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回忆录：三生影像》作者：聂华苓-11

大力水手《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3)父----我是国王，我是总统，我想干啥就干啥！子----我哩？父----你算皇太子吧。子----我要干就干总统。父----你这小娃子口气可不小。子----老头，你要写文章投稿呀？父----我要写一篇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子----全国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知道吧。父----但我还是要讲演，敝国乃民主国家，人人有选举权。子----人人？只有两个啦！等我想想……嗯，我要跟你竞选。父----我先发表竞选演说：全国军民同胞们……子----开头不错。父----千万不要投小娃票。子----这算干啥。郭衣洞在1960年用柏杨笔名写杂文时，正是我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闭门写作，和外界隔绝。1964年到爱荷华后，才在台湾报刊上看到柏杨的杂文，尖锐泼辣，挥洒自如，主题总离不了人权和人道——20世纪人的两大问题。柏杨是谁呢？柏杨杂文似曾相识，杂文中的“悲”和“愤”，早在郭衣洞50年代的小说中萌芽了。原来郭衣洞化身柏杨了！柏杨说：选择杂文这一文学形式，是因为现代时空观念，对速度的要求很高，而在文学领域中，杂文是最能符合这个要求的。它距离近，面对面，接触快，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像小说诗歌，必须经过慎密的艺术加工，把要反映的事象加以浓缩，它的价值和影响力，需要颇长的时间才能肯定。柏杨已出版小说、杂文、报道文学、历史著作等五十几本书。就是在狱中，他也写作，完成《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半个世纪了，他没停过笔，用多年时间将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并加评语，成为柏杨版《资治通鉴》。1984年他在爱荷华时，正为柏杨版《资治通鉴》日夜不停地没命地工作，每月一书。晚间到我家来，也就是休息。谌容那时也在爱荷华。我们坐在炉前聊天，黑色镶彩石圆几上，一壶清茶，两包香烟，他们两人不断抽烟，我们东南西北地聊天。Paul时而从书房出来，为我们添茶倒水，开两句玩笑，又回他书房，让我们用中文畅谈。后来柏杨回忆：有一天，我们谈到午夜一点，兴犹未尽，可是，烟已吸完，起身告辞。这对难得一聚的华苓是件扫兴的事。稍后某天晚上，Paul告诉我，他特地买了一条烟放在客厅，保证我们吸到天亮都吸不完。我抚摸着那条烟，忍不住告诉他：这就是爱！此间华人邀柏杨演讲，他的讲题就是“丑陋的中国人”，后来在各地华人之中，引起一片轰动。他所批评的是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文化所造成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仍不断写作，不断出书：《丑陋的中国人》，《异域》，《金三角》，《荒城》，《家园》，《中国人史纲》，《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等等。柏杨有强烈的历史感，半个世纪的冷嘲热讽，却蕴藏着深厚的爱人情怀。他就因为那份情怀而苦恼，快乐，愤怒，悲哀，希望。《丑陋的中国人》，是愤怒，《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是希望。柏杨多年前在狱中写给他亲爱的女儿的信，就自然流露出他内心的悲天悯人之情：佳佳：……吾儿，你要马上去买一份（或数份）10月4日的《青年战士报》，在第七版登有屏东县林月华小妹，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患血管瘤的消息和照片，她在照片中露出可怕的病腿在哭，爸爸看了也忍不住在哭。吾儿，你要帮助她，使她早日治愈，她不过是为了父母贫穷，便眼睁睁看着自己死亡而呼天不应……这小女孩就是我心中的小女儿，我能看到她得救，死也瞑目。爸爸佳儿：有一件事嘱儿，报载竹东镇大同路七一○巷十二号的徐佳银小妹，右腿红肿得跟腰一样的粗，家产已经用尽。看后落泪，爸爸不便寄钱，希吾儿速给徐小妹五百元（爸爸还你），作为捐款，此钱虽杯水车薪，但是表示人情温暖和对她的关心，盼能提高她的求生意志。十二岁的孩子，命运如此残酷……苦难见真情。我所看到的，是苦难中的那个柏杨。有幸可以称呼他：我的朋友柏杨。《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1)乡下人沈从文，19841980年4月，我和Paul到北京，在中国作家的晚宴上，突然回到年轻时光。