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上册）-5

韩德让与耶律斜轸按照“遗诏”意见，以耶律贤长子，时封梁王的耶律隆绪嗣位，他才刚刚十二岁。于是，萧太后更名正言顺地“称制决国政”，契丹国法令制度政策概由萧太后总揽。契丹总九位国主，耶律隆绪是第五位，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九年，以后的宋真宗、宋仁宗，都要和他打交道。但他的前半生，几乎就是萧太后做主。　　这位名叫萧绰，小名燕燕的萧太后，在先皇灵柩前哭泣道：“母寡子幼，族属雄壮，边防未靖，奈何？”我这个做母亲的成了寡妇，做皇上的儿子又幼小；咱们这边各个部族又那么威武雄壮；国家边防还没有安定；你们说我怎么办啊？韩德让与耶律斜轸进言道：“太后只管信任臣等，哪里会有什么忧虑！放心！”从此，韩德让总揽宿卫宫禁之事，太后对他更加宠任。　　萧太后，与契丹史上的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一样，都是影响深远重大的政治家，作为女性，她的影响力超过了“断腕太后”述律平。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澶渊之盟”，为大宋与契丹赢来了百年和平。从此将契丹的国运推演到巅峰状态。她与韩德让的爱情故事，也有“希腊悲剧”般的色彩。我将在下一部书中详述始末，此处不再赘述。　　萧太后执政后，封赏了几位功臣，其中之一就是耶律休哥。此际，耶律休哥因为战功，已经成为契丹的北院大王，封“于越”（又作“裕悦”）。“于越”是契丹的荣誉职官名称，其地位在百官之上，是契丹国主对功劳最大文武的最高奖授。契丹二百一十年，只有十人被封为“于越”。现在，鉴于契丹与大宋近年对阵总是败绩的严峻局面，更任命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总揽中原战事部署。契丹期待在耶律休哥统率下，扭转中原战局。　　不久，又有“丰州之战”。　　丰州之战　　丰州，旧址本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后来逐渐南迁。此地最主要的是藏才族人。后梁时，此地称为天德军，治所在河套地区的呼和浩特、准格尔旗附近。太祖时期，藏才族内附于大宋，渐移至山西武乡县附近，建筑城寨之后，成为刺史级别的要塞，后来又升格为团练使、防御使，虽然始终没有达到节度使级别，但却行使节度使职能。行政级别上属于河东路管辖。宋人称丰州、府州（今属陕西府谷县）、麟州（今属陕西神木县）为“河外三州”。三州品字分布，是大宋北边第一道门户。此地后来成为与西夏争夺的主要区域，这是后话。　　此时，驻守丰州的是藏才族人王承美。　　王承美的父亲时代，曾经属于契丹，但在开宝年间归附大宋。王承美就在父亲帐下做衙内指挥使。父亲死后，王承美做了天德军番汉都指挥使，并知州事，又移为丰州刺史。　　现在，王承美凭仗着大宋帝国多次战胜契丹的余威，以及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成功地说服附近契丹辖境十一个部族，七万余帐内附于大宋。　　契丹“一帐”，略相当于中原所谓“一户”。那个时代，人口是最重要的军政资源。人心所向，也证明了邦国源于恩威的吸纳力量。王承美做成此事，意义重大。大宋欢喜契丹愁。契丹在此地也有部署，也叫天德军，是节度使级别的大藩。所以契丹知道消息后，当即由天德军组织武装力量试图抢夺这批移民。于是，有“丰州之战”。　　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王承美在护送十一个部族内徙时，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率草原兵赶来了。　　王承美很干净地击破来犯之敌万余众，斩首两千级，缴获羊马兵器甲帐数万，但最大战果是：擒获了这位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韦太，一作萧太）。　　太宗得到消息，很高兴。不久，王承美又派他的弟弟王承义来“献俘”。太宗接见了他，赐给王承义锦袍、金带，以及绢百匹。　　王承美不简单。第二年，契丹来丰州报复，被他再一次击败万余众，并一直追击到青冢，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斩获更多。　　到了真宗时代，王承美还向朝廷请求，要在丰州建设孔子庙。史称“诏可之”，皇上下诏同意。这应该是大宋帝国文明推进的一大成果。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性的文化认同。　　此事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更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　　赵炅读《老子》　　他在大宋多次战胜之际，与当初豪迈宣称“太原我必取之”“惟有战耳”“乘胜取燕蓟”不同，忽然有了厌战情绪。他亲自下诏，重申过去的一个意见，要边境军民，不得随意出入边关，更不得到边外生事略夺。有违背这一禁令者，论罪。如果北边有羊马牲口进入宋境，要还给契丹。　　赵炅还在读《老子》，有一次就跟左右谈读老心得——　　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朕常常读《老子》，看到“好战，是不吉祥的东西，圣人不得已才用到”这句话，总是多次体会以此作为规诫。王道之事，虽然需要武功来克敌底定，但最后还是要用文德来达到天下大治。朕每次退朝之后，都要看看书，就是要斟酌前世的成败之理而推行，方法就是吸纳好的成功的意见和案例，减损坏的失败的意见和案例。　　这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十月的事。　　耶律贤病逝于太平兴国七年九月。　　王承美丰州大捷在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　　太宗应该是得到耶律贤病逝的消息之后，发布这个意见的。他不想乘契丹国主病逝，新主年幼之际发动战争。这一条历史记录，表明了他这个心迹。但是王承美说服契丹十一家部落，并护送边民内附，显然与赵炅不得侵扰略夺契丹的诏令不合。王承美战胜契丹之后，赵炅依然很高兴。　　看得出，大宋皇帝太宗赵炅并没有坚持阅读《老子》的心得意见。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幽云十六州！于是有“雍熙北伐”……　　太宗决计北伐的时间是雍熙三年正月，公元986年的春天，史称“雍熙北伐”。　　“高梁河之战”已经过去七年，太宗腿上的箭伤虽然没有完全痊愈，还经常性地隐隐作痛，但疮疤已好。大宋的帝国精神更时时在催动太宗及时立功，而不是及时行乐。太宗几乎很少“行乐”。他不像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还够不上“圣君”，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贤君”。他对个人修为，有追求传说中的尧舜倾向。对帝王之业，有罕见的雄心。所以他在经历多次战阵，身负重伤之后，仍然不忘“恢复”汉唐旧疆。　　再次讨伐契丹，他需要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贺令图给了他。　　贺令图主战　　贺令图当时知雄州（今属河北保定），他是太祖贺皇后的侄子。他的父亲贺怀浦是贺皇后的哥哥，曾任岳州刺史，此时在潘美麾下，兵驻三交口。父子二人因为皇亲的关系，又常在北部边地屯驻，自以为熟悉契丹态势，成为大宋早期著名的“主战”派。他们常常给太宗上疏，讨论“恢复大计”。契丹主耶律贤死后，他二人给太宗上疏说：“契丹国主年少，只有十二岁。现在他们是母后专政，宠幸韩德让等人在主事，国人很嫉恨他们。这是个机会，可以乘此，以取幽蓟。”这番话，这个情报，太宗早就知道，但经由这二人说出来，应该是拨动了太宗潜伏着雄心的那根弦。史称“帝始有意北伐”。　　而另外一批“主战”派，也借机造势，要求太宗北伐。　　掌管内廷制造的文思使薛继昭、掌管军需物资的军器库使刘文裕、散官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人都是“主战”派。与贺令图同时，这些人给太宗上了奏章，要求利用这个机会，北伐。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雍熙北伐”，应该知道：燕蓟不是不可以讨伐，但此刻，大宋没有准备好。主要是，统御三军的将才人才没有准备好。此时，大宋还没有足以与耶律休哥对垒的人才。而太宗控驭武夫的一贯之道，并没有改变。这样一场超级战争，北上，等于取仰攻之势。激情、义愤、失地之痛、立功之心，不是取胜的法宝。　　雍熙三年（986）之春，给太宗上疏的这几个“主战”派，除了刘文裕，可算“庸中佼佼”外，其余无一人有大见识，更不是智者。他们提出的北伐意见，更多是一种“热爱大宋，仇恨契丹”的情绪性表现，胸中并无成算。　　贺令图，皇家戚党，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是个老实孩子，史称“少谨愿”，少年时很谨慎，诚实，厚道，有操守。常出入于太宗做晋王时的府邸，得到太宗喜爱。他应该是看明白了太宗的“收复燕蓟之志”，又在边地守卫十多年，自以为燕蓟可取，必取，能取。但史称此人“轻而无谋”，做事轻率而无远谋。作为一般军人指挥一两场无须智慧介入的战斗也就罢了，“雍熙北伐”，这是泼天般的大事，“轻而无谋”岂有前途可论？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特点。　　贺令图，被耶律休哥活捉；贺怀浦，在“雍熙北伐”中，跟随杨业出征，死于阵。贺氏父子，都是大宋壮士，抗击契丹，血气甚壮；但战争，须有智慧衡度。父子二人无此智慧，史上种种“智浅而谋大，力小而任重”的悲剧，乃是这父子二人的生命逻辑。很可惜。　　薛继昭几乎没有经历过战阵。北伐，大宋对契丹，奔袭几百里，纵横近千里，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国力、统帅任命、虚实阴阳、指挥艺术、策略组合、赏罚、考绩、谋略、攻城、涉水、翻山、步骑、排阵、辎重、谍报、用间、反间、信息传递……如此大型战争，其结构之复杂，诸元之繁复，不是“轻而无谋”者可以涉猎的领域。与贺氏父子一样，薛继昭论“雍熙北伐”，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属于“界限不清”。按儒学理论就是：无礼。因为“礼”的要义可以解释得很多，但“当位”“节制”是其荦荦大者。薛继昭徒逞口辩，既不“节制”又不“当位”。简言之，“雍熙北伐”，薛继昭没有资格谏言，理由一条：他不懂战争。而后来战争如他所愿爆发后，他也参战，在曹彬麾下，但表现极为恶劣，临阵时，还没有开战，他就想好了怎么逃跑，影响了士气。　　刘文裕是这些“主战”派中唯一略有资历的将军。他在开宝年间跟随太祖讨伐江南时，曾经做骑兵校官的辅佐，被箭矢所中，但神色不变，为人所称赏。太宗做晋王时，他曾出入于府邸，所以在李飞雄大案中，他能识别诈术，并最终擒获李飞雄。但是讨论“雍熙北伐”，他的智慧还是不敷使用。后来在北伐的组成部分，潘美一部的抗击契丹战役中，他与王侁一道，都有失约的责任，导致杨业自杀。他也不是讨论“雍熙北伐”的合适人选。　　这些人中，最奇异的是侯莫陈利用。　　大师侯莫陈利用　　此人姓“侯莫陈”，三字姓，名“利用”。他是汉化后的鲜卑族人，早年居住在巴蜀，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幻术。太平兴国初年，在京师卖药，经常玩弄“黄白事”迷惑世人。所谓“黄白事”，按照《抱朴子》的意见，就是变化黄金白银的炼丹术。据说用铁器将铅熔化，投入一种只有炼丹者能搞到的神药，铅就化成了白银。再将这个白银熔化，继续投药，就化成了黄金。据说这种“神仙黄白之方”有一千多种。史上有人信，有人不信。　　太宗在做晋王时，府邸有个能人叫陈从信。此人对经济管理很在行，一直得到太宗信任。他推荐了江湖大师侯莫陈利用。太宗召见，当场试验幻术，似乎很神奇。于是大师被封了官，经常伴在太宗左右。　　大师促成了雍熙北伐之后，也跟着大军出征，在潘美、王侁一部，杨业失利，他也随着潘部而退。史上未见此人有何战功。后来太宗给了他一个郑州团练使，像所有的小人得志一样，大师也开始不知道天高地厚，利用职权荐引同党，有了种种不法行为。　　老臣赵普是坚定的“主和”派，他不主张北伐。当他再次拜相后，知道北伐一事，很大程度由这个江湖大师促成，于是对他有了厌恶；后来更知道此人种种不法，于是决计除掉此人。他向太宗提出了请求，要求法办侯莫陈利用。　　太宗不想法办大师。　　赵普坚持法办大师。　　太宗说不过赵普，于是下诏，将大师除名，抄了家，落籍为民，发配到商州禁锢。　　太宗辩才不及赵普。不仅太宗不及，太祖也不及。赵普往往不说话就罢，说了话，即使太祖太宗反对，他也有办法让二位皇上改变主意。赵普是总能一言击中太祖太宗软肋的辩才。　　