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真宗赵恒下

大宋帝国三百年 真宗赵恒： 公元997年至1022年军政故实（下）　　壹　　神道设教　　大宋帝国真宗皇帝对“神道设教”的理解，因为王钦若的一番话，开始误入歧途。他将无信仰的“怪力乱神”误以为就是“神道设教”，于是，为世间留下了一连串非理性笑柄。　　亳州判官王钦若　　大宋在“澶渊之盟”以前的真宗咸平年间，可以概言为“李沆时代”，而后是“寇准时代”，到了“后寇准时代”，真宗一朝开始渐渐进入“王钦若-丁谓时代”。这是大宋开始发生隐秘变化的时代。　　先说王钦若。　　这位脖子上长了个大肉瘤的“瘿相”，事实上做了不少大事，对大宋也够得上“忠心耿耿”。他在契丹特别嚣张的时刻，无论主动或被动，反正到天雄军去了，成功地守卫了豫北、冀南、鲁西；在王超动机不明时，设计解除了他的兵众，为大宋的未来增加了安全系数；在曹利用要去契丹谈“和议”时，以为此事不真，宁肯担上“误国”的责任，也坚定地“扣留”使团，不使出境；后来他还负责编纂宋代四大名著之一的《册府元龟》，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经典文献。　　他也有重视民生的理念。当初，他在太宗朝中进士后，为亳州判官，同时负责管理当地粮仓。这年久雨，谷物往往难干。仓司认为地方纳税交粮太潮而拒收。但百姓纳粮，往往远道而来，一是盘缠有限，二是粮食越放越潮，不免心焦难熬。王钦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即下令：全部粮食照收不误。他的办法是：第一，为这批新收的粮食另外建仓收纳；第二，无论中央、地方，支用亳州粮食，不分先后，一律先支放新粮，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支放旧粮。这样，湿谷在发霉之前就已经全部用掉了，解决了霉烂问题。　　在这个办法实施之前，他已上章汇报给朝廷，太宗见到他的奏章，大喜，认为此人有“相才”，就将他从地方判官升职，改判三司，管理国家财政。　　当时真宗做开封尹，也听说了他的这个“事迹”。　　后来京畿大旱，太宗下诏，核定受灾程度，蠲免开封府附近十七个县的民租。当时有“飞语”流传到朝廷，说查验田亩的官员实际上是收买人心，实际旱情并不严重，因此，没有必要蠲免那么多。太宗闻讯很别扭。御史台负责纠弹百官，揣测太宗的意思是要励精图治，就上奏要求重新审查、核实。于是下诏，要开封府两边，东西诸州的官员来查验京畿十七县。按规定，王钦若所在的亳州要查验开封所属的太康、咸平两个县。亳州太守就派王钦若来做这件差事。别的州县查验的结果是：京畿诸县果然免税太多，于是全部追回原来蠲免的税物；但王钦若却得出了与人不同的结果。他上奏说：“开封旱情严重，但官员只免除了七分租税，现在请求全部蠲免。”这结果一出，人们不免为他捏一把汗。一个小小的亳州判官，显然在与朝廷御史台大员唱对台戏。不久太宗病逝，真宗践祚，当即就擢用了王钦若。真宗对辅臣说：“朕那时在做开封尹，查验旱情一事，朕亦自惧。没有想到王钦若一个小官，独敢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　　王钦若之体恤民生疾苦，是事实，千年之后，还是值得表彰。　　蠲免“天下宿逋”　　风云人物，往往需要机运。状貌短小的王钦若在真宗面前抓住了不少机运。　　此人有诗才，而且气量不俗，年轻时，曾经挨饿，村社有活动，他去观看，然后向主事者“求祭肉”。人们见他一副瘦小猥琐的样子，就问他是谁。他说：“我是秀才。”人又问：“秀才，你有何本事？”他说：“我能作诗。”于是人就让他作诗。当时没有纸笔，他就拿了炭枝在猪皮上写字，其中有诗句道：“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过衡阳”。这两句诗描写了江南秋天乡村的暮色风光，确有一种大家浑仑之象，所以后人称赞此句“有宰相气象”。真宗做开封尹时，就曾见过这诗，当下就赞扬道：“落落有贵气。”后来听说是王钦若所作，就记下了这个“微时”的秀才，所以践祚之后，就有意提拔了他。　　但后来又有一件事，从中更见他的“宰辅气象”，但也同时窥见了他的道德短板。　　王钦若做了财政官之后，负责催讨各地债务。同僚有一位官员名叫毋宾古，此人也有民生理念。有一天，他对王钦若说：“天下向来有很多宿逋，从五代十国以来，历代都有催讨故实。但庶民实在缴纳不起，还不起这个债啊！我想上奏皇上，蠲免这些欠账。”所谓“宿逋”，就是欠缴很久的税赋或债务。　　王钦若口头上支吾着，当晚就命令手下的干员赶紧统计各地欠税数目。第二天一早上朝，他就把奏章递上去了，要求蠲免“天下宿逋”。　　真宗览奏，大吃一惊。他刚刚践祚，没有想到民生如此之苦。于是问王钦若：“先帝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吗？”　　王钦若做出一派“大臣”的模样，从容说道：“先帝固知之，殆留与陛下收天下心尔。”先帝当然知道，但是要把这件事留下来给陛下，要陛下以此收拢天下人心啊！　　史称“上感悟”，终于听从了王钦若的意见。当下蠲免了天下欠租一千多万石，还因此赦免了被抓的债务“犯人”三千多人。一千多万石，不是个小数目。王钦若抓住了真宗富有“爱民”信念、乐于推演“仁政”的特点，极力做成了大宋史上最大一宗“蠲免宿逋”案。但他的一句话，此举之诉求在“收天下心”，而不是“苏万民困”，这就从大义上与圣贤之心有了区别。说到底，王钦若的“民生”举措，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一种“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由计算功利实现的途径而达致目的的“工具理性”，固然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按照儒学意见，此之谓初心“不诚”“不正”，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忌。王钦若之所以受到史家诟病的根本原因在此。　　王钦若一字损大节　　在这一案例中，王钦若做成了“爱民”“仁政”的大功，但除了初心之“工具理性”令人看透他的人格面貌之外，还要知道，他的这个创意来源于毋宾古，也即他剽窃了他人的圣贤思想，以此邀功请赏。　　果然，真宗对他“独敢为百姓伸理”的“大臣”之节操甚为赞赏，就要提拔他为宰辅，但当朝宰相王旦不同意。　　王旦是大宋可与李沆并肩的一等一的名相，看人有洞察力。他已经知道王钦若的若干丑陋传闻，对他的“抢功”行径深恶痛绝，但他知道真宗正在信任此人，不便于多言，于是借助于“祖宗之法”对真宗说：“臣注意到，太祖、太宗两朝都没有用‘南人’当国参政。虽然树立贤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但也需要这个人确实是个贤人才好。臣为宰相，不敢阻拦抑制贤人，但关于王钦若，实在是有公论的。”　　真宗这才没有过早起用王钦若，只让他做到副宰相——参知政事，一直到王旦死后，才得到大用，做成了执政。所以王钦若对人说：“就因为这个王公，我晚了十年当宰相。”　　所谓“祖宗之法”，在宋代，一般指太祖太宗时代的习惯法。王钦若是临江军新余人（今属江西）。有一种说法，认为太祖时代有规矩：不得用“南人”为相。王旦的意见透露出：王钦若口碑不佳。　　这个事实证明，真宗看不破他，但有人能看破他。　　不但文相王旦能看破他，武将马知节也早就看破了他。　　真宗喜欢作诗，有一次久旱不雨，忽然下了雨。真宗高兴，就写了《喜雨》诗（一说《喜雪》诗），有内侍送到中书和枢密，给文武两府官员看。　　王旦为首辅，看到后，见那诗误用了旁韵，就装在袖子里，对同列说：“皇上这诗用错了一个字，应该改一下再给诸位看。”　　王钦若已经看过，对王旦说：“这个字不改也通，不影响诗意，可以不改。再说，天子作诗，岂可以用‘礼部格’校对？”　　所谓“礼部格”，指的是宋初礼部颁行的《韵略》，后世又称《礼部韵略》或《景德韵略》（因为颁行于宋景德年间）。该书是从隋代《切韵》而来的简略本，最初主要适用宋代的科举考试。　　王钦若的意思是：天子写的诗，不可以用科举考试的韵格来界定。　　王旦想想也是，用韵出入，多大的事啊，又不影响诗之意境，因此作罢。　　但当天，王钦若就秘密地给真宗上了书，说那个字用错了，应该改一下。　　第二天，皇上面带嗔意，责问王旦说：“朕前所赐诗，如果没有王钦若提醒，几乎就要被众人所笑。朕那诗误写一字，你们都看到了，为何不奏来？”　　王旦度量大，遇有误解一般不解释，于是再拜后说：“昨天得到诗，还没有时间再看；有失奏陈，不胜惶惧。”　　这一番话就是试图将这一件小事遮掩过去，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此不伤和气不斗闲气，帝国则可以继续平静运行。如果一认真，就要哓哓辩解，说得清说不清倒在其次，同僚间却会因此而生猜忌，下绊子，风起青萍之末，未免有莫测之凶咎。这就是王旦了不起的“大臣”之体。　　诸公也有这类“觉悟”，认为不必为此而起争辩，于是一起再拜。但枢密使马知节不拜，也就是不认错，并且上奏说：“王相公本来要改那个字，但王钦若阻止不让改。现在王相公又不上奏辩解，真是宰相之器！”　　王钦若就在这类小聪明的地方，损失了大节，但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大节，只想抢功占便宜，似乎就不在乎他人能不能看透他。　　他每次奏事，总是怀里揣着几个本子，但是他只拿出一二个估计皇上能批准的来奏，其余的都在怀里藏着。等到退朝出来，他就用自己的意思说自己怀里揣的这些奏章皇上都同意了。　　马知节窥伺到他的“奸状”，有一次当着满朝文武质问他：“你怀里那些奏章何不都拿出来？”　　后来的日子里，二人争执越来越多，最后同时受到了责罚，不提。　　畏妻的王钦若　　王钦若奉旨修纂《册府元龟》，此书成书后，一千卷，兼及经部、集部、子部三大门类，从“澶渊之盟”后真宗景德二年（1005）开始，到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用了八年时间。此书另外一个修纂总管是北宋一等一的文豪、“西昆体”诗坛领袖杨亿杨大年。修纂中，像太宗当初每天要看一卷《太平御览》一样，真宗每天也要看《册府元龟》，一面督促进度。因此，每成一辑，王钦若就派出自己的亲信书吏向真宗进呈。如果得到真宗称赏，需要上书致谢，王钦若就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列；如果得到真宗批评、责问，王钦若就叮嘱亲信说这一章这一节是杨亿安排做的。他就这样规避责任，贪图功名，邀求恩赏。　　事实上，用今天的交往理论和交往经验考察，他这个做法并不智慧，甚至不聪明，如此赤裸裸的目标诉求，稍有观察力，就不难识别。　　杨亿就对此人从此知之甚深，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采用了“冷战”战术，不搭理。在馆中，如果遇到王钦若来，杨亿就起身避开，不与他对话、交接，在其他场合亦然，只要王钦若在，杨亿就回避。　　若干年后，王钦若大搞封禅有功，以曾任宰辅的身份，加官太子太保出知杭州。按照真宗安排，为他送行前，官员们都要有赠别诗，杨亿不凑这个热闹，不写。王钦若向真宗汇报，真宗特意下诏，要杨亿为宰辅作诗赠送。但杨亿不奉诏，拖延，就是不写；到了送行酒宴，他也不来。　　他就是要做一个姿态：我杨亿，不欣赏你王钦若。　　读史多了、阅世多了，就知道“利欲熏心”这四个字，实在是对王钦若这类无格局、无操守之小人的真实写照。当利益来临时，他们是随时可以省略道德评判，直奔目标而去的，但这样一来，就要付出为人所轻的代价。此类人物，也许能够一时博得利益、地位，但最后是不可能获得士林尊重的。　　