回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也回到冯至的南方之夜：“……燕子说，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经过二十年的寂寞才开一次──这时我胸中忽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也回到沈从文的乡下人：“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自在那儿尽其生命之理。”那时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现在，我和Paul一走进大厅，卞之琳，冯至，沈从文就在眼前。我恍惚了一下子，只见一张发光的脸，微笑望着我们。我立刻知道那是谁，跑过去不断叫着：沈先生，沈先生，没想到，没想到！他握着我的手，仍然微笑着。我转身拉来和人寒暄的Paul：你猜这是谁？Paul两眼盯着他。就是那个在衙门口辕门上、云梯上看到许多人头、一串串耳朵的小男孩！我说。沈从文！沈从文！Paul惊喜大叫。他双手捧着沈先生的手说：我在华苓的沈从文评传里，读到你小时候去看杀头的情景。每逢他讲到中国人的处境，他就会讲那小男孩看到的那一串耳朵。我告诉沈先生。他仍然淡淡笑着。那天，我举杯畅饮，一连干了几杯酒。Paul吃惊地望着我，对在座的人说：华苓从没这样子喝酒。两桌人酒酣耳热，谈笑风生，好像各自都有可庆祝的事。只有沈先生没说话，也没吃什么，只是微笑着坐在那儿。他的脸特别亮。沈先生，怎么不吃呢？我正好坐在他旁边，为他拣了一块北京烤鸭。我只吃面条，吃很多糖。为什么呢？吃糖不好呀。我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没成，从此就爱吃糖。满桌大笑。Paul听了我的翻译，大笑说：这就是沈从文！我说：小说家又编故事了。沈先生，海外许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我在台湾有你的《湘行散记》，一位好朋友忍痛割爱送给我，封面很可爱，有个小虎花园，还有几笔小孩画的树木、小屋……小虎是我儿子。他开心地笑了。那本书传来传去，书页都散了，有的一碰就碎了，我放在卷宗夹子里。离开台湾，我只带了那本书。我的书都落伍了。落伍了？沈先生没有反应。《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2)沈从文的小说，是我6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以后才一篇篇细读的。50年代在台湾，朋友之间私自流传《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再也找不到沈从文的书了，凡是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作品，都是禁书。那时沈从文在大陆也沉默了。1964年，我到美国以后，遍寻沈从文的书。斜靠床头，读乡下人的小说，嗑五香瓜子，瓜子壳撒了一地，又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了。沈从文在《习题》一文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才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沈从文说过，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这大概不是夸大的话。他的作品有四十多本，题材广博，包括各种各类的人物：小科员，大学教授，年轻学生，潦倒文人，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姨太太，妓女，私娼，野鸡，军官，老板，猎人，走私犯，刽子手，土匪，大兵，小商人，农夫，船夫，工人。上中下九流人物都出现在他作品里。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乡下人，土地上和水上的人。沈从文的文字似乎是平铺直叙，但那是经过艺术家选择安排之后，和具体意象组织而成的文字──诗的文字，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叫人五官一起用来欣赏它。沈从文说“文字在一种组织上才会有光有色”。他把自己的文章叫作“情绪的体操”。又说：“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沈从文是相信自然生命力的。他小说里的人物多半是那种和自然相融合的人。元气淋漓、生机活泼的自然，和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自然。“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那就是维持中国人在战争、杀戮、死亡中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自然也可变成毁灭的力量。