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僖之死，是个大事件，吕端作为副职有轻微的连带责任。事件要处理，最后贬一级，由开封尹判官贬为卫尉少卿，俸禄掉了不少。这时又赶上“考课”也就是述职审查。群官之中有受到迁谪成为闲职的，那样，就没有了正职的重要俸禄，收入少一大截。到了跟皇帝“引对”，也即回答皇帝询问时，很多人在哭诉削官之后，家中不免饥寒。轮到吕端“引对”时，吕端说：“臣以前辅佐秦王，因为没有尽职，所以贬谪商州，但陛下还是擢拔了我，继续委任要职。现在许王暴薨，更是臣辅佐不像个样子。陛下又没有重重惩罚我，还是让我列于朝官。臣真是罪过太大，幸运太大了。现在有关部门又来考核，决定我们的进退。如果能得到一个颍州副使，这是臣的愿望。” 太宗对他说了四个字：“朕自知卿。”考课之后不久，吕端又恢复旧职，还被提升为枢密直学士，这是参与军机的文官之职。 升迁谪降过程中，吕端始终雍容大度，从容闲暇，不忧不喜。当时赵普在中书，观察到吕端气量洪深，就对太宗说：“吾观吕公奏事，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我看吕先生奏事，得到陛下嘉赏，他也不喜形于色，遇到陛下挫抑，他也不忧惧生色，也不解释缘由。这人，真是台辅宰臣的大器啊！ 赵普“倒卢”，反对“取幽燕”，有“鄙夫”的一面，但他那种“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人格局，让他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天然直觉感知能力。他推荐的人物，太祖太宗都很重视。于是，不久，吕端又被拜为参知政事。 事实上，不待赵普推荐，太宗就一直很重视他，很想让他来做宰辅，转了一圈，等于在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太宗不说，吕端东转西转，心里明白。他知道自己能断大事，知道如果做到宰辅的位置，自有“燮理阴阳”之功。但万事需要水到渠成，这不是个焦躁的事。所以他在连续的转换工作中，很踏实。这是对自己人生大事的一种决断姿态。他不忙。 终于，太宗将吕端提拔到与吕蒙正相近的职位上来，官拜参知政事。这是副相，却是主管中书实际事务的副总理。 据说，雍熙初年，太宗在后苑赏花钓鱼，有时就与群臣赋诗唱和，史称“曲宴赋诗”。有一天，吕端在后苑与太宗在一起，太宗有诗两句“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这意思是：我很想获得更大成绩，但是力量有限，水太深，我做不到；因此需要问一问在磻溪钓鱼的那位姜太公。这里的姜太公，太宗暗指就是吕端。吕端也和诗两句道：“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这是吕端谦虚的说法。但此时的吕端，也确实没有更多功绩，太宗怎么就会将他视为姜太公，西周第一名相呢？应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四弟赵廷美很可能向太宗推荐和讲述过秦王府中的人才。赵廷美应该对吕端很尊重。 第二个原因，当初太宗征讨北汉，本来要赵廷美做京师留守，但吕端说服赵廷美不要留守，而是跟着哥哥去平北汉。这事让太宗很惊讶。吕端这个意见，是深通人情世故，明了君臣奥秘，看透委曲心思，至为练达的一种决断。吕端很可能懂得未来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如果赵廷美接受留守京师的委托，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可能的合法继承人之位；那就很容易先期引发兄弟之间的隐微打量。现在吕端请秦王跟随君王北征，等于“忽略”了京师留守这个相当于“监国”的继承人位置，如果此事是为秦王想，等于加持秦王平安过渡；如果是为太宗想，则等于暗中提醒太宗：秦王是不是可以做继承人。无论吕端在为谁想，他都已经介入到一场天大的格局中来。这不是小机者可以纵横捭阖的场域。但吕端很从容、镇定地在这之中游走，让人不可小觑。 第三件事，就是出使高丽遭遇风浪的故实。那不是常人有的定力。这等人物，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机关幽显断得透，栋梁，栋梁，不就是这等人物吗？ 至道元年（995）四月，原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被罢为右仆射。右仆射，也是丞相级别，但不在中书办公，更多属于荣誉职称。随后，提拔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到了平章事，就是名副其实的实相宰辅了。 为了安慰吕蒙正，太宗特意跟吕相解释：“仆射，是百官师长。朕认为中书事情太多太麻烦，让吕端上来，跟你平均一下劳逸。” 又对吕端说：“庙堂之上，做宰辅，没有虚的；只要能进荐贤人，斥退不肖，就是称职。卿可要自勉啊！” 吕端这时已经六十岁出头了，做了近四十年官，这才做到宰相位置。太宗常常埋怨自己用吕端太晚了。但吕端在相位上，并不“作为”，史称“以清净简易为务”。有人在朝廷奏事，往往有很多“异议”，但是吕端几乎没有什么建议性意见。有一种记录甚至说吕端“端笏却立俟顾问”，端着、捧着笏板等着皇上发问。不问不答，不扣不鸣。甚至皇上有时问大臣一些事，吕端也听着其他人回应，自己也不说话。太宗也渐渐发现中书报来的“异议”，很多不过是显示自家见解高出一筹，但事实上施行起来，未必有什么利好。于是太宗发布一道手札，戒谕中书诸官：“从次以后，中书这边有事，必须经过吕端详细斟酌，再来上奏。” 曲突徙薪，方为真智者 至道二年（996）五月，西北那边西夏有事，大宋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战和，西夏始终反复。而灵州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宁夏吴忠市，那时是大宋的北境。此地守卫，难度很大；但放弃守卫，西夏就会侵占。太宗有点犹豫，一时间，更倾向于放弃，以节省民力。于是下诏要诸臣讨论。讨论前，太宗还略略说了下自己的担忧：灵州孤绝于西北，万一有事，救援恐难及时。然后还特意点名宰相吕端、知枢密院事赵镕等人各自说说守卫还是放弃的利害关系。吕端主张守卫，但没有说，只说要和赵镕讨论后，做一道劄子上奏。 这时，从南唐归附过来的文臣张洎超越班次上奏弹劾吕端说：“吕端等人作为宰辅，皇上有问询，居然沉默不语，不符合为国家规划大事的体统。” 吕端反驳说：“张洎有所言，不过揣摩陛下意见而已。” 太宗看着二人，一时心有所动，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久，张洎上了一道奏疏，主题是请求放弃灵州。 当初太宗有这个意思，也想放弃，但现在已经后悔了，思考后，觉得放弃灵州可能是个错误。而这时恰好接到张洎的劄子，很不高兴，就回给张洎说：“卿所陈言，朕一句也没看明白。” 张洎闻言知道押宝错误，流汗而退。 太宗召来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对他说： “张洎的上言，果然被吕端料中。” 社稷臣的特点，就是：决断大事，不以帝王之意为意，而以天下、以苍生之意为意；以事件之自身逻辑方向为方向，而不是以帝王喜怒偏好方向为方向。张洎才情不俗，但他揣摩“上意”，判断“上意”是放弃灵州，于是，就做一篇放弃灵州的奏章；如果“上意”是固守灵州呢？他也会作一篇固守灵州的奏章。这类鄙夫做法，就距离“社稷臣”荣誉差得太远了。 吕端的做派，其实正是古来持重者的风格。 只要中书流畅运转，宰辅不必生事。 坊间一般乐于称赏“惊天动地”的大事，以此来评价宰辅功过。事实上，越是维持中书波澜不惊，越是证明宰辅“燮理阴阳”功大。那种无端生出乱事，再去平定乱事的宰辅，反而更被坊间“叫好”，是因为不通一个基本道理：“曲突徙薪”比“焦头烂额”更富智慧含金量。 人间的悲剧也往往在此：看重“曲突徙薪”者，寥寥。 吕端在中书，贡献更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的“曲突徙薪”之议，这些议论一定很多，他阻止的动议也一定很多，“以清净简易为务”，一定也有不“以清净简易为务”的动议。吕端一定是否定了若干动议，但被记录下的很少，即使是史官，也未必认为“曲突徙薪”有多么高明，所以懒得去记录。 譬如，假定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企业家要投资一笔较大资金，总经理否决了这个意见。事后可以分析得出，如果投资，蚀本的可能极大。但这个总经理的意见，会在事后被董事会赞许为一个业绩吗？一般很难。否定性意见，往往难于进入“业绩”。但圣明的人物懂。他知道“远见”的价值；尤其知道否定性“远见”的价值。假如这个否定性意见告诉他，要将“突”（烟囱）弄成“曲”（弯曲）状，以避免失火，假如这间房屋价值十块钱，这个意见就等于为他保留了十块钱；假如是一个亿，一万个亿呢？假如是一座江山呢？ 圣明的人，就会这样思考问题，于是，成为智者的知音。如果在朝廷，这种现象就叫“君臣际会”。 君臣际会的动人之处 吕端在做参知政事也即副总理时，一代名相寇准也在做参知政事。寇准也是一位能断大事的人物，但他比吕端要“癫”，更为刚猛，气量却不如吕端。而吕端为社稷计，知道大宋需要这个人，所以对寇准很尊重。吕端首先拜相，做平章事，而寇准没有。吕端担心寇准内心“不平”——如果是张洎，那他内心爱平不平，吕端才不去管——就给皇上上书说：“臣兄余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他的哥哥吕余庆曾经在太祖朝出任过参知政事，执政权力范围与宰相是一样的，他愿意恢复到吕余庆时代，意思就是让参知政事寇准先生能有与平章事同等执政权力。太祖时代，赵普一人为相，特意为他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宰臣的辅佐，后来一个阶段赵普受到冷落，开始由参知政事与宰臣分权。太宗知道这个过程，寇准、吕端，在他内心也实在半斤八两。于是同意吕端意见，下诏：从此以后，参知政事与宰臣轮流掌管中书大印，轮流“押班”。唐代时，上朝也即朝会，大臣奏事，由监察御史领班跟进；宋代开始由宰臣领班跟进，叫作“押班”。日常工作，另有官员朝会之后赴中书政事堂议事。“押班”，成为宋代领衔大臣的日常工作。 这样安排，实有安慰寇准的意图在内。寇准，也确实值得安慰。这是大宋三百年间一等一的功勋大臣，中国在十一世纪之后的百年和平，几乎可以说是由此人一手推演而成。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成为皇储，寇准有功；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继承皇位，吕端有功。吕端、寇准，是太宗晚年择选的最重要的两个人。邦国兴，在人。大宋得人，这是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交，最值得庆幸的大事。吕端深知寇准，寇准也深知吕端；太宗深知寇准、吕端，寇准、吕端也深知太宗；更有意味的是：吕端深知太宗知道他深知寇准，而太宗也深知吕端知道他深知寇准。尤有意味的是，吕端与太宗之间，都深知对方的深知。所以吕端有请，太宗立即心领神会，当即应允，并不解释。这种“君臣际会”，在帝制时代不是寻常可见，总有动人的一面。 吕端对太宗有感情。至道元年（995）五月，开封尹寿王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赵恒，奏言太康县昭庆乡华阳村的村民，捉获了一只黑色的兔子贡献给朝廷。 太宗听说后，对大臣们说：“玄兔之来，国家之庆也。”黑色的兔子能到中原，这是大宋国家的喜庆之事。 吕端等人回答：“玄色，是北方之色；兔子属于阴类，因此代表了夷狄之相。华，就是中华，中国，属于阳。这个瑞兆，意味着夷狄将要入朝，接受中原冠带。这很可能预示着国家和民生的喜庆，推动国家进入‘太康’之世。” 太宗一向不很相信“祥瑞”，但这一次谈“祥瑞”，事实上大有内心委曲。他与契丹和战十几年，最后的感悟是：虽然输不了江山，但也打不赢契丹；因此，只有“和”一条路可走。但是当他主动向契丹求和时，契丹还记着他十几年前“惟有战耳”一句狠话，“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一篇檄文，所以不肯和。而西北西夏正在日益坐大，西蜀西川刚刚平定了李顺王小波之乱；而中原承平已久，虽然有效抑制了藩镇割据之祸，但“冗兵冗官”也开始成为一种渐起的负担。国家在繁盛的背后，已经有了疲惫之相，这让太宗不免忧惧丛生。 吕端“深知”太宗内心之苦，于是，顺势论“祥瑞”，安慰一下这个知音大老板。但太宗还是在不久之后驾崩，我认为太宗在高梁河之战中腿上的箭伤发作自是一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经心力交瘁。 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吕端捍卫太子赵恒顺利即位，是他决断的重要大事，也且按下不表。且说西夏李继迁。这位李继迁的哥哥李继捧曾经归附大宋，献出了所属的几个州郡；但李继迁不服气，就另立一个山头，且投靠契丹，做大河西之地。太宗时，多次与大宋战了和，和了战。有一次保安军（今属陕西志丹县）边帅在和李继迁的战事中，俘虏了他的母亲。