有一个故实，恰好可以佐证。　　王钦若在做资政殿学士，主修《册府元龟》时，因为有这类抢功推过的劣迹，很为馆职文士不喜。于是当他不在馆里时，有人就编排小品找乐子。　　一位陈馆员假装王钦若已经死去，躺着；一位石馆员扮作王钦若的妻子李氏，在旁边哭丧；其余人都在左右哼唱传统哀乐《虞殡》，嘻嘻哈哈地做了一场活人出殡。这等于在咒他死。　　王钦若听说这个事后，就找了这些人的“黑材料”，给真宗上了密奏，打算把他们全部驱出纂修班子。真宗将奏章转给政事堂，宰辅王旦看了，不下发，不处理，不了了之。　　王钦若如果有一点为人敬重之心，就不会有人这样奚落他、轻鄙他。　　史称王钦若的夫人“悍妒”，贵为一品诰命，不孕，家中也不置姬侍。王宅后面有一屋，室号名“三畏”，取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意思。杨亿还在跟他“冷战”之前，曾取笑他说：“公之室号可改作‘四畏’。”王钦若问为何。杨亿说：“兼畏夫人。”　　科场舞弊案　　王钦若主持贡举考试的时候，他的妻子差一点彻底坏了他的名声。　　有一个名叫任懿的考生，及第做了临津（今属山西兴县）县尉。但是在他的家乡河阴（今属河南荥阳）有个占卜算卦的江湖人物常德方，得到了一封信，信中内容涉及任懿考场舞弊事。　　斯事体大。大宋不允许科场腐败，于是任懿案下御史台审讯。　　根据任懿的口供，可以得出事情的原委大略如下：咸平三年（1000）时，任懿补太学生，寓居在僧人仁雅的房舍。仁雅就问任懿：赶考一事，肚子里有货吗？任懿说没有。仁雅就说：“我们僧院有个老和尚名叫惠秦，此人认识不少当朝权贵。你如愿意，我可以拜托他代为‘道达’。”意思就是和尚可以帮他通朝官开方便法门。任懿很高兴，就在纸上署言，答应届时付“七铤”银子。一铤合五十两，七铤就是三百五十两白银。仁雅私自隐没两铤，将数字改为“五铤”，等于从中截留一百两。长话短说，这位惠秦认识王钦若，但惠秦来到王钦若家时，王钦若已经进入贡院考场。于是惠秦就通过王府的馆客宁文德、仆夫徐兴，将这署有二百五十两白银的纸条转给了王钦若夫人李氏。　　李氏很高兴，期待能“成交”，就秘密召来家仆祁睿，将任懿的名字写在他的胳膊上，并口传任懿答应的贿银之数——二百五十，然后祁睿就进入考场告诉了王钦若。　　等到任懿过了五场，祁睿借着给主人送汤饮的名义，再一次进入考场。王钦若让他转告夫人李氏，让她接受任懿“所许物”。　　但是任懿没有马上付款，他及第后，预奏登科，被授予临津县尉之职。也巧，他还没有赴任，就遭遇家中丧事，于是奔回河阴。时间一耽搁，惠秦之流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贿银，就来向仁雅催讨。仁雅没有办法，就向河阴发信，催任懿付款，别坏了江湖规矩。那信写得很严厉，都动了粗口，史称“形于诅詈”。这封信，就在一年多以后，落在了算卦先生常德方手中。　　御史台推问清楚，由御史中丞赵昌言向真宗汇报，请将王钦若逮捕归案。　　王钦若为自己辩护的逻辑是：　　他当初做亳州判官，祁睿算是干事，等到任职期满，就跟着王钦若转官赴任，但他还是亳州的“役籍”。贡举事情结束后，王钦若委托他人到亳州为祁睿解去“役籍”的名录。等到祁睿“休役”之后，这才将他领入家中做仆从，以前都是在办公厅里公干。至于惠秦，根本就没有见过，也没有到过王府。　　王钦若这两条证据，如果属实，也确实可以洗清自己。真宗当时对王钦若很信任，他认为王钦若不大可能为了二百五十两银子干二百五的事，就对御史中丞赵昌言说：“朕待钦若至厚，钦若欲银，当就朕求之，何苦受举人赂耶？且钦若才登政府，岂可遽令下狱乎？”　　真宗不同意逮捕王钦若。　　但赵昌言坚持自己意见。　　真宗折中，另外组成一个专案组，成员计有：翰林侍读学士邢昺，这是当朝第一大儒；　　内侍副都知阎承翰，这是贴身近臣；　　知曹州工部郎中边肃，这是很有主意的官员，特意从曹州临时召来；知许州虞部员外郎毋宾古，这个就是当初准备蠲免“天下宿逋”，结果被王钦若抢功的那位财政官员。　　专案组又改了审案的地方，不在御史台了，到太常寺去审讯。太常寺，乃是国家负责礼仪的最高官署。这个专案组配置合理。　　这一次从任懿那里得到了另外的口供，故实于是呈现为另外的风景：说任懿有一位大舅哥名叫张驾，举进士，他认识当朝的比部郎中洪湛。任懿与张驾就同来“看望”洪湛，并送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斤。至于前一口供中交代的“输银”也即输送贿银事，只不过是听凭仁雅、惠秦两个和尚去交结一位“主司”，至于这位“主司”是谁，任懿是不知道的。　　邢昺等人断案为：洪湛收取了这份数额达二百五十两的银子。　　案成，上报给真宗。　　当时洪湛正在出使陕西的路上，半途被召回。涉案一行人议法当死，真宗特意贷免了他们。洪湛削去官职，流放海南。任懿杖脊，到地方去当兵。惠秦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罚铜八斤，杖一百，刺面到地方去做矿工。仁雅杖脊，配隶牢城，打了一顿板子，到地方去做杂役。　　至于常德方得到的被看作重要证据的那一封仁雅写给任懿的信件，内中提及的银子用度，没有继续追究，史称“不穷用银之端”。显然，这是一个疑点。　　洪湛本来也是一条汉子，当初王旦与王钦若共同掌管贡举，但王旦忽然另有安排，就由洪湛代领贡举之事。洪湛进入贡院时，任懿已经试过第三场。案发后官方搜查洪湛家中，并没有发现赃物。洪湛一向与知开封府梁颢友善，曾经借用梁颢家的白银器，结果就将这些银器没收充公。　　洪湛“美风仪，俊辩有材干”，是一个心高气傲又有志向的年轻人。真宗也有意要提拔他，对他很是照顾，有时在苑中宴饮，也常常要他参与。他还能写诗，真宗宴饮时，要各位赋“赏花诗”，他能很快草就，而且写得不错，很得真宗赏识。虽然他后来遇赦，但经此大案，身心俱疲，洪湛始终没有恢复元气，早早就病逝了，享年只有四十一岁。　　野史记录一事，说比部郎中洪湛，因为王钦若案，被牵连遭贬海南，死在南方。但有认识他的人说，在大庾岭看到了洪湛，还以为他是遇赦往回走，就跟他握手，表示庆慰。洪湛说：“我是去抓捕王钦若啊！”说罢，人忽不见。不久，王钦若病重，口中大呼要“洪卿”宽恕。　　这类“神话传说”的背后，是人们对洪湛的同情，也是对王钦若的憎恶。王钦若可能做了手脚，以判处洪湛流放为结局的“科场舞弊案”，可能是冤狱。　　说王钦若做了手脚，我无证据，所以我不说“一定”而说“可能”。支持我做这类“不怀好意”重行推演的，是王钦若史上太多“不良记录”，个个都指向了这种“可能”。　　大盗不操矛弧　　真宗践祚后，很想册立自己心爱的女人刘娥为后，大臣们一直不同意，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后来郭皇后病逝，刘娥此时还是嫔妃，真宗再一次想册立刘娥，但参知政事赵安仁不同意，他认为刘娥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那么立谁呢？他提出一个人选，沈德妃，说这个妃子乃是已故宰相沈义伦的孙女，出身高贵。真宗不高兴，但赵安仁在“澶渊之盟”中接待契丹使者，有功，而且为人也正派，真宗忍了，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抗：谁也不立，就让皇后的位置空着。　　王钦若嫉妒赵安仁——凡在“澶渊之盟”中立功的文武，他都嫉妒——于是，就像找机会要谮毁寇准一样，他也在找机会诋毁赵安仁。他的法子太过于险恶，几乎神鬼难测。他等着，一直等到有一天真宗忽然问他：当今大臣中，谁最厚道，有长者之风？王钦若一看机会来临，就说：“没有人能比得上赵安仁。赵安仁过去被故相沈义伦所欣赏，至今不忘这份知遇之恩，常常想着怎么报答他的在天之灵。”　　这一番话，让真宗联想起赵安仁为何要反对立刘娥，而主张立沈妃为皇后的缘故来，于是沉默半天没有说话。　　第二天赵安仁就有了感觉，干脆辞职。　　王钦若这等“机心”，应了一句古语：“大盗不操矛弧。”顶级江湖高人是不会操练兵器打打杀杀的。他们自有幻化之道。　　南宋文人李昌龄著有《乐善录》，记载一些因果故实，其中说到王钦若，就直接给了他一个评价：“阴险而权谲，巧于害人。”书中说翰林学士李宗谔很有才名，宰辅王旦想引荐他做自己的副手，参知政事。出于同僚关系，王旦事先与王钦若通信，告诉他自己的决定。王钦若当面应允，赞同，却在背后向真宗挑唆说：“李宗谔欠了王旦三千贯钱，王旦推荐他，是想索要那钱。”　　原来，那时朝廷有一个庆喜的不成文规定，参知政事就职，谢恩，皇上要赏给三千贯。而李宗谔确实欠了王旦这个数，一直没有来得及偿还。但这样的推理一出来，就等于在做“倒王运动”。果然，第二天王旦推举李宗谔，真宗很不高兴，认为王旦作为宰辅不公。史称“上作色而不从”，皇上变了脸色，没有接受宰辅王旦的建议。　　李昌龄书中认为，王钦若执政很久，接受四方的馈赠，各种金帛钱财、图书奇玩，多到不可胜数，但忽然在一场火灾中化为乌有，他又没有儿子，一生积攒的财富，都归他人所有。李昌龄认为这就是报应。　　“报应”说，或是俗套意见，但于此也可以概见世人对王钦若“巧于害人”的憎恶。　　寇准的庙算　　王钦若“巧于害人”，最著名的案例是害寇准。　　他与寇准的“暗战”，源于“澶渊之役”前。那时节，为了真宗皇室的安全，他主张逃跑，而寇准“官大一级”，在真宗前给予了他犀利的讥讽。他意识到寇准不是能够给予他未来利益的人物，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他升进之途的巨大障碍。大宋帝国，从王钦若开始，有了影响时局的宫廷内耗。赵普、吕端、寇准类型的“以天下为己任”，开始遭遇“奸相”谮毁；李昉、李沆、李至类型的“无为而治”，开始遭遇“佞臣”权谋。于是，大宋有了“内部斗争”。　　王钦若在遭遇寇准不客气的讥讽后，“隐忍”着寻找机会。　　这个机会被他寻到了。　　王钦若暗暗地给寇准设计了一顶“以皇上为骰子，孤注一掷”的帽子，只等合适时机给他戴上。　　他不能理解寇准的智慧和担当，在搜罗寇准的“黑材料”时，想象出大宋与契丹胶着的河北战场就是一大“赌局”，不是大宋与契丹在赌，而是寇准与命运在赌。王钦若就按照这思路，罗织寇准的黑色记录，一桩桩、一件件，都指向了“孤注一掷”这顶吓人的大帽子。　　当初，契丹“举倾国而来”，有一天边境告急文书报到朝廷五次，寇准那时正与枢密院共同阅读边奏，他却以宰辅名义将文书按住不发，既不上报，也不下行，竟然该吃酒吃酒，该欢笑欢笑。第二天，枢密院、政事堂同列在朝会上讲述，真宗这才知道：契丹来了！于是问寇准怎么回事，寇准很轻松地回答：“陛下欲了此事，不过用五天时间即可。”　　于是，请求皇上“驾幸”澶渊。从开封到澶渊，连准备时间在内，大约就是五天时间。　　同列听到寇准如此处置，感到害怕，都想退下；寇准喝令不许退，都在这准备着：候驾！　　寇准的意思是：皇上，您现在就得走！　　果然，皇上没有准备，有点为难，欲先回后宫再作打算。寇准说：“陛下不能入宫了！陛下一入宫，臣今天就无法见到你，时间急迫，那样，大事去矣！请陛下不要还宫，直接起驾！”　　真宗这才开始与诸臣讨论当天亲征事宜，召群臣商议方略。　　当然，亲征一事早就定了，出驾的细节也都拟订了方案，但何日起行，一直没有具体定下。这一天边书连续五次急报，寇准就正好抓住时机，趁热打铁，迫令皇上当即起行。　　在王钦若看来，能保证打赢吗，就让皇上“亲征”？这不明摆着就是拿皇上做“骰子”，试图博取一世的功勋令名吗？这一笔“账”，王钦若暗暗记下。　　真宗正在因为毕士安而信任寇准，急切间，王钦若扳不倒寇准。但他有耐心等待。寇准则一些儿不知。　　到了澶渊，皇上尽以军事委托寇准管理，寇准发挥了平生才干，“承制专决”，随时以皇上敕令的名义独自调度三军、裁定事宜。史称“号令明肃”，他所发出的军事号令既明确又庄肃，士卒看到宋师严整，必胜信念大增，心生喜悦。萧挞凛前锋几千骑来到城下时，寇准曾以皇帝诏令名义令李继隆出击，当即斩获大半，契丹退去。　　日常，寇准留在城楼之上，相当于做起了“前敌总指挥”。真宗则回到城下行宫，多少有些忐忑，就让人悄悄来观察相公寇准，看看他在城楼上干什么。