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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真宗赵恒上-6

作者:金纲 字数:12294 更新:2023-10-11 16:14:06

吾土,可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也可视为杀人如草的坟场。史上帝王公侯的“家园叙事”与“坟场叙事”构成了不同政治美学的义理选择。  帝国领袖真宗赵恒与他的精英团队们,选择了“家园叙事”。  他们的所有叙事,几乎都可以在“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这两个主题下得到解释。  “屈己为民”  对“和平事业”的追寻,在整个中国史上,真宗一朝最为自觉。  真宗没有“下跪”,因为他继承的前朝并无纳粹那般罪恶,也没有给契丹人主动带来灾难。他在位期间,所有的战争,都是契丹首先发动的。但他为苍生计,愿意“屈己”“屈意”“屈节”,追求一个“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天下太平世界,也可以理解为“世界和平”境界。  “屈己”,与“屈意”“屈节”,意思相近,都是君主放得下好大喜功之心,接受委屈,而求广开言路、民生安泰、政治和平之大义的意思。“屈己”“屈意”“屈节”,是宋代历史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现象,考《宋史》,据不完全统计,这三个概念出现不下五十次,尤其以“屈己”出现频率为最高。  有意味的是,这也是宋代的君臣共识。臣下要求君主“屈己”,君主也愿意接受“屈己”。宋太宗赵炅北伐失利后,下《罪己诏》,史称“推诚悔过”,宰辅李昉等人,借机推演“屈己”的历史故实,要求太宗牢记“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的政治伦理。从南唐归附大宋的名流张洎,也曾上书太宗,大谈“圣人屈己济物之诚”。真宗的老师、参知政事李至,在西夏问题上就劝谏真宗说:西夏李继迁之辈,固然有罪,但“圣人之道,务屈己含垢,以安万人”。名士王禹偁也上书论“五事”,其中之一就是要求真宗朝对付地缘之敌的战略,应该是:一面谨慎守备,一面通和盟好,以此“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为人也”。他知道有好大喜功之人一定会揣摩皇上自尊心,说些“富国强兵,不可示人以弱”之类的话头,还特意提醒真宗说:这类大话,都是“夸虚名而忽大计者也”。名臣谢泌也上疏言“太平”之事,须“屈己以宁天下”,大宋作为“大国”,没有必要“自轻而与戎狄竞小忿”。毕士安推荐的李允则也在“澶渊之盟”缔结后,给真宗上书说:“朝廷不想困扰大宋军民,所以‘屈己议和’。此事虽然国库支出不少,但与用兵比较,还是利好得多。希望选择边将谨慎地恪守盟约,如果有人上言什么‘与契丹和好没有好处’之类的奏章,这样的边将是不能用的。”后来天下太平,宰辅王旦也夸奖真宗说:“之所以现在‘人情和,天道顺’,是因为陛下您‘虚心求治,屈己为民’。现在远方的人民都愿意向慕中原,年岁丰收人民安乐,这是太平的景象啊!”  大臣说真宗要“屈己为民”,真宗自己的说法则是“屈己安民”“屈节为天下苍生”。当初看望老臣曹彬时,真宗就讨论过这个话头,那时节,真宗一面准备“屈节”,一面强调:必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中原衣冠文明的纲领法度不能丢失,大宋社稷之义理尊严必须恪守,以此来求得国家长远利益。所以,真宗的“屈己”“屈意”“屈节”,与勃兰特的“屈膝”有相近处,那就是在感觉的敬畏中自我坎陷,在理性的谦卑中祈祷和平。  前朝的历史遗留问题,我,来承续。  希特勒纳粹的罪恶,也是日耳曼德国历史的一部分;石敬瑭割地的罪恶,也是华夏人中原历史的一部分;纳粹德国,不是“德国的外国”;石氏后晋,也不是“中原的番邦”。