消息传到汴梁，太宗有了诛杀这个老妇，向西夏示以朝廷威断的意思，但并未最后决定。当时寇准在枢密做副使。枢密负责军机大事，于是就招来寇准商议此事。寇准觉得此事两可，诛杀老妇，一利一弊；不诛杀老妇，一利一弊。最后准备草拟一篇东西给保安军，可杀。 寇准从宫中回来，路过相府，吕端看到，怀疑有大事，就邀请寇准过来一聊，并对他说：“陛下是不是告诫你不要对吕端说什么事啊？” 寇准说：“没有这事。” 吕端又说：“边境寻常之事，属于枢密使管辖，我吕端可以不必知晓，如果是军国大事，吕端我备位宰辅，不可不知。” 寇准就将此事告诉了吕端。 吕端问：“怎么处理这个老妇人啊？” 寇准说：“准备将她在保安军北门外正法，以此来告诫凶逆，对抗大宋，就这下场。” 吕端说：“一定要这样处理，不是有益的策略。请您慢慢起草文书，吕端先去见皇上，再论此事。” 吕端进入宫中，对太宗说：“过去项羽得到刘邦的父亲，说要烹了老爷子。高祖刘邦说：‘如果要烹老爷子，请分给我一杯羹汤。’古训有言：‘举大事者不顾其亲。’何况李继迁这种悖逆之人，他就更不会顾忌亲人被杀了。陛下今天杀了李继迁的母亲，明天能擒住李继迁吗？如果不能，反而白白结下一个怨仇，这就更坚定了李继迁背叛大宋的决心。” 太宗认为他说的对。但是怎么处理呢？ 吕端说：“以臣之愚见，不如将老妇安置在延州（今属陕西延安），使人伺候她，善待她，以此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来，不降，也可以由此而系住他的心。他知道他的母亲生命就在大宋手中，不至于太过分。” 太宗听他一番话，不禁拍着大腿说： “没有爱卿你这番话，几乎就误了我的大事！” 随后，太宗采用了吕端的这个决断意见。 后来，李继迁的母亲病死在延州，李继迁不久也死去。他的儿子李德明改变了李继迁的政策，同时与契丹和大宋“和好”，这样就等于不再与大宋为敌，短时间，也曾迎来西部的和平，这种局面的获得，史称“端之力也”，是得益于吕端的建议。由于这个建议的价值很高，太宗晋封吕端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吕端虽然居于相府，但已经可以参与军机大事。 吕端像张齐贤，也是个大胖子，也很能吃，他在被贬为地方小官司户参军时，还专门置办外厨，延揽宾客。他身材魁梧，又姿容瑰秀，还善于谈谑，遇到贬谪，意态“豁如”，旷达而自然。被贬往商州时，太宗还给他一个惩罚：不准骑马。官属中有人就安慰他：“您忍一忍吧，可以消灾。”吕端晃晃胖大的身躯，一笑道：“不是某消灾，现在是长耳朵的马消灾啦！” 寇准多次向太宗推荐吕端，说：“吕端不是寻常人，要早一点起用他。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渐渐老了！”太宗还在为秦王赵廷美的案子生闷气，就说了一句气头上的话：“朕知道此人，是一个好人家子弟。但是很能吃大酒肉，其他有何本事？”但是不久以后，还是起用了吕端，显然，这话不过是一时之言，不是太宗心里话。 吕端多次升迁贬谪，都随天意，“无可无不可”。他待人厚道，善与人交往，也轻财好施，又多宽恕。有一个叫李惟清的，从原来知枢密使改为御史中丞，降级了。他怀疑是吕端在挤对他。等到吕端被贬谪，李惟清就开始从外围网罗证据，打算构陷吕端。有人提醒吕端要小心。吕端说：“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当初，吕端的祖父因为宦海风波，被举族杀害。吕端的父亲吕琦，那时还是个小孩子，被一个同郡的老乡叫赵玉的救了出来。后来，赵玉的孙子赵绍宗被吕端视如己子。后周时的名相冯道，因为与吕端的父祖有世交，冯道家世败落后，吕端将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分来救济冯道的后人。 吕端的名气连草原契丹都知道。他曾两次出使沙漠绝域，敌国对他很是尊重，后来又有使者到，契丹就问使者：吕端还在做宰相吗？ 奇才寇准 寇准，是太宗朝提拔上来的名相之一。 他出生于961年，是大宋建国的第二年。父亲曾在后晋时做过官，也算世家子弟。寇准少年时就有“英迈”之气，通晓《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梁传》。十九岁时，中进士。太宗殿上取人，很重视老成人物，看到年纪太轻，往往不取。有人知道太宗习惯，就劝寇准虚报年龄，增加岁数。寇准答：“我寇准正在进取，可以做欺君之事吗？”于是不改。但还是中第，受大理评事，知归州的巴东、大名府的成安县。他在治理地方小县城中开始显露治世之才。县里，每当有按期与会、缴纳赋税、参与徭役之事，他都不必专门下发通知，只将官府具体事宜写一张纸，标明何人何时到何地做何事，张贴在县衙大门旁，事就办成了，史称“百姓莫敢后期”，士庶百姓没有人敢晚到不来。这事证明了他令行禁止的能力不是一般。 太宗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刚猛威断，认定他是个奇才，就将他调入京师，做朝官，做到尚书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又到吏部负责官员审核工作。 寇准执政，对内格外注重刑法公正。太宗也重视公正问题。淳化二年（991）的春天，中原大旱，按照“天人感应”的传统义理，天灾乃是上天对人祸的示警。太宗一朝的知识精英，与殷商以来的知识精英一样，都会借着天灾讨论人祸。于是，在久旱无雨之际，心焦如焚的太宗召来群臣，问时政得失。一般大臣知道太宗近年对大宋的“文治武功”有得意之色，于是，大多用“天数”来应对太宗，无非说天意如此，我等谨慎修德即好。他们不想直接指陈时政。 寇准就借着这个事说《洪范》，说人祸，说刑法不公。太宗听后果然不愉快，拂袖，起来回到禁中，这一次寇准没有来得及拉住他的衣服。但过了一会儿，有内侍来传寇准。寇准入见后，太宗问他哪里有什么“刑法不公”。寇准回答：“请您将二府的官员都召来，我就说。”太宗答应，就诏召二府官员。二府，乃是中书和枢密两府。都来了之后，寇准就说了祖吉、王淮同是贪赃，却得到不同处理的案子，那原因，就因为王淮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兄弟，得到庇护。 太宗处理了这个案子，更知道寇准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物。当天即拜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但寇准有一个天生的弱点，他不太会委婉说话。这在日常交流中，要么他听对方的，要么对方听他的，都做不到，那就只好争吵。但他一般也不愿意争吵，那样似乎有失体统。所以往往在对方的“攻击”下，自己无话可说。 刚猛宰辅不敢自辩 寇准在后来做宰相时，一如既往地“守正嫉恶”，恪守正道，痛恨恶行。这样就得罪了很多人，往往被小人倾轧。有一次，有一个布衣，肯定是受到谁谁谁的指使，就来朝廷告发寇准，说他跟王子赵元杰有勾结。寇准毫无准备，他也确实跟赵元杰有来往，但事出突然，怎么才能说清楚呢？史称“准皇恐，莫知所自明”，寇准惶恐不安，不知道怎样说清楚这个事。幸亏有另一位名臣毕士安在，极力为寇准辩白，然后将这个布衣交给审讯机构，一审，原来是诬告。 至道年间，翰林学士张洎执掌考功，负责考核官员政绩，但寇准负责吏部选事，有推荐官员任命某某职务的权力。张洎年纪比寇准大，却知道寇准正是现管，于是一力讨好寇准。而寇准也正好年少气盛，也想着有个老儒能支持自己才好，而张洎从南唐过来，有老儒之名，就很注意这个人。张洎常常观察寇准，总是冠带整齐等着寇准出入，就为了一个“揖而退”，作揖后，恭敬退下，但一句话也不说。他这就是做姿态，所以博得了寇准的好感，因此就召他来聊天。张洎乃是一个铁嘴，能说，敏捷，善于持论，所言很多都能被寇准信服。于是寇准拿他当兄长，反来尊敬他，并多次向皇上推荐张洎的能干。等到张洎与寇准一块在中书执政后，张洎对寇准态度更是恭谨。 但寇准的宦海沉浮，几上几下。太宗渐渐有点无法忍受这位老朋友的聒噪，恰恰被张洎看出。而张洎因为附和太宗打算放弃灵州的念头，议事不称旨，很担心自己的前途，就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权位。他更担心自己与寇准友好来往，将来有一天寇准被罢黜，自己也受牵连，于是，有一天奏事，堂而皇之地开始弹劾寇准，说寇准退朝之后，有很多“谤言”。这很正常，寇准因为一个阶段以来认同了张洎，“兄事之”，肯定是无话不谈，没有任何戒备。张洎就将这种不设防语境下的言论，拿来弹劾寇准。史称“准色变，不敢自辩”，寇准脸色都变了，不敢自己为自己辩解。结果，寇准又一次被罢相。 这类故实都透露出，这位刚猛的宰辅，其实不太会为自己说话，不太懂自我保护。人一诬告他与王子勾结，他就没有话说；人一弹劾他下班后胡说，他也没有话说。这在当时，都是不小的罪名，但他不懂自我保护。与吕端不同的是，吕端在张洎试图“倒吕”时，轻轻一句话，就奠定了张洎未来的败局；而寇准做不到，与小人打交道，他不在行，他的智慧不在这里。 太宗罢免寇准后，又不免想念这位聒噪者。 有一次，将寇准罢黜到青州去做官后，太宗问左右：“寇准在青州很快乐吗？”左右回答：“寇准得到一个不错的州郡，应该不算苦。”几天后，太宗又问。左右揣摩太宗可能是想重新召回寇准，但一想这个执拗的相爷太招人烦，就回答说：“陛下思念寇准，总也忘不了他。但我们听说寇准天天纵酒取乐，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思念陛下呢！”太宗听后，默然不语。但是过了半年多，还是召回了寇准，拜为参知政事。太宗知道寇准的价值。 在对待契丹、西夏方面，寇准不是坚定的“主战派”，但也不是坚定的“主和派”，他应该是坚定的“积极防御派”。真宗时的“澶渊之盟”，是寇准一手推演而成，那就既不是主和也不是主战，而是毫不犹豫地坚决拒敌于国门之外；但也毫不犹豫地坚决不做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想。严格说，这是“务实派”。 寇准为相后，西边有麻烦。 从唐末以来，番族部落，有一部分居住在渭水之南。当时有名臣温仲舒知秦州，将这些部落驱赶到渭水北岸，而且设立军事要塞，设卡子口，不允许番族南来。太宗看到这个简报后，很不愉快。他对寇准说：“古羌戎尚杂处伊、洛，彼蕃夷易动难安，一有调发，将重困吾关中矣！”古代的羌族戎人，不只在渭水一带，甚至在河南的伊水、洛水，都与中原人杂居，这个很正常嘛！西北那边的番族部落喜欢动，不喜欢静，很难让他们定居。万一边警一起，那就会让我关中地区陷入困境啦！ 寇准回答： “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疆场之臣邀功以稔祸，深可戒也。” 宋璟乃是唐初名臣，时突厥在边境时有骚乱，边将曾擒杀突厥首领，但宋璟担心边将一心立功，自夸威武，容易“为国生事”，于是抑制边功，一年后才颁发赏赐。大唐之所以有开元盛世，与宋璟以静制动的治国风格有关联。 寇准也担心边将乘机“邀功”，那样就容易启动“边衅”，所以不赞同驱赶番族。 太宗认为寇准有理，就派他出使渭北，去见番族首领，安抚了地方。温仲舒则被徙往其他州郡。 太宗朝，寇准最大的决断是帮助大宋帝国选择了第三任君主宋真宗。 君臣选太子 至道元年（995），寇准加给事中。这时已经是太宗在位二十年，快六十岁的人了。大臣冯拯上疏要求立储。太宗大怒，将冯拯贬往岭南。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这件事。当时寇准从青州刚刚被召回来，按礼要来入见。太宗正在处理“高梁河之战”受到的箭创——这个旧伤近来似乎越来越严重，总是“旧创复发”。 看到寇准进来，太宗就撩起衣服来给寇准看箭伤。一面问：“卿何来缓耶？”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寇准回道：“臣非召不得至京师。”我没有皇上的命令是不敢到京师的。 太宗直接问他：“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我的儿子谁可以做继承人？ 寇准回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陛下为天下选择后继君主，如果向后宫、宦官谋划，是不可以的；向近臣谋划，也不可以的。唯有陛下自己选择，看看谁符合天下人的愿望。 寇准这话答得很是机智。一方面将选择大权给太宗，一方面又提出“副天下望者”。当时太宗的长子赵元佐已经疯癫，被废；次子赵元僖已经暴薨；“副天下望者”只有三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所以，寇准表面上给太宗一道选择题，其实是让太宗自己说出寇准也想拥立的太子。 但太宗还是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史称“俯首久之”。 太宗“俯首”之际，寇准就待在那里，等待结果。他看了太宗大腿上的箭伤，很严重。他知道结果是什么。 果然，太宗将左右屏退，悄声问寇准： “襄王可以吗？” 襄王，就是赵元侃。 寇准马上回答：“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最知道儿子的就是父亲。圣上的考虑既然认为可以，请立即决定下来。 于是，定了下来：襄王赵元侃为太子。 这事还有另外的版本，说立赵元侃，就是寇准直接提名。说太宗将寇准从青州召回，就是想“问后事”，所以才给他看大腿上的箭伤。但寇准回答：“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知也。”太宗不满意，坚决要寇准提名。