉检的长度同玉柜一样，厚二寸，宽五寸，连同玉柜，用金绳缠绕五周。在应当缠绕金绳的地方，刻出五道凹痕，让金绳卧进，再用封泥涂封。　　封泥由金粉和乳香混合制成。　　涂封之处，用“受命宝”，也即封禅大典皇帝专用印玺，钤印封存。用于钤印的地方，要刻出二分深的凹穴。　　玉柜完成后，放入石 之内。　　石 用两块五尺见方的大石制成，每块大石厚一尺，凿空中间部分，其大小刚好可以放入玉柜。　　石 之上，有石检，放石检的地方，刻出七寸深的凹痕，宽一尺；南北侧各放三条检，东西侧放二条，距离四角都是七寸。总十一条检，均为三尺长、一尺宽、七寸厚，放入石 的预制凹痕中。石 也用金绳缠绕，缠绕处也刻出凹痕，让金绳卧进。每条金绳都缠绕五周。金绳的直径为三分，也用封泥封住。封泥由石末和“方色”之土混合制成。因为金绳缠绕后，在“东南西北中”五面，故选配“青赤白黑黄”五色土做封泥。　　石 之上的接缝处，也有封印，预先刻出二寸深凹穴，可以放置印宝。印宝有小石盖。印宝由黄金铸造，上刻四个字：“天下同文”，形制如同皇帝平时所用的印玺。　　玉柜用一方印，石 用一方印；两方钤印所用印玺，都是实物制作。印痕皆据实物摹写、翻刻。大典之际，当有“钤印”仪式；大典结束，两个实物印玺要带回京师，奉置于太庙“本室”，也即真宗未来的祭室。　　石 放入瘗坎之中。　　距离石 十二分、距离四角都是二尺，厚一尺、长一丈，做一斜行外射的行道。与石 相对应，分为上下两层填土，填土也按“方色”处理。封土圆形，圜封石 ，顶上直径为一丈二尺，底面直径为三丈六尺。　　金匮形制略似玉柜。　　“禅地”也有玉牒、玉册，规制应如“封天”。但我在封禅大典的记录中，只看到了玉册，没有看到玉牒。　　“禅地”在社首山。山上有“社首坛”。此地是泰山的附属神山。“封禅”，“封”为祭天，在泰山顶；“禅”为祭地，就在社首山。地祇乃是后土神。1951年，中国大陆在社首山堕山取石，从此世上已无社首山，仅存遗址。　　昔日唐玄宗祭祀地祇在社首山。大宋太平兴国年间，曾有人在此地得到唐玄宗用过的玉册、苍璧（青玉），真宗也诏令制作石 、玉柜，将唐玄宗时代的遗物继续埋在这里。还在此地建造八角祭坛，三层，每层高四尺，上宽十六步。有八面台阶，上层台阶长八尺，中层长一丈，下层长一丈二尺。有三道围墙四扇门。真宗“禅地”也在这里。　　整个工程由直史馆刘锴、内侍张承素负责主祭场所的圜台和石 封护；直集贤院宋皋、内侍郝兆信负责唐玄宗时的“社首坛”和石 封护。　　真宗同意了这个“仪注”，并下诏，要王旦、冯拯、赵安仁等分别撰述上述玉牒、玉册的文字。真宗还特别晓谕起草的大臣说：“向天帝吁请的文字主要就是两条：第一，感谢天降天书和各种符瑞；第二，大宋皇帝为民祈福。”“感恩神祇”“为民祈福”成为封禅大典的总诉求、基本主题。　　有司再上一个有关“仪注”的规划：　　泰山上下十几里路，大典当天，仪仗队伍将列满山路。皇上登山封禅那天，为了使山上、山下同一时刻行礼，山上圜台要设立“黄麾仗”，是为一种迤逦排开的仪仗队伍；山下祭坛设“爟火”，就是据说有祓除不祥功能的火炬。将要行礼时，爟火开始点燃，从山脚一直排列到山上。又特制一种漆牌，派遣黄麾仗队伍中人依次传付山下。漆牌到了山下，公卿就位，皇帝站到圜台的位下，目视燎坛开始燔柴。执事即将柴火点燃。燃烧中，山上传呼“万岁”。燃毕，皇上走还行在座次，解严。　　然后再传呼到山下，一众祭祀官员开始退下。　　社首山，也设置爟火三处。　　真宗也批准了这个建议。　　但这个建议开始时没有设计漆牌，一律以山上山下传呼为节制。真宗认为神祇需要庄静，于是将传呼改为漆牌，直到礼成，才开始传呼。但是又担心漆牌不能即时传到，时刻有差，于是派遣司天官员在山上、山下设置计时的漏壶和日晷，两相校订，再于坛侧击敲木板呼应。又从南天门的山顶到山下的岱庙，几个重要节点设置了长竿，高举灯笼下照，以此传递信息，使一路各处执事不至于误了时刻。　　山下往山上，一路临时设置门栏，不是封禅工作人员不能进门上山。　　皇帝乘御辇，有司考虑安全问题，拟重新制作一种利于登山的“天平辇”。真宗看到报告后，担心这个辇太过沉重，会使抬辇人辛劳费力，令裁减规模。有司认为登山过于险峻，怕辇不坚固，不安全。真宗说：“登山路上，只要稍稍艰难，朕即下辇步行。”同时下诏，各类日用制作，都要在形制上限制规模，不必贪大。史称“小其制”。　　最后这个天平辇比原来规制减去了七百多斤。下诏以后皇帝就常用这个辇乘。又说：因为没有诏旨规定，所以这个辇的坐褥用了金绣作为装饰。那就不变了，还用这个，等到用旧了，改造，就用素的罗代替，不再用金绣。　　契丹方面也有动静。河东转运司报告说：侦察报告，契丹在点集兵马，边民有些恐惧，期望朝廷能在边境增兵。　　真宗说：“近来朕也听说，北面报告契丹听说国家东封泰山，调发兵马、辇运粮草，因此担心我们实际上会讨伐他们。于是契丹率众坚壁清野，并以打猎为名，到边境巡逻。