这种历史遗留,各有“天命”,后继者必须正视。  希特勒给欧洲人带来了战火,那是日耳曼德国的耻辱。欧洲人的绝地反击,绝对正确。勃兰特以及西德,愿意代替民族共忏悔。宋太宗给契丹人带来了战争,那是大宋朝中原的失误。契丹人的悲情反击,可以理解。宋真宗以及大宋,愿意代替父辈付代价。  西德的现有疆域,勃兰特必须维护;至于东德,那是“时为大”的故事。中原的现有疆域,宋真宗必须维护;至于北境,那是“时为大”的故事。  公元975年,宋太祖曾与契丹签署“雄州和议”,但到了公元979年,宋太宗将这个和议的盟约撕毁,有了两次“北伐”的记录。契丹人的悲情与愤怒,于是成为“国家性格”。真宗的“岁币”战略,事实上是对前朝政统的接续性解决方案——除了战争,“岁币”似乎是唯一解决方案。真宗不走太宗老路,尽管真宗时代的国家总体实力已经超迈太宗时代。真宗相信支付“岁币”可以成为一种替代也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方案。  真宗的“屈己”向契丹人付币,与勃兰特的“屈膝”向死难者祭奠一样,也“赋予了世界新的角度”:承认前朝遗留问题,推演止杀天道大义,降礼选择政治妥协,走向百年地缘和平。  在中国政治伦理中,和平,有多么重要,真宗就有多么重要。  《誓书》的失礼  现在,“澶渊之盟”,就差最后一个环节了:交换《誓书》。  李继昌、姚柬之赴契丹交换《誓书》时,宋廷不断得到各地的奏报——  驻泊保州的定州路行营副部署兼北面安抚使张凝,书奏:宋师率兵至贝州、冀州,紧盯着北归的戎人(也即契丹)。契丹各路“候骑”(也即巡逻警卫性质的骑兵),一伙一伙“团结”(聚在一起,担心走散)北去,不敢侵掠。宋师已经侦察得知:“戎首与其母”(也即耶律隆绪与萧太后)已过定远军(在河北沧州之南)。  宋师派出的巡寨史臣书奏:戎人寇相州(今属河南安阳)。通判、太常丞杨自牧率州兵、丁壮逐走之,境内以安。  从澶渊派出向契丹和王继忠递送急件的马铺校官回来了,他带来了王继忠的一封奏报,说“北朝”已经严禁撤退北归的草原兵众,以樵采的名义侵扰中原;祈求皇上下诏,要张凝等人不要杀伤北朝人骑。  真宗览奏后,对辅臣们说:  “日前,朕如果听从几位臣僚意见,调发大军,会同石普、杨延朗所部,屯扎于河北沿河诸州,截断契丹归路,南部再调动精锐追击,如此夹击,使其腹背受敌,那时他们必颠沛难堪了。但是朕考虑到矢石之下,杀伤一定很多,虽然我们会有成功,但也很难将契丹人灭国,全部消灭。那样,从此以后,战争就会不断,我们就要向北部边疆不断增兵。河北人民可就没有休息之日了。何况,现在已经求结欢盟,我们已经答应盟约条款呢!如果他们背离盟约,再动干戈,我们因此而誓师,朝廷内外同仇共愤,那时再使其灭亡,也不算晚。现在张凝等人出兵袭逐,不过是不令他们侵扰我们罢了。”  一番话,说得辅臣们大为赞誉。史称“左右皆称万岁”。  事实上,契丹南下澶渊,王超顿兵不前不退,而要求“夹击”契丹的谋略,最初出自名将杨延朗。  杨延朗时任河北缘边都巡检也即边防巡逻军总司令,受诏率一万人屯驻静安军(治所在今河北衡水深州)之东。真宗的意见是让他在此地与诸将形成掎角之势,一旦战起,可以与镇州、定州,形成互相应援的追袭之态势。那时,契丹大军和真宗大驾都已经到达澶渊,此地在静安军南五百余里,但澶渊距离汴梁只有二百里。这是大宋最危急的时刻。这时候杨延朗上言道:“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  契丹在澶渊顿住,此地距离北境草原有千里之遥,他们长途到此,人马都已经很疲惫,所以虽然人数很多,但很容易被打败。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一路上所有的劫掠物资,都在马上驮负,这样就有了沉重负担。臣愿意请皇上诏令诸军,各自扼守敌人退兵的要路地带,伺机拦截。不仅敌众可以被歼灭,就是幽州、易州等山南诸州,也可以乘机袭取。  