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下册）-6

知益州时，又有一小吏，因为某事触怒了他，一怒之下，他给这位小吏戴上了枷锁。小吏心不服，又发牢骚，顶撞这位“益州”的“省长”说：“哼，给我上枷容易，拿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你不拿我的脑袋，我还就不脱这个枷锁了！”张咏对他的“悖逆”很恼火，当即说一句：“脱亦何难！”脱掉这个枷锁，又有什么难处！当即将他戴枷斩首，枷锁拿下来了。　　凭好恶喜怒发落部下，且杀人，实属大恶。两个小吏都罪不当死。　　他最令人发指的辣手，是一桩灭门案。　　他还没有“释褐”时，曾经在汤阴一带游历。县令喜欢他，赠给他一束帛，一万钱。他就让驴子驮着，带着一个小僮回山东老家。有人跟他说：“从这里往北，有丘陵湖泽，人烟稀少，可以等有了同行的伴侣再走不迟。”张咏说：“天气凉了，家中有老亲，还没有给他们准备过冬的衣服，哪里敢再停留！”于是临时打制了一柄利剑上路了。　　行走约三十里，天色已晚，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店投宿。店中只有一个老翁和俩儿子，看到他来，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张咏生疑，后来就听到仨人悄声密语：“今夜有好买卖啦！”张咏当即心动，陡然而生一股恶念。于是睡觉前打了一捆柳枝有一抱粗，放在房间内。小店老翁来问：“弄这么个作甚？”张咏答：“明天天没有亮就要走，用它来举火照明。”张咏的意思是：你们这帮恶人，要动手，就早一点，别让我睡过头了！果然，午夜才过，老翁就让他的大儿子来叫：“鸡都叫了，秀才可以走啦！”张咏听到，装睡，不答腔。这大儿子就来推门。张咏预先用房间内家具顶住了左边那扇门，大儿子就推右边这扇。张咏先顶着右扇门，然后一松手，退立一旁，大儿子即踉跄而入。张咏抓着他的头发，将其刺死。随后将尸体拽进屋里。一会儿，小儿子又来，像刚才一样，也被张咏杀掉。等到他提着剑去找老翁，发现老翁正在烧火做饭挠痒痒。当下就将其斩杀。　　然后，叫上小僮，牵驴，出门，纵火，北去。　　走出二十里路，天才开始亮起来。渐渐有后来者说起：“前边有一个小店失火，全家都被烧死了。”　　此事实难评说。但能下得如此辣手，也是朗朗乾坤下的一个忍人。　　后来张咏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恶习，于是对人说：“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我张咏幸亏出生在大宋这个文明时代，可以读圣贤经典，用以自律；如果不是这样，我要是生活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这话可以看到，他对大宋有一种由衷的敬意、温情。所以他也曾对友人讲：“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为君王服务，廉节而不能说自己贫穷；勤敏而不能说自己劳苦；忠诚而不能说自己效力；公正而不能说自己能干；做到这样，就可以为君王社稷服务了。　　这话说得不错，但他诛杀讹言制造者和倔强的小吏，将野店一家灭门，不能算“公”。　　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　　张咏治蜀有办法。治蜀，就离不了审案。审案，他有一句名言：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则无不审矣。　　要想了解君子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君子来调查；要想知道小人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小人来调查。各就其友朋党羽来调查，没有弄不清楚的案件。　　他审理的案件中，有一个特别富有“春秋决狱”的性质。　　说有一个民家子与姐夫有家财分配的纠纷。姐夫辩解说：“我岳父临终时，我这小舅子才三岁，所以由我来掌管岳父家的财产。岳父还留有遗书，说他日小舅子长大，要以十分之三给他，而我留十分之七。”　　张咏看罢遗书后，长叹不已，还找来一壶酒向地上浇酹，然后对他说：“你岳父真是一个智者啊！因为他的儿子太小，只有三岁，所以不得不托付给你。如果遗书中说十分之七不是给你，而是给儿子，这个儿子会早早死在你手里啦！”　　于是判决：十分之七给民家子，十分之三给这位姐夫。　　士庶闻听如此判案，都服气张咏判断明白。　　理解这个故实，须勘透人性之“恶”；尤须勘透人性之“善”。按“春秋决狱”考量本案，岳丈有遗书，即为立约，修辞立其诚，各方当守信不移；但财产本来是岳丈家的，理应传子，即使按今天的法理考量，儿子也应该是第一继承人，故儿子应该至少得十分之七；女婿当初接受这个本末倒置的遗书，就是人性之贪，也违背了法理逻辑。本案张咏如此判决，事实上是回归了事件本身的逻辑。在善恶之外，张咏明智。　　此类事，古今一体，大宋距今不远。　　张咏，是那种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类型。宋人张舜民撰写的笔记小说《画墁录》说：“张乖崖浴为猿。”张咏洗澡的时候现原形，是一只猿。这故实说他原来是猴子变的。此说背后也含有世人对他不乏机智这一特点的调侃。　　治蜀时，兵火之余，人情不安，各种“反侧”不断。宋师有不少人投降了“大蜀国”，投敌是死，造反也是死，难保没有人动这脑筋。这是特别容易出现“阴谋拥戴”的多事之秋。　　有一天阅兵，军队刚刚出城，张咏从军队东北方向骑马走过。军人们忽然冲着他高喊“万岁”。张咏毫不犹豫，当即跳下马来，也冲着东北方向，三呼“万岁”。完事后，上马，揽辔继续缓缓而行。众人也不敢喧哗。这事就过去了。如果他问：“你们喊谁‘万岁’呢？”这事就大了。如果他逮捕带头喊“万岁”的，后面会有很多事说不清。任何一种处理方法都不如他这种“假痴不癫”，这一招几乎就是《三十六计》中“浑水摸鱼”“金蝉脱壳”“李代桃僵”“隔岸观火”“暗度陈仓”“釜底抽薪”“反客为主”“偷梁换柱”“无中生有”“声东击西”，最后“瞒天过海”的天才杂糅。　　大宋名相寇准跟张咏是一生的朋友，寇准也曾遭遇过类似经历，他处理得就远不如张咏漂亮。说寇准跟一个朝官张逊有矛盾。有一次寇准与宰辅温仲舒一块在街上骑马走路，路上遇到一狂人，迎着马儿高呼“万岁”。寇准没有反应。不久张逊就指使一个叫王宾的朝官参了寇准一本，无非是说有人喊他“万岁”，定是寇准唆使，乃是有叛逆之心之类。寇准感到这个事太大，赶紧引温仲舒来做证，意思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事发偶然等等。解释得要多笨有多笨。说来说去，张逊也参与进来，与寇准在堂上有了口角，互相指斥短处，形同街头吵架，全没有了那种持重得体的尊严。太宗大怒，将二人同时贬黜。　　不仅寇准处理不当，事情过去多少年后，张咏的孙婿赵济，说给名相韩琦听时，韩琦也感叹：“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就是我韩琦赶上那个时候那个事，也不敢这么处理！韩琦乃是仁宗时有担当、断大事，最负盛名的“社稷臣”，连他也自认这事难于措置。　　张咏治蜀，从大处着眼。何为大？在张咏那里，是“文治”。这就再一次与帝国力图恢复道义天下的努力不谋而合。　　从太祖时代开始，大宋就有四大主题，也是四大难题：契丹问题、藩镇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民生问题、道义问题。太祖太宗瞩目于此，致力于此。张咏知道自从汉代文翁开始，治蜀就开始兴办教育。于是，他也在此下了功夫。他看到蜀人虽然愿意读书、向学，但不乐于科举、出仕。他认为这事需要一种激励机制，于是考察下来，发现几个为乡里称赏的读书人，就勉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后来这几个人都登科，做了地方官。蜀民从此知道自我努力。这就为帝国输送文职人才，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为圣贤理念所熏陶的读书种子。　　这是继文翁之后，又一次为蜀地文明展开做出的官方推演。　　秦李冰、汉文翁、蜀孔明、宋张咏，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英雄”。　　李顺死生之谜　　李顺守成都，城破，很有可能没有死，跑出城去了。　　《宋史》《续资治通鉴》都记录说：淳化五年五月，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收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将李顺同党八人，在凤翔处死。　　但这么大的一场民变，擒获其党酋，押送到凤翔，而不押送到京师正法，这个可能吗？城破之际，确实抓获李顺了吗？如果没有抓获李顺，他是如何逃脱的？谁在广州抓获了他？李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沈存中《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以及传为明人杨慎所著《全蜀艺文志》等记载李顺逃脱事，很详细。综合诸书，可以约略复原几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时人怀疑李顺未死。　　平定李顺之变后，当月，就有一个官员名叫张舜卿，他奏事说：“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臣听说李顺已经逃跑，诸将所谓抓获并正法的那个人不是李顺。太宗闻言道：“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平定蜀贼这才几天啊，你是从哪里知道的？你只不过想害人立功罢了！　　太宗不信，或故意不信这个传闻。