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张居正-3

保守派在上个回合一度支持诛杀赵全等汉奸，却始终不赞同开市贸易，他们继续团结起来反对封贡，一切又陷入僵局。保守派固执地认为：“堂堂大明和鞑靼互市，仿若汉与匈奴之和亲、宋与契丹之‘檀渊之盟’，丧权辱国，有损国朝颜面。王崇古为邀一时之功，不考虑国家长远利益。”　　张居正无法忍受保守派的冥顽不化，厉色呵斥：“封贡一事是制虏安边的大机大略，这些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只顾眼前，不见长久，费尽心机搞破坏。国家以高爵厚禄供养这些人，但他们真连犬马都不如。纳贡丘市有利于国家朝廷，我们应勇于任事，绝不推脱！”　　进而耐心地逐条分析与俺答通贡开市之五利：　　一、边关多年来饱受战争之苦，通贡开市促使敌对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有利于边镇安定，边民安心农业生产，发展当地经济；　　二、每年可为国家省下数十甚至数百万军粮、军饷，利用省下这些钱，明朝可趁此加强战备；　　三、俺答臣服，地缘政治上对蒙古其他部落有巨大的牵制作用，东制土蛮，西制吉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四、收降纳叛，板升地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十万汉人摇身变成大明子民，成了这块混杂之地一极重要制衡力量，可极大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进一步缓解边防的压力；　　五、利用俺答家庭内部纷争，大明也有了进一步牵制俺答的杀手锏。　　王崇古得信后，不禁啧啧赞叹：“张阁老才是真正懂得国家大计的人呀！”在张居正策动下，王大人倍加自信地向大家保证：“当年嘉靖马市只是不得已的举措，现在与蒙古互市，则是双赢的局面，绝不会重蹈嘉靖马市覆辙。”他奋笔疾书，向朝廷上奏八条封贡互市的具体建议，分别是：一、议封号；二、定贡额；三、议贡期；四、立互市；五、议抚赏；六、议归降；七、审经权；八、戒狡饰。　　隆庆皇帝阅过王崇古的奏疏，思虑缜密且切实可行，顿有柳暗花明之感；再看看那些与之争得面红耳赤的保守派大臣的意见，优柔寡断的他顿感头疼，遂召开御前会议，廷议此事。　　内阁大臣们的意见比较统一，李春芳、高拱、张居正赞同，新入阁的殷士儋也不反对。　　廷议开得很激烈，投票结果很尴尬：　　与会代表四十四人，其中，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佥都御使李棠等二十二个人赞成封贡互市；　　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只赞同封贡，不支持互市；　　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对二者都不赞成。　　赞同和反对、中立的人不多不少，恰恰相等，都是二十二人，双方旗鼓相当。　　在困局中，张居正敏锐捕捉到制胜关键，他机智地搬出他最擅长的国朝故事，引用成祖永乐大帝册封贤义、和宁、太平三王的典故，说明封贡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规矩，并依此拟定处理鞑靼问题的基本原则，交由总督王崇古全权执行。就这样，“俺答封贡”终于确定下来。　　隆庆一朝内阁斗争激烈，可贵的是，诸位元老遇到国家大事却能摒弃前嫌，“协心一德，襄赞庙谟，折衷群议，授以成算”。兴奋之余，张居正以最快的速度敦敦告诫王崇古：　　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鞑靼交易，最初应由官府布置，使民群知道这是有利的，自然会乐意跟从。　　二、鞑靼要求买锅，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的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对方买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调换。　　三、鞑靼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　　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加意防备。　　对于封贡互市，张阁老多少也心存芥蒂，但是，只要想想封贡互市带给大明的不仅是稳固的边疆，且能为推行内政改革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很有必要冒这个险。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张居正用人不疑，选择相信王崇古和方逢时，历史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张居正倡导于前，王崇古呼应于后。　　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还有一位中央官员密切配合高、张二相，他就是吏部侍郎张四维，此人在张居正身后一反江陵所为，可谓张居正改革的掘墓人，但在此时积极支持封贡互市，这缘于他特殊的家世背景，他父亲、弟弟都是从事汉蒙边境贸易的大商人，家人的耳濡目染令张四维熟知边境贸易状况，他清楚互市符合经济发展趋势，更有利于张家的家族产业。　　张四维的舅父正是大名鼎鼎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他深受高拱、张居正信任。特殊的身份促使他有效周旋于内阁辅臣与边疆督府之间，很快，大家的努力结出了甜美的果实。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五月，俺答遣使奉表称臣，上贡名马三十匹，隆庆帝派遣太史奉金册，在建极殿举行隆重的册封大礼，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弟、子及部落头目等皆有授。　　一纸庄重的协议，成为蒙明双方多年共守的准则。从此，“唐宋以来笃骜不可制之虏为之外臣”，北疆大定。　　按照和议，明朝在万里长城要塞开设了十余处关市，蒙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迎来“疆域宁兮征战息，边人乐兮保家室”的和平时期。　　这次的成功也造就了数位功臣，王崇古升兵部尚书，仍兼宣大总督；方逢时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郭乾，待郎谷中虚、王遴，一概升赏，李春芳、高拱、张居正、殷士儋这些阁臣也获得了赏赐。　　和平需要经营　　张居正不仅全力促成了封贡互市，而且始终高度关注边地的最新动态，任命督抚、制定政策、施展谋略等事，都要由他亲自过问，方可执行。　　王崇古和方逢时两位功臣相继升任兵部尚书，离开边地，进驻北京。这样，宣大总督就由郑洛继任。　　郑洛文武双全，精通边政，善于临机应变，深得张相公器重。他亲历了“俺答封贡”的全过程，深刻认识到双方封贡互市、和平交往能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互惠双赢局面，大力支持明蒙封贡互市。　　郑洛推行内阁“内修守备，外示羁縻”的边防新政，带领八万宣大军民修缮加固前人修筑的、已被风吹雨打四十余年的墩堡强台，并用短短四年就完成了广袤六百里的北边边墙。紧接着，郑大人又组织修葺起军屯民堡。　　消息传到鞑靼，惊动了蒙古贵族，俺答疑惑万分，连忙派使者询问：“我们都与大明和解通商，怎么明军还筑塞防边，难道又要兵戎相见？或是修完边墙后就要关闭互市停止贸易？”　　郑总督笑笑，耐心解答，消除误解：“华夷自古以来就界限分明，如同兄弟分家后有各自的院落和围墙一样。你们如今虽然已经诚心归附，但为防止你那边的逃犯潜进我们这边，我大明的贼人跑到你那边偷马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才修筑边墙，这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　　俺答这才放心，他积极响应大明帝国的边防新政，约束部众，配合明廷筑塞。　　做生意发财致富之余，新的问题涌上心头，俺答计划着怎么再从明朝廷捞一把政府补助，实现利润最大化：“大明既然册封我为顺义王，我的部下僚属也升任将军、指挥使。有官衔就应该有俸禄，而我们却一无所得。郑总督您能帮我转奏给你们皇帝和首辅，依照中国职官惯例，给予我等俸粮吗？”　　俺答显然粗中有细，有了官衔还讨粮的理论话糙理不糙，其实也是试探明朝政府的诚意。　　郑洛反应机敏，当场给俺答上课，教授他大明典章制度：“官俸是由所管辖地域出的，比如我们大同官员的俸禄来自大同军民徭役，宣府就不用承担；宣府官员的俸禄来自宣府军民徭役，大同也不管。代王封地在大同，在大同的庄田就是他的俸禄；顺义王您管辖北地，北地有多少夷人您心中最明白，你们在板升地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所得的收成，便是您顺义王的俸禄。”　　眼看着讨不来俸禄，俺答退而求其次，他又向明廷乞求升职：“你们中国官员三年一升迁，我归顺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升爵？”　　郑洛义正词严：“普天之下，朝廷最尊贵，其次就是王位。顺义既已是封王，那么名号就是极品，还有什么职衔什么事功可以继续加封？如今边境安宁无事，我们总兵也是无事可做，无官可升。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做顺义王吧。”　　俺答终于无言以对，叩首而去。　　明廷封贡时授予俺答的金印，日久露铜，俺答看到黑漆漆的铜，十分不乐，他按捺不住，就遣使者前往大明请换金印。　　当郑总督听到如此低级的问题，不由放声大笑：“世间哪有金子铸造的印章，金印只是说明它很贵重。”　　