沈从文在某些作品里也写出与自然相悖逆的人──在战争、现代文明、机器、不幸的命运（好像什么地方有毛病、不合理的那种不幸）各种大力下压抑的人。在那些人物身上，“自然”就有毁灭性了。中国人是顺应自然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就是那样的。那些乡下人的爱、憎、欲望、死亡、青春、残暴，全是赤裸裸的自然，是文明人所不认识的自然。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规范和他们没有关系。因此，他们在文明人眼中是荒谬的。乡下人认命，安于命，安于死亡。他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没有幻觉，决不退却。他们都要活下去，因为活着是很好的。他们都有些荒谬。例如沈从文在《夫妇》那篇小说里所写的，就是被文明、习俗、法律所摧毁的自然。故事是从一个不敢吃带血炒小鸡的城里人璜的观点来讲的。他到乡下去为了要治疗神经衰弱症。听见有人叫“捉了一对东西！”他以为是“捉到了两只活野猪”。村民围着看热闹。原来所缚定的是一对年轻男女。男女全是乡下人，皆很年轻。女的在众人无怜悯的目光下不作一声，静静地流泪。不知是谁还把女人头上插了极可笑的一把野花，这花几乎是用藤缚到头上的神气，女人头略动时那花冠即在空中摇摆，如在另一时看来当有非常优美的好印象。这段文字是《夫妇》这篇小说最重要的一段文字。那一把野花是小说的基调，在小说里一再出现。野花，活野猪都是自然界的“东西”，那一对年轻男女也被叫做“东西”。他们两人和野花野猪一样是“自然”的生命。他们两人体现的自然，就被作者不着痕迹地暗示出来了。那一对年轻人大白天在山坳撒野，被一群汉子捉来示众。为什么必须捉来，被捉的人和捉的人皆似乎不甚明白。璜又看看女人。女人年纪很轻，不到二十岁。穿一身极干净的月蓝麻布衣裳，浆洗得极硬。脸上微红，身体硕长，风姿不恶，身体风度都不像普通乡下女。这时虽然在流泪，似乎全是为了惶恐，不是为了羞耻。女人那一身打扮，叫人想到月亮的蓝，叫人闻到浆洗得极硬的衣裳透着的太阳气味，叫人摸到麻布衣裳的粗糙。那些感觉全叫人联想到自然。自然是不知羞耻的。《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3)一个大酒糟鼻子的汉子，满脸肿起肉块，像才喝了酒，从人丛中挤出来，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一下，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用荆条鞭打，打够了再送到乡长处。有人扯了这汉子的裤头，说有城里人在此，他才停住了。属于自然的欲望是美丽的，就像女人头上插的那一把野花，和那喝了烧酒的汉子经过刺激的肉欲是一对照。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出现了。大家喊他作练长，是本地有实力的人物。他吆喝人站开，向城里人炫耀威风，用税关中盘问行人的口吻，盘问那一对年轻男女。那女人不答，抬头望望审问她的人的脸，又望望璜，害羞似的把头下垂，看自己的脚，脚上的鞋绣得有双凤，是只有乡中富人才会穿的好鞋。这时有人夸奖女人的脚，一个无赖男子的口吻。那练长用同样微带轻薄的口吻问：你从哪里来的，不说我要派人送你到县里去！大家提出各种处罚的办法。喂尿给男子吃，喂牛粪给女子吃──那一类近乎孩子气的话。那一对男女都不做声。作者写到这儿，小说的主题完全发挥了：人性中的自然和文明、法律、习俗的对比。那时作练长的裁判官最后才知道：那一对年轻乡下人原来是一对夫妇！新婚不久，一同回娘家，走在路上，天气太好，两人就坐在新稻草堆旁边看山上的花。风吹，鸟叫。他们就想到一些年轻人做的事，就被人捉到了。1980年4月，我和Paul在北京见到沈从文先生后，又去了十几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回到北京。在我们离京返美之前，一定要去看看沈先生夫妇。沈先生作品里写到“黑里俏”，也许当年的张兆和是个黑里俏的美人。眼前的张兆和仍然俏丽，俏中透着沧桑。那时从美国到北京，必须经过香港。在香港就有朋友告诉我，沈先生的处境好一些了，以前只有一间小屋子，现在搬到社会科学院新宿舍了。4月见面时，沈先生脸色红润。这次见面，他两腿已患风湿，行动不便。仅仅两个月，沈先生就衰老一些了。沈先生改善的家有两间房。室内陈设简单，一张镶嵌波斯人玩球的古雅木柜，也就特别显眼。那才是写出《静》那样精致小说的沈从文所欣赏的艺术品，我盯着那柜子如此想。我以前收集的东西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全丢了，沈先生说。他仿佛已体会到我的怅惘。我转头看靠墙的书架，上面摆着一些书。我的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论斤论两卖掉了。我告诉沈先生，60年代美国传文出版社（TwaynePublishers）计划出版一套世界文学家评传的丛书，约我写沈从文评传，我到处找他的书。