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5

吴中行上疏之后的第二天，赵用贤上疏。赵用贤与吴中行一样，同为翰林院史官，亦同为张居正学生。　　他不同于吴中行，一点师生情面都不留，要求皇上效仿先朝杨溥、李贤，令张居正暂时返乡守制，弥补张氏父子十九年未见之缺憾。赵用贤谴责张居正能多年效忠皇上，却不能为生父养老送终。任由这样发展下去，他积累多年的政治声望恐怕要毁于一旦。况且国家设置御史台就是监察百官，匡正纲纪，如今言宫不顾人伦，创立异说，一面倒地请留居正，岂不违背正论而徇私情？当时又正值天空出现彗星，擅长星相学的赵用贤，从占星术的角度，恶毒宣扬：“首辅夺情，此乃国朝不祥之兆……”　　慧星在古代又被称为“扫把星”，一般被视为不祥之兆，一时京城议论纷纷，声讨张居正夺情是大明的不祥之兆，甚至有人满街贴大字报诋毁张首辅。　　这还没完，赵用贤上表弹劾后的第二天，亦即吴中行上疏后的第三天，张居正的同乡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对他更是刀剑相逼。　　艾穆开篇就危言耸听地拿天象警告皇帝，首辅夺情，居然能干涉天象，影响星球运转，如此说来，张居正真的成了神通广大、呼风唤雨的超人了。　　接下来艾穆开始详细阐述“纲常伦理大于江山社稷”的理论，一针见血地直戮张居正痛处：国家有大庆大祭，首辅如果要避开，则不合君父大义；如果要参加，又不合父子之情。不知那时，陛下将如何看待张居正？张居正又如何自处？更激烈的是，他们视改革如寇仇，把历代变法家的缺点统统扣到张居正头上：“居正无商鞅之公与明，而有其惨；无王安石之学与行，而有其执。”指责张居正刚愎自用，误国误民，谄媚太监，欺君罔上。皇帝如今年过十五，完全可以主宰国政，不需手握重权的元辅大臣督导，应让张居正去位守制。　　这些人打着堂皇的道德旗号，以伦理纲常立论，其实个个都为名为利，夺情与否这个纯粹的纲常争议始终蒙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乡谊”、“年谊”向来为古代官场上科甲出身的人所注重，而“反张英雄”前有门生刘台、傅应桢，今有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和老乡艾穆，这令孤傲的张首辅情何以堪？　　张居正听到消息后拍案而起，悲愤到了极点：“当年严嵩祸国殃民，也没有同乡、门人攻许他，难道我连严嵩都不如？”　　年过半百的张居正本已身陷忠孝难两全的困苦中，既贪恋来之不易的鼎臣重权，更挂念惨淡经营的救弊心血，丧亲之痛的萦郁，伦理纲常的压力，夹杂缠绕，士情如此，无疑雪上加霜。这一切彻底激起张首辅的楚人脾性，既受非常之恩，当有非常之报。他在奏疏上表示：　　皇上恩宠不可强行推辞，皇上命令不可屡次违抗。既然身负国家社稷的重任，就不应该在私事方面顾虑太多。连日来，他每天反省，感怀忧惧，想再上疏回乡，又怕被皇上怪罪。只能遵照此前的旨意，等七七四十九天满了之后，再赴阁办事。　　写完，张居正连连长吁，仿佛要把数年来积累的闷气全都倾吐干净。风度翩翩的他竟扬起拳头狠击桌子，笔架上的毛笔都震落下来，洁白的纸张沾上了滴滴墨迹。　　愤怒归愤怒，事到如今，只有迎头处理：一边是偏执君子的口诛笔伐，一边是奸恶小人的阴险排挤，如何处置这些人以稳定政局？　　站在历史的紧急关头，张居正认为，若要制止此风蔓延，捍卫改革，切不可行妇人之仁，贻误大局，而要以雷霆手段，杀一儆百。他找来政治盟友冯保商量对策，讨论的结果是——施行廷杖。　　何为廷杖？简而言之，就是用棍子打屁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奉行“以重典驭臣下”，务使其唯唯诺诺，于是发明廷杖的酷刑来惩罚臣僚。哪个大臣不听话？廷杖伺侯！　　他的子孙后代继承了这一衣钵，廷杖之事史不绝书，廷杖的缘由无所不有，惨死在廷杖之下的官员非常之多。　　官员无罪被杖，他本人就成为“正直敢言”的代名词，肉体上的伤痛成为永恒的勋章，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没挨过板子的人反而眼馋不已，个个想要借此机会扬名千古。　　病态社会所酿成的病态心理，正常社会的人难以理解。　　堂堂首辅竟然要以打屁股这种侮辱人格的酷刑打击异己，舆论大哗。吴中行等人在翰林院的数位同僚响应舆论号召，纷纷上疏申救，却没能如愿。　　解铃还须系铃人。　　德高望重的礼部尚书马自强首先站出来劝解。陕西人马自强人品端正，张首辅秉政之初，因其精明能干受到举荐，马自强受宠若惊，“颇德居正”。　　马尚书料知事情不妙，晋谒匍匐在孝帏里的首辅，极力为吴赵等人辩解：“这些官员少年气盛，冒昧无知，不过他们都一心为国，并不是针对相公。现在皇上大怒，只有您上疏营救，才能避免大祸。”　　张居正一时语塞，竟把往时矜持的风度置之不顾，口中念道：“老夫现在正在守丧，不管外事，请马尚书多多包涵，请马尚书多多包涵……”　　深受张居正器重的福建巡抚庞尚鹏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惊闻此事，立即写信，快马加鞭送到京师，劝张居正廷杖一事行不得：“国朝立国二百余年，未尝有史官被杖。张相公得君最力，勋劳卓著，得饶人处且饶人，毋以此留骂名！”　　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也会集数十名中级官僚到张府拜谒，为上疏诸人求救。张居正出身于翰林院，王锡爵属于他的后辈，而吴中行、赵用贤又是翰林院的史官，出于礼仪，这些人不能不见。　　张首辅主意已定，把他们拒之门外。同行几人觉得无趣，告辞离开了，唯独王锡爵执着，他身穿五品官服，趁张府管家不注意，径直闯入灵堂，当面向首辅求解，上演了一出灵堂论辩的大戏。　　“张大人，令尊大人仙逝，我等同僚深表悲痛。圣上多次驳回相公丁忧守孝的请求，诸位君子上疏反对，可为什么圣上要动用廷杖？”王锡爵质问道。　　一身素服的张居正看到突如其来的王锡爵，面不改色，冷冷说道：“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看到首辅如此绝情，愤慨道：“圣怒不可测？皇上盛怒还不是因为老先生，要不是老先生哪来现在的祸患？”　　张居正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转身从侍卫手中拔出一把短刀，走到王锡爵面前。王锡爵顿时呆若木鸡，所有人面面相觑，灵堂笼罩着紧张气氛。难不成首辅怒了，要动刀杀人？　　只见不可一世的张相爷快步走到王锡爵面前，扑通一声低头下跪，握着王锡爵的手，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眼噙热泪，声嘶力竭地大吼：“皇上、太后留我，你们却强力驱逐我，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是要杀我吗！”　　王锡爵傻眼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无比威风的张相爷会跪在自己脚下求死，王学士深知此事已无可挽回，“哐当”一声把刀扔在地上，掉头就跑。　　随他而来的人也“哗啦”一下，做鸟兽散，只剩下张居正长跪在地。身前一把短刀，脸上热泪长流！　　张相爷手握帝国大权，下属不服，位高如张瀚、何维柏也不能忤逆，可他的委屈与无奈交织一起，情绪几近崩溃，终于在王锡爵的刺痛中爆发了……　　既然直接求救首辅之路走不通，有识之士开始发动张公子，希望公子们出面劝导父亲，稍加宽容异己分子。太史沈懋学写信给他的同年好友、相爷次子张嗣修，请他为之疏通。　　沈懋学是当时闻名海内的才子，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新科状元，张居正爱其才，特意介绍儿子，也是他同年的榜眼张嗣修与他相识。两人一起切磋学问，读书论道，成为要好的朋友。　　张嗣修何尝不想父亲远离舆论漩涡，他又深知父亲所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他致书沈懋学，为父亲夺情辩解，寥寥数字，义正词严：父亲为国夺情就是尽忠于孝！　　尔后，沈太史不厌其烦地又发一信，他以退为进，继续巧妙地劝说张公子。他以古时豪杰为例，豪杰为了天下安危，会将一己之虚名置之度外，这不能用常规衡量。既然皇上已恳切留下老师，老师亦不忍心一次又一次地辞职，言官请求老师在官丁忧的上疏似乎出于阿谀逢迎！难怪君子们群情激愤，口出狂言。这次廷杖事件，老师竟然不尽力援救，足下也不进一言。如此看来，老师算不得志虑忠纯的大臣，公子也不是诤诤赤子。　　书信寄出三封，如石沉大海，无一回音。　　沈懋学又写信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幼滋：“师相之去宜决，台省之留宜止。”　　沈太史满腔热血希望首辅姻亲能出来斡旋，没想到李幼滋的回信却满是冷嘲热讽：“足下所言伦理纲常不过宋儒头巾语，迂腐之极，昔宋之衰，无非此等言论误之。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形势变幻莫测，孰来掌控？师相夺情报国，乃圣贤治世王道！”　　李幼滋其人以讲学博名，与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弟弟都是张居正的亲家。每次到张家会见，常常畅谈数日。无论发生什么，李幼滋都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张居正，因此他大力支持挚友的夺情起复，但在公开场合又故作伉直姿态，故而沈懋学写信向他求援，遭到训斥与讥讽。　　眼看自己有理说不清，还被李幼滋折了面子，沈懋学一气之下，引疾归乡。　　