他甚至想当场将造谣惑众的张舜卿推出去斩了，但是看在他父亲曾经做过节度使，有功于宋的分儿上，没有动真格的。　　这事证明，李顺是否被抓获被正法，时人是有议论的。　　第二个细节：李顺可能“失踪”。　　“失踪”，可以有多种猜测，其中之一是：死于乱兵。那个曾经被太宗让人扇了几千个耳光子的刘锡，在平蜀战争中，以工部侍郎身份做西川随军转运使。他应该是亲临成都的官员。事后，他曾经写过一篇《至道圣德颂》，歌颂太宗和太宗时代。内中说到宋师平蜀，有言：“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说李顺战斗到最后，支撑不住，藏在变民中，被乱兵所害，到处都是尸体已经无法辨认谁是李顺。这样，他既免予被抓获后囚车押送，也避免了最后被砍头的结局。　　如果这个记录是可能的，那么被王继恩在凤翔正法的那八个人里，就不应该有李顺。　　第三个细节：李顺乔装僧人出城。　　说李顺在城破之前，忽然召集城中数千僧人施舍斋饭，说是祈福。而后又剃度童子数千人为僧，都在府中削发，穿僧衣。午后让这些僧人从东西两个城门全部走出。李顺也不知哪里去了，很有可能也剃了头发逃遁。　　第四个细节：抓获者，不是李顺。　　说王师入城后，听说李顺是一大胡子，就抓了一个大胡子，状貌很像，于是被杀，但很可能不是李顺。张舜卿所奏事，有根据。　　第五个细节：真李顺在南方被抓。　　说真宗天禧年间，一说景祐年间，在岭南或广州被抓。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初张舜卿所奏事，是真的，不是造谣。于是有人主张典明正身，在闹市正法，名臣吕夷简认为不可，就在狱中杀死。　　当时抓获李顺真身的是原漳泉节度使陈洪进的儿子陈琏。陈琏时任广州巡检使。据说那时李顺已经七十余岁，推验明白，此人就是李顺。又用槛车送到京师，覆按明白，确是李顺。但朝廷认为平蜀将士功赏已经颁行，这时如果说过去正法的是假李顺，会有很多人不自在。于是就直接秘密斩杀李顺，再赏陈琏。　　据说陈琏家有《李顺案款》文件，叙说本末很详细。　　按《李顺案款》说法：李顺本来是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当王小波反于蜀中时，不能有效统御徒众，于是众人推举李顺为主。李顺召集乡里富人大姓人家，命令他们申报财产，然后根据家中人口，留下足用之外，一切都调发给大军和贫民。起事后，又能录用才能，存恤良善，号令严明，有秋毫无犯的军纪。当时川中大饥，十天之间，归附李顺的贫民有数万人。所到州县，都开门迎纳。传檄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完整的城垒，全被攻破。到他失败时，人们常常怀念他，所以李顺得以顺利逃走。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俘就刑。　　民变领袖，往往有“不死”的传闻。　　黄巢，这位唐末民变领袖，据说直到后梁后唐时，还有人在洛阳看到过他。还有人说黄巢留下一首传颂甚广的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天津桥，乃是洛阳著名的一座桥梁。　　五代时，有一“巨寇”明马儿，后周时不知所去。汴梁有封禅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曾在此处藏身，得到一个主僧的照顾。说太祖践祚后，对这个主僧给予优厚待遇。主僧八十多岁时，临终对弟子们说：“吾即泽州明马儿也。”　　明末李自成，也有脱身为僧的传说。　　这类故实，或真或假，但就人间的黑色智慧而言，我宁肯相信它们都是真实的。大盗之狡黠，容或有常人不及处。　　无论这些大盗在起事后，有多少劣迹——根据对人性的考察，他们是一定会有劣迹的，但他们最重要的功绩在于：用一种暴烈手段，向执政者的欺凌与不公说不。传统圣贤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安抚我们，就是我们的领袖；虐待我们，就是我们的寇仇。这是天地不易之理。　　当着两川“博买务”在“榷茶”时剥夺了茶农生存的权利，茶农们是有理由要一个说法的。　　宋太宗下《罪己诏》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之变”后，大宋王朝给出了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宋太宗下《罪己诏》。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罪己诏》颁发在张咏知益州之前。　　《罪己诏》由翰林学士钱若水起草，太宗看后，亲自改动，内容多为引咎自责，语气深切。很多材料保留了这份《罪己诏》。文字大略为：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　　朕任命巴蜀的地方官不合格，是因为自己看人不明，结果导致本来应该是“亲民”的官吏，反而不能行惠政、施和气；而那些税务官员们，只知道刻薄侵削百姓，以此作为政绩，结果是损害了百姓利益，让庶民成为叛逆。想想这种“失德”，原因都在朕一个人身上。我要改过，重新做起，并永远记着这个沉痛的前车之鉴！而今而后，希望能以此自我警戒！　　文中最大的亮色有两个：一个说巴蜀民变，原因是地方官的作恶；而地方官的作恶，是由于我赵炅用人不明；另一个说我赵炅“失德”，但我会改，并以此为深刻教训。　　这类《罪己诏》，是帝国秩序与圣贤教诲的双重产物。它对认识大宋政治秩序以及帝国治理的文明运作，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无论帝国还是酋长国，共和国还是民主国，都会犯错误，但犯错误肯认罪、认错，这个罪错就可以得到天道人心的原谅；如果不能认罪认错，那就恒定的是一种罪恶或错误。圣贤有言：“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言：“知耻近乎勇。”又言：“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张咏记住了太宗的《罪己诏》，在治蜀时，成就卓著。　　也可以把这份《罪己诏》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自己的方式，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说法”。　　改良“榷茶”制度　　第二个说法，大宋帝国开始改良“榷茶”制度。　　当时，名臣陈恕负责三司工作，这是帝国最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国家盐铁税收，主要由三司负责。这个工作也有内在的紧张，合理又合情，个中自有平衡之道，做好这个平衡，就是称职，否则就是不称职。陈恕称职。太宗曾表彰他，亲自在殿中柱子上题写“真盐铁陈恕”五个大字。　　两川因“榷茶”而有民变之后，陈恕开始着手处理茶法。　　他不是坐在“计省”也即三司办公室闭门设计，而是采用了非常现代的做法，搞“听证会”。他召来茶商数十人，让他们各自陈说茶法的利弊所在，一条条说，他一条条记。然后商讨一个合理的“茶法”。根据茶商的意见，整理为“上中下三等办法”。他详细推演了“三等”的规则，最后，他对三司僚属说：“吾观下等固灭裂无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　　我看这上中下三等办法，“下等”实在无利可言，朝廷一旦实行，等于瞎忙；“上等”办法则取利太多，这样的赚钱，商人可以干，但朝廷不能干；只有“中等”之法，可以做到公私兼顾，我再做一做裁损，让它更趋于合理，这样也许可以长久推行。　　于是，开始推行新的茶法，史称“货财流通”。　　新的茶法对于巴蜀茶民当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也可以把“新茶法”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暴烈的方法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自我更化”也即“改良”。　　大宋的优秀在于：认错；讲理。　　玖 太宗之死　　太宗赵炅，在大唐帝制继承制度紊乱之后，在经历了五代乱世之后，与寇准协议定立太子，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顺利交接做出了基础性安排，最后在大臣吕端的决断之下，保证了这个安排的顺利施行。于是，大宋没有乱，没有回到乱唐，更没有回到五代。　　向契丹“请和”　　契丹问题，让太宗与臣辅头痛。大宋满朝精英已经知道：契丹，也即大辽，是一个有力量的存在。它的力量不比大宋弱。“岐沟关之战”后，大宋停止了对契丹的战略进攻。公元989年，端拱二年以后，大宋更没有主动向契丹发起过攻击。契丹也渐渐有了收敛。淳化年间五个年头没有大的战事。想起太祖时代与契丹的和约，太宗认为，如果可能，就与契丹再次签订和约，而后，修德，未来的事，交给神。　　于是，淳化五年九月，大宋开始主动请和。史上明白记录：帝再遣使如辽约和，弗许。　　太宗再一次派遣使者到契丹去请求恢复太祖时的和约，契丹不答应。　　太宗当初“惟有战耳”“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这样的狠话放出，已经成为契丹的“民族创伤”，契丹不能忘。“乘胜取幽蓟”也是一句狠话，在占领敌方土地的战事中，“克”是指费力拿下；“取”是指不费力拿下。传统“春秋笔法”有此一说。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就特别注意此类“笔法”。当大宋放出话来，要“取”幽蓟，几乎等于是对契丹的一场羞辱。所以，终太宗一世，契丹没有原谅他。　　南宋史论家吕中有一段话，说大宋与契丹的和战，颇有见地：和非中国得已之计也。然和出于彼则和可坚，和出于我则和易败。太祖当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复与太原相援，以汉高帝处此，必有平城之忧；唐太宗处此，必有借助之举。