但朝廷自从与他们修好，并没有仇恨裂痕，如果听说他们惊疑自扰，就马上增兵防卫，他们就会更加猜虑。”于是下诏：边臣一如往常之时，“无得生事”。　　但兵形无常，国家安全，不得不加意留心。于是，按照臣下建议，封禅路上一些重要州郡，可以临时增兵，强化安全措施。车驾巡幸泰山，京东、京西、淮南诸路，地当冲要之处，也需要临时增兵屯驻。且命令殿前司、马步司等诸司使以下官员为冲要之处的驻泊都监。又因为泰山之北有大路直抵齐州（今山东济南），为防备北部可能的骑兵突袭之威胁，特命内殿重班刘文质为齐州驻泊都监兼都巡检，增强泰山北部的警卫。　　增兵屯驻之地，由地方长吏安排犒设，赐给军士缗钱和酒水。　　封禅未行，关于仪仗的规格问题，就多次被讨论。真宗已经下诏说到“惟有祀事丰洁，余从简约”的敕令，但还是多次有人提出要提高规格。　　有关部门请求依照大唐封禅体例，皇帝告庙后出京，到泰山、社首山从事大典，都用“法驾”。　　天子车驾　　汉以来，天子车驾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别。　　“大驾”是皇帝出行的最高规格，配套卤簿仪仗，相当繁杂，以至于专职此事的礼部官员，也需要查勘图文，才能复验。一般南郊大典需用“大驾”。宋太宗时，为了方便随驾官员彩排，特意命人绘制了三幅《卤簿图》，藏于秘阁，出行前，供有司查看。宋仁宗时，曾编写《卤簿图记》，用了十卷的篇幅。根据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卤簿图》（非太宗时代，应该是仁宗之后的年代成图）看，这个“大驾”仪仗有官兵五千四百多，马匹二千八百多，此外还有大象、黄牛等数十头；乐器达到一千七百件，兵仗旗罗伞盖之类一千五百件以上，各类舆服堪称惊艳。　　“法驾”规制略小于“大驾”。这是“多事”官员估计到真宗会不听劝谏，且降一个规格，因此早做准备。按说，泰山封禅，理应高于南郊祭祀，但真宗还是坚持原来的规定：只有现场祭祀的具体事宜可以丰盛、洁净，其余事，一律从简。于是，他没有接受有司的建议，既不使用“大驾”，也不使用“法驾”，坚持使用最低规格的“小驾”。朝臣拗不过皇上，于是袭用“小驾”规格准备，但因为“小驾”这个名称似乎不雅，于是改为“銮驾”。所以，真宗封禅乃是“銮驾出行”。　　但即使是“小驾”或“銮驾”，也有麻烦的地方。　　“銮驾”所用的“金玉辂”，是祭祀当天要用的车辇，应该在十月之前先行运抵泰山。这车辇高二丈三尺，宽一丈三尺。这个尺寸，可以出入京师大门，但由京师到兖州乾封县，所经城门都有障碍。如果按规格运抵，就要对这些城门建筑做拆改。那样，动静会相当大。　　负责的官员赵安仁很头痛，他将球踢给了皇上。　　皇上批示说：“如果这样，那就烦劳很多人了。銮驾可在城外走过，但遇到有坟墓的地方要避开。”　　另外下诏：路上的行宫，只用已经有的旧屋，加以粉刷，不必另外建造。　　诸州按照“东南西北中”方位贡献的祭品，都要在十月之前汇集到泰山下。　　真宗还在龙图阁召见王旦等人，拿出礼官制定好的《封禅图》给他们看，并且说：“过去，郊祀时，因为是对天地神祇和祖宗神的‘合祭’，所以至高神昊天上帝并没有在正座位上。现在封禅，祭祀天帝，昊天上帝理当坐在‘子位’；《大中祥符》天书放在东侧；太祖、太宗神位要偏向西北，以此向上帝申明祖宗恭敬侍奉上帝的心意。”　　重要祭祀中，都有祖宗神陪祭。在封禅大典中，太祖、太宗神位不居于正位。昊天上帝，乃是封禅的主神，所以坐在“子位”。“子位”，按照“后天八卦”说法，就是位于正北方向“坎”位的正座。　　《大中祥符》天书出京时，一直到泰山之下，要有日用道家门的“威仪”，也即懂得道家法仪的道士，一百人礼送；路上护送者为三十人。　　有司又设定：天书出京之日，要制作崭新的案几、褥垫，放到玉辂车中。要有仪仗导从，七百五十人为前后鼓吹；中使二人夹侍天书左右，还要继续任命官员充任专使。真宗接受了这一意见，随后任命宰辅王旦为天书仪仗使（又称“天书仪卫使”），王钦若、赵安仁为副使，丁谓为扶侍使，蓝继宗为扶侍都监。有司申请的夹侍天书侍者为入内高品周怀政、皇甫继明。　　有司又言：“平时皇帝告庙，按照礼制，出乘玉辂，归乘金辂。但是这次因为要奉安天书，用玉辂，所以，皇帝赴太庙，往来都要乘金辂。”　　真宗同意。并告知各地：车驾离京到封禅之前，不举乐；经历各州县不得以声伎也即舞乐队伍来迎接。　　到了六月，“封禅仪注”已经详细拟定出来，真宗认真浏览一遍说：“这个仪注已经废掉很久了。如果不是这次典礼，哪能做到尽善尽美。”　　他亲手注明十九个细节还需要请五位专使进一步讨论，确定后施行。最后，在官员具体参与的人数上也做了规定。真宗认为泰山是神山，需要清洁，命祭祀官员减少了人数，有些具体工作可以兼做；有些家中有丧事，还在服丧期间的官员，不要参与了。这样，统计下来，内侍诸司官，除了宿卫扈从之外，直接登山者只有二十四个人，诸司执掌者九十三人。　　