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回忆录：三生影像》作者：聂华苓-10

1968年，我和Paul邀请陈映真到爱荷华来，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捷克剧作家、后来成为总统的哈维尔（VaclavHavel）。两人都缺席了。陈映真被捕入狱，哈维尔在苏联坦克车进入布拉格时，逃入地下。我和Paul决定为陈映真辩护。明知那是枉然，早在1960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们要对陈映真的被捕表示抗议，提醒当局尊重法治，唯一的办法，是在台湾找律师为陈映真辩护。没人敢接那件案子。终于找到一位在台的美国商务律师，当然，他要预付律师费。Paul找到一笔钱，电汇给律师，但给那个隐而不见的最高权威扣下了。陈映真由军法审判判刑十年。1975年，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提早三年获释。他一出狱，就给我和Paul写了信。他在给我的另一信中说：……在主观的愿望上，我希望能以写小说终此一生，虽然有许多困难──诸如自己才能的，经济的，环境的限制──但我相信我会努力地走完这条路，不是对于自己有什么自信，而是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能，一无所有。我看不出在一定的未来时间我能有机会到您那儿去。我倒觉得去不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样同自己的民族和历史合一，作为反映我们民族和历史的一个卑微的器皿……《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2)1979年9月4日早上，美国诗人辛普森（LouisSimpson）来我家吃早点，在门口按铃，厨房的电话同时响了。陈映真又被捕了！家也抄了，父亲的家也抄了，岳母家也抄了。带走了几箱书。他坐了八年牢，四十二岁了，再坐牢，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们实在不懂。他上次出狱以后，没有任何越轨的行动和言论。他结了婚，办了个小印刷厂。他忙着养三家人！父母、养父母、岳母家。朋友8月间回台湾看到他，脸色苍白，提着一个公文包赶出租车，忙得不得了。我们实在不懂，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不让他过点自由的日子……陈映真的弟弟映澈讲着讲着，声音哽咽了。我和Paul根本没吃早点。辛普森胡乱吃了一点。我们都很沉重。三个人谈了一上午，讨论如何拯救陈映真。辛普森是美国很有名望的诗人，得过普立策诗奖。我与Paul和陈映真已神交多年，但对于辛普森，陈映真就完全是个陌生人了。第二天早上，辛普森又在我家吃早点，当天他就要回纽约。他在我家厨房连着吃了两天早点，厨房的电话响个不停，我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电话和炉子之间跑来跑去，接电话，打电话，和美国各地的中国朋友讨论陈映真被捕的事。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家的厨房有这么多活动，这么强烈的情绪，又有这么好吃的食物。辛普森说。他面前摆着陈映真的英译小说和他的英文简历，准备带回纽约。电话铃又响了。出来了！出来了，我哥哥出来了！我转身对Paul和辛普森大叫：他出来了！他出来了！映澈继续说：不是释放呀，是交保候传呀，随传随到，案子还在侦查之中。侦查什么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陈映真被捕36个小时以后，又奇迹般地获释。他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获释。他在《关于十•三事件》的文章里写他当时的心情：……我在四日夜间九时许被送到警总军法处，开过一个谕知交保候传的庭，就由内人具保，回到家里。我立刻驶车到北投见我年迈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后一直出奇地安详，被一位年轻的治安人员赞誉“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长者”的父亲，看见了我，才猛然拥我入怀，我泪落地跪俯在他抖颤的怀中，不知是悲戚还是再生的喜悦……我和Paul仍坚持邀请陈映真来爱荷华，一年又一年，一直到1983年，台湾当局一再压制，我们一再努力，还有海外作家学者的声援，他终于来到爱荷华。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他和大陆作家第一次见面。那年从大陆来爱荷华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还有台湾的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陈映真和他祖国的作家相聚，正是他多年想望的一天。他先一天到达，要和我一道去机场接他们。大陆的作家看见陈映真，也非常高兴。他们好像久别的家人，一见面就谈个不停，彼此好奇，彼此关怀。陈映真对他们说：你们说的话，我要记笔记的。他立刻言归正传。