张居正不忍昔日爱重的学生、儿子的好学友一走了之，多次请他回朝，沈状元亦表现出感动之情，终究谢病不出，他对乃师饱含着失望与愤慨，从此，他断绝了和张氏家族的一切联系。　　卫道士们的坚持　　看来，无人能使张居正回心转意了，张居正心意已决，君臣共同策划的夺情大戏从幕后终于闹到了台前，那几位敢于直言、反对夺情的官员们命运究竟如何，牵动着大家的心。　　这年刚刚入冬，就吹着刺骨的寒风，在这样一种肃杀的气氛之中，皇帝正式降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著令“锦衣卫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削职为编氓；杖艾穆、沈思孝八十，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　　吴中行获悉廷杖的圣旨后，显得意外地镇定。　　他先向南遥拜母亲段氏：“儿子不孝，闯下大祸，先于您而去，就让孙儿侍奉娘。”然后再拜夫人毛氏：“我的爱妻一定能侍奉我的老母，抚养我的儿子，中行死而无憾了。”　　说毕，准备跃马而出，锦衣卫缇骑已到了家门。吴中行回首对儿子吴亮喊道：“快拿酒来！”一饮而尽，大步随锦衣卫缇骑而去。　　吴、赵、艾、沈四人被廷杖的那天，阴云勿结，天鼓大鸣，惨黯者移时，长安街上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人群。市井小民多不明就里，数日以来，舆论一边倒地批评张居正，褒扬反夺情者，他们都争相一睹传说中的“直臣”风采。　　打人高手羽林军手持戈戟杖木，围成圈环列廷中。司礼监太监十余人捧着驾帖而来，先高喝一声：“带犯人上来！”千百人一起应声大喊，宣读驾帖：先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棍，后杖艾穆、沈思孝八十棍。　　看来，首辅学生可以少挨二十棍。诸人受廷杖后，锦衣卫校尉用布条把他们拽出长安门，用门板抬走。吴中行被抬出都门外，途中气息已绝，多亏他的好友中书舍人秦柱带着医生赶来为他们服药，方才苏醒。　　厂卫之命随至，吴中行仓卒裹伤而行，彻夜呻吟不止。大腿及臀部腐肉剜去几十块，深几逾寸。肥头大耳的赵用贤受刑后，肉溃落如掌。　　艾穆、沈思孝显然比吴赵倒霉，被带上沉重的手梏，关入诏狱，八十大棒依旧没让他们屈服，一路破口痛骂：奸臣贼子蒙蔽圣上，陷害忠良！奸贼不除，国不安宁！　　三天后，他俩因创伤过重不省人事，可也不能总待在诏狱里，锦衣卫用门板把他们抬出都城。　　多亏张居正心腹爱将、兵部侍郎曾省吾及时伸出援手，沈思孝被遣戍到风景秀丽的神电卫。曾省吾知道广东神电（今广东电白县电城镇）是个好地方，况且沈思孝在附近的番禹当过县令，有惠政，熟人多，可以相互照顾。　　没想到“奸贼”还有这么爱护“忠良”的亲信，沈思孝毕生对曾大人感激不尽；艾穆就没有小沈那么幸运，遣戍到荒凉的凉州卫。　　临行前，日讲官许国对被杖诸位所谓的君子倾慕之至，赠送吴中行玉杯一只，上镌诗一首：“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国器。”　　他又赠赵用贤犀杯一只，上镌一诗：“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当时民间也是流言四起。　　张居正再疏乞归那天，天上出现彗星，大如灯盏，从西南方直射东北，一道几丈长的白虹，散发着苍白的色彩，从尾星、箕星，越过牵牛，直逼女宿星座。　　天赐良机，一时人情汹汹，反对派们趁机在西长安门的大街小巷贴出谤书：权臣张某父死不奔丧，居心叵测，阴谋逆反，篡夺皇位！逆贼不忠不孝！天诛地灭！　　万历皇帝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捍卫敬爱的张先生尊严，他果断下达敕谕，告诫群臣：　　“群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大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兹已薄示处分，再有党奸怀邪，欺君无上，必罪不宥。”　　皇帝的金口玉言稍稍平息了各种谤议。　　第十一章　余音回荡　　张江陵以夺情为清议所不容，然其能自任天下之重，江陵之秉国，诚可谓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小进士的抗争　　明朝政局本无心平气和的局面，张居正也不是位气量恢宏的大臣。吴中行、赵用贤、艾穆等人遭受廷杖酷刑，皇帝也再三恳切挽留张居正，还是无法动摇舆论。　　就在廷杖后的第二天，又一位年轻人挺身而出，再次弹劾张居正“夺情”。这个年轻人叫邹元标，是当年的新科进士，在吏部观察学习，正好遇到首辅不奔丧还摧残异己，义愤填膺的小邹要做最后抗争以捍卫纲常。　　邹元标写成此疏后，悄悄揣入怀中，入朝时，正巧看到吴中行等人被打得血肉横飞，他在一旁切齿顿足，怒不可遏。　　邹进士又厚加贿赂太监，把奏疏交给他们，得以呈进给皇帝。　　邹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这道奏疏写得比吴、赵、艾、沈四人更为尖刻。他从否定张居正新政出发，认为此人骄横自大，不堪重用，皇上以“夺情”挽留张居正是大错特错的决断，张居正虽有小才，然其学术偏激，虽有大志，太过刚愎自用。　　在邹进士眼中，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古怪弊多，限制州县入学人数，妨贤误国；官员今日进言而明日获罪，言路阻塞；处决人犯设置定额，滥杀无辜等等。　　他还明里暗里讥刺皇帝：幸亏张居正只是丧父丁忧，还有挽留余地，要是哪天首辅归天，陛下难道还就不学习了？志向就坚定不下来了？　　骂完皇帝，邹元标继续大骂首辅父死不奔丧，还聒不知耻自诩自己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事，其实就是个丧心病狂的畜牲。　　“不顾傍人之非，恤匹夫之小节。非病狂丧心，有此言哉？先朝李贤，夺情起复，罗伦力排斥之。居正之不归，盖无情之可夺，无复之可起，远非贤之俦矣。”　　邹元标在此提到的李贤、罗伦正是明朝史上一次夺情风波的主角。李贤是河南南阳人，天顺、成化年间的内阁首辅，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是难得的治世良臣，却由于“夺情”起复一事有损英名。　　他的学生罗伦当年也抗疏论李贤起复遭到贬谪。巧合的是，罗伦亦为江西吉安人，是邹元标的老乡。　　邹元标的奏折给罗伦打了个大大的广告，一时罗伦疏贵，反对夺情的官员们争相购买罗伦劾李奏疏，从中寻找劾张利器。　　张居正却“恨屋及乌”地蔑视罗伦小子乃无知腐儒，百般同情理解老前辈李贤，佩服李大人的忍辱负重，甚至特意为李公建坊纪念。　　再说邹元标，奏折的最后，他危言耸听地“展望未来”：张居正一个人不足惜，如果后世再有览权恋位的人，全都学习张居正，以致窃权篡位，危害社稷，遗祸深远。　　此疏一上，轰动朝野，邹元标也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辈一举变成天下读书人敬慕的精神偶像！据说张居正读到邹元标的奏疏不但没生气，反而为其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勇敢所感动：“此人不怕死，真奇男子！”　　廷杖四“直臣”已使中外离心离德，再这么强硬下去，道德破产的代价着实伤不起，张相公决定宽免邹元标。可冯保却衔恨不已。　　邹进士最终没能逃脱厄运，当天下发圣旨：邹元标廷杖八十，发谪贵州卫所充军。　　发配途中，邹进士的鲜血涔涔而下，沾透了洁白的衣襟。所幸他躲过阿附者的追杀，安全抵达贵州戍所。以后每遇到天阴季节，邹进士腿骨间常隐隐作痛，晚年甚至不能作深揖。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贵州僻处万山丛中，王阳明当年就是廷杖后，在贵州龙场卫苦心钻研，终成一代学术巨擘。邹元标也在贵州苦心钻研，最终赢得世人钦佩，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邹元标的奏疏，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所能写出。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他与张居正同样是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之士，他对新政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他人敢怒不敢言的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且极具现实价值。　　这种犯颜极谏的精神可嘉，展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坚持信念的光辉形象，虽死不辞的凛然气节，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在不恰当的时机、不恰当的场合提出这些某种程度上也算正确的意见，下场就不只是徒劳，且要付出更大代价。　　他的慷慨陈词不但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把矛盾扩大化。张居正在失去至亲时，被人东拉西扯借题发挥，把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批得一无是处，会是什么心情？岂不又给那些时刻伺候反击的敌对势力提供口实？难怪张居正虽欣赏邹进士之勇气，最终还是狠下心来教训邹元标。　　