历史上来看,杨延朗一生最出色的地方,甚至不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遂城战役”——那场战役,杨延朗制作“冰墙”阻止了契丹攻城——而是他的这个“夹击契丹”谋略。  站在时光的后面,就纯粹战术(而不是战略)而言,杨延朗这个意见乃是军事天才与作战勇气的呈现。如果实施,如果宋师能够号令统一,如果河北东路各个要塞守军抓住战机,配合巧妙,拦截契丹远征军应该是一次机会——长途奔袭千余里,进入大宋腹地,而不能调动辖境守军聚歼,确实不可思议。这个作战计划值得冒险。但真宗没有采纳他这个意见,史称“奏入,不报”,奏章递交上去了,但是朝廷没有回复。  杨延朗是一个很温和的男人,但他知道澶渊那个地方,朝廷经受了多大的压力。这个作战计划不能实施,他很为江山社稷朝廷君主担忧。于是,不待得到朝廷诏令,自率麾下万人,长途北上,抵达契丹境内,攻克一座名为“古城”的军事要塞,史称“俘馘甚众”。古代战争,抓住俘虏,不杀,但有时要割取左边的耳朵计数上报,以此计功,这叫作“馘”(音国)。杨延朗用自己孤胆英雄般的气概,向契丹展示了大宋将军的风采,也同时用自己的方式,孤独地策应了澶渊那边的战事,分担了大宋的压力,增加了契丹的压力。最后签订“澶渊之盟”,未必缘于杨延朗独自上演的“古城战役”,但远在契丹本土发生的战事,应该让远在千里之外的耶律隆绪和萧太后感觉到一点什么。  契丹能感觉到大宋的宽厚。他们知道如果宋师南北夹击,契丹北归确实凶多吉少。所以,李继昌到了敌帐之后,再读过宋人的《誓书》,契丹人对大宋的感恩之情有了不自觉的流露,史称契丹人“群情大感悦”。他们给予了李继昌从未有过的礼遇。而契丹人的《誓书》,除了称谓、年号、时间等行文规定上的变化之外,其他要件不加改动,照抄一遍,然后表示:完全同意大宋皇帝意见。然后,就令西上阁门使丁振小心带上,随着李继昌来见真宗了。  这时,真宗已经从澶渊返回到了陈桥驿。丁振就到真宗行在,奉上《誓书》。  真宗浏览一番,一如既往地雍容大度,满意,赐宴,令归。曹利用送丁振到雄州境上。  两份《誓书》,乃是“澶渊之盟”的和平之果,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文献,我不厌其烦,录在这里:一、大宋致契丹《誓书》: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二、契丹致大宋《誓书》: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咨述,不宣,谨白。  两份《誓书》都有“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字样。这里的“北朝”,就是契丹。但《誓书》交换后,当时任将作监丞的名臣王曾表示了异议。他认为《誓书》应该直接说“大宋”“契丹”这样的“国号”就可以了。称契丹为“北朝”,等于承认大宋为“南朝”,相当于与契丹“亢立”,承认了这是两个正朔王朝,“天有二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相当于承认了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中国”。王曾认为此举严重“失礼”。真宗当下也有憬悟,认为他说得对,很后悔行文不慎。但是因为《誓书》已经互换,不可能再更改了,只能将错就错。此事成为“澶渊之盟”完美和平中“有失体统”的憾事。  杜镐先安排“卤簿鼓吹”  真宗车驾到达汴梁北门时,得到张凝报来消息:契丹已经出塞;所以张凝及诸州所部都各回到屯戍之地。  从此以后,契丹再也没有进入过中原。  大宋迎来了百年和平。  大宋与契丹自太平兴国四年初也即公元979年开始,到这时,经历了近二十六年战争。这一天是大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戌日,此时应该已经进入到公元1005年1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月,但在大宋君臣之间、将士民庶之间,却空前地热烈、欢欣。  