于是，真宗不断得到“情报”——　　“相公大白天睡觉，鼻息如雷……”　　“相公正在让厨子宰杀鲙鱼……”　　“相公正在吃酒……”　　“相公正在跟政府大秘杨亿吃酒、赌博、笑语喧哗，直到天亮……”　　“相公正在优哉游哉唱曲子……”　　“相公正在玩赌戏，掷骰子……”　　……　　得到这些情报，左右不解，但真宗很踏实。史称，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寇准能这么放心，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事后契丹退去，人们才意识到寇准如此轻松，原来早有庙算，史称“时人比之谢安”。当时人将寇准比作东晋名相谢安，王钦若却将寇准比作“赌徒”。有意味的是，后来的王夫之先生在他的《宋论》中，也认为寇准此举缺少“戒惧”之心。皇上御驾亲征，本来就是件充满危险的大事。过去，后唐末帝李从珂亲征契丹，大败而归，自焚而死；后晋末帝石重贵亲征契丹，诸将争叛，成为战俘。这样看，寇准最后能够保护天子南归，做到“一兵不损，寸土不失”，实在是“天幸”。所以寇准每天跟杨亿在帐中饮博歌呼，“孤注者之快于一掷”，拿真宗做唯一的骰子，在豪赌中快意一逞，这就为王钦若进谗言提供了机会和把柄。　　王夫之理解寇准的“庙算”，但认为寇准不应失去“戒惧”，白白地给人以口实。王夫之为寇准而可惜。　　但是时人比寇准于谢安，大有道理。　　那时节，前秦大帝苻坚率领近百万大军进攻东晋，建康城里一时处于恐怖之中，谢安时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长官，事实上这五州尽在长江下游，也几乎就是东晋当时仅有的北部防线。当此人心摇动之际，谢安派自己的侄子谢玄率他麾下的八万“北府兵”前往抵敌。八万对百万，兵力悬殊，谢玄不免紧张，于是来见谢安讨教作战韬略。谢安神情泰然，一如往常，只对他说：“你打你的仗，此事朝廷另外有安排。”然后就不再多言。谢玄还是吃不准，就派自己的好友再去问谢安。谢安招呼亲朋好友驾车到山中别墅聚会，坐下后，甚至开始笃悠悠地下围棋，跟人赌别墅，谁输了就输一幢别墅。最后不分胜负，谢安就让自己的外甥替自己继续赌，而后带着一行众人，登山游玩。直到晚间，他才将谢玄等将领召来，当面分析战局，鼓励他们大胆前往。此后，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大胜，前秦败北。　　如果按照王钦若的思路，谢安此举也是在“孤注一掷”，用八万“北府兵”去打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战，还那么若无其事，这不是赌徒故作镇定的“心理战术”吗？根据后来的记载可以知道，谢安确实是在故作镇定。当捷报传来时，他正在跟人下棋，看后，就将捷报放到一边，继续下棋。人问文书写了啥，谢安还是带着那种笃悠悠的腔调，慢条斯理地说：“嗨，小孩子们刚刚攻破了来寇。”说罢，继续下棋。但是下完棋，他返回屋里，要过门槛，内心高兴，实在没有掩饰住，脚步急了点，结果脚上穿的木屐被门槛撞掉了屐齿。　　越是大战，越是紧张，统帅人物就越是要镇定从容。此举至少有三个重要功能，一是控制自己可能的焦虑和焦躁，在危局中做到理性决策，以免失误；二是“示人以不测”，不能让敌对方知道自己的忧虑，以此增强敌方的困惑；三是有效安定己方，增强必胜信心。　　所以具有兵家大智慧者，往往越是在前所未有的险象面前，越是能够举重若轻，镇定从容。最紧张的时刻，最从容镇静的往往就是这些天才智者。　　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国统帅库图佐夫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二人都表现了出奇的沉静，甚至冷漠。库图佐夫在阵地前的指挥所内，坐在大方凳上，做出了昏昏欲睡的模样，只不过偶尔晃动一下手里的马鞭。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大战的紧张气氛。　　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在海滩上安放了帆布躺椅，啃着苹果，平静地目送英法联军登船，而头顶，就是战机呼啸，身旁，就是炸弹横飞。在紧急撤退中如此蔑视德军陆空力量，对麾下将士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有些军官效法他，在海滩上开始修理胡须，而勤务兵则为他举着镜子；另一个完成任务的官员则干脆坐在船尾，从容垂钓。　　库图佐夫、亚历山大，以及类此的统帅们，他们就是“欧洲的谢安”“近代的寇准”。他们内心的紧张，是只有自己知道的。　　所以，尽管寇准已经做足了“前瞻性研究”，知道此役必胜，愿景必能达成，但是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很多偶然性非人力可以控驭，他的内心，一定还是非常紧张的。但他必须迷惑契丹、影响宋师，因此，必须“演戏”。这是作为统帅人物必须修炼的一门功课。　　但以王钦若的智商和格局，他无法理解这类天才。所以，他的妒忌混合了真诚，实心实意地认为寇准就是在玩大胆“孤注一掷”。　　推演天下太平　　“和议”之后，真宗很高兴，也很认真，他试图将“和议”推演为符合中庸之道暨圣贤之道的“天下太平”，真正实现父皇“太平兴国”的未竟之志。和平，也可以是一场文化英雄的壮举。真宗对这一场崇高的事业有近于英雄情怀的感知。他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作为推演和平的标志性动作，宋人甚至将几个带有“侮敌”性质的地名做了改动，如：改“威虏军”为“广信军”；　　改“静戎军”为“安肃军”；　　改“破虏军”为“信安军”；　　改“平戎军”为“保定军”；　　改“宁边军”为“永定军”；　　改“定远军”为“永静军”；　　改“定羌军”为“保德军”；　　改“平虏城”为“肃宁城”；　　……　　真宗还下诏，要缘边诸州军都要遵守与契丹的誓约，不得随便往来于境外与大宗之间，谋求物质利益。更禁止边民进入敌界掠夺财物牲畜，有违犯者要追捕，有罪要按法律规定处理。　　边境有守将提出要修整旧日田地为方田，也有将军上书要修筑河堤，以防止契丹战马驰突，但是真宗认为这事违背誓约，不许。　　边界有民事，契丹行文到达缘边诸州，朝廷规定：小事不必上报朝廷，没有什么疑难，可以直接回复契丹；但如事关机要，则需要尽快上报，等待朝廷回复后再回答契丹，但也没有必要让契丹知道大事小情都在请示朝廷。真宗的意思是：如果所有的边事决定都“出自朝议”，未免令契丹小觑了缘边州郡。　　真宗诞辰日，史称“承天节”。到了这一天，契丹国母萧太后，派遣左金吾卫上将军耶律留宁等人率庞大使团来贺。按规定日期，耶律留宁等人要到崇政殿面见皇上，宋廷派出的接待主任，也即“馆伴使”是李宗谔。此人乃是名相李昉之子，为人极为儒雅。他看到耶律留宁等人都带着佩刀，就下令“不许带刀入殿”，耶律留宁等人很顺从，并无埋怨牢骚，到了殿前的上阁门，愉快地解下佩刀，暂存于此。事后，真宗听说此事，说道：“戎人佩刀，是其常礼，不须禁以令式。”契丹人随身佩刀，是他们的日常之礼；我们不必用中原法令、程序去禁止他们。　　随即传诏，令契丹使者“自便”。耶律留宁等人闻言后，大为“感悦”。　　真宗还对李宗谔说：“圣人对人推心置腹，就是要向远近昭示诚信。”　　按过去旧的制度规定，外邦使团来贺，只令首领几人入见，其余人物都在殿外拜见。这一次，真宗特许契丹使团内的几十人全部进殿接受接见。到了“承天节”当天，正式上寿，排定班序，耶律留宁以“上将军”的身份排在宋廷“上将军”之下，“大将军”之上。　　这个排序有意味。　　按宋代，“上将军”为从三品，“大将军”为正四品，“上将军”略高半级。耶律留宁在契丹为“上将军”，到了大宋，怎么排序？宋廷目前的安排是：契丹的“上将军”在大宋的“上将军”之下，而不是自轻自贱，让大宋的“上将军”排在契丹的“上将军”之下。　　此类安排即是传统之“礼”。　　“礼”义极重，其要旨在“节制”“当位”两个核心诉求。　　契丹“上将军”来访，大宋没有将其视为附庸性质的“蕞尔小国”的使者，令其叨陪末座，也没有将其视为宗主性质的“可汗大国”的使者，奉为座上贵宾，而是折中平衡，将其视为大宋“上将军”与“大将军”之间的品阶，这是契丹使者最合适的位置，大宋礼宾司处理得当。　　真宗做事“允执厥中”，深得“中庸之道”的折中与平衡原理。他的所有举措，都昭示了“和议”的诚意，同时也昭示了“执纲纪，存大体”的大宋尊严。　　“和议”之后，瀛洲、代州按规定将战争前后俘获的契丹国降人押送到京。这些人怎么处理？　　按照“和议”精神，是不是应该全部遣还契丹呢？　　没有。　　真宗给出的诏令是：“和议”以前的俘虏，按照大宋的旧日规定，一律收编，从此隶属于宋师军籍；“和议”以后的俘虏，付给部署司，遣还契丹。　　这就是深通“中庸之道”的“政治智慧”。　　还有更漂亮的“政治智慧”。　　宋辽谍战　　南北虽然已经议和，但是暗中的谍战并未停息。　　谍战，自有一种“游戏规则”，一般来讲，谍战作为战争的辅助手段，各方都不敢轻视，一般都会部署己方优秀的头脑展开于“看不见的战线”，以获取敌方最有价值的情报为主要目标。“彼此彼此”，各方都有这一基本认识和判断，因此，互相间并不以谍战为“侵略”，一般也不会因为对方“搜取”情报而发动战争。但是不妨以此作为指责对方的堂皇借口，而对方也无须如妇姑勃溪、叔嫂斗法般咒天骂地、交詈聚唾，相反，越是遭遇指责，越是需要呈现高妙的策略。就像美国人抓获俄苏间谍诉诸“法办”之后，俄苏往往也会找一个不知真假的“美国间谍”，将其“驱逐出境”，称之为“不受欢迎的人”。　　谍战，需要预案，需要“外交辞令”。　　契丹从“野蛮”的部落时代走来，还没有如此“文明”的“游戏规则”意识。他们在入侵河北以后，甚至有过在井水中下毒，使用“化学武器”残害大宋军民的记录；他们以往抓住大宋间谍，也多将其残忍处死，如“射鬼箭”，就是将人捆绑在开阔地的一根独立木柱上，当作“箭垛”，然后由众多骑手远距离射箭，直到人身插满了箭镞。　　真宗的处理办法是：如果抓获北界间谍，可以问清楚他所来的“事状”，然后押送到京师。但可以免去他“盗取大宋情报”“颠覆大宋政权”之类的罪恶，以一种“羁縻”手段安置在内地。所谓“羁縻”，就是带有怀柔倾向的软性控制。真宗要留着这些人。　　他对辅臣们说：　　“朝廷虽与彼通好，减去边备；（但）彼之动静，亦不可不知，间谍侦候，宜循旧制。又虑为其所获，归曲于我，朕熟思之，彼固遣人南来伺察，自今擒获，当赦勿诛，但羁留之，待彼有词，则以此报答可也。”　　真宗这番话说了几层意思：　　一、虽然与契丹通好，也减去了边防战备，但是对方的动静，还是需要知道。所以关于间谍的工作，仍然按照朝廷以前的安排处理，不变。　　二、但是如此一来，我们的间谍被他们抓住，就会指责我们破坏“和议”，如果有摩擦，就会将过错推到我们身上。　　三、所以，我们抓住契丹间谍，赦免而不诛杀，等到契丹那面拿我们的间谍说事，我们就展示他们的间谍，回应一下即可。　　显然，真宗无意指责对方的谍情活动，但却做好了回应对方指责的准备。这就改变了处理间谍的报复性的“规矩”，将其转化为一种游戏性的“规则”，并由此展现出大宋“后发制人”的镇定、从容。　　“澶渊之盟”的“盟约”中有规定，双方不得在边境修筑军事要塞。但真宗更担心的是意外，尤为担心的是河北边境将士因为有了“和议”而放松边界警惕，因此专门下诏：各地要塞，原有的敌楼、战棚等设施，如果有隳坏，马上修葺，使之完善。　　大宋遵守合约，没有修筑新的要塞，但旧有的要塞内部设施有问题，应该修的还是要修。军事家政治家自有一种担当，此之谓责任伦理。虚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因此，在军政游戏中，有些行动是没有必要公开的。　　有一次，真宗就对辅臣说：“和议之后，减去边防屯戍兵众不少，朕担心此后难于恢复到原来的数量。