太祖时，常派遣特务到军中去伺查，看看有没有阴谋拥戴的蛛丝马迹。赵普知道后，极言劝谏说不可这么做，免得生事。太祖说：“周世宗时就这么干。”赵普道：“世宗虽如此，岂能察陛下耶？”世宗虽然这么干，但是伺查出陛下了吗？史称“上默然，遂止”，太祖沉默不语，于是终止了特务活动。　　太宗也曾指责赵普，说他从来不举荐将帅。赵普说：“昔明宗举石晋，晋选张彦泽；刘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岂敢轻举耶？”过去，后唐明宗曾举荐石敬瑭，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了后晋；过去后晋曾举荐张彦泽，张彦泽投降了契丹，灭了后晋；过去后汉皇上刘知远提拔了郭威，郭威成了推翻后汉的后周太祖；过去周世宗推荐了咱们太祖，太祖有了大宋。如此看，举荐武将有风险，臣岂敢轻易举荐武将！逻辑在这儿摆着呢，太宗也没有话说。　　话说太宗贬了侯莫陈利用大师，但不久，还是想这个人，又用了变通的办法，将大师重新召回。　　赵普担心此人再次被起用，就将一位郑州税务官召到中书，向他了解到侯莫陈利用更严重的罪行：大师居然敢于僭越皇室用度，每次在府中接见京官，都要坐北朝南，居住之地所用之物，都是皇上规格。他身上常佩一条犀玉带子就用红黄罗袋装饰。澶州地区黄河曾经由浑浊变为清澈，按照传统说法“圣人出，黄河清”。大师就利用这个事件，在郑州的科举中以“黄河清”为题考举子，等于自比于“圣人”。他在书写判词时，文字有很多不敬，等等。赵普于是要这位税务官上疏告发侯莫陈利用。　　正好又赶上不久前抄家时，在大师府邸搜出几页文字，都是大不敬之语。赵普得知，也让他上疏告发。　　种种黑材料凑在一起，有了聚变效应。　　但太宗不想让大师死。　　但赵普坚持让大师死。　　赵普劝太宗说：“侯莫陈利用这人，罪过太大，如果惩罚太轻，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再说，留着这个人又有什么用？”　　太宗祭出最后一招，道：“难道朕作为万乘之主，还不能庇护一个人吗？”　　赵普不为所动，抗言道：“这个国家巨蠹犯有死罪十几条！陛下不杀此人，是乱天下之法。法，值得珍惜！此一竖子，有什么可值得珍惜的！”　　这话顶得太宗没了道理，史称“上不得已，命赐死于商州”，太宗没有办法，只好命人将侯莫陈利用在商州“赐死”。　　“命赐死于商州”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续资治通鉴》中的说法是“命戮于商州”；《宋史》侯莫陈利用的本传记录说“太宗怒，令中使脔杀之”，但《宋史》中的太宗本纪却说“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坐不法，配商州禁锢，寻赐死”。诸说不同，但“死”是要“死”的。　　得到执行死刑的命令，中使驰马奔往商州。　　太宗这个时刻又一次后悔了。他还是不想杀掉大师，于是派出第二位使者去商州，试图追回前命，赦免大师一死。不料后面这个使者走在路上陷入泥泞之中，好不容易从烂泥潭中脱身，想办法换了马再去追赶，已经迟了。等他追上前面使者，大师已经被行刑完毕，使用的是“磔刑”，也即被“脔杀”。　　“赐死”“戮”“脔杀”，是不同的死法。　　“赐死”是君主诏令身份地位较高、功劳较大的臣下自杀而死，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赐死”，可不至于让受死者在街头众目睽睽下受辱，也不至于让受死者身首分离，可保留全尸，也不必受酷刑折磨，算是一种“优礼”。具体死法，一般是赐毒酒，饮而死；赐剑，刎而死；赐绫、赐绳，绞而死（一般对女子赐绫赐帛，对男子赐绳）。　　“戮”，虽然就是“杀”，但“戮”还有警戒侮辱的意思。又分“生戮”和“死戮”两种。前者是先示众，后杀死；后者是先杀死，后示众，也即陈尸街头。总之，“戮”必要示众。这就与“赐死”有了不同。　　“脔杀”则是“磔刑”，也即凌迟之法，活剐处死，是死刑中最重的一种刑罚。凌迟可能开始很早，五代十国乱世中较多出现，但即使在这个乱世也有人反对磔刑。譬如后晋石重贵时，大臣窦俨就认为死刑只能保存斩、绞两种，而“脔杀”应该禁止，石重贵同意了。太祖赵匡胤时代，制定《宋刑统》源于《大周刑统》，《大周刑统》则源于梁唐晋汉以来的各类“刑统”，而后者更源于《唐律》，《唐律》最重的刑罚就是“斩”。这些刑罚都没有将“脔杀”列入其中。《宋史·慕容延钊传》记录：“贼将汪端与众数千扰朗州，延钊擒之，磔于市。”这个汪端，是被慕容延钊在朗州（今湖南常德）“脔杀”的，而非太祖本意。　　侯莫陈利用，有罪，但是否被太宗下诏“脔杀”，诸说不一，据我对太宗赵炅的理解，以及这一事件的逻辑推演，我倾向于认为，太宗没有“脔杀”侯莫陈利用。　　诸史有“赐死”“戮”“脔杀”三种记录，我选择“赐死”说。　　太宗喜欢大师，第一次发配大师到商州后，还下诏“召回”；第二次“赐死”后，还下诏“贷死”，免于死罪。太宗不至于仇恨大师到必欲“脔杀”的地步，他不想听赵普的。　　但诸史都记录了大师最后还是被“脔杀”的结果，这有可能是执行官讨好赵普，或自作主张的结果。　　窦仪的墓志铭　　赵普，在太祖太宗时代，是个只要了解他，就会让人惧怕的人物。有个故实可以概见赵普如何令人生畏。　　太祖时，对赵普的“专政”，专断执政，已经心怀不满，就很想有人能说说赵普的坏话，好就此免了他的相权。有一次太祖召来甚有清望的名臣窦仪，暗示他赵普很多“不法”之事，并流露了自己的不满。但窦仪却一个劲夸赞赵普是开国元勋，以天下为己任，忠心耿耿，为人真诚正直，等等。太祖听后很不高兴。窦仪回到家里，对几位弟弟说：“我得罪了皇上，肯定不能做宰相了，但也不至于被流放发配，我们窦家，一门可保没有灾难了！”　　窦仪，就是《三字经》里“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五子”之一。曾于宋初主持制定《宋刑统》，为大宋立法，做出卓越贡献；又主持礼仪礼法的制定，为大宋礼制，做出卓越贡献。这是宋初文明的最初推手，被人誉为“天瑞”“国宝”。他死后，墓志铭由太宗朝的名士扈蒙撰稿，写得神采飞扬，其文曰：“天之瑞曰庆云，曰甘露，余以为非天瑞也；国之宝曰河图，曰汾鼎，余以为非国宝也。若有人负拔俗之才，蕴超世之量，祥麟威凤比其德，舜韶汤护齐其声，孝以肥于家，文以华于国，优游清贯，终始令名，斯可谓之天瑞矣，斯可谓之国宝矣。”大意说：一般人都认为五色的祥云、甘美的露水是天瑞，但我认为这不是天瑞。一般人认为黄河里龙马身上的图案、汾阴县后土营旁的铜鼎是国宝，我也不认为这是国宝。如果有人负有超越凡庸的天才，蕴有远过世人的气量，其德能，可以媲美吉祥的麒麟、庄严的凤凰；其美声，可以媲美虞舜时的《韶乐》、商汤时的《护乐》；此人又因为孝道而滋润其家族，因为文采而崇美其邦国；自己又能从容清介，明哲保身，始终保持令名；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天瑞”，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国宝”。墓志铭一般都有“谀墓”倾向，但这一篇文字“谀”则“谀”，但妙实在是妙。拈出“天瑞”“国宝”来评价窦仪，倒是名至实归，窦仪当得。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天瑞”“国宝”，对赵普，也还是畏惧十分。在很多大臣那里，赵普甚至比太祖、太宗要可怕，得罪了太祖太宗，也不过贬官流放，得罪了赵普，结局莫测。于是，他们宁肯得罪太祖太宗，也不愿意得罪赵普。“天瑞”“国宝”也不例外。赵普如果没有过人的“阴毒”，何至于让大臣对他如此惧怕？　　就连当初的吴越国王钱俶，都知道赵普此人非同等闲，特意贿赂他，给赵普送来瓜子金十瓶。　　后来的名相卢多逊，已经是一个博学多谋的人物，但他不服气赵普，多次与赵普作对，卢多逊的父亲卢亿在太祖朝时做官，一见赵普即心生恐惧。他退休后，听说儿子跟赵普不睦，长叹道：“这个儿子将来是免不了有一场祸事啦！还好我已经不久于世，不会亲历此难了，也算万幸。”卢多逊后来果然被贬。　　史称赵普“强直疾恶”，刚强正直疾恶如仇。也有一种说法，说赵普在中书省政事堂，接见群官，一定会拐弯抹角从对话中找到某人某人的短长之初，等到人走了，就让秘书追录某人某事，以后如果某人因某事而被追究，赵普就会找到这些记录，当作证据，于是“群官悚息，无敢言者”，所有知道被记录的官员都很惊恐，没有人敢多说话。　　有一故实可以做证此说为真。　　赵普折服袁廓　　一个大臣名叫袁廓，管理财务有功，但是“性夸诞，敢大言，好诋讦”，性情很怪异，言辞夸大虚妄，好说大话，攻击他人。太祖时认为这是个“奇士”，待他很是优容。太宗时，袁廓更是常与人争论，甚至在朝廷上也为公事私事跟大臣争，而且声气俱厉，太宗还是原谅他。他管理财政事务，小事也很精密，乃至于很多事，需要反复核对，这就延误了地方州郡按时了断业务的进程。地方不满，就来上诉。御史开始过问这事，袁廓不服气，就找三次入相的赵普来论理。这时候，赵普刚处理完侯莫陈利用大师的案子，知道袁廓跟大师有过书信往来，就对他说：“你说的这个事，都属于职司间的工作纠纷，不算个什么事。但是您与侯莫陈利用交结得那么密切，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嗯？”此一问，扪着了袁廓的软肋，袁廓一下子知道：此事可大可小，生死就在瞬间。这位相爷果然如江湖传说，不可触碰。史称袁廓“惊惭泣下”，惊恐、惭怍，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他一生强项好争，此时竟无言以对。　　赵普的故实一箩筐，一下子难于说清，《大宋帝国三百年》将分头缕述，慢慢“推断”这个历史人物的甲乙丙丁。　　“荧惑圣聪”　　现在“重行推断”这些不利于侯莫陈利用大师的黑材料，大略可以看到此人不过是江湖走得久了，浸染更多黑道习气，就像近世江湖大师的作为一样，出于自我推销的目的，必有夸大自我神奇能量之处。这样，就可能自比君王、自比先圣、自比神仙，于是有了“言甚不逊”的狂躁。这样的人留在江湖也就罢了，进入官场，历史上来看，大多会形成一片巫师般的党羽，对清明政治而言，确是一个祸患，汉代以来，这类以巫术控驭政治的案例很多，最后造成的恶政也常见。赵普决计除此人，有其正当性。　　但不正当的是太宗赵炅。　　他为何要听取这类人物大言，在时机未必成熟之际，做一场工程浩大的“雍熙北伐”？　　这就说到传统史书上常见的一个现象：“荧惑圣聪”。　　“荧惑”本义是指天上的一颗星宿，火星，引申为一种凶神，再引申为一种迷惑、炫惑。“圣聪”是说帝王明察。联系起来就是：帝王本来很圣明，明察秋毫，但被恶人、邪佞所蒙蔽，炫惑中，所以断事不明。　　若干年后，名臣谢泌劝谏真宗要坚守“用贤致治之道”时，还提到此事。他认为“先朝（也即太宗朝）有侯莫陈利用……之徒，喋喋利口，赖先帝（指太宗）圣聪，寻剪除之，然为患已深矣”。这是千年以来，“亲贤人、远小人”的帝制治理经验。即使在制度化管理时代，也应该属于优良治理的模式，不同的是：如何选任贤人、退黜小人而已。　　但传统此说将帝王过错全部推给奸佞，不是公断；帝王之所以听信奸佞之言，必是“圣聪”不够。故即使是接受这类传统批评意见，也该各打二十大板。简言之，“雍熙北伐”导致大宋败绩，太宗赵炅有责，他应该负有第一责任。　　上中下三策　　当着有人“荧惑圣聪”之际，也有更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太宗没有听取。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大臣李至的劝谏更为得法，他提出上中下三策，要太宗选择上策或中策，就是不能选择下策。他的上疏是一篇美文，值得欣赏：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师往击，彼必拒张。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又，范阳之旁，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非石莫碎。臣愚以为京师天下根本，陛下不离辇毂，恭守宗庙，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冲卫，或暂驻銮辂，扬言自将，以壮军威者，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敌兵可虞，南有中原为虑，则曳裾之恳切，断鞅之狂愚，臣虽不肖，耻在二贤后也。　　幽州城，是契丹的右臂，我大宋雄师前往征讨，他们一定会拼死抵抗。那时，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用就多，所以一定要广备军粮。应该假定攻克幽州的日期之前，要准备一百天的军粮。现在不知道边境要塞是否有这么多的储备？另外，幽州大城之外，平坦而无丘陵山脉。离开山丘这么远，取石头是很困难的。但敌人固守城池，没有更多石弹，不利用炮具，是很难攻克的。臣愚钝，但还是认为，开封京师乃是天下根本，陛下不必离开汴梁，恭敬地守住宗庙，给敌人一种闲暇镇定的感觉，以此可以抚慰天下敬仰皇上的士庶。这是上策。河北邯郸一带，是通往河东朔漠的重要门户之地。陛下如果一定要亲征，不妨就在大名邯郸驻跸，可以放出风来，要御驾亲征，以此来壮军威。