如此大事，又有军队从行，恐怕契丹不察，妄生猜虑，因此有必要向“盟国”通报一声。于是派出都官员外郎孙奭，带着礼物到契丹境上，告诉他们“将有事于泰山”。　　不久，契丹回报道：“中国自行大礼，何必麻烦告谕？所赠礼物，担心有违当初的誓文，不敢随便接受。”　　真宗说：“异域之人，能够经常恪守信誓，实在值得嘉赏啊！”　　又见“天书”　　真宗有一个自备的记事簿，亲自记录下要做的大小事情。封禅启动以来，更是尽量多做“好事”，以此报答“天恩”。　　“好事”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清静无为。　　有一天，他拿出记事簿对辅臣说：“宫禁之内，与历朝比，人数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是有人在幽闭之中，很是令人同情。昨天已经令人选了一百二十人，给了她们丰厚的钱帛，遣回家去了。这也是‘节用’的一个方向。朕正在崇尚清静以治天下的道理，以此符合《大中祥符》的书训啊。”　　不久，又亲自在崇政殿“录囚”，将御史台、三司、开封府、殿前侍卫司四处所抓捕的囚犯带上来，一个个了解详情，尽量给予赦免或减罪。古时有五刑，最重的是死刑，其次为流刑（发配远方）、徒刑（苦役）、杖刑（打板子）、笞刑（小木条打）。真宗给这批囚犯的“恩典”是：流刑以下递减一等，也即流刑改为徒刑，徒刑改为杖刑，杖刑改为笞刑；而原来的笞刑则免刑释放。　　各地有饥馑灾荒之事报来，当即下诏赈灾，或发国库粮贱卖救济。　　为了纪念大中祥符的改元，朝廷还发行了“纪念币”，命名为“祥符元宝”，这四个字，由真宗御书。铸币完成后，还赐给了部分辅臣作纪念。　　有司详细拟定“仪注”时，不忘记前代封禅帝王和地方神，又上章提出：正式大典前七天，请派遣官员分别祭祀“天齐渊”湖泊等八位地方自然神，天齐渊位于临淄境内，当初秦皇、汉武泰山封禅时，都曾在此祭奠。有司还主张分别祭祀“云云”等五位山神，云云山在泰安境内，也是当初帝王封禅祭奠过的地方。有司又建议：正式大典前一天，用隆重的太牢礼祭祀泰山神、少牢礼祭祀社首山。所谓太牢，指祭祀用牛、羊、豕三牲全备；少牢，可以少一牲牛。因为所用牺牲祭祀前都要在牢中饲养，故称之为“牢”。少牢规格低于太牢。　　真宗对“天书”的“趣味”不减，像个游戏中的孩童，乐此不疲。此前，五月，他曾再次梦到神人，告诉他说六月上旬会继续在泰山赐给“天书”。于是，真宗秘密地告诉了兖州的王钦若。　　果然，到了日子，王钦若来了奏章报告说：　　“六月甲午这一天，有个叫董祚的木工，在醴泉亭的北面看到草地上有黄色的布帛飘带，上面有字不能辨识，就告诉了皇城使王居正。王居正亲自去查看，发现黄帛上有皇帝的名字，当即飞马驰告钦若。钦若等人当即将黄帛‘天书’取来，并在发现‘天书’的地方建造道场。第二天，跪拜中使，让他捧着回京师，献给陛下。”　　真宗赶紧召王旦，通知这一大事，打算亲自出城迎接“天书”。　　于是，王旦为导卫使，与原来任命的扶侍使以下官员都准备仪仗，到含芳园的西门去奉迎“天书”。虽然有雨，但一切顺利，群臣都来到含芳园，迎的迎，导的导，将“天书”恭敬地请到大殿。　　含芳园，乃是北宋四大苑囿之一。另外三个是琼林苑、宜春苑、玉津园。含芳园初名北园，太平兴国二年（977），改名含芳园；但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又改称瑞圣园。这是一处景观特别漂亮的皇家园林，在汴梁东。　　一天吃斋后，转天，备銮驾出，面北，正式拜迎“天书”。导卫、扶侍使从殿上将“天书”捧到圣上面前，圣上再拜授陈尧叟跪读。“天书”文字为：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赐尔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　　你赵恒很崇敬孝顺侍奉我，为万民祈福。我特意赐给你各种祥瑞，让黎民百姓都知道。我这话你要秘密守住，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祝大宋国运延至久远，你也能有个很长的寿命。　　这时，淅沥密雨顿时转晴，遥望天际，景色澄澈而辽阔，禁苑中，有五色云出现。读罢“天书”，有一股神秘的“黄气”形状如一只凤凰停在殿上。使臣向百官出示“天书”，再一次捧着升殿。用酒祭祀完毕后，真宗先退。而后，王旦带领诸臣再到朝元殿，真宗从里面迎接诸臣。　　这年夏季，群臣认为真宗皇帝功高，于是五次上表要给圣上加尊号，真宗答应下来，所以，此时的真宗皇帝全称是：“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　　“游戏规则”不得破坏　　说话间进入了初秋农历七月。有司不断有各种“仪注”改进意见提出，真宗均一一答复，认为合理的就“从之”“奏可”，不合理的就提出自己意见，要求整改、完善。