惟太祖专任边将，来则拒之，去则御之。且未尝遣一骑以出境，亦未尝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边臣贻书而后命边臣以答之，必待其来聘有礼而后遣通和之使以报之，其得中国之体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败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与契丹和好，是中原不得已的办法。但即使如此，如果和好的要求出于契丹方面，则和约可以巩固；出于我这一方，则和约难成而败。太祖时，正当南征北战之际，而契丹与河东的北汉互相有军事同盟，即使以汉高帝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也会有被匈奴在平城包围的忧虑；唐太宗处此，也会有不得不借助突厥的举动。只有太祖专任边将，契丹来，就抗拒之；契丹走，就防御之。而且不派遣一个骑兵出境骚扰契丹，也不派遣一个使臣与契丹通和。一直到契丹的边臣有了向大宋求和的书信，而后命令边臣回答他们；必要等待契丹来使行聘礼，而后派遣使者到契丹去回报。这种做法，很得中原大国之体。真宗景德年间的和约之所以长久，而徽宗宣和年间的和约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景德之和，是契丹提出来的；而宣和之和，是大宋提出来的。　　太祖时，契丹涿州的刺史耶律琮曾经致书大宋雄州知州孙全兴，认为二国可以不必打仗，长久为邻国。孙全兴请示太祖，太祖命孙全兴给耶律琮写信，认为可以。于是，与契丹有了“修好”的来往。太祖一朝，除了石岭关一战，何继筠打退契丹来援一战外，和约之后，没有战事。　　契丹来“求和”事在大宋开宝七年（974）十一月。但《续资治通鉴》又记录说，早在此前半年，也即开宝七年三月，太祖曾经“遣使如辽，辽使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来聘，议和”。这样，似乎是大宋首先与契丹议和，而不是契丹首先与大宋议和。　　此事不确。因为如果这一条记录是真实的，那么十一月间耶律琮与孙全兴的书信来往就没有了着落，而且以此为契机，后面的一系列展开，也都没有了着落。所以，宋人吕中的议论有根据，而“太祖于开宝七年三月‘遣使如辽’”说，是一种传闻异词，不足凭信。　　御戎三策　　且说太宗，见契丹没有和意，就再一次动了战争的念头，“于是募人泛海，赂女真及乌实等部叛之，二部不从”，招募精干人士，从海上到契丹后方，贿赂女真部落及乌实部落，让他们背叛契丹。但是这两个部落也不听从。　　此前三年，女真一直在与中原通好，甚至向大宋“朝贡”。他们朝贡的路线是跨越渤海到泥姑口（今属天津塘沽）以南，或跨越黄海到山东登州上岸。但契丹对此很不爽，于是在距离海岸四百里处下寨，增设军事堡垒三处，每一处有三千兵守卫，隔绝女真与中原的联系。于是女真再次艰难渡海，与大宋研究军事同盟，至少先把契丹三处堡垒铲除，女真愿意集合全国三十首领来做这一场战事。如果大宋确定日期，女真将首先集合兵众在北部等待。　　这是一个机会，但大宋经历了“岐沟关之战”，已经没有必胜信念。史称“帝但降诏抚谕，不为出师”，太宗只降下诏书，安慰女真一番，不同意出师。从此以后，女真只好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此时，再去约会契丹起兵，为时已晚。　　就在淳化五年（994）五月，在大宋向契丹请和四个月前，高丽也曾无法忍受契丹的欺凌，试图与大宋恢复和好，要求大宋出师，与高丽夹击契丹，太宗也没有允许。从此以后，高丽也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契丹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可以全力对付大宋，而大宋还要对付西夏，此际，川蜀也乱起来。　　在如此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太宗一朝，赵普、宋琪、张洎、田锡、李昉、薛居正、王禹偁、张齐贤等大臣无人认为可以“取幽蓟”，更不做“犁庭扫穴”之想。以张洎的说法为代表，御戎之道有三策：下策是：“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训练士卒，拣选将帅，长驱直入，带上各种武器快意一战，与契丹决胜负于一场战事。　　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谦卑言辞，准备厚礼，以和亲政策与其通好，输送国货与其结好，虽然陛下身份有所屈辱，但却可以停息边境战争之劳。　　上策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整制修缮沿边城堡，依靠凭借天然险阻，训练武备，广积粮草，分兵屯聚边塞，契丹来就防御，契丹退也不追。　　朝廷大臣，十世纪的中国精英，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上策”。太宗赵炅也选择了“上策”。　　于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成为大宋帝国淳化年间之后的基本战略防御政策。　　但契丹在大宋主动求和之后，另外就部署了三场局部战争，侵扰大宋。　　第一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战”，大宋胜。　　第二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雄州之战”，大宋胜。　　第三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永安军之战”，大宋胜。　　三场战事，都发生在至道元年（995），而且都在边境发生，而且有两场都在府州也即折御卿镇守的陕北北部发生，而且大宋都取得了胜利。这样，太宗在群臣推演下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奏效：只要不主动攻取契丹守地，契丹奈何不了大宋。虽然想起“燕云十六州”来，就心痛心酸，但力量达不到，这个事实是必须在屈辱中承认的。　　太宗晚年已经知道：必须“屈己”，“黩武”不是时机。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太宗最后一个年号是“至道”，自正月改元，到“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只有两年三个月时间。这也意味着，在太宗晚年，赢得了三场抗击契丹的保卫战胜利，但攻取契丹，已经不做梦想。　　就在淳化五年九月，当月与契丹主动请和不成，太宗立赵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是册立太子的节奏。太宗对寿王说了一番话，特别能见出他苍凉的心境，但也是成熟的心思：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静。推是而行，虽虎兕亦当驯狎，况于人乎！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信哉斯言也，尔宜戒之！　　政治教化之设计，核心是得人心而不是扰人心。得人心最好的做法是诚信；不扰人心最好的做法是以“清静”而镇守内心。将这个法则推演开去，即使是凶恶的猛兽也会驯良，何况人呢！《尚书》有言：抚育我就是我的领袖，虐待我就是我的寇仇。这话说得很是精允。你要时刻警戒自己啊！　　也在这个月，太宗为巴蜀之乱下了《罪己诏》。　　到了十月，又将青州的“平卢军”改为“镇海军”，而杭州的“镇海军”则改为“宁海军”。由“平定”之义改为“镇守”之义，由“镇守”之义改为“宁静”之义，都在一步步收敛杀气。　　十一月，太宗到国子监，看到大儒孙奭，就让他讲《尚书。说命》。　　《说命》总三篇，也是“梅赜伪书”，但也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之久，至少，太宗时期相信它的真实性。这一篇《尚书》文献，讲述了殷商第二十二代君王武丁时的大臣傅说（二字读音“副越”，不是“传说”）的思想。太宗天性中似乎存有愿意效法古人的倾向，更对殷商历代明君有向往。《说命》中有言：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这是傅说的名言，大意是：做事不效法古典经验，而能够长久立世，还没有听说过。　　儒者孙奭讲《尚书》，就重点讲述了这句话。　　赵炅听后，甚为激赏，赞叹道：　　“此至言也！羡慕殷商的君王武丁能得到这么优秀的贤相！”说罢，叹赏了好久。还有一种记录说：太宗有意要激励臣辅，于是对跟从他的辅臣们说：“天以良弼赉商，朕独不得邪！”上天以优秀的宰辅佐治殷商，朕怎么就独独得不到这样的人呢！　　效法古人，在政治论域内，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说法就是“法先王”。这是传统中国政制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观。　　“先王”，狭义指尧舜，广义指尧舜以来的所有圣王，包括本朝逝去的圣王。在后世看来，殷商的汤王就是三代时期的圣王之一。赵炅曾经祈雨，甚至“欲自焚”，就是一种自觉的“法先王”行为。　　“法先王”，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保守主义理念相近，都是承认人类政治经验具有积累的价值，值得回顾。在中国，这类经验曾长久地得到朝野肯认，直到近代以来流行种种激进思潮，才对“法先王”说法有了敌意十足的痛贬。　　太宗在国子监，听孙奭讲解武丁和傅说的故实，意味深长，具有“大宋家法”的性质，所以真宗要仿效，仁宗要仿效，后代帝王纷纷仿效，都要听取“师傅”的儒学义理讲述，于是形成了制度化的“经筵”。　　但不止于此。细细阅读这一段记录，也可以约略考见太宗当下心境的苍凉，他也意识到大宋此际，不仅没有可以辅佐他“达致三代之治”的人才，似乎也没有可以辅佐他“恢复汉唐疆域”的人才。