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4

通过大力推广考成法，张居正初步解决了对已有官员的管理难题，但是要想进一步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单靠严格的官员管理制度是不够的。　　一方面，并非所有官员都完全赞同自己的改革思想，另一方面，隆庆、万历年间的阁潮，使得现有官员体系中派系林立，大家各怀鬼胎，很难形成同一方向的合力。　　张居正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官员中选择合适的人选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改革大业补充新鲜血液。　　万历即位的当年，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号称“天官”的吏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杨博文武双全，是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元老重臣。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治世能臣极为推崇此老。　　杨博半生从事军务，为官的最后几年他又做起人事工作，离职后留下太宰的官职空缺，当时有三位候选人继任吏部尚书的呼声最高，从前往后分别是：左都御史葛守礼、工部尚书朱衡和南京工部尚书张瀚。　　葛守礼深得清流派支持，资望最高；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著。面对这样的实力派选手，张居正也觉得一时难于抉择。　　一日，张相爷突然请教朱衡：“鄙人受先帝顾命、辅佐幼主，责任重大，您老有何指点？”　　朱大人一怔，他仔细想来回答：“老夫以为，当今皇上年幼，现在应重在调教圣上要爱惜、养育黎民百姓。振作纲纪非当务之急，可以等以后再议。”　　张相爷颇不以为然，感慨一番：“不敢苟同！先皇将大政托付于我，我怎么能因循守旧，姑息养奸，辜负先皇顾命？如今国家法纪不张，官吏无规无矩，百姓不信朝廷，贪图安逸、虚座岁月之风盛行。而修明法制，才能庇护黎民，怎么会违背与民休息的理念呢？”　　朱衡不为所动，依旧固执己见，张居正想不到朱大人居然如此倔强，拂袖而去。在首辅的心中，朱衡已然被淘汰出局。　　一个合格的吏部尚书，人品正直固然重要，然而在当时，眼看着首辅在策划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改革，作为人事部门的主管更重要的是尊重内阁意见，以方便张居正在人事上的布局，葛守礼向来被人评价为憨直，如果此人当上了吏部尚书，将来若有意见不合，必然对自己形成阻力，权衡之下，排在老末的张翰反而最得张相爷青睐。　　文华殿上，小皇帝询问起三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张居正先依次介绍他们的履历，然后品评：“葛守礼固然是正人君子，可惜他不善变通；朱衡则过于执拗。”　　万历又问：“那张瀚怎么样？”　　张居正大唱赞歌：“张瀚品格很高，文学、政事也都精通，可以胜任。而且把不被舆论看好的他提拔上来，他必定感激不已，对陛下感恩图报。”　　小万历遂点用张瀚。　　其实，第三名原本不过是陪推，也就是前两名的陪衬，照例是弃之不用的。　　张相爷却固执地认定张瀚清贞简靖，违背众议而独用之，一时引起舆论不满。他们为朱、葛二公鸣不平，攻击首辅任人唯私，张居正对此却置之不理。　　他对六部尚书视同僚属，自有一套办法驾驭六卿。每有重大空缺需要选人，他必不直言相告，而让铨叙官员自己琢磨。　　若两人意见不一，张居正姑且表面应承着。当两人意见水火不容，且异见者“执迷不悟”坚持己见，张居正就会动用门客敲打，直到其醒悟。　　然而这样的举措使得反对者在暗暗积蓄着力量，直到在张居正死后如火山般爆发了，后人议论从来不乏“专断独裁，喜附己者”之类的批评，而其政治生涯中许多知人善用之举被后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张居正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素留心人才，其对官员升降的看法往往高于铨叙官员，所论一语中的，想反驳申诉也很难。早在隆庆初年，他刚入阁之际，凡有大规模任免官员，多半要等末相张居正出来决断。正所谓“能长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　　相比张瀚的名不副实，帝国另一巨公兵部尚书谭纶则名副其实，众望所归。谭纶早年任职于东南沿海，反击倭寇经验丰富。像他这样通晓战争的文官，在明朝官僚体制中极为罕见。　　隆庆时他与戚继光一同被调往北边蓟辽一带练兵筑墙，改革军务，蓟州军貌焕然一新，多年抗南倭御北虏的战争实践使他形成了系统的治军用兵、边海防建设思想，他对帝国战争规律认识之精辟、感悟之深刻，已达炉火纯青境地，无人能敌。　　张居正素来钦慕谭纶的才华勋业，极力推荐谭纶任兵部尚书，实现了谭纶梦寐以求的梦想。　　谭纶自然心怀感激，他在写给吴兑的信中称赞万历皇帝聪明伶俐、有尧舜之智；张居正刚毅稳健，有伊尹、周公之谋，并表示要趁此大好时光为国效力，留名青史。　　然而，就在踌躇满志的谭尚书还沉浸在兴奋与憧憬中时，一场官场危机悄然而至，险些令他丢掉刚拿到手的乌纱帽。　　万历元年的春天，乍暖还寒，从小生长在南方的谭纶不大适应京城的干燥与寒冷，略染疾病。他奉命与成国公朱希忠到朝日坛祭祀大明之神，由于身体不适，陪祭时连连咳嗽。　　生病咳嗽，这再正常不过了，但这点小事却被雒遵、景嵩、韩必显三个小言官抓着不放，小题大做，弹劾谭纶“大不敬”，连祭祀太阳神这样的大礼都不放在眼里，还能把国家当回事吗？　　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言官奏疏颇不以然，他不无讥讽地拟票道：“咳嗽小疾易治愈，能当兵部尚书的人却难选，让吏部看看言官论奏，问问景嵩等人什么人配任该职。”　　此时主持吏部的张瀚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与谭纶也是铁哥们，第一时间给出恳切的批复：“兵部尚书的人选非常难得，况且处置大臣也应该遵守礼制，如因咳嗽之故，而勒令致仕，不但不近人情，恐怕也有失国礼。”　　小皇帝在张相爷、张太宰教导下，绝不宽恕这些没事找事的言官，白嫩的小手提起御笔，当即拟旨：“咳嗽小失，何至于去一大臣？这厮每一经论劾，百计搜求，阴唆党排，不胜不止。如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那三个善鸣之士各降三级，而谭纶本人只稍加警告，象征性地扣掉一个月工资作为惩罚。　　这种“一箭双雕”的处置方式，既有效保护了任事大臣，同时也惩戒了不肖之徒。知情者不得不畏惧其无与伦比的智术权谋，从此再也不敢找谭纶麻烦，谭纶得以安心工作。　　可没过多久，谭纶又惹了麻烦。　　一个清朗的晚上，谭纶正和客人共进晚餐，就在此时，边关传来的战报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人人都为边事而着急上火，但谭纶神态自若，仿佛什么也没发生，继续盛情招待客人。　　他命仆人把一家老少都关在府中，不准闲人进来打扰，并亲下军令：在此期间，闭门谢客！为防止同僚趁虚而入，谭府管家从后门把命令发布出去，谭纶和客人继续饮酒作乐，硬是把外面心急如焚的军吏晾在一边。　　关键时刻，国防部长闭门不出，举朝仓皇，副部长们连连登门拜请，谭纶托仆人推辞：“我家主子喝醉了，已经就寝，不能接见你们。”　　性急的少司马怒不可遏，放声痛骂：“这是何等的危急时刻，尚书还有心作威作福，岂不是将国事当儿戏？”　　小万历也心急如焚，请不出本兵，他就急忙召见股肱重臣张先生。张居正不愧是谭纶知交，一眼看透其中端倪，他也和谭纶一样镇定自若：“陛下莫忧，兵事已经委任谭尚书，谭纶不上朝议事正说明大事已定了。”　　小万历半信半疑地看着张先生，迷茫的眼神中泛着一丝惶恐，既然如此，也只能静待局势好转了。　　果然不出张居正所料，明军节节胜利，谭尚书也进朝入贺。　　小万历大喜，深深嘉扬张先生知人之明和谭尚书破敌之计。谭纶回到府中，宾客不解地问：“大人能辨贼，神机妙算固然高明，可是为什么偏偏拒绝僚属拜访？”　　谭纶自有他的道理：“江山安危首先系于皇上，其次便系于我。当时情势正乱，京城百万人家，难保没有敌人奸细，我如果轻易出去，他们的间谍者仅一人一骑，弯弓持矛戕就能轻易害死我，那谁来主持大局？”　　他深深叹了口气：“况且我若前往兵部，左右僚属的意见纷繁复杂，莫衷一是，我又怎能悉心调遣呢？边防不可一日松懈，我已戒备良久，如今敌人正中我圈套，我敢保证我方必胜。”　　宾客们听闻此言，对妙用机权的谭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也由衷感叹谭纶生逢其时，有幸与刚毅果敢的张首辅共立功名。　　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两大实力长官都是自己人，加之不少高拱故吏转身支持张居正，朝廷内部肃清只是时间问题，边疆用人问题被提上了首辅日程。　　边疆最重要的变动当属宣大总督。　　宣大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它面对的是势力最为强大、对大明政权骚扰最为频繁的俺答。是时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听取高层意见，努力结成封贡一事，为蒙汉两族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惜关于王崇古的非议很多，王家本是山西巨商，家财万贯，言官对他弹劾不断，说他家官商勾结，垄断一方盐政，他推行封贡互市完全出于家族利益，一时言论汹汹。　　为了平息舆论，更为了保护难得的军事人才，张首辅计划让方逢时接替宣大总督，把王崇古调至京师。　　一番努力后，张居正说服万历决定让王崇古入理京营戎政，方逢时补宣大总督。方逢时本来就和王崇古共事多年，交接起来顺风顺水。　　与此同时，帝国另一军事巨镇蓟辽镇的总督吴兑，气识宏伟，深谙用兵之道。他原本是前首辅高拱门生，与之关系密切。高阁老在和徐阶的权力斗争中败北，狼狈告老还乡之际，相公门生故吏躲之唯恐不及，唯独吴兑搀扶老师把他送至潞河舟中，握手垂泣而別。高拱甚为感动，而徐阶因此忌恨吴兑，小吴不被提拔重用。　　幸运的是，没多久徐阶也辞官，高拱再相，小吴的仕途一片大好。无奈时局变化，高拱终究被张居正所击败，吴兑联想到自己之前因政治斗争几起几落，担心再被列为打击对象。所幸宰相肚里能撑船，张居正坐上首辅宝座后，不仅没打压吴兑，还迅速提拔他做兵部侍郎兼蓟辽总督。　　有些张门鹰犬看得眼红，就向首辅进谗言：“吴兑可是高拱私党，用他恐怕有后患。”　　张居正义正言辞：“你说的我也知道，可还有谁的才干能取代他吗？”　　