有些问题，甚至需要真宗亲自去调动资源解决。　　玉牒、玉册的制作就遇到了麻烦。　　这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封禅礼器。但玉制器是个慢工，手工操作时，因为质料坚硬、纹饰复杂，比铁杵磨针功夫几乎不差。所以礼部将工作交给玉工时，玉工反复掂掇、实验，最后告知：半年内完成七件玉牒、玉册不可能。　　宰相王旦早知道这件“大事”不过是一场庄严的游戏，于是不经意间暴露了他的“率意”，没有将“庄严”的“角色规定”坚持到底。他向皇上建议：“既然玉工无法完工，那么就用别的类似于玉的东西代替，譬如，珉石就不错，可以直接从阶州（今属甘肃陇南）采进。这东西雕刻起来就容易多了。可以加快进度。”　　皇上一听就不高兴了。大戏还没有收场，就这样掉以轻心，真是应了那句话：糊弄鬼神。于是很严肃地对大臣说：“阶州产的珉石，都属于‘珷玞’之类！拿这种东西冒充真玉来祭祀敬奉天地神祇，对于大礼来说，是可以的吗？嗯？”　　严格说，在本案中，真宗、宰辅各有道理，但就“游戏”本质言，按照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的意见，则真宗似更在理，王旦属于“游戏规则的破坏者”，是在“搅局”，而真宗，则坚持了“游戏规则”不可变更。既然进入这个“游戏”，“规则”就是控制进程，使之合理、文明的大宪章。“搅局”，是对“游戏”给定的合理性和文明的背离。　　“珷玞”“珉石”，都是似玉不是玉的石头，用它们来替代美玉，即为造假。这个活儿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一直遭到圣贤人物的反对。战国时，西门豹按照魏文侯命令出任地方官，魏文侯对他有期待，希望他能明辨是非。魏文侯说：“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很多事情总是似是而非的：莠草，在它还是幼苗时很像禾苗；黧牛，它的毛色就像老虎；白骨，疑似象牙；珷玞，好似玉石。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啊！唐人有诗言：“荆璞且深藏，珉石方如雪。”美玉在石头包裹中深藏于大山之中，珉石却因为白得像雪一样而为世人所欣赏。宋人有笔记记录，忠州（今属重庆）那地方出产玉石，外地舟船到了忠州，当地人拿着玉石来出售，但都是珷玞。　　鱼目混珠是一种悖德行为，真宗反对这么做事。　　但就政治本身之运作而言，王旦在理。“天书”本身就是造假。真宗已经造假在先，我王旦造假在后，又有何不可？且如此造假，还能在“游戏”中节约成本，令“游戏”流畅运作，难道不也是可以的吗？　　真宗不同意。此事可以考见真宗在一本正经的姿态背后，事实上内心有着难言的巨大压力。“游戏”至此，必须扮演到底；所有“规则”，不得破坏。否则，一旦穿帮，被大宋士庶讥笑事小，被契丹士庶讥笑事大——那样，和议之后的和平就会处于不可测的危险之中。所以，真宗必须为此负起比王旦大得多的责任，一点一毫也不敢掉以轻心。王钦若、丁谓之所以得到真宗信任，主要就是因为他俩以贴心贴肺的知己感觉，将一生的荣辱押出去，在鼎力支持真宗造假，以此换取契丹的敬畏，试图令契丹不敢觊觎大宋，从此保持和议的长久。　　但是这事怎么办？玉匠们是完不成这个事了。真宗于是令中使去所有的玉匠中调查，看看有谁手快，可以争在十月之前完工。　　不料这一调查，竟爆出一个陈年好消息。一个名叫赵荣的玉匠说：“太平兴国年间，也曾经要做东封大典。那时节，太宗令玉匠用美玉做牒册，一年多才完工。就藏在崇政殿的仓库中。”　　急忙去翻查，果然找到了这批旧物，正好用！　　真宗高兴地说：“这是先帝早有‘圣谟’，了不起的规划啊，这是垂赐给我这个渺小的君王来用啊！”　　于是，将先帝旧物拿来出示给辅臣们看。这时王旦正好在中书值班，不在朝堂，真宗就让中使到宰相办公室去告知王旦。　　负责圜台和石 建设的直史馆刘锴、内侍张承素等人，已经设计好了图纸，圜台上的石 是个重要礼器，刘锴等人带着图纸、模型来请真宗定夺。真宗知道后，起床，换了素净的袍子出来，认真审查，通过。　　真宗闲时，也有细节考虑。泰山作为神山，是不能轻易伤动木石的。于是下一道诏令：如果升山有大石头难于逾越，就筑土填平，或转弯迂回而过；如果有大树挡道，就用财帛包裹树干，不要伤动。　　当时孔子四十六世孙孔圣祐，作为圣人之后，东封大典，似应该参加，但他当时只有十几岁，朝廷赐同学究出身，不属于朝廷命官。于是，真宗就问王旦：“封祀之日，孔圣祐是否可以陪位参加？”王旦说：“孔圣祐只不过‘赐’了一个同学究出身，没有得到官员命服，按礼，难于班在大典序列。”真宗于是特别赏赐孔圣祐“服绿”，即可以穿上六品或七品官员的绿色朝服，跟随京官陪位参加东封大典。　　