小皇帝的撑腰　　重磅打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邹进士，“夺情”风波稍稍平息，张居正向万历帝谈起他的苦衷：“言官们都指责臣不孝，贪恋权位，骂臣禽兽不如，这是天下大耻，臣不以此为耻。现在那些大臣都已受到惩罚，臣也不敢营救他们，以免又背上欺世盗名的骂名。”　　万历皇帝看到老师受到委屈，体贴地安慰道：“朕为爱卿设身处地，考虑体恤，爱卿就为朕抑制私情，顺应诏命吧。夺情起复，移孝作忠，尽君臣之义，这哪里扰乱了纲常？一些奸险的官员结党营私，试图动摇我们君臣的情谊，危害社稷，于法难容。爱卿一定要谨遵谕旨，不负重托啊。”　　虽说地球离开谁都能正常运转，但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作为确能改写历史，影响深远。张居正在帝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大家胡乱吹嘘的，内阁实在少不得他，虽然居丧在家，但凡遇到重要事情非他拍板不可。　　其实自张居正得知父丧消息，在家操办丧事的同时，从未间断过处理公文。内阁办事人员不断拿着公文穿梭于内阁与张府两点一线，请首辅票拟谕旨，然后禀报次辅吕调阳、张四维。　　有时候，吕调阳、张四维索性每天去张府请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也常常派人赶赴张府，请教某事某人张先生有何高见。　　张居正仍以政务为重，来者不拒，一一应付自如。为了接见官员方便起见，他索性在丧服中穿上了官服冠裳。　　张首辅接待官员谈论公事，就脱去丧服，以表郑重；办丧事时，套上丧服衰绖，以示哀悼。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确实是一个不曲徇于人情世故，嫌怨有所不避的磊落奇伟之士。　　许多官员为表礼节，也都穿着素服进出张府询问政事，构成大明政坛的一道奇特风景。他们固然出于“礼义”，但岂知不是在谄媚阿谀张首辅呢？　　《神宗实录》言张居正“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威权震主且违反程朱理学的道德范式，为张居正身后悲剧种下祸根。　　时光在紧张局势与忙碌工作中匆匆而过，转瞬间，四十九天的“七七”父丧期满。　　十一月初五，鸿胪寺少卿陈学曾传旨给张居正：“元辅以父丧七七期满，请于初六日入阁办事。”到了初六那天，文书官孙斌奉旨前来宣召，要张居正到平台接受召见。　　万历说：“先生已尽孝，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切勿忘父皇临终嘱托，始终为国操劳，才是大忠大孝。”　　张居正听后，悲感哽塞：“接到皇上的前后几道谕旨，臣虽愚笨但也能体察圣意，而且当年先帝以顾命重任相托时，臣也发誓要以死相报圣恩，今天又怎敢违背誓言呢？只是臣天性愚笨耿直，凡事只知道一心为国，不顾人情私谊，导致仇怨丛集，还妨碍了别人的升迁之路。若是臣能早日退休回家，不仅可以尽孝道，还可以保全晚节。”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姿态。　　万历帝也深知其意，便好生劝慰：“先生精忠为国之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知道。那群奸人乘机排挤先生，自有祖宗的法度处治他，先生不必介怀。今天是个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　　说着，万历吩咐左右太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五十两银、四表里彩缎，犒赏给首辅：“朕要与张先生一起用膳！”　　用膳完毕，张居正在太监孙斌的陪同下，青衣角带前往内阁处理公务。　　他从初六日开始登朝视事，出朝房见客，便一如往常，身穿官服，衣绯悬玉，甚至还参加一些吉庆典礼。这又引起了一些官员们的非议，首辅器重的许国就提醒他：“守制期间，相公怎能身着彩服？”　　张居正沉默不语。　　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为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上疏鸣冤：“此五臣生死未卜，永绝国门之望，万一有何不幸，上伤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气。”　　任他如何慷慨言事，皇帝依旧置之不理，把他夺职为民。此后再有奋起反抗者，都如海上潮汐般旋起旋灭，这样一来，“夺情起复”已成定局，言路暂时平静，张文明死后引发的风波，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夺情到底惹了谁　　“夺情”事件算得上万历五年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大，朝野震荡。有心人都把张相夺情写进剧本加以讽刺，盛行一时的《星变志》等笔记小说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伦理道德固然可畏，面对强大的政治车轮时却不堪一击。这场斗争中，万历帝无条件地站在张先生这边，注定了张相的胜利，夺情巩固了他苦苦争取来的政权，却冷了天下读书人的心，那位善意规劝张居正守孝的宋尧俞看到自己建议不被采纳，悲愤而死，天下贤士莫不惜之，张居正的个人声望跌到谷底，不少以往热切支持张居正改革的贤官能臣，也因此站到了首辅的对立面。张居正日益强大的政权背后，暗暗潜藏着危机。　　在反对“夺情”的人群中，不少人打着纲常的幌子，把自己装扮成正义公理的代言人，大肆非议张居正其人其事，迫使张居正离职守制，中断新政，维护既得利益。　　衡量了国政与守制的轻重后，张居正毅然冒天下大不韪，策划“夺情”之局，并固执到底，毫不退让。其维护个人威权的权谋手段固然不足为训，但却彰显出对诸多谤议在所不顾的大政治家风度，又一次击退了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　　张居正也并非孤掌难鸣，时人一片反对声浪中，不乏好友知己出自真心的鼎力支持，帮他度过人生最困难的关卡。　　其中，为之奔走呼号最为积极的当属李幼滋和耿定向。耿定向平日相当推重名教，时人周思久曾把他和同时代的李贽做过比较，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之谓。　　但耿先生在这件事上却不拘泥于纲常名教，表现得相当开明，耿先生曾对张居正的状元门生张元忭赞誉，相公乃当世伊尹、周公，反观那些反夺情官员，看似爱国守礼，实则全无大是大非与轻重缓急之辨。耿先生渴望张状元能在士林中支持首辅。　　张元忭这位德才兼备的状元患有道德洁癖，骨子里反对老师夺情，万分仰慕敢于言事的吴、赵等人。但碍于师生恩义，他也不贸然弹劾恩师，读到耿大哥的来信，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天下知师相之深、谅师相之诚者莫若公与李公（李幼滋），有知己如此，师相之幸也。”　　不仅在门生故旧间斡旋，耿定向也找到张居正本人安慰，回忆二十年前，兰台史令张翰林在徐阶府指点江山，忠言纳谏，赢得士大夫一片赞誉的旧事。　　耿大人巧妙地以旧喻今，意为如今的士大夫只知敢于直言博取名声，却不能设身处地体恤社稷苍生。他跳出现实的囹圄，从儒家经权思想的角度，为张居正的非常之事作出非常的辩护，鼓励首辅师法伊周，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移孝作忠，以安社稷。　　今之士大夫自束发以来惟知以直言敢谏为贤，耻其痛不切君民。惟伊任之重、觉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议可得耶？夫时有常变，道有经权，顺变达权，莫深于易。易以知进而不知退者为圣人，古惟伊尹以之。兹阁下所遭与伊尹异时而同任者，安可拘挛于格式？乃兹诸议纷纷，是此学不明故耳。鄙心愿阁下时以往所觉，不摇撼于称讥毁誉而永肩一德，以安社稷为悦。　　张相公另一位知己周友山也千里迢迢致书首辅，他和耿定向互为姻亲，思想见解也高度一致，把话说到首辅心窝里去了，他认为恋权是一个任事大臣所应该有的品质，如今的大臣，一旦功成名就，就不思进取，只求自保固宠了。　　此话正中下怀，张居正深表赞同：只有坚持“恋权”，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单看这段对话，或许会觉得周友山是位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上位者心思的马屁精，可谁又能想到张居正死后，反张英雄邹元标也称赞周友山耿介正直，不阿附权臣，周友山却来了句令所有人惊骇的真情告白：“张太岳是我的知己呀！”　　除了乡梓好友能够谅解首辅，不遗余力帮他营造有利于他的舆论氛围，首辅同年进士中亦不乏其人。左都御史陈瓒时已退休，拖着病体在家休养。当他得知首辅夺情起复之事，不顾身体有恙，奋力从床上爬起，迅速备好笔墨纸砚，致信礼部尚书马自强：“师相之事，公卿应恳请陛下留他，礼部尚书亟需倡议。疏上，勿忘署老臣之名。”　　由于当时社会上有两个陈瓒，他特别嘱咐是北直隶之陈瓒，非南直隶的陈瓒。马自强接信后不仅没被陈大人的“精诚”所打动，反而大为叹息：“想必老人家之病难以愈，其心已死。”　　这些支持张相爷夺情的人，于公于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不幸都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殊不知那些整日抱着经典遵守纲常之徒，才真正偏离了儒家初衷。