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最动人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活动都多一些。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所有的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就在我家这小山旁边。陈映真有时趿拉着拖鞋，端着一锅红烧蹄上山到我家来。看着他那神欢形忘的样子，似乎从往日的崎岖回归平常了，我衷心为他高兴。一天，吴祖光从密西西比河带回新鲜活鱼，陈映真建议蒸了下酒。潘耀明和吴祖光住在一起，他烧得一手好菜，当然是他下厨了。Paul一人留在家里，对我说：你去喝酒吧，机会难得。鱼蒸好了，陈映真还没到。吴祖光说：陈映真给国民党绑票绑走了。王安忆说：我听见他在走廊吹口哨。《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3)我们吃鱼，喝酒，不断给陈映真打电话，没人响应。鱼快吃完了，他来了。原来他在洗衣房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开门，请他进去喝杯茶。她谈到自己身世，犹太人家庭，父母从俄国去阿根廷，母亲有精神病，她精神压力很大。原来你吹口哨，她就开门了。我说。他笑说：她太老了，否则，洗也洗不清。他们到我家来看访问五位中国作家的录像带：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陈映真说：真过瘾，不必左顾右盼。我笑说：这儿没人打小报告。看完五位作家的访问后，他说：大陆上的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么。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1984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而在那年代的台湾，那是很大的忌讳。他评王安忆:……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毋宁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上。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当然，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兴趣。他特别访问菲律宾诗人、戏剧家和文学批判家阿奎拉（ReuelMolinaAguilla），谈论菲律宾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期间的文学和语言问题，以及目前的文学思潮。在长时间的访问中，最后他问到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学不能使革命成功，文学也不可能改变世界。文学只能唤起民众，唤起他们对公理、正义、爱和和平的意识。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Alvarez）来爱荷华。大家一同乘车到外地去游览，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卡梨菲（SaharKhalifeh）在他身边坐下。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字。她转身对我调皮地笑着说：他用完了那几个英文字，我就过来和你聊天。你喜欢美国吗？她问卡洛斯，说完和我一起大笑。喜欢，美国人。政府，不。你结了婚吗？没有。啊，结了。啊，没有。和一个女人一起。我们又大笑。为什么不结婚？害怕女人吗？是的。离婚。他们就那样子用最单纯的语言，卡洛斯表达了复杂的个人历史。他在佛朗哥时期坐过好几次牢。他为被暗杀的共产党抗议，在外国发表文章，坐牢；为工人说话，坐牢。最后一次，判刑四年，佛朗哥死时，被大赦释放，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他从1957年到1982年，是共产党员。《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4)我要访问你！陈映真大声说，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后。那年秋天，Paul患后脑炎，感染细菌，多次去医院检查，终至动手术开刀，映真和我以及家人一同照顾他，和我患难与共。在医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谈不完的话，谈的多半是当时台湾的情况。你是个宗教家庭，怎么对左倾思想有兴趣？我问。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从小我们就认为中国在那边，那儿才是我们的国家。父亲有鲁迅的书，中日对照。我拿来看，也不太懂。后来读中学，看书有些懂了。读大学时候，我在旧书摊找到一些抗战时期的书，和鲁迅的书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欲特别强，找很多书来看。那时日本外务部有预备外交官到台北来学中文。他们那时就准备以后对付共产党呀。他有许多关于共产党的书。他说我可以去看，他还把钥匙给我，我可以随时去看书。