根据各地报上来的不文明行为，真宗又下诏：京城寺院，禁止道俗光膀子、四仰八叉，不遵律法坐卧；僧尼们要谨饬修洁，不得破戒。　　有个内侍名叫邓文庆，在监督泰山道场施工时，在制置使席上言辞轻率，不够庄重，皇上特意下诏：勒令停职。制置使，是朝廷临时派出的统管官员。　　太常礼院大儒杜镐，在大典临近特别紧张的时刻，也许更加紧张，居然将九宫神位的祭玉位置搞错，也被真宗罚了一个月的俸禄。　　又有一个御史中丞王嗣宗，当班时“失仪”，不够检点。他知道违背了真宗要求官员“谨饬”的规定，就来自首，承认错误。真宗责备了他，说：“纠察他人的御史宪官，应当懂得谨守礼法！”但他知道此人性格一向较为粗鲁，没有给他更多处罚。　　殿中侍御史赵湘上书说：“过去在含芳园迎奉‘天书’的那天，街上曾布置黄土为驰道，用横木为栏杆，是为了担心有人践踏。但是群臣往来，前驱导引往往将栏杆去掉，在驰道上行马。每次遇到辂马大车，这些官员们也不听传呼，就在驰道上分路而过，这都不是人臣之礼。但现在驰道设计，如果完全依照古制，不许他人践履，恐怕京师人口繁多，车马浩穰，也容易造成交通堵塞。请从此规定：自今开始，凡遇到大型典礼，有司在天子专用驰道布置黄土，群臣不得在上行马；导驾者不在此限。群臣彩排、阅习时，辂马大车不得冲过道路，但可以在驰道两侧行马。违者御史台要纠察举奏。”真宗同意了这个意见。　　详细制定“仪注”的官员，开始组团到泰山圜台附近的都亭驿多次彩排封禅的仪式。　　兖州王钦若报来消息：山上的道路、祭祀的坛台、行宫御幄，都已经准备完工，就绪。真宗对辅臣说：“每次有泰山来的使者，朕必首先询问役作的劳苦。使者都说泰山景色异常，众人都乐于在泰山做成大事。”王旦等人因此就来称颂“圣德”。真宗又谦虚地说：“这真是上天护佑、祖宗积德所致，朕，何足以当之。”　　真宗告庙　　眼看到了深秋九月，距离十月大典只有一个月时间了。真宗下诏：文武官员中生病的，年老的，都要留在京师。又将各地献来的吉祥物，如灵芝、嘉禾、瑞木等，都陈列在“天书”的辇前。到太庙告知大典时日时，又将吉祥物陈列于祖宗牌位所在的堂室。召兵部侍郎、西京留守、老臣向敏中到京师，为权东京留守，即日赴内廷起居，熟悉工作。　　京师气氛在喜庆中似乎多了一丝紧张。祭祀天地，要有祖宗“配享”，个中的仪式自有法典，但真宗孝心发自天性，大典在即，他对此事容易动感情。　　皇城使刘承珪到崇政殿进献新制作的“天书”法物，当天有十四只仙鹤在殿前飞翔。其中有两只仙鹤在“天书”所在的辇上飞舞而过，正好与真宗的座位相对。时任天书扶侍使的丁谓来奏，说：“双鹤度天书辇，飞舞良久。”　　当天，真宗没有说话，第二天，真宗回顾丁谓道：“昨天看到仙鹤，不过在天书的辇上一飞而过，如果说‘飞舞良久’，文采是有文采，恐怕不是实录。爱卿应当将这个奏章改一下。”　　丁谓再拜道：“陛下以至诚奉天，以不欺临下。纠正臣的这几个字，所关系到的大体实在很深刻。皇帝的深谋密勿之处，莫大于此。恳望将此事记录到《时政记》中。”　　真宗不说话，但俯首答允。他可能还在想着“配享”的仪式。　　按照日程，要在东封出京之前告庙。告庙前要斋戒。　　当天，将“天书”捧到朝元殿，真宗在大殿的后阁住宿，开始斋戒。　　九月甲子日，扶侍使等人奉“天书”升玉辂，赴太庙南城门内幄殿。随后，真宗车驾到了，进入幄殿酌酒祭献，奠告六室列祖。到了太祖、太宗的庙室，特意告知“严配”，也即祭祀神祇以祖宗“配享”的仪式，说话时动了感情，忍不住哽咽号啕，涕泗交下。连左右的执事都受到感动。　　几天后，真宗又到生父太宗的独立牌位供奉处启圣院去朝拜，再向父皇之灵告行。　　大典所用的醴酒，早就开始酿造，此时，令有司选择精良器用，到时进用。真宗一个个亲自题检封存，交付有司。　　癸酉日，诏文武官员奉使到兖州，在登山行列中的，都要穿着公服，王钦若要负责这件事。　　随后，步军都虞候郑诚率部先赴泰山。　　甲戌日，命诸司副使一人检察大典时诸坛所用的牲牢、祭器等，如有不恭敬其事的，一律获罪，即使将来遇到大赦也不赦免。　　同日下诏：“诸司奉祀升山之人，由朝廷配给衣服，到了祭祀之日，须沐浴后穿戴。从官、卫士，到了郓州之后，就要开始禁荤，食素。公私所有的羊、豕等，不得带到泰山之下。”　　己卯日，以签署枢密院事马知节为行宫都部署。　　同日，诏给事中张秉、左正言知制诰王曾，负责接待所经州县父老诣行在者；一律送到阁门引对，赐给酒食。各州县所有的禁囚，要开具所犯事由向行在汇报。　　辛巳日，诏外州的军士，因为大典而到京服役者，等待大典结束，要赐给锦袍后遣回。　　壬午日，开始给所有升山的行事官和扈从卫士发放钉鞋，这是因为秋冬之际山路险滑，预为防备。　　乙酉日，真宗在崇政殿亲自参加大典的演习，等于彩排一遍过程。　　过去，都是礼官反复演练，所谓“职在有司”，大典成功与否，主要职责在有关部门，从未有过帝王参加演练的故实。但真宗为了表示对天地神祇和列祖列宗的恭敬之心，不怕辛劳，坚持参加这个活动。　　