寇准再拜后说：“臣观诸皇子，惟寿王得人心。”寿王，就是赵元侃，此时封襄王，正式立太子后，改封寿王。史官记录，往往以后封者为准。 史称“上大悦，遂定策”，太宗非常高兴，就定下国策，“以寿王为皇太子。” 《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记录说：“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虽然这条记录的时间不准确，但太宗立太子，寇准居第一功，是没有疑问的。 立太子，那是要有一番大礼的，很盛大。这种册立太子的“嫡子继承”皇位制度，从唐代中期以来，已经荒废很久了。现在，到了太宗时代，得到恢复。当太子从太庙回来，车驾走在街上，京师之人都聚拢来看，一个个都很喜悦，有人看到太子的丰仪，就说：“少年天子啊！” 后人有议论：“由此可见，真宗之立，不仅是太宗本意，也出于大臣之议论，庶民之推戴，而非出于太宗之私心也明矣。” 但寇准“刚猛威断”得罪人太多，后来遭遇诋毁，再一次让太宗不满意，二次罢官，去做邓州的知州了。这样，太宗病逝时，吕端独自承担起拥立太子的职责。这是后话，容当慢表。 太宗晚年，将吕端和寇准提拔为宰辅，实有作为顾命大臣的意图在。他这个决定，让大宋和平进入第三代，且持续性地步入太平盛世。 价值制衡 钱若水，是完全不同于所有名流的一位大臣。 他在宋初的“君臣博弈”中，以臣子的清望和独立，展现为前所未有的模型。他脱略了五代以来的积习，直接回到春秋战国，以一种孤傲清隽的人格力量，让君王不敢小觑。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在钱若水这里得到一次意味深长的铺垫。 至道三年（997）的一个夏天，太宗对钱若水说：“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跃马食肉，前呼后拥，延赏宗族，此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报国乎？”士大夫学古人经典，考举入官，遇到天时得到官位，穿戴官服，骑马吃肉，前呼后拥，朝廷荣赏连及宗族亲属，这风景，也足够得上荣耀啦。这样的士大夫，能不竭诚回报国家吗？ 钱若水没有料到堂堂大宋帝王，会说出如此一番没有格调的意见。于是，他给出了一番格调高远的回应：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 高尚的士大夫，没有人会拿名位当作荣宠荣耀；忠正的士大夫，亦不会因为穷困或腾达而变异志向操守。陛下说的这些，因为有爵位、俸禄、皇上的恩宠，这才效忠于社稷、朝廷、皇上，这是中等以下的所谓士大夫才有的现象。 太宗羞愧，“然其言”，认为他说得对。 这是“价值制衡”的又一个有趣例证。 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士大夫所有者，价值，是一绝大权重。在任何一个有道邦国中，价值制衡，都是有效的。在价值沦丧、人性泯灭的无道邦国，价值制衡，不过是一个稀薄的梦想。而在价值被嘲笑，犬儒主义盛行的末世邦国，所有的试图诉诸价值制衡的士大夫，都是不明智的。所以孔夫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对于士大夫而言，在有道邦国，要有批评的勇气也即“危言”，要有正直的行为，也即“危行”；在无道邦国，要有正直的行为，但言语要小心谨慎，也即“言孙”。孔夫子甚至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国有道可以做官；邦国无道就藏身退隐。钱若水认为他所在的大宋邦国是有道邦国，故可以“危言”而且“危行”。而太宗也确实是一个有道君王，对他的“危言”，理解，认同。 但不久，正做着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被罢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这等于从一个军政职务改为文职官员。虽然文职很荣耀，但实际的军政权力没有了。这事也许与钱若水的一番孤傲直言有关。依钱若水的敏感，他不能不多想一点。 后来有个叫刘昌言的给事中被罢官，太宗对赵镕等人说：“看到刘昌言了吗？”赵镕回答：“经常能看到他。”太宗问：“他涕泣了吗？”赵镕答：“跟我们说话时，常常流泪涕泣。”太宗说：“一般都这样——当被晋用的时候，不能悉心做好在职之事，一旦被贬，又涕泣哀叹。”钱若水在旁，不喜欢帝王对士大夫的这种奚落，就说：“昌言实未尝涕泗，盖镕等迎合上意耳。”刘昌言其实没有涕泣，这是赵镕等人在迎合陛下而已。 刘昌言，并非士大夫中的佼佼者，此人毛病不少；但涕泣与否，在钱若水这里却是个大问题。它与士大夫的风骨有关。假如一个士大夫对于升迁贬谪十分在意，对那一份俸禄十分在意，就会因为贬官，收入减少而哀叹。而这并不是传统圣贤所期待的风景。 我相信当太宗对刘昌言如此轻蔑时，钱若水有一种刺痛感。 不久，又有吕蒙正被罢免宰辅，去做仆射一事，太宗又对钱若水说：“人臣当竭节以保富贵。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复位矣。”人臣应该竭尽忠诚和节操，以此来保住自己的富贵。吕蒙正以前是一个布衣，被朕擢拔为宰相，现在又退列在下僚班列，估计他望眼欲穿在盼着复相呢。 钱若水继续讽喻太宗道： “蒙正虽登显贵，然其夙望，亦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资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尝以退罢郁悒。当今岩穴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如臣等辈，苟贪官禄，诚不足以自重。” 吕蒙正虽然曾经登上显贵之位，但考察他的生平声望，也不算忝冒，他很合格，当得这个尊荣。他现在做的这个“仆射”也是百僚之长，资格品位都很崇高重要，那也不是什么寂寞之地。况且，我知道吕蒙正也从未有过因为不做宰辅就忧虑郁闷。当今很多岩穴高士，不愿意求取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像臣这样的人，如果就想着贪图官位俸禄，那就确实不足以自重，毫无尊严可言了。 太宗无话可说。 钱若水这种“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士大夫孤高之气，在真宗朝也有记录，但这种记录与前述记录有“重合”，因此可能有的地方“失真”。 说钱若水在做枢密副使时，吕端曾经罢相，真宗第二天对辅臣说：“闻吕端命下，哭泣不已。”我听说罢免吕端的敕命一下，吕端一个劲哭泣。 史称“钱公厉声曰：安有此！”钱若水严厉说道：“哪有这种事！” 钱若水很气愤，退朝后，还对诸公说：“我辈眷恋爵禄，为上见薄如此！”我们这一班人，太眷恋爵位俸禄了，以至于让皇上如此轻薄瞧不起！ 于是，钱若水开始要求辞职，不要这份爵禄。 还有一位名相，王曾。真宗有一次对臣僚说：“王曾已经罢相辞退了，但他却‘逡巡却立’，转悠来转悠去，不走，这是希望能再次起用他啊？”众人听了这话，都唯唯诺诺称是，钱若水“挺身”而对答道：“王曾以道去国，未见有持禄意。陛下料人何薄耶？臣等弃此如土芥耳！” 王曾因为守道而离开朝廷，没有看到他有保住那份俸禄的意思。陛下评价人物怎么这么轻薄啊？臣等抛弃这份爵禄，像抛弃一份土坷垃一样，不会留恋的。 说罢，“愤而出”，愤怒地离开了朝廷。当天就将表示身份的礼服毁裂，穿上道士服，“佯狂归嵩山”，装疯，回到嵩山。记录者说，真宗“大骇”，多次召他，也不回来，最后在嵩山终老。 这事记录未必真，但钱若水从太宗轻视朝臣开始，就有了退隐的念头是真。 《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几部野史，如宋人魏了翁的《鹤山笔录》、元人张光祖的《言行龟鉴》，都记录了钱若水的一番“心理活动”，这在史书记录中，是比较罕见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是：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故也，将俟满岁即移疾。 钱若水因此开始自己琢磨：君主如此对待辅臣，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朝廷里也确实没有那种秉持高尚情操，不贪名位与权势，能够保全自己的“进退之道”，也即“达可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物，所以无法让君王为此而感动。现在君王所见者，多为利禄之徒而已。我钱若水，应该等到这个文职任期一满，立即要求告退。 但是这一年正赶上春旱，太宗为此而“焦劳甚”，焦虑辛劳很是忧惧。钱若水看到国家有事，没有提出辞呈。不久又有西北用兵的事，到了第二年，太宗驾崩，他试图辞职的报告始终没有递上去。 但是到了真宗继位，他看到国家一时还算清平，就提出辞职，理由是母亲太老了，需要照顾。连续上了两道奏章，真宗这才勉强准了。但在退休前，真宗还召他到便殿、后苑，多次聊朝廷大事。最后，真宗问他：臣僚中谁是可以“大用”的栋梁之才？钱若水说：“有个中书舍人叫王旦，此人有德望，足可托付国家大事。”真宗很高兴，对他说：“这人也正是朕心里所期待的一个人才。”史称“若水好汲引后进，推贤重士，胸中豁如也”，钱若水好接引晚辈后学的人才，推举贤良，重视士大夫，但并不居功，胸中很敞亮豁达。 但真宗并没有让他“全退”，还是让他以工部侍郎身份，在集贤院做事。钱若水曾参与修撰《太祖实录》，真宗又让他主持修撰《太宗实录》。他引进了几个当世名流，一同修撰，成书八十卷。内中记载太宗故实甚多，真宗浏览自己父亲的往事，不禁流下泪来。 钱若水，是第一个在帝王面前推动士大夫气节的宋代大臣，值得注意。 若水雪冤 钱若水为官一方，“弭冤白谤”的作为，也了不起。 他在同州做推官，负责地方各类案件审理工作。但知州却是个性格褊急的人物，多次任性处事，钱若水跟他争，他也不听。最后钱若水发布一个“预言”：“你这么干下去，有一天朝廷会罚你，让你赎铜。” “赎铜”是唐代开始对某类人实行某类赎免政策的刑法。有时是刑法之上再加“赎铜”。就是要犯罪人向国家缴纳铜金属，一般从一斤到百斤以上不等。犯罪越大，“赎铜”越多。 这位知州还真叫钱若水说中了，果然有一事处理不当，被朝廷驳回，并处赎罪论。知州很惭愧，向钱若水道谢，但改不了，很快故态复萌。 同州有一个富民家的小女仆逃亡了，怎么也找不到。小女仆的父母就告到官府，知州就命令府衙的录事参军来审理此案。 这位参军过去曾经向富民家借贷，富民家没有答应，他早就怀恨在心，于是借这个案子开始制造冤狱。参军看小女仆找不到了，干脆就锻炼成小女仆被富民家父子数人合谋杀了，尸体丢到水里找不到了。总之大狱炼成，富民一家数口都是死罪。不服，就上刑。最后富民一家忍受不住酷刑，只好承认。州官也反复审验，认为没有问题。 但钱若水怀疑此案，留这个卷宗在推官办公室好几天，没有提出判决意见。录事参军就找到他，倒打一耙，问道：“你是不是接受了富民家的钱财，要替他脱罪啊？” 钱若水笑着对他说：“现在这好几口人，都要被判死刑正法了，岂可不多留几天，我认真看看这些判词状子？” 一直留了十来天，知州多次催促他赶快给意见，但钱若水就是不副署个人意见，同州上下都很奇怪，不知他要干什么。 有一天，钱若水找到知州，屏退从人后，对他说：“我钱若水之所以留着这个案子不动，是因为秘密地让人在找这个小女仆。现在，找到了。” 知州惊问：“小女仆没有死？现在哪里？” 钱若水就叫人将小女仆带到知州，也将她的父母带来。然后隔着帘子问小女仆的父母：“你们要是见到自己的女儿会认识吗？” 小女仆父母答：“哪里有不认识的道理啊！” 于是，将小女仆推出来见。 父母一见之下认出，于是抱头痛哭。 知州升堂，将富民一家从狱中提出，打破枷锁，放他们走。 但富民一家不走，对知州说：“没有您，我们一家都被灭族啦！” 知州说：“这是钱推官的功劳啊，不是我的功劳。” 富民一家又去见推官钱若水。钱若水不见，说：“这是知州自求得到的结果，跟我没有关系。” 知州因为钱若水为人雪冤，救活好几个人，要为他奏论请功。但钱若水看得很清楚，对知州说：“我钱若水只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至于论功，不是我的本心。况且，如果论功，那录事参军会怎么办？”知州对他这种姿态很是叹服。录事参军则到钱若水办公室，“叩头愧谢”。钱若水不说这事，但知州和录事参军在说，于是远近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件事，就记载在司马光的笔记《涑水记闻》中。 钱若水也有捍御契丹、平定西夏的谋略，曾上书朝廷谈自己的战略意见，得到嘉赏。太宗一朝，钱若水得大臣体，有名士范，为后来的大宋名流，形塑为一种特殊的人格模型。 李昉不朝宋太祖 李昉是太宗一朝最有影响力的文人之一。 他在后周时代就享有大名。周世宗曾读过他的诗，对人说：“吾久知有此人矣。”于是，将李昉提拔为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后来又加史馆修撰、判馆事。李昉成为后周的一等一笔杆子，文名之大，仅次于范质。后周恭帝嗣位，“赐金紫”。所谓“金紫”，指“金印紫绶”，“金印”可以是印玺，也可以是金鱼袋，这是一种表明职务职称的饰品；紫绶，则是紫色的官服，都是高官显贵可以享有的身份标识。这时，他可能正在担任汴梁市长的职务。 但有意味的是，陈桥兵变之后，李昉，这么重要的文臣，却没有得到太祖重用。