张相公找到吏部尚书张瀚：“替我致信吴兑，问他能否担任此职？”　　吴兑心知首辅有心起用自己，故作谦虚，连连推辞：“我在边塞滥竽充数好久，一直等待被劾，相公怎还没忘记我？就让我归乡休息犬马之身吧。”　　张居正阅人无数，听张瀚回报后一下猜中他的心思，颇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对，这不是他的真实心意，再致信问问看。”　　吴兑察觉相国看好自己，心中自然万分高兴，为了提高身价，他又和相国谈起条件来：“蓟镇戚继光和辽镇李成梁这两大帅不易驾驭，得给我加上尚书衔。”　　张居正虽然急于求才，但也没那么好说话：“不可，待你立功疆场，不愁做不到尚书。”　　终于，吴兑出巡蓟辽，为当地安宁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战功累累，果然做到了国防部长一职，终张居正在世，吴兑无纤芥之嫌。　　除了中央、地方要员，作为大权独揽的一朝元辅，张居正不守门户之见，将治理视线放到基层政权与基层官员上。在整个国家机器中，中央只制定政策，真正要执行各种方案安抚百姓，都落实在基层政权和官僚身上。　　小官小吏中不乏实干之士，但囿于人事制度局限，他们受到提拔的机会微乎其微，大部分人一生都无升官出头之日。张居正又使出一招：三途并用。三途并用顾名思义，凡有真才实学者，不论出身高低，不拘近年资格，进士、举人、贡生一体擢用。　　他迈着沉稳的步子踏进庄严古朴的吏部衙门，苦口婆心地告诫铨选官员：“良吏未必皆进士，进士未必皆良吏。”这两方的冲突严重阻碍了人才的畅通传送，铨选官员领会首辅用人之道，开始关注基层人才。　　有明一朝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官员阶位尤其重视科举出身。明中叶之后，没有进士资历的官员，即便落职县令，也难免受到穷酸秀才们的嘲讽。　　山东费县的父母官杨果以吏员任知县，他“干局开敏，能肩繁钜”，政务能力颇高。刚到职视事那年，遵职要到县学视察，并考查儒生们的课业。令人扫兴的是，当他到县学坐定之后，全县儒生竟无一人前来参见。　　杨县令压下心中怒火，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不动声色地张贴出一张告示：　　县学将于某月某日举行“季考”，希望诸生认真复习功课，迎接考试。　　按理说这么一来，儒生们就不敢怠慢了。假如季考不合格，轻则罚没膏火银子，重则撤消秀才资格。　　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吓倒儒生们。　　他们欺负杨果没有科举功名，私下串通一气，决心捉弄一下这位初来乍到的县太爷。他们在试卷上或故意写一篇文理不通、生僻字成串的文章，或仅数行文字以塞责，鬼画桃符，文面污浊，或戏为俚词，以寓嘲谑……　　杨果不愠不躁，好酒好肉牿赏这批狂妄儒生。事后，他将全部试卷打包封好，连夜作一篇送给府上督学的呈文：鄙人没有功名，评不出文章优劣，烦请大人俯尊亲阅，以定高下。　　呈文送出之前，消息不胫而走，这下糟糕了，督学大人哪里是好惹的，当他看到诸生的“火星文”岂不要气得吐血，大家数年寒窗取得的秀才功名将毁于一旦。诸生吓得穿上囚服，叩首求哀，对杨县令无不口服心服，从此以后“洗肠涤胃”，乖乖听从杨县令的指令。杨大人镇住了儒生们，得以一帆风顺在任长达九年。　　在考成制度日益完善期间，如果不是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以杨县令的出身，这样长时间的任职几乎是天方夜谭。　　杨果的事迹坚定了张首辅“不计虚名，量才为用”的用人理念，他宣告：“有才干治理民众的人，无论其出身高低，即授知县，持按官要尽力向朝廷举荐人才。”　　明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王崇古款贡，张学颜清丈，潘季驯治黄，可谓人得其位，吏称其职。　　为天下而谋计　　万历新政从整饬吏治开始。吏治者，考成法为其内核，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当政治相对清明之后，经济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当年财政相当困难，催征太急，四方之民已是精疲力竭，各地仓库空荡荡的，边饷不支，公私交困。　　为了摆脱困境，张居正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宫廷善行当为天下先”，节流首先从控制宫廷浮费下手。　　先皇隆庆去世之前仍在搜刮民财，命云南进宝石二万枚，广东采珍珠八千两，江西烧瓷器十多万件。　　这么多奇珍异宝，皇帝一人享用得完吗？如今已是万历新朝，张居正不买前朝旧账，速令他们停止挖宝石、采珍珠、烧瓷器，就这样，三省民困稍微减轻些许。　　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要永远杜绝嘉靖、隆庆以来形成的派遣太监出外督造或督办宫廷用品等事。张居正巧妙以《隆庆遗诏》指示工部立即召回“督造内臣”，也就是那些派到江南监督织造的太监，以后也不许再派了。　　当时有一个正在苏杭督织贡品的太监叫赵玢，他在隆庆年间非常得宠，仗宠拒不撤回。　　工部以强硬口气警告他立即回京，否则严肃查力。　　工部在警告的同时，连弹劾的折子都写好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赵玢看到情况不妙，马上遵命回京，一时朝野气象一新。　　张居正尽力减少三公支出，削减冗费。光禄寺承担着朝廷宴会筵席供应的职任，它的经费由各省每年以专款解送，成为各部委中肥水最大也是浪费最大的部门，冗耗冒滥极为突出。光禄寺官员为申请更多预算经费，使出吃奶力气拼命烧钱，一切东西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负责的臣僚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也无力阻止。　　张居正掌权以后，一面奏请停止向光禄寺调用款项，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一面派御史清查该寺账目，将肥水衙门的日常运作置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　　多方调查发现，该寺原来使用的器皿常常超出规定，一再提请添造，这其中大有猫腻，多数器皿根本不是被使用报废掉，而是被寺内官吏和宫中太监偷换变卖了。经过大力整顿，万历元年，该寺就创造了比往年节省六分之五的奇迹，这在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闻所未闻。　　张居正通过削减浮费、精简机构、整顿驿站来重建国家经济秩序，然而，百尺冰渊始解冻，仅靠厉行节约，不足以富国富民，要解决经济危机，就必须广开财源。如何如数收缴该收的钱粮，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饱读史书的张居正推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家桑弘羊，他古为今用，把桑氏“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思想理念发展成为具有张氏特色的“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理财方针。　　“不加赋而上用足”绝非一句漂亮的场面话。张相爷有别于那些满脑子搜敛民财以足国用之人，他坚持治乱政用重典，而贪婪成性、舞弊成风的各级官僚和势豪奸猾首先被列入黑名单，杜绝他们中饱私囊，切实维护小民合法权益，增加国库收入。　　肃下必先正己，为了取信于民并切实贯彻经济政策，真正均定赋役，张相爷改革革到自家，整顿族人冒充自己名义以取得优免的现象。　　张居正的次子、翰林院编修张嗣修根据家父要求，严格清查家户内田粮实数，有无诡寄影射田亩。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张家原有田土不过田粮七十余石，该县赋役册上却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内阁张氏优免六百四十余石”，五百七十石的差距悬殊令人大跌眼镜。　　经过调查，终于真相大白：　　有族人依借张阁老的名号，一体优免的；　　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的；　　有奸豪贿赂当地官员，窜名户下，巧为规避的；　　有子弟族仆私庇亲故，寄存张家名下而多出来的。　　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朝第一家族存在的问题恰恰反映出整个帝国种种投机取巧的陋规陋习。　　清查之后，张家做出高姿态，坦然愿将诡寄于张家的五百七十余石田粮上交国家，本宅田粮内七十四石例得优免者，其余“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这一招用得极好，张居正利用人们“随大流”心理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精彩剧目，表明他剔奸除弊的决心，不仅极大促进了措施的有力执行，而且为政府树立了威信。由此一来，百姓开始相信政府的决策，各级官员也不得不跟随首辅脚步前行了。　　首辅的另一件安民的大事当属整顿驿站。　　在明代，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设有驿站，保证官员公差的便利并方便传达公文。　　驿站通过陆路与水路，把全国的城市与农村、内地与边疆、内陆与沿海紧密相联。中央政府通过驿站传达最新政令，地方衙门也通过驿道向朝廷反馈信息。驿站设有官员，并备有轿、马、车、船等交通工具，皆由沿途百姓提供。　　明初的驿站运行得井井有条，到了张居正的时代，官员滥用驿站、驿丞敲诈百姓现象层出不穷。　　官员因公出差，官府照例发给勘合，官员凭借勘合享有免费住驿、公款吃喝等种种特权，用毕及时归还勘合。随着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勘合成为官员的“终身护符”，他们将勘合赠与亲朋好友，滥用驿站，沿途小民受祸极深。　　张居正为了纾解地方民困，不惜向不法官员宣战。在兵部帮助下，朝廷颁布《给驿条例》，明确规定官员非奉公差不得随意借用勘合，不得借出差之机走亲访友，出差时不得超用车马和随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索礼受贿，官员奔丧、调动、复任时亦不得使用驿站等，从制度上保证驿站有效运行。　　张居正以法为治，抓典型事例，打击不法高官，几位省部级官员先后因违反《给驿条例》违法用驿受到相应处分，立即在官场引起极大震动。　　从此，公卿王侯遵命守法，再也不敢肆意驰驿。