他对大臣们有点失望……　　求才　　就在这个月，天降大雪，似有瑞雪丰年之兆，近臣开始向太宗称贺。但他似乎一点也不高兴。他想的还是人才。他说：“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转运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这么多士大夫在朝廷，朕想求一个胜任转运使、三司判官的人才，居然都得不到！于是，下诏，要宰辅吕蒙正以下直到知制诰，都要举荐可以任事的人才，每人要举荐一个人。　　太宗晚年，求才若渴。　　吕蒙正上奏说：“臣备位宰相，以进退百官；今独举一二人，恐示天下不广也。”臣，作为宰相，主要是在百官中建议推荐和建议罢免，现在只推举一二人，恐怕在向天下显示宰辅之量不够广大。　　吕蒙正的意思是：举荐一二人，这活不是宰相干的。　　吕相一生做事，此事最无格局。略通逻辑，即可明了他这种塞责之语，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可能。春秋责备贤者，吕蒙正此际大约昏了头，往日的明断一丝不见，仿佛说此话的几乎就不是那个随身带着“夹袋”，准备推荐人才的吕蒙正。史上这类记录，往往令人慨叹：人的复杂性远不是标签可以界定的。　　太宗很温和地说：“前代亦合有宰相举官故事，可令史馆检讨之。”前代各朝，也应该有宰相推举官员的案例，可让史馆官员到史册中去找一找。　　于是史馆将历代宰相推举官员的案例拿来给太宗。　　太宗再次召吕蒙正等人说：“虞丘子举孙叔敖，崔祐甫举吏八百，狄仁杰自举其子光嗣，何谓无也？”昔日楚国宰臣虞丘子推举了孙叔敖，大唐宰臣崔祐甫推举了各级官吏近八百人，另一个宰辅狄仁杰还推举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等等，很多宰辅推举人才的故实，怎么能说没有呢？　　然后，太宗还书写了一幅文字给吕蒙正等人。文字内容是当年楚国清官孙叔敖死后，儿子清贫，表扬艺术家优孟扮演孙叔敖，感动楚王，赏赐孙叔敖后人的故实。　　于是吕蒙正等人开始各自举荐人才给朝廷。　　举荐人才，在《宋史》中，凡有必书。这个故实也可以看出，不是人人都愿意，并有能力举荐人才的。这事一方面源于举荐者确实没有发现的眼光，另一方面，大宋有制度性规定：被举荐的人才如果一旦有罪，举荐者要有连带责任，有时处罚还很严重。这就使举荐者心怀畏惧，多一事实在不如少一事。大宋，以及历朝历代，持此姿态者，太多。　　太宗晚年，对此有感觉。但如何解决，终大宋一朝，没有有效措施。不能，或不愿意举荐人才，是传统中至为沉闷、平庸之流弊。但惟其如此，对比中，更可以见出能够并愿意举荐人才，不计个人得失，敢以天下为己任者的圣贤气象。　　到了转年，至道元年（995）八月，太宗更以开封尹寿王赵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大赦天下。大宋如何对付契丹这个北方的强敌？使命已经开始向继任者真宗大帝转移。　　文明竞赛　　至道元年初，与契丹的三场战事之后，太宗一朝与契丹再无战事。相互之间好像已经不再比武力，而在比文明。　　契丹的文明，与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时代比较，有了长足进步。现在的萧太后与耶律隆绪受中原文明浸染，很多地方与大宋比较，似并不逊色。将这两年大宋契丹的“文治”作一比较，似不难看出二者的“文化竞赛”意味。　　至道元年八月，大宋册立太子，大赦天下。　　契丹命人修山泽的祠宇、先哲的神庙，准备祭祀——这样，契丹国境内，诸州的孔子庙、黄帝祠、大舜祠，都得到修缮。契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承认黄帝谱系的，接受尧舜传统的。所以，以今日文化整合大系统考察，契丹，是“我国”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的北方政权，而不是“外国”政权。　　这个月，大宋，以尚书右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并兼太子宾客，要太子见二人如见师傅之仪，太子见，必先拜。李至等上表恳让，太宗下诏不许。太宗对李至、李沆说：“太子仁孝贤明，正仰赖爱卿等以正道辅佐。太子如果做事有不当之处，你们一定要尽力给他指出，不要顺从他啊！”　　到了九月，契丹认为南京也即燕京太学生员越来越多，特意赐给水硙庄一区，供太学生居住使用。契丹也是有太学的。　　冬十月，契丹还下诏，令诸道要设置“义仓”，每年的秋天，按照各地收获多少，拿出一部分来充实“义仓”。有关部门要监察、检查。到了年岁不佳时，就用“义仓”放粮赈济灾民。契丹也是有“荒政”的，荒年救济灾民之政制，契丹显然是从大宋“常平仓”得到启发。　　十二月，大宋群臣奉表要给太宗加上尊号曰“法天崇道上圣至仁皇帝”，连上五次，太宗不允许。这一年，大宋制作了铜金属的天文气象仪器：浑仪、候仪。制造者是秋官正韩显符。太宗下诏，在司天监建筑一个高台置放，以此展开天文气象观测活动。　　此前，高丽连续多年向契丹朝贡，契丹派遣翰林学士张幹等人，册封高丽王治为高丽国王。王治派遣童子十人，到契丹留学，学习契丹语。契丹所属的铁骊部落，向契丹进贡猎鹰、战马。　　至道二年（996），高丽国王王治向契丹请求联姻，契丹以东京（今属辽宁辽阳）留守萧恒德女与高丽订婚，高丽为此向契丹送去了彩礼。但不久高丽王治死了，契丹将彩礼奉还。这一年，契丹还安置了朔州的流民。　　大宋则在夏天五月时，令开封府判官杨徽之等按行考察管内诸州的民田，遇到旱情严重的地方，要蠲免当年租税。　　这时四川又发生民变，继李顺之变后，有乱党首领名王鸬鹚再次聚集变民四处剽掠，自称“邛南王”。西川都提举、大臣石普上奏说：“蜀之乱，由赋敛急迫，使农民失业，不能自存，并入于贼。望一切蠲其租赋，令自为生，则不讨自平矣。”蜀民之乱，是因为赋敛太急，迫使农民失业，不能继续生存，所以有人就进入到盗贼之中。期望朝廷能蠲免当年一切租税，让农民能够各自为生。如此，不必讨伐，民变自会平息。太宗答应了。石普到四川将朝廷意旨传达给变民，史称“蜀民无不感悦”，整个巴蜀安定下来。　　大宋这边有人认为凤州（今陕西凤县）出产铜矿，定州（今属河北）出产银矿，准备收归国有，派遣官员执掌开矿事宜。太宗说：“大地并不爱惜宝藏，肯于出土；朝廷应该与众庶共享。”不允许官营。　　这一年契丹则认为南京（燕京）一道新订的税法太重，做了减免处理。　　太宗之死　　到了至道三年（997），太宗在世的最后一年，只有三个月时间了，太宗还在部署边帅防御反复无常的西夏，而契丹在河西，也有党项人开始背叛契丹，契丹安排边将讨伐党项。　　太宗已经病重，还下诏免除京畿死罪的囚犯，流罪以下全部赦免。　　与此同时，契丹下诏给南京（燕京）要解决常年不决的“滞囚”问题。还蠲免了多项税收，如四方的流民免租税；募民耕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南京一道的欠租，全免等等。还命诸道抓住春天的时机，鼓励民众种树；并禁止诸军官在违背农时的季节田猎。　　大帝太宗赵炅，临终前听到的来自契丹的消息是：西夏李继迁再一次背叛大宋，投靠契丹，被契丹封为西平王；契丹大将韩德威击破党项，党项请求归附契丹；于是，契丹向西开拓疆域更为辽远。　　至道三年三月壬辰，史称“帝不视朝”，太宗病重，已经不能在朝堂会见诸臣。第二天，癸巳，帝崩于万岁殿。　　这一天是公元997年5月8日。　　太宗遗制　　太宗赵炅，在大唐帝制继承制度紊乱之后，在经历了五代乱世之后，与寇准协议定立太子，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顺利交接做出了基础性安排，最后在大臣吕端的决断之下，保证了这个安排的顺利施行。于是，大宋没有乱，没有回到乱唐，更没有回到五代。　　但这件大事，险些坏在宦官王继恩手上。　　王继恩即使有多少恣横之过，如果不是最后试图改变太宗册立太子之事，也许他这一生会有另外的功过评价。　　太宗由“金匮之盟”的“兄终弟及”模式，回归于“宗法大礼”的“嫡子继承”制度，为帝制时代的权力再分配，承担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当这种遗制作为天下已知的规则已经出台，再试图破毁这种规则，就要承担更大的道德风险。事后看，王继恩试图改变太宗遗制，拥立宋真宗赵元侃以外的亲王入继大统，那是绝大的政治冒险，同时也是对天下、对士庶、对社稷、对皇室、对赵元侃与赵元佐，都缺乏责任担当的悖逆之举。　　此案，王继恩很愚蠢。　　他以为当初可以决定由谁出任第二代帝王，也就能够决定由谁来出任第三代帝王。他不明白的是：第三代帝王已经由宋太宗赵炅、社稷臣寇准，君臣商议决出，已经昭告天下，已经行使了册立太子的大典，已经经由程序规则告知天地宗庙神灵士庶，形势与当初太祖留下权力空白全然不同。势变，而伎俩不变，利欲熏心下的程序变更，必是祸及自身的愚蠢。　　赵元侃被册立太子之前，还在做襄王时，已经有不低的“人望”。像太祖太宗践祚前后，坊间开始流布神奇传说一样，赵元侃也有自己的传说。　　“来和天尊”的神秘流言　　有一位屯田员外郎名叫杨砺，几十年前，曾梦见一位“来和天尊”。端拱元年（988）二月，杨砺又为库部员外郎，并到襄王府做记室参军。他初到襄王府吃了一惊，原来他看到的襄王赵元侃很像几十年前他梦中所见的那位“来和天尊”。　　杨砺乃是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大宋建国第一年的第一个状元。由此人来推演宋真宗的“神迹”，在士庶中，影响颇大。　　此人很像太祖时“善天文占候之术”的神秘家苗训。陈桥兵变前的黄昏，苗训仰观天象，发现“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太阳上边还有一个太阳，久久地互相叠加摇荡。军中“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开始时，“天有二日”成为一种蛊惑力量。　　杨砺关于“来和天尊”的神秘流言，在真宗皇帝做襄王时就有了江湖传闻，杨砺是始作俑者。