从建隆元年（960）开始，史上看不到李昉的记录，直到乾德元年（963），才知道李昉“为给事中”“权知衡州”，此前有三年时间，没有他的身影。 李昉，是一个在士林中享有盛誉的人物，他死后，光环不减，著名收藏家、文臣宋绶，曾经为孀居的李昉夫人上寿。宋绶带着二十多人到李府，李夫人在帘后答礼。宋绶在堂下拜祝道：“太夫人您不能饮酒，我请以茶代酒为您祝寿。”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壶茶来，斟满了，献给李夫人。再拜而去。 李昉死后，在士林中，仍然享有如此人望。 李昉是一个自尊心很重的文人，这方面，他可能仅次于钱若水。 太祖自陈桥进入汴梁，后周三大名相范质、王溥、魏仁溥都已经称臣；另一个文人陶谷，更在实行禅让大典时，将预先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在众人仓促无备中，拿出来邀宠。而李昉，则在这一最重要的现场，失踪了，不见了。他一定是没有出席典礼。 野史，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记录一故实，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李相昉在周朝知开封府，人望已归太祖，而昉独不附。王师入京，昉又独不朝。”宰辅李昉在后周时，知开封府，当时太祖赵匡胤已经有了很大威信，很多人都在攀附这位殿前都点检，只有李昉不去巴结。等到陈桥大兵进入京师，李昉又独自不去朝见。 这样，李昉就成为大宋建国的一个异数。 所以，初期，赵匡胤将他贬为道州司马。道州，在今天的湖南南部，与广东接壤。从汴梁到道州，有两千多里路。李昉上路后，步行，每天走十几里。同行有监护，问他，他说：“不急，等着，后面还会有诏命。”太祖知道后，下诏要他骑马去上任。他不去买马，去买了头驴，慢慢骑着去上任了。 后来又调到延州做别驾。延州，即今天的延安，那时属于边境地区。别驾，相当于通判，是州郡的第二或第三把手。按规定边境州官有三年期限，但到了期限，李昉不愿意往内地迁徙。后来朝中宰相向太祖推荐了李昉，说“可大用”。于是召他到兵部。李昉辞别了五次，不准，于是进京。但路上走到长安时，称病两个月，朝廷派来的中使催促他尽快回朝复命，到了洛阳，又称病一个月，而后才走。好不容易这才到了汴梁。见到太祖后，他在等待一个结局。没有料到的是，“上劳之”，皇上很是慰劳了他一番。李昉这才受到感动。仿佛卧龙先生被刘玄德“三顾茅庐”感动一样，于是，说了一句让太祖感动的话：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 臣此前只知为后周服务而已。现在愿以为后周服务的忠心为陛下服务。 史称“上大喜”，皇上大喜，说：“宰相不谬荐人！”宰相真没有胡乱举荐人。能得到李昉，太祖真心高兴。 李昉就用这种方法，“前倨后恭”，完成乱世之后，读书人的一点孤傲式自尊。看起来很可笑。与誓死不背叛后周的韩通将军比，他屈服了；但是与范质等人比，他扼守了一点士大夫的荣誉；与陶谷比，他坚守了不主动阿附的门限。值得庆幸并值得原谅的是，大宋乃是一个有道邦国，李昉此举，气节有亏，但不是附逆。文明展开，需要更多模型，李昉的模型，意味深长。 《后山谈丛》记载的李昉故实，与国史记录或有抵牾，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进入传统且有效传播的故实而言，文本可以独立获得独立的意义系统。至于如何鉴别“真伪”，需要思想史和辨伪学的双重介入。 与薛相一样，李昉并没有多少传奇故实，但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种倾向：明哲保身，立言自重。 太祖晚期，对赵普的“专断”有所警惕，当赵普被雷德骧、雷有邻父子弹劾时，他有了罢黜赵普宰辅的意思，更由于卢多逊与赵普不和，太祖也听到了更多赵普的坏话，因此，特别想听听后周宿臣李昉的意见。但李昉的回答很让太祖不满，李昉说：“臣职司书诏，普之所为，非臣所知。”臣的职责所在，主要是负责草拟书诏，至于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我能知道的。 太祖时，李昉没有做到宰辅。到了太宗朝，因为赵普、宋琪做宰相很久了，朝廷也希望能有后继者，但宰辅需要资历，在老臣中，没有人比李昉资历更老，于是李昉开始参知政事。赵普出镇河阳后，李昉又拜平章事，正式成为国家丞相。太宗一朝的“文治”，因为有李昉这样的文人参与，越来越有文明气象，距离五代乱世，已经越来越远。 李昉为相，在处理大宋与契丹的关系上，是“主和派”。他的名言就是：“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皇上要委屈自己，努力与契丹修好；尽量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 这一条原则，后来成为大宋诸臣中“主和派”劝谏君主的关键词，也成为君主自我标榜的关键词。 为了做到“弭兵息民”，李昉几乎不讨论北向用兵之事。几次应诏上书，也都是主张不用兵。对边备也不上心，更多的日常生活，都在“赋诗宴乐”。这样的姿态，连“布衣”人物都看出来了。于是有个“布衣”名叫翟马周的，就击响了“登闻鼓”，诉讼李昉这些事，认为他不适合做宰相。太宗听后，也适当地给了李昉一点“薄惩”。 一钱不值 李昉人很厚道，待人有“恕道”，史称与人打交道“不念旧恶”。乱世中，他看到了太多的睚眦必报，因此，在朝臣的位置上，他总是小心谨慎，“无赫赫称”，没有那种盛大显著的样子，很低调。但即使这样，还是被人嫉妒。陶谷嫉妒他，卢多逊嫉妒他，张洎也嫉妒他，尽管他对陶谷一让再让，对卢多逊从无一句恶语，对张洎更主动交好，但嫉妒，该来，还是来。 李昉与卢多逊平时很友好，但卢多逊多次在太宗面前说李昉坏话。有人甚至透露过卢多逊的背后毁谤之言，但李昉不信。直到李昉做了宰辅，太宗跟他说卢多逊事，李昉还在为卢多逊辩护。太宗忍不住说：“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直。”卢多逊平常把你糟践得一钱不值。“一钱不值”成语在此。 李昉这才知道他交了个什么朋友。 但李昉做事也有原则，他守住读书人那一点清高，从不请托，也不倚老。他在中书做宰辅时，总有人来求他，请他在皇上前美言，以求晋用。李昉若明知此人可以拔用，但还是“正色”拒绝，却在背后推荐此人。如果明知此人不可大用，反而会和颜悦色对待他。李昉的子弟们就问他为何如此。李昉回答：“用贤良人才，是君王之事。如果接受人才的请托，那就是买卖私人的恩典，所以遇到可用之人，一定要严肃拒绝，这样就能将恩典归于君上，我不必居功。如果遇到不可用的人，让他失望，又没有好话给他，那是容易收获怨恨的，所以要和颜悦色对待。” 李昉患有心悸病，几年发作一次，一次发作，就要一年才能恢复。据说这是他执掌诰命三十多年，因为劳役思虑所致。等到他做了宰辅，更加忧虑畏惧。至道二年（996），李昉陪同太宗到南郊参加祭天大典，烦琐的礼仪完毕后，诸臣入贺。李昉“拜舞”中，忽然仆地，应该是心肌梗死，被台吏扶出回家，几天后，薨，年七十二岁，谥号：文正。 “文正”，是大宋朝，乃至于延续到大清朝，传统文人死后能够享有的最高荣誉。历朝不多见，大宋能够荣膺这个谥号的，李昉是第一个，随后三百年间，只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等不足十人。 善人君子，父子相继 此前一年，正月，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李昉坐在旁边，并亲自给他斟了御酒，取了案上水果小吃之类给他。楼上大臣不少，太宗就指着灯火中一派繁华的京师街道，对诸臣说，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坊”，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巷”，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官衙、官署，但现在这些都不见了，因为城市改造，街道拓宽为通衢大道了。说着，又发表一通议论：“过去，后晋、后汉，君臣那么昏暗，互相猜忌，枉陷贤良，当时人，民不聊生。就算他们想营建修缮京师，都没有工夫啊！”李昉回答：“后晋、后汉，臣都经历了，哪里可以与今天的圣朝同日而语啊！像今天这样四海清平，州郡平安，民物阜康，都是陛下恭谨勤政的结果啊！”这一番话似不免“面谀”，但也是实情。太宗像所有愿意听奉承话的人一样，听后也高兴，因此回顾诸臣，给了李昉一个评价：“李昉事朕，两入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谓善人君子矣。”李昉服务于朕，两次进入中书。但我知道的是，他从未做过伤人害物的事，善有善报，所以他有今天这样的尊享。真可谓“善人君子”啊！ 李昉，就是大宋太宗朝的“善人君子”。 薛相身后荣誉在《旧五代史》，而此书，李昉也是编撰者之一。李昉身后荣誉更在《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三部大书。这是奠定他“文正”公地位的名山不朽事业，与薛相比并不逊色。更有意味的是，他教子有方，他的儿子李宗谔，也是文职起家。李昉曾经做到“三馆两制”，崇文院“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做翰林为皇上起草诏令，为“内制”；加知制诰，为中书门下拟定诏令，为“外制”。而李宗谔在此之后不几年，也做到了“三馆两制”，时人很认为这是一种父子相继的荣耀。李相比薛相更具士君子风采。 陆 王禹、柳开、潘阆 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 磨面为生要致君尧舜 王禹偁，就是《建隆遗事》传说中的作者，如此，他似乎是一个史学家。但《建隆遗事》伪书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不足以评价他的“文人成就”，他主要的成就在政治和文学。 政治上，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性意见；文学上，他是宋代著名散文家、诗人，他的诗自成一派，史称“白体诗人”，白居易风格的诗人。这些，都是推演大宋“文治”的个人成果，但更有意味的是他的行为方式。 宋太祖出生于927年，宋太宗出生于939年，王禹偁出生于954年。他是在太祖太宗之后出生的人。他出生六年后，大宋建国，他是生在大宋前，长在大宋后，耳闻目睹的都是大宋气象。 他出身贫寒，世代都是种田人，据说他家“以磨面为生”，可能有个小磨坊。但他很聪明，九岁时，居然能写文章。太平兴国八年（983），他在而立之年，登进士第，“释褐”即被授予成武县（在山东）主簿，县秘书，后来又迁大理评事，大理寺的干事，参与司法审讯。第二年就正式做了长洲（今江苏苏州）的知县。这对正处于青壮年，又是苦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他于是对仕途有了自期于圣贤的志向。 杜甫曾有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做官就要“致君尧舜”，要辅佐君王，让他成为可以与历史上的尧舜相媲美的圣君，让天下风俗回归三代时期的淳朴样子，男耕女织，各自当位；老有所养，幼有所爱，鳏寡孤独都有邦国照应，残疾人能有合理安排，等等，这种境界，就是“天下大同”，致力于这种事业，就是“天下为公”。史称“以道事君”的大义在此。杜甫的这几句诗，很精确地概括了古来士大夫出仕的目的性和价值观。 年轻的王禹偁，熟读唐诗，也读圣贤书，有了与杜甫同样的志向。 他写诗道：“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我出生在了一个好时候，我的志向并不卑下，我要做到辅佐君王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我的学业，之所以辅佐君王的思想资源，根基在孔子和周公。周公名姬旦。 他志向“不卑”，因此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于是在做朝官之后，敢于在陈述意见时直言，讽谏很大胆。他知道自己的直言富有道义价值，甚至在诗中自诩“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我还要磨一把斩断奸佞的宝剑，打算自我开始树立一面直言的旗帜。为此，他甚至多次得罪太宗。 《端拱箴》与《御戎十策》 端拱元年（988），王禹偁被提拔为右拾遗，并直史馆。拾遗，还是谏官，太宗内心其实还是想听到他的直言。史馆是文职的荣誉所在，文臣在史馆工作，都有一种自豪感。王禹偁还是坚持初衷，不改直言之习。恢复朝官不久，他就写了《端拱箴》，文中很多犀利言辞，继续批评朝廷，批评太宗。他说：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开物成务，膺图授籙。爲君实难，惟辟作福。在以欲而从人，不以人而从欲。位既尊大，时惟开泰。渐忘焦劳，或生懈怠。乃有谏诤，乃陈箴诫，箴诫惟艰，斥君之过；谏诤惟艰，救君之祸…… 天生黎民这么多人，要为之树立一个管理者。通晓各种事物者可以接受天命，成为君王。为君不容易，因为只有君王才能作威作福。所以君王要以自己的欲望服从他人，而不能以他人的欲望服从自己。但是在君王这个位置上久了，年景也好了，君王就会渐渐忘了过去的焦劳，有时就会生出懈怠之心来。