各地驿站存银不断增加，百姓从中受惠极大。　　巧驽骁将　　“隆庆和议”后，困扰大明君臣多年的巨额军费开支得到大幅度削减，帝国财政压力也随之减小，西北的俺答与明廷礼尚往来。　　正当帝国朝野上下沉醉于太平盛世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出急报：土蛮大军二十万前锋已过大凌河，来势汹汹，直指辽东。为了防御敌人，请兵部速拨粮、拨钱。　　兵部众人为之大乱，赶快上报皇上，甚至有言官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恨不得立刻戒严。小皇帝看着大臣惶恐的奏疏，想着来势汹汹的敌人，又怎能保持冷静呢？无助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总是首辅张先生。　　朝会上，张首辅听完这个汇报后显得格外镇定，他眉头一皱，疑生心头：“这时节并不是北方部落进犯的好时机，不必担忧。”　　五月正值酷暑季节，雨季马上就要来临，骑兵此时来犯是最麻烦的。土蛮虽蛮，但也不傻，未到火烧眉毛之时，怎会选择这等时节举国来犯呢？　　为查清此事，张相爷一方面让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另一方面急令当地军政、行政部门联合勘察地形，写成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送第一手前线情报给他。　　数日后，两条线的情报都送来了，蓟辽总兵戚继光明确奏报：诸部解散无警！　　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场虚惊。　　张居正自是大为恼怒，李成梁为图封赏，虚报战功以抬高身价，编出这样的天大笑话，真要治他欺君之罪，也在情理之中。　　更可气的是，兵部和督抚官员也都是一时名臣，他们接到报告既不核实，又不妥谋对策，就飞奏朝廷，以致人心惶惶。他们哪个不是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才夺得功名，又在军事部门常年工作，“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总知道的，因为莫须有的敌情频繁调度边关将士，自然会折损士兵士气，对国防安全构成隐患。　　张居正觉得，有必要给予惩戒，让他们及时警醒。他随即严旨申斥不法官员谎报军情的歪风邪行：　　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虏动静，未尝东行。辽东所报皆属夷诳赏之言，绝无影响。臣等因此反切忧虑：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取胜。今无端听一讹言，仓皇失措，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　　敌情狡诈，万一彼常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不知敌情为虑也。　　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犹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乞传谕兵部，诘以寇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并请赈各边饥卒。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前线将领的道德素养可以不甚强求，但现实中谁也不愿常与“座山雕”式将领打交道。张相爷深知此理，一方面善用李大将军的勇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到此公诸多违法乱纪之行，应时刻提醒敲打他收敛。　　首辅恩威并用下，李成梁晓得只有遵纪守法、奋勇杀敌才是升官封爵的不二途径。在他治下，辽东无战事，“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所未有”，他终因战功卓越，被特封为宁远伯。　　为答谢首辅知遇之恩，李大帅特意送来价值不菲的礼金。　　张居正义正词严地告诉使者：“你们大帅是因为浴血奋战才获得功勋封爵的赏赐，我如果收下这礼金，岂不是有辱高皇帝（即朱元璋）的在天之灵？”　　李家使者只得悻悻而去。　　在一系列的举措下，奄奄一息的帝国在张居正手上有了新的生机：一时主圣时清，纪纲振肃，风俗淳朴，漠北骄虏，俯首称臣，万历初期成为明代最为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同时代来中国考察的西方大儒，都钦慕帝国民生安定、社会繁荣，赞誉帝国为世界最富强、最文明的先进大国。　　张居正不但励精图治，更可贵是能够正己肃下，他的个人声望如日中天，天下人把张相君誉为当代伊尹、周公（伊尹和周公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名臣，辅佐其主治国安民，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偶像），期待相君把庞大的帝国推向全盛。　　第九章　台谏弹劾风暴　　改革不是一个好差　　自古以来的改革者都少不了跌宕起伏的命运，甚至有人说改革难于革命，革命无非是认准一个共同敌人，自下而上地推翻旧政权；而改革却是自上而下地把权力资源重新分配，并让每个人安于其位。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历史上不少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失败之举。　　成功的改革者们，除了勇于创新，最为关键的便是依靠坚实的靠山。商鞅变法的成功，少不了秦孝公这一后盾支持；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车裂，人亡政不息，商鞅个人的不幸换来了秦国的大兴。　　当靠山消失，即便改革再成功，也难免有牺牲。张居正面对的局面更为险恶，且不说强大的保守势力异常顽固，习惯于祖宗成法，抵牾张居正种种革故鼎新的措施。单名分上就存在莫大问题，明代内阁首辅在法理上不过是皇帝秘书，根本没有裁断政务的权力，他只不过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宰相”。在这种氛围中推行新政，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进行改革，不仅要有理论说服统治者，更要有实力说服天下人。　　当初王安石变法，政策过激而超越民众实际承受能力，一个“保甲法”弄得民不聊生，凡有男丁者莫不整日忧心；那个“方田均税法”又触动地主私利，得罪了政敌。反对派司马光执政后也进行一系列改革，因方法得当反而有所进展。　　张居正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体会，他在《资治通鉴直解》中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　　张居正以一个大政治家的亲身经历，比较公允地评论另一位政治家，既非司马光辈的顽固，又不若后世同情者百般为其辩护。他以史为鉴，先吏治再经济，层层推进，稳健开展。　　因此，张居正的反对者们没有司马光那样理直气壮，况且张相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只好首先从攻击张居正个人操守着手。　　孔老夫子有句至理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上位者即使有周公那样出众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贪鄙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看。毕竟，在那个道德至上的年头，士大夫对道德的要求远远高过才能。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中以气节自负的“清流”，仿佛就是为了挑毛病才降临人世，他们常与当道者对抗，以表明自身的清正与圣教的纯正。他们为了反抗强权、博得名誉，可以牺牲一切，甚至不惜赌上大明王朝的命运。　　树大招风，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张居正一举一动无不被人广为关注。张居正再神通广大，也无非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夫俗子，想要找其把柄，并没太大难度。　　两宫皇太后、皇帝高度信任并依赖张先生，把朝廷大权全都委托给他，张居正也成为有明一代最有权势的臣子。可权重遭忌，自古君主最忌讳的莫不过是大臣太贵，况且明代法理上已无真宰相，大学士的合法权力远低于前朝宰辅，所以自打张居正秉政以来，很多人都非议他窃夺人主威福以自用。　　崇祯年间，张居正著名的曾孙张同敞就百思不得其解地询问朋友：“我曾祖的功业如今尚可见，为什么史家多批评之词？”　　朋友答曰：“权与奸的差别不过毫发之间，你曾祖是一位权相，权势过重，因此怨恨他的人诋毁他，称其为奸相。”　　张同敞无奈地默认此说，后人尚且如此，遑论外人横议？张居正不管这些，他清楚自己的能量，时常告诫下属：“吾非相，乃摄也！”（我不是宰相，只是代行国政。）　　得罪了一群人　　自古文臣死谏，尤其那些握有“尚方宝剑”的御史、给事中们“唯恐天下不乱”。言官官阶不大，但人微言重，上至皇帝、阁臣、尚书，下至知府、知县，都受他们的监督，就连朝廷高官也让他们三分，生怕被言官抓着把柄。　　御史在外不可一世，凌驾于其他官员之上，常常因在一件鸡毛蒜皮的琐事上小有不合，就漫加诘责任事大臣。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所论是否属实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言者无罪，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责任，倒是可以借此哗众取宠，一举成名。很多正直大臣因流言蜚语而辞官回家，不能为国效力。　　张居正对此甚为不满，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无事生非之徒。　　一日，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伴随着大风倾泻而下，雷电、雨水毁坏了多座建筑。台谏见状，欲上公疏议论时政，张相爷急忙前去制止：“何必这么紧张，既然是雷电，怎么可能不击中物体？”　　既然首辅这样发话，言官也只能作罢，不再没完没了地拿天象说事。　　