后来，他要走了，对他下一任的人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书可以尽量给他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我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世界许多国家受到影响，到处是学生运动。我在牢里，有共产思想的人，有两派：一派赞成苏联式共产，另一派赞成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制度。你们在牢里可以谈共产主义吗？在放风的时候谈嘛。反正已经进去了，还怕什么？哎呀，那时我真佩服“文化大革命”呀！我1978年、1980年去大陆，才知道千千万万人受到伤害。那时不懂嘛！我们有个读书会。我弟弟老六，那时候读中学，他也受了影响，他把我油印的文字拿去印了，分给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帮年轻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让我知道。后来，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总，后来在台东的监狱，最后三年在绿岛。一出狱就打开收音机，蒙在被子里听，刚好是国际歌，我眼泪直流。你第二次被捕，到底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放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去，就要我填一种表，那种表是判刑以后才填的。我笑说：你对坐牢可是很有经验了。我第二次一进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们把皮带那些东西还给我，我还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岳母来保我，我才相信，他们真是放我了。1983年陈映真在爱荷华，他父母在美国奥玛哈女儿家。11月中旬，两老和女儿、女婿以及两个外孙女，带了一桌酒席，特来爱荷华和我们聚会。陈伯父见到Paul，两人相拥流泪。他们邀请了所有的中国作家到我家，还有韩国诗人汉学家许世旭。陈伯父和吴祖光拥抱，也是泪汪汪的。陈伯父在饭桌上起立讲话，声音哽咽：十几年以前，映真出事，亲戚朋友全不来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素不相识，却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家一向是向着大陆的，今天可以和大陆的作家们在一起，这也是因为他们两位的关系。我也要特别谢谢他们。Paul接着说：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今晚是我们在爱荷华最动人的一晚。陈映真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写过：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天马行空不知所至的玄学，而是具有人底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思索的人底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陈映真就是具有人的体温、人的骨头、人的勇气的文艺家，一直在他称为“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中独行，即令现在，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然是寂寞的，焦虑的，在另一条后街中踽踽独行。《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1)母女同在爱荷华——茹志鹃和王安忆，19831983年的爱荷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秋天。在那之前，我读到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1978年，我在离乡三十年后，和Paul及两个女儿一同回乡。那时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请作家来爱荷华，在北京曾努力过，和夏衍先生也谈过，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作家才能应邀到爱荷华来。那几年来的作家，都是“文革”后的“出土文物”。他们是牺牲过而又被牺牲的一代，活过抗战，活过国共战争，活过“文革”，终于得到第二次解放。他们对隔离了多年的世界，充满渴望和好奇。1983年，吴祖光和茹志鹃应邀来爱荷华。王安忆那年二十几岁，已出版小说集，1982年并以《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她的短篇小说就已锋芒毕露，例如《回旋曲》。小说用非常简洁的对话，揭示了一个社会问题。《回旋曲》分三节，每一节有不同的旋律。每一节提示一个问题。三节提示了三个问题：恋爱期间的问题，结婚期间的问题，结婚以后夫妻分居的问题。