他示腰间金带给鞑靼使者看：“我是朝廷大臣，腰束金带，身份也算极其尊贵了吧，但你看，我的腰带一样是铜铸的。”　　在场几位鞑靼人相顾无言，知道自己又出闹笑话了，唯唯诺诺离开总督府：“原来如此，让总督大人见笑了，我等告辞。”　　作为一线将领，郑洛常与深处政府中枢的张居正书牍往来，汇报边情。他深入贯彻朝廷对付鞑靼的战略思想，费尽二十年心血与鞑靼打交道。　　张居正不仅悉心挑选任事边将，更为可贵的是，他把款贡事宜纳入制度化轨道，妥善解决双方在封贡互市中发生的矛盾纠纷，避免因小隙而丧失两族和好大局，督促明蒙双方都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法令。　　他留心细节问题，总挑选最好的赐衣赠送给俺答，每年赏赐俺答的绸缎、铁锅、茶叶等物品，他都要亲自一一过目，以保证其数量和质量。　　俺答为表感激，多次派鞑靼专业画师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张府，为久仰大名的张首辅绘像，并常常对着画像上的端庄大臣顶礼膜拜，寄托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感恩。　　当然，张居正也从不迁就俺答提出的过分要求。俺答有时得寸进尺，贪婪之念日炽，制造摩擦侵扰当地百姓，明廷随即严令闭关闭市，直到俺答悔过自新，安分守己，才恢复关市。　　正如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盛赞：“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和议互市，开辟了汉蒙间和平融合之新时代，西北边疆一带的人民再也不会遭受鞑靼铁骑的蹂躏，两族人民生产发展，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那绵延的长城、高耸的敌台、雄伟的城市成为张居正经略北边的历史丰碑。　　第六章　两虎相斗　　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相轧如此。　　——孟森　　敌乎？友乎？　　高拱、张居正这对刎颈之交曾经惺惺相惜，一度联手合作，击败内阁其他竞争对手，排除万难促成大明帝国和蒙古双方的封贡互市，开创了明蒙数十年的太平基业。　　好景不长，“名望相近则相嫉妒”，张高二人虽都是治世名臣，却也无法跳出这个怪圈。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两贤未能合作多有惋惜。　　高拱老乡马之骏在《高文襄公集序》中曾言：“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高拱，谥文襄），张江陵公文忠（张居正，谥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同。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倾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张居正老乡李腾芳对两人评曰：“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独怪两人始相得甚欢，卒于相抵。”　　高张二人都无比忠诚，且身负奇才，励精图治，不幸的是，两人没能合作到底而沦为互相倾轧。　　权位的互相逼近是矛盾丛生乃至反目为仇的根源，明朝特有的内阁制度使内阁首辅与次辅虽然仅是一步之遥，权力地位却有天壤之别，而能当上次辅的，个个也都是人中龙凤，怎能坐看自己成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一员？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张璁、桂鄂之于杨廷和，夏言之于张璁，严嵩之于夏言，徐阶之于严嵩，高拱之于徐阶，一代代次辅无一不是经过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才得以扳倒首辅，位极人臣。张居正和高拱，也概莫能免，二人的反目不仅是两位能臣之间人际关系的破裂，也是自从嘉靖中期以来内阁倾轧内讧的缩影。　　高拱、张居正二人心高气傲，个性张扬，才能一时瑜亮。强烈的权力欲，志向、性格上的相似点，注定他们无法在小小内阁中和平共处，更何况两者利益多有冲突，门生部下也时有交锋，他们两人的分道扬镳，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中后期，在两人表现得亲密无间时，罅隙已慢慢浮出水面。作为内阁首辅的高拱发现曾经的小弟羽翼渐丰，共事多年的经历让他深知张居正的秉性：劲气内收，貌似古井无波，一旦剑拔出鞘，必会给予致命一击。想到这里，高拱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暗起防备之心。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先前外敌当前，自当同心抗敌；现在危险解除，攘外之后必须安内，高拱是时候解决张居正了。　　高拱开始将焦点集中到张居正身上。大权在握的高首辅一向盛气凌人，从不藏蓄隐忍，每每有人忤逆，高阁老总是睁大两眼怒视对方，继而恶言不断，力求先声夺人。　　他虽然和张居正相互欣赏，但也只容许张以副手身份，俯首帖耳地协助自己。这当然是不甘人下的张阁老无法接受的。　　高拱再度入阁之初，事无巨细都要与张居正商量。这引得高党鹰犬眼红嫉妒，遂有人夸大其词在高拱面前挑拨离间：张居正所举荐的人才都被录用，外人看见了，怕会以为天下有张居正一人足矣，哪知高大人您的功劳呢？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拱早就对张居正心存芥蒂，听到这句话后，疑心更是加重了，自此用什么人再也不和张居正商量。　　同样，在首辅充满怀疑的眼光中，张居正也开始自保反击，他索性放出话来：高拱擅权，用人唯私。　　如此蜚语相煽，两人关系的裂痕至此难以弥合。鹰犬们巴不得二人相争，好从中渔利，高拱门客为了讨好首辅大人，每天像贼般跟踪张居正，将其过失，哪怕是今天穿的衣服上有褶皱没有熨平，都一五一十地汇报给高阁老。　　其中，都给事宋之韩所做尤甚，他看准时机，一气呵成上千字的批张奏疏。无奈宋之韩不善保密，奏疏未及上奏，他的一举一动被同样跟踪他行迹的张门鹰犬告诉了张相公。　　张居正得知自己将临祸且不测，深沉稳重的他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径自来到高拱住处，开门见山向高拱表白：“高兄难道不顾念‘香火盟’旧情而要对付我？”　　高拱错愕：我即便有此想法，你又怎能抓住把柄？遂厉声反问：“是谁在暗中捣鬼，要弹劾你？”　　张居正：“你的门人宋之韩都已写好弹劾奏疏。”　　高拱这才明白宋之韩的大嘴巴坏了事，事已至此，怕是只能丢卒保车了，否则打草惊蛇，让张居正对己起了戒心，再想一举扳倒他可就难上加难了，于是道：“老夫立即制止他。”　　张居正得理不饶人：“既然是你的意思，又何必再制止呢？”　　高拱说：“老夫明天就将他赶出京城，以证明老夫清白。老夫绝无对付你的意思。”　　次日清晨，高拱入部，第一件事就是下调宋之韩到外省做参政以慰居正。宋之韩虽走，却把首辅与次辅的矛盾放到了桌面上，一群处心积虑挑拨离间的人看到了机会，开始变本加厉地在高阁老身边吹风挑事，此番吃了暗亏的高拱从此对张居正戒心倍增，再也不敢放松警惕。　　以张居正此时的实力，扳倒如日中天的高首辅颇需一番周折，但高拱的桀骜不驯与用人不端早已得罪了不少人，加之张居正当初放言“高拱擅权，用人唯私”，这样的舆论武器在抹黑高拱的同时帮张居正赢得了人心，他在朝中的实际威信已然超过高拱，胜利的天平已经慢慢倾向张次辅一侧。　　张、高二人在内阁平分秋色，当务之急是引进第三方力量以打破平衡。高拱推荐清心寡欲的浙江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隆庆帝听从师议，命高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内阁诸事仍由老高首辅主持，表面看来一切都很平静。　　高拱排除了内阁的对手，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谁来掌印内廷司礼监的问题。司礼监某种意义上代表监督皇权和控制政府机构，确保皇权利益不受侵犯。内阁发出的政令如果没有司礼监太监的配合就是一纸空文，就好比丫鬟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满心抱负的高阁老觉得只有在司礼监安插自己人，才能政令畅通，大权牢牢在握。　　此时恰逢这一显赫的职位留下空缺，最有资格循序晋升的是冯保。冯保，河北深州人，嘉靖年间入宫。这个太监颇不简单，喜好读书，聪慧敏捷，在嘉靖时就凭借一手好字当上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载：“冯保书法颇佳，通乐理、擅弹琴。”　　隆庆初年，冯保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东厂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机构，重要性不言而喻。冯保以其超凡的能力深得皇帝信任，此时以秉笔太监掌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高拱担心冯保势力过于膨胀，乘机抓住冯保小毛病处处钳制他，大力推举同乡——御用监的宦官陈洪，破格提拔本不称职的陈洪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陈洪比起冯保，才能上相差甚多，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没文化又没谋略，不久即因忤旨被罢斥。机遇再次降临在冯保面前，而高拱还不甘心，再次设置障碍抵制冯保，竭力推举尚膳监孟冲，让管膳食的太监掌大印。　　