今天看来，张居正那句话颇具“唯物主义”风采，有效减少了没必要的议论纷争。当时的士大夫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雷奉天吻，正是国家有错，老天爷才生气惩罚，以让我们悔过自省，却被相公阻拦，张居正实乃心术不端。　　雷电风雨停止了，首都大门的木头又着起火来。言官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他们本要上报皇帝：天下不安宁啦，好端端的木头都骤然起大火。　　张阁老看了尚未上呈的奏本，冷冷一句：“朽木能生火。”　　言官哑口无言，一场毫无意义的事端终被平息。　　有鉴于此，张相爷当政以后，无论是从制度还是权术上，都没少花工夫牵制言官。他敕令其长官严加考察，御史、给事中表面唯唯诺诺，私下却怨声载道，痛恨张居正凭炙手可热的权势钳制人口。　　不平则鸣，更何况这些“善鸣”的文臣，怨气积攒多了，又掺和着文人的酸腐气，几经发酵出来的戾气自然也不少，把对新政的不满与对张居正本人的非议，纠缠在一起。　　历史上评价一名官员，向来是注重“两袖清风”，也许衣着朴素、粗茶淡饭会显得高风亮节，但张居正绝不是对功名富贵毫无追求的伯夷、叔齐，他从不压抑自己对合理物质享受的公开追求。他身怀报国之志，同时也十分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　　张居正眉目轩朗，长须至腹，是当时出名的美男子。　　相传他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涂脂抹粉，所到之处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每天都换一套衣服，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加之他的衣服讲究质地与颜色，既光鲜悦目，又符合首席大学士身份，精致高雅。　　张居正素爱整洁，家居及办公之处条贯井然，清洁光亮。他嗜好收藏古玩，当时古玩界赝品很多，却没人敢欺骗他，所收藏多为精品。　　衣食住行不分家，功成名就的张居正既然对生活要求如此精致，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华服美食，自然也有资本大兴土木。　　就在张居正荣登首辅那一年，循着官场风气，在江陵城东建造相国府第，万历小皇帝为表明对元辅师相的无上依赖，御赐宅院中的楼为：纯忠楼、捧日楼。挥笔写下气吞山河的对联：　　上联：社稷之臣，股肱之佐；　　下联：正气万世，休光百年！　　至高无上的天子都如此表态，上行下效，全楚官员自然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银，而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　　这到底是人情世故，还是巧立名目行受贿之实？岁月荏苒，已无法考证，但宏伟的张府就这么悄悄地屹立于江陵城中了，木石无言，任流言浮掠。　　不仅如此，张阁老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见过的人很是羡慕“张府壮丽不减王公”。[1]　　某日张居正夜晚梦到一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大匾，自谓相业之隆，千古无两，足当此二语，白天醒来就心高气傲地在刚建好的张府立匾自炫。　　凡此种种，很容易引起旁人非议责难。　　平心而论，这些事情在当时上层官僚中并非罕见，远的不说，就对比张居正前后首辅徐阶、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更是家财百万，甚至拥有很多座豪华别墅和别致的江南园林。哪位相公过的不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的生活呢？　　如果张居正是一个平庸之辈，人们也许置若罔闻。然而，张阁老偏偏是一个大破常格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一些人的不满，人们由此入手，掀开了反对新政的序幕。　　开炮的来了　　多事的言官们自然不甘寂寞，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首先发难。　　余懋学，江西婺源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刚踏入仕途五年有余，就被超格拔擢为南京户科给事中，他感激浩荡皇恩，“忠于职守”，“慷慨言事”，先是攻击张居正重用的应天巡抚宋仪望，进而直接批评首辅本人。　　他新官上任的这年春天，翰林院中飞来了白燕，栽种在内阁的碧莲花亦在初夏的阳光中恬静地打开了花苞，实为罕见之至。在古人脑海里，这一切都昭示着吉祥如意，张居正便把它们当作祥瑞之物呈献给皇上。　　不料此事遭到冯保的当面批评：“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　　意思是，皇上还幼小，不可以拿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他玩物丧志。冯保这话说得合情合理，况且冯保身份特殊，张居正见此只好作罢。　　这只是皇家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不料余懋学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此时天下大旱，皇帝忧心旱情，甚至下了罪己诏，与百官一道祈祷求雨，而张居正却在这时候献祥瑞，这不是一个负责的大臣该有的行为。　　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就算了，小小的给事中也敢借此对元辅说三道四，张居正心中虽有些郁闷，但并没有处罚余懋学。　　但余懋学依然呶呶不休，再次上疏谈论五事：崇惇大、亲謇愕、慎名器、戒纷更、防谀佞，希望皇上“本之和平，依于忠厚”，不要总下严旨批评臣僚，推崇综核名实，而应“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这时，余懋学的打击目标终于浮出水面，其实不是首辅本人，而是新出台的考成法，而且余懋学并非孤身奋战，考成法的严格，让那些原本扯皮推诿、拖沓成风的官员一直难以接受，反对观点在当时官员中颇有市场。　　考成法原本仰赖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张居正岂能容忍六科官员站出来反对考成法！更过分的是，余懋学在“防谀佞”中暗指张居正为谀佞之臣：“至涿州桥工告完，天下明知为圣母济人利物之仁，而该部议功，乃至夸述阁臣、司礼之绩，例虽沿旧，词涉献谀。”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一向是言官们常用的笔法，张居正岂有不知，纵是一向老成持重的张首辅，一时间也气得两眼冒火。　　小万历也极为不满余懋学搅乱新政，以最快速度做出处理：“余懋学职居言责，不思体朝廷励精图治之意，乃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姑从宽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余懋学的上疏揭开了台谏攻击张居正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江西老乡——傅应祯与刘台的“劾张事件”陆续隆重登场。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严冬，河南道御史傅应祯疏文的措词也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冷峻：“微臣恳请陛下存敬畏以纯君德、蠲租税以纾民困、叙言官以疏忠谠。”　　傅应祯，江西安福人，说起来也算是张首辅的门生。傅应祯县令起家，曾厚礼馈赠座主（即主考官），可惜被张居正严词拒绝：“当初惜别，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勉，屡次赠礼也都不敢收受，怕有违当初相约之言。不料礼是越送越厚，你以为我是嫌少吗？你赠送的玉带太贵重了，不是一个小小县令所能持有，所以还给你，并希望你能有所反省。”　　送礼不成，反被训斥，小傅怀恨在心，才有了这封奏疏。奏疏名为言三事，实为弹劾张居正误国误民、讽谏万历失德，文章引经据典，各种有理无理的事例全拿来暗讽新政，毫无顾忌。　　傅应祯疏中第一事要皇上常存敬畏以纯君德，今年京师等地多次地震，尽管和大小臣工失职有关，却未见陛下自我反省：“臣闻今岁雷震端门兽吻，地震于京师直省，不下数次……虽由大小臣工失职，曾未见陛下修省一语，以回天意，晏然而遽无事。岂真以天变不足畏乎！”　　其二是骂张居正误国误民：“臣又近闻户科给事中朱东光陈言保治，不过一二语直切时事……几于触犯雷霆，奏本留中。岂真以人言不足恤乎！此‘三不足’之说，王安石所以误神宗，陛下肯自误耶？”　　骂了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也就罢了，已经离世五百年的王安石也莫名其妙被痛骂一顿，不知王荆公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不得不说这篇文章写得文采飞扬，但思想之迂腐也令人不敢恭维。　　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变法的坚定决心之体现。任何改革者如果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绝无可能在铺满荆棘的荒原上走出一条平坦宽敞的阳光大道。　　傅应祯却以此指责小万历“自误”，实际是在攻击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导皇上，也是对新政变革祖宗成法有所不满。而且，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讲，考成法绝不是言官们所喜闻乐见的。　　第三事“叙言官以疏忠谠”，是为老乡余懋学翻案。他认为余懋学是敢于直谏的忠臣，希望皇上将余懋学重新起用。　　如果只是说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国也就算了，尤其使皇帝不能容忍的是，小傅居然想为钦定的铁案翻案，这无异于让天子失信于天下百官。　　万历愤愤然写了一道圣旨：“朕以冲昧为君，朝夕兢兢……傅应祯无端以‘三不足’诬朕，又自甘欲与余懋学同罪。这厮每必然阴构党与，欲以威胁朝廷，摇乱国是。著令锦衣卫拏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　　傅应祯的下场比余懋学惨得多，在镇抚司诏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狱卒一边毒打，一边追究“阴构党与”之人，傅应祯咬紧牙关，一点也不招认。　　