跑遍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在香港布满灰尘的旧书店挖掘，才收集了他部分作品。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沈先生说。您是我最佩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沈先生谦虚地笑笑。您不写了，是中国文学一大损失。我的小说过时了。好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过时。现在研究古代丝绸，不是写作的心情了，也写不出来了。沈先生夫妇带我们走进内室。到处堆着资料。他俩捧出一叠厚厚的本子，上面全是古代服饰，丝绸锦绣纹样。一片片精美厚朴的锦绣，明暗交织着细致的色彩，就和沈先生一篇篇小说一样。那是他在漫长艰苦的日子里，用另一种方式而凝炼的艺术匠心，是否用笔写出，也就无所谓了。我和Paul惊叹得说不出话了。沈先生微笑着，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恬适，无挂，无虑，无求。那微笑透着摸不透的禅机。这么一间小屋子，这么多的资料，怎么工作呀！我说。屋子在大街上，来往车辆太多，太吵了。沈先生说。这些丝绸锦绣，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甚至有实用价值。很对，可以仿造，增加外销。我建议了。有结果吗？没有办法。他摇摇头，仍然微笑着。我们离去时，沈先生夫妇送到楼梯口。我说：下次来北京，再来看你们。走出公寓大楼，我对Paul说：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三十年没写小说了。现在，我觉得他并没浪费三十年。他保持了人格和艺术的尊严。我完全同意。你不知我有多感动。他是中国的国宝呀！竟然冷落了这么多年，现在仍然被冷落！四年以后，1984年6月，我一人到北京。沈先生在头一年已中风了。本不敢去扰他，但是，不去看他就来不及了。老一代逐渐凋零了。1980年，去看茅盾先生，他刚从医院回家。见到我和Paul说：我很想见你们。离去时，他坚持要送到大门口。我们拦住他。我永也忘不了他喘着气拄着拐杖站在天井里，向我和Paul频频招手的神情，依依不舍──不舍他最后尚存的生命。我们一步一回头。他不断招手，微微地，依恋地。走出门外，我很久说不出话。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看到的，是个人遭遇所反映的充满矛盾的中国现代史。我终于决定去看沈先生。他还可以站起来，但不便行走。当天下午他还得去医院检查。我没久留，也没多说话，只是要沈先生知道，天涯海角有那么一个人，在为人和写作上，沈从文是她仰望的天空。离去时，沈先生坚持拄杖送我，未必他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了？一个中年男子扶着他，送我到楼梯口。那就是我捧着读的《湘行散记》的封面上小虎花园的小虎。外一章：秋郎梁实秋(1)【外一章】秋郎梁实秋我真正认识梁实秋先生，正是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1949年，《自由中国》创刊时，雷震曾邀他参加，他不加入，但愿在一旁协助。后来《自由中国》登出并出版他的《雅舍小品》。那时，我们只是作者和编辑的书信来往。1960年，雷震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遭封闭。我的生活宛如孤岛。就在那期间，梁先生常邀我同林海音、孟瑶去他家。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梁先生家一片春风，甚至他家帮佣的小姑娘名字也有“春”意：春绸。那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名字之一。梁先生和我们三人正好凑一桌麻将，只打四圈。梁先生夫妇都是美食家。我们去他们家之前，就知道那天梁师母将给我们吃什么：饺子呀，薄饼呀，炸酱面呀，全是梁先生喜欢吃的。他那时已有糖尿病，只有望食兴叹，浅尝即止。我们可乐了，不但吃得好，还可听梁先生讲笑话，还可看梁先生故作馋相扮小丑——他是很好的演员，妙语如珠，嘲弄透着睿智。他用笑话解馋，我们笑，他高兴，逗我们笑得喷菜，笑得流泪，笑得告饶。海音和我都爱笑，孟瑶也笑。麻将桌上，饭桌上，梁先生的妙语，我们的笑声，巡徊不已。他给我们讲过一个单身汉的故事。某君从美国学成归国，找不着女朋友。他长得不错，只是个头太矮。他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找到女朋友。于是他将由美国带回的四百美金视若生命。他买了个特制的夹层皮带，将美金塞在两层之间，用拉链封好，日夜绑在身上。他外出购物，拿不出钱，就进厕所，解开皮带取钱。因此，他需要钱的时候，必上厕所。久而久之，有人知道了他的秘密。有天晚上，鬼使神差，他睡觉前把裤子连皮带一起顺手搭在椅背上。半夜醒来，裤子不见了。他到处寻找，在院子里找到裤子，皮带不见了，四百美金不见了。他从此发奋赚钱，身兼数职，非常节省，吃饭用鱼内脏下饭（我们正吃梁师母亲手做的鲜肉饺子。