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来抓我：最非凡骗子的真实传奇故事-8

半小时不到，我已被安置在一所干净而高效率的小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我在那里疗养了一个月。一位穿制服的警官时刻守在我的门外，但更像是陪伴而不是看守。每天简或克丝敦、巡佐或卡尔来看我，每次都带来一点东西，花束、糖果、杂志或其他小礼物。我住院期间没人问到我的罪行，也没人提到我将要接受的审判或对我的指控。一个月后我被送回了“牢房”，中午时卡尔拿来一份菜单。“我们没有厨房，”他抱歉地说，“这上面的你随便点，我们从酒吧间给你端来。我向你保证，饭菜是很好的。”确实很好。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便回升到两百磅。我出院的第二天简来看我，旁边跟着一位瘦男子，五官很生动。“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简·伦德斯托姆巡官，”她正式地说。“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将被扣留一段时间，我还有责任对你进行审问。这是一位牧师，他将担任翻译。他的英语很流利，并且熟悉你的所有那些美国俚语和成语。”我目瞪口呆。“哦，得啦，简，你的英语就很流利呀。”我抗议道。“这是干吗？”“瑞典法律规定，讯问外籍犯人时，要有一位熟悉犯人本国语言的翻译在场。”简依然用那种正式的语调说道，仿佛以前不认识我似的。“法律还规定你有权请律师，审问时你的律师必须始终在场。由于你没钱聘请律师，瑞典政府为你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她叫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今天她会和你见面。我说的你都明白吗？”“完全明白。”我说。“那么明天见。”她告辞离开。一小时后我的房门被敲响，门开了，一名看守带来了我的晚餐。他把丰盛可口的菜肴摆在一张便携式小桌上，仿佛他是一位侍者而不是看守。他回来收餐具时，朝我笑了一下。“你想散散步吗？”他问。“只能在楼里走走，在我巡察的时候。但我想你关在屋里可能呆闷了。”我跟他走到厨房，来自附近餐馆的一位侍者从他手里接过托盘和用过的餐具。厨房其实算不上是厨房，只是看守们煮咖啡的一个角落。然后他带我在监狱中巡视了一圈，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只能容纳20名犯人。每到一间牢房，他都是先敲门再打开房门，笑着同犯人打招呼，询问犯人的需要。在锁门前向每位犯人愉快地道一声晚安。我回到自己房间时，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在等我，还有我的翻译卡尔·格里克牧师。我奇怪他怎么也来了。他解释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一点英语都不会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也没有询问我的案情。她只是在介绍到她时打了个招呼，然后告诉我明天早上简开始审问我时她会到场。她是一位端庄的高个子女人，约莫四十来岁，举止有礼。但我对她做我的律师有些疑虑。可是我别无选择。我没钱聘请自己挑选的律师。法国警方没收了我在法国的所有财产，至少我猜是这样。在我被捕后和在押期间他们从未提到过我的财产，我获释时也肯定没有退还任何钱款。而在瑞典，我无法从我那些贮藏处提取资金。第二天简和克里斯蒂安森夫人、格里克先生一起来了。她立即开始询问我在瑞典的犯罪活动。格里克把那些问题翻译给克里斯蒂安森夫人听，她默默地坐着，时而点一点头。在前两次审问中我对简老是搪塞，要么拒绝回答，要么说“我不记得了”或“我说不上来”。下期第二天简来向我祝贺，同时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不能在克里潘那所舒适的小旅馆里服刑，而将被送到马尔默的国家监狱，它坐落在欧洲最古老的学府隆德大学校园内。56、回美国重新受审她还知道意大利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并非那么仁慈。我们开始想方设法阻止把我引渡到意大利，我上书给主持审判我的法官、司法部长甚至国王他老人家，希望在我被释放后能继续呆在瑞典，或最坏被遣返回美国。我申辩说如果拒绝让我在瑞典避难，无论我到哪个国家，都将为同一个罪行被一次又一次地判罪，我的余生会在一个个监狱中度过。我的每一个请愿都被拒绝了，引渡到意大利似乎不可避免。在要被意大利当局引渡的前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琢磨着如何作最后一搏。我感觉如果意大利的监牢真如别人所说的那样残酷，我是不可能活下去的，我宁可在逃跑时被打死，也不愿死在类似于佩皮尼昂的地狱般的监牢中。午夜刚过，一个侍卫出现在我面前。“穿上衣服，弗兰克，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他对我说，“这里有人想把你带走。”