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引来同事们的怜悯。傅应祯的同乡、江西贵溪籍的给事中徐贞明赤脚潜入狱中，为他送药粥疗伤；御史李祯与同官乔岩等人也相继偷偷溜进监狱抚慰战友。　　张居正得知此情后，没等更多的言官们成群结队地到监狱探视，他就雷厉风行地把傅应祯发配到浙江定海充军。　　定海虽说是海防前沿，但明朝时期江浙一带渐渐成为粮食主产区，经济也日益发达，发配到那里，比起发配到广西、海南等环境恶劣、瘟疫丛生的极边而言，无疑是从轻处罚，可见张居正念及师生情面，并没有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念头。　　在浙江戍边的傅应祯并不安生，他与自己同榜的状元张元忭来往密切。张元忭出生在绍兴一个书香门第，是明末大名鼎鼎的散文家张岱的曾祖。张状元崇尚忠义，佩服傅同学慷慨言事的忠忱与不畏权贵的勇敢；对老师张居正，也是不卑不亢，庄重自强。　　张元忭一方面理解傅应祯为国建言的苦心，一方面也写信劝慰他不要过于激进，换位思考，体谅张首辅的苦衷：“老师自主持国事以来，敏断沉稳，任劳任怨，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能虚心宏量，那么从古至今的贤相们都比不上他。如今圣上年幼，人心浮动，皇上所能信赖的大臣不过一两个，如果权力不在内阁，必定会被后宫或宦官们窃取，倘若因此酿成灾难，我辈恐怕难辞其咎啊！”　　张元忭对老师可谓是知之甚深，不同于腐儒看到阁臣权大势大就骂他窃人主威福，他深刻理解主少国疑之际权力的最佳分配，其见识果然高出同辈。　　远在京师紫禁城的万历仍心存余恨，文华殿讲读完毕，又和他敬爱的张老师谈起傅应祯。　　万历说：“昨天傅应祯以‘三不足’之说讽刺朕，朕想廷杖惩罚他，先生不许，这是为什么？”　　张居正缕一缕胡须，答道：“这种无知小人，假如真要论罪，是死有余辜。不过皇上登基以来，一向圣德宽厚，海内共仰，不应与这种人一般见识。而且昨天圣旨一出，人们心生敬畏，应该没有人敢再妄言。国家政事或宽或严，行仁行义，都是圣意。”　　万历说：“之前有救傅应祯的人说他母亲年迈，朕查了傅的家世，才知道傅应祯母亲已经死了，只有父亲还健在，如此欺君罔上，该当何罪？”　　张居正说：“这样说可能是因为没有时间阅查核对，不应当深究！”　　万历转身又对在旁的阁臣吕调阳、张四维问道：“昨天文书房拿傅应祯的奏疏到内阁，二位先生为什么不说话？要同心报国啊！”　　吕调阳和张四维赶忙表态：“臣等不敢不同心！”　　万历对傅应祯的痛恨程度高于张居正，按小皇帝的打算，傅应祯免不了廷杖伺候，若不是张居正出面劝阻，傅应祯此番即使侥幸没有死于杖下，也要重伤残废了。　　张居正以为自己宽宏大量的做法，应该会再有人站出来大放厥词。其实不然，反对派言官远不会因此“儆惧”。傅应祯的同乡、御史刘台又挺身而出，写了长达五千字的奏疏，弹劾张居正，把江陵秉国后第一股反张浪潮推到顶点。　　都是学生惹的祸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北国的天空飘着朵朵雪花，北京城里除了应有的新年气氛外，没有铺张的游宴、灯戏，这是张居正最后一次在正月施行灯火管制。　　当老百姓正在喜气洋洋闹春过大年时，紫禁城内却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御史刘台的弹劾奏疏送到北京，矛头直指当朝首辅张居正。　　刘台，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进士，那时的主考官恰恰是他所弹劾的张居正。后来刘台任职刑部主事，在万历初年经过张老师的提拔，才当上御史，巡按辽东。　　辽东乃东北军事重镇，刘台上任伊始，戚继光与李成梁两军紧密配合，大败董狐狸（朵颜部酋长）部。　　按照正常程序，辽东巡抚张学颜应该在第一时间把胜利的喜讯上奏朝廷，结果没等张学颜动笔，刘台捷足先登，抢先把捷报送入京师。　　张居正看到这封捷报不但没有高兴，反倒勃然大怒。他军户出身，对兵务了如指掌，一支军队要有战斗力，最要紧的莫过于令行禁止，各司其职，本朝自正统年间就曾明文规定，巡按御史不得过问地方军事。　　刘台既没有参与军务，更没指挥作战，哪里轮得上他来奏报军况？如果不严加禁止，以后巡按御史都如此越权奏报，巡抚岂不就能推卸责任？长此以往，封疆大事必生新弊。　　张居正和内阁同僚商量决定，降旨申斥刘台，下不为例。接着他以强硬的姿态重申：巡按之职乃振举纲维，揭露奸弊，巡抚则应措处钱粮，整饬武备，安抚军民。两者万不可混淆。　　抚按官员认真研究中央政府传达的最新精神，唯独刘台郁郁不乐，不过是一时激动把胜利的喜讯及时告诉大家，却受到这样严厉的处分，他心生忌恨，于是先发制人，冥思苦想写出一份劾奏张居正的檄文。　　加班加点写好了告状信，投递奏疏时，辽东巡抚张学颜隐约中只看到题目中有个“张”字，还以为刘台要弹劾自己，非常惊愕，上前好言相劝。　　刘台丝毫不买账，放出狠话：“你不过是为虎作伥的一只狐狸，不足为患；我要弹劾的，则是为非作歹的元凶——大学士张居正！”　　张学颜得知不是弹劾自己，方才松了口气，但刘台辱骂他是狐狸令他耿耿于怀。　　在刘台眼里，两位社稷重臣不是豺狼就是狐狸，作威作福，危害大明江山。　　刘台首先向天下人宣称：我虽然是张居正所选拔的士人，但不愿因此而三缄其口，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刘台不仅痛斥张居正本人，紧接着，又骂了张居正任用的张四维、张翰等庸劣官员：张四维早在翰林院任职时就因人品恶劣，屡遭弹劾；张翰当年巡抚陕西，毫无政绩可言，如今主持吏部，凡事听从张居正。总之张居正任人唯亲，从不为国家考虑……　　接着列举张居正种种蔑视祖宗之法的罪状，玩起君臣离心计这一毒招，说臣工畏惧张居正甚于畏惧皇上，感念居正也甚于感念皇上；居正威福自用，目无朝廷；他满口祖宗成宪，所行之事全部违反祖宗成法：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刘台文笔颇佳，整片奏疏读来气势恢弘，对老师的批评也是头头是道，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居正蔑视祖宗成法，欺世盗名，名义上说要遵守祖宗法度，可他自创考成法，让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又向内阁负责，挟制科臣，监察系统变成内阁下属，严重违背祖制。　　第二，张居正结党营私，滥给职位，不以大公而以个人好恶任用官员，摧折言官，仇视异己。　　第三，张居正擅权自用，他主持内阁，控制了行政与监察两大系统，自己还以宰相自居，大小臣工害怕畏惧他远远超出害怕皇帝。　　第四，他巴结两宫太后和大太监冯保，进献《白燕诗》，为天下士人耻笑；还把另一顾命大臣高拱驱逐赶走；挟私怨打击辽王朱宪，堂堂亲王他都任意报复，更不要说有多少被他陷害的正直官员了。　　第五，苛政猛于虎。张居正为了催交往年所欠赋税，往往脱离实际而给官员下死命令，不仅官员人人自危，贫苦百姓为此背井离乡……　　第六，张居正贪污腐败，家人仗势侵占他人土地，鱼肉百姓。　　明朝开国二百多年来，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张居正的同乡长辈，湖广籍正德首辅李东阳当年因为和大太监刘瑾关系暧昧，其门生愤然与之绝交，使李东阳颜面扫地。如今湖广的另一位首辅屡遭学生弹劾，境遇就惨得多了。　　前一个门生傅应祯才攻击过他，现在刘台又暗放冷箭，这真是莫大的刺激，若说就事论事也罢，刘台却是有意扭曲他的用心，强造罪状，明明是寻常政治斗争，刘台偏偏说成罪大恶极，史无前例。　　明朝政治有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大臣遭到议论攻击，应立即自动请求辞职，以示不模棱两可、贪恋权位的态度，更遑论被自己的门生非议。　　面对刘台如此系统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怒不可遏又尴尬无比，个性刚毅的张居正立即向小皇帝请求辞职，刘台的“檄文”里视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也依例上疏求去。　　张居正慷慨激昂地对小万历说：“按律巡按御史不得上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例上奏军功，依法应受到贬降，当时臣仅请皇上下旨申诉了他。刘台愤恨难消，后来御史傅应祯下狱，臣请陛下追究同党，刘台与傅应祯是同乡，惊疑不定，竟不顾师生情面，上疏弹劾臣。二百年未有门生弹劾座主之事，如今臣只有辞职谢罪。”　　说着说着，他激动得不禁伏地不起，眼泪簌簌落下，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登门见他。　　十四岁的小万历看到敬爱的张老师受到如此委屈，急忙走下御座，把他搀扶起来，安慰劝留道：“刘台这厮，陷害忠良，朕要关他一辈子，替先生出气！”　　张居正勉强答应，但事后没有到办公室值班，这的确是他有生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年过半百的他对此事极为痛心。他领教了反对势力的强大，一度想全身而退。接着，他连上三道奏疏请求退休。　　万历看过了辞呈，当然不会同意，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深刻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鉴。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必介意浮言。”　　吏部侍郎何维柏见势，联合九卿一起上奏疏请皇帝挽留元辅。在众卿支持下，君臣又经过几次书面往来，万历更是坚定了慰留首辅的决心，派太监孙隆手捧天子手谕前往张府，孙隆高声宣旨：“先帝以朕幼小，托付先生辅佐，先生不辞劳苦，畜类丧心病狂，胡言乱语，自有祖宗法度惩治。先生须以社稷为重，请速回朝办事，特赐长春酒十瓶，以示关怀。先生不许再辞！”　　小万历对张居正当政以来的辛劳称许有加，并表示要严厉制裁刘台。张居正顾在师生情面上，恳请免去刘台一百大棒的体罚，酌情减为革职为民，刘台的风波这才得以暂时平息。但刘台弹劾张居正一事影响深远，不仅为张相公身后之祸埋下伏笔，也开学生骂老师之先风。　　日后不少言官敬佩刘御史“敢于直言”的勇气，纷纷效仿他弹章奏劾各自座主。首当其冲的便是申时行、王锡爵二相，尤以王锡爵为显，此老被晚辈铺天盖地的诽谤整得无颜在朝做官，只能告老还乡。　　沈德符如是总结参劾者动机：“参劾会试大座师者屡见，则大座师已登揆席，次亦要地，可借以博直声，而参荐主者无一人焉。”　　