演练之后，真宗发现了程序上的几个问题，还提出来与礼官商榷。礼官做了解释，真宗听从了礼官的意见。　　到了冬初十月戊子朔这一天，车驾即将出京，真宗对王旦等人说：“朕以封禅非常祀，自今日素膳。”朕认为封禅不是平常的祭祀，从今天开始，朕将素食。　　王旦等人说：“陛下即将冒着寒冻东行，要走好几天的路程。需要养护身体，现在素食，恐怕不合适。”于是多次上表要求皇上不能断荤，但最终真宗还是没有答应臣下的请求，在出行几天前开始食素。　　修德以来远人　　大驾东封之前，除了各种准备工作之外，有三件事很让真宗高兴。　　第一件事。　　远在西南的黔州地方官来报，说溪洞的磨嵯蛮、洛浦蛮首领龚行满等人，率领族人二千三百人“归顺”大宋。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但其辖境却相当大，今湖南沅水、澧水，湖北清江，重庆黔江诸流域，都在其范围内，甚至跨着贵州东北部的一部分。此地行政历来有变化，但地广人稀，“蛮族”众多，长时期来不接受“王化”。溪洞的几个蛮族，甚至从唐代以来，就没有向中原归顺，现在他们却主动承认大宋宗主国地位，这是“修德以来远人”的实在案例。　　真宗高兴。　　第二件事。　　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奏来表章，请求跟从东封。寇准是一向反对“神道设教”的，因此也反对“天书”、反对封禅，当朝这么重要的人物，前宰相，如今却姿态一变，证明了“神道设教”的合法性更为巩固。　　真宗高兴。　　第三件事。　　以权三司使事丁谓为行在三司使。丁谓乃是天下“鬼才”，对国家财政似乎有一种天才的管理能力。由他负责三司工作，可谓得人。当初鼓励真宗大搞“神道设教”，不要担心财务问题，说“大计有余”的，就是丁谓。　　真宗銮驾东行　　东封前，丁谓还做了另一个载入史册的重要贡献。他创意设计了一个崭新的金融机构：“随驾使钱头子司”。　　所谓“头子”就是凭证。封禅活动，随从的士卒、役工，很多都要当天结算酬金、奖赏。那时都用金属币，大典要进行几十天，携带不便，于是开始实行记账制度，该给钱的时候暂时不给，只给“头子”，上面标明酬赏数目，指定支取的地点机构。至于支取时间，则在信息由泰山传回京师之后。那时节，应该每天都有信息传到京师留守诸处。这时，士卒、役工在京的家属，可以到指定机构去问询，如果泰山那边有人员得到酬赏了，所在机构就马上支付。　　这“头子”就等于是一种具有远程支票性质的有价证券，而且支取者不必是本人；而由此一来，东封也不必带着沉甸甸的铜钱同行了。　　开始时，真宗还疑心这个方法合适不合适，曾经要殿前都指挥使曹璨调查一下诸军士卒，如此是否可行。士卒都说：“随驾能得到酬赏，但是带着这些钱难以参与大典。我们的骨肉都留在京师大营，能够得到酬赏帮衬家用，圣恩太厚啦！”　　于是真宗同意了这个做法。大典期间，车驾往还京师与泰山之间，信息很快两地输送，有了酬赏，即向士卒、役工家属支付，从未有过缺付。　　真宗高兴。　　冬十月辛卯日，凌晨，銮驾开始东行。真宗带着愉快的心情走出宫来。　　有司来报，说昨晚天象甚佳：五星“顺行同色”。　　有司夜里就已经将“天书”的仪仗位设在了乾元门，小心翼翼地宿卫值更。昼漏未上三刻，就从宫中将金匮“天书”捧出，升玉辂。这时，黄麾仗、前后部乐舞鼓吹、道门威仪、扶侍使等，开始导从，迤逦而行。　　从臣在殿下拜望。　　不一会儿，真宗出来了，只见他头顶通天冠，身着绛纱袍，从容登上天平辇。　　盛装“天书”的金匮放在玉辂上，走在前面，真宗走在玉辂后面。　　这一套銮驾仪仗，包括太常寺325人，兵部566人，殿中省91人，太仆寺299人，六军诸卫468人，左右金吾仗各有176人，司天监37人。不算先到泰山的卫戍将士和杂役、扈从，总2000余人。　　走到含芳园时，小憩。休息中，真宗还不忘提醒百官：各行事官、执掌人员，要尽恭奉祀，如果有人涉嫌懈怠傲慢，当即令宪官及监察官纠举、定罪，而且以后遇到大赦也不赦免。　　随后，是连续的行程。　　壬辰，次陈桥驿。　　癸巳，次长垣县。　　甲午，次韦城县。　　乙未，次卫南县。　　丙申，次澶州。　　丁酉，次永定驿。　　戊戌，次濮州。　　己亥，次范县。　　庚子，次寿张县。　　辛丑，次郓州。　　壬寅，在郓州驻跸。　　三天后，再从郓州出发。　　一路上，灵异事迹不少。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车驾过澶州时，城门太小，进不去，有司想撤掉城门，真宗不同意，说此前已经说过，遇到矮小城门，车驾要绕城而过。　　几千人的仪仗队伍，路上也有人在民房宿营，破坏性行为开始出现，真宗再次下诏：所有扈从夜宿之时，不得毁坏民舍、什器、树木，犯此令者，将从重治罪。　　初离京师，临时启动“速寄业务”，以方便仪仗扈从与在京家属联系。一路上就有“急脚递铺”忙了起来。仪仗东行者要往家里寄东西，家里也有人给东行者寄东西。