第一节一对恋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优美；第二节的旋律迫切急促，新婚夫妇要找一个旅馆度蜜月；第三节婚后分居两地，怨而不哀，平淡透着无奈。整篇小说充满反讽。王安忆在那之后不断发表作品，不断出版长篇短篇小说的书。扎着两条小辫从上海弄堂走出来的小女子，多年之后，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镇。《长恨歌》可说炉火纯青了。王安忆在上海小市民的命运中，看到“人”的处境。小说是一幅大型工笔画，既细且大。王安忆以一个大时代的变动为背景，用周密的细节结构出一幅大型画面，细致入微地描绘其中一个个小人物，整幅画隐寓着生命的无奈。但在1983年，二十几岁的王安忆还得随母同行。那年陈映真在我们多次努力以后，来到爱荷华，也是他第一次从台湾出境。因为左倾思想而坐牢八年，一出狱就蒙着被子听他祖国消息，听到国际歌热泪满面的陈映真，居然在爱荷华碰到来自他祖国的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还有个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个是如鱼得水，笑得很开心，有时调皮地卖弄一两句党的领导的话，还是标准的京腔。他对王安忆是老大哥的关怀，探究，欣赏——她是年轻一代的希望。王安忆对他是女孩对兄长的信赖和仰望，但有时也一针见血点出他的迷信。陈映真和茹志鹃一拍即合，他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祖国来的同志！茹志鹃呢？一个台湾同胞居然有如此进步思想，实在佩服！吴祖光对中国的现实多持批判态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王安忆是探索者的质问，透着年轻人的叛逆。她对吴祖光那一声“伯伯”叫得还是很亲切的。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在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正如她们的创作，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王安忆对母亲常持反对态度。母亲对她永远微笑着。我在他们之中，可有戏看了。《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2)王安忆扎着两条小辫，羞涩透着好奇，闪亮的眼睛可是不停地搜寻。我特别安排一位读文学博士的助教Anna带她参加许多活动。她们成了朋友。安忆目不暇接，总是很兴奋的。她是历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的接触也最多。她活动之余，才来参与中国作家的聚会，搅在中国人忧国忧民的情结之中。但她比他们洒脱。她摆脱牵牵绊绊的中国事，独立在那一刻去看外面的世界。茹志鹃和我同年，但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们常常谈到不同的过去。你那时在哪儿？你那时在干什么？彼此常有这样的问话。他们有时从山下的五月花走上山到我家。王安忆参加活动去了，她对我们这些人的谈话没兴趣。茹志鹃问到我过去的生活。我谈到1936年正月初三父亲在贵州被红军杀死，尸首不全。贵党实在太残忍了，陈映真笑着对茹志鹃说。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呀，茹志鹃说。那年我十岁，父亲灵柩从贵州回武汉。小弟弟华桐只有几个月，从没见过父亲……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哪儿？茹志鹃说。我姑母要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当尼姑！你竟当了解放军！你和王啸平在哪儿认识的？在解放军里呀！他是导演，我在文工团。我们渡江以后，在南京结婚的。渡江以后，你在南京结婚呀！我大叫了起来。那时候，我们刚从南京跑走，跑到北平，又跑！跑到上海，又跑！跑到武汉，又跑！跑到广州，又跑！八路军跟着我们追！你就在那时候在南京结婚呀！我们大笑。茹志鹃从小是孤儿，住在孤儿院。1943年十八岁，跟着哥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分配到部队文工团工作。我谈到台湾的生活，谈到大弟汉仲：他抗战末期加入空军，飞行侦察日本人。后来侦察你们共产党！我指着茹志鹃笑了起来。1952年，在台湾例行飞行失事，他才二十五岁。我和你不是错过了，就是干上了。茹志鹃说。一点也不错！我第一个丈夫，在你们抗美援朝的时候，正在东京的盟军总部当翻译官，打北朝鲜！我们又干上了！茹志鹃挥起拳头，一面笑着。有一位临时来访问的中国作家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题目尖锐，而且用英文讲，听众满堂。他讲到幼年家境贫寒，遭受迫害，勤工俭学，留学英国，解放前一刻回国。那以后的经历，几句话就滑过去了。讲完听众提问题。你在二十几年的沉默中，写作没有？有人问。没有。为什么？我不要和文学发生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才有中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发现他们讲话很小心。最近中国好像开放一些了，并且制定了宪法。