这类说法固然有“创作”的可能，但也预表了士庶对真宗的期待和拥戴。所以，真宗一朝待杨砺很优厚，犹如太祖一朝待苗训很优厚一样。　　但真宗皇帝并不了解杨砺的履历，他做了皇帝后，有一次问杨砺：“爱卿你是哪年及第的啊？”杨砺“唯唯”不回答。后来知道他是大宋帝国开国以来的第一名状元，真宗不免有点“自悔”，认为不应有此一问。但对杨砺不愿意自吹自擂也甚为钦佩，所以，对他更为敬重。　　杨砺年六十九岁时，病逝，真宗甚为哀痛，他对群臣说：“杨砺耿直廉介而又清苦，朕正要大用，不料忽然谢世。”于是冒雨前往杨砺家中吊唁。到了他家住的小胡同，车驾没法进入，真宗就下车，踩着泥泞小道，曲里拐弯地进入杨砺家中，叹息哀悼了很久。　　太宗要册立太子，也是经由了反复斟酌。但是有人提议早立太子时，他又发怒。很多人以为他留恋皇权，不愿让渡。但事实是，斯事体大，他在从诸王中慎重选择，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淳化二年（991），他曾与近臣说：“总是有人上疏讨论建立皇储之事。朕还是很读了一些书的，又亲眼见到前代的治乱兴衰，怎么会不将这么重要的大事放在心上呢？不过是因为近世以来，世风浇漓，人心难测，如果建立太子，那必须要让百官认同，太子从东宫到践祚，要有程序，就像百官升迁。现在诸子年轻，还没有成人的性情。所以我给他们各自安排了良善之士作为辅佐，乃至于他们的僚属，我都要亲自拣选，目的就是不让奸巧险佞之辈在皇子左右。他们的读书、听讲，都有课程安排。等到他们成长起来，朕自有裁制。为何讨论这个事的人就不懂我这番心思呢？”　　三年后，有一位崇仪副使名王得一，他是一位道士，常到禁中与太宗讨论国事，往往就到夜半。他敢说话，说到外面的舆情，有一次就赞誉襄王有“人望”，请太宗立他为太子。太宗心动，不久，又与寇准一番话，定下太子。于是以襄王赵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就是帝制时代，大宋由皇子升迁为帝王的一道程序：改封王，做京师令尹，以此历练从政经验。　　到了至道元年（995）八月，正式册封赵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　　从唐代天祐年间以来，中原多故，乱世中，没有来得及施行册立皇储，于是这个大礼停废几乎有一百年了。太子礼施行隆重而又简捷。太子赵恒处处守礼，甚至在做了太子后，还上书要求一如既往地与诸兄弟一起朝见父皇。诸臣参贺时，赵恒也总是走下台阶答礼。温文尔雅，谦逊冲和，他的做派为人所赞赏，史称“中外胥悦”，朝廷内外都很欣慰。　　王继恩试图改变“人望”如此之高的皇位继承人，等于在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实属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　　吕端大事不糊涂　　至道三年（997）二月，太宗病重，文武百官都到崇政殿问候起居，从皇太子、亲王，到诸臣，都到佛寺去修斋，为太宗祈福。　　就在这个期间，宣政使王继恩决计谋立太宗长子赵元佐。他实在担心现任皇太子赵恒的“英明”。于是找到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来商议“大事”。几个人就经常说一些太子的坏话。恰巧太宗的李皇后也不怎么喜欢太子，而喜欢赵元佐。赵元佐和太子赵恒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李贤妃的亲生儿子，李贤妃已经死去，李皇后大约是看到赵元佐的疯癫，动了女人家家的恻隐之心，所以心理天平总是倾向于赵元佐。这个微妙的情感被王继恩捕捉到，他以为这也许就是一个机会。于是在太宗病重期间，与李皇后故意不安排赵恒在太宗身边。　　但这个微妙的安排，却被“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到禁中问安时看在眼里。他承认并赞赏寇准推动赵恒为太子的宏猷。现在太宗病重，太子却不在身边，此事蹊跷，于是就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字“大渐”，令亲吏送给赵恒。“大渐”的意思是“病重病危”。吕端传导的信息是：父皇弥留之际，太子务必前来问安侍奉。但这位太子还是有了疏忽。　　太宗在亲王诸臣的祈祷中没有痊愈，反而病情加重，无法推测太宗患有何病，他的直接死因，一般认为是昔日箭疮发作。　　太宗死时，赵恒不在身边。　　王继恩跟李太后商议后，决计到中书去召宰辅来议论继承人问题。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现在李皇后和王继恩要将问题提出来，是期待侥幸获得宰辅支持。而当时最富名望的宰辅就是吕端。他们要议论继承人问题，吕端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必须重视。于是，王继恩硬着头皮来找吕端，说是要“议所立”，讨论一下立什么人做皇帝。　　根本无须“议”的事，王继恩要“议”！吕端顿时感到“严重的时刻”来临了。他也顿时明了了眼下的格局。于是将王继恩带到书房，说是让他看看太宗以前赐给他的种种“墨诏”，亲笔诏书。而后，将他锁在书房中，派人看住不得外出。自己匆匆赶入宫中。　　李皇后见宰辅来到，对他说：　　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　　皇上驾崩啦。按照宗法规定：长子应该有第一继承权，这是合乎礼范礼法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您看怎么办？　　李皇后这十四个汉字，分量不轻。她试图按照个人喜好，在王继恩的推动下，“立长”，也即拥立太宗长子赵元佐。从宗法继承视角看问题，不为无理。但赵元侃也即赵恒已经成为制度规定的继承人；赵元佐则已经疯癫，或假作疯癫，常年没有军政作为；更重要的是：赵元佐并不希望践祚——他对四叔赵廷美之死一直耿耿于怀；更对父亲所作所为而导致的大伯赵匡胤后裔无缘于帝位心怀不满。在这样背景下，拥立赵元佐，实属多事。　　但吕端的回应分量更重，他说：　　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论！　　先帝太宗之所以生前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这个入继大统问题。哪里还容得下有其他不同的册立意见！　　李皇后闻言，知道宰辅这一关过不去，那就没有了希望。于是，默然不语。　　当天，赵恒在灵柩前即位。　　但灵柩停在大殿上，皇后与皇帝一起临朝接受诸臣拜贺，前面置放了一道门帘。吕端在阶下肃立不拜，请求将帘子卷起来，让百官看到赵恒。他担心王继恩等人会将生米做成熟饭，万一帘后不是赵恒而是其他人，诸官拜贺后，再试图改变格局，又是一番凶险难测的麻烦。李皇后答应了吕端，卷帘。吕端走上台阶辨认，确认帘后的继承人就是赵恒，这才走下台阶，率领群臣“拜呼万岁”。　　于是，大宋有真宗皇帝。　　赵元佐不见宋真宗　　有意味的是赵元佐。　　真宗很敬重这个大哥。几个月后，以赵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再次被复封为楚王，并允许他在家养病，可以不上朝。但真宗要去赵元佐府上看望他时，赵元佐说自己有病，坚决推辞不见，并说：“虽来，不敢见也。”即使是皇帝你真的要来，我也不敢见你的！从此以后，兄弟二人终生没有再见。　　赵元佐如此反对太宗、反对真宗，都是涉及皇位的大事，但是太宗也不过将他贬黜、真宗则不但不贬，更多次存问。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赵元佐一直活到仁宗时代，一直很安全。卷入权力问题，平安生存，这在历朝历代中，是很罕见的。大宋帝国三百年，皇室、大臣、士大夫、庶民，是仇恨较少、戾气较少的时代，各类人等，生存在这个时代，很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王继恩自知阴谋不成，局面危险，于是又秘密委托一个大臣胡旦，在朝廷上为自己开脱，并做了一番褒扬之词，还组织了文人给他写“颂诗”。但真宗与吕端等人已经知道了他们往日的阴谋，这事不能装糊涂，于是组织了“王继恩专案组”，调查他的劣迹种种。　　王继恩遇能吏　　王继恩遇到了一个能吏，名叫魏廷式。　　此人自年少时就对“法学”深有体会，太平兴国五年（980）中第后，“释褐”为地方的司法官员“法曹掾”。太宗晚年，他被召入判大理寺，成为国家最高法院的院长。真宗初立，即命他为吏部员外郎，后改为刑部。王继恩的案子就由他来审讯。魏廷式有“严明”的口碑，他刚果敢言，但性情也有“倾险”的一面，喜欢中伤诽谤。所以士君子都怕他的利口而鄙视他的行为。由此人来审讯，王继恩想推脱，难度太大。所以审讯很顺利，史称“逾宿而狱具”，一个晚上审理结果就出来了。王继恩的罪责当然就有“谋逆”一项。　　这罪过，要是在秦汉隋唐元明清，王继恩之流就是一个大罪，必遭“族诛”，但真宗皇帝只给予贬官、贬黜的惩罚。王继恩降职，责授右监门卫将军，逐出京城，到均州安置，而“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结及通书疏者，一切不问”，朝廷内外的大臣僚属，曾经与王继恩有交结、密通书信者，一律不调查不审问。这事可以做成一场大狱，但在真宗时代，啥事没有，就这么过去了。　　帝国有惊无险。　　王继恩被贬后，家产被没收。清理他的财产时，发现了很多从巴蜀带回来的“僭拟之物”，也即不应该属于他使用的皇室器具。　　王继恩第二年死在均州。　　真宗派遣使者，将其家属接回京师，借给他们官舍居住。又过了二年，允许家属将王继恩灵柩按照他们的意愿归葬。又过了十来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还特意下诏，追复了王继恩原来的官职，并给他的家属后人白金千两。王继恩的养子王怀珪，这一年也转入内高班，成为有高级职称的宦官。　　有一部书名《挥麈录》，总四部，其中一部称《挥麈余话》，记载了王继恩试图拥立的不是赵元佐，而是赵匡胤的孙子、赵德昭的儿子赵惟吉。　　