高首辅所作所为除了更加彰显自己“用人唯私”的恶名，也着实得罪了冯保。冯保为此怀恨在心，足智多谋的张居正岂能看不出这关节的奥妙？　　此时隆庆皇帝病危，高、张两大重臣的友谊也濒临决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张居正和冯保结成了同盟。此时，张次辅的实力终于发展到足以和高拱一战的水平，双方摩拳擦掌，窥测对方，斗争一触即发。　　高拱门生首先发难，这次他没有直接攻击张居正，而是先敲山震虎，抨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礼部尚书潘晟徇私失职，迫使潘晟致仕归家。张居正心里郁闷不平，但他保持了一贯的沉稳作风，沉默不语。　　紧接着，户科给事中曹大埜跳出来弹劾高拱的“十不忠”：皇帝身体不适，高拱却目无君父，言笑自若；负责纠察的言官大多是高拱心腹，遇到不利于主子的奏章，隐瞒不报；高拱开启贿赂之门，官员贪污枉法……　　曹大埜此人并不简单，“十不忠”的措辞虽然极尽夸张之能，但若细细品味，所提到的罪名也并非不实之词，而且列举的一些罪状还都击中要害。　　高拱是隆庆皇帝不可或缺的股肱大臣，想凭这样一纸疏文扳倒高拱，有点低估高阁老了，曹大埜是张居正学生的学生，此时跳出来打响第一枪不过是战略需要，全无胜算把握，且早已做好了被贬的心理准备，加之隆庆帝这时重病缠身，心境不畅，看了此疏自然是勃然大怒：曹大埜胡言乱语，给我贬出京城！　　曹大埜被贬，高拱心知皇帝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一边，自然不会罢休，怀疑背后有人指使，高阁老一面上疏“乞休”，引来兵部尚书杨博、给事中雒遵等人的挽留，造成声势；一面策动手下的言官继续攻击曹大埜。　　御史张集就含沙射影地暗讽冯保、张居正：“当年赵高假传圣旨杀害李斯，导致秦国覆灭。先帝时，严嵩广为纳贿，援结太监作为心腹，同谋杀死傲慢的夏言，由此深获皇帝信任，登上相位，罔上行私二十余年。他倒台时，天下极为穷困。”　　张居正看完这一奏疏，顿时脸红气急，他一眼发现疏文的漏洞，一向矜持的他奋起反击：“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快拟票让各衙门知道。”　　冯保则把此疏收留不发，以杜后继者，并派太监到内阁传言：“万岁爷看完奏疏后大怒，要将此人廷杖，并削籍为民。”　　消息不胫而走，张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每日在朝房听候发落，以为必遭廷杖，连身后事都提前向家人嘱咐好了。　　张居正的幕僚王篆提醒：“张集之事一日不了，闲人议论就一天也不消停！还请早作决断。”　　张居正当即派王篆到朝房转告张集：“张相公让我告诉你，可以安心回家了，暂时无事。”　　张集虽然从朝房回到家里，但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高拱乘机向张居正兴师问罪。　　为官者遭到弹劾在当时再正常不过的了，尤其是首辅被论，更乃家常便饭。高拱并不以此为训，反而铁了心要给张居正一个下马威，拉破脸皮大吵大闹，当面指责张居正背信弃义。　　张居正回到家越想越不安，傍晚时分，讲究仪容的他顾不得换上正装，身着白色内衣，只身跑到高府前园，求见首辅。　　高拱语带讽刺地问：“张兄来我府上，有何贵干？”　　张居正思虑再三才张口：“我不敢说曹大埜事件我毫不知情，只是如今事已至此，只希望高兄能宽恕我。”　　高拱举手指天说：“天地、鬼神、祖宗、先帝之灵在上，我平日待你不薄，你今日怎能这样辜负我！”　　张居正说：“高兄无论怎么责骂我，我都无话可说。只求高兄能宽恕我，我一定痛改前非，若有再犯，就让我七个儿子同一天死去！”　　高拱本也是性情中人，见张居正已然悔过，便不再追问，淡然地说：“张兄不必再担心，我已告知科道停止追查了。”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　　太监的反抗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二月二日，穆宗隆庆上朝时，一反往日安静久坐的风格，忽然起身，走下大殿。大臣们心里正默默琢磨：陛下今天怎么这么反常？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听皇帝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文武大臣极为惊骇，又不敢走近皇帝，微微听到他口中呼唤阁老国公四字。几个国公大步走上，跪在他后面，张居正、高拱也过去把他搀扶起来，送回宫中，一路上，神志不清的皇帝咬着张阁老胳膊不放，嘴中还不停喃喃自语。　　三个月后，隆庆皇帝病入膏肓，生命垂危，匆促召见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到乾清宫接受顾命。　　奄奄一息的隆庆帝握着他们的手，眼含热泪道：“希望爱卿竭力辅佐太子，太子天资聪颖，将是位好皇帝，朕先走一步，军国大政劳驾先生们了。”　　第二天，隆庆帝驾崩，随后下葬于昭陵。　　年仅三十六岁的皇帝入土了，给臣子们留下的却是一个病体沉重的庞大帝国。在隆庆皇帝驾崩至太子朱翊钧即位的短暂十几天里，一场惊心怵目的夺权政变拉开帷幕。　　高拱在曹大埜事件上饶过张居正，但还是煞有戒心。他首先与由他引荐入阁的高仪商量，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冯、张二人所作所为，必成社稷之忧。要想去掉此二人，有碍于先皇顾托。委而不顾，不忠；依违取容，则有负于先皇之托，更不忠。怎么办呢？　　入阁不久的高仪为官耿介清廉，且人轻言微，不愿卷入这场政治搏斗，泛泛而谈：“天道六十年一轮回。正德初年，刘谨弄权，而内阁大臣李东阳竟与他相勾结，导致其余两位阁臣刘健、谢迁去职归里，如今六十年已过，当时情景再现，这岂不是天意！”高仪把张居正比作当年的李东阳，且二人皆为楚相，而高拱与刘健同为河南籍宰相，且境遇颇为相似。　　高拱不以为然：“我岂是刘健，当时明武宗已有十五岁，李东阳只暗中勾结刘瑾，还顾及形迹，所以刘健不过是去职而已。当今的皇上才十岁，而张居正阴狠更甚，不顾形迹与冯保勾结。如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转眼间就告诉冯保，为太监出谋划策，彼此狼狈为奸，欺负年幼的皇帝，这怎么让我经国济民？”　　高仪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反问道：“那又有什么办法？”　　高拱把他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高仪：“我要在皇上登极那日，先上疏条陈五事，明正事体，让皇上能掌控朝政。不仅防止太监弄权，亦以防彼此勾结串通，捏造皇上圣旨，以行私害人。如若行得通，再陈致治保邦之策；若行不通，只能任由他们诬蔑陷害，生死就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高拱显然预谋已久。宦海沉浮三十年，政坛老手虽屡历挫折，最终还是胜利了，排除了他的对手，站上了权力的顶峰。　　他最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听人摆布，如果落到这一地步，还不如斗个鱼死网破。他计划在新皇登基时，立即呈上事先拟好的《陈五事疏》攻倒冯保，箝制张居正。　　那么，高拱的搭档高仪是否支持他呢？　　高仪含糊道：“高兄所言，自然是大丈夫应做的事，只是祸福难料，在下不敢鼓励支持，也不敢阻谏劝止。”　　冯保此时也不歇停，在宫内秘密活动，取得了太后尤其是万历生母李贵妃的信任和支持，在万历即位之际，文书官拿着圣旨来到内阁：授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　　冯保的势力从朝内扩张到朝外，更激起高拱的极大不满。急于扩大内阁权力的高拱深知，一旦冯保凭借内府大权，疏通皇后、贵妃门路，再反身收拾自己，自己定无活路，遂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指使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合上疏攻击：冯保是大奸，欺君罔上，陷害忠良，臣等速请陛下将冯保交给法司，加以重处。　　只要奏文一到内阁，高拱便可借首辅票拟的权力驱逐冯保。　　先帝遗体未寒，连连不断的奏疏咄咄逼人，内廷和外廷的政治博弈已趋白热，高拱正在洋洋得意静候胜利佳音之时，事态却正朝着不利于己的方向，悄悄发生着变化。　　突如其来的失败　　在高拱和冯保明争暗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张居正保持着异常的冷静和清醒：如果高拱胜利，下一个驱逐对象就是自己；高拱失败，首辅之位就是属于他。　　他从二十三岁踏入仕途以来，苦苦寻觅等待的不就是这把交椅吗？光阴似箭，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没有它，何以施展抱负？　　当初曹大埜事件中高拱曾放自己一马，但面对触手可及的首辅位子，张居正要做出最合乎利益的选择，将自己的天平倾向冯保。他将高拱的行动向冯保和盘托出。　　更要命的是，高拱送呈收回司礼监权力的奏疏后，看见“照旧制行”的回命，大为不满，随口而出：“哪有十岁天子能裁决政事的？”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传到冯保耳中，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幼主登基，孤儿寡母最害怕的莫过于外廷操权、怠慢内廷，怎能经得起大臣如此藐视？这分明是触犯幼主大忌，自投罗网，明摆着给政敌送去反击的口实吗？　　冯保牢牢抓住高拱把柄，遂以“高拱擅权，蔑视幼主”为由，添油加醋地到李贵妃那告状，说高阁老看不起十龄幼主，想趁机收拾内廷，而且要另立陛下叔父周王为帝。　　李氏听后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更为反感高拱。