皇上大驾要进城,“澶渊之役”取得如此成果,朝廷应该安排欢迎仪式。宰辅已经派龙图阁待制、大儒杜镐先从澶渊回京,安排“卤簿鼓吹”,也即车驾入城程序、兵卫甲盾仪仗、旗幡伞盖、乐舞导引等一系列规定性礼仪。但真宗忽然记起这一天是太宗皇帝的懿德皇太后符氏的忌日。按照另一种礼制规定:父母忌日,不可歌舞。虽然符氏已经死去多年,而且她也不是真宗的生母,但毕竟是“父皇”的皇后,此礼不可逾越。  于是真宗派出快马去告诉杜镐,不可安排欢迎仪式,撤掉“卤簿鼓吹”,不得“举乐”,也即不得有欢乐的乐奏。  杜镐认为:如此大事,岂可少了盛大仪式!于是援用历史典故,“驳回”真宗意见,他上书说:“昔日周武王在父亲周文王死后不久,征伐殷纣王。出征前,要有仪式,于是,车驾带着文王的灵牌,前歌后舞。孔子修《春秋》,不以‘家事’推辞‘王事’。现在大驾凯旋,乃是‘国事’也,用乐,于礼无嫌。”  真宗心稍动,又诏辅臣共议。  辅臣都认为杜镐言是,坚持要有凯旋仪式。  真宗听从了这些意见,于是,东京汴梁在一场盛大仪式中,迎回了中国的和平使者、终结了二十六年拉锯战的大宋皇帝真宗赵恒。  达成“澶渊之盟”,是大宋帝国文武官员和真宗皇帝共同演绎的政治硕果。这之中,李延渥的“瀛州之战”极大地消耗了契丹有生力量;李继隆则击毙契丹先锋大将萧挞凛,令契丹夺气;澶渊城北布阵,军容严整,令契丹使者韩杞一见心惊,这感觉传导到契丹营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耶律隆绪和萧太后,令草原帝国的领袖有了“畏宋”心理;王继忠身为“贰臣”,却不忘为故国奔走,直接作用了萧太后的“厌战”情绪,促成“和议”进入了议事日程;高琼在关键时刻“强迫”皇帝过河,振奋了大宋军民必胜信念;王继英领导枢密院军事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和议”的种种细节;毕士安则于幕后“深谋”,推举“能断大事”者走向前台,规划了战略大势,并于事后肯定“岁币”的合理性,深刻影响了君臣之心;但在这些之上,寇准则居于第一大功。  寇准的功勋  寇准的功勋已经被史上不少精英人物认识清楚。  《宋史·寇准传》评论认为:“毕士安荐寇准,又为之辨诬。契丹大举而入,合辞以劝真宗,遂幸澶渊,终却钜敌。及议岁币,因请重贿,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随亦内附。景德、咸平以来,天下乂安,二相协和之所致也。……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  这段话说了如下几层意思:  一、毕士安荐寇准,当其遭遇诬陷时,又为之辩护。当契丹举“倾国而来”时,他们二人异口同声鼓励真宗御驾亲征,终于使兵临城下的契丹兵众退去。景德、咸平年间的太平,实在是两位宰辅协和共治的结果。  寇准之功勋,没有毕士安是不可能的。  当初王继忠来信谈“和议”,大臣们都不敢回应,不知应该怎么办,而真宗不信此事为真,只有毕士安认为此事出于契丹真情真意,建议真宗“羁縻不绝,渐许其成”,这两句话后来成为“澶渊之盟”的“八字方针”,用现代话说,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用温和的笼络手段控制此事方向,不要断然拒绝;根据事态进展渐渐推动积极结果,将契丹提出的“和议”之事做成。当真宗还是怀疑,认为此事难保为真时,毕士安甚至为此打包票,独力将责任承担下来,他说:“臣曾经得到契丹那边投降过来的人,他们说,契丹虽然深入中原,但多次挫败,与出师前的期望落差很大,不得志,很想悄悄退兵,但又没有退兵的名义;况且,他们能不担忧宋师乘其内部空虚,‘围魏救赵’,倾覆他们的巢穴吗?所以,‘和议’这个情报肯定不假,王继忠的奏章,臣愿意为他作保!”  真宗这才开始推动此事,史称“许其请和”。  真宗巡幸澶渊之前,有几个大臣要求逃往金陵或成都,毕士安会同寇准一起反对此议,坚定地执行他与寇准早就定好的“大计”,也即推动真宗御驾亲征。