不知道年轻人如何反应？那位作家笑笑：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我所接触的年轻人对此毫没兴趣！吴祖光代他回答了。王安忆是年轻人呀！有人说。我们有兴趣的是现实问题，不是纸上的文字，她说。假若中国有法治的传统，就不会有这么多政治运动了，吴祖光作了结论。散会后中国作家自然是到我家聊天。伯伯，王安忆对吴祖光重重叫了一声。您是怎么入党的？文化部长周巍峙把我叫去，要我入党，我就入了党。后来，报纸访问我，要我谈入党感想。我说，不谈！那时，陈映真的《山路》在台湾《中国时报》获得小说奖。我们举杯庆祝。映真，为什么现在给你奖？我问。我不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给我奖《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3)《山路》很尖锐呀，我还担心招麻烦呢！我们各自揣测。国民党开明一些了吧。有人说。陈映真说：你不懂！这一定是国民党的政策。中国大陆有一定的政治方向，一定的思想。台湾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一些不同的官僚在一起，东一下，西一下。没有系统。那么，国民党变聪明了。也不是，你不懂！你没在那个社会生活，你就不知道台湾那个社会。那么，到底为什么给你奖呢？我也不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出来了，你得了奖。这对你在台湾是有利的。我说。这是一定的。我谈到波兰作家葛罗瓦基（JanuszGlowacki）的母亲从波兰打来电报。他家搜查一空，家具、文件、信件，全部搜走了。抄家！混蛋！吴祖光气冲冲骂了一声。我们有时也笑闹。有天晚上，当然又是在我家，不知怎么，大家唱起歌来。陈映真学公鸡叫，学母鸡下蛋叫。各人唱各人的歌。有人唱起我儿时的歌葡萄仙子：高高的云儿罩着，淡淡的光儿耀着，短短的篱儿抱着，弯弯的道儿绕着……我居然学儿时模样牵着衣角跳舞。大家笑成一团。茹志鹃第二天告诉我：昨晚我回去后，感触很深。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音乐和诗了。我们从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欢笑唱歌。关闭，心灵的关闭。中国是有音乐和诗的民族呀！王安忆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侨，1942年抗战时回国，参加解放军，1957年被打成右派。茹志鹃没告诉两个女儿和儿子，到“文革”时才告诉他们。茹志鹃对我说：安忆下放农村时候，十六岁。我和她每星期通两次信，她在信里形容她那儿的生活，那时候我就发现她可以写。譬如，她描写她住的农家：燕子来做窝，就是吉祥之兆，燕子不来做窝，就是不吉祥。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好了，燕子来做窝了。《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爱荷华(4)我对王安忆很好奇，有一天问她：你现在刚到美国，是什么感觉？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富裕，中国人嚷着精神文明，没有物质，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谈什么精神文明？但是，物质太丰富了，也带来很多问题。很对。但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些问题。我们只要吃饱饭。以前叫我们学雷峰，现在叫我们学张海迪！要把我们都从一个模子磕出来，毫没自己的个性。到现在为止，我只看到美国好的一面。你以后到了大城市，就看到另一面了。我说。美国人有活力，又会玩。我们简直没有享受到生活！人是自私的，先顾到自己，才顾到社会。自己好了，社会也好了。有一次，她谈到中国的年轻人：生活没有目标。你会看到一个年青人，在黑影地里，靠着电线杆站着，你会看到年轻人很无聊地在街上闲逛嗑瓜子。安忆，你回去后，会有什么感觉？我会很愤怒。你回去后，很难适应了。我相信。她转头笑对陈映真说。你的论调和我们完全一样！学雷锋呀！为别人牺牲呀！雷锋当然好！但我们不要被人逼着去学！你必须为整个国家着想，把自己贡献出去。陈映真说。我首先得找到我自己，才能把自己贡献出去！来美国对我冲击很大，但我是要回去的。我觉得有许多东西要写。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很幸运！他们在爱荷华三个月，然后在美国旅行一个时期。安忆回上海后给我来信：华苓阿姨：……这次去美国，对于我的创作，对于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们活动空间和时间都那么有限。说真的，我实在从心里感激您和安格尔伯伯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不仅是可以认识美国，还使我认识台湾，认识香港，认识西欧、东欧、非洲。您为我安排的内容最多。还有蓝蓝，她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帮助我这么贴近地去认识了现代舞，这使我对现代艺术、现代生活有了了解。这些时，我开始去写东西了。真糟糕，写得不顺心。