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就是教育人要有服务精神，用一定道德规范来修身，最终归宿还是治国平天下。　　当时不少言官确是随声附和，投机钻营。耿定向等人则非，主少国疑之际，需要一个权威强力控制局势，于内辅弼幼主，在外调动百司，号令群僚。支持者无非着眼于国家大局，挽留首辅，却招来自诩为“君子”的“道学家”侧目。　　反观反夺情之人，虽然遭受酷刑，却毫无怨言，反而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整个士大夫阶层，也藉此认为他们是道德的楷模，君子的代表，体现出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究其内情令人唏嘘不已。　　遥遥不归路　　时过二百余年，清代著名文史学家袁枚也和朋友讨论起前朝这件轰动一时的首辅夺情事件。　　袁枚颇为反感明代士人矫情做作的风气，他在《答洪稚存书》中这样给洪亮吉剖析明代士大夫喜好沽名钓誉的阴暗心理：“史称江陵相万历，二十余年，四夷宾服，海内充实，有霍子孟、李赞皇之遗风。然则中行果有爱国之心，方宜留护，为贤者讳过可矣。而中行不但不谏其师，并欺蔽之，使不知其过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击，其心术尚可问乎！”　　古时师生之谊，情同父子。袁枚认为，这位受到诸多门生接踵背叛、反复打击之后的内阁首辅，精神上迭受重创，他自忖“大名已裂，状如被逐，刚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　　在那些妄博清名的门生们逼迫下，张居正的人格个性深刻逆转，袁枚最后下结论：“此后台臣谏官，阁臣大学土，水火偾兴，互相诽诋，无一日休，必至国亡而后已；如庸医治病，专务斗药净方，而不顾其人之元气命脉也。扬其波者，中行与有罪焉！”　　袁枚以他独到的眼光，从明万历五年“夺情”之议中找到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今中外凡能盱衡世局、帷幄运用者，必有与世俗迥异的经历。多少人年幼时都曾立下远大理想，发誓将来要建功立业，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在现实的高墙前一次次被撞得头破血流，理想就被藏于心底，变成遥不可及的梦境了。　　王国维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处于夺情风暴中心的张居正，少年成名，宦海沉浮三十载，位极人臣荣登首辅，其情其景，不正暗合了“独上高楼”的孤独？彼时的张居正，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忐忑历程和对改革夙愿的憧憬，不正应了“望尽天涯路”的豪迈？　　权倾天下之时，父亲突然故去，为人子者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不能灵前尽孝已让这个从小接受儒家正统礼教教育的权臣内心备受煎熬，更受打击的是，自己专行一意站在为国尽忠一边，却挑起全天下读书人的怒火，成了时代的敌人，即使是自己亲密器重的学生和老乡，也跳出来猛烈攻击自己。　　这一切，都让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人愈发心寒，哀莫大于心死，恰好与王国维总结的“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界相合。　　风暴中心的张居正和他的新政，此番憔悴过后，注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不知这条路上的张首辅，匆忙前进之余，何时才会“蓦然回首”，找到阑珊灯火之中的最终方向。　　第十二章　衣锦还乡　　风光无限的首辅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二月，紫禁城内喜气洋洋，在英国公张溶、大学士张居正等重臣的主持下，万历与善良贤惠的王氏结婚，从此，大明帝国的王皇后诞生了。既然皇上大婚礼成，张居正恳切乞求皇帝许他回家安葬父亲。已成婚的皇帝不得已批准了首辅请假，却规定五月中旬必须返京。　　张首辅即将归葬父亲，如此一来首辅之位暂时留出空缺，由谁代理首辅的重职？张居正再三思索：　　乡居的前首辅高拱与己有隙，殷仕詹有太监帮助，都有可能东山再起。恩师徐阶虽不会有“抢班夺权”的心思，但他德高望重，又是师辈，自己回来后如何开口重登首辅之位？那些迂腐文人定不会放过口舌之争，自己到时只能屈居其下。更为重要的是，恩师治国理念与己相差甚远，在政策理解和制定上都存在着难以填补的鸿沟。　　几番深思熟虑后，他请求增加阁臣，推荐素有人望的马自强以及自己欣赏的申时行。　　马自强极力反对夺情，张居正不但没有排挤他，还把他援引入阁，马自强自是感激不尽；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的状元，张居正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时的门生，以文章受知于居正，个性温和、不立异说，张居正对他颇为注意，多方加以提拔。　　这样，内阁又新增了两位阁臣，可万历还是唯恐张先生走后政局有变，特派司礼监太监王臻到张先生府第，除了赏赐五百两银作为路费，还专门赠他“帝赉忠良”银印，给予他秘密上言的权力。如此，张相公就可以远在千里之外的江陵老家遥控内阁事务。　　三月十一日，张居正照常在文华殿给皇帝讲读，讲毕，张居正走到御座前，当面向皇帝辞行。　　万历深情地望着他，关照道：“朕与太后原本不希望先生回去。不过您情词恳切，担心您伤心过度，我们才特地允许您离开。先生您到家忙完了就请快些回来吧。国事繁重，您离开了，朕就失去依靠了。”　　张居正叩头谢恩：“臣此次离开，实为万不得已。臣虽然不在皇上身边，但我的赤胆忠心无不时刻伴随陛下左右。希望皇上保重圣体。现在陛下您大婚不久，饮食起居方面尤其要注意，臣为此十分担心。此外，这些年来，事无大小，皇上您都交于为臣来做，现在起，您得亲自批阅各衙门奏章，亲自做决策。请陛下一定要小心行事，如果事关重大，可以召集内阁诸臣一同商议。”　　万历说：“先生忠爱，朕知道了。长途保重，先生到家不要太过悲恸。”　　张居正不胜感恋，竟伏地痛哭。　　万历走下座位，扶起首辅，劝慰道“先生不要太过悲痛”，话音未落，自己不禁哽咽流涕。　　此情此景，张居正赶忙叩头告退。　　只听得小万历对左右侍从说：“我有好些话，要与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亦哽咽，说不出口。”　　万历之于张居正，除了严肃的君臣关系之外，还多了一份师生亲情，成年累月在一起探讨国家大政，感情日益深厚。　　慈圣皇太后也派慈宁宫管事太监李旺，前往张府，赏赐银八宝豆叶六十两，并口头传达慈谕：“先生走之后，皇上无所倚托。先生您舍不得皇帝，到家忙完了，请尽早回来。”　　希望张居正尽快返回，主持朝政，是朱家母子的共同心声。万历对首辅依赖日重，平时赏赐札中称师相为“元辅张少师先生”并待以师礼，在明中叶以来极为罕见。宋代以后，宰辅地位降低，直到张居正才有些复兴。　　张居正离京这天，万历并没有因首辅离去而耽误国政，他照例视朝，特命司礼监太监张宏到京郊为首辅饯行。张居正拜别前来送行的同僚，在尚宝司卿郑钦、锦衣指挥使同知史继书的奉陪下，启程上路。　　张首辅走后，本应由次辅吕调阳代理阁务。万历却对吕次辅很不放心，专门下了一道手谕：“一切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国家大事不得擅作决定。”　　吕调阳的处境相当难堪，他本是位典型的学者官僚，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入阁五年以来，一直是个傀儡角色。边防每有捷报传来，万历总归功于张居正调度有方，撇开吕调阳，要张居正拟定赏赐条例，吕调阳成为名副其实的“伴食宰相”。　　首辅的短暂离职，也令很多文官武将心里惴惴不安，张居正爱将戚继光生怕此间生出异数。张居正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不必忧心，接任蓟辽总督的梁梦龙是他的得意门生，情谊深厚，必会爱惜名将，关照戚帅。张居正再三叮嘱戚继光为人处世要谦虚低调，遇到要事一定与梁梦龙认真商榷而行。　　首辅的倾肠相告令戚继光受宠若惊，戚将军挥挥手，派出了整整一个连的鸟铳手，护送首辅返乡。　　张居正心知护卫队是戚继光的一番好意，盛情难却，只好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　　从北京到江陵迢迢数千里，张居正一行所创之处盛况空前，各地文武官员无不倾巢出动，设祭迎送，靡费浩繁；有的官员甚至跪在地上，祭拜元辅老太爷张文明。　　晚明经济富庶，经济条件远迈唐宋，人们的消费热情日益高涨，社会兴起一股崇奢风尚，张居正也未能免俗。　　此行尤其招眼的便是首辅高贵奢华的“如意斋”，所谓“如意斋”，就是张居正回乡乘坐的“轿车”。　　轿车由河北真定知府钱普钊“供奉”，前半部是办公室，首辅白天在此处理公文；后半部是寝室，劳累了便可在此小憩。轿车既大且重，需三十二个壮丁抬轿，左右两边各站一位童仆。　　回乡路上，首辅大人所过州府为表忠心，无不供给美肴佳羹，乃至“水陆过百品”。在真定府时，钱普钊知府极尽宾主之谊，亲自下厨做菜烹饪。张居正吃后很满意：“此行百里，今日总算大饱口福。”　　这话不胫而走，后面路途的州府县衙官员们纷纷打听此道菜的做法，得知钱普钊是无锡人，各地纷纷召募吴中一带的厨师，致使“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　　过了邯郸，首辅一行来到河南境内，封藩在开封的周王朱在铤早已派人在边界迎接，赠送礼物和祭品给首辅，而张居正只收水果，其他一律封还。　　