说太宗时，司天监苗昌裔奉命前往洛阳之郊，为太祖赵匡胤的陵寝选择风水宝地。等到安葬太祖完毕，苗昌裔带着陵寝的总管王继恩登上山巅，指画周边风水形势，并对王继恩说：“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意思就是，别看现在太宗在位，但以后皇位还会回到太祖一系。王继恩记住了这句话。等到太宗“大渐”之后，他就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使赵@、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赵惟吉。后来事发，诸人遭遇贬黜。　　据说到了神宗时代，李昌龄的孙子李逢知道苗昌裔的预言，还在煽动赵匡胤的后裔赵世居谋反。那是一场大狱，容当后表。甚至到了靖康年间，赵德昭的五世孙赵子崧还在“剽窃”这个说法，与门人歃血同盟，准备恢复太祖一系的帝位。后来知道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入继大统，这才不情愿地罢休。宋高宗不忍心暴露这种事，找了个别的借口，将他贬黜。　　太宗的忧心与焦劳　　太宗在位二十一年，民生问题，是他最重要的关注方向，甚至，抑制藩镇问题、抵御契丹问题、推演道义天下问题，也都是以关注民生为目标的。　　我有一个意见：史上所有关注民生的君臣士大夫，都有资格进入圣贤行列。在权力巅峰和掌握更多话语权力的读书人，理应向民生倾斜。共同体文明吉相在此。一切“反民生”，也即以加重赋敛、寻租贪赃、掠夺私有财产为手段的“君臣士大夫”，是文明之敌。　　文明之展开，是“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之结果。但在军政事业中，“众缘”之中，“民生”是核心之“缘”。宋太宗一生在为民生问题“焦劳”。读太宗一朝史料，看到很多为民生而忧心、焦劳的记录。　　太宗自己说：“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每次穿一件衣服，就怜悯养蚕妇女的辛苦；每次吃一顿饭，则念想耕地农民的劳累。　　他亲自审判刑事案件，更是“夙夜焦劳”，日夜焦虑劳作，不敢“惮于焦劳”，不敢因为焦虑劳作而有所烦畏。　　蝗虫从天上飞过，太宗看到，就对宰辅说：“朕素不识此虫，群飞而过，其势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忧心如捣。”朕一向不认识这种飞虫，但看到它群飞过去，遮天蔽日的样子很盛大，一定会祸害庄稼。朕这忧愁之心，像有东西在捶打。又说：“朕孜孜听政，所望日致和平……日夕焦劳，略无宁暇。”朕专心处理政事，从不敢懈怠，就是期待有一天能达致天下太平……日夜焦虑劳作，没有一点闲暇之时。　　看到京师连月下雨，物价上涨，路有饿殍，太宗一面设法救助，一面忍不住对大臣说：“百姓嗷嗷然。朕为其父母，居亿兆之上，位尊责重，莫遑宁处。每日与卿等相见，虽不形于颜色，然而中心忧念，无须臾之安！……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裁断。”百姓处于苦难中，如嗷嗷待哺的婴儿，朕作为他们的父母，居于万民之上，位置尊贵，责任重大，没有一刻安宁之时。每天与爱卿等见面，虽然不形于色，但我心中的忧虑挂念，没有须臾之间的安宁！……米面食盐这样的细致之事，朕也不怕劳作之苦，也要亲自去裁断，求得解决。　　开封尹赵元僖说：“陛下君临万宇，焦劳庶政，宵衣旰食，以民为心。”陛下君临天下，为政事而焦虑劳作，天不亮就起床穿衣，天很晚才想起用餐吃饭，真是“以民为心”。　　大臣也说：“去年寇敌侵边，生灵受弊。万乘轸焦劳之虑。”去年契丹侵扰边境，圣灵受难，皇上您同情百姓，焦虑劳作不已。　　因为干旱无雨，大臣们都看到了“圣虑焦劳”。太宗亲自去祈雨，几乎各个寺庙“祠祷皆遍”，所有的神庙都祷告遍了，“有以见仁主忧民之旨，圣人恤物之心”，可以看到仁慈的君主忧民的心思，英明的圣人爱惜民力的心意。“近霖霪百余日，陛下焦劳惕厉，忧形于色”，近来阴雨连绵达到一百多天，陛下焦虑劳作，自我警戒，已经忧形于色啦。“臣伏见陛下忧民太过，视事太勤”，臣等看到陛下忧虑民事太过啦，管理具体事务太多啦。“臣伏闻去岁或霖潦作沴，或疠疫为灾，陛下忧劳太切”，臣听说去年连绵淫雨为害，又有疫情为灾，陛下忧思劳作太辛苦啦。为了祈雨，太宗甚至要用“自焚”的方式去回应“天谴”。　　史官也记录：“会春旱，太宗焦劳甚”，正赶上春旱，太宗非常焦虑劳作。“岁旱艰食，民多为盗，上忧之”，年岁干旱，庶民吃不饱，很多人做了盗匪，皇上很忧虑。“时多阴雨，上以河决未塞，深忧之”，当时很长时间有雨，太宗认为大河决口没有堵塞，深深地感到忧虑。“上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太宗因为长久过时而没有落雨，不免忧形于色。　　……　　1924年，孙文先生做了题为《民生主义》的系列演讲，内中说到：“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又说：“……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如果熟悉宋太宗赵炅的言行，就会理解，作为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虽然不像孙文先生那样做出“民生主义”的思想阐释，却尽其足够多的智慧和精力，对民生问题给出了一个个解决方案。　　官员贪腐，祸及民生，大宋不能允。　　太祖太宗乃至于两宋诸帝，对官员贪腐几乎采取了“零容忍”的姿态。各类惩治贪腐故实，正史、野史，比比皆是。　　塞浊乱之源　　贪腐，在大宋君臣看来，是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必须有一套消弭机制，那就是重典。《宋史。太祖本纪》记载赵匡胤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将贪官污吏用重法惩治，目的就是堵塞五代以来的浊世变乱之源。清代史论家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专条《宋初严惩赃吏》，也说：“宋以忠厚开国，一般的犯罪尽量从轻或减免，但独独治理赃官罪很严厉。这是因为太祖亲自看到五代时贪吏的恣横，导致民不聊生。所以践祚之后，用重法惩治赃官。这样做，就是为了塞浊乱之源。”　　“塞浊乱之源”，成为大宋的基本国策。　　这个基本国策，用太宗评价太祖的话说，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有个监察御史张白，在知蔡州（今属河南）时，“假官钱籴粜”，借用官方钱财批量买入粮食而后加价批量卖出。这是挪用公款玩期货或炒股的节奏，被“弃市”，在街头被正法。　　有一次太宗与名臣赵普在一起讨论“纳谏”事说：“朕每读书，见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居简出，严肃得一脸风霜，这样谁还敢犯颜言事？帝王如果不能降情接纳，乃是自蔽聪明。或喜赏怒刑，岂能归天下之心哉！”赵普回应：“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天理，下竭诚意，达到天下太平，不为难事。”　　太宗高兴，就接着讨论民生问题。太宗问赵普“治民之道复有何术？”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赵普说：“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人爱民之心，止于此矣。”陛下体恤生民之艰，每当听到有利于改善生民之苦的措施，当日就施行，不拖延，尧舜以来的古人“爱民之心”，也不过就是如此。　　夭折的封禅大典　　雍熙元年（984）夏四月，泰山父老千余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朝廷，多次要求太宗举行封禅大典。群臣也高兴，多次上表要求封禅，并表述愿意带领泰山父老修筑东京汴梁到泰山的道路。太宗下诏，决定用半年时间准备，到十一月可以“有事于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禅。　　封禅，是天命改变也即改朝换代之后，天子践祚答谢天地神恩的祭祀天地仪式。泰山，在古人看来是一座神山，因此要到泰山封禅。秦始皇、汉武帝都有封禅的记录。泰山之民和大臣们认为太祖太宗功德很高，可以上告天神地祇。这是士庶对君王诚心拥戴的一种表示。　　太宗答应了，下诏让大臣扈蒙、贾黄中、徐铉等共同议定封禅大典的仪式。随后，又派出了朝廷官员组织力量修建京师到泰山的道路，不惊动泰山父老来修路。还任命了宰相宋琪为“封禅大礼使”，全面负责此事；翰林学士宋白为“卤簿使”，负责封禅典章的制定和实施；大臣贾黄中为“仪仗使”，负责所有封禅的仪仗队伍指挥和器械准备。这些工作要按期汇报，有一次太宗看到宋琪等人上报的仪仗导驾等，规模过于宏大，就说：“朕此行盖为苍生祈福，过自严饬，非朕意也。”　　于是，又下诏：只在“告庙”也即祭告祖庙以及到达泰山之后用仪仗，一路上不需要仪仗等陈设。　　到了五月，麦熟季节，按礼，太宗到城南“观刈麦”，观看农人割麦，还赐给了割麦人一些钱帛。回来时，到玉津园皇家园林观鱼、射箭、宴饮。然后，发表了一通意见：“朕观五代以来，帝王开始还能勤俭，后来就忘掉了得国的艰难，结果很快就覆亡了。这都是自己造孽的结果。在人上者，当以为戒！”这番话表明，他对封禅大典，有了反思。　　不久，宫中两座大殿乾元殿、文明殿遭遇了火灾。　　火灾事不久，太宗又下诏“求直言”。几天后，再次下诏：“天下各地方的幕职、州、县官员，上书言事，凡是有关于民俗利害，政令善恶，都可以在本州将意见文书交由驿站车马，传到京师给朝廷。”这是因为过去只有转运使及知州、通判可以上书，而州县的地方小官则很难经驿传上书。太宗担心“下情壅塞”，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所以特意再次降诏“求直言”。　　随后，又有了让各路转运使监察各地方的刑狱，避免冤滥。