当真宗已经起驾之际,太白金星忽然白天出现,而且有流星从北斗星座处降落。此一天象在那个时代极为恐怖,预示着将有大人物“陨落”,因此,又有神秘家劝说真宗不要北行,但毕士安与寇准不为所动,继续北上。当时毕士安正重病在家,未能与大驾同行,他给寇准写信说:“我病,多次上书要求随驾,但皇上照顾我没有答应。现在,大计已定,唯君勉之!我毕士安能以自身来当这次‘星变’而成就国事,是我的心愿。”  流星出现,毕士安正生病,他期望能由自己承当,不要殃及他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星变”,却“应”在了契丹方向,那就是大驾才行,萧挞凛被我宋师床子弩击毙。  毕士安“大计已定,唯君勉之”这话透露出,他与寇准共同做成了“澶渊之盟”这件大事。  二、由于“澶渊之盟”,大宋得到了“久盟”的和平红利。  三、“澶渊之盟”以后,破除了西夏纵横于两国之间,玩弄“三国志”的战略威胁。  四、寇准因此而进入“古所谓大臣”之荣誉行列。  这算是《宋史》为寇准所做的盖棺论定(另有批评寇准之处,暂不论)。  大宋名臣范仲淹对寇准的评价是:“寇莱公(寇准曾被封为“莱国公”,故史称“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左右天子”,的确是寇准在“澶渊之盟”时的做派。在许多具体的军政安排中,寇准常常违背真宗的旨意,史称“或违上旨”。等到有了盟约,寇准很得意,还对真宗说:“使臣尽用诏令,兹事岂得速成!”假如臣全都用陛下的诏令处理军政大事,和约一事哪能这么快做成?这话说得很“无礼”,但真宗本来就在这件大事上倚重他,把他做了主心骨,所以并不与寇准计较,不仅不计较,还被他逗笑,还很宽厚地赞许、慰劳了他,史称“上笑而劳焉”。  王安石曾有诗句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国家之所以到了神宗时还处于和平之中,没有战争,连王安石都很感激寇莱公。  考历来对寇准推演“澶渊之盟”的评价,我最为欣赏的是陈瓘之说。  陈瓘是徽宗朝的名臣,不为时局所容纳,一生颠沛流离。但他对史上故实往往有高妙见解,著作多种,其中一种为《论大事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佚名《宋史全文》等都引用了他的议论。关于寇准景德年间事,陈瓘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按:王钦若诋毁寇准,对真宗说寇准‘左右天子’实为‘孤注之计’。此事容当后表)哉?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安顺军,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岚岢军,则贾宗走之;寇瀛州,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兵将若此,则亲征者所以激将士之用命。”  陈瓘的意见是,寇准之所以敢于“左右天子”,是因为他明晓大宋实力,并天才地推演出可能的结果。因此,这不是后来被“奸臣”污蔑的“孤注之计”,而是沙盘推演之庙算决定。  王夫之论“澶渊之盟”  后来的王夫之,在他的《宋论》中,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专门谈论“澶渊之盟”中的寇准寇平仲,更雄辩地补充了陈瓘的看法。  王夫之的意见可以大略表述如下:  一、寇准在澶渊整日与杨亿等人饮博歌呼,固然无“戒惧”之心,导致王钦若编造了“寇准以陛下为孤注”的谗言,但这很可能不是“谗言”,而是王钦若等人的真实看法。  二、当是之时,整个宋廷,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寇准之所以举重若轻、饮谑自如,其实是对时局透辟认识之后,有所仗恃。换句话说:寇准知道大宋安全系数相当高,知道此役有必胜之条件。