这是中策。如果陛下一定要亲提大军，到达边陲，那样，北边有契丹冲犯的忌讳，南边有中原空虚的担忧。如此，三国时辛毗拉着魏文帝的袖子不让他迁徙民众，这种恳切；春秋时齐太子砍断马鞅绳阻止齐侯逃跑，这种狂愚，都是我钦佩的。臣虽然很不肖，但也耻于在辛毗和齐太子二位贤达的后面——臣是一定要效法这二位的。　　细考李至上疏，其实是在“上策”之前，还讲述了攻取幽州的困难，主要是粮草储备与炮具石弹获取的困难。他认为这一项军备不预先做好，攻取幽州胜算不大。这是在委婉地劝谏太宗，时机未到，可以暂时不动。至于“上策”，也可以概见，李至已经预见了败局，他期待太宗不要亲征，再次品尝这个苦果。李至的拳拳之心于此可以略见一斑。　　太子宾客　　李至是大宋名相之一，“雍熙北伐”前，他已经做到了参知政事，又加给事中。他议论北伐事后，认为太宗没有全盘接受他的意见，做这个机要政事工作没有什么大意思，就多次说自己有“目疾”，要求解除副总理职务。太宗答应了他，给了他一个礼部侍郎职务。打仗是打仗，太宗从未停止过文化建设，这时候正好建秘阁，相当于文化部，就让他做了秘书监。然后又从三馆，也即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中拣选部分图书充实其中。这个活儿总由李至来做。　　太宗还命他和李沆都来兼做太子宾客，下诏要太子，也即后来的真宗，“事以师傅礼”，以师傅的礼节对待李至李沆。二李上表，谦逊表示，不敢当此大礼。太宗下诏回答：“朕博览典籍，考证古训，创建承华殿，辅导太子，一定要选用贤良。因为卿等德高望重，所以将太子委托给你们辅佐调教，就是要太子懂得谦和虚心，因此才在礼节上有异于平常。你们理应当仁不让，这才符合我敬重你们的心意。”一番话说得感人，李至等又上表感谢知遇之恩。　　太宗又对他们说：“太子贤良明智仁义孝顺，国家的根本就坚固了。爱卿等可以尽心规劝教诲太子。如果太子做到‘动皆有礼’，一动一言都符合礼义，就要表扬赞赏他。如果太子做事言论有不当礼义之处，必须极力劝谏。至于《礼》《乐》《诗》《书》这些经典义理，凡有可助益的地方，都是爱卿素来熟悉的，不用我来多说啦！”　　李至在真宗朝还有一次关于西夏用兵的谏书，要求优待西夏辖境和周边的番族，孤立西夏。这个意见与后来张齐贤的意见出奇一致，但他要求放弃被西夏侵占的灵武（今属宁夏银川），与张齐贤不同。张齐贤认为经由他的策划，可以保住灵武。李至有一种直觉：灵武，依大宋当时的武力，守不住。为此，他提出后来“主和”派的先声意见：“圣人之道，务屈己含垢以安亿民，盖所损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为念，不以巨憝介意。”圣人之道，务必要自我谦卑含垢忍辱，以此来安定亿万士庶的民生。因为这样邦国损失小（只有帝王一人的损失），获益大（全国士庶都免于战争祸患）。期望陛下以天下黎民百姓为念，不必介意西夏那个罪恶的大头领。　　但真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最后灵武还是失守。此是后话，容后再表。李至没有治兵经验，但也曾短期出任节度使职务，没有更多贡献。但两次谏书，一次谏伐契丹，一次谏伐西夏，都是大宋“主和”的滥觞，值得注意。“屈己含垢以安亿民”，甚至成为大宋“主和派”的口头禅。此中义理可思考者很多。要之：国家荣誉与民生利益是否冲突？假如冲突，义理何在？假如不冲突，大宋应该怎么做？　　李至饱学，《宋史》记录他有著作《皇亲故事》一卷、《正辞录》三卷、《李至集》三十卷，还有与名相李昉的合集《二李唱和诗》一卷。他应该是太宗、真宗两朝的大文人。　　但他有两件事，颇遭后人诟病。　　桃花犬　　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历届美国总统一样，大宋总统赵炅也是一个喜爱宠物狗的性情中人。据说太宗的狗狗非常可爱，常常跟在太宗左右，就像小布什出外乘飞机也要带上狗狗一样，太宗乘舆时，往往也要带上狗狗。这狗狗是合州（今属重庆）贡献的“桃花犬”，史称“甚小而性急”，常常在太宗御床附近转悠。每当太宗坐朝时，它总是先叫唤，大臣们才肃静下来。太宗死后，狗狗终日呜号，不吃东西，瘦得皮包骨。真宗下诏，让狗狗去守太宗陵寝，这狗狗才摇尾，饮食如常。后来造了一个大铁笼，里面铺上素净的垫子，跟着给太宗送葬的卤簿仪仗队伍，被送到太宗的陵寝。行路者看到后，都忍不住流泪。　　这种超越物种的情感也感动了李至，他为此写了诗，歌咏这件事。他还认为狗狗都对人这么深情、忠诚，而俗世间的人类往往薄情，我想李至这诗写得应该有益于“戒浮俗”。李至诗最后一句就是“愿君书此惩浮俗”，愿钱若水君将此写入《实录》来惩戒浮薄的世俗习俗。　　当时名臣钱若水正在主持修撰《太宗实录》，李至就要求他将此事还有他的诗写进去。　　但钱若水拒绝了他。　　作诗歌咏人狗情未了，未为不当；但将此事此诗写入《太宗实录》，还须商量。在《实录》中讴歌一只狗狗，等于在骂士庶中有人不忠无情。士庶中，定有无情之人，不忠之辈，但以一只狗狗来比况，此事未免陷入平庸的深刻。狗狗对人情深志忠，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以此说话，且由大臣说话，且写诗说话，且要将这寻常伤感与一本正经的“歌咏”记录，写入《太宗实录》，格局太小，有失大臣体；题旨浅薄，有失言说体；入史不雅，有失《实录》体。整体看来，就是于礼未当。　　李至曾经在南唐归附过来的名臣徐铉门下执弟子礼。他做得不错，恭恭敬敬抄写了老师和老师弟弟徐锴的文集，放在自己书房案头。但他却生性吝啬，幼年时父亲早亡，被一个叫李知审的武官收养，但他富贵之后，却设法赶走了李知审的养子，为的就是占有养父的家财，虽然他后来也推荐李知审做了比较大的官，但却“逐其养子以利其资”，史官记录此事，这八个汉字，李至蒙羞、士林蒙羞。后来的读书人不可不知。　　孔子有言：“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李至这两件事，都算“失礼”。　　但谏止北伐事，李至上疏却“有礼”。北伐中，北伐后，宋廷都有大臣提出等待时机的意见。老臣赵普、名相宋琪、文人李昉等，都有长篇大论，陈述北伐利害关系。主旨都是：内修道义，远人自来；因此不必在时机不成熟时兴师动众。李至所言提出上中下三策，前文的文字铺垫部分更指明百日粮草不备因此不便北伐的根本，如此委婉而中肯的劝谏，在同侪中显出了他的文字功底和言说智慧。史称他的文章“辞华典赡”，文辞华美流丽，用典周备丰富。说他的母亲张氏，曾梦见八个仙人从天而降，拿了一幅“字图”让她吞下，等到她醒了，还觉得胸内有东西在。不久，生了李至。　　但太宗赵炅，这个对恢复汉唐旧疆，抱有巨大期待的十世纪中国领袖，他的北伐意志，已经不可变更。“荧惑圣聪”在神秘应验。　　宣战檄文　　雍熙三年（986）正月到二月，宋师做出了部署：拟分三路向燕蓟挺进。　　东路，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崔彦进为副都部署。这一路又有米信一部。米信被任命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为副都部署。两路同属于东路，受曹彬节制，率宋师出雄州，兵锋直指幽州。　　中路，以田重进为定州路（治所在今河北定县）都部署，出飞狐（今属河北涞源），也向幽州开进。　　西路，以潘美为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州都部署，杨业为副都部署，率部出雁门。按战略意图，此一路，有大纵深自北向南包抄幽州的动向。　　宋师雄壮，三路大军总兵力在二十万以上，各种攻城器械都已经准备妥当，大军比太宗第一次“乘胜取燕蓟”还要威武。　　宋太宗在雍熙二年（985）十二月，车驾至大名（今属河北邯郸）。转年，雍熙三年（986）正月，为太宗一朝规模最大的战事“雍熙北伐”，还给幽州北境吏民，下了一份诏谕，几乎就相当于一篇宣战檄文，文辞之犀利，不减《骆宾王讨武曌檄》。《宋会要辑稿》收录了这一篇诏谕：朕祗膺景命，光宅中区。右蜀全吴，尽在提封之内；东渐西被，咸归覆育之中。常令万物以由庚，每耻一夫之不获。睠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戎夷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执讯获丑，即震于皇威。凡尔众多，宜体此意。今遣行营前军都总管曹彬、副总管崔彦进等，推锋直进，振旅长驱。朕当续御戎车，亲临寇境，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灌爝火之微，宁劳巨浸；折春螽之股，岂待隆车。应大军入界，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伤杀及发掘坟墓、焚烧庐舍、斩伐桑枣、虏掠人畜，犯者并当处斩。应收复城邑文武官吏，皆依旧任，候平幽州日，别加擢用。若有识机知变、因事建功，以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州降者，即以本任授之，仍加优赏。军镇、城邑亦如之。乡县户民候平定日，除二税外，无名科率，并当除放。凡在众庶，当体朕怀。　　朕顺应天命，而光复中原。原来的蜀国、吴越，而今都在大宋疆域之内；东渐于海，西至于山，都归皇风覆载化育之中。大宋常常令万物得由其道，往往以一人没有获得恩典而耻辱。眷念北燕之地，本为中原之民，只不过在后晋后汉之际，被戎夷窃据，到今天没有收复，已近五十年。但大宋国家教化及于中原与夷族，恩典及于动物植物，岂可以让幽燕之地，还作为不开化的土地，让原来中原的文明遗民，还在忍受茹毛饮血的习俗？于是大宋兴师，让封疆之内都享受风习之正。拯救水火，顺从民望；抓捕丑类，振奋皇威。你们这些吏民，要体会朕的本意。现在朕派遣曹彬、崔彦进等，推进兵锋，长驱直入；朕也会驾驭兵车，后续抵达敌寇之境，直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宫廷。浇灭微小的火苗，其实都用不到劳烦巨量的流水，折断春虫的腿爪，也用不到使用巨大的战车。宋师大军入境，会对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杀伤，也不许发掘坟墓、焚烧房屋、斩伐树木、掳掠人畜。凡有犯此者，并当处斩。所有收复的城邑，其中的文武官吏，一仍其旧；等到平定幽州之后，还要另外提拔任用。如果有人能认识到机会，知道有所权变，并做到某类益于宋师之事而建功，譬如，以节度、防御、团练、刺史之州而归附投诚者，当即以本州授官，并加优赏。其他军镇、城邑也是如此。乡县之民，等到平定之日，除了正常的夏秋二税之外，所有的无名之税，一律蠲免。朕这一番话，所有的吏民，都要体会，知道我的心思。　　“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是比“惟有战耳”“乘胜取幽蓟”还要狠的一句话。“西楼”是契丹首都，“老上”是过去匈奴的一个可汗，汉文帝时曾经入侵中原，兵锋一度到达甘南陕北。诏谕将契丹比作匈奴，大有“犁庭扫穴”之壮。这是大宋非常“豪迈”的一次舒张。　　但对手似乎从未有过被吓倒的案例，相反，越是在恐惧中，越是动用智慧与能量自我保全，并伺机反扑。　　克复涿州　　契丹在宋师攻势方向明朗之后，做出了相应部署：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当曹彬东路之师。　　以耶律斜轸为都统，分兵当潘美、田重进等。　　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太后萧绰，驻军于驼罗口（今北京昌平西北），督诸军为应援。　　萧绰，萧燕燕，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寡妇，亲自指挥契丹全军。她思虑缜密，甚至派出了将军勤德到渤海之滨去守卫海岸，她担心宋师可能会由泥姑口（今属天津塘沽）北进。　　这时候从西北夏州传来不好的消息。夏州人李继迁投降契丹，契丹以其头领为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此事让大宋分心。　　但很快就有了好消息，而且在“岐沟关之战”前，宋师一路是好消息。被石敬瑭当年割去的“幽云十六州”，已经有六个州被收复。形势一片大好。　　曹彬一路在河北固安之南与契丹大战。李继隆为先锋将军，大败契丹，攻克固安。　　“固安之战”后，东路军有了行进中的根据地，分兵驻守固安之后，曹彬继续挺进。在涿州东，曹彬再败辽师，并乘胜攻涿州北门。大将李继隆、范廷召等人，都在攻城之际身中流矢，但督战更急，宋师士气大增，契丹终于不敌，宋师入城，克复涿州。　　涿州，是“十六州”之一。此地是幽州西大门。“涿州之战”，收复失地后，可以遥窥燕蓟，北伐之战，获得先手主动权。　　进入涿州后，曹彬派遣部将李继宣率领轻骑兵渡过涿河，去城南观察敌情敌势。这时，契丹的一个部落，奚人，在此盘踞，两军骤然遭遇，在涿州城南展开激战。李继宣将奚人击破，斩首千级，并俘获了奚人宰相贺斯。　　奚人是鲜卑的一支，也有说法，契丹是奚人的一支。唐代时，奚人内附，唐太宗在奚人所在地，今内蒙古西拉沐沦河一带，设立州郡。唐玄宗、唐中宗对奚人都有和亲的敦睦举动，将自己宗族的女孩子嫁给奚人的首领。