平心而论，在那个宗法社会，学生敢于挑战老师权威，指出其过错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这种批评最终走样，成为纯粹的口水仗，为博名而揭人短，为反对而反对，师道不存，更恶化了此后党争的风气，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　　难以言说的无奈　　最令张居正忐忑不安的是，刘台弹劾自己的具体条款，虽多夸张，妙在所言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致不少江陵门人同情刘台同学。　　政治终归是政治，它的复杂性决定了绝不能仅凭简单事实妄下定论。　　刘台弹劾张居正是权臣，其实明朝自从大学士执掌机要后，内阁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名，个个首辅迹似权臣。只要皇帝一句话，你就要卷铺盖回家，君不见当年高拱倒台之际，头一天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率百官，第二天只能轻车简从，匆匆赶回河南，连驿站都不能再用。这是体制硬伤，无从打破，张居正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任用私人如张瀚、张四维这类事也非张居正首倡，几乎所有坐上首辅大位的人都在不遗余力营造自己的势力网，张四维本是高拱得意门生，一直为高拱被逐归乡一事愤愤不平，张居正或许是为了笼络高党人心才把他引入内阁。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唆使言官弹劾前任首辅，对张居正蓄意打击报复。　　说到箝制言官，张居正确实有之，当时士林流传不少讽刺他的雅谑，但在张相爷看来，要让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谋之于众，而断之于独”，独断专行充其量不过是改革良药给改革大局造成的一点副作用而已。　　改革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委实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后来“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在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不阻力重重，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加之晚明言官自身素质良莠不齐，多数为不学无术夸夸其谈之辈，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的霸气与通达时变的才识，恐怕会一事无成。　　朝会上，凤阳中都留守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向皇帝上奏军区要事。一般而言，外官朝觐天子，应该先由通政使司官员引领，出班跪拜，然后上奏公事。而这群留守司官员不等引奏直接觐见天子，御史们就要纠察他们违反祖制。　　张居正急忙阻止，郑重告诉他们：“留守这样的外官，是不需引奏的。”　　御史们不以为然，满心希望拿出法律条文驳倒张首辅。可当他们翻阅朝仪规定后傻眼了，果如首辅所言：留守不引奏。　　张相公博闻强记，熟记《大明会典》，甚至能将这部煌煌巨著倒背如流，是帝国最优秀的典故专家。　　每每退朝，他传唤六科给事中，询问他们这事《大明会典》中是如何规定的、那事依国朝法制又该如何处理。　　言官们顿时被问得一头雾水，他们左右相顾，不能发一语作答。　　张相公果断把不称职的言官外放出京，其余言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自此埋头故纸堆，认真研读本朝典章制度，已备首辅不时诘问。　　时人丁元荐在《西山日记》中感叹：“一时台省受其钳束若门隶，则其才胜也。”既然言官才学不够，那就只能俯首贴耳听从高人指挥，这是体制缺陷，也是张居正的无奈。　　迫于国家经济窘迫，他追缴欠税，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常年垄断、隐瞒土地的大地主，刘台竟夸张到民不聊生。　　其实，张居正并不以聚敛民财为好，他首先力求中央财政稳当，等到国库稍微充裕之后，就立即规劝皇帝免征一些贫困地区赋税，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对灾民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自他主政以来，曾先后赈灾十六次，行减租税十次。　　在刘台罗列这些条目中，除了以考成法约束科臣是真的违反祖制外，其他皆为政坛常事，不足为怪。　　刘台还说张居正江陵老家富甲全楚，固然夸张，但这招用得相当精巧。经济问题历来最为百姓所关心，从此处大做文章，完全可以毁了张居正生前身后几百年的名誉。　　其实，明朝政治到了中后期以后，贿赂、贪污已是司空见惯，在严嵩当政期间更是达到高峰，遗风所及，隆庆、万历初年的政治圈内，几乎无人可免。　　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委实不高，可其他合法拥有的特权相当可观。官员们除了俸禄外，配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朝廷支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等一切花费。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等。作为一国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张居正贵为国朝第一元辅，生活奢华，面对滚滚而来的贿赂却保持着难得的从容与淡定。万历初年之所以得以修明法治、清肃吏治，张居正过人的才能和毅力固然重要，他的洁身自好也促成他的成功。他很少接受下属馈赠，除非少数莫逆之交，会酌情收取少量礼品作为人情。　　八年后，万历皇帝在仇家的唆使下抄没了张居正家产，发现他的财产只有十万白银，远不及冯保，只相当于嘉靖首辅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其中又多为其父其弟所敛。原本想在抄家中大发横财的皇帝，看到这十万两银子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　　事过近三百八十年，后人掀开张居正的棺木，也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墓室内除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外，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　　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权倾朝野的大宰相仅此两件陪葬品，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尽管张居正在操守上还算清介，与外吏也往来不多，以避嫌疑，但他仍无法阻挡贿赂者的攻势。　　有意贿赂的人总会投机钻营，不贿赂本人而转向他的僚属、家人甚至奴仆，并用各种名目使当政者难以招架。督抚、巡按御史及地方的府县太爷，利用其父母寿辰等各种机会，向当朝元辅的父母献上礼金、宝物，乃至为首辅立坊、建亭、造假山花园来歌功颂德。　　在“子为父隐”的儒家社会，张居正只得“严家范、禁请托”，严禁族人做出违法乱纪、祸害乡里之事。在他极力坚持下，很多劳民伤财的工程被停止，减轻了家乡人民的负担。　　尽管张居正严于家门之防，但他毕竟位极人臣，巴结讨好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淤出一片肥沃的田地，荆州知府就亲自上门去到张家，撺掇张家出来报领无主良田。张居正几次给督抚难堪，但此类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在张居正当国的十年里，始终有人向他的家人馈赠，使他蒙受不少无可奈何的指摘，这是时代的风气，张居正无法脱离这种困扰。　　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仍然得到李太后和小皇帝的充分信任，他紧握政权，个人自信心也随之膨胀。他给老师徐阶写信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　　他认定唯有自己，才能担当起国家大任；攻击自己，便是攻击国家；摧毁自己，便是摧毁国家。　　第十章　阳谋：道义和棒子的较量　　风波的开始　　学生告老师事件逐渐远去，可时间不会停歇，挟持着所有人和事，滚滚奔流，迈进新的一年——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　　这一年，张居正五十三岁，万历皇帝十五岁。这注定是无法平静的一年，无论是对大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还是首辅张居正个人际遇而言，都注定汹涌激荡，云诡波谲。　　这本应是张居正引以为豪的一年，立春以来，风和日丽，莺飞草长，张家二少爷张嗣修也春风得意，高中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自此平步青云，指日可待。　　子承父业，光耀门楣，张居正深切感受到了“吾家有子初长成”的欣慰，这是身为父亲特有的骄傲，是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无论个人取得多大成就，都无法比拟的。　　福兮祸所伏，就在张氏父子感受成功喜悦之时，一场危机从天而降。　　深秋九月，秋风萧瑟，噩耗如黄叶般从天而降：元辅父亲张老太爷病故。　　父亲去世，放在寻常百姓人家，只不过家庭私事。然而，对于彼时彼刻的张居正，如何处理亡父丧事，竟掀起一场巨大的官场风暴，元辅家事被涂上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令张居正始料未及，然亦在情理之中。　　人言可畏，轰动一时的夺情风波，使已经平息的反对逆流重新出现，暴露出掩盖于万历新政升平景象之下的内部危机。五年后张居正人生落幕，身后血雨腥风的清算已在此时埋下伏笔。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字治卿，号观澜，在科举仕途上一直很困顿，连考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好在他处世乐观，况且生得一个天才儿子，看到儿子前途无量，已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科举之路。　　