以后要这样处理：边境要塞的屯兵驻守两年以上，按规定该更代（轮番驻守）就更代，但是要用整编部队更代已经残缺的部队。这样，虽然增兵了，但是不会有‘破坏合约’的嫌疑。”　　同时，他还给河朔边防军指挥官下密诏：凡是部队人数缺失，就要广招补缺军人，不要认为与邻敌通欢了，就懈怠了守卫边防的军机大事。　　中央禁军，是保卫大宋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该训练则继续训练，该拣选则继续拣选，要不断淘汰老弱，练成精锐。　　至于契丹在边境明显“违规”，边臣一定要恪守大体，要契丹方面做出答复，如果需要惩戒，则有礼有节地要求必须严惩。　　有一次，雄州边境的容城县，有契丹人驱赶着很多马匹越过拒马河到草地放牧。他们也知道此事“违规”，但为首者带着几只雉鸡、野兔当作礼品，来请求大宋边防军借给他们一块草地。消息报到朝廷，真宗回复说：“拒马河距离雄州四十里，很有一些两地的输租民户在此地居住。但河上的桥梁乃是我雄州所造，早就在桥上划定了边界，他们怎么还敢于越界渡河搞畜牧？这就是他们仗恃着已经通好，认为没有了障碍，所以敢这么干。这件事要马上命令边臣形成文书，将合约的《誓书》列上，让他们的首领知道这回事，并须严加惩戒。何况现在是欢好刚刚开始，尤其需要严格执守《誓书》，不可拖延！”　　大宋，在真宗领导下，恪守中道，不卑不亢，在坚定地与契丹和好的同时，也在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　　孙仅出使“得体”　　在“和好”方向上，事实上，契丹做得比大宋还要“出色”。　　真宗诞辰，契丹来人称贺；契丹国母诞辰，大宋也派出了使节称贺。　　这一次派出的使节是开封府负责司法的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孙仅。　　这是大宋第一次派出特命全权大使。　　孙仅是个儒生，读圣贤书，有士人风。史称此人“性端懿，中立无竞”，性情端正醇谨，恪守中庸之道，与人无争。当时朝野间对他都有推崇，口碑相当好。他也能文，著作很多，后人也多欣赏他的儒学思想和文采造诣。他有一篇《骊山诗》，被欧阳修的《归田录》收入。诗中言：“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意思是说秦始皇建造庞大的陵墓，刚刚造成，就有了陈胜吴广的倒秦运动；唐明皇修建豪华的宫殿，刚刚建成，就有了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唐战争。整个诗篇就是对宋真宗大兴土木建造玉清昭应宫的批评。此是后话，容当后表。　　此时真宗派他出使，就有“行中道”，展示大国风采的意愿。　　孙仅出境之后，所到之地，契丹刺史级别的官员都来“迎谒”，迎接、拜见。　　刺史，是州郡级的官员，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正局级，大州刺史，则相当于副部级。更多的幕职人员、县令和境内父老，都捧着酒器在孙仅的马前恭敬献酒。孙仅路过的地方，契丹百姓则使用“斗”来焚香迎接，家家都在门前、路边置放饮用水，水盂、木勺齐全，方便使团随时饮用。从边境即开始接伴的契丹官员，则一路观察大宋使团的需要，一有发现，即刻调运，马上供应。食品都有两种风格，一种是草原的“蕃食”，一种是中原的“汉食”。“蕃食”用木器盛装，“汉食”用金器盛装，使团成员可自由选用。契丹还下令沿途居民不许跟使团成员做生意，不得接受使节钱财，违者全家处斩。　　此时正当夏季，契丹国主耶律隆绪一般在含凉殿避暑，听说大宋使团要到幽州，就特意从草原深处赶来接见。他多次召见孙仅参加宴会，大张乐舞，给予了孙仅一行极高的礼仪待遇。　　孙仅完成使命，辞别的时候，契丹国送给他们的礼品更是丰厚，各类器服不说了，光是草原名马就有五百匹。从入境到出境，所有接待者都是皇室亲信，言辞、礼节相当“恭恪”，恭敬而又谨慎，为的就是向大宋致以“勤厚之意”，那种殷勤、敬重，史称“礼或过当”，孙仅一定要“抑而罢之”，不让这种礼仪礼节太过隆重，力求让它“丰约中度”，丰盛、简约都合乎中道。　　孙仅代表大宋并不傲慢，当然也不自轻。后来他出使的一套程序都被记录下来，成为大宋和契丹交往的一种模式制度，当时朝野对此以两个汉字评价：得体。　　传统中国对“士行”也即士大夫的德行相当重视，在圣贤理念中，“士行”的第一标准不是“任重道远”，用孔子的话说，而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行己有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德行，它包括了恪守中道不使偏离中原价值观的选择与坚守，也包括了对邻邦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权利尊重，能够准确传导（不是传达）中原衣冠文明的礼仪精神。这些，孙仅都做到了。孔夫子如在世，当能首肯他的成就，赞一句：“可谓士矣。”　　安有子归父而致疑耶　　南北“和议”之后，还为士庶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悲欢离合故实。　　大宋霸州官员得到契丹永清官员发来的牒文，说永清的部民李加兴，此前曾经用了两万钱赎买了一个契丹掳掠来的“战利品”——大宋的妇人阿杜，二人成为夫妻。“和议”之后，二人一同到霸州卖草席，被阿杜的前夫齐鸾发现，将阿杜抢走。永清官员要求霸州官员追捕阿杜，还给李加兴。霸州官员认为：阿杜本来就是齐鸾的妻子，现在很难追还。就行文用这个说法回应了永清官员。　　显然，霸州官员是在“偏袒”齐鸾。此事对齐鸾而言，不为过；但对李加兴而言，则未免不公。霸州官员将处理意见整理为卷宗，报到朝廷，试图如是结案。但真宗批示说：“这是与契丹修好之前他们做的掠夺之事，不能算在修好之后的账上。但如果他们不再多话，就算了；如果再有求索，应该由我们官方拿出当初那两万赎钱来，还给李加兴。”　　真宗的意思就是：给钱可以；但人不能给。　　保州有一个中级武官名叫赵诲，他的儿子赵超早年曾经“陷寇”，即投降了契丹。“和议”后，赵超从草原跑回了中原家中。但赵诲担心儿子有诈，过去你投降，现在又回来，是不是来做奸细啊？他吃不准，又担心朝廷给他个“通敌”的罪名，于是，命部下亲兵将自己儿子送到京师，请求朝廷讯问处理。　　真宗对这个案子，只有一句话：　　“安有子归父而致疑耶？”　　哪里有儿子投奔父亲，而遭致猜疑的道理呢？　　下诏，给这个赵超补了一个“殿侍”的小官，发放盘缠和干粮，让他重新回到保州去，父子团聚，至于是不是“奸细”，连问都不问。　　制度建构和道义推演　　按照顾炎武先生的定义：改朝换代，变换君王名号，不过算是“亡国”，那不过是“一姓”的覆亡；但公道、仁德价值观没有了，传统伦理不见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恨、咬噬，像丛林野兽一般，这就是“亡天下”。　　于此可知，大宋开国以来，承续五代乱世文明沦丧之“亡天下”，那时节，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父不像个父，子不像个子，藩镇谋乱，一哄而起，朝廷易姓，大臣投敌，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尽皆流失。当此之际，大宋君臣，一点一点“提醒人心”，将传统伦理、圣贤大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三代以来推演的中原文明开始渐渐回归。　　一般来说，乱世之后，文明重光，需要制度建构和道义推演两个方向。制度建构，向文明渐进，此义人多熟知；但道义推演，足以加持文明更化，甚至是根本性更化，却鲜为人所重视。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君王公侯在道义推演方向上，负有更多责任。国家从鱼烂世界走来，百废待兴中，道义推演，是培养人心须臾不可忽略的慢工。　　清代思想家李颙有言：“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 “肯綮”，指的是“根本要害”，“重要关键”。清政府出于“部落政权”（钱穆语）之私欲，在世界大格局变化了的条件下，不肯火中涅槃、自我更化，失去了把握这个“大肯綮”的机会，渐渐将中国演成一个鱼烂世界，局面几乎相当于五代乱世。李颙这个思想，后来被民国领袖和卿士所接受，包括“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四维八德”，成为官方推演文明重光的重要主题词。　　真宗时代一如太祖、太宗时代，对“文明重光”有不同于凡品帝王的思考。他们是恪守“天下为公”的政治家，不是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前者可以称之为“贤君”“圣君”“仁君”，后者则属于“昏君”“暴君”“庸君”。这是两类不同的物种。从人性恶中寻求支援力量的即属于后者，百变中不忘提醒人心道德的即属于前者。世界史上，印度孔雀王朝的创始人旃陀罗笈多，曾在马其顿-希腊联军入侵时，在战胜敌人时订立了合约，没有将流血进行到底。罗马“五贤君”，史称“待民宽仁，治国依法”，他们所在的时代，被人誉为“人类最幸福的年代”。（“五贤君”是公元1世纪末期到2世纪治理罗马帝国的五位皇帝。有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毕尤、奥勒留。五人在位八十多年。彼时，政治清明。而他们之前百年，很像五代十国，是一个狠戾的乱世。“五贤君”对臣民有超乎以往的关爱，他们统治的时期成为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史称“罗马治世”。）阿拉伯阿尤布王朝的平和大度，富有骑士精神的国王萨拉丁，也曾在占据优势的条件下与十字军签订合约。旃陀罗笈多、“五贤君”、阿拉丁等，都是恪守“天下为公”理念的君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爱和平、重民生，有所不为而不是无所不为，更重要的，他们对价值理性，也即道义原则格外珍惜。他们以他们各自的品行为士庶做出了富有圣贤气象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提醒人心”。因此，他们当得起“贤君”的称谓。显然，真宗力求“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就是在“提醒人心”；坚持在优势条件下，推动地缘和平，实现“澶渊之盟”，也是在“提醒人心”；宁肯减少宫廷收入，也要蠲免天下“宿逋”，还是在“提醒人心”。　　赵诲、赵超案，真宗视父子人伦为重，令父子保州团聚，仍然是在“提醒人心”。　　宋真宗刘恒，列入世界范围的“贤君”谱系，毫无逊色。　　宋辽南北修好之后，不断有因为战争而离散的家庭重归团圆，到了大中祥符七年（1014），有河东安抚司向朝廷汇报，说“北界”也即契丹自从景德二年（1005）“和议”之后，被掠走的中原汉人“自归者”有1625人。　　真宗为汉人的回归高兴。　　不久，夏州的首领也派遣亲信牙将来奉表归款，认同了大宋宗主国地位。真宗也很高兴，赐给了夏州来使锦袍、银带等等，待遇优厚。　　神童晏殊　　大宋这一年开科取士，还收到了一个来自江西抚州的神童晏殊。　　他就是后来写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名句，影响词坛千年的人物。这一年他只有十四岁，与他同科的另一名进士姜盖，来自河北大名府，只有十二岁，二人都以“俊秀”声闻天下。但整场考试下来，晏殊成绩更为优秀，而且不仅是文采了得，他的诚实品质也得到满朝赞赏。　　