于是，有我们这些谏官的谏诤，陈述古往今来的道义；谏诤的艰难在于指斥君王的过错，谏诤的艰难也在于救护君王的灾祸…… 他的意思是君王生活过于奢靡，其实这个指斥并不真实。宋太宗在历代君王中，生活可能是相当平衡的。他不奢侈，也不作态故求简朴。后宫连粗人宦官都算在内，不过三百人。但太宗对这类批评，心里有数，所以一般也不苛求。收到他的《端拱箴》之后，还给他加官，做左司谏，知制诰。 王禹偁过了一段风光的日子，还给皇上献了《御戎十策》，讨论边庭战略。大意说“外任人，内修德”，边防线上要多布置间谍，离间西北外患之敌。 又赶上一个灾年，冬旱，王禹偁上疏，认为这种天象意味着“君臣之间，政教有缺”，他要求，对外，停止每年要购买物资，对内，则停止工巧之技。近来城外掘土，往往破毁人家的坟墓，要重新礼葬填埋。外州有些发配的罪犯，如果不是贪赃之罪，可以释放。他还要皇上下诏，从皇上开始，下至百官，再到不担任宿卫的军士，边庭将帅，都要减少俸禄，以此来上答“天谴”，下服“人心”，每个月递减，一直到雨足而后停止。还说他自己在朝臣中，虽然家最贫，俸禄也最薄，但愿意带头减少俸禄。他认为用这个办法，“但感人心，必召和气”，那样就会解除冬季干旱问题。 带头减少薪俸，这个新鲜。但太宗并未采纳。 道安尼姑案 几年之后，庐州有个尼姑叫道安，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状告一个人：她的弟媳妇。具体案由，今天已经很难复原，但知道的结果是：所告不实。也即诬告。恰好这个道安的弟媳妇是名流徐铉的妻子的外甥女。当时徐铉知道此事后，可能给开封府判官张去华递了条子，于是张去华没有判道安弟媳妇的罪，反而把道安从开封府“械送本州”，作为诬告犯罪分子，戴了刑具，遣返回庐州了。道安不服判决，又再次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击登闻鼓，状告“徐铉以尺牍求情，去华故不为之”，徐铉给开封府写信为他太太的外甥女求情，所以开封府判官张去华故意不治理此案。 这事惹恼了太宗。他痛恨冤案。于是交大理寺“推问”。王禹偁恰好刚刚提升为这里的主管。但王禹偁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此案就是道安这个尼姑诬告，没有影子的事；徐铉、张去华是干净的。太宗不放心，又经过刑部宋湜等人复审，结果是继续维持原判。递上来的结果是：张去华审判正确。 很奇怪，太宗不想给道安治“诬告”罪，猜想他的心思可能是：这一伙子人，徐铉、宋湜、王禹偁、张去华，难免不勾结一气，欺负人家一个女尼。于是“有诏勿治”。别人听了这个结果也倒罢了，但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他再次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而且连宋湜、徐铉、张去华一道贬。徐铉已经很老了，遭贬不久病死。 太宗对王禹偁是又烦又爱。他知道这个文人性格刚正不容他物，就告诉宰相要告诫他。然后重新提拔他做了朝官，并直弘文馆。 但王禹偁做官久了，俸禄确实不高，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于是要求补一个郡官，多一点收入，以便于奉养老人。于是皇上又命他知单州，并赐钱三十万。他到单州才十五天，又被召回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 但王禹偁“直言”的性情一直不改。 太祖夫人皇后病故，葬礼不够规格，群臣的丧服不像给一位皇后下葬，怠慢了这个开国皇帝的皇后。王禹偁认为不公，于是与宾友说：“皇后曾经母仪天下，应该用旧礼，隆重下葬。”这不算“劝谏”，应该是背后的牢骚话，但有人将这话汇报给太宗时，他不想收回，也不“悔改”，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这位做着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的朝官，拜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太宗给他的罪名是“轻肆”，轻薄、放肆。 为了证明罢黜王禹偁的正当性，太宗还对宰相解释：“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人的性格真是不可移易。朕曾经告诫过王禹偁，让他自我修饬，不要太过轻肆。但看他近来的行为举措，始终没有改变。宫禁翰林之中，这么重要的地方，哪里还能让他继续待下去呢。 太宗也确实曾经当面告诫过他，对他说：“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爱卿你的文章成就，如果在大唐，不会在韩愈、柳宗元之下。但你这个人太刚硬，不能包容其他人。这样就容易让人阻碍你，如此一来，朕也无法庇护你。 这一番话说得很知心，史称“禹偁泣拜”，王禹偁哭着拜谢了太宗。 以夷制夷 王禹偁在朝廷期间曾经为对付西夏李继迁，贡献过一个战略意见。他认为朝廷多次讨伐李继迁，而李继迁依旧今天投契丹，明天归大宋，摇摆不定，此人可以不必劳动大宋力量去征讨他，只需要公开声明并列举他的罪状，晓谕边庭番汉各部，设立赏赐，给予高官，只要这样做，用不了多久，李继迁不是被擒获，就是被枭首，边庭诸部落人自会立功。这也是“以夷制夷”的一种韬略。对付李继迁，似乎也只有这一招最好使。而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王禹偁所料：李继迁在内部被人所杀，西夏曾经一度归附大宋。 到了真宗朝，王禹偁成为宿臣，得到真宗的敬重。 咸平四年（1001），王禹偁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在任期间，州境之内有两只老虎搏斗，其中一只死，被吃掉一半。这一期间，还有群鸡夜鸣，一个多月了都不停止。冬天时，天上打雷。这类现象，弄得朝野不安。王禹偁上疏，引用传统经典《洪范》关于天人感应的说法，自己检讨，认为此事当应在我王禹偁身上。真宗当时正有泰山封禅的大典安排，他在百忙中赶紧派遣使者乘坐驿马到黄州去安慰他，并为他做法事消灾。法事期间，使者问道教主持人，主持人说：这事应在守土者。真宗惜才，听说后，觉得不能让王禹偁“当其咎”，就给他转移州郡，让他到蕲州去做知州，这样也许就能偏离开所谓的天上惩罚。王禹偁很感动，给真宗上了一份感谢信，内中有“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这样的字样。这都是不吉祥的文字。“宣室”，是汉代未央宫的宣室殿，汉孝文帝曾在这里向贾谊请教鬼神之事；“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寝，汉武帝曾有封禅大典的故实。王禹偁的意思是：有天人感应这类鬼神之事，我并不奢望还能活着；至于陛下您一直要效法汉武帝，准备泰山封禅的大事，我只期待能在我身后施行。这些话说得就像“谶语”一般，史称“上异之”，真宗很惊异。果然，王禹偁到了蕲州，不出一个月就死了，只有四十八岁。 “谶诗”与“势利” 王禹偁故实多。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写诗填词有功夫，很机敏，很丰富。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敢于言说，喜欢评价人物，直身行道是他的基本品质。他常常跟人说一句话：“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元和，是唐宪宗时期的年号，宪宗时，大唐出现短时间的兴旺发达局面，史称“元和中兴”，而李绛、崔群，则是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的大臣。王禹偁这个说法，大有“恨古人不见我”的自诩。 他小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名流的毕士安，正在他所在济州做事，听说这个小孩子有才，就去看他。王禹偁正在推碾子磨面，毕士安就让他以《磨面》为题，作一首诗。王禹偁当即对道：“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著力，便是转身时。”毕士安一听，很惊奇，就将他留在子弟间读书。有一天聚会，济州太守出了一个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一时对答不上。毕士安就将这个诗句写在屏风上。王禹偁见了，写了一句在下面：“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一见，叹息道：“经纶之才也！”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啊！于是给他穿上士大夫的衣冠，呼他为“小友”。等到毕士安做宰辅时，王禹偁也开始入朝掌制诰。 古来大见识有二，一为识英雄于微时，一为料结局于事先。毕士安有慧眼，王禹偁有天才。此事，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史上记录的“谶诗”“谶语”很多，王禹偁这里就有几个案例。他有《病鹤》诗，内中两句道：“埋瘗肯同鹦鹉冢，飞鸣不到凤凰池。”大意说仙鹤即使死了，也不会跟鹦鹉在一起同葬；尽管仙鹤飞鸣高蹈不会到凤凰池。凤凰池是朝廷政事堂、中书省的譬喻。这诗一语成谶，王禹偁这么高的才华，这么高的志向，最后却没有做到宰辅，谶语成真。 淳化年间，他做梦写诗，梦里念给太宗听，还记得其中一句是：“九日山间见菊花。”醒来不知道啥意思，第二天，就被贬，到商州去做团练副使。到了官邸之后，满眼都是菊花。 即幻见真。这类“谶诗”故实，可以看作人们对他诗才的肯定。 犹如所有人的丰富性一样，王禹偁也有“势利”的一面。 太宗想周知天下事，因此有规定，即使是很疏远的小臣，有意见，也可以到朝廷来面见直言答对。王禹偁反对这个制度，认为不可。他上疏，奏章中有一句话：“至如三班奉职，其卑贱可知。”三班，是低级武官，当时设东﹑西﹑横三班。做武官入仕，先做“三班借职”，转“三班奉职”，然后，一级级升迁，最后可以做到节度使。“三班借职”是没有品级的。王禹偁这话一出，得罪不少人，而且流传开来，史称天下“盛传其语”。到了他自己被贬商州，有一天是“国忌”之日，他跟着太守到寺庙进香，天还没有亮，朦朦胧胧，也看不清什么。佛殿之前，有一个人仿佛穿着紫袍，端着笏板，王禹偁认为这人可能官阶不低，就想跟他聊聊天。这个人将笏板收起，对他说：“某即‘可知’也。”王禹偁听不懂，这个人解释说：“公曾经上疏言‘三班奉职，卑贱可知’。某今即官为‘三班借职’，是即‘可知’也。”史称王禹偁听后“怃然自失”，很惊讶，若有所失，怅惘了半天。 王禹偁瞧不起“三班”应该是一低级错误。他忘记了他原来也曾在家里“磨面”，连“三班”也不是。各类人皆有时运不济之时，落魄不是本质，何况初入仕途，“三班”不过是一个初阶，前途如何全在未知之间。所以这个故实看似嘲弄王禹偁，实则是对世相的一个讽喻。人性中的“势利”，古今一致，大宋也不例外，王禹偁一代名流，也未能免俗。 贬谪文化 王禹偁曾经谪守齐安郡（今属湖北麻城），此地荒凉，各类供给都很困难。但在聚会时，也有营妓作陪。不过此地的营妓模样不佳，王禹偁就写诗说事：“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也喜欢。”回忆过去我在西京洛阳看“牡丹”（暗指洛阳营妓）时，稍稍颜色差一点，就提不起兴趣。到而今，来到这个寂寞的山城里，看到野草一般的鼓子花（暗指此地营妓）也心生喜欢。 营妓，是大宋的一个制度性规定。也称官妓，在各州郡多有，用来“给事”不带家眷的官属。官妓有身价，高低不等，一般都来自“勾栏”，也即风月场所。宋代“勾栏”很“发达”。南宋试图革除这类规定，但还是有零星存在。事实上，营妓，也即随军妓女，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他在替徐铉“雪冤”一案中，被贬商州，为此还写了《三黜赋》，内中有句云：“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这几句话好懂，意思就是虽然连续遭遇贬黜，但我还是要走正道。“正直”与“仁义”，是他一生所要坚持的内核。凭着这一篇东西，他成为“贬谪文化”的中坚。中国历来不乏因贬谪而知名的文人，此前，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故实广为人知。此后，范仲淹连续三次被贬，第一次，有送行的人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愈光！”第三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尤光！”故史称范仲淹“三黜三光”。王禹偁在真宗朝曾有变法主张，可以称得上是范仲淹“庆历变法”的先声。 被贬黜，一是官职下降，一是俸禄降低。因此，按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会认为这类人“吃亏”。但正是这类“吃亏”，有了道德预设：被贬黜的官员，都是敢于直言，有正义感，有道义担当，敢以天下为己任，为百姓仗义执言的人物。士风以为被贬光荣，被贬者也认为被贬光荣，于是，凡“以道事君”而不是“为稻粱谋”而“事君”的，有荣誉感的士大夫，就有了不怕贬谪而坚守圣贤立场的故实。