为解决地方刑狱责任问题，下诏令诸州必须十天检查一次。　　这些事，渐渐让太宗意识到：中原还有很多问题，民生依旧艰苦。于是，决定停止封禅大典。他对宰辅说：“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　　古来的封禅大典已经废除很久了。现在天时好，年头也好，施行封禅也应该是合适的时机。但是宫中两座大殿被火烧毁，如果就这样举办封禅这么大的事，恐怕不符合天意。况且天气这么炎热，我很担心人们的劳苦。　　史称“乃诏停封禅”，于是正式下诏，终止封禅大典。到了冬天，需要向天神地祇祷告时，只做了“郊祀”，也即到南郊举办了一场活动。　　封禅，是一场浩大工程，出于“民生”考虑，太宗不办了。就这件事看，太宗比真宗更体恤民情。宋真宗后来的一场封禅大典，被人们讥评了一千年。　　汴水抗洪　　淳化二年（991）六月，汴水在浚仪县决口，冲毁了堤坝，洪水泛滥到民田。　　浚仪县就在开封辖境之内，距离京师很近。太宗很是忧虑，一大早就乘坐步辇出了乾元门来察看险情。宰辅、枢密使都在路上迎着谒见，说水势太大，劝太宗“回銮”。　　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京师汴梁供养甲兵数十万人，居民有上百万家，转运漕运，都要仰仗汴水这一条大河！朕怎么能不管不顾！　　说着，车驾进入泥泞之中，太宗干脆下来步行，走了一百多步，跟从的大臣人人震惊畏惧，害怕出事。殿前都指挥使戴兴亲手将步辇从泥淖中捧出来。步辇，是一种担架形制的代步工具。担架是抬躺着的人，步辇是抬坐着的人，故步辇比担架要宽大。太宗在泥水中下诏：督促步卒数千人堵塞汴水决口。太宗在现场，士卒奋勇，百官砥砺，天还没有黑，堤岸就已经筑好了，大水回到河床，水势平定。　　这时候，君臣才开始按礼讲究次序，官员们开始进膳。大家互相打量时，发现人人都一身泥水。浚仪县的知县宋炎，感到地方出事，皇上亲自来抗险救灾，吓得不敢出来。有人建议给宋炎治罪，太宗特意下诏赦免他的渎职罪。　　海东青与白花鹰　　帝王之节俭，关系“民生”，在帝制时代也是一件大事。　　身居权力巅峰，真实的节俭，也即非表演式的节俭，就是一种“克己”行为。不仅减少宫禁开支，减轻庶民税负，更因此而影响近臣、朝臣以及地方官吏，形成一个以“天下为公”为帝国总诉求的道义邦国暨廉节政府。如果不是这样，帝王的穷奢极欲，必将加大宫禁开支，并“带动”一批贪腐官员，形成一个掠夺性团伙，沆瀣一气，加重赋敛，剖克民众。这样，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就开始流失，于是，流血中的“君主易位”“社稷倾覆”“改朝换代”就成为一幕惨厉活剧。任何一个有道邦国，君臣士庶，都不愿意看到这类风景。　　太宗像太祖一样，个人生活厉行节俭。　　各州郡都有向京师“进贡”的行为。太宗在端拱元年（988）二月九日下诏，令诸道、州、军，诸色人等，正常“进贡”之外，“不得以珍禽异兽来充贡奉”。“珍禽异兽”之类，非帝国急需，且远距离运输，劳民伤财。　　夏州赵保忠向太宗贡献一种鹰隼，号“海东青”，太宗说：“朕久罢游畋，无事此也。保忠时出捕猎，今当还赐之。”朕已经放弃游猎很久了，已经不用猎鹰这类东西了。赵保忠在西北时常外出捕猎，现在还是退还赐给他吧。　　不久府州观察使折御卿又来贡献白花鹰，太宗命令当着折御卿的来使，将名贵的猎鹰放掉，并再一次诏令不要再来贡献珍禽异兽。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的一天，太宗在长春殿为名相赵普饯行，枢密使王显等人在，宴饮时，忍不住多次看太宗穿的“袴”，就是像裤子但分裆的御寒“腿衣”。太宗很奇怪，就问：“你们看啥啊？”王显等人说：“陛下穿的衣袴，那上面刺绣的纹缕都倒了。”太宗笑着说：“朕很少穿新衣服。这可能是洗的次数太多了的缘故。”又说：“这衣服虽然破旧得很，但想起织妇们机杼之劳苦，就想展示敦朴的本色，为天下带个头。”　　史称“上性节俭”，太宗有节俭之德，上朝要穿礼服，但退朝后，常常戴一“华阳巾”，这是普通布料制作的道士帽子，帽底是圆形，帽顶前后有两个坡状，像一座房屋那样。内衣多为“@绢”，也即稍次的丝织品，而且都是旧的，多次洗濯过的。外出乘舆，给用之物，就按常规安排，从来没有增益。有时要吃药，按药方“服用方法”，一般有规定，可以温酒或淡盐水“送服”，太宗往往要选择淡盐水。　　淳化元年（990）八月的一天，太宗下令：要将国库中所藏的金银器皿之类，全部毁掉。这意思就是要用金银充作国用。“有司”也即有关部门汇报说：“金银器皿中有不少制作很精巧，希望能留下，作为御用之物。”太宗说：“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你们以奇巧为贵，朕以慈俭为宝。”最后还是将这些五代诸国遗留下来的金银工艺品全部毁掉了。大臣谢泌祝贺说：“圣意如此，天下幸甚！”　　“慈俭”，确是太宗本色。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太宗刚刚践祚，很想增加收入，于是，有个香药库的管理员给太宗上书建议：设置一个“榷场局”，也即国营专卖公司，将仓库中外国进贡的各类香药、宝货，略增一点价格，允许商人以金帛来买。估计一年可以得到三十万贯，以此来周济国家用度，也可以“使外国物有所泄”，让外国货物有所流通。这就相当于皇室放弃外国奢侈品用度，在京师汴梁开辟了一家“洋货市场”。太宗答应了这个请求，后来果然得到三十万贯国用钱。　　吴越国王钱俶死后，他的夫人向帝国进贡珍稀犀牛角、通犀带、赭玉带水精佛像、黄金白银等，太宗碍于往日对吴越国的“羁縻政策”，接受了这些礼物；但对钱俶夫人进贡来的“女乐十人”，“帝不纳”，太宗没有接受，并赐给这些“女乐”每人三十段锦彩，遣送回了吴越。太宗并不好色，这在帝王中比较少见。　　说到太宗“不好色”，必有一干朋友要论太宗“调戏花蕊夫人”“强奸小周后”两个段子说事。但这两个段子都属于齐东野语，不可信。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中已经做了澄清，此处不再赘述。　　帝王后宫中的宦官、宫女人数，历代不一样。大宋，除了宋徽宗赵佶一朝，一般都控制在几百人之间。　　雍熙元年（984）正月一天，太宗对侍臣说：“朕读《晋史》，见武帝司马炎平定吴国之后，沉溺于内宠后宫，宫女达到数千人，这实在是太过烦费，太有失帝王之道啦！朕常以此深深戒惕。现在宫中，各种职掌，以至于所有干粗活的，宦官宫女都算上，不过四百人。但这样，朕还是认为太多了。”　　到了淳化四年，经多次外放宫人，宫中人数减少到不足三百人。　　破解“后宫方程”　　按我对时下读书人的认知，我有理由判断：当我以一种“温情理解”姿态，讲述大宋后宫问题时，有可能遭遇各种类型的“讥评”。　　后宫，其存在，按今日之道德哲学衡定，自有其丑陋与罪恶之处。但就广义“历史主义”视角思考问题，可以将帝制时代以君主、宦官、嫔妃、宫女为主体的问题概言为“后宫方程”，纳入政治论域，它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展开来讲述这个方案的解决历程，也即预先回应读书人可能的“讥评”，是不可能的。但我愿意用最简洁的一点文字，略说此事。　　我愿意相信，人类的命运按照有趣而又合乎逻辑的设计，应该或最好有一个神秘推手，我以为这可能是往事也即“历史”真相，也是人类的“实在”真相。但我知道命运那种模糊不清的“历史”或“实在”面目，不是迄今为止的人类自己可以清晰勾画的。换一句话说：人类理应谦卑一点，如何认识自我，还有太过漫长的“认识论”需要解决。在这方面，我宁肯相信荷马而不相信费尔巴哈，宁肯相信波普尔而不相信黑格尔。《圣经》要比柏拉图谱系的哲学家们更让我信服。相信“天命”的王夫之先生也比苏联历届意识形态主管官员更让我信服。　　我愿意相信的波普尔哲学，反对为存在的权力权威提供道德合理解释的“道德实证主义”。如此，“后宫”就是不道德的。但波普尔也反对“道德保守主义”和“道德未来主义”，也即过去之传统、未来之实在，二者的道德预设也不是合理的。因为，道德，如历史一样，不可被决定。决定历史走向与预设道德存在，是神干的活儿，不是人干的活儿。中性一点说：它是自然的产物。按照哈耶克的意见，在人类的命运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秩序”。这种秩序的变更（儒学的意见是“更化”），需要知识的积累。在没有原子裂变知识之前，即使是孙武子、诸葛亮或克劳塞维茨、里根，也不可能设计“核平衡”或“核讹诈”战略；在没有比特信息知识之前，即使是沈括、张衡或伽利略、乔布斯也不可能设计“鼠标”或“苹果”之类。　　道德知识亦然。　　没有人能决定道德走向，就像没有人能决定历史走向一样。　　但吾土圣贤与西土圣哲，不停止道德伦理的讲述，其至为深沉的功能，就是为后人点点滴滴累积道德知识（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谓“反传统”，其实质是“反知识积累”，因此是“反智”的）。更化，就在这样的知识积累中，开始推进。康德相信普世的历史，那也是因为人类运用独有的理性，而实现“注定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人经由设计而“决定”的，而是理性演绎也即知识积累的结果。康德认为这个“注定的目的”是公民社会，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事实上就是换一种说法的“注定目的”论。也可以换另外一种说法，譬如：吾土圣贤关于历史之“注定目的”或“终结”，就是“天下为公”。这是比“公民社会”更具抽象解释力量的说法。　　“后宫方程”，抛开道德知识积累，直接批评它的“不道德”，是一种思想的偷懒或幼稚，太简单了。　　惭德与大功　　太宗赵炅一生，有“惭德”四：　　太祖开宝年号当年未尽，着急改元，是一；　　赵廷美大案无可奈何中的处理，是二；　　由“雄猜”之言，不慎逼死赵德昭，是三；　　没有为太祖皇后送葬成礼，是四。　　但他又有“大功”四：　　抑制藩镇种种苗头或可能性，没有让立国几十年的大宋帝国回到乱世，确定太子，回到古制，完成权力和平交接，是第一大功。　　平定北汉，收复清源、吴越，获取中原尽可能辽阔的活动空间，是第二大功。　　