当时有规定，十五岁以下，能通经学、作诗赋的学子，诸州要推荐到朝廷，由天子亲试。当时殿试时，试诗、赋各一首，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但晏殊毫不怯场，史称“神气不慑”，下笔而成，用的词语允当而又丰富。过了两天，再试诗、赋、论。晏殊拿到试题后，很真诚地说：“这个赋的题目，十天前我曾经做过，请给个别的题目。”真宗喜爱这个小家伙的“不隐”，觉得晏殊淳朴正直，就改了题目试他。题目完成后，真宗看过，多次赞赏不已。这样试下来，证明这个小孩子确有真才实学，国家得士，真宗更高兴了。　　晏殊的“不隐”，是他的本性。真宗晚年时，立第六子赵祯也即后来的宋仁宗为王，亲自批示要晏殊充任王府记事参军。执政宰辅不明白，馆职文臣很多人，不乏名流，真宗何以看上了他呢？原来，当时的馆阁臣僚都很喜欢嬉游宴赏，出入于汴梁酒楼歌舞之地。此事，大宋不禁，但真宗更喜欢端谨之人充任东宫文职。晏殊接受任命的时候，真宗将这一层意思说给他听。不料晏殊回答道：“臣不是不愿意宴游，真是因为家道贫寒，办不起宴席。臣要是有钱，也会出去，无钱是不能去的。”真宗更嘉赏他的诚实，史称“眷注日深”。　　大宋沿袭唐代制度，设“童子科”，从此出了不少“神童”。　　太祖朝时，贾黄中六岁中童子举，太宗朝时，杨亿十一岁中举，真宗朝有晏殊、姜盖，仁宗朝有李淑、宋绶等人。其实寇准中进士也不过十九岁，而且早在七岁时就跟着父亲登华山，写下名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至今为人传诵。　　且说晏殊、姜盖应“童子试”后，晏殊成绩更佳，赐进士出身，姜盖低一级，赐同学究出身。更赐晏殊秘书省正字，相当于国务院机关秘书。同时要晏殊在秘阁继续读书深造，命当时的直史馆官员注意考察与晏殊往来的人物，后来知道，晏殊虽然小，但非士人不交，来往者都是儒士文人。真宗非常欣赏，甚至为他而改变了一个制度规定。原来，朝廷南郊祭祀大典，为了表示对神的敬畏，特意下诏：所有参与的行事官员，必须身体健康，不得用“老疾幼弱”者。而新任秘书省正字晏殊先生只有十四岁，属于“幼弱”行列，不得参与南郊活动。晏殊于是上章，声称愿意“观大礼”。史称“上怜其意”，真宗喜爱他的这种心意，破例允许他参加，为此另下一道诏旨：京官中有年未及十五岁者，如果愿意赴南郊陪位观礼，可以自由参加活动。　　寇准从一开始就心情不爽，很想“抑制”晏殊、提拔姜盖。他给出的理由是：晏殊是江外也即南方人。按传说中太祖时的意见，南人不得为官，但真宗太喜欢晏殊了，就回击寇准说：“朝廷为天下取士，只求有才干之人。四海一家，岂能以南北远近而限制？大唐名相张九龄，更在岭南僻陋之地，难道能弃置不用吗？”一番话说得寇准没法答对。　　寇准生于太祖建隆二年（961），晏殊生于太宗淳化二年（991），寇准大晏殊三十岁。看着这个十四岁的天才少年，他也许在陡然之间有了某种难于言表的心事。真宗心存天下，认为寇准此议不公。此事很有可能在真宗心里伏下阴影，似乎为以后王钦若的谗言预先做了意味深长的铺垫。　　以百姓为念　　“澶渊之盟”后，真宗感到中原到处都是令人愉快的好事，期待中的“天下太平”似乎渐渐出现曙光。他本来就不喜欢战争，对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打仗，只有一个信念——“庇民”。当初“长城口之战”大捷之后，他没有“乘胜追击”“犁庭扫穴”，得到宰辅吕蒙正的称许，吕相表扬真宗说：“日前河北兵团会战，我们没有深入讨贼，保全的利益反而更大。”真宗回答他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朕熟计之，北鄙屯盛兵，止为庇民耳。　　《尚书》有言：庶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坚固国家就安宁。朕已经想明白了，我们之所以在北边边境屯驻大兵，就一个目的：庇民而已。除了“庇民”，不做其他想法。　　现在，太平景象出现，老臣吕蒙正身体却越来越差，七次上表要求退休后，真宗才允许。吕相察觉到真宗有欣喜之心，担心他生出奢靡心思，就在赴西京洛阳养老之前，乘坐轿子到殿门外，下轿子后，让两个儿子搀着他升殿来见真宗，提醒说：“北戎请和，从古以为上策。今先启诚意，继好息民，天下无事，惟愿以百姓为念。”　　北边的异族请求和议，这类事，从古以来就是上策。现在我们能够开启诚意，和好之后，南北罢兵，与民休息，这样，天下会越来越太平无事，臣只愿陛下以百姓为念。　　真宗很欣赏吕相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告诫，嘉赏了他。　　但是“以百姓为念”的价值取向，在“王钦若-丁谓时代”却渐渐有了变异；而当下，真宗的一番好心情，也因为寇准对晏殊的“抑制”而生出不快。很快，王钦若的谮毁接踵而至。　　狂者寇准　　寇准很自负，“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确系他性格真实写照。他做宰辅，不循常规办事，包括用人，他也往往打破制度规定，大多按照自家考量予以升迁或贬黜。按照磨勘制度，某人到了年限，应该晋级，同列中就有人拿了考功档案给寇准，要求按例办理。寇准不同意，同列认为章程如此。　　寇准回答：“宰相是干吗的？就是要黜退不肖之辈，进荐贤良人才。如果都按照章程做事，那还要宰相何用，一个普通的小吏就可以干了。”　　他这话也有道理。　　按寇准本意，是要为国家“取士”，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有德有能且有志的“国士”。史上的吏部工作一向就存在悖论，完全按照制度规定，几年几年晋半级，几年几年晋一级，只要不出错，反正到时候就升职多拿俸禄，这就容易使得一群吃饭不做事的庸人升官，“国士”混在这样的官员行列中会有耻辱感，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所以很可能要么借故“致仕”，退休，远离庸俗官场，悠游于山水云林，要么寄情于文字，不再关心邦国命运。故此类制度，令国家“得士”的可能性不大。但完全按照大臣举荐，又容易因为举荐者修养、眼光的差异，被举荐者机缘、运气的不同，最后朝廷也未必顺利“得士”：那些靠近举荐者或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容易上位，而多年辛勤工作，无缘接近或不屑于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只能默默无闻。像李沆、寇准、毕士安这样的举荐者，当然有眼光，自然可以举荐像样人才；但如果碰到童贯、蔡京、贾似道这样的举荐者，举荐一批佞人上台，则国家必危。千年以来，这个悖论并没有合理完善解决。　　因为寇准这种自负，阻滞了一批“到日子”该晋升的官员不能晋升，所以“下面”怨气颇重，史称“同列颇不悦”。　　寇准自负的特点，也让他失去了克制。　　举朝颂唱“澶渊之盟”的光辉，真宗更因此庆慰有加时，寇准开始了“自矜”，自负自夸自我表彰，恨不能将一场“澶渊之盟”的泼天功劳记在自家名下。这样，就距离“节制”之“礼”越来越远。　　古人设“礼法”，几千年传统，养成一个“衣冠之族”的文明。　　且不论“礼法”的现代价值，但说在“礼法”盛行的中原，寇准此类作态就有了让人无法相容的后果。谚云：“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如果十个人穿着鞋子，那么赤足的容易被人耻笑；但如果十个人赤足，那么穿鞋的就容易被人耻笑。所以明代思想家吕坤有言：“礼教大明，中有犯礼者一人焉，则众以为肆而无所容；礼教不明，中有守礼者一人焉，则众以为怪而无所容。”在礼教礼法流行的时区，有一个人违反礼教礼法，众人就会认为他放肆而不愿意接受他；如果礼教礼法不能流行，有一个人恪守礼教礼法，众人就会认为他怪异而不愿意接受他。寇准生活在一个“礼教大明”的时区，却不遵守“彬彬有礼”的士君子之行，而是以一种“狂者”态度对待同列和下属，甚至对待真宗，虽然真宗也确实感激他在澶渊的推演之功，但寇准的“狂”却深深地激起了弥漫于朝堂的嫉妒之心。　　后来，真宗起用王旦为相。王旦上任那天，真宗与他谈话，说：“寇准做宰辅时，许了很多人升官，将这事当作赏给他人的恩典。你做宰相后，要深刻地戒惕这一点。”　　此事证明：寇准一方面举荐了不少人才，另一方面也抑制了不少人才。他不喜欢的人就没有能够升官，这部分人就给了他诋毁性质的恶评，其中一个恶评就是“施恩”，以至于连真宗也相信了此说，最终参与到“倒寇”运动中来。王钦若则在“倒寇”中，给了寇准致命一击。　　王钦若巧言“倒寇”　　王钦若此时官职是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主持编修《册府元龟》和国史。当初他做“资政殿学士”，寇准为相，上朝时站班，寇准将其班序排在翰林学士之下。王钦若内心不平，认为自己曾知天雄军，也算有功之人，却被排在翰林承旨这些朝廷秘书之下，是寇准在“抑制”他，就来跟真宗诉苦。真宗就在他的职位间加了个“大”字，这样就班在翰林们的前面了。　　王钦若以“大秘”的身份，得以接近真宗，天天都能看到寇准，我甚至能感觉到王钦若那一双静静地看着寇准的眸子后面，不断冒出蓝色的妒火。　　有一次朝会，寇准大大咧咧地奏完公事，先行退下。真宗目送着寇准的背影，久久不语。经历“抑制晏殊”事件后，真宗对寇准有了复杂的感情。王钦若似乎觉察出皇上隐约流露的一丝疑惑，于是抓住时机，对真宗说：“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安定社稷之功吗？　　真宗说：“是啊。”　　王钦若紧上一步，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认为寇准有社稷之功，这是为何呢？”　　真宗愕然，忙问：“耻？你这话啥意思啊？”　　王钦若不慌不忙，说出了一番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意见：“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敌人兵临城下，而与之签署和约，圣人修《春秋》，也认为这是国家耻辱。“澶渊之盟”，就是“城下之盟”。您想想，以您万乘大国君主的高贵，而与敌人签署“城下之盟”，这种耻辱到了什么地步！　　真宗感到震惊，果然就有了耻辱感，面现不悦之色。　　王钦若抓住时机，再紧一步，道：　　“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陛下您听说过赌博吗？赌博的人钱快输光了，就将剩下的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这就是“孤注”，最后的一笔赌注。而陛下你，就是寇准的“孤注”。澶渊之役那个时刻，陛下的处境真是很危险啊！　　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真宗。　　从此以后，真宗不再信任寇准，对寇准的看法忽然间就判若二人。但他对朝廷的“法度”还是有敬畏，不愿意一逞个人快意，一直拖到第二年，罢免了寇准的宰辅之职，降级为刑部尚书，知陕州（今属河南三门峡市）。　　王旦为相后，虽然继续“抑制”王钦若，但已经不像寇准那么凌厉。王钦若于是得以凸显出来。真宗给他加官知枢密院事。　　万国来朝　　“和议”之后，大宋有了“万国来朝”的景象。　　自景德年间开始，就不断有“外国”前来大宋朝贡。检点史料，荦荦大者计有如下诸国来朝——　　蒲端国，也即今天所属菲律宾的一个岛国，国王遣使来贡方物。　　于阗国，也即今天新疆所属的部落王国，他们的国主黑韩王派遣回鹘人前来贡献方物。使者还跪奏道：“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与远蕃作主。”