最近我对自己颇不满意，已经将两万字的一个中篇中途放弃了。心里也十分烦恼。这也是没有心情写信的一个原因。我感觉到自己的创作面临一个危机。但愿能安然度过。……爱荷华好吗？听说爱荷华的春天美极了，花一下子开了。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华苓阿姨：……自从我从深圳回来之后，不晓得怎么一来，开了窍。那些混乱的思想──由于受了极大的冲击而混乱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条理起来，并且平静下来，就开了路，让我能够坐下来写东西了。上半年写的两个中篇已经发表。这是从美国回来之后头两篇小说。反映很大。都说我有了极大的变化，我自己也这么觉着。下半年开始至今，我已经写了两个短篇，两个中篇。第三个中篇已经在写第二稿了。这些东西，凡看过的人都觉着，变化和进步很大，认为是我新的里程碑。我很兴奋地等待着它们被发表以后将得到的反映。我有时会默下神来想想这一年的情况，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的，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于是，又能写了……《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1)郭衣洞和柏杨，1984我先认识郭衣洞。《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在台湾创刊，雷震对编辑委员会的组成，可说煞费苦心，包括当时从大陆去台湾的各方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思想激进的殷海光，温和稳健的北大教授毛子水，开明的国民党教育部门长杭立武，还有早在30年代和施蛰存同办现代杂志的戴杜衡，也就是为艺术自由而笔战的苏汶，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永远的沉默，长期的搁笔，确实，有一部分作家是在那儿“静待”自我的没落了……《自由中国》最初的文艺版，只有调剂的作用，冲和严肃的政论文章，雷先生那时似乎也不重视。他和大陆到台湾的国民党文人还有来往，收到他们的小说或散文，也就顺手登了。应凤凰在90年代所写《自由中国》《文友通讯》作家群与50年代台湾文学史中，特别着重写到《自由中国》的文艺作品：十年中只有创刊之初的这段时期，文学作品的“反共”意识形态最为浓厚，刊的几乎是清一色，单刀直入的反共小说，艺术技巧比较低。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创刊后至1952年底，即最前面的三年余总共（七卷）75期，整个文学的质与量，也是前中后三期中成绩最差的，这种情况可能与此一时期还没有一个专职的文艺主编有关。聂华苓是在《自由中国》工作了一两年之后，有一天雷震在报纸上看到她居然也能“写文章”，才跑去请她改当编辑，“特别负责文艺稿”的。…………根据它已发行的二百多期的文学作品，加以分期分类，从中追踪其内容与风格的逐渐转变，也藉此突显50年代在“反共文学”之外的多样面貌。这份刊物的本身就具备风格不同的作家群…………十年间二百六十期，刊登约三百篇文学作品，包括八部中长篇小说，三部剧本，及其他新诗、短篇小说、抒情散文、文学理论、书评等不同文学类别的文本，隐隐然呈现50年代台湾一个文化层次的风貌，文学历史的缩影。现在回想起来，雷震先生对一般的稿子，都是字斟句酌。我采用的文艺作品，他根本不看，好像是说：你决定就行了。大概认为文艺作品不会惹祸，就让我自由去填补杂志的空白吧。我就在那一小块园地上撒种栽花。采稿着重艺术性，流行的反共八股全不要。《自由中国》登出并出书的，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吴鲁芹的《鸡尾酒会》，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此外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如《城南旧事》，朱西宁的短篇小说如《铁浆》，余光中的《1842年葡萄酒》、《黄昏星》、《二月之月》《仰望》等十几首诗，都是50年代在《自由中国》登出的。那时《自由中国》登出的小说，着重写真实，写的是动荡时代的小人物，不是口号的叫喊，不是理念的渲染，可说是台湾60年代的现代主义的前奏，后来和夏济安主办的《文学杂志》相呼应。郭衣洞那时写小说。《自由中国》登出《幸运的石头》，《被猛烈踢过的狗》，讽刺官场和所谓的“尊师重道”，潇洒泼辣，简直就是黑色幽默。他的文笔有鲁迅之风。郭衣洞大概不同意将他和鲁迅相比。他在当时的台湾文坛，还是冷门作家，在《自由中国》登出的小说，却是一阵久旱的暴雨，洗刷得人神智清新。他那时的小说，已具有后来柏杨杂文的特殊风格，嬉笑怒骂之中，隐含深厚的悲天悯人情怀。《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2)台湾50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确寂寞，为《自由中国》写稿的一小撮文艺作家，有时聚在一起，喝咖啡，聊聊天。后来诗人周弃子发起，干脆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召集，称为“春台小集”。每月在便宜的小餐馆，或在某个朋友家里聚会。