但有人不仅仅快递书信，还借此捎带寄送酬赏或路上购买物资，结果“速寄”邮递员们扛着沉重的包裹往返奔走，形同被役使的苦工，史称“咸不堪命”，都受不了这种累死人的任务。真宗了解到情况后，下令“急脚递铺”人，可以不接受“负重”驰驱，只接受传送书信文字。而且没有皇上宣旨，其他官员都不得随便私自役使“急脚”。　　乙巳，夕次迎銮驿，此地已经进入泰山乾封（今属泰安）县境。　　丙午，次翔銮驿。此地在泰山之下（今岱庙附近）。　　路行半个月，到达目的地。　　于是下诏，命行宫都部署马知节在山门驻泊，都大管勾山下公事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都大提举山下军马马军都虞候张旻、步军都虞候郑诚带领扈从升山，同时即管理宿卫士兵。　　丁未日，真宗来到泰安（乾封县）奉高宫，献给昊天上帝的玉册就暂时陈列在此。真宗焚香再拜，感谢神。　　当天，占城、大食诸蕃国的使节，带着异国方物迎献在道左。其中大食国（大食，读如“塔石”，为阿拉伯地区王国之一）的蕃客李麻勿所献方物最有意味，是一个玉圭。此物长一尺二寸，据李麻勿介绍说，这个东西是他的五代祖从“西天屈长者”那里得来，并且告诫后世子孙：“谨守此！俟中国圣君行封禅礼，即驰贡之。”　　史不载这个玉圭的下落，估计真宗是笑着接受，而后藏于秘府了。　　第二天，王钦若等人又献来泰山灵芝38250株。　　登泰山斋宿山顶　　己酉日，但见五色云从泰山之巅盘起。真宗与近臣登山后亭遥望，于是命名后亭为“瑞云亭”。　　此时，知制诰朱巽恭敬地奉玉牒、玉册，与行事官率先登山。　　真宗随后开始登山。　　初乘辇，后步行。　　在回马岭处，看到通往天门一线，道路险绝，于是每人给两块横板，两端系上彩帛，斜套在后背。选出身强力壮的亲从士卒，穿着钉鞋，前后推着、拽着，像拉纤一样，帮助官员缓缓登山。　　山中间，休息一日。　　庚戌日，昼漏未上五刻。真宗穿着原来的打扮，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到达山门后，开始改服靴袍，一种绛红罗袍配黑革皮鞋的祭祀礼服，乘步辇登泰顶，上天街。　　此时，卤簿、仪仗都列在山下。黄麾仗卫士、亲从士卒，从山下盘道直到太平顶，两步一人，彩绣相间。供奉马都在中路御帐处。　　大典祭祀要向神祇献酒，总“三献”，真宗“初献”，而后宁王赵元偓“亚献”，而后舒王赵元偁“终献”。他们都跟着真宗一起登顶。宰辅王旦、卤簿使陈尧叟等官员也跟从在后。王钦若也在真宗身旁。山高坡陡，步辇常常停下，真宗步行。跟着真宗的官员和导从都累得神色疲顿，但真宗“辞气益壮”。　　到达山顶御幄，真宗带着近臣观看玉女泉，周览历代碑碣，看到一块碑的开首引用《尚书》中的文字：“朕钦若昊天”，真宗不禁回顾王钦若，笑着说：“原来此事前定，只是朕与相。”　　前一天晚上，山顶大风，吹裂了帟幕，到了早上，风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但是到了真宗登上山顶，天气忽然转为温和，无风，帐幕丝毫不动。　　奉祀官们布置圜台，摆上供品，史称“祥光瑞云，交相辉映”。　　当晚，斋宿于山顶。　　封禅大典　　第二天，辛亥日，开始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太宗配享。　　仪卫使奉“天书”于昊天上帝座位之左。　　真宗着衮冕，盛服祭奠、敬献。　　昊天上帝在正座，座下为黄褥；太祖太宗在配座，座下为绯褥；皇帝真宗跪献的座位为紫色。显然，上帝在此享用了人间至尊的待遇；太祖太宗次之；真宗享用的是臣子待遇。大典，就用这种谦卑的姿态向天神和祖灵进奉虔敬。　　侍从们都恭敬地站在壝门之外。笼烛前导也撤下。　　摄中书侍郎，即代理中书侍郎周起，开始诵读玉牒、玉册文字。　　根据现存史料所见玉牒文、玉册文看，二者文字内容很接近，都是对上帝的宣誓，表示要“好好工作”，更“感激不尽”。共同的主题是吁请上帝保佑“黎元”也即百姓，玉牒文的说法是“恵绥黎元”，玉册文的说法是“祈福黎元”。　　为何都是写给上帝的信，却分成两份呢？　　因为主诉求不同。　　玉牒文内容像是写给昊天上帝的“保证书”，向上帝保证：我这个叫赵恒的人，一定“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用仁爱来守住天帝给我的大位，用孝敬来侍奉奠基大宋的始祖。　　而玉册文更像写给昊天上帝的“感谢信”，告诉上帝：我这个叫赵恒的人，“谨以玉帛、牺牲、栥盛、庶品，备兹禋燎，式荐至诚”，恭敬地用美玉布帛、牛羊牺牲、五谷食粮、更多物品来敬献，更备下专门祭神的烟火，来向上帝奉上我的至诚。　　玉牒文更庄重，玉册文更诚恳，当然，二者都无比虔敬。　　诵毕，乐起。　　真宗向神祇献祭，而后“亚献”“终献”。　　“三献”毕，真宗饮“福酒”。　　