但安禄山之乱时，奚人有跟着安禄山叛乱的部落。契丹建国后，奚人被征服，成为契丹一部。　　奚人善于造车，契丹所用各种车辆，多为奚人所造。史称“奚车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奚人造车，载重不是优势，但轻巧，可以作为宿营车，适合在山地行走。所以对契丹行走山路助益很大。曹彬部剪灭这一支部族兵，对契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潘美连下四州　　西路好消息也到了：潘美在从忻州西陉关出关，与契丹战，斩首五百级。逐北至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再斩首五百级。战斗中，宋师神卫右第二军都指挥使薛超，被契丹弯刀砍伤、流矢射伤，身体好几个地方流血不止，鲜血从金盔铁甲中渗流出来，但指挥将士，神色自若。契丹寰州刺史赵彦辛被夺气，激战几天之后，举寰州降。消息报告给太宗后，赵彦辛被大宋任命为本州团练使。寰州，也是“十六州”之一，且属于“山后”，“寰州之战”，是大宋第一次收复“山后”之地，意义重大。　　西陉关即雁门关，与附近的宁武关、偏关合称“三关”，均在今山西代县北境，此地峰峦叠嶂，峡谷幽深，山壑之间，阴气甚重。唐代以来，即在此地设关口多处，抵抗突厥，尤以雁门关为雄壮。关隘随着山势蜿蜒，绝顶之上，可以俯瞰草原。如此雄固关山，如此险峻地势，历史上就有连绵不断的长城，将塞外隔开，雁门关上，烽火台墩、边墙雉堞、深沟高垒，组合为中原北部第一雄关。此地原来应该属于北汉，为北汉与契丹的分界处；太宗收复北汉后，雁门关为大宋所有，潘美、杨业等人即常年镇守此处。“雍熙北伐”，此地有战事。　　潘美乘胜再围朔州，契丹守将赵希赞举城降。　　潘美派遣使者将应州、朔州的将吏、耆老等送到朝廷，太宗很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老人们说了一句很得体的话，让太宗高兴了好久。老人们说：“久陷边陲，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存养，不意余年重睹日月。”我们这些边境士庶，长久地沦陷，有米也不能吃，儿子也不能好好抚养——所有收获都被契丹掳掠一空啊——没有想到到了晚年还能重新见到日月，沐浴大宋之光。　　太宗给了他们一份意义深长的礼物：中原礼服，都是深衣冠带之类，这就等于为边地沦陷区人恢复了大汉衣冠。　　西路军转攻应州（今山西应县），契丹的应州节度使艾正举城降。诏令艾正即为应州观察使，原观察判官宋雄同知应州。　　西路军再攻云州（今山西大同），激战后攻克，斩首千级。　　如此，潘美率领西路军连下寰、朔、应、云四州。这都属于原来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朔州之战”“应州之战”“云州之战”，是为汉土重光，战果骄人。　　断崖争锋契丹破胆　　中路田重进也报来好消息：在飞狐之北，大破契丹。　　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冀州防御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赟、马军指挥使何万通率众来支援飞狐。这几人都是契丹戍守河北、山西的名将。　　田重进感到了契丹的实力，麾下大将袁继忠对统帅说：“敌人很多骑兵，利于平地作战。我等不如乘此地多山的险要局势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宋师另一员大将谭延美也认为：　　“敌人仗恃着兵多将广，所以没有看得上我们，所以才敢大大咧咧地前来。我军若能出其不意，可以战败他们！”　　田重进同意。于是将军阵压在偏东方向，敌军在北。多次主动出击，胜败没有分出，等于两军处于胶着中。天快黑的时候，田重进天才地发现了一个机会。他发现契丹一部有数千人，在一处断崖之上列阵，似乎要有动作。他当即给了麾下大将荆嗣一个任务：在山崖险要处，与契丹争锋。　　田重进一直没有让荆嗣出战，荆嗣早已跃跃欲试，此刻得令，即率本部冲入敌阵，与草原来寇短兵相接。　　荆嗣不愧是昔日名将荆罕儒的从孙，他一生征战，独自历百余场阵仗，从无败绩。当初攻取太原，他受了重伤，半只手都已经被炮石击碎，但依旧勇不可当。田重进也素知荆嗣乃是一代猛士，故在此一役“飞狐之战”中，像押宝一样，留着他做预备队，黄昏时，放出这一支生力军，果然收到奇效。荆嗣只有五百骑兵，但却如出山猛虎，呼啸冲锋中，瞬间蒸腾出震撼敌阵的强大气场，令人胆寒。稍一接战，契丹即开始败退。断崖之旁，契丹兵很多人宁肯投崖摔死，也不敢与荆嗣接战。宋师在如入无人之境的利好局势下，快意恩仇，荆嗣一个人就亲手斩杀百余人。史称“敌势挫衄”，敌人的兵势得到挫抑败伤。视野所及，离散的契丹兵，断崖旁有千余人，跳崖不敢，接战不敢，战战兢兢中，荆嗣几声大喝，要他们放下武器，全部投降了宋师。　　这一部的余众，屯守在附近土岭。　　荆嗣派出裨将黄明，攻击土岭，黄明战不利，退回。荆嗣对他说：“你就在这里不动，算作为我声援，我来夺取土岭！”　　说罢，带领五百精骑，一战而胜，夺取土岭。契丹败北，荆嗣追击穷寇五十余里，到一个叫苍头的地方，这才停止。他这一路上，还顺便攻取了直谷、小冶两个军事要塞。当晚，就据有了契丹的毡帐、行李，屯驻在直谷要塞中。　　几天后，荆嗣留下守兵，率众回到大本营。　　契丹集合两万铁骑来与田重进争夺附近要塞，先锋部队已经包围了直谷寨。　　田重进大部队已经分据各个要地，中军无人，就要荆嗣前往救援。荆嗣了解到敌兵态势后，对田重进说：“我部下只有五百人，敌众两万余，力量达不到啊！”　　田重进很是忧虑，就问荆嗣可有良策，荆嗣说：“大将谭延美正屯驻在小冶，有两千精甲。那里距离直谷很近，我愿意抄小路去找他，邀请他来策应。”田重进同意他的意见，就派他前往。　　谭延美知道情况后，问荆嗣：“敌人势力如此之盛，怎么对付他？”　　荆嗣说：“但愿谭将军用你的全部两千兵在附近列队，竖立旗帜；另外再派遣二三百人带着大军战旗在道路两侧。我荆嗣带本部五百男儿尽快前往，与敌寇力战。契丹看到咱们的旗帜那么多，一定会怀疑大军继后而到。这样，就会气馁，敌人虽然多，没有用，我定可破之。”　　荆嗣“以少胜多”　　谭延美江湖上混过黑道，曾在慕容延钊老将军麾下屡立战功，作战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战役，很大程度上，将军的直觉很重要。他信任荆嗣，知道这是一个常胜将军。此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案例，他也熟悉。就人间斗战言，一人打两个人、三个人，取胜概率不大；但一百个人打一千个人，就不好说了；一千个人打一万个人，决胜的砝码已经不是人的多少问题了。盖人越多，占地（分地）越多，契丹两万人，分布在几里扎营，荆嗣几百人，直接冲击的，不是两万人，而是在机动中，犹如狭路相逢，只与劈面相撞的几百人斗战。只要有几百人被击溃，“全军已败”的消息，就会在整座大营像瘟疫一般传染开来。如此，即可赢得战役胜利。当年楚霸王项羽痛击秦王名将章邯、王离的“巨鹿之战”，光武帝刘秀痛击王莽大将王邑、王寻的“昆阳之战”，都是“以少胜多”的经典。当其时，兵多将广的一方视兵微将寡的一方为案板上的肉，以为随时可以切割；但真的斗战开始，谁是案板上的肉还真不好说。当章邯、王离视项羽为案板上的肉时，项羽正视章邯、王离为案板上的肉；王邑、王寻视刘秀为案板上的肉时，刘秀正视王邑、王寻为案板上的肉。此际，契丹名将大鹏翼很可能视荆嗣五百人不过是案板上的肉，但谭延美答应荆嗣，决计策应他，助他成就大名时，荆嗣应当有微微一笑，这一笑，大鹏翼等人已经上了案板。　　第二天，谭延美布置妥当，荆嗣带着五百敢死之士，向两万人的契丹大营冲去。契丹组织了反抗，在当锋的几个大营中，荆嗣冲突起来无可阻挡。斗战间隙，荆嗣不忘记歇息，每一次都是在契丹围合过来时，发起冲锋，一天斗战了五六个回合。但契丹无法斗胜这五百人，并且渐渐看到遥远的树林里、大路旁，已经出现了宋师的军旗，连绵不断，契丹认为这是宋师主力部队来了，不免有了慌乱。荆嗣观察战场形势，从蛛丝马迹判断：敌人要撤退了。于是，赶紧派出亲随去向谭延美汇报，要他组织掩击。田重进也在派人观战，也正在飞狐附近调集部队，直觉战机来了，于是迅即组织了大部队向契丹冲锋。契丹阵营开始崩溃，除了奔逃，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追击中，荆嗣和宋师一道，擒获了这几个契丹名将，冀州的防御总司令大鹏翼、康州的司令官马赟，以及马军司令官何万通，俘获参战的渤海兵、契丹兵千余人，斩首数千级，俘虏老幼七百人，马畜、盔甲等上万计——契丹这两万将士所有的辎重几乎都成了“飞狐之战”的战利品。　　大鹏翼，则是契丹名将，此人形貌壮伟而勇健，在整个边塞，名气很大。此役将他俘获，史称“戎夺气”，契丹被夺气，很沮丧。　　田重进开始乘胜围飞狐。　　他将大鹏翼推到城下，要他开示守城者投降。根据后来的封赏，可以约略知道：大鹏翼很听话，他应该是说了一通宋师不可战胜之类的劝降意见。但守城的契丹马步军都指挥使吕行德还想坚守。田重进于是组织炮具，猛轰猛砸飞狐城。飞狐，即今天河北涞源县。此地有峪口名飞狐峪，乃是草原铁蹄南下的冀北之关要，收复飞狐，可在河北一线控扼契丹南下，故宋师所在必得。吕行德在宋师生猛顽强的意志下胆怯了。大鹏翼的一番游说也在起作用，于是，他率领属下开城投降。太宗得到快报，诏令将飞狐县升格为飞狐军，以吕行德为左骁卫将军，其余投诚者也都有封赏。　　大鹏翼被田重进派遣牙校送到汴梁，太宗在朝廷上斥责了他，而后赦免了他，封他为右千牛卫将军，领了一个刺史。　　田重进下蔚州　　田重进继续扩大战果，不久又包围了灵丘，守将投降。　　飞狐北，又来契丹援军，田重进再次击溃敌军，斩首千级，俘虏四百余人。敌众不甘心，再来，又被田重进击溃，杀死契丹酋长两人，斩首千级，获马三百匹。　　不久，田重进更来到蔚州（今河北蔚县）。此地也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宋师恢复失地的意志不可阻挡。契丹守卫蔚州的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等，见大事不妙，就抓住时机，杀死蔚州酋长萧啜理及其守卒千人，并捆绑了另一位守将耿绍忠，举城降。　　这事要为李存璋说几句公道话，并非他执意要背叛主人，而是主人有邪念在先。当初王师进入北境，所向披靡，当锋州郡都被攻克，所以蔚州的酋长萧啜理和监军、同州节度使耿绍忠，有了一个野蛮的想法：将蔚州城中的将吏全部杀光，然后带着自己的亲信豪杰奔回草原。李存璋得到消息后，知道自己也在被屠之列，于是先下手为强，所以做了这样一档大事。　　田重进对李存璋的投降开始还有不确定的怀疑，但又不想放弃机会，就先命令荆嗣率猛士数十人攀援绳索入城，了解到李存璋确实杀了酋长，捆了监军，于是接受了他的投降书。　　正好田重进的大军粮草将尽，荆嗣就将城中的粮草运输出城，接济田司令。　　李存璋被大宋任命为团练使，与许彦钦等人同知蔚州。然后，田重进大军即将开拔。但李存璋认为田重进要是走了，剩下一座孤城，契丹若是来讨伐，他是守不住的，于是带领蔚州全部官吏、士庶，投奔田重进。田重进也体谅他的苦处，安慰了他。说话间契丹就来了大军，要争夺蔚州。这时荆嗣部下副都指挥使江谦，不知斤两地开始发布恐怖信息，大有动摇军心的可能。荆嗣再一次展现了名将风采：当即将其斩首。如此稍稍稳定了军心。然后，荆嗣动员其余部，将蔚州城中的所有辎重，全部收取，押运到田重进大营。一切经营妥帖，荆嗣开始与来援的契丹斗战。荆嗣麾下有五个校官，四个在战斗中阵亡，但荆嗣一直与敌人力斗不止。战斗转辗到了一个叫大岭的地方，契丹才开始退却。　　蔚州，此时成了一座空城。　　这一仗，又是荆嗣“以少胜多”的英雄战例。但之所以取胜，也有当地士庶支持的原因。就在这一场战役中，边民中有些勇敢的，就自发组织起来，结为武装力量，夜半袭击契丹营垒，斩取首级后，向田重进部进献。　　太宗听说后，很高兴，他说：“这些生长在边陲地区的人民，对斗战很熟悉。我们如果能够订立赏赐的规定，一定会有更多人应募。”于是下诏，规定：招募民间有能集合民兵应援王师的人，一律资助粮草、赠送兵甲；如果有人能擒获敌人的首领人物，随着擒获的首领职位高下而封赏补官。抓获一个生口赏钱五千；得到首级赏钱三千；得到战马，上等马赏钱十千，中等马赏钱七千，下等马赏钱五千。平定幽州之后，如果有人愿意留在军中，将给予优厚待遇，如果愿意解甲归田，可以免除租税三年。　　这个诏书一下，从此应募抗击契丹的人更多了。　　此役，田重进功劳不小，甚至就整个“雍熙北伐”来看，田重进的中路一部，是唯一全胜后，整军而还的师旅。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田重进不凡。史称此人“形质奇伟，有武力”。他曾参与过陈桥兵变，率军打仗，没有败绩。是统帅级别人物中，罕见的常胜将军。他没有学问，也不爱学习，似乎很像近世人们习见的那种“大老粗”，但他没有近世“大老粗”那种粗野，是一个生性很醇谨的将军，从不主动结交权贵。太宗还在做晋王时，很喜欢他的“忠勇”，就派使者送给他美酒烤肉，他居然不接受。使者说：“这可是晋王给您的啊，为何不接受？”田重进回答：“请你为我谢谢晋王。我只知道有天子。”最后还是不接受。　　晋王知道他的忠厚朴实，践祚后，始终委任他以重任。　　