这是主动“归附”大宋帝国的意思。真宗问他在路上走了多久，大约距离汴梁有多少里程。使者道：“我自路上走了一年，这一年间，白天走路晚上休息，不知道有多少里路。过去这条通往中原的道路常常苦于为盗匪抢劫，现在，从瓜州、沙洲（今属甘肃酒泉、敦煌）到于阗，道路很清静安全，行旅如流。愿意大国派遣使者到于阗，去安抚远方。”真宗回答他：“派遣使者去，就会给你们添麻烦，让你们太过于劳费。现在降一份诏书，就让你带去，这样就跟我大宋派遣使者没有什么区别了。”　　西北的回纥也派遣使者来贡方物。　　交州（今属越南）国王黎桓派遣他的儿子来朝贡，并请求大宋派使者赴“本道”（黎桓自称交州为大宋省级行政单位）慰抚远近。真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占城国（在今越南中部）遣使来贡方物。　　甘州（今属甘肃张掖）回鹘国派遣使者来贡方物。当时大宋有禁令不许蕃部私买香药，但这一批来朝贡的回鹘人中有人违禁，朝廷议论应该处决。真宗说：“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而来，不知道国法。忽然面临大刑，这样就失去了安抚远人的道义。”于是，只将“罪状”告知违禁者，没有处罚他们。　　大食国派遣使者来朝贡。大食乃是今属阿拉伯、伊朗一带的部落王国。此地的王国对大宋很是友好，到了后来大宋到泰山封禅，大食国一个商人船队的舶主也即船长还上书表示愿意带着大食国的方物（特产）到泰山“修贡”。真宗下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三佛齐（今属马来半岛）国王遣使来朝贡。　　龟兹（今属新疆）国王遣使来贡方物。　　……　　一时间众多异邦来朝，虽然不及大唐开元天宝年间之盛，但异邦异族的朝贡使团，迤逦一行，等待重重宫禁打开朱漆大门，随后依次列行、升阶、进殿，接受真宗大帝的接见，那风景，也颇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象。　　但这些太平景象，并没有让真宗开心。“孤注”这个主题词，让他有了心结。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总有消息报来，契丹那边祭天祭地，各种祭祀活动不断。契丹，在与神对话。　　“受命于天”与“天人感应”　　王钦若对大礼仪式很有研究，曾著有《卤簿记》三卷。卤簿，就是仪仗及大礼活动的意思。因此真宗又任命他为卤簿使，负责国家大典的礼仪活动。　　他才气了得，对天神地祇排座次有独到看法。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就是郊祀，也即在郊外祭祀天地神祇。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其中以南郊祭天礼最为隆重，仪式也很复杂，需要君臣沐浴，先到太庙告祭，而后到南郊。筑坛，坛上有龛，列出神位；而后将牲体与玉帛放到预先备好的积薪之上，点燃，燔柴，敬献礼器，因烟气上达，表示神已接受。再由执事者根据预先写有神位的神版，唱念天神名号，君臣跪拜，皇帝自称“天子”，执事唱祭词，祭词内容一般就是感谢神祇赐予社稷江山，请求神祇庇佑吾土万民。还需要仪仗中的乐舞唱《郊祀歌》十九章。礼成，退下。　　整个礼仪活动，要用几天时间，加上事先的准备，总要一两个月不止。活动中都少不了庞大的卤簿队伍的扈从、保卫，以及庄严肃穆的集体歌舞。郊祀与战争，是国家运作中两件同等重要的大事。　　一般认为，郊祀这类祭祀活动，是帝王获得与神界沟通的权力，以此来彰显王权来源合法性，利用迷信活动欺骗、压迫、统治万民的手段，云云。　　我，不信此类意见。　　我不怀疑历来之君臣在郊祀活动中的虔诚。千年圣贤教育中的“三畏”之一就是“畏天命”。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皇权的命数。上天即天神、上帝，是为《尚书》以来的信仰之神。殷周以至于唐宋，其超验传统与理念在此。古人相信在“人”之外，必有“神”。这是超越于经验世界的存在。而这个超验存在决定着人间权力的或吉或凶。超验的意思，简言之可获致如下逻辑：帝王“受命于天”之说，到大宋时，已经流衍二千年之久。皇权在万有格局中，并非有理由行使“绝对权力”，相反，必须将权力限制在“天命”之下。“天命”所赐予皇权的利益可以称之为“天禄”，如果治理天下无效，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禄永终”。因此，从究极方向看，人间的最高权力——皇权——还不过是一种“有限权力”。　　皇权，对天命有足够敬畏，并将这种敬畏设计为一种仪式，预表了帝王向天下昭示“循礼”的两大功能：当位与节制。　　当位，就是明白告知“我是天帝派在人间的管理者”，因此需要按照天帝的意志行事；节制，就是明白告知“我不敢违背天帝启示于我的神意”，因此需要有效治理天下。　　皇权“循礼”，当且仅当做到“当位”与“节制”时，才有希望获得“天命眷顾”。施行皇权，必须要天帝满意。但施政之际，如何才算做到让天帝满意呢？《尚书》给出了三千年“君道”的最强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天帝所要看到的，来自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看到的，天帝所要听到的，来自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听到的。不要说百姓万民有过错，即使真的有过错，也是我这个天子一人的责任。　　这样的逻辑已经内化为一种文明治理传统。在汉代人那里，就是“天人感应”。如果对天帝负责，如果敬畏天帝，就要相信皇权所施行的政治都会在上天那里得到回应。譬如，如果治理无效，上天就会出现灾害示警等等。　　郊祀，就是向天地神祇定期或不定期地“汇报工作”（郊祀或三年或一年举办一次）。所以，郊祀是一种指向内心和上天的礼仪活动。在郊祀活动中，君臣同样怀有敬畏之心。　　郊祀，是一种信仰活动。对这种信仰，有人真诚，有人怀疑，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沟通极难。郊祀者，不是无神论者。因此，以无神论话语“批判”郊祀或信仰，事实上是言不及义的。有神论与无神论二者之间的争辩，因为不存在最后的权威的仲裁者，因此，所有的争辩也将在“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中两存。所以法国那位概率论者、思想家帕斯卡尔，以他出色的颖悟力告知世人：真理，往往是以矛盾着的形式存在的。　　郊祀，无论祭天、祭地，都会同时祭祀群神，故史称郊祀为“群祀”。而“群祀”就需要对群神唱名，而既然要唱名就有了“排座次”问题。　　信神的大宋，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很认真地讨论群神中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第三，等等。　　有人看到神版上的神位排列有问题，“多不严肃”，于是向真宗汇报，真宗于是下诏，要王钦若“改造”，修改后另外制定。王钦若“改造”之处不少，这里说一个案例。　　传统神仙谱系中，至迟到汉代，出现了分别主管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五帝神”。按东汉学者郑玄的说法，历来之“王者”，他们的先祖，都是因为感应这“五帝”之精而出生的。所以，汉代以来的祭祀，都有“五帝神”的龛位。王钦若观察到，在郊祀活动中，“五帝神”在第一龛，而“天皇大帝”在第二龛。他认为这个不合理。因为“五帝”乃是“天神”的辅佐，其位格不当居于第一，“天皇大帝”才应该居于第一。　　但这个意见遭遇了礼仪使赵安仁的反对。　　他的意见是：“昊天”也即“苍天”，因为人间最尊贵的是“帝”，所以托称“天”为“帝”，故名“上帝”。这个“上帝”是没有形质的“元气”。而“天皇大帝”则属于“北辰”也即“北极”之星，是“星中之尊”。这样，按照古礼，“天皇大帝”和“五帝神”，都应该列在第二龛，第一龛应该让出给“上帝”。　　王钦若又反对赵安仁的意见，认为“古礼旧制，未必全是”，然后引经据典，说出一番佶屈聱牙的“星经”理论，大意认为“天皇大帝”是“天皇大帝”，“北极”是“北极”，并将自己制作的“天皇大帝”第一，“北极”第二，其他第三、第四的版位图呈上。　　真宗做了折中，将“天皇大帝”和“北极”均列入第一龛。　　其他诸神，也有位格变化。后来还有一些争议，真宗都做了折中处理。　　王钦若精心制作了神版，郊祀的高坛摆放神位的前四位神版都是朱漆金字，其余都是黑漆。第一位阶之神的名号用金字，第二位阶用黄字，第三位阶以下用朱字。所有的神版都放在漆盒里，外面覆盖黄色的缣帊也即布帛。真宗走下台阶来看，很满意，当即交付有关部门（史称“有司”），叮嘱他们要恭谨从事。　　真宗对王钦若的信任前所未有。　　而这位喜欢“神道”的瘿相则因此有了更为野心勃勃的规划。　　封禅——太宗的“未竟事业”　　事实上，王钦若也许对真宗有一种男人之间的友情。他比真宗大六七岁，因此行事风格很像一个“大哥哥”，对真宗有发自本性的照料与呵护，这个意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揣摩帝意”。　　他能感觉到真宗对契丹的忧虑更多不是来源于军事，而是文化。他知道契丹一面在“汉化”，一面还在坚持草原风格，在务实精神之下，也将国事管理得井井有条，士庶似乎也颇安居乐业。契丹似乎正在向着古来圣贤向往的那种民生境界渐渐攀升。令人吃惊的是，契丹解释他们的国名“契丹”“大辽”时，居然有“大中央”的意思，那意思是说，他们才是“中国”。更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宣称他们也是炎黄的后裔！他们说他们乃是“轩辕后”。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从耶律阿保机开始，就不断宣称有上界神祇下凡，他们是受到天神保佑的邦族！说有一位名叫“君基太一”的大神，就多次降临过草原。据说这是位福神，可以保佑契丹建构国统制度，可以令臣民敬畏信服，国家将因此而大为兴旺。至于这个“君基太一”大神的来历，则几乎无人知晓。　　将这几个片段联系起来，契丹几乎就是想说：我们契丹才是源于轩辕黄帝并得到天神保佑的“中国”。　　契丹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并不是“中国”之外的“外国”。所以“和议”之后他们自称“北朝”，称大宋为“南朝”。　　契丹人似乎特别相信“天神保佑契丹”。　　这事给予宋廷很大压力。两个势均力敌的邦族，在“和议”条件下对峙，谁更为天神所眷顾？　　“不语怪力乱神”的朝臣并不关心这类问题，“尽人事，听天命”是他们千年以来的习惯姿态。但大宋真宗皇帝感到责任重大，他感觉在力量的消长中，江山社稷来源于天道的“合法性”将会越来越凸显。　　而在举朝无人对此有感觉时，大宋名臣王钦若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知道真宗对道教有特殊的偏爱。　　有几个实例。　　有一个名叫贺兰栖真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背景。此人自称道士，说自己已经百岁。寒冬不怕冷，炎夏不怕热，更善于呼吸吐纳，往往辟谷不食，但又可以游走市肆，纵酒，可以一顿吃几斤肉。他曾经居住在嵩山紫虚观，后来又迁到济源（今属河南）奉先观。名相张齐贤跟他有交游。真宗听说此人后，非常想见他，就给他下了一份措辞友善的邀请函，大意说：“大师您栖身于岩壑烟霞之间，志向高尚，观心于众妙之门，弃世至浮云之外。