自从来到河南，张居正的心情便无法平静，因为这里住着一个特别的人——高拱。不久路经新郑，张居正顺道拜访相处十余年的老朋友、老政敌，高拱时已老病，一副憔悴不堪的模样，听说小弟来了，步履蹒跚地抱病出迎。　　去年五月，张居正嘱咐儿子张嗣修南归江陵时，顺路问候高拱，当时已听说高拱有病，现在二人相见，望着对方花白的两鬓，不免有些伤感。高相爷一生没有儿子，晚年更是孤苦伶仃，两人老泪纵横，依依不舍。　　国不可一日无张阁老　　结束了近一个月的行程，张居正终于回到令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他冲进家门，向左扑向灵位，抱着棺材失声痛哭，肝肠寸断，仿佛透过这冰冷的棺椁，就能叫醒沉睡的父亲，可以向他诉说自己的无奈。　　然而一切都只是一厢情愿，谁能听到他的心声？谁又能理解他呢？　　张居正把父亲张文明葬入了太晖山，参加葬礼官员的名单非常华丽：有皇帝特别派来营葬的司礼监太监魏朝、工部主事徐应聘，有专程前来谕祭的礼部主事曹诰，有护送张居正的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有湖广巡抚陈瑞、抚治郧襄都御史徐学谟……　　葬礼结束，张居正在江陵少许停留，周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心中着实有种特殊的依恋之情。眼看五月中旬回朝的限期马上到来，又考虑到正值酷暑，七十三岁的老母亲禁不起暑热的长途跋涉，他便向万历皇帝提出准备在八九月间秋凉之际伴随母亲一起赴京的请求。　　万历接到奏疏后，明确表示不得宽限：“朕日夜望其早来，如何又有此奏！”　　内阁、都察院等各部门官员纷纷上疏，请皇上敦促元辅尽快返京。万历差锦衣卫星夜赶往江陵，力促张居正。锦衣卫指挥佥事翟汝敬带着神圣的使命，快马加鞭抵达江陵张府，开读皇帝敕谕：“朕日夜盼先生尽快回来，爱卿怎可请求宽假！卿母既年老畏热，先派太监魏朝留下陪她，待秋凉之日来京。爱卿定要日夜兼程，务必于五月末旬回阁办事。”　　张居正闻命，仍然犹豫不决。　　翟汝敬劝慰：“陛下倚重相公，凡是军国重务，全部都等着您来处理。您若不归朝，微臣没办法向皇帝交代啊！”　　张居正无奈跪在父亲墓下，惨怆痛哭一番，把对父亲的愧疚之情一吐而尽。之后收拾行李，与使者一同起程北上，他最后一次离开了故乡，从此之后，张居正再不曾看到江陵的风光。　　返京途中依旧风光备至，亲王出迎大臣在明朝实属罕见，张居正却身经数回。路经襄阳，襄王也破例迎候，为当朝首辅设宴接风。　　到新郑后，张居正再次拜访高拱，这是两位铁腕宰相最后一次见面，此时高拱更加衰弱，唯有两事苦苦相求：死后为他立嗣，并向朝廷请求恤典。　　张居正尽量弃嫌修好，满足高拱的所有要求。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曾在政坛呼风唤雨、叱咤风云，而顷刻狼狈失势的高大人，在将近油尽灯枯时，努力挣扎着将满腔的怨恨化作字字血泪的文辞，以此“回报”张居正。两人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随着这次会面消弭，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一系列事端。　　归葬途中，各地亲王、府县官员高规格接待尊贵的张相公，张居正一路风光，尽享人间荣华富贵，可他不曾有一刻疏忽怠慢国家大政，丧父之痛还未能完全平复，仍时刻关注边疆战事。从北京到江陵的驿道上，正有无数公文快马加鞭，随马蹄南下。　　此时，张居正接到辽东送来的一份捷报：“辽东副总兵陶成喾击毙鞑靼武士四百余人，并收掠其牛羊群，明军损失微小。”　　消息迅速在北京城内传播开来，人皆盛赞陶将军用兵如神，万历皇帝大喜，随即告谢郊庙，并派使者快马加鞭赶到江陵，请首辅拟旨，大行赏赐。　　张居正看到捷报后，没像他人一样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隐隐感到其中有诈。反复想来，疑点殊多，鞑靼武士凶狠残暴，以明军战力，怎能如此轻松就取得这样的辉煌战果？况且敌人来犯，焉有率带大批牛羊之理？他一面向皇帝上奏密疏质疑此事，一面给兵部尚书方逢时写信提出疑点，并秘密派心腹蓟辽督抚梁梦龙四处调查……　　一将功成万骨枯，此言不虚。　　陶成喾歼灭四百多名鞑靼武士不假，但这些人是因得罪“土蛮”而携带牛羊奔明的鞑靼士兵，如能收编，本是绝佳战力，如今却尽数成为陶成喾的刀下冤鬼。　　澄清真相后，张居正决心严格查办，否则会开边将邀功的恶例，阻挡外夷向化之心。可惜此时皇帝封赏的圣谕都已下达，文武百官皆受封赏。　　何况报捷的梁梦龙、奏请的方逢时、拟旨的吕调阳等人，不是其生死与共的知交，就是一手提拔的门生，加之皇帝都已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彻底推翻此案、收回圣旨着实太过操切，于各方都很难堪。　　可铁面宰相顾不得任何情面，硬是将大学士、兵部尚书、侍郎及蓟辽总督、辽东巡抚、总兵的恩赏一并剥夺，大家就这样空欢喜一场。　　张居正原拟五月底赶回北京，途中遇到滂沱大雨，耽搁了一些时日。六月中旬，浩浩荡荡的队伍抵达北京城郊，万历企盼心切，特命司礼监太监何进在真空寺设宴盛情款待元辅等人。　　王者归来，次日一早，文武百官列班迎接元辅入朝。万历随即在文华殿西室召见张居正。君臣之间不过小别三个月，久别重逢，有许多肺腑衷肠要倾诉。　　万历首先打开话匣子：“先生此行，总算忠孝得以两全了。”　　张居正连连答谢：“这本是臣的家事，没有皇上您的恩泽，怎么可能实现呢？臣定会知恩图报。”　　万历说：“天气那么炎热，路途那么遥远，先生一路辛苦了。”　　张居正叩头谢恩：“臣违反约定没按时回来，请陛下治臣之罪。”　　万历安慰道：“朕见先生来很高兴。两宫圣母也很高兴。”　　张居正也对皇上及太后牵肠挂肚：“不知不觉离开朝廷竟已经三个月了，臣的赤胆忠心无时无刻不在皇上您的左右，一日都未曾离开。今日再次见到您，又听说圣母太后身体安康，臣十分欣慰。”　　万历接着把话题转到国计民生上来：“先生路上有留意粮食作物的状况吗？”　　张居正便报告了途经河南等地，看到麦子金黄、稻苗茂盛，一派丰收气象。　　万历又问：“黎民百姓过得可好？”　　张居正神采飞扬地答道：“所经之处，官员们前来会面，臣无不仰诵皇上爱民保民的圣德，淳淳告诫他们亲民爱民，求真务实。臣十分高兴地发现他们与多年前着实不一样，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百姓们无不感恩戴德，安居乐业，确实有太平盛世之象。”　　万历复问：“现在的边境战事怎么样？”　　张居正答：“前几天在回来途中，会见了山西、陕西的边督、巡抚、总兵。他们收到密报，说鞑靼答可汗率兵西行，被蒙古瓦剌部打败，损失惨重，就掩答本人逃了出来。这事虽然现在还不确定真假，但臣推测鞑靼确实有败者之相。如今夷狄相攻，对我们大明有利。皇上您威名远播，四夷臣报，边境才得以安宁。”　　说完便叩头称贺。　　万历听后很开心：“这些都是先生辅佐的功劳。”　　张居正居安思危，引导皇上：“切不可轻视俺答，仍应像以前那样封贡，感恩戴德，永不背离。”　　万历听了深以为然：“先生说的对。”　　君臣谈话接近尾声，万历关怀说：“先生沿途辛苦了，今日见面后，先在家休息十日后再入阁议政吧。”还吩咐司礼监太监张宏引导张居正到慈庆宫、慈宁宫，朝谒两宫皇太后。　　金秋九月，张母赵氏在司礼监太监魏朝伴护下，抵达京郊。万历特命司礼监太监李佑到郊外慰劳，两宫皇太后也遣太监前往郊外慰劳。　　一路上，仪从煊赫，路人争相围睹首辅之母的仪容风姿。万历皇帝及两宫皇太后特意把张母接进宫来，赏赐大量金银珠宝，用对待家人的礼仪盛情款待张母。　　皇帝与皇太后对张先生尊崇得无以复加，俨然超越君臣，亲密如家人。君臣关系，千古无量。　　第十三章　权力巅峰　　权力的后遗症　　或许是自信心极度膨胀，或许是皇室无与伦比的依赖宠信，或许是门生接连不断的弹劾给张居正精神上带来莫大刺激，夺情以后的首辅在工作作风和个人操守上都有很大转变，他变得听不进反对意见，且好奢乐谀。　　一般而言，人性格中存在的缺陷与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消极面与积极面同时存在。积极面会促使人成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消极面开始占上风，成为制约人前进的瓶颈，乃至功败垂成。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勇往直前，任他谤书盈箧也从不理睬，是铁腕宰相的行事风格。这种风格好而言之是执着果断，但太过坚持己见未尝不是刚愎自用。　　刑部侍郎刘一儒非常担心，位高权重的首辅一味这么唯我独尊地放纵下去，一旦酿成大错，必将遗恨千古。刘大人便以讨论时政的名义稍加规劝。　　刘一儒绝非等闲之辈，张居正早在翰林时期与他官位相匹、志趣相投，并把自己的掌上明珠，美如天人的独生女许配给才品卓越的刘家公子。　　张小姐出嫁时，宰相老爸为宝贝女儿准备了珍宝首饰作为嫁妆，可刘氏父子自居清名，新媳妇携嫁妆进门时，他们吩咐下人把那些陪嫁的珠玉绸缎小心封存了，不许擅动。　　这番举动，不管刘家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传出去博得了相当的好评。刘氏如此冷淡对待权势巅峰的张氏，其中奥妙颇令人探寻与玩味。　　刘一儒在写给张居正的信中首先肯定亲家的治绩：“自公辅政，订立省成之典，恢复久任之规，申明考宪之条，严格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既精明。”　　