古代社会，女人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远不如男人，但在恰当的时机里，历史车轮走向却掌在妇人之手，高拱之不幸便在于此。在这个节点上，李氏的态度最终决定了高拱的失败和万历初年的政局大势。　　炎炎六月，诸大臣一行来到会极门，听传诏旨。高拱还沉浸在无尽喜悦中，满心以为这是逐走冯保的圣旨，嘱告同僚们看一场英明首辅智斗太监的好戏。　　太监王蓁捧圣旨出来，文武百官下跪接旨，只听得王蓁抑扬顿挫地说：“张老先生接旨！”　　高阁老顿感大事不妙，我堂堂元辅在此，怎轮到次辅接旨？他愈往下听，愈觉得蹊跷。　　王蓁面对百官，高声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将朝廷威福强夺自专，通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即日起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不得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今后都要洗心革面，用心办事。钦此。”　　不可一世的高拱听完圣旨时浑身瘫软，“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久久伏地不起。一旁的张居正把他从地扶起，又找了两个小官搀扶高拱出去。　　皇帝的圣旨、皇后的懿旨、皇贵妃的令旨，三旨并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高拱削职查办，还容不得他停留片刻，高拱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被赶出京城。　　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大逆转！信誓旦旦要驱逐冯太监的高拱，到头来自己反被缇骑赶出京城，踉跄而去。　　对此，史书不乏“冯保居奸，张居正与阉人勾结”的种种责难，但高拱急于扩展自己的权力，出言不逊从而引发祸事也是客观存在的，可怜高拱虽是一时良臣，最终也只能归于落寞。　　不过，这个重大政变还有另外一番记载，在此期间张居正探视先帝的陵墓，回京后又告病休息，待他回朝后风云突变，亲自启封驱逐高拱的圣旨。　　明末清初的学者陶子师认为：“冯保之逐新郑，其谋全出华亭，江陵特与闻耳。”也就是说徐阶在背后出谋划策，指使冯保驱逐高拱，张居正事后才听说而已。　　清末史学大家李慈铭以为，高冯二人互相倾轧，高拱本要驱逐冯保，不料自己那句十岁小孩无法治天下闯了祸，激怒太后和皇帝，反被阉人所逐。因此高拱死后，明神宗还衔恨不已。张居正虽也是局中人，但主要是坐山观虎斗，冷眼看他被冯保逐走而不相救，绝无与阉人勾结之理：“盖新郑之逐，以欲去冯保而反为所乘，实以十岁天子，改为十岁孩子之言，激慈圣怒，故没后神宗犹衔之，谓其欺侮朕躬。文忠当是时不免以权势相轧，幸其去而不救，若谓其与冯保合谋，已非事实。”　　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可惜两人权谋博弈的具体细节仅存于野史笔记和高拱晚年个人色彩颇重的回忆录，皆未能真实完整地呈现给后人。　　不过斗争结果清晰在案，高拱自此退出政治舞台。一个身负重任的顾命大臣何以如此失算，顷刻间落荒而逃？我们不妨看看时人如何评断这一突发事件。　　一、幼主最忌大臣擅权，对内廷事务指手画脚。高拱此时整治司礼监，定然引得内猜外疑，惹祸上身。　　二、高拱开诚布公，防备宦官专权，实乃社稷肱骨之臣，可惜其刚愎自用以致狼狈收场。　　三、高拱陷于猜忌时，张居正完全可以摒弃旧怨，调停平息这场风波。　　从这些评论来看，有为张居正辩解的，有为高拱开脱的，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但对高拱刚愎自用、偏激、自毁毁人的性格缺陷倒是众口一词。　　高拱的失败，源于他没认识到在封建皇权制度下，无论首辅大人权势多么显赫，权力来源依然是皇权。穆宗的突然驾崩使高拱瞬间失去最大靠山，而皇权重新洗牌的结果必然有人欢喜有人愁，惜乎高拱没能认清大势，又给政敌落下致命口实。时也？命也！　　诚如谈迁所言：宫府本应一体，皇帝年幼，各方倚靠宦官实乃常情，身为内阁辅臣应沉心静气暗加查访，待抓住确凿证据之时再行纠劾。高拱初政不失为社稷之臣，但不久就与张居正为敌，同室操戈，失去得力盟友，怎能不遭人嫉恨？　　隐忍多时的张居正把握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利用并联合与高拱有隙的司礼监太监冯保，把高拱推倒在地，结束了内阁中的明争暗斗。　　嘉靖中叶以来，内阁的内讧已持续了三十多年，重臣之间发生的相互争斗，往往会发展成相互仇杀的流血事件；而隆庆、万历之际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后的赢家　　晚明政坛波诡云谲，在每次激烈搏斗的重大战役中，张居正都能站稳脚跟，最终成为隆庆九相中笑到最后的赢家。有此成就，固然有他善于斟酌得失、纵横捭阖的政治天赋的作用，也与他低调沉稳、步步为营的行事风格息息相关。　　高拱倒台，张居正为了避嫌，做出姿态与高仪联名上疏，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　　他希望皇上能考虑到高拱是顾命大臣，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明显大过就被罢斥，有失天下人心，也非先帝付托之意。　　奈何此时所有努力，早已改变不了小皇帝的决心：“卿等不可党护负国。”万历帝执意不从，上疏的人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一早，高拱赶去辞朝。　　张居正前来送别：“我为高兄申请驰驿行。”　　所谓驰驿行，即高级官僚外出享受公家驿站交通的优惠特权。高拱好歹也是先帝的恩师，离京时要体面一点。　　高拱虽已落寞，却也不改桀骜本色，回绝道：“走就走，干吗还要驰驿？”　　还顺便挖苦他一句：“太岳如此，莫不怕‘党护负国’的圣旨再出！”　　张居正尴尬地摇头苦笑。　　就这样，高拱成为有史以来，以最快速度被新皇帝驱逐出朝的顾命大臣。他狼狈辞朝后，仓促乘一骡车，踏上返乡的归途。　　壮丽宏伟的国都，被夕阳镀上一层金光。　　张居正望着高拱远去的背影，一股悲凉感顿时充满全身。在听旨之初，他或许还暗自高兴，可此时此刻，他已说不清是喜是悲，抑或是忧。历经血雨腥风才站到权力巅峰的他，会不会将来也有一天如高拱一般落下个凄凉收场？　　兔死狐悲，张居正回朝后仍不遗余力地为高拱“乞恩驰驿行”：大学士高拱原籍河南，去京师一千五百余里，长途跋涉，着实艰苦，伏望皇上垂念旧劳，特赐驰驿回籍。　　这个请求很快便得到了恩准。　　后世多少人为这两位不世出的能臣没能合心报国而扼腕叹息。更有甚者辱骂张居正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是个不折不扣的奸邪小人。　　一山不容二虎。　　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容有二人分享大权，言出法随的皇帝是如此，代行皇权的重臣也是这样。皇帝不理政，造成权力真空，不论外戚还是大臣，是洁身自好还是心怀叵测，谁都无法摆脱权力争夺的阴影。　　张居正事后向同为高、张二人知己的兵部尚书王崇古写信抱怨，痛恨昔日的知己听信小人谗言，防范猜忌，自己屡屡对他忠言相告，高拱不但不接受，反致疑怒，最终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　　如果高拱有幸早生几年，或张居正稍晚入阁几载，顺利平稳地完成权力过渡，那么大明王朝的中兴之气也将更为长久和饱满。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且说卧病在家的高仪，看到老上司下场狼狈，大惊失色，担心牵连到己，忧心忡忡，使得病情加剧，竟呕血三日而死。　　高仪入阁办事仅一个多月，隆庆死了，与高、张一起为顾命大臣。在两位铁腕人物的倾轧之间，虚与委蛇，在权力争斗达到白热化时，他卧病不出，避免了麻烦。　　现在，三位顾命大臣一去一丧，就剩下张居正一人独守文渊阁，独挑宰辅重任。　　三十年寒窗，坎坷升迁。一生功名所求，已达巅峰，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一旦权柄在握，张居正反倒有些茫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乃祸福旦夕的险境，是生拼死夺的战场。凡行事做人，更当小心谨慎。　　不知此时的张首辅是否还记得多年前与高拱一起登山的那个秋日下午，当时他立下了“若他日身肩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那时年轻气盛的他想不到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最后一块垫脚石，正是昔日如父兄般亲切的高拱大哥。　　第七章　荣耀后的陷阱　　位极人臣当帝师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十九日，是张居正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日子。这天，他身体不适，请假在家调养，忽然，太监驾到，带来天子圣旨，召张居正即刻入朝。　　张居正整好衣冠，匆忙赶往皇宫，远远就望到御座上等待已久的小万历。正是这个白白胖胖的十龄幼主，将承载埋藏在他心中二十年，依旧沉甸甸的中兴大梦。他“扑通”一声跪在皇帝宝座前。　　万历亲切地问候：“先生为父皇陵寝之事，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可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张居正连连叩头道谢。　　万历又说：“父皇有言，先生是忠臣，高拱是奸邪，以后凡事都要先生尽心辅佐。”　　