朕敬奉虚寂玄妙而为教宗，效法清静无为用来治国，一直期望能遇见有道之人，向他访求无为之理。早就听说了上士您，渴望见到真人风采。于是命特使驾车，前往您处礼聘。请大师暂时作别林谷，来至阙庭。您一定要接受这个请求，不要怕路途辛苦。”　　贺兰栖真来到朝廷后，真宗很愉快，还专门为他写了诗赠给他，赐封号为“宗玄大师”，赐给紫服、白金、茗茶、布帛、香料、药品等，并下诏，济源奉先观的田租全部蠲免。　　此人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去世。据说，他死的那天，天寒大雪，但是三天过去了，他的头顶还很温热。人们都很奇怪。　　真宗一朝，这类道士或隐士不少，如陕州善于辟谷长啸的紫通玄，河中讲授经传而又躬耕的刘巽，敷水精于药术的李宁，华山炼气不避寒暑的郑隐等人，都被真宗召到“阙庭”给予封号、奖赏。这些人都曾隐居在穷乡僻壤或深山老林，多有一技之长，或精通道术，属于出世隐遁的“高士”。　　真宗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的一天，有个殿中侍御史名叫赵湘，忽然心血来潮给中书上言，请真宗封禅。中书得到这份奏章，说给真宗听。真宗端坐，两手揣在袖子里，略作一个“拱揖”的动作，一言不发。　　宰辅王旦试探着说：“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　　王旦的意思是说：封禅大典，古来不多，至今已经停止很多很多年啦。如果不是天下太平的“圣朝”，谁敢做这样一件大事？封禅，其规模之大，耗费之广，动员人力物力之多，不亚于一场战争。王旦不想做这一场法事，所以话里话外有婉言否决的意思。　　真宗能感觉到中书和朝臣的心思，也不想违拗诸人，就淡淡回答道：“朕之不德，安敢轻议！”　　朕这个没有大德的皇上，哪里敢轻易议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王钦若看到这里，估计有了异样心动。　　“封禅”，两个汉字，“封”是“祭天”，“禅”是“祭地”，都是动词，合起来就是“祭祀天地”。封禅，是帝王行为，但比起郊祀，规模要大得多。郊祀就在京师南城；封禅则必到东岳泰山。五岳中，泰山最为雄峻，史称“五岳独尊”，为天下第一山。所以“祭天”必要到泰山最高峰，才可以接近上帝。“祭地”则到泰山下的小丘社首山，平整一块土地，以此接近地祇。封禅的扈从、仪仗、法器、祭品、祈祷文和各类告敕，地方迎送，官员封赏，以及封禅前后的“告庙”活动等，都是足够规模的国家动作。所以，从古到今，试图封禅者甚多，但真正有始有终做完这一场大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帝王。夏商周的封禅，年代久远，渺茫而不可寻，有记录的是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是最后一位。南宋之后，郊祀替代封禅，不但“祭天”而且“祭地”。从此之后，中原取消了封禅大典。而魏明帝、南朝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虽然都很热衷封禅，但没有成行。　　大宋，太祖赵匡胤不做此想，但太宗赵炅却曾有过积极谋划。　　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扫灭了太祖都没有扫灭的北汉这个五代十国中最难对付的顽梗之邦，举国欢庆。到了太平兴国八年（983）夏季，兖州的泰山父老以及附近七个县的士庶4793人，组成请愿团，说要到京师请求太宗封禅。一位观察判官廖文铎亲自护送这批人物来到汴梁。太宗当时很谦逊，表示自己的德行不够，不敢接受这份“民意”，赐给每人一束帛，让他们回去了。但是到了雍熙元年（984）四月，又来了千余人的“泰山父老”，坚决要求太宗皇上封禅。这时，群臣也认为大宋文盛，太宗功高，可以封禅，于是“群臣上表”，奏请封禅。连上三次后，太宗答应下来，告知冬季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也即前往封禅，从现在开始，有半年的准备时间。当时还安排翰林学士承旨扈蒙、学士贾黄中、散骑常侍徐铉等名流一同详细拟定封禅的仪式流程。更派出朝臣四人开始主持修筑从汴梁到泰山的道路，此外，泰山之下要修建宫墙。当时的封禅大礼使是宰辅宋琪。但是到了第二个月，宫中的乾元殿、文明殿遭遇火灾被焚毁。太宗不安，很想中止封禅，可是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很多大典工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如果中止，很担心冷了满朝一片热情……太宗犹豫了一个月，最后，对宰辅说：“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徐图之，亦未为晚也。”太宗这番话并没有完全否定封禅，只说两座正殿遭灾，很可能是天意示警，此时又当盛夏，劳役太苦，可以暂缓，等以后再说。于是，下诏暂停封禅，所有“祭天”“祭地”活动，都等到冬至时到南郊去搞。　　说话间二十一年过去了，现在是景德四年（1007），一个叫赵湘的家伙居然有了这么漂亮的创意。可惜这个创意让他得了先，而不是由王钦若率先提出。但王钦若决计怂恿真宗封禅，那就等于你赵湘提议在先，我王钦若底定在后，也是大功一件！何况，真宗若能完成太宗时代的这个“未竟事业”，估计心情也会好起来。　　人造天瑞　　真宗自从“城下之盟”事件后，史称“自是常怏怏”，心情不佳。王钦若就像“大哥哥”一样，开导皇上。　　有一天，真宗向他提问：与契丹签订的“城下之盟”，该如何雪耻？　　王钦若觉得机会来了，就故意慷慨大言道：“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以刷此耻也。”　　他知道皇上“厌兵”，一定不会同意这个意见。　　果然，真宗回答他说：“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卿盍思其次？”　　河北生灵这才刚刚安居乐业，我不忍再驱使他们进入充满死亡风险的战争环境。爱卿何不想想其次，还可以怎样刷洗耻辱？　　王钦若道：“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远人也。”陛下您如果不愿意用兵，那就应当做一番泼天大事业，这样才有希望镇服天下，向“远人”夸耀展示我们的大功。　　他这里说的“远人”，包括契丹。　　真宗问：“何谓大功业？”　　王钦若说：“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那就是封禅了。但是封禅需要得到天降瑞应，并且是世上罕见唯一的瑞应，才可以来做。　　真宗沉吟不语。　　王钦若知道皇上有点失望，因为这个“希世绝伦”的“天瑞”，眼下，没有啊！但他早已筹谋成熟，就等着皇上这个时刻。所以，当他成功地“导演”出皇上的情绪后，又不失时机地“教唆”道：“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人力为之。若人主主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天瑞”哪里可以想得到就得到？前代有些“天瑞”那是人力策划的结果。但君主如能主持此事并极力崇奉，以此来明白地告示天下，那么人力制造的这个“天瑞”，就与上天下降的“天瑞”没有什么两样。譬如，那个传说中特别有名的“河图”“洛书”，真的有这回事吗？没有的！那是圣人用神道奇迹来设计教化天下罢了。　　这一番话对真宗触动很深。　　他沉思很久，渐渐明白过来，可以在以后的日子做些什么了。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去做。必须向天下、主要是向契丹，展示大宋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上帝保佑大宋。此念一出，他很快由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信神者”，变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怀疑者”，并且参与到王钦若的格局中来，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信仰游戏者”。　　但是他对宰辅王旦有些担心，史称真宗“独惮王旦”。他说：“王旦得无不可乎？”对这种早晚涉及造假的事，王旦恐怕不会答应吧？　　王钦若说：“臣请以圣意谕旦，宜无不可。”臣请求就将圣上的意思晓谕王旦，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于是王钦若就找个机会，向王旦暗示了圣上准备“神道设教”的来龙去脉，主要是威吓契丹，与契丹争“神佑”之正当之排场之必要。　　读圣贤书的大宋第一宰辅王旦，此际开始犹豫。如果真要搞什么幺蛾子，欺骗谁呢？欺天？欺人？封禅倒也罢了，可“人造天瑞”该如何正当讲述？岂不既背离孔子“丘之祷久矣”的那种敬神的虔诚，也背离圣贤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传统？那样，岂不就陷入一场既亵渎神灵，又推演迷狂的疯癫中去？何况“子不语怪力乱神”！王旦知道，一旦与王钦若沆瀣一气，这一世的令名付诸东流还是小事，带动国家走入疯癫可是大事！　　王旦很郁闷，很想找个时间私下与真宗“从容”聊聊这个事。　　一壶珠宝搞定当朝宰辅　　“圣人以神道设教”，这事直接改变了真宗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让他对治理天下的运作秘密有了全新的认识。　　按照传统说法，黄河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洛水有神龟背负“洛书”出现，圣人（一般指伏羲氏）看到这个“图”“书”之后，开始效法，于是有“八卦”。传到周文王时，又有了“六十四卦”和卦辞，于是演绎为中原文化的源头之一，史称“河洛文化”。“河图”“洛书”至今尚有未解之谜。儒学内部对这个问题也素有争议。真宗曾经接受的就是原始神秘说法，但经王钦若这么一“点拨”，于是对史上成说有了怀疑。　　他在犹豫中，还需要找到一个儒学大宗师来印证，于是在一个晚上到了秘阁。　　这是国家珍藏重要图书的地方，常有大儒在此地值班。这天正好赶上帝国大儒杜镐在此。真宗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他东拉西扯，然后，话题一转，忽然问他：“卿博达坟典，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爱卿通达“三坟五典”古籍奥秘，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所谓“坟典”就是指“三坟五典”，“三坟”是传说中伏羲、神农、黄帝时的典籍，“五典”是传说中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时的典籍。　　杜镐听到皇上骤然发问，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就选择古来的流行说法，随口一应：“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不料这个说法恰恰与王钦若的意见吻合！一个是自己喜欢的大臣，一个是自己信任的大儒，都如此说法，真宗于是对“神道设教”不再怀疑。　　但他对王旦还是有点吃不准。