然后笔锋一转，给以忠告：“然政令过严则变得苛刻，法律太密则变得扰民，当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不利于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　　这些见解比较中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社会舆情；刘侍郎希望张居正在万历新政取得初步成效后，适当调整政策，“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　　假如张居正接受刘一儒的忠告，或许可以收回部分早已失去的人心，但若真的接受忠告，便不是张居正了。考成法旨在给怠工官员套上紧箍咒，实现综核督责，现在稍有成绩就想放松赚人气，这正是张居正不愿看到的。不图虚名正是张居正无限精神力量的源泉。　　亲家自觉无趣，从此渐渐远他而去。　　万历初年的政局，在时人和后人看来，终有“精明有余，浑厚不足”的印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下属们为讨首辅欢心，看相爷眉宇行事。投机钻营之徒争相阿谀献媚，向张居正赠送黄金制成的对联，赫然刻着：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显然把张居正和皇帝抬到同一个高度，颇有僭妄之嫌。也有人这样歌颂张氏父子：　　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高日月；状元榜眼，二男登两第，学冠天人。　　张相爷不仅大胆接受，还欣然悬挂在厅房，在这点上颇不如老师谦虚低调。当年徐阶退休回家，堂中挂着如此谦虚的对联：“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　　喜好阿谀倒不能算太大的污点，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美，只是外在表现有所不同。　　张相爷失败的地方在于，繁重的政务和巨大的压力使得他疑心愈发重，时常用猜疑的目光看待同僚；站在权势高峰的他偏偏又轻信了一些奸险小人。　　追随张相事业的不乏有识之士，也混杂了不少奸佞之流，阿附者们仗着首相威权，四处招权示威，在外肆意妄为，同时也败坏了首辅名声。　　张门“鹰犬”为了讨好相公以求飞黄腾达，妄自揣摩首辅心思，看到某人与首辅稍有不和就肆无忌惮攻讦排挤，致使不少正直之士不安于位，更有甚者杀人献媚，使张相爷更加孤立，丧失人心。　　高处不胜寒。　　张居正挚友陆光祖看不惯昔日好友今日的执拗，时不时敲打规劝他。当首辅父丧之日，大小官员身着素服到朝房拜谒相爷，唯独陆光祖照常穿着便装见他，众人尴尬地瞅着“另类”的陆大人，无人为他设座。　　陆光祖厉声道：“公卿‘坐而论道’啊！”　　他大步走上前，一屁股坐在本属首辅之位的上座。古代入座颇为讲究，在场诸位惊慌失色，陆大人也太倨傲了，首辅马上就来了。　　正好张居正走进朝房，看到占据上座的陆光祖，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很开心：“十五年不见，五台兄仍是英气逼人。”　　陆光祖不由开怀大笑：“我是姜桂之性，越老越辣！”　　张居正言归于正：“你为什么不住得近一些，方便往来？”　　陆光祖：“我还觉得离得不够远。”　　张居正怏然：“五台兄当年为了远离严嵩离开，现在又疏远我，莫非我是当今的严嵩？”　　陆光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批评张居正执法过严，硬性规定各省份每岁决囚的人数；不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对批评者不是流放就是革职，这和严嵩为首辅时的做法毫无区别。　　张居正深深叹了口气，闭目沉思，他的思绪很是混乱，陆光祖的一席话，有如当头喝棒；但如果说张居正不曾意识到这些问题，那又太低估他了。待他理清思路，又开始他那激情四射的演讲：“五台兄素有超世之识，深刻了解我忠心为国、任劳任怨的良苦用心。古代圣贤，所处时代不同，处世之道也大有不同。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执政大臣就当作出超越常理之事以拯救国家。伊尹、周公当年身在乱世，力行重典，商、周基业赖以长存。我一介书生，拥戴十余岁幼主，自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隆庆以来，议论滋多，纲纪倒植，名实混淆。我当国以来，修明祖宗法度，振举颓废弊政，忌者乃倡异说，蛊惑人心，摇乱朝政，所以我不得以重处其中一二人来端正人心。我要扶危定邦，任何仇怨，在所不计。”　　张居正满心希望挚友能够理解自己，追随自己，遗憾的是，陆光祖后来没有如张居正所愿，反而又和张居正政见相左。　　江南秋粮改折，张相爷一心要加额，陆光祖摆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肯听从首辅意见，两人争执不已，也没争出结果。　　张居正悻悻然：“浙江人太难相处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张居正无意的埋怨引来御史张一鲲的“搏击”，张御史趁机中伤陆尚书骄亢无礼，陆光祖二话不说，告病退休。尽管张居正事后多次恳请陆大哥再次出山，共济艰危，却都没能如愿以偿，首辅的挚交就这样被排除在权力场之外。　　古装剧中常有高官显贵的家奴横暴于乡的情景。考诸史料，确有此事，张府管家游七就是位仗主之势作威作福的恶仆。　　晚明大官僚奴仆仗势欺人的现象并不少见，时有化名“东海渔人”者作《五七九传》，传主“五七九”就是万历年间三位炙手可热的首辅王锡爵、张居正、申时行家的管家：王五、游七、宋九，其中当属张家游七最为嚣张。　　游七本名游守礼，号楚滨。他聪明伶俐，乖巧过人，长年随侍其主，后来又和冯保管家徐爵互通情报，为张、冯二人联手扳倒高拱立下汗马功劳。　　主人任首辅期间，游七颇受信任，一度被允许到公事房为首辅出谋划策。投机取巧的官员纷纷与之交结，甚至和他称兄道弟，企图通过他来打通“关节”。　　贪婪无度的游七也假借名义，瞒着主人在外面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还娶了几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　　云南籍的都给事李选，本是张居正门生，挖空心思谄媚座主。他娶游七妾妹为侧室，以此与张居正修僚婿之好；另一个李宗鲁也效仿李选，亦娶游七之妾的小姑为外室。　　消息不胫而走。　　张居正知道后顿时怒气冲天，尽管他权倾朝野，可毕竟也是读圣贤书长大的士大夫，岂能容忍一家仆在外败坏名节？张府侍卫依照家法打他几十大杖，游七奄奄一息，笞之几死。　　惩戒了游七，张相爷又当面狠狠训斥了李选和李宗鲁两个厚颜无耻之徒，并传示吏部，将李选外调江西参政，李宗鲁也同样被外调。　　然而一切都晚了，游七的种种劣迹已经给张家招惹了不少怨愤，不少正直君子早就迁怒于其主子张居正身上。　　清流的愤怒　　早在张居正归江陵葬父时，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就弹劾张居正专擅朝政，喜好阿谀奉承。　　王用汲列举近年遭到“惩抑”的官员，大半都是“不依附宰臣之人”；反之，“凡附宰臣者，亦窃得各酬其私”。　　在王用汲眼里，天下除了皇帝至公至正，无人不行私，无事不行私。可惜皇帝又把政权全部托付给大家都阿谀奉承的那位大臣，大臣更加无所顾忌地罔上行私，小臣困苦却无人诉说，迫使天下人奔走私门。因此陛下应该亲自阅览天下奏疏，然后再找辅臣咨询政务。　　这份奏疏呈进时，张居正还在江陵，吕调阳卧病在家，由张四维拟旨，将王用汲革职为民。　　张居正回到京城听到一些风声，等他腾出手来看完此疏，大怒不已，认为处理太轻，甚至迁怒于次辅张四维，对他严词厉色持续多天，余怒未消之时，奋笔疾书给皇上写了《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张居正一语道明：“用汲之言，阳为议（陈）炌，阴则攻臣。”王用汲提醒皇帝独揽朝纲，不宜委政于众所阿附之元辅，而这恰恰触动了张居正最敏感的神经。　　一向不恤人言的首辅对外界的批评从不纠缠于细节。这次一反常态，极为罕见地逐条辩解，他在疏中不无激动地论道：“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贤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　　尽管万历把一切朝政都委托给最信赖的张首辅全权处理，可张居正自负地以天下舍我其谁的口气对成年皇帝讲话，难免令人反感，所幸万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批复道：“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诪张，扰乱国是者，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杯。”　　此后，虽不再有王用汲那样猛烈的攻击，但张居正已逐渐感到外界议论带来的沉重压力，这位一向不屈不挠的铁腕人物，心中不时忧虑重重。　　如果知难而退，明哲保身，这就不是张居正。个人命运未卜并不能阻碍他改革的步伐，张居正执政的最后几年，在舆论相对沉默的形势下，大刀阔斧，把改革推向更深更广的层面，为他的君上和国家贡献良多。　　伴君如伴虎　　随着万历皇帝步入成年，传统的耕籍礼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的耕籍礼，就是皇帝亲自耕田，作为一种象征行为，以此劝民重农务农，发展农业经济。　　