尚未正式就任，就得到新皇帝的一再褒奖，此情此景令张居正越发感激涕零，年近半百的人潸然动容，双肩微颤着俯伏奏称：“臣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不敢不竭才尽忠，以报国恩。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这是行君道所优先做的，恳请陛下多加留意。”　　经万历皇帝授权，张居正成为明代第二十六位首辅，这距他正式入朝为官整整二十六年，在以后的十年中，他占据着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聚焦了最耀眼的灯光。　　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来看，张居正和太监结盟，扳倒曾经的刎颈之交，不免有小人之嫌。但他很快便以自己的言行向世人表明，他是有明一代最优秀的首辅、旷世难得的贤臣良相。　　他的晋升首辅，不管对他本人还是大明帝国而言，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内阁的威势在他任上达到顶点。　　张居正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者多，勇于任事者鲜，张居正，视匹夫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以坚忍不拔的恒心与毅力，总统庶务，总理万端国事。他不曾一曝十寒，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脚踏实地去做事。　　他个性果决，怀着“愿以身心奉尘刹，不与己身谋利益”的理想，凡事以国家利害为依准，为了贯彻他的施政纲领，他不复计身为己有，勇往直前，从不放弃和退缩。　　这是他为政成功的基本要素，也是引起争议诽谤的源头。　　紫禁城内的“刺客”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正月，正是喜气洋洋过新春的时节。然而，乾清门中，一起扑朔迷离的王大臣闯宫案，给新皇帝登基的第一个春节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也给新上任的首辅带来莫大的困扰。　　主人公名叫王大臣，并非朝廷大臣，姓王名大臣而已，不过是一位小逃兵。事发当日清晨，年仅十岁的万历小皇帝起个大早，在宫中四处散步，当他走到乾清门时，突然，一名宦官打扮的男子仓皇而过。　　年幼的皇帝察觉到此人来路不正，两眼一亮，大喊：“站住，你是什么人？”　　王大臣听人家喊他，更加害怕，脚底不停，头也不回地径自往前跑。　　小万历见势更为恼火，吩咐身边侍卫：“快逮着他！逮着他！”　　两旁侍卫立即将之拿获，当场搜身。不搜不要紧，一搜吓一跳，他身上竟然藏有刀剑各一把，令所有在场人员目瞪口呆。　　万历改元，百废待兴，竟有人持刀剑闯入紫禁城，真乃不祥之兆。一时人心惶惶。朝廷为安抚人心，将王大臣移送东厂，严加审讯；同时敕谕兵部、督察院：严厉督率巡捕、巡视等官员，立刻驱逐尽绝潜住京师的四方无籍之人，地方邻里有容隐不举的，一经发现严厉制裁！　　为加强防备，内阁又颁布门禁七事：禁穿道，制面牌，重换班，清包占，悬赏罚，查内属，重事权。　　王大臣虽只是一游手好闲的逃兵，但也颇有来头。他是首辅心腹戚继光将军麾下的一名逃兵，这给将相二人都蒙上了深深的阴影。　　张居正获悉后，第一时间与冯保沟通：事关蓟辽行伍，不宜涉及手握重兵的边防大员戚继光，以免影响国防。　　他随即代皇帝票拟谕旨：着令冯保鞫问，追究主使之人。　　冯保绝不是省油灯，一个歹毒诡计涌上心头，他又想起了待在河南老家且与其积怨已久的高拱，欲利用此案彻底打倒高拱，诛灭高氏全族。　　冯司礼监手拿圣旨，亲自到东厂审问。他关闭门窗，屏退左右，悄悄地对王大臣说：“你想死还是想活？只要你听我的，说你是受了高阁老之命行刺皇上的，那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否则，呵呵，后果很严重。”　　他随即嘱咐心腹辛儒与王大臣共处一室，精心编织这个瞒天大谎，教他高拱指使行刺的具体口供，在公开审讯时一定要供认：高阁老家人李宝、高本、高来是同谋。　　为配合王大臣的口供，冯保派东厂校尉前往河南新郑，捉拿高府家人，以定高拱之罪，一时舆论哗然。　　嘉靖以来的首辅，除了李春芳，无一例外地晚景凄凉，不是被杀就是被禁锢乡里。张居正模糊不清的态度加剧了外人恶意的揣测，越来越多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新首辅，觉得他有心除掉曾经的劲敌，谣传本案是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联合，置前首辅高拱于死地。　　一时间，朝廷上下议论沸腾，传播中外，甚至引来朝鲜使者的高度关注。　　太仆卿李幼滋见状坐卧不安，作为张居正的好朋友兼儿女亲家，拖着病体赶往张府，责问张居正：“首辅为什么做这种事？”　　张居正迷惑不解：“我做了什么？”　　李幼滋道：“朝廷捉到乱闯宫门的人，您下令追查幕后主使，现在东厂声称主使就是高阁老。将来人们肯定把陷害旧僚的罪名算到您头上，到时候您如何辨解？”　　刚送走了李幼滋，张府就收到首辅挚友陆光祖的急信：“此事关系重大，希望相公能竭力挽救。万一不能保全旧相，相公虽有苦衷，恐怕也有苦难言。我为此事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我与相公深交已久，所以才敢冒昧相告，并不是为了旧相高阁老。”　　在朝的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也按捺不住心头焦慌，共同走访张居正，为高拱申辩。张居正听着二老的慷慨陈词，沉默不言，良久怏怏不乐道：“我素来敬重二位，可为什么你们认为是我要害高拱呢？”　　杨博说：“我们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现在除了先生以外，无人能救高阁老！”　　张居正面色愈加严峻，陷入深深的沉思。二位大人来意已明，他们退到一旁悄悄地观察首辅的神色，不知首辅的沉默到底是凶是吉……　　张居正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之前之所以沉默，无非是想撇清王大臣与爱将戚继光和自己的瓜葛，但现如今若继续沉默下去，失去的就可能是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政治声望，两害相权取其轻，张首辅下决心要雪高拱冤屈，迅速上疏制止：“要是追查过急，恐怕会波及无辜，有伤天地和气。”　　一纸疏文远远不够，万一政治同盟冯保执意咬定高拱不放，株连蔓引，一发不可收拾。这怎向天下苍生交代？又怎样面对昔日的知己？但如若因此与司礼太监交恶，未来的改革之路便横生困阻，如何才能既救得高拱，又不得罪报仇心切的冯保，成了张居正面前的一道难题。　　焦虑中，张相爷想到一个有能力解决困局的最好人选——刑部主事郑汝璧。郑汝璧初入仕途就以出众才华受到张居正器重，张居正找他来一同谋划。小郑机警，拍拍胸脯向首辅担保：“这事不难，我心中自有办法。”　　张居正半信半疑地看着信心十足的小郑，苦思冥想，指令耿介正直的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员去东厂，会同冯保一起会审王大臣案，希望德高望重的朱都督能主持公道，牵制冯保。　　荒唐的审判　　复审那天原本风和日丽，朱希孝一到东厂，忽然间乌云滚滚、狂风阵阵，紧接着就风雨交加。　　东厂的问刑官白一清看到这种天象，对两个问刑千户感叹：“天意如此，高阁老是顾命元老，此事本捕风捉影，勉强诬陷，我辈都有身家妻子，他日难免杀头之祸。二位受冯公公厚恩，当向冯公公进忠言才是。”　　复审开始，法官、陪审、犯人各就各位，这时，本该严肃、庄重的法庭，居然上演一出闹剧。在正式审问之前，犯人要拉下去先揍五百大板，这叫“杀威棒”，先杀杀犯人的锐气。　　闹剧就此开场：王大臣一看自己尚未供述，就要先莫名其妙地挨顿毒打，张嘴就嚷：“不是许我官做？怎还打人？”　　高坐堂上的冯保一愣，定了定神，赶紧转移话题，大吼：“王大臣！谁主使你进宫行刺皇上？从实招来！”　　王大臣挣扎着大吼：“就是你主使的！你怎又来问我？”　　那边冯保还在硬撑着审问：“我问你，昨日你还说是高阁老命行刺皇上，今日为什么要翻供？”　　王大臣一句比一句狠：“那些话都是你教给我的，我怎么可能认识高阁老？”　　朱希孝见状不妙，担心王大臣激动之下，把隐情和盘托出，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派胡言，只该打死。”　　又对冯保说：“冯公公，这厮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声中，会审草草收场。　　冯保恐怕事情败露，正好此刻，刑部主事郑汝璧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了。他把王大臣引到隐蔽处，把他的舌头剪掉。次日会审诘问，王大臣含糊不复能语，把真相永远闷在了腹中。　　不到两个月，王大臣就被正法处死，此案不了了之。高拱一家得以保全，善居乡里；他的门生故旧被震慑而有所收敛。一场可能导致无数人头落地的悲剧被扼杀在萌芽期。　　闹剧戛然而止，大家的议论却从未停息，不少人指责张居正幕后操纵，以图杀人灭口，永保相位；也有认为张相同情高阁老，摒弃恩怨，援手相救。　　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大学士朱国祯曾这样描述，王大臣一案，高拱说是张居正借此陷害他；张居正又称是自己息事宁人解救了高拱。　　抛开恩怨的双方，真相到底如何？不妨翻阅最权威的第一手官方文献《万历起居注》：“至是，罪止一身，余无所问，中外之人背始贴席，咸翕然颂上仁恕，而归辅臣保护之力焉。”认为是皇帝的仁慈和辅臣的调护，及时制止了悲剧发生。　　目睹此事全经过的申时行、于慎行等朝廷高官也一致认为，冯保害人，张居正不计前嫌救助高拱。只是闹剧之后被别有用心之徒给越描越黑，最终演绎成了张居正心狠手毒害同僚，阴谋未遂转向虚心假意伸手援助的骇人戏剧。　　