要做一个大局，必须有中书支持，如果当朝宰辅不支持，那事是做不成的。真宗皇帝赵恒决定贿赂当朝宰辅王旦。　　他先派出王钦若去劝说王旦，王旦作沉吟状、犹疑状。真宗了解到情报后，找了一个机会，邀请王旦到内殿宴饮，席上，君臣谈笑甚欢。临别时，真宗赐给王旦一壶缄封的美酒，并对他说：“此酒极佳，拿回去跟你家人一块享用吧。”　　王旦拿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是满壶的珠宝。　　王旦应该有忖量，但这事比诏令还吓人。诏令可以驳回，不服从；但皇上贿赂你了，你怎么办？王旦，虽然是一代贤相，也很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担当，大宋王朝那些优秀的宰辅都不缺这个品质，但他们也都同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弱点：对“名位”的贪恋。王夫之认为这是宋代大臣的通病。王旦也不例外。他思前想后，患得患失中，决定加入这个棋局，做一枚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后退。　　从此以后，王旦对“神道设教”事不再持有异议。　　从此之后，真宗连续导演了天帝降书、封禅大典、祭祀汾阴、兴建道观四件大事。在大规模的“祥瑞”造假伴生下，大宋王朝，举国若狂，史无前例的“大宋梦”时代开始了。　　“神道设教”论　　讨论所谓“神道设教”，在“无神论”或“多神论”盛行的国度，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这句话出自《周易·观卦·彖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礼记·祭义》中也有类似说法。传统文献《墨子》《荀子》等也有近似意见。大意就是：鬼神之事，为人造；其目的在使民畏服。显然，从字面看，这是一种以“愚民”为手段，达致“治民”之目的的政治构建和信仰构建。　　这种“构建”不仅仅是宗教性质的“构建”，也是政治性质的“构建”，因此，所谓“设教”，其实质是“政教合一”性质的。　　按邦国治理而言，此类意见古来如斯，中外皆然，欧洲从古希腊哲人到中世纪学者，也有同样性质的“构建论”。　　“国家”起源之后，“治理”就是一种责任。选择何种治理模式？“神道设教”成为“国家”早期的“治理”选择之一。在传统中国，“神道设教”还不过是“辅助”性质的“治理”手段；而在传统欧洲，“神道设教”几乎就是“治理”的主体模式——自觉的“政教分离”还是很后来的事。　　但这类“设教”或“构建”，不一定是“不信者”的凭空创作，很有可能是“信仰者”的迷狂传导——其中不乏源于“启示”的传导。因此，“设教”或“构建”，在很多“信仰者”那里，并不是“设教”或“构建”，而是“启示”。　　按帕斯卡尔的意见：真理，往往是以矛盾着的形式存在的。　　一般来说，人的肉体的有限性，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思想的有限性。人不是神，不可能掌控“对象世界”的命运。即使仅仅对“对象世界”的描述，也往往会因为描述者的不同，使“对象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在这种复杂性面前，所有的独断都是滑稽的，所有的专断都是悖谬的。因此，人类理性推演出一种多元价值观。信仰与非信仰，在各自认为自己都是“真理”之际，就是一种多元性质的“矛盾形式”。以“信仰”真理批评“非信仰”真理，或者反之，以“非信仰”真理批评“信仰”真理，都是违背“真理的矛盾性”的，因此也是注定不可能有“共识”结论的，因为：没有仲裁者。两造的批评者，都，不，是，神。所以哲人帕斯卡尔（他同时也是信仰者和怀疑者）告诫乐于思考的人：“我们要记取相反的真理。”　　按照这个意见，“神道设教”论，不过是“非信仰者”操练自家“真理”，对“信仰者”所恪守的自家“真理”的一种批评。“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中间是“辽阔而又顽厚的隔膜”，两造谁也不可能“说服”谁。当此之际，只有“记取相反的真理”，才有希望走出隔膜以及隔膜之后的冲突。（史上与世上的文化冲突，也往往因隔膜而生成。）　　但文化早期的“神道设教”，最初往往是共同体间的精英（祭司、先知、哲人、圣贤、君子）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或听从启示、记录神言之后，有来源、有根据的讲述。这之中，应该存在讲述者的“思想介入”。于是，损益过程必不可免。传统中国的这类讲述，可能是一种“文饰”过程。按照《荀子·天论》的意见，君子们遇到日食月食就设计人间救助方案、遇到天旱就设计祷告祭祀方案、遇到不明大事就设计卜筮决疑方案，并不一定得到结果，都不过是理解“神意”、解除焦虑的一种“文饰”，这种“文饰”就是“有来源、有根据的讲述”，而虔敬是不可能缺席的。因此，究其实，还是一种“信仰”。尽管这种“信仰”可能是“多神信仰”。　　最初的“文饰”或“讲述”，其逻辑，不必是以“愚民”为手段的“治民”。毋宁说，这是精英们理解“神意”，解决“自我焦虑”的方程。《荀子》中“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这句话的意思是：共同体间的精英以“文饰”的方法解释“神意”，是为了解决“自我焦虑”问题，而百姓看到后，认为这种“文饰”或“讲述”就是“神意”本体。“信仰”是一种需要。在时间的绵延中，“文饰”就成为符合这种需要的经典系统。是“文饰”顺乎了人情，而不是“文饰”愚弄了人情。所以给《荀子》做注的杨倞天才地解释这个意思说：“顺人之情，以为文饰”。　　“神道设教”，在最初的语境中，是不离“信仰”的，是精英对神意的讲述，因此与“愚民”无关。离开“信仰”的“设教”是不可想象的。譬如，释迦牟尼“设教”时，他不可能对佛教没有信仰；张道陵“设教”时，他不可能对道教没有信仰。“河图”“洛书”如果是一种“设教”，当初的“设教”人也不可能对此没有信仰。创始人离开信仰，编个瞎话，“愚人”而后“治人”，且推演为某种宗教，这类风景，我，不信其有。　　但“神道”渺茫，除了富有异秉的人物以外，富有清明理性的圣人都对此保持敬畏与距离。孔子言“敬鬼神而远之”，预表了人间儒学和圣贤君子面对“神道”以及“神道设教”的姿态。在政治叙事中，儒学尤其注意区隔“神道”与“人事”的界限， 在政治活动中，人，可以信仰，可以信神，可以猜度神意，可以指为神迹，但不能做神言、神行。　　这种文化现象，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早的“政教分离”。　　至于“神灵附体”“神仙下凡”“神祇降世”诸如此类离开信仰的“神道”，在儒学和圣贤看来，就是“怪力乱神”。此境，孔子不信、不语；历代圣贤也不信、不语。　　大宋帝国真宗皇帝对“神道设教”的理解，因为王钦若的一番话，开始误入歧途。他将无信仰的“怪力乱神”误以为就是“神道设教”，于是，为世间留下了一连串非理性笑柄。　　已经有学者富有卓见地指出：宋代是近代化的开端。　　我愿意补充的意见是，考诸世界近代化，可以发现，近代化事实上是一个法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律法呈现为诸领域之游戏规则，“程序正义”开始在建构中推演，在推演中建构；“政治不成熟”开始遭遇精英鄙视与反思；工业渐呈规模化；远程贸易之信用结算出现需要；地缘政治、殖民精神与民族自省交织为文化紧张；“国家目标”替代部落、族群目标，成为共同体之文化自觉；人文知识，出现考古倾向；渎神与信仰并存；以“复兴”或“疑古”为诉求，实现与远古的剥离或区隔；以问题意识与现实焦虑为特征，展开为“第二轴心时代”之自由气质与性格；国家利益、权力制衡、民生改善成为内部演绎中的方向，其中，民生为主要方向。　　如此，共同体开始进入近代。　　以此考察大宋，尤其是真宗一朝之后，很接近。说从真宗一朝开始，中国缓慢进入近代化，不算无根之谈。　　这之中，“渎神与信仰并存”，意味着清明理性开始介入原教旨性质的信仰生态，并成为进入传统的新兴的心性力量。而真宗遭遇的正是如此。　　“神道设教”亦有时，真宗所在的时代，是受过孔孟教诲一千五百年，早已习于“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的士大夫之天下，他那种讲述神赐“天书”，试图“设教”而影响天下的努力，早已是昨日黄花，不再合乎时宜。　　“神道设教”是远古、上古、中古的事，不是近代化的事。　　真宗试图自我作古，但他没有赶上那个适宜的时代。　　但即使在上古，吾土的“神道设教”也有不同于欧洲的“自家面目”。　　殷商时代，大约来源于萨满信仰之流变的鬼神信仰，在周人那里再次进入流变。一方面，周人相信天命，相信终极之神上帝（天帝），但另一方面，又将信仰仪式中由大祭司主导的狞厉、迷狂的巫术、人殉等人天交际模式，置换为由君王主导，以“天下为公”为主题词的制度性祭祀和祈福，并在仪式的损益建构和完善中，将信仰推演为理性清澈、极为丰富的规则，这就是礼制。　　而以“祭祀”为核心的“神道设教”，不过是礼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　　周人在巫术的莽林中开辟了典雅的“公道-仁德”之路。　　董仲舒之后，权力脱离“虎柙”之后如何制约，成为知识精英的学术焦虑和思想焦虑。董仲舒开始借助萨满传统暨巫术惯性，试图重建天人交际关系。他的“天人感应”体系，固然在政治治理中生成为“价值制衡”原理，令君王公侯在“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恫吓中，自我戒惕，从而使推动权力进入“虎柙”具有可能性，并为周人的理性模式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但同时也开启了后来的“谶纬之学”，令“怪力乱神”有了堂皇依据。　　所以东汉以来，“谶纬之学”以“谶纬”的模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炮制了“孔子预言”，说“董仲舒，乱我书”。　　世间会有无数偶然而又神秘的事件发生，如房屋倒塌、大河泛滥、麦生双穗、彩云缭绕等等。当人间的政治治理引入超验维度时，人们就容易将这类事件理解为或故意理解为超人力量的主导。　　萨满巫术，就是这样理解世界的。　　我无比崇敬的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大全》中说：“人们把自然事务和人类事务中发生的偶然事件归纳为一个先定的原因，即‘神意’。”　　东土、西洋，即使是饱学之士、贵族精英，也愿意在“神意”这个主题下，结构（编排）往事、今事和未来事。人天关系的建构和巧妙的规律性的比附，以及预知能力，都是乐于相信“异秉”的知识精英所热衷的——这是重归萨满巫术之路。天人感应，是萨满巫术的大汉现代化。董仲舒就是重归萨满的大祭司。　　但周人传统暨礼制惯性远远大于萨满传统暨巫术惯性。　　这之中，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传统”，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贤理性”，是两块无人可以撼动的清明基石。周公、孔子的力量比董仲舒大得多。将最高权力关入“虎柙”之中，不一定需要“天人感应”；恫吓异族，捍御国家安全，也不一定需要“天人感应”。帝国的荣耀与族群的前程，与“天人感应”无关，也即，与“神道设教”无关。　　董仲舒不可能重归殷商鬼神世界暨萨满传统，宋真宗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