有意味的是：朝廷与君王也容许大臣们以被贬而自豪。在这类奇妙的“默契”中，推演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贬谪”文化现象。 王禹偁在为太祖皇后“仗义执言”被贬后，好友苏易简中进士第一的那一榜，有何进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这些人都很钦佩王禹偁，于是由苏易简带头，联名给太宗上奏，请求给王禹偁送行。太宗答应。到了那一天，三百多人浩浩荡荡将贬官送到西短亭，诸生在官桥之下向王禹偁拜别。王禹偁很感动，写诗给苏易简留念。但送行者还是有些害怕，不大敢过于亲密。只有一个叫窦元宾的书生拉着王禹偁的手流泪说：“天啊，这难道就是命运安排吗？”王禹偁记住了他，后来有诗给他，内中两句道：“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 白体诗《畲田词》 王禹偁是宋初著名文学家，成就是多方面的。宋初有三家主要诗派：“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王禹偁在“白体”阵营中成就最高。他有一首《畲田词》，颇为时论所赞赏：“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这诗写的是部落族人刀耕火种的景象，很像古诗《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风景，看似对“尧舜”有“不敬”，事实却是传统政治哲学原理，也是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对“尧舜”的最高褒奖。其大义就是：无为而治。君王朝廷国家政府不对士庶指手画脚，士庶在自发秩序环境下，在充分自主的自由选择中，安居，乐业。现代充分市场条件，从根本上推演的也不过就是这种境界。“安居乐业”是《击壤歌》也是《畲田词》的主题，更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落实于民间的至美风景。人类，还远远没有实现“安居乐业”。 他的词也写得好，可惜传世的只有一首《点绛唇》。词曰：“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这词好在哪里？实在不是“赏析”类文字可以说清。读下去，反复读，吟诵，就会慢慢发现词的美。王禹偁仅凭这一首词，足可以进入宋词大家行列。 他的诗晚年开始学习杜甫，曾经偶尔写诗，与杜甫暗合，就记录此事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本来想做白乐天白居易的后进学生，但也敢于期许我的前身也许是杜甫杜子美先生。 他散文成就也是宋初翘楚。他的政论散文《待漏院记》有言：“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这在“君相博弈”的政治大环境中，将“相权”提到了一个重要高度。他是最早认识到“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人物之一。 馊主意 王禹偁做左司谏时，曾经给朝廷出过一个建议：“请自今群官诣宰相及枢密院使，并须朝罢于都堂请见，不得于本厅延接宾客，以防请托。”请从现在开始，大小官员要见宰相或枢密使，都要在退朝以后，到都堂去求见，宰相和枢密使，不能在东府或西府之本部大厅接见宾客。——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搞私人请托。 司谏，是言官，主要负责考察朝廷缺失，一旦发现，就要直言论奏；如果事情较大，还要敢于当廷谏诤。王禹偁在朝堂日日观察得失，发现有人不尴不尬走后门，办私事，于是，想出这么个办法试图杜绝私人走门路、通关节，立意也是为公。但这却是一个馊主意。 此事涉及太宗朝的“广开言路”政策，也与一个叫王沔的人有关。 王沔是一个颇有机心的人物。 当初，他曾经与张齐贤一同执掌枢密（略相当于国防部或参谋联席会议）工作。等到张齐贤外放，出守山西代州时，王沔有机会升职为枢密副使，并参知政事。五代以来，文官兼任枢密武职很常见。枢密院称“西府”、政事堂称“东府”，二者同在一个大院，人称“二府”。“二府”之间是都堂，应为二府合议或接见宾客之地，是总的办公地点。陈恕当时主管央企盐铁工作，也来到东府。但陈恕生性“苛察”，王沔在中书政事堂做过一些不漂亮的事，很担心同僚有人跟陈恕说旧事，于是很不自在。 这时候，左司谏王禹偁上书，提出那个建议。 王沔觉得这个主意正好可以分离政事堂人跟陈恕等人说他的往事，就上书力挺王禹偁，认为此事可行。 太宗一时昏聩，觉得既然能施行，也好。就令御史台宣布这一决定，施行之。 这不是个小事。 王禹偁的这个主意等于鼓励皇上猜防大臣，离间君臣关系。按儒学意见，这不是“诚之道”。 谢泌两批太宗诏书 太宗朝虽然还在开国之初，“人才粗疏”，但就中也有明白人。反对王禹偁这个意见的明白人是左正言谢泌。 “左正言”，在唐代就叫“左拾遗”（杜甫就曾做过“左拾遗”），与王禹偁的“左司谏”都属于谏官，地位略低于“左司谏”，负责观察并提出各类批评性或建议性意见，也称言官。 谢泌是太宗朝推动言论自由的重要人物。 在王禹偁提案之前，太宗一直提倡士庶上言，但到了端拱初年，读书人见到上书言事往往可以封官获赏，于是言事者越来越多。之中所言事，良莠不齐。于是太宗下诏给阁门，也即接受士庶上言的办公室，只接受那些不怀有“侥望”之心的上言。所谓“侥望”，也即“倖心”，意思指试图借助上言而得利的心思。这样一来，面对种种上言，阁门就要完成一个判断：这位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啊？如此一来，从阁门这里接受上言时，事先就有了盘问。阁门官员自然也是良莠不齐，在盘问中就有了对上言者不够尊重的动机性诘问。这样，一方面是从阁门开始，就按下了很多上言；另一方面，上言者也往往有性情清高的人物，不愿意接受这类问诘，更不想得到“侥望”的讥评，干脆放弃了上言。史称“由是言路少壅”，从此士庶上言的通道略略有了壅塞，不够流畅。 显然，对于广开言路而言，这不是吉相。 谢泌于是“抗疏”，直言诏令之非。他针对太宗的诏书批评说：边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苟诘而拒之，四聪之明，将有所蔽。愿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颙颙之情，得以上达。 国家边境还没有安宁，国内政事也还没有太平。这时候，即使是狂夫之言，圣人也应该能够从中择选。假如像现在这样，盘问上言人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那么四方聪慧明智的意见，就会遭遇壅蔽。希望能够采用可行的意见，拒绝那些不可行的意见，就可以了。不必设置什么上言的条件。这样，所有上言人就都能将自己心里的期盼意见说出来，上达朝廷了。 太宗见自己发布的“指示”遭遇如此犀利批评，没脾气，收回成命而已。 现在，谢泌又遇到左司谏王禹偁所谓“杜绝请托”的谏言，忍不住又上了一本，批评王禹偁，也连带着批评宋太宗。他说：伏睹明诏，不许两府接见宾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广，万机至繁，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苟非接见群官，何以悉知外事！古人有言曰：“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若国祚衰季，强臣擅权，当此之时，可以为虑。今陛下鞭挞宇宙，总揽豪杰，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奈何疑执政大臣，为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当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设若杜公堂请谒之礼，岂无私室乎？塞相府请求之门，岂无它径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体以报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体，妄率胸臆，以蔽聪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 这段话大意是说：我谢泌看到了关于不许两府接见宾客的诏书，窃以为这是猜疑大臣有私情的诏书。天下那么大，陛下那么忙，所以才将个人的聪明才智寄托于辅臣。如果不是接见群官，怎么知道朝廷以外的事情！古人有言道：“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如果是国运衰末，强臣专权，那个时候，怀疑大臣还说得过去；现在陛下已经收拾天下，总揽了四方豪杰，朝廷并无巧言令色之徒，地方并无姑息放纵之将，礼乐征伐各种重大命令都从天子发出，为何要怀疑执政大臣，做这种衰乱之世的事儿呢？假使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就应当斥退；既然用的乃是合适之人，放权给他，又干吗要怀疑他呢？就算杜绝公堂私人请托之事，难道两府大臣就没有自己更隐秘的私室了吗？杜绝相府请求这个门径，真想请托的人，难道找不到其他门径去请托吗？这个诏令可不是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令诸大臣舒展四体报答陛下之道啊！左司谏王禹偁对国家大体太糊涂，昏头妄语，以此遮蔽了陛下的聪明，概属于狂躁之言，不可推行使用啊！ 史称“帝览奏嘉叹，即命追还前诏，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馆”。皇上看罢谢泌的奏章很是嘉赏赞叹，当即命令追还前面一份诏书，并将谢泌所上的奏章交送史馆存档。 谢泌，是东晋太傅谢安的二十七世孙，有文采，著述多种。多次给太宗、真宗进言，他的意见一般都能得到采纳。作为言官，谢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他看到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整理混乱，就提出要按照唐代“经史子集”分作四库的做法管理大宋的藏书。太宗觉得有理，就按他意见做，并让他出任四库“集库”的主管。 当时升殿奏事的人，得到皇上认可后，就带着奏章到有关部门去“传达”，这个过程难免有“巧妄”之举，也即投机取巧，妄言夸大的举动。谢泌就上言，要求从今往后，凡有上言，属于政事的，要送中书，属于军机的，要送枢密院，属于经济的，要送三司，都要经过复核，而后执行。这样，就避免了执行“准奏”时的人为走样。谢泌的这个意见，被采纳后，成为大宋“定制”。 差点挨板砖的大臣 谢泌，是赵炅很喜欢的一个大臣。 有一次，谢泌在史馆负责安排落榜的举子，当时落榜者不少，有些谣言在流播，以至于有些举子“怀甓以伺其出”，“甓”就是砖瓦，落榜的举子们不服气，以为谢泌不公，怀里揣了“板砖”准备给他一下子。谢泌听说后，从其他小路踅进史馆，躲起来，多日不出门。 太宗听说后，大笑，对左右说： “谢泌职责是考试审校，哪里敢营私舞弊！这是落榜小人不自己掂量分量，反过来埋怨主考官。但这事也不得不防。” 于是问左右：“做什么官，前后的引导、警卫比较雄伟，以至于城里人都得回避一下？” 左右奏道：“只有台省知杂，比较威风，很多警卫，闲杂难于靠近。” 台省，指的是尚书省、中书省，也包括御史台，知杂，是御史副职，负责纠弹百官，大约得罪人较多，故出入府院，保卫工作做得比较认真。 太宗听后，就任命谢泌做了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以此来避免遭遇“板砖”之祸。 谢泌生性朴素简易，对道家方式有个性化理解。据说他临终时，沐浴更衣，穿了道家服装，焚香端坐而死。 谢泌多次议论时政得失，所论一般都能切合时弊，多次令太宗收回已经发出的诏书。太宗为此很高兴，更多次嘉奖他的忠诚。有一次，在便殿公干，太宗当面表扬了他。谢泌回答说：“陛下从谏如流，故臣得以竭诚。昔唐末有孟昭图者，朝上谏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乱！” 大唐僖宗时，宦官田令孜专权，当时也是出任左拾遗的言官孟昭图求见不得，就给唐僖宗上书，直言田令孜之罪，被田令孜按下奏章不报，同时还假传圣旨贬孟昭图外放，路上又派刺客将孟昭图冤沉水底。 谢泌就是这样抓住一个个机会，规劝太宗赵炅做好事别做坏事。 史称太宗听了谢泌这一番话“动容久之”，很长时间情绪激动难平，他太需要这样直言上书的忠臣了！ 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虚怀纳谏的君王。这方面，他比乃兄赵匡胤做得还要出色，甚至比宋仁宗也要出色。他是真诚喜欢直言的性情中人。宋仁宗虽然也鼓励直言，但真的面对直言，他也往往气得鼓鼓的，不过是碍于经筵教导（少年时代受过的儒学教育）、祖宗家法、成人理性，“忍”着不发作而已。忍着忍着，忍到后宫，还是忍不住要背后发牢骚。太宗不必。太宗听到直言，如果感觉有道理，马上接纳，会很自然地改正错误；如果感觉没有理，他就沉默，即使被臣下误解，他也不做解释。这方面的坦荡与气度，超过了赵匡胤，也超过了宋仁宗。赵匡胤有时还会为大臣的直言气恼，要不就抓过铁斧子把人家的门牙敲掉，要不就拿一支墨笔在人家脸上画花脸。 