中书令王旦跪称道：　　“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上天赐给我们大宋皇帝《大中祥符》天书，愿能无穷流转，永远安养亿兆人民。　　礼毕，送神。　　乐止。　　真宗升坛，阅视燎坛举火，表示敬献给神祇的祭品，神祇们已经接受。　　山上、山下开始传呼“万岁”，呼声震动山谷。　　真宗同时阅视臣下封玉柜。　　王旦将玉牒、玉册放入玉柜中。出，将玉柜放入石 之中。　　摄太尉，也即代理太尉冯拯将盛装“天书”的金匮捧下来，准备带下山去，祭祀地祇时用。　　皇帝暂回行帐休息。　　将作监带领工匠封石 ，这事要一点时间。　　玉牒、玉册将永久留在山上瘗坎之中。但大宋君臣没有料到的是，千年之后，玉册出土，辗转落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据我看到的资料介绍，玉册共十六简，每简长不足三十厘米，刻字一行，凡十六字。其文与《宋史》记录略异。玉牒则至今下落不明。　　石 封毕，真宗再次登台阅视，见石 封闭，回到御幄。　　司天监来奏：“庆云绕坛，月有黄辉气。”　　山上、山下再次开始传呼“万岁”，呼声震动山谷。　　真宗当天回到山下奉高宫。百官在山谷口迎接。　　天象极佳，史称“日有冠戴，黄气纷郁”。　　壬子日，又到社首山祭祀地祇，一如封祀之仪。　　天气一如昨日，石 封讫后，史称“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　　四方所献的珍禽异兽，全部在山下纵放。　　法驾回到奉高宫。　　但见太阳出现重晕，五色云缭绕于天际。　　所有的乐舞鼓吹齐奏。　　泰山士庶围观者塞满了街衢，欢呼声震天动地。　　下诏：奉高宫为会真宫，增加殿屋，务必保持庄严、洁净。宫中所奉祀神祇都给予加号，如“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为“保生天尊”，“青帝”加号为“广生帝君”，“天齐王”加号为“仁圣”等。分别派遣使者祭告诸神。　　癸丑日，在奉高宫之南，真宗登上朝觐台。此地相当于汴梁在泰安的离宫。台上有寿昌殿，在这里，真宗接受百官朝贺。　　朝贺队伍庞大，以王旦为首的中书门下之文武官员、所有的皇亲国戚、诸军将校、四方朝贺使者、贡举人、异邦蕃客、僧道、父老代表等，皆在行列。大宋，在庆祝大中祥符元年之“封禅大典”圆满成功。　　大赦天下，包括在“常赦”规定遇赦不赦的，也全部赦免。　　内外诸军比照南郊祭祀酬赏加给。　　文武官员都有“进秩”，增加俸禄。已经退休的官员按照其退休时的品级，赐一个季度的全俸。京官升级，改易服色。　　泰山附近州郡免来年夏秋两税和房屋税，并免两年替代工役的税赋。从京师到泰山，所过州县免来年夏税、屋税的一半。河北、京东军州供应东封物资者，免来年夏税、屋税的十分之四；两京（汴梁、洛阳）与河北全境，免十分之三，其他诸路，免十分之二。德清军、通利军在这类免赋税之外再免一年。　　命开封府及车驾所过州军，考送有学问的举人，有怀抱材器但沦于下位，以及年高不仕但德行可称的人物，要由所在地报到朝廷。　　两浙地区的钱氏，也即前吴越国钱镠后人，泉州陈氏，也即前清源军陈进后人，过去伪蜀国孟氏后人，以及江南李煜后人、湖南马氏后人、荆南高氏后人、广南与河东的刘氏后人，他们的子孙，没有享用国家俸禄的，要选用。　　赐给天下三天聚饮。　　泰山下之乾封县改为奉符县。　　泰山下周围七里禁止樵采。　　随后，大宴于朝觐台下的穆清殿。再于殿门内宴近臣及泰山父老。赐给父老们时装（时服）、茶叶、布帛。　　甲寅日，车驾离开泰山。　　真宗一人吃素　　当晚，在泰山西几十里外的太平驿驻跸，真宗开始“进常膳”，停止斋戒，恢复进用荤食。　　用膳时，真宗还慰劳王旦等人，说各位都跟着我一起斋戒，吃了好多天简单饭食和蔬菜，都辛苦啦。王旦等人都再拜，感谢皇上表扬。只有签署枢密院事、一路上扈从大驾的总管、名将马知节独自一人揭老底说道：“蔬食唯陛下一人耳，臣等在道，未尝不私食肉。”守斋吃素只有陛下你一个人罢了，臣等这一路上，没有不私下吃肉的。　　真宗愕然，回顾王旦等人说：　　“知节言是否？”马知节说得对吗？　　王旦等人又一次拜谢道：“诚如知节之言。”　　王旦虽然一路支持真宗各种“美梦成真” “拜迎天书”“封禅大典”，甚至还奉诏撰写了《封祀坛颂》，但他还是用违背诏令、坚持吃肉这种方式曲折地向真宗的“神道设教”行为表示了异议。有意味的是：真宗居然并不震怒，更不定罪，似乎也没有谴责。史不载下文，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神道设教”，祭祀天地神祇祖宗神灵，皇帝要求全员吃素，结果，只有皇帝一个人吃素。这事，意味深长。　　京师张灯群臣欢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