有意思的是名相张齐贤著《洛阳缙绅旧闻记》，有一段故实，名曰《田太尉候神仙夜降》，很可以见出田重进的性情，也可以见出宋初民间欺诈之习，人性的邪僻。　　说田重进，晚年好道，酷信炼金术。有一个脖子上刺青、绰号张花项的军人，很有江湖范，经常穿了道士服装，自吹可以炼黄金。田重进很相信他。　　张花项又引荐一位同志，搭了炼丹炉，开始玩。二人跟田重进一起吃饭，前后诈取钱帛很多，要就给，田重进不吝啬。但很久也没有炼成，张花项就骗他说：“泾州城有一军人，乃是我二人的师傅。太尉您要是能把他召来，那事立马就成。”田重进就发了公函，要调泾州军人。但泾州不归田重进管，那边认为调动军人，事大，没有朝廷文件，不敢干。重进就让泾州方面说这个军人有病，不可治愈了。然后田重进再到朝廷去运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这军人居然脱离了军籍，弄到他当时所在的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来了。　　花脖子张军人说了：“此人来了，我们一起去采点必需的药品，今年八月应该成功。”当时已经是六月了。这一帮骗子担心花了将军那么多银子，啥事没弄成，将来怪罪起来，不是耍的。于是又设一计。　　这个张花项平常不吃酒，这天，他吃了酒，直到天黑才来到府衙。田重进很惊讶，看到他喝得说话都不利索了，就要辞退他。第二天当面责备他说：“尊师您可是对我说过从来不吃酒的，但昨晚大醉。”　　张花项微笑，慢慢回答说：“某确实从来不饮酒，但昨日在街市，偶见仙人。”说着，还向西部空中作揖一拜。田重进问：“仙人是谁？现在哪里？”张花项严肃低声说道：“就是吕洞宾啊！”吕洞宾乃是唐宋时坊间流传名气甚大的神仙。田重进闻言大为羡慕，就问：“你们见面说了啥？”张花项说：“吕洞宾召我到街市吃酒，我说不胜酒量，神仙说：‘你就喝，我保你不醉。’然后就吃二十多杯。后来神仙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太尉您这里。神仙说：‘我听说太尉很久了。太尉是武人，此人还有阳寿，但现在正有一点小病，我当去看他，给他点药，治好这小病。’”当时田重进正好有腰痛，一听这话大喜，就说：“我重进乃是粗人，何劳神仙下降！”又问：“那神仙什么时候到啊？”张花项说：“本月十五日，夜三更，必到。但神仙可不想多见人，太尉您要在东位，就是你平时射弓的地方，在那里排好帐幕，用新好细竹席，在静室烧香点烛，备鲜果好酒，然后要斋戒，换新衣，穿靴带笏，像朝见天子那样恭敬。深夜，就在室内等候，不要出来，神仙一定会来！”　　长话短说，到了那天，田重进开始等神仙。他腰痛，又感染风疾，很难弯腰拜神仙，这天晚上天气还特别热，他要不断地给神仙叩拜，直折腾得大将军喘息不止、流汗不止，穿着笨重的朝服，全被汗溻透了。　　神仙三更没有来，四更没有来，到了五更，田大将军开始怀疑，想把这几个人召来问问怎么不灵。这时候亲信们来告诉将军：“尊师住处，门打开，向来带的行李箱箧，已经搬走了。”原来这几个江湖大师，稳住田将军，却偷偷开了东便门，逃跑了。　　田重进于是打了个响指，“啪”的一声，对着左右说：“无良汉！无良汉！无良汉！”连说三遍。从此以后，田重进再也不信这类道术了。　　当时还有人匿名写了诗，放到田府大厅中，嘲笑田将军。据张齐贤记录，这诗当时的永兴军士庶，差不多都能背诵，成了一个新闻事件。张齐贤后来授右仆射判永兴军，所以对此事知道得很详细。　　匿名诗两首，张齐贤在书中记录了一首，诗云：铅作黄金汞作银，爇梁奸幸转灾新。一朝诳惑田重进，半夜攀迎吕洞宾。呆汉出门时引领，黠儿得路已潜身。惟称三个无良汉，笑杀长安万万人。　　铅汞之类，都是炼金术必要的材料。“爇梁奸幸转灾新”应是说江湖骗子利用人有贪心，也即愿意做黄粱美梦的弱点，不禁花样翻新骗人的意思。其他句子都好懂。古今一贯，可以一笑，可以一叹。　　柒岐沟关·君子馆　　大将李继宣组织起所部精锐，在“山倒”中，与耶律休哥的契丹精锐斗战，且毫无惧色，且越战越勇，且击退敌阵，且还能取胜，且发起追击。考人类战争史，能做到这一步的，实属罕见。　　“持重缓行”　　“雍熙北伐”之前，曹彬率诸将到宫阙辞行，太宗与将军们珍重道别，而后对曹彬指画了此役的战略安排，太宗的意思是：曹彬这一路十万人马，只需要“持重缓行”，路上不要急，不要贪利贪功与契丹寻战，只需声言要取幽州。这样，契丹就会屯兵在幽州附近集中主力部队对付曹彬。如此，敌人就不会分兵到山后对付潘美等部。如此，潘美等部的晋北大军就会轻松取得云州、应州等地。如此，宋师有了可靠后方，诸军就可以放心完成合围：潘美下太行，田重进出飞狐，米信自新城、曹彬自涿州东进，四路大军合为一处，同取幽州。如此，契丹将无能阻遏宋师，获胜是一定的。　　曹彬未能体会太宗战略意图，在整体作战中，未能完全遵循这个程序行动。这是“雍熙北伐”失败很重要的原因。　　当潘美果然克复寰州、朔州、云州、应州，田重进果然克复飞狐、灵丘、蔚州之际，曹彬麾下米信也克复了新城，曹彬本部也克复了固安、涿州，曹彬这一路“兵势大振”。　　太宗闻讯，认为曹彬取涿州时机不对，太早，不能算作“持重缓行”。因为这样一来，契丹有可能认为全面战争已经在各线爆发，很可能分兵据守各地，那样就会增加潘美西线、田重进中线的进攻难度。如此，四路合围的计划就有可能难于如期实现。而炎热的夏季正在到来，天气太热，对于攻城部队来说，是一个太苦的差事，比守城难度要大得多。　　所以，当曹彬每一次捷报到后，太宗都很不安，史称“上颇疑彬进军之速，且忧敌断粮道”。太宗很怀疑曹彬进军速度太快，更担忧被敌军断了粮道。　　曹彬的十万之众，粮草乃是大事。各路转运紧张得要命，但也未能及时送达阵前。当曹彬不能经营一个可靠的后方时，人吃马喂，就成了天大的问题。想想李至在“雍熙北伐”之前给太宗的上疏，内中有一句话：“……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不能小瞧这句话。李至认为前线边境，应有百日军粮！而到雍熙三年正月，李至上疏时，大宋并没有准备好。可以约略匡算一下，宋师全军攻取幽燕，至少二十万众，按每人每天一斤干粮计算，每天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按一般养马常识，每匹马每日需要精料五斤左右，宋师骑兵多少不知，但至少应有两万精骑，这样，每日就需要精料十万斤，百日需要一千万斤；人马所需粮豆总需三千万斤。而战马每日食草至少十斤，这样每日就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综合起来，应有五千万斤的储备。从河北、河南转运这批物资，按一辆小推车载重五百斤计算，应该需要十万辆次小推车。李至应该是看到了问题，大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运五千万斤粮草。　　一定要准备百日粮草吗？曹彬的战役记录证明了李至的正确。　　曹彬攻克涿州之后，在城内留守十天，史称“食尽”。　　为何会“食尽”？　　因为有个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断宋师粮道　　曹彬兵锋正盛，耶律休哥基本不冒险，这时契丹大军还没有部署完毕，草原纵深的援军还没有到，所以耶律休哥采取的战术是骚扰、断粮道。他在夜间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宋师，由南向北转运的粮道也多次被劫掠，弄得东路军粮草不继。白天，耶律休哥则摆出精甲铁骑，在初夏的阳光下耀武扬威，以壮声势。曹彬未必怕耶律休哥，但他在这一仗的决策过于平庸。就军事智慧言，曹彬不敌耶律休哥。　　他的十万大军，十天用尽了至少一百万斤粮食，马料还不算。“食尽”怎么办？曹彬开始“退师”。退到哪里去？退到出发地雄州。到雄州干吗？“以援供馈”，在此地来保护粮道，保证大军需要的粮草按时到达。这就等于要从攻克之地返回始点，等于啥事没干。而且问题的严重还不止于此。太宗赵炅都比他明白。太宗听说这个消息后，“大骇”，吓了一大跳，他说：“哪里有敌人就在眼前，居然退却去找粮草的儿戏？曹彬怎么会失策到这个地步？”太宗马上派遣使者赶往涿州，让曹彬停止撤退，不得到雄州。那么怎么办？太宗让曹彬循着白沟河去新城，与米信大军会合，在那里养兵蓄锐，用来为西线潘美一部、中路田重进一部壮大声威——回到雄州就等于回家啦，就等于没有了前线声援之威啦！——等到潘美已经将山后诸州全部收复，再令田重进急赴幽州，与曹彬、米信会合，“以全师制敌，必胜之道也”，用全部宋师来制服敌人，这是可行的取胜之道。太宗这个战略构想，始终没有变。　　太宗指画“平戎万全阵图”，有胶柱鼓瑟之嫌，但就“雍熙北伐”这一场大战指画而言，确实符合兵家心法。山后九州乃是中原北部第一重要的安全屏障。得到这九州，正北可以看住契丹，西北可以看出西夏。加上山前七州，大宋，中原就可以睡踏实觉了。就“雍熙北伐”而言，得到山后，宋师就等于在自家门口与契丹争天下，推进一步是一步，退后一步，大门一关，中原平安。如此，这个仗就怎么打怎么有理。所以，太宗要取幽州，却将大宋、契丹两国地缘关系考虑进来，反而要诱使契丹重兵屯幽州，以此减轻山后潘美压力，拿下山后，再诸军会同，决战幽州，这是出色的战略安排。　　但太宗不出色的是这一次安排曹彬做统帅，用人不当。　　曹彬有两大失误：　　第一，没有听从太宗安排，试图与西路潘美、中路田重进争功。　　第二，未能成功节制主帅，导致军事章法混乱，给契丹造成可乘之机。　　当时潘美、田重进克复六个州郡，而东路曹彬连同米信部，只克复一个涿州和固安、新城两个县级小城。而涿州，因为日前“食尽”，也已经放弃，大军正在奔往雄州。涿州，目前已经被契丹重新占领。　　再奔涿州　　我们跟人家往哪儿比啊？　　东路军开始眼红，人家能够“累战获利”，多次大战，缴获众多，将来封赏也会丰厚，但我们东路兵力比人家那两路都要强盛，却不能有所攻取，这太不合适了。于是东路军内部“谋画蜂起，更相矛盾”，各种攻取规划开始纷纷出笼，各个规划之间往往有冲突。现在“重行推断”往事，不难猜想，东路军的将军们，有人认为应该迅速包围幽州，克复之；有人认为应该扫清幽州周边州郡，将幽州搞成一座孤城；有人主张“蛙跳”，直接越过幽州，先取蓟州，而后挥师西进，与潘美一道克复幽州；有人主张先取驼罗口，直接袭取契丹主和萧太后……种种说法，今人能想到的，那时的热血将军们也能想到。　　要命的是，诸将一路上如此“规划”，“彬不能制”，曹彬不能节制——我认为，也不是完全不能节制，而是曹彬自己也没有庙算。他不知道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打。　　而契丹战神耶律休哥正在寻机决战。　　曹彬应该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太宗的命令，要他与米信一部会合。　　在诸将怂恿下，曹彬觉得即使与米信会合，也要重新夺回涿州。于是，大军与米信一部会合后，在周边各地筹措了五十天的干粮，开始回返，再去攻打涿州。米信留下守卫新城的军队后，也随曹彬前往涿州。但耶律休哥这个时刻已经开始正面出现，他的前锋部队与曹彬十万大军有了接触，不断阻遏宋师东进。有一种记录说，曹彬此时开始“持重缓行”，与契丹“且行且战，去城才百里，历二十日始至”，一边行走一边打仗，离开涿州不过百里，但却经历了二十天才到，平均一天行不到五里。《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这个说法。但《续资治通鉴》则采用《辽史》记录说用了四天。事实是，曹彬二次攻取涿州，并非直接从雄州到涿州，而是转道易州再赴涿州。《辽史》《耶律休哥传》和《耶律斜轸传》都有“曹彬、米信出雄、易”的记录。很有可能是：《辽史》记录曹彬东进从易州开始，直进，在契丹阻遏中，只用了四天；而《宋史》记录则从雄州开始，曹彬有到易州休整的时间，用了二十天。　　但即使是四天，也是艰难的。耶律休哥因为援军尚未到达，所以不敢与曹彬直接对阵，但他派出的轻兵总是趁宋师正在吃饭的时候，发起小规模的袭扰，并设法捉住离群单独活动的宋卒。于是曹彬或战或进，或战或退，不断要在小股契丹袭扰中自救。大军结成沉重的方阵，还要不断地在方阵两侧挖一条沟堑，阻止契丹骑兵奔突。从易州到涿州约百里，这条沟就要挖百里，相当于挖了一条运河。大军饥渴，就现场挖井，泥水浑浊，就用粗布过滤后，人畜饮用。　　不久前，契丹耶律斜轸曾经讨伐东北方向的女真部，俘获战马二十万匹。本来他们就有一个“群牧使司”，多年养马，繁殖不少，现在得到女真部马，史称“势益强”，势力更强大了。　　在与大宋的战争中，他们以骑兵为主，可以千里奔袭，万骑成阵，飘忽而来，倏忽而去。就骑兵装备而言，战场主动权始终在契丹一方。　　耶律休哥虽然匆促来援幽州，兵力不多，但却尽显轻骑兵来去自如的优势。他总是不断部署轻兵袭扰宋师。宋师不胜其扰，就在这个夏季有了疲沓之相。　　对宋师最为不利的态势出现了——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率领本部骑兵精锐，到达战场附近，就驻扎在涿州以东五十里处。　　米信上当　　米信将军，现在看，除了“新城之战”有不凡表现外，其余战例不过平平。　　据《宋史·柳开传》记录，“雍熙北伐”时，文人柳开在做河南上蔡县令，此时负责向战场转运军粮，运输兵正好到了米信大营。米信一部在涿州附近，准备攻城器械时，与耶律休哥对峙。契丹一酋长率上万铁骑与米信对垒，当时相持不下。