再来看看受害者高拱，却丝毫不领情，毕竟这位叱咤一时的悍相连受打击，或许他想起年轻时自己对张居正的赏识换来的却只有失望，始终无法原谅他，在其回忆录《病榻遗言》中痛骂张居正是“阴倾害而阳保全，又做师婆又做鬼”的奸人。　　平心而论，张居正与高拱一时瑜亮，他们之间既存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也确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　　张居正诚心托仆人将玉带、器币、杂物等价值千金之物送给高拱，安慰高拱不要担惊受怕。　　这或许是政治作秀收买人心，或许是念及旧情加以援手，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实际行为为准则，高拱与张居正的恩怨，最终定格于此。　　与太监的相处之道　　轰动一时的王大臣案以王大臣的死草草结束，宫府重新回归平静。　　张居正以政治家的敏锐头脑认识到，权力之路有如河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为首席大学士，明天就可能沦为阶下囚。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若想保全身家性命，进而大展宏图，关键在于皇帝的支持。　　十岁的小万历生于深宫，长于妇寺，懵懵无所知。孩子眼中，母亲永远是最牢固的依靠，皇上年幼，皇太后作为最能影响小皇帝的人，自然曝光于政治舞台。　　皇室妇女，多和太监接近，太监往往成为沟通内宫与外廷的桥梁。　　张居正如今的上司是两宫太后，两宫太后的军师又是大太监冯保。前任首辅的黯然落幕，与他那句“哪有十岁天子能裁决政事的”不无关系，根本在于他失去了后宫与大太监的支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张相坐上首辅宝座的第一天起，他就努力拉拢好以冯保为首的宦官集团和李太后等人的后宫这两股势力，为己所用，以实现心中的改革蓝图。　　冯保长期侍奉李贵妃母子，小皇帝的坐朝都由他携抱，小皇帝亲切地称其为“大伴”，深得太后和皇帝宠爱，可谓内廷心腹之臣。　　宦官身体有残缺，权势却炙手可热，他们在政务上对内阁多有牵制，内阁大臣稍不小心，就会因得罪太监而身陷奇祸。远的不说，就看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政敌高拱，无一不是与太监关系紧张，渐渐被边缘化，最终从政治舞台上落幕。　　张居正清楚太监这股势力的可怕，尤其本朝太监能量巨大，和冯保结盟，控制好宦官这一派政治力量，对双方都有利；若是控制不利，跟冯保互相斗争，于万历新政有百害而无一利。　　张居正积极与冯大太监结好，给他必要的尊重和迁就，换得冯保的配合支持。当然，讨好太监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要他们安分守己，少干预朝政，不反对改革，以此控制腐朽的宦官势力。　　冯保胸无大志喜欢挑事，他代表皇室去郊外祭陵时，耀武扬威，忘乎所以，走皇帝走的道，行皇帝才能行的礼仪，遭到多人弹劾。　　张居正知道即使因此反对冯保，无非是在内阁和司礼监之间平添障碍，因此他没有公开处置冯保，只是私下告诫他要收敛，注意形象。　　为了随时掌握宫中府中最新动态，以便自己准确及时地做出决策，张居正甚至吩咐自家仆人游七和冯保家仆徐爵结为兄弟，方便两家主人联络。　　冯保飞黄腾达了，要在故乡深州建坊，光宗耀祖。大太监兴土木，于情于理都极为不妥。　　但张首辅出于笼络冯保的需要，拍手支持。他嘱咐保定巡抚孙丕扬代为筹划建筑。孙丕扬在晚明也是个风云人物，当初因得罪前首辅高拱罢官而去，多亏张居正重新起用于废籍。对首辅怀有知遇之恩的孙巡抚生性倔傲，在此事上严词拒绝！　　冯保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心中郁郁不乐，孙巡抚深知此举也会引来首辅的不悦，便引疾辞职。　　既然别人不肯出力，冯保便自建生圹（即生前预造的坟墓），张首辅亲自作《冯公寿藏记》，称颂他仁智忠远，措辞肉麻至极，借此转移冯保注意力，让他自寻乐趣，不要插手政治。　　在有气节的士大夫眼里，堂堂一国相君竟然为了一时权宜，不惜巴结太监，无疑可耻可恨，张居正却对这种风言风语一笑而过，因为他知道，既给甜头又能有效控制，才是对付心思复杂的冯保的上策。　　有明一代太监种类繁多，中央有司礼监，地方还设有镇守、守备太监。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是武将职衔，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太监把持。　　镇守太监们仗着自己远离京师，天高皇帝远，往往越出军职，插手地方事务，俨然雄踞一方的土霸王。　　嘉靖初年，小皇帝锐意进取，一度裁革镇守太监，但不久又死灰复燃。张居正当国，内侍请求恢复各地镇守太监，一向反感宦官参政的相爷当然很不乐意。　　张居正碍于人情又不能当面跟内侍撕破脸皮，灵机一动，计上心头，煞有介事地告诉前来传话的太监：“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正需要各位担当镇守重任，阁下等挺身而出，精神可嘉啊！听说最近陪都南京一带盗贼猖狂，十分难治理，各位可要小心呀。”　　小太监被相爷一番说辞吓得开始动摇，他们无非想到地方作威享福，哪有本事安绥靖边，真的遇到战乱，最先投降叛变的恐怕就是镇守太监。　　冯保听说此事，也及时阻止了小太监们的无理要求，小太监从此安分守己。约束别人不难，可冯保自家后院偏偏也着火了，他侄子冯邦宁为非作歹，殴打平民，触犯大明律法，闹得满城风雨，路人议论纷纷。主流舆论认为，冯邦宁有叔叔冯保做靠山，定能逃过一劫。　　面对巷议之口和政治同盟，张居正必须拿出平衡之策。如果此事不严肃处理，后果是政治威信的破产，而且会坐实他勾结宦官的罪名；如果为了名声屈从舆论从重处罚，冯邦宁又没犯滔天大罪，见识过王大臣案的张居正，自然了解冯保睚眦必报的性格，犯不着冒这个风险。　　张居正的最后选择是把冯邦宁革职为民后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这个通报，既能敲山震虎，让别的官员知道约束子弟；又顾及冯保颜面，给人留下了司礼太监以身作则不包庇亲属的美好形象，更何况打板子这样人治性质的处罚，不比充军发配，执行起来回旋余地极大。冯保也是政坛老手，对张相的一番苦心自然了解，从此严格约束家人，禁止他们凭借己势作威作福。这场风波就这么在张相的周密安排中落幕了。　　尽管如此，世间依然有传闻说张居正对冯保卑躬屈膝，每次投递给他的揭帖都自称“晚生”，明末杨士聪不以为然，认为此说必是反对派的肆意诽谤。　　知父莫若子，在张居正儿子张懋修眼中，父亲绝非谋权固宠而讨好冯保，相反，他劝导冯保行善，注重名节。欲行大政就必须宫府一体，相互协调。苦心国事之人自然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其实，宦官与明朝文官无他区别，人品层面也是参差不齐，不宜一概而论，冯保作为宦官中的佼佼者，如果简单认为他只是一个阿谀奉承、仗势欺人之徒，也略显偏颇。太监不乏名垂青史的，如汉代吕强、北齐田敬宣、唐代杨复光、宋代邵成章及明朝郑和、怀恩。　　冯保了解国家典章制度，熟读经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如此才华横溢，完全可以做个好太监，留份正气在人间。　　冯保也颇识大体，一贯支持张居正的各项施政措施。同时，张居正还通过冯保挟制、约束其他太监，在推行内外政令时，太监不敢有丝毫阻挠，“宫闱之内，蔼然如春，肃然如冬”，得以顺利进行。　　明天启年间，人们回忆起万历初年的和谐景象，司礼监王安希望能效仿皇祖初年张居正与冯保“内外夹治，宫府一体”模式，劝导内阁大臣刘一燝、韩矿效法张居正，他效法冯保，共同革新朝政。站在一旁的孙承宗颇为认同。　　尽管张居正拉拢太监屡屡遭受当时清流和后世文人的诘责，但身在最高权力场中的有识之士也逐渐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乃至后世官员要效仿他，联合强大的宦官阶层共同刷新吏治、整饬法纪，由此也见得张居正驾驭权珰的高超手腕。　　男人背后的女人　　张冯二人的政治结盟，归根到底是皇权之外的权宜之举。作为权力三角的最重要一极，代行皇权的正是万历生母李太后。说到李太后，《明史》中虽然有她的本传，但到底叫什么名字却无明文记载。野史和民间传说补充正史缺疑，说这位李贵妃名为李彩凤。　　隆庆正室陈王妃只生过一个女儿，可惜没多久就夭折了，隆庆登基前，封李彩凤为才人；登基以后，陈王妃成为陈皇后，李才人升格成李贵妃。　　隆庆皇帝短暂的一生只有两个儿子，还都由李彩凤所出，李贵妃的地位可想而知。好在她在宫中并不因此恃宠耍威，不论隆庆生前死后，对陈皇后始终毕恭毕敬，在众人口中风评颇佳。　　她严格约束自我，爱护教育下一代。　　在嘉靖帝去世之前，隆庆帝的太子地位风雨飘摇，李贵妃曾与儿子共同度过一段饱受歧视的艰难岁月，万历帝一直对母亲心怀感激爱戴之情，也畏惧母亲威严，所以他亲政之前，凡事听从母亲指挥。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如何把小万历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好皇帝，一直是李彩凤的心头大事。她不辞辛劳，以身作则，从生活的点滴做起，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李彩凤出身泥瓦匠之家，幼时生活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她不像慈禧太后或武则天那样天生有着对权力的渴望，而是慧眼识俊才，把一切国事都托付给忠心耿耿的大臣。　　赶走高拱之后，“主少国疑”的危难之际，李贵妃于情于理都急需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依靠。正是在这种需要下，一位英俊有为的可靠男人走进了她的世界……　　皇帝死后，按照宫廷礼仪，先皇之妻就成“皇太后”了，李贵妃是万历生母，她现在也可以称皇太后。