梁先生调弄地笑望着我们）。他存了许多钱，还买了四栋房子出租。他每天必去看看房子，摸摸房子的砖头。但是，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因为太矮了吧。他便订做了双高底鞋。在人多的场合，他必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还有什么毛病呢？单眼皮，他去医院动手术割眼皮。医生得从他手臂上割下一块皮，粘在眼皮上，皮连着手臂，要等手臂的皮在眼皮上粘牢了，他才能将手臂放下。一连好几天，他举起手臂贴在眼皮上。眼睛成了双眼皮，仍然找不着女朋友。梁先生说那是真人真事。我们逼着问：是谁？是谁？他笑而不答。梁先生讲笑话时就是那副真真假假的神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梁先生是否讲的真人真事。那简真就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吃喝谈笑之中，偶尔也谈文坛旧事。我们巴巴地问到徐志摩、陆小曼、冰心、老舍、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那时他们都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对那些作家本人，比任何文坛事件更有兴趣，如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以及抗战无关论等等。我们会问：冰心是不是叫你“秋郎”？来不及等他回答，我们紧接着问：“冰心是什么样儿？”梁先生笑笑：“长得不错。”他没多说。从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轻时清丽的模样。梁先生那时还没从师范大学退休。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对外界的事也不问不闻，似乎很怕惹火烧身。他是怀乡的。1974年，我和Paul到亚洲好几个国家。他在信中说，我应该也到大陆去。当然去不了。60年代在台湾时，我和海音、孟瑶似乎为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添了点儿乐趣。只有女儿文蔷一家人从美国回去看两老的时候，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我觉得梁先生很寂寞。他有心和现实保持距离，保持沉默的自由。他知道我的沉默是因为恐惧。我在他家可以畅怀大笑，也只有在梁先生家，我才会那样子笑。1964年，我从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您怎么知道？我知道。你需要多少？外一章：秋郎梁实秋(2)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蔷。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虽不多，但一纸短笺，寥寥数语，却给我无限鼓励和温暖。我也对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点认识。1972年，我和Paul去西雅图，正值梁先生和梁师母在文蔷那儿。杨牧（那时候他还叫叶珊。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醉倒我爱荷华家中地板上，手指自己鼻尖说：“我，叶珊，二十五岁，处男。”）已从麻州大学转到华盛顿大学去教书。他邀我们和梁先生夫妇相聚。我们一起开车去文蔷家接两老去一中国餐馆。八年不见，相见特欢。梁先生和Paul一见如故。我隐约感觉到梁先生两老都有些异国飘零的心情。他们非常钟爱女儿，也非常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他们说，女儿女婿太忙，忙得他们心疼，要帮忙吧，又插不进手，而且，女儿女婿也不要两老动手。父母的慈爱，儿女的孝心，在美国全无法表达，宛如交响乐中的钢琴、小提琴，各自美则美矣，却无法合奏起来。从那次见面以后，就没再见到梁先生、梁师母了。我们仍然书简往来，就是我到国外去，也告诉梁先生一声。1974年春，我和Paul在亚洲七八个国家旅行了两个多月，也到了台湾，梁先生梁师母却仍在西雅图。6月回到爱荷华，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写给我的唯一一封英文信，为的是要Paul也立刻看到，不必经我翻译。他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知道他丧妻的悲痛。梁师母在去超级市场途中遭铁梯击倒去世了，那天是4月30日。梁先生的信是5月4日写的，正是为梁师母悼祭的日子。读着梁先生的信，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挣扎活下去的梁先生。