酋长忽然派人来向米信求降，米信疑惑，很想相信这是真事。　　但柳开恰是他的座上宾，就对他分析形势说：“兵法有言：‘无约而请和，谋也。’没有约定，就来请和请降，那就是谋略。契丹一定会有不足之处，用这个阴谋拖延而已。不要信，现在应该急攻，一定会胜！”　　但米信不信，柳开不过是一介文士，骚人墨客而已，他哪里懂什么兵法！所以米信虽然不相信契丹请降是真，也不认为契丹有什么谋略。就这样“持重”着，两军对峙了两天，无战事。　　第三天，契丹又引兵前来挑战。后来米信派人出去侦察，才知道，三天前之所以“请降”，是因为契丹已经用光了箭矢，正在派人到幽州去搬运。现在，箭矢已经从幽州转运而至。　　米信，就这样失去了一次战机。就战场直觉而言，他还不如文人柳开。　　后面的故实，历史记录中出现了似乎难于理解的矛盾。　　再弃涿州　　熟门熟路，最后曹彬还是再次攻取了涿州，但他虽然再次得到涿州，却因为当时酷暑季节已至，军事疲乏，他所带的粮草又不足，耶律休哥不断袭扰粮道，最后，居然“乃复弃之”，再一次放弃！放弃之后干吗呢？“还师境上”，带领军队回到大宋国境。　　这是“雍熙北伐”战役中，最难令人理解的军事行动。甚至，已经不像是一场军事行动，仿佛在搞减肥夏令营。《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到这段故实时，引用《太宗实录》认为，之所以再次放弃涿州，原因还是那个原因，士卒疲乏，军粮不够，但命令却是太宗下的：“上忧之，令还师境上”，太宗忧虑涿州难守，命令曹彬“还师境上”。但《长编》作者又据《契丹国志》和《宋史·曹彬传》，认为曹彬“还师境上”没有得到太宗诏旨，是曹彬自己的决定。　　“还师境上”，到底是曹彬自己决定，还是太宗诏令？　　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主编的意见不同，我在《宋史·卢斌传》中，得到了支持《太宗实录》的说法。　　说曹彬放弃涿州时，一开始还想让部将卢斌戍守，并给他调拨士卒万人。卢斌认为涿州不可守，很诚恳地对曹彬说：“涿州深在北境，外无援兵，内无资粮，丁籍残失，守之无利。今若还师，必须结阵而去，以一阵之役，比于固守，其利百矣。”他的意思是涿州这个要塞，深入在北部边境之外，宋师守在这里，如果没有克复幽州，则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况且此地户口散乱，人丁杂处，守在这里，难有租税收入，没有什么利益。现在如果还师，敌阵当前，必须结阵而行，也即组成战时模型，防备敌人偷袭。我军以一场战役之胜，与固守这个无用的老城，比较起来，利益大多了！曹彬接受了他这个意见。但卢斌还是担心契丹乘大军退却时前来剽掠袭击，应该有更谨慎的准备。曹彬也同意了。卢斌于是带着城中的老幼，随军向南而行。　　随后就有了史上著名的“岐沟关之战”，宋师大败。　　后来诸将往往因为“失律”而被贬斥，卢斌也因此而被送到枢密院审问。但太宗“闻其尝建议弃涿州，遂释不问”，太宗听说他当初曾建议曹彬放弃涿州，于是释放了他不问罪，还让他做了霸州破虏军的缘边巡检，霸州的边防司令官。显然，卢斌建议“放弃涿州”，符合太宗的意图，也即曹彬第二次弃守涿州，是太宗的意见。　　卢斌，是开封人，当年曾因为笔杆子不错，在太宗还在做晋王时的府邸工作。太宗即位后，补了一个殿直官。雍熙北伐前，曾领兵屯霸州。曹彬大举北伐时，他曾带领五千骑兵，在岐沟关一带屯驻。契丹也曾领兵在此，并占据了关前的涿水。这一条小河，是两军的饮水之源。契丹占据，令宋师不得取水。形势不妙，卢斌请求带一千张大弩去“斫砦”，也即袭击敌营。千弩齐发，威力不小，契丹拔营遁去，解决了宋师的用水问题。后来在平定巴蜀王小波李顺之乱中，卢斌也曾立功。　　但现在放弃涿州，是什么意思？　　而且是太宗要求曹彬主动放弃涿州？　　而且是两次袭取涿州成功之后？　　“雍熙北伐”之后，大宋朝廷开始反省：为何会失败？　　太宗给赵普的一封信里陈述了一个理由。他说：大战之前，我只要求曹彬、米信一部在雄州、霸州屯兵，做出取幽州的声势即可。等到一两个月间，山后诸州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人会合东进，直抵幽州，驱逐契丹，让他们远远地逃亡沙漠，然后宋师“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但是诸将不遵守我的成熟想法，各逞自己所见，领十万甲兵出境远斗，不能持重缓行，反而速取附近州郡，结果粮草不济，再还师督运辎重，往复劳动，疲敝不堪，最终被契丹袭击而败。“此责在主将也”，这个责任在曹彬这个主将身上。　　据此可知，太宗由始至终在坚持最初的战略构想：曹彬一路只作势、不实战，只负责黏住契丹大军，要他们固守幽州，以此来减缓西路军和中路军的压力，等潘美、田重进实现第一步战略构想，四路大军就可以合并一处，驱逐契丹，恢复中原。——太宗之志在此。　　新城之战　　东路还有米信一部。　　在潘美的西路军攻取云州时，米信也取得了一场胜仗，史称“新城之战”。　　新城在雄州北、幽州南，也是一处战略要地。　　当米信作为东路军一支，随曹彬东路军主力到达雄州之后，曹彬取涿州，米信去新城，两部分离。“新城之战”规模不大，却打得异常艰苦。最初，米信攻破了这座小城，斩首三百级。但不久敌众再次包围了新城。米信大军屯驻城里城外，漫山遍野的契丹精甲铁骑以一股撼人的气势向宋师迫来时，宋师有了退却。但米信独自率麾下龙卫将士三百人，死死地咬住来寇，坚决地定住，不退。契丹将三百人包围了一重又一重，四面射来的箭镞下雨一般。米信也张弓搭箭射杀临近的几个契丹兵。但他麾下的军士很多都已经战死。天色渐渐黑上来时，米信在连绵数里的契丹大营中，选中一个薄弱环节，手持一杆大刀，率领剩余的百余骑，大声呼叫着开始突围。一战，杀死敌人数十人。这时，曹彬已经闻讯，特意派来大将李继宣增援。接战后，在新城东北方向，将敌人击溃，斩首千级，俘获战马百匹。米信遂固守新城。　　米信，也是奚人。年轻时就很勇猛强悍，江湖上都知道他箭术高明。当初曾跟随周世宗柴荣，作为亲兵征战。曾参与过著名的高平之战，因为有功升为龙捷散都头，这是禁军中的一部校官。太祖赵匡胤统领后周禁军时，就将他收在麾下，是太祖非常信任的心腹，一直充任武职，做到团练使级别的高官。太祖征讨扬州时，米信手持弓箭侍卫在太祖身边。一天看到有一来历不明的游骑迫近了乘舆，米信更不答话，弯弓射之，一发毙命。太宗征北汉时，他也有功，再升为节度使级别高官。　　此人不识字，作风横暴，很多吏卒往往无罪被他鞭打。还贪财，他太太死后，要买地下葬，他竟随意挖掉他人的坟墓，占据地块为己所有。太宗淳化三年（992），有个家奴名叫陈赞，被他鞭打致死。陈赞可能犯有过失，但罪不当死。大宋有个突出的优良治理不成文法：遇到冤假错案，有说理的地方。陈赞的家属就气愤难平，于是上诉。朝廷的公正也在这里：不管告状者地位高下，有案子就调查。太宗从内心是喜欢米信的，在“雍熙北伐”中，他犯有“失律”之罪，是导致大军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太宗也只是给他一个短期降职的处分，不久又再恢复、升职。但是欺凌无辜不成。米信的案子交给了御史，一番审讯，米信供认。御史于是整理卷宗，还没有来得及上报朝廷，米信在忧惧中病逝。　　不过米信忠于大宋，是真诚的。他在做马军都虞候时，他的奚族亲属大多在塞外。当时他哥哥的儿子米金从契丹辖境朔州来投奔叔叔，太宗知道米氏一家多在契丹，很感动，然后派遣米金乘坐驿站马车到代州，让他就在代州想办法迎回亲人，并调拨当地劲卒护送他们。但是敌人的边境守卫很严，寻常人物进出根本不可能。米金留在代州多年，也没有能够迎回亲眷。米信得知后，对米金很慷慨地说道：“我听说过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我受国恩如此深重，正在思念如何杀身以报国，哪里还能再顾及亲戚啊！”说罢，冲着北方大哭一场，表示与北境诀别。并告诉这位侄子，以后不要再向有关部门提及此事。　　岐沟关大雨　　屯驻在幽州以北驼罗口（今属北京昌平）的萧太后，与耶律隆绪一起，集结了契丹主力，正在与涿州附近的耶律休哥会合。曹彬得报，决计尽快退回宋境，保全整军实力，等候太宗指令，再做安排。　　契丹萧太后与耶律休哥会合后，赐给耶律休哥战鼓、军旗以及官印，让他督促诸将追击曹彬，自己带着草原主力一部收复已经成为空城的涿州。根据这个记录，甚至都不排除曹彬之所以弃守涿州，是为了避免萧太后的攻击。《辽史·耶律休哥》说，曹彬“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曹彬用了四天才到达涿州，但听说萧太后的主力到达，冒雨而撤退。　　萧太后得到涿州后，即与耶律休哥对曹彬大军形成钳形攻势，意欲在夹攻中，一举击溃宋师。　　五月初，曹彬东路军退却，抵达岐沟关。　　此地在涿州西南三十里，当拒马河东岸，另有一条易水与之交汇。　　宋师是退却中仓促迎敌，契丹是一直等待援军，打一场章法严明的有准备之仗。萧太后年轻，但器识不凡；耶律休哥沉稳，但直觉敏锐。这俩契丹人此际已经吃透了曹彬、米信。包抄中，战云密布，有一场大雨，曹彬感到了形势危急，于是采用了太宗“平戎万全阵图”的一个做法，将所有的辎重车、运辆车排列为方阵，以此遏制契丹骑兵的冲荡。　　大雨，布阵匆促，将士们在慌乱中，也能感觉到主帅的慌乱。　　耶律休哥在车阵之外另外布阵，对宋师的包围越来越紧。　　夜半，雨停。曹彬、米信开始突围，组织起来的精甲骑兵荡开耶律休哥外阵的一个缺口，开始了悲壮而又仓皇的——退却。在退却中，十万宋军开始溃败，跟着主帅奔逃。　　耶律休哥继续追击。　　濒临拒马河上游的沙河，曹彬在此地集合了残兵，还有几万人，于是略略喘息，开始埋灶做饭。耶律休哥似乎特别善于在宋师用餐时发动袭击。他闻讯后，督促草原骑兵赶快展开攻击。宋师看到远处尘头已起，不敢交战，丢下饭碗，涉水而逃。一时间从河岸堕落水中的人畜互相践踏蹂躏，死者过半。以至于河水都是尸体，“沙河为之不流”。　　显然，曹彬在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至少在过河之后稍事休憩，那样就会赢得一点逃跑或退却中的主动，不至于追兵赶到再仓促过河，导致上万人的死亡。　　宋师中的知幽州行府事、右谏议大夫刘保勋，他的战马陷在河岸泥淖中，无法出逃。他本来是准备接替幽州行政管理的，一旦幽州城被攻破，他就要进入府邸开始掌管幽州一应大小政务。他的儿子刘利涉，正在做开封兵曹，此役中负责督运随军粮草。父子常在一起。儿子发现后，尽力帮助父亲脱离泥浆，但越是拖拽，人马越是往下沉陷，最后，父子二人都陷入泥潭而死。　　刘保勋是一个生性纯谨、熟悉吏事的老好人、读书人。他曾经跟人说：“我接受朝廷任命时，从未有过推辞；接待同僚时，从未有过失宜；居家过日子，积累钱财，从未超过千钱。”应该是个很温和很廉洁的省部级官员。他死后，听到的人都很痛惜。　　随军的殿中丞孔宜也在拒马河上溺死。　　但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了战争史的奇迹。　　大将李继宣　　大将李继宣，一个并不为更多人所熟知的大宋将军，组织起所部精锐，与耶律休哥夹河而战，从河水西岸战斗到河水东岸。他的部队等于是逆向宋师而进。现在可以想象，当他在指挥部队“向前！向前！”时，两旁曹彬主力部队，都在“向后！向后！”——原来，他是在掩护主帅曹彬撤退。　　史上没有记录他为何逆击契丹，但今天来分析，就应该是“掩护主力撤退”这个军事行动目的。瞬息万变的沙场形势，掩护主力是难度最大的军事动作；在主力溃散之际，逆向而上掩护主力，难度尤其大，但了不起的李继宣居然做到了；而且居然打退了耶律休哥，于是宋师得以突围而去。　　李继宣，到目前为止，很像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法联军后卫部队的哈罗德·欧文·安德鲁上尉。德军地面部队试图攻击敦刻尔克时，安德鲁上尉居然在十个小时的炮击之后，依然顶住并打退了疯狂德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他们的阵地钉在那里，德军无法通过，保卫了联军的撤退安全。甚至，侧翼友邻出现防卫漏洞时，他居然还抽调出三十六名英雄补充了这个可怕的漏洞，至少一个营以上的德军居然未能从此通过。联军退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时间。安德鲁上尉为联军赢得了无比珍贵的时间。就在这一天之内，他掩护近七万联军士兵经由海峡撤回英国。　　李继宣甚至比安德鲁上尉做得还要传奇。他在宋师败退中，独自率众顶住并打退耶律休哥一部之后，又发起近百里的战术追击，直至孤山（又作狐山，在今天的北京房山之南）。此一役，成为“岐沟关之战”中的奇异景观。兵败如山倒。但大将李继宣却组织起所部精锐，在“山倒”中，与耶律休哥的契丹精锐斗战，且毫无惧色，且越战越勇，且击退敌阵，且还能取胜，且发起追击。考人类战争史，能做到这一步的，实属罕见。　　安德鲁上尉获得了极为珍贵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堪称允公允能。李继宣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除了被太宗破格提拔为崇仪使，又由贝州（今河北邢台）监军，升为易州（今河北易县）驻泊都监，赐钱五十万、白金五百两之外，最重要的是史上记录的这几十个汉字：彬等收馀军，宵涉巨马河，营于易水之南，李继宣力战巨马河上，辽兵始退，追奔至孤山。　　