父以子贵，儿子由翰林院编修做到内阁首辅兼帝师，父亲也就从一个平凡的府学生，摇身一跃成为当朝首辅的父亲。皇恩浩荡之下，张家在江陵的势力一日大于一日，张文明飘飘然了，也开始纵容家奴横行乡里，由此给儿子增添了不少麻烦。张居正在京城虽然也略有耳闻，可那毕竟是老父，子为父隐，只好拿家中奴仆是问。　　张居正考虑到家父一辈子都待在荆州，着实太闭塞，也想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住，好让老人见识下京城的花花世界。　　而老张头的回答，却出乎张居正的意料：“儿啊，不要老想着爹。你贵为首辅，凡事需以社稷为重，鞠躬尽瘁以报君恩，好实现为父之愿。”　　这也难怪，老太爷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传统文人特别看重叶落归根，尤其在自己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更不愿轻易远离故土。　　张居正本想请假回家看望父亲，恰逢宫中筹备皇上大婚，作为元辅，他怎么也无法脱身，只得定在大婚以后再行返乡。　　九月初的一天清晨，七十四岁高龄的张文明冒着霜露登上王粲楼，后患上重感冒，病情来势汹汹，加上旧疾未愈，于九月十三日病逝。十二日后，噩耗传至京师。　　这一日，张居正和往常一样，在内阁处理政务，张府仆人神色慌张，送来一封家信。严毅的张相公见此颇为不悦，本要训斥家仆。可他打开信发现这是父亲的噩耗时，心如刀绞，竟当着诸同僚的面失声痛哭，同僚们看着泪流满面的首辅，也不由深感同情。　　这时，一个比首辅丧父更为重要的政治难题浮出水面：首辅面临着丁忧还是夺情的艰难选择。　　明代的丁忧制度，规定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是为丁忧。守孝期满后，再出来视事，谓之起复。　　自古忠孝难两全。丁忧制度的执行适逢国家利益，也有让路的先例。而这种无奈的让路，古代有个专业术语——夺情。　　所谓夺情，就是夺取其亲子之情，移为别用的意思。这是古代的权宜办法，一般只能用在将帅出征之时，为免因父母之丧而贻误军机，皇帝往往命令那些人移孝作忠，不必回家守孝，仍在前方戴孝从戎，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常常听到的“金革之事不避”。文官如阁臣夺情，有明一朝，也并非没有夺情先例：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正月，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宣宗下诏夺情起复。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八月，内阁大学士杨溥以母丧丁忧去，随即夺情起复。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遭遇父丧，宪宗下诏起复。　　万历小皇帝此刻羽翼未丰，身边可以依靠的除了生母李太后，就只有张先生了。他深知，国家不可一日无首辅张先生，虽然自己已经十五岁了，但国家大政和御前教育，仍需首辅襄助，倘若此时首辅回家守制，自己怎能轻易掌握庞大的国家机器？于情于理，小万历都不愿张先生丁忧归里。　　其实早在张居正得知父死噩耗的次日，其他两位内阁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就奏明皇上，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请求皇上谕留张居正。万历接到吕调阳、张四维的奏疏后，随即下旨：“元辅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佐朕冲年，安定社稷，关系至关重要。何况又有往例，卿等亟当为朕劝勉，不可太过悲伤。”　　他又入情地写了手札给张居正：“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接着，万历皇帝又谕吏部：“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而去？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第二天，万历又赏赐张居正置办丧事的银两等。　　此时此刻，张居正何尝不是百感交陈？他生在那个推崇“忠孝”的时代，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当然追求做一个忠臣孝子。父亲驾鹤西去，他号啕大哭。父丧期间，皇帝御赐的任何点心，如先不供给先父灵位，绝不食用。　　同是天涯沦落人，恰恰张居正同年进士，前内阁首辅李春芳的父亲也在当年与世长辞，与之同命相连的张相爷很羡慕李大哥能为家父养老送终，痛责自己生不得侍养父亲，死不能守在父亲身边，抱恨终天，死不能赎。　　执政兼帝师的双重身份更要求张居正为万民作出表率，尽早辞职守孝。丧父之痛尚未抹平，心中又有难以割舍的改革大业，如今，考成法已顺利执行，人事布局也初见成效，岭南贼、沿海倭亦相继平定，正逢推进改革的攻坚阶段，断无离职二十七个月之理，何况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之人，他骨子里希望夺情。　　张居正按惯例上疏乞恩守制，字里行间却暗示皇帝不必拘于常理：“如皇上之于臣，恳切诚笃至极，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报答皇帝厚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束于常理之内？”　　张居正的“暗示”和皇帝的心愿不谋而合，较之首辅本人，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张居正名为首辅，实为摄政，朝廷岂可一日无他？即使他真心实意要求守制，万历皇帝及两宫太后一时根本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来接受重担。所以他们也一定不会答应守制要求。　　而明末《定陵注略》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就戏剧得多，张居正奴颜媚骨跪在地下，连连磕头哀求大太监冯保帮他夺情。　　这样绘声绘色的描写仿佛作者身临其境一样，细细推敲，不仅所列时间有误，而且逻辑混乱，不足为信。　　万历初年的政坛铁三角都极力支持首辅夺情，不幸舆论却不站在他们一边。　　为了缓解舆论压力，接下来上演的就是冯保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皇帝降旨挽留张首辅，而张居正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求归的暧昧剧情。　　当张居正在私寓接到皇上派司礼监太监李佑送来的御札后，立即表示哀痛之情：“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书，知臣父张文明以九月十五日病故。臣听说讣音，五内崩裂……哀毁昏迷，惟有哭泣而已。”　　张居正又对皇上派司礼监随堂太监魏朝将太后与皇上赏赐的香烛布匹等物恭捧到私第，上疏表示感谢：“臣一家父子，殁者衔环结草，存者碎首捐躯，犹不足以仰报圣恩于万一也。臣幸而未死，报国之日长，且国家非有金革之意，而令臣夺情起复，此非盛世所当有。”　　张居正委婉道出夺情非盛世所当有，万历则不以为然，始终坚定不移地主张夺情，在张先生《乞恩守制疏》下态度明确、旗帜鲜明地批示：“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生当十龄，皇考归天，将朕托付给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宇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大小事务须臾不可离卿，岂能待卿三载？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岂金革之事可比？卿为君父，勉抑哀情，恪遵前旨，以报先帝顾命之重，毋得推辞。”　　张居正耐心地再次上疏乞恩守制。万历仍坚持成命地批复：“……连日不得见卿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何况三年守制？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听从，今日此事，希望卿听从朕之言，不要再做推辞。”　　两天后，张居正三疏乞恩守制，文中说：“皇上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于臣；今天朝中文武将相，谁人又不是臣所举荐？他们有才有识，同心报国，即使臣一时离去，陛下仍有这些贤臣良将辅佐，何必专任臣一人？且臣母年近古稀，体弱多病，陛下以孝养两宫太后，何不推此心及臣母？”　　万历仍不同意，他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亲笔敕谕一道，除了重申恳切挽留之意，还转告张先生，他已经安排好司礼监随堂太监同张居正儿子张嗣修一起赴江陵安排丧事，并迎接张母来京，以解先生后顾之忧。　　张居正心知肚明，这种表面工作已可告一段落，再演下去反而显得做作，夺情此时已水到渠成。既然万历皇帝再三慰留，并且连后勤工作都妥善安排好了，他便顺水推舟，向皇上提出“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臣念皇上大婚之期迫近，便不坚持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家中服丧七七四十九日，候七七满日，惟入阁视事、随侍讲读，不上朝……随侍讲读与入阁视事之时，陛下容臣青衣角带；出归私第，仍以缞服居丧；凡需具衔之章奏，皆注明‘守制’两字，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今卜地营茔，明年三四月间乃可竣工……至期，仰懇圣恩，仍容臣乞假一行。”　　万历除了明春允假归葬之事不同意外，其他一概允准。　　这就是张居正的在官守制。它不同于以往的夺情起复，需先在府中服丧满四十九日后，才能以守制之身入阁办公。所以张居正在公开场合还要身穿孝服，批阅的章奏上也要注明“守制”二字，他特地辞去首辅的俸禄，以表为国效力的虔诚之心，让天下人知道他绝非贪图区区俸禄。　　首辅的门生故吏不乏厚礼相赠以表关切，张居正认为既然已公开辞去官俸，如果私下再接受门客馈赠乃上欺君上，下欺良心。相爷故交送来的除祭品外的礼品无一例外地被拒之门外。