我非常担心他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他如何依赖梁师母。《槐园梦忆》就是他对妻子深情的回忆。华苓:我用英文写此信，以便Mr.Engle也可读到。现在你们一定已从亚洲远游归来，可惜大陆未入行程。也许不应在你们一到家就告以噩讯，内人于4月30日惨遭意外去世。我们步行去附近超级市场买菜，市场屋檐旁竖立一架可伸缩的铁梯。附近并没修理工人。也许是一阵风吧，梯子突然倒下，正打中内人的头，打得她倒在水泥地上，头破血流。臀部严重受伤，无法动弹。我找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动手术后，情况尚好，但怎么也不能恢复知觉，当晚11时去世。今日安葬，“永久居留”此间墓园了。我们在墓园亦购地四处，一处留给我日后之用，另两处留给小女夫妇，内人将不致有飘零异域之感，我等所能为者仅止于此。现正找一胜任律师处理此案，我们当然有理胜诉，但会争论许久才会上法庭。妻子为无价之宝，金钱岂可抵偿不可弥救的伤亡之痛！我突然想起哈代的一首诗：双向交叉，描写豪华游艇“泰坦神轮”与冰山相撞沉没的惨剧。哈代称之为命运。也许他说的对，因为我实想不出任何其他原因。我将尽快恢复写作。打击虽重，现我尚好。即颂近安梁实秋六三，五，四外一章：秋郎梁实秋(3)(注：“六三”即1974年，余信类推)几个月之后，1975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从西雅图来的信，告诉我他回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并已结不解之缘。“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我将信译给Paul听。我俩立刻各自给梁先生写了信，告诉他我们十分高兴他又找到幸福，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我们也告诉他，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体谅、宽容和忠诚。我和Paul就是非常和谐的婚姻。梁先生立刻又来了信，又是迫不及待，表示“感激涕零”。他忽然成了个恋爱中的惨绿少年，需要支持，需要保证，需要信心。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给人支持、给人保证、给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没料到他在爱情面前也会如此脆弱。就因为这点儿“脆弱”，梁先生才更可爱、可亲！华苓:好久未通信，甚念。我在台湾住了两个多月，近始返回西雅图。在台北和林海音等友玩过好几次，每次都提到你。我在台北也有奇遇，结识了一位韩菁清小姐，一见如故，遂结不解之缘，她年三十有八，过去历史亦不平凡，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的态度，我则认为这是奇迹，情之所钟，无所顾忌。拟于端午前后再度返台，作长久之计。把此事来告，不知能否邀你与Paul之同情也。匆此即问双安梁实秋六四，一，一五华苓:接到你和Paul的信，真是感激涕零，因为近来台湾报纸连连的渲染我和韩菁清小姐的事，满城风雨，使得她极感困惑，我也不安，近且收到匿名信表示反对此一婚事。你们是极少极少数的肯给我同情的朋友！社会对女性残酷，不公道，实在可惊之至。韩小姐是一个善良可爱的人，我愿下年有机会我们到美国来玩，能够到你们府上相会，请你们看看我所选中的是怎样一个人。你的孩子均已成家，你无事一身轻，祝你们快乐，写作顺利成功！梁实秋六四，一，廿七请口译此函给Paul听，我不另写华苓:好久没通信了。我三月底返台，五月九日与韩菁清结婚，前前后后引起报刊上许多不必要的轰动。也有不少人（识与不识）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我们一概置之不理。朋友们祝福我们的，继续是我的朋友，否则也就不勉强了。我临离美时收到你和Paul的信，我很感激你们。兹附上婚后照片一帧，乞留念。我现在生活很好，菁清是一个聪颖而懂事的好孩子，我们打算秋凉后到美国一游，能有机会见到你们就好了。我仍然过的是爬方格子的生涯，仍是从前的我。得暇盼能惠我数行。即祝俪安梁实秋六四，七，十四韩菁清附候梁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应该回大陆看看。直到1978年才成行。三十年以后再回故乡，心情激动，回到爱荷华，在百忙中，一口气写出了爱荷华札记──三十年后。在北京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当年我们在梁先生牌桌上巴巴问到的冰心。也见到曹禺和夏衍。他去西雅图在马逢华那儿看到了书，“爱不释手”，带回台湾了。那时，我和那本书都是不能入境的。我仍在台湾的黑名单上。1988年，余纪忠先生不遗余力为我奔走，我终于又到台湾。但是梁先生已在1987年11月3日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