而王钦若之流,面对契丹“举倾国而来”,一开始惊魂丧魄,除了高琼、杨亿(事实上还有毕士安、王继英)之外,“皆巾帼耳”,所以阻止寇准主张一战和迫令真宗亲征的谋略,等到寇准大功已成,这才看到同样都是同僚,但智慧的差距居然如此之大,于是有了妒忌其功的阴暗心态。在此背景下,又有人开始赞美寇准,说他能在紧要关头“以静镇之”。但这种赞美也几乎形同于矮化。“生死存亡决于俄顷,天子临不测之渊,而徒以静镇处之乎”?说“镇静”,如果没有“镇静”的资本,那是一定要误人家国的,如后晋时景延广自矜有“十万横磨剑”,所以很“镇静”对契丹开战,结果,后晋覆亡(事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当初谢安“镇静”,在山上与人“围棋赌墅”,那是因为他有“镇静”的资本:除了骁勇的“北府兵”之外,已经有各地名将撑持局部战役很久,所以谢安心里有数,故有淝水之战的胜利。  寇准仗恃的资本是什么呢?  推演“澶渊之役”事件的终始,考察它的虚实,就可以洞若观火。  现在据史料观察当初形势,契丹得到“三十万”就答应退兵,并不仅仅因为萧挞凛意外中箭而死,也不仅仅因为曹利用能言善辩,这些都不足以让契丹动心退兵。当初契丹大兵一动,紧跟着就来了“议和”的意见(虽然通过“贰臣”王继忠);曹利用第一次谈判回来,契丹即派使者来见真宗。由此可见,契丹又要往前走,又要往后退,徜徉之间,并无决一死战之念,是可以判断的。  当初契丹灭后唐李从珂,是因为有石敬瑭为“内应”;灭后晋石重贵,是因为有杜重威、赵延寿为“内主”(事俱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契丹不能无内应而残中国,其来旧矣。”  当时大宋并无“内应”,也无“内主”(按:于此,愈加怀疑傅潜、王超“拥兵自重”“逗挠不前”的可疑、可怕)。寇准因此有内部可以仗恃的资本,他不怕。只要大宋内部不出石敬瑭、杜重威、赵延寿类型的“宋奸”,契丹最终奈何不了大宋。  但寇准还有外部可以仗恃的资本。他知道现在的契丹,不是耶律德光时期的契丹。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关节,那就是,耶律隆绪一朝因为有了石敬瑭过去割让的“十六州”(事实上只有“十四州”,瀛州、莫州,已经被周世宗“恢复”到中原),所以国人大多改用中原习俗,得志于穿锦缎、食膏粱,习惯于“恬嬉”之中。前辈战将如耶律休哥这样的人,已经不在。所以整体战力下降。但是他们看到大宋对西夏一直采用怀柔政策,不惜用绫罗绸缎等中原好东西贿赂西夏,争取和平;所以契丹认为:中原这些君臣,可以用“虚声恐吓”而得到西夏那样的好处。于是,就开始了战争威胁,但也仅仅是威胁,并不一定要死磕决战。他们带着“索贿之心”而来,结果能够如愿而去,“虏主之情、将士之志、三军之气”,都在这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中原各地“其攻也不力,其战也不怒”的原因。至于关南之地,也不过是能得到就得到,得不到就得不到。  对此,寇准已经将契丹看得透透的,“知之深,持之定”,道理在此。  三、但“兵谋尚密”,寇准不想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众人听。他知道,一旦将这些意见说出来,朝廷上必然就是一番“哓哓之辩论”。按他对大宋朝士之风多年的考察,他知道,那将是打不完的口水之战。所以,寇准独自将这一盘大赌局的“骰盅”操练起来,他像一个老千高手一样,一双透视眼,洞悉了赌局的秘密。此之谓体国之大臣的“密用”(可惜寇准后来没有坚守这类“密用”,结局有点惨,此是后话)。  四、甚至,寇准看得更深,纵横于这一赌局中的胃口更大,他要抓住契丹“不欲战之情”,而展开战略反攻,以此“反制”契丹。甚至利用“和议”,趁契丹撤退时展开大动作,“宁我薄人”,宁肯我对不起你了!事实上,从战争胜负视角考察,这一步棋,这一赌局,确有“必胜之道”。所以王夫之认为:寇准所谓“可保百年无事”,不是一句“虚语”,实在是因为既有内部仗恃的资本,又有外部仗恃的资本。