至于与契丹和战二十年，有胜有负，算不得大败。高梁河、岐沟关两场战役失利，最后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但总算守住关南之地。从战略意图而言，双方算打一个平手。但在战争中，开始令帝国精英有了“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样，就让中国（大宋与契丹）在纯粹的丛林角力状态，有了理性展开。从人类战争史考察，太宗朝与契丹的和战，为地缘政治提供了至为珍贵的人类智慧，那是通往“澶渊之盟”的沉重而又必要的铺垫。中国人在政治实践中的理性一旦得到意味深长的展开，和平，是可能的。而和平，对人类福祉而言，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故与契丹战和功过相抵。　　第三大功是文治。　　太宗一朝推演科举、编修大书、奖掖人才，在“偃武修文”方向上成就更为卓著。这是万世不朽之文化基业。　　太宗本色是文人。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太宗对中国文明最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恪守了太祖订立的种种制度，坚守“仍旧贯”之保守主义理念，以《誓碑》为“祖宗家法”大宪章，延续了大宋帝国的光荣。越是理解中唐以迄于五代的乱世，越是理解太祖、太宗的光荣。他们在军政方向上，为中原在地缘管辖方向上的统一，以及在圣贤理念照临下的治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贡献。　　这应该算作太宗的第四大功。　　与太祖一样，太宗也是大宋帝国三百年的“立法者”；但太宗的“立法”，更多是承认太祖赵匡胤的《誓碑》，并将其接续下来，成为帝国最为重要的一种政治程序。如萧规曹随一般，赵炅的率由旧章，事实上成就了赵匡胤《誓碑》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太宗践祚第二天，诏书说到“五条意见”的最后一条：“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里的“纪律”，就意味着他对《誓碑》的肯认。我甚至有理由猜测：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那一个大雪的深夜，赵家老二、老三，这两个皇上在宫中密谈的内容，很可能包括了《誓碑》。这是理解“金匮之盟”暨“兄终弟及”之后，大宋政策连续性的线索之一。　　太祖一朝，没有一个因为“上书言事”而被杀的士大夫。　　太宗一朝呢？有一个近似的案例，鲜少为人提及。　　太平兴国末年，孟州有一人名张两光，考进士殿试不合格，落第，于是“纵酒大骂”，热闹的街衢中，围观者很多。他越骂越不像话，逐渐开始“言涉指斥”，也即直呼皇上名字而加以责骂。被巡官发现，抓捕，汇报到朝廷。史称“上怒”，结果张两光被杀。　　《誓碑》规定的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个张两光如此开骂，已经不是“士大夫”，而是“癫狂文人”“犯法文人”。这样的“文人”与“士大夫”不是一个概念。《誓碑》从法制上保障言论自由，并没有包括犯法自由。张两光不是“上书言事”，而是“犯法”。至于他所犯之法，是否当斩，是另外一个问题，与《誓碑》无关，因为他不是“士大夫”。　　太宗求才心切。雍熙二年（985），科举考试，已经录取进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说：“下第中甚有可取者。”没有录取的下第之士也有很多是可取的人。太宗求才心切，于是下令复试，又得到七十六人，其中一个叫洪湛的人，史称“文采遒力”，文章写得漂亮、遒劲，特升为正榜第三。端拱元年（988），礼部录取二十八人，有一进士叶齐打鼓，认为不公，于是再试，又得到三十一人。诸科因此而得到官职的人达到七百人。史称“一时待士可谓至矣”，一时间对待士大夫可谓很优厚了。　　但太宗求人才是德才兼备之人。因为人才早晚要做官，如果德行有缺，做地方官就会为害地方，做朝官就会为害社稷。这是太宗赵炅不愿意看到的。张两光没有被录取，就大骂，违背了公序良俗，已经有失士子体统，又“言涉指斥”，更是违反当时的刑律规定。此人如何可以做官？此事应该令太宗失望。一时施出辣手。张两光罪不当诛，是事实。　　因此，这件事还不足以证明太宗违反《誓碑》的约定。　　由于太宗恪守了《誓碑》的大宪章精神，所以他在位二十一年，成为有道义有格局的一代贤君。　　《宋史》盖棺定论　　太祖《誓碑》有两个版本，都值得重温：　　第一个版本：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二个版本：　　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太宗一朝，不仅周世宗的后人得到保全，其他降王，如刘继元、陈洪进、钱俶等，也得到了很好安排。　　而士大夫一如既往地畅言国策，不必担心因言获罪。　　国计民生始终在太宗及臣辅的关注之下，逢灾必救，有饥必赈，赋重必减，税滥必除。　　《誓碑》规定的圣贤理念，大宋帝国“至仁应道神功圣德睿烈大明广孝”太宗皇帝赵炅先生，做到了。　　“贤君”太宗赵炅，虽然整体成就还无法达致“圣君”太祖赵匡胤的成就，但就其恪守《誓碑》规定，成就大宋光荣而言，他与赵匡胤并列而称为“太祖太宗”，其所发布的大诏令，以及《太宗实录》所载太宗语录，已经与赵匡胤所发布的大诏令，以及《太祖实录》所载太祖语录，一起成为大宋帝国三百年间的“祖宗家法”，他们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种瞩目于“天下为公”的努力，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宋史》讲述帝王事迹，最后都有一篇盖棺论定的文字《赞》。我就以《宋史》中的《太祖本纪》和《太宗本纪》两篇《赞》来结束《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二部。这两篇《赞》，以今日的眼光看，或有不同于时论之处，但就太祖、太宗，二人功过比较，套用一句话“虽不中，当也不远”。　　《宋史。太祖本纪。赞》：　　昔者尧、舜以禅代，汤、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四圣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当斯民涂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责其济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圣人之才，而后以其行事畀之，则生民平治之期，殆无日也。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乌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　　过去，尧舜用禅让之法完成权力交接，汤武用征战之法诛除暴戾，都坐北朝南有了天下。四位圣人以来，世道有盛有衰，治乱推移。当生灵涂炭之年，皇天殷切寻求天下共主，也是给他拯救世人的使命和责任。四位圣人这样的人不常有。如果一定要得到四圣这样的人物，而后才让他施行救世，那么士庶期待太平治世，恐怕遥遥无期了。五代已经乱到极点，宋太祖起于军旅，登上皇位，探究他得到邦国的原因，与后晋、后汉、后周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等到他一发号施令，各大藩镇将帅，都能俯首听命；四方诸国，挨个收复。这不是人力容易达到的成就。宋初建隆以来，解除藩镇的兵权，重法纠治赃官，以此来堵塞浊乱之源。州郡的官员，下至县令录事、幕府职员，赴任前，他都亲自询问对答。务农兴学，谨慎刑罚，减免赋税，让人民休养生息，终于达致太平。治理之功成就之后，又制礼作乐。在位十七年，有了三百年大宋基业，传给子孙，世世代代有宪章法则。这样来考察从三代以来，论声教文明，礼乐制度之治理，论公道仁德之风尚，大宋与汉、唐比较，毫不逊色。呜呼，开创帝业留传代代的君主，规模做到这样，可以说是远大了。　　《宋史。太宗本纪。赞》：　　赞曰：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耋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太宗沉着善谋，英明而有决断力，慷慨而有平定天下之志。践祚后，陈洪进、钱俶等先后纳土归宋。不久，又取太原、伐契丹，随后还有交州、西夏之役。战争不能停息，天灾也在流行，俘虏每天都有，但人民却几乎不知道有战事。水旱虫灾，几乎遍天下，人民却不想着借机作乱。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太宗以仁慈节俭为国家之宝，穿着不断浣洗的旧衣服，毁坏奇巧豪华的奢侈品，退却各地美女乐伎的贡献，抑制符命祥瑞，同情农民生活，考核治理功效，又讲究学问学术以增加知识，对狂悖之人上言也不治罪，就为了鼓励进谏。哀怜民间的不幸，怀有恻隐之心，用勤劳来自我惕励，以至于常常因为读书或工作到了黄昏都忘记进食。甚至要自焚来回应上天流行灾情的惩罚。最后做到停止战争，庄稼丰收。因此青州、齐州的老人们相继来到朝廷，表示愿意率领子弟修路，请皇上到泰山封禅。君子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说的就是太宗吧。所以太宗的功德，在史册中光彩焕发，史称“贤君”。至于太祖去世不过年就改元太平兴国，涪陵公赵廷美被贬而死，武功王赵德昭自杀，宋皇后葬礼不够隆重，这些事，是后人不能没有议论的。　　2005年12月初稿于京师安贞桥　　2011年10月二稿于津门体院北　　2014年11月三稿于海盐江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