曹彬等收拾剩余的军队，晚上渡过拒马河，在易水南岸扎营。契丹来攻，李继宣在拒马河两岸与契丹奋战，敌兵开始退却，李继宣发起追击直到孤山。　　这就是“青史留名”。　　李继宣足以不朽。　　大宋，不乏“常胜将军”，但都不是统帅级别的人物。药元福是第一个，可惜在宋初就病逝，党进、郭进也总是在战胜，史料中看不到战败的记录。太宗朝的荆嗣也是不败的猛将。李继隆也很出色，甚至独立击败过耶律休哥，但有一个记录，说他有一次畏葸不前，导致袍泽失利，所以不在“常胜将军”的名单里。也有些将军虽然多次失败，但最终反败为胜，也是一大特色。南宋张荣，曾从梁山泊退守到江苏泰州，在多次败退后，最终剪灭金兵上万人，为南宋的安全立下大功。这些都是坊间鲜为人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继宣就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常胜将军”，事迹比荆嗣还出色。他参与大小阵战数十场，从无有过败绩。拒马河上，反败为胜，是“雍熙北伐”中难得的一点亮色，足见这个将军不是凡人。据说他年轻时跟随太祖，曾被补为禁军中的右班殿直，那时只有十七岁。陕州（今属三门峡市）人来报，说当地老虎众多，常常伤人。太祖就命他往陕州捕虎，他居然杀死二十多只老虎，还活捉了两只老虎、一只豹子，献给朝廷。　　顺便说，宋太宗真宗时，中原虎害猖獗，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派遣殿直张延钧抓捕，居然抓了“百兽”。不久七盘县又有虎伤人的报道，张延钧又杀七只虎上报。太平兴国七年（982），有虎入萧山县，庶民赵驯家被老虎伤害八口人。淳化元年（990）十月，桂州虎伤人，下诏遣使抓捕。至道元年（995）六月，梁泉县虎伤人。次年九月，苏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吃了四个士卒。真宗咸平二年（999）十二月，黄州长析村二虎夜斗，其中一只被另一只吃了一半。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杭州浙江岸，白天有虎进入税场，巡检俞仁祐挥戈杀之。　　所以李继宣杀死二十只虎，是可能的。　　“京观”　　曹彬第一次“还师境上”，大军回到雄州护粮道、取军需，然后又返回涿州时，在新城遇到契丹。李继宣不犹豫，当即与契丹展开遭遇战，一直到天黑，双发罢兵。回到营垒检查，他身上中了十处刀箭之伤，敌人的长剑甚至砍到了他的头盔。第二天接着昨天的战事继续斗战。当时的名将李继隆被契丹邀击，形势险恶，李继宣带领部下冲击敌阵，将李继隆救出。一路上，且战且行，最后夺取涿河，一直到涿州。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太宗、真宗两朝的名将，战功不俗。　　“岐沟关之战”后，另有李继隆所率一部，没有溃散，整军而还。这在全军大败中，镇定部署，有效节制，独保一部，其风采，古来名将不过如此。非常可惜，李继隆如果在稍后发生的“君子馆之战”中，没有污点（容后表），他的武功就太完美了。　　宋师余众奔向百余里外的高阳关（今属河北保定），丢弃的戈甲辎重不计其数。契丹将这些战利品堆积起来，像丘陵一般。　　耶律休哥收拾宋师尸体，堆成山一样的模样。此举有说法，史称“休哥收宋尸以为‘京观’”。“京观”，是古来战事之后，胜利者炫耀武功的一种模式。一般将敌人尸体堆积，覆盖黄土，夯实，筑成塔状。有时，这些塔状“京观”就堆在道路两旁。由此可见，耶律休哥对大宋有骨子里的傲慢和藐视。战后，萧太后主持契丹封赏，他被封为“宋国王”。封赏之后，耶律休哥更提出一个大胆意见：乘胜侵略中原之地，直到以黄河为界。萧太后否定了他这个意见。　　不久，太宗派出监军的宫苑使王继恩从易州奔回汴梁，太宗这才知道宋师东路已败。于是下诏，命田重进率领全军屯驻定州，潘美率所部返回代州，再命宿将张永德知沧州，宋偓知霸州，刘廷让知雄州，赵延溥知贝州。李继隆因为所部整齐未乱，转知定州。而曹彬、米信、崔彦进，入朝听命。　　王继恩，是内侍行首，也就是宦官中的一把手。当初就是他在太祖病逝后，出宫来见还在做晋王的赵光义，拥立他做了皇上。所以太宗一朝对他很是信任，甚至还命他带兵打仗。用宦官执掌兵权，王继恩是宋初第一人。　　田重进一部已经取得蔚州，接到太宗命令后，弃城，大将袁继忠殿后，整军而还。士卒中有在战斗中投降契丹的，这时闻讯，也纷纷逃回定州，田重进认为这些人回来晚了，要斩杀，袁继忠认为“杀降不祥”，田重进接受了他的意见。史称“幽州之役，唯重进之师不败”，三路大军中，只有田重进没有败绩。后来太宗任命他为马步军都虞候，禁军马军步军的总参谋长。这个职务过去由宿将张令铎担任，自从太祖“收兵权”后，至今已经二十五年，没有安排他人，田重进是第一次被授予此官。　　将帅不和　　要说说崔彦进。　　“雍熙北伐”，此公乃是副帅，地位仅次于曹彬。他不像曹彬，有着克平南唐那样的骄人战绩，但他资历不浅。后周时，就立有战功，跟随周世宗柴荣平定瓦桥关，是最早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名将之一。太祖赵匡胤时，平定泽潞、收复淮南，崔彦进都是干将。到了太祖收兵权，将第一代老帅如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兵权收走之后，崔彦进等人进入大宋武装力量统领中枢，那时，曹彬还名不见经传。“高梁河之战”后，崔彦进出任关南都部署，从此以后，屡立战功。“满城之战”，他率所部悄悄绕出契丹背后，协助崔翰大败敌寇；“唐兴口之战”，他射杀了契丹太尉奚瓦里；而曹彬则一直赋闲在家，几乎多年没有参与战事。就像太宗第一次“乘胜取燕蓟”，没有合理安排大将曹翰，导致曹翰不满一样，这一次“雍熙北伐”，实在也是没有合理安排崔彦进，他也不满。主帅、副帅战略意见不合，崔彦进不服曹彬调遣。　　说崔彦进“不满”，可有证据？　　第一条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多种史料）记载：“彬所部诸将，闻美及重进累战获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议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曹彬部下诸将，听说潘美和田重进屡立战功，而我部手握重兵却不能有所攻取，于是诸将谋划议论各种建议出笼，有些议论都互相矛盾。曹彬不得已，再次带上干粮二次攻伐涿州。　　这里说的“诸将”就应该包括崔彦进。理由，见第二条。　　第二条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雍熙北伐”失败后，曹彬等人回到汴梁，朝廷组织专案组，设立临时军事法庭，审查战败责任。专案组组长乃是翰林学士贾黄中，曹彬等人都到尚书省，一个个等待审讯调查。一个多月后，调查结果出来，贾黄中提供的报告说：“曹彬、郭守文、傅潜具伏违诏失律，士多死亡；米信、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为敌所败；杜彦圭不容士晡食，设阵不整，军多散失；蔡玉遇敌畏懦不击，易服潜遁；陈廷山涿州会战失期；薛继昭临阵先谋引退，军情挠惑：法皆当斩。”　　这里说曹彬“违诏失律”，就是他没有按照太宗“持重缓行”，策应山后的战略。将士牺牲太多，这是第一条重罪。　　米信、崔彦进“违背统帅部署和节制，在回军时，居然不与大军在一起，另外选择一条道路走回”，这一条，是“为敌所败”的原因之一。　　杜彦圭，此一役中担任幽州西北道行营副都部署，受米信节制。杜彦圭的父亲杜审琼，是昭宪太后也即太祖太宗的母亲的哥哥，此人有战功，但贪财，曾经假传圣旨购买竹木材料，免除税金，被贬官。所谓“不容军士晡食”，就是不让军士吃晚餐，联系他的“竹木案”，此举很有克扣军粮的嫌疑。而战时“设阵不整”，正是“军多散失”或“以致亡失”（《宋史·杜彦圭传》）的原因。　　蔡玉显然是一个平庸之辈，遇到敌人就心生畏惧，不敢进击，还换了服装偷偷逃跑。这样的人在军中居于指挥地位，实在令人心寒。　　陈廷山也是一个指挥官，但在涿州会战中，没有按期到达。　　薛继昭就是战前极力怂恿太宗“雍熙北伐”的那位掌管宫廷器具的文思使。当初言辞何其壮：“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等到真的“取幽蓟”了，这位大言者却“临阵先谋引退”，到了阵前先琢磨怎么逃跑，这种畏战情绪影响了很多人，属于扰乱军心。　　贾黄中缕述诸将罪行后，按照军法规定，给出的最后的意见是：“法皆当斩。”按照军法规定，这些人都该正法——斩首。　　太宗将临时军事法庭给出的结论意见交由百官讨论。百官意见一如贾黄中意见：“法皆当斩。”　　贾黄中主持审理的“雍熙北伐”案，公正严明，案由清晰，判决合法，曹彬也服气。曹彬自己也知道，兵败岐沟关，这事太大、罪过太深，于是穿了素服，深刻地自责，不推诿，不辩解，接受贾黄中的判决意见，等待朝廷发落。　　但是太宗还是网开一面，基本上赦宥了这一批败军之将，大多给出了降职的处分，个别人除名，罢官为民。　　“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这是对主帅曹彬的极大轻蔑。这一事实证明：北伐军中，将帅不和。　　除了前线粮草准备不足，未能如李至所言准备下“百日之粮”；除了战场指挥局部失误等原因之外，将帅不和，也是北伐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甚至，在西路，潘美、杨业那里，也出现了“将帅不和”现象，也成为西路军后来失利的重要原因。　　现在往事复盘，不禁为太宗一叹。　　第一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曹翰为统帅，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第二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崔彦进为统帅，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而西路军，如果杨业不受潘美、王侁节制，独当一面，对付耶律斜轸，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嫉妒与谤书　　现在要说到“雍熙北伐”的西路军，潘美、王侁、杨业。　　杨业，在太宗时代官职升得很快。他在北汉刚刚归附大宋，就被任命为右领军卫大将军，这虽然是一个荣誉军衔，但等于是朝廷命官，地位不低。随后不久，太宗又任命他为郑州刺史，年内，又改任他为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赏赐还非常丰厚。到此时为止，杨业还未有尺寸之功。　　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契丹十万众寇雁门，杨业绕出契丹背后，将其击破，这第一份战功，也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份业绩，于是，他任刺史不变，又被提升为云州观察使。这个职务与节度使相仿佛，只是没有接受节钺。换言之，由观察使开始，杨业已经有了边帅大员的地位。　　一年多的时间，杨业以一个“降将”身份，几乎做到藩镇般的方面大将军，这让不少人心里不服气。何况，杨业在北汉时，曾经与大宋有过交战，两次都败北，一次被党进打得逃入城壕，靠着城里下垂绳筐才把他救回去；一次被田钦祚打得奔逃而回，部下被斩一千多人。所以，潘美并不像太宗那样敬重他；王侁几乎轻蔑他，不以为这个老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西路军作为“雍熙北伐”的一部，杨业被任命为副都部署，做潘美的副手，就像崔彦进做曹彬的副手一样，潜含着“将帅不和”的危机。　　但杨业雁门一战，影响太大了。大宋武官们，特别是屯边的将帅们有了嫉妒。于是有的人就开始给太宗上“谤书”，诋毁污蔑老将军，“斥言其短”，“斥言”者，明言指责也。这些边将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直接向皇上斥责杨业的短处。但杨业有什么短处呢？史无明文。如果肯于“重行推断”这些“谤书”，我能猜想武官们无非在说杨业原本属于北汉，现在拥兵自重，更为士卒所爱戴，难免有陈桥之厄，云云。这些投寄“谤书”的将军，史不具名，但据后来逻辑推断，潘美、王侁，可能还有刘文裕，贺怀浦，都是嫌疑人。编派杨业之“短”，也不一定就是“作恶事”，也有可能是诸将明了五代十国以来阴谋拥戴的故实，故提醒太宗防患于未然。就像赵普屡屡提醒太祖“收兵权”一样。但这一次太宗没有“雄猜”，他自以为看人不会错，对杨业寄予了非常的信任。他不仅不信诸将的“谤书”，甚至还封了起来，转寄给杨业。这就像太祖将大臣们编派钱俶的奏章封存转给钱俶一样，是一种君臣相知的举动。钱俶当年受到感动，杨业也同样受到感动。