太宗赵炅，确有异禀。 王禹偁要求“杜绝请托”，却导致“言路壅塞”的公言上疏，是文人从政的一个教训。假如没有足够的政治洞察力，仅仅凭借情绪化冲动，在自以为“政治正确”的动作中，很有可能走向了“政治错误”。政治，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形式，它的内部展开，很复杂。自以为“正义在胸”，但没有足够的世事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并不能保证言说的正义。 大言柳开 宋初文人，还有个柳开。 他比王禹偁略长几岁，是一个言说中笃信孔孟之道的人物。他自诩：“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论点，后来有很多评说，大意是认为这是视文学为道统的附庸，因而不可取。但事实上这是个难度很大的工程，不是不可取，而是做不到。柳开如此自我期许，除了一点比喻的意义之外，实为大言。后人之“道”，追踪孔孟尚不能及，径直说自己的“道”就是孔孟之“道”，言过其实。至于说柳开我之“文”就是孔孟彼之“文”，那距离更大，他无能达致这个圣贤高度，因为他不是圣贤。 柳开充其量属于“狂狷”者。 柳开有粗野狂妄的作风，他的名字都带着自命不凡的意味。他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所以名“肩愈”，是比肩韩愈的意思；又字“绍元”，是接续柳宗元的意思。后来对韩柳有了意见，又改名“开”，字“仲涂”，号“补亡先生”，意思是由他来开出大道，补缀前贤之不足。 他在太祖开宝六年（973）中进士，做过宋州（今河南商丘）的司寇参军，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知常州、润州，做过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雍熙年间，做监军，因用兵问题，与主帅有冲突，被贬。后又复官。真宗时代，加如京使，知代州、忻州，咸平四年（1001）卒，年五十四岁。 柳开算是唐宋古文运动在宋代的先驱人物，算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在倡导质朴文风，反对浮靡文风方面，他成就斐然，令唐末五代以来的文章风气有所变化。 但他自己文章写得一般，没有多大影响力，还没有他的轶事影响力大。 据说他年幼时颇有异于常人之处，胆子大。后周显德年间，他跟父亲在一起，晚上与家人站在庭院里聊天，有强盗入室抢劫，众人都不敢动，柳开当时只有十三岁，急忙操起一把剑来，与贼搏斗。强盗居然被夺气，吓得翻墙逃走，柳开挥剑，斩断盗贼的两个脚趾。 就学之后，喜欢讨论经义问题，与当时的一般名流，如范杲、杨昭俭、卢多逊等人，都有交往。 雍熙北伐时，柳开向前线运送军粮，快到涿州时，赶上契丹酋长与大将米信交战，当时相持不下。但契丹来人表示愿意投降，米信有点信，柳开想得开。柳开认为兵法有言：“无约而请和，谋也。”敌人一定是有什么麻烦了，急攻，可以取胜。米信犹豫，结果几天后，契丹果然来继续挑战。后来知道，契丹之所以表示愿意投降，乃是缓兵之计，因为箭矢用光了，正在从幽州往前线运输中。有此经历，柳开对自己有了新的期许，他认为他可以带兵打仗。于是要求上前线，给太宗上疏写得很自信，说是“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他认为给他几千兵马，他几乎可以收复幽燕十六州。太宗也正好要用文臣带兵，就让他以崇义使身份知宁边军（今属河北省蠡县）。 雍熙北伐后，宋师岐沟关失利，不久，边境雄州、霸州等地相继传来“谍报”，说契丹将要入边，于是，各地开始备战。柳开所在的宁边军也得到情报，而且一天连续接到八十多份情报，都说契丹要来。所有人没有不信的，只有柳开不信。他给边将郭守文写信，陈述了五个理由，说契丹一定不会来。不久，果然传来切实消息，是谍报人员得到了假情报，警戒解除。当时谍报频来之际，汴梁也得到消息，太宗甚至想再一次御驾亲征，后来知道契丹不至，这才作罢。 这些事，都证明，柳开虽然不过一介文人，但对付契丹，似乎有特殊的直觉。 柳开为官三事 有个契丹“贵将”名白万德，是河北真定人，此地距离柳开所在的宁边军不远。宁边有豪杰，是白万德的姻族，有亲戚关系，因此常常出境去走亲戚。柳开与豪杰素有来往，知道此事后，就劝说豪杰，要白万德为内应，带着整个幽州，归附王师。事有成，当“裂地封侯”，也即给他个节度使。柳开等于在“代表”太宗行使“恩赏”大权。这事诱惑相当大。无论契丹还是大宋，武人能做到节度使，那就是过去藩镇，是国家的方面大臣。白万德还真就答应下来，并派遣使者过来“请师期”，问宋师伐幽燕的时间。这个使者还在宁边军没有回去，柳开却接到了调动报告，要他到全州去做知州，策反大事，就这样没有做成。 但这事也有另外的可能：白万德诈降。他来询问“师期”，就不得不防。事情没有成，各种可能都不存在了。 柳开移知南方，到全州（今属广西桂林），“收复幽、蓟”，从此无缘。 但他到全州，干了个漂亮事。 当地有个部族，称“西溪洞有粟氏”，有五百余人，经常抄截地方的庶民粮食牲口，柳开准备了衣带巾帽，算作礼品，又在衙吏中选了有勇气、口才棒的三个人，要他们进入这个部族的内部，劝诱部族归附，大意说：如果能归附我全州府，我柳开有重赏，给你们田地房屋定居；不然，发大兵深入，将你们一族全部灭掉。这一套恩威并施的办法，生效了。史称“粟氏惧”，于是留下两个衙吏作为人质，部族首领率四个酋长和一个衙吏一起到了全州，表示愿意归附。柳开很热闹地犒赏了他们，全州吏民也很高兴，都愿意友好地与他们吃酒交朋友。一直流连了好几天，放他们回去了。不久，部族按照约定的日期全部来到全州。柳开当即安排他们安居。这个多年的麻烦解决了。 柳开也很得意，写了《时鉴》一篇说这个过程，还为此刻了石，很隆重地纪念此事。然后，又让酋长到京师，入朝，太宗也高兴，授这位首领为全州上佐，赐给柳开钱三十万。 全州有个士卒，不知为何对柳开不满，直接在全州府诉讼柳开，柳开坐堂，见此人讼自己，一怒之下，给他一个徒刑，杖背、黥面，送到京师。“徒刑”是传统“五刑”之一，第三等重。再严重就是“流刑”戴枷发配远方，更严重就是“死刑”，正法了。但朝廷有关部门认为这个士卒“罪不及徒”，罪行还不至于到“徒刑”一级，柳开量刑过重。于是，将柳开削去两个官职，贬黜为一个团练副使。后来又复官、移官，最后知邠州（今陕西彬县）。 邠州此地正在征调粮储，运往与西夏接境的环州、庆州。但这一次，转运使催督甚急，百姓不堪，几千人到州府来哭诉。柳开就给转运使写信，大意说：“我最近从环州那边过来，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即使刍粮不再继续征调，大兵也可以支用四年左右。方今蚕农正在农忙时节，多次调运，已经是老幼疲敝，牲畜困竭，怎么没完了，还在转运？请罢征调。如果不罢，我柳开就派出驿乘，告到朝廷，去跟皇上说去。” 转运使闻言，罢免了当地的转运。 柳开此举有“为生民立命”的道义担当，值得表彰。 真宗朝时，柳开知代州，这是张齐贤曾经立功的地方。 但是代州这个地方也奇怪，总是将帅不和。柳开一来就看到这个问题。甚至包括如何修缮城池，如何准备战具等问题，主将意见也不一致。柳开对跟随他来的儿子说：“我夜观天象，星斗间有云从北边来，犯我边境，这是预示着契丹就要来了。我听说大军能胜，主要在将帅要和。现在诸将不和，都对我有怨言，一旦敌寇来了，肯定会危及我。”于是上疏，要求调换州郡，真宗答应他，移往忻州，做刺史。 就这个故实考察，柳开不及张齐贤甚远。 但柳开有文人的那种侠义。 亦侠亦匪 在河北老家大名，柳氏乃一大户人家，史称“家雄于财”，家中财富雄甲一方。他又好结交、好施舍。但家中财富都在叔叔手中掌管，很吝啬，往往不能满足他。当时恰好有一个名士赵昌言在河朔一带游历，这日在大名谒见柳开，聊得投机。柳开就多次找叔叔要钱，要资助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叔叔才不管啥名流，家财来之不易，是祖宗基业，说啥也不给。柳开一怒，夜半开始放火，烧了一间房舍。叔叔吓坏了，赶紧拿出三十万钱送给赵昌言。柳开就用这种“要挟”手段，获得了部分财富支配权，这位叔叔从此“恣其所施，不复吝”，随便他去施舍，不敢再抠门。 也是在大名时，柳开路过一个酒肆，饮酒时，看到旁边一个士人，言辞气度与当地人有不同，就与他聊天。原来这个人从京师而来，因为家贫不能礼葬其亲人，听说这里有个人叫王祐，很仗义，因此想找他借钱葬亲。柳开问他大约需要多少钱，士人说：“二十万足矣。”柳开倾尽所有，得白金百余两，又凑几万钱送给了他。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义举。 柳开还是一个善于做“行为”的人物。史上说他“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少年时好任性，使气，说话口气很大，往往轻蔑他人。 柳开从家乡大名往东京汴梁去应试，晚上住宿在驿站，听到有妇女哭，声音委屈、悲哀。到了早上，就去询问。 原来她是临淮（今属安徽凤阳）县令的女儿，算是柳开同乡。但这位临淮令很是暴横，有不少贪污行为，还把很多坏事都委托一个仆人来主持。等到县令任职期满，要暂回家乡时，仆人动了歹念，就要挟县令，逼他把女儿嫁给自己，不答应，就告发县令的种种不法。县令看看事情无法避免，只好答应。女儿一向不喜欢这个恶仆，所以夜半想起，哭了起来。 史称柳开“素负节义”，素来负有节义的气度和名声，于是来了一股侠义之气。当即就去见县令，县令没法隐讳，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柳开。这事对县令来说，乃是人生的一大困境、绝境，自己作恶，反被恶人所磨。不是当事人，恐怕很难体会他的痛悔。柳开把事情问清楚了，对县令说：“我愿意借你这个地方，见一下这个仆人，为先生你除害。”县令召仆人时，柳开让县令准备酒果盐梅各类烹调的调料，自己装在袋子里带回房间。仆人来见过柳开，二人算是认识了。到了夜半，柳开招呼这个仆人进入自己房间，问他：“胁迫主人，要将他的女儿做夫人，这活儿就是你干的？”说着，即掏出刀子刺死了他。当晚，将仆人大卸八块，把那些酒果盐梅当作料，一锅炖了。第二天，招呼县令一家和驿站的人们一块吃肉吃酒。完事后，柳开急急忙忙就赴京赶考去了。县令追上他来感谢，说一个晚上到早上一直没有看到仆人，哪儿去了？柳开答道：“适共食者乃其肉也。”刚才咱们一帮人，一块吃的，就是那小子的肉。 这类行为可以分三段说。开始，柳开志在惩罚恶仆，救助女孩，算是行侠仗义。尔后，杀掉仆人，虽然算是私刑，虽然算是“以黑治黑”，但还不失为“原始正义”，于法不当，于情可原。后来吃人肉，而且欺骗他人一同吃人肉，此即为恶、为罪。 柳开见了漂亮女孩，做派虽然不像那个恶仆，但也相距不远。 有一个记录说，柳开在润州做知州时，遇到一个姓钱的供奉官，乃是原吴越国王钱俶的近属族人。供奉官的父亲刚刚到汴梁“奉朝请”，就是没有实职实权的官员循例见君主。柳开以一个知州的身份来见地方名流，钱父没在家，就与供奉官在书房里逛，看到墙壁上有一个妇人的画图，很美。就问这个女人是谁？供奉官说：“某之女弟也。”画中人乃是我的小妹妹。柳开喜笑颜开，说：“我柳开已经丧偶很久，想娶你这个妹妹来做继室。”供奉官说：“等家君回来，禀告后，再来议论这桩婚事。”柳开大言不惭道：“以我柳开的才学，也不算辱没你们钱氏大家族啦！”于是连哄带吓，强迫供奉官将妹妹嫁给他，不到十天，婚礼完成了。钱供奉官不敢得罪柳开这位太守，跑到京师去见父亲诉说此事。老父亲就上殿告柳开，说他“劫臣女”，劫持臣的女儿。当时真宗当朝，却尽力想着息事宁人，偏袒柳开说话，问这位钱老：“你认识柳开吗？告诉你啊，那可真是一个豪杰之士啊！你们家可以说得到佳婿啦！这样，我来为你们做媒可以吗？”钱父听到这里，哪里还有什么话说，拜谢而退，成就了柳开。 过去，柳开到了京师，应选举试时，将自己写的文章准备了几千轴，一轴一卷，用个独轮车载着而来。 大宋选举制度，有个规定，士大夫应试，要有联保，联保者要证明应试者没有大逆不道不孝不悌等行为，称之为“引试”，知举官向联保询问清楚，而后才可以就试。到了“引试”那天，柳开穿了件白细布制作的圆领大袖，下摆有一横襕，这是士大夫很时髦的“襕衫”，自己推着车子，上千轴著作也颇壮观。史称柳开“欲以此骇众取名”，想用这种办法炒作自己吓唬众人，取得名声。但跟他同考的有一人名叫张景，很能写文章，只带了一轴作品在有司帘子前献上。结果主司对张景大为称赏，擢为优等。柳开居于张景之下。时人传开了一句口头禅：“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拜求徐铉“赐之一言” 《湘山续录》记载柳开一故实，很是令人惊恐、恶心。 书中说，柳开性情极为凶恶。他举进士后，官做到侍御史，后又授崇义使，知全州。他嗜食人肝。每次擒获溪峒蛮人，一定会召集僚佐宴饮，在自己案子上放一盘盐料。然后，命从卒将俘虏押来，剥光，从后背取人肝，放到柳开案子上。他自抽佩刀，割了，蘸着盐料啖食。一座皆惊。他在知荆州时，还常常让人盯着邻郡，如果有诛杀之事，马上派从卒“健步”去取人肝，用来充作食用。 柳开知邠州时，太宗知道了柳开生食人肝的恶行，史称“怒甚”，就命令一位叫郑文宝的大臣做陕路转运使，顺便调查此事，如果属实，就用这事给柳开治罪。柳开闻言很害怕。 此前，文臣徐铉因为得罪，被贬邠州。徐铉是江东名士，有文化贵族习气。无论天气多么寒冷，他也不穿毛衫，他认为那是“戎服”，是五胡乱华之后才有的习俗，蛮族人穿的衣服，他不穿。他一生穿的都是宽袍大袖，大汉服饰，从来不穿短衣襟、窄衣服。 在汴梁，上朝往往要到待漏院会齐，等待押班带领入朝。