也可以换一句话说:“澶渊之役”很可能是中原君臣“恢复汉唐疆域”的一次难得机遇。  内外可以仗恃的资本,在寇准那里,看得清清楚楚,但在王钦若之流那里,则形同一片黑雾。所以契丹忽然退去,“和议”签约,居然两国友好无猜,这都怎么一档子事?当时,寇准是怎么猜到这一步的?他们是想破头也理不出端绪的。所以说寇准“孤注一掷”,虽然是嫉妒,但也确实就是他们的浅见、短见,在他们看来,寇准的智商跟他们差不多,不过就是胆子大敢赌而已。天才与庸才的差异,那一片鸿沟,无法逾越。  寇准的“画策”  寇准试图与契丹决战的一步棋,陈瓘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他说:  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亦无靖康之祸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祸,亦景德之役误之也。景德王师一动而诛鞑览,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觇敌之不渡河。景德不战而和,欲和者敌也,遂使靖康坐视敌之深入而独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诏边郡无邀敌归,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敌人议割吾之三镇,而犹纵敌不追。其守不足以为谋,其和不足以为信,其纵不足以为德,准之言至是验矣。  在陈瓘那里,景德年间的“澶渊之盟”有功有过;其功在于让大宋安定和平百余年,其过在于,此一模式导致了“靖康之祸”。  景德时宋师一动而诛除萧挞凛,令契丹不敢过黄河,这就让百年之后靖康时的宋廷有了错觉,认为也可以坐守京师,寄希望于金兵不会渡过黄河,结果金兵过河进入汴梁。景德时不战而和,主动要求和的是敌人契丹,这就让靖康时的宋廷有了错觉,认为敌人金兵也可以提出和议并且也能长久。景德时和议成,真宗下诏边郡守兵不得截击敌人撤兵,昭示“大信”,这就让靖康时的宋廷有了错觉,金兵已经割取了宋土三镇,退去时,我宋师也纵敌不追。所以靖康年间模仿景德年间的“坐守”算不得成功的谋略,模仿景德年间的“和议”算不得圣贤的守信,模仿景德年间的“纵敌”算不得天朝的大德。  但陈瓘认为,这一切,本来可以不发生的,因为寇准早就看到了这一步。当初曹利用要到敌寨去谈判“和好”之事,寇准一开始不答应,并且有并吞来寇、包举幽燕之详细规划,史称“画策以进”。但真宗没有答应。寇准的“画策”是什么现在已不可详细得知,但根据史料留下的蛛丝马迹和真宗的沉吟回应,能够知道,寇准主战,很可能就是:可以“议和”,但要在“议和”之后,南北夹击;一俟聚歼契丹进入中原的二十万兵众,即可派出何承矩一部、杨延朗一部,乘其内部空虚,又无后顾之忧,径自跨过拒马河,由北境北上,直取契丹腹地。  寇准“画策”后,很自信地对真宗说:  “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岁后,戎且生心矣!”  寇准此处所谓“戎”,泛指中原北部所有的草原部族,不一定是定指契丹。所以陈瓘在“靖康之祸”后,慨叹说:寇准的预言到此不幸而应验了!  可惜的是真宗没有答应寇准,真宗回答道:  “数十岁后,当有能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几十年后,一定会有能够抵御异族的能人。但我,不忍心看到生灵再次受到战争困苦,姑且按照他们的意见,和了吧。”  寇准的“画策”,刚刚呈现为“可能性”,就消散在虚无中了。没有人在“澶渊之盟”以外看到寇准更“刚猛”的一面,王夫之看到了,陈瓘看到了。他们以中国出色史论家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感觉到了寇准这颗超一流大脑的军政天才格局。说王夫之和陈瓘是寇准的两大知音,当不为过。  