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后来不幸被俘，誓死不降的原因，但也解释了为何晋北诸将更加嫉恨杨业的原因。　　太宗封还谤书给杨业，很像战国时魏国故实。　　那时，魏将乐羊征伐中山国，很多人怀疑乐羊，因为乐羊的儿子在中山。但魏国国君信任乐羊，将诸臣写给魏君的谤书封存起来，等到战争胜利，送给乐羊。乐羊看到这些谤书，才知道取胜敌国不算太难，难的是在一片猜疑声中，依然得到国君信任。　　到了大宋仁宗朝，名臣富弼对此杨业得到太宗信任事还有评论，他说：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这一番话说尽人性毁谤源于嫉妒之因，更说尽不信毁谤之难，尤其说尽君臣相知境界之不易。人类弱点之一是嫉妒。史上多少悲剧，因嫉妒而演绎。跳出嫉妒之外思考问题，就有了非同凡响远离平庸之境界，此境，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人之爱憎不同，慧根不齐，运程不一，面对嫉妒，有道者自有灵机。这是世间所有“教程”无法洞悉并传导的存在经验。一般来说，跳出嫉妒外，不在毁谤中，唯有爱深与智深。爱之深，没有嫉妒，不信毁谤；智之深亦然。太宗可谓智深。“神闲、气静、智深、勇沉”，古来成大事者，不离此四境八字。这是圣贤气象，也是大丈夫气象。　　边地大迁徙　　闲话表过，且说“雍熙北伐”东路军失利后，契丹开始向西部用兵。　　太宗了解到西路态势后，派出朝官枢密都承旨，也即国防总参谋部的一等秘书杨首一，到并州、代州，传令潘美等人迁徙并护送已经克复的山后诸州之民，到内地河南府以及附近诸州安置。当时统计，云、应、寰、朔诸州要迁徙的士庶总8236户，78262人，另有牛羊驼马40余万头。这个数据很珍贵，可以据此分析出山后的生活形态。譬如，辽阔的山后四州之地，只有7万多居民，这些人都属于沦陷区民众；每户约9人，可见与今日“三口之家”不同；每户约有牲畜5头，应该是畜牧为主。迁徙这些人到内地，一是为沦陷区民众提供一次“返回家园”的机会，另外也是“空其地”，掏光契丹此地租税来源的战略安排。8000户人家，7万多人，每人生产500斤粮食，方可满足基本生活资料和一般税贡需要，这样就有3500万斤的收获。赋税取中，按“什三”比例，契丹每年当从中获取千万斤以上粮食收入，牛羊驼马还不算，服役劳动还不算。故，大宋每有此类征战，占领原沦陷区，一般都要“空其地”。　　说话间到了农历八月，北地已经有了凉意，而契丹十万精甲铁骑，已经在萧太后和耶律斜轸等契丹名将的率领下，迫近了山后。　　萧太后动作之快，仿佛空降，让正在忙于迁徙民众的潘美、杨业来不及更多部署，前线已经传来消息：契丹行至山前时，知雄州贺令图遇敌，一战，败绩，南奔，耶律斜轸一直追击到五台地区，贺令图再战，再败，死者数万人。随后，蔚州空城也被攻下。贺令图与潘美一部试图救回蔚州，与耶律斜轸在飞狐大战，宋师再败。耶律斜轸乘胜进入寰州，于是，山后已被契丹占据大半。　　杨业正在安排部下将士护送边地民众内徙，闻听前线不利消息后，以副都部署身份向潘美建议道：“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现在敌寇兵锋越来越盛，我军不可与他们仓促对阵。朝廷给我们的命令是带领几个州郡的民众内迁，我们只要领兵护送民众走大石路（又称大石口，在山西大同附近，可通往代州），同时马上派人去秘密告知云州、朔州守将，等到我主力部队离开代州时，让云州的民众先走，我部屯扎应州。这样，契丹一定会调集全部人马来拦截。然后，命令朔州官民全部出城，直接进入石碣谷（又称石佛古，在代州），派遣强弩三千人陈列于谷口，以骑兵在中路增援，如此，则三州的民众，进入内地，可保万全。　　现在“重行推断”往事时，可以知道，杨业这个谋划，可能是紧急状态下完成“徙民”战略的较好方案。如果实现，可令山后一空，也可以令宋师整军而还，不至大败。　　但人性或智慧的差异在此时此地有了活剧演绎。　　杨业孤军奋战　　西路军第三把手，时任监军的王侁，不同意杨业的谋划，并语带讥讽地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你杨业带领数万精兵，居然恐惧懦弱到这个地步！不必，我军只要大大方方地去雁门北川，然后光明正大地敲锣打鼓直奔马邑。　　马邑，在今天的朔县，宋时的朔州东北。王侁的意思是：大军没有必要怕契丹，直接到朔州去接应民众南徙，我大宋不可丢了威风。　　时任军器库使的刘文裕也赞成王侁意见。　　杨业争辩说：“不可，必败之势也！”不行啊，你这方案看起来，那是必败的趋势啊！　　王侁应有冷笑，他回应杨业道：“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您素号“杨无敌”，那应该是很能打仗的啊！现在看到敌人，却逗留不前，又试图阻挠我等不前——莫不是您有别的志向了吧？　　大将潘美听着二位争议，不做判断，也不做仲裁。他听着，看着，不语。　　诸将也无人为杨业辩护。　　也许在窃窃私语中，有人在说杨业“怕死”之类的话头。　　孤零中的杨业应该一瞬间明了了眼下格局的凶险。战未起，败局已定，而我杨业乃是西路军中一个“外人”而已。　　杨业很平静地说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我杨业并非逃避战死，实在是因为时机不利，如出战，白白死伤士卒，还不能立功。现在各位既然责备我害怕一死，我来做一个先死者好啦！　　杨业并没有接过王侁“得非有他志”这般狠话解释。　　于是，按照王侁意见，带领本部兵马从石峡路（今属山西代州）趋赴朔州。　　但如何在未来的败局中拯救于万一？出发前，杨业应该有了短暂的思考。在诸将送行中，杨业看着主帅潘美，一股冰冷的寒意袭来，不禁有了英雄泪。他哭泣着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这次出行一定不利！我杨业乃是太原过来的降将，按应当应分的规则，我应该被处死，但皇上不杀我，还让我做了边帅，授给我兵权。这次我提出避敌锋芒的意见，不是放纵敌人不去打击，实在是因为想寻找战机，来立一点小功以报国家给我的恩典。现在诸位责备我临敌而逃避，我杨业只好先于诸公战死。　　说罢，杨业指着附近一个叫陈家谷口的地方对送行的将军们说：“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各位，拜托，请在这个地方安排步兵和强弩，作为我的左右翼来支援我。等我转战到这里时，请就以步兵夹击敌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这部下所有将士一个活着的都不会有啦！　　潘美认为杨业这个意见有理，就与王侁领麾下将士在陈家谷口列阵设伏。　　杨业拜泣，悲壮而去。　　王侁让人在附近一个叫托罗台的高地张望，观察杨业的归路。此地地势甚高，可以看出十几里地开外。瞭望哨观察了几个小时，传来一个消息，说一直没有看到敌人。王侁琢磨了一阵，以为杨业正在遥远地追击敌人，那么就是敌人败走了。想想击败契丹的机会也许来了，立功也许就在此刻。于是率领自己麾下将士离开谷口，准备追击。史称“美不能制”，潘美不能制止王侁这个举动。王侁带兵沿着一条河流行走二十里地，听到前方报到“杨业已经败了”，于是赶紧带着兵马退却——实际就是逃跑了。　　而杨业已经陷在预料中的包围圈，正在与契丹苦斗。　　原来，耶律斜轸侦察到杨业率军已出石峡路，当即派遣副部署萧挞凛率精锐安排伏兵，耶律斜轸自率部分老弱做迎战态势。　　这位萧挞凛，乃是契丹名将。《辽史》对他的评价是“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少年时代有敦厚气象，才气胆略不俗，而且还通晓天文气象。他是大宋天敌。其威名似乎仅次于耶律休哥。他不仅擒获大宋名将杨业，还曾在以后的战役中擒获大宋遂城守将王先知、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在真宗一朝，是宋师最为恐惧的契丹名将。也是他，曾经征服高丽，令高丽在很长时间里对契丹俯首称臣。但这个世界上有不怕他的人，那就是大宋名相寇准，若干年后，这位令人谈虎色变的契丹第二战神，在寇准的部署下被大宋强弩射中，一命呜呼。他的死，直接促成了澶渊之盟。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杨业，一见耶律斜轸安排的阵势，即知道敌寇在诱敌，但势已至此，是毒酒毒药也得吞了，于是鼓足勇气向敌阵掩杀过去。耶律斜珍果然佯败而退，杨业追击中，萧挞凛伏兵四起；耶律斜轸再率诸军回击，杨业不敌，领兵且战且退，到了一个叫狼牙村的地方暂时获得歇息。稍事休整后，继续斗战，从日中直到日暮，在千难万难中，有意识地将契丹引入陈家谷口。　　这个时候，如果有潘美或王侁一部伏兵在，整个西路军的败局还可以挽回。但是没有，一个大宋士兵也没有。王侁跑了，潘美也不见了。　　杨业四处寻找当初说好了的大宋援兵，没有看到，于是知道最后的结局不可避免，于是有了末路英雄的捶胸痛哭。但英雄就是英雄，他擦干眼泪，聚合起跟随他多年的将士，做最后的抵抗。　　杨业身中数十处创伤，帐下将士几乎伤亡殆尽，但老将军仍然斗阵不止，就像当年太宗围太原，北汉主已经投降了，他还在据守城池一角，战斗不止。杨业负伤之后，还亲手格杀数十百人。战马已经受伤，不能继续骑战，杨业骑着瘸马暂时藏匿在一片树林中。　　杨业为人忠烈武勇，有智谋。平常练习攻战时，常与士卒共甘苦。晋北之地很是寒冷，一般人都要身披毛毡毛毯，但杨业却穿着单薄，露天而坐，治理军事，旁边连个火炉都没有。服侍他的人往往都冻得受不了，但他却面色怡然，好像没有感到寒冷的样子。他为政简易，被部下吏民所爱戴，管理士卒也有恩典，所以得到士卒的死力，人人愿意被他所用。杨业最后的时刻，还是不忘记士卒的前途。退守树林后，杨业身边还有百余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　　你们各有父母妻子，跟着我一块死，没有什么益处。可以趁敌阵空阔之地奔回，向天子去报告怎么回事。　　但是士卒人人感动而哭泣，却谁也不肯逃跑。于是这些英雄全部战死，无一人生还。　　“困兽斗”　　杨老令公，史称“不知书”，并不读书，但他深明大义，内心自有“华夷之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祖赵匡胤时代，讨伐太原，契丹派遣南大王来援助北汉，屯兵于太原城下，当时还叫刘继业的杨业，对北汉主说：“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太原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契丹人贪利而无信，以后一定会袭取我国。现在来的这些救兵骄傲而没有防备，我愿意去袭取他们，一战而胜，可以收获战马数万匹，将这些战利品，并我太原之地，归附中原大朝，这样能使我们三晋人民免于战火，陛下也可以长享富贵，不是很好的事吗？　　北汉主当初没有答应他的这个意见。　　但契丹应该知道杨业有此心，故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仇恨。　　藏在树林中的杨业被契丹名将耶律希达发现了战袍的影子，一箭射来，将马射翻，契丹兵围过来，杨业身边只有儿子杨延玉、岳州刺史王贵二人。他俩在杨业身边，奋起保护杨业，做绝望中的困斗。　　萧挞凛应该对杨业心生敬意，他扬言不得杀害杨业，传言军中一定要“生擒”。　　杨延玉在斗战中被杀。　　王贵失去兵器，在地上捡拾羽箭，张弓射杀了几十契丹兵。史称“矢尽，张空拳，击杀数十人”，羽箭全部射光了，张开两只空拳，与近身的契丹兵近距离搏斗，这样，又击杀了数十人，最后遇害。　　萧挞凛最后走近杨业。　　我想象中，杨老令公已经无法动弹，被抬上担架。　　杨业被俘。　　耶律斜轸来见担架上的杨业。　　我猜想两人应该有过短暂的互相打量。　　杨业在打量这位契丹新任命的“山西路兵马都统”，耶律斜轸在打量这位号称“杨无敌”的大宋“西路军副都部署”。耶律斜轸应该想起了杨业当初鼓动北汉主袭取契丹援兵，而后夺取战马，投降宋太祖的故实，于是责备杨业道：“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何面目相见？”你跟我国角斗胜败算起来有三十年了吧？现在有何面目相见？　　史称杨业“但称‘死罪’而已”。　　杨业自称“死罪”，可以理解，这是设为敌寇之言，在契丹一方看来，杨业自然就是“死罪”。这也是军人的一种风度。与宿敌无法沟通，不必沟通，沙场被俘，一死而已。　　耶律斜轸很有俘获杨业转为契丹所用的意图。但杨业不这样想。他随后叹息道：“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于异地！”天朝皇上待我甚为优厚。我也期待着能够捍卫边境、击破贼寇，来报效国家，没有想到被奸臣王侁之辈所嫉妒，逼着我来赴死，最后导致王师败绩。如此，我有何面目在异地求活？　　耶律斜轸不想让杨业死，但杨业求死，于是绝食绝水，三天后，死去。　　太宗赵炅听说了杨业的死讯，甚为痛惜。当他了解到战役经过，了解到陈家谷口伏兵无故撤离的事实后，下令连削主帅潘美三级官职，王侁除名，落籍为民，刘文裕发配登州。——后来这些处罚又有从轻发落的改变。　　杨业则赐太尉、大同节度使，抚恤其家，赠布帛千匹、粟米千石。还安排了杨业的儿子杨延朗提升官职。　　英雄王贵，他的两个儿子也做了安排。