我站起来，有点恐慌。“是谁？”我问，“意大利人不是要到明天才来带我吗？”“不是他们，”他回答道，“是瑞典军官。”“瑞典军官！”我惊叫道，“他们想要什么？”他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他们有把你带走的合法文件。”他押送我出了监狱，来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旁。后座上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打开了车门，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法官想见你。”他说。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了法官家里，这是一所朴素的住宅，周围环境很好。法官夫人把我迎了进去，而那个军官仍留在外面。夫人把我带进了法官的书房，指着一张宽大的皮椅子，亲切地说，“请坐，阿巴纳勒先生。我去给你倒杯茶，法官马上就过来。”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几分钟后法官来了，同样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和我打过招呼后，坐在我的对面，默默地端详了我几分钟。我什么也没说，尽管有成堆的问题想问。最后法官打破沉默，以一种柔和的、深思熟虑的口吻说道：“年轻人，你的问题我已经考虑好几天了。事实上，对你案例和背景我作了很多调查。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阿巴纳勒先生，我认为如果你不选择歪路，本可以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不仅在你的祖国，可以在任何地方施展才华。很遗憾你已经犯了你所犯的错误！”他停顿了一下。“是的，先生。”我温顺地说。我希望我到这里不只是上一堂教育课。“你们都知道，年轻人，如果明天你被引渡到意大利，你很有可能被判20年徒刑。”法官接着说道，“我对意大利的监狱是有所了解的，阿巴纳勒先生，它们和法国监狱很相像。并且当你在那里服完刑，又将被引渡到西班牙。正像你请愿书所说的那样，年轻人，你很可能在欧洲监狱中度完你的余生！”“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做的了，阿巴纳勒先生，正如把你从法国引渡到我国一样，我们不得不同意意大利的引渡要求。我们不能蔑视法律而免于惩罚，先生。”他又一次停了下来。“我知道，先生。”我说。我感觉希望锐减，“我想留在瑞典，但我明白我留不下来！”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说道，“阿巴纳勒先生，如果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怎样？”他问道，“你认为你这一次会选择正路吗？”“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那是当然，先生。”我回答道。“你是否认为你已经吸取了教训，像你的那些老师说的那样？”他追问道。“是的，先生。的确如此。”我说道，心中希望陡增。他又坐了下来，看着我，最终点了下头。“阿巴纳勒先生，今晚我做了一件令我自己也惊讶的事，”他说道，“如果两星期前有人让我这么做，我会觉得他一定是大脑有问题！”“年轻人，今晚我打电话给我美国使馆的一个朋友，让他做了一件按照我们瑞典法律来说是属于违法的事，我让他注销你的护照，阿巴纳勒先生。我的朋友也就做了。”我盯着他，从他的微笑里我知道自己诧异的表情是那么明显。我对他的行为感到十分困惑，当然那只是一会儿工夫。“阿巴纳勒先生，你现在在瑞典是不受欢迎的外籍人士，”法官微笑着说道，“我现在可以合法地把你遣返美国而不去理睬任何引渡要求。阿巴纳勒先生，几分钟之后，我将命令门外的军官护送你去机场搭乘去纽约市的飞机，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当然，你应该知道你们国家的警察会在纽约机场等着你。先生，你在你们国家同样是一名通缉犯，我觉得把我的行动通知他们比较妥当。我已经告知联邦调查局你的航班号和到达时间。“我敢肯定你将在你的本国受到审判，年轻人，但至少你是回到了你的祖国，我敢肯定你的家人会到法庭给你支持，如果你被判刑，他们会去监狱中探望你。还有一点，也许你不知道，一旦你在美国服了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引渡你了。美国的法律禁止他国从美国本土引渡你。“年轻人，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你的利益。当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承受法律惩罚以后，我希望你能有个甜美的幸福人生……阿巴纳勒先生，我用我正直的人格打赌，希望你别辜负我的期望。”