日后，他向老友陈道基等人谈起当日心境：“唁贶再临，又辱别谕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　　这里须说明：今人批评张居正晚年骄盈尊大，自称“孤”为僭越，其实不然，明人父母去世，居忧时都以“孤”自称。方弘静《千一录》载：“自称者，生、仆、走、不肖，其来旧矣，非不雅也；乃有称不榖，居忧称孤者，不知其不可也，盖当时风气如此。”　　张先生在父亲去世仍坚守工作岗位，本来就够辛苦他了，现在连基本工资都辞免，小皇帝为此深表愧疚，他连忙向内府及各衙门降旨：“元辅张先生，俸禄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令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枝、柴二十扛、炭三十包，直到服满之日为止。”　　皇恩浩荡，这下张阁老的所得之数，如果再算上不可胜计的“其余横赐”，远远超过他的正常官俸。　　经过半月有余的公文往返，首辅夺情起复的大局已定。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入阁办事，仍大权在握。　　纲常的力量　　《论语》有言：“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那张父的“道”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张居正以社稷为重吗？由是观之，张居正何罪之有？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道德全无，他旨在用礼乐形式规范人类丧失的道德，塑造贤明的救世君主。后世为了加强统治，不断扭曲着孔子的思想，习惯于断章取义地撷取“孔孟之道”来约束行为规范。最终，不仅使儒家学说走向死胡同，也使社会越来越禁锢。越是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个人空间反倒受到越大的挤压。　　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所谓“清流”逐渐在士大夫之中占据话语权。“圣经贤传”中的话语被读书人越来越教条化地理解。无怪乎出现数不胜数的、个个以“死谏”、“直臣”为荣的激进官僚，士大夫也大加褒扬此等“忠臣”，引得气节之士个个乐于站出来做礼教的卫道士，换得“生前身后名”。大明王朝好几次扭转国运的机会，就断送在这群人手中。　　张居正在官守制的安排毫无意外地激起三纲五常卫道士们的极大反抗，其气势之咄咄逼人，实为首辅与小皇帝所始料不及，在当时官场掀起了一场疾风暴雨。　　姑且不说敌对势力，即便在张居正自己的阵营里，也有人跳出来反对夺情，建议张居正顺应舆论，做个贤臣良相兼道德楷模。　　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就是其中一位。宋尧愈是上海名流，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欣赏其文，提拔他为第一名。听说张老师要在官守制，宋尧愈上疏劝诫敬爱的张老师不要冒此风险：“相公留任乃苍生万民之幸，丁忧乃天下万世之幸。今覆盂安澜之日，正相公行礼知足之时，相公欲名垂青史，决不可图一时之利，守制为上策。”　　宋尧愈自以为深明大义，连善后工作也替老师做了安排：“即使去后不测，毁谤大起，相公持先皇之顾命，帝后老臣亦有处置，可保无大患。此即付小代价，而省天下汹汹之议。断不可占据要津，以利器杜民之口。”　　小宋洋洋洒洒数千言，一时之间广为流传。　　一贯受首辅提拔重用的蓟镇总兵戚继光想得更精细，甚至提议相爷先安心回去，把首辅之位让给徐阶，反正徐老年事已高，不可能久居其位，不愁他不交还相印。　　首辅挚友陆光祖再次站出来，规劝张相国回乡丁忧，保全晚节。　　他们都是张居正的生死至交，劝他回乡，或因正统观念，或是权衡利弊，并非关键时刻的离心离德。　　宋尧愈等人为张居正本人身家考虑得相当周密，但他们忽视了张首辅手握重权，身居高位，几年来得罪缙绅无数，一旦离位，想要避免祸害绝不那么轻松。更为重要的是，张居正首倡的各项改革大计尚处在创制阶段，全国性的荦荦大端仍有待出笼，一旦离去很可能人去政息。　　相门第一幕僚朱琏听说首辅迫于压力，态度摇摆不定，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一溜烟跑到相府，试探态度。　　张居正看到平素爱重的门生来了，感觉格外亲切，把多日的郁闷一股脑倾吐出来：“我想要回去丁忧，却无法成行，君子不饶我，小人又不谅我，我不如一死了之，以谢天下！”　　朱琏何等精明，一眼看出张相铁了心要夺情，他没有上前安慰老师，反倒声嘶力竭大叫着威胁：“老师受国家厚恩，怎么能走呢？倘若一走了之，门生就上本参劾老师，顾不得师生之情！”　　得知朱琏演了这么一出，张居正夺情起复的打算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原本骑墙观望的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人，一边追悔自己没有朱琏的表演天赋，不能在张首辅面前表忠心，一边亡羊补牢，纷纷上疏表态：“元辅您受到皇上与太后的重托，不能只念私情。”　　万历皇帝此时正愁留不住张首辅继续改革大业，接到他们的奏疏，连忙命吏部尚书张瀚奉上谕慰留张居正。张瀚颇不以为然，但毕竟是皇帝的命令，他终究是不敢怠慢，于是找来他的下属，吏部左侍郎何维柏商议。　　何侍郎正色而曰：“丁忧守制乃天经地义之事，不能迁就。”　　何维柏是官场里有名的正派学究，以敢于直谏闻名海内，他早年上疏力数严嵩的罪恶，触怒嘉靖帝而被罢官逮捕，直到隆庆改元才重新起用。他目睹了嘉靖时代国家的破败衰乱，如今的大明江山在救时宰相张居正的励精图治下，一片欣欣向荣之势，但毕竟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权衡之下，他还是选择了维护礼教。　　一年前，刘台猛烈攻击乃师张居正，何大人深为不满，他联合九卿共同慰留元辅。但这个人从来都是坚持原则，对事不对人，在他眼中，张相爷这次真的该走了。　　何少宰声名在外，他的议论有如一针强心剂，壮大了张瀚的胆量。对首辅一向言听计从的张瀚翅膀硬了，不再唯首辅马首是瞻，他祭出“拖”字诀，索性不理张居正。　　太宰的态度至关重要，而张瀚却一味敷衍拖延，吏部司官催促张尚书尽快复奏，张瀚继续装糊涂卖傻：“大学士奔丧，应给予特殊恩典，不过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有什么关系呢？”　　皇帝屡次下诏书恳留张先生，官员们也正纷纷交章请留首辅，唯独这位张首辅当年力排众议一手提拔的张尚书捶胸叹息：“呜呼哀哉，纲常扫地矣！”　　小皇帝也被太宰磨得失去耐心，责备张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张瀚心中的天平早已偏向反夺情一侧，他抢占道德制高点，又有清官典范何维柏做广告，即便不理睬慰留首辅的上谕，皇帝也不至于拿他怎样。　　张居正这下好没面子，他私下请自家门客奔走于张瀚府上游说，满心希望这位“迷途”老头子回心转意，继续无条件支持自己。但是张尚书既然已经得罪了张首辅，如果真的转变主意，刚刚赢得的那点虚名也会荡然无存，只好吃了秤砣铁了心，任首辅门客苦口婆心地劝慰，也不为所动。　　看见门客们铩羽而归，张居正失望之悲溢于言表。　　软的不吃来硬的。　　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趁机弹劾张瀚、何维柏，张瀚被勒令回浙江老家养老，何维柏罚俸三个月，而后调往南京任礼部尚书。　　张瀚离京前，张居正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前去送别。　　曾经的亲密无间化作今日的猜疑提防，两人用熟悉而又陌生的眼光彼此相望。张瀚虽然失势，但他目光中，更多的是对官场的厌倦与对张居正的失望，多少还有着某种道德上的骄傲感，与张居正眼神中的惆怅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气氛凝重而尴尬。　　良久张居正才开口：“你走了，我更痛苦了，形势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张瀚却丝毫不领情，仍旧冷酷不语。他事后在自己所作的《松窗夜梦》里痛批昔日的战友是位嗜权恋位的伪君子，父死不奔丧而把多年同事逼走，还假惺惺地故作悲伤。　　何维柏的命运似乎相比张瀚要好，毕竟还留任当部长。其实，礼部尚书官位虽大，但到南京担任此职无疑是贬斥，南京的六部尚书比起北京，就是冷衙门，养老院而已。何维柏看破官场斗争，对曾经寄以厚望的首辅不由失望，他心灰意冷，不久也辞职回乡，永远离开官场。　　廷杖——杀一儆百　　如果说张瀚、何维柏等高层官员还属于无声的抗争，一些年轻气盛的低层官员则想借此机会轰轰烈烈大闹一番，在青史上留下不畏强权、坚守纲常的光辉形象。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纷纷严词露章弹劾，将首辅夺情事件推向高潮，一场官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首先上疏。吴中行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担任主考官所招收的学生，因为文采飞扬，机智聪明，很受张老师欣赏。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弹劾老师的心血大作《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只身前往张居正的府邸，鼓起勇气把副本送给张老师过目。　　不得不承认，吴中行的疏文颇有文采：“元辅夙夜在公，勤劳最久。父子相别十九年，子由壮至强，由强至艾；父从衰得白，从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睹。而今长逝于数千里外，遂成永诀。元辅不得一凭棺临穴，实不合情理。”意即首辅大人一心为国，夙夜辛劳，以致父子相别十九年未见，如今张首辅的父亲与世长辞，首辅大人竟无法归乡凭吊，实在不合人伦情理。　　例行的吹捧结束后，吴同学笔锋一转，点到了夺情的焦点不在于丁忧本身，而在于政治：“如今皇上一定要留下师相，与元辅勉为其难地留下，只有极为练达圆通者才能理解其中奥妙，那些深处局外远观之人，也许会因元辅的出格行为，给他扣上‘不韪’的帽子，如何彻底消除街头巷尾的非议，而让元辅的良苦用心家喻户晓……”　　“夫舆情未惬，革面无庸……”　　张居正看到这里，已是怒发冲冠，袍袖一抖，“啪”的一下把折子扔在地上，转身回了灵堂。这轻轻的一纸奏折，在张居正手中却显得无比沉重，它意味着官场新生代对自己的背弃。　　吴中行也没有去捡那折子，只苦笑了一下，在背后对着张居正的背影躬身施了个礼，转身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