但正妻和贵妃的差距在于，陈皇后作为隆庆的原配，在皇太后称号前可以加两个尊字，比如陈皇后叫仁圣皇太后，而李太后不是原配，虽可称皇太后，但前面不能加“仁圣”这样的尊字。　　万历皇帝是李太后的亲生儿子，李太后地位不在陈太后之下，而且两宫太后情如姐妹，她却不能享有同等待遇，这令李太后颇为不悦，终日侍奉在她身边的冯保也无法接受。　　可礼部毫不让步，固执遵守旧制。　　张居正看见这个困局，也认为称号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政局的稳定，各方的和谐共处才是关键。他力劝礼部尚书潘晟解放思想，放下包袱，破例给两宫太后同时都加了尊字。　　经过多方讨论，终于有了结果：陈太后叫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就叫慈圣皇太后。　　历史上不乏有人批评张居正是喜结后宫、谄媚邀宠的佞臣。其实，李太后作为帝制皇权的最高代表，权力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即使礼部一时可以以祖宗成法搪塞，但若上位者真有此意，让十岁的小皇帝降一道圣旨也不是不可，如果真到那个地步，无疑给文官与皇帝之间徒增裂痕，对双方全无好处。张居正能审时度势，在危机之前劝说礼部顺应上意，也仰仗于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事物根本的强大分析能力。　　张居正给李太后上了尊号之后，李太后很高兴，这给两人长达十年的合作打上了融洽基调。　　李太后笃信佛教，喜做功德之事。京师内外大修大建寺庙梵刹，耗资颇巨，多为无用之费。佛教劝人为善，一般人信佛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塑造良好风气，但对于李太后这种高高在上的“国母”级的人物而言，这种兴趣爱好远比铺张浪费还烧银子。　　南北朝梁武帝崇佛，国家财政为之一空。现在李太后有这种宗教爱好，自然少不了铺张浪费，张居正总管内阁事务，看见这样大的支出不禁眉头紧锁。　　张首辅当然不愿动用国库的钱财满足李太后的私人爱好。可太后张口要钱，不给也是藐视皇权，为了维护李太后必有的尊严，张居正创造性地把本属于皇室采购中心的宝和店划归李太后的名下。　　宝和店非同小可，它是皇店，只有国亲国戚才能在此生产经营，主要管理皇产和皇室的财政出入，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这等于把皇帝口袋里的钱放到太后口袋里，而且自负盈亏，李太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尽管没要来国库银子，却意外得到个“生金蛋的母鸡”，花完了宝和店的钱也就不好意思张口再要。　　这样，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用于宗教爱好的开支，又不影响国家的财政状况，可谓“双赢”。　　李氏相继修胡良河、巨马河两座桥，还建立多座寺庙，每处工程完工，张居正都写碑文赞颂太后仁义善良，为万民之表。文才斐然的他写出的文章自然深得太后赏识，而且首辅写碑文，太后面上增光，张相以应酬性的碑文换来李氏在政治上的支持，不可不谓之高明。　　张居正与小万历间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作为家长的李太后与张先生之间也就有一层独特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民间就有“黑心宰相卧龙床”的传说。其实，明代宫禁之严，远非民间艺人所能想象，张居正哪有机会轻易进出宫闱并越雷池一步。　　几何图形里，三角形最为稳固。张居正、李太后、冯保，这个政坛“铁三角”的默契合作使万历初年的政局很快稳定，实现了“宫府一体”的和谐景象。　　第八章　强人的治国术　　我皇御极之始，郊庙必亲，朝讲日事，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奋，百废俱修。国有余粟，民有余食，熙熙恬恬，亦一时之盛。　　——李三才《历陈国势病由疏》　　明代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　　——孙奇逢　　励精图治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张居正秉国之钧，气势迥山岳，士大夫们无不心驰神往，中外相望其风采。此时的张居正志得意满，然而审视帝国四周的环境，令人不寒而栗，他接手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行政效率低下，贪官污吏横行，朝纲不振，国库入不敷出。　　许多管事官员，就像坐在不停下沉的破船上，时刻担心会被淹死，又想不出良方自救。天天计算着自己何时可以升官或调离，好把破船“送给”继任者。这艘破船就在一个个继任者的不断交接中，不断破败，不停下沉……　　政治家与官僚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家富于理想，以天下为己任，杰出的政治家更是能将满腔热情，灌注于自己的智慧中。　　张居正少时便有“毅然欲振天下之衰”的宏伟志向，激流汹险的官场，没有磨平他性格的棱角，蹉跎岁月的流逝没能磨灭他心中的热血激情。现在大权在握，迎着官场的无际黑暗，张居正默默拔出磨炼数年的治国之剑，勇敢出招。刚坐上首辅宝座十七天的他，就代小皇帝起草了登基二十五天以来的第一道戒谕，明确官员职责义务，在百官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戒谕先分析国内严峻形势，指出士风浮薄，官场腐败，奸人投机倒把，邪党蛊惑人心，庙堂上下受恶恩仇，混杂交错，朝廷威福大柄，徒为大臣报恩报仇的资本。然后严正申明：皇帝初承大统，已深切洞察弊源，丞欲芟除。从今以后，人人都要纯洁身心，恪恭职守，不得欺君罔上以行私，不要随波逐流，不可肆意妄为以乱朝政。内政大学士要协恭和衷；吏部大臣当虚心鉴物；内外堂官，人人都须各分猷念；科道官个人都要公是公非，直言敢论。总之做大臣的要有正色立朝的风范，做小臣的应有退食自公的气节，努力使朝清政肃。　　文武百官聚在太和殿下，恭听新皇帝第一道戒谕，戒谕恍如黑夜中的耀眼极光，威焰逼人。诏下，百官惕然，知道新朝天子要在师相的辅佐下整刷朝纲，一时无不尽职尽责，朝政果然焕然一新。　　户部尚书王国光统筹安排各个粮食渠道，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问题。他还别出心裁地设立“坐粮厅”，专门督办军粮，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工部尚书朱衡对黄河治理发表见解，指出茶城（疑为今江苏徐州垞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出，自茶城至邳州、宿迁一线，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决口，则河患可纾。　　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州、辽东；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府、大同、山西（亦称太原镇）三镇，订立粮饷、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番马、逆党八规以考核边臣。　　内阁大学士们抓紧修纂先朝实录、确定经筵讲官人选，为小皇帝编纂了图文并茂的皇家教材《帝鉴图说》……　　万事开头难，无论怎么说，这个头，张首辅开得不错。　　张居正并没有因这点成绩而骄傲，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官场老油条只不过看见新天子新首辅，装模作样烧几把火，到后来还会原形毕露。没有彻底的人事洗牌，官僚系统迟早还会回到扯皮推诿的工作作风上。　　官僚系统人浮于事，正是帝国病入膏肓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剂名为综核名实的良药在张首辅脑中渐渐成型。　　“一个好汉三个帮”，完成改革大业，需要一批志同道合者与自己一道披荆斩棘。对追随者的最低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严峻的现实已不允许张首辅选取人才从零培养，当务之急是从现有朝廷官员中遴选出合适人才，并将他们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才。张居正不失时机地打出“考成”牌，批量制造自己需要的改革良吏，并对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去芜存菁。　　药方已有，接下来就是设法获得皇帝的支持和文官集团的配合，继而推广执行。虽然“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天才之举，但张相公为了说服万历皇帝，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十六世纪的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士大夫对改革有着近乎偏执的排斥，而对祖宗成宪怀抱着奇特的迷思。　　祖宗在古人脑子中占据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变法恳切地呼吁革新，革新就不可避免地与“祖宗成法”相抵触，积淀着的历史成了现在、甚至未来的沉重羁绊。“祖宗成宪”曾无数次指导人们行动，而后来者尝试与之割离时，那长久的牵绊成为时代的剧痛。　　这也许就是古老帝国变法革新时，步履维艰的尴尬。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新法的自觉抵制。