陈瓘的意见不止于此,他在议论徽宗朝模仿真宗朝故实而失败时,更有一番近于现代历史哲学的议论,极为精彩。  他说:  然所谓亲征者,在景德行之则可。而议者当靖康时,有请用真宗故事,则不可。盖亲征之行,必兵强可也,财富可也,将能擒敌可也。若此,则分画明,纪纲修,法度正。一有不然,则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无不胜。”此书生之虚论,可言而不可行也。  徽宗朝,面对金兵威胁,朝中有人议论,要徽宗效法真宗,也来“御驾亲征”。似乎只要“御驾亲征”,就可以战无不胜。徽宗朝谋士们的此类方法,后世多有,以为“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云云。但陈瓘所言,等于破除了这类“迷信”。严格说:历史经验,在没有给出当代条件时,甚至不可借鉴;一旦按图索骥“借”来“历史经验”照搬使用,如果不具备此前经验之诸条件,生吞活剥、食古不化,那就是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其结果,也必与“借鉴者”愿景大相径庭。  历史,可能有相似事件,但不会相似到程序次第上的相似。  历史,由于人心莫测和环境变化的介入,其复杂程度不可能如四季变迁般“规律性”呈现,毋宁说:历史无规律。尽管这些相似事件,足以发人深省,足以令后人在其中寻觅经验模式。但这种经验模式,只能据当下条件,而不是历史条件,重行判断和推演其模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完整挪移其模式。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所有的历史经验,在没有给出现在时态条件时,都是唯一性的,不可重复,甚至,不可借鉴。  即如藩镇割据的“阴谋拥戴”,唐末以来,几十场同类军政故实,“规律性出现”的,是外观相近的事件形态,而不是演绎如一的程序次第。“御驾亲征”亦然,真宗驾驭它,成功了;徽宗驾驭它,则未必成功;何况,太宗就曾经驾驭它,结果大败。历史上很多相近事件,往往看上去呈现为“规律”,但深入考究,它们一个个,往往都是唯一的。  但是,假如“历史经验不可借鉴”,如此一来,历史的意义何在呢?  历史之意义,可以概言者甚多,中外思想者不少人讨论过此类老生常谈,但“借鉴历史经验”仍然是主流话语、核心诉求。读者应该能够看到,我并不一般性地反对这个意见。我能够给予的补充意见是两个:一、当,且仅当给出现在时态条件时,“借鉴历史经验”才开始趋于可能性;二、这种“历史经验”,其主要方向是以“褒贬”为主题的故实叙事。  传统史论谓“殷鉴不远”,谓“彰往而知来”,司马迁“述往事”其要义在“思来者”,诸如此类,都可以在这两个补充意见中得到逻辑自洽的解释。  “褒贬”,极重。孔子一生就在平衡往事大义,试图给出一字不可移易的“春秋褒贬”。而后,历代正史,都在“本纪”“世家”“列传”之后,给出精简的评论,这些评论,主题就是“褒贬”。“褒贬”的“历史经验”,可以用两句现代白话将其大义说清楚,那就是:何事可以做?何事不可以做?  如果给足现在时态的条件,这种“历史经验”就是丰厚而又珍贵的遗产,且如克罗齐、科林伍德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陈瓘此论的意义,在于肯定寇准“左右天子”赢得“澶渊之盟”,作为“历史经验”,具有唯一性。而今人能够“借鉴”的,就是学习寇准“能断大事”的“仗恃资本”,以及获取这些“资本”也即“条件”的现代方法,以此去推演可能的趋势。“澶渊之盟”证明:寇准是做足了“前瞻性研究”的谋略大师,可惜史料残缺,今人已不能获得他的研究方法。但是不妨碍今人去“重行推演”他的方法,那是每一个阅读寇准,并愿意理解寇准的读者可以做的一种思想体操,一种饶有意味的益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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