我多想拥抱亲吻他，然而我只是紧握他的手，满含泪水地向他承诺我一定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事后证明我的诺言仅维持了18个小时。那个军官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使我高兴的是，简正在那里等着接管我，她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里面装有我护照、其他文件以及我在监狱降落伞厂挣的工资。下期我不知道我何时开始琢磨如何逃避等待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也不知道我为何感到必须背叛那位如此信任我的法官。大概是因为我在波士顿监狱的短暂经历吧，我想到了那简陋的单人牢房。57、在飞机降落时跳跑在把信封交给飞行员之前，她给了我一张20美元的零花钱。“这位先生是被驱除出境的，”她对飞行员说，“在纽约机场，美国官员会来接管他，到时请你把这些转交给他们。”她转过身抓住了我的手，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再见了，弗兰克，祝你好运！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将来！”我吻了她，这使飞行员和一名旁观的女机组人员大为惊讶。这是我对简第一次有所表示，表示我对她由衷的敬佩！“我决不会忘记你，”我说，事实上我也从未忘记过。简·伦德斯托姆在我脑海中永远是一位善良、亲切、可爱的益友！那是直飞纽约的航班，我被安排在靠近驾驶舱的最前排，这样机组人员可以一直监视着我，除此之外，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乘客了，有着在乘客舱中走动的自由。我不知道我何时开始琢磨如何逃避等待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也不知道我为何感到必须背叛那位如此信任我的法官。大概是因为我在波士顿监狱的短暂经历吧，我想到了那简陋的单人牢房。当然，它比起佩皮里昂的监房还是很奢侈的，但如果美国监狱能与法国的放在一起比较，我可不想再进去受苦了。我在克里潘监狱的六个月已经宠坏了我。我乘的飞机是一架我十分熟悉的VC－10喷气式飞机———英国子爵号，一位BOAC飞行员曾带我参观过同一型号的飞机，给我做过极详细的介绍，连厕所的构造都讲到了。根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这架飞机将在肯尼迪机场第十三跑道着陆，滑行到终点大概需要10分钟。在飞行员准备着陆前10分钟，我站了起来，溜达到一个洗手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蹲了下来，用手摸到那个我知道位于抽水马桶底部的拉出式把手，使劲一拉，再一拧，整个抽水马桶装置就被我提了起来，露出了一个两英尺见方的舱盖，它下面可接飞机着陆后用的真空管。等了一会，随着一阵剧烈震动，飞机着陆了，飞行员反转发动机并借助副翼使飞机迅速减速。我知道，当滑行到跑道的末尾，也就是要转入通向终点的滑行道时，飞机几乎是完全停了下来。判断准时机后，我蜷缩进原来抽水马桶占据的空间，打开舱盖并钻了出来，双手紧抓舱盖，悬挂在跑道上10英尺的空中。我知道当我打开舱盖时，驾驶舱里有一个蜂鸣器会叫，但我从以往的飞行经验了解到，飞机着陆的剧烈冲击经常会把舱盖撞开一点点，所以蜂鸣器叫是常事，飞行员知道已经着陆，舱门微开不会造成危险，所以他通常会随手把蜂鸣器关掉。我其实并不关心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否这么做的，反正飞机是在夜幕中着陆的，当巨大的机体滑行到几乎停下来的时候，我松开扳着舱盖的双手，撒腿狂奔。我径直穿过跑道，逃进了黑暗之中。后来得知我的逃跑丝毫未引起机组人员的注意，直到愤怒的奥里莱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官员搜查整个机舱，看到了拉出的抽水马桶，才知道我是如何逃逸的。在机场临近范韦克高速公路的一侧，我攀过一道防台风栅栏，招手叫了辆出租车。“中央火车站。”我说。到站后，我用简给的20美元钞票付了车费，然后搭火车去布朗克斯。我没回家，我感觉我母亲的公寓和我父亲的房子一定受到了监视，但我先后给母亲和父亲打了个电话。这是5年多来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通话到最后父亲母亲和我都泣不成声。他们恳求我回他们任何一个家里并向警方自首，我回绝了。尽管我因违背了我对马尔默市法官的诺言而感到羞耻，但我觉得我在监狱里已经呆得够久了。事实上，我是去布朗克斯看一个姑娘的，我在她那里藏了一些钱和衣物，其中一件衣服口袋里还有一串蒙特利尔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她见到我很惊讶，“天哪，弗兰克！”她惊叫道，“我还以为你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花你的钱，把你的衣物送给救世军去了！”