待漏院，百官所在，因此吸引很多生意人来做早餐，卖白面馒头的，卖羊肉烩面的，卖肝夹粉粥的，热气腾腾，叫卖不断。黎明中，黑影晃来晃去。徐铉看不惯，说：“简直就像蛮夷所在的寨下一般。” 他参加人家的吊唁，往往要带上治丧的礼服，到了人家后，在客位静静地换上，然后入吊；完事后，再穿上日常深衣，缓缓退去。 这样一个人物，不为柳开所喜。柳开是那种豪横之人，对士大夫没有礼敬。所以徐铉在邠州多日，柳开不怎么搭理他。 但郑文宝要来了，而且他有可能栽在郑文宝手上。但郑文宝却曾经师事徐铉，是徐铉的学生。等到郑文宝就要到邠州的时候，柳开临时抱佛脚，来求徐铉帮着通融。徐铉说：“文宝昔日是我弟子，但是时过境迁，哪里知道他现在怎么想。”徐铉在太宗一朝，已经是大师一级的学者。他与句中正等人共同校对《说文解字》，并写了至今流传的《序》，还参与编纂了《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多部大书，自己有《文集》三十卷，著作多部，天下追随他的人很多。徐铉读圣贤书，对柳开生食人肝非常恶心，不想管他这个事。 柳开看出他的意思，就再拜，求他，说：“先生但赐之一言足矣。”先生您到时候，给郑文宝一句话就足够啦！ 柳开知道徐铉弟子对老师的崇敬。 徐铉答应了，届时“赐之一言”。 不久郑文宝带着刑具，到邠州来了。他下车不去见知州柳开，却曲里拐弯来到小巷，拜见老师徐铉。徐铉出来，郑文宝行大礼，然后避开正面的台阶，从西边的台阶上来，在廊下跟老师“通温情”，然后走下台阶再拜。徐铉于是要郑文宝上来。二人在廊下站着说话，叙旧。然后告诫郑文宝“持节”，恪守大节，士大夫要珍重这个操守。又告诉他：我徐铉已经被朝廷贬黜，形同废人，以后你不要再来。徐铉这是避嫌，关爱弟子，所以他不让弟子升堂入室，就在廊下“立谈”。郑文宝非要问老师“所欲”，有什么要弟子去办的事。徐铉说了一句话：“柳开甚相畏尔。”郑文宝听后，“默然”。 最终，郑文宝没有锻炼周纳，网罗更多罪名，算是放过了柳开一马。 徐铉在邠州，已经七十岁了，他手写许慎《说文》一部，史称“谨细无误”。由于他不穿毛衫，北方不比江南，过于寒冷，徐铉也许受风寒转大病，结果病倒。一天，他洗漱完毕，梳了头发，命人找来一张大纸，写了六个大字：“道者天地之母”，放下笔后，死去。 柳开则死在真宗朝咸平三年（1000）。 卫道者与米舒卡 我不喜欢柳开这个文人。由这类文人“弘扬”圣贤之道，恰恰是对圣贤之道的玷污。有一个故实可以佐证我的意见。 说柳开做润州太守时，僚属有个才子名叫胡旦，二人常有唱和来往，但都是那种喜欢扬名立万的人物。柳开写诗弄文，已经有名于天下，胡旦名气也不小。这一天，胡旦将自己默默写作多年的一部书《汉春秋编年》定稿，拿出来给柳开看。润州有金山，风景秀丽，胡旦从驻地乘船来这里，就柳开的方便，设了一个酒局，柳开来了之后，拂案，开编，还没有展卷，看到编首竖写一行题目：“汉春秋编年”，不禁大怒，斥责道：“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 你这小子竟敢淆乱纲常，乃是名教罪人一个！自有生民以来，从未有人像孔夫子那样神圣，你是什么人，竟敢窃取圣人经典《春秋》的名号，还恬不知耻地冠于编首！今天先吃我一剑，以此来作后世狂妄之徒的鉴戒！ 说着，拔出剑来就砍。胡旦跑，柳开追。胡旦大步跑，礼服长袍迈不开腿，只好两手提起下摆，急忙奔回来时所乘的大船。柳开一直追到码头，剑锋几乎就要刺到胡旦，在舟人的护拥下，勉强登船。船急离岸，柳开还在船帮上砍了几剑，算是泄愤。 护道、卫道，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戕道、害道。《克雷洛夫寓言》说一个故事（不是故实），很近于此。大意说：一个主人带着米舒卡（狗熊）走在田野上，夏日的阳光很舒坦，主人要在树荫下午睡，叮嘱米舒卡，不要任何人来打扰。一只苍蝇落在主人脑门上，米舒卡搬起石头来砸向苍蝇。柳开此举，就很像这个忠实的米舒卡。 嘲柳开 柳开走在哪里跋扈在哪里，以一种“文人怪癖”不断博取名声。但他遇到了一个对手，潘阆。 潘阆也是江湖奇人，与柳开是同乡，也是河北大名（今属邯郸）人。二人多有交往，也有诗唱和。但潘阆不喜欢官场生涯，就想着读书、写诗，在隐居中自在度过一生，对柳开的出仕和得意常常给以嘲讽。 太平兴国四年（979），柳开跟随太宗平北汉，潘阆听说后，就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云：“从来长见说兵机，今日君恩志岂违。骢马不骑骑铁马，绣衣休挂挂戎衣。雄师已听心皆伏，劲敌将闻魄尽飞。应笑苦吟头白者，二南章句转衰微。”大意说：一直听你说兵家之事，现在跟着皇上总算实现你的愿望啦。有文人所骑的骢马你不骑，现在却去骑武夫要骑的铁马；有文人常服的绣衣你不穿，又披挂起来了军服。大宋雄师知道你来了，估计会很服气你吧？契丹敌寇听说你来了，估计魂魄都会吓飞了吧？我真应该笑你这位曾经立誓皓首穷经的大文人，你不弄经典了，《诗经》等等儒家文献的整理可就衰微啦！ 一首诗，通篇都是讽刺，辛辣得很。 但这还不算什么。 柳开在知全州时，路过维扬（今属江苏扬州），潘阆正在这里，旧友重逢，二人就到休息的传舍。到了一个大厅，看到一间屋子锁得很严密，一打听，原来这是一间凶宅，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有不祥的事情发生，于是，十多年没有人住了。柳开那种任侠使气的派头来了，很不屑地说道：“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詟夷夏，何畏哉？”我柳开文章足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让国人惊恐，有什么怕的？ 于是，就将这间屋子扫除了，住在其间。 潘阆秘密对驿站中的小吏说：“柳公，乃是我的老朋友，但他常常大言自我炫耀。现在我做个小局，吓一吓他，你们不要惊讶。” 到了天黑，潘阆化了妆，来了。他把露肉的地方都染黑了，穿上豹纹兜裆裤，吐着野兽的牙齿，披发，手执大锤子，从外面的围墙翻入。然后爬上房，正儿八经地坐在大厅对面的房屋屋脊上，从这里可以俯视大厅。这个晚上月光也好，天气晴朗，视线清晰。柳开正带着剑从厅里走下院子，散步。 潘阆换了一种嗓音呵斥他。柳开举目，看到了屋脊上的妖怪，眼神不免迷离。潘阆继续呵斥他，柳开有了惶惧，赶紧说：“某借道赴任，暂时栖息在这座馆舍，不是有意要打扰您，请您多宽恕啊！” 潘阆于是一件一件数说柳开的恶事、不法之事，然后又厉声说道：“阴府因为你积累戾气太重，坏事太多，使我带着符箓追你到此。今天，现在，你就要跟我赶紧去见阎王！” 柳开茫然，已经全无主意，于是下拜道： “您说的那些事，我确实做过。但是我现在做官的位置还没有达到，家中还有很多事没有处理。如果能蒙恩宽恕，庇护，我柳开一定会有厚报！” 说完再拜，甚至哭泣起来。 潘阆坐在屋脊上，感到目的达到，也不想太过，就对他说：“你认识我是何人吗？” 柳开匍匐中回道：“某乃尘土中的下士，实在不认识圣者您。” 潘阆道：“我便是潘阆也。” 柳开这才回过味来，连声叫着“潘阆！潘阆！你下来！你下来！”说不出更多话来。 潘阆知道柳开这人性情躁暴，难免会有什么举动，当晚就逃了。 柳开惭愧莫名，第二天一早就乘舟离开了维扬。 弩下逃箭 潘阆，又名潘逍遥，是宋初带有传奇色彩的文人。 他主要活动于江湖，但偶尔进入庙堂，却参与了大宋最重要的两大案件：“赵廷美谋逆案”和“宋太宗立储案”。两场大案，他都反对宋太宗。在“赵廷美谋逆案”中，他与卢多逊在一道，多方奔走，试图拥戴赵廷美为帝。在“宋太宗立储案”中，他与宦官王继恩在一道，多方奔走，试图拥戴赵元佐而不是后来的宋真宗为帝。他似乎是“金匮之盟”的忠实捍卫者。 据说在卢多逊为赵廷美奔走时，潘阆预先就参与了这个“阴谋”，而后，他混迹于京师一个叫讲堂寺的地方，开了个药铺，装饰得古意盎然，连药童的打扮也都是唐巾韦带，气貌爽秀。这里成了拥戴赵廷美的一个民间据点。 不久卢多逊事情败露，大兵已经围了卢宅，就要来抓捕潘阆。潘阆有感觉，他知道跑是跑不掉了，必须要暂时隐藏，隐藏到哪里去呢？他想到了邻居，于是到邻居家发表了一通议论，道：“我，谋逆的事，已经暴露了。抓住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们这儿来了，你们也都知道我谋逆的事了。要是朝廷严肃起来，抓捕诸邻等人，那时正法的可能不下数十人。现在我在你这里藏身，你不说，我不说，那就等于让你家数十口人躲过了灾祸。你也不必担心大兵会来你这里搜索，常言说：‘弩下逃箭’，弓弩射远，不可能射近。我现在要是出门就会被抓，你这儿就是罪犯的同谋。你们想想，这事该怎么办？” 邻居听了无可奈何，只好将他藏在家中隐秘处。不一会儿，果然来了捕快，闯入潘阆药铺，四处搜索，没有人。然后，朝廷画影图形，下发到诸路继续缉捕，哪里找得到。 不久，卢多逊被判刑流放崖州，渐渐市上议论少了些。潘阆就剃发，僧服，五更天，拿着个磬缓缓敲打着，摇摇晃晃出了汴梁城。 潘阆“隐身” 他先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 这里居住着很多隐士。 潘阆曾经有诗名，但为人狂放不羁，他与当时有名的诗人钱易、许洞为友，曾写诗，有句道：“散拽醉僧来蹴踘，乱拖游女上秋千。”据说这是他曾经有过的行为自叙。潘阆“文人怪癖”颇多，他还曾倒骑驴，像传说中的张果老，从华山东来，对人说：“我喜欢华山，不喜欢京师。”当他来到中条山时，许洞恰好在此，闻听老友来了，就写了诗赠送潘阆。诗云：“潘逍遥，平生志气如天高。倚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呶呶。罚教临老头，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常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写这诗等于做姿态，跟潘阆划清界限，相当于向朝廷交上一份免责说明书。 潘阆待了一阵，觉得还不是个办法，就继续西行。 他来到陕西甘肃一带，在一个叫秦亭的地方，弄了一副担子再次化妆，扮作箍桶匠。此地有他一个故交阮思道，也是一个名流，诗人，做过知州和兵部员外郎，这时候正做着秦州的司法官。潘阆叫卖箍桶，阮思道听见、看见，假装不认识，就说要箍桶，放他进入府邸。阮思道提了“三锾”钱，明着向潘阆示意，很潇洒地扔到案子上，乘马出门而去。潘阆领会了他的意思，是让他假作拿钱走人。“三锾”钱的“锾”，是表示重量的单位，也有说就是六两或六两半银子；但也有说“锾”就是“环”，也许一“锾”就是一吊铜钱。总之钱不会太多。但这个场面也不能留下太多。潘阆拿了钱，直接进了里面房间藏了起来。阮思道回来，问守门的：“我放在案子上那三锾钱哪去了？那个箍桶匠哪儿去了？”守门者没法回答，阮思道就痛揍了守门人一番，然后让他去搜捕。守门人恨死了这个箍桶匠，就到大街小巷到处去找，踪影皆无。 潘阆就这样在阮思道府上待了下来。 大将曹彬此时恰好做着秦州的藩帅，阮思道有机会与曹彬接触时，慢慢谈论赵廷美案，说到各地正在拘捕的名流，提及潘阆。阮思道说：“朝廷抓捕潘阆急如星火，我听说潘阆也是一豪迈之士。窜伏这么久了，他应该想办法逃离死罪。曹公您是大臣啊，如果能奏闻朝廷网开一面，或者给他一个小官，召他出来，这也是羁縻的一个办法。”曹彬觉得他说的有理，就在回京奏事时，跟太宗说了这个事。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曹彬从未做过“秦帅”，举荐潘阆的是宦官王继恩。还有一种说法，没有指具体何人，但说此人劝谏太宗，说潘阆乃是一人才，现在到处躲藏，最后的归路，如果潘阆不南下广粤交州，必定会北走胡人之地。那就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一个人才推送给了敌对势力。总之太宗答应赦免。潘阆闻言，结束了流亡生涯。 这时，潘阆与宦官王继恩有了联系。王继恩很欣赏他的才气，多次向太宗推举潘阆。太宗就给了潘阆一个“四门助教”的小官。当时国立学校称为“四门馆”，明堂有四门，在此地协助国子祭酒或博士教授生徒为“助教”。 但事后不久，太宗又听说潘阆有种种狂妄行为，并对王继恩这位宦官参政有了警惕，于是，派人追回前诏。这也是做给王继恩看的一种姿态。 潘阆正在郁闷，不料太宗驾崩。潘阆于是与王继恩等人开始拥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或太祖的孙子赵惟吉，就是不想拥立太宗生前与寇准册立的太子赵元侃。但此时吕端“大事不糊涂”，以一种社稷之臣的胆略和器识，稳定了局面，顺利拥戴赵元侃也即真宗皇帝践祚成功。潘阆又开始了第二次逃亡。 宋刘攽《中山诗话》记载，说潘阆的逃亡另有原因。 书中说：“太宗晚年，烧炼丹药，潘阆尝献方书。及帝升遐，惧诛，匿舒州潜山寺为行者。”太宗晚年，喜欢烧炼丹药，潘阆知道后，曾经向太宗贡献炼丹术的书籍。但太宗可能服用丹药，不久病逝，潘阆害怕受牵连被杀，就藏到舒州（今安徽安庆）的潜山寺做行者。 这事如果属实，则是宋史一大关节。太宗之死似与服用丹药有关。宋人服用丹药也是一种风尚，名相薛居正就是因此而死。此事大可存疑，但也不得不引人生出联想。 且说潘阆，他在潜山寺中隐藏，因为逃亡成功，心情不错，还在钟楼上题了一首诗，第一句说：“绕寺千千万万峰”，第二句，今已不传；末二句说：“顽童趋暖贪春睡，忘却登楼打晓钟。”有一位熟悉潘阆诗歌风格的州郡官员叫孙仅，见到这诗后说：“此必潘逍遥也。”这一定是潘阆的诗。于是让寺僧请诗人出来见面聊天，但机警的潘阆又一次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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