根据祖制，万历皇帝本应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二月二十五日举行耕籍礼。然而不巧的是，十七岁的皇帝在同年正月出疹，视朝、讲读都暂免，在宫中服药静摄。鉴于这种特殊情况，张居正认为出疹之后最忌风寒，希望皇帝善加珍摄，耕籍之礼改到明年举行。　　皇帝出疹，引起皇太后的极度不安。笃信佛事的慈圣李太后为此向菩萨许愿：待皇帝身体康复后，会设法超度僧众。张居正从来不信这些，他回忆起嘉靖时数万僧人聚在皇宫败坏风俗的往事，担心僧人包藏祸心，搅出事端，不愿在宫中大搞佛事法会。　　既然元辅如此劝告，太后也只得作罢。　　万历身体康复后，又一次在平台召见元辅张先生。　　张居正入见，叩头：“恭贺皇上身体康复。”　　万历说：“朕近日没有上朝，国事多劳先生费心了。”　　张居正说：“臣很久未曾见到皇上，非常挂念。今天承蒙召见，十分欣喜。皇上虽然康复，但仍需保重。至于国家事务，臣一定会尽心尽力，皇上您不必费心。”　　万历说：“先生忠爱，朕知道了。”随即命近侍太监赏赐一些银两、绸缎之类，接着又说：“先生可以上前些，看看朕的脸色。”　　张居正走到御座前，突然跪下，他平静扬起头，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辛酸热泪。万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让他细看自己的脸色，告诉张先生：“朕一日进膳四次，每次两碗，不过不沾荤腥。”　　张居正以长者的身份深情地叮嘱道：“生病之后能够多吃一些，确实是好事。不过皇上您大病初愈，还是要注意节制，不要伤到肠胃。不只是饮食上要注意，疹后最忌讳受寒和房事，希望您特别注意。”　　万历说：“现在太后注意朕的起居，一步都不曾离开，三宫也没有宣召。先生忠爱，朕心里知道。”　　皇上把他的日常生活一五一十地向张先生报告，随即又关照张先生说，他计划十二日恢复经筵，而日讲则拖到五月上旬再开始。　　张居正叩头退出。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春天，皇帝在三公九卿的陪同下，如期举行耕籍礼与谒陵礼，重量级人物纷纷现身，场面极其隆重：大学士张居正与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充当三公，大学士张四维、兵部尚书方逢时、吏部尚书王国光、户部尚书汪宗伊、礼部尚书潘晟、戎政兵部尚书杨兆、刑部尚书严清、都御史陈炌、吴兑充当九卿，举行五推、九推礼。　　一切都在向世人宣誓：十岁即位的万历皇帝现已步入成年！从今天开始，一个崭新的成年皇帝立于世界的东方，立于文武百官面前。　　万历独掌乾坤的条件成熟，标志着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告一段落。　　无论这对君臣如何亲密，究竟不是亲生父子的关系。伴君如伴虎这句古训时刻提醒着张相爷。　　万历十岁时，只知道面前这位长须玉立的大臣是自己的监护人和老师，觉得老师可敬，有时不免有点畏惧，大多数时候，还是觉得他可爱。　　天热了，张老师讲书时，汗流满面，小万历吩咐太监替他掌扇；天冷了，老师站在文华殿的方砖上，寒气森肃，小万历便吩咐太监拿毡片把方砖盖上，免得老师受寒。　　有一次，张阁老上朝，忽发寒热，万历看到老师面黄体弱，当即罢朝赶到宫里，亲自调好一碗椒汤，送给老师喝下。贵为天子，这么殷勤体贴老师，一时传为佳话，令人艳慕不已。　　然而，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娶了妻子，封了皇后，不久的将来便要成为父亲。他久已是皇帝，现在更开始发现自己才是大明帝国真正的主人，应该用自己的意志主宰一切。　　这种意志，慢慢导致与张先生的冲突，他不再像从前那么言听计从。他开始渐渐地敷衍首辅，甚至有时放纵自己与首辅对抗，来表示皇帝的尊贵。　　万历越发厌倦紫禁城里单调枯燥的日子，在一群太监的引诱下，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带着酒性在西苑中横冲直撞。　　夜宴上，他意外艳遇了两位貌美如花的宫女，兴高采烈地调戏美女为大伙唱歌，腼腆的宫女不愿当众出丑而拒绝邀请，惹得皇帝龙颜大怒。万历不顾随从侍卫的劝谏，截去两名宫女的长发，以示斩首，整个事情的经过有如一场闹剧。　　纸包不住火，闹剧马上通过大伴冯保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异常悲怒，她甚至脱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万历而另立皇弟潞王为帝。　　万历失魂落魄地长跪在地，俯首帖耳听圣母的斥责，他无从辩护，眼泪簌簌地落下。　　张居正闻知消息，急忙赶来打圆场，说皇上聪明伶俐，只不过年少放荡，请太后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　　李太后这才吩咐万历捡出一本书来，皇帝打开书本一看傻眼了，正是《汉书》第六十八卷——《霍光传》。　　当他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眼泪哗哗直流，想不到一晚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他心中知道当朝那个霍光就是张先生。　　这还没完，李太后吩咐张先生代万历拟写《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罪己诏》一份交给太监，一份送到内阁。　　张居正直言干涉皇上宫中的私生活，权限已超越大学士票拟谕旨的本分，但如不这样，难以挽回盛怒的李太后，万历的皇位也岌岌可危。　　长于深宫之人鲜有人格健全的，加之万历拥有皇帝的崇高地位，心理扭曲和权力诱导，更让他视《罪己诏》如针刺眼。他抄写时，心中充满怨言：“张先生简直就是故意要拿朕这位九重天子出丑。”只是碍于母后情面和大权在握的张首辅情面，暂时不敢爆发。　　为了不让万历耽于玩乐，张居正邀请翰林院词臣们，从明代诸皇帝的《实录》和朱元璋《明太祖宝训》中选取精华，分门别类修成《谟训类编》一书，共分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等四十类，在皇帝经筵之余，由讲官进讲。张居正用心良苦，希望通过此举，让万历切身感受到先祖创建大明的艰辛，创业维艰，守成不易，促使万历勤奋好学，勤政爱民。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　　强势宰相的另一面　　阳春三月，张家大喜临门，在申时行、余有丁主考的这年科举考试中，首辅最疼爱的张家三公子懋修高中状元。主考阅卷，原本拟定懋修第三名进呈御览。　　万历接过三百余份考生试卷，一一翻阅，以为敬爱的张先生爱子做探花太屈才，于是拔为第一，亲手为他戴上精致高贵的状元冠。正巧这一科，张居正长子敬修也中进士。　　国事、家事两丰收，张居正六个儿子中的前三个：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为进士，第四子简修，也加恩授南镇抚司佥书管事，儿子们的前途一片大好，张居正苦心经营的改革大业亦后继有人。　　礼部尚书汪镗率诸翰林入贺，汪大人首先致词：“老先生功施社稷，（太祖成祖）灵笃生贤嗣，世世作国家辅相。”　　皇亲国戚也都向相爷发来贺电。　　几家欢喜几家愁。　　三年前，张家次子嗣修高中榜眼，这一年懋修又位列榜首，张家诸子可谓极尽风光，荣耀的背后是舆论的强烈反响。　　相传懋修中状元时，传胪之日，张相公正在相府饮酒欢庆，忽然送来兵部的紧急塘报。国事大于家事，他收起满心的欣喜，直奔内阁处理军务。张居正打开塘报，根本不是军情汇报函，白纸黑字赫然写着讥讽首辅大人以权谋私的对联：“侍生公论拜贺：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特甚。”　　张居正怒不可遏，连问何人敢如此放肆，身边侍卫支吾不语。　　世人大多心中不服，觉得张懋修无才无学，不过凭借父亲的煊赫权势，窃取本不应属于他的神圣的国家名器。张居正却依然我行我素，从不把外人议论放在眼里，正是他的忽视，人言的暗潮慢慢积蓄着力量。　　尽管张居正尽心尽力为国谋福，可民众的怨气却没有因此烟消云散，科考毕竟是当时通过知识改变人生的最佳途径。在皇帝的默许下，首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科考原则。这或许是最大的科考舞弊。　　第十四章　迅飚中的孤焰　　急流勇退而不得　　张居正隐隐感觉到皇帝与同僚或多或少对他有所怨言，作为顾命大臣，为了事业不致前功尽弃，也为了身家安全，功成身退乃最明智的选择。　　张居正之前，高拱、徐阶、严嵩、夏言等凡是执掌过国家大权的首相，不是自己被杀，就是儿子被杀；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杀的危险，徘徊于生与死的边缘。　　这个可怕的传统，时时威胁着现任首辅。　　张首辅以政治家的敏感，隐隐约约预感到“身后必不保”的凄惨下场。　　早在他回乡归葬之际，皇帝一天之内连下三诏请他尽快回京。湖广巡按借此机会，准备为首辅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张居正并不以此为荣，表现得极为豁达：　　作三诏亭，意甚厚。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况欲侈恩席宠以夸耀流俗乎。　　兴衰荣辱，世之常情，一座三诏亭并不能使人不朽，若干年后宅第姑且不保，何况三诏亭？牌坊立得再高，后人照样可以拆得片瓦不存，兔死狗烹的道理，首辅不会不明白。　　八年来，张居正的政治地位逐日巩固。　　