琦君散文写得好，也做得一手好菜，她的杭州蝴蝶鱼令人叫绝，轮到她召集“春台小集”，我们就去她在杭州南路的小屋，大吃一顿她精致的美味菜肴。“春台小集”也几经沧桑。郭衣洞突然放弃小集了，司马桑敦去日本任《联合报》特约记者，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创办《文学杂志》，“春台小集”就由刘守宜主持，每个月到他家聚会一次。《自由中国》和《文学杂志》在文学上是声气相通的。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雷震被捕，“春台小集”也就风流云散了。有位作家立刻摆出另一个面孔，写文批判《自由中国》和雷震先生，人间冷暖，立见分晓。郭衣洞参加“春台小集”的时候，我们可真年轻！都是在动荡不安中逃亡到台湾的。各人有各人现实生活的问题，在创作中都在各自摸索，有的人甚至在情感生活中也在摸索，郭衣洞就是如此。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蒋经国创办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重要人物，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我这个和《自由中国》关系密切的人，对他自然有几分戒备，但他语必惊人，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大笑，却叫人无奈。我只是站得远远地看他。1968年郭衣洞因翻译一则《大力水手》而被捕，以叛乱罪判刑十二年。1977年获释。1984年，他和张香华应邀来爱荷华，三十年后，我才从柏杨那儿，认识了当年的郭衣洞。他离开“春台小集”，原来是他因爱情而离婚，被迫离开救国团，以为我们对他的婚变有意见。其实，情感的风风雨雨，写作的人应当了解，对朋友的婚变，也只是旁观而已，好事者顶多说一句：郭衣洞出事啦。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将零零星星的情节凑起来，就是一则故事了。郭衣洞到底是我们的朋友，有人问一句：郭衣洞怎么办呢？好奇中透着关怀。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他那次为爱情而身败名裂的婚姻，因为他坐牢而破裂了。九年牢狱后，碰到张香华，终于得到晚来的幸福。香华是他的镇定剂。我在爱荷华对他说：衣洞，你现在是柏杨了。以前没想到你会如此伟大！我们大笑。寒夜，风铃，炉火照亮斑白的鬓发。也是在三十年后在爱荷华，我才知道衣洞的身世。他1920年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中等家庭，乳名小狮儿，一岁多母亲去世，受继母虐待。他还以为她是亲生母亲。兄弟姐妹每天早上吃个荷包蛋，他可没蛋吃，站在一旁，不懂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荷包蛋吃。到了十几岁，才知道母亲早死了，母亲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北方的冬天，小狮儿的手冻裂冻烂了，也没人管。父亲在外地工作，回家发现他浑身被继母打的伤痕，才送他到祖居河南辉县，在当地学校读书，老师很凶，时常体罚学生。他算术本来不错，“结果我的一点算术头脑，就给老师打坏了”。小狮儿考取辉县的私立中学，学校规定学生星期天也留在学校，不能外出。小狮儿偏在星期天溜回家。老师发现了，小狮儿和老师争辩。老师动手打他，把他拉到校长室。小狮儿抗议老师打人。校长威胁要叫警察，他拔脚飞跑。“这一跑就再也回不去了！被学校开除了。”小狮儿回到开封，父亲骂了他一顿。他考上当地最好的一个高中，念高二时，抗战爆发了，他停学从军。后来进了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1946年毕业，抗战已胜利了，他已到了东北。衣洞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常写小说。1960年在《自立晚报》用笔名柏杨写专栏。1967年翻译美国的连环漫画《大力水手》（Popeye）。美国的《大力水手》自30年代起，和现在的超人一样流行，成为漫画、卡通、电影的传奇人物。那时甚至市场上铅笔、餐具、小摆设等，都描上大力水手。他力大，热情，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永远是胜利者。柏杨当时的妻子倪明华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柏杨每天翻译一则《大力水手》漫画，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登出。1968年1月2日的一则漫画：父子两人在一个小岛上，要建立一个王国，岛上只有他父子俩，两人都要竞选总统。漫画中fellows那个字，可以译成朋友们，伙伴们。可是，柏杨的神来之笔一挥：“全国军民同胞们”。他那个流亡学生在抗战中听过领袖人物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这就惹祸了。柏杨以打击国家领导的罪名，于1968年3月7日被捕，以叛乱罪判刑十二年，初囚禁在台北景美军法处，于1973年囚禁绿岛，也就是火烧岛。1977年获释，他把生日定为3月7日，也就是他1968年入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