王安石毫不畏惧，喊出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天不作美。　　老天爷偏偏大动肝火，降临天灾，反对派一起责骂王安石是罪魁祸首，既然天变足以令人畏惧，他的“祖宗之法不足守”更使得王安石成为官场的众矢之的。　　改革变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显得尤其艰难，真想打破祖宗成法，还得回归祖宗成宪，从故纸堆中找到证据，一来让改革顺利进行，二来也为改革者自己寻找理论靠山，以此对付反对者。　　最经典的案例要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　　康有为借“孔子改制考”干了件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而这狗肉才是真正有料的东西，时人只奔着“孔子”去围观，却在不自觉中接受了“君主立宪”的先进思想。　　明代的绩效制度　　万历元年冬，张居正奏上著名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正式向万历帝提出推行考成法。　　只有改革官僚体制，才能解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问题。张居正抬出太祖皇帝朱元璋：“臣稽考《会典》，观昔高皇帝鸿图远谟，定考成之法，明确易行，又可督察。今官场弊积重难返，有违《会典》成宪，非恢复祖宗旧制不可。”　　考成法“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这是一套严密的官僚考核方法。　　通俗说来，考成法规定办事时效，建立监督网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考成系统：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借以指挥整个官僚系统的运转。　　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是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六部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章奏，稽察驳正六部过失。　　六部尚书是二品大员，六科都给事中仅七品小官，但对六部的封驳、纠劾权却操在六科手中。　　以小官箝制大官，以六科监察六部，这是明朝的创制。张居正创造性地扩大六科职能，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　　外壳不变内部变，机构不变职能变，张居正巧妙高举“祖宗成法”的大旗，免去保守官僚毫无意义的议论纷争，把改革阻力减至最小。　　万历小皇帝完全支持考成法的推行：“爱卿的设计非常好，事不考成，怎知绩效？奏准！”　　皇帝批准后，大权集于内阁，政令必责实效，从六部到地方政府，办理公文，必须按时查考，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考成法刚刚颁布一个月，兵部就率先响应。　　兵部尚书谭纶乃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国家重臣，对考成法的实质了然于胸，他率领兵部同僚不辞劳苦地清理大小未完成的任务，一一订立完成期限，登记在两本青色的小册子上，一本送往兵部，一本投向内阁。　　兵部给大同都督王崇古等人郑重下达五年内修理大同沿边墙垣，三年内修理好浑源右卫工程，两年内修理好广灵、威远工程的任务，违期必究。　　王崇古雷厉风行，仅仅用了六个月，就顺利完成宣府一带边墙、城堡、墩台多项工程。　　消息传到京师，朝臣大喜，张居正看到兵部如此认真贯彻考成法，很是欣慰，嘴角露出少有的微笑，他拟票嘉奖他们：　　“原总督王崇古，总督侍郎方逢时，巡抚副督御史吴兑赏赐银币有差，吴兑提薪俸一级，钦此！”　　在兵部的积极带动和边帅的同甘共苦下，考成法很快在整个帝国推广开来，其他部院衙门亦效仿兵部。　　考成法实施以后，数十年废弛的政治逐渐得到改善。　　史称，考成法“如疾风迅雨，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无所不披靡”，“自是，政体为肃，一切不敢饰非”。　　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曾在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感叹，考成法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考成法并非十全十美，综核吏治、严格行法颇有矫枉过正之处。　　阴险狡诈之徒总能找到法律的漏洞以投机钻营、陷害善类。　　沂州知州沈应科聪勇仁孝，所治之处的百姓莫不对他感恩戴德。入职三年，按例自己先上陈述职报告，然后由布政使、按察使二司进行考核，再送往吏部复考。　　无奈布政使与沈应科有隙，故意扣押他的公文，足足扣了十天才送到吏部。这在以往或许还能通融过关，不巧此时全国上下都在狠抓吏治，公文耽误一天就不能通过考核，遑论十天，最后的结果是降级处分。　　山东巡抚李世达不忍得力助手被人诬陷，专门找到首辅求情，说他工作认真努力，拖延公文的责任不在于他，况且他又出自相门，相公大人大量就宽恕他吧。　　张相爷固执地坚持原则，沈应科依然没逃脱被贬官的恶运。　　鉴于考成法中，升迁与政绩挂钩，一些官员为了向首辅邀功，奉行太过，每每给下属下达过高的目标任务，不能按时完成规定任务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导致官员工作压力巨大，催征过急，人心惶恐不安。　　张居正的论学好友胡直进京汇报工作，临走时专门拜谒首辅，提醒他：“以相公的才干，辅佐幼主实在是游刃有余的，只是如今的一些庸官为求高升，只顾眼前的政绩，一味劳民伤财，长此以往，于国家于民必酿大害。”　　这个问题，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近来因实行考成之法，执事官员惯于降罚，不分缓急轻重，一概从严从重惩罚。　　户科给事中萧彦不失时机地奏上一本，他从民生出发，认为以催科多寡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有损民力，提出“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的建议，获得批准。　　在浮竞之风盛行的晚明，考成法的出现令人事变动更加频繁，地方官因其地位低，各怀五日京兆之心。他们不安其位，视官如传舍，根本不安心工作。　　吏科左给事中张楚城针对这一弊病提奏请施行久任之法：　　张楚诚认为，所有官员的提拔，必须有量化的标准，知县、知州都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任上一级行政管理岗位，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参政、参议等官员要任满三年才能从副职提拔为正职。在这样量化的升职周期内，如果有官员才能不适合所在岗位或不适合所管地区，经抚按官查实后，可以更调岗位及地区。　　这种想法和张居正的用人理念不谋而合，张相一向认为如果官员任期太短，必无善政，给他们充足的时间熟悉政务、尽心职守，才有可能在任期内更好地治理地方事务，并发现优秀的人才。“官员不久任，更调太频，迁转太骤，真才实能之人，如何才能施展其才？百官有司如何能尽职尽责？”　　张居正欣然采纳张楚诚之议，果断拟旨：两京十三省一体遵行久任之法。间有才不宜官、官不宜地者，量行更易。　　从此，地方上的藩、臬、守、令都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　　无原则的久任亦非绝无毛病，官久必疲，尤其是在一个地方任职太长，容易与地方豪强串通舞弊，欺闭朝廷。　　礼科给事中李邦佐条陈吏治五事，完善久任法。他指出，地方官的升迁不能只注重其任期，重点是看其政绩，由抚按官荐举，才力人品不堪者，速行论调。　　本朝永乐皇帝登基后，励精图治，也一度在武英殿用屏风书写中外官僚姓名、履历，作为用人行政的参考。其后，继立的皇帝大多昏聩无能，这种举措渐渐废弛。有心的张居正吸取历史经验，认为此举非常有助于开发圣聪。　　张居正命人制造一座御屏，置于小皇帝讲读进学之所——文华殿。御屏中间三扇绘制天下疆域，左边六扇列文官职名，右边六扇列武官职名，两京及内外尚书以下，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也都一字不差地列在屏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　　每隔十天，吏、兵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誊写，及时更换。　　假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皇帝只要大眼一扫职官书屏，立刻获知此人全部有效信息：原来是什么官衔，有哪些工作经验，今日能否胜任此职；如果某地方有事，通过这个“数据库”，也能搜得何人在此地任职，能力如何，今能否处理该事。　　这套方法影响深远，连朝鲜也效仿此招整顿吏治。《朝鲜李朝实录》明文记载：“英祖二十一年，元景夏奏：‘昔皇明张居正进职方屏风于神宗，左三扇书文官姓名、履历，中三扇尽郡国山川，右六扇书武官履历。今亦依此抄书官案，以备省览好矣。’”　　二十多年以后，张相爷早已去世，万历彼时已近中年，当他御居启祥宫时，又另置一个二尺多高的小围屏，围屏左右所列同当年一样，安设在启祥宫前殿，不知这位叛逆的皇帝每日看到这屏风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当年那个用心良苦的老师。　　最贵的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