我没有多作逗留，因为我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查到我的多少女友和熟人，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找出了一些。我匆匆忙忙地拿了我的衣服，只要了50美元，其余的钱都给了她，随即搭了火车去蒙特利尔。我在蒙特利尔的保险箱里藏有两万美金，我是想去那里拿了钱，然后搭最早的航班去巴西的圣保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我在坐牢期间得知，巴西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为我在巴西没有犯罪，即使我在那里被抓，当局仍会拒绝引渡我的，所以我感觉我在那里比较安全。我取了钱，但我没有坐成飞机。当我在蒙特利尔机场排队买票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一位又高又壮，仪表堂堂的男人，穿着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警察的制服。“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巡警詹姆斯·海斯廷斯，你被捕了。”骑警队员友好地微笑道。第二天，我被带到了纽约和加拿大的边境，移交给美国边防局，之后又被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官员，他们把我送到纽约市的联邦拘留所里。我被一位联邦专员提审了一番，他把我的保释金定为25万美金。之后，由于还没同检举者们商量好把我送到哪里的法庭受审，我又被送回了拘留所。两个月后，佐治亚州北区的律师获得优先权，我被执行官送往佐治亚州富尔顿县的监狱候审。富尔顿县的监狱活像昆虫呆的洞，真正的蟑螂洞。“不太妙呀，伙计，”在污秽的牢房区的休息室里一个囚犯对我说，“这里惟一说得过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了，而且只是在你行将不朽时才会送你去那儿！”休息室里惟一说得过去的设备就数一部付费电话了。我投进一角钱，拨通了值勤军士，“我是约翰·佩茨基医生。”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下期他们没有发给我其他犯人穿的白色棉布囚服，而允许我穿便服。我注意到我的单人间虽说不上豪华，倒是极其舒适。我的饭菜很好，每天还有亚特兰大的报纸，同时也少不了狱卒的冷嘲热讽。58、以检查员的身份越狱“我有一位病人关在你们那里，叫弗兰克·阿巴纳勒。阿巴纳勒先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经常昏迷。中士，我希望您能把他押送到你们的医院里，使我能够前去探视并做些适当的治疗，谢谢您的合作。”30分钟后，来了一位狱卒护送我去监狱医院，听到我打电话的其他囚犯都羡慕地露出了笑容。一星期后，又一位执行官出现，我被遣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联邦拘留中心候审。就是在这所监狱里，我完成了监狱史上最滑稽的一次越狱行动。至少我认为一切都很有趣，我仍然对其中的每一幕回味无穷，虽然有些人对其持相反的观点。事实上，那与其说是越狱，不如说是借天时地利、由多方合作的一次驱逐。我被送入拘留中心时，全美监狱正倍遭民众权利组织谴责，国会的专门委员会和司法部正在调查此事。检查员们投入很多时间明查暗访，遭到监狱里行政人员和看守们的敌意和嫉恨。我恰是在这种氛围下转狱的，押送我的执行官并没有我的转狱执行书，倒是有一副急脾气。拘留中心的签到处却有一堆问题要问那个执行官：我是谁？为什么要转狱到这里？为什么执行官没有适当的文件？执行官突然发起怒来，“是法庭命令押送他来这里的，”他吼道，“随便找个牢房，给点吃的，等我们回头再来找他！”签到官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那位执行官已经气呼呼地走掉了。从我后来了解的情况看，当时我要是跟着他出去，谁也不会来拦我。“又一个可恶的监狱检查员，哼！”送我去牢房的看守嘀咕道。“我不是，我是来这里候审的，”我实话回答道。“你肯定是，”他一边猛地关上房门，一边嘲笑道，“你们这些混蛋总是自以为聪明，是不是？上个月你们就害得我们这里被解雇了两个，我们现在知道怎么识破你们了！”他们没有发给我其他犯人穿的白色棉布囚服，而允许我穿便服。我注意到我的单人间虽说不上豪华，倒是极其舒适。我的饭菜很好，每天还有亚特兰大的报纸，同时也少不了狱卒的冷嘲热讽。他们从不叫我的名字，而是用“奸细”、“密探”、“007”或者其他表示我是他们想像中的监狱检查员的讽刺性字眼。看了亚特兰大的报纸，第一周里就有两则有关联邦监狱机构内幕的报道，我意识到这里的人是真的怀疑我是一名便衣联邦检查员了。即使我真是，他们也大可不必担心，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有影响的人认为美国的监狱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耻辱。