权势越重，风险越大。而一切的危险的源头都来自那位年轻的、权力欲也同样强烈的皇帝身上。　　明朝不像前面的唐宋与而后的满清，没有摄政的制度。明英宗九岁即位，世宗十六岁即位，神宗十岁即位，熹宗十六岁即位，都没有摄政或是太后垂帘听政的传统。　　张居正升任首辅以后，逐渐巩固既得的政权，提高内阁地位，统召六部，驾驭百官，成为实际上的无冕皇帝，对大明政局的控制达到了顶点：中枢阁臣、六部尚书和地方督抚大吏，几乎都是首辅推荐的亲信，御史、给事中等官员也争相看首辅眉宇行事。　　尽管张居正热恋政权，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皇太后、皇帝对他尊重备至，恩礼有加，但伴君如伴虎的后果也不得不让他有所考虑。况且他已经过了精力最旺盛的时期，繁重的政务，错综的人际关系，新政的重重阻力，都令他形神憔悴，疲惫不堪。　　晚年的他时常感到高处不胜寒，稍有不慎，就会身陷万劫不复之深渊。他既无所畏惧，但又忧虑重重。他在给幼时老师李元阳信中就闪烁着这样一种灵性与悟性。　　佛家舍身的大悲大勇移于张居正身上，更多地转化为济世宏愿的执着追求，并夹杂几分楚人的蛮勇。他以这样的英雄气概和穿透精神，投身于“一身万死”的事业。　　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　　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扈从谒陵回京以后，张阁老随即递上一篇真挚感人的奏疏乞求退休：“臣不过一草野之夫，德行能力浅薄，没想到遇上先皇，被提拔做裕王府侍从，又被授予内阁大臣之职。壬申年先皇顾命时，又将陛下托付给微臣。臣自从受事以来，日夜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辜负先皇托付，有累先帝英明。又没想到臣蒙皇上、皇太后优礼眷顾，臣也就忘记臣之愚蠢鄙陋，尽忠竭力，报效国家，不避嫌怨，不辞劳苦。每思及此，不可久居高位，不可久握大权。如今仰赖天地祖宗保护，中外安宁，圣志已定，圣德日新，朝廷之上人才济济，臣可放心地乞求退休了。”　　这些年来他任重力微，才年过半百，须发已白，形如耄耋。昔日的聪明智虑日就昏蒙，若不早日辞去，恐怕前功尽弃。　　有鉴于此，张居正向皇上提出告老还乡、保全晚节的请求，毫无掩饰地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态。　　成年皇帝虽已有元辅威权震主的感受，却还不敢就此放手，他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赖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宁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两天后，张居正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再次上疏乞休。他提出一个兼顾国家政务与身家安全的折衷方案：只请假，不辞职，“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　　如果万历当时准允，既能让首辅养精蓄锐，又能满足自己亲政的权瘾，或许万历新政将更有生命力。可惜年轻皇帝激昂之下略有踌躇，如此重大的人事更动，尚未亲政的皇帝不敢擅自做主，还得先征求母后意见。　　慈圣皇太后的回答很爽快，异乎寻常地恳切挽留张先生：“我深居后宫，不能监管皇帝裁决政务，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与诸臣不同，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以终先帝凭几之谊。等先生辅佐皇帝到三十岁再作商量，先生今后不要再有退休念头。”　　皇帝、太后表态后，太宰王国光，太常寺卿阴武卿，吏科给事中秦燿，山西道监察御史帅祥等跟风交章恳留：元辅不可一日去！　　张居正在皇室与群臣的恳切挽留下，失去了此生最后一次全身而退的机会。李太后固然信任张居正，但这么直白的表达为张居正平添了困扰。　　她把国事交付给张先生也罢，平时动辄就拿张先生的威名吓唬小皇帝，给万历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要张先生继续辅佐渴望亲政的成年皇帝到三十岁。　　跃跃欲飞的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意味着他至少还要再等十二年才能完全自主，憋在心里的那股愤懑无处释放，就转化为对老师的不满乃至敌视。　　这也给朝中大臣和后世论者留下居正贪恋权位、欺辱幼主的错觉，使张居正蒙上很多非议。　　最后的政绩　　在权势最鼎盛、事业最成功之时，张居正有过骄傲自负，更多的却是万般无奈，他没有既可平安离去、又不得罪皇家的两全之法让自己全身而退。既然如此，就只能肝脑涂地报答皇家两代人的知遇之恩了。　　冬去春来，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五十七岁，这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年。正月，内阁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正式下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及其他杂税等折成银两，统一以货币征解，使赋役简单化，小民也因此得到喘息。　　从此，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以排山倒海之势遍及全国，适应了商品经济勃兴的趋势，又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都旨在平均田赋，为了有效管理田粮，吏部奏请拟补苏松管粮参政，不料此举没有得到首辅批准。张居正郑重向吏部指出，此官职，本是冗职，不仅不应推补，而且应该裁革。　　明人对冗官深恶痛绝，吴国华说，最能扼制民声，又夺走民众生存之本的就是那些闲杂官员。多一冗官，就多一民贼。　　张居正也深切体会到冗官对国家社会的危害，如今考成法已推行八年，政治相对清明，是时候裁减冗官了。张居正借此事向吏部下令，清查各省添设官员情况，核实上报，以备裁革，由是，全国掀起精简机构、裁革冗官运动。　　北京各部院冗官，主事以下的，合并兼管，差不多已经调整完毕。不久，又裁直隶（今北京）、应天（今江苏南京）、凤阳（今江西凤阳）、浙江、福建、江西、陕西、郧阳（今湖北十堰）、南赣（古巡抚名）、贵州等地府、州、县官职，总共一百六十余员。　　同年四月，户部尚书张学颜进呈历时数年、耗费数人心力而成的经济巨著《万历会计录》。明史谓“张居正为政，一主综核，其于簿书条例，尤其究心”，正因如此才有这部巨著的诞生。　　明代会计录，大致相当于国库岁出、岁入总表，记录国家富庶期的盛况。会计录重新厘订全国上下各级行政区的收支，规范各边镇的粮饷数额，清点各库供应的数量，重订文武百官俸禄、盐茶钱诸法，以及钞关船料商税等项的收入额度。一来让政府清晰掌握收支状况，二来也让各级行政机构明了应收税额与存留、起运比例。　　编纂《万历会计录》这部划时代巨著相当不易，历经王国光、张学颜两位户部尚书之手。两尚书精明干练，深得首辅倚信，在大时代的齿轮运转之下，被命运选中，投入轰轰烈烈的改革之中。他们都是万历初年，推动国家富庶的幕后功臣。　　经济改革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国防事业不容忽视。兵部尚书方逢时退休致仕，万历皇帝御书“尽忠”二字赐给他。方逢时和王崇古两人，对明朝北方的安宁贡献极大，如今先后退休，将才能臣的年迈衰老本属无可奈何之事，新陈代谢也理所当然。　　蓟辽、宣大为帝国最重要的两大军事重镇，两镇因此隐然对立。张居正知道此非国家之福，他互调两镇长官来冲淡双方的排斥，平息内部摩擦。宣大出身的方逢时退休，张居正用蓟辽总督梁梦龙入主兵部。　　梁梦龙文武双全，是张居正的嫡系门生，张平素非常欣赏他。这一举措，其他朝臣多有腹诽，但举贤不避亲，作为首辅，张居正所做，只是人尽其职而已。蓟辽总督由兵部侍郎吴兑接任，以遵守兵部和边镇互调的原则。　　梁梦龙刚刚执掌本兵，浙江就发生兵变。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裁减东、西二营兵士月饷，引得兵土大闹，首领马文英、刘廷用率人将巡抚吴善言捆绑起来，殴打泄愤。　　梁梦龙得知消息后立刻请示首辅，调遣何人赴浙平定叛乱。　　张居正正色道：“此事得委派一个懂得兵法的人去处理。”　　梁梦龙询问道：“张佳胤怎么样？”　　张居正点头同意，两人立谈数语，就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人选。张佳胤此时已内调兵部右侍郎，随即改调浙江巡抚。　　张佳胤接到命令，匆匆赶往浙江，抵达杭州后，新巡抚先下令废除不合理措施。乱民见此以为可以威胁，反而更加嚣张，在城中放火抢掠，入夜后，火光照满全城。　　以礼相导不奏效，张佳胤便改用兵压，他吩咐游击将军徐景星和东、西二营：“要赎罪，便先把‘乱民’平下来。”　　兵士们痛打吴巡抚后，心绪惶惶，不晓得张巡抚会怎样处治他们。得此消息，兴奋至极，营门一开，刀枪齐举，一共捉了一百五十人，送到巡抚衙门。　　张佳胤下令杀去三分之一，一面要大加奖赏马文英、刘廷用等平乱民的“功臣”。马文英等人高兴地跑来领赏，毫无提防地被徐景星捉住。顷刻间，“民变”、“兵变”完全解决，张佳胤不动声色地镇压下浙江二乱。这是他的谋略成功，也是张居正慧眼识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