这里真是棒极了！尽管还比不上马尔默监狱的条件，但至少比我住过的一些汽车旅馆强多了。不管怎样，如果这里的看守想让我当监狱检查员，我倒乐意当一当呢。我联系上了在亚特兰大的一位仍对我忠心耿耿的女友，这座监狱虽不是那么开放，但每周我们有一次私下使用电话的机会，我就用我的机会给这位女友打了电话。“你听着，我知道要离开这里需要些什么，”我对她说，“你去打听一下怎样来探视我，好吗？”她的名字叫琼·西布林，她要探视我也并不麻烦。她只是自称是我的女朋友，未婚妻，他们就允许她来探视我了。我们在大会见室里隔着一张桌子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块三英尺高的玻璃挡板，上面有一个嵌金属丝网的小孔，互相能听得见对方说话。在屋子两头各有一名侍卫，但他们是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如果你想给他什么东西，先举起来，我们会点头示意你能否给他。”其中一个警卫对她说。我在琼到来之前已经想好了一个出逃方案。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智力练习，但我认为值得一试。然而，我首先必须说服琼帮助我，因为狱外的协助对我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她也不难被说服，“没问题，为啥不干？”她笑道，“如果你能成功脱身，那可太有趣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西恩·奥里莱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或同他交谈过？”我问道。她点点头，“有啊，他上次来询问你的情况时，还给了我一张名片呢，”她说道。“棒极了，”我一下子兴奋无比，“我认为我们有门儿，宝贝！”确实如此。那个星期，琼以杂志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给华盛顿的美国监狱管理局打了电话，花言巧语地约好与检查员C·W·邓拉普面谈有关联邦拘留中心的防火安全问题。琼干得很漂亮。这也难怪，琼不仅很聪明，而且气质优雅，俏丽可爱，任何一位男士都会愿意与她交谈。就在她起身离开，刚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噢，你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吗，检查员先生？这样在我有什么新的问题时可以打电话给你。”邓拉普迅速递给她一张名片。下一次和我见面时，她笑谈着这些细节，并举起了邓拉普的名片，一位警卫点头之后，她从挡板上把名片递给了我。她的来访令警卫们更加坚信我是监狱管理局的探子。“她是谁，你的秘书？也是监狱检查员？”押我回牢房的警卫追问道。“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笑答道。琼那个星期去了一家印刷店。“我父亲刚搬到一所新公寓，换了电话号码，”她对印刷工说，“我想送给他500张新名片作为乔迁礼物，我希望和这一张完全一样，只改一下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就行了。”她把奥里莱的名片给了印刷工。奥里莱的新电话号码是亚特兰大购物中心两部并排的付费电话的号码。印刷工只用三天就完成了琼的要求。琼在下次探监时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们便最后确定了逃跑计划。琼说她已经请了她的一位男性朋友帮忙，以防万一。“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任何细节，只对他说我们是在开个大玩笑。”她说。“好，我们明天晚上就行动，”我说，“但愿明天晚上9点钟左右没人使用那两部付费电话。”下期瑞克给我端来一杯咖啡，然后站在窗旁，我则边喝咖啡边和库姆聊天。“你的别克车来了。”一刻钟后瑞克叫道。库姆站起来，拎着一大串钥匙。“走吧，我亲自带你出去。”59、弗兰克最后的逃脱第二天晚上9点不到，我招呼那位和我不打不成交，已经混得很熟的警卫，“听着，瑞克，我有事要见值班的中尉。你猜对了，我是监狱检查员，这是我的名片，”我递给他一张邓拉普的名片，上面只有他华盛顿办公室的号码，如果有人想打电话给监狱管理局的话，只会听见电话录音提示“现在下班”。瑞克瞄了一眼名片笑起来，“感谢上帝，我们早就猜到你是检查员了，”他得意地笑着，“库姆会很高兴的，跟我来。”他打开了牢门，领我走进中尉库姆的办公室。中尉听说我是监狱检查员后同样很高兴，因为之前他也是这样怀疑我的。“我们一直都知道。”他和气地抱怨着，看过了邓拉普的名片，把它往桌上一扔。我笑了笑，“本来嘛，到星期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了，”我说，“现在我不妨告诉你们，什么也别担心，你们的监狱很干净、井然有序，是监狱管理局想夸耀的那一种，你们会喜欢我的报告的！”库姆喜形于色，我也就接着押我的赌注了，“但现在我有一些急事要处理，”我说，“我要找到这位联邦调查局官员，你能不能帮我拨个电话，我确信他现在还在办公室，”我递给了他那张篡改过的名片，上面印有奥里莱的名字、他在联邦调查局的职位和那两个假电话号码。库姆毫不犹豫，拿起电话就拨那个“办公室”号码。“我在报上看到过这个叫奥里莱的家伙，”他一边拨号一边说，“他好像专门抓那些银行抢劫犯的。”那个“办公室”的电话开始响铃了，琼在响第二声时接了电话，“晚上好，联邦调查局，您有什么事？”“嗯，奥里莱巡官在吗？”库姆说道，“我是拘留中心的库姆，这里有个人要和他说话。”他也没等“奥里莱”接电话，就把电话递给了我。“她说奥里莱马上就来。”库姆对我说。我恰到好处地等了几秒钟，然后开始了我的表演。“喂，奥里莱巡官吗？我叫邓拉普，C·W·邓拉普，监狱管理局的。如果你手边有名单的话，我的代号是16295－A……对，我现在这里，我已经告诉他们我是谁了。“听着，奥里莱巡官，我刚搜集到一些有关你那个费城案件的材料，要在今天晚上交给你……只要10分钟……等一会儿，让我来问一下中尉，我敢肯定他会同意的。”“如果他在狱门前停车，我可以走出去，在他车里和他谈10分钟吗？”库姆扮了鬼脸，“好的，你为何不打电话给你们的人，叫他们把你放出去得了？”他问道，“你不必再呆在这里了，不是吗？”“是啊，”我说，“可这种事要按规矩来。星期二会有一位美国官员来接我。我的上司喜欢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呗。拜托你们不要说我暴露了身份。我不得不这么做，事关重大。”库姆耸了耸肩。“行，我们让你去见奥里莱。妈的，如果你愿意，跟他聊上半个小时都行。”我重新对着话筒说，“奥里莱，没问题……对，大门口……红白两色的别克车……明白了……瑞克给我端来一杯咖啡，然后站在窗旁，我则边喝咖啡边和库姆聊天。“你的别克车来了。”一刻钟后瑞克叫道。库姆站起来，拎着一大串钥匙。“走吧，我亲自带你出去。”他的办公室后面有一部电梯，是警卫专用的。我们下了楼，他带我从小门厅旁的警卫身边走过，打开栅栏门。警卫好奇地看着，但没说什么。我走出门去，溜达到停在路边的汽车旁。琼坐在驾驶座上，头发藏在一顶男式宽边帽里，身上穿着男式外套。我坐上车，她咯咯地笑着。“太棒了！我们成功啦！”她欢快地笑着说。我也欣喜若狂地笑了，“就看你能开多快了。”她像赛车手那样猛然加速，橡胶都烧糊了，在地面上留下了纪念性的轮胎印。离开拘留中心后，她放慢速度，以免引起巡警的注意。然后她拐弯抹角地在亚特兰大兜了一圈，把车开到了长途汽车站。我同她吻别，搭灰狗去纽约。琼回家就收拾行李，搬到蒙大拿去了。就算她卷入了犯罪活动，也没有人愿意去穷追不舍。监狱官员尴尬万分。联邦调查局档案显示，库姆和瑞克企图掩饰自己的失误，说我是强行越狱的。但是正应了哲人的话，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便真相大白了。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密切搜捕的对象，我再次决定逃往巴西。但我知道必须等风头过去一点。我相信最近几天内，美国的所有出境处都会受到严密监视。我逃跑的事成了纽约一家报纸的头版新闻。“被全世界警方称为‘空中飞人’的弗兰克·阿巴纳勒再次逃脱，他曾为躲避逮捕而把自己从飞机的抽水马桶冲出……”那篇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在纽约没有藏钱处，但琼借给我的钱足够我生活到对我的搜捕平息下去。我在皇后区躲了一阵，两星期后乘火车到华盛顿，在那里租了辆汽车，住进了首都郊区的一个汽车旅馆。我之所以去华盛顿，是因为我在弗吉尼亚的波托马克河对岸有几个藏钱处，而且华盛顿人口混杂，似乎是个安全的避风港。我想我在那里不会引起注意。可是我错了。住进旅馆一小时后，我无意中从窗帘的缝隙间朝窗外瞥了一眼，看到几名警察正跑步把汽车旅馆的这一边包围起来。事后我了解到，前台的服务员以前做过空中小姐，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思想斗争了一个小时，考虑要不要管这件事，最后打电话报了警。但我知道必须冒险一试。我套上外衣，从后门溜出去，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步子，朝旅馆拐角走去。刚走出几步，就看见两名警察转过拐角，他们用手枪对准了我。“不许动，先生，我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像警匪片中那样大喝一声。我没有站住，而是迎着枪口走去，一面抽出我的皮夹。“戴维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声音镇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奥里莱来了吗？”枪口放低了。“不知道，先生。”那个警察说。